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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觚不觚录》　　（明）王世贞撰 孔子说：“觚不像觚了，还是觚吗？还是觚吗？”大概是感伤觚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觚了。所谓削去方形改成圆形，砍削朴木雕刻成华饰，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孔子又说：“我还赶得上史官对史事有所阙略、不强行补写的时代；有马的人还肯借给别人乘，现在这种风气没有了吧。”他作《春秋》时脱去左骖来助丧，大概都是寄寓着微妙的旨意。我从十五六岁起稍稍懂得人事，超过二十岁入朝做官，几次受挫又几次起用，直到归田，如今将近六十岁了。高岸变成深谷，江河向下奔流。觚已经不像觚了，还有多少东西可以辨认呢？闲居无事，偶然推想这些事情，便把它写下来。大的有朝廷典章，小的有乡里风俗，甚至一器一物这样细微的事情，都没有不令人感慨叹息的。至于今天正确、过去错误，以及不像觚却又被称作觚的事，原本一百件中也不能剩下两三件了。写成之后，便题名为《觚不觚录》。本朝边疆将帅，没有官位超过宫保的；官做到左都督便止。有人因斩获首级功劳多，就加以录用并赐给荫恩；功劳再多，就封为流伯；更多的，就在流伯爵位上增加岁禄；再多的，才允许世袭，有的做到伯爵以后才加宫保。嘉靖年间，阁臣不熟悉典章旧事，开始给大同总兵梁震加太子太保，接着又给大同总兵罔尚文加太保；锦衣卫缇骑统帅，也被接连推荐加授少保，直到太保。总兵不过是身披兜鍪的武将，缇骑统帅不过是三衙中执杖的武士，却冒然承担调和阴阳的重任，不也是极大的羞辱吗？这件事是可以整顿纠正的。隆庆即位后，恩诏规定，文职五品以上因礼制而致仕的，晋升一级官阶。于是，致仕的尚书和左右都御史，都腰系玉带；侍郎至按察使，都腰系犀带；佥都御史至知府，都腰系花金带；佥事、郎中、府同知，都腰系金带、头戴褐色帽。大概这件事渐渐传到宫中。一时间，八座诸公尤其不平，说我们这些人任职还不满九年，尚且不能晋王爵，而那些因不称职退下来的人，竟然就能佩玉吗？于是言官申明此事，说尚书任期未满初考时晋一阶，只应称为资政大夫；考满而授资政大夫的，只应称为资德大夫；授资德大夫的，才可以称荣禄大夫，并得以更换服色。以下各级也都依此办理。因而通行天下，裁定改正，但那些佩玉、佩犀、佩金的人仍旧如此。我私下不敢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我认为，所谓阶，是所称的大夫名号；所谓级，是品级。必须跨过一品，才叫升一级。如果只在本阶内升，那么所谓升一级和升俸一级，究竟应当指什么地方呢？况且考察历代祖宗的恩典，也都是这样。我曾偶尔和故相华亭公以及三公，即起草这道诏书的人谈起此事，他们回答说：“您的意见是对的。当时确实是把它当作国家宽大的恩典，只是那些因被弹劾、考察而致仕的人，不应当援用这一恩典。” 此后新郑起草赦诏，只说晋升本阶一级，于是致仕在家的臣子中能够蒙受恩典的就没有几个了。然而诸公彼此抬高身价的做法，仍和从前一样。有一名南兵部署员外主事因考察而离职，有一名知州被革职，忽然都连升两阶，称为朝列大夫。有一名府同知，因恩诏过了半年又被考察罢职，也署名为朝列大夫。金紫服色堵塞道路，见到的人都气愤得握腕，却又无可奈何。那位知州因为晋升官阶而高兴，他的弟弟也是大官。忽然笑着说：“可惜世宗不多次颁赦，否则我的哥哥也将腰系玉带了。”又听说，过去有一名输粟得授的指挥使，先后四次看到恩诏，便每次刻一方牙章，最后一方刻着“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这两件事，足以使那些主张晋升官阶的人捧腹大笑。再说，国家对于大计、京察尤其重视，对惩治贪官更为严厉。所以每逢恩诏，对于戴着官帽束着腰带而闲住、致仕为民后又恢复官职和服色的人，必定注明“不系朝觐考察”。可是壬午年的诏书起草时，当事人为了矫正前人的苛刻做法、收拢人心，竟然删去了这句话。于是那些囊中金钱堆积如山、把人的性命视如草芥的人，簇拥着车盖，得意洋洋地行走在乡里之间。南京六部和都察院的长官，嘉靖以前，有请求退休以及被起用却推辞的人，往往奉旨不准，并称其为“卿”来挽留。只有下交吏部议覆时，才不得不直斥姓名，以决定去留。嘉靖末年直到近世，只有林尚书云曾有一次被称为“卿”，并且还有褒奖的话，这是特殊的恩典。