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译近代笔记《过眼录》，徐一士撰。自序 我喜欢阅读杂书，对于笔记一类的著作，也颇为广泛地涉猎，只是力量有限，不能搜集很多，尤其缺少珍贵秘本。这类著述大多是随意抒写，不受文体格式拘束；内容则从国家掌故、名人史迹，一直到社会习俗、乡里琐闻，形形色色，纷然并陈，有的庄重，有的诙谐，各自具有情态风致。虽然事情有真实有虚妄，文章有工巧有拙劣，但浏览所及，有时也能看到值得取法的内容。现在就我所见到的近代人所撰写的几种笔记，斟酌加以介绍，并摘录原文，间或附上考订，就把它叫作《近代笔记过眼录》吧。《述德笔记》《杏轩偶录》《瓜棚闲谈》《闲谈笔记》《谏书稀庵笔记》《趋庭随笔》《南斋日记》《宦游纪略》《弢园随笔》《半弓居省墓日记》《宦游偶记》《述德笔记》《述德笔记》共四册、八卷，由“十丈愁城主人”毓盈（字损之，宗爵将军）撰写；他是清末军机大臣贝勒毓朗的弟弟。卷末有毓朗所作的跋文，内容说：“《述德笔记》是我弟弟记录事实的著作。先父清德，依靠它流传于世，真是伟大。只是书中对我有许多溢美之词。实际上我的学识浅薄，平日有不能自我克制的地方，流露在言谈之间，被他记录下来，也是因为我给了他可乘之机，这是我的过错。读者把它看作敬爱我的话，分别明辨地看待即可。辛酉孟夏余痴生跋。”（辛酉是民国十年。）此书第一卷开头列有其父定慎郡王溥煦的行述。以下以及各卷，都记载毓朗的事迹，对他的品德、学问和政绩，赞美得不遗余力。从跋文来看，所记大概多出自毓朗的授意，颇有毓朗自传的性质。这部书固然像是专门为表彰毓朗而作，宣传文字的意味很浓。然而，毓朗在清末历任要职，书中所记往往涉及政治和历史资料，研究国事的人应当阅读。例如第一卷记载庚子义和团之乱，第二卷记载毓朗受到肃王善耆知遇的由来。（他们同以王子身份参加考试，按规定应授镇国将军，也像科举那样称为同年；两人一见如故，后来毓朗得到善耆的提拔，根源就在这里。第一卷还记载考试时的情形，也是这项考试的一条小史料。）书中记载善耆担任崇文门正监督，推荐毓朗协助税务。（这件轶事可以供参考。崇文门差事一向被称为弊端丛生之地，善耆任职时颇有整顿。）第三卷抄录毓朗亲自记载的赴日本考察警察和土木工程之事。（庚子之乱后，善耆承担管理工巡局的职务，从日本人川岛浪速手中接过这项事务，大概就是巡警总厅的前身。川岛提出派人赴日考察的建议，善耆委派毓朗与川岛一同前往。这部分采用日记体，对此次出行记载很详细，回国后毓朗就担任工巡局总监。）第四卷记载他担任工巡局总监的事情（这是北京创办警察时期的史料），还记载王维勤、李马氏两案。第五卷记载他任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卿的事情。（关于鸿胪寺，他说：“这是冷清衙门中的堂官和司官，贪婪鄙陋的样子，实在可笑，也可怜。”关于光禄寺，则更加如实地写出其情状。这类冷清衙门中的穷官，平时不被人注意，读起来就像读《官场现形记》一样。）还记载他任巡警部侍郎的事情（也涉及警察史）。第六卷记载他以贝勒身份偕同梁敦彦赴厦门迎接美国军舰的事情。（当时革命党活动极为猖獗，风声鹤唳，人人都有戒备之心。毓朗临行前预先嘱咐家中安排后事，后来在福建有刺客被捕；往返经过，都抄录了毓朗自己的记载。）第七卷记载他任步军统领的事情，记载他与贝勒载涛共同担任专门负责训练禁卫军的大臣以及管理军谘府大臣的事情，记载他任军机大臣的事情，还记载他出席资政院的事情，这些大多是有关系的记载，可以供查考。毓朗在宣统年间任军机大臣，当时同列军机的有庆王奕劻以及大学士那桐、徐世昌，共四人。第七卷记载说：“每天早晨召见军机大臣时，四个人一同进去，坐了一会儿就退下；随后又召回庆邸、那相，才商议朝政。我的兄长和徐相本来就不能参与其中，这是因为摄邸不愿违背太后的意思，也为了避嫌。每天如此，大约持续了四个月。后来召见军机大臣完毕，又召见泽公伦贝子，时间很长；退下之后，朝廷的旨意就下来了。起初，徐相和我兄长等待庆邸、那相召见，往往需要一个小时；到了这时，庆邸、那相等待召见，有时超过一个小时，几乎天天如此。庆邸很不高兴，说：‘今天又不能吃早饭了。’过了很久，两位大臣又嘱咐军机处不得登记召见某某的事情，庆邸更加不高兴了。”这是宣统二、三年间枢廷的史料。奕劻、载泽之间争权倾轧，是亲贵之间的内讧；他们彼此不和的情形，在这里也可以略见一斑。又记载他奉命进入军机处时的情形，说：“我兄长进入军机处，起初毫无消息；一天忽然被召见，摄邸问：‘盛宣怀是怎样的人？’我兄长回答说：‘是有才能的人。只是据我所知，他曾经主管铁路、轮船、电报等重大事业，家境富裕，却没有听说有收入有益于国库；而且各局大多松懈懒散，缺少振作，我就不知道了。’退下之后，立即听说朝廷下旨让盛某著回任交通侍郎。唉，不到一年，川汉铁路的事情发生，终于导致亡国；假如盛公没有被罢免尚书一职，事情或许还不至于到这种地步。究竟是谁造成的，该怎么说呢？我兄长不能不说是有先见之明，然而恼怒、怨恨他的人本来就很多。不久，朝廷下令，我兄长和徐公世昌一同进入军机处。第二天入值，同僚们都面有异色。中午时分，隆裕皇太后忽然召见摄邸，过了很久还没有下来；庆邸和那相大略谈了谈召见的内容，彼此相视而笑。不久，军机章京报告说摄邸已经退下回府了。庆邸问有什么谕旨，回答说没有；庆邸惊讶地对那相说：‘为什么没有？’那相随口应付，随即说：‘没事，可以散值了。’于是便散值。回去以后，隐约听说有人向皇太后申诉此事，太后大怒，召见摄邸，想收回成命。摄邸坚持不肯，事情才作罢。”当时载泽以辅国公身份任度支部尚书，是孝定后所倚重信任的人。盛宣怀与载泽结交，把他当作有力的靠山。

译毓朗是北京创办警察过程中关系很大的人物。第四卷记载他任工巡局总监的事情，说：“我兄长东行时，肃邸委任他担任工巡局总监，让副监张柳代理。张君长期担任幕僚，熟悉公务，不是鲁莽草率之人。只是他阅历世故较深，习惯于揣摩人意，把做官当作谋生之道，不能免俗，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上面的人东归以后，各位豪贵也回来了，守旧一派的势力又强盛起来。而日本人掌握着京师警务的权力，张君处在两大势力之间，只得巧妙地趋避周旋来应付。川岛训练巡警时，把巡警分为三科，叫作高等、中等、初等。初等科毕业，就补授巡警；高等科、中等科毕业的人，就任警巡巡长。他们执行职务时，凡有功过，川岛总要加以干涉。张君对此很苦恼，于是以总监尚未回来为由，凡是警务学堂毕业后送到工巡局请求任用的人，都让他们等总监回来审核处理；另一方面却另外招募仆役、差役和徒役充任巡警。这样一来，托人请托、逢迎应酬的事情势所难免，警务因此衰败。兄长回来后，就劝说肃邸大力推行新法：凡不是警务学堂毕业的人，一律不得穿制服，薪饷也不得与毕业生相同；命令各局委员对待学堂毕业的长警要以礼相待，不得把他们看作仆役、供养之人，并禁止刑罚责打。当时各分局的总办大多是陈旧人物，是协巡局时期留下来的旧习。西北分局总办某人责打巡警，而且不按规矩办事。兄长发怒，下令惩办他，又把巡警调到总局，当即奖励。某人愤怒之下辞职。不久裁撤西北分局，将其并入西局。警巡制度刚设立时，分为八等；为了慎重对待名位和器用，实际上没有达到六等的。有一个掌管全局警务的人，因为当局看在他哥哥是显宦的份上，提拔他担任四等警巡；但那时他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到这时，兄长认为不妥，当天就下令把他调往西南分局，并且嘱咐遇到选拔高等科学生时，把他送入警务学堂学习。只是那些学堂毕业后等待任差的人，听说我兄长回来后，纷纷追问什么时候可以任差。” 兄长于是去见川岛，同他约定说：‘您是君子。今后学堂的权力由您掌握，用来培养警察的品德，培育警务学问，提高他们的人格；地方行政的权力由我掌握，以便统一事权、便利施政。消防队员都从民众中选拔，品行和学问较为优秀的，由我和您共同监督。您看怎么样？’川岛说：‘将军说得确实对。不过中国官场大多腐败，不重视公务，这该怎么办？’兄长笑着说：‘今天以前，工巡局是别人的事；从今天以后由我负责，功劳和罪责我都不推辞。我们共事已久，阁下难道还把我看成普通人吗？’川岛笑着答应了，于是警务权力便分开了。兄长随即谕告局中人员说：‘学堂初等科毕业生，都准许按照学堂规定的等级穿制服；在没有相应职位可以补授时，一律授为三等巡警。中等科的巡长、高等科的警巡，也都照此办理。’这样，学堂和工巡局之间就不再互相抵牾。过了很久，一些不得志的人便从中挑拨离间。一天，川岛有事来商议，忽然说：‘我同将军相处久了，很是相信您；只是关于交还警务权力一事，别人说我被将军欺骗了，这是为什么？’ 兄长笑着说：‘别人怎么说，不值得忧虑。您静下心想一想，我有没有欺骗您？’川岛想了很久，回答说：‘将军确实从未欺骗过我。’两人一笑了之。川岛名叫浪速，是东邻君子；起初随联军来到京城，住在东城大市街三条胡同的恩宅中，丝毫没有侵犯民众。一日，士兵误毁了一只木凳，川岛便召来房主人，向他道歉，并问应赔偿多少，罚那个士兵赔给他。当时八国的军队分别占据四城，骚扰不断，时常听说侵占百姓财物的事，却没有人敢上前过问。如今川岛这样待人，更让我感到敬佩。恩家与我家是姻亲，所以我对这些事知道得很详细。乔口勇马代理顺天府署理警政时，不通中国话，借助翻译绅士办事，多被他们蒙蔽。乔口离任后，便改由川岛掌管北京警政。联军撤退后，设置协巡局，这就是工巡分局的由来。绅士中有个姓瑞的人，平时同川岛交好，颇为窃取他的权威；等到两宫要回銮，他非常害怕，于是约同某某去见肃邸，告密并极力诬陷川岛有野心。肃邸大笑，对兄长说：‘瑞某想靠自己脱祸，却辜负了川岛。’后来这个人担任总督，最终因为圆滑脱身而误了天下，可悲啊。” （按：瑞某指的是瑞澂。）我兄长任警务官时，一切措施大多不按常规办事，一时间豪强收敛了踪迹，做任何事情都心存畏惧，不敢轻举妄动。一切陋规也都废除了。

译……当时太平日子已经很久，捕务松弛，有权有势的人竟以开设赌局、包庇盗匪为荣耀；即使再三下令，明明说过一定惩罚，也没有效果。兄长于是亲自访查聚众赌博的地方，命令分局总办亲自前去查抄，王公府第中设赌局的，一时都收敛了。有个叫溥十的人，是某贝子的儿子，曾经开设赌局、包庇盗匪；有人弹劾他，他被囚禁在宗人府一年。有一位宗室崇某的后代，广泛结交，唯独不怕法律，在西北分局对面开设赌局，与分局遥遥相望。分局司法处的委员、刑曹司员文某，作恶成性而不知悔改，贪赃无度；总办害怕他，他反而倚仗总办来鱼肉乡里，所以此前才有巡警因为查抄赌局而得罪他的事情。兄长很愤怒，下令逮捕崇某，却始终没有人敢去抓他。催捕得很急，崇某便通过关系找到肃府，趁演戏时以跑票的身份去见肃邸；肃邸性情慷慨，不拘小节，于是崇某得到了他的宠幸。一天，崇某忽然跪在地上不起。肃王惊讶地问他怎么回事，旁边的人说：‘没有别的事，只是将军催捕他催得很急。’肃王大笑，对他说：‘将军要抓你，我也无能为力；不过不会让你从我府里被抓走。你若走在街上，就得自己小心。’崇某气势沮丧，这才关闭了赌局。文某最终因贪墨而败露，于是撤销了他的局差。起初，国家设置八旗，分为二十四固山，这是兵籍制度；满人、蒙古人、汉人都编入其中。自庚申以后，旗饷日益减少，人口日益增多，大多贫困窘迫。庚子之变时，军饷中断了几个月，幸好川岛招募、训练巡警，很多旗人前去应募，所以内城巡警都是旗人，生计因此稍稍得到恢复。外城仍沿袭五城御史的旧制，相比之下显得很差，后来也仿照内城设置总局来管理。兄长建议扩大招募密云小五处驻防的旗人，救济人数不可胜数；有人劝肃邸增加招募普通民人，以消除界限，也有人劝肃邸改用上海租界的管理办法。兄长笑着说：‘旗人中满、蒙、汉三族都有，而且还有回子、缅甸人、高句丽人、俄罗斯人，哪里有什么界限？如今旗人失去军饷，没有生活来源，与其徒然追求不分界限的虚名而另行招募，不如顺应利益、利用便利，这才是得当的办法。警务学问非常深，外国人的管理章程又同他们本国的实际情况不同，简陋而不足以作为效法对象。’这些建议都被拒绝了。庚子之役中，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议和以后，准备在就日坊北面为克林德建立石牌坊，外交部负责建筑工程。承办修建工程的商人中，有一个古玩铺掌柜叫高尚仁，善于奔走钻营。一天，石工在大街上聚众赌博，禁阻不止，于是大肆喧闹；巡警前去逮捕，被他们打伤，因此连高尚仁也一并逮捕。当时已经掌灯，兄长正要从局里回家，便命令先把他拘押在临时拘押所。忽然奉宸苑的文书送到，打开一看，原来是要求释放高尚仁的。文书开头写着‘承修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仪銮殿钦命要工商人高尚仁’等语，后面列有庆亲王、大学士某某等十多个头衔。兄长看后大怒，说：‘这是小人借势包庇盗匪的惯用伎俩，不惩罚就无法使百姓安宁。’于是把高尚仁提到面前，将文书扔给他看，说：‘殴打警察的事情，是非曲直明天审问你；今天先因为这份文书打你。’于是重重杖打他，并把文书放在那里，不予答复。川岛掌管警政时，一扫过去步营向百姓诈取勒索的恶习，以平和的手段对待人民作为原则。兄长接管以后，竭力遵守这一原则。遇到旧习复萌的人，便立即治罪；虽然各分局长官大多是旧日官僚，鄙陋风气终究难以完全革除，但同过去管理地方的人相比，已经有天壤之别了。后来有人建议把外城并入内城，兄长拒绝说：‘内城正在竭力整顿，外城暂且由它去，慢慢再设法着手；否则会使我们内城改革的萌芽夭折。’于是事情作罢。又有人拿上海租界章程来进献，肃邸交给工巡局讨论，兄长仍然否定，说：‘外国商人在租界所实行的，并不是他们治理国家的法律，只是因陋就简而订立的居留地公约，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后来又有人请求招募普通民人充任巡警，我兄长说：‘庚子以后，八旗生计极其窘迫，巡警名额又有限；除了老弱病残之外，全部用来安置他们，尚且担心名额不够。旗人熟悉弓马，奔走是他们的专长，又有基本军饷，虽少也足以资助他们生活；这是把无用之人变成有用之人，顺势加以引导，不可轻易改变。将来如果扩充外城，再讨论也不晚。’事情于是搁置。”这是工巡局时期北京警察史料中罕见的记载。这段记载对毓朗或许有溢美之处，但可以作为史家重要的参考资料。此外，第五卷记载他任巡警部侍郎的事情，说：“我兄长升任巡警部侍郎时，以吴越（按：“越”应作“樾”）

译在火车站发生炸五大臣事件后，朝廷设立建设专部，这是任命徐世昌整顿警政的开始。工巡局因肃邸丁忧而卸任的尚书桐离职后，由那位尚书桐继任。不久发生炸弹案件，改设巡警部，并将外城划归巡警部直接管辖。徐世昌补任尚书，我兄长与赵秉钧补任左右侍郎。（按：赵氏先获赏三品卿，署理其职，后来才正式任命。）……徐君才干卓越、气度宏大，刚强坚毅而有所作为；内城事务仍托付给我兄长，外城事务则托付给赵秉钧，并任用张元奇、钱能训、延鸿、吴廷燮等人为丞参，筹划全国警务，商议设置警官。有人主张一定要采用文官等级，因为议论者想把参、游、都、守等武职等级用来定位警官，重蹈步军统领衙门的覆辙。兄长说：‘武职官员长期受到社会轻侮，参、游、都、守这些人又习惯于卑鄙龌龊，一旦用这些名称来称呼警官，那么几年来的努力就会毁于一旦。’他坚持不同意。于是设置文官等级，议论者又想把六品定为最高等级，兄长向徐尚书说明后，才定为以四品官为长官。退下来后，他对人说：‘我不是在争巡警的官阶，而是在维护他们的人格。我任工巡局总监时，就提高巡警的俸给，尊重他们的身份；巡警有事来报告，我从未不端正容色接待，总是站起来同他们说话。对怠慢巡警的委员，我就斥责他；对轻视自己的巡警，我就惩罚他。命令一发出，法令立即执行，从来没有反悔过，彻底洗刷了过去徇私枉法的习气，因此即使有人受到惩罚，也没有谁敢找借口说情。只是遇到事情总要反复审慎，不敢掉以轻心。如今设立部，用人很多，旧习相互沿袭，更容易堕落，难道可以不替它维持住基础吗？’众人都认为他说得有见地。正好有个熟悉世故的人认为，巡警部这个名称常常牵涉地方事务；当时革命党人每天都在谋划发难，万一出了事情，考核责任很大，不如把地方事务交给两厅负责，将巡警部改为内务部，增加司，收入原先由工部掌管的各项内务事务，以此作为改名的理由。徐尚书把这件事同我兄长商量，兄长认为不可。钱右丞争辩说：‘堂堂一个部，却以巡警命名，实在不相称。’兄长说：‘吏部就是主管官吏事务的。那又怎么样？’钱说：‘吏部所管的官吏，不能同巡警相比。’兄长笑着说：‘主管军事的叫兵部，那又怎么样？’钱丞顿时语塞，满堂大笑，此事也就作罢。后来终于改为内务部。……后来徐君进入枢府，夏天慈禧太后上驻颐和园，徐君暂时在海淀公所办公，隔一天会面一次。当时我兄长正以世爵身份同醇邸等人进入陆军学堂听讲，通常中午到煤渣胡同学堂，课程将结束时，便急忙赶往海淀公所约定的会面地点；办公结束后就住在侗将军的园中。第二天早晨起床，先到徐尚书的住处等候他回来，详细陈述内城警务的情况，以及哪些事情应当兴办、哪些事情应当革除，进行充分讨论。因为公所里人员混杂，议论纷乱，而部务又正繁忙，没有时间讨论，所以不得已才采取了这个办法。”巡警部设立时，毓朗因为曾经办理工巡局事务，得以成为堂官之一；在中国警政的初期，他自然具有一定关系，而他同北京内城警察的关系尤其深。卷五记载他任光禄寺卿的事情说：‘兄长任光禄卿时，刚一上任，良酝署署正谢某就拿着内务府索取武英殿修书匠役供给肉斤的文稿来呈请盖印，兄长不同意。后来谢某再三请求，兄长才让人驳回。原来武英殿早已遭遇火灾，多年没有修书之事，哪里还会有修书匠役和肉斤供给呢？过了很久，文书还没有发出，兄长催促办理。一天早晨，兄长刚起床，忽然署正恩荣来拜见。他衣服破旧，人也精神颓丧。一见面就不停发抖，结结巴巴地说：‘将军嘱咐办理内务府的文书，张大人却说不用办理。’我兄长看到他的样子，笑着说：‘你被人拿来摆布了。谢某为什么不亲自来？’他说：‘他病了。’兄长说：‘张燮君是我早就知道的，确实是个忠厚诚实的君子，怎么会说这种话？这不过是满员中很多人不学无术，坏习惯相互沿袭，所以容易受人欺侮。我不是那种可以被欺骗的人，难道鼎铛有耳，谢某没有听见吗？他派你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试探我的虚实罢了；如果出了祸，就由你承担，事情办成了，享受好处的却是谢某。’恩荣吓得瑟瑟发抖。兄长问谢署正每年分给他多少余润，他回答说只有二十金。兄长笑着打发他走，嘱咐他第二天早晨同谢某一起来见。第二天，恩荣和谢某两位司员一同前来。谢某果然说，昨天因为生病没能来拜见，曾经见过张正卿；张正卿说，内务府的文书已经发下来，应当赶快办理，并没有说不用办理，可能是书手传话传错了。兄长笑着说：‘你的伎俩只有这些吗？我昨天已经说过了，你故意来试探我。如果我忍受下来，你的计谋就成功了；如果我不接受，你就把过错推给恩荣，恩荣再把过错推给书手，然后牵出一个乞丐，给他杖刑并加上枷锁，这件事就算了结。我不是可以欺骗的人。’正在争辩时，张燮君到了，事情才完全真相大白。谢某的脸红得像火一样。兄长一定要参劾他，经大官署署正等人替他求情，最后才改为咨文送部记过。后来某一天，该寺并入礼部，张君任礼部侍郎，唯独嘱咐不许谢某进入衙署，就是因为这件事。遇到祭祀先农坛时，光禄寺负责运送福俎、办理祭礼。兄长因为刚开始主持祭祀事务，想跟随在下面襄助祭礼，这一次仍由少卿主持。少卿德本是宗室，又是姻亲，托病不去，说必须送给他五十金才肯前往。兄长愤怒地说：‘德健堂固然是姻亲，贫困时可以资助他，却不能摆出商人的样子；他必须销假到坛。祖俎由我亲自执掌，不必让他过问。’于是兄长亲自执掌福酒，张君执掌福胙，按照礼仪完成了祭祀。事后送给德健堂三十金，说：‘这是因为姻亲关系给你的。’德健堂也红着脸接受了。满员中固然也有学识和能力出众的人，但那些贪图利益、畏惧权势、意志软弱的人，往往受到司员欺侮，也被同僚轻视，正是这一类人。”书中写来，神态仿佛就在眼前。这些穷困而猥琐的官员，既可鄙又可怜。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在清末极受读者欢迎，内容对外官写得很详细，并且不惜夸张描绘；至于京官的情状，他大多并不了解，像这样的事情，更不是他所能写出的。燮君是张亨嘉的字，当时也任光禄寺卿，与毓朗分别担任本寺的满、汉正堂。按照《会典》，署正之类不得同各部郎员一样称为司员，但习惯上有时也这样称呼，是相对于堂官而言的（所谓堂司）。

译还有更可笑的事情，例如卷一记载他任神机营委员时，当时有“龟蛋阵”的笑柄。据说：‘营中有个委员余仁，曾上书请求编练龟蛋阵。看他的奏书，原来是让士兵穿绿衣，背着藤甲，手里拿着木球，球中装满灰，匍匐前进到敌人身边，站起来用灰迷住敌人的眼睛，说这样就可以稳操胜算。奏书上呈后，王大臣交给神机营议论。兄长笑着说：‘从前我看见南苑有个袁某献策，他修筑的炮台把大炮绑在柱子上，台子四周划分若干度，用来瞄准射击固然容易，只是大炮再也不能俯仰转动。一旦敌人逼近到火线以内，就束手无策了。假如用余委员这个办法攻打它，肯定没有不胜利的。’众人都大笑。余仁是市井中的无赖，自称是天师的高足弟子，常常因为贩卖鸦片、偷漏税款而投奔军营；他袋中的名片，有的写着二品衔道员某，有的写着四品衔知府某，实际上却只是一个候选县丞罢了。’读《官场现形记》中所写南京候补道田小辫子向总督上呈军务条阵的那一节，妙处就在于王大臣居然还把这件事交给众人议论。书中文字方面的错误，相当不少。例如卷五说恭忠亲王曾经“摄政”（奕▯曾经加授议政王的头衔，但不能称为摄政）；说徐世昌以巡警部尚书身份“入枢府”（徐世昌在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就已经以署兵部左侍郎身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到了九月才授任巡警部尚书）；说巡警部改为“内务部”（光绪三十二年修订官制时，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当时已经有内务府，巡警部当然不能也用内务这个名称。内务部这个名称，直到民国才出现）；卷六说梁敦彦以“尚书”身份陪同毓朗赴厦门欢迎美国军舰（这是光绪三十四年的事，当时梁敦彦仍是外务部侍郎，尚书是袁世凯；回国时正逢两宫大丧，袁世凯随即被罢免，梁敦彦才升任尚书。又说梁敦彦“率”人等，也用词不当，因为梁氏是共同接受使命，并不是随员）；卷七说盛宣怀回任“交通侍郎”（“交通”应当作“邮传”。邮传部改为交通部，也是民国时期的事）。这些地方都没有来得及详细说明。《杏轩偶录》一册，不分卷，作者是安陆卓从乾。其《自跋》说：‘我小时候喜欢吟诗作赋，草稿写完就丢掉，散失的有十分之九。族孙少仪喜爱我的诗，搜集残篇、拾取遗稿，汇编成《杏轩诗钞》八卷，多次催促刊行，却没有成功。阳新刘芸甫见到我的一册《杏轩偶录》，说它有如昔贤《草堂笔记》的遗意，也多次催促刊行，以此留下鸿爪雪泥般的痕迹。我实在不忍违背两个孩子的心意，因此先把这部书付印。安州卓从乾清渠甫识。’这部书题作第一册，只是没有见到第二册以下的册数；从跋语来看，大概付印时只有这一册，后来还打算续写，但不知道以后是否有所成就。这部书所记载的多是鄂中的事情，其中叙述咸丰、同治年间的军事、他家遭遇战乱离散的各种情况，以及他在宣统辛亥年任职安徽、奉差前往东流县时恰逢民军到达县城的情形，都可以作为史料。他叙述光绪年间湖北学政赵翼之（尚辅）巡按考试德安、武昌两府的事情等，也颇有可观之处。书中说：‘前清咸丰辛酉年的拔贡陈西轩，是安陆的老名士。……五十岁时，才厌倦了外出游历，回家授徒。我那时十岁，跟随两位叔父到他门下求学，并寄住在那里。师母江氏怜悯我年幼，每到深夜灯火将尽时，看见我还在窗下咿咿唔唔地读书；寒风吹动窗户，纸张声与读书声交织在一起，师母一定亲手送给我一杯苦茶，间或还给我汤和点心。同学有几十人，都比我年长十岁以上，且都很有文名；他们见老师和师母常常叫我的乳名，也跟着这样叫，甚至门下的老仆人也这样叫，我每次都立即答应。等到参加童试，老师才给我取名从乾；我一次考试就考入庠序，但老师、师母和同学们仍旧照样叫我的乳名，我听惯了，也没有觉得不妥。后来赵学使调我到鄂垣，在经心书院学习；师母的长子祝方当时任福建瓯宁县知县，想用板舆迎接母亲，师母嫌路途遥远没有前往。师母的次子池方从东京留学回来，担任湖北省东路小学监督，才把母亲接到鄂垣奉养。我当时到师母住处拜见，她仍然叫我的乳名，我听了非常高兴。又过了十多年，河方通过特科（按：或许指留学生考试）升任主事，后来升为佥事，在京师任职，把母亲接到了京城。我因为湖北总督保送，也到京城参加会试（按：似乎指考职一类的考试）。到京后，立即前往京城宅邸拜见师母。师母一见到我就大笑，仍然叫我的乳名，说：‘经儿已经蓄胡子了吗，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我恭敬地回答完毕。当时池方在旁边侍候，笑着对师母说：‘卓君已经五十岁了，马上就要做一方的父母官，希望大人不要再叫他的乳名，改叫官名就好。’师母又笑着说：‘我的记性最差，恐怕今天叫官名，明天还是叫乳名。’我说：‘师母如同我的母亲，叫乳名很好，不必劳烦您再记官名。’我离开京城后，在安徽做官三年。进入民国后，我一直留在鄂垣，又有十多年没有见到师母，而师母那时已经八十八岁了。去年师母病中曾问祝方：‘从前到我门下求学的弟子，如今还活着几人？’祝方逐一说出李君、耿君、蔡君和我，并说明近况，他们年纪都已超过六十岁。师母说：‘四个人中，只有经儿过得最坎坷。’读到这里，令人自然产生感慨；可以同汪辉祖所记的一段话合起来看。（《病榻梦痕录》卷下记乾隆六十年乙卯、六十六岁时说：‘二月十七日，郑又亭老师去世，享年八十岁。老师把辉祖当作自己的儿子，见面时直呼姓名；我行礼，他也不回答，谈话必讲学问，谈到家事则细致周到，完全像骨肉亲人。辉祖要到楚地去，老师嘱咐他说：“利益不如名声，务必要做个好官。”从楚地回来后，老师非常高兴。一天对辉祖说：“阿孟不懂礼，说我应当称呼你的字。我因为你侍奉我很恭敬，不肯薄待你，所以其他弟子都称字，唯独你直呼姓名，阿孟哪里懂得这个道理。”阿孟是老师的儿子王宾的小名。辉祖回答说：“直呼姓名，是因为身份有别；况且辉祖没有能够侍奉自己的父亲，父亲在世时曾在朝廷上请老师教导我，见到老师就如同见到父亲。黄发的老师，白头的弟子，能够有这样的情景，是辉祖的大幸。’ 老师非常高兴。

译张之洞据说有购买古物受骗的事情，见于记载，例如易宗夔《新世说》卷七《假谲》第二十七所记：‘张香涛在光绪年间以湖北总督身份入京觐见，偶然游览海王村，忽然看见一家古董店，装饰雅致，便停步观看。庭院里陈列着一只臣瓮，是陶制的，形状奇特诡异，色彩也斑斓绚丽；用一面大镜屏映照，更显得光怪陆离、绚烂夺目。他仔细观看，四周都是像蝌蚪一样的篆籀文字，无法马上辨认，喜爱玩赏而舍不得放下。问价格，店主却说这是某位大官的旧物，只是特意借来陈设，并不出售。张之洞怅然回去。过了几天，张之洞带着爱好古物的幕僚一同前去观看，幕僚也断定是古代器物。张之洞一定想得到它，便让店主前去商量。不久，店主带着某个大户人家的管事来，要价三千金。张之洞感到为难，询问那件器物的来历，对方不肯告知；双方往返交涉了好几次，最后张之洞用二千金买下。抬回去后，他命工匠拓印数百张，分送给僚友，又把瓮放在庭院中，注满水，养了几条金鱼。一天晚上雷雨大作，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篆籀文字的斑驳痕迹已经全部消失了。原来先前看起来苍然古旧的部分是纸，显得黝黑而有光泽的部分是蜡；所谓古董，不过是用虚假装饰来欺骗人的东西。’ 这件事很有趣。《杏轩偶录》记载得尤其详细。据说：‘清朝慈禧太后晚年，张文襄公任湖北总督，奉诏入京觐见。清朝的旧例是：凡是边疆大臣入京觐见后，在没有接到命令返回原任之前，不敢离开京城。当时湖北巡抚端午桥兼署总督印，暗中贿赂太后的亲信，阻止张文襄回湖北；太后的亲信又向张文襄索取巨额钱财，张文襄无法应付，因此滞留京城将近一年。每天无事，他便带着一个仆人游览琉璃厂，从东口走到西口，凡是古董店都进去看看，琉璃厂里的人没有不认识他的。一天，他到某家店里，看见宅院内亚字形朱栏中放着一只缸，形状十分古老，做成八角形。各面都有文字，籀书、篆书、隶书、草书，各种字体都齐全，好像是陆续题写上去的；而且碧苔紫藓丛生，斑驳陆离，字迹模糊，读不成句。缸口边缘有一处轻微残缺，露出极细的红丝，确实像是巨石凿成的。缸内注水，夏天不干，冬天不冻，养着几条五色金鱼，在浮萍水藻之间游来游去，显得十分自在。张文襄很喜欢它，问店主说：‘这只缸是哪一代制作的？’店主说：‘我小时候听祖父说，他曾同某位贝子赌博，贝子输了一万金，就把这只缸作为抵押。’ 先祖得到它后非常高兴。据说这是明代宫禁中的物品，闯王进宫时，只把金银珠宝捆载带走，这口缸斜倒在台阶下，被弃置不顾，因此流落民间。至于它是哪一代、什么人制造的，实在无从考证。’先生问售价多少，店主说：‘先祖有遗言，凡是宗室懿亲、八旗阔老来购买，必须索价万金以上；如果遇到清廉而又好古的士大夫，价格可以稍微降低。如今看老先生囊中空空，难道还能买得起这件东西吗？’先生笑着离开了。回到寓所后，他向各位老朋友借凑五千金，第二天拿来交给店主。店主坚决不肯收。先生说：‘这口缸幸亏遇到我这样能鉴识它的人，所以我愿意出高价购买；如果是京城中那些拥有巨资的人，未必肯看它一眼。’店主说：‘任何东西，因不遇知己而受屈，遇到知己便显贵；如今既然遇到了您，怎么能降低价格来求售呢！’先生笑着说：‘这五千金可以暂时收下，日后我再补足。’过了一天，先生奉命回任的诏令下达，于是用厚毡把石缸周身包裹起来，雇八个人抬上专车，一同运到鄂地，放在后院书室外面，仍用朱栏围护，并招请鄂中博雅的官吏来共同考订参考，例如梁臬司星海、黄学使绍其（按：‘基’应作‘箕’）、纪山长香葱、杨广文惺吾等先生，都不知道这口缸属于哪个朝代，只是异口同声地赞叹它是无法名状的珍贵实物而已。一天夜里，先生正喝醉后躺着，忽然下起大雷雨，狂风夹着冰块，像万箭齐发一样直射书室，玻璃全都碎了；整夜屋檐上的雨水像悬挂的瀑布，有河水倾泻、大海翻倒的气势，先生拥被而睡，竟没有察觉。早晨起来到庭前一看，只见那口八方式的古缸已经全部倒在地上，碎成泥涂，三四条金鱼也都被冲拨到沟渠中，困顿得快要死了。先生懊恼了很久。忽然有人传报梁臬司到了，先生穿戴整齐出去相见。梁臬司问：‘昨夜古缸没有损伤吧？’先生说：‘已经物化了。’梁臬司正替他惋惜，先生捋须大笑说：‘五千金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假使当日店主一定索要万金，我也必定给他。如今才知道，外表显得高古的东西，确实不足以同真正的金石一样长存。’所记虽是同一件事，但颇有不同之处；它究竟有多大可信程度，姑且不论，总之很有情趣，也可以当作小说来读。士大夫中那些爱好古物而又精于鉴识的人，如毕沅、潘祖荫、翁同龢等，也有受骗的传说，这都正是所谓君子可以用合乎方正之道的事情来欺骗吗！《瓜棚闲谈》记述，旧时教官（各府、厅、州、县儒学中的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职责在于教导士子，但时间一久，用来施教的制度逐渐成了具文。儒官生活清苦（其中也有被称为美缺的，但多数因地方贫瘠而感到困苦）。其中贤能的人还坚守安于贫困的道义，凭学问和品行受到士林重视；不肖的人则因行为放纵而招致讥讽，成为师儒的污点，受到轻侮，这是由来已久的事。不过追溯其设置官职的本来宗旨，本来很值得重视；即使长期成为闲散冷落的官职，对相关文献进行考索，仍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如果资料出自曾任教官者的记述，就尤其亲切而有意味。清代人中，如浙江的陈其元，在道光、咸丰年间历任训导、教谕，他所撰《庸闲斋笔记》中记述教官之事很多，其中关于当时人物和趣闻的内容，可以供人查阅。不过此书是著名笔记，流传不衰，读过的人已经很多，不必由我特意介绍。此后如陕西的高照煦、四川的曾肇焜，都曾任教官并写有笔记，也是考索教官文献的人应当留意的（曾书自记教官之事尤其详细）。这两部书流传不广，知道的人不多，似乎已经有若存若亡的趋势，所以赶紧加以介绍，希望也不辜负他们著书的一番苦心。

译《瓜棚闲话》（《{瓜瓜}园藏稿》之一）一册，不分卷，筠连曾肇焜（原名肇堃，字次乾）撰写，丙寅（民国十五年）在北京印刷，由财政部印刷局承印。除曾氏自序外，书的开头还并列着若干题词。如王树枏题道：‘身着苜蓿般的简陋衣食寄托此身，诙谐的话和庄重的话使座间充满春意。闲来读一卷《瓜棚闲话》，汉朔、齐髡也有人替代。赢得宽闲岁月很多，不知身世间还有风波。在瓜棚下观测晴雨、安排生活，这便是您家的安乐窝。’ 近年来袖手旁观天地世事，挥动麈尾清谈，以道自尊。温酒煎茶，饱享闲散生活；种云锄月，抚养儿孙。这是称赞他的闲适和善于说笑。高树题道：‘如今的天下是一个滑稽世界啊，没有一个人不滑稽，没有一件事不滑稽；与其用庄重的话说得人痛哭，不如用滑稽的话说得人欢笑。瓜棚下喋喋不休的老翁，莫非是东方朔一流的人物吗？那些观看世事而烦忧不已的人，请打开这部书来读。丙寅二月，七十九岁的老人珠岩山人高树，在京师拜读。’ 这篇题词更专门论说他的滑稽。其他题词也多谈到这一点。这部书的风格，大体上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自序也以滑稽的方式写成，文中说：‘有客人问我：《瓜棚闲话》为什么要写呢？时局坑害人，世道陷害人，豺狼吞食人，荆棘刺伤人，夜叉祸害人，牵劫吓唬人，言语笼罩人，行事欺骗人，阴险捉弄人，算盘打击人，风波使人害怕，狭路拿捉人，尘垢污损人，富贵使人畏惧，道德束缚人，礼法拘禁人，蛇蝎毒害人，利禄杀害人吗？’我说：‘不是。阳光照射人，热气蒸腾人，蚊虫叮咬人，虮虱啮咬人，风声催促人，窗缝吹袭人，雨声使人忧愁，屋漏滴水扰人，茶水使人腹胀，肚子使人饥饿，柴米需要人操心，日常用度使人焦虑，家庭使人劳累，子孙使人牵挂，催债的有人，还债的没人，债主很多，收债逼人吗？’我说：‘也不是。笔墨磨损人，秃笔使人烦恼，没有纸只好求人，洗砚要呼唤人，文字招来祸患，诗书辜负人，笔墨使人辛苦，虚名损害人，骨气使人显得傲慢，贫贱使人骄矜，酒色使人迷乱，赌博耽误人，黑狗吵闹人，母鸡喧闹人，鸽子惊扰人，炮声震撼人，钟声撞醒人，鼓声催促人吗？’我说：‘都不是。’ 客人恍然醒悟，咧嘴笑着说：‘有这个道理吗？我明白了。阎君宽待人，判官兑付人，牛头认得人，马面容纳人，岁月宽待人，困倦使人入睡，枕头坚硬刺人，席子像锥子扎人，老烧酒使人醉，烟叶熏人，南瓜讨人喜欢，黄雀使人愉悦，乌鹂善解人意，八哥呼唤人，凤仙花招引人，胭脂使人妩媚，走路使人劳累，做事久了使人困乏，说话太多使人疲倦，不说话又使人烦闷，风月使人留恋，江湖中有散人，诗酒中有闲人，天地间有通达之人吗？’我说：‘像您说的，或许有这些，但也不完全如此。我确实是被名教斥责的人，被天地抛弃的人；拿这些话去询问如今的人，他们一定会说是这样的人。初夏种下一株瓜，藤蔓长了一丈多，开了几十朵花，结了两个瓜；没有盘子可以供食，便告诫家人不要摘取，恰好放在书案旁。就像胆瓶中插花、瓷盆里长着茂盛的草，绿色树荫铺满床榻，翠色映在书籍上，心目之间常常充满生机。回首十多年，俯仰之间都已成为陈迹，宾朋问答的话语却仿佛还在昨天，尚未完全遗忘；我在督课孙辈之余，把它写下来排遣自己。柳树上蝉鸣，夜间蟋蟀叫，是谁使它们如此呢？也不过是顺着它们不得不走的道路而行罢了。然而关于戒烟这件事，我反复详细说明，因为这是实录，并不只是开玩笑、徒然聒噪扰人。’ 幸好当年同我居住交游的人，有的相处五六年，有的相处六七年，知道我没有成心，谅解我没有成见，坦荡空明；我胡乱说，他们也胡乱听，因此相处长久而免于获罪。客人是凌烟阁上人，擅长弹丸术，完全掌握脱离困境的方法，欣然告退。客人是谁？是屯乡的詹二子恒。己未仲秋，瓜瓜叟自序，当时六十五岁。’（己未为民国八年。）这更能看出他的风趣。不过此书不能只当作游戏文章来读。他所叙述的任职教官经历，有许多具有史料价值，并不只是以诙谐见长；至于戒绝鸦片烟癖一事，也是亲身经历后津津乐道地谈论，可以供有同样癖好的人参考。曾氏以岁贡的身份捐资，获得选授叙永厅训导。他记述获得官职以及到任时的情形说：‘我有幸担任叙永厅训导，是陈芷芗太守（先沅）出力促成的。光绪戊戌年，我以岁贡身份离开筠连县学；己亥年，芷芗赴京参加计偕，托身于五城水局，设法取得花样（所谓花样，就是“尽先选用”等字样；即使是贡生，如果没有花样，终身也没有被选授实缺的日子）。……不久缴纳水局费用三百六十金，同乡官员印结费六十金，才取得遇到缺额即可选用的资格。癸卯十二月，选授叙永。甲辰年……到省里领取凭证，端午节前一天到任；第二天赴沪州送考，代理此缺的人已经先到泸州。当时林实仲君（和观，筠连人）任江安县训导，江安也属于沪州管辖。他说，您属于实缺，任期还很长，代理办事的人到任不久，新生册费（即院费；教官三年两次考试，所希望用来养家的收入就依靠这个）他得到六成，您得到四成。我听后说：‘谨听您的吩咐。’ 我私下有一句话，关系非常重大，如同鱼刺卡在喉咙里，不吐出来就不能罢休。焜虽然确实是外行，但也曾经受教于君子。凡是已经开棚而新任官赶到的，双方共同办理，院费平分；如果尚未开棚，或考试已经结束，就看彼此有没有交情，送多少随意，绝没有必须平分的道理。如今焜来到这里，不仅棚还没有开，文宗也还没有按临；现在遵从先生的命令，不平分，而且多分给您。早就听人说过，可以用钱买到行家，却没听说过可以用钱买到空子（‘空’读去声，空子就是外行）。代理这个缺的人是世家巨族，几代都担任司铎，我私下担心自己少得一些钱，反而得到一个空子的名目，先生一定不会这样看待弟弟。不过事情既然已经答应办理，自然没有别的话，只是不能不把道理说明白。’宾仲说：‘从来没有这样的办法，万万没想到您竟能俯允。对方一定感念您的厚情，即使知情的人也会称赞您多情。’

译‘刚才听到高明的议论，您真是通达之人。’五月二十五日回到叙永。两天后，永宁县刘茀生大令（肇烈）设宴招待，席间突然问道：‘贵处前后任职的情况，太尊似乎有所耳闻，恐怕彼此不方便。’我说：‘没有什么事，太尊为什么马上就听说了？即使真有什么不妥，父台（凡生员、监生以及职员对本省知县的称呼）是百姓的父母官，手心手背都是肉，必定不会让下属（职官对本省知县自称）难堪。况且门第寒微，即使得到一官半职，也非常不容易。’我知道茀生与代理办事者有旧交，所以这样说。（与代理办事者有什么计较，是官场惯用的伎俩，常常假借有影响的传言来吓人。）茀生于是说没有别的事，只是代理办事者来任不久，想得到一个月的学谷。我说：‘这值多少钱，竟也劳烦父台费心？都是下属不会办事，未免可笑。只是到任缴凭（文凭必须交给本管上司转送上缴）的公文已经报给府尊，如果对下属没有妨碍，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茀生说：‘有什么妨碍？可以明白告诉我。’我说：‘品秩虽然极低，领取凭证到任，也有规定期限。’ ‘如果改迟一个月，前面的文书就会突然改变，府尊将会怎样看我？如果想要改动，一定要父台亲自去取。’他也很热心，立即发下名帖派人领取；原来的文书拿不到，仍然必须由我出面请领才可以。（话虽然这样说明，手续本来就应当如此，万万不能冒昧行事。）我并不是不知道即使迟一个月，仍在期限以内，对我没有损害；我故意这样说，或许是为了不至于被外人看轻我。此外，帮助增生、补廪、出贡等各项，也不过几十金，却也想照四六分成。我不禁笑着说：‘父台英明决断，下属哪里敢违抗？只是今年恭逢慈禧太后七旬万寿，内外大小文武官员都受覃恩加一级。训导虽是朝廷不太珍惜的官职，也在应得之列；自然应当平分十分，我得四成，还是我得六成呢？父台英明决断。’话还没有说完，当时书启黄雨生君、委员田季强君在座，一齐重复说道：‘太过细。’他们不说见小、琐屑，而说‘太过细’，这是官场中极含蓄的说法。岁贡按惯例以训导候选，但选缺非常迟，加上捐花样的人很多，如果听其自然、不捐花样，确实会终身没有被选授实缺的日子。向五城水局捐资，以取得遇到缺额即可选用的资格，也是当时捐花样的一种办法。至于他与代理办事者交涉册费等事，看起来像是在计较鸡毛蒜皮的得失，但贫穷官员赖以养命的收入来源，身处其事的人不能不重视。（《官场现形记》描写蕲州吏目本任与代理任职者争夺节礼的章节，虽然形容不免过分，也可以参阅。）生员取得贡生资格，叫作出贡；附生补为增生，叫作帮增，都是习惯用语（增生、附生补为廪生，就叫作补廪）。教官在这些事情上也有陋规收入。四川学政按试各属时，叙永厅所属的生员、童生也在沪州考试，所以教官要送考到沪州。永宁县是叙永厅所属县，与厅治相邻；太尊、府尊都指叙永厅同知，大概因为当时由知府署理这一职位的缘故，也可能通常就以府级的尊称来称呼。

译所谓新生册费（也称院费，或叫院规），是指童试新入学者呈交给学院的年貌册（履历），由教官发给册子并盖印、填写，借此取得新生的陋规收入（含有贽敬的意思），是教官极其重要的收入。不肖的教官往往横加勒索刁难，以填满自己的欲壑，甚至演成恶剧。上期介绍的卓从乾《杏轩偶录》，记载了湖北德安、武昌两件事，都是因教官勒索刁难新生而起，也属于一种史料，现在一并抄录于此。据说：‘万县赵翼之先生，以翰林的名望出任楚北学政。光绪初年在德郡主持考试，选取新生一百多人，将要举行簪花谒圣礼。当时新生都穿着新衣、戴着新帽，聚集在贡院门口，等候点名。有甲、乙二生，戴着飞绒冠，披着红绫彩带，穿着金边蓝衫，脚穿贡缎朝靴，像一只鹤站在鸡群中一样，意气扬扬，十分得意。忽然一声炮响，重门洞开，两个戴红缨帽的差役捧着两块白牌出来，悬挂在头门外。人们争相观看，只见牌上大书：‘某某二生（即指甲、乙）亲自填写的履历与府、县试卷不相符合，显然属于舞弊，着令立即革去衣顶，除去学籍，另将佾生某某升补空额入学。’等语。’ 甲、乙二生听到后如同霹雳震耳，魂魄几乎离散，当即撕破自己的衣帽扔在地上，抱头鼠窜而去，全郡都喧传此事，认为是奇闻。按：新生入学时，履历由本人填写，其中大多会临时改换一两个字；教官只贪图他们送的贽敬多，并不挑剔。这次甲生倚仗他的伯父现任尚书，曾多次被简任为学使，不肯多送贽敬。某教官出身孝廉，既狡猾又贪婪，对此十分怨恨，于是挑剔他的履历有一个字不相符合，传唤该生来更正，借此加以胁迫。但甲生自恃文章写得好，又因为从未听说过有人会因履历有一个字不符而革除新生，所以没有前往。乙生的履历也有不符之处，教官于是把两名学生一并传唤，以表示自己办事公正。乙生又倚仗甲生作为护身符，也没有前往。教官大为恼怒，于是在簪花那天把两名学生履历不符的事当面禀告学宪赵公，说两名学生先前舞弊，后来又抗拒传唤，按理应当斥退革除，所以才有了这次举动。乙生因为倚仗甲生，因小事耽误了自己的前程，遭受这场奇耻大辱后，愤而上吊自杀。甲生的族人也非常愤怒，趁教官出城恭送学使时，在路上拦截他，结伙殴打，把教官的脸打得通红，还砸碎他的肩舆，扔掉他的补服和朝珠来泄愤。教官返回去，向学使哭诉。赵公停下车轿对他说：“这件事是你自己招来的，为什么要责怪别人？不过，侮辱师长的风气也不能助长，我应当命令提调官查明后严肃处理。”说完便离去了。教官闷闷不乐地徒步回到官署，不再为学使送行。赵翼之先生向来以宽厚著称，在德郡竟然革除了两名自己招来的新生；人们都讥笑他像狐狸埋食又挖食一样，没想到他按试武昌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丑剧。有个新生姓田，是县里的新富户。他先在院试头场被调阅复核，后来又合并复核，众人都没有异议。到了簪花那天，田家来道贺的客人挤满了门，还预备了旗帜、伞盖、鼓乐和绿呢官轿，准备迎接新生。当时田生已经穿着青衿到贡院等候点名，忽然有一名教官亲自到田家坐在那里索要数百金的贽敬，廪生中的坏人也纷纷到田家索要酒席费，少则百余串，多则不等。田家请他们等新生簪花回家后再商议。教官等人知道簪花以后就没有可以要挟的机会了，于是赶快进入考院，当面向学宪禀报，说外间传言田某这次能够被录取入学，实际上是靠贿赂内外人员才办成的，请求加试面试。赵公便命人把考卷交给田生，当面出了一道题，限写三百字，并规定一炷香的时间完成，还命田生坐在大堂公案下面。当时新旧生员和围观的人挤得像墙一样。田生展开试卷拿起笔，过了半天也没有落笔。教官催得非常急，田生说：“如果让全体新生一起面试，我一定不会让给别人；如今却只单独面试我一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实在没有立即成文的才能。”于是他扔下笔站起身来，亲手取下自己的金顶新帽放在公案上，交上白卷走了。田生刚走出头门，革除功名的牌子就随着挂了出来。田生回到家，看到贺客已经散尽，门庭冷落得可以张罗雀网，家人个个垂头丧气，没有人和他说话。他愤怒至极，于是卖掉一栋房屋，捐资指授四川知县，到省一年就署理万县。恰好赵公回乡祭扫祖墓，田生以弟子礼节对他十分恭敬。德郡已经被革除的新生某甲，后来以府试案首的身份入学，进京探望伯父尚书公时，恰好赵公也来拜访并在座，尚书公便命某甲拜见赵公，某甲仍然拜在赵公门下求学。看田生和某甲这两件事，一个人如果能够自立，一时的得失本来没有必要放在心上；可是德郡某乙为了实现入学的愿望，竟然因为得到后又失去而自杀，这难道不是像普通男女在沟渠中自缢一样吗？某甲后来以府试案首入学，也算出了这口气；田生钱财很多，富贵主要是由于有钱，尚且难以与某甲相提并论。两人面对赵公仍行弟子礼，赵公或许不免感到惭愧吧？赵公名尚辅，字汝襄，翼之是他的号；光绪九年癸未考中进士，光绪十四年戊子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简选为湖北学政，光绪十七年辛卯任期届满。文中所说的“贡院”，不是举行乡试的贡院，大概是指学政按试的地方，只是沿用当地的俗称而已（应当称为“试院”或“考院”）。曾氏记述教官的事情说：“我因岁贡取得官职，光绪癸卯年冬天选授叙永厅训导。甲辰年夏天到任，三年后，修葺官署内的墙垣，连门神也一并重新装饰，使它们焕然一新。许生东凡看见后说：‘先生应该题写一副对联来点缀。’于是我提笔写成一联：‘富贵如浮云，官比芝麻由自己。春秋多佳日，盘添苜蓿又逢丁。’没过多久，宪政编查馆提出议案，教职实行成双缺额裁撤训导；如果教谕出现空缺，就由训导调补，此后永远不再选授训导。恰好龚味三出缺，我应当调补，杂款也一并归入。后来厅改为永宁州，教谕应当改称学正。将要封存官印时，藩司颁发了木质钤记。

译安生象卿来道贺，说按照惯例，广文先生一定要任满三次俸期，才可以升迁；如今先生的际遇非同寻常，自从本郡设置教官以来，还没有像先生这样的，请写下几句话，作为士林中的佳话。我说：‘我性情急躁，缺少涵养，做什么事都急迫，所以老天也用急迫来报答我，俗话说“两步拿来一步走”，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十多年的事情，几年就做完了，只是成为笑话罢了。’于是写成一联：‘世界翻新，始得一官非半职。堂皇依旧，甫经六载已三迁。’所有教职的官印，正、副两名教官共同使用，所以一个人实际上只有半个职分。如果不实行立宪，终究只是半个职分；不改州，仍然只是教谕，就应当搬到教谕官署居住。尚未搬迁时，我曾经开玩笑对人说：‘最让我得意的，只有对联中“春秋多佳日”这五个字。因为除了丁祭以外，还有龙王、火神、川主等许多小祭；不然，哪里敢说“多”呢？这五个字生动地描绘出了老教官的心理，将来一定要请名手画一幅图。画的是一个大瓦盘，尖尖堆满苜蓿，还有牛脯、羊蹄、猪肩，满满装在土扣碗里，排列成行，取名叫《春秋大嚼图》，留给子孙看。’ 听到的人都大笑不止。”所谓“春秋大嚼”，确实是教官的妙语。前人记载过类似的事情，例如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说：“关夫子殿的匾额，大多使用‘志在春秋’四字。鄜州刘广文（峒）自我嘲笑说：‘这四个字似乎可以移到苜蓿斋中，专门为我们这些人设置。我没有奢望，只希望两次丁祭能够分到肉吃，这也算是志在春秋了。’听到的人笑得前仰后合。又有一副嘲笑广文的对联：‘耀武扬威，带裤打门斗五板。穷奢极欲，连篮买豆腐三斤。’“裤连篮”三个字，更觉得描写过分了。梁章钜《楹联续话》卷三《佳话》说：“王惕甫（芑孙）将要赴任华亭教官，吴穀人先生赠给他一副对联：‘儒以道得民，此官不贱。学而优则仕，如日之升。’郑六亭（兼才）又题写学署对联：‘天子命之教，人才系此官。’这些都可以为司铎这种闲散官职吐一口气。相传学署有一副旧联：‘漫道官闲，二十一史繁难频判案。谁云署冷，三五六经鼓吹自排衙。’也很新颖可喜。”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十一说：“校官是冷清的官职，他们自己撰写楹联，有的自嘲，有的讽刺，其中有许多足以引人发笑。李时庵教授题写大堂对联说：‘扫雪呼僮，莫认今朝点卯。轰雷请客，都知昨日逢丁。’傅芝堂学博则说：‘百无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这两副对联早已脍炙人口。屠筱园教授所写的是：‘教无所教偏称教，官不成官却是官。’虽是自嘲，其中却有身份。陆定圃教授则说：‘近圣人居大门径，享闲官福小神仙。’也很有意味。沈秋河司训的门联说：‘读书人惟这重衙门，可以无妨出入。做官的人处在这样的职位上，也应当有所作为。’这副对联棱角分明，读来令人肃然起敬。”有庄重的，也有诙谐的，可以合起来看。其中自称身份的话，也是解嘲的话。以儒官承担教士的责任，这种官职本来并不卑贱（明代教官可以充任乡试主考）；只是相沿日久，职务逐渐不再得到履行，于是成为被讥笑的对象，其中确实也颇有一些人物。陈其元《戏改旧传嘲内阁中书诗》（“莫笑区区职分卑，小京官里最便宜。也随翰苑称前辈，好认中堂作老师。四库书成邀议叙，六年俸满放同知。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用来咏写教官，诗说：“不要笑我区区职位卑微，教官也是最占便宜的。春秋两季分到祭祀的肥肉，督抚们异口同声称我为老师。遇到考试可以请求用优行生员代替，收取束脩也不怕上官知道（教官在名册上登记并接受贽敬，沿袭成例）。有时还能保得一个京衔（我曾因劝捐而保得詹事府主簿的官衔），一串朝珠垂在颈下。” 《庸闲斋笔记》中也见到这种说法。“春秋肥胙”，也就是“志在春秋”“春秋佳日”“春秋大嚼”的意思。（“老师”是教官的通称。长官也称教官为某老师。教官在岁考之年，按规定也必须参加一次考试，以考察他的文理是否荒疏；后来逐渐变成具文，每次都请诸生代替完成。所谓“优行”，是指推举优行的生员。详见《庸闲斋笔记》。）由训导（从八品）升为教谕（正八品），属于升迁；由教谕改为学正（同为正八品），虽然头衔改变，品秩仍然相同，不能称为升迁。曾氏的书中又说：“清晨在窗前睡了一觉，满室都是清亮的光辉；偶然翻检残缺的书籍，得到一份寄给张毕三君的信稿，读了一遍，不禁哑然失笑。冷清官职的情形，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五月五日到永宁接任掌印，刚过一天，就又赴泸州送考。六月返回永宁，有些事情可以略作叙述。

