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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蜀都杂抄》，（明）陆深撰。蜀地人有许多奇特的姓氏。如今《百家姓》被认为成书于宋朝，所以开头列赵、钱、孙、李，表示尊奉国姓。我朝的《千家姓》也以朱姓开头，奉承天运兴起之意。然而没有见到姓“天”的人，而蜀地的姓氏有些出在这两部姓书之外。自魏晋以来，选取人才看重门阀，因此姓氏尤其受到重视。唐朝重视八姓，议论宰相人选也以此为依据，甚至不许他们同其他姓氏通婚。八姓以下，共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年间也有《千姓编》。雁门人邵思撰写《姓解》，则分为一百七十门，竟列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汉代颖川太守聊氏又有《万姓谱》。古代的姓氏流传到今天的已经很少了。考察《左传》的说法，因出生而赐姓；因分封土地而命氏；还可以用字、谥号、官职、封邑来命氏，只有这五种情况而已。峨嵋山本来是因为两座山相对，形状像蛾眉，所以得名。“峨嵋”的“嵋”字应当从“虫”，不应当从“山”。月竹，是嘉定州的特产，每个月都会生笋。我们松江郡的名称，本来是因淞江而得名；那里地势低洼，常常发生水灾，于是便改“淞”为“松”来建立郡名。吴淞江，就是今天吴江宝带桥一带，也叫松陵。眉州有一条江也叫松江，就是蜀江分出的支流，流过州城后同醴泉江汇合。嘉靖十五年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癸丑，四更的更点将尽时，发生了三次地震。第一次震动时，房屋发出声响，鸡犬都叫了起来，随后又像有天鼓从西北向南方传来。几天后得到报告，只有建昌受灾尤其严重，城郭和官署房舍全都倾倒，死了几千人，都司李某也死在其中。蜀都大体上雨多风少，所以竹子和树木都长得挺拔高耸。杜甫说“古柏二千尺”，有人讥笑它写得又瘦又高。诗本来就有夸张放言，但总的说来，蜀地出产的树木确实和别处大不相同。若说“柏树森森”，只有蜀地才是这样。所谓高大的树木多得像山一样，也只有蜀地才是这样。杨柳上寄生的植物很多，形状像冬青，也像紫藤，经过冬天也不凋谢。春夏交替时开紫花，花落后散满地面。省衙门前有几株，冬月望去，荣盛和枯萎各不相同。峨眉山周围绵延千里，高八十里。山中有奇异的光彩，每逢天气晴朗、云气涌起时，浩荡如银色的波涛，光芒呈五彩，形状像车轮，民间说这是佛显现了。半夜有闪烁的光从天边而来，又称为圣灯。光相寺在大峨峰的绝顶，登上那里，遥望西方天空，可以看见雪山。又有一种说法，山中有一种小鸟，像鹪鹩，鸣叫声类似人说话。还有一种说法，从白水登上山顶要走六十里。峨眉是古今的胜地。山中的光彩像虹霓一样，常常出现在云彩和阳光相互映照的时候，这就是民间所说的佛光。我从陕西进入四川时，陕西巡抚黄都宪臣伯邻对我说，他过去任四川辖区官员时，曾亲自登山观看佛光。佛光还没有出现时，先有鸟飞过，仿佛说：“施主发了善心，菩萨来了。”佛光散去后又出现，鸟发出声音说：“施主布施了，菩萨走了。”他又捡到山中的白石，大小都呈六棱形，照射时发出光彩，怀疑佛光就是这些石头造成的。按道理也许确实如此，但鸟叫又是怎么回事呢？近来余编修承勋、懋昭对我说，他曾跟随杨修撰慎、用修在山上住了两夜，登上绝顶也看见了五色光，俯视时光在云壑之中。