其他如吴、万二公，都是原来的大宗伯；吴公又位居少保，属于三孤，却都被交给吏部直斥姓名，反而把这种做法当成旧例，实在不知道这并不是旧例。成化以前，各边挂印总兵，即使是都督佥事，也没有不称“卿”的。正德以前，侯伯担任总兵，也没有不称“卿”的。近年却因为李宁远开府，封戚将军为三孤，便直斥姓名；严重的只称“尔”，恐怕也不是旧例。嘉靖遗诏中关于抚恤、录用因言事获罪诸臣的内容，虽然仿照改元诏书的旨意，却是收拾人心的最好办法。可惜吏部奉行此事的臣子不熟悉典章旧例，仓促奏请，不能没有差错。比如给熊太宰浃加少保，少保属于三孤，并不是吏部所应当议定的，这是第一处差错。对于获罪的臣子，应当斟酌其事情的轻重、内情是否切实，以及是否出于真心赤诚，然后决定抚恤的程度。如今却只以所受祸患的轻重为标准，以致郭丰城得到的抚恤反而优于杨富平，这是第二处差错。翰林、春坊本来各有相应的官阶和职名可以赠授，现在却把赞善、修撰都拟为光禄少卿，这是把他们置于外任官之列了，这是第三处差错。都给事中、御史只赠为通政大理丞；那些因有遗误而由抚按官题请的人，却越级二级。太常少卿等致仕官，也照此办理，这是第四处差错。此后言官所举荐的，尤其多有遗漏。例如石文介瑶，原本以少保致仕，却称为太子太保；彭襄毅泽，原本因致仕而加少保，也称为太子太保，因此又追赠少保；林贞肃俊，原本因致仕而加太子太保，却只称刑部尚书，因此又追赠太子少保。如今只有林公的名号得到改正。杨文忠任一品官满十二年，加太傅，他坚决推辞，最后只加了其他官阶。他又和蒋文定一同封伯，也坚决推辞而止。杨文忠不应只加太保，蒋文定也不应只加少师，这就是执政者的错误。阁臣兼任部院长官，并不是旧有规制。焦泌阳掌管吏部不过几天，李余姚也没有超过几天。严常熟因为等候郭安阳，已经掌管了两个月。严分宜、徐华亭掌管礼部，也都是等候继任者，所以张永嘉掌管都察院时，未尝不推举他人代任。只有高新郑以代理身份掌管吏部，起身入阁参与阁务，前往内江时又兼掌都察院，于是体制大为败坏。高新郑把吏部当作凤池，直到升为首辅也不忍放弃吏部而出任其他职务，反而斥责牵涉此事的人。而报允真足寒心，虽勉强起用原吏部尚书杨蒲坂来堵住众人的口，却不把原来安排给他的兵部职位还给他，也很奇怪；这是袒护荆州一派的大变故。

译高帝不希望勋臣武将荒废骑射的旧习，所以即使是公侯这样的最高爵位，出门也必须骑马，上下都不用床杌。嘉靖年间，开始用肩舆表示优礼。郭翊国、朱成公因护卫皇帝南巡而获准乘肩舆，后来便赐予他们作为平常乘坐之物。崔京山、张英公、邬、谢二都尉，以及方安平，也因此获得同样待遇。勋戚做到保傅，而且年老体衰，这样做还可以。陆武惠、朱忠僖不过以锦衣卫缇骑统帅的身份，却使用内坛供俸，也得以混在其中，我私下恐怕这不是高帝的本意。万历甲戌年，我以太仆卿的身份入朝陪祀太庙，看见皇上从东阶登上去，而四名大珰都戴五梁冠、穿祭服随从。我私下疑惑，高帝规定内臣平常穿纱帽，和群臣不同；也不许他们使用朝冠服以及幕头公服，怎么会有穿祭服行礼的制度呢？我曾把这件事告诉江陵公，问这件事始于哪一年，江陵也不知道。后来询问前辈，他们说嘉靖年间也没有见过内臣使用祭服。然而考察历朝实录，都记载派遣内臣祭祀中溜之神。这一定是隆庆、万历年间，大珰奉命在宫内举行中溜礼时，便自行制作祭服随同祭祀吧。可惜言官不能举发纠正，竟坐视这种僭越妄为形成。亲王身份尊贵至极，在朝廷内外文武大臣那里投递名帖、写信，有的称“王”，有的称别号，都不写姓名。只有如今的鲁王一概写出姓名，虽获得恭顺的声誉，但有见识的人颇以为不合体制。自严分宜执政后，亲王没有不写姓名的。到了江陵执政时，又没有不称“晚生”的。那时承袭封爵的人，也没有不称“门生”的。江陵安葬父亲完毕回朝，经过襄阳、南阳二府，两个亲王前来迎接并投递名帖，还设宴挽留。双方都以宾主身份坐在上座，长揖行礼，彼此没有丝毫等级差别。至于陶仲文经过徽州时，徽王自称弟子，俯伏下来亲吻他的靴鼻；宴会时一定陪坐，送行时还要等他登上轿子，这就更加奇怪了。赵少保督军经过自己的家乡时停留，我说：他在台署坐一天，在家中坐两天。司道、守令、将帅等候拜谒行礼；他每次出门等候宾客时，必定让两名刽子手站在前面，一动也不动。胡少保罢官后回到绩溪乡居。每次进入县城，必定使用鼓吹，旗帜在前面引导；拜见县令时，要乘肩舆到达正堂才下轿。至于江陵安葬父亲完毕后，地方官在路上请他检阅操练，他穿吉服坐在上座，完全采用总督军门的礼仪，准备花红和赏赐，累计数百金，这也是乡里间的怪事。举行大朝贺时，文武群臣都穿戴朝冠服。