译兄长听到这些，应当举起大酒杯痛饮一杯。每月收取学谷三大石，完全没有秕壳；有一座粮仓，似乎能容纳二十大石，宽裕得很；风簸、斗、筐、石碓等一应俱全。佃户十六家，租额是铁板一样固定的，天旱水涝也没有一粒粮食可以请求减免。上月中旬来送新粮，一大升白米、二斤四两猪肉；如果遇到禁屠宰，就用一只掌官（公鸡的俗称）代替；还要一壶酒、赏钱一百文，数目足额，不扣除成本；该门斗还要陪着吃一顿饭，只贴补赔偿海沙向料。仔细算来，可以得到小半升米、半壶酒，还有大半碗萝卜汤可以解渴。试问大观园的庄头乌进孝，是否有这样厚道？喊来一个整米工人，工钱一百二十文，一天足以整出十个大斗。尤其可喜的是，每天只吃两顿饭，又没有烟钱；如果按照我县的规矩让他吃三顿，又怕三学中的朋友笑话罢了。租额虽然不多，收取的形式却不一：有交米的（红岩交饭米，老军营交酒米），有交粟的（两河口），有交钱的（水尾按市价折合，多为二百文），有交禾的（并不是禾，而是谷草）。照这种情形看，岂不是俨然成了一个老肥官吗？我曾拟了两副对联：‘除民胞物与无事，忝圣域贤关中人。’‘半盘苜蓿新尝味，一颗芝麻大比官。’请兄长指教订正；如果认为可以，过年时就写出来贴上，再配上新画的胡、秦两位大师的画像，岂不热闹。秋祭应由下官办理，祭品银三两，包括香帛在内；置办九大碗，有鸡、鸭、膀扣、海参、带丝、鸡蛋和兔子；猪肚翻过来，剪纸做成耳朵；没有汁的菜，就用红纸剪成圆形铺在碗里，下面垫上瓮菜；每次祭祀要用干鱼二十斤。下官派人发帖询问照磨，照磨就签发命令，要求渔户照旧案交纳。一定要挑一条最肥大的鱼祭孔二先生，其余的鱼每条只有两指大小，宰杀数量从十条到八条不等。这九大碗一定要送给府老爷，吃了不会发梦颠。猪四头，按规定每头六十斤；羊四只，按规定每只二十斤；牛不计算斤数。最可笑的是，九房送来牛肋巴九张皮，起初以为总会有一点肉，谁知比冰清玉洁还干净，而九房却硬要，说这是成案，说这是定规。’这封信写于叙永任教官期间，是光绪甲辰年八月的事。” 这是一幅教官生活的真实写照（可惜其中使用的方言没有全部注明）。过去教官没有调任官署的先例，光绪年间才有变通办理的事情。曾氏在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以叙永厅训导调任署理泸州学政，这是援引新例。他所记载的情况是：“前清的教职，除了任满三次俸期可以升迁以外，不像州县官缺那样分为冲、繁、疲、难四项，可以根据地方和人员情况调任署理；教职本来没有冲、繁、疲、难的区别。叙永厅自设置教职以来，只有焜得到调任署理泸州学正。泸州这个官缺从前也没有人调任署理，这个例子是光绪年间王之春任四川藩司时变通办理的，后来就援引为成例。”又说：“李翰仙大令（肇沆）主持永宁盐务，刚到任时，宴请同僚；当时邓奕潜太守代理叙永同知，也参加了。席间，太守因为我是旧交，热情地叙说往事；知道广文生活清苦，惋惜我的才华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便问每年的收入是否还足以维持。我离席回答说：‘焜没有才能，承蒙询问，谨敢奉告：凡是庵、坛、寺、观，一两个单身的人，每月吃三石谷，就自然很宽裕。朝廷尊崇圣教，文庙不同于庵、坛，住持又不用僧道，本来没有理由把规模做大。而且还允许携带家眷，自然免不了生儿育女。焜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两个儿媳、两个孙子，三石谷似乎不够用。’翰仙说：‘太守在这里，你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太守也连声答应。没过多久，我就调任署理泸州学正，那年是丁未年八月。”大概是因为泸州学正的职位待遇比较优厚，曾氏这次调任署理，具有官场所谓调剂的性质。可与这件事一并参看的，还有陕西、湖南的事情。米脂高照煦《闲谈随笔》卷三说：“凡是新选授的教职，凭到省以后，奉檄调入省城接受考验。在抚院作一篇文章和一首诗，叫作考见；当面呈交履历，叫作验考；验考以后就发给凭证。再到藩台，以凭证换取委任文书，然后赴任。到任以后，连闰月在内计算到六年，作为验看的期限。从县到府、到道、到藩、到抚，各处都有花费。这与佐杂官相同，只是佐杂官尚且有调任署理的机会，而教官却从来没有听说可以调任署理。我到郃阳担任教谕，只有两年多。然而按照旧章，要把前任任期也合并计算，即使只差几天也不宽免。所以还应当把我任前任宜川训导的时间合并计算，今年冬天就是第二次任满验看的期限。因为晓峰的灵柩还没有运回来，我在二月中旬赴省。听说有提前申请验看的先例，于是向藩司房吏询问商议，只是为了节省劳力和省城往返的路费。当时文芝亭和五儿增逊都在藩司升吉甫的署中任馆师，夜里坐着闲谈。我说：‘晓峰凭这样一个微小的官职，竟然一直守着它直到死，我一想到这件事就寒心。然而除了这个职位又没有谋生的办法，只有能够就近调任署理，才可以一辈子做个老教官。’这话只是拿他开玩笑罢了，陕西从来没有这样的章程。没想到芝亭等人第二天晚上来到寓所，高兴地说：‘今天见到升方伯，谈到调缺的事，方伯说，前些天有榆林府教授史某曾当面请求调缺，我没有办法答应他。这件事可以互相调换，两个人都能就近任职。’我于是去找史雅先商议，他也非常高兴，终于调任署理榆林，虽然比郃阳教谕的职位更加艰苦，但路途却近得多了。从这件事更加相信，一切事情都有定数，不必依靠人的谋划。雅先名采风，是兴平县人。”（这件事除了涉及调任署理之外，所记内容也属于教官制度，所以一并记录下来。晓峰是他弟弟的字，死于咸宁县教谕任上。）这件事属于陕西省的情况。宁乡人廖树蘅在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以新选授的宜章县训导调任署理清泉县训导。因为他办理常宁水口山矿务有成效，不能换人；清泉距离较近，便于兼顾。他自己编订的年谱在这一年（六十岁）记载说：“这一年俞公（按：指湖南巡抚俞廉三）认为宜章距离常宁太远，不能兼管矿场，于是发文调任清泉训导。清泉的职位比较优厚，我推辞了。俞公不同意，说：‘我和你之间没有私情，不必推辞。’”这件事属于湖南省的情况。以上这些，都是清末教官调任署理的掌故。

译他讲述自己戒烟的经过，也很有道理，方法非常简单，不过是喝盐汤而已。据他说：“光绪丙午年禁烟诏书下达后，从职官开始禁烟。我凭借亲友的帮助，得以捐资取得训导的资格。这样一个穷困的读书人，竟然能够在大成殿行走，管理红墙一带，拥有统辖文武生员的职权。这是多少世修来的福分，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因为嗜烟而被革职，竟把黄金抛给无底洞，家里人即使不责备我，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故乡父老呢？腊月八日，我吃粥吃得很饱，余味还留在舌根，四儿出门，看到了光明正大的禁烟令。下午四点，他回来告诉我大致情形。那时我正拿着烟泡，立即把它扔掉，取出平时搜求来的戒烟不用烟的无上妙品，用盐水代替茶。烟瘾每天虽然需要一二两烟，但连续半年这样做，就可以永远脱离烟籍，完全没有痛苦，何况我昼夜只需要八钱呢？果然，第二年丁未年正月八日，许生仲昌因为五贡朝考要北上，设宴请我。上午十点，马聘三大令的长公子肖三和他的中表兄王鸿恩来到，叫人拿出烟具，任凭两位尽情吸食，我竟然像一尊土地神一样毫无反应。使者来郑重邀请我，我于是严肃地起身说：‘尊长赐予的东西，不敢推辞；正因为如此，我才久久盘踞在这里，随口一说便能办到。如今有一件请求，能答应我吗？’ 我说，我曾经看过客人的请柬，没有一张是唱这种调子的；主人的烟膏和烟具，没有一样不是精美绝伦的。今天正值满月之期，绝不会出现哭泣、打呵欠的样子，免得让两位见笑。两人大吃一惊，听说已经满月，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万万没料到烟霞仙子竟在这一天掉头不顾，把我像遗弃物一样丢下，仿佛要在花天酒地中再结下十二万年也解不开的缘分。戒烟一个月后，照磨何炳如一见我就惊讶地说：‘先生近来服了什么药物，气色和身体与从前大不相同？’我说：‘是您的眼睛生花了吗？我不过是浮肿罢了。’他说：‘不一样。如果用手指按下去形成一个小窝，那是虚气；否则就是身体内部充实，精力更加旺盛。’我说：‘不对，不对。我只是个贫寒读书人，经济困窘，又与阿芙蓉片刻不能分离了十九年，从未做过清理排毒的功夫，烟渣、烟灰、烟屎全都进入脏腑，以至于充斥四肢，显现在脸面上。这不是浮肿，而是灰渣堵塞所致；用力按下去却没有反应，是因为积得太厚了。’”这段话讲了他戒烟的动机，以及用盐水戒烟的效果，其中还夹杂着诙谐的说法。戒掉烟瘾的人，往往都有心情舒畅、身体发胖的快乐。他又说：“读书人参加考试，名次高低自然取决于文章；但自古以来，士子出场后，有人问他考得怎样，他不是说试卷被弄脏了或交了白卷，就是说困得要命而耽误了时间，其实都是预先为落榜、怕被人讥笑寻找借口。我对此非常鄙视，所以一定如实告诉别人：题目涉及典故，我腹中学问浅薄，不能切合题意；或者题目没有讲明白，实在做不好。如果榜上没有我的名字，那也只能说是自己多下了一番功夫不够，绝不找借口为自己辩解。如今那些名列‘黑籍’的人也是这样。跟别人谈起时，总说是因为生病才吸烟，说不是烟就不足以治病；我对此非常鄙视。有人问我，我一定明白告诉他，只是无事消遣罢了，不能把责任归到疾病上。我戒烟所用的不用烟的无上妙品，是盐水，而且不掺杂其他东西，味道同平时喝汤没有区别，并不是因为戒烟而特意增加盐量。烟仍照常吸食，并不因为戒烟就突然减少；每天需要一二两烟的人，每天早晨喝一碗盐水，连续半年，就可以自然摆脱，不再受牵累。总计半年不过一百八十碗。我力求快速见效，便用它代替茶。于是滤去沙子，取洁净的盐，储存在小瓷盒里；想喝茶时，就用白开水冲服，味道淡了，就用指甲挑一点盐进去；味道咸了，就加些白开水。等烟泡在风门处烧得安稳，不立即吸食，必先用舌头尝盐以辨滋味，一气呵成。实际实行一个月，竟然完全不再想念烟。” 烟和我相好十九年，一旦就此绝交。”这段话讲的是服用盐水的方法，以及不拿疾病作为染上烟瘾借口的态度，语言也很豁达。他又说：“烟毒对人的危害实在太大了！苦力戒烟很难，苦力中那些认真吸食的人戒烟尤其困难。常常看到苦力每吸一粒烟，都聚精会神，紧紧咬住牙关，一丝烟气也不外溢，直到力气贯注到眉尖，才肯停下。他们戒烟不容易，实在是因为吸食时太认真。我知道其中的道理，所以刚开始吸食时，即使还没有咽下去，也不过借此排遣自己、消磨时光，绝不敢认真吸食，早就把戒掉它列入计划了。因此，我欢迎巴将军、方壶子、白水翁三位，和我周旋了一个月，阿芙蓉仿佛羞于再见人，突然同我告别。相交十九年，未免有感情，我心里还很惭愧，担心它再次回来，于是让巴将军等护送它走了两个多月。刚分别时没有什么痛苦，只觉得大腿、胳膊、肩膀和背部之间气息滞塞不通；然而就像好鼓不用再重重敲打，不必劳烦麻姑的指爪，仿佛有人拍着洪崖的肩膀，随即便进入黑甜乡，不知到了哪里，直到天快亮才醒来，同时把毒药剂也清除掉，没有花一文钱。回想事情的结果和先前的原因，都是因为我吸食时不认真。”这种“认真与不认真”的说法，很值得玩味。《闲谈笔记》清朝末年一位教官所撰写的笔记，上期已经介绍了《瓜棚闲话》，这里接着介绍《闲谈笔记》。《闲谈笔记》一册，共四卷，由米脂高照煦撰写，北京斌兴书局印行。书中的《自序》说：“我懒于学习，却喜欢谈话；还喜欢把别人说的话再讲给别人听，更喜欢不分对象地把别人说的话再拿来谈。今年我六十岁了，越发喜欢谈话，但只是喜欢听别人谈，往往不能把别人说的话再讲给别人听，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忘记了。尤其奇怪的是，前几十年谈过的事情还没有完全忘记，近一两天谈过的事情却常常觉得容易忘记。因此编订这部书，命名为《闲谈笔记》。淫秽猥亵的事不可以记，荒诞妄言也不必记，只取以前谈过的，以及以后谈到的，有的是亲笔写下，有的是当面交谈，其中确实值得谈的，就一一记录下来，希望不要忘记我所喜欢谈的这些事罢了。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六日，朗轩叙。” 他的门人贺锡龄作序说：“我的老师高朗轩先生，是近代的教育家。国朝以科举考试选拔士人，从开国到现在二百四十年，米脂县登上甲榜的只有三人。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本省乡试六十年没有开科，实在可以说是闭塞鄙陋了。

译光绪中叶，己、庚、辛、壬、癸、甲、乙七年之中，考中春闱的有五人；到了秋闱，又有连续中式、夺得第一名的，他们都是我老师的门生。我老师设馆授徒将近三十年，施教因材，尤其善于讲解。甲申、乙酉年主持圁川书院讲席时，每次登上讲席，拿着经书环绕侍立的士子，屋里都容纳不下；窗前门外，侧着脚站立偷听的人，肩背相接。他批阅课艺，作旁批、眉批，指示十分周详。来他门下求学的人都争相磨砺自己，因此学业日益精进，每天都有新的变化。边远偏僻的小县，科举功名却盛极一时，冠绝当时，这不是偶然的。我老师所写的诗文，早已流传于世。庚子年夏天，他从郃阳回到家乡，把《闲谈笔记》拿给我看。书中记载的都是陕北近百年以内的轶闻琐事，语言大多浅显，事情全都翔实；先生在自序中说淫秽猥亵的事不可以记，荒诞妄言不必记，仅从文艺的余绪中，也可以看出学术的纯正。于是把它交给刻印的人出版，以供后来的学者阅读。甲午进士、湖北即用知县、受业贺锡龄谨慎记述。” 卷首还有《朗轩列传》（节录自《陕北献征》）说：“高照煦，字晓春，别号朗轩，米脂人。同治癸酉年举人，光绪庚辰年大挑二等，历任郃阳、宜川等县教谕，调任榆林府教授，死于任上，享年六十四岁。他九岁时父亲去世，侍奉母亲极为孝顺。年轻时家境贫寒，刻苦求学，同时设馆授徒；起初创办私塾，后来主持讲席，最后担任教官。到他门下求学的人，都相互砥砺，敦厚品德、树立操行。浭阳端忠悯任陕西巡抚时，听说他的名声，认为他学问优秀、品德纯粹，是众多士人的楷模，便专门上奏保举，赏加国子监学正衔。他留下的著作有《家乘》《县志》《庭训》《塾训》《古今诗文集》《苦口乐言》《随谈笔记》等书，都在士林中被传诵。”（高照煦在宜川任职时，官职是训导。“端忠悯”中的“悯”应作“敏”；端方的谥号是“忠敏”。《随谈笔记》应当就是《闲谈笔记》。）关于此书及其作者，从他自己的叙述和别人对他的称许来看，大致就是这样。关于教官的记述，除上期介绍《瓜棚闲话》时已经录入一则供参考外，高照煦以举人身份大挑二等而任教官，本书卷四记载大挑的事情说：“国朝规定：会试三次以后，特设大挑这一科，不考试文章，专门看相貌。二十人为一挑，一等挑选三人，以知县任用；二等挑选九人，以教职任用。相貌魁伟的挑为一等，其次挑为二等。其余八人，俗称‘八仙’。我在庚辰年会试之后，正好遇到大挑。前一天，高子佩派车把我接到城内的住处。当时他的住所在东交民巷，因为去挑选场所比较近。挑选场所在东华门内的文渊阁，向来是禁地。子佩的四弟寿卿当时正留在京城，约定第二天给我送行，也借此仰望宫殿。我很以能中一等自负，亲戚朋友中也有许多人认为我会中一等。这天晚上偶然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像衙门差役一样，手里拿着红帖来请我。我问是谁来请我，他回答说：‘子夏。’第二天早晨，我和寿卿两人同车前往。车子接近东华门时，我叫住寿卿说：‘这次参加挑选，我只能得二等。’ 寿卿说：‘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他，昨天有梦兆，所以知道。进入考场后，我排在最后一班，这一班只剩十三人，按惯例只能挑一人中一等。我的名次是第十一名，王大臣把第九名和我两人反复衡量，最后把第九名挑为一等，而我竟然得了二等。挑选结束回到住处，寿卿问我梦见了什么，竟然这样灵验。我把梦境告诉他，并说早晨醒来后，想到这个梦一定与挑选有关，却苦于无法解释。走到东华门时，忽然明白子夏是孔门文学科的人，梦中说子夏，显然与学官有关；但这还不算奇特。乙酉年八月，我被铨选为宜川县官，在任十年。为先母服丧后，服丧期满重新起用，改为铨选郃阳县官；这两个县都是战国时期西河的旧地，是子夏当时设教的地方，郃阳还有子夏设教的石室，是该县古迹之一，这可以说是应验得很神奇了。没有主管梦境的人，为什么几十年后的事情竟然能用一个梦预示出来？如果有主管梦境的人，为什么不直接明白告诉我，反而故意设置隐语，让人事后才明白？这实在不可思议。”这段可以作为谈论大挑故事的资料。大挑以相貌取人，高照煦自负相貌，可以列为一等；但他被排在十三人的最后一班，因而吃了亏，最终列为二等。假如这一班只多一个人，成为十四人，那么就可以挑选两人列为一等了。（每班二十人，其中八人被排除，俗称‘八仙’；挑选时，王大臣先把八仙剔除。高照煦家乡前辈、当时的一代名臣阎敬铭，就曾因为相貌丑陋而位居八仙之首。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说：‘朝邑阎文介公敬铭，身材矮小，两只眼睛一高一低，恭谨温和得像乡里的老人。他没有中第时，曾参加大挑，刚刚进入队列跪下，某位亲王突然高声说：“阎敬铭先起来出去。”阎公对此深以为恨，常常感慨叹息说：“一年三次落第，还不包括会试。”大概他在这一年参加中书教习考试时，全部被排斥了。后来他进入翰林，改任户部官员，胡文忠上奏调他总办东征粮台，奏疏中有“阎敬铭气貌不显扬而心雄万夫”这样的话。’这也是可以叙述的名人轶事。

译至于有的人身材相貌魁伟却落选，有时便把这归之于命运。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说：‘清代举人参加大挑，由王大臣主持；举人中身材高大的人挑为一等，任知县，中等身材的人挑为二等，任教职，身体矮小琐细的人则落选，这是显而易见的。有一年大挑时，山东有一位举人，身材像曹交那样高大，竟然落选。他十分愤怒，等大臣办完事上轿时，拦住轿子质问说：“大挑凭什么作为依据？”大臣知道他是落选后感到冤屈的人，便高声回答：“我挑的是命。”举人无话可说，退了下去。’这则流传的笑柄，可以同嘲笑某位主考官的考场谐联放在一起看：‘你这个小生只谈命运不谈文章，碰；咱老子用手不用眼，抽。’大挑场中，身材高大的人占便宜，不过仍然要看相貌如何。某部笔记说：‘从前青县有一位金孝廉，相貌极其丑陋，五官的位置全都不合适，看见他的人都笑，却又不敢正眼看他。等他进入大挑场，某位王大臣竟把他首先挑为一等。一时之间，众公卿面面相觑，惊愕不已。王大臣说：“不要惊讶，这个人胆量可嘉。”众人问原因，王大臣说：“这个人长成这样，却敢进入挑选场，不是有姜维那样的胆量，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 ’”尤其足以令人捧腹。科举时代，人们多谈梦兆；高照煦所说的梦境巧合，也属于其中一种。宋人的记载中，有一件事与高照煦所说的极其相似。费衮《梁谿漫志》说：‘京城有两位相公的庙，世人传说供奉的是子游、子夏，灵异之事很多，无法一一记载。对于举子询问考试得失，尤其应答如响，直到今天人人都能说出这些传闻。大观年间，我祖父在太学，有一位同舍生将要参加廷试，便到庙里求梦。夜里梦见一个童子传话说：“两位相公向前辈致意，将来你的功名会在两位相公之上。”醒来后想，子游、子夏都是孔子的高等弟子，我的功名在他们之上，必定能考取高等名次，于是暗自高兴。等到唱名时，却因为杂犯而得了州文学的职位，大为烦闷失意。他私下想，两位相公的灵验不应当如此，整夜沉思，忽然惊讶地笑道：“《论语》说子游、子夏长于文学，如今我果然位居他们之上了吗？”第二天早晨把这件事告诉同舍生，大家都大笑说：“神明也竟然这样善于开玩笑吗？”’其中“文学”二字在字面上的巧合尤其厉害，只是高照煦历任官职的地方，又多了一层相互照应。（举人大挑二等，应当选任教谕，按惯例还可以兼选训导，仍保留教谕资格，所以高照煦在宜川任训导，服丧后重新起用，便得以选任郃阳教谕。） 卷二又说：“去年戊戌年，我到同州府参加送考，遇到了潼关厅训导张晨岚。他是盩厔人，曾代理过许多地方的官职。……他曾讲过教官‘十个得字、十个不得字’的两首歌谣，可以作为笑柄，也可以作为一种劝诫。因为我和他住在一起，便请他反复诵读多遍，我才得以谨慎记住。他的《得字歌》说：坐在一品官面前，能得到；两次办理丁祭，能得到；盼望三年一次的考试，能得到；四等秀才，可以打，能得到；五品升衔，可以加，能得到；六十岁的老太太，能受苦，能得到；代理七品县印，能得到；八条卧碑，要记得；九两斋夫钱，可以扣；十分将就，也算得到。《不得字歌》说：一条腿跪着，不能得到；两个同事嫉妒，不能得到；三尺刑罚，不能使用；四季衣服，不能议论；五路公文，不能发出；六十名秀才，不能责打；七品县印，不能抗拒；八股文章，不能荒废；九次叩拜的礼节，不能免除；十分讲究，也不能算得到。原来是“两个伙计合不得”，把“合”改成“妒”，意思似乎更长一些。这大概是仿照旧传的《典史十字令》写成的。（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七说：“各县典史是流外官，古代只称作吏攒而已；但他们往往也擅自作威作福，有人曾作《十字令》说：‘一命之荣称得，两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十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曲子唱到最后归于雅正，那就不只是雅谑，也成了官箴了。”）两种说法可以一同流传。“合不得”改为“妒不得”，未免意味寡淡；原说以讽刺诙谐见其隽永，改成正面规劝的话，反而显得呆板了。（学政巡视考察时，生员岁考列为第四等的，按例要施以扑责，称作“四等秀才打得”，大概是发令教官执行。只是这个旧例沿用下来，逐渐多成为具文，只剩法令还存在而已。） 所谓“六十秀才打不得”，是说年老者按理应当免于责打。教官都是本省人，按例不能代理知县。所谓“七品县印代得”，“代”字疑为“待”字的讹误，大概是指升阶而言。卷一记载戊戌新政时期陕西学政叶尔恺巡视考试的事情说：“陕西学台考试，全省共分十一棚；西、同、乾、凤为内四棚，岁考、科考分开举行；南山的兴、汉、商三棚，北山的延、榆、绥、鄜四棚，都是岁考、科考合并举行。现在学宪叶伯印尔恺，内四棚的岁考刚刚结束，便奉上谕把八股改为策论，但还没有明确策论应从哪里出题。”

译北山四棚的题目，如《卫文公》《滕文公》等论，都是学台任意拟定的。北山刚考完，八月间康有为的大案发生，皇太后听政，又奉懿旨仍按旧例作八股文。听说北山把这次入学的新生称为“洋秀才”。一个省一年之中，入学新生有的考八股，有的考策论，这件事也颇有趣；其他各省大概也有类似情况。庚子事变以后，壬寅年补行各省庚子、辛丑恩科、正科合并的乡试，新章规定把八股改为策论；但先于辛丑年举行考试的广东、广西、甘肃、云南、贵州五省，仍然考试八股，这些情况可以相互参照。又说：“我任郃阳教谕，今年闰三月初前往同州府办理岁考。叶学宪专门选考时务。什么叫时务？就是西洋各国的事情。过去考场中有能以时务应试的，都列在高等；甚至正场八股文中明确使用西学字样以及铁路、电线等词语的，也都删改后录取。当时我在考院观看武童考弓、刀、石，有一个县的武童当面禀报，说他能制造轮船，能在水里传送书信，随即呈上一张两寸宽的黄色表纸条，并说：‘请大人用水把它润湿，就能看见字。’ 学宪笑容可掬，随即吩咐侍从把纸条用水润湿，纸上的颜色十分奇异。当时各学的人员大多环坐在大堂左侧，巡捕官拿来传看，见纸上仍然写着“能造轮船，能水里送信”几个字，而且“裏”字还误写成了“里”。华州学正王介夫笑着说：“用白矾水在纸上写字，干了就看不见，湿了才看得见，这是小学生都惯用的把戏。”那个武童还站在台阶下，神色像是在等待嘉奖。外面的巡捕严厉斥责他，他才退了出去。府教授王若翁说：“专门选考时务，以后恐怕会有更多弄怪事的人了。”学宪似乎已经听见这话，只是默然不语。叶学宪年纪还轻，介夫是醴泉举人，若翁是三原举人。”新事物刚刚开启的时候，幼稚可笑的事情在所难免；虽然会成为谈资，却不值得奇怪。卷一又记载刘光蕡的事情说：“咸阳人刘焕堂，是乙亥恩科举人，原名某，后来改名光蕡。懂八股文的人大多批评他的文章不够讲究。即使说到古文，顾夝谷明府也认为他还不知道门径；只是他博览群书，把记诵作为功夫，多年在泾阳味经书院主持讲学，讲求时务，刻印新书，有钱的人大多资助他。有位大宪官员享有学贯中西的声誉，又有传言说他同康有为书信往来，于是有了‘南康北刘’的说法。康党失败后，他竟然整天痛哭，大声说国家元气已经断绝了。我们陕西跟随康党的人，大多出自他的门下。去年冬天，叶学宪仍请他照旧主持讲学，聘书已经送出；魏中丞收到京城同乡的公信后，才打听得知此事，于是学宪追回了聘书。今年他在醴泉属地一个名叫烟霞洞的地方隐居设馆授徒，听说仍有弟子跟随。晓峰曾来信说：‘赵尚书展如任江苏巡抚时，刘焕堂专门写信请他代为购买西洋书籍和各种机器，打算大力开启时务之门。’赵氏回信说：‘外洋书籍种类也很多，它们传播出来的未必都是精华，真正精华的也未必都能传播出来。至于各种机器，使用几次就必须整理，否则便不适用；因此一定要让洋人充当老师，再多召集洋商，购买办理起来才方便。洋人只看重利益，一听到这样的风声，必定会在泾阳、三原设立洋行；不用几年，这里又会变成洋人的世界了。我确实知道这个主意是某某提出的，他只是个无知的孩子，实在不值得计较；阁下却是堂堂大儒，拥有　比，却也急着要改成夷人那样吗？这样还凭什么做人师呢。’等等。于是这件事就中止了。”刘氏号古愚，也是当时陕西省的一位名人；高氏的观念接近守旧，对此很不以为然。丁酉年，陕西巡抚魏光焘、学政赵惟熙在泾阳创建格致实学书院，命名为崇实书院，会同上奏说：“山长这一职位，必须选择见识通达古今、学问贯通中外的儒者，才能胜任。现查有味经书院主讲、赏加国子监学正衔、咸阳县举人刘光蕡，品德高尚、学问深厚，留心经世之学，对于格致各门学问，素来有所研究，可以兼任此职。”由此可以大致看出情况。梁启超丁酉年写给刘氏的信说：“二三月间，杨君风轩先后两次赐信给我，以及《味经随录》、创建书院折片、《机器》《织布说略》等稿件，我反复诵读了好几遍，钦佩万分。……近来强学会的议论兴起，海内有志之士很是踊跃聚集，以为或许可以得到救治。既然被进言者阻挠，事情尚未定局，便突然停办离散。如今竭尽精力和思虑一年多，想恢复旧业、联合广大群众、挽救大祸，最终还是没有做到。固然是由于才能力量不足，也或许是没有探究清楚世局的变化。启超自从结交李孟符，听到先生的言论和事迹，认为如果全国的书院都能找到像先生这样的贤师十人、百人来主持，中国的强盛就可以跷足等待了。人才，是国家赖以建立的根本；而教师，则是人才的最大源头。因此，拯救天下的办法，没有比讲学更急迫的；讲学的办法，没有比得到良师更重要的。……先生以织局、书院两件事作为奠立富国教民根基的办法，可以说是懂得时务。既然集资入股不容易，织造恐怕难以成功，主持事务实在太难了。……今天最迫切而又最容易实行的事情，自然应当把兴办学校作为主旨。……其中尤其紧要的是，千年的教统，正逢将要断绝或延续的关头，异族逼迫交加，人民不断沉沦，几乎没有一天可以安宁；必须让海内海外都知道孔子是制定法则的圣人，相信六经是治理世事的书，相信并接受、学习和通晓它们，才有希望得到挽救。先生凭借高龄厚德和宏大学问，悲悯天下，一句话倡导起来，士气就会振作改变。恭敬地希望您努力振兴衰颓、扶助危局，那岂只是陕西的幸运而已。……如今的中国，就像堆叠起来的蛋一样危险，……即使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实在也担心所希望完成的事情还不到十分之一，桑田转眼变成沧海，国家就已经迅速陷落。因此我私下怀着愤懑，想在腹地找到两三个豪杰，与他们共同支撑局面。贵省振兴的事情，幸望您随时告知；只要是力量所能做到的，没有不竭尽诚心、共同发誓以血诚效力、努力挽救危局的，也不能说天下的事情就一定没有可为之处。我心中所想的还有很多，只是苦于没有全部说尽，容许以后再继续陈述。”推重赞许之情，完全流露在话语之中。

译（梁启超的信中还说：“秦中自古就是帝王都城，万一上京发生变故，那么皇帝的车驾和行在，仍将要依赖这里。”这仿佛是预见到了庚子年的事情。）李伯元（宝嘉）《南亭笔记》卷十说：“赵舒翘是陕西人，贫困未显达时一贫如洗。他的乡里有个叫刘古愚的人，是当地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喜爱他的制艺，在郡县之间为他宣扬；赵舒翘因此出了名。感激之余，他愿意带着礼物拜在刘氏门下。后来刘氏偶然同梁启超互通书信，赵舒翘知道后，暗中命令地方大吏逮捕刘氏下狱。欧阳修说：‘还没有蘸墨写完推荐祢衡的文章，已经弯弓准备射杀后羿了。’说的就是赵舒翘。”说刘、赵二人是师生，恐怕未必如此。赵氏于同治甲戌年考中进士，难道刘氏在此以前已经成为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了吗？至于刘氏下狱的说法，恐怕也不确切。戊戌政变以后，刘氏因此离开书院，高氏的记载应当可信。如果刘氏果真下过狱，高氏的记载也应当提到此事，容许以后再作考证。（刘氏因为京城同乡的公信，导致聘书被追回，或许就是赵氏从中主持；当时赵氏是陕西籍在京官员中权势地位最尊显的人。） 礼部尚书李端棻、户部侍郎张荫桓因政变获罪，被发往新疆。高氏在卷一记载他们经过陕西时的情形说：“尚书李端棻、侍郎张荫桓，都在康有为案件以后被发往新疆严加管束；张荫桓还奉有‘沿途经过的地方，着令该督抚挑选妥当人员押解，不得稍有疏忽’的谕旨。两人都在去年冬天经过陕西。李端棻一副罪官的样子，经过各州县时，谁也不敢负责接送。听说他在省城曾经患病，对某位大臣说：‘古人说活着进入玉门关，我们兄弟恐怕连活着走出玉门关都做不到了。’到达醴泉时，郃阳正任张莲塘明府刚刚调任署理，李端棻当面致谢说：‘皇太后和皇上的恩典，是让我们兄弟受几年苦罪。像我兄长这样供给，即使在京城任职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这还有什么苦呢。’谦和、恭谨而又温厚，颇有读书人的气象。张荫桓却仍然显出侍郎的威势，沿途州县都按照接待钦差的规格接送。听说他在省城对人说：‘这个老太太和我开玩笑，还叫我到关外走一趟。’骄傲无礼到了极点，也粗野到了极点，称皇太后为老太太，真是骇人听闻。” 李端棻谨慎检束，张荫桓豪放放纵，这也可以看出二人性情品行的不同。至于称太后为“老太太”，倒不算十分奇怪；当时京城人私下交谈时，也有不少人这样称呼。好在“老太太”也算是一种尊称。卷一叙述江南乡试的事情说：“篙渔多次充任江南乡试同考官，曾经说，南京贡院紧挨秦淮河，每场考试停止荐卷以后，各位同考官便从考院内的便门到秦淮河妓女家中游玩，监临和主考都知道，也不禁止。有位监临曾对主考说：‘秦淮河十分热闹，我们可以让各位廉官老爷高兴一下。’兵火之后，那里几乎成了一片焦土，如今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篙渔又说：‘江南乡试，不行贿就不能从考房中出来，即使是贫寒士子，只要有希望考中，亲友也一定会资助他。因为从监试以下的官员全都串通作弊，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我第一次分闱，就知道其中的弊端。分卷那天，我站在公堂上，当面吩咐书办把我所分的试卷立即盖章，命家丁带回考房，并且告诫他们说：‘我是房官，我这一房你们不能作弊，其他各房的事我管不了。’第二次分闱时，正好内监试某人与我有世交，我打趣他说：‘几竿银子已经到手了。’某人似乎没有听懂，便用别的话回答。后来我又像先前那样说，他脸色变了，随即进入我的考房，勃然问道：‘您屡次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回答：‘大人真的不知道吗？’于是详细说明其中的弊端，并且对他说：‘内监试处在咽喉要地，几天之内一定会有人来请托，大人想要发这笔财吗？’某人正色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科举出身，这种钱怎能取得？’我回答：‘如果真是这样，请今晚不要泄露消息，亲自到书吏等人的住处去。他们入场时，私人物品只有一捆铺盖，严格搜查就能查出实情。’ 第二天黎明，某人惊愕地来了，说：‘真可怕啊！铺盖中各自藏着写有姓名、号舍的单子，就连古道照人者，也竟然昏暗到这种地步。只有您一个人没有染指此事，实在钦佩，实在钦佩。’随即问道：‘这件事应当怎么办？’我回答：‘大人这一举动，已经让他们胆寒了。请在分卷前一晚就传谕书办等人，明早吃饱饭，分卷后立即盖章送入考房，不准停留；我再帮助大人监守，这样大概就没有弊端了。’按照固定规制，红卷准备齐全后，监试、主考以及同考官升堂，依次坐在堂前；在平地上铺席，房吏等人把试卷按考房均分，安放在席上，卷上方贴着第几号的条子；又摆放两个签筒，一个里面装着第几房的签，一个里面装着第几号的签。两位主考各抽一个签筒，抽出某房某号后，就在某号试卷堆上加贴第几房的条子。法令本来很严密，无奈签都抽完以后，还必须逐卷在卷面上盖上第几房的印章。就在这时，官员们便请大人吃饭，众官同时退去，于是那些书吏便彼此交易，光明正大的公堂遂成了黑市。我和监试已经约定好，到那天各位官员退下以后，众书吏还在观望，监试便说：‘立即盖章，不许再这样了。’他们才勉强照办。我和监试两人看守了半天，仍有趁机抽换试卷的，不过已经不多了。发榜以后，士人舆论一致认为，这一科独独没有弊端。”（篙渔是高长绅的号，也是米脂人，道光进士。本卷叙述他的简历说：“高观察篙渔，名长绅，字子佩，由进士出任江苏知县，先后署理荆溪、元和，补授南汇，升任常镇通海道，喜欢吟诗，也爱好神仙之术。长毛变乱发生后，军务繁忙，他因被议论而丢官，未能回乡，寄居京师，喜爱科名，也喜欢诙谐。……我县本朝到道光年间已有二百年，只有两名进士：一名高钿，任广东文昌县知县；一名艾兆端，归班而未任官。得到篙渔，才成为第三人。”至于所说“不行贿不能出房”，是极力说明当时积弊深重的话，是推而广之、说到极致的说法罢了。）

译卷二又叙述顺天乡试的事情说：“我的胞弟晓峰，同治癸酉年以岁贡生身份参加顺天乡试，曾经说，身处天子脚下，然而考场中的情况比我们陕西的放纵悖乱反而更严重。第三场也是到十六日早晨才开门；可是中秋那一夜，文场比戏场还要杂乱，管弦乐器、锣鼓兵器，甚至大锣大鼓也有人带进考场。在月光下登上屋顶高声呼喊，各自招呼旧日相识的人，不论东西两场的号舍远近，听到声音都互相应答，栅门全都被踩坏。各人拿出带来的乐器，成群分聚；西班、南班纷纷开场。许多人在号舍顶上搭成聚会场所，唱得有的远远超过戏子。唱到兴头上，竟有许多人叫好，齐声呼喊，屋瓦都被震动了。策论文章还没有写完，也只好收拾笔墨，等到第二天再写。刚一黎明，考场门便大开，交卷的人拥挤异常；甚至有人离公堂还很远，来不及等待，便把试卷裹在砖石中远远投掷过去。原来每逢乡试，参加的人往往超过一万人；大小公馆中的恶少大多以监生身份下场，平日根本不读书，只是来凑热闹而已。真正来应试的人也混杂在其中，优劣无法分辨。” 这些材料都具有科举考场史料的价值。关于顺天乡试，董恂《还读我书室年谱》咸丰九年己未条记载：（当时他还叫董醇，任顺天府尹；到穆宗继承皇位后，才为避嫌改名为恂。）“七月八日，礼部上奏派遣主持文乡试的满、汉监临，奉旨派宝鋆、董醇（与佩珩同年，时任户部侍郎）担任，八月六日入闱。中秋佳节，士子已经交卷很多。只是这天晚上按惯例不开门，渐渐有人拇战、吹笛、登屋高歌，逐渐无法制止。今年严切发布禁令，又逐号亲自前往当面告诫，仍有人当面嘲笑。到了月亮刚升起时，旧日的情形又重现，歌声纷乱，刚停一会儿又响起，呵斥他们也不理。于是把我所在字号的两人押出来，并给他们戴上枷号，让军士示众，众人才安静下来。那两人爬上栅栏唱歌时，其中一人看见监试陈心泉来了，声音反而更大；正要拘拿他时，他钻入人群逃走了。提调责令号军搜捕，也没能找到。董恂听见声音后赶去，命令号官进入号舍，对众人说：‘同号的人如果能把他举出，就只治一人之罪；同号的人如果不举发，就查清号底册，扣除全号的试卷，一律不予誊录。’不久，号底册指向前面的十号，第二号以下的人又纷纷指向首号，首号又指向第三十四号。于是命人把两人押出，交给督门官。” 监试陆眉生担心众人不能完全明白，于是命令押号军逐一巡视，详细说明此事。这样一来，整夜秩序肃然，没有人敢喧哗，这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情况。扣留试卷是攻心的办法，给军士戴枷示众又是其中的辅助办法；办法一奏效，这个积久的弊病就治好了。十九日宗室场考试结束，汉监临到园中复命，皇帝在勤政殿召见他们，询问考场此前的事情。臣董醇据实直陈，并叩首说：‘我们共同商议，本科是恩科，这些考生当众被押出，已经表示了轻微惩罚。因此仰体皇上的仁慈，念及他们三场考试的辛苦，而且试卷早已写完，仍然准许誊录。’皇帝点头表示同意，董醇又叩首后退下。”北闱第三场秩序混乱，固然是长期相沿成习；一时的整顿，也只能收到一时的效果。《卷一》又说：“篙渔曾经对我说：安徽、江苏合称江南乡试，虽然在同一考场举行，仍分为上江、下江，各自有规定的中额。某科考试时，考场内停止推荐已经很久，主考官的一个亲信忽然对我说：‘两位大人昨夜秘密商议，下江还缺一名中式者，大老爷房中备有试卷，请赶快推荐几份下江试卷，也许可以多收一个门生。’我立即取出几本备用卷，改换批语，亲自将它们放进袖中，准备送给内监试推荐。路上遇到某房官，是我的同年，问我到哪里去，我骗他说有别的事。他又问我袖中是什么东西，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强行索要观看。他惊问：‘现在停止推荐已经多日了，你带着这个做什么？’我把缘由告诉他。同年说：‘篙渔果然有神通，我也应当把它补充推荐上去。’说完便作了一揖离去。当晚听说解元的文章刻板已经劈毁了，我赶忙派人询问。得到的回答是：选定的解元文章已经发下去雕刻，因为它与白天某房补充推荐的一篇试卷雷同，所以把刻板劈毁了。我惋惜它已经取得的科名，很后悔白天多此一举，又暗自感叹：只是同一篇文章，那一房已经推荐并中了元，这一房还只是备用而没有推荐，衡量文章竟然如此没有定准。”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九有一则记载，可以与此事合起来看。据说：‘嘉庆戊寅年福建乡试，先外舅听说蓝樵先生充任同考官，考试题目是“既庶矣”两节。主考官阅看试卷，合意的很少。到了十八日，仍然没有确定解元。外舅恰好得到一份试卷，就推荐了它。主考官大喜，认为独自找到了骊珠。于是召集各房考官传看，满座传阅，都啧啧称赞。其中一人却独自说：‘文章非常好，但记得曾在哪里见过。’主考官惊讶地说：‘这一定是抄录或刻印来的，不能中式了。不过，你究竟是从哪里见到这篇文章的？’那人沉思了很久，无法回答。外舅便上前对他说：‘每科总会有解元，解元本来没有什么奇怪；每个人房中都可能有一个第一名，我房中即使不能出解元，也没有什么损失。然而你没有确切证据，却凭一句“莫须有”的话耽误别人的功名，未免不可以。’那人非常惭愧，于是向主考官竭力说明，说这篇文章极好，读到上句就能联想到下句，所以好像曾经见过，实际上并没有见过。主考官又命各房考官在已经刻出的文章中重新搜查，竟然一无所获，于是确定了这篇文章为解元。等到放榜以后，某公在落选的试卷中随手翻到一份，正是先前见过的那篇，与解元文章一字不差。他拿给外舅看，两人都惊叹不已，认为这个人一定积有阴德。后来才知道，他的母亲抚养孤儿、守节三十多年，儿子又非常孝顺；他的解元功名，确实是上天用来报偿节妇和孝子的。”科举考试衡量文章，升沉得失难以预料，所以谈论此事的人常常喜欢说到命运和因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文廷式于光绪癸巳年以翰林院编修身份充任江南乡试副考官，他的《南轺日记》记载：‘有发字十九号的一份试卷（下江），我多次想弃置又多次取回。到了第三场策论，内容颇为详尽广博，但每一道都总括写上几句话，大多不很切合。中午再次阅看，把它的第一、二场一并校阅，文字都繁富。又因为策论已经答了十分之八，才仍然取留它。等到把它放在案头，恰好十八房所推荐的三场试卷送到。我取来阅看，第一卷是发字五十一号，五道策论与发字十九号的试卷字字相同，于是立即撤下。

译发字五十一号试卷的第一、二场本来就没有取中资格，它的策论誊写字迹又极差，也一定不能仔细阅看；却恰好在这个时候碰上这件事，导致这份试卷不能中式，也不能说不是一件怪事。’这种偶然相遇的巧合，使原本已经拟定中式的试卷归于黜落，也可以与高氏所说的事情相提并论。高长绅分校江南乡试，带着洋灯（煤油灯）和大块玻璃进入考场，令人十分惊叹。《卷一》记载此事说：‘篙渔曾对我说：我任南汇时，以实缺知县的身份调任帘官。当时苏州刚开始出售洋灯，京城还没有见到。我于是命人买了几对，又买了几块大玻璃，用箱子装好，带进考场。入闱当天，就命随从撕去窗纸，把所有窗户都换上玻璃。到了晚上，在案头点燃一对洋灯，内外都明亮透彻，远远不同于别人。两位主考官远远望见，指着询问：‘这是哪一房的人？’侍者回答：‘南汇县高大老爷。’两位主考官都惊讶这种灯前所未有。我听说后，立即送给两位主考官各一对。两位主考官致谢说：‘格外明亮，又不伤眼力，这东西实在珍贵。’等到阅卷时，有一天晚上忽然听见某位主考官严厉斥责下人。查问后才知道，是因为拿取别的东西，误使一盏洋灯掉到地上摔破了。我立即命人补送一对，主考官深深致谢。’他又说：‘凡是同东西文衡以及上下各方应酬，我所花费的总比别的房暗中多一倍。我问为什么，老人笑着说：‘只求房中多中一个人，就能多收一个门生。’”（东西文衡，就是正、副主考官。） 当时洋灯受到惊叹和珍视，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在今天电灯盛行的时代读来，也很有趣。小说中描写最初使用洋灯时的情态，南亭亭长（李宝嘉）的《文明小史》第十四回《读新闻纸渐悟文明》中有一段：‘江南吴江县境内，离县城二十里有一户人家，姓贾，……一直关着大门过日子。……这家虽然有钱，却一直住在乡间，穿的、吃的，再没有比他更朴素的了。……大厅上点的还是油灯。可是自从看报以后，他知道了外面的事情，又读了些上海新出的书籍，见识从此开通，思想格外发达。他私下拿出钱来，托人到省城，在洋货店里买回一盏洋灯。洋灯烧的是火油，灯头比油灯亮好几倍。兄弟三人点灯看书，觉得和白天没有区别，高兴得不得了。贾子猷还拍手拍脚地说：‘我一直看书上总说外国人怎样文明，却始终想不出其中的道理。现在看来，单就这洋灯而言，晶莹明亮，已经是外国人文明的证据了。然而我看报上说，上海地方还有什么自来火、电气灯，它的光亮足以抵得几十支洋烛，又不知道比这洋灯还要明亮多少。可叹我们生在这偏僻地方，就好像坐在井里看天，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上海去游逛一趟，见见世面，才不辜负这一生呢。’由此可以想见他们欢喜赞叹的样子。（所谓自来火，是煤气灯的俗称。）物质文明的进步，自从洋灯传入后，豆油灯便逐渐被弃用；电灯盛行后，洋灯又显得落伍。追溯洋灯最初被使用时，人们已经有获得大光明的感受，可见洋货的诱惑力确实很大。今天通用的火柴，过去也曾让人感到惊异。《卷二》记载：‘我的胞伯曾祖叶元公（名金枝），我入墪时，他年近八十，常来墪与殿桢外祀先生闲谈。听他谈起说：‘近来盗贼之风非常猖獗，外省的大盗夜里进入人家，带着细木枝，在木头、石头之间或衣服上擦一下就会燃烧，不知道用什么药物制造。’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洋火柴。当时我们省里还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前后相隔不过五十年，风俗却已经变得浮华奢侈，单从这一件东西也能看出来。’洋货传入后，逐渐深入民间；开始时难免感到奇异，后来都习惯并使用它们，一切生活日用品于是全都不同于从前。社会变化的迅速和影响的巨大，确实可以由这类事情推知大概。又记载：‘我小时候听老人说，乾嘉年间，风俗俭朴，县里男女都穿布衣，请客只吃杂面。当地习俗是把豌豆去皮，和麦子一起磨，称为杂面；再掺入沙蒿面，可以做成极薄、极长的面条，吃起来最为节省。城中有“一双半靴子”的歌谣，是因为高某曾任知县，回到家乡后曾穿青缎靴子；族中有一人捐得某种官职，曾穿缎鞋和布腰靴，所以才有这种说法。当时穷人很少。族伯凤章公（名桐）靠经商致富，曾说：‘嘉庆年间，我家在米邑被推为首富，所经营的字号中，卖布的很多。每年春天到山东、河南等省买布，运回来后分售给城乡小商贩。到了年终，收取乡里的欠账非常忙；城内卖出的布，要等到第二年春天再收账。但必须准备盘子饭，邀请众多商贩，才允许他们延期到来年春天按数结清，不得拖欠。所谓盘子饭，就是用瓷盘盛菜，或三样，或两样；饭则是蒸馍和小米，这是非常丰厚的招待。如今做买卖的情形却完全相反：当时商号家家俭朴，而且都有银钱；如今奢华日益盛行，实际上却家家空虚。说起这些，令人感慨。’这也是社会风俗变迁的史料。书中还记载了一则官场趣闻。《卷一》说：‘幼渔（名寿祺）是篙渔的公子，他曾说：某年有一名岁贡生，家世贫寒，六十多岁才考中进士，被任命为知县。他到省城禀报到任，拜见制台。当时正值盛暑，他刚呈上履历，就抽出扇子自行扇风。

译制台说：‘热得可以伸冠。’他便摘下帽子，仍然不停地扇。制台又说：‘可以脱衣服。’他立即脱下袍褂，里面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扇得更加用力。制台脸色变了，随即拿起茶碗，门内门外的人一齐喊着送客。这人这才知道自己失仪，连忙抱起衣帽跑出去，看见的人没有不叹息的。他回到住处，越想越惭愧，闭门不出。制台进入内宅换衣服，对夫人说：‘这样的蠢人，怎么还配做官？’当即准备上奏弹劾。夫人问明原因，他详细告诉她。夫人拿过履历看了看，说：‘他毕竟是进士即用。进士出身的人很多没有熟悉官场礼仪。你是上司，他扇风时，本应当正面告诫他，却反而戏弄他，之后又责罚并革职吗？况且他年过六十才得到一个知县，更应当委婉地加以保全，这才显出宽厚的德行。’制台听后很高兴，几天后特意传见他。那人正在闭门反省，听说传见，越发疑惑害怕，穿戴好衣帽进去拜见，跪拜谢罪。制台扶他起来，让他坐下，又叫他把帽子戴上。他站着推辞，不敢坐。制台叹息说：‘今时不同于往日，可以长坐畅谈。’制台也脱下帽子，详细询问他的籍贯，又问：‘老兄像您这样的年纪，心里还希望什么呢？’ 那人回答：‘卑职如果有三千两银子，就告老还乡，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愿望。’制台问：‘三千两银子准备做什么？’他回答：‘卑职从小赤贫，承蒙一位业师怜悯，教育培养了我。如今业师已经去世，他的几个世兄还没有成就。卑职幸而考中两榜进士，要报答老师的恩情，没有一千两银子办不到。’制台说：‘这一千两用得很合适。剩下的两千两做什么？’他回答：‘卑职居家教学生，在宗祠里设馆授徒。如今宗祠几乎破败，族人也大多衰落；卑职幸而做了县令，要修缮宗祠、奉祀祖先，没有一千两银子办不到。’制台说：‘这一千两用得更合适。还剩一千两做什么？’他回答：‘卑职居处卑微、饮食贫苦，年纪也老了，如今幸而凭进士身份做了知县，余年还要靠这笔钱赡养自己，也没有一千两银子办不到。’制台说：‘三千两银子都用在应该用的地方，我可以替老兄设法。’于是送他出去。后来制台见到藩司，谈起这件事，藩司说：‘某县现在正好有空缺。’制台问：‘每年收入怎么样？’藩司说：‘可以得到一方。’制台说：‘这个缺可以立即委署给他。’刚过半年，那人请假到省城，见到制台后叩头致谢，说：‘承蒙大人恩典，我的愿望已经满足了。’ 说完，他从怀里取出二千两银票，双手呈上，说：‘卑职只需要三千两，竟然得了五千两，这二千两没有用处。’制台惊讶地说：‘这是你所得的银子，你准备把它放在哪里？’他回答：‘卑职一向不说假话，确实用不着这些钱。’正在争辩时，藩台恰好到来，问明原因后说：‘眼下朝廷正在奏请兴办某项工程，可以上奏请求捐输，将来还可以得到议叙。’制台说：‘好。’那人于是告休，洒脱地回乡去了。高寿祺的父亲在江苏由知县升到常镇道，这段话似乎是他随父任职时听来的。制台大概指两江总督，但姓名和年代都没有记载，不过是一种传说罢了。（清代官场的惯例是，属吏拜见长官时，不得摇扇，所以这里用自行扇风来表现他的失礼；请除冠，即‘升冠’，是官场通用语。这里写作‘伸冠’，大概是由于陕西口音中‘伸’和‘升’不分。一方是银一万两的隐语，竿则是千两。外官的礼仪繁琐，科甲出身的人往往不如捐班出身的人留意这些，趋走作揖、应答周旋方面常常相形见绌，因此经常被讥为书呆子；总督夫人的话，也很符合实际。） 这类传说，其他书中也有不少相似的记载。例如独逸窝退士《笑笑录》卷五附记说：‘相传有人在暑天拜见上官，不停地摇扇。上官厌恶他，于是说：‘天气热，可以宽衣。’他脱去外褂后，仍然不停地摇扇。上官说：‘何妨再脱？’他推辞不得，只好脱去袍子，却仍然摇扇。上官又说：‘可以再脱下衫子。’他坚决推辞，说不敢脱。上官命侍者替他松开衣扣，又谈了一会儿，他才出来。人们看见他，都惊骇发笑；原来他头上还戴着纬〔缨〕帽，这才明白上官原来是有意为难他。’ 又据醒醉生（汪康年）《庄谐选录》卷十二记载：“江宁藩司长远帆（禄）任山东方伯、观察时说，夏天有一位某县令调任东省，第一次去拜见巡抚。按旧例，属员初次拜见长官，必须穿蟒袍补服，即使酷暑也不能免穿外褂。当时正值盛夏，这位县令汗流浃背，热得难以忍受，便拿着自己带来的团扇，抬起手臂拼命扇。巡抚说：‘为什么不把褂子放宽些？’县令说：‘是，是。’于是命仆人替他脱下外褂。过了一会儿，他仍像原来一样扇扇子。巡抚笑道：‘为什么不解开腰带，把袍子放宽些？’县令说：‘是，是。’于是离开座位，依次把衣服脱掉，回到座位后谈笑更加豪放，举止也更加放肆，不知不觉间竟把扇子在左右手之间交替着扇，发出呼呼的声音。巡抚实在忍耐不住，斜眼戏弄他说：‘为什么不连衬衫也放宽些？那样不是更凉快吗？’县令应声便把衬衫也脱了。巡抚随即拱手请他喝茶，左右的人便传话喊着送客。这位县令仓促之间不知如何是好，急忙拿起缨冠戴在头上，左腋夹着袍服，右肘挂着念珠并带着短衣，踉踉跄跄地走出去，像杂剧中扮演小丑登场时的样子。官舍中同僚、署内役吏，看到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第二天，令他回原籍学习的公文就颁发了。这位县令的狂妄姿态固然可笑，但那位巡抚也确实可以说是恶作剧了。