他关于白石的说法同黄都宪相同，只是说鸟叫声只有三个字，好像说：“佛现了。”这种鸟像麻雀但稍大一些，只有三只，没有其他种类。三只鸟飞进佛殿，曾经到僧人那里吃食，但没有见过它们繁殖成长。站在佛殿向西望去，可以看见三座山峰插入天空，都积雪如银。每天太阳落下时，山峰顶上便能看见殿中点灯。有人说那是西域的昆仑山，难道就是所谓日月互相遮掩映照，形成昼夜的地方吗？夏天太阳从北峰西边落下，冬天从南峰落下，只有春秋之间从中峰落下，这一点没有差错。西域距离这里还很遥远，恐怕人的目力难以达到。如今从省城向西望，也有雪山高耸出来，天气晴朗时可以看见，只是层层相接不过三百里罢了。宋代田锡作诗说：“高高百里作一盘，八十四盘青云端。”难道是用极高来追求更高吗？苏东坡也说：“峨眉山西雪千里。”如今峨眉山在省城东南三百多里，而从城楼登高远望还看不见。总的说来，说山高八十里、登山六十里的说法比较接近实际。同年安给事盘，字公石，撰写州志时也说，有白石像泰山的狼牙石、上饶的水晶一类，把它放在阳光的缝隙中，就会发出五色光；放在太阳正中照射处反而没有光。僧人说，所谓佛显现，就是这种石头。近来我找来观看，发现它很像水晶。嘉定人高任在《说禽言》中也说：“施主，佛显现了；施主，请回去。” 夹江县的伏龟山有仙掌洞，如今所称的紫府洞就是它。那座山上的云常常呈五色，黄色位于其中，这也属于佛光一类吗？蜀中以山水著称的地方有嘉定，自古以来就有名人居住在那里。汉代有扬子云，晋代有郭景纯，唐代有李太白，宋代有苏东坡、黄山谷、晁公武。咸淳年间，文尚忠，字敦诗，隐居在夹江，喜爱县西山水的胜景，于大观堂旁修建两座亭子，亭前面对翠岭，下面俯视大江。有空时就系船捕鱼，准备酒菜，邀请因避乱来到此地的名人，一同登山临水，饮酒吟诗为乐。五块石在今天万里桥的西面，其中一块插入地下，上面叠着四块方形石头。有人说石头下面有一口井，传说把它当作海眼。它的南面就是汉昭烈帝陵墓，我怀疑这是当时修建陵墓时剩下的石料。嘉定州的金银冈，也有所谓五块石。黎州安抚司内，小厅东面有一株梨树，高九丈，树围九尺。州人取它的枝条嫁接果树，难道黎州就是因梨而得名的吗？州人称它为三藏梨，传说唐僧西游时把锡杖插在这里，说将来州治会建在这里。恐怕这不是事实。古人所说的黎杖，黎就是苜蓿；将它养过霜雪，经过一两年，根部挺直，长出像鬼脸一样的纹理，可以制成手杖，取的是它轻而坚硬，并不是梨木。嘉定州有一种鸟，一名叫山和尚，一名叫雨道士，这两个名称很适合组成对偶。《大藏西域记》说，阿耨达池在香山以南、大雪山以北，周围八百里。向东南流入海的河叫殑伽河，向西南流入海的叫缚刍河，向西北流入海的叫徙多河。又有一支潜流在地下，从积石山东北流入海，成为中国河流的源头。阿耨达，汉语意思是“没有烦恼”，似乎指的就是所谓星宿海。殑伽，汉语意思是“天堂”。缚刍，汉语意思是“青”。徙多，汉语意思是“冷”。

译梵文的分类很细。比如把果实分为五类：枣、杏等叫核果；梨、柰等叫肤果；椰子、胡桃等叫壳果；松子、柏仁等叫桧果；大小豆等叫角果。“核果”和“壳果”容易理解；“肤”就是皮肤，意思是果皮可以食用。“角”在汉语中也叫豆角。只有“桧”比较深奥。考察字书，“空外反，粗糠皮谓之桧”，难道是取义方面，华语和梵语不能没有相通之处吗？金朝王予可南云咏西瓜的诗说：“一片冷裁潭底月，六湾斜卷陇头云。”这件事还发生在元世祖之前。“深淘滩，浅作堰”六言石刻在灌县，传说认为这是秦代李冰开凿离堆、使蜀地得到水利时所作的。