只有锦衣卫官员穿绯色绣袍、戴纱帽、穿靴、系带，大概是为了便于承受诏旨、捕捉拘执人，这是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改变。只有陆忠诚炳加授保傅后，便按照自己的意思制定朝冠服，巍然站在本班首位，当时没有人敢过问。当今皇帝初年，特别尊重张江陵，在御前礼仪中不直呼其名；后来传旨、批答奏章，也多不直呼其名，群臣更加附和。至于章疏，也不敢直斥其名，只称“元辅”。孔子对于父亲，尚且知道在君主面前臣下要直呼父亲的名，所以栾黡在晋侯面前斥责说“书，退下”，这才是礼。江陵死后，余威仍在。言官奏事时想仍称“元辅”，却又顾虑新任执政者。张蒲坂于是称他为“张太师”，甚至有人称“先太师”；但不久之后，对他的污蔑辱骂便无所不用了。六年举行一次京察，这是成化以后形成的典章；此外，还有因君主初即位而举行考察的，也有因灾异而举行考察的。至于考察科道官，有时因辅臣去位而牵连他的党羽。只有嘉靖丙辰年，太宰李默下狱，命辅臣李本掌管部务。于是把六部、九卿，从尚书以下直到尚宝丞，以及六科十三道的官员，分别决定去留。这大概是皇上因星变而想除旧布新，严分宜却借此机会伸张自己的恩怨。此后大臣有被起用的，而小九卿和众多属官则无法振作。隆庆四年，忽然有旨命吏部高拱考察科道官，高拱于是上奏请求与都察院共同办理，得到批准。这大概是因为高拱的离职，实际上是被科道官集中弹劾，奏疏多达几十次；到了这时，他想把怨愤全部发泄出来。恰逢有奏疏稍微触犯皇帝心意，于是高拱托中贵传达，皇帝非常愤怒，重的削职，轻的贬谪。这样看来，高拱虽然失败，却仍未能伸展其意。等到江陵死后，言路渐渐为他申明冤屈，于是太仆少卿魏君得以补任南京大理丞，右给事中周君得以升任吏科左给事中；少卿张御史周也依次被起用。大概人们只知道起用被考察的官员是不合旧例，却不知道考察本身也不合旧例。万历庚辰年，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上疏极力陈说时政的弊病，内容全都讥刺江陵，江陵大怒。十天之内，吏部便替他升任楚府长史；第二年南京考察时，终于斥退了他。壬午年，江陵去世。第二年江陵的事情败露，言官才交相推荐赵世卿为礼部郎中。这次起用已经势不可止，于是考察的典章也因此发生了变化。这两件事都属于破例，所以特别记载下来。左右春坊中允，进入阁门时行揖礼，出门时用两名导从；左右赞善虽为从六品，也一样。翰林侍读、侍讲品秩原本与中允相同，但因为是本院属官，行揖礼时在庭院中，出门时则用低等导从。只有到了修书、讲筵以及主持两京考试时，才都是讲读官在先，中允在后，这是沿袭二百年的旧例。万历己卯年南京乡试，忽然让中允高启愚排在前面，罗万化排在后面。知情的人说，江陵偏爱高公，所以甚至替他改变了成法。不到五年，高启愚升为礼部侍郎，因为以“舜命禹”为首题，被言官弹劾，说江陵有不轨的谋划，而高启愚又逢迎他，结果高启愚被夺官、戴罪服役，并焚毁告身。按当时的旧例，罗万化居首，必定不会出这道题；即使出了这道题，高启愚也能安然无事。一人被压抑，一人被抬举，祸福相互依伏，并不是人力所能安排的。詹事府詹事的班次在大理卿之下，这从历次科举考试担任读卷官的情况可以考见。只有弘治九年，谢文正因为进入内阁，所以班次排在副都御史之上。近年我同乡申少傅因为以宫詹身份掌管翰林，也把班次排在副都御史之上，没有人同他争论，从此便成为旧例。按照旧例，吏部尚书的体制最为尊重，六卿以下投递名帖，都用双折帖；只有翰林、光禄等官以单红帖相互往来。到了转任礼部侍郎，便和其他九卿一样，双方都用双帖，这一旧例于是废弃了。万历初年，我同乡王元驭以少詹事兼学士的身份任职，而仁和张公担任吏部尚书，便投给他一张单帖。王元驭拒绝接受，一定要对方改正才作罢；可见他确实能够守住旧制。只是想到当时没有人替王元驭说明：其实不必拒收，第二天也用单红帖回复他，才尤其合适。

译我年轻时随父亲在京师观看朝天宫习仪，当时吏部熊公加太子太保，位居首位；工部甘公为霖加少保，位居其次；兵部唐公龙加太子太保，又位居其后。如果以三孤的地位为重，甘公不应排在熊公之后；如果以六部次序为重，唐公又不应排在甘公之后，这就是两方面都失当。六部尚书即使加太子少保，也一定以本部官衔决定班次，因为他们都是正二品。可是甲戌年的朝班中，工部朱公衡任太子少保，凭借较早获得尊贵官阶而排在吏部张公浣之上，张公也无可奈何。这是次序的一次改变。相传司礼监首席大珰给内阁投帖时用单张红纸，内阁则用双张红色擢帖答复。但双方都自称“侍生”，没有其他不同。