译又据南亭亭长（李宝嘉）《文明小史》第二十七回《官场交际略见一斑》记载，嵊县乡绅余直庐对人谈起官场的事说：“记得那年有一位新到省里的知县，去拜见抚台，只因为天气炎热，这位知县不停地扇扇子。抚台想出一个主意，请他把帽子顶高些、把衣服放宽些。他果然把帽子摘下（按：李氏是武进人，方言中‘探帽’就是脱帽），又脱掉衣服，仍然不停地扇扇子。抚台请他把上衣也脱掉，他不肯。抚台说：‘这有什么？天气热时本来就可以这样。’他倒也听话，果然脱得一丝不挂。抚台端起茶来，下面立刻一片声音喊着送客。他慌了，一手拿着帽子，一手夹着衣服就走了。不到三天，抚台便上奏弹劾他，把他革职。”像这类故事，情节大同小异，地点不一，人物和时间也多不清楚，大概是清末广泛流传的一种官场笑谈罢了。至于高氏所说的这个故事，这位县令虽然也曾受到上级官员的侮弄而陷入窘境，但最终还能因此掌握官印并体面退场，正如愿以偿，所遭遇的机缘可以说是格外优厚了。林纾《铁笛亭琐记》（又名《畏庐琐记》）说：“德寿任广东巡抚时，接见道员和同知，送客都有一定界限。有一位同知龙某，和道员李某一同拜见德寿。天气微寒，但龙某年老多病，已经穿了棉裤；他的袍服单薄而棉裤厚重，显得臃肿不便。到了德寿送客时，龙某的裤子已经掉了下来，幸好德寿送李道员走得稍远，没有看见。李道员虽然年老，却还机警灵活，怜悯龙某年老糊涂，若被德寿看见，马上就会获罪，于是故意不停地拿公事喋喋不休地同德寿说话，龙某得以从容地把裤子穿好，左右的人都忍不住偷偷发笑。”又说：“我的家乡有一位训导，是建宁人，喜欢脱袜脱靴，用五个脚趾抓脚上的污垢。有一天文宗到任，这位训导和同官一起到驿亭迎接。文宗迟迟没有到，众人围坐闲谈，这位训导偷偷脱下靴袜，和人谈得兴致勃勃，竟无意中把靴袜系在案桌柱子上，一边谈一边捆，结果一只脚上带了几十个结。忽然有人喧哗说文宗到了，他已经来不及穿靴，只好赤着脚上前行礼。文宗见了大怒，终于把他革职。”掉裤子、脱袜子，也都是官场上的笑柄，可以和脱衣服的故事一同流传，都是供人发笑的谈资。这部书记述同治年间陕北的军事情况，具有地方史料价值。高氏曾经主持书院讲席，很受推重（正如贺锡龄序中所说），但书中对书院的事情却没有记载。想来，他用来施教的内容没有超出学业范围，而其成效只在于门下弟子科举功名兴盛罢了。《谏书稀庵笔记》《谏书稀庵笔记》，一册，不分卷，由上海小说丛报社印行（民国十一年六月十日再版）。书名题作“清御史陈庆溎著”，又说“著作者潍县陈庆溎”。作者自序说：“我告老还乡以后，年近七十，整天吃饱饭无所事事，太阳一落山就睡觉，半夜便醒来，闷坐着无聊，于是学习写诗歌、古文和词，积存的稿子已经堆满一尺。我知道自己的学识浅陋，不能追踪古人。有一天，紫绂十六弟告诉我：‘兄长的诗文有金石般的声调，文思发动又快，为什么不写成小说，详细叙述平生所见所闻，让雅俗各界都能看到，这难道不胜过写诗文吗？’我说：‘是，是。’于是就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挥笔记录下来，不知道该取什么名字，便题名为《归里清谭》。门生杨咸卿说：‘为什么不叫《林下清谭》呢？’我说：‘辞官归乡，哪里是容易说出口的事！我曾见过有人做了半辈子官，拥有丰厚资财，积藏珍宝，唯恐兄弟亲族争夺他的产业，竟甘愿抛弃祖先的坟墓和住宅，寄居在他乡，死后也不能安葬在故乡，几乎还不如狐狸。近来有个福建人，因为贪污受贿丢了官，想带着财宝回乡，乡人相互发誓，不卖房子给他。又有一个身居显要的人，亲族倚仗势力，逞强霸占产业，扰害一方，乡人甚至要挖他的坟、烧他的房子。这个人早已丢了官，到现在也不敢回去，那么‘归里’哪里是容易说的呢？’咸卿说：‘老师说得确实对。’这就是序。丁巳年夏季十月初一日，谏书稀庵主人记。”由此可知，这部书原名是《归里清谭》；丁巳年就是民国六年。至于作者题作陈庆溎，清末台谏官中并没有这个人，只有一个陈庆桂，任科道官，是广东番禺人，并非山东潍县。他中的是光绪庚辰进士，也与书中自称丙戌不同，其他事情也多不相合，确实是题名时弄错了。按：作者自述的情况，散见于本书各处。此人籍贯潍县，是道光朝协揆、谥号文悫的陈官俊的侄孙，同治癸酉举人，署理馆陶县训导。光绪丙戌进士（会试中式时在黄思永名下），任工部官，历任御史、给事中（曾任巡城御史差），外放为奉天锦州府知府，后来辞官归乡。由此推考，知道他无疑就是陈恒庆（字子久）。印书的人只知道清末言官中有个陈庆桂，又把“桂”误写成“溎”，于是随意题署，未免可笑。这部书记载京城和朝廷的故事、名人的逸闻、社会上的琐碎传闻以及乡里的风土人情等，颇值得一看，是一部有价值的笔记。书中那些涉笔成趣的地方，可以想见作者借文字的诙谐来排遣老年生活的情致。清代书吏玩弄权力，势力逐渐积重难返，弊端之处便成了谋利的窟穴。京师书吏中富有的人，财富超过公卿，以奢侈相互夸尚；光绪年间，户部银库书吏史恩泽（字松泉）等人，就是其中最显著的。陈氏记载说：“六部书吏的富有，没有比得上户部经承的。有个叫史松泉的人，家产有数十万。他谋利的方法是，每月外省解送军饷，必定有一笔费用；如果还有负责解送汇票的庄号银券，他就仍旧暗中把票券存入庄号取息。经承一任六年，便会非常富有。史松泉任期未满六年，因犯罪被革职，监禁了一年。释放出来以后，仍然像过去一样豪富，房屋连绵相接，院落有好几层，都是四面带廊的厢房，下雨下雪也不必张伞，天天有美貌伶人替他烧烟。他的酒食之精美，更是不同寻常。绍酒每坛一百斤，或五十斤，陈放十年以上，然后开〔缺字〕，醇厚得像胶，甘甜得像醴，喝到十杯，就会醉得像泥一样，却不会产生酒后的恶劣反应。酒醒时，喉咙滋润得像酥油一样。京城沿街酒帘飘扬、门牌华丽的酒家，没有这种佳酿。有白官燕，是把烧鸭丝和鲜嫩的青竹笋一起炒，用来供老饕享用；我可以吃满满一簋。

译又有他自己制作的南豆腐，用鸭汤煨煮，上面撒上金华火腿细末，摆成红色的“寿”字，鲜艳得让人不忍动筷。侍酒的人用匙子送到我嘴里，我才吃下去。松泉脱离书吏名籍以后，天天和我这个邻居来往，我曾经见过他，因此彼此相识。他家门外安放着两块大方形上马石，巡街御史逼他拆掉，他托我替他说情，答应出资修缮正阳门外一丈长的石桥，这件事才得以解决，所以他用丰盛的宴席款待我。而且他为人慷慨，有位倪太史淡园同他交往，被简放为广西知府，因为贫穷无法成行，得到他的资助，才得以上任，我因此很敬重他。每逢收到请柬邀请饮酒，我总是高兴地前往。又有国子监经承李秋宾，是通过自捐的方式开缺；捐官的人必须先捐贡监，每年按费用计算要花数万金，官府得一半，经承得一半，因此家产非常富有。我起初不认识他。有一天，我和表兄郭虞琴在戏院看戏，开戏半天以后，忽然看见几个仆人，带着豹皮坐褥、精细瓷茶壶、光亮的白铜水烟袋，还有两三个伶人，簇拥着一个肥胖老人上楼。不一会儿，年轻的名伶相继上楼陪侍。戏园主人殷勤周旋，茶点不断送来。虞琴瞪大眼睛看着，问我这是什么人。我说不知道。几天后，邻家演戏请客，这个人也在座，才知道了他的详细情况。饭后他吸洋烟，由伶人替他烧烟，他只坐着吸。询问那些伶人，他们都说：‘这个人年老而好色，有几个姬妾，为此疲于奔命，又患有喘病，不能躺着吸烟。’我悄悄告诉会解诗的伶人李灵芝、朱素云说：‘我有一句诗送给这个人：庞然压倒群花上，恰似吴牛喘月时。’ 两个人笑得前仰后合。”当时所谓阔绰书办的穷奢极欲，有像这样的人。史恩涛因为是蠹吏，被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孙诒经革职查办，孙诒经也因此获罪。这件案子一时闹得很大。《清史》列传《孙诒经传》记载：“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山东巡抚张曜因黄河工程领取部库银一百万两，银库书吏史恩涛索要一万两使费，张曜便将他斥革，交付坊狱，先命他缴还使费，再请旨惩办。御史王赓荣、张炳琳、刘纶襄、吴兆泰联名上章弹劾，认为办理过于宽纵。皇帝下旨命他们详细回奏。第二天，张曜上奏说：‘户部银库应当拨给山东河工的一百万两银子，上个月山东巡抚臣张曜派员来请领，我当即命令有关司局赶紧发放，并和委员们一起在银库门前交付，银两并没有短少。忽然听说银库书吏史恩泽索要一万两使费。又听说该书吏虽然索要巨款，委员们并没有答应给他；因为臣严令催促赶紧发放，该书吏无法阻挠，所以就放行了。臣从各处秘密查访，完全没有实据。然而臣平素嫉恶如仇，既然听到了这件事，就决不容许蠹吏侥幸逃脱法网。因此特意把该书吏传到户部堂上，当面严厉审讯，立即将他革职。但该书吏坚决不承认，又没有凭据可以查办。于是，一面把他交给坊狱严加押解看管，等待审讯；一面先诱令他缴出一万两银子，等缴足以后，再根据这笔银款请求皇帝下旨惩办。臣的用意是，索取赃款没有证据，而缴款却有凭据；只要等臣把银款缴出来，该书吏的贪婪就不必再问了。这就是臣办理该书吏一案的原委。’张曜在原奏中答复有关函件追问的一节说：‘查该省第一批银两，上月十二日才发出，按该委员押送饷银的行程计算，最快也要经过十五站才能到达山东。臣在二十九日当堂诘问，函件不可能这样迅速传到；至于同官共同商议一事，臣唯恐泄露消息，使该书吏逃跑，所以没有向任何一个人提起。户部同官实际上没有共同商量。臣办理此案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堂上堂下，大家都看见、听见了，确实是为了整顿积弊。现在案件尚未办结，怎么能突然说我委曲迁就、企图敷衍了事呢？除将该书吏等押送刑部严加审讯外，谨此缮写奏章陈述。’十三年正月，皇帝下谕说：‘先前因御史王赓荣等上奏弹劾户部银库书吏史恩涛侵吞扣留巨额国库银两等情形，已经交刑部严加审讯，并命令孙诒经详细回奏。后来刑部传讯，该书吏等仗恃没有赃证，坚决不吐实情。又命山东巡抚张曜，审讯取得该委员等人的确实供词，交给户部核办。现在据刑部奏称，书吏等索取诈取使费一事，审讯没有实据；对于被弹劾的各项情节，酌情办理完结等语。已经革职的书吏史恩涛，此案虽然没有索取使费的确实证据，但一个书吏多次被言官弹劾，平日车马衣服奢侈过度，他遇事招摇、声名狼藉的情形，已经可以概见，确实应当严加惩办，以警戒后来者。史恩涛着照刑部议定，杖一百，徒刑三年，其余依议办理。户部左侍郎孙诒经，将史恩涛革职并交坊狱，本意在于严惩蠹吏，只是尚未查出实据就诱令他缴银，办理实在很不恰当，孙诒经着交有关部门议处。’二月又下谕说：‘吏部奏请议定处分一折，户部左侍郎孙诒经应当罚俸一年，着不准以其他方式抵销。’ 又下谕说：‘户部左侍郎孙诒经，着不必再到毓庆宫当值。’”

译这就是本案见于奏牍和谕旨中的大致情况。孙诒经在朝廷中素有声望，长期在内廷当值（南书房、毓庆宫），眼看就要升任正卿，却忽然因为此事获罪，从此一蹶不振。罚俸的处分没有多大关系，但撤去毓庆宫帝师的职任，就实在令人难堪；而且本案与毓庆宫有什么关系呢？也不能排除史恩涛暗中施行报复手段的可能。这些蠹吏真是手眼通天。翁同龢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日记说：‘孙子授将银库书吏史恩涛革职，勒令捐银一万两资助黄河堤工，事情虽然痛快，但并不妥当。’第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记说：‘这一天刑部奏报结案，银库书吏史恩涛判徒刑，杖一百。户部左侍郎孙诒经本意在于严惩蠹吏，只是没有查出实据就诱令缴银，办理实在不恰当，着交有关部门议处。’二月初八日记说：‘吏部议定孙诒经罚俸，上面显出不高兴的神色。夜里看到抄报，孙诒经不必再到毓庆宫当值，罚俸一年，不准抵销。孙公不过惩办一个蠹吏，何至于这样。唉，真是奇怪。’这里记载的月日比《清史》列传详细，大概是因为他对孙诒经的处理办法也不以为然。至于孙诒经因此被罢免毓庆宫当值，他更是感到惊叹。（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说孙诒经“忽然因为失察户部书吏一案而退出毓庆宫”，并不是失察，正是因为查办此事。孙诒经的儿子孙宝琦《先文悫公书画卷求题咏启》中说：“乙酉年入值毓庆宫，和翁同龢、孙家鼐一起侍奉德宗，在讲幄中讲学，皇帝的宠信正盛，渐渐将要掌握政权，不久却被同列忌恨，遭到流言中伤。丁亥年春天，终于停止入值，当时舆论都为他惋惜。” 所谓同列中伤，自然有所指，或许就是指在户部和毓庆宫都属于同僚的翁同龢吧。诒经死于光绪十六年，皇帝赐予抚恤的谕旨，对于他在内廷任职的经历，只说他曾在南书房当值，对他曾在毓庆宫当值一事只字不提；他的子孙也没有得到赏官或赏举人。民国初年，清室补谥他为文悫。诒经与山东巡抚张曜是姻亲，宝琦是张曜女儿的女婿。）史恩涛获杖一百、徒三年的罪刑，陈氏说他被监禁一年就释放，或许也是因为财多，设法获得了减轻刑罚。治罪的上谕说他“平日车马衣服奢侈过度”，但释放以后仍然照旧奢侈放纵，士大夫还乐于同他交往，供他驱使，这也足以看出当时的风气了。关于书吏，陈氏的记载又说：“京城中的部书吏侵吞盗取国库财物，很多人富得可以与国家相匹敌。崇文门外有个范姓书吏，和陆姓书吏联姻。陆姓送来的妆奁有八十抬，珍宝灿烂地陈列着；范姓的嫁妆也有八十抬，珠花、金钏全都摆在外面，路上的旁观者无不啧啧称羡。新婚以后，新娘到东城余庆堂饭庄看堂会戏。看完后出夜城，随行有三四辆车、五六个仆从。走到东长安街时，夜深人静，突然来了十多个盗匪，手持洋枪利刃，把仆从吓退，盗匪便登车赶车疾行。到了一个偏僻巷子的小门前，命令新娘下车。当时天色昏暗，分辨不出是什么巷子；进屋后，里面没有灯烛，盗匪把金珠、衣服等物全部搜刮而去，只留下中衣和小袄。门外车上还有衣服等重物，盗匪也赶车装载着扬长而去。” 新娘听见屋里还有几个人，听声音是妇女，便伸头看去。那些妇女各自点着火纸吸水烟：有一个脸上没有鼻子，有一个嘴唇豁裂，有一个满脸麻子，奇形怪状、各有不同的人全在这间屋里。不一会儿，盗匪们把新娘拥到巷口，丢在地上便离开了。新娘匍匐前行，巡夜的人于是叫人把她送到警署。警官给她披上斗篷，供给热粥，新娘这才苏醒。天将亮时，雇车把她送回家中，案件也随即开始查访。一个多月后，有人出售金钏，失主认出确是自己的物品，案件于是告破。作案者原来是一个被革职的武员于次园，他陆续供出几个同伙，全部被捕并依法处决。只有一双金钏仍归还原主，其余珠宝都没有追回。”这就是阔书办炫耀财富而引来盗匪的一桩案件。他又说：“红玉是京师的歌妓，容貌美丽，名声一时轰动，既善于唱歌，又善于说笑，工部同僚常常聚集在她家饮酒。临清人孙主政蓝田，同僚叫他‘蓝田哥’，红玉却叫他‘烂甜瓜’，因此这个称呼大为流传。曹县人曹郎中晓峦，红玉则叫他‘曹捣乱’，名声也随之传开。曹公有一天到衙署办事，和朋友一同到她家，把官服脱在她的榻上；别人所佩的荷包等物，都用玉石作坠子，曹公却用博山料货。” 红玉指着它说：‘你们看看曹捣乱的这块料。’众人都大笑。原来‘这块料’三个字，是京师的戏谑语。工部书吏王维寅财力雄厚，用二千金买红玉为妾，同僚们大失所望，便和我商量说：‘王书吏维寅是我们这些人的属员，却夺走了众人喜欢的人，真可恨。您能不能让他暂时把红玉借给我们见一见？’我说：‘有个故事，我讲给你们听：胶州人高南阜夜里梦见司马相如来拜访，第二天得到一方汉印，上面刻着“司马相如”。他把印秘密收藏起来，不给别人看。当时南阜任扬州盐大使，德州人田山姜任运司，要求观看这方印，心里想要夺走它。南阜说：“我一生不能与人共享的，只有妻子和这方印罢了。”如果王书吏也用这话回答你们，那又能怎么办呢？诸位只好各自抱着单相思的病罢了。’一年后，听说红玉生了一对孪生儿子，我说：‘小杜的诗说：“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诸位的单相思病痊愈了吗？’众人都说：‘痊愈了。’”这可以称为红玉的小传，其中描写书吏藏娇、司员垂涎，刻画得十分尽致。司员和书吏之间尊卑分明；而阔书办的财富，则远不是寻常司员所能相比的。（工部掌管工程，号称有利可图的聚宝之地；它和掌管财赋的户部，分别有“金工”“银户”的称呼。）

译京师官吏致富，最容易的是内务府。庚子五忠中的立山，当时以富厚著称，就是长期在内务府任职的人。陈氏记载他的事情说：“立尚书山，字玉甫，是汉军人。他的先世原姓扬，仪表美好，慷慨好施，交游极广，善于鉴别古瓷器和古字画，收藏极为丰富。他由奉宸苑郎中逐级升任户部尚书，成为内务府大臣。他府邸内园林的优美，在京城各府中居于首位。我和他是邻居，建园时曾替他筹划，从园门到后院可以沿着回廊行走，下雨也不能阻挡。山石、亭榭、池泉、楼阁的点缀，费尽了经营心思。演戏的厅堂原来是我家的厅事，后来归了尚书，我替他布置，可以坐四五百人。当时鸦片烟盛行，厅堂两侧设置床榻，可以躺着吸食烟霞，安静地听唱词曲调。男伶如玉，女伶如花，轮流陪侍；戏剧中有不雅驯、不合故事的地方，我替他改正，众人都称我为‘顾曲周郎’。凡是达官贵人来访，初冬时清一色穿鸡心外褂，深冬时清一色穿貂褂。王府的女眷，头上珠翠满满。两个小内监搀扶着她们来到，相见时以摹鬓为礼，脂粉的香气浓郁，充满整个屋子。” 有时又把时令花卉摆满案头，花蕾吐露芳香。春天有牡丹、海棠、碧桃等花，称为唐花；夏天有兰、芷、木香；秋天桂花开满庭院。还有从海船运来的沪上名花。雕檐下面悬挂着铜架，架上有鹦鹉、八哥、葵花等鸟，喃喃学人说话，和歌声互相应答。酒喝得尽兴，灯也烧尽了，已经到了四更，宾客散去，戏也停了，优伶们各自赶着快车出城离去，这真可以说是盛况了。不久，拳匪之乱发生，……尚书的园林被焚毁，旧宅已经改建成专祠，千秋享受祭祀。我在战乱中带着家眷避居北城，战火之后偶然经过那里，只想对尚书的专祠拜上一拜。我家的赐第巍然尚存，尚书府邸的歌台舞榭却只剩下几间老屋，荒烟蔓草，一想到就不堪回首。我曾作诗说：‘旧日邻家歌舞地，空余老树噪寒鸦。’”盛衰兴亡之感，言语之间充满了叹息。（立山在庚子年被杀，评论者多认为他的情况与另外四位忠臣不同，大概是因为豪富而招来灾祸。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说：“逄福陔观察说，立豫甫尚书之死，人人都知道是拳匪垂涎他的财富，却不知道尚书和澜公另有纠葛。他死的时候，澜公确实也出力促成了此事。此前，京城有个名妓叫绿柔，艳丽冠绝一时，澜公和立山都亲近她，争着想把她藏在金屋里。当时澜公还闲散，没有职事，经济颇为窘迫，所以不能和立山竞争，绿柔最终归了立山。澜公因此对立山恨之入骨，到这时便设法倾害他以报复。”

译说祸端是争夺妓女，其实仍然是因为财富太多的缘故。）陈氏又说：“内务府大臣素某，先前任内务府郎中，正赶上大婚典礼，各种器皿陈设都由内务府采办。到了奏销的时候，他先编造草册，其中虚报冒领的数目已经很多。素某看完后，问同僚说：‘这里面虚报冒领的数目，诸位得到后，够一生享用吗？’众人都说：‘够了。’素某说：‘你们够，我却不够。请在“十”字上加一撇，改成“千”字，这一项归我；如果有罪，由我一人承担，与你们无关。’因此他富甲京师，并且由郎中逐级升为内务府大臣。后来风声渐渐泄露，有人上奏弹劾，正要查抄时，他便用巨款贿赂权要而得以免罪，只被革职。他闲居家中无事，便修建楼阁、整治园林，用大理石铺地，用紫肝碎石铺叠花径。一切器皿都用银制成，连灶上烧温水的镣子也用银制成。他吸鸦片，专门购买鹿作图这种烟（是烟中最香美的），烟枪上装饰着宝石翡翠；每顿饭后吸二十口，用二十枝烟枪。京城中最美的优伶，都替他烧烟；烧好后插在架子上，横列在床头，就像绿营的枪架一样。夜里就和众多优伶同床而寝，其中最宠爱的王姓优伶，美丽秀雅如同处女，他还替此人娶妻、建造大房。不久，风流病因此大发作，小便一滴也排不下来。我评论说：‘喜爱龙阳，必然损伤阳气，这是一定的道理。’医生又误用燥烈的药剂治疗，使用上等肉桂，一两价值五十金。药煎好后香气充满屋子，服用一个月，病情反而更加严重。有个叫徐小香的名优前去探视他的病，劝他说：‘行善就能病愈。如今京城米贵如珍珠、柴贵如桂木，饥民流离，路上到处都是，为什么不发慈悲来救济他们呢？’素某于是给了他两万银券，让他遇到贫民就施舍。小香把银券揣在怀里，刚走出大门，就听见宅内已经传出哭声，知道素某抛下龙阳之好而归天了，年纪才五十多岁。小香怀揣着这笔钱急忙离开，放弃自己的行业，回到姑苏故里，改名并留起胡须，替自己的儿子捐得一个武职，自己也成了封翁。听说素某死在书斋里，众优伶围着床榻哭泣。我称赞他说：‘伟大啊，素某，竟然没有死在妇人女子手中。’这也是在内务府任职而发财的人之一。至于把“十”改成“千”的说法，事情过于儿戏，大概是传闻夸张过度的话，不足为信。” （〔注〕周桂笙《新庵随笔》卷上说：“严侍郎某未显达时，不过是一个贫寒而不得志的读书人；后来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然而翰苑生活清苦，冰衔虽然尊贵，究竟不足以满足温饱的需要。不久他请假回乡，无所事事，便建造一所书舍，召集过去的学生，把它作为讲学的地方。后来听说政府有奖励兴办学堂的举措，便乘机上奏，提出兴办学堂应当从乡里的蒙学开始，并把自己创办的小学一并呈给当权者。他办学的费用，起初只写五十千文。京津旧例，以制钱五百文作一千文，所以核算实际数目，只有二十五千文而已。奏禀呈上后，门稿看见它，怀疑有误，认为这区区数目怎么足以办一所学堂，便提笔在‘十’字上加了一撇，改成五千千文。豪奴的眼光，当然比寒畯之士强百倍。当时直督正急切筹办学堂，却很为没有经费而忧虑；看了奏禀后大喜，认为这个绅士能替自己提供帮助，立即专门上折报告朝廷，得到谕旨，赏给四品京堂。于是人人都知道他是通晓学务的人了。不久他被补授某部堂官，没过多久便升任这一职位，所以知道此事的人都称他为‘一撇侍郎’。” 这也是一个在“十”字上加一撇的传说，因此附带记在这里。所指的人自然是学部侍郎严修，但尤其是无稽之谈，关于他的实际情况起初根本没有考察。严修以编修身份在籍办理学校而取得成效，曾加五品卿衔，并不是四品京堂。后来赏给三品京堂，署理学部侍郎，不久正式任命。说他由某部堂官升任侍郎，也很可笑：侍郎之下难道还有某部堂官吗？另外，北京以制钱一百文作一千文，天津等地以五百文作一千文的，称为京津钱；北京并不是这样。） 他记载京师戏园和菜馆说：“京师的戏园，并不是一个人或一家人独自建造的，最初是大家集资兴建，各有自己的地段，就像田地一样，楼上楼下、池子各有主人。后来有人把它转卖或典给别人，开戏时便派人收票。因为京城居民没有土地可以耕种，所以把这当作谋生的行业。最害怕的是因为闹事而封门，那就像遇到荒年一样。我巡查中城时，即使遇到争斗事件，也从来不封戏园的门，只判罚责备而已，担心靠此为业的人失去生计。况且一座戏园中，每逢演戏，卖茶果的、卖点心的、送戏单的、送手巾擦脸的，都是靠此糊口的贫民，怎么可以断绝他们的生计呢？只有陆军士兵，免不了仗势闹事。当时姜军门桂题统领军队，我婉转地告诉他，请他时时加以约束，几年之间竟然安然无事。民间传说，戏园正面的楼上有一间房，是为巡城御史看戏准备的。不是这样。清朝规定，官员不得进入戏园、酒馆，处罚十分严厉。如果遇到团拜，在会馆看堂会戏是可以的；宴请聚会在饭庄举行也可以。饭庄都以某某‘堂’命名，招牌上写着‘包办筵席’四个字。从前毛尚书爱吃太升馆的菜，便命令改称‘太升堂’，并挂上‘包办筵席’的招牌。” 李文忠公爱吃聚丰堂的荷包鱼翅和鳜鱼片，因为那是饭庄，所以常常和朋友一同前往。至于正阳楼的炮烤羊肉，薄得像纸；太和楼的蒸螃蟹，大得像盘子；这些都是小馆子，大员不能前往，只能叫到府中宴请宾客。自从外交事务日益增多，出使大臣接连回国，受到西洋习俗影响，遇到宴饮，多在洋饭店中举行。我当时有机会陪同，作为一个吃惯乡村粗食的迂腐读书人，竟然也能大口吃洋味、痛饮洋酒；风俗改变人，大概是无法避免的，实在可笑。”这也是旧时北京社会的史料。至于官员不得进入戏园、酒馆的规定，已经成为具文；只是大员和风宪官涉及公众观瞻，不能不有所顾忌。（官员狎妓，何尝不是明文严禁，也同样成为具文，所以陈氏记载红玉的事情时，才说工部司员聚集在娼家饮酒。）

译他又记载京师伶人的戏剧活动说：“咸、同年间，京师的名优叫程长庚。他因为文人不得志，转而从事这一行业，为人严正自守，一点东西也不随便拿取，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四箴堂’。他扮演老生，嗓音高亢洪亮，演昆曲时，平、上、去、入四声都能准确，字字合于声韵。我还来得及见过他，梨园界称他为‘大老板’。每逢戏园演戏，刚开场时，十六七岁的优伶白面敷粉、穿着华丽衣服，成群站在场上，摆出倚门的姿态。于是纨绔子弟、轻薄狎客便心驰目注，望眼欲穿；到了四五出以后，后台喊道‘大老板到了’，那些倚门的优伶便悄悄躲开。每年冬天，长庚都演《汉室三分》全剧，不沿袭《三国演义》的说法，而是依据陈寿《三国志》来演，忠臣义士仿佛重新活了过来。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年过六十，牙齿已经掉了三四成，吐字略微有些费力。他的弟子汪桂芬、谭鑫培，只能模仿他掉牙以后发出的声音，无法仿效他中年时的声音，这就是所谓曲调太高而应和者少。长庚的孙子幼年到德国学校求学，语言文字全都通晓；回国后任外交部（按：应作外务部）译官，保举为道员，起初还忌讳谈及自己的家世。” 如今共和已经成功，五族不分等级差别，缙绅大夫都乐于同他们交往，我听说后很高兴。”又说：“《聊斋志异·胭脂》中的一段故事，是东昌府的真实事件，正值蒲留仙应试之时。审结这桩案件的人是提学施愚山闰章，也是留仙的老师。清朝末年，《聊斋志异》一书传入大内，慈禧太后喜欢阅读，命京师名优孙菊仙编排演出《胭脂》一剧，有一天才演完。扮演鄂秋隼的是朱素云，年少貌美，平时善于临摹苏轼、黄庭坚的书法；扮演胭脂的是杨小朵，温柔秀美如处女。他的父亲叫老朵（按：就是杨朵仙），容貌也很美，扮演这出戏中的卖花婆（按：原作是龚王氏，并不是卖花婆）。演戏时，他和自己的儿子互相调笑，使人忍不住发笑。扮演施愚山的是孙菊仙。宫内所需的戏剧道具全部齐备（京城话叫‘切末物’）。城隍神将要出场时，有一个高鬼，穿着孝衣，高二丈，孝帽高二尺；矮鬼则由小孩披散头发、戴着面具，跳跃着出来；还有刀山、血磨，由群鬼抬着，利锯、钢叉都立在台前，灯火惨淡，发出呜呜的鬼叫声，使人毛骨悚然。到了结尾，笙管奏起喜庆的曲调，胭脂乘彩轿出嫁，鄂郎披红戴花，穿襕衫、官靴，乘蓝轿；县官也乘轿相送，鸣锣开道，俨然如同真实事件。太后非常高兴，赏赐极其优厚；外面的戏园演出时，聚集观看的人几乎没有落脚之地。只是留仙撰写的判文有数百字，孙伶按照案卷宣读，时间很长，俗人听不懂，有人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我替孙伶改写，唱一段，说一段。孙伶的声音清越洪亮，又善于演唱皮簧；从此听众击节赞叹，不再想睡觉。有一天，宫内再次演出，太后称赞说：‘改得好。是什么人改的？’孙伶奏报说是自己改的，不敢把御史观看戏剧的事上报给太后。孙伶也真是个善于应对的人啊。”又说：“我在京城时，名优中有‘三灵芝’，分别姓丁、姓李、姓崔。李某容貌秀美而有文才，不善歌唱，却能作小诗，很有雅趣。他是河间府献县人。我不知道他的家乡有纪文达，于是送给他一部《纪氏五种》。丁则善于唱戏，但相貌略显丑陋。崔则没有一样美处不具备，让人一见便神魂倾倒，因此声望和身价极高。一天，我凌晨到城署办事，出了正阳门，看见几十个人站在桥上，像是要迎接我。不一会儿又见众人排列跪在车前，递上诉状。我略看了一遍，对他们说：“到城署听候裁断。”于是众人相继到了城署。我仔细查看他们所诉之事，原来是两个戏班争夺崔一人。这个戏班说：“崔已经收了我三百金，答应进班唱戏一年。”那个戏班说：“崔过去在我班里已经好几年了，没有辞别就离开，实在不合道理。即使要索回三百金，我也愿意给他，为什么要舍弃旧班而另投新班呢？”崔说，他所得的三百金已经用完，没有能力偿还。我劝告他说：“这件事很容易办。你每天替两个戏班演唱，或先演这个班，或先演那个班，听凭你自己安排。京城里的人都夸你是美人，又夸你的歌喉，说能绕梁三日。一天演两场，我知道听你唱戏的人仍会争先恐后地赶来。况且一年能得到六百金，比宰相一年的俸禄还优厚，难道不是很好吗？我料想两个戏班没有不乐意的。”两个戏班齐声说：“遵从裁断。”崔说：“多得些钱固然很好，只是一天演两场，恐怕劳累得要死。” 我厉声说：“人人都爱你，唯独我不爱你。劳累而死，正合我的心意。遵从裁断，不许违抗；违抗就打你两边屁股。你既然是优伶，也应当保护好自己的屁股。”众人笑着退下。僚友说我很会写游戏文字，只是戏谑中带着残酷罢了。此后崔每天演两场，戏园主人和看戏的人都啧啧称颂我的功德。我说：“功德也就到此为止了。”这件事可以供谈论伶界旧事的人参考。

译所记载的乡土风物，也有许多值得玩味之处。鲁东滨海地区，海产相当丰富。他记载海产说：“生长在海滨的人，喜欢吃海错。如今人们宴请宾客，把鱼翅当作美味。我考察典籍，鱼翅没有见于记载，只有《汉制考》关于腊人的干肉注文说：大动物剖解后切成条晒干，叫作干肉，如今的乌翅就是这种东西，或许就是鱼翅吧？我曾见在海中钓鲨鱼的人，鲨鱼大得像牛，游来时波涛高高涌起。渔人用油炸鸡，挂在锋利的钩子上，再系上粗大的丝绳，抛入浪中。鲨鱼吞下鱼钩后无法逃脱，渔人便慢慢把它牵到海滨；鱼游动时，小船跟随它沿岸行驶。半天后鱼没有力气了，便连结几只船把它拖上岸宰杀。它的肉粗糙，不合口味；村农买它的肉，价格极其便宜；鱼翅和鱼皮晒干后，却能卖得好价钱。鱼皮上坚硬得像铠甲，鳞片细得像粟米。用这种甲皮装饰刀鞘和器皿，斑斑驳驳，带有纹彩。甲皮下面的肥肉厚半寸，晒干后可作腊肉。头上的肥肉更厚，也更美味。鱼翅以脊背上的最好，就是所谓的荷包翅、肉翅。至于分水翅、尾翅，则次一等。文人都说肉翅是蚩尤翅。考察《古器图》可知，书中说飞兽有肉翅的叫蚩尤，并不是鱼。” 海参也没有见于典籍。《本草》中有水参，是生长在陆地上的，并非生长在海里；大概后人因为海参是滋补品，所以把它命名为“参”。芝罘岛海滨有很多海参，以三伏天捕取的为好。渔人赤身下水，用长绳系着一个大葫芦，葫芦漂在海面上；人潜入水中，带着一把锋利的铲子，腰上系着布袋；嘴能像鱼一样吸水、吐水，眼睛能瞪视而不迷乱。海参都黏附在石头上生长，渔人用铲子把它铲下，放进布袋；一铲不能铲下来的，再铲就会碎裂，只好丢弃。布袋装满后，人便游到水面，躺在葫芦上喘息。等气息平定后，才寻找船只上船。……海参大的有一尺长，鲜海参不能直接食用，必须用灰培制后晒干，比江中的参更加肥厚丰腴。前些年，李道台山农在烟台训练水师，招募海参户充当士兵；他们能够潜行海底，半天才出来，能从海底拾取海参的，赏给十两银锞。……海中的鱼按季节游上来，供人食用。……捕取黄花鱼、嘉鲯鱼时，渔网长达几十丈，离海滨十多里，几十只船共同张开一张网，一次能捕得上千万条鱼，卖得几百千钱。因为岛上没有土地可以耕种，人们全靠这个谋生。” 人们所害怕的是飓风突然到来，来不及逃回，船沉人死，无法计算。偶尔有善于浮水而得以生还的，十个人里也只有一两个。因此遇到这种猛烈的风，岛上家家户户都穿孝服，在海滩上哭泣。然而，父亲死在海里，儿子仍然继承他的职业，只能听天由命罢了。至于蛤蜊等物，不用网具，海潮退去时，妇女提着篮子到海滩上拾取；可以换得升斗粮食，也可以制成菹醢，几乎就像那里有遗落的禾束、这里有停留的禾穗，成为寡妇们的收益；人人都能得到养生之物，大海也如同田地一样。东海出产的鲞鱼，都说是由海进入江中后变成鲥鱼，形状相似，这种说法或许有道理。……海鱼中有长得像人的，有长得像狗的，我不敢尝。有一种鱼形状像“命”字，颇可食用。有的浮在海面上吐墨，叫作墨鱼。有镜鱼，圆得像镜子，肉细嫩可食。……从烟台向西到莱州，出产的鱼不完全相同。巴鱼没有鳞，长数尺，肉质坚实，鱼卵很大；吃它的肉，把鱼卵晒干，所得价钱要高出一倍。晒鱼卵的方法，是用盐腌制，再用砖石压着晒干。莱州人把各种鱼的肠子腌成菹，食用时去掉肠子而取菹，味道特别香美肥腴。夏秋之间多产刀鱼，宽而长，形状像刀，没有鳞，肉细嫩。这种鱼上市后，妇女取它的鱼卵，渔人并不禁止；把鱼卵腌成酱，冬天食用，用它炒肉尤其香。海中也有河豚，长满一尺，捕到后把肠子去掉埋在地下，恐怕鸟雀吃了中毒；它的肉却没有毒，人人都吃。” 海螃蟹有大得像直径一尺的盆那样的，剥出蟹肉后，几个人也吃不完。沿海向西到潍县，以梭鱼为美味。四月间有嘉鲯、母猪虾、白虾，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吃饱。初夏时，……对虾最多，脂膏红、肉色白，一只就能下酒十杯。它的红色脂膏在头部。我曾见刘石庵的行书说帖，他把对虾赠给朋友，嘱咐对方吃这种虾时不要丢掉虾头，因为红脂全在头上；说起来津津有味。那幅行书写得宛转如蚯蚓，珍藏了几年，后来被端午帅索取去了。这种虾和柳叶鱼同时上市。柳叶鱼小得像叶子，用火烤就可以吃，不必用油烹调，自有肥美的滋味，所以我有诗句说：“鱼名柳叶堪浮白，虾似桃花正染红。”同时，比目鱼正是鲜美的时候。它身体薄，一面有鳞，一牝一牡，两只眼睛并列在一起。形状相似的有偏口鱼，但肉不如比目鱼细腻。……有一种蛤蜊叫西施舌，白肉像舌头，纤细可爱，吞入口中，令人浑身酥软。我说：“虽然美味，却不能说美，恐怕范蠡会嫉妒。”潍县以南，海上鲜鳆鱼最多，尤其是珍贵之物。一面是蛤壳，一面是软壳，离开水数日也不会死。冬月有鲜鳆鱼，但不宜让它受寒，要用棉花覆盖，才不至于冻死。大的叫马蹄，小的叫金钱。京师使用的都是晒干制成的腊品，没有味道，只有拿它炖肉才合味。京城厨师不会制作这种菜，我曾在王殿撰可庄家吃过一次，才知道其中极好的烹饪方法。”

译冬月我们家乡有银鱼，也叫冰鱼，与京师的没有不同。《莱州府志》称这种鱼为仙胎鱼，因为它没有骨头和鱼刺，所以得名；平度新河出产的最好。螃蟹在潍县叫毛蟹，因为蟹钳上有毛。用适当的方法养它，可以食用数月。方法是挖一口浅井，用秫谷喂养，经常用水冲洗蟹甲，这样蟹黄就会满壳。有一种小鱼叫鹁鸽郎，肥得像鹁鸽，只有雄的没有雌的，似乎是化生而来，所以叫“郎”。比鹁鸽郎稍大一些的叫豸花鱼，花纹像绣成的“豸”字，肉细而骨硬，就像豸用角触犯邪人一样。铜蟹颜色像青铜，用盐腌制后可以生吃。红黄的蟹黄充满蟹壳，鲜味难以形容，京城人却不知道这种东西。有潍县人把它寄到京城，京城厨师却把它蒸来吃，极像焚琴煮鹤这种煞风景的事情。海边偶尔见到大鱼，长数丈，眼睛没有眼珠，奄奄一息地等死。人们说这是因有罪而被驱逐的鱼。这种鱼既然大到如此，眼睛一定会结成珍珠，所以不让它的珍珠流入人间。远近村民分食它的肉，它的骨头可以制成栋梁。莱州海庙的鱼骨殿，至今仍巍然屹立。其余的鱼骨可以制成器皿，坚固细密而耐用；煮成绿色，就是海秋角；煮成红色，就是假珊瑚；用药粉煮成白色，可以充作象牙。一旦得到这种鱼，全村就像遇到丰年一样。海产可珍贵到这种程度。……近来常常看见“龙兵”整队经过，领队的是炮鱼，头顶有孔，喷水向上冲起，发出隆隆声，像鸣炮一样；但渔人一见到它，渔船就远远躲开，一整天都不敢捕鱼。此外海中还有特别奇异的东西。水母不像鱼的形状，远望只见一片白沫，虾在它前面引导，这就是所谓“水母□虾”。渔人用长绳系着钩子，撕下它的一片，还能听见唧唧的声音；剩下的半片仍然漂游而去。古人说“{虫巢}蛣腹蟹”，海乡尤其多。潮水退后，人们拾取白蛤，大小如钱，剖开后里面有小螃蟹。究竟是小螃蟹孕育在蛤中，还是像渔人所说，这种蛤不能觅食，要依靠螃蟹取食来养活自己？这实在无法解释。海虎形状像虎而较小，有四只脚，有皮没有鳞；皮像膜一样，揭去这层膜才看见毛，毛略带黄色，皮革极厚。因此这种皮制成的皮衣，虽然暖和，但分量太重；京师把它叫作海龙。颜色发黑的，是用烟熏染成的。王大臣冬月前往蒙古地区，大多穿这种皮衣，凛冽的寒风无法透入；一件皮衣价值千金。”},{ 其中带白针的，价格尤其昂贵。海浮石看起来像石头却很轻，玲珑多孔，渔人得到后，卖给药店。海白菜和海带属于同一类，无根生长，晒干后可以食用。海带中较细的，叫作清海带草，海边人用它来苫盖屋顶，既不漏雨，也不怕火；远远望去，白得像堆积的雪。海洞石子被海浪冲击成圆形，用来砌墙，像豹子的斑纹，又像鱼的鳞片；豆棚瓜架，藤蔓蔓延在墙上，灯光从里面透到外面，妇女们夜里纺织，织机轧轧作响的声音和潮声彼此应和。长期在外做官而归来的人，重新看到这样的景象，大概会徘徊留恋，舍不得离去。又记载海滩说：“从昌寿潍城向北走六十多里，就能看到众多河流入海的地方，汇聚成一片海滩，面积足有数百顷。滩中全是淡水，夏日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尽头；荷叶大如车轮，荷花大如盘，香气能传到数里之外。水下的藕肥得像手臂，其中有些脆得像梨；不脆的，煮来吃，像蒸栗子一样，可以用来充饥。莲子饱满坚实，晒干后卖给药店，有的卖到果子店。荷叶阴干后，卖给酱园。藕则上市出售，堆积如山，经营者所得利润，是种田收入的两倍。滩边种着芦苇，绵延数里；刚发芽时，像笋又像笔，到了秋天长成，苇秆粗得像竹子，割下来可以织席。手艺敏捷的妇女，一天能织成一领方丈席，价值银一钱。较细的芦苇用来苫屋，经过三十年也不会腐朽。芦花像棉花，收集储藏起来，冬月用来覆盖韭菜畦；早春的韭菜依靠它生长。天气如果比较暖和，不必等到早春，冬至过后，长二寸的黄韭就已经上市了。滩水较浅的地方种蒲，蒲笋洁白，鲜嫩可食；初冬割下蒲草，编成暖鞋、包囊，或者编成蒲团，这些全都是妇女亲手制作的。” 芦苇和蒲草不需要播种，只要留下根就会自行生长。滩中也有稻田，插秧时赤脚、露出半个身子走进泥淖中的，都是男子。农家的妇女也同样缠足，不像南方村妇那样能够承受长满老茧的劳作。稻子多为红色，味道香，性状黏，名叫香稻。它比御田香稻的米粒稍小，只因距离京城一千多里，苦于得不到带皮的种子。由此向北行走，渐渐进入渔港，港中细草青翠茂盛，鱼小得像叶子，虾小得像粟米；乡村里的小孩子用筛子把它们捞取出来，有的供日常食用，有的制成菹醢。还有二三分大小的活虾，叫作鱼虾子，仍有人提着送进城市，换取钱文。港中较深的地方，夏秋之际螃蟹很多，不必用网捕捉；夜间在荆条笼子里点灯，就会有大螃蟹带着一群螃蟹爬进去，所以把大螃蟹叫作头蟹。到了仲秋，团脐蟹的蟹黄已经满了；重九时拿着蟹螯，即使是尖脐蟹也已经脑满肠肥了。有螃蟹的地方就有虾，水逐渐变深，虾也逐渐变大，长一二寸，白壳银须，叫作白虾。去掉虾壳煮熟后，虾肉仍然洁白；晒干去皮，便成为虾米，卖到远方，销路极快，几乎遍及天下。沿着港口前行，就到了海滨。靠海捕鱼的人，有的用网，有的用钓钩。小船小得像瓜皮，船舱中储存着水，捕到鱼就放进水里养着。如果驶入海中十里以外，船就长得像三间屋子那么大，海浪跃过船身，渔人安然自若，并不害怕，游人却不能跟随前往。”作者写这些内容，都写得兴味盎然；考察物产的人应当能从中有所取用。

译又记载工艺说：“制作铜器的工匠，以我莱州一带最为精巧。阿片烟盛行的时候，胶西的烟灯，即使没有吸烟癖好的人也喜欢使用；它轻便玲珑，花样不断翻新，携带到远方，油不会向外流，整夜点燃，灯花也不多。我有一句诗说：‘一梦黄粱灯未熄，翻身正好卧看书。’说的就是这种灯。潍县有一位吕姓工匠，制作水烟袋，名声远近闻名；外省人偶然得到一只，就把它视为珍宝。不仅烟袋制作精工，烟袋的盒子也很精致：有的用乌木嵌金银丝，制成博古图；有的用水磨竹，有的用攒花竹，有的用樱木，有的涂饰光亮的漆，都精致可爱。潍县人中进入仕途的，拿这些东西馈赠给权要，竟然因此得到显要的官秩。于是吕氏富甲一乡，也因此使嵌金银丝的技艺越来越推广；一切文具、器皿和玩物，都嵌饰古代鼎彝、古代货币，以及虫鱼、鸟篆等纹样，摹画勾勒极其精巧，媲美海外，被称为美术。潍城交通要道两旁开店居住的人，多以此为业，不过从事这项工作的是男子。妇女则靠刺绣谋生，把锦屏、罗帐、红袖、彩裙绣上翻新的花卉，色彩灿烂，光泽鲜明，获利比平常多好几倍；至于名人的字画，则请人用粉笔双勾描摹，绣出来也不失原作神韵。每到春夏时节，妇女吃完饭洗过手，推开窗户迎接凉爽的空气，拈起针，理好丝线，恍如木兰在门前织布一样。”（潍县仿造古铜器，十分有名，这里暂不详细记述。） 又说：“自从洋白铜传入中国以来，制作首饰的工艺，潍县工匠几乎独擅其长。起初先制作手镯，颜色白得像银子，拿到典库抵押，典库无法辨认真假，被他们欺骗蒙蔽；后来人们逐渐知道了其中的伎俩，便按照铜的价格出售。如今潍城从事这一行业的商家不下百余家，花纹细密，工艺极其精巧，外省商人近年来只管坐享其利。乡村妇女喜欢它价格便宜，买来插戴在鬓发上；每逢戏场，妇女们涂脂画粉聚集在一起，日光映照，光彩夺目，再也看不到佩戴荆钗的人了。商人把它运往都城，陈列在交通要道，销路一天比一天好。原来满洲大户人家遇到丧事，主人必须赏给女仆、丫头银首饰，不得佩戴包金或绿牙制品；而洋白铜制作的首饰，花费不到银首饰的十分之一，于是就用这种东西赏赐她们。”（如今有人制造人造金，这种东西可以称为人造银。） 又有一种所谓老婆市，据说：“潍邑有老婆市，听说的人都很惊骇，怀疑它像苏东坡所吟咏的‘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以为这是买卖妇女的市场。否则，就像《北史·龟兹国传》所说的那样：当地风俗淫乱，设置女市，收取男子的铜钱归入官府。然而滩市并不是这样。每逢集市日期，老妇人带着衣服、器皿、字画、书籍，陈列在市场上；每件物品都有主人，她们代为出售，并分取余下的利润。只是书籍旁边夹杂着女鞋、女袜、中衣、腿带，也不雅观；不过，最赚钱的没有比女鞋更好的了。因为男子的鞋有专门的店铺，女子的鞋却没有，想买就必须到这个市场来；而且女鞋的样式纤巧精美，有的用错金作边，有的绣成花纹，五光十色。到了嫁女儿日期临近的时候，青蚨飞来，便可以买走它，放入嫁妆箱中；王化所及，女子出嫁也就没有遗憾了。然而我有深深的忧虑：一旦全都改成天足，那些斑斓而陈旧的女鞋卖给谁呢？人们都笑我像杞人一样忧天。”这些话也可以作为采集风俗、谈论往事的资料。潘祖荫是儒林中声望卓著的人物，也是当代名臣。陈氏记载他的逸闻说：“潘文勤，即伯寅，凭钦赐身份进入翰林院，学问渊博，曾进入枢密院任职。后来在南书房值班，半夜就起床入宫，内侍为他点燃十多支蜡烛，他坐在那里读书。“勤”这个字，他当之无愧。任工部尚书时，从宫中出来，随即进入工部，天刚蒙蒙亮，就告诉各司官员说：‘清早办公，精神清醒；皇上遵守祖宗制度，早起临朝，所以没有荒废的政务。如果按照部中的旧俗，秋、冬、春三季晚些到衙门，夏天早些到衙门，我不认为这样合适。但也必须体谅人情，不便自己每天早来；有时三天到部一次，有时四五天到部一次。前一天先通知部里，不敢让诸位空等。’尚书崇尚俭朴，不乘轿子，只坐一辆车。驾车的白骡已经老了。有一年伏天雨水过多，道路泥泞，走到宣武门外时，老骡陷进泥淖，不能起身。尚书告诉仆人说：‘前面有一辆车，挂着工部的灯笼，赶快叫住它，我搭他的车。’一问，果然是工部的司官，而且还是他的门生。那天早晨正是尚书堂期，所以他早起进衙门，赶紧下车让尚书上车。尚书说：‘这辆车是我兄长（按：如果知道是门生，就不应称为兄长）的车。我兄长进车里，我坐在车前就够了。如果不答应，我就步行。’于是两人同车而行。他的白骡从此病弱疲惫，于是租了一顶轿子，让仆人抬着它。仆人没有经过训练，有一天走到正阳门，雨后道路湿滑，前面两个人摔倒，尚书也摔倒在地，路旁观看的人都大笑。有见识的人说：‘这是管理顺天府事务的父母官，怎么能笑他？’尚书站起来说：‘本来就很可笑。’于是乘轿回去，京城里把这事传为笑柄。凡是青色的骡子，年老后都会变白，潘府中的骡子大多是白色的，所以京城人说：‘潘家一窝白，陈家一窝黑。’尚书是天阉，翁常熟也一样。有个门生不知道这件事，第一次拜见时，询问老师有几位世兄。尚书说：‘你不知道我是天阉吗？’尚书善于鉴别金石。有个潍县人裴三，得到一面汉代铜洗，花纹和古篆字都很好，尚书用三百金买下，十分高兴。裴三请求他题写楹联，尚书答应说：‘你先回客店，我马上让人送过去。’于是铺开纸蘸湿笔墨直接书写，写好一副后，命仆人送去。不久他又写成一副，再换一个仆人送去，大概是因为得到古器而兴致很高。有个诸城县拔贡尹祝年，研究金石之学，进京参加朝考，自己写了门生帖拜见尚书。尚书说：‘这不是门生，姑且请他进来。’尹祝年进来拜见，立即行师生礼，口称老师。第二天，他进入南书房，告诉曹殿撰说：‘你的同乡尹祝年，强行拜我为老师，好像强奸一样。’同在南书房值班的人急忙问他：‘强奸已经成功了吗？’大家一起大笑。内侍急忙进来说，皇上将要登殿，笑声才停止。

译尚书值完班，从东华门出来后，必定到小合兴酒馆小酌，这家酒馆保存的他的墨迹最多。”所记的虽然都是琐碎小事，却很有趣。潘祖荫和翁同龢，都是江左的名臣，主持当时的文坛风气，世人常把翁、潘并称，众口一词。（王伯恭是潘祖荫、翁同龢共同的门人，他的《蜷庐随笔》说：“光绪年间，吴县潘伯寅、常熟翁叔平两位尚书，都以喜爱士人闻名。潘公为人正直，没有别的心思，尤其诚恳周到；翁公则不免有些客套。潘公不喜欢主动拜访别人，但客人来了没有不接见的；如果不是端正的人、正直的士人，他就神色严肃、态度正经地对待，有时刚一入座就请对方出去。翁公则始终和蔼可亲，即使是门下士也没有不回拜的，而且常常下轿与人深谈。这就是两位的不同之处。……”这些话有所褒贬。）两人出生在同一年（都生于道光十年庚寅，潘祖荫生于十月，翁同龢生于四月；潘祖荫卒于光绪十六年，也是庚寅年，也是在十月），又都以天阉闻名，也很奇特。（汪康年的《庄谐选录》卷三说：“吴中某位尚书，生来就是天阉，五十多岁了还没有儿子。一天，同僚某人来拜访，对他说：‘您的爵位和名誉无与伦比，所遗憾的是膝下仍然空虚，为什么不纳妾，为宗族延续后代呢？’ 当时旁边侍候的仆从很多，那位尚书微微一笑，用手指着仆人们说：‘我如果娶妾，岂不是便宜了你们这些人吗？’众人一起大笑着散去。”这说的就是潘祖荫。潘祖荫性情豁达，喜欢开玩笑，也可能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不能确定。）至于记载所说的“凭钦赐进入翰林院”等语，潘祖荫只是举人出身，凭钦赐身份参加考试；咸丰二年壬子会试考中，列为第九名贡士，殿试为一甲第三名，授职翰林院编修。咸丰六年丙辰，便以翰林院侍读身份在南书房行走。直到光绪八年壬午十一月，才以刑部尚书身份授任军机大臣（第二年正月就因丁忧离职，后来没有再在枢密院值班），距离他最初进入南书房已经二十多年了，因此不应说“后来值南书房”。（曹殿撰，说的是潍县的曹鸿勋。） 他记载京官和外官说：“唐、宋时期，做官的人看重在内任职而轻视在外任职，所以倪若水从外任调入朝廷时，同僚朋友为他送行，远远看着他，仿佛看着他登仙。清代京官都盼望外放，因为京官俸禄微薄，外官俸禄丰厚，盼望外放只是想借此救济自己的贫困罢了。除了贫富这一点不论之外，外官大多还要借重京官；外官中那些贪赃枉法、办事荒谬的人，大多会被京官参劾撤职。因此，外官在任职或候补期间，逢年过节都要馈送京官，称为‘冰敬’、‘炭敬’。面见皇帝后即将出京任职的人，还要留下‘别敬’。送礼的人大多通过汇兑银钱的票号，按京官门户逐一送上，所以京官一见票号商人的名片来投拜，就会倒穿鞋子出来迎接。京官彼此相遇时，还要考问银钱数目的多少，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实在可笑。后来甚至皇上也知道了这些事。当年高宗对大臣说：‘你们宰相一年的俸禄不过三百金，可是车马、衣服没有一样不齐备，我也不能一一追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由此可见，外面的事情，宫里没有不知道的。至于外放到艰苦职位的人，就没有能力应酬京官了。各省的艰苦职位，没有比广西思恩府更艰苦的，而且还被视为危险之地。那里瘴疠极其严重，到了那里的人，十有九死。” 太守到任拜过官印后，书吏请他参拜一间屋子。屋内牌位林立，都是以前在这里病死的历任太守，这实在令人心里厌恶。抬头一看，阁楼上有长木板，上面都放着以前故去的幕宾的箱笼，写着“某县某人”的字样，都是死在这里、灵柩不能运回去的人；看到这些，心里更觉得厌恶，怎么能不生病呢？我在京城做官二十多年，知道死在那里的不下三四个人。因此，那些在京城登记姓名、等待吏部选派的京官，日夜祈祷祝愿，不要把自己派到这个职位。后来偶尔有人得到这个职位，大多告假回乡，不再做官。这个人不去，就再请吏部选派，枢密大臣曾经笑着说：‘既然都不愿意去，何必还要请吏部选派？’我奇怪大臣们为什么不把那里的情况奏明皇上，改为外官补授的职位，交给那些长期在粤西做官、已经习惯当地水土的人去任职，何必把京官安置在烟瘴之地呢？清代没有改置，民国时才改了，把这座府城废弃成废墟，只由武鸣县遥相控制罢了。”这记载了京官从外官那里取得额外利益的情况，可见这种陋规早已由秘密变成公开了。至于所写广西思恩府的艰苦情形，其他书中也有提到。奭良《野棠轩摭言》卷七（《言多》）说思恩府的艰苦情形：“当地有句谚语说：老虎上房，蛇上床，皂隶上墙。” 清晨将要开门时，先向四面张望；如果看见房顶上蹲着老虎，就不开门。那里地势低洼潮湿，山岭连绵，山蛇多得像蚂蚁一样；夜里经常受到蛇的侵扰，就像受到蚊虻叮咬一样。居民极少，没有皂隶愿意应募，只能在大堂两侧的墙上画衙役，来壮大场面的观瞻。雍正年间，云南省以改土归流为功，广西省也仿效，连那些本来不必改的地方也一并改了，奏报朝廷设置官职，以表明自己没有妄自作为。那时政务崇尚综合考核，官员俸禄和役夫口粮，大都从俭薄发放，广西省把这种地方称为瘴乡。”