恐怕是后人所刻，并不是古代的诗句。至于调节、疏导水利，没有比这两句话更好的了。蜀城称为芙蓉城，传说始于孟氏。如今城上间或栽有几株，两年才开一次花。我正好巡视查看时看到了它们，花全是浅红一种颜色。花朵也衰败憔悴，远不如吴中芙蓉花色彩繁盛。支机石在蜀城西南角石牛寺旁，露出地面直立着，高约五尺多，石色微微发紫。靠近地面的地方有一个凹窝，旁边刻着“支机石”三个篆字，看起来像唐人的书迹，想来它曾经横放过，所以刻字也按横放的样子安排。关于它的故事本来荒唐，这块石头大概是附会传说而来，但也确实是旧物。天涯石在城东门内宝光寺东边的旁侧，有亭子覆盖着它。旧志认为它在宁川卫李小旗家。询问蜀地人，没有人能详细说清它的来历。我猜它也和万里桥一类，是行旅之人用来标志远方的。石头顶部尖而略钝罢了。除复姓之外，还有三字姓，如侯莫陈、费也头、吐谷浑之类；至于自死独膊、井疆六斤等四字姓，都是夷狄的姓氏。中原没有多余的语词，一个词就表达一个意思；夷狄多用繁复的词语，要说好几个词才能表达一个意思。有人说，中原使用文字，字形有固定形式；夷狄使用声音，声音有长短变化。太阳运行在黄道上，月亮运行在月道上。月道与黄道相交，月亮在黄道外运行十三日有余后，进入黄道，这叫交朔。月亮运行一周，经过二十九日五十三分便与太阳相会，这叫合朔。“正”字是由“一”和“止”组成的文字，前代有很多人避讳使用它，例如齐文宣帝的儿子。李侍御凤翔号五石，因为他的居所靠近五块石，所以这样称号。我询问成都石笋的遗迹，五石所指的就是五块石，同杜甫所作《石笋行》并不相符。又有人说，五块石是南笋，天涯石是北笋。永嘉人林石介夫，流连于泉石之间，修建萱堂来奉养母亲。有客人来时，就用竹床、瓦豆，备好酒菜招待他们。美好的山水没有一处不去，唯独郡县不去。宋宁宗嘉定十三年，兴元军士张福和他的同党莫简发动叛乱，以红巾作为标志。我曾经想把今天的州县逐层向上追溯，使它们同《禹贡》中的命名相会合，并且把古今地名离合、迁移、改变的实际情况写成一部书。宋代浦江人倪仆，字文清，曾撰写《舆地会元志》四十卷，可惜当时以布衣身份著书，力量不足，无法流传。他在自序中说：“如今的读书人大多急于求取利禄，专心致力于时文，所以不懂的人不肯看，懂的人又没有时间看。”他的话也令人悲哀。抚州出了两位大儒，前有王荆文公安石，后有吴文正公澄。假如王荆公没有经历熙丰年间的事情，吴文正公保持了不出仕的节操，他们都可以成为程朱一类的人物。王荆公处在宋朝国运将要衰落的时候，所以酿成的祸患很多；吴文正公处在元朝国运正盛的时候，所以享有的福分很大。这些士人不能用成败来评判。范文穆公成大在宋孝宗时被起用，任祠部知处州。他在朝廷回答皇帝问话时，论述力量所能达到的有三种：一是日力，二是国力，三是天力；如今却把这些力量全都耗费在空洞的文辞上。不知道他当时具体指的是哪件事，但后世读到这段话，会让人流泪。《进宋史表》有人说是欧阳玄所作。其中最警策的，是说声势和仪容盛大而武备衰弱，议论、谋划很多而实际成效很少；不如说“议论很多而成功很少”，语意稍显浑厚完整。写到齐国灭亡后访求王孎，于是还保存了秉持节操的臣子；楚国灭亡后评论鲁公，足以怜惜这个守礼的国家。文章温厚典雅的旨趣，尤其显得和蔼。一时的史官如张翥、吴当，都以博学通达著称，危素也参与其中。姚牧庵燧在《送畅纯序》中称述，先师赞赏畅纯的文辞，却告诫他说：“弓箭这种东西，是为了防备盗贼；如果盗贼得到它，也会用它对付人。文章固然是使士子扬名显达的利器，但如果先取得了一世的名声，将来拿什么来应付别人役使、请求的事情呢？