近来有一两位翰林说，江陵曾在冯珰那里投递称“晚生”的名帖；而吕舍人道曦说，他在制敕房侍奉江陵三年，每逢投帖，都是由本房发出，并没有所谓“晚生”。难道是在致谢、请托之际偶尔这样做，恰好被人看见了吗？相传六部尚书、侍郎以及大小九卿给内阁投帖时用双帖，内阁用单帖答复。五部及九卿给冢宰投帖用双帖，也用单帖答复。我考中进士时还如此；等到我以太仆卿身份入京时，只有内阁仍照旧使用单帖，而六部从仁和张公以下，都改用双帖答复了。我们给各部属下的中书、行人等官投帖，彼此都用双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实在觉得礼制日渐衰落，所费纸张也不少。翰林院旧规是，凡入馆的人，如果此人已经授为学士，便不再授学士。先登甲第七科的人，投递名帖都称“晚生”。我却不是这样。我入朝拜见时，严分宜是首辅，华亭居其次；二人中第相差六科，严分宜又不是学士，华亭是首辅，常熟、新郑居其次；二人科第相差也六科，华亭又不是学士，投帖时都称“晚生”，这已经是小小的变化了。到了江陵任首辅、蒲坂居其次，两人相差仅二科，却也称“晚生”，这是为什么？听说从此体制发生了大变化。我巡视莱州时，经过前太仓守毛盘的家，他是故相毛氏文简公纪的儿子。当时文简公以少保身份在内阁任职，杨文忠廷和、梁文康储任少师。他曾拿出给两公的拜帖给人看，是彩色笺纸，只有三指宽。杨廷和的帖中只写“拜”字，梁公的帖中却称“契末”，有时称“老友”，我听了很奇怪。文简公难道是两公的门生吗？毛盘说不是。毛公的官位只比两公晚三科，他回复名帖时称“侍生”，纸张也只有三指宽而已。三十年来，次辅给首辅投帖，没有不用双折帖的；而首辅答复，也从未见过直写姓名或称“契末”“老友”等称呼。正德年间，巡抚的敕谕还说，重的则辱称提调，轻的则发遣到巡按御史及三司那里。到后来，这种做法渐渐不再实行，但御史对于巡抚，仍然投帖称“晚生”，陪坐时也称“侍生”。辛卯年以后，便同席而坐；不久称“晚侍生”，正面相坐；又称“侍教生”；后来御史和巡抚彼此都称“侍教生”；再后来双方都称“侍生”。大概由于南北多有惊变，升迁提拔过于迅速，巡抚不一定都是年高资深之人，御史中又有许多曾与巡抚同在台省任职的人；再加上功过的勘验上报，权力往往掌握在御史手中，礼制便逐渐衰落，所以并不是一天之内形成的。正德以前，曾在都察院上任的都御史，御史们都以对属官的礼节对待他。嘉靖中期，曾在本院协同管理堂事的都御史，御史们仍以属官之礼相待。近二十年来，即使是管理堂事的人，也都不再讲究这些礼节了。我起初任刑部官时，当时尚书是闻庄简公刚离任，屠简肃公接任。他整饬法令，在天下最为严格。比如淮安理刑，必须任职半年以上且曾经提牢的人担任；南北审决囚犯，三人中必定选资历最深的主事，丝毫不敢弄乱。二十年以后，有刚进刑部便立即委任为理刑的，有越过资历而派去审理决狱的，甚至有因私人情面借调别部官员充任的，还有借用本部氵剪除名目而派不应任职的官员的，这真令人叹息！翰林官分任会试考官，虽然属于本经房，却不以此建立师生关系。考取的人不称为门生，只有进入翰林院后才称为门生侍坐；到了官位三品以上，便不再叙论这种关系。嘉靖甲辰年，我乡的瞿文懿公景淳考中进士，而太保严公讷也在其中。同考官都是诗经房和书经房的人，瞿公因年长，每次入座总坐在严公之上，却不向严公投递门生名帖。到乙未年，严公再次入场，而少师李公春芳又在诗经房主持会试，也没有向严公投递门生名帖。一百年以前，京堂、翰林诸公出使办事回到家乡，以及按礼致仕或正在休假的人，拜谒巡按、巡察司、兵道时，都从中门进入，走甬道；拜谒巡抚、布政司以及府、州、县官时，则从旁门进入，走东阶。大概是因为乡里的关系重大，与专掌刑宪的人有所区别。我们吴地的朱恭靖公希用，最以恭谨著称，但还曾乘舆走御史的中门和甬道，被提学胡直强令下阶。胡直曾把这件事告诉我，我不敢回答。近来宁波张尚书时彻想乘舆走抚按、监司的甬道，以至于双方互不往来。华亭董侍郎传策乘舆走两道的甬道，也受到退职官员的非议，我于是再也没有这样做过。按照旧例，内阁大学士乘肩舆出来时，六卿以下的官员都要避让，只有吏部尚书不避让，遇见时便下舆作揖。我入仕时，听说庄简公还遵守这一旧例。他曾与贵溪、分宜两位宰相偶然相遇而作揖，二位宰相因此不喜欢他。庄简公离任后，夏涪县邦谟继任，便开始避让了。吏部尚书遇到三品的大九卿、四品的左右通政和大理寺少卿时，都要下舆下马作揖；四品以下的官员与其长官同样，遇见时不必避让，但独自行走时大多要避让。白杨襄毅在隆庆初年以少傅兼任吏部尚书，地位和声望都很高，于是左右侍郎除了在本部内，走到外面都要远远避开他，这一直延续到现在，再没有改变。杨公再次起用后，以吏部尚书掌管兵部事务，有人想不避让，最终也不敢。太常寺、应天府、光禄寺、太仆寺的长官都是三品卿，出行乘舆，却都要避让侍郎和副都御史的舆。这些都没有道理，不知道始于哪一代，且与太祖的制度很不相合。同朝入朝时站在同一班次，出门后却要避道，这是为什么？华亭董公传策任太仆寺卿时，不避让侍郎的舆，人们因为他是先朝的直臣，没有人敢非难他，后来这种做法终于没有实行下去。