译瘴乡大多都是这样，只是这里尤其严重罢了。”又说：“夏闰庵太史曾经游历广西省，在志白石郡守的宴席上，见到一个书记，衣衫破烂、面容憔悴，感到很奇怪。志白石告诉他说：‘这是思恩太守的儿子，已经流落七八年了。我因为和他是同乡，所以招来安置他；不过，我的处境比他好不了多少。’ 没过多久，志白石就去世了。”这种边远瘴疠地区，即使有些说法稍微夸张，总归是难以忍受的，难怪京官把被选派到外地视为畏途。李慈铭《荀学斋日记》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初二日记载：“铁香来了，夜里谈了很久。铁香在上个月月底从广东返回京城。……今天他说到镇南关外和太平府，那里景色凄惨荒凉，几乎不是人间。群山像墙壁一样耸立，云雾昏暗，一年到头见不到日月，往往几百里听不到鸡鸣狗叫。偶尔遇到当地居民，即使怀里抱着小孩，也个个面无人色。有人吃鱼虾以及生冷食物，往往就生病直到死亡。他同行的司员、工部员外郎朝宗，是开平人，因为吃了一个柑子就死了；这可是唐、宋时期被贬谪的官员也不知道的事。”这也极力写出了当时边地瘴疠的凶恶。（铁香是邓承修的字。邓承修奉命到广西会同办理中越勘界事务，回京后如此说；唐、宋被贬的官员都把那里看作极其苦难的地区。后来，广东潮州知府却成了仕途上人人称道的优良职位。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中说：“飓风鳄鱼，祸患灾难不可预测。……毒雾瘴气，早晚发作。……忧惧惶恐，惭愧心悸，不知哪天会死。……居住在蛮夷之地，和魑魅为伍。”而清代广东潮州知府，却很以能够任职那里而著称。前后情形竟有这样的不同。） 另外，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说：“嘉庆年间，有一名候选官员参加铨选，选得贵州某县县令，带着家眷赴任，随从很多。到了省会，拜见完总督巡抚等上级官员后，同僚对他说：‘这个县贫瘠困苦异常，千万不能带家眷去。’于是他把家眷留在省城，独自走到府城，拜见太守。太守说：‘你所任的县不是人住的地方，幸好官印在我这里，你可以在这里接印，不必再前往了。我幕中正好缺一个书记，你是文士，一定精通文墨，暂且屈尊担任，可以吗？’县令心想，官职虽然贫瘠困苦，终究是幕府中的宾客，本来还是想去。太守于是命首县准备车马随从，又招募一个曾经到过该县的人给他带路。走了几天后迷了路，遇到的都是苗、獠等异族，没有人可以询问。那个地方不过五六百里路程，但走了十多天还没有到。一天，向导说：‘前面的路好像就是了。’于是大家一同前进，到了那里，只见残破的围墙环绕着，似乎有座城；城中荆棘丛生，堵塞道路，走起来很不容易。过了很久，看到几间土屋，破墙上有字迹，仔细一看，原来就是某县。他惊讶地说：‘难道这就是县衙吗？’于是喊门。有人从草丛里出来，问他们是谁；他们把情况告诉了他。那人叩头说：‘我就是县里的吏员。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县令了，没想到今天又见到县令您。’问他还有没有皂隶差役，他说：‘过去本来有，现在长期没有官员，这些人都分散到各乡去了，已经很久没有彼此联系，不知道是死是活。’于是向导带他们进去，只见屋中积土有几尺厚。那人说：‘这就是公案。’里面又有许多荒坟，问这些是什么人的坟墓，吏员说：‘全都是以前的县令，死在这里，尸骨不能运回去，是小人挖土把他们埋葬的。’县令听了顿时丧气，当天就说要回去。到了府城，太守因为他当初坚持要去，便责备讥讽他。县令流落了好几年，才获得量移的机会。这件事是我以前在京城时听朋友吴文南说的，他还能够说出县名；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边远地区荒凉，可能确实有这样的事，但讲述的人也许夸大了事实吧？”这个县和这个人的情况都无法详考，而俞樾对自己听到的事情似乎也没有深信不疑；因为事情有相似之处，姑且附录在这里。清初名臣于成龙曾任广西罗城知县，政绩十分显著；但他在给朋友荆雪涛的信中说到在罗城的艰苦处境，有这样的话：“广西柳州罗城，偏僻地处山中，土司四面环绕，山峰如剑排列，河水像沸汤一样，蛮地的烟雾和瘴雨，使北方人在这里居住后能够生还的十个人中不过一两个。当地居民有猺、獞、狑、狼等族种，性情喜欢争斗杀人；顺治十六年冬天刚开始编入版籍。于成龙在顺治十八年到那里任职，……带着五名苍头，他们都很勇壮，可以作为助力，……到了县里，衙门没有门墙，只有三间草屋，东边隔作宾馆，西边隔作书吏住所，中间开一扇门进去，也有三间屋子，里面的办公房支着茅草，破漏不堪，四面没有墙壁，郁闷之气从中而来，病得不能自持，一躺就是一个多月，随从围在身边哭泣，完全没有生气。睁眼看去，大家彼此都不顾，只因求归无路，只好扶病处理政务。……没过多久，一个仆人死了，其余仆人也都生病。……他再三叮嘱，让他们各自逃生；有一个仆人苏朝卿仗义直言：‘如果今生注定死在这里，离开这里也未必能活；抛下主人，让他独自留在异乡，即使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唉，幸好有这样的人。当时把情况逐级详报上去，说边远荒僻、长期反复动乱的地方，只派一个官员和一个仆人，难以处理政务，请求恩准他们活着回去，主管此事的人却只是一笑置之。不久，苏仆也死了，大儿子又继续设法找来四个仆人，前后又死了三人，只剩下一个仆人；他日夜嚎哭，像疯了一样，于是听任他回去。万里之遥只剩自己一人，生死没有人可以掌握。夜里枕着刀睡觉，在床头竖起两支枪来防身。……”这又哪里是普通人所能忍受的呢？然而于成龙治理罗城七年，仍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使教化和治理都得到人们的信服。这说明豪杰之士，确实有能够凭借诚意和坚毅战胜艰难困苦的人。清朝末年，部曹官员中有一位妻子因为搜查丈夫的小妾，误闯同僚家中，成为一桩笑柄。陈氏记载说：“陕西有两个姓雷的人，都凭进士身份做了吏部官员，但只是同姓而不同宗，大家称他们为雷甲、雷乙。雷乙没有正妻，带着一个妾住在京城，门口挂着木牌，上面写着‘吏部雷’。雷甲有正妻，性情非常凶悍，又没有儿子，于是置办了一个妾，和正妻分开居住，门口挂的木牌也写着‘吏部雷’。

译雷甲的妻子听说他置办了妾，暗中询问家人这个妾住在哪里，家人只说门口有写着‘吏部雷’的牌子。雷甲妻子拿着棍子前往，误闯了雷乙的住处。她看见一个少妇正在梳妆，头发浓密而美丽，双足纤细，顿时大怒，用棍子打她，接着又把镜台和瓷器全部砸碎。她正在发威时，雷乙进门说：‘这是哪里来的泼妇，竟敢到我家来！’仔细打量她后又说：‘年纪稍大一些，容貌还很好。我长久没有正妻，留下你做我的配偶也可以。’他命自己的妾出去，随即关上门抱住她，要和她同床。雷甲的妻子十分窘迫，说：‘我弄错了，甘愿受罚，请不要玷辱我。我是雷甲的妻子，听说他另置了一个妾，所以才发生了这个误会。’雷乙责备她说：‘你丈夫已经四十多岁了，还没有儿子；你悍妇的名声一向很大，人人都听说过。我的屋里供着佛，你应该当着佛发誓，从今以后任凭丈夫纳妾，不再过问。如果违背誓言，佛一定会降雷惩罚你。’雷甲妻子答应了。发完誓后，雷乙才放她回去。从此以后，她不再施展妻子的威势。雷甲常常住在他妾的住处，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人们都说：‘雷甲的儿子，是雷乙的功劳。’听到的人无不笑倒。”其他书也记载过这件事，例如梁溪坐观老人（张祖翼）的《清代野记》卷上说：“光绪初年，吏部有两个姓雷的司员，一个是浙江人，一个是陕西人；一个是进士，一个是拔贡。两人同姓、同官，又在同一个司任职。浙江雷住在南横街，陕西雷住在魏染胡同；两人都有一个妾，门牌上都写着‘吏部雷寓’。一天，浙江雷的仆人私下对同僚说：‘我家主人纳了一个妾，住在魏染胡同。’这话被浙江雷的妻子听见，她把仆人追问了一番，仆人说确实看见魏染胡同有一所挂着‘吏部雷’牌子的宅子，进去探访后只有一个妾，却不知道是不是主人的外室，不敢断定。妻子听后大怒，立即命人赶车前往。到了那里，她命仆妇大声喊，说太太来了；陕西雷的妾以为来了女客，便出来迎接。妻子一见她就大骂：‘淫荡无耻的婢女，你竟敢私下住在外面，不来见我吗？’陕西雷的妾起初茫然，随后才明白这一定是丈夫的正妻。正在支吾时，陕西雷回来了，妾哭着向他说：‘你当初怎么没说京城里还有正妻？’陕西雷大惊，等仔细一看，说：‘她不是我的妻子。’妾大骂道：‘哪里来的泼妇，竟冒充是我丈夫的妻子。’陕西雷忽然明白过来，说：‘夫人是浙江雷某的妻子吗？’妻子点头，羞惭沮丧得无地自容。陕西雷说：‘这只是误会，请您回去，不必放在心上。’妾不答应，说：‘既然你认定我是你的妻子，那么今晚就必须陪我过一夜才行。’ 妻子于是非常窘迫。陕雷再三劝说他的妾，这才放她离去；回去后便驱逐了自己的仆人，说道：这件事我当时在京城亲耳听到，一时传得沸沸扬扬，因为不是什么佳话，姑且隐去他的姓名。林纾《铁笛亭琐记》（又名《畏庐琐记》）又记道：“前清某部郎的夫人，嫉妒心极强而且没有儿子。某部郎把妾安置在外面，住在潘家河沿，门上题着部郎的姓氏；另有一位与部郎同姓、同官的人，恰好也买了一个妾另住，也在潘家河沿。那位善妒的夫人听人说她丈夫买了妾、背着自己，便大怒，带着婢女和老媪，命人驾车前往，却误入另一位部郎的家中。她认准了门上的题字，官职相同而姓氏也相同，便咆哮着闯了进去。当时另一位部郎的妾正对着镜子梳头，她便拳棒交加地打了下去。那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另一位部郎恰好从衙署回来，看见这情形，知道她认错了人，便说：‘我买了妾，你却来争抢，那么你就是我的妻子了。’于是命人上锁，不让她出去，还要把她带来同床，那位善妒的夫人窘迫不堪。不久这件事被她的亲夫听见，他登门赔罪，事情才作罢。”这三部书都写于民国初年，所记有详有略，大概都是各自根据听闻记录下来的。这不过是一件小事，情节也很简单，却见于三家记载，而且彼此竟有这样的异同，由此可叹知，写成信史是多么困难。他记载刺字一事说：“刺字这件事，也必须有仁慈之心。我审问窃贼时，只命人刺‘窃’字，不刺‘窃’字的俗体，想让他少受些痛苦，大概也是古人‘哀矜而勿喜’的意思。我曾见某城的满、汉御史为这个‘窃’字彼此争论：这个说应当按正规的字写，那个说写俗体也可以。争论不休，最后又把盗贼的肉刮掉，重新刺字。”刮肉后重新刺字，事情非常可笑。据前人记载，还有与此相类似的事。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五“姬生”一则后附记载说：“吴木欣说，康熙甲戌年，有一位乡试中式者出任浙江某县的县令，查点囚犯时，有个盗贼已经刺完字，按惯例应当立即释放；但他嫌所刺的‘窃’字减省笔画、从‘呙’，不是官刻字书中的规范字，便命人把它刮去。等伤口平复后，再依照《字汇》中的点画形体另行刺字。盗贼即席吟诗一首：‘手把菱花仔细看，淋漓鲜血旧痕斑。早知面上重为苦，窃物先防识字官。’禁卒笑他说：‘你既然是诗人，不求功名，却来做盗贼。’盗贼又即席作诗回答：‘少年学道志功名，只为家贫误一生。冀得赀财权子母，囊游燕市博恩荣。’”这个传说中，盗贼竟然能作诗，尤其奇特。更早以前，宋人的记载中也有类似事情。魏泰《东轩笔录》说：“有位朝廷官员陆东，任苏州通判并代理知州，因审判流放罪，命人在犯人脸上刺字：‘特刺配某州牢城。’刺完以后，幕僚们一起禀告说：‘凡是说“特”的，罪行本来不至于此，而是出于朝廷一时的旨意。如今这个人确实应当发配，但“特”字所表示的处分，不是有司可以擅自行使的。’ 陆东非常害怕，立即把“特刺”二字改为“准条”二字，又重新给他刺了一遍，因此很被人讥笑。后来有人向两府推荐陆东的才能，石参政听说后说：‘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了，莫非就是他代理苏州知州时，曾在人的脸上起草文字的那个人吗？’“在脸上起草”，是戏谑的说法，特别有趣。他记载赛金花，说某状元（洪钧）死后，她“便进入上海的青楼，辗转来到北京，住在西安门外的砖塔胡同。那里是乐部中群妓聚集的渊薮。从此声名大振，车马盈门。她曾到我们相府请安好几次，我因此得以见到她。初次见面时，我不敢逼视她的眼睛，因为她光彩艳丽，照人夺目，恐怕扰乱我的心怀。庚子年，拳匪兴起，洋兵进入京城，……凡是京城居民和大户人家遭洋兵骚扰的，只要请求金花说一句话，事情马上就能解决。……洋兵退去以后，她的名声更加震动，人们称她为赛二爷。”

译（按：赛金花当时住在外城。）门前匾额上写着“候选曾寓”，其中“曾”大概是金花的本姓。（按：据刘半农、商鸿逵合编的《赛金花本事》，赛金花自己说本姓赵。）她家中养着四五个年轻妓女，替她接待应酬；她整天安坐在楼上，不是有带着很多钱的贵客，就不下楼见面。夜里和她同梦的人，大多骑着系紫缰绳、套黄笼头的马而来，众人都称楼上为椒房。她性情残忍，有一个年轻妓女被她鞭打致死，埋在楼后，被人告发。当时我正巡查中城，便委派指挥赵孝愚拿着传票前去传唤。到了她家，有几个娘姨婉转地提出送上二千金作为贿赂，请求放她逃走。赵指挥本是安丘的富绅，没有答应。她又诡称：‘夜里遭了盗窃，丢失了中衣，不能出行。’指挥将要命城役去买中衣。她知道无法逃脱，才上车到城署。五城御史大多与她相识，不敢在公堂审讯，都说：‘这是一桩命案，按惯例应送刑部。’于是发文把她送去刑部。刑部堂官派一名满员和一名汉员两位司员审问她。上堂时，满员先拍案恐吓。金花抬头看着他说：‘三爷，你还来恐吓我，难道独独不记得一夜的情分吗？’ 满员于是从后堂像老鼠一样逃走了。那名汉司员是个正派人，久久仔细端详她的容貌，心里怦怦直跳；旁边负责记录供词的人，笔掉到了地上，掌管刑罚的差役手脚发软，连锁都拿不住。司员便叹息说：‘这是个祸水，我还是把她置于死地，来杜绝后患吧。’这句话传出去后，各条重要门路上托人说情的书信纷纷而来，坚决请求免她一死。于是最后定为误伤人命，充军三千里，编管黑龙江；而说情的人又来了，于是改为发往上海。（按：大概是押解回原籍苏州，后来又到了上海。）我听说后笑着说：‘这是把蛤蟆送进湿地了。’按惯例由五城负责押解，又委派赵指挥押她登上火车，送到良乡县。县官亲自到车站迎接，对赵指挥说：‘下官恭敬地准备了宴席，为两位接风洗尘。’于是一起进入县署，观赏名花，饮用美酒。第二天，赵指挥回城复命。我说：‘苏东坡有句诗说：“使君莫忘霅溪女，阳关一曲断肠声。”我应当为你吟诵这两句。’最近听说金花已经去世，年纪不过四十岁。”陈氏记述这件事时，赛金花确实还没有死，到民国二十五年才去世（据说享年六十五岁），不知道陈氏是否还来得及知道这件事。这一段写得很有小说意味，把她写得妖艳动人，甚至使负责记录供词的人笔落于地、掌管刑罚的差役手软得拿不住锁，属于加倍渲染的写法，就像读《封神演义》中写妲己被处死时那样。《封神演义》第九十七回“雷震子监斩狐狸精”写道：“行刑的军士被妲己一番巧言迷惑，都手脚发软，不能举刀。雷震子发怒，喝令军士动手，只见每个人都这样。雷震子急得没有办法，只好到中军帐报告，请求下令裁决。……子牙大怒，命令把行刑的军士斩首示众，喝退雷震子，另换杨戬、韦护监斩妲己。出了营门便另选军士，再到法场。只见那妖妇千娇百媚、万般温柔，又把这些行刑军士弄得东倒西歪，如痴如呆。……子牙和诸侯、门人出了营门，只见妲己被绑在法场上，果然千娇百媚，像玉似花，众军士都像木雕泥塑一般。……”赛金花因虐打致死年轻妓女一案被关在刑部监狱时，刑部主事吉同钧恰好任提牢厅事，在狱中见到了她。他的《乐素堂诗存》卷一有《狱中观妓赛金花感赋》（并序，癸卯），序中说：“……今年夏天，因为打死小丫鬟被逮捕入狱，人们都指责这是淫乱的报应；然而那些怜香惜玉的人，又纷纷替她惋惜，请求为金花说情。” 唉，人各有自己的心思。憎恶金花的人，固然是那些方领矩步、拘守礼法的人；但怜惜金花的人，也不全是那些依傍翠袖、偎近红粉之徒，他们各自的用心都不能完全责怪。我早已听说她的名字，也看过她的画像，却一直没有亲眼见过她的容貌。如今听说已经定案，拟议押送回籍，出发的日期也近了，我私下认为，薛涛、苏小，都是好事者凭想象设想她们的美貌，以至于几百年后还写下连篇累牍的文字，共同歌咏她们。如今有一位绝世名媛近在咫尺，却不能一睹芳容，难道不是一件遗憾的事吗？恰好我代理提牢职务，便入狱查看各囚犯，轮到金花时，她果然美丽动人，虽然秋娘已经老了，仍然像处女一样娇媚，真是天生的尤物啊。她见我在远处弯曲一膝，像是有求怜的意思。猛虎在深山里，百兽都震恐；一旦落入陷阱，便摇尾乞食。赛金花得意时，如果不是达官贵人，连一亲芳泽都不可能；等到被囚禁在牢狱之中，即使面对我这样卑微而年老的人，仍然像贴耳低头一样，希望得到我的救援，岂不是更加令人惋惜吗？……”诗中说：京城有许多名妓，艳名都说赛金花。门前车马像集市一样，宾客列坐而享用美食。人人争着求见她一面，她的声价高达云霞。腰中没有十万贯钱，只能徒然抱着无法实现的愿望。一旦进入监狱，阴暗的牢院便被黑云遮蔽。妖异的星辰照临贯索，泪水如雨打湿了颈枷。她像狗一样摇尾乞怜，又像兔子被罗网和木桩束缚。我担任提牢职务，趁晚衙时放饭。鸡鸭成群争食，只有一只鹤安静而不喧哗。她见到我，弯曲一膝行礼，请安格外恭敬。洗去涂饰和脂粉后，仍艳丽得像碧桃花。腰肢纤细，如新抽芽的杨柳。年纪已经超过花甲的一半，仍然像初次破瓜的少女。她含情脉脉，羞怯地掩着面，仍像抱着琵琶。还没看清楚，忽然被禁卒押走了。不一会儿，两扇牢门关闭，深深锁住，无法敲开。回来后想着这件事，彻夜不能入睡，深夜盘腿跌坐。……把这段诗和陈氏的记载合起来看，就大体可以看出赛金花倾动一时的情形了。

译他记载关外的情况说：“山海关外的锦州府城中有一座高过城墙的塔。明末清朝摄政王攻城时，曾在山上架炮轰击这座塔，就是这座塔。春天，燕子在塔上筑巢，数量多达一千多只；它们与寻常燕子不同，红色的下颏，绿色的尾巴，腿很短，整天绕着塔飞，从不在别处栖息。当地的文风是关东第一，仕宦显达的人很多，文中丞格、德中丞铭都是锦州人。大凌河、小凌河、医巫闾山，都在锦州境内。小凌河绕城流过，水清而甘甜，关东的茶市都集中在这里；用这里的水试茶，茶的真味才能显现，若用辽河的水，远远比不上。关外风寒，相传牡丹和兰花都不能越过大凌河。光绪年间，何润夫太史任奉天府丞，带着两盆兰花前往，当地人这才见到兰花。当地人说牡丹花大如盘，便特意画成那样，难道真有这么大的花吗？等到南北通火车以后，姚黄、魏紫和千顷罂粟花争奇斗艳（那时种植罂粟花最多），我还来得及亲眼见到。当地的罂粟花全是重台的，和别处不同。我问当地人，他们都说：‘夫妻一起种，或者用两只手播种，花就会开成重台。’ 等到查阅《群芳谱》，果然有这种说法。山东人唯独不知道，是因为那里没有博览群书的文人教导他们。我曾经教过他们，他们也不肯听。因此有句诗说：‘头插荆钗、身穿布裙，在南亩送饭，为什么夫妻却不种花。’”这也是谈论关外风土时的一种谈资。所谓夫妻种花，可以说是一种带有神话意味、流传已久的植物学说法。褚人获《坚瓠首集》卷二说：“俗话说：‘长老种芝麻，未必能吃到。’相传芝麻一定要夫妻一同下种，单独种植就不可能有收获；长老是没有妻子的人。还记得唐诗说：‘蓬乱的鬓发和荆钗，是世间少见的装束；布裙仍然是出嫁时所穿的衣服。胡麻容易种，却没有人种；想来应当是要回去，却只是没有回去。’”这也属于同一类说法。宋人的记载中，例如释文莹《湘山野录》说：“仲晦处士李退夫这个人，行为怪诞，带着一个儿子游历京城，住在北郊别墅，带着经书灌溉园子，拿古人的作风来装饰自己。有一天，老园丁请他播撒园荽，就是《博物志》所说张骞从西域得到的胡荽。民间传说，播撒这种植物必须由主人一边口诵猥亵的话一边播种，才会茂盛。李退夫本来以守持纯洁节操自负，便把菜籽拿在手中播撒，只是低声秘密念道：‘夫妇之道，是人伦的开始。’等等，嘴里不停。有一会儿，客人来了，他不能把事情做完，便嘱咐儿子替他完成。那儿子比父亲更加做作，拿着剩下的种子念咒说：‘大人已经上报过了。’皇祐年间，馆阁中的人把这件事当作雅谑。凡是谈话清淡时，便说‘应该播撒一轮园荽了’。”这个笑柄非常令人发笑。虽然不一定要求夫妻一同播种，但说必须念诵与夫妇有关的猥亵话，事情也和前面的说法相近。又有佚名作者《文昌杂录》说：“礼部王员外说，从前曾听朝议大夫李冠卿说，他住在扬州时，堂前有一株杏树，极其高大，花开得很多却不结果。恰好有一个媒婆来到，看见这种情形，笑着对家人说：‘明年春天给这棵杏树嫁出去。’到了冬深时，她忽然带着一尊酒来，说这是婚家撞门酒，索要一条处女裙，系在杏树上；随后摆酒祭告，再三祝祷，家人没有不笑的。到了第二年春天，这株杏树结了无数果子。江淮一带也多有给橘树嫁接婚配的办法，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法术。”这也是把人间夫妻之事推用到植物上，可以一并阅读。他记载潍县花园说：“我们家乡兴盛时，花园还有好几处，例如陈氏园在小於河，田氏园在高家庄，郭氏园在北关外。我年轻时游览过好几次，台榭、池塘、亭子，布置得很有章法。自从咸丰辛酉年遭遇捻匪之乱，大户人家衰败，园林荒废，只剩下西园一处。园子也有主人，每天打开园门，不禁止游人进入，说是公园也可以。前来游览的人，园丁为他们准备茶水，游人给少许茶资，园丁不敢多要，这是主人的命令。我退休隐居后没有事情可做，常去那里消磨岁月，于是详细记下它的美景。园子在城东南约二里，是我们家乡前辈韩理堂大令修筑的，后来贤者加以修葺，又扩充土地，堆筑假山，栽种花木，增建亭榭，景物高大明丽，焕然一新。每当春日温暖时，杨柳含烟，桃李吐花，环绕映照在白粉墙和茅亭之间，正屋匾额题为‘西园草堂’。草堂北面，假山壁立，峰峦起伏，旁边有一座登山楼，拾级而上，孤山、程符山近在咫尺。下楼穿山而过，深溪横贯其间，由石桥相通；左右老树枝杈交错，修竹摇曳，柳色浓暗、花光明丽，仿佛又见一处村庄，这一景象很像那句诗所写的情形。春末夏初，台阶周围数百株牡丹经过雨水洗润，怒放起来，花朵大得像盆，绿树围绕着它们，青翠的山峦映衬着它们，透进来一线阳光，花色艳丽夺目，香气扑鼻。我在墙上题诗说：‘绿树翠峦围四面，羡他富贵入山林。’这是在描写牡丹，意思也正切合园主人的身份。主人看见后，回敬我一大杯酒。溪边有一间草亭，用削整的石头作座位，游人可以坐下稍作休息。走出草亭向西，进入花砖砌成的圆门，便是开阔的一片地方，牡丹更加茂盛，藤萝和荆花围绕着它们，彼此争奇斗艳。地上还有许多奇异的花，花蕾十分可爱。向园丁询问花名，园丁也不知道，大概是从海外传来的。牡丹谢后，芍药接着开放，红白相间，在台阶前翻卷争艳；金带花呈现吉祥之意，年年都有。和顺之气带来祥瑞，从这些也可以看出园主人的为人。西南面有三四间书斋，庭院清雅洁净，几案和床榻一尘不染；夏天在那里纳凉，竟不知道城市就在近旁。秋冬时节，红叶还在树上，黄叶落在地上，清爽的气息沁入人的心脾；每当夕阳落在山边，游人徘徊不去。曲折走到草堂东面，有些怪石像老虎卧伏，仿佛东行到莱府、经过杲村时所见的浪石。我三十年没有向东游览，到这里不禁心驰神往。

译厅堂墙壁之间，挂满了我山东故乡先贤遗留下来的墨迹，如桂未谷的隶书以及他所画的佛像、梅花图，高南阜的左手书，刘石庵的行书，前莱州太守张船山的楹联，至于潍县县令郑板桥留下的字画，更是多得数不清。园主人也不吝惜小笔费用，把所收藏的真迹全都摹刻到石上，镶嵌在回廊墙壁中，任人拓印出售。可是南方的刘园、张园，买来这些拓本装饰房屋，还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园主人行善却不求名声，所以没有写出他的姓名。”所写的内容也很有意味。（另一则说：“潍县杨蕴轩玉相，是我的姻亲长辈，著名的孝廉，不求做官，家产极多，慷慨施舍救济，乡里都称他为善人。……先生在世时，我才十多岁，因为姻亲关系常到他家去，见他身材只属中等，白胡须垂下，和蔼可亲。他牵着我的手，带我遍看园中的梅花。园中有七八头鹿、三四只仙鹤，母鹿毛色光润，白鸟洁白，在茂密的树林和高大的竹林间飞走。园门常常敞开，游览的人不分宾客主人都能进入，这才恍然明白《灵台》一诗的深意。”）旧时没有公园的设置，允许人游览的私家花园，性质很像公园。（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一说：“随园四面没有围墙，是因为山势高低不平，难以加砌砖石。每逢春秋天气晴好的日子，男女游人像云一样多，主人也任他们来往，完全不加阻拦；只有绿净轩四周的二十三间房屋，不是相识的人不能贸然到达。因此摘取晚唐人的诗句作成对联：‘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这也是私家花园兼具公园性质的一则佳话。如今的公园也常有“游人止步”的地方。）其他如祠庙、寺院、道观一类，只要有风景可以游赏，也往往带有公园的性质。济南过去有一所书院，名叫尚志堂，金线泉（就是所谓济南四大名泉之一）就在这里，风景清幽，泉池尤其优美，向来没有门禁。书院废弃后，改作校士馆、通志局，仍然可以随意进入游览，可以称作一座精雅的小公园。（从前我住在济南时，多次和诸位兄长以及弟弟、侄子陪同先父到这里游玩，欣赏泉水、观看游鱼，兴致很不错；少年时代的乐事，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滋味醇厚，直到今天还惦念着尚志堂。）到了民国时期，这里改建为学校，性质便不同了，面貌也完全改变。清朝末年，署山东提学使罗正钧利用贡院旧址的一部分，修建图书馆。地点靠近大明湖，馆内花木泉石，布置得整齐美观，题有“遐园”的匾额和“湖山如画，齐鲁好文”的楹联，大概是兼具公园性质的图书馆。经过战乱焚毁之后，不知道近来是否已经修复，我也很是惦念，因此一并附带记在这里。其中“下气怡色”一则说：“子女同年长的父母谈事情，必须从容不迫；如果显出急躁仓促的样子，恐怕会使老人受惊。还记得我的外祖父郎奉政公考中进士那天，家里已经得到报信，我的外曾祖母年事已高，听了非常高兴；忽然又来了报喜的人，说我的外叔祖也考中了。家里的妇女们一起跑到萱帏前，拍着手说：‘不得了，不得了。’这是想报喜，却因为高兴到了极点而一时说不出话来。太夫人受到惊吓，从此嘴巴便不能说话。所以《礼记》说：‘同父母说话，要降低声气，和颜悦色。’这就是妇女不读书的过错。”这话浅显而有意味，是一般人容易忽略的事情；家中有年长父母的人，应当留意。周馥《负暄闲话》卷下《待人》中说：“亲戚中有一个甲，起初很善于奉养他的母亲。母亲疼爱女儿，常常把节省下来的东西资助女儿。甲对此不高兴，于是渐渐薄待母亲。一天，我经过他家门口，母亲向我诉说这件事。我劝甲奉养亲人应以使亲人欢喜为主要目的，难道你没有读过《论语》中‘犬马有养’的话吗？甲大为醒悟。《孝经》说：‘爱护亲人的人，不敢厌恶别人；尊敬亲人的人，不敢怠慢别人。’何况是在骨肉亲人之间呢？”这是在讲侍奉亲人的道理，同样浅显而有意味，都是平易近人而切实重要的话，所以把它们联系起来抄录在这里。科举时代，状元最受世俗羡慕，所谓“大魁天下”就是这个意思。陈氏记述状元说：“山东自清朝以来，状元有六人：聊城傅以渐、邓钟岳，济宁孙毓溎、孙如僅，潍县曹鸿勋。曹鸿勋六七岁时就能写擘窠大字。传胪时，天还没有亮，他站在丹陛下等候消息，耳中接连听到有人呼喊他的名字。回头四处看，却一个人也没有。不久鸿胪官高声唱名，果然是第一名。我当时在家读《礼》，没有亲眼看见。过了二十多年，曹殿撰已经出任陕西巡抚，癸卯科潍县王寿彭又考中状元。两位状元都住在南关新巷，而且还是邻居。……王寿彭传胪时，我正在京城各曹任职。按民间惯例，同乡中有人参加殿试，京官必须带着荷包和忠孝带，以备前十名被引见时佩戴。这天清晨，读卷大臣鱼贯进入宫内。到了辰刻，大臣手捧黄纸从宫内出来，站在乾清门的丹陛上，高声呼喊“王寿彭”。王寿彭惊喜得变了脸色。同乡官员代他回答“在这里”。于是替他整理衣服，佩戴荷包和忠孝带，扶他登上丹陛，恭敬地站在大臣身后，等前十名依次传呼完毕，再带领他们入内接受引见。引见结束后，同乡官员和他一起到山左会馆，已经看见报喜人把“状元及第”的横匾以及“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黄纸对联张贴完毕。会馆值年官立即筹措款项，先拿五十金交给新状元，让他去拜访前科状元，并索取历科账簿。账簿中把一切事务和请帖格式都详细记载着，于是照着抄写请帖，邀请各位老师以及历科鼎甲中在京的人，第二天到会馆饮宴，按例还要请梨园演戏。

译我们山东却不这样，因为会馆正厅供奉着至圣先师的牌位。第二天清晨，皇上驾临太和殿，先听到三声像爆竹一样的静鞭声，黄伞随着皇帝来到殿前。鸿胪官唱呼一甲三人登殿，行三跪九叩礼；新进士则在午门外行礼。皇帝退朝后，銮仪卫用黄亭抬着黄榜，从太和门、午门、端门正中出去，鼓乐在前面引导，黄色仪仗全部齐备，从东长安门正中的门出去，把黄榜悬挂在北黄墙上。顺天府尹在黄榜左边搭起彩棚，设置红案，摆放酒和果品，亲手敬三鼎甲每人一杯酒，他们都站着饮下，并替他们披红、簪花。旁边有配着绣花鞍子的骏马，请三鼎甲上马；每匹马由几名差役护送，前面有红色仪仗和鼓乐，导引他们到国子监，举行释菜、释褐礼。随后到明伦堂，两位大司成端坐着接受三叩礼。大司成的身体不敢动，头一动状元就不吉利，左右手一动，榜眼、探花就不吉利，这种说法流传很久了。从国子监出来后，三鼎甲并马而行，沿途观看的人像墙一样拥堵；妇女们有的在门上垂下湘帘，有的登楼倚栏观看，这就是民间所说的状元游街。当时风和日暖，天街没有尘土，宫苑柳树成荫，树上有樱桃，墙外伸出杏花，儿童们跳舞欢呼说：‘状元郎来了。’ 城郊乡村的妇女们穿着新衣、鲜亮的鞋子，辛苦地步行而来，随口评论说：‘状元英俊，榜眼伟岸，探花秀美。’又有人艳羡地称说唐宋时期选驸马的故事，听起来实在可笑。……状元骑马回到府第，榜眼、探花送他回去；探花又送榜眼回府，然后才自己回去。这时会馆里张灯结彩，酒席全都摆好，门外官员的车马挤满街道，车辆马匹堵塞巷子。大官和翰林官一时一同来到，同乡官员负责款待、接送。我奔波了一整天，筋力全都疲惫不堪。潍县谚语说：‘弟弟娶新媳妇，哥哥跑断筋。’当时的情形就像这样。” 状元的头衔震动朝廷内外，是读书人考据古事所能获得的荣耀，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虽然刚授官时品秩地位还很低，将来仕途是亨通还是困顿，也还难以预先断定；但在传胪唱名之后，众人仰望企盼，各类人物瞻仰羡慕，往往不知不觉就形成这种情形，这种风气已经存在很久了。宋人（姓名缺失）的《儒林公议》说：“宋太宗临轩宣布名次，考中三名到五名以前的人，都出任知州，升迁提拔又荣耀又迅速。陈尧叟主持科举，刚刚中第，就入朝担任太史之职，赐给朱黻。此后考中状元登第的人，不到十多年大多都能得到掌握权柄的任用，人们也因此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待遇。每当殿廷上传呼第一名时，公卿以下没有不惊动观看的，即使皇帝也会注视。从崇政殿出来经过东华门，传呼声非常荣耀，观看的人拥挤堵塞街道，人肩挨肩，无法通行；锦鞯绣毂的车马争相竞逐，甚至有人登上屋顶向下观看。平民百姓倾慕不已，欢声震动全城。洛阳人尹洙意气豪迈，喜欢评论人物，曾说：‘状元登第，即使率领数十万军队，收复幽蓟，把强大的藩族驱逐到遥远的沙漠尽头，唱着凯歌劳师回朝，把战果献于太庙，那种荣耀也比不上状元登第。’”当时状元的荣耀，大概比清代还要更高。鼎甲之中，状元、探花都称为“状元郎”“探花郎”，给人以英美秀逸的印象；唯独处在中间的榜眼不能称“郎”，但“榜眼”二字听起来有雄伟厚重的意味。这大概就是“状元美，榜眼伟，探花秀”能够流传人口的原因吧。（王寿彭本人确实不是美男子，但民间早已预先形成了状元俊美的印象。） 小说中，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六回《满路春风探花及第》描写安骥被点为探花，说道：“只见状元清秀华美、风采出众，榜眼凝重安详；至于那个探花，哪里只是相貌像潘安、才华像子建，他在气宇轩昂之中，不露出一点纨绔子弟的气息；在温文儒雅之内，也没有沾染一点寒酸气，真是如彝鼎、圭璋一般，是太平盛世的人瑞。就连那个传胪，也长得方脸大耳，满脸浓须，像是一个能干有才的人。”除探花是重点描写对象外，陪衬的只有状元清秀华美、风采出众；传胪按惯例也不称“郎”，所以不妨写成满脸浓须。袁枚《随园诗话》卷三说：“汪度龄先生考中状元时，年纪已经四十多岁，脸上麻子很多，身材高大，腰腹粗壮，在京城买了妾。有个小户人家的女子陆氏，粗通文墨，读弹词曲本，以为状元都是英俊少年，便欣然愿意嫁给他。结婚当晚，她在灯下看见先生的年纪相貌，大失所望，已经闷闷不乐了。那天晚上，同年们嬉闹着让他喝了许多大杯酒；先生酒量大、兴致豪，醉醺醺地上床，不顾新娘，和衣熟睡。不久又呕吐，把新做的枕头被褥全都吐得腥秽不堪。陆女十分愤怒，不到五更便上吊死了。有人嘲笑说：‘国色太娇难以做女婿，状元虽好却不是郎。’”汪应铨，字度龄，是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状元；陆女之所以误判，正是因为平日里“状元美”的观念早已储存在心中。（小说《孽海花》旧本第二回《金榜误人香魂坠地》写道：“平日看见那些小说、盲词、山歌、院本，说到状元郎，好像个个都貌比潘安，才如宋玉，常常使人心动。……开国以来的第一个状元，不知道该是怎样粉妆玉琢、口吐锦绣、心藏文采，不知不觉便对他一往情深。”“宁可做状元的妾，也不做普通人的妻子”的某位闺秀，“忽然看见锦缎帷幔一掀，走进来一个略显高大的汉子，脸黑得像锅底，眼睛大得像铃铛，两道浓眉，满脸长须，而且脸上布满豆斑，葱臭味逼人，……急得仿佛三尸出窍、六魄飞天。当时没有话说，知道自己错了，等到众人都睡静以后，哭了一场，走到床后，只好解下红罗带，上吊自尽。”这就是根据这件事写成的，只是误把江南的汪应铨当作山东傅以渐，写成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这一回大概是金天一所作。陈氏所说传胪时的情形，指的是所谓“小传胪”，第二天才是正式传胪。至于王寿彭惊喜得变了脸色之类，大概是受宠若惊，往往都类似这样。

译听说光绪甲午年，张謇考中第一名，当时高兴到了极点，竟跌倒了。同治乙丑年崇绮被点为状元，翁同龢四月二十日的日记说：“崇文山来请我，于是我带着旧账簿前往。文山学习程朱之学已有十年，到这时情绪因功名而浮动起来，功名关头的心情，实在难以言说啊。”这也可见在这种时刻保持自持很不容易，只是不知道翁氏自己当年处在这种情形时又是怎样。（翁同龢和他的侄子曾源都是状元；曾源在癸亥年考取大魁，恰好是崇绮前一科，所以旧账簿在曾源家中。）至于曹鸿勋耳中接连听到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是因为他写殿试策写得非常好，自己估计很有希望考取大魁，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于是由于心理作用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反应。他记述教官的事情说：“文生、武生入泮，按照民间惯例要送给教官学礼，这就是古代束脩的意思。后来沿袭下来，失去了原来的本意，有的竟勒索到千百缗。我们家三代都做教官，仍然遵守古礼，只听凭他们自行送束脩罢了。潍县文武学额最为宽广，每次院试以后，教官勒索学礼，专挑富裕的学生敲诈，贪欲的沟壑很难填满，成为笑柄的事情非常多。邑人丁六斋善宝，官任中书舍人，是我的姑父，极其痛心于世风不古，常常想着设法加以维持。他特意慷慨捐出二万缗，放贷取息，用三年的利息六千余缗，作为入泮生送给教官的学礼。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司铎的体制，另一方面是为了资助贫寒士子；使他们能尝到粗茶淡饭而不至困顿，芹宫的清白德行也长存，这实在是美好的心意。六斋有诗句说‘不惜金钱倡大义’，大概就是指这件事。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六斋便去世了；他的嗣子星甫中表，终于完成了先人的志愿，士人舆论一致称赞。等到科举停止后，又把这二万缗的利息转用于兴办继志学校，供养士人一百多人，成才的很多。”学礼也就是所谓的册费。丁氏的这一举动，受到潍县人的称颂，可以和本刊第二卷第八期所刊拙稿中引用的有关册费的材料相互参看。他又记述杨玉相的事情说：“潍县杨蕴轩玉相，是我的姻亲长辈，著名的孝廉，不求做官，家产极多，慷慨施舍救济，乡里都称他为善人。县里读书的人很多，参加童试的超过一千人，县署容纳不下，于是他捐出万金修建试院，规模宏大；又另置市房几十间，用租金作为每年的修缮费用。士子们歌颂他，直到今天也没有忘记。又创办牛痘局，每到春天，便在宅内开设接种场所，背着孩子前来的人每天有上百。县里的人学会这种接种方法，沿用至今，年年有人施种，实在是先生首先倡导的。先生享年七十三岁，去世后全县请求把他列入乡贤祠祭祀，私下给他上谥号为文惠。直到今天，他的子孙仍然安居乐业，没有放荡败家的人。”杨、丁两家都乐于施行德行，惠及乡里，这些事情可以并列流传。本刊第十期拙稿引用过户部银库书吏史恩涛的事情，李慈铭也有记载，可以合并参看，从而了解贪吏的声势、气焰和手段。《荀学斋日记》光绪十四年戊子正月初五日记载：“……户部书吏史恩涛的案件，是四名御史一同弹劾的；而恩涛与云南一名翰林结为儿女亲家。那两名御史都是云南人，是丙子科同年，实际授官时又都属于云南人这一边，并且都收受了史恩涛的贿赂，所以故意弹劾孙侍郎，并牵连山东巡抚，暗中替史恩涛开脱。等到刑部定案时，又收受了史恩涛更多的重贿。史恩涛本来是我们浙江人，只怕被递解回原籍，那样京城中的狡诈窝点就无法保住，所以冒充涿州籍贯。因此按重罪判处徒刑，因而定为发往京城以外安置，结果得以在京畿一带逍遥自在，往来于津潞之间，坐拥肥沃土地。这些事情都足以令人怒目裂眦。”身在翰林清选之地、相府清贵班列中的人，竟然还会如此，尤其令人感慨。陈氏和陈田在光绪丙戌年同中进士，会试时同出于黄思永的考官房，而两人的八字恰好又完全相同。陈氏记载说：“四品京堂陈田，字松珊，贵州人，和我是会试同榜同年。有一天，房师黄殿撰慎之邀请同门饮宴，命门生按年龄次序入座。我问：‘你多少岁？’松珊说：‘同岁。’房师又命我们按出生月份排序，我说是几月，松珊也说同月；再命我们按出生日排序，我说是某日，松珊也说同日；再命我们按出生时辰排序，时辰也相同，八个字没有一个不同。” 黄先生于是命人按照本房两人的中式名次依次排列，我坐在他的上首，全座都惊叹不已。大家询问我们的父母、兄弟和子女，情况也大致相同。我说：‘我一向不请人给我批命，从今以后更不请人批命了，就把松珊同年的命当作我的命吧。’这还是我们刚开始登上仕途名册时的事。后来我们的升迁调转又在同一官署，商议公务时意见也相同；在官署一起吃饭，嗜好和饭量也相同。有一年松珊的妻子去世了，有人对我说：‘松珊今年犯阳刃，你应当设法禳解。’我说：‘我的老妻已经卧病三个月，我早已为她准备后事了。’这一年我的妻子也去世了。等到我们两人年过花甲，每天同桌吃饭都很健旺，饮酒都不敢超过三杯，夏天的水果也都不敢入口。我们彼此问起睡眠情况，都早睡早起；每人各有一个妾，不过是供日常侍候而已。松珊私下告诉我说：‘给我批命的人都说我官至四品，我们两人难道最终都会止步于这个官位吗？’我说：‘按常规升迁调转，只要谨慎办事而不犯过错，不必担心没有升迁调转的日子，批命的话哪里值得凭信？’没过多久，遭逢百六之厄，皇帝下诏让位，两人都弃官退隐了。近来听说松珊还健步游山。只是松珊的胞兄陈灿，清代任甘省方伯，兄弟亲密如手足。松珊家产或许丰厚，我却只能勉强自给；不过家兄任广文二十四年，官俸每年都有剩余，如今居家生活，节省度日，也一定使每年略有剩余，这也可以说是相同之处。松珊的哥哥年近八十，我的哥哥也到了八十岁，身体还很健壮，这说明兄弟的情况也和八字有关。最近有一位从西南来的人说，松珊收藏的金石字画非常丰富。我听说后，立即把陶斋（编者按：端方的号）赠给我的一百多件吉金拓片裱好，挂满了屋子。床帐、门楣上，都仿照汉代画像石、汉代瓦当悬挂；又每天拿着陶斋拓制的埃及国五千年画像古篆，向人夸耀展示。这是仿效西施皱眉，并不敢说自己是鉴赏家。如果让松珊看见这些，他又会把我引为同调吧。”这真可以称为一段佳话：二陈同年中进士，陈恒庆长期在户部任职，陈田进入翰林院；后来两人又同任台谏官。陈恒庆外放任知府，陈田官至掌印给事中，都是四品官。

译（知府是从四品，掌印给事中是正四品。光绪丙午年厘定官制，裁去六科给事中的科衔以及各科掌印的名目，统称为给事中衙门，只设置掌印给事中二人，品秩为正四品，作为给事中、御史升迁调转的阶次。虽不是京堂，但京官已经达到四品，也不妨按京堂看待。费行简《当代名人小说》卷下《清室遗臣内传·田》说：‘田在京朝任官，以沉静博雅著称，很有清正的声望。丙戌年进士，任部曹，升任御史，后来任都给事中。国变以后归乡，喜爱金石书画，没有钱就典当衣服来购买。曾经撰写《元史考证》，学问大概仅次于何愿船、李芍农。中年嗜酒，众人都推许他为大户。晚年才节制饮酒，虽已七十岁，仍然胃口很好、善于行走。任官时不做越轨之事，但见义勇为，直言不屈。江春霖因弹劾奕劻而被罢职，田首先联合谏官上疏为他争辩，疏中颇有讥刺亲贵内阁的话，奏疏由田起草。他的同官陈庆溎，出生年月日时和他相同，科举功名、仕途升迁，以及妻子子女的生死、晚年的遭遇和家境丰俭，没有一件不同，真是奇异。’这里也把陈恒庆写成了陈庆溎，大概和《谏书稀庵笔记》作者误写题名的错误源于同一原因。） 另外，陈田是由翰林院编修进入台谏系统的，并不是由部曹升入。他的官职是掌印给事中，不是都给事中。明代六科设有都给事中，到清代已经废除。宣统二年，御史江春霖因弹劾军机领袖庆王奕劻而被调回原衙门任职。第二年，所谓新内阁成立，奕劻任总理大臣，这才出现‘亲贵内阁’这个说法。至于八字相同，过去人的记载中也有这样的事。例如纪昀《滦阳消夏录》卷二说：‘八字所显示的贵贱贫富，大概只是这样，其中还有命运的增减、盈缩，略有不同。无锡邹小山先生的夫人，和安州陈密山先生的夫人，八字的干支完全相同。邹小山先生官至礼部侍郎，陈密山先生官至贵州布政使，都是二品官。论爵位，布政使不如侍郎尊贵；论俸禄，侍郎又不如布政使丰厚，两方面正好互相补偿。两位夫人都长寿，陈夫人早年守寡，但晚年身体康健、生活安乐；邹夫人夫妻白头偕老，但晚年失明，家计也贫薄，这又互相补偿了。有人或许会说，这是因为地点有南北之别，时辰有初刻、正刻之分。我第六个侄子和奴仆刘云鹏，出生时只隔着一堵墙，两家的窗户相对；两个孩子同时出生啼哭，不只是时辰、刻数相同，甚至连分秒也相同。我侄子活到十六岁便夭折了，奴仆的儿子如今还活着，难道不是因为命中所赋予的福禄只有这么多吗？侄子生长在富贵之家，福禄先被消耗完了；奴子生长在贫贱之家，消耗得不多，所以福禄还没有耗尽吗？福禄的盈亏消长，本来就是这个道理，等通晓命理的人再详细说明吧。’他用周旋调和的笔法解释了侄子和刘云鹏遭遇不同的事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所记，也可以参看。书中说：‘德清蔡老先生精通子平术。有一天，史胄司夔来访，蔡老先生告诉他，南方有个地方生了一个孙子，推算他的命很富厚，如果迟一个时辰出生，就会大贵。史胄司询问出生的年月日时，大惊说：‘我今年得了一个儿子，正好就是那个年月日时。’蔡老先生说：‘这个孩子一定会入阁。’这个孩子就是文靖公蔡贻直，京城里把这件事传为佳话。康熙辛酉年，史胄司带着家眷进京，船停泊在水驿，孩子出生了。家人往来岸上时，听说一家铁匠也生了一个儿子，询问出生时辰，正好相同。家人回来告诉史胄司，他暗中记住了这件事，给孩子取字铁崖。二十多年以后，文靖公已经在清禁中任官。史胄司南归时，又经过那个地方，想验证旧事，便亲自前去寻找。只见那家房屋门庭仍和从前一样，一个少年拿着斧头干活非常勤快。一问，正是康熙辛酉年某日出生的人。文靖公回来后，整夜不能入睡。后来终于明白了其中道理，对客人说：‘这四柱中只有火太盛，可惜缺少水来制约；幸好他出生在船中，得到水气来补足缺失。如果出生在熔炼冶铸的地方，就是以火助火，完全没有调和了。’既然两人的贵贱相差极大，却用水火的说法来调和解释，这和纪氏的解释，难道不是所谓异曲同工吗？另外，陈衎《槎上老舌》中说：‘术士以干支来决定人的祸福，起源于唐代兵部员外李子平。然而，除了干支之间的生克关系外，还有一些微妙而难以言说的因素。我乡前辈按察使王公应时，出生的年、月、日、时全都属火，按照术法本来不应显贵。

译有精通这种术数的人，对他的出生情况感到疑惑，以为他出生在江海之上。王公说：‘当时正逢雨季，积水暴涨，大水流进屋里，母亲只好把木板架在水面上生下了我。’原来干支虽然极其燥烈，却恰好遇到大地上的真水，足以相互制约，反而成为显贵的命。陈公记载，官至佥都御史的人和一个船夫八字相同。有一天，算命先生推究了十多天，才请求说：‘大人出生时应当是在星斗之下，否则不会显贵。’查验后果然如此：太夫人分娩时十分仓促，是在园圃中露天生下大人的。由此看来，干支即使非常灵验，也还会有另外的解释。’既然可以有另外的解释，那么顺着事后编出一套说辞，什么命都可以说得非常灵验了吧？（推究十多天的时间，大概是打听到了过去的事情，用来装饰说辞。算命先生的话往往有些说中，通常就是靠这一手。吴沃尧小说《九命奇冤》第二、三回写马半仙给凌贵兴批命，说：）‘批写成命书，不是含含糊糊就能应付的……大概要十天以后，才可以应验命数。贵兴……过了十天，就叫喜来到马半仙这里取批好的命书。马半仙见喜来送茶送烟，便和他交谈起来，用话套问出许多贵兴家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最后才说：‘这几天实在太忙，还没有批好，再过三天就有了。’喜来只好回去告诉贵兴，三天后再来取。……贵兴看了以后手舞足蹈，像疯了一样，嘴里只说这位先生说得真灵。’由此也可以看出这种伎俩的一点端倪。《茶余客话》卷八说：‘庄殿撰培因和某上舍从裘文达斋饮酒回来，一同到佛寺拜访一位江西相士。上舍便和庄殿撰互换帽子，同车前往；当时已经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相士了。到了寺庙，殿撰说换帽子恐怕有轻薄之嫌，于是仍各自戴回原来的帽子进去。相士于是说上舍将成为状元，历任巡抚、尚书；却斥责本来戴着殿撰帽子的那个人命中贫贱，不利于仕途，使他的声名当天就大受损害。’这是一个相士不幸失败的例子。同属命相之流的事，也可以类推来看。水火相互制约的说法，和阮氏记载史贻直的事情，正属于同一类；只是一个是命中大贵，得到水才得以调和，另一个是命中本不应显贵，依靠水才显贵而已。至于说八字要借助真水的，还有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四《杂记》下所记：‘归安王勿庵侍郎王以衔出生时，星命家推算八字，认为其中缺水。有人对他的母亲说：‘一定要让这个小孩在渔船上吃奶生活一百天，以此补足水。’于是请来一个渔妇，给她钱米，把孩子寄养一百天。等孩子中状元回来，侍郎忽然想到这位妇人养育孩子的恩情，派人寻找她的踪迹。那妇人还在，已经七十多岁了。侍郎把她请到家中，对她拜了四拜。没过几天，这位妇人生病，于是把她送回去，她随即死了，大家都认为这是承受贵人跪拜而折损福气造成的。’照这样说，水所起的帮助不只在出生之时，出生以后仍然可以显出它的作用。渔妇福分浅薄，因为贵人的跪拜而死，这种说法也流传已久。例如宋代朱弁《曲洧旧闻》中说：‘祥符年间，丁晋公由参知政事拜为平江军节度使、知升州。当时建节钺的官员出入必须陈列仪仗，回到本镇后，乡里人都因此改观。丁公年幼时曾跟随老郁先生学习，到这时首先进入狭窄的里巷，来到先生住处，让两个穿朱衣的人扶着自己，在他们面前向先生下拜。先生惊惶害怕，大声呼喊说：‘这一拜要折杀老夫了。’ 坐下以后，丁公和先生亲切而详细地叙谈旧事，并且说：‘我年少时资质浅陋，承蒙先生教诲，您严厉地用荆条责打我，使我能够成就立身，都是先生的恩赐。’先生更加不安，没过几个月果然去世了。丁公派官吏替他置办棺材、收殓和安葬的物品，十分丰厚，吴地人至今还把这件事当作美谈。’这就是早先的例子。戏剧中，如《天齐庙》（《断后》）一出，演包拯遇见李太后（李宸妃），怀疑她不是真太后，便用跪拜来试验她，说：‘也罢，只好把这个瞎婆子扶到正位上；如果她受得起老夫一拜，就一定是真太后；如果她受不起老夫一拜，再把她拿下。来，把瞎婆子扶到正位上。’又告诉她说：‘瞎婆子，你要坐稳了。’等看见她端坐着承受自己的跪拜，神态昂然、纹丝不动，这才深信不疑。一个普通贫妇，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相爷’（包拯当时并不是宰相，只是小说、戏剧中都称他为‘相爷’）的一拜，这种说法也和前面的道理相近。其他关于八字相同的说法，还有宋代蔡絛《铁围山丛谈》所记：‘阴阳术士一流，穷究五行术数，不能说全无根据；但如果一切都听信它，反而抛弃人的努力，这就错了。因此古人奉行道义而把命运交给天，不敢把偶然猜中的事情当作可信依据。先鲁公出生在庆历丁亥年，那一年的月份是壬寅月，日子是壬辰日，时辰是辛亥时。从前他年幼时，谈论命理的人有的并不太看重这个八字，能够说他官位达到人臣极位的也不过两三个人。后来遇到时机、得到君主信任，君臣关系融洽，术士们才人人争相谈论他的命局高贵，推说他富贵的原因，这些话只足以博得贤者一笑。大观年间改元，这一年又是丁亥年。东都顺天门内有一家郑氏，在市上卖香粉，家境颇为富足，俗称郑粉家。恰好在正月五日亥时生了一个儿子，年月日时正好和鲁公相同。于是全家大喜，极力抚爱，认为孩子将来一定显贵，当时的人也因此惊羡不已。孩子长大后，任意放纵自己的欲望，斗鸡、走狗等事情一概不加禁止。刚满十八岁，在春末带着妓女跟随轻浮浪荡的人骑马游玩金明池，从苑中回来时，上下人等全都大醉了。马忽然受惊，冲入水中，孩子被水浸泡而死。“ 郑家的孩子和蔡京先后出生于同样的八字，遭遇却如此不同，而蔡絛仍不敢断言术数不值得相信。等到蔡京显贵盛大以后，术士们争相谈论他的命局高贵，这也是常态，不过是所谓事后产生的先见之明罢了。蔡京晚年被贬谪而死，术士们或许又会有一套说法吧。