不是合适的人却把文章给他，和不是合适的人却拒绝给他，罪过是相同的。这不是周全处世的道理。”这番议论极为痛切。牧庵曾向刘静修受业，先师必定就是静修，但如今刘静修的文集中没有这段议论。“岷嶓潜沱”的含义很难解释。如今蜀地山脉连绵延展，凡是位于左边的都称为岷，位于右边的都称为嶓；凡是从岷山流出的水都称为江，从嶓山流出的都称为汉；江水分流后重新汇合的都称为沱，汉水分流后重新汇合的都称为潜。我恐怕这属于地方方言。因此岷山又称汶山，如今的汶川就是这样。汉水又称漾水，有时称沔水，有时称羌水。如今沿汉水向东，有宁羌州，有沔县，再向东有洋县，就是古代的洋州。洋、漾两字读音相近，难道都是因汉水而得名的吗？考察《华阳国志》的记载，汉水有两个源头：东源出自武都氐道县的漾山，因此称为漾水，《禹贡》所说的“流漾为汉”就是这个意思。西源出自陇西嶓冢山，汇合白水，经过葭萌流入汉水。最初的源流称为沔水，所以又称汉沔。楠木树干粗大而材质优良，它的枝叶也繁茂秀美，值得观赏，成都人家多在庭院里栽种。有些楠木排列成行，枝叶好像彼此回避一样，因此称为让木。文潞公诗中所说移植到虞、芮之间的树，就是这种树。

译成都学宫前的绰楔上题着“神禹乡邦”。我刚到成都巡视学校时，看见这句话就产生了疑问。过去尧、舜、禹相继兴起时，冀州应当是中原两河之间的地方，那里受到他们的声教，但当时的地理范围还没有扩展。又过了很多年，周朝才开始把江汉地区纳入教化之中。到了秦朝强盛以后，蜀地才同中原交通。至于传说中的蚕丛、鱼凫、鳖灵、望帝，他们的文物制度尚未完备，而且处在周朝衰落的时代，由此可知蜀地先民的情况。禹的都城在今天的安邑，鲧确实是四岳封为崇伯的，崇就是今天的鄠县；那里距离蜀地十分遥远，禹怎么会出生在这里呢？《新志》也对此表示怀疑。我询问当地人士，他们都说禹出生在汶川的石纽村，禹穴就在这里。查考《旧志》，其中称引《唐元和志》的话说：“广柔县有石纽村，是禹出生的地方，以六月六日为降诞日。”这大概都是巫觋之人的传说。到了宋代，计有功撰写禹庙碑文，才大书特书道：“崇伯娶有莘氏之女，治理洪水，走遍天下，而禹就出生在这里。”这话很没有根据；有莘氏嫁给鲧的事，在经典中也没有明确记载。考察“莘”地，就是今天的陈留，和崇地相近，鲧娶有莘氏之女或许有可能。鲧作为诸侯，有自己的封地和守土之责，治水九年没有成效，而且多在黄河以北，今天各处所称的鲧城就是这个缘故；他怎么能够治理洪水、走遍天下呢？又怎么能带着妻室家属随行到石纽这样的荒远之地呢？我对此也感到怀疑。即使是计有功也说：“考察人事，按道理或许是这样。”这本来就是表示怀疑的话。这个说法一定是承袭了《元和志》的错误，后来各种说法就更加纷乱了。虽然这件事对实际事务没有什么增益或损害，但蜀地的旧事不能不加以辨析。考察扬雄的《蜀都赋》，只说禹治理蜀地的江水；左思《三都赋》所描写的人物，奇异的有司马相如、严君平，文才出众的有王褒、扬雄，怪异的有苌弘、杜宇，僭越称号的有公孙述、刘璋，全都列举了，唯独没有提到禹出生在蜀地，难道是遗漏了吗？到了宋代，王腾为左思的说法抱不平，作赋进行辨析，文辞锋利至极；他也说岷山导引江水，经过禹的遗迹，又说鲧是父亲、禹是儿子，这不过是关于人伦关系的辨析，也没有说禹出生在什么地方。再考察《华阳国志》的记载：禹治理洪水时，命令巴蜀归属梁州；禹在涂山娶妻，辛日壬日成婚，到了癸日甲日便离开，生下儿子启，听见孩子呱呱啼哭也来不及看他，三次经过家门却不进入，专心致力于拯救当时的民众。