译我在勋部任职时，现任马中丞文炜当时任荆州兵巡道，他告诉我，前任某官每当江陵公的父亲封君某来拜访，总是在大门外作一个长揖便进去，还让人抬着他的舆从中道进入。到了仪门，又作一个长揖，再让人抬舆进到堂上，而江陵公已经从旁边进去会见。江陵公在前堂请他坐正座，自己在旁边陪坐，于是封君也照此行事。马中丞到府第时，任由他从甬道进入，而自己照常行主人的礼节。从此封君不再亲自等候，只让马中丞进门传话问候罢了。他又说，江陵任职时，朝廷有赏赐给他父母，或有诰命下达，江陵都让家僮私下带到家中；封君在中堂跪着听宣读开读，子孙列队站在月台上，而道府官员又列在他们下面。我问这样做在什么地方？我说，这更不能让外人看见，因为这是给他家的敕命，不是给道府官员的敕命，也不是诏书或赦书。只要穿吉服到门前，等宣读完毕后再进去道贺就可以了。马中丞深以为然，准备按我所说的办理。江陵听说后也没有认为不妥。按旧例，巡按御史巡视所属地区，必须办完公事后，才同卿士大夫往来。当徐文贞公主持国政时，他的父亲赠公供奉在乡贤祠中。当时有一位姓陈的直指，三天内拜谒文庙完毕后，便到乡贤祠拜谒以赠公为主的神位，然后听诸生讲学。讲学完毕，立即到文贞公府第拜谒家庙。在堂上设座，向赠公的神位行拜礼后才出来。一时间，其他直指也都仿效，郡中于是把它定为仪注。后来直指温见到这份仪注，大为惊骇，便用讹误之笔删去了这条，并告谕郡中不要写入这条；但他本人行礼时也不敢废弃。温直指曾这样告诉我。等到文贞公辞官回乡后，直指便没有再拜谒乡贤祠，而他们拜访文贞公，也一定要等办完公事以后。二司拜谒吏部、都察院时，在庭院参见要行跪礼；到了朝房、私人宅第，以及驿站迎送时，只作长揖而已。内阁大臣虽然尊贵，也没有跪礼。江陵奔丧时，沿途所经过的省份，三司都出动到数百里之外迎拜。然而其中行跪礼的有十分之六七，并不完全一致。等他返回朝廷，便先派人送牌子，说本阁部要经过某地；二司相见时，都恢复按照拜见部堂的礼节，于是没有不跪拜的了。三十年前，外郡的推官到我们州查盘时，州守与他行平等之礼。设宴欢饮时，备办宾主之礼，有时只在门外下舆，略微表示区别而已。近来外郡推官来查盘，州守进去拜见，行跪礼。即使因为其他事情顺路经过本州，也一定要跪拜。即使宴会接连不断，大家戏谑欢呼，州守也一定陪坐，不敢讲究平等之礼。有个昆山县丞刘谐，由给事中考察降职为御史，被委派到常熟、嘉定查盘。常熟县令见他时行跪礼；嘉定县令对他的礼节完全像对推官一样，只是不行跪礼，而刘谐还因此闷闷不乐，肆意散布流言，真可以说是完全颠倒了。我在嘉靖丁已、戊午年间任青臬。前后有三位巡抚来巡行，刘公、傅公颐、丁公以忠，都知道我；丁公又与我同僚。当时巡抚的礼制还遵守旧规，刘公三次询问事情，丁公也这样做，都是亲笔书写而不署名，只有丁公有一次使用了单张红帖。戊辰年，我被起用为兵备，大名巡抚是温公如璋，他后来任职在我前三科进士，也与我旧日相识。他亲笔写信交办事情，几乎无所不涉及，字迹也很潦草，同样不在名帖上署名。后来转任参政，浙江巡抚是谷公中虚，与我交往虽浅，却很了解我。每当有所询问，便另写署名的双折名帖，我觉得很奇怪。归田数年以后，我才知道，少有不用名帖的，而对上级称公、称大人的名帖，竟屡屡用到郡守以下官员身上；虽然能够博得他们的欢心，但事情的体统却日益轻慢了。两广的二司起初拜见总督时，行跪礼。大概是白襄毅的威势逼迫他们这样做的，后来一直不能纠正。嘉靖末年，应侍郎槚任总兵。这位大人镇守常州时，遵守宪纲，不肯行跪礼。御史中有人把他比作由宇太守，虽然因此受到白简弹劾，却受到天下人的称赞。到这时，有人用言语劝说应公，他不得已听从，跪礼于是废止。陕西的廷按却独自不遵守宪纲，自己坐正座，而让二司分列左右陪侍。十多年来，御史改任正职后都改为遵从宪纲。只有这两件事，是不合礼制却反而形成惯例的事情，值得记载。京师对地位极尊贵的人称为“老先生”。从内阁直到大小九卿，都这样称呼。门生称座主，也不过称为“老先生”而已。到了分宜主持国政时，阿谀者称他为“老翁”，更加过分的称他为“夫子”。从此以后，门生称座主都叫“老师”。我自丙辰年再次入朝后，三品以上的一般官员，大多称作“老翁”；又有无缘无故称“老师”的，如今已经数不清了。