译（关于蔡京弟弟蔡卞的儿子，术数家也有说法。潘泳《宋稗类钞》卷一《符命类》说：‘蔡元度娶王荆公的女儿为妻，受封福国夫人，只有一个儿子。谈论天命的人大多说这个孩子寿命不长，蔡元度夫妇为此忧虑。有一天，他们把有名的术士如林开之流全都叫来，聚集在家中共同判断这个疑问，说孩子只能活到三十五岁。蔡元度回头对妻子说：‘我们夫妇已经老了，可以放心了，难道还要亲眼看见这种逆境吗？’他的儿子后来竟活到乾、道年间，八十岁才去世。然而他最初因为恩宠而任徽献阁学士，到靖康年间蔡氏败落，按例被削夺官职，恰好是三十五岁。原来他的福禄耗尽之年可以由此看出，因此五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这大概也是依据宋人的记载，把官禄当作寿命的一种别解。照这种说法，凡是不做官的人都可以说没有寿命，哪里说得通呢！） 马永卿《懒真子》说：‘洛阳的士人张起宗，字起宗，以教小孩子为生，住在会节园旁，年纪四十多岁。一天，他在园内行走，前面看见有一队从西边来的车马行李非常盛大。他问那是什么人，回答说：‘文枢密从成都任上回来。’姬妾侍女都骑着马，锦绣衣服和兰麝香气充满人的视野和鼻腔。张起宗自己叹息说：‘同样是丙午年出生，相差竟然这样远。’旁边有个盲眼卜者，随即说：‘秀才，我给你算算命。’于是让张起宗在地上写下出生年月日时，卜者拿出算筹，大约一百多根，铺在地上，长度几乎超过一丈；看了将近两个时辰，说：‘真可笑！其他事情都不相同，只有三十年以后，有某星运行到某处，你们两人都相同，将会同桌吃饭九个月。’张起宗后来七十多岁时，文公也住在洛阳。张起宗看到和文公交游宴饮的都是一时的贵人，常常自己疑惑说：‘我怎么能和他同桌吃饭呢？’一天，文公独自游览会节园，问园中下人：‘我刚才听说园旁教书的人是谁？’回答说：‘是老张先生。’文公命人把他请来。见面后非常高兴，询问他的生年，又和自己相同，于是称他为会节先生。文公每次召集客人，一定预先邀请他；参加聚会时，如果没有会节先生，文公就不前往。文公做主人时，会节先生的拐杖放在左边；文公做客人时，拐杖放在右边。两人同桌吃饭，快要满九个月时，文公的儿子及甫任河阳府知府，文公前去探望他。文公居住的私宅所在之地叫东田，有四个小姬，称为‘东田小籍’，她们一同登上大车随行，在城西设祖帐饯行。有个伶人一向替会节先生抱不平，便编了口号说：‘东田小籍，已经登上油壁车；会节先生，暂时离开玳瑁宴。’在座的客人都微微发笑，从此潞公再次回到洛阳后，便不再邀请会节先生了。盲眼卜者的话真奇异啊！这是司马文季讲给我听的。’ 这大概只是出生年份相同，并不是八字完全相同。贵贱不同，却居然有同席吃饭九个月这样的际遇，也是一个有趣的传说，谈论禄命的人有时会引用它。清代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轶闻》记载：“节相恪靖侯左公，有个中表弟叫吴伟才，和侯爷一样，生于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寅时，住处相距大约九里。两家报喜的人在中间地点相遇，他的八字是壬申、辛亥、丙午、庚寅。小时候都被认为是奇童，和侯爷一样。道光壬辰年，侯爷和哥哥景桥中书宗植一同中乡试，而伟才却改行杀猪。侯爷督管闽浙时，伟才曾到过一次福建；侯爷功业显赫，杀贼以千万计，而伟才命理中的煞刃，只用在杀猪上。过去有个和文潞公同命的人，也只不过和他同席吃了几十天饭，这也是同一类事情。伟才喜欢说大话，曾说：‘姜太公安稳地以屠宰和卖酒为业，为什么偏偏只有我不行！’同治八年，他已经不在屠宰铺里干活了，但亲友逢年过节要用牲畜，有时叫他去，他总是高兴地拿刀前往。侯爷驻军泾州时，与王孝凤（家壁） 谈到这件事。”这是说左宗棠曾亲口说过有这样一个八字相同而以屠宰为业的中表弟，事情说得十分确凿。（“煞刃”的说法也是一种别解，妙处在于说得热闹。）据王闿运所述，曾国荃也有一个八字相同的屠夫。《湘绮楼日记》光绪元年乙亥六月十七日记载：“听说曾沅浦调任豫抚，劼刚说，他家乡有个屠夫，和沅公出生于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子寿说：‘这个屠夫近日必定会有小的迁移。’”这是曾纪泽所说的话，怎么会和左宗棠的事情巧合到这种程度呢？这些都可以和《茶余客话》等书所记载的事情一同参看。（黄瑜根据曾国荃调任一事，推断这个屠夫必定会有迁移；这说明八字相同的人，尊卑显达可以相差悬殊，但行动和遭遇却必须息息相通。曾国荃当时任河东河道总督，并没有改任河南巡抚，王氏所记大概是传闻错误。）

译明代沈瓒《近事丛残》说：“关于星命的说法，如果完全说没有根据，固然不对；但如果完全说有根据，也有许多可疑之处。比如秀水沈少司马思孝和新建邓文洁公以赞，出生年月日时的八字都相同，一个在戊辰年中发达，一个在辛未年中发达。一个考中会元和鼎甲，晚年得子，五十八岁去世；另一个受廷杖后被遣戍，召回后升至显贵官职，到现在六十多岁还健在，却偏偏少子。又如长洲徐通政申和万载张总制鸣冈，八字也相同，但张氏在癸酉、庚辰年考中科甲，徐氏则在丙子、丁丑年考中；两人前后都任南通政使。徐氏在己酉年因被弹劾而归乡，张氏升任南少马，如今庚戌年又升任两广总制。徐氏富裕，张氏远远比不上；徐氏的次子在癸卯年考中乡试，张氏却没有。还有嘉兴岳礼部和声，和同乡沈医士号南山的儿子，八字相同而贵贱差别很大，只是年龄都为四十二岁，也都没有生子，这一点相同罢了。又有山西甲戌科的王长科凤有和南昌辛未科的涂御史杰，八字也相同。涂氏升任光禄少卿，因建言而被削籍；王氏也遭迁谪，却没有做到京堂。”这段也可以参看。这种说法处在完全否定和完全相信之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听来不能不信，却又不能完全相信的调和论。（因为这件事涉及医士，便联想到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所写的黄知县和赵医生。《外史》第十七回说：“浦墨卿道：‘那黄公竟然和赵爷生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还有奇怪的地方，赵爷今年五十九岁，有两个儿子、四个孙子，夫妻和睦相敬，却只是个平民。黄公中了进士，做了知县，却在三十岁时就丧妻，如今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支剑峰说：‘这果然奇怪。同一个年月日时，一个是这样的处境，一个是那样的处境，完全不相同，可见五星、子平之说都是不相干的。’”） 清代褚人获《坚瓠二集》卷二说：“《雪涛集》记载：明太祖微服出行，来到乡间一户人家，看见一个村翁，便问他的出生年月日时。老人说出的年月日时，竟然都和太祖相同。太祖问：‘你有儿子吗？’老人说：没有。太祖又问：‘有田产吗？’老人说：没有。太祖问：‘那么靠什么生活？’老人说：‘我养蜂。’太祖问：‘你的蜂有多少？’老人说：‘十五桶。’太祖默默想着：‘我有京城和各省，他有蜂桶与我相当，这就是出生年月日时相合的符验。’又问：‘你一年割几次蜂蜜？’老人说：‘春夏花多，蜜蜂容易采蜜，蜂蜜不难酿成，每月都割。入秋以后花渐渐少了，所以菊花蜜不全部割取，只割十分之三，留下十分之七，让蜜蜂自己吃，作为度过一年的储备。我把春夏割下的蜂蜜换成钱帛米粟，量入为出，用来糊口。蜜蜂还有剩余的蜂蜜，便不至于挨饿，第二年又能重新酿蜜。我活到五十岁，都是靠蜜蜂吃饱。其他养蜂人却不是这样，春夏一有蜜就割，到了秋天也全部割尽，不留余蜜，所以蜜蜂大多死亡。今年有蜜，明年就没有蜜，都不如我。’太祖叹道：‘百姓就像蜜蜂一样。如果不致力于休养生息，只顾竭泽而渔，百姓怎么能不贫困而死呢？百姓死了，赋税又从哪里征收？这也就是不留下余蜜的结果。养蜂老人的话，可以作为治理百姓的人的借鉴。”这大概是寓言，在事实方面本来就没有可信的根据。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四说：“有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相同，但命运却完全不像，星命家便说这是因为出生地点不同。汪文端公廷珍和盛京成司马出生于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汪氏考中进士，成氏只考中两次；汪氏任六品官时，成氏必定任五品官；汪氏任五品官时，成氏必定任四品官；成氏任侍郎时，汪氏则任三品官。官阶每次都比成氏大一级。如今汪氏任尚书，（按：前文称举其谥号，这里却说‘如今’，大概是‘文端’二字在稿成后补入，所以前后不协调。）成氏仍任侍郎，两人的爵位还不算相差太远。奇怪的是，两人的面貌极其相像；八字相同，面貌也相同，这实在是少见的事。他们过去遭逢父母丧事，年岁也大致相同。”两人的仕途虽然不完全相同，却也足以供星命家附会，何况面貌又恰好相像呢？所谓出生地点不同的说法，就像水火相克之类的说法一样。汲修主人礼王昭梿《啸亭杂录》卷八说：“信恪郡王如松和庄慎亲王永瑺出生于同年同月同日，庄王只比信王晚几刻钟，二人常互相称兄弟。考察他们的福分和命运，信王比庄王早去世十七年；但他的儿子恭王淳颖因恢复睿忠王爵位，于是追赠其父为亲王。庄慎王没有儿子，由他的弟弟之子承袭爵位。信恪王年轻时封为公爵，任工部侍郎等官；庄慎王年轻时也被赐予公爵品级，历任副都统等官。虽然文官、武官的经历略有不同，但他们的升迁转调却大致相同，这也是一件奇异的事。”当时都是皇族王公，遭遇大致相同，并不十分奇怪；况且两人的八字也不完全相同，星命家或许又会从两人不完全相同的地方附会出一套说法吧！（宋代释文莹《玉壶清话》卷四说：“李密学濬和李昌武宗谔，同宗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后者只比前者晚一天。两人的休戚、顺逆、舒惨没有一件不同；等到昌武去世，濬也在后一天去世。”可以说是巧合。） 至于记载星命说不可信的事例，如《竹叶亭杂记》卷四说：“仕途的通达或困顿，确实有子平术无法推算的地方。休宁汪薰亭阁学滋畹，所有算命先生都说他做官不会超过同知，在科场中困顿，最后只能去做盐场大使。乾隆戊申年，他到吏部等候选官，自己料想将一直奔波劳碌，已经不敢梦想做大罗天上的贵客了。候选官每月初一、十五到吏部投递供状。阁学平生喜欢斗马吊，有一天欢聚，直到夜里才结束。第二天是初一，他舍不得让大家散去。同屋有人要去投递供状，便请他代办，但那人到了吏部却忘了这件事。

译这个月恰好有职位出缺，汪氏因为月初一没有投递供状，不能参加选任，后悔也来不及了。不得已，他入场应试，这一科竟然考中，接连考取进士，入翰林任职，不到二十年便做到内阁学士。假如同屋的人替他投递了供状，他早就只能拿着手版在鼓声和辕门前听候差遣了。然而，他一生不知道请多少精通子平术的人推算过，竟没有一个人说他会成为翰林官，这也真是奇怪。有人说，凡是在乡间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准确的计时制度；即使有，遇到阴天昏暗时，出生的时刻也多半只能凭估计，因此时辰未必准确。这种道理或许是对的吧？”这和《铁围山丛谈》所记蔡京的事情有些相近；至于那个“有人说”的转折说法，无论应验了就说时辰准确，不应验了就说时辰不准确罢了。（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四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确实如此。……嘉庆十年，先父和杭州陈荔峰阁学嵩庆，一同以誊录议叙为盐库大使，在京城等候铨选。一天晚上，和伊墨卿太守、张船山侍御夜间饮酒，十分尽兴；第二天到吏部投递供状时，醉得厉害，不能前往。恰好有一个河南库大使的职位出缺，因没有到场而被扣除选资格，阁学大为失意，同僚们也替他惋惜。不久他接连考取，便进入翰林，官做到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壬午年，阁学主持福建乡试，先父当时刚由石码场大使升任同安知县，两人在锁院相见。阁学说：‘如果那天不是因为醉酒误事，那么今天也不过是中州的一个县令罢了。’”汪、陈两件事非常相似，颇为奇异。《茶余客话》卷十二说：“嵇叔子精通子平术，自称官位可以做到四品，但认为妻子的禄位与自己不相称。他一考中孝廉，便丧了妻子，前来求亲的媒人挤满了门。叔子推算那些女子的八字，都认为不合。某个富翁想把女儿嫁给他，先把女儿的生年干支交给一个术士推算。术士说：‘这是十恶大败命。’富翁把想结亲的事情告诉他，术士说：‘试着改一下它，怎么样？’于是把出生日期提前几天，时干也改了，整个命局就都变了。富翁便派媒人前去议亲，叔子用手推算后说：‘这是贵夫人的命。’婚事于是办成；后来嵇叔子任杭州太守，妻子受封为四品。嵇叔子去世十多年后，几个儿子准备给母亲举行七十岁寿宴，提前筹办。贵夫人笑着制止说：‘某日不是我的真正生日。’于是说出了其中缘故，家里人都大为惊讶。原来嵇氏父子被人欺骗了四十年。”这足以破除世俗对星命的看法，正好可以和该书卷一所记史贻直的事情对照来看。（这两则的标题，一则叫《子平奇验》，一则叫《星命家谬说》，彼此映衬，很有趣。）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七说：“我最不相信星命推步之说，认为同一时刻出生一个人，一天应当出生十二个人；按一年计算，就是四千三百二十人；按一甲子计算，也只有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人。如今只计算一个大郡的户口，已经不少于数十万人（例如咸丰十年，杭州府一城就有八十万人）；那么放眼天下，从王公大人到普通百姓，何止亿万万人，因此出生时辰相同的人必定不少。其中王公大人出生时，必定也有庶民同时出生，那么为什么富贵贫贱会如此不同呢？我常常用这个道理诘问谈论星命的人，他们大多不能回答。最近看到海宁李善兰所作《星命论》，觉得尤其痛快。其大意说：‘大尧创制甲子，不过是用来记日罢了，并没有用来记年月和时辰，也没有所谓五行生克。后来把年月时辰一并记录，又用五行来配合，都是后代产生的说法，古人本来没有这个意思。术士专门凭五行的生克来判断人的一生吉凶祸福，果真可信吗？况且五行最早见于《洪范》，不过是说它们的功用和性质滋味，起初并没有说五行之间相生相克。因此，把干支配属五行，本来就不是古人的意思。既然如此，却说人的一生可以根据这些来决定，这是什么话？至于五星和地球一同绕太阳运行，彼此各不相关；五星和地球尚且没有关系，何况地球上的一个人，却说某星到某宫主吉、某星到某宫主凶，这和浙江人在浙江巡抚管辖之下，而其他省的巡抚与浙江无关，有什么不同？现在试着对他说：‘某巡抚调任某省，对你大吉；某巡抚调任某省，对你大凶。’有谁不笑它荒诞呢？用五星推命，和这有什么区别？’他的论述确实透彻，可以启发那些沉溺于迷信的人，和我的看法完全相合。不过，这只是从道理上进行的论述。世上的穷困百姓和游学之士，靠这一行当糊口的有几千人；如果把这种论述明确宣扬出去，恐怕会使这些无所依靠的人全都饿死，这也不是仁人的用心。因此，保留这个问题而不加评论，可以了。”这确实是解除疑惑的言论；至于说穷困百姓和游学之士靠此糊口，就属于人民生计问题的范围。至于那些出于兴趣而研究星命、与谋生无关的人，则是个人爱好，不在此例。我因为《谏书稀庵笔记》提到和陈田八字相同的事情，便随意列举前人记载的若干事例，供大家汇览；杂乱无章的讥评，我知道是免不了的。星命这门术数，我从未研究，也不是能够驳倒它的人，只是没有见到足够周全圆满的理论和验证，能够使我心悦诚服罢了。其中《两大司成》一则说：“清代宗室盛伯羲先生，学问宏博，众人称他为旗人中的小圣人；他任大司成时，奖励后进，成均的士风因此大为改变。汉人大司成则是我的同乡王文敏廉生。两人都讲究金石，研究考据，因此成均的士人中，研究汉学的很多。两人退职后，早晚相互会面交谈；端午帅也讲究金石，时常和他们辩论，又互相开玩笑。人们称两人为‘大八成’，当时捐例中以‘大八成’为最高等级。”盛昱和王懿荣友好，都是光绪年间著名的祭酒，但任职有先后，并没有同时担任这一职务。（盛昱于光绪十五年解除祭酒职务时，王懿荣还只是编修；光绪二十年，王懿荣因大考列一等而升任侍读，随即署理祭酒，第二年才正式任命。）陈其元的叙述，似乎说两人同时担任满、汉祭酒。

译他记载散馆说：“庶吉士就像刚出生的婴儿，还等待着长成才华，因此俗话说散馆之日就是‘生花’之日。三鼎甲的试卷另放一束，阅卷大臣一定把它们列为一等，以保全他们的功名；如果文章错得太厉害，就不能保全。咸丰壬子年，状元陆增祥因违犯格式被降为知县，众人都说，哪有状元却去做县令的？于是他捐资升任知府。……也有贫寒士子获得庶吉士资格，自己估计无法忍受清贫，便在散馆时故意错一个字、出一韵，甘愿列在三等末尾，回吏部铨选知县，称为‘老虎班’，很快就能得到实缺。”陆增祥是道光庚戌年状元，授职修撰后，在籍中因军功被擢用为赞善；咸丰丙辰年补行散馆时，撤去赞善一职，但仍保留修撰，并没有降为知县，也不是壬子年的事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六年丙辰五月十一日说：“查阅邸抄……赞善陆增祥，庚戌年状元，补行散馆时，把诗中的‘霓’字作仄声解释，因此被认为失去粘附，列在三等末，仍降为修撰，并罚俸。”可以说是从宽处理。假如他原来没有因赞善而获得的恩赏，当然免不了要改任别的官职。） 严辰《墨花吟馆感旧怀人集》中有一首感旧诗，题为《陆星农观察前辈增祥》，诗说：“初次踏入金鳌，幸而认识了您；治理九州，正奋发如鹏，前程远大。谁知因为熟读并仿效《居赋》，其中一个字偏偏使您误了一生。”自注说：“您是江苏太仓人，道光庚戌年殿试一甲，得以认识您是在您登第那天。后来我有幸进入翰林院，您恰好值宿清秘堂，我们常常来往。您在散馆诗中用了‘霓’字，依《郊居赋》读作仄声，显庙指示阅卷者说，这不是‘雌霓’的用法，仍应读平声，所以您虽然被留馆，却从此不能掌管文衡。于是您以观察职位候补于楚南，竟始终没有得到任用。我在同治乙丑年经过长沙时，还来得及见您一面。”这段材料可以拿来互相参证，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详细了。《清史》的《列传·文苑传》把陆增祥附在《瞿中溶传》之后，说：“授任翰林院修撰，因母亲去世服丧回乡。适逢粤匪攻陷金陵，他在籍组织团练，和知州蔡映斗击败并驱逐青浦的贼首周立春，收复嘉定。事情上报后，凭赞善的资格立即补授官职。咸丰六年充任会试同考官，十年出任广西庆远府知府，湘抚上疏请求将他留任，办理军需、厘捐和盐茶局事务。光绪二年，补授湖南辰沅永靖道。该地与黔、蜀交界，陆增祥捕盗剿寇，抚恤苗民，因而有政绩声誉。任职四年后，以疾病为由请求告老还乡。”他的仕宦经历大致就是这样，没有叙述他散馆考试失意的事情。大概因为他最终仍然得以留馆，所以略去了这件事。陆增祥并不是只做到候补道就结束仕途，也不能说是非常不得志。鼎甲出身而散馆，也有以二等成绩留馆的，如状元翁曾源、张謇都是这样。所谓“老虎班知县”，就是“以知县的身份立即选用”。他记述李鸿章的事情说：“光绪年间，科举将要议论停办，合肥在京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宰相，正要开设经济特科，十分希望任命他为总裁。恰好张文襄进京，制定学堂章程，主管经济特科的大总裁这个差事，竟被他夺去了，合肥郁郁不乐了好几天。”光绪乙未至己亥年间，李鸿章以大学士身份在京，十分想掌管文衡，最终没有如愿，把这看作一件遗憾的事。只是经济特科考试时，张之洞是阅卷大臣之一，并没有“大总裁”这一称呼；这件事发生在癸卯年。李鸿章已经在辛丑年去世，张氏所任的这个差事难道是从李鸿章手中夺来的吗？陈氏这部书，疏漏错误之处相当多，不能一一列举。大概有的是因为年老记忆不确，有的是因为下笔时偶然没有留意。这类著述很难完全避免这些问题，关键在于读者善于辨别；瑕疵固然不足以掩盖美玉。《趋庭随笔》《趋庭随笔》一册，江庸撰写，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初版。（朝阳学院出版部发行，和记印书馆印刷。）自序说：“我活了五十七年，从刚会梳头发到现在，大概没有一两年离开过父母身边。这部书涉及经史的内容，大多是平日听父亲讲授庭训，退下来后自己记录，并经过父亲删改的。人将近六十岁，仍能依靠在父母膝下，这在当世已经很少见，何况父亲对我来说既是父亲又是老师。在这几十年的寒暑中，凡是我对旧学有所疑惑而不能解释、懵懂而不知道的，都能在早晚向父亲请教，并且很高兴地满足了求知的愿望；这更不是其他人所能希望得到的。可惜我在求学问的道路上，不能专心深入研究，往往浅尝即止，深深辜负了父亲教诲我的用意。这部书所记的，都是零碎的糟粕，不值得一看；然而韩愈的儿子连‘金根’都不能辨认，我这样浅陋，读者也许不过是督促我罢了。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江庸在淀园的眺远斋记。”书名的用意，在于重视父亲的庭训。他的父亲江瀚，是在士林中以研究旧学著名的人。这部书论学记事，其中有不少值得采择之处，也足以流传后世；其中所记偶尔有不太确实的地方，作者本来就谦逊而不自满。这一册题作第一卷，不知道后来是否又续写了。

译他记述清朝宣统辛亥年间的事情说：“醇亲王摄政的末年，朝廷大致分为三派：载洵、载涛两位贝勒分别掌管海军处、军谘处，是一派；载泽掌管度支，是一派；庆亲王奕劻、那桐、徐世昌担任总协理，是一派。武昌起兵后，载洵、载涛因为张绍曾首先倡议十九信条，急于拉拢他；而庆亲王、那桐、徐世昌都倾向于袁世凯，多次向朝廷进言。摄政王不听。邮传部侍郎杨士琦于是托该部参议林炳章（字惠亭），请他的岳父弘德殿授读陈宝琛（字伯潜）在摄政王面前推荐项城袁世凯。伯潜一向不喜欢袁世凯，没有因此动心。惠亭便到本部尚书盛宣怀那里谋划，极力说时局危急，除了袁世凯没有人能够救国，军枢的意见也正是如此；但摄政王不肯听，如果您能够忘掉过去的怨恨，得到泽公的一句话，一定可以使事情转圜。盛宣怀说：‘如果确实对国家有益，又有什么个人的怨恨可说呢？’于是盛宣怀去劝说载泽，载泽再去劝说摄政王，袁世凯便被起用。家父告诉我，说这是听伯潜讲的。”这是一条有关清末重大关系的史料，很值得玩味。只是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事变发生，当月二十三日清廷就下谕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办理剿匪和招抚事务。九月初五日，革去邮传大臣盛宣怀的职务（当时已经不称尚书）。初六日，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初八日，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人电奏要求立宪的十二条内容（这是清廷宣布十九信条的起因）。十二日，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几件事的先后次序就是如此。袁世凯奉命组织内阁，是在张绍曾电奏以后；但起用袁世凯却在此以前，江庸的叙述不免有考证失误。大概是辗转传述，写作时来不及详细核查罢了。另外，当时掌管典学事务的地方是毓庆宫，陈宝琛在此任授读，并不是弘德殿。关于颐和园，他说：“甲戌年三月，我租住在颐和园的眺远斋。斋在后湖边，门对着一座小土山，杂树茂密葱郁，可以远望湖水回环，环境幽深。夏天荷花尤其繁盛；然而斋名叫‘眺远’，实际上却不能远眺。因为它位于山的背面，斋又没有楼层，虽然台阶稍高一些，前湖的楼阁全都被山峦树木遮蔽，时隐时现。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几乎无法理解。查考园中的档案，眺远斋就是孝钦太后过去观看香会的地方，所以又称为看会殿。四月，妙峰山香会从墙外经过，于是靠近墙边修建此斋，以备观看香会之用。然而从地势看，围墙有一丈多高，墙外的香会在斋中实际上很难看见；既然当日专门为了观看香会，为什么不修一座高楼，却建造这座低平的斋，尤其难以解释。后来听园中的工役谈到，围墙过去很低。民国三年，项城打算把逊帝迁到这里，于是把围墙加高五尺，这才恍然明白：这座斋确实便于观看香会，甚至‘眺远’的意思也并非不合。所谓眺远，不是远望园中的景物，而是从墙内向墙外远望。” 另外，眺远斋门外过去有一块笺纸制成的横额，民国初年被风刮走，只剩下破烂的木架，很有损观瞻。我打算重新写四个字补上，却不知道旧横额上写的是什么字；把有关这座园子的记载全部查遍，到底也没有找到。向园中的老宫监王氏询问，他说是“琼敷玉藻”四个字。我问他怎么能记得这样准确，他回答说：‘过去老佛爷每次观看香会，都一定会颁赏；领赏的人都说某年某月某日在琼敷玉藻传差一次。因为香会在墙外，不知道老佛爷所在的地方就是眺远斋，只看见门上的横额写着“琼敷玉藻”四字，于是以为这是斋名，所以直到今天仍然忘不了这四个字。’这也是有关颐和园掌故的事情，因此一并记在这里。” 这件事是通过访问得知的，对于谈论这座园子掌故的人来说，足以提供帮助。上期我的拙稿曾因为《谏书稀庵笔记》中有一则八个字相同的记载，又引用了各家记述星命的说法；江氏书中也谈到了星命之说。据他说：“韩退之为李虚中撰写《墓志》，说他对五行之书研究最深，根据人出生时的年月日所对应的日辰干支之间的相生、胜衰、死生、王相等情况，反复斟酌，推断人的寿命长短、贵贱以及是否顺利，往往先确定其出生的年月时辰，百次推断中不会错一两次。可见唐代推命只用年月日，不用时辰，也就没有所谓四柱。宋代徐子平的《珞琭子赋注》才专门根据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八字进行推演。《四库书目》记载宋代岳珂《补注三命指迷赋》一卷，倦翁《桯史》曾记载韩侂胄的八字为壬申辛亥己巳丙寅。算命的人说，到丁卯年壬子月一定会遭遇奇祸。我所交往的人中，不乏通达之士，但也有人迷信这种术数。民国三四年，北平的命相家盛极一时，大概项城也迷信这种术数。有人说，项城急于谋求称帝，实际上是因为算命的人推断他只能活到五十八岁，他想设法禳解这个命数。”按语说：星命之学，大概源自李虚中的《命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子部十九“术数类”二，关于李虚中《命书》三卷（《永乐大典》本） 说：“旧本题为鬼谷子撰写，唐代李虚中作注。李虚中字常容，……韩愈为他撰写墓志铭，见于《昌黎文集》。后世传习星命之学的人，都把李虚中当作祖师。韩愈墓志中所说的‘最深五行书’，就是指根据人出生的年月日所对应的日辰干支之间的相生、胜衰、死生、王相等情况，互相斟酌，推断人的寿命长短、贵贱以及是否有利；往往先确定其出生的年时，百次推断中不会错一两次。然而韩愈只是称赞他的学说广博深奥、精美绝伦，头绪万端，并没有说他著有这样的书。《唐书·艺文志》中也没有这部书的名称。到了《宋志》中，才有李虚中的《命书》《格局》二卷；郑樵《艺文略》则记作李虚中《命术》一卷、《命书补遗》一卷。晁公武《读书志》又记作李虚中《命书》三卷。焦氏《经籍志》又在《命书》三卷之外，另列《命书补遗》一卷。书名和卷数彼此错杂不合，世间流传的版本早已绝迹，无法考订它们的异同。只有《永乐大典》所收的文字还大多完整，卷帙前后也颇有次序，并且载有李虚中自序一篇。自序说，司马季主在壶山南面遇到鬼谷子，鬼谷子拿出散佚的九篇文章，论述幽微的道理；李虚中搜集各家注释编成此书，等等。

译详细考察书中的义例，开头讲六十甲子，没有涉及出生者时刻的干支；这种方法很像韩愈墓志中所说的只根据出生年月日推算。但后半部分又多次提到四柱。这种说法实际上起源于宋代，与前文明显相互矛盾；而且书中其他职官称谓也多涉及宋代的事情，因此它不完全出自李虚中之手，更是十分明显。书中有些文字古奥难懂，似乎是唐人所作；又有些浅陋可笑，似乎是后来增补的。真伪杂陈，无法考究。可能唐代原本确有此书，宋代谈论星学的人把自己的说法夹杂进去，又假托为李虚中注释鬼谷子的书，以此神化自己的术数罢了。……”这部书的来历，也十分迷离恍惚。江氏根据韩愈的文章，认为唐代推命只用年月日而不用时辰、没有所谓四柱，这与《提要》的说法相同。《提要》在《星命溯源》一书中也说：“考察韩愈撰写《李虚中墓志》，称其推命尚且只用年月日而不用时辰，那么开元、天宝年间还没有八字。”又在徐氏《珞琭子赋注》一书中说：“禄命之说，到唐代李虚中时还只以年月日推算，还没有所谓八字。” 只是《提要》的编纂者纪昀后来已经对旧说作了修正。他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中说：“世间传说推命术始于李虚中，他的方法用年月日而不用时辰，大概是根据昌黎所撰写的李虚中墓志。他的书被《宋史·艺文志》著录，如今已经失传很久了。只有《永乐大典》载有李虚中《命书》三卷，仍然是一部完整的书，其中的说法实际上兼论八字，并不是不用时辰；有人怀疑这是宋人伪托的，无法弄清。然而考察李虚中墓志，韩愈称他对五行之书研究最深，根据人出生的年月日所对应的日辰干支之间的相生、胜衰、死生等情况相互斟酌，推断人的寿命长短、贵贱以及是否有利，等等。按语说：天有十二辰，所以一天分为十二时；太阳运行到某一辰，就是某一时，因此时也称为日辰。《国语》说：“星辰与太阳所对应的方位都在北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诗经》说：“织女星斜着运行，一天之中七次移动位置。”孔颖达疏解说：“从早到晚，七辰移动一次，因此称为七襄。”这是日辰就是时辰的明确证据。《楚辞》说：“吉日啊，时辰美好。”王逸注说：“日是甲乙，辰是寅卯；把辰和日分开来说，更加清楚。”据此推论，‘所直日辰’四个字似乎应当与前面的‘年月日’连在一起作为一句，后人误把它归入下一句，所以才有不用时辰的说法。我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时，也认为李虚中推命不用时辰，仍然沿袭了旧说。现在把这段话附录在这里，用来记下我的过错。”这就是纪昀关于此事的“晚年定论”，由此清楚可见，李虚中推命实际上已经使用所谓八字四柱了。阅读《四库全书总目》这一节的人，不可不同时阅读《槐西杂志》中的说法。江氏还叙述了相人、相地等事情，宗旨也在于破除迷信，不受世俗观念束缚。（关于八字相同的事，他又根据明代朱国祯《涌幢小品》说：“宝祐年间，孟无庵珙镇守荆襄，曾经单骑出巡。他看见汉江边有一个渔夫，容貌十分奇伟，正提着一条大鱼躲到道路旁边。无庵询问他的姓名和生年，发现年月日时全都与自己相同，感到惊异，便邀请他一同回去。无庵想任命他为官，渔夫不愿意，说：‘富贵贫贱各有定数。我虽然与您生年相同，但您生在陆地上，所以富贵；我生在船上，水上漂浮不定，所以贫贱。我每天以捕鱼为生，已经自足；如果一旦富贵起来，实际上承受不了，必定会突然死亡。’无庵再三强求，他仍不答应，便离去了。孟无庵惆怅了很久，说：‘我还不如他。’”又说：“江右的张见庵鸣冈和吴中的徐文江申，出生年月日时相同；张氏考中庚辰科，徐氏考中丁丑科，同为县令，又同在台任职。徐氏官至通政使，家境富裕，有一个儿子考中乡试，子女却多有忧患。张氏官至侍郎，他的家境和儿子都比不上徐氏，两人同时在南京做官。同样的命数之中，竟又有这样盈亏不同的情况，这才知道上天有所夺取，必定也有所给予，不必为此奔忙忧虑了。”这可以与上期所引用的材料合起来看，现附录在这里。明代陈衎《槎上老舌》、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钱泳《履园丛话》所记贵人的命运得力于水、得力于船；南宋这个渔夫却因为生在船上、水上漂浮而处于贫贱境地，也可以说彼此映照，别有趣味。张、徐二人的事情，与明代沈瓒《近事丛残》所记的略有相同，可以参看。另外，金代元好问《续夷坚志》说：“定襄沙村是樊帅居住的地方，据说村中任实及其妻张氏，都是七十三岁，出生的年月日时相同，后来又在同一年月日时去世，这是古今没有过的事。”这种巧合尤其奇异。” 他记述骆秉章、左宗棠的事情说：“骆文忠任湖南巡抚时，左文襄在他的幕府中很受重用，颇为专擅，文忠对他完全信任。等到文忠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蜀人哀悼思念他，把他比作诸葛亮。文襄曾和幕僚谈到文忠，认为文忠的才能并不超过普通人，却唯独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戴，深感惊讶，满座没有人说话。文襄又对他们说：‘诸位看我和文忠相比怎么样？’一位宾客神色严肃地回答：‘您自然比不上文忠。’文襄说：‘为什么这样说？’宾客说：‘当年您辅佐文忠，文忠能够任用您；如果今天文忠辅佐您，您未必能够容得下文忠。这就是您不如文忠的地方。’文襄默然无言。传述这件事的人曾经说出那位宾客的姓名，可惜我忘记了。《秦誓》说：‘如果有这样一个臣子，忠诚专一而没有其他才能；他的心宽厚安舒，好像能够容纳一切。’骆文忠就具有这种品德。”

译骆秉章在中兴名臣中，以德行器量著称；他能够任用左宗棠等人，借此成就功业，也为世人所艳称。左宗棠在湖南幕府时，已经负有盛名，而且意气奇伟，有不可一世的气概；骆秉章却谦抑自处，礼贤下士，对他的意见言听计从。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史料》）所记，描写得最为详尽。据说：“骆文忠公（秉章）在咸丰初年任湖南巡抚，正值粤寇势力嚣张。曾文正公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助办理团练。不久，他提出筹集军饷、招募勇丁的建议，益阳胡文忠公、新宁江忠烈公实际上都从旁协助。风气一经开创，人才便蓬勃兴起。……骆公宽宏有容人的气度，恰好在这个时候治理湖南，又遇上形势兴盛；每次与诸公共同办事，他很能做到不牵制他们，不掩盖他们的长处，因此功勋声望日益隆盛。适逢如今的大学士恪靖侯左公，以在籍举人的身份进入骆公前任张石卿中丞（亮基）的幕府。张公离任后，骆公又以宾客之礼礼遇他。左公熟悉军事，智谋汇聚。骆公专门把军务谋划交给他，筹集军饷、训练军队，选拔任用贤能将领，多次击退强悍的贼军，两次击败石达开数十万大军。又分兵援助贵州、广东、湖北、江西，声望风采几乎可以与曾国藩、胡林翼二公并列；这都是左公在帷幄中筹划的功劳。” 骆公每逢公务之余到幕府去，左公便和两三位幕僚慷慨议论政事，引据古今，谈论辩说生动流畅；骆公不表示赞成或反对，只是静静听着。世间传说，有一天骆公听到辕门放炮，回头问是什么事，左右回答说：‘左师爷发军报折子了。’骆公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说：‘何不把折稿拿来让我看一看。’这件事即使可能是传述者说得过分了，也可以看出他把事情专门交给左公办理。那时楚地人都戏称左公为“左都御史”，因为骆公的官衔不过是右副都御史，而左公实际掌握的权力还超过他。然而骆公外表朴实，内心明察，尤其能分辨贤能与不肖；他虽然口头上不说，却辨别得非常精细。他既能推举贤才，贤才也乐于受他任用。”对于他宽宏有容的气度，这段话可以说写尽了。徐宗亮《归庐谭往录》卷一又说：“左文襄公起初以举人身份居于骆文忠公幕府，事情无论大小，都专断决策而不顾忌。文忠公每天与姬妾宴饮取乐，文襄公曾当面嘲笑他说：‘您还像个傀儡，没有东西牵动您，怎么能够行动呢？’文忠公只是干笑而已。有一次，文襄公半夜起草一份奏稿，敲开文忠公内室的门，大声呼喊；文忠公起身读后大声叫好，又命人取酒，两人对饮后才离去。监司以下的官员来禀报事情，往往都要报告请示左三先生是否可行。这些说法可以相互参证，但其中恐怕也不免有传闻夸大的地方。（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卷中《官吏类》记载骆秉章时有贬抑之词，说：“……其实是个骄横庸碌的人。左宗棠在他的幕府中，虽然掌握军权，但每逢谋划事情，秉章只是坐着听；有人来送往迎来时，他从未起身；接待属僚更加傲慢倨横。”如果真是这样，以左宗棠那种孤高自负、不甘居人之下的性情，怎么肯受他任用呢？）后来，左宗棠开府督师，功勋和声望都很高，已有许多地方是骆秉章所不能相比的。江忠濬说左宗棠对骆秉章很有轻视之意，不过左宗棠本来就曾极力称颂骆秉章。他在咸丰十一年辛酉写给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信中说：“最近从涤帅那里收到您的惠书，您恳切地询问关于骆公从前的事情，充分显示出大君子虚心求治的心意。骆门先生治理湖南，前后十年，他的德政已经多得无法尽言，军事操守也并非短处，事情都有实迹可查考而知。其中遗留下来的恩惠尤其广大的，没有比革除漕运弊端、停止铸行大钱这两件事更突出的了。他平定尚未形成的动乱，不动声色，就使湖湘处于磐石般安定的状态，可以说是明白治理国家的根本、懂得施政的要领，这不是近世有才能的臣子所能相比的。湖南的财赋还不到江浙七郡的十分之一，自从军队兴起以来，对内巩固疆土，对外救援邻近地区，从未向太府请求钱财，也从未向邻邦求助；军队没有因缺粮而喧闹的事情，百姓没有困苦疲敝的忧虑。局外之人从各方面推测，都无法测知其中的缘由。谁能知道，这是因为他的廉洁谨慎、仁慈宽恕的德行足以树立根本，精诚专一的操守足以使这些措施发挥作用呢？至于援助湖北、贵州、江西、广东，他裹着粮食赶赴事务，军队出动便有战功，却从不自我夸耀；后来因收复袁州、临江两郡，接受赏赐花翎，又因京察获得加授头品顶带，他都欣然接受，仿佛得到了特殊恩典。这又是古代大臣谦退自让的高尚节操，功劳不自称功劳，不是寻常人所能仿效的。宗棠因为与他同乡，勉力协助他筹划军务，到现在已经九年了，彼此形影相随；只有我了解您，也只有您了解我。即使因此不为媪相所容（按：媪相指官文，是戏谑的称呼），又受到小人共同构陷，我也不敢因为这些细微的变故而改变当初的态度。外间议论的人常常认为骆公的才能不如他的德行，难道他们不知道吗？同时代被叹服为有德行的人，本来就比不上骆公；即使被称为有才能的人，所成就的事业也远远赶不上他。如今您在湖南开府，涤帅、润帅两位都说您才干和声望兼备，将来会有远远超过骆公的地方。宗棠不敢说随声附和的话，只希望您的志向和事业都能像骆公一样，那么我们这些小人就能得到庇护而安定，时局也一定会大有补益；这份庆幸，哪里有尽头呢？” 如此推崇骆公，同时代的人物大概没有能从左宗棠那里得到这种评价的。他不只称赞骆公的德行，还称赞他的才能冠绝当时，而把自己说得仿佛毫无关系，这尤其难得。（当时曾国藩、胡林翼的声望最为显著，左宗棠谈到他们时，常常表现得并不十分推服，大概有争夺声名的意思。至于骆秉章，世人认为他谨小慎微；在湖南的一切措施，大家都知道左宗棠出力最多，所以即使竭力称扬骆秉章，也不至于被他掩盖，而且左宗棠辅佐幕府的功绩也因此更加显著，无须自己夸耀。）如江忠濬所说，骆秉章去世以后，左宗棠又轻视他，认为他的才能不过超过普通人一点，这与前面的议论不同了，或许是后来观感有了变化吧？（左宗棠同治六年丁卯年答复骆秉章的信中说：“希望您这位忠于国事的老大臣竭尽诚意和思虑，为朝廷竭力拯救饥饿的军队，顾念这个危急的局面。……山西省的疆吏既然不知道体恤邻省为何事，协饷拖欠已达到二百余万。四川省的协饷，见于明文记载的，也只解送到上年八月。

译山西、四川两省在今天尚且还被称为较为完备的地区，却仍然如此，其他地方又还能有什么指望？陕西、甘肃之所以不能不指望山西、四川，是因为它们距离较近，并且有辅车唇齿般相互依存的关系。山西、四川即使不替陕西、甘肃谋划，也应当好好为自己谋划。像您以前治理湖南时，以一个贫瘠偏僻的地区，使恩泽扩及江西、湖北、广西、贵州、广东，为天下人所称颂。仁者所做的事，也是智者所做的事。山西不足以谋划此事，但宗棠对四川仍不能不有所指望。因为我跟随您七年，熟悉地知道您当日保护江西、湖北、广西、贵州、广东，从而保全湖南的谋划宏大深远，和当时贤者不同；我私下料想，您对于今天的陕西、甘肃，也一定不会漠然置之。至于宗棠只是一个书生，受到两朝特殊而显著的恩知，得到褒奖、荣宠和显贵的地位，实在是出乎意料。陕西、甘肃的任命，以及钦发的符信，本来不是我所能担当的；我之所以不敢推辞，也是倚仗我公在四川，具有相互协助的情谊。我这个鄙人进入陕西后，您或许还会施以超出常情的帮助。朝廷正把秦陇视为忧患，天下的事情也应当把秦陇作为急务，请您赶快筹划拯救它的办法，否则就来不及了。”关于军饷粮食的援助，呼吁请求十分迫切，这封信也可以同前面写给毛鸿宾的信参看。又在《答四川布政使江忠濬书》中说：“朝廷改命鄙人持节向西进发，先治理陕西，后治理甘肃，……成败利钝，当然还不能预先看清；但人不能没有粮食、军队不能没有军饷就无法行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甘肃没有军饷、没有粮食，也是人人都知道的。所幸的是，鄙人虽然处在万般无可作为的境地，而骆公督理四川，我弟弟又在这里任布政使；按照公义来说，四川援助甘肃没有可推辞的理由；按照私情来说，骆公和弟弟对待鄙人，也一定会不同于其他人。如今筹办甘肃的军饷、粮食，而四川却全像没有事情一样；把过去甘肃看待四川的情形，和厚庵看待鄙人的情形相比，这实在是鄙人没有料到的。此前转战江西、皖南一直到浙江，忍饥苦战，时时都有揭不开锅的忧虑。人人都说兄长一定会向四川求助，四川也一定会帮助兄长；按照常情推测，似乎确实应该如此。可是我再三陈请，只得到四万两银子，骆公最后一封信更是预先拒绝，堵塞了求助的源头。这正像饥饿的人在亲友面前蒙着衣袖求助，愿望没有实现，反而遭到白眼。当时距离四川已经很远，四川可以闭关谢客，浙江也哪里敢有过多的指望；所以即使历尽辛酸，也只能抚胸叹息，不再拿骆公平日对待曾国藩、胡林翼以及邻近疆省的做法来相干扰。如今我调任陕西、甘肃总督，骆公有应当协助我的情谊，也有应当尽力的心意；甘肃如果不指望四川，也将再没有别的指望了。请您在衙门参见之余，委婉地告诉骆公，凡是能够替甘肃谋划的事情，希望不要预先拒绝，可以吗？”这封信在急切的言辞中，对骆公流露出感叹和怨言的口吻。这年冬天，骆秉章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至于左宗棠询问别人自己与骆秉章相比如何，其他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如姚永朴《旧闻随笔》卷三叙述骆秉章的事情说：“左文襄公平定回疆回来后，功勋声望更加崇高。有一天他对人说：‘你看我比骆文忠怎么样？’那人回答：‘不如他。’文襄公说：‘你怎么知道？’那人说：‘骆公的幕府中有您这样的人才，您的幕府中却不再有像您这样的人才。由此看来，大概是不如他。’文襄公大笑说：‘确实如您所说，确实如您所说。’”这段话似乎尤其含蓄有意味，而且说话的口气也更像左宗棠。

译清朝末年江苏官场中，有一个叫朱瞎子的人，双目失明，却以善于办理政务而受到督抚器重，名声盛极一时。江忠濬记载他说：“平湖朱之溱，字竹石，是椒堂漕帅为弼的从孙；在江苏做官将近四十年，中年失明，大家都称他为朱瞎子。他以候补道员的身份十次代理按察使，两次代理布政使，最后接受淮阳道一职，但没有到任。朱公虽然双目失明，才干却超过常人，记性尤其惊人。每天处理官府文书（担任牙厘局总办的时间最长，虽然代理藩司、臬司，仍兼任此职），让人诵读给他听，听过一遍就不会忘记。他常常口授批示公文，洋洋洒洒上千字，没有不合乎事理的。他接见属僚时，一定先安排座次，所问的问题都恰好针对其人，没有一句泛泛之语，不像当时的达官接见属吏，只谈天气冷暖。公务之余，就请人读《资治通鉴》以及名臣奏议、古今文集。有人把著述拿给他，他当面见到时，往往能说出其中某篇某句，评论判断常常精确恰当，真是奇异的人才。他对江苏吏治的得失、历年的旧案，全都熟记于心；而综合考核财政，更是他的长处，所以督抚虽然屡次更换，却没有不倚重他的。”这个人双目失明却没有因此荒废，而且尤其擅长治理政务，在同辈中非常杰出，可以说是具有非凡天赋的人。陈夔龙任江苏巡抚时，尤其深加器重赞赏他；他后来能够补授淮阳道，陈夔龙大概曾经竭力为他主持此事。陈夔龙所著《梦蕉亭杂记》卷二，对朱之榛也有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据说：“我平生惭愧自己没有才能，却把爱惜人才看得像性命一样。我在外任五个省时，共同做事的同僚不下数百人，其中才干见识方面，我推举平湖朱竹石观察之榛为第一。观察家学渊源深厚，年轻时任丞、倅等官便已有能干的名声；积累资历后不断升迁，以江苏道员候补于江苏省任职，内政、外交、刑名、榷税等事务尤其熟悉。他十三次代理臬司，两次代理藩司，历任巡抚都把他视为左右手，接连上章优先保荐；只是因为眼病，未能迅速得到重用，了解他的人都为此惋惜。观察虽然视力短缺，但一切公文只要让书记清楚诵读一遍，他就能全部记在心中；逐一裁决，没有不恰当地切中关键的。他长期办理刑名，又总管厘务数十年；遇到州县官员来拜见时，观察严厉地对待他们，说：某县钱粮漕运的进款有多少，某卡税厘的收入有多少，除去应当解送公家的有多少，某个职位余下有多少，某项差事剩下有多少，这些全都塞进了你们的私囊。如果再不知道自爱，贻误公事，弹劾你的白简已经准备好了，就不能替你们宽恕了。他所说的话都能洞察事情的症结，吏员不敢欺骗他，也无法欺骗他。我遇到大事、裁决重大疑难时，就同观察商议；他一经筹划，事情全都变得有条有理。恰逢淮扬道出现空缺，江南的官员多得如〔缺文〕，那些自以为有强大靠山的人都抱着希望。我公开对众人说：‘江苏省外补道员的缺额很少，每当出现空缺，都由督抚共同商议，选拔人员后上奏补授；但所谓商议，是因为这个人是否合适，还需要斟酌。如果朱道员的才干、声望和资历都公认为第一，有缺就应当补授，何必还要互相商议？如果淮阳这个缺不请朱道员补授，不论另行补授什么人，巡抚都不能在稿上署押，我就请总督以专用名义上奏也可以。’某位总督难以违背公论，便顺势而为。分宁道员虽然很多，而分任江苏道员的朱道员得到补授，众人都感到失望，甚至讥讽我，说我专擅掌握政权。我只是扶持善类，竭力主持公道；对于那些悠悠众口，只是一笑置之。等到我离开江苏，观察始终没有到新任所，随即因病去世；暗中是否还有人阻挠压制他，就不得而知了。”对他的称赞简直没有止境。（这里所说的某位总督，是两江总督端方。）严辰《墨花吟馆感旧怀人集·怀人诗》中有《朱竹石观察（之榛）》一首说：“声名显赫位列上台，几次欢会都在苏台。凌云的赋篇写成，正好遇到杨意，这才相信赀郎中也有非凡的人才。”注说：“您是我们这一郡的平湖人，年轻时就怀有远大志向，专心研究经世之学，不屑于从事科举文章；以同知身份在江苏任职。恰好谭序初中丞任江苏首郡长官，对您大加另眼相看。后来便把您列入奏荐名单，不久以道员候补，江苏大吏都倚重您。徐侍郎致和与您素未谋面，却特意上疏保荐您，因此您的姓名被记录在御屏上；四次代理臬司事务。可惜因眼睛青盲，不能入朝觐见，始终未能在当时得到充分任用。我与您同郡，又是旧交；每次到吴门，都承蒙您的热情款待，闲谈时事，意见也多有相合。”这同样是极力推重他。这首诗写得较早（光绪十五年己丑年作），当时还没有来得及知道他代理藩司以及补授淮阳道的事情。清末小说中，也有加以讥笑的。我的佛山人（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丙卷第三十八回《官场问案高坐盲人》中说：“……澄波说：‘如果要说到运气，没有比洪观察更好的了。’雪渔惊讶地说：‘是哪一位？’澄波说：‘就是洪瞎子。’雪渔说：‘洪瞎子不过是一个候补道员罢了，有什么好运气？’澄波说：‘他的两只眼睛都完全瞎了，要是换作别人，早就被参劾一百次了；他却仍然差使不断，还要代理臬台，这不是运气好吗？’我说：‘真的是瞎子吗？’澄波说：‘怎么不是？难道还有人会凭空造他的谣言吗？’雪渔笑着说：‘不过是个高度近视罢了，怎么能算完全瞎了？如果真是全瞎了，他又怎么能够行礼呢？不能行礼，又怎么能够做官呢？’澄波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全瞎还是半瞎。有一次抚台请客，他也在座；喝酒时，大家都伸手到盘子里抓瓜子嗑，他也伸手去抓，但抓到的不是瓜子，而是一把糖黄皮蛋，闹得满堂大笑。你若说他全瞎，可他还看见了那黑乎乎的皮蛋，只是误以为是瓜子，好像还剩下一点点光。然而他担任六门总巡时，有一天差役拿着一根地棍来向他回报，他连忙升上公座。那根地棍还没有被带上来，他就把对方骂了一顿，什么混账羔子、忘八蛋都骂了出来。接着又问：你一共犯过多少案子？又问：你姓什么叫什么，是什么地方人？问了半天，那根地棍还没有被带上来，哪里有人回答他呢。

译两旁的差役只是抿着嘴暗笑。他见没人回答，忽然拍案大怒，骂那差役道：“你这个狗才，我叫你去访拿地棍，你拿不来倒也罢了，为什么又拿一个哑子来搪塞我？”澄波这句话说得众人大笑。澄波又说：“若照这件事来论，他可是个全瞎子了；若说是大近视，难道连公案底下有没有人都分辨不出来吗？”我说：“难道上头不知道他是个瞎子？这种人即使不参劾他，也应该叫他休致了。”澄波说：“所以我说他运气好呢。”德泉说：“俗话说得好，朝里无人莫做官。大概这位洪观察在朝廷里是有人的了。”这就埋没了他的吏才，只因为他视力不好而大加讥嘲，这是当时小说界的一种风气。大概自庚子以后，小说作品对于官场人物总是任意笑骂。最著名的是李宝嘉（笔名南亭亭长）所写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它齐名，也多涉及官场。鲁迅（周树人）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把这些作品都列入“清末之谴责小说”（第二十八篇）一类，所谓：“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之变，众人才知道政府不足以谋求治理，顿时产生了抨击的意思。表现在小说中，就是揭露隐藏的事情，显出它的弊端和罪恶，并且严厉地批评时政；有的还加以扩展，涉及社会风俗。虽然用意在于匡正社会，似乎与讽刺小说同类，但言辞浮露，笔锋毫不掩藏，甚至夸大其辞，以迎合当时人的嗜好。”李宝嘉没有把“朱瞎子”写进《官场现形记》，但他在《南亭笔记》卷十五记载了此人的家庭琐事。据说：“江苏朱臬，双目失明，有一个儿子非常顽劣，每次外出总同无赖混在一起。朱臬十分恼怒。一天，他抓住儿子的辫子，把他推到书房里，亲手拿着铜环，命左右取来门闩和钥匙，亲自把门锁上，暗中听到里面没有声息，才迟疑着离开，哪里知道他的儿子已经跳窗逃走了。儿子每次外出，朱臬一定叫他站在自己面前，摸他的头，怕他打了油、松了辫子；又摸他的身子和脚，怕他穿了镶边滚饰的衣服和挖花厚底鞋；过了很久才放他走。他的儿子从容走到门房里，叫剃头匠把前面的刘海刷下来，换好全身衣服，才昂然走出去。下元节虎丘举行赛会时，他租了某公司的大船，停泊在行春桥下，穿着天青色线缎袍，绣着一竿竹子，竹叶深绿色，竹根灰色，上面栖着一只喜鹊，身体黑色、腹部白色；不穿半臂，也不束腰带，挺立在船头。看见的人都注目观看，而他却坦然自若，毫无羞愧之色。” 不知道其中是否也有夸张过分的地方。江氏在清末留学日本毕业后参加学部留学生考试，记述当时的情形说：“我于光绪三十二年回国，三十四年才参加学部留学生考试。汉文题目是《巫臣使吴教吴乘车战阵遂通吴于上国》，因为题意可发挥的地方不多，便引用房琯、陈涛之战使用车战的事来点缀，竟大受严几道先生赏识。那天我最早交卷，经过邓守瑕先生的桌案前，看见他的卷子上有‘夏姬’二字，禁不住俯身斜视他的卷子，原来是一篇气势盛大的骈体文。当天考了几门，邓先生从容不迫，独自写成骈语，他的才华确实无人能及。当时的留学生，按俗话说是半路出家，但旧学大多有根基，例如邓先生就是成都尊经书院的高才生。然而这次国文试卷中也有非常可笑的。有一位先生的文章中有‘古之所谓车者，非今日之人力车马车欤’两句，成为考场中的谈资，被严范生老师听到了。抄写榜单时，范老师正好经过那里，问专门司司长王君九：‘写人力车、马车的那份卷子录取了吗？’回答说：‘列入优等。’老师说：‘不行，不行。’ 说完便离开了。于是专门司互相商议，认为严侍郎说不行，或许只是不能把它列入优等。如果核减他的分数，降为中等，应当就不会有人有异议。王君九坚持认为不可以，说主试和襄校已经出场，专门司没有核减分数的权力。他的说法很正确，无法反驳；但又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于是便去掉了这篇文章的文凭分数，只把各门考试所得分数取平均。不料核算结果，这位先生竟然落榜了。原来这一年考试，学部规定以文凭分数和各门考试平均分数相加后除以二，作为及格分数。这位先生毕业于外国某所私立大学，文凭分数是百分，而平均分数只有四十多分，原本因此列为优等；去掉他的文凭分数后，自然不能及格。范老师后来曾对我说，当时说‘不行，不行’，并没有什么深意，只是听说他竟列为优等，不免感到惊讶罢了。可是这位先生竟因此落榜，实在十分歉疚。”这是一则清末留学生考试的小史料。不过，专门司只因侍郎的一句话，竟把这个学生的文凭（今天所谓的证书）分数除去；这样一来，无论部试成绩怎样，折半计算都不能及格了。事情实在太奇怪了，难道其中还有别的说法吗？（所谓文凭分数，我记得似乎是部里根据其毕业学校的等级斟酌确定的。） 又记载民初县知事考试的一则笑柄：“乡人某君，曾在高种子来任福建司法筹备处长时充任本省法官，后来参加某届县知事考试，笔试已经及格。县知事分发时，凡是曾在某省任官的人，按例可以分发到该省。某君因为高子来是旧日长官，又有乡谊，想得到他的照拂，便在履历中捏造说自己曾任山东法官，但实际上他的足迹根本没有到过齐鲁。不料口试时，主试官突然问：‘山东高等审判厅是在城内，还是在城外？’某君十分窘迫，心想衙门哪有设在城外的道理，便回答在城内，结果被黜退。某君造假并不值得奇怪，主试官所问的问题却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这件笑柄可以作为谈资。我也曾听说过这件事；试官的提问其实也不十分奇怪，大概是想查验履历上所写的内容是否属实。江氏漏记了高种子当时任山东某职这一点，我记得似乎是高等审判厅厅长。关于严修，江氏又说：“民国元年，天津刚设置审判厅，有一件民事案件，传严范生老师出庭作证。