如今江州的涂山就是这个地方，那里还保存着帝禹庙的碑铭。《华阳国志》是晋代常璩所作，可以说广博典雅，何况他又特别留意蜀地的人才贤者呢？但他也没有说禹出生在蜀地。如今只是凭石纽有“禹穴”二字来作证明，又怎么知道不是后人刻写的呢？禹穴其实在今天的会稽，那里还有窆石。古人所说的“穴”，是众多词义中的一种，指居处。禹治理水土时已经担任司空，恐怕不会住在洞穴里；如今称为“穴”，大概是指葬地，而不是出生地。《古今集记》则说，岷山的水源分成两支，正南流入溢村，到石纽后经过汶川，这就是禹疏导江水的地方。这样说来，石纽大概是禹治理江水的起点，并不是说禹出生在那里。再考察涂山，也有几种说法：江州就是今天重庆的巴县，那里有一座山叫涂山；凤阳的怀远，古代叫钟离，那里也有涂山和启母石。江州是禹治水经过的地方，钟离距离帝都较近。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才对？苏鹗又说，涂山有四处，都是禹的遗迹，并且指会稽和当涂等地。宋景濂的游山记写得很详细，但也不能作出判断。孔安国说，涂山是国名，不是山名。《史记》记载启是禹的儿子，他的母亲是涂山氏的女儿；这样看来，涂山又像是姓氏，就像今天所说的司马氏、欧阳氏一样，恐怕也不是国名。我姑且把这些疑问附记在这里。我曾听前辈说，本朝的国体与前代不同，有三件事。第一，是把北虏视为不可一天忘记防备的对象。汉、唐的旧例，只是把他们驱逐出境罢了；如今得到户部的移文，开头就称：宣府每年耗费银九十二万五千九百余两，大同每年耗费银九十九万二千四百六十余两，辽东每年耗费银三十九万四千八百七十余两，延绥每年耗费粮料五十二万一千三十六石有余，宁夏每年耗费粮料五十三万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万九千六百余束，甘肃每年耗费粮料六十九万七千六百有余，草五百二十万三千八百五十四束。大约每年耗费四百余万，而临时用兵的费用还不在其中。如今皇上大兴土木的费用，最近从工部的总计中得知有九十余万。仅大木一项，四川已经用去九十万，还需要九十万才够。四川百姓的民力实在值得怜惜。贵州金竺长官司有一座僧寺，名叫罗永庵。有一个僧人在墙壁上题写了两首诗：“风尘一夜之间忽然向南侵袭，天命在暗中转移，四海人心也随之改变。凤凰返回丹山，红日已在远方；神龙归入沧海，碧云深处幽远难寻。紫微星垣呈现征象，群星仍然环拱；山中更漏无声，水自悄然沉流。遥想今夜禁城中的月亮，六宫仍在盼望翠华到来。”“读完《楞严经》，连磬都懒得敲；笑看黄屋寄托于围瓢之中。向南来到瘴气弥漫的山岭，千层山路遥远；向北遥望天门，相隔万里。骑着劣马久已忘了飞驰的凤辇，身上的袈裟刚换下了衮龙袍。今日百官都不知在何处，只有群乌早晚前来朝拜。”人们知道这说的是建文君。那个僧人于是躲避离去，这两首诗至今还留在庵中。卫方伯正夫传述了这件事，我随手记下它，用来作为一种说法的备考。《蜀都杂抄》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代陆深撰写。陆深的《南廵日录》已经著录于前；这部书是陆深任四川左布政使时所记录的蜀中山川和古迹。其中论述峨眉山时，应当写作“蛾眉”；又竭力辨明禹生于石纽是《元和志》的错误，很有见识。其余内容大多是随笔札记之文。（《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