内阁中各位老资格的士绅，在外面称呼时，也不过称某位为“老先生”而已。分宜主持国政时，多称他为“相公”；华亭、余姚与他共事的人，则另加姓氏来区别。不过并不全都如此。到了江陵晚年，直接称他为“老相公”，其他人则都只加姓氏称呼。冯珰的势力极其张扬，即使安武清以长乐尊父的身份见他，也要叩头，只恭敬地称他为“老公公”。冯珰稍微屈膝还礼说：“皇亲可以免礼。”如果驸马叩头，他只是垂手略微扶一下，并不是表示敬意。本朝文武大臣，见王振时行跪礼的有十分之五，见汪直时行跪礼的有十分之三，见刘瑾时行跪礼的有十分之八。嘉靖以来，这种事情几乎绝迹了。江陵去世后，他的党羽彼此惊惧，想结交冯珰作为援助，甚至连言官也有人屈膝行礼。按照旧例，投递名帖、书信时，在朝东的一面都要写一个“正”字，虽然很不雅，却也不知道其来由，然而相传沿用已经很久。我自癸酉年起任官，看到书信公文都在红纸帖的上方用手指宽的地方书写，间或写一个“启”字。到丙子年入朝投递名帖时，便都不再写“正”字了。起初我还以为这是雅正的做法，后来一问，才知道是为了避江陵的讳。正德年间，称谓尤其简略。到嘉靖中期，才开始有称“翁”的，但不过用于三品九卿。后来四、五品的京堂、翰林，以至方伯、宪长，都称“翁”了。如今翰林、科道、吏部，以至大参、佥宪、郡守，没有不称“翁”的。更严重的是，部属在外，以及丞、倅、司理，也都称“翁”。这种谄媚、庸俗、卑劣而污秽人眼的风气，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又有一种可怪的风气，从前于鳞和我都很厌恶它：与子与一类人通信时，彼此以字相称，但不过限于十多个知己。至于诗文中称字，范围稍广，却也只用于年纪、官位、辈分相近的人。如今贫士书生，没有被有司录用；缴纳粮粟的富家子弟，不识一个大字，嘴上还带着乳气、鼻涕未干，动不动就戴紫阳巾，穿忠静衣，夹带行卷、诗题、书信，统统称呼于鳞、伯玉，追究起来却连面都还没有见过。

译诸生考中乡荐，以及举子考中会试，郡县都必定送去捷报，用红绫制作旗帜，用金字写在竿上来宣扬。若是状元及第，则用黄▯丝，以金字写“状元”，立竿宣扬；其他人则没有这种待遇。万历戊寅年，我郡的申相公入阁，捷报送到抚按、兵道衙门，创制了“状元宰辅”四字，用金字写在黄旗上，竖竿挂在门前，声称“上达天听”。这位大人知道后很不高兴，但也来不及纠正了。又有一位大司马的儿子授任锦衣千户，一位大宗伯的儿子进入胄监，郡县都送旗庆贺，比考中者所用的旗帜华丽数倍。先朝的制度，只有总兵官列营时，才开始放炮、击鼓、吹奏。而我们苏州的韩襄毅公雍，以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在梧州开府时最为盛大。从此，三边、宣大等地的总督，以至内地兼带提督职务的人，都这样做。至于巡抚则不是如此。先君代替杨襄毅任总督驻守密云时，晚间入堂并不放炮、击鼓、吹奏，说杨公本来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因为密云靠近京城，应当稍微有所裁减吗？然而从此以后，巡抚也无不放炮、击鼓、吹奏；倭寇事变发生后，巡江御史也这样做。五六年前，我们州的兵道也这样做。内地人很少听到金鼓声，没有不惊骇诧异的。并且每当一位台使巡视所属地区时，便寂静无声；他离开后又恢复声响，实在很不雅观。我在嘉靖年间，曾看见在京的一两位翰林乘坐两人抬的肩舆出城赴宴，觉得是怪事。到万历甲戌年，郎署官员往往这样做，已经不再认为奇怪了。同僚中有两三位少卿，甚至乘坐四人抬的肩舆，开道出西北郭门，也没有人过问了。我任勋部官时，襄阳兵巡杨一魁考核期满，吏部题请复核，升任湖广右参政，仍管理兵巡事务。当时每有公文都写“右参政仍管兵巡事”，我私下认为不对，觉得这个“仍”字是因为没有调离原道而设置的，不应列入官衔。偶然读万历癸未登科录，看到倪银台光荐以“工部左侍郎仍管通政使事”入衔，也同样可笑。当时代拟诏令的人也弄错了，只应称“掌通政司事”，不应说“管通政使事”。世庙晚年不上朝，因此群臣的服饰不太依照品级分别。三品官所系的，多是金镶雕花银母、象牙、明角、沉檀带；四品官都用金镶玳瑁、鹤顶、银母、明角、伽楠、沉速带；五品官都用雕花象牙、明角、银母口带；六、七品用素带，也同样如此，却没有使用本色带的。今上很注意朝廷礼仪，申明服饰制度，于是这些服饰一概不用，只用金、银、花、素两类而已。这也是不合规矩的事反而形成规矩的一例。主事、署郎中、员外郎不得系花带；而武臣从都督同知直到指挥佥事，凡是署理职务的，都可以系这种带子。