译推事、书记官都是从乡间来的，不知道老师是什么人。老师到了审判厅，证人室已经没有空地方，只好像木桩一样站在走廊下两个小时。后来厅长到了，看见老师，连忙恭敬地请他进入客室。老师不肯进去，说：‘我是来作证人的，不是来拜访客人的。’有人对老师说，他不必亲自到审判厅作证；老师说：‘作证是国民的义务，审判厅刚刚设立，我不能不带头履行。’这很能看出他的守法精神。（天津在清末就已经设置审判厅，这里大概是说严修到审判厅作证发生在民国元年。）另外，陈中嶽《蟫香馆别记》记载严修的事说：‘严公的姻亲黄姓分家时，严公作了证人。不久以后，黄家后人争夺财产而打官司，诉状中提到严公；那人以为严公一定不肯到公堂对质，诉讼便越来越激烈。到了开审那天，严公按时到场。法官问严公：“你是严某吗？黄姓分家时，你是证人，是真的吗？”严公说：“真的。”“你认可吗？”严公说：“非常认可，我还能够为此作证。”那人听到严公的话，大出意外，于是不再争辩，诉讼立即解决。严公才缓步回去。李琴湘说。’这件事与江氏所记，疑心就是同一件事。他记载张怀芝说：“前参谋总长张怀芝的儿子张志，前些日子去世于天津。我这些年来同张志交往很密切，在上海听到死讯，为他流下眼泪。张志正当壮年，见识、器量、胆略都很出众，傲视当世。庚子年拳匪势力正盛时，他正任荣相武卫军炮队长。一天，诏令传谕荣禄用大炮轰击东交民巷，荣禄立即召来张志下令炮击。张志不奉命，问荣禄：‘太后真要毁掉使馆吗？上谕是发给中堂您的，我张怀芝只是您的部下，不知道有什么上谕。如果果真决定轰击使馆，请中堂发一份亲笔手谕。’荣禄局促地说：‘太后听不到炮声，我无法回去复命。’张志笑着说：‘太后想听炮声，这很容易，今天夜里一定会有炮声。’荣禄很高兴，对张志说：‘你退下吧。好小子，有出息。’张志从此开始受到荣禄的赏识。”考察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其中记载庚子拳乱轶闻，也曾说到这件事。据说：“董军攻打使馆，十多天仍未攻下，朝廷下旨召武卫军的开花炮队进京助攻。当时天津总兵张怀芝正任武卫军分统，奉檄令率领部队进京。荣相认为城墙靠近使馆，居高临下，最便于俯攻，便命令张怀芝率部登城，设置炮位。大炮即将发射时，张怀芝忽然心中不安，命令部将暂且停止，不要开炮，急忙下城到荣相府邸，请求说：‘城墙距离使馆只有咫尺之地，大炮一发射，整个使馆立即会成为齑粉。现在我不担心攻不下来，只担心攻下来以后另起交涉，我张怀芝将成为祸首。请中堂赶快发一份手谕，使我张怀芝可以据此办事。’他把这番话说了好几遍，荣相始终没有说话。张怀芝于是说：‘中堂今天不发命令，我张怀芝始终不能退下。’荣相不得已，只好对他说：‘反正炮声一响，里面总是听得见的。’张怀芝领会了意思，立即匆匆告辞。到了城上，他便假称刚才测量得不准确，必须重新测量后才能命中。于是把炮位全部移开，向使馆外的空地射击了一昼夜，使馆丝毫没有受损，而停攻的中旨也下达了。这两种说法在详略上颇有不同，但都赞许张怀芝的机警，而且这次战役中张氏的行动关系重大。不过，假如张氏当时奉命就开炮轰击，不再请示，荣禄难道会任凭他把使馆轰毁，而不考虑事后的祸患吗？” 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难道要等张怀芝再三请求之后，才用含糊的言辞暗示他吗？从荣禄的为人和他在这次战役中的态度来看，似乎不能说没有可疑之处；如果说荣禄早已料定张怀芝绝不会冒失地奉命行事，那么就不应当说他从此才开始赏识张怀芝。又据陈夔龙（受荣禄知遇，曾任其武卫军幕僚，庚子年任顺天府尹，参与和议）《梦焦亭杂记》卷一所载，使馆能够幸免于巨炮轰击，另有一番情形。他说：“董福祥围攻使馆，打算长期坚持下去。一天，端王忽然假传旨意，命令荣文忠公使用红衣大将军炮攻取使馆。所谓红衣大将军，是一种头等炮位；国朝初入关时，曾专门用它攻取齐化门。后来不再经常使用，一直收藏到现在，只剩下形式还在。即使寻找当年熟悉操演、发射这种炮弹的兵弁后代，如今也寥寥无几。这种炮炮身极其沉重，如果事先不修筑炮架，便不适合使用。就地势而言，这种炮架必须建在东安门内东城根。城外就是御河桥，桥南西岸沿着走几十步，就是英国使馆。由城根到使馆计算起来不到半里，各国公使、随员、工作人员以及妇女儿童，全都藏在使馆内。使馆房屋高大密集，鳞次栉比，如果用巨炮连续轰击几次，绝无不被摧毁的道理，不知道端王府为什么会提出这种策略。此炮一发射，声音数里之外都能听见，宫中也必定听得到，因此也绝不可能只演习而不发射。文忠心中十分忧虑，后来想出一个办法：炮弹能否命中，全在于表尺；表尺调高一分，炮弹射出的位置就会高出一尺以上。他秘密嘱咐炮手按照表尺所定的位置略微再调高二三分，炮弹轰然发出，势如雷奔电掣，已经越过使馆屋脊的视线，出了前门，直达草厂十条胡同，把山西票商百川通的屋顶打穿了一个大洞。那一带有十几家商户环绕居住，一时大为惊恐，纷纷开始商议迁移；第二天便收拾银钱、账据，全部迁到贯市暂住。后来洋兵进城，各种商号都遭受损失，西号唯独能够保全元气，未必不是靠了这一炮的力量。各国使者受到这番震撼后，更加警惕。后来议和时，各国使者还再三提起这件事，心里颇为悻悻。我私下对李文忠说：‘当日演放炮弹时，如果不把尺码调高，恐怕使馆已经化为灰烬，各国使者也难以幸存；不过那样一来，惹出的祸患会更加严重，索要的赔款会更多，要想像现在这样早早定下和局，恐怕就非常困难了。’ 文忠也认为如此。”这说的是另一种说法，也许更接近事实吗？（还是说红衣大将军炮是一回事，武卫军炮又是另一回事？）还需要留待进一步考察。（至于陈夔龙说端王载漪假传旨意，其实是替孝钦太后推卸责任而沿用的说法。孝钦太后是什么样的人，难道是载漪之流能够假传她的命令来指挥荣禄的吗？）

译清光绪甲午年三月，陶然亭旁发生怪声，朝野轰动，众说纷纭。赵熙曾写诗记载此事。江氏说：“清光绪、宣统年间，赵尧生老师任侍御，当时郑太夷、陈石遗、曾刚父、杨昀谷、罗掞东以及我父子都在京师，每月必定相聚几次，每次相聚必定作诗。……我还记得宣统元年在陶然亭聚会时，老师纵谈甲午三月南下洼怪物的事，说得极其诙谐怪诞，在座的人都笑弯了腰。老师有一首诗记此事，稿子还保存在我那里。”诗说：郑公在二月召集众位贤人，江亭雪后放晴，春色环绕一湾。芦苇芽破土而出，柳条转绿，水光闪动，映收着晴日下的山峦。众人各自寻找高雅的笑谈来打破白昼的困倦，恭敬地举杯谈论光绪年间的国事。甲午年三月，这座亭子下面，传说有怪物发出震天的声音。声音大略像九头牛在大瓮里吼叫，有人还画出它的样子，说像鼍、鼋。它长着麒麟一样的脸，双目突出，走到街巷间，人人聚集观看。我当时住在保安寺，杨舍人住在官菜园（说的是杨锐，字叔峤）。大家觉得见到怪事也不必惊怪，试着一同前往，龙泉寺已经变成了集市。美人如花，穿着高跟木屐，脸上涂着胭脂，手里挽着两个发髻。明明遇到绣帷车在风中行驶，道旁的贫妇却争相乞讨。前面是积水形成的一片碧色，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那里，人山人海。正在这时，众人一阵喧闹，怪声忽然停伏下来，大家争相吹树叶、敲铜环。突然一声巨响震动大地，事情果然不假，正如人们传说的那样。杨舍人回来后惊得舌头都伸不直了，取出《五行志》彻夜翻阅。他广泛搜集异闻，断定是鼍的吼声，认为昆明池中的海眼已经穿通。又说此前水雷演习时失去了藏身的洞穴，便径直攻击地道，钻入城墙。至于我，则认为克制妖邪的方法有万种，内务府还设有宣经坛。西山有老道士练习雷吼，戴着星冠，手持木剑，挥扬着朱红色旗幡。金吾福公决定采取大计，说人力可以制服它，天意却无权干预。于是调神机营准备应付意外，限定日期用大炮轰击黄泉。有人说京城将要化成海，五城御史应当直言进谏。西洋鬼子想要回国，已经发电报召唤海船。众人纷纷提出消弭灾祸的说法，意见并不一致；随着节拍发出的咚咚声越来越密。果然是怪物招来了战争的征兆吗？……我们这些人正在胡乱说话，希望听到荒诞言论，郑公却大笑着邀请大家登楼凭栏。西山戴着积雪，可以当作镜子临照；卖花神庙的楼阁就在其中。四面种着一万株海棠，请您坐在这里谈论神怪。广和楼有酒，姑且回去喝醉；近日英、俄两国正蛮横无理。招致这一灾祸的究竟是什么怪物？不过是戴着珊瑚冠的魑魅罔两罢了。众客拍掌，我羞红了脸，等待清明前修禊的日子。作这首江亭诗来质询众人的说法，游览者可以仔细考察究竟是真是假。” 赵氏所吟咏的当时景况，与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所引用的张其淦诗，正可以合起来参看。所谓怪物，市井中称作“大老妖”，凭空想象着画出它的样子，士大夫也随意说是蛟或鼍。恰逢这一年发生战事，于是又把它指作战争的征兆，所有人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只是一味替它编造说法，事情很是可笑。本刊第二卷第四期刊载的《再谈孽海花》一文，引用了各家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并记载民国五年当地又发出怪声，经过警察认真搜查，才弄清声音是鸟发出的，这些内容都应该一同参阅。（第三期刊载的《续孽海花》也可以参阅。）另外，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对这件事也有所涉及，记述不详细，但大意也主张是战争征兆的说法。清朝同治年间，有个内阁中书李如松，以理学闻名于当时。李慈铭非常憎恶他，并严厉斥责他。他在《桃花圣解庵日记》戊集同治十一年壬申五月初四日记载：“近来有个直隶人李如松，号虎峰，靠优贡捐得一个内阁中书，自称讲理学，面对客人必定端正危坐。他吃的只有脱粟和豆腐，常常在门屏之间进食，想让所有人都看见。一个字也不认识几个，却写满了几尺长的语录；万尚书青藜首先推重他，并替他向倭文端说情，文端也被他感动。京城中讲宋学的人，例如徐侍郎桐，尤其对他恭敬。前些年曾文正进京，这个人去拜见，迈着文雅而曲折的步子进去。文正询问他的籍贯，他说：‘高阳侍郎是我本家的。’所谓高阳侍郎，就是今上师傅李公鸿藻，本是高阳的世族；而这个人却是我们县山前村的人。他的父亲进京做部役，冒籍为固安人，与侍郎根本毫无关系。文正问：‘你在侍郎那里属于哪一辈？’他说：‘远族。’文正微微一笑，把他挥手赶了出去。（这是孝达告诉我的。）这个人的父亲也庸俗鄙陋，原先由胥吏做了小官，后来回到京师。他还有一个哥哥，也很卑劣。李如松深以父亲和哥哥连累自己讲道学为耻，曾想除掉他们；三月间，他威逼父亲把哥哥赶出去。哥哥离开后，父亲常常思念他；他的妻子却恼怒并辱骂公公，父子相互愤怒斥骂。李如松听见妻子哭泣，便对父亲发怒说：‘妇人贤能，能够帮助我；父亲难道想袒护哥哥、助他作恶吗？’他的父亲当夜上吊而死。坊官把此事报告给巡城御史，御史移交刑部，准备从重审办。可是侍郎等十名讲宋学的人，认为他是道学孝子，联名向刑部呈文极力为他担保，因此得以免罪。唉，天下竟有这样的人，京城竟有这样的舆论，难道不令人悲哀吗！前些天直隶人说，李如松的父亲死后，他逃走了……这可以说是北方除掉了三害。我还说，我们越地的人，北方有讲宋学的李如松，南方有讲汉学的赵之谦，（近来有人把这个人与李虎峰并称为南北清流，众人异口同声，却不知道这种说法从何而来；但这仍足以看出人心的公正。）可以说是双绝。”如果李慈铭所说属实，李如松的不堪竟到了这种地步；而朝廷中那些讲宋学的人，仍把他奉为道学孝子，不惜联名出面，极力营救，不能不说是怪事。只是，李慈铭的记载或许也不免有过分厌恶之处。（赵之谦一向深深憎恨李慈铭，所以李慈铭便把他和李如松相提并论。） 江氏谈到李如松的事情时也提及此事，说：“家父曾听张蔼乡说过，与莼客所说略有不同。李如松字卓峰，是倭仁的弟子。他家有一个婢女，父亲与她私通，李如松知道后把她赶走，父亲因此上吊而死。同门听说这场变故，都到李如松那里逼他自尽，并答应替他料理家事；这样看来，他还不能算不合乎理学。李如松死后，讲学的风气因此稍稍收敛。”这也是一种说法，与李慈铭当时的记载很有出入，现一并记录下来，等待进一步考证。

译他记载李用清、李嘉乐的事情说：“李菊圃是阎朝邑举荐的。他署理贵州巡抚时，只知道禁止人们宴饮和穿绸缎；虽然廉洁，却不懂得治理政务。有人利用他的名声作了一副对联：‘形如土偶浑无用，心似污泥总不清。’又用四个字题写道：‘井上有李。’可以说是戏谑得很。后来他署理山西布政使，与江西布政使李嘉乐一起奉旨来京，另候简用。朝邑于是上奏说，疆臣弹劾、罢免大员，是为了私自图谋便利；大概宪之也是朝邑保荐的。上谕中有这样的话：‘封疆大吏是朝廷特意选任的，凡是任用人员、处理政务，都必须授予他相应的权力，才能有助于治理。至于考察属下官员，督抚耳目最为接近；如果督抚秘密考察后意见不约而同，那是自然形成的公论，怎么能只凭阎敬铭一个人的意见？仿佛凡是经过他的保荐，就不准提出异议，否则便不能任用，其他人也不得再说一句话；这种风气怎么可以任其发展。’听说宪之虽然性情吝啬而且偏狭，做官也还算廉洁，大概也是菊圃一类的人，所以受到朝邑的特别赏识。”按：两李被罢职以及阎敬铭因上疏争辩而受到申饬，事情发生在光绪十四年戊子。当时李用清署理陕西布政使，并不是山西布政使。这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下谕，命两李都来京另候简用。阎氏心想，这一定是江西巡抚德馨、陕西巡抚叶伯英的年终秘密考察中伤了他们，于是愤怒地上疏争辩。四月初二日奉到谕旨：“阎敬铭奏报疆臣弹劾、罢免大员是为了私图便利一折，称江西布政使李嘉乐、署理陕西布政使李用清，是近来藩司中最为优秀的。现在已经下谕命他们来京另候简用，或许是德馨、伯英在年终秘密考察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等语。各省司、道、府等官员能否胜任职务，向来由所属督抚在年终作出秘密考察，以备酌情决定黜免或升迁。对于政绩平常或人与地方不相适宜的人，藩臬大员特别命令他们来京候选，本来是希望遮掩他们尚未显露的过失，并谋求他们将来取得成效，这正是朝廷量材任用、宽宥过失的深厚用心。就像这次的李嘉乐，曾国荃奏称他还需要更加宽宏正大，改变急躁偏狭的性情，这样才是有用之才。德馨奏称他性情喜欢苛刻，办事偏执，难以担当重任。李用清，谭钟麟奏称他性情固执乖僻，任用人员、处理政务都固守己见，与同僚不能和衷共济，以致官民互相讥笑、上下情意隔阂，在这个地方并不十分相宜。叶伯英奏称他性情急躁，遇事多有操切之处，必须随时训导启发，才能避免造成贻误等语。这些就是对两位藩司等人的考语，督抚所奏的大意相同。封疆大吏是朝廷特意选任的，凡是任用人员、处理政务，都必须授予相应的权力，才能有助于治理。至于考察属下官员，督抚耳目最为接近；如果督抚秘密考察后意见不约而同，那是自然形成的公论，怎么能只凭阎敬铭一个人的意见，仿佛经过他的保荐就不准任用，其他人也不得再说一句话？这种风气怎么可以任其发展呢？况且，任用或罢免的大权掌握在上面，一切举措也不能完全以督抚的话作为依据。阎敬铭曾在军机处当差，难道不知道这些吗？为什么这份奏折却凭私心猜测，竟专门说是德馨、叶伯英的秘密考察，尤其不对。原奏折着发还。”督抚的考语既然如此，两李自然难以安坐其位。只是，言辞虽然相合，也未必没有事先谋划。这番议论可说是声色俱厉，丝毫不给端揆重臣留面子，足以证明阎氏受到的宠眷已经衰退。阎氏在光绪八年壬午被征召授任户部尚书，朝廷倚重他理财，后来又进入枢垣当值，升任协赞纶扉，宠遇优厚，一时著名。后来孝钦太后习惯于奢侈放纵，浮费越来越多，阎氏每每提出争辩，因此不受孝钦太后喜欢。阎氏于是以生病为由请求解除枢务，只以大学士身份管理户部，后来多次请求开缺退休，都没有获准。这份奏折上呈时，他当时还在赏假之中；自从奉到这道谕旨，更加感到凛然不可留任，于是又多次上疏请求退休，这一年七月终于奉到谕旨。（准许退休的温和谕旨，似乎还顾念他的劳苦；但他死后所得到的恤典却十分微薄。）张之洞这一年五月（当时任两广总督，朝廷中有人嫉恨他）给阎氏的信中说：“台端为了二李的事情上疏极力争辩，事情虽然未能挽回，但您的忠诚和正直的议论将昭示并流传于天地之间，我实在十分钦佩。唉，世间不平之事难道只有二李这一件吗？这就是我早晚惭愧不安、急于请求离职的原因。临信感叹三声，时局竟到了这种地步，我很希望我的老师勉强出山，维持正气。”张之洞与阎氏交情很深，也很看重二李。二李都以廉洁俭朴著称，其中李用清的声望尤其高。翁同龢也非常赞许他，日记中多次提到他。例如同治七年戊辰三月二十四日记载：“见到李菊圃（用清），目光炯炯，将来应当显贵，笔下文章也很好。”同治十一年壬申三月初五日记载：“李菊圃来，谈到读书的方法，必须把所学切实落实到自身，才是有用；只是阅读经世济民的书籍，便以为这样就是有用，那是末节。他的话很切实。菊圃近来专心研究理学，很有见识和识力，不能只把他当作文士看待。“

译光绪五年己卯四月二十日记载：“李菊圃从山右来，大概一年之内查办赈务，独自骑驴，辛苦至极，实在可敬，可敬。”十二年丙戌八月初四日记载：“李菊圃来，真是一位和蔼的仁人啊。”十四年戊子三月二十五日记载：“陕西藩司李用清、江西藩司李嘉乐，都另行简用。两李都是贤者，却不能容于时局，这是为什么呢？”对于二李被罢职，他也表示惋惜。李慈铭却非常厌恶李用清。他在《荀学斋日记》庚集上光绪十一年乙酉六月十三日，记录贵州布政使李用清开缺来京、另候简用的谕旨，并在下面注道：“李用清是山西平定州人，乙丑年翰林，文章拙劣，一点才能也没有，只是能够忍受艰苦和恶劣的衣食，脚步快捷、善于行走，大概因为生长在偏僻县份，世代都是农民，本来就不知道人世间的甘美享用。然而京城中像李鸿藻、崇绮、张之洞等人，都极力替他宣传声誉，认为圣人再次出世。其实，他不过是‘尺八骽捷足鬼’一类的人；在《宣和遗事》中也只是劣马，本来就不是圣门所推崇的。张树声一向把依附名士看作求取仕进的捷径，等到任广西巡抚后，便上奏请求委任他。李用清实际上热衷于仕进，而且希望得到朝廷清要官职，不愿意前往广西。既然奉旨派往广西，他经过天津时请求合肥为他上疏挽留。合肥没有答应，他才前往广西。而张树声已经调任广东巡抚，后来又任两广总督，都把他带在幕府中，荐举他的奏章接连不断，于是他被提升为惠州知府。不到两年，突然升到贵州布政使，署理巡抚。他到任之处只知道禁止饮酒、饮食和宴会，穿着破旧衣服带领僚友，并且极力禁止罂粟，执行得过于急切，官吏便借机作奸。今年（按：此处下方空缺数字，大概是留待查访后填写的）发生民变，李用清听说后非常害怕，急忙撤回知县职务，召回派出的委员，并且告谕百姓仍旧种植罂粟。当时此前已经下檄文准备前往阅兵，他不敢再次出发。将要改期时，署理布政使曾纪泽（按：‘泽’字是‘凤’字的笔误）强迫他前往，他不得已才出发。又发布告示说，此行只是阅看军队，并不是去查办民变，贵州人大为哗然。御史汪鉴列举条款弹劾他，并且说他的清廉操守并不值得取法，就像马不吃脂油一样，只是天性如此；京城里把这件事当作笑柄。”李用清为人，即使有可以指责的地方，李慈铭的议论也言语失当，不足以使人信服。李慈铭感叹贫穷的言论，在《日记》中经常出现，但他颇讲究甘美享用，因此应该不会赞同李用清能够忍受艰苦、穿坏衣、吃坏食的做法。李慈铭诋毁他的话，近似宋人《辩奸论》中用“穿夷虏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等话来诋毁王安石。《辩奸论》写成于宋代朋党风气极盛的时候，被推为攻击王安石的名篇，但其中议论实际上很荒谬，有见识的人大多不以为然。而且，人们还怀疑它并不是苏洵所作；就连李慈铭也谈到过这一点。他在《荀学斋日记》壬集下戊子二月初九日记载：“老苏的《辩奸论》，不只是立论过分，文章也不高明。而且老苏去世时（治平二年），荆公还没有受到重用，他怎么能够知道荆公后来一定会误国呢？所以过去的贤者认为这篇文章是伪作，或者是子由兄弟想显示他们父亲的先见之明，假托其名写成的。即使确实出自老苏之手，也不过是一时写得痛快，以报复荆公斥责他为策士的怨恨，本来不足以作为定论。”三月十七日记载：“考察老苏这篇文章，本来就很可疑，古人多有辨析。而且它立论过分，荆公的学问和品行自有本末，当时他的才能也无人能够比得上；更不用说老苏去世时荆公还没有施行什么政事，即使文章出自老苏之手，难道也足以作为定论吗？”汪鉴所说的确足以流传为笑柄，但可笑之处其实正是在于汪鉴措辞荒谬乖谬。关于二李，醒醉生（汪康年）的《庄谐选录》卷七说：“阎文介所荐举和提拔的人，大多俭朴而刻薄，当时有‘天下俭、一国俭’的称呼。所谓‘天下俭’，是李公用清。相传他从原籍重新起用、进京时，徒步走了三千余里，没有雇一辆车马，京城听说的人都大为惊异。任云南巡抚时，他每天坐在公堂处理政事，夫人就坐在旁边的小屋里。夫人将要生产时没有雇接生婆，生产后便死了。李公的仆人怜悯她，替她买了一口稍好些的棺材，李公认为太浪费，命令换成薄棺。不久孩子也死了，仆人又替孩子买了一口小棺材，李公斥责说：‘哪里用得着这个？’于是打开夫人的棺材，把孩子放进去。所谓‘一国俭’，是李公嘉乐。他任江西布政使时，曾叫剃头匠来剃发，剃完给他二十文钱，随后又叫来仆人问：‘我给这个人二十文钱，也算让他满意了吗？’仆人说：‘外面剃一次头也要四十文，今天给大人剃头却只有二十文，实在远未达到他的期望，已经替他垫付了几十文让他离去了。’李公大怒说：‘我家里剃头只需十二文，如今给他二十文，已经多得过分了，你竟然还私自给他增加钱吗？以后我不再需要他了。’大概李公的夫人也能做供待诏的差事，不必借助别人。后来二李都被言官弹劾罢免。有人说：李公嘉乐任江苏官员时，有个县绅某公要进京，众人商量给他送路费。李公独自说：‘某公是京朝官，我们怎么应该这样做？’事情便作罢了。后来某公到了天津。一天忽然拿出一张银票，面额一千金，到处寻找能兑取这张银票的银号，却找不到，于是托人询问。人们一看，原来是一个没有署名的小银号。人们问银票从哪里来，他说是李某送的。人们这才知道，李公表面上拒绝，暗中其实赠送了银票，而且给得比别人更厚。这也是一时流传的说法。（李用清以达官身份长途徒步，正是美德。据《清史稿》看，似乎就是他丁忧期间扶棺回乡安葬的事情，更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以此事为奇怪，恰好显示世风衰败。李用清曾署理贵州巡抚，并没有任过云南巡抚。二人由陕西、江西藩司任上解职，也不是因为言官弹劾罢免的。）二李因俭朴而近于苛刻闻名，俭朴却不合礼，刻薄而违背人情，这大概是难免的；传闻者也可能把话说得过分了。关于二人的品格，据说嘉乐不如用清，也有人说用清对母亲不孝。

译这种说法是：李用清任陕西藩司时，全家都吃蔬食，他的母亲也不能吃到一口肉。母亲偶然生病，想吃肉，他的妻子私下买了少量熟肉送上，被李用清看见后，他发怒把肉扔到地上。母亲于是带着儿媳到了长安县署，把李用清不孝的情形告诉知县，并请知县代为雇车，让她返回原籍。李用清听说后，急忙恳求臬道、首府从中调解，并分别派妻子到县里劝说，最后才由李用清把母亲接回藩署。巡抚叶伯英一向对李用清不满，因此更加厌恶他，所以有人说叶伯英借年终秘密考察将他弹劾罢免。又听说嘉乐任山东某府知府时，也禁止家属吃肉，命令打扫夫在衙署后园种蔓菁，把它作为日常唯一的蔬菜。灯油由他亲自掌管，每晚各房只舀一小勺给他们，不许增加；二更时还不熄灯的，必定严厉呵斥辱骂。他曾责怪妻子浪费，叫役夫来准备鞭打她，传为笑谈。这与《庄谐选录》所说的事情可以互相参看。李用清在《清史稿》中有传（列传二百三十八）。据记载：“同治四年进士，改任庶吉士，出自大学士倭仁门下，散馆后授编修。他安于贫困，砥砺节操，每天研读四书、朱子《小学》，同时广泛考察掌故；对于物力的丰裕和匮乏，尤其留意。大婚礼成后，加侍讲衔。十二年遭父丧，徒步扶着灵柩回乡安葬；服丧期满进入京城，仍然靠教授学生自给。光绪三年记名御史。正值山西发生严重灾荒，巡抚曾国荃、钦差大臣阎敬铭（按：阎敬铭此前以工部右侍郎衔奉命办理山西赈灾事务，固然是大臣而且是钦差，但不能贸然称作钦差大臣；否则无法与奉颁钦差大臣关防的人相区别）上奏调任李用清协助办理赈灾事务。他骑一头驴，走遍全省，不分寒暑。一个仆人挑着行李跟随，凡是灾情轻重、粮食运输和道路要道，都全部记在册子上。他深入探究灾荒的根源，认为山西省罂粟花田一望无际，必须改种花田而种五谷，然后人口繁衍才有希望，元气才能恢复；于是上书曾国荃详细论述。曾国荃怀疑山西刚遭灾荒，禁烟的效果缓慢，而且全国没有禁烟，只会白白招来怨恨，因此最终没有实行。赈灾结束后，曾国荃上奏保举奖赏，他返回京城，传闻补授御史，等待引见已有日期。法越事件开始萌芽，张树声以广西边防为由上奏调他前往；张树声任两广总督后，又调他到广东，任海防厘榷官，他洗手奉职，尽心办事。七年授任惠州知府。当地原来盗匪很多，喜欢赌博和私斗；李用清推诚相待、加以感化，当地风俗才稍有改变。光绪八年，他调任贵州贵西道；第二年破格升任布政使，代理巡抚。他充实仓储，兴办有利于农业的事业，裁减冗员，弹劾缺额的提督、总兵，擒获粤匪莫梦弼等人，依法处置。巡视所到之处，他召集士子讲解经传，属官和将领围绕听讲，都相互感动而变了脸色。黔地土壤贫瘠，多种罂粟，所产畅销于湘、鄂、赣、粤各省。用清上奏陈述禁止种植的办法，划分区域，限定年限和时令，亲自出巡砍除、铲掉烟苗；有人认为他的做法过于急切。光绪十一年秋，奉旨进京等候简用，皇帝召见时，他仍痛切陈述罂粟使国家受害、百姓遭殃的情形，希望能够挽救万分之一。随即奉命代理陕西布政使，在遭受荒乱火灾之后实行休养生息，同时仍严禁种烟。光绪十四年，再次奉命进京等候简用，于是因病归乡。他主持晋阳书院讲席共十年。用清严格要求自己，勇于奉公；任贵州藩司时，库储有六万，过了一年多增存至十六万；陕西库储有三十万，再过两年就有六十多万了。他所到之处尤其注意栽桑植棉和纺织，曾疏浚三原县龙渠，灌溉田地一千多亩。他的俸禄收入不拿来润泽自己，在贵州用来购买粟米六千石，在陕西购买一万石，以备意外。郑州黄河决口，他捐出二万两作为治河工料费用。光绪二十四年去世。他的儿子从贵阳护送灵柩回乡，因哀毁过度而夭亡。如果像文中所说，用清的品行、交游和政绩确实卓异，足以流传后世，这与慈铭的说法大不相同，也和江氏的说法不同，容我以后再考察。嘉乐是河南光州人，同治癸亥年进士，也从翰林起家。有人说，他受到德馨的憎恶，是因为德馨陛见时他代理巡抚印，改革了省政，并且贬抑了德馨所亲近的人。他叙述戴熙的事情说：“陈仲恕说，穆彰阿当权时，向戴醇士索要画作，戴醇士临摹吴墨井的山水画一幅给他，心意极其郑重。穆彰阿大怒，因为那是水墨画，没有设色。他对人说：‘戴某给某个优人画扇子还设色，难道看待我还不如优人吗？’竟在文宗面前诋毁戴熙，说他行为举止不检点。戴熙于是由侍郎降为三品京堂候补，后来虽然因殉难得到谥号‘文节’，但请求为他建立专祠最终没有获准。大概是穆彰阿指摘他临终诗‘撒手白云堆里去，从今不复到人间’这两句含有怨望之意。”按语：这里有不确之处。穆彰阿受到宣宗倚重任用，文宗却深深厌恶他。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文宗即位，到十月就下严旨责罪，将他革职，永不叙用。戴熙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借口生病辞职，奉命以三品顶带休致，这实际是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七月的事（早在闰四月就停止在南斋值班），并不是降为三品京堂，也与文宗没有关系。戴熙于咸丰十年庚申二月在籍殉难。（先因办理团练有功，赏给二品顶带。）五月，文宗下谕优厚抚恤，授予尚书衔，祭葬、世职均加等，赐谥‘文节’，建立专祠；他的家属等一同殉难，也一并表彰抚恤，附祀于祠。这些事情都有明文，并不是不准建祠。（穆彰阿早在咸丰六年丙辰去世，当然来不及知道这些事了。） 至于戴氏获罪的原因，欧阳昱《见闻琐录》前集卷六说：“浙江人戴熙，性情高傲，不合世俗，擅长写诗，尤其精通画法，名声在当时很大。宣宗时，他以翰林身份在南书房行走。同他一起供职的有几个人，性情和言论都与他格格不入，便嫉妒他。他们曾经诋毁他的短处，宣宗很不高兴。

译端午节时，发下一柄团扇，命南书房的人题写，当时没有分派给谁。戴熙得到后恭敬地题写上去。宣宗问某某为什么不题写，戴某为什么题写了；等到仔细查看，发现其中有一个‘束’字，写成了‘棘’字的一边。宣宗大怒说：‘为什么中间不写一横？这样不恭敬，怎么配担任南书房的职务？’命令他退回原职，戴熙第二天便称病。宣宗更加愤怒，认为他意气用事，立即命令将他开缺遣归。”所叙事情虽然不完全相合，但大体上似乎确有原因。胡思敬《九朝新语》“方正类”说：“戴文节在南书房时，不善于侍奉宦官。有一天他题画时误写了一个字，皇上命宦官拿着谕令让他改正。宦官只让他另写一幅，却没有告诉他原因。戴熙便另写了一张纸，但错字仍然照旧。皇上认为他是故意违逆触犯，于是撤掉了他的差事。”也可以参看。（另外，他在‘謇谔类’中 说：‘咸丰初年，戴文节在南书房值班，皇上命他讲授画法。文节当面奏道：‘如今四方多事，皇上正应当用心研究治理天下、使天下太平的道理；绘画只是末技，不值得学习。’当时舆论称赞他合乎礼义。’咸丰初年戴熙难道还在南书房吗？他叙述樊增祥等人记录女子典故的事情说：“王书衡对我说：‘天下记录女子典故最多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吴向之、樊云门、易实甫三人。不过三个人所记的又各不相同：易实甫专门记美女子，樊云门专门记坏女人，吴向之专门记老太太，足以引人一笑。’我把它记录下来，供人笑谈助兴。他记述赵秉钧祠堂说：“梁格庄有赵公祠，赵公就是赵秉钧，字智庵。赵秉钧曾经监督崇陵工程，死后葬在梁格庄。这座祠堂应当是赵氏家庙，祠内悬挂的挽联很多，其中有项城亲笔书写的挽联：‘弼时盛烈追皋益，匡夏殊勋楙管箫。’字写得特别豪放。项城除公文以外很少为人书写，楹联则只见过他在抱存处写的一副。袁、赵二人交情深厚，所以这副挽联特意用新笔书写。关于智庵之死，传闻说是项城毒死他的，大概是一桩疑案。”赵秉钧很有智谋，长期追随袁世凯，参与过许多袁世凯的秘密事情（宋教仁被刺一案尤其受到世人关注），渐渐使袁世凯对他产生畏忌。他死在直隶总督任上，议论此事的人很怀疑是袁氏造成的。他的死讯刚传出，总统府就由医官公布病状和经过，送给各报刊登，大概袁世凯也因为人言可畏，借此预防舆论非议。（后来袁世凯筹谋帝制，先颁布封爵制度，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忠襄’这个谥号很像是追赠的谥号。）严复写信给熊纯如，谈到袁氏时说：‘项城的败迹已经很多了，但没有比暗杀更严重的……他生性喜欢用诡诈计谋铲除异己。过去的事情姑且不论，革命军发动后，他又再次出山。’ ‘直到今天，像吴禄贞，像宋教仁，像赵秉钧，像应桂馨，最后又有郑汝成、张思仁、黄远庸。天下哗然，都认为是项城主使的。杀吴禄贞、宋教仁，即使说是公孙子阳以外的人所不肯做的事，还可以勉强解释；至于赵秉钧、郑汝成，都是平日所谓的心腹股肱，只因为想堵住泄露秘密的口，竟忍心做出这种事，更何况段祺瑞因为不同意称帝，闭门不出，几次遭遇危机。民间流传的说法怪异纷纭，这样一来，部下还有多少不离心离德呢？’把赵秉钧和郑汝成并列，是为了彰显袁世凯喜欢暗杀这一点。（其实郑汝成被刺，并不是袁世凯主使的。）袁世凯不擅长书法，所以很少替人书写挽联。我所见到的一副，是挽郑汝成的联语，写道：‘沪海竟失岑彭，衔悲千古；苍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大概就是袁氏最后书写的一副对联了。文辞很粗豪，却很有雄健挺拔的意味。（咸丰年间，官文、胡林翼上奏报告李续宾在三河镇阵亡的情形，文宗朱批说：‘详细阅览奏牍，不觉流下眼泪。可惜我的良将，不能让他善终。只希望他的忠魂不昧，将来再生出一个申甫来辅佐我。’ 所以曾国藩挽李续宾的对联说：‘八月妖星，半壁东南摧上将；九重温语，再生申甫佐中兴。’袁世凯挽郑汝成对联的下联，似乎就是由此以及汉高帝《大风歌》中‘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话联想到的。）书法粗犷率意，像是败笔蘸着淡墨写成的，却也深深具有强悍霸道的气势，和他的为人很相像。他还写了一块匾额，四字为‘河山壮气’；如果把‘气’字倒过来读，就是通常所说的‘气壮山河’，把熟语化为生新的说法，也可见其倔强。这块匾额大概可以称为回文体。（袁氏追封郑汝成为一等彰威侯。他的灵柩抵达京城时，治丧仪节极其隆重，是奉袁世凯之命办理的。在先农坛举行追悼会，前来吊唁的人云集一处，盛况达到一时的顶点。不久袁世凯去世，也在先农坛举行追悼会；这时与他亲近的人大多已经星散，其他人也大都为避嫌而不去，景象十分凄凉萧瑟。人情冷暖的不同情状，更足以令人产生‘一世之雄’的感慨。） 关于赵秉钧之死，挽词中我还记得有丁某的一副对联：‘盖世功名工策画，一生论定是权谋。’其中含有不满之意；但赵氏的才智谋略过人，这一点确实不假。（赵秉钧年轻时以走卒身份隶属于张曜的部曲，因而得以保举为武弁，后来放弃武职，捐资取得文职，以佐杂这样的微小官职任职于直隶，受到袁世凯的赏识，接连得到重用。显贵以后，他不能自我说明自己的世系，又没有儿子，有人便戏称他‘空前绝后’。） 光绪十六年庚寅，许多名臣相继去世：户部右侍郎曾纪泽、前兵部尚书彭玉麟、两江总督曾国荃先后去世。曾国荃谥号‘忠襄’，挽词中有一副对联说：‘辅国失三贤，去大司马少司农才数月；易名足千古，合胡文忠左文襄为一人。’一时传诵。听说这副对联出自臬司陈某，似乎就是江苏按察使陈湜。陈湜与曾国荃是同乡，平素关系深厚。我从前写笔记时，曾经提到过此事。江氏不这样认为，据他说：‘陈湜字朗仙，已经先去世了；这副对联是易实甫先生所作，我曾听家父诵读过。’按：陈湜字舫仙，是湘军老将；曾国荃去世以后，他确实还健在。甲午之役，他亲自参与军事事务，直到光绪二十二年丙申才在山海关任所去世（当时以江西布政使身份驻在山海关，办理湘军操练和防务事务），享年六十六岁，按例赐予抚恤，追赠太子少保，荫封儿子并建立专祠，距离曾国荃去世又过了六年。江氏在《趋庭》中所听到的说法，想来也有一定根据；如果这副对联确是易顺鼎的手笔，或许是他代替陈湜撰写的，也未可知。

译他评论马其昶记述吴汝纶的传记说：‘马通伯撰写《桐城耆旧传》，在写到他的老师吴挚甫时说，张廉卿辞去莲池书院院长职务，吴汝纶任冀州知州，拜见合肥李相国，李相国担忧没有人接替他。吴汝纶说：‘没有像我这样的人了。’李相国本应欣然同意，第二天吴汝纶就以院长的名义向李相国行拜见礼。这大概不是事实，本意是想抬高吴汝纶，反而涉及虚妄。我听家父说，旧制度是：藩司刚升任巡抚，拜见督抚时，仍然从甬道东角门进入，坐在官署中，然后才打开暖阁门请他进去。吴汝纶任冀州知州，在交卸职务以前本来仍是督抚的属吏，何况吴汝纶本来就是拜李鸿章为师的人呢。’这番评论很是允当。文人纵笔写作，往往只求写得兴会淋漓，于是导致不合事实。马氏文章颇为谨严整饬，也有这种过失。陈三立评价他的《抱润轩文集》说：‘曾国藩、张之洞以后，吴先生的文章达到极高境界。然而过分追求壮观，稍稍流于矜夸；那些作者不如吴先生之处，和文章淡泊简约、天然质朴而有时反而胜过吴先生之处，原因就在这里。’ ‘身处四壁之内的私下议论，冒昧地把它拿来质问天下后世。’按照江氏所说，这篇文章大概也因过分追求壮观而流于矜夸，成了它的缺点。《抱润轩文集》中有一篇《吴先生墓志铭》，叙述到这一节时说：‘任冀州八年，刚刚获得叙迁，忽然递上弹劾自己的奏章离职而去。李公挽留他而没有成功，于是把他安置为宾师，聘请他担任莲池书院山长。’这比传闻中的说法更接近事实记录，没有刻意铺陈。（书院主持讲学的人，旧时称为山长；乾隆三十年下令改称院长。谕旨说：‘各省书院聘请老师训导课业，过去一向有山长的称呼，名义很不相称。既然叫作书院，那么主持讲席的人自然应当称为院长。’民间虽然仍沿用山长这一称呼，但传记、志书中的文字以称院长为宜。） 我阅读江氏这部书，在介绍、叙述和引申之外，间或根据自己的见解略作商榷订正，目的在于对补救流弊有所帮助，借此稍稍符合自己谦冲的心意，并不敢过分指责。《南斋日记》仁和县（今杭县）人徐花农（徐琪），是光绪庚辰年翰林，颇有文章声誉，曾在南书房行走。（官至内阁学士，代理兵部左侍郎，因涉事被革职。因祝寿获赏三品职衔。）他亲笔书写的日记名为《南斋日记》，共有若干册，去世后从他家中流出，散失不全。我只见到其中第十五册（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元旦至二月初九日）和第十九册（己亥五月三十日至九月十七日）两册，其中有关掌故的记载可以用来查考浏览，可惜不能看到全部。己亥年正月，徐琪由司经局洗马升任翰林院侍讲。第十五册在这月二十五日记道：‘……退值回到寓所，已经接到报告：内阁奉朱笔，圈出“朱益藩转补翰林院侍读，徐琪补授翰林院侍讲。钦此。”跪着听读以后，感激和惭愧难以言表。我徐琪任洗马才满六十四日，又蒙皇恩破格升授这个职务，皇恩高厚，祖德绵长，感激欢欣，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只有更加勤奋努力，希望不负皇上宏大的恩慈于万一。当日就缮写谢恩折。（奏折写道：‘奏为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本月二十五日，内阁奉朱笔：“徐琪补授翰林院侍讲。钦此。”跪听之下，感激、惶恐交集。伏念臣有幸忝列侍从，接连承受皇帝诏令，官阶升至洗马，深深蒙受特别优厚的宠眷。光临觐见仪鸾殿，仰承慈恩的丰厚；在东观得见藏书的丰富，主管群书编纂；在南斋增添掌笔记录的光彩，恩宠超过通常官阶。承受的生养栽培之恩超过常格，时常惭愧无法报答。如今又特意颁发朱笔诏令，荣耀地授予青琐之职，正值元月，欣喜听到温和的诏旨传来；宫闱广泛沐浴慈恩，恩赏及于近侍群臣。六经内容极其广博，贵在阐明其中真实的义理；蒙受九重天子的特殊恩施，更显得不合分际。惭愧没有丝毫功效，越发证明皇恩的高厚；臣只有发誓更加谨慎勤勉，努力做到周详融洽，追溯伊洛一带的学术源流，勉励儒学宗师进德修业，在蓬莱宫前侍奉朝见。早晚尽力献上议论和思考的成果，希望稍微竭尽自己的愚诚，以报答屡次承受的宏大恩赐。所有微臣内心的感激，谨缮写奏折叩谢天恩，恭请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交给杨苏拉，明天递上；发电报告诉曲园老师和如皋顾梅卿老师。……’ 二十六日记道：‘六点钟，穿常服、挂朝珠，进入福华门。杨苏拉已经把奏折递上，稍停片刻，坐船到瀛秀园门前等候。恰好这一天景东甫阁学代理兵部侍郎，李荫墀前辈代理礼部侍郎，三人一同到仪鸾殿谢恩。由东甫出面口奏：臣景沣等叩谢皇太后天恩。三人都脱帽叩头，起身退出。这一天，慈颜温和晴朗，皇帝的龙袍光彩辉煌。小臣有幸拜受恩光，实在感到无比欢欣。（按：德宗大概因病没有出来，《日记》连续几天都说恭敬地查看皇上的脉象。）……中午回寓所祭祀神灵、叩拜祖先。这天报子赏钱四十千，内阁道贺十千，又加四千；吏部和各处苏拉道贺，也都有赏钱。’ 二十七日记道：‘翰林院送来通知，请我到日坛陪祀；我回答说，内廷另有差事，因此不能送来。又请示到任日期，定在初二日午刻。……听说到任赏钱二十八千，这天茶房赏钱四千。’

译二月初二日记道：‘午刻到侍讲任所，穿补褂、挂朝珠；到了衙署门口下车，属吏跟随入内，呼道请安。吏员引导我到清秘堂稍坐，更换朝服，到至圣先师牌位前，在台阶下行三跪九叩礼（吏员赞礼，鸣钟击鼓）。礼毕，回到清秘堂，更换补褂、朝珠，进茶稍坐，给吏员等二十八千酒资。随即到昌黎祠前，行一跪三叩礼，进入屋内。今天正值春祭，所以陈设的牲醴、果品很多；恰好在这天前来展谒，更显出我与韩公文字之间的深厚契合。礼毕，立即登车。回想庚辰年考中进士到衙署时，看见读讲官一直到登瀛门都有人喝道引导，心里暗自羡慕。如今过了二十年，也蒙受皇恩破格升到这个职位；若不是祖德绵长，怎么能够达到今天呢？感激之深，应当作诗记录。……’侍讲记恩诗：‘典数开元纪集贤，’（《唐书》记载：唐玄宗曾经每天选一名年高有学问的人侍读，设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讲读’这一称呼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皇朝厘定记冯铨。’（本朝顺治元年十一月，大学士冯铨等上奏，确定翰林院为正三品衙门，设置侍读、侍讲各二员。） 龙飞创制，先设内三院；（国初天聪十年，设国史、秘书、宏文三院，作为内三院。顺治元年二月增设三院学士，五月命令京师各衙门照旧录用，翰林院之名由此确定。）翰林同僚成双趋行，起初只设一员。（明初规定翰林院侍讲二人、侍读二人。我朝顺治三年规定侍读、侍讲各一员，十五年才设侍读、侍讲各三员，至今仍按这个数目。）品级旧时可与宰辅相比。（明初设置翰林院，为正三品衙门；洪武十四年改为正五品衙门；洪熙元年规定，大学士加三师者为一品，加尚书者为二品，加侍郎者为三品；如果没有加官晋升，只任大学士，则仍为五品。我朝顺治十五年规定，翰林院大学士加殿阁衔，满、汉学士各设一员，品级为正五品。这样看来，明代的大学士和国初的掌院学士，品级都与现在的侍读、侍讲相同。）科举名次仍在状元之前。（国初殿试一甲第一名称为状元及第，使用六品官服。按：明洪武十八年规定，侍读、侍讲学士各二人，品秩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二人，品秩正六品。我朝顺治十五年规定，汉侍读学士三员、侍讲学士三员，品秩从五品；侍读三员、侍讲三员，品秩正六品。这大概沿袭明制，可知当时他们的服饰正好与状元相同。） 恭谨遵守先朝的制度，官帽衣带的光彩从乙巳年开始。（雍正三年乙巳十二月，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晋为从四品，侍读、侍讲晋为从五品；现在学士和读讲的品秩都以此为准。）……入翰林二十年，官做到侍讲，感激而又欣幸，竟到了这样的地步。（侍讲、洗马都是从五品。由洗马升任侍讲，不过是按资历平级调转。由侍讲转补侍读的朱益藩，是光绪庚寅年的翰林，属于徐氏中进士四科、十年之后的一辈。）词曹的品级，后来又经历了升降改定。宣统元年己酉八月规定，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均为正四品，侍读、侍讲均为从四品；撰文、秘书郎（都是詹事府裁撤后设置的官职）、修撰均为正五品；编修、检讨均为从五品。（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二日记载：“收到凤相的信，讲读官升级了，无论在家还是在任，一律可以改穿四品服。于是让仲侯买一颗青金石蓝顶，到瑞记照相馆拍摄穿戴官服的照片。”当时叶昌炽以开缺侍讲身份居籍。凤相指大学士陆润庠，字凤石；这是原任官员品秩忽然晋升，不能说是升官，只能说是官品升高。清末这种官品升高的事情很多。）

译第十九册己亥五月三十日记载仪鸾殿召见：“病还没有痊愈，五点钟骑马入值，家人见病得很重，都阻止我前往。徐琪知道今天是翰林院当值的日子，皇太后一定会召见；如果偷懒不去不合适，于是抱病骑马，竟然还能够勉强支持。到斋房稍坐，果然传命召见。乘船到瀛秀园门内的五间房，又稍坐，见到苏子熙宫保军门（元春），一见面就像旧相识。这天分三起召见：徐琪第一，苏元春第二，军机大臣第三。有奏事太监引导进入瀛秀门，将到殿阶时，看见殿前陈设的都是珠兰、茉莉、蕙花之类，花盆全是细瓷五彩的，香气扑鼻。中官引路在前，登上殿中台阶，打开中门，进入殿内向东走，看见殿中陈设的花与外面相同，只是花盆稍小；因为即将召对，不敢仔细观看。快步走到东暖阁，那里有黄色纱帘。中官面向北打开帘子，大概是因为宝座靠近窗户、面向北而设；臣下从北面上前，所以从北面掀帘。进入暖阁，看见靠窗设有一张御榻，皇太后的宝座在榻的东面，中间放着一张炕桌；皇上的宝座在榻的西面，前面设有一张御案，案上罩着黄缎，臣下的履历片放在案上。案子下面设有一张一品官用的坐垫，正好放在中央；坐垫北面摆着几盆花。臣下不是一品官，不能登上坐垫，于是在坐垫下方，面向东南，迎着皇太后的御座跪下。过了一会儿，皇太后问：‘你是哪里人？’臣回答：‘臣是浙江人。’又问：‘哪一科进士？’臣回答：‘臣是庚辰科进士。’又问：‘浙江年成多好吗？’臣回答：‘是，浙江年成大多很好。’又问：‘浙江的雨水大体都调匀吗？’臣回答：‘是，浙江的雨水大体都很调匀。’又问：‘宁波有水勇，有人说可以训练成军，究竟怎么样？’臣回答：‘宁波水勇也可以训练，但台州民情强悍，似乎台勇比宁波还强。不过咸丰年间办理军务时，宁波训练的绿头兵也颇为得力。’又问：‘那是在捻匪时期吗？’臣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她又问：‘是在粤匪时期吗？’臣回答：‘是。’又问：‘浙江有教案吗？’臣回答：‘浙江的教案还不多。各省办理教案，全在于州县任用得人；如果有洋人来，就立即接见他；发生教案便立即审讯结案，决不会导致事情扩大。’ 现在各地发生教案，总是不肯立即接见洋人，平时又不把详细情况告诉百姓，于是愚民便凭借没有根据的言论行事，有的是迫于公众愤怒，也有的是想借机抢劫，并不是真正的义民。’皇太后说：‘可不是这样。现在山东、四川等省都有教案，总要外面把事情办好；如果闹到宫里来，事情就不好办了。’臣回答：‘是。如果闹到宫里来，事情就不好办。’又问：‘近来时局多艰难，除了练兵以外，还有什么策略应该办理？’臣回答：‘现在以练兵为第一要务。练兵以外，只有理财。’ 但本朝与前朝不同，从来没有增加赋税的名目；如果理财不得其法，民间就会受到牵累。还是推广蚕桑最有利，获利也最广。’皇太后说：‘可不是这样，增加赋税绝对不能实行。理财的事情，地方官办理不得其法，百姓就会受累。’臣回答：‘是。’又问：‘浙江多产丝吗？’臣回答：‘是，浙江产丝。’又问：‘丝是湖州的好？’臣回答：‘湖州的丝最好。杭州府所属的海宁州等地，产的丝也有很多好的。’又问：‘洋人也来买丝吗？’臣回答：‘洋人也来买丝。他们一定要等丝货全部齐备、价格将要下跌时，才肯来购买，所以中国商人往往吃他们的亏。’皇太后说：‘洋人做生意，大多比中国商人精明。’臣回答：‘是。’

译中国商人的心思赶不上洋人，所以在商务上常常吃他们的亏。’皇太后说：‘正是这样。就像矿务、铁路，也大多没有获得利润。聘用的矿师往往本领不高，也找不出真正的矿苗。’臣回答：‘是。外国开矿，往往在这里安置机器，挖到见水以后仍然继续向下挖，一定找到真正的矿苗才停止。中国商人安置机器，挖到见水而没有矿苗，就把机器搬到别处，因此花费的成本较多，所得利润反而较少。何况购买机器的资本已经很重，而机器产生的利润又不能很快见效。’皇太后说：‘是。机器成本既大，获利却也非常缓慢。’臣回答：‘是。如今的时势，如果不讲求洋务，未免迂腐疏阔。但机器等事情，实际上没有大利可图。’又问：‘铁路也没有利润，是什么缘故？’臣回答：‘铁路在外国比较容易招商，所以获利比中国丰厚。’又问：‘浙江农工商局近来办理得怎么样？’臣回答：‘现在浙江经刘树棠竭力整顿，各方面应当都会有起色。比如从前养蚕不精细，近来仿照西法，先用显微镜检查，把有毛病的蚕卵先挑出来，所以近来养的蚕既好，丝也比从前漂亮（“漂亮”两个字，是京城中的说法，仍指光洁）。’ 至于谋求兴利的办法，例如浙江岱山从前产盐，抚臣每天派人去收盐，但盐产得越来越多，官府款项却供应不上，于是私盐贩子充斥各处，仍然没有办法。’皇太后说：‘可不是这样。私盐贩子最可恶，他们运来的盐比别人的好，价钱又便宜，所以百姓大多贪图便宜而吃他们的私盐。’臣回答：‘是。’谈到这里，皇太后神情从容温和地告诉臣：‘你是近臣，学问又好。如今时局艰难，对内应当修明的内政、对外应当推行的外政，你可以随时分条上奏，没有不立即见效的，也没有不马上办理的。’臣回答：‘是。臣如果有见解，当随时奏闻。’皇太后问：‘你会画画吗？’臣回答：‘臣只是学着画画。’皇太后问：‘画得很好吗？’臣回答：‘臣只是粗略学过，平日瞻仰皇太后的御笔，实在十分钦佩。’皇太后说：‘画画就是章法不好安排。’臣回答：‘皇太后的画，章法实在好极了，臣十分钦佩。’皇太后说：‘今年因为事情忙，也没有多画；往年节日期间画得多，你们得到的赏赐也多。’ 今年画得少，所以很多人没有得到赏赐。’臣回答：‘是。现在事情比从前更加繁忙。’皇太后又说：‘我每画一件东西，大多是留着自己使用，所以临时教你们题字。随时需要题字，你们题得越好，就越辛苦。’臣回答：‘这总是皇太后的恩典。’皇太后又说：‘嘉庆、道光年间，南书房中有很多人会画画；现在有的能画，有的不能画。’臣回答：‘是。’皇太后又说：‘你的大字匾额、对联大多写得好，写大字有基础吗？’臣回答：‘没有基础。’皇太后又说：‘大字放在桌上看着好，不一定准确；总要悬挂起来看着好，才算真正好。’臣回答：‘是。’皇太后又说：‘你平时用什么笔？’臣回答：‘写“福”字一类的字用棕笔，写蜡笺还用羊毫。’皇太后说：‘棕笔不太好用，还是羊毫在转折处显得圆润。’臣回答：‘是。’皇太后又问：‘你多少岁？’臣回答：‘臣四十二岁。’问到这里，停了一会儿，回头对皇上说：‘皇帝还有什么要问的，就问问。’ 皇上说：‘你每天都进宫来吗？’臣回答：‘是。臣每天进宫当差。’皇上又说：‘衙门里还常去吗？’臣回答：‘衙门里的事情不多，有通知传来就去。’皇太后说：‘翰林院那边事情简单吗？’臣回答：‘是。翰林院事情简单；有内廷差事时，翰林院署中就不常去。’皇太后又问：‘侍讲几员？侍读几员？’臣回答：‘汉侍讲三员，侍读三员。’臣于是奏告皇上：‘近来圣上服药后病情大有好转吗？’皇上说：‘天天诊脉，你看得多了。’臣回答：‘是，诊脉的情况臣看到了。’谈到这里，臣想着问话已经很多，稍微跪着凝神，等候垂问或命令起身。皇太后从容地说：‘那没有你的事了。’如果说完整的话，应是‘那没有你的事了，你还是先下去’，后半句还没有说出口；所谓‘那没有你的事了’，是优待近臣，不想让他立即出去，但时间已经不早，又不能不让他出去，所以含蓄地说‘那没有你的事了’。从前皇上垂问，问完时也这样说。臣领会其意，抬头瞻仰皇帝的面容，见皇帝没有继续向下询问，便起身向西北退出一两步，已经靠近帘子，便用右手托住帘子，先伸出左脚，仍然面向皇上；右脚随后伸出，转身侧过身体便背对皇上，这是非常不敬的。左脚伸出后，上半身才轻轻闪出，用右手放下帘子，然后右脚跟着迈出，仿佛有神灵相助。中官在台阶下等候，臣仍从中门出来，便向东快步走，再向南走出瀛秀园门，仍然乘船回到斋房。这天徐琪拖着病体，幸而没有跌倒失态，而且皇太后垂询长达四刻多钟，皇太后多次称赞，这些都托赖祖先的福荫庇佑、遗留下来的恩泽绵长，才能达到这种地步。谨慎地把皇太后垂询和臣回答的话详细记录在这里，以记载自己的欣慰和感激。”徐氏当时任翰林院侍读，他所记这天召对的情形非常详细。虽然看起来与宏大的政务没有直接关系，却很值得玩味。当时正是戊戌政变后一年、庚子事变前一年；义和拳仇视洋人，动机源于民众对教会的恶感，所谓教案就是它的先导。孝钦皇太后对于教案增多且难以办理十分忧虑，这种心情从谈话中已经显露出来，可见事态已经逐渐严重了。

译徐氏不久升任右春坊右庶子，抱病入宫谢恩。六月初一日记载：‘因为昨天召对时跪了很久，病情又加重，不能入值；已经和同事说明，没有请假，从这天到初十日都没有入值。’（按：十一日至十三日，日记都说没有入值，是因为病还没有痊愈。）十四日记载：‘没有入值。报子送来，得知奉到朱笔谕旨：“徐琪补授右春坊右庶子，钦此。”自己想来才学浅陋，前几天蒙受召对，不到半个月又承受破格升擢，君恩和祖德，不知道怎样报答；明天应当扶病前往陈谢。……詹事府以及各处来道喜的人到了，赏赐与此前相同。’ 十五日记载：‘五点钟起床，病得很重，走一步腿就疼，于是坐着穿衣穿鞋，让两个人扶到厅堂，家人又阻止我去。徐琪说：“假如出军临阵，难道也害怕这点病吗？”于是奋力挥臂上马，奇怪得很，一骑上马便不疼了。走到宣武门，因为几天没有进食，眼花气促，便到一家店铺中稍作休息，然后继续骑马。再次骑马到灵清宫，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又休息，再骑马才到福华门。两个内监扶着我上船。上岸后到斋房，又稍坐。再次上船，到瀛秀门前，见到立豫甫侍郎。稍停，传来宣召。两个内侍还扶着徐琪到秀瀛门，徐琪命令他们不要再扶。快步进入，到了仪鸾殿前。当时皇太后已经升殿，御座仍然在中门内。徐琪望见皇太后的面容，立即脱帽口奏：‘臣徐琪叩谢皇太后天恩。’奏完叩头，起身退出，行动平稳得像没有生病时一样。内监见了，都说：‘奇妙极了，真像没有生病一样。’拜见军机大臣王公后，仍然乘船到斋房，又稍坐，然后出福华门，仍然骑马回寓所。今天谢恩，本来实在无法走出家门，竟然骑马往返，并且按礼仪跪奏，都是皇恩照耀、祖德以及神佛保佑所致。欣慰感激之情深厚，更加勉励自己。’ 到家时天已经过了午后，病情又加重了。谢恩折的抄录如下……：奏为恭敬感谢天恩、仰请圣鉴事：本月十四日，内阁奉到朱笔谕旨：徐琪补授右春坊右庶子，钦此。跪着聆听之后，欣喜感激得无法形容。臣想到自己忝居侍奉金坡〔？〕之列，多次承受恩宠，供词林诵读。刚刚升到侍读的品阶，便趋近香案依次行礼；又将担任掌管书籍的职务，承受接连颁下的恩诏。惭愧自己还没有报效微薄的忠诚，如今又蒙受皇上的诏谕，特别越级晋升为坊官。这次恩典深厚，尊贵超过中护的称号；温和的谕旨频频加给，所选拟的职位又承担了承华殿的重任。宠荣更加深厚，报答称颂尤其困难。臣的学问比不上颜含，才干又愧于荀纬；忝居清要官班，自己庸拙疏懒的警惕更加深切。只有详细查考典籍档册，希望竭尽驽钝浅陋的能力。面对如临冰渊更加战栗，或许可以稍稍报答皇恩的隆盛。臣所有微薄而深切的感激之情，谨缮写奏折叩谢天恩，恭请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侍读升任右庶子，也是依照品级逐步晋升，并不是急剧的破格擢升；但他抱病骑马，赶到帘前谢恩，感恩而忘记病痛，一时很像俗话所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他所记录的神态情状清清楚楚。至于把入朝谢恩比作出军临阵，儒臣这样的比喻也颇为奇特。咸丰年间战事兴起时，以文职统领军队的唐训方（道光庚子举人），在湘军名将中也是一员儒将；他在《从征十六图》中亲自记述抱病鏖战说：‘作战是危险的事情，疾病也是危险的征兆，孔子对此很慎重。到了疾病和作战同时成为危险，生死只在呼吸之间，关系到的并不只是自身；如果不慎重，能有所成就吗？’ 江右义宁州有一座山叫鸡鸣山，山势盘曲幽深而雄奇，背靠州城，像墙一样陡立；它的左边叫凤凰山，也高峻挺拔。贼军攻陷州城后，分别占据这两座山。咸丰五年秋天，我率军前往围剿，驻扎在乾坑（距州城四十里）。贼军多次出来迎战，都被我击败。到达鸡鸣山山麓时，我突然病倒了。贼军起初畏惧我的锐气，到这时见我兵力少了，便非常轻视我。我估计他们已经没有戒备之心，便催促部队交战，并发誓亲自冲在前面。各位将领劝我稍稍休息，我说：‘你们都冒着箭矢和滚石作战，我怎么忍心躺在床褥上休息呢？’于是我勉强起身，怒气冲冲地跃起，族侄副将子云（敏兴）扶着我飞奔。那时我正发热，脸和眼睛像被火烤一样，诸将却说我是杀气郁积、气势勃发，争相奋勇呼喊着攀登山壁，像数百只猿猴一样跳跃而上。贼军惊骇失措，纷纷溃散，坠落悬崖、跌入深谷的人接连不断。于是我们乘着锐气夺取了鸡鸣、凤凰两山，又收复了州城。后来州人就在我当初到达的地方立石，题写‘唐公胜处’。这究竟是感念我把性命托付给他们，还是眷念我舍生取义呢？我不敢断定。唉，世上并不是没有流血发誓、誓师出征、希望平定大乱的人；但一遇危急便意气消沉，借口说这是持重，反而谨慎得像武乡侯那样，至于粮食少了仍然冒险赴难，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才是真正的出军临阵。韩超（道光甲午副贡生）以文职身份在贵州建立武功，也是一个儒将。他的幕客空六居士曾撰写《独山平匪记》（记咸丰四年的事），其中说：‘……出发那天，他率领八十名精锐勇士，到关帝庙举行祃祭仪式，叩拜完毕，祝祷说：‘韩超这次去，不怕死，只怕生病；一旦生病，就难以办事了。愿帝君保佑我不要生病，以拯救万民。’说到‘难以办事’这句话时，双眼都流下了眼泪。门外的众勇士听了十分感动，齐声高喊：‘我们都愿意和您一起死。’喊着杀敌冲了出去。’那么，出军临阵而怕生病的人，各自都显露出壮烈的气概。把这段记载同徐氏的记述合起来看，也颇有意味。记载太常仙蝶，七月十九日说：‘退朝后，来到池边，又在石头上看见太常仙蝶，和五月间看到的相同。’ 二十一日说：‘我私下想，前几天看见了仙蝶，今天也许还能再见。因此到御园的六月菊上去寻找它们，四只仙蝶一齐出现：一只是黄色底子、黑色斑纹，就是传说中左翅有残缺的那只；一只是黄色底子而略带红色，并有金色、翠色的茸毛，就是裕寿田前辈家所见的那只；一只翅膀中央有两簇翠色茸毛，就是在陶然亭见到的那只；还有一只外表也有黄、红、翠三种颜色，都是四只脚、两根触须，触须顶端各有两颗枣形的珠子，真像仙人一样。’ 徐叔鸿方伯扶乩降笔，说这是四位仙人，今天所见的情况正好相合。……” 二十二日说：‘在御园又看见仙蝶，其中有一只特别大，白色底子、黑色斑纹；白色纹理都呈菊花形。飞翔时，黑色斑纹变成翠色，白色底子变成淡绿色，两面都透光，远看像玻璃镜子，和琪梦中所见遍身缀满珠玉的情形完全相合。它大约有五寸，想来确实是罗浮仙种乘云来到这里，同太常仙翁会合成一体的。连续多日屡次得到仙人赐示，不能没有诗，应该拈取韵脚把它记下来。’

译二十九日说：‘这几天仙蝶总是时常来。有时一只，有时两只，有时三四只。作为仙蝶使者的蝴蝶，有白色的，也有淡黄色的；白色的常常见到，淡黄色的却很少有。’ 八月十二日说：‘今天仙翁又来了，一只是黄色底子、黑色斑纹，另一只是黄色底子、略带绿色，都具备黑、白两色的纹彩；它们都长久停立不去，真是神异的踪迹。’ 二十六日说：‘太常仙蝶多次来到西苑，今天又接连看见它们，于是写成四首诗，抄录如下。连续几天早晨在西苑当值，多次看见太常仙蝶，谨作诗记载：‘宣南五处见仙踪，（仙翁到来，先是在莲花寺见过两次，在寿蘅师处见过三四次，在江亭见过一次，在云山别墅见过两次，在虎坊桥寓所又见过一次。）城北元灯结瑞重。（裕寿田前辈住在城北，前年试灯那天，仙蝶聚集在庭院中，寿蘅师命琪前往描摹形影，并赐诗，诗中有‘北郭于田大捷回’一句，还绘制了《踏雪传真图》。）已经帮助天街增添了美丽的春光，何况又承受了太液池浓厚的恩泽。……元老昨天刚刚编纂画史，才知道祥瑞应验于真诚。（寿蘅师辑录各种遇见仙蝶的祥瑞，其弟徐叔鸿方伯题名为《应瑞孚诚集》。）……九重宫阙的天子诗章高悬在云霄，（高宗有《御题仙蝶诗》。）满身云气，点缀着珠玉。（前年我梦见一只蝴蝶，大约五寸大，浑身都缀满珠玉。后来在裕寿田前辈家看见一只仙蝶，身上都有玉色斑纹，和梦境正好相合；今天所见的又与之相同。）……芝草生长时根部一同寄托，（今年琪的庭院中又生出了芝草。）’ 桂花香气中，菊花刚刚焕发新姿。（御花园中的六月菊一眼望去如同锦缎。）丹青尺幅夸耀摹写，（前代贤人多次绘图描摹。） 要扶持它飞翔，须知它的翅膀像车轮一样。’（传说仙翁冲上云霄起舞时，翅膀逐渐变大，有如车轮。）己亥年秋八月，徐琪初稿。’ 太常仙蝶过去曾在士大夫之间广为流传，屡屡见于记载，歌咏文章相继不断；徐氏的记述，也属于这一类。醒醉生（汪康年）的《庄谐选录》卷八说：‘长沙某位尚书平日专门敬奉太常仙蝶，常常抬头凝望、空自想念，动不动就下拜，长久站立等待。有一天，仆人说仙蝶降临到他家，尚书急忙穿戴好衣冠前去观看，见到一只活泼生动的蝴蝶，果然是仙蝶。于是立即把它迎回宅中，召集门生，共同祭祀它，并且饮酒吟诗，连续多日。又听说仙蝶能够饮酒，于是竞相把酒喂给它，蝴蝶疲困不堪，终于突然死去；有人说这是尸解了。尚书便制作了一只紫檀小匣，收藏它留下的蜕壳，准备在匣上题写‘太常仙蝶’。有一个杭州籍门生独自争辩说：‘这样仍然是把它当作蝴蝶看待，应该写成‘太常蝶仙’。’尚书说：‘不行。我恭敬地读过高宗纯皇帝的御制诗集，诗中确实称作‘太常仙蝶’，祖宗的训示不能不遵从。’于是仍按原来的题字，并把它埋葬在空地缝隙之中（等待收入记载）。’这段话的语气带有戏谑意味。长沙的某位尚书，大概就是指徐树铭寿蘅；那个杭州籍门生，似乎也就是指徐琪。记载孝钦皇太后祈雨。八月二十一日说：‘慈圣因为入秋以来少雨，在宫中设坛祈祷，命琪撰写求雨文，命吴士鉴书写。用黄绫作封面、黄纸作内页并衬红色，折子比平常的贺折宽约三分、长约一寸，当天就撰写、书写后呈上。’文辞抄录如下：‘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八月某日，臣那拉氏率领儿子臣下，恭敬地祭祀昊天上帝说：时令已经到了西成之时，收获庄稼，盼望出现丰年的祥瑞；心中殷切期盼春耕，深深希望土地肥沃。可是秋日阳光格外炎热，甘霖却迟迟没有普降，只因相信上天之心可以感通，所以臣下的思念更加虔诚。于是竭尽赤诚之心，向苍天祈求。伏望广施恩泽，厚降祥雨，使二麦能够怀新，良苗得以播种；赐四郊普遍润泽，使嘉谷都能成熟。依赖仁爱之心暗中感通，希望百姓全都得到安慰。仰望祈求上天明察感应，谨以馨香奉献，臣下祈祷迫切、等待天命，至为惶恐，谨此奏报。’ 二十二日说：‘听说昨天撰拟的求雨文，已经得到慈圣阅览；当天就在仪鸾殿西面设坛祈祷。慈圣为百姓祈求生存，至诚感动了上天，当天便大降甘霖。’ 九月初三日说：‘慈圣因为连续多日没有下雨，祈祷之心更加诚笃。听说今天邯郸铁牌可以运到京城，奉送到西安门内的大光明殿；将来下雨后再铸造金牌报谢。金牌不能存放在寺中，就存放在直隶藩库；再由藩库铸造铁牌存放在寺里。听说平时铸造金牌要用黄金二百四十两，这次慈圣命令增加七十两，因此必须重三百十两。今年金价很高，每一两黄金可以换三十七两白银，那么一块牌所用的黄金实际价值就是一万多两白银。国家如此重视民生，不惜动用内帑来报谢上天，实在是亘古少有。晚上风云四面聚集，下了一场小雨，农民的心情稍稍得到安慰。’ 初四日说：‘慈圣又命我撰写祈雨文，当天就撰写、书写后恭敬呈上。’文辞抄录如下：‘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九月某日，臣率领儿子臣下，恭敬地祭祀昊天上帝说：秋天将要深了，露水渐渐凝结成霜，上天一定会察知此情。为什么浓云密布却不下雨？臣下的诚心已经上达云汉，急切盼望恩泽降下大雨。因此再次竭尽微薄的诚心，仰求福佑。从前殷汤以六件事情请求祈祷，对自身的渺小深感警惕；《春秋》记载下雨三日成为霖雨，实在全靠昊天的眷顾。所希望的是甘美的泉水涌流而下，厚重的恩泽遍布各处。润泽遍及京畿，百谷承受滋生成长的恩德；田野间欢声四起，万户蒙受涵养培育的仁恩。或许年终能够告成丰收，全都依赖苍穹慈爱的普遍救济。谨此奏报。’ 十四日说：‘因为连续多日祈雨仍未下雨，又奉懿旨命我撰写求雨文，当天便撰写、书写后呈上。’文辞抄录如下：‘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九月某日，臣那拉氏率领儿子臣下，恭敬地祭祀昊天上帝说：连续呼喊祈求已经十多天，早已传达到苍穹的听闻；耕种千亩田地，众人都盼望年终获得丰收。然而绿色的田野深切盼望新苗，却仍是赤地一片，尚未出现土地破块、可以播种的情形。九重云霄之上长久企盼，急切依赖恩泽降临；在漫漫长夜中通达诚心，再次申明祈祷。伏愿神明广施恩惠，昊天垂下慈爱，消除经常刮风所带来的灾气，以甘雨普降生机。特此陈述虔诚之心，希望顿时解除积聚的炎热；俯察愚诚，必定仰赖上天仁爱。不胜急切等待天命之至，谨此奏报。’

译深宫中的祈雨，不论效果如何，根本上都出于重视农业的用意。金梁《四朝佚闻》说：‘光绪三年，朝廷接连下令筹办山西旱灾的赈济。’刘氏《续通考》（按：也就是刘锦藻的《皇朝续文献通考》）原来的按语说：‘山西、河南大旱，朝廷恩典接连普降，下诏责备自己，甚至说出‘上天降下的惩罚，为什么不转移到宫廷来’这样的话。听说两宫皇太后率领皇上在露天祈祷，长跪了三四个时辰之久，抬头看见星月明亮，甚至悲恸哭泣。按照旧例，祈雨疏文由翰林院撰写呈进；这一次特意命南书房恭敬拟写，文辞意旨迫切，不亚于桑林祈雨。具名时写作‘臣某某氏率子男某某’，也是创例。’前面的事例可以作为印证。（‘子男’二字，应当以徐氏记载的‘子臣’为正确。）关于邯郸铁牌，徐氏的记载也算是一则小掌故。董恂《自订还读我书室年谱》同治九年庚午记载：‘六月初七日，先前因为祈雨，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函给曾涤生通侯（当时以大学士身份任直隶总督），请求从邯郸请来铁牌；到这时雨下得深透，便前往都城隍庙恭敬送还铁牌。’ ‘ 当时董恂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总理衙门本来是为办理外交而设立的，却还涉及这样的事情，也很奇异，所以附带抄录下来。陈夔龙任河南巡抚时，也曾因祈雪而跨省向邯郸请求铁牌。他的《梦蕉亭杂记》卷二记述这件事说：‘光绪甲辰年冬天，中州遭受旱灾，大河南北数千里都极其迫切地盼望下雪。我率领司、道、府、县各级官员，设坛虔诚祈祷，却始终没有消息。当时已经是仲冬，春麦急需播种，焦急盼望尤其迫切。我回忆从前任京兆时，亲眼见过本任王府尹培佑奉命到邯郸县龙井恭请铁牌到京，第二天就下了大雨，效果显著。于是派遣道、府级大员，虔诚前往直隶邯郸县恭请铁牌。’ 当时文武同僚都说，隔省祈祷，河南以前从来没有办理过这种先例，意思是想阻止这次行动。我说，天与人的道理相通，并不分什么界限，只要诚心能够感动上天，何必拘泥于成例呢？于是只用一纸公文，通知直隶总督查照办理。当时京汉铁路已经接轨，往来非常方便。铁牌请到的那天，过了黄河南岸后，距省城约十多里，祥符县令骑驿马前来报告；到了晚上戌时进城，应当先到龙神庙恭候。我要出衙门时，默默观察天象，只觉得有几片淡云点缀，月色朦胧。心里想，天色这样，恐怕不会立即降下吉祥的雪；谁知轿子刚到庙门，朔风迎面扑来，寒冷得异常刺骨。随后把铁牌恭敬供奉在神龛中，率领属员行礼完毕，已经有薄薄的雪花纷纷飘落，满地都是，众人都惊异不已。从夜里一直下到天亮，经过一天左右，积雪厚达八寸多，四野都得到充分滋润，人心因此欢欣喜悦。第二天举行谢降仪式，我率领协助祭祀的各位同僚，都聚集在二曾祠的瓣香楼，举行公宴赏雪，并赋诗记事。诗作载于松寿堂《大梁集》中，唱和的有二十多人。曾书楷把诗刻在石上，镶嵌在祠堂的石壁中，用来留下这场雪的痕迹。’这里极力称说铁牌的灵异，也可以作为谈论铁牌故事的旁证。《宦游纪略》嘉庆年间，贵筑（今贵阳）的高廷瑶（字青书）以举人身份任通判，连续升任知府，历任安徽、广西、广东三省，享有办事有才干、政绩清明的声誉。他所著《宦游纪略》二卷，叙述自己的仕宦经历，很有可观之处，尤其足以供治学者参考。我所见到的共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刻本，题署‘桐乡严锡康重刊’，卷首冠有‘胡文忠公致前贵州荔波县知县严伯雅太守（锡康）手书（胡公当时任贵州候补道，补授黎平府知府）’；有六篇序，分别是：咸丰十一年辛酉孟春，前贵州学政、翰林院编修鲍源深；咸丰十一年辛酉季冬，前署贵州按察使、后学沈西序；前漕运总督愚侄朱树；（咸丰己未）十二月既望，候选知县、世愚侄莫友芝；云阳县训导、前署广西柳州府融县知县、后学李咸若；同治元年壬戌季春，顺天府尹、侄婿石赞清。另一种是排印本，题署‘安徽印刷局印’，有四篇序：滇刻本《宦游纪略》序，光绪二十年甲午秋九月，滇黔使者仁和王文韶；和州鲍源深（文字同严刻本不完全相同，大概是同一稿本经过修改）；十二月既望，独山莫友芝（文字同严刻本相同）；监利王柏心。还有一篇跋，由门下士李锦云所作。两种版本都把上、下两卷分成两册；严刻本各篇多附有评语，署名为受业侯金楷或晚学生方恒泰。另外还有眉批，也许就是严锡康所作吧？（严刻本我只见过上册，字句同皖本有不同之处，但大体没有差别。下面引用的依据是皖本。） 同知、通判这类官职中，设专厅、负责守土的，和州、县官相近；仅仅作为府的佐贰官的，则是清闲的职位。对于府属的州县来说，他们虽然也属于长官之列，但州县起初并不接受他们的命令。喜欢说笑的人称同知为‘点头大老爷’，称通判为‘摇头大老爷’，因为州县偶尔以公务前来请示时，同知点头表示不敢持不同意见，通判摇头表示不敢明确表态。通判品秩为正六品，而知州品秩为从五品；通判可以升任知州，所以又有‘升到卑职’的戏称。（汪康年《庄谐选录》卷五说：‘本朝官制中，知州对于通判来说是属员，办理公务必须使用申文；而通判又可以升为知州。因此，做知州的人往往看不起通判，但在称呼上又不得不稍稍自我谦抑。曾经有知州同通判争论一件事，说：‘等你升到卑职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的难处了。’’ 这只是流传下来的谐谈。据我所听说，知州当时的原话是：‘等大老爷升到卑职的时候，才知道卑职的难处。’这句话尤其传神。州、县旧时称同知、通判为‘大老爷’，后来大多改称‘宪台’；至于‘卑职’这个称呼，则是同知、通判和州县官对上级长官通用的自称。

译清朝末年，各省才大多废除了这种称呼，改为让官员自称自己的官职，例如知州就自称知州之类。世上谈论官场故事的人，对于同知、通判等闲散官职，通常都不放在心上；但像高氏所记载的这样，因为地位比较尊贵，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本书卷上记载嘉庆七年在安徽庐州府任通判的事情说：“我在庐州府通判任上，仅仅七天。有三件事。到任的第二天，府学、县学的教官前来拜见，都说府学生员某人想拜我为老师，愿意送三百两贽仪。我说：‘我是来做官的，不是来教书的。他有三百两金子，只要请一名老师就够了，要我做什么？’他的用意不过是想结交官长，为以后出入衙门铺路；如果收下这三百两，将来就得听任他父子差遣，他哪里会有止境？于是我推辞了。后来打听到这个生员特别喜欢打官司，官长和与他来往的人，大多被他牵累，稍不谨慎，就会落入他的圈套。一天，司阍某人的仆人拿着一份呈文进来，禀报说有人在路上捡到一张价值二百串钱的票据，请求存案。我说：‘捡到遗失物，应当到县衙呈报清楚，为什么要来这里？’那仆人说：‘他有话要当面禀报。’ 我让他进来。那人恳求把票据发给钱店兑取钱款，留下来充公，至于自己则听凭赏赐。我说：‘失票的人一定会到钱店挂失，你为什么不拿着这张票到钱店去，等他来时把票还给他？他一定会把你当作品德高尚的人，也许会酬谢你一二十串钱，这还说不准。若由我取来后和你瓜分，那我就是窝藏赃物的人，和你合伙做贼了，官员难道可以做贼吗？’于是把呈文退还给他。又一天，二十多个书役联名禀报，揭发某皂隶为儿子纳粟入监，说他的名字还在卯册上，每月轮流当值，却都用佣钱雇人代役，自己则贩运稻谷，从庐州三河镇运到苏州，三十年间积蓄达到二三十万；合肥县从前的高闳厚垣，就是他的住宅。某仆又暗中说，主人正打算迎接家眷，只是苦于没有费用，这类事情即使取用很多钱又有什么关系。我笑着说：‘好。’立即传唤某皂隶父子来审问。那人已经七十多岁，儿子将近四十岁，还没有顶戴；父子都伏在地上叩头，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问：‘你是皂隶吗？为儿子纳粟入监了吗？’他又叩头说：‘死罪，死罪。’我问他的儿子为什么不顶戴，他说：‘不敢。’ 我说：‘你们父子有志于向上，只是因为不熟悉成例而误入歧途罢了。你如果是盗贼或娼妓，玷污了民籍，我一定不能容你。如今为儿子纳粟入监，是立志做个好人，有什么不可以？何况挂名在役籍上以逃避繁重差徭的人比比皆是；现在你既然没有实际充任皂隶，也就相当于没有真正充当皂隶。不把空挂的役名除掉，是一次错误；不准许你儿子纳粟入监，就必然会再错一次。一个官员的一念之间，使人几代都蒙受羞耻，难道可以这样吗？凡事贵在核实情况、体察实情，这件事就是如此。’于是命令他的儿子顶戴。后来取来卯册，删去他父亲的空名，盖印后给他们看，父子相继拜谢离去。一时间，堂上的书役面面相觑，惊愕不已。我告诫他们说：‘你们见识多么狭窄啊！看到别人稍有一点好处，便产生嫉妒心。你们这些人中，如果有像他这样空挂役名、想要上进却不能自行脱离役籍的，都可以全部告诉我，我也将替你们除掉役名。只希望你们人人都这样，又何必互相揭发呢？’当时的郡守是福建张曲园先生，合肥县令是阳湖左杏庄，后来官至湖南抚军。杏庄听说此事后，告诉曲园说：‘新来的通判，举动出人意料，有见识，有操守，不是寻常人可比。’ 于是谈到了这三件事。曲园平素为人简傲，当天就命车前来拜访，礼貌格外优厚；杏庄也从此把他当作知己。那个仆人，是京师某人推荐来的。我对他说：‘你跟随我不合适，我给你盘缠，你回去投奔原来的主人吧。’从这三件事来看，做闲散官员的人稍不自爱，又受到这类人的指使，就会寡廉鲜耻，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实在可怕。到了第七天，我接到札令，调任押解淮安饷银前往湖北，从此离开庐郡。’一个闲散官员任职几天，竟然也能有这样的表现。卷下又说：“宋东田的儿子（名灼），因纳资取得通判资格。他来拜见，请求给他一顶官帽和一套补服，取的是衣钵相传的意思。他请求说：‘先生任官以来，上下都信服您，您办一件事没有人不仰慕，审断一桩案件没有人不服气。我随父亲任职在皖二十年，从未见过像先生这样的人，其中一定有道理，希望能得到您的教诲。’我说：‘你问得好。我自己惭愧见识浅薄，怎么能回答得了这个问题呢？不过，还是不敢不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告诉你：大体上不过是小心谨慎罢了。我做通判很久了，深知其中的艰难，请先说应当戒除的三点：一是自大，二是多事，三是卑鄙。通判和知府的官体虽然平行，但职分地位相差很大；州县官看待通判，也按照对待长官的礼节。如今世俗通称通判为‘大老爷’，但州县官心里并不高兴。通判一定要亲自谦逊克制，以朋友相待而又尊敬他们；对知府，则应当尽僚佐的礼节来侍奉他，这样或许才能彼此相安。如果傲然自大，就会使众人不再对你行礼，最后孤零零一个人，进退都陷入困境。知府从来没有不重视州县而重视通判的，州县也从来没有像敬奉知府那样敬奉通判，所以自大是应当戒除的。’ 通判这个职位缺少俸禄，大多很艰苦，必须能够守住本分、安于贫困。如果看到知府的尊荣、州县官的利禄，便利欲熏心、放纵欲望，擅自审理诉讼，贪赃受贿累累，一旦事情败露，或者被告发贪赃，或者酿成人命案件，就会一败涂地，再也无法收拾。见到府、县官时，便在昏夜里哀求怜悯，委曲求全来把事情了结，这是最大的耻辱。

译官声由此受到玷污，一生都不会再有升迁的机会了，这就叫多事。其次应当戒除卑鄙。通判的职位虽然艰苦，但事事都要节俭，不要养闲人，不要花费无益的钱财，就像居家过日子一样；一切衣服、饮食和器具，都要朴素无华，只求够用而已。如果事事追求奢侈，就必然事事超额花费；花费过多，必然不够使用，不能不向别人求取。向人乞求粮食、借贷钱财，别人会厌烦你。时间一久，人家又不再答应，反而更加增添负担，得到的东西没有多少，丧失的却实在很多，这种卑鄙尤其不可不戒。确实能够安守本分、尽到职责，有见识和能力，有操守，使自己没有过失，长久积蓄的德行终究会显露出来；遇到上级交办的事务，尽心尽力，务求妥善协调，立定主意，清白自守、奉公办事，彻底看破这一关，那就成功了一大半。钱财方面不该拿的绝不拿，事务方面没有办不了的，众人都会相互倚重，声誉也日益提高。遇到要事，上级一定说‘不是某人就办不了’，同僚、朋友、士人和百姓也会说‘不是某人就办不了’。上级既然更加优厚地礼待你，府厅官员都来找你商量请教，州县官则成群结队前来求教；和从前门庭冷落的情形相比，便是另一番景象了。到了这一步，仍然一定要更加谦逊克制，努力成为大器，很快就会蒸蒸日上，难道通判这个职位还能限制你吗？至于谨慎言语、慎重行事、留心政务体制，那么无论掌管什么职务，都应当牢记在心，这就不只是对通判说的了。’宋东田说：‘谨慎地听从您的教诲。’后来听说他被分发到湖北任职，官声卓著。我高兴地说：‘这个人或许真正体会到我的话了。’”详细说明了通判的地位以及应当如何自处，可以与前文合起来看。卷上记载押解淮安饷银前往湖北的事情说：“我在九月初二到任，初九日就奉调接办押解淮安饷银十万两前往湖北交纳。此前，江苏盐经历薛某押解到安徽桐城地方时，丢失了九十二号一鞘银，到了下一个驿站才查出，因此委派我接办押解。我到省城后，藩库把银两补足，和我当面弹兑。我拜见方伯说：‘现在这九十二号银，是我亲眼看见装入鞘中的；其余银鞘全是薛经历从淮安押解来的，鞘内究竟是不是银两，以及平色高下，我都无从知道。这些银鞘现在存放在潜山县，距离省城只有八十里，恳请提到省城来劈鞘，另行兑验。我是个赤贫的读书人，如果其中有差错，没有能力赔缴。’方伯认为我拘泥固执，首府也以没有必要如此烦琐为理由。我又极力请求方伯：如果不另行兑验银两，恳请发给封条九十九张，把原来的银鞘封固。接解官所押解的九十二号，是在皖省新装的银；其余九十九鞘是淮安原来的银鞘。如果原银鞘有遗失，只追究接解官。如果鞘中不是银两，或者平色不足，只追究原来的押解官，这样可以避免将来互相推诿。方伯又不准许，只催促我当天启程。我第二天到了潜山县，编订了一册清册，盖上县印，把九十九鞘逐一过秤，某鞘重多少斤，都详细登记在册中；又发出通禀，立案之后才上路。到了湖北，我拜见同抚军，他问：‘您接办押解的这些银子，鞘中全是银子吗？平色足够吗？’我把在安徽多次请求而未获准许，以及发通禀立案的缘由禀告了他，并把禀稿和清册呈给他阅看。抚军仔细看过后说：‘这样就可以没有忧虑了。’弹兑收取，幸好没有差错。差事办完回到皖省后，寅好告诉我说：‘先前通禀送到时，两司和首府都认为此事做得冒昧，抚军却说，这个人办事真是扎实可靠，大加奖许，浮言才平息。’抚军姓王，名汝璧，号镇之，是四川进士。” 这件事看起来似乎过于迂腐固执，但事情牵涉太重，谨慎行事可以避免后患，读来能够增加阅历。潘世恩《思补斋笔记》卷七（《管闻》）说：“宫保尚书李书年前辈奕畴，于乾隆庚子年成为翰林。

译他任安徽按察使时，陈述有霍山县百姓某人因事到岳父家留宿，当天和妻子一起吃饭，恰好有人从门外招呼他出去，几天都没有回来，追寻他的踪迹也找不到。他的父亲到岳父家盘问，岳父如实告知；父亲怀疑其中另有隐情，便向官府鸣冤。县令也怀疑此事，把他的妻子拘来，严刑拷问，于是她诬认自己和雇工有奸情，并共同谋杀了丈夫。案件办成后，县令急忙向李公请示，要求迅速结案。李公说：‘人命至关重要，天理难以欺骗。如今尸体还没有找到，案情也没有查实，却想草率了事，心里能够安宁吗？’案件因此悬置未结。过了一年，那对夫妇说，那天正吃饭时，他的朋友招呼他出去，问道：‘有一担货物，要从某地挑到某地，可以得到一百钱，你愿意去吗？’他回答：‘可以。’从此每天以此为业，颇有余利，最近才回到家乡，赶紧到县衙投案说明情况，事情于是得到查明释放。如果当初听从县令的话，那么两个人都将带着无法申辩的冤屈死在地下了。李公当时六十岁，还没有儿子；此后接连生了六个男孩，长子名铭皖，是我在庚子年（按：这里说的是道光二十年庚子）会试录取的士子。今年春天李公九十寿辰，铭皖请假回家祝寿，回京后前来拜见我，说李公身体康健，和壮年时一样，大概就是积阴德得到的报应吧。把这件事记下来，用来告诫世上掌管刑狱的人。” 这段文字略述案情，推求李氏年高多福的缘由，歌颂他的阴德。而阅读高氏这部书，可以看到这件案子的审理经过记载得相当详细，大概深深依赖高氏的力量。卷上说：“嘉庆十二年，安徽霍丘县将招解的民妇范顾氏与奸夫杨三等人合谋杀死亲夫、焚烧尸体以毁灭痕迹一案，连同血衣、残骨和凶器一并解送到按察司。廉访李书年先生担心其中有冤屈，驳令把尸亲、证人和佐证都提到省城，委派我和某县令审讯，各人的供词都相互吻合。廉访隔着屏风仔细听审，说：‘供词情形似乎是真的。’某县令说：‘供词确实，衣服、骨头和凶器也都确凿，案件不会错。’我说：‘是假的。’廉访说：‘你凭什么知道？’我说：‘范寿子入赘岳家，正月十三日夜里和妻子、岳母、妻弟等人出去看灯，灯会散后回家。乡间虽然没有更鼓，也应当是二更左右了。后来他又出去斗牌，回来时已经三更了。回来后，范顾氏和杨三以及岳母、妻弟等人商定，各自拿着器械把范寿子殴打致死，这时已经四更了。又把尸体肢解，煮成肉汁，捞出骨头烧成灰，然后把灰骨抛埋在各处。人肉没有煮过，猪肉则是平常吃的东西，每次烹煮也必须一两个时辰才熟；如果要熬成肉汁，没有昼夜时间是做不到的。从四更到五更，能有多长时间？这是案情不确实的一个大端。况且范顾氏母家的住宅集中，前后左右都有紧挨着的邻居，死者被殴打，难道会没有声响？焚烧骨头的臭味，难道会没有人看见或听闻？这是道理上很容易明白、事情上必然不可能发生的。’当时已经交三鼓，廉访说：‘明天再仔细审问。’第二天重新审讯，某县令请病假没有来。我先把死者的父亲叫到面前，说：‘你的儿媳将被拟判凌迟，杨三拟判斩决，儿媳的母亲、弟弟以及三个雇工都拟判绞刑监候，你认为冤枉还是不冤枉？’死者父亲说：‘不冤枉。’我说：‘如果你的儿媳和这些人被正法后，假如你的儿子还活着，那么这五条人命就应当由你来抵偿，你愿意立下字据吗？’死者父亲说：‘我只是告发儿子入赘后不回家，至于因奸情谋杀的事情，是官府审定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把全案逐一详细审问，供词都和昨天一样：说是打死后砍成八块，肉煮化了，骨头烧了，还留有几块零碎骨头可以作为证据，案情天衣无缝，想为他们洗清冤屈也无从下手。我沉吟了很久，因为案件关系到五条人命，哀怜之心不觉流露在脸上。范顾氏和她的弟弟顾三麻子忽然大喊冤枉。我说：‘寿子的尸体，地方官已经详加辨验，说是煮过、烧过了；如果今天寿子还活着，当然可以伸冤。即使已经死了，或者尸体完整，也可以从中追查根究。如今既不知道尸体在哪里，你们又没有供出其他缘故，凭什么看得出是冤枉？’顾三麻子说：‘地保和犯人一同来到省城，他说这件案子确实冤枉。’我说：‘地保昨天已经审过，如果有冤情，难道不会供出来吗？’众人说：‘解差再三嘱咐，按察司衙门审案时，如果有人翻供，就夹一夹棍，所以地保不敢直说。’于是把地保提来审问，说：‘这件案子是官府访查得知的，还是尸亲告发的？’地保说：‘是死者的父亲四月初到县衙告状，官差头役李遥和我一起查访。’我说：‘查访到的情况怎样？’地保神色惊恐，支支吾吾不说话。用掌责打他后，地保说：‘小人实话供认：五月初十前后，我和李遥查到寿子的姨父陈大凤家。大凤外出，他的妻子说，寿子十五日来拜年，指着厢房说，他就住在这间房里，十六日吃过早饭才离开。’我说：‘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不禀报官府？’他回答说：‘因为没有见到官，所以没有禀报。不知道李遥已经禀报没有。’把李遥提来询问，地保对李遥说：‘这里审案，不同于府县衙门，我已经把查访到的实情供出来了。’ 李遥的供词与地保没有不同。我说：‘你禀报官府了吗？’李遥说：‘小人查访回来时，捕衙官已经问成尸体被煮过、烧过了；我没有见到官，所以没有禀报。’把杨三提来审问，他供说：‘犯人实际上没有杀死范寿子。因为捕衙官向犯人索要尸体，犯人哪里找得到尸体？受刑不过，只好胡乱供出几个地方。第一次没有起获尸体，被鞭打脊背二百下；第二次被鞭打一百下；第三次被夹一夹棍。犯人实在没有办法，就供说尸体被砍成八块，煮过后烧掉了。’我说：‘你一个人是受刑后诬服的，顾氏等人为什么也都诬服？’顾氏便和众人一同供说，都是因为熬不过刑罚，所以诬服。寿子既然十五日还活着，就可以知道十三日他没有死；于是禀报提取陈大凤到省城，审问后果然属实。接着逐层驳问，按姓名详细审讯，原先审定的案情全都是虚假的。追问血衣、凶器和残骨从哪里来，原来的差役说：‘因为官府催逼得紧，才命令杨三等人的家属用猪血染衣服，拿家中的刀、锤以及荒坟里的朽骨，送给官府作为证据。’我又向廉访禀报，把五名犯人提来监禁候审，命县里确实查访范寿子的踪迹。这是嘉庆十二年十月的事情。嘉庆十三年十二月，范寿子从河南回来，这五个人奇异的冤案才得以昭雪。

译唉，原告只是因为他的儿子寿子久作赘婿不归，才呈文追查下落；县令生性贪图安逸，动辄让典史代为办理，以致施用酷刑逼供，强迫被告承认重罪。案卷解送到府，不过是略加审问一堂，便照原样转报，几乎使五名良民含冤死去。由此可见，审理狱讼不能只依靠刑讯逼供，低级官员不足以单独承担重要案件；对于没有尸体可以检验的案件，更应格外谨慎，谨慎再谨慎。后来委员再次前往提审时，霍丘令已经被撤职，委派陈令前往代理县务。案件虽然审讯出了些头绪，但府、县两级官员都很不服，抱怨之声四起。我对代理县务的陈令说：‘寿子一案一天不结，就会成为您一天的负担，不能不暗中做好防范。假如府、县两级官员嘱咐陈大凤等人不承认，那该怎么办？您到县里后，应当在各位证人随委员出发以后，传讯陈大凤的妻子，取得一份确实可靠的口供，派专人送来，使他们不能翻供。这件事应当秘密进行，不可泄露。’陈令认为有理。过了十多天，收到陈令的禀报，说：‘陈大凤的妻子已经传来问明，她供称寿子正月十五住在她家，十六日吃过早饭后才离开；并附上该氏的一纸口供呈阅。’等等。我看完后把它保存下来。几天以后，委员把陈大凤解送到省里提审，他供称：正月十五寿子确实没有到他家。拿出他妻子的口供给他看，他才无话可说。问他为什么不承认，他供称：‘本府嘱咐说，如果承认寿子正月十五住在他家，这个案件就没有翻案的出路，所以嘱咐我不要承认。’假如没有他妻子的口供，这案情又无法查清。竟然甘心杀人而不顾天理，怎么忍心，怎么忍心！后来寿子回来了，霍丘县令恰好也到了省里。这天是除夕，颍州守也在省里，各有关官员都聚到抚署庆贺新年。抚军说：‘我今天本来不想见各位，因为范寿子已经回来，不得不见。若不是高别驾细心审讯、竭力平反这起案件，那么五个人已经被处死了，今天将如何处置，你们还能安然过完这一年吗？’又回头对颍州守说：‘您先前退下时还有后话，如今寿子究竟死了没有？’某守长跪请罪。抚军又说：‘乾隆年间苏州有一件案子，和这件事相似。有个轿夫左脚大趾连生在一起，共有六个脚趾，靠抬轿度日，已经出门两个多月了。有一天，水把一具尸体冲到沙滩上，左脚大趾也连生在一起。地保让他的妻子去辨认，尸体皮肉都已腐化，但六个脚趾依然清楚可见，妻子误以为是自己的丈夫。官府审定为因私通而把丈夫推入水中，依照例律处死。过了几天，她的丈夫回来了，邻里以为大白天见到了鬼，都纷纷逃避。他说：‘现在正是中午，怎么会有鬼？我是人，不是鬼。’众人把几天前他的妻子被凌迟、奸夫被斩决的事情告诉他，他便号哭着到县衙击鼓鸣冤。府、县和地保被追究查办，抚军、臬司将他们发配戍边。这两条人命是用三条人命抵偿的，如今五条人命又该怎样抵偿？’某守面色如灰，各位官员都惊骇不已，我也惊得心胆俱裂。这里面的曲折，已经一一叙述清楚，而且是霍丘，不是霍山（霍丘隶属颍州府，霍山则隶属六安直隶州）；几乎因冤屈而死的人也不只两人。只是范寿子为什么前往豫省，却不让别人知道他的行踪，高氏为什么没有叙述这一点呢？篇末侯金楷附注说：‘这件案子过去听李书年尚书说过。他说，我任安徽廉访时，平反范氏、顾氏一案，全靠高别驾一个人的力量，安徽百姓称他为“高青天”，确实是应该的。至于同时受委审理此案的某明府，是我庚子年同科进士，但在这件案子上却百般回避，辜负了人们的期望，直到今天仍不能没有遗憾。如今读到这篇文章，因此一并记下李公的话。门下士侯金楷谨记。（安徽刻本没有收录各篇评论，只有这一篇附缀了侯金楷的注。） 这样看来，李氏也把功劳归于高氏。与霍丘案情节相似的案件，我记得其他书中还有记载，只是一时来不及查考；只有李慈铭《与樊增祥书》中说：‘听说己巳、庚午年间，直隶有个丈夫外出，没有告诉家人，有人控告他的妻子杀害丈夫。当时曾文正任总督，太仓钱中丞任臬司，竟把他的妻子处以磔刑。过了三年，她的丈夫回来，官吏用威势压制他，使他不能申雪冤情。’ 这段话说得不详细，大概只是一种传闻，似乎未必确有事实根据。

译卷下记载设法援助宣城前任县令的事情，说：‘宣城令陈君（名受培，湖北江夏人）在任上病故，接任代理的官员以仓库亏空白银十七万两上报。抚军十分惊异，又认为主管此事的知府近在同城，却完全没有察觉，便想具折参奏；同时还有檄令我接任知府官印的议论。当时我前去拜见，便进言说：‘虽然依据禀报和揭帖，但实际亏短的数目尚未核实；与其先参奏后调查，不如先调查后参奏。’抚军同意了，立即命藩司发札，委派我前往查封。我骑马赶到宁郡，会同太守锺君（名英），秘密前往县署，看见二堂旁边的房屋楹柱上挂着喜联，询问后才知道是新女婿入赘。我急忙说：‘这是女婿的住处，怎么可以牵连进去？’命令随从不要惊扰，随后进入上房查点。除亲属男女随身携带的衣服外，查封登记的财物估计还不值三百金。他的儿子年仅十四五岁，伏在庭前哭泣，请求救命；我亲眼看见这惨状，众人都彼此惋惜哀痛。于是替他调齐卷宗簿册，彻底清查。除去可以报销、请领的款项外，实际亏空白银四万多两；在管事、家丁以及经管书吏名下追缴到白银九千多两，其余都属于因公挪用，完全没有着落。我考虑到亏空数额超过三万两，实在难以弥补，而且还牵连本府按条例议处，犹豫再三，便对太守说：‘属员亏空，按例知府赔偿六成。您先前既没有查察，后来又没有据实揭报。如今人已死亡、事情已经败露，受处分本来不可避免；而限期分担赔偿，也正是按例应当如此。何不趁还没有被参奏，先一起到省里认赔，分期缴补，这样所有事情都可以消解。赔偿是同一件事，但一种结果是严格按制度处分干部，另一种却可以保全功名。这不是替陈君打算，实在是在替您打算，您仔细想想哪一种更合算？’太守连声答应。等到酒将饮尽、准备就寝时，我又说：‘大府正蘸笔等着批办，不能耽搁。我明天就要出发，究竟去不去，请今晚决定。’第二天清晨，太守出来说：‘仔细体会您的话，您真是忠厚诚实的君子。这个计策确实好，请立即一同前往。’我想公款既然已经有了着落，或许还能获得宽免和体恤；只是寡妇孤儿如何回乡，我自愧做官多年囊中羞涩，不得不慷他人之慨。于是故意对太守说：‘委员奉差出行，地主应当尽心接待，必须赠送白金三百两才行。’太守按数送来。我故意让家人拆封查验，确认数目没有差错，放在案几之间，又对他说：‘如今既然不接任知府官印，这些钱实在不够用，可以再增加二百两。’ 当时不只是太守感到诧异，就连侍候在旁的仆从，也无不互相惊讶。我故意进一步催逼，太守不得已，又按数补送。于是我才告诉他说：‘我高某虽然只是个穷通判，什么时候见过出差办事还收人馈送的？您既然愿意用几万金保全一家人的性命，又何必吝惜几百金，不让他们的家属扶着灵柩回乡呢？这是一件积阴德的事，我是在替您种下这个阴德。’我用太守的名刺把钱送回去，随即一同进省，委婉地为他请求，事情便停止追究。这是嘉庆十年的事。此后我由安徽到粤西任官，又由粤西到东岭任官；嘉庆戊寅年在广州任内借病辞职，回黔地家居了数年。道光三年，旧日的踪迹重新相遇，我又备车北上，途中在直隶柏乡县，恰好与新选任的广东增城县令明君（名达，也是湖北人）隔街相对而居。他打听到我曾任广州知府，便投递名帖请求拜见。他说起自己就是陈家的女婿，当年查办亏空时，他正好在那里；与陈家结亲的那个人，是他的连襟，因此他深知我救助、抚恤陈家的恩德。陈家全家至今都感念不忘。我问起当年出来相见的那个孩子，他回答说：‘名叫銮，已经在庚辰年以第三名考中进士，主持浙江乡试后回到词馆任职了。’我听了高兴地说：‘有这样的儿子，陈君就如同没有死。’到京城才两天，忽然有来拜访的人传话说：‘陈太史前来拜见，已经登堂了。’我还没有整好衣冠出去迎接，太史已经长跪在堂前，一边叩拜一边哭泣。我立即出去扶他起来，并告诉他在路上遇到明君、彼此欢喜的缘由。太史说：‘那时我身遭颠沛流离，如果不是您始终保全我们一家，我早已填尸沟壑。今天我能够读父亲的书，幸而稍有进身，全都出自仁人的赐予；即使衔环相报也无法报答，至死都难以忘记。’我回想往日，也不禁感慨今昔的荣枯。此后他频繁到客馆来，动辄问候我的起居；我们饮酒谈笑，互赠扇子和对联；临别时不仅握手殷勤道别，又再三叮咛。后来我奉命又来到东部，再次任首郡长官，与明君同僚共事了两年，而太史也已经出任地方长官。他年纪正壮，才华出众，日后飞黄腾达，前途实在不可估量。这件事在当时不过是我尽自己的心力，年代久远之后，早已忘记了。没想到太史果然有所成就，隔了十八年后竟然在京城官邸相遇，怎么能不把它写下来，以记载一时的盛事呢？’大概是因为这件事很得意，叙述安排也颇有情致。陈銮于道光五年以编修身份简授江苏松江知府，后来官至江苏巡抚，死于代理两江总督任上，受到优厚抚恤，并加授宫衔。书中所记载的政绩，还有许多值得叙述的地方，这里不再全部引用。清代官吏每三年考核政绩一次，各省称为“大计”；因大计考核而被举荐的人，称为“卓异”。这就像京官考察中列为“京察一等”一样。《宦游记略》卷上说：‘嘉庆十三年，安徽举行大计，铁冶亭制军写信给董观桥抚军，询问被举荐和被弹劾的人。抚军复信说，卓异必须是才识超群、气量深厚宏大，将来可以做到督抚、两司，才配得上这一选拔。如今安徽省的道、府、厅、州官员，勉强能够任职，没有可以称为卓异的人，只好一一加考后送来审核。可以称为卓异的只有高通判一人，也一并加考送来审核。制军复信认为，必须有七个人才合乎规定。抚军便以太平府通判邹某（名骏）、石埭县白令（名守廉）、教官二人、杂职二人凑足人数，道、府、厅、州官员一个也没有。人们议论说，他的举荐和弹劾未免太严格了。’这也是大计旧事中值得叙述的一件。《弢园随笔》

译《弢园随笔》一册，由史念祖撰写。他的门人周肇祥为他刊刻流传，跋文说：‘以上《弢园随笔》一卷，是先师江都史绳之先生的遗著。先生所作的诗词、骈文和散文，已经先后刊行，只有《随笔》不轻易给人看；先生过去曾对肇祥说，死后替他刊行。如今先生去世将近十年，我担心时间久了书稿会散失，便写信给他家，于是索取到所保存的各条文字。这些都是先生亲自删定的，无不言语精炼、旨意纯粹。先生的立身处世、遵守道义，以及他的战功和政绩，大略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还记得清光绪甲辰、乙巳年间，先生凭借老成的资望，奉旨协办奉天赈抚事务，并兼任财政局督办；肇祥当时在补庵（按：赵尔巽的别号）制府幕中，又任财政局税务主稿。同僚中肇祥年纪最小、官秩最低，却意气最盛，对于政事的兴革和利弊，常常提出许多意见，有时甚至与先生争辩，毫不退让。先生虚心听取，有时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采纳我的意见。先生曾和我流泪谈论天下大事，为清朝必然灭亡而痛惜，又痛恨自己年老无力，不能有所作为，因此以远大的前途相期许。先生学问兼通内外，虔诚信奉空宗，常说生死是大事，无常变化迅速，得到人身很难，不可白白错过。他引导我阅读《楞严经》、修持净土法门，多次对我开示。我能够发起三藐三菩提心，实在是先生的恩赐。可悲啊，士人生活在这个世上，得到恩惠容易，遇到知己却很难；先生对于肇祥，确实可以说是知己。至于指引我离开迷途、走出火宅，这种恩义深重，等同于使我获得新生，远不是世俗所谓的感恩所能相比的。这种因缘不知道种在几千万劫以前，而结果又不知道在几千万劫以后；彼此相遇的命数并不是偶然的。先生按《清史》的体例本来应当立传。补庵馆长认为，了解先生的人没有谁比肇祥更深，命我撰写传记，共三千字。如今我履行过去的诺言，将《随笔》付梓，以扩大先生传记的流传。只是肇祥如今命运不佳，没有什么成就足以符合先生的期许；但先生身后的事情，我已经办得清楚，再没有遗漏，肇祥也可以没有遗憾了。谨以沐浴焚香、叩首之礼写下这篇跋文。中华建国之六年丁巳十二月，弟子周肇祥。’他对师门的笃厚，由此大致可以看出；而这部书意趣丰富、史料充足，也很有流传的价值。史氏在咸丰、同治年间辅佐英翰治军，因功升任司、道，接连升至封疆大吏；书中所记有关军事的内容很多。例如记载军队纪律说：‘我升任统领时，年纪才二十一岁，各位将领都比我年长。当时正好出兵豫、鄂，我首先召集各位将领告诫他们说：‘军营的恶习没有比克扣军饷更严重的，恶行没有比奸淫掳掠更恶劣的。我从担任营哨官以来，曾对神明发誓，绝不克扣一个空名额的军饷，这件事各军早已都知道，也暗中讥笑我。如今我和大家约定，统领绝不提取一个空饷名额。各营如有缺额，统领依法办事，大家也不要怨恨。再者，我历来看安徽军队的纪律，掳掠虽然不敢，奸淫却还没有完全禁止。要除掉这种恶行，必须从地位尊贵的人开始。现在我和大家约定，我年纪最小，而且尚未娶妻，请向神明发誓：凡是攻克城寨，我只要对妇女少有一次流盼动念，神明就请将我处死。营官、将弁如果有沾染此事，或者借口收养幼女为婢女等，犯了就立即参奏。平时从事狎邪游乐，查出后立即撤职。士兵平时犯奸淫，刺耳箭示警；行军时不论自愿还是强迫，一律立即斩首。’从此以后，我每次攻破营寨，遇到妇女聚集的地方，总是闭着眼坐在马上，竟没有一个士卒敢侵犯她们。后来我兼任方宇新军、卓胜等军的统领，英果敏上奏派我办理营务；凡是安徽将领中一向被称为难以驾驭的，以及资历深、爵位高的，也无不服从。可见以身作则的效果，远远超过言语告诫和条文禁令。我还记得果敏有亲军一千人，都是敢死之士。果敏一向善于抚慰士卒，因为他们善战，尤其优厚地对待他们；但他们骄横强悍、违法犯禁，日益横暴。果敏每次愤怒到了极点，总是扬言说：‘我马上就要把你们交给史六兼统领了。’听到这句话，他们必定收敛十多天，但果敏最终也不忍心真的这样做。黑石渡战役中，接受粤匪男女十四万人投降；僧王怀疑人数过多、不真实，坚持要按姓名逐一点验。于是沿着山岭、遍及山谷分设几十处发放护照，同一籍贯的人，有时一百多人共用一张，有时一千多人共用一张。事情既极其琐碎，弹压也尤其困难。当时我奉僧王的命令，督护各支降军；凡是乘机奸淫掳掠的，每天都有被斩杀的人，但势头仍然不能停止。一天，果敏带领部下到三十里外的朗斋营议事（按：朗斋是张曜的字），约定早晨前往、午后返回，只好勉强把亲军交给我兼管，并当面命令营官、哨官今天务必保持安静；可见他也知道这支军队一向不安分。日落时果敏回来，略问军事情况，便急忙问：‘我的亲军安静吗？’我从容回答：‘还没有发生大的骚乱，只是稍微有些强夺，已经斩了八个人而已。首级就在台阶下，您可以让营官辨认后除名；我还没有空详细查问他们的姓名。’ 果敏脸色大变，走下台阶流泪，痛责营官没有约束部下，以致让他的敢死之士触犯军法。从此亲军的气焰被挫，不敢再肆意妄为。’他自己这样叙述，固然可以反映当时军队纪律的状况，也是一项史料。咸丰、同治年间兴兵作战，最终能够平定大乱，清朝有“中兴”之称，将帅的功劳固然非常伟大；但官军的纪律沿袭旧日弊病，实际上也未能完全整肃，统率军队的将领贤能与否，所起的作用自然极其重大。