这是自国初以来长期沿袭，终于成为旧例。唯独《会典》所记载的服色中，武职三品以下有虎、豹、熊、罴、彪、海马、犀牛等纹样的规定，而如今却通用狮子纹样，完全不加禁止，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宋代各位公卿往来，都写四六体的启文。我很厌恶这种做法，认为它对事情没有益处；不过那些文章的辞藻，仍有可观之处。嘉靖末年，贵溪任宰相，四六体盛行。华亭主持国政时，这种风气稍有减少。近年以来，从三公、九卿到台谏官，没有不投递名帖的了；渐渐地，投递给部属官员也要写启文。抚按、监司每天都让人做这种差事；司训每天也让诸生因此被差遣。内容不能超出谄媚，文辞不能摆脱卑下庸俗，不知道究竟要发展到什么地步。我一生不写四六体启文，却从未因此获罪。分宜主持国政时，他的家人永年专门替世蕃收受钱财，署名号为“鹤坡”，没有人不称他为“鹤坡”。有一名御史朱与三称他为义兄弟。小九卿、给事中、御史投递名帖的，十人中只有一二人。到了江陵主持国政时，他的家人子游在七司掌管收支，署名号为“楚滨”，没有人不称他为“楚滨”。翰林中有一位大官写文章赠给他。两位给事中又都与李姓结为婚姻，翰林诸公还赠送诗文。九卿、给事中、御史投递名帖的，十人中已经有四五人了。彻侯、缇帅设宴请他，必定让他坐上座。他穿着官服骑马，得意洋洋地行走在长安城中，势力尤其可怕。后来事情败露，一个被处绞刑，一个被处斩刑。人心虽然感到痛快，但士大夫的体统却已经糜烂得无法收拾了。先君起初以御史身份出使河东，取道回乡，沿途遇到巡抚、巡按，必定先行顾拜答礼。对方设酒食款待时，必定精致丰盛，但品类不过分繁多，也不预先送名帖请求拜见。如今翰林、科道官经过时，没有不设宴并写启文恭敬邀请的。先君任御史请假回乡居住，巡按来拜访，他便留饭。荤素菜不过十盘，有时还少一些，再加糖蜜、果饵、海味之类；进献子鹅时，必定去掉鹅的头尾，再用鸡的头尾盖上，说这是御史不吃鹅的惯例。若是近年以来，则水陆珍馐全都摆出，留客连住十夜，甚至还使用歌舞音乐。先君巡按湖广回来，拜见各位大官，只拿刻印的《曾南丰集》和《大明律例》各一部作为礼物。严氏势力虽然极其显赫，也没有使用钱币送礼。他在楚地任职两年，向政府官员投递拜谒名帖，完全不写信。当时不只是先君如此；如果有人使用钱币送礼，被人知道后，大家都很惊骇。我以刑部主事身份到江北审理囚犯，拜见巡抚时必定陪坐。回到家中以及沿途所经过的地方，遇到巡抚也都是这样。只有审录的旧规因为敕谕所涉之事重大，而且多年任深资正郎，旧有共同入坐的说法，却也不能完全遵守。当时户部、工部自然不用说。后来我以副都御史巡抚郧阳，所见主事以上的官员，没有不陪坐的；偶尔有一两个人坚持不肯坐，也一定强令他入坐，不容许他独自标异。也不知道这种风气始于什么时候。我考中进士时，不能刻苦节俭，第一年花费将近三百金；同年中有的人花费不到一百金，如今却动辄超过六七百金，没有不向别人借贷的。因为拜见大小座主、会见同年，以及与乡里官长酬酢，公私宴饮聚会，赏赐座主和仆从，还有给内阁、吏部轿夫的费用，比过去往往多出数倍。至于皮衣、马匹的装饰，更不知道节省收敛。这样下去，将来拿什么来教人廉洁？河南、淮北、山西、陕西各郡的士大夫，大多仍沿袭王威宁康德■〈氵亟〉的习气，大大小小的聚会都要叫歌伎奏乐，留宿饮酒，甚至连写三首词曲也不以为怪。至于吴中旧有这种风气，大体上原是考察后被削去名籍、不能再收用的人；后来那些听候任用、正在休假的官员，也染上了这种习气。再后来，正在任职或得到升迁的官员，以及奉命出使经过家乡的人，又重新泛滥起来。甚至有人居丧期间，也不曾稍微穿粗绢白巾，左边陪着州侯，右边伴着夏姬，纵情游乐于湘山之间，任凭旁人指指点点，竟完全不知道羞惭。唉，真是奇怪啊！

译我在山东任职时，接待郡守的礼数很简单。请他吃一次饭，他一定侧身而坐；即使是升官来拜访辞行，也只送到台阶下而已。派人送来名帖，也不回拜，大概当时都是这样。后来我重新被起用，几次升迁做到山西按察使。有一天，清军、提学两道官员偶然约我同宴两位升官的郡守，在书院设酒席。我很为难，只让他们把我的名字列入并分摊酒席费用，便推辞不去。后来听说他们备办了糖席，张设嬉乐，宾主尽情饮酒，直到半夜才结束。我觉得奇怪，后来从弟弟那里听说，才知道如今处处都是这样，也就不觉得奇怪了。我初任山东官职时，布政司、按察司的后堂，没有留下郡守坐过。要留郡守坐，也一定是在私人衙署；即使设宴请吃饭，也没有什么妨碍。等我升任山西按察使后，郡守以至于倅、理等官员，没有不被留在后堂入坐的。当时抚按不留郡守入坐，司理、县令等行取官也只站着等候喝茶罢了。