译《雉河集解围纪略》这一篇，写得最为生动传神。据说：“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僧王战死于曹州。……六月初，侦察得知贼军将要返回雉河集老巢。雉河集是蒙、亳交界处的一个市镇，大约只有四五百户，后来改设县治，就是今天的涡阳县。捻贼的首领全都出自颍、寿、蒙、亳一带，因此沿涡河、淮河数百里都是贼巢。雉河集又是其盟主张乐行的故乡，贼军尤其把它视为必争之地。当时英果敏以皖藩身份奉旨总统一、英、强、方四军及马队千人，驻守雉河集。……探知贼军已经进入境内，前后分三路，号称百万，实际约三十多万。……（按：中间叙述战况，双方互有胜负，但损失很多，敌众我寡，无法抵挡。）大势已经过去，不能再战了。第二天（按：就是六月十九日），贼军进入河西，远远筑起一百二十多座营垒，依仗人多，不想逼近我们。又过一天，贼军在上下游分别架设浮桥，进窥河东，连绵的营寨也有一百多座，包围即将合拢。这时盐还可以运入，文书还可以送出。不到一天，长墙便筑成；长墙筑了三圈，又增筑了偃月营。“偃月”这种营垒，古代有这个名称，但没人知道它的形制。自从苗沛霖用它包围蒙城，大家都惊叹它的巧妙；我看过之后，才知道这就是偃月营。它的筑法是依长墙先筑一面，像弓弦一样，再筑弓背与它相合，于是形成月牙形。每座营之间以相距二十步为标准，用兵可以比方形营寨减少十分之七，而长墙即使没有人守，也能自行防守。到这时，包围才真正合拢，文书传报也断绝了，城中人心更加惶恐。果敏日夜忧愁叹息，发誓一定战死，先派勇士带着家书和玉玦到颍州向父母诀别；又想攻击贼军的浮桥，使东西两面隔绝，然后背靠城池与贼军决一死战。他祈雨求长河涨水，果然下了大雨，可河水却一天天干涸，水师船只搁浅不能行动，大家非常惊骇，猜不出原因。后来过了十一年，我与朗斋相遇，才明白原来那时贼军屯驻亳州，堵水是为了便利粮食运输，哪里知道雉河集默默承受了由此造成的祸害呢。贼军包围得很严密后，每天日出时就有几十名骑兵到营外嬉笑辱骂，大意是说：包围已经合拢，援军也断绝了，城里早晚都会饿死人；我不和死人交战，只等着活捉老英。果敏愤怒到了极点，每天都想服毒或伏剑自杀，幸亏防范严密，一刻也不让他独处，但我心中也颇为不安。一天正午，张敬云部郎和果敏在小院中闲谈，我恰好来到。果敏叹息说：‘僧王聚集东、豫、皖三省的精锐，一战就把他摧毁了。

译如今各省的援军都断绝了，固然是因为各军被僧王战死震慑，也因为本来就没有可以指望的强力援军。雉河虽然不是名城，但我们既然用重兵驻守，一旦失守，淮河以南以北的大局还怎么设想呢？不过，稗官野史和小说中，遇到奇异的危难往往能得到奇策，如今难道竟要束手无策吗？’话说到这里，张敬云忽然大声说：‘史六有解围的办法，您不能采用，却只想着寻死，这有什么益处？’果敏大惊说：‘弟弟对我就像一个人一样，军中的大小事情没有不由你办理的，为什么这样的大计却不告诉我？’我说：‘因为知道一定不能采用。’果敏急忙起身，关上门，说：‘弟弟的计策一定奇妙，快说。’我说：‘贼军用三十万人包围孤立的营寨，却不分兵夺取寿州、颍州以进取淮南，偏偏重走苗沛霖包围蒙城的老路，实在是下策。像雉河这样的地方，只要用两万人包围三面，留下粮道，驻军防守，使守军想逃也不敢，想战也没有力量，这才是真正坐等死亡。如今贼军贪图安逸，以为可以躺着把我们擒住；如果能有一支军队从外面到来，军队不必精锐，只要作为牵制，城内再用八千死士夹击，笨拙的贼军一定可以被击破。现在能够独自承担战守任务的，只有我和您。两只老虎困在一个洞穴里，难怪猎人要从旁窥伺；门户之外援军断绝，可以分出一人去自行求援。自行求援的办法是，您出城，我守城。您出城，宿州、蒙城的民团就可以集合，康锦文的军队也不敢不来会合；我守城，贼军便没有什么可以挟制我们的，士气就会低落，士兵知道有援军，士气就会振奋。自古以来，谋划大事的人贵在勇敢果断，犹豫不决就不是英雄了。’果敏默默听了很久，叹息说：‘我今天晚上出发，明天早晨就会溃败，确实知道弟弟你不怕死；你和我，谁来守城？’我说：‘且不说营务处的权力长期归我掌管，您说各位将领有阻碍，我难道就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吗？’果敏说：‘能。’我说：‘既然如此，那么平时我安抚管理各军，士卒几乎都忘了自己的将领，只记得我，这是您知道的。今天实话告诉您，虽然您的地位尊贵，但士卒亲近您不如亲近我，军心归附于我，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您现在难道还会有所顾虑，舍不得让我替您冒死吗？’果敏笑了笑，看着张敬云说：‘我即使想出城，又怎奈长墙围了三圈？’我说：‘有路可走。如果没有路，我这就是半天的呓语。’于是压低声音说：‘您早晨登台时，难道没有看见西山下面的小箭沟吗？如果再迟一步，等小营垒加筑起来，生机就断绝了。’果敏凝神思索，拍案大悟说：‘弟弟真是奇才！’ 起初，城中修建了三层高台，果敏常登台瞭望敌情，各位将领都在那里指挥、议论。我看见山下有一道深沟，可以绕行通到山后，下游水流涓涓，估计水不深，长墙筑到这里便中断了。我默默记住这个地方，不敢出声，到这时才说出来。张敬云也豁然开朗，叹息说：‘用兵实在太难了，贼军三十万人竟然会败在这一道缝隙上。’我说：‘即便如此，部署仍然很多。您先留下一封手札，大略说自己要出城调援兵，命令各军回到营务处接受总统一处置，违令者处死。再留一封手札，任命张敬云为亲军统领，不能让负责文书的吏员知道；可以把印章倒蘸印泥后盖在印上。您骑什么马？’果敏说：‘我也正在考虑。如今要穿沟跳涧，非弟弟的小黄马不可，只是怎么向弟弟开口？’张敬云说：‘马小得像驴一样，您的身体很重，又带着许多东西，能承受得了吗？’我说：‘正因为它小，所以在战阵中不容易被枪刺中，也不引人注目，而且善于跳跃，因此才足以出奇制胜；否则您的马厩里难道还少良马吗？您应当在一更时发布命令，巡查各营，随从不宜太多，只带小童江春儿和戈什六七人。我预先命令马军挑选八十名精骑，在河西营旁听候调遣。您三更到达后，就可以率领他们立即出发。您马上应该把印章放在怀中，带上洋枪，握一把短刀，再带碎银四百两。’张敬云问这些是做什么用的，我说：‘按计划四更时可以脱离险境，但经过高炉、西阳等集镇时，天已经大亮，仍然处在贼军境内；如果追兵逼近，就赶快抛撒碎银锭引诱他们，几名骑兵应该可以脱身。今晚的口令已经传下去，是“西林”二字，不要让人喊“帅”。’果敏说：‘弟弟替我考虑得极其周全。天亮以后，不知道弟弟你将怎么办？’我说：‘我没有事情，只是在院中埋伏四十名死士，门外布置四十名枪队，天亮后召集各位将领，宣读您的遗札罢了。至于我个人的打算，山军由我亲自率领，方军归我指挥，马军是我的旧部，亲军的新统领是张兄；唯一不知道情况的是强字一军。程素机警，而且他的士兵多驻扎在外面，似乎不必动用刀枪。’太阳将落时，部署完毕，坐着等待时机。果敏说：‘我非常害怕。四月初一那天的梦，弟弟你还记得吗？’我说：‘怪异的梦不能当真。’张敬云问梦是什么，果敏告诉他说：‘起初我梦见自己独自站在三间大屋中，东间先倒塌，西间随后倒塌；我就跑出院子，回头看时，中间那间也倒塌了，惊醒过来。如今山军失败，英军溃败，强军是我过去统领的军队，正对应中间那间房，岂不是我一出城它就倒塌了吗？’ 我说：‘就按梦来解释，既然您还回头看过，那么您出城就不会有害处。您如果出城，是大局之幸，其他事情何必顾虑。’果敏默然不语，起身拉着我的手，和张敬云一起进入卧室，拜了两拜，哭着说：‘弟弟用计策让我出城，天地日月都在上面看着，我死了也决不独自活着。城中的粮食还可以支撑几天？’我说：‘军粮有七八天，按规定平均分配，军民勉强可以支撑二十天。’他说：‘那就请以二十天为约定：二十天之内城破，是弟弟的过错；二十天之内我没有回来，是我的罪过。’于是我送他上马，嘱咐说：‘如果得到援军，交战时不要过于激进。’然后我和张敬云也分路巡城，五更时没有听到贼营有任何声息，知道事情已经成功。天亮时我用八十人守门，把各位将领召集到果敏的住处。程文炳先问：‘统帅还没有起身吗？’我笑着说：‘不要问统帅，统帅将要抵达蒙城了。’程文炳大惊，站起来说：‘您竟然擅自让统帅出城吗？’我说：‘不要多说，现在有手札在这里，我替你们宣读。’宣读完毕，四座一片沉默。过了一会儿，程文炳说：‘统帅出城也好，只是长久的包围不容易越过，必须有万全的安排；而且为什么不和我商量？’我说：‘万全之策我不知道，只知道统帅已经安然越过包围了。

译至于没有和您商量，正是怕您一时大惊而误事。’张敬云于是故意扬声说：‘大军被围，一天也不能没有主帅，各位有什么话请快些指教。’于是各位将领都拜谢，我也回拜。随即下令平均分配粮食：凡是城中百姓的粮食，全部缴纳到公仓，按人数每人发给五合，和士兵相同；小孩减半。编造户籍和丁口册，每天领取一次；军中二十天以内不得杀马。命令河东、河西各军每天一定派出数百人列阵于营外，等我亲自到达，寻找机会挑战；战斗不必规模大，但必须争取每天胜一次。因为军队的士气已经低落很久，不逐渐振作起来，就不能发挥大用。从此以后每天取得小胜便停止，贼军知道果敏已经出城，也加筑营寨、深挖壕垒，不值得一提了。果敏出城后，一天一夜便抵达宿州境内。宿州人承受过他的深恩，平素愿意为他效力，听说他突围后，不约而同赶来的人有一万多人。他们筹集军粮，调运蒙城的军火，过了八天才得以进攻西阳集。康锦文的军队也来会合，攻打了七天仍不能攻下。果敏有将近两天没有进食，亲自督战，在阵前大哭说：‘前面还有高炉，现在连一个集镇都攻不下来，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万人都被他感动了。康锦文原来受到果敏的知遇，又担心他自杀，于是亲自率领各位将领，每人拿着一捆秸秆冲在最前面，很快攻破了西阳集，果敏因此才进餐。留下宿州团练二千人守卫那里，又在沿河通往蒙城的地方另设十二座营垒，自己率领康锦文的军队进攻高炉。贼军知道我们急于交战，三天不出战；我军逼迫并攻打他们，每进攻一次、退却一次，受伤的人都很多。果敏对康锦文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成败只在一线之间，只有昼夜不停地进攻，不要后退，不要停息。’于是就在壕沟外筑起两座高台，高度与城墙相等，在台上架设火器，使士兵可以在下面全力挖掘城墙。这时雉河城中白天黑夜都能听到枪炮声。我担心贼军调遣重兵前往援救，于是每天分兵四处攻打他们的长墙。又过了两天，瞭望高炉一带燃起火光，知道集镇已经攻破。又过了一天，枪声逼近，知道已经与援救贼军交战了。我下令城中居民全部登上城墙矮墙，又从城中各营抽调精兵四千人，准备门扇、椽子、木板等物，等待时机。第二天巳时正刻，果然看见援军的旗帜。我急忙督率各位将领，分两路夹击，填平壕沟；军心困顿而又激愤已久，大家都舍命前进。长墙被攻破后，仍然激战了约一个时辰。午时，河东、河西的贼军全都逃向太和，于是包围解除。未时，果敏进入城中，拉着我的手，突然拜倒在地说：‘如果再迟两天，可就苦了我的弟弟了。’ 我也悲喜交集，不知道该说什么。知道我粗食不足，果敏赶快备办酒菜，但我只痛饮而不吃东西。果敏对我说：‘贼军逃得非常急迫而且混乱，明天早晨应当迅速追击他们，可以把他们逼出皖境，不让他们得到喘息；现在已经难以控制了，弟弟你能带五千人追击吗？’我说：‘我的痢疾四年没有痊愈，近来因为二十二天没有下床睡觉，痢疾更加严重。守卫城墙时本来可以轮流躺下休息，但在您出城后的第二夜，有个伏在女墙上睡觉的人，我愤怒之下亲手杀了他，后来非常后悔，发誓不再躺在床上睡觉；每次疲乏到了极点，也只稍微闭眼一两个时辰，便会自行惊醒。这样怎么能再放过大寇？’果敏凝神思索说：‘弟弟再辛苦一天，抵达太和，大事就定了。务必勉强走一趟。我担心他们反过来反抗，就不容易对付了。’于是商议发文禀报胜利的消息。起初，果敏出城突围时，曾上奏曾相，得到批示后大为惊讶，因而加以责备，说自古以来没有大将潜逃而偏裨能够守住的道理，准备弹劾他。原来如果雉河失守，乔帅已经计划放弃寿州，和曾相的军队一起守淮南。不久看到包围解除并且还追击了贼军，全省肃清，反过来称赞果敏知人善任，立即发檄文命我前去相见，所以才有临淮之行；这是后来的事情。第二天黎明，我整队准备出发，果敏为我送行，又拜倒在地。我大为惊讶，问他这样做的缘故，他于是索要那封家书。此前，果敏出城突围的第二天，有两名壮士替果敏的岳父福公隆阿招募、传递书信。信送到后，我和张敬云一起阅读，大意说：‘启儿平时相信史六，认为他像神一样，在皖、鄂一带屡建奇功，我一直对此感到怀疑。曾经听黄秉忠、边小园等人说，这个人凶狠残暴，如今正值生死危急之际，务必要加以防范，恐怕他会自行谋划，抛弃我的儿子。’我读完后，把信放进袋子里，后来很久就忘了。到这时我把信还给果敏，果敏最终惭愧地说：‘弟弟多次和我共同经历险境，如今又挺身而出替我赴死，原来竟是那些谗言者诬陷我父亲，说了相反的话，使我无地自容。’我笑着说：‘说起来，福公怀疑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您忘了攻打麻城时的两封信吗？弟弟虽然不才，但这反而更加证明福公专一而明察，有什么值得惭愧的？’后来我到了颍州，福公见到我，便自己打自己，极力说他惭愧后悔，又说：‘您不要怪罪，老夫一向因为启儿过分称赞您、过分信任您，所以先产生了怀疑和惊讶，并不全是因为听信谗言。如今全家都拜谢您保全启儿的恩德，只是我年老昏聩、双目昏花，希望您看在我年老眼瞎的份上，不要放在心上。’这也是后来的事情。我追赶贼军两天，便抵达太和边界的首集，仓促之间无法包裹粮食，沿途有时捡拾贼军遗弃的东西，有时吃田里的倭瓜。幸好没有让贼军得到喘息，三天后出了皖境，于是全省肃清。按：雉河之战中，被围城内还有朱观察一峰；乔鹤帅委派负责城防工程的人，是他的幕府同知张敬堂；果敏的幕府中，营务处委员是新近投效的同知任畹香、典史乔子峰和县丞金少甫，这些人一并记在这里。又，雉河解围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外军；可是我近来读《平捻纪略》，书中说有淮军周盛波。唉，这一战，我不才而忝居主办其事之位，虽然被围时神志昏乱，又怎么会连有军队而不知道呢？周盛波后来在三个月多以后和我一同进入豫境，因为攻打圩寨一事一同受到责罚，我才第一次见到他的面容；或者他是在雉河解围、我追赶贼军离开之后才到达的吧？这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解围的功劳在康锦文的军队，这一点不敢不辨明。”这篇文字写得兴致酣畅淋漓，不仅可作为史迹的资料，而且也可以当作小说来读，因为它写得绚丽动人。《生擒李允安徽肃清纪略》说：“同治丁卯年冬天，捻匪李允等人逃窜渡过淮安六塘河，突然进入皖境。起初，英西林中丞率皖军驻扎在江苏宿迁县，会同东、豫各军统帅，分别认领防守地段，把贼军困在山东境内。七月，贼军的形势更加危急，中丞因为部署已经确定，留下各军扼守，和念祖一起返回颍州。不久，丁封翁之忧，奉旨由藩司代为掌印，一切军务仍责成他督办，藩司一职本来就没有正式启用。十二月中旬得到报告，贼军在漕督辖界内的六塘河冲破包围，径直奔向安徽凤阳、庐州一带。

译中丞当时正处在居丧期间，急忙和念祖商议说：‘皖军全都出动在外，千里之内没有一名士兵；如今贼军斜刺里闯入，必定会奔向凤阳、庐州，各军回师救援，全都还在后面。’当时念祖早已卸去兵权，只充任营务处职务，便说：‘您应当赶快据守寿州，我愿连夜赶往凤阳。您立即上奏请求，凡是返回皖境的各军，不论先后都归念祖统一指挥，一定会有一两旅先回来，可以调遣。’商议确定后，他索取一支契箭，立即率十多名骑兵出发。当夜经过颍上，第二天经过寿州，沿途没有听到或看见什么。二更时抵达凤阳，当时郡守是李捷峰，城门不开；他拿出契箭，城门仍然不开，心急如火，便绕城奔走。天亮时进入五河境内，没有看见烽火，心里稍稍安定。忽然看见路旁行人中有一个肩扛刀、挑着担子、穿着号衣的人，走得很快，便呼喊询问他属于哪支军队。对方回答说是凯字营的张得胜。我问：‘贼军在哪里？’他说：‘李允昨天已经到五河投奔李世忠的部下，他的部众有的逃散，有的投降，已经没有什么作为；淮军中一路追赶而来的军队也有几十营了。’我想，我军势单力孤，李世忠一定会把李允交给淮军；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是皖军白白承受了他的骚扰，反而由淮军擒获了他的首领吗？我急忙下马，在树下拿出纸笔，先起草了一份奏稿，又写了一封西帅致李世忠的信，大意说：‘贼军进入境内时，我已经加急上奏，派史君统领各军。刚刚得知李允投奔您，我还将立即另行上奏报告，派史君持契箭前去提取；我亲自到寿州迎接。’ 并且说明您的忠诚一向显著，必定能够不用劳烦兵力就把贼首捆来献上。一切来不及写入公文，由史君当面陈述，前后两份奏折稿一并抄送呈上。’如此等等。同时把权宜办理以及如果不以威势震慑非震、告知世忠而世忠不肯为我所用的大致计划，飞书送往寿州。诸事办完时，太阳已经到了正午。我驰马赶到五河，直接进入李世忠家中。世忠见我到来，惊愕不已，请我进入另一间屋子，把契箭和书面文书交给我阅看。世忠犹豫着说：‘您来得稍晚了，怎么办？淮军到这里的已有不下四十营。昨天他们的营务处余观察紫垣又来了，坐在我家里强行索要李允。皖军继张凯臣之后到来的只有程从周的第一、第二军，这可怎么办！’我说：‘这不是战阵交锋，哪里在于人数多少呢！贼人进入皖境，您是皖人，又一向同皖帅交好，无论公谊还是私情，都应当把他交给皖军。而且您难道不为自己打算吗？昨天把李允交给淮军还可以，今天我到了，看到手书和奏稿却不交出，这样对淮军未必能立功，却一定会先在皖军这里招祸。试想淮军接收李允后，由谁出面奏报？而西帅距离寿州近在咫尺，假如他另有陈奏，您凭谁替您辩解？’世忠脸色变了，说：‘我本来就还没有定下主意，所以今天把余紫垣和淮军将领请到西屋，用妓女和酒款待他们。我起初还怀疑帅未必这么快知道此事。现在想来，如果不是事情紧急，怎么会派您来送信呢？今夜一定交出此人。但我也不能留下，必须同您一起去寿州。至于怎样防备淮军，就要看您如何善后了。’我说：‘不要忧虑，您只管先让家眷和李允等人从水路出发即可。’商议定后，出门会见淮军诸将。我紫垣首先问我来做什么，我回答说是来迎接统领皖军。不一会儿，皖军诸将佐程从周、张凯臣、牛慕琦、任畹芗、程希禹等也都聚集来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秘密告诉他们，帅已经到了寿州，特意上奏派我来提取李允；今夜命令五河水师在二更时乘二十艘船出河听候调遣，各军在四更时全部拔营，分布于南北两岸，辎重在前，各自使用精锐士卒列阵行进。事情虽然不至于动武，也应当戒备。唯独留下张凯臣的一军不动，同余紫垣彻夜谈话。明天事情一旦发生，就拿出奏稿给他看；他们既然震慑于奏报，而且帅又近在咫尺，必定不敢擅自行动。况且张凯臣资格最老，刘省三曾经做过他的幕僚而没有善终，对淮军有恩，再以情义牵制他，只要能够拖延两个时辰，我就已经走远了。诸将欣然答应。主人设宴款待宾客，宾主举杯交错，十分欢乐。到一更时各自散去，我托词要进入军营，先赶到河边；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世忠的三艘大船驶过来，我也登上船，顺风扬帆而行。黎明时收到帅的回信，说：‘申刻到达寿州，三更接到途中书信后，应当召集幕僚商议；五弟认为太危险，翰则料定必能成功。’如此等等。辰刻进城，帅迎上来喊道：‘良臣已经把李允解送先到了，他住在西院。’我笑着说：‘这时候张凯臣可要吃苦头了。’帅说：‘这次肃清和擒获贼首没有遗漏一件事，弟弟凭伪奏建立奇功，我一定用真实奏报来酬答你。’ 第二天各军都到了，投降的士卒有二千多人，分别遣散或留用；贼首中除李允请旨正法外，其余如牛遂等都赦免了。后来才知道，余紫垣果然十分惭愧恼怒，张凯臣费了许多言语劝解他，他才闷闷不乐地拔队离去。帅说：‘我不会忘记张凯臣的功劳，应当在附片中保举他。’这次战役的圣旨批复下来后，西帅获得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念祖加恩，以按察使记名；张凯臣获得云骑尉世职；诸将准许择取其中最优者汇总保举；李世忠则赏赐荷包等物，并传谕嘉奖。起初，世忠先入城，已经同帅谈了很久，我并不知道。第二天，帅开玩笑对我说：‘弟弟的计策确实奇妙，不过只适合欺骗武夫罢了。’我干笑着说：‘如果是兄长处置这件事，会怎么办？难道没有想到兵权在我手里，他虽然有富贵的名声，却为朝廷所畏惧吗？如今把贼首留在他家里，我如果突然发难，淮军哪里来得及救他呢？’帅大笑说：‘良臣并不愚笨，他早已看出其中的苗头了。我刚才问他，等史六到来时，他为什么竟然慷慨地不再谋划。他叹息说，这件事太危险了，起初本来就犹豫不决。后来见史六说话委婉而目光逼人，转念一想，此人不是余紫垣可比，不能因为贪图功劳而招来奇祸；一旦玉石俱焚，我从哪里辩解呢？良臣并不愚笨。’”这次淮军以重兵逼临皖地，李允已经如同落入掌握之中，而史氏出奇制胜，用欺诈手段诱迫李世忠而将其擒获，使淮军只能失望旁观，皖军却独占此功，因而得到优厚奖赏。其谋划之巧妙、把握时机之敏捷，写得很有趣，大概也就是所谓用兵不厌诈吧。当时各军争功的情形，从这里也可以略略看出，淮、皖两军大概几乎已经互相争斗起来了。这类史料，实在很值得珍视。至于说李世忠是皖人，则稍有不确。李世忠祖籍河南固始，只是后来在皖地置家而已。

译咸丰、同治年间的内乱，通常把“发”（太平天国）和“捻”并称；二者关系时近时离，始终没有合作。清军虽然受到牵制，最终还是先后将它们平定。大概一方建立国号、称帝称尊，已经颇具规模；另一方则纯粹是流寇，难以形成固定范围。两者性质既然不同，也就不能有统一的行动步调。唯独到了同治三年，清军已经攻下金陵，军势正盛，捻匪独自承受锋芒，本应因势单力薄而不能振作，却突然声势大盛。负责剿捻、威名早已显著的僧格林沁在曹州阵亡，捻乱延续数年，震动京畿。清廷集中各路将帅，使用身经百战的劲旅，艰苦经营、从各方面苦战，直到同治七年才平定，此事颇出清廷意料。因此当时统兵者，从钦差大臣以下，多次奉到严厉诏旨责问。推究事情的由来，是洪氏势力覆灭后，众人无所归属，于是同捻军合流，势力便大为扩张，形成燎原之火难以遏制的局面。根据史氏的记载，这其中僧格林沁实在负有责任。《受降中变纪略》说：“马永和前来投降时，当时粤军和捻军合并，人数超过百万，正回援伪都。前锋已经进入皖境，后尾还在汉水、襄阳一带。途中听说南京已经攻克，大势瓦解，所以他的投降十分急迫。僧王打算拔队从黄陂、孝感出发，截断捻军中部，因为马永和投降的事耽搁三四天。正好马永和把各股捻军请求投降的文书连夜投进果敏营中，并且告诉他说：‘在我后面的是某王倪矮子，倪矮子后面是扶王陈得才，陈得才后面是某王蓝长春，蓝长春后面是某王赖文光，他们的人数各有数万、十数万不等，再后面则是任住〔柱〕、张宗禹（按：张宗禹大概是他的本名，官书写作张总愚），全都是捻党。您如果确实接受投降，慢慢收容、慢慢遣散，不到六七十天，就可以使百万豹虎般的兵众解散，从而平定两省之地，这难道不是天意吗？’果敏非常高兴，把来信放在怀中，只担心僧王多疑，问道：‘能拖延十天吗？’马永和笑道：‘他们是因为人心已经离散、各自寻找生路才投降的。假如还可以拖延，他们有这么多人，难道不能各自逃窜吗？’果敏思索说：‘王爷行军太急，希望暂时保密，事情还可以挽回。’天亮后，僧王催促果敏前往商议拔队。到了那里，恩鹿圃翼长已经隐约听说此事，想要利用接受投降来邀功受贿，便在王爷面前逼迫果敏拿出降书。僧王说：‘他们人数太多，我应当亲自去接受他们投降。’于是没有出发，只命果敏回信，命令他们依次前来拜见。从倪矮子开始，倪矮子被授予都司衔，拨给五百人。陈得才还没有到三十里外，就服药自杀，部众全部散去。到了蓝长春这里，局势却变了。蓝长春是广西人，本来就是道光末年最初起事的那一伙人。僧王一见到他就发怒说：‘粤匪叛逆作恶已久，其他省份被胁迫跟从的人姑且扰乱法令加以宽宥；至于户籍隶属于粤西的人，势必要杀。’于是把蓝长春锁在营中审讯取供。这话一说出，所有广西籍的贼人一夜之间逃散了一千多人。第二天蓝长春的供词送上来，他慷慨地承认自己与洪秀全、杨秀清同党，僧王便斩首示众。果敏极力劝谏，僧王不听。于是蓝长春的部众一半散去，一半逃回，方圆数百里的贼乱气氛一下子又重新炽盛起来。唉，眼看就要成功却功败垂成，反而再次酿成中原大劫，以至于任住〔柱〕在皖东、豫地势力一度炽盛，张宗禹、赖文光又在东直隶肆虐，祸乱波及江苏，而僧王首先在曹州遭受了它的毒害，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僧王虽然刚愎自用，却还不失忠心；那些怀有私心的人，难道不是几乎凭一句话就败坏国家吗？” 《降马永和纪略》一篇，也很有意味，现缀录如下。据说：‘马永和请求投降，果敏起初想稍微拖延。等僧王出发后，马永和单骑前来，说人心已经离散，再迟延就会溃散。没有办法，我便和他以及郭黄等将领来到他的军中，宣谕准许投降，命令各自剃发；各省同府的人分别集中在一处，等待发给照票。午刻带着马永和回到营中，于是当天就接受投降。晚上在营中给马永和饮酒，他想得到统领的职位，统率万人。他刚刚露出这个意思，偶然问我：‘阁下是从杨柳湾回来的吗？’我说：‘是。’他说：‘这座孤营陷在重地，最终能够侥幸脱险。’我说：‘我只是巡查侦探，遇到大敌突然出现，难道是喜欢孤注一掷吗？只是我不明白，您这些人拥有十多万兵力，却不交战也不逃走，突然请求投降，这究竟是为什么？’马永和惊骇地说：‘这里有个地方叫黑石渡，两山夹着一条沙冲；有水时便是狂流巨浪，没有水时两岸峭壁如削，具有崤函那样的险固，阁下难道不知道吗？’我笑着说：‘愿意听听它险固在哪里。’他说：‘官军已经分兵扼守对岸了。一旦情况紧急，就让骑兵沿沙冲直冲下去，即使是铁阵也必定能从中间截断。何况我们的军队太多，不经过两天两夜不能全部渡过；如果中途崩溃，首尾马上就会溃散。’ 我回头对果敏说：‘怎么样？我本来就知道他们中间没有能人；他们习惯于流动作战，不能修筑营垒，只是没有见过我在后山修建竹营的方法罢了。霍六〔丘？〕没有山，也没有竹子；如果用竹子编成两层篱笆，中间相隔五六尺，填实沙土，那么它抵御枪炮、阻挡铁骑，与土垒没有什么不同。像这样连续修筑五六座营垒，作为各军的传舍，分批起营开拔，就不用担心数十万众也可以从容渡过。两岸发生战事时，官军有时迎面截击我们的前军，有时逼迫追赶我们的后军；有这样的沙营作为中间依托，前后接战，都有根基。如今已经深秋，没有山水，崤函那样的险固又在哪里呢？’马永和脸色变了，瞪眼看着我，拍案称赞这是奇计。果敏急忙用别的话岔开，夜里对我说：‘为什么要同这种人谈论军事？’我说：‘他们军心离散，根本没有考虑其他事情；只是投降的将领中有一半是伪王侯，马永和尤其志向远大，让他知道自己才能不过如此，官职不超过四品，部众不满三千，多少可以压低他的奢望。’后来遣散投降者，只留下千人，授予马永和游击衔，让他分统两营，他便安静下来，不再说话。

译另外，《追降黄文诰纪略》说：‘……僧王的马队从正路追来，我派人迎上去告诉他们：‘贼人已经向皖军投降了，我还要带他们去拜见王爷，其他军队丝毫不能侵犯他们。’不久遇到他的将领都统恒龄，也告诉他说：‘贼人全都在这里，不必再前进了。’骑兵们一向知道我军，只是目送我们而已。申刻，我和英果敏在村外拜见僧王，黄文诰跪在下面，僧王略问了几句话，回头对我说：‘他们的人马驻扎在哪里？’我指着前山回答，王爷站起来看着说：‘不止一万人。’我急忙说：‘妇女和弱者占了一半。’僧王含怒说：‘反叛了十多年，一朝势败便投降，太便宜他们了。’过了一会儿又说：‘以后你们不得擅自接受投降。’我答应后退下，果敏也带着黄文诰出来。我私下对果敏说：‘刚才的话，您听到了吗？’果敏说：‘王爷是担心有人夸耀功劳、希求赏赐，所以才这样说。’我说：‘不是这样，我还有隐忧。王爷一向吝于保举，慎重使用名位器物，常说臣子报国是分内之事，所以各省客军都畏惧他而不亲爱他。他又曾说，反叛的罪很重，不能因为一时请求怜悯，就赦免他们滔天的大恶。凡是这类议论，看似正大，实际上却是败坏国家的征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怎么办呢？’果敏说：‘这几天王爷将要进入湖北，他从侧面绕行截断敌军中部，我从侧面扼住他们的要害；贼人即使有百万，也可以坐等他们投降。’过了两天，忽然有了驻军不再前进的议议，整个大局因此发生变化。唉，真是天数啊。”这是关于捻乱的重要史料，极有助于征引考证。其他记载僧格林沁事迹的书，例如薛福成《庸庵文编》卷四《科尔沁忠亲王死事略》说：“……科尔沁忠亲王统军督师……威名显赫，震动中原；后来在光州、黄州、汝州、邓州之间追击捻寇。……一天，王爷先于大军行动，亲自率领数千亲兵，与十多万贼军隔水对阵。贼人长久害怕追击他们的军队，又没有东西可以抢掠充饥，步兵的脚全都肿裂，不能行走。正好天色将晚，他们无法摸清我军的虚实，愿意接受安抚。总兵陈国瑞替他们说情，双方已经有了约定。贼人先派两个首领来拜见王爷，王爷见到贼首后非常愤怒，话还没有说完，就急忙下令砍杀他们。贼众大为惊恐，全都四散逃走，冲入山东境内，王爷更加急迫地追赶。当时官军和贼军都因长期行军而脚上重重生茧，身体疲弱饥饿，环绕着严寒酷暑，不能休息，双方势力都因此倒下。……”大概在说明他失败阵亡的原因时，这件事似乎也应当归咎于他杀害前来投降的贼首。两件事可以合起来看。至于僧格林沁因为洪、杨势力起于广西而深深痛恨户籍隶属于广西的敌人，按照李秀成的供词，其中说：‘自从翼王离开京城、杀掉东王和北王以后，到蒙得恩手下办事时，人心发生变化，政事不统一，各人各怀一心，主上信任不能专一。因为东王、北王、翼王曾经使他害怕，所以不肯信任外姓臣子，只专信同姓中的显贵。那时各人都有离散的意思，但心里又都不敢自行散去；后来听说清朝带兵来，凡是捉到广西人都斩杀不赦，因此大家结成团伙，不敢散去。如果清朝早些肯赦免广西人，早就解散了。’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所上《贼酋分别处置粗筹善后事宜折》中说：‘李秀成……又极力劝告官兵不应专门杀害两广人，恐怕粤贼更加孤立，逆党更加坚固，军事仍然没有结束之日；他的话颇有可以采纳之处。’当时的情状，这些材料也足以一并参看。

译史氏说僧格林沁吝于保举、慎重使用名位器物；他在《记军营保举》一则中又说：‘咸丰年间，军营保举十分重要，而文员尤其困难；以至于本人不在任事之中却列名保举的，极为少见。自同治甲子年南京保案涉及一万多人后，风气一经打开，后来便无法追究，不忍再置评议。当时只有僧王最珍惜名位器物，平常追击败军，只给予奖谕；除非是像张乐行、苗沛霖等战役那样擒获贼首、肃清地方，否则不能接受赏赐。念祖跟随征战三省，宁可在奏调折中极力褒扬，类似明保，最终却没有让他晋升一级；营官以下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僧格林沁督师时，以藩王身份掌握钦差符节，地位尊贵而傲慢，同他共事的帅臣、疆臣等人虽表面恭敬、内心并不服气，大多不和。看史氏所记，英翰也深深以如何对待僧格林沁为苦恼。赵国华代阎敬铭撰写《丁文诚公墓志铭》说：‘有人叙述他的逸事说：丁公刚到山东时，忠亲王正在逼迫淄川的贼军。僧王向来接见督抚、两司都不设座位，丁公到了门口，对同僚说：‘我们共同办理国家的事务，有座位我就进去，没有座位就不要通报。’左右的人大为惊讶。僧王听说后，立即提高礼遇接待他。听到这件事的人都称赞丁公和贤王一样贤明；实际上，如果没有丁公，就无法成就僧王的贤名。’ ”（丁公在山东任官，是从按察使开始的，后来历任布政使，最终做到巡抚。）照这样说，僧王府的统帅尊严竟到了不给督抚、藩臬设置座位的地步，他的骄傲倨慢也太过分了，难怪很难同心协力。邓辅纶《刘武慎公年谱》卷二追叙同治六年丁卯时，又追记同治二年癸亥刘公以直隶总督身份到军中任事的情况说：‘起初，刘公刚到大沽，就遵照诏令到军营接任办事。……僧王率领马队逼迫贼军，攻破山东冠县的老巢，而各个叛逆贼首反被驱赶进入直隶，全都被直隶步兵活捉。朱登峰是宋景诗叛党中的贼目，被直军擒获。僧王军中的佐领拿着亲王的命令，气势汹汹地来索取朱登峰，一天来了三四次，直军不想同他们发生冲突。刘公说：‘不给他，两军从此就会产生嫌隙；给他就是了。’等到把朱登峰解送过去，僧王高兴极了，问朱登峰是谁捉到的，朱登峰如实回答。僧王立即派几名骑校催请刘公，亲自俯身迎接，引他到上座，指着自己的耳朵对他说：‘您辛苦办理军务，老夫差一点就被这个东西误了。’刘公表面谦逊致谢，实际上只是深深自责，没有说别的话。僧王催促传令，让侍郎恩承赶快起草奏疏，于是坚持留下刘公，共同署名上奏。过了一会儿，稿子送来了，侍郎平立在旁边侍读，公也离座站起。过了一阵，僧邸才命人替侍郎在榻旁设座。读完后，侍郎仍拿着稿子呈上，公恭敬地书写奏疏的文字。将要拜送奏疏时，僧邸命平设好垫子，扶着公一同作礼；公再三辞谢而未获允许，于是亲自把自己的垫子向后移了些。礼毕，便告辞出来。僧邸于是解下自己佩带的火镰小刀相赠，又送给他所蓄的良马四匹。然而从此更加畏惧、猜忌公。二年十月十四日，于是便有了关于专门倚仗南方勇丁，担心一旦示弱，日久之后北方人会轻视的奏疏……”僧格林沁大概是以超过常礼的礼数对待刘长佑，但以他的身份地位之尊贵，仍远非同时其他将帅可比。（恩承当时以阁学士的身份在僧格林沁军中。文中所说的“侍郎”，或许是因为兼有礼部侍郎衔而这样称呼。）他对刘长佑虽一时似乎颇为心悦诚服，但嫉妒猜忌之心并未消除。他曾因错误听信他人言语而自责；王闿运《湘军志》卷十四《平捻篇》说僧王身边的人横行放肆，也可以参看。至于当归各军争夺功劳的情形，谱中这一节和史氏的记载，都足以让人约略看出其中情况。史氏曾任甘肃安肃道和按察使，左宗棠西征时，他确实参与其事，尤其在粮运方面竭尽心力。书中《肃州粮运始末》《关外粮运始末》《收复肃州随营大略》三篇，叙述得相当详细，足以供史家删取采用；因文字繁多，这里不全部引用。其中对左宗棠很不满意，颇多讥讽斥责的话。据他自己的叙述，他因为违逆左宗棠而被弹劾、罢去甘肃按察使，大概是由于竭力争辩俞应钧、孔才一案。书中有《俞应钧擅杀回匪十八人一案》一篇，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始末，并附录了一件因审讯此案而致左宗棠的原奏，措辞警切，值得诵读。其中说：“至于玛瑙斯之战，阻挠抚局，几乎误了这件事的功劳。我私下认为，中堂您奉命专征，若按军法处置，并不难立即斩杀他以示众。现在案件归法司审理，只应就事论事，不能因为过去的事情而从中使用严酷的法律。希望中堂您先前已经放宽了军法处置的命令，现在再施发求生的仁慈，使法司拟定详文时能够持平办理；即使犯官死去，也可以没有遗憾。而且俞应钧一人亲手杀了许多人的性命，是制造祸害的首恶，将来无论如何拟定处理，都有他应得的罪责。至于孔才，若平心静气地论断，几乎可以说是无罪。有罪而争取生死，君子尚且不敢顺从成全，何况把无罪之人置于死地，即使小人也未必忍心这样做。本司今天若不恳切直陈，而迁就上级批示办理，即使刑部不敢驳诘，犯官不敢赴京申诉，一旦中堂怒气消散、悔意产生，一定会鄙视本司为了讨好他人而杀人，并使中堂陷于不义。”这篇文字笔锋犀利而深具警戒意味，是公牍中的佳作。《云南裁夫马钱纪略》说：“滇、黔两地赋税轻而徭役重，有一种名叫夫马钱的赋役，创始于吴藩，后来由鄂文端重新制定，二百年来相安无事。同治年间大乱以后，州县贫瘠困苦，官员和士绅借夫马之名横征滥派，往往增加到十多倍，把折价收入私囊，百姓受到的扰累非常痛苦。光绪甲申年春，鄂生（按：唐炯的字）中丞任云南巡抚，首先上奏请求裁撤，发檄文通令全省永远禁止，功劳非常大。可惜没有时间作长远谋划，几乎难以妥善收拾后果。当时有见识的人都说，云南本来赋税微薄，再辅以差徭，实在是因为道路遥远、山势崎岖，往往要依靠劳役；一旦全部去除，恐怕官府的转运从此受到阻碍。而且各土司所在的边远荒僻地区，大多同汉官彼此隔绝，古人制定这些制度，让守望堡堠、举烽火的役丁，以及引路、抬轿的差役，必须由当地土民充任，并不只是为了节省费用，也是借此沟通汉夷之间的情感，使他们知道朝廷的威势和教化。” 祸害已经去除得太过分了，这样因噎废食，实在不是长久之道。不久，司农果然以夫马制度已经沿用久远为由，既然议定全部裁撤，从此全省转运时，不论需要筹措巨款还是小款，都来追问。此时各州县的告示已经发出，石碑也已经刻好；前线军队的军装、粮饷和鞘装，即使出价雇用夫马，果然也变得奇缺。各州县纷纷上禀，有的说是公事出行，有的说是办理差役，却都无处寻找夫马。想收回成命已经很难，直接推行又不可行。乙酉年春天，我恰好代理藩司事务，月卿（按：张凯嵩的字）中丞首先高度重视这件事，极不以唐炯的做法为然，想办法予以扭转。

译我说：‘天道厌恶走向极端，唐炯的举措确实有过失，但也是天意和人事共同激发了这种局面，迫使他作出这个痛快的举动。如今既然承奉司农的旨意，本来上一道奏疏就可以恢复旧制；但您认为应当酌情制定一个折中的办法，使上下都不受损害，难道就没有想到各地牧令贤能与否不一，不到十年又会走回旧路吗？那样，岂不是唐炯替全省拔除了祸根，反而由您公开把它重新种下了吗？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设法周旋一策，应当可以弥补这一缺失。’于是趁秋闱士绅聚集之时，把他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如今夫马已经裁撤一年了，外面的牧令陷于窘迫，里面司农又有议论。我担心大吏只要上一道奏疏，顷刻之间就会恢复旧制，那可怎么办呢！’众人惶恐，请求想办法。我说：‘听说全省夫马钱每年大约摊派五十万串，有这回事吗？’众人说：‘太平时期确实不超过这个数，但近些年明增暗长，哪里只是增加一倍两倍呢？’我说：‘现在按每升粮食征收三四文，全年大约可得四五万串，名为夫马经费。官府得到这笔钱后，凡是主试、学使等差遣，以及转运粮饷器械等事务，都由民间承担费用；这样，对官府来说从过去的十成变成如今的一成，又不用担心后来的人翻动这条已经确定的旧案，民众也愿意，岂不是好吗？’众人都说：‘如果这样，那就是全省的福气了。’ 书信送到后，岑襄勤非常高兴，只是认为三四文比较多，担心百姓不肯接受。我赶快写信大意说：‘如果对百姓没有好处，即使只增加一文钱，也和加赋没有区别，百姓同样不会愿意。这次举措可以使百姓永远获得很大的利益，即使稍微多一些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应当按三文确定下来。而且云南的赋税制度中，粮税之外还有条款税，现在先舍弃条款税而按粮摊派，每年大约可以得到四万串；今后如果遇到战争或变故，还可以有摊派条款税这一办法，仍然足以补救。’议定后，于是以丙戌年为开始实行。从此全省才欢喜地说：‘云南省二百多年夫马的负担，今天才算真正裁除了。’ 这是云南省赋役史上的一件大事。丁宝桢先在四川任总督时裁撤夫马局，是他著名政绩之一。（唐炯曾任四川省监司，是由丁宝桢推荐起用的。） 他记载珠玉宝石的文字，如《五珠记》说：“同治甲子年夏天，英果敏公以安徽按察使的身份统率军队，发檄文命我率兵前往霍丘，乘其不备捕捉李、谭二贼。李某是差役，谭某是书吏，都是在苗逆攻陷城池时充当内应的人。抓获后经过阜阳。听说有人假冒武职滋扰地方，立即擒获并斩杀了为首的刘姓之人，胁从者全部释放。搜查并收缴伪造的印信文书很多，得到赤金叶四十多两、大珠五颗，都装在金匣中。一颗大如龙眼，另外四颗稍小，都是价值巨万的东西。当时想，这些珠子不可能是寻常途径得到的，不是抢掠了巨富之家，就是圆明园散落到民间的遗物。我虽然不知道有这些珠子而把它们斩获，既然已经斩获，便发誓不取，于是赶到雉河集，就是今天的涡阳县，把黄金发给粮台程希禹充作军饷，把珠子呈给英果敏。英果敏一看便惊讶地说：‘这是奇宝，你不取而留给了我，等你娶妻时，我一定转送其中两颗给你。’我笑着说：‘五颗我都不想要，还要两颗做什么？’这年冬天，英果敏返回阜阳。当时英果敏父母俱在，和各将领的家属同在颍郡；各将领嫉妒我的战功最多、军队最强，而且我还总理文案、执掌笔墨，又统辖各军营的事务，与英果敏确实亲如兄弟；我对他身边的将校、仆役又过于严厉，因此内外散布谣言，彼此倾轧的事情发生过多次。一天，英果敏的父亲福凌阿公对他说：‘你曾说史六不会欺骗你，听说他曾得到两颗大珠，自己珍藏并视为珍宝，为什么不让你亲眼看看呢？’英果敏又惊又叹地说：‘我几乎忘了，珠子已经放在我儿子那里，实际上有五颗，哪里只有两颗呢？’他立即取来献上，于是全家传看，福公为此默然良久，说：‘天下竟然有这样的人吗？’第二年我娶妻时，彼此已经把这件事忘了。己巳年，我因直隶按察使任期届满而开缺，滞留保定，住在莲花池。英果敏出京任安徽巡抚，经过这里时，仍告诉我说：‘兄长在京城看过很多珠子了，从前那几件实在是奇宝，我已经发誓不再轻易给人看。’我也用不要炫耀来规劝他。庚午年他来信说，迎江寺的吴竹庄方伯正在建塔，按照惯例，塔顶需要一颗珠子，派人到粤东去找，花三千金仍不能称心。兄长一时豪兴大发，把一颗珠子施在震儿的帽子上，那是四颗小珠中的一颗。哪里料到珠子离开、塔建成之后，震儿却夭折了，他既悲痛又后悔。’我回答说：‘兄长舍弃珠子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兄长中年才得到独子，应当考虑如何长期调养保护他，以珍惜物力、杜绝祸患。这是什么东西，竟可以拿来装饰小孩子、供人观看？兄长应当后悔给孩子帽子上加珠子，哪里应该后悔舍弃珠子呢？’因此二十多年间，我常对家人说：‘古人说珍奇之物会损害人，并不是迂腐的说法。这颗珠子不知道是从谁家抢来的，后来使刘某遭祸，几乎又使我遭祸，最后使英果敏遭祸，我始终没有看出它有什么值得珍爱的地方。’” 记载白玉班指说：“我在甘肃十年，见过的白玉不下千百件，曾经写过《记玉》一首，但始终没有见到古人所说的羊脂玉。大概白玉能达到九色，就已经称得上绝品了。玉这种东西，如果不相互比较，便不能自行显出它的美；把十块玉聚在一起比较，各自的等级就会分别显现出来，古人因此把玉比作君子。每当单独看一块玉，似乎已经极其洁白、润泽，等遇到高出一等的，原来那块白色中或许忽然带青或带黄，润泽而有光的又会因为过于通透而显得空，润泽而浑厚的又会因为过于厚实而显得不灵动。每提高一个等级，形态顷刻之间就发生变化，起初以为没有更好的了，转眼之间又明显觉得它不如另一块。因此我虽然竭力寻访，最终也没有遇到。只有旧日收藏的一枚班指，拿到兰州给玉工王喜看。王喜年过八十，一见便惊叹说：‘这已经是九八色，只差羊脂玉一等了。遇到极美的玉，白色如果仿佛不能承受其美，必定会吐出红光来。年轻时我曾见长相国征讨张噶尔班师时得到一枚班指，命我父亲为它上光，和这枚完全相同。我雕琢玉器几十年，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我说：‘确实如此。我曾在同治己巳年入朝觐见，英果敏早知道我收藏这枚班指，非要买一件东西来和它抗衡不可，于是寻遍京城，竟然没有能与它相比的。后来花六百金得到一枚班指，最终仍差两个等级。’王喜于是问这件宝物花了多少钱，我叹息说：‘我的财力哪里足以得到这样的东西，只是无意中遇到罢了。曾随英果敏驻军宿迁，当时发生大瘟疫，每天死数百人；凡是贫穷到无钱安葬的人，往往发给钱财加以救助，于是有人拿这枚班指来求售，说要用四十金买棺材。我怜悯他，给了五十一两银子买下这件宝物。当时同僚暗中嘲笑我年少受骗。后来进城，大家才都惊叹这是至宝。直到今天想来，无心施舍，必有无心的回报；即使是一件微小的东西，难道也是偶然的吗？难怪如今用百金寻求也不能遇到一枚。’”

译《宝石》说：“宝石产于缅甸，五种颜色都具备。绿色的叫祖母绿，是奇珍；次一等的是玫瑰紫和天蓝。紫色的，古代称为玫瑰，也就是火齐。天蓝宝石重到七八钱，矿工得到后，必定献给国王。国王用鼓乐迎入宫中，把它当作国家祥瑞。颜色暗淡而不明澈的，便不珍贵。大红宝石又分很多等级，极其鲜明的，滇人称为祖母红，又名硬红；重量超过一两的，也很少见。宝石中含有白光，像珠贝一样闪耀，有的成片，有的成线，随着人的转动而闪动的，叫作虏子，是缅甸当地的名称，云南俗称六路分心，大概是宝石中最精美的。它也具备五种颜色，黄色的、淡青色的，就是世人所说的猫儿眼，因为它和猫眼同色；实际上，在玫瑰紫、天蓝两色中，虏子尤其珍贵。至于碧霞洗，虽也具备五种颜色，却不能列入宝石之中；它的坚硬和脆弱的性质相差悬殊，价值轻重也大不相同，只有虏子的重量又稍微重于寻常宝石。我居住云南很久，自己估量没有财力寻购，但往往在无意之中得到奇珍，所以略加记载。”这些话都很有意味，抄录下来供研究这类事物的人汇览。“碧霞洗”也写作“碧霞玺”“碧{王亚}{王厶}”等，大概是根据读音而没有固定的字。前人记载中又有称作“碧霞髓”的，应当也是这一类。清凉道人（徐承烈）《听雨轩笔记》卷三《余记》说：“陶岳，字集山，是绍兴世家子弟。他的父亲名晓峦，雍正年间任滇南别驾，因受到牵连获罪而被罢职，贫穷得不能回乡，于是留在云南省。他办理刑名案件很有声望，大官们争相延请他。后来他在永昌府任幕僚，看见书房前的花盆中有一块拳头大的石头，颜色深紫而且光泽莹润耀眼。他感到奇异，便询问此事。他的随从是当地人，回答说，这种石头不只是紫色一种，还有大红、银红、淡紫、黄、白等颜色；好的放在盆盎之间作为玩物，府属各县山中都有，并不是贵重物品。晓峦非常喜爱，于是写信给交好的朋友，让他们搜罗这种石头，共得到两大箱，但杂色很多，大红色的只有十分之二三。回去时用两匹骡子驮着，从永昌一直运到镇远，计算旱路有四千多里，花费不小。到了绍兴，把它们全都拿来送人，人们把它们看得和宣石一样，也没有人认为珍贵。后来晓峦去世，集山困在诸生身份，家里非常贫穷，靠教蒙童糊口。绍兴的珠宝店在城中的千秋巷。乾隆甲戌年冬天，集山偶然经过那里，看见店里有人拿碧霞髓交易。集山过去听说过它的名称，却没有见过，于是进去观看。这件东西比酒碗还大，颜色浅红，光彩从内部发出，闪烁得照人，与他父亲从云南带回的石头极其相似，于是坐在旁边观看。店主把价格还到八十金，卖主才答应成交离去。集山慢慢询问店主，店主说：‘这块石头锯开后可以得到带板四块，但人工和宝砂的费用，必须再加三四十金，才能制成器物。眼下这种东西价格高，买的人很少，卖完估计要一年；把工本和每月利息逐项算进去，所得并没有多少。本地货物本来就难以销售，而且没有工匠，将来应当带到苏州、扬州整块出售，剩下的利润不过一分而已。’问他哪种颜色最贵，他回答说大红色为上等，银红色次之，杂色再次之。集山赶快回去，取出自己保存的石头检验，和店中所见的没有区别。于是检查旧箱子，其中一箱还没有动过，另一箱则所剩无几。于是他在屋里到处搜寻，又找到大小十几块。集山非常高兴，挑出一块钱币大小的大红色石头，卖给千秋巷另一家珠宝店，得到一百多金，作为船费车费，陆续到苏州、杭州、扬州、南京、汉口、广东出售。他善于经营，就在当地买货后返回。当时碧霞髓的价格一天比一天上涨，箱中货物还没有卖到一半，所得已经超过一万金。他用这些钱买房置田，生活相当富足；后来逐渐卖完，于是成为绍兴的富室。集山的业师曹仰尧是我过去认识的人，丙戌年冬天我在梧州遇到他，席间有人谈到碧霞髓，曹仰尧于是把集山的事讲给在座客人听。”我也把这件事附带记在这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枚〕 《孟获印》说：“云南藩库存有一枚古铜印，形状像半个月亮，篆文似乎是梵字。相传明代时这枚印藏在永昌府库中。按：永昌本来是孟获的都城，不知什么时候被提取到省城的藩库。据老吏说，省库过去收藏的珍异物品很多，如极大的翡翠、琥珀、象牙、古铜器等，过去都逐件登记造册上报户部；自同治年间元宵节发生变故后，这些东西几乎全都散失或被调换，报销也就停止了。至于这枚印，册上大书‘孟获印’，究竟依据什么，却无法考察。我寻觅旧册数本，查阅后果然如此。后来偶然查验库藏，看见翠石和象牙还在，只是全都已经被调换；翠石只剩一尺多，象牙只剩四尺罢了。于是告诉库官，今后凡是珍贵物品，都要注明尺寸和斤重，等到明年重新复制清册上报。这枚印只是废铜，可以注明由我在任内带走，以便拿给博学之士考察它的来源和流传。”这枚印颇为奇异，不知道研究考古印章的人是否有著录。藩库所储藏的各种物品，往往有珍贵之品，年代久了，或者经历变故，于是大多无法再追究查考。

译《顺口》说：“我小时候喜欢作人物巧对，比如‘金乌珠’‘梁红玉’‘狗名宋鹊鸟，号商羊’之类很多，一时记不起来了。癸酉年冬天，我在庆伯（按：杨重雅的字）的甘臬署中小饮，促膝交谈，十分高兴。董研樵说：‘“君王后”三个字意义相同，“王”字上下都可以相对，已经很久没有找到合适的对句了。’我随口回答：‘婴儿子。’随即觉得平仄不合，又说：‘“孺子婴”，怎么样？’众人都称赞。庆伯偶然翻看案头的《宋书》，看到书中记载诛杀太子劭逆党王鹦鹉、严道育等事，便对我说：‘你擅长作对，“王鹦鹉”有对句吗？’我顺口说：‘容易。’接着想到“鹦鹉”二字是一个鸟名，如果要用两个字分别表示两种鸟，而且不能连成一个词，才算是好对句；想了很久，竟然无法应答，因失言而深感惭愧。过了几天，偶然读《日知录》中的《谥法》一则，引用季孙向荣架鹅询问的话：‘我想给您取谥号，让您的子孙知道这件事。’我大喜，跑去告诉庆伯说：‘“荣架鹅”可以作对了。“东飞架鹅，西飞鸧”，也是一种鸟对另一种鸟。’庆伯于是感叹说：‘这个对句固然好，我更加赞赏你能够弥补过失。’ ’癸未年春天，我因服丧居住乡里。一天，黄叔符、王翕亭诸位先生谈论天下有极难作对的句子，却偏偏有工整的对句；也有看似容易作对的句子，却始终找不到工整的对句，例如‘新燕衔泥营旧垒’就是这样。我有了前面的教训，不敢立即应答，仔细思考其中的难处在于‘新’‘旧’二字天然贴切、没有斧凿痕迹，哪里是冥思苦想片刻就能得到的？于是说：‘“沉鱼出水戏浮萍”，怎么样？’诸位都感叹赞赏，我也因此有所感触。天下的事情，宁可先做了再说，不要先说了再做。事后才说，即使没有做到，有人也会谅解；先说了而后来即使果真做到，人们终究还是会轻视他。何况只是说而最终没有做到呢？古人以自身赶不上所说为耻，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这些巧思很有趣味，可以作为谈资；先做后说的道理也确实正确。《□子弟谈兵》说：“……偶然读到纪文达公的笔记，试举一件事，也足以看出谈论军事的困难。《如是我闻》记载：伊犁城靠近山麓，参将海起云请求在山上修筑小堡，形成犄角之势。将军巴彦弼说：‘你只知道野战，实在不懂军事。北山虽然可以俯瞰城中，但敌人如果在山上结栅，我们可以修筑炮台向上攻击；火性向上，形势有利，地势又近，容易瞄准，敌人绝不可能在那里屯聚。如果修筑小堡，兵多了地方狭窄容纳不下，兵少了力量薄弱不能防守，反而会被敌人占据，给敌人提供保障。’各位将领都叹服。按语说：这种说法实在是真正不懂军事，各位将领的叹服不值得一提。海参将能够提出先前的谋议，却不加以诘难，难道是被尊卑关系震慑了吗？请逐条驳斥它的谬误：巴彦弼说，敌人