如今两直隶已经留郡守吃饭了，听说各省却还不全都是这样。二司官员从方伯到佥宪，称抚台为“老先生”，称按院则说“先生大人”。这种称呼虽然不算雅致，但相沿传承已经很久了。二十年来，凡是宣大一带的巡守官，以及我们南直隶的兵备官，都用“老先生”称呼按察使。我起初在西曹见到谈论旧事、投递名帖而称呼特殊的例子：有一位大臣在正德年间给太监刘瑾上书，称自己为“门下小厮某”，称刘瑾为“恩主老公公”。嘉靖年间，一位仪部郎拜见翊国公勋，名帖上称自己为“渺渺小学生某”，都极其卑下谄媚，令人可笑。然而等到我亲眼见到的，又有更加怪诞荒唐的称呼：有人自称“不佞”，甚至称“通家不佞”“年家不佞”“治下不佞”“邻治不佞”“眷不佞”；有人自称“牛马走”，也称“通家治下牛马走”。有人称“海湖生”，又写作“形浪生”。有人称“神交小子”，有人称“将进仆”，有人称“未面门生”，有人称“门下沐恩小的”，有人称“何罪生”。这些称呼都令人恶心，实在不值得捧腹发笑。【原文首字疑为OCR误字】褶是戎服。这种衣服的袖子有的很短，有的没有袖子，衣身在中间断开；下部有横褶，下腹部则打竖褶。如果袖子较长，就叫作曳撒；腰部中间断开，用一道横线隔开，就叫作程子衣。没有横线的，就叫作道袍，又叫直掇。这三种衣服，是平日闲居时常穿的。近年以来，忽然说程子衣、道袍都过于简朴。士大夫宴饮聚会，一定要穿曳撒，于是把戎服看得隆重，把雅服看得轻贱，我不赞同这种做法。书信中有副启，有时是有所指斥讥讽，有时是有所请托，不能夹杂其他话，也不敢写出姓名，就像宋代奏疏中附贴黄一类。近年以来，人们一定把有副启看作礼数更加厚重。大体上，副启比正式书信的措辞稍微简略，只说有关事项；有的没有什么忌讳，却一定要隐藏自己的姓名。甚至还有人称副启为“一副、二副，直到三副、四副”，我非常厌恶这种做法。现在我一概断绝这些做法；即使别人认为我简慢无礼，我也任凭他们去说罢了。分宜当权时，他的儿子世蕃仗势搜刮天下的金玉珍宝，无所不想得到。最后才开始搜求法书名画，大概起初是为了免于流俗，同时也是为了争相夸耀奢侈。凡是他想得到的东西，往往都凭借总督、巡抚、按察使等官员的势力去胁迫索取。甚至有人因此家破人亡，而物价也突然上涨。分宜把所得物品的十分之九散入天府，后来又有大半流出，进入朱忠僖家。朱忠僖非常喜爱这些东西，强行夺取、巧取豪夺，他收藏的财富几乎和分宜相等。后来朱忠僖死了，其中最精美的十二件归了江陵。江陵接受别人的馈赠也同样如此，不过总数还不到分宜的一半，如今已经被籍没了。如果当权的大臣没有特别嗜好，物价本来应当自然趋于平稳。绘画本应以宋画为贵，可是三十年来忽然看重元人的作品，乃至倪元镇以至明代沈周的作品，价格突然增加了十倍。窑器本应以哥窑、汝窑为贵，可是十五年来忽然看重宣德器，以至永乐、成化器，价格也突然增加了十倍。大体上，这是吴人首先兴起这种风气，徽人又推波助澜，实在都很奇怪。如今我们吴中陆子刚制作的玉器、鲍天成制作的犀角器、朱碧山制作的银器、赵良璧制作的锡器、马勋制作的扇子、周治制作的商嵌器，以及歙县吕爱山制作的金器、王小溪制作的玛瑙器、蒋抱云制作的铜器，价格都已是通常价格的两倍。而这些工匠中甚至有人能够和缙绅同席而坐。近来听说这种爱好流入宫掖，其势头还没有停止。兄弟的儿子叫作从子。由此推论，先是从兄弟的儿子，其次是五服以内兄弟的儿子，再其次是妻子的亲从子，以及称为甥的姊妹之子，再其次是知己、义兄弟的儿子，再其次是五服以外兄弟的儿子。这些人的儿子，出行时一定要跟随，入坐时一定要侍坐，不能逾越次序。再其次是中表兄弟的儿子，再其次是同年的儿子，再其次是同僚、同会、朋友的儿子中年龄相差很远的，出行时也一定要跟随，入坐时也一定要侍坐；有宴会时，不能与主人并席而坐。子弟的同年，以及远亲兄弟的儿子，即使是同年的儿子，但若年龄、地位较高，出行时不一定要跟随，入坐时不一定要侍坐，不坐上席也可以。如今唯独同年之间世代讲论交谊、关系深重的人本人地位尊贵，而作为同年之子的往往地位卑贱，所以这种礼数为什么可以稍微减轻，是有道理的。同年做到宰辅，而自己只是他的下属同僚，就不敢采用平等的礼节。遇到公事，需要记录、任事时，也就不必回避了。甚至还会因权势而相互躲避，致使首相倾覆；因名望相争而暗中互相毁谤；有利可图就一定互相争夺，有害临头就一定互相排挤。就连先父遭遇的困难，以及后来几乎不能伸张、即使伸张也不能完全实现的事情，一件件都是同年造成的，所以说这种礼数可以稍微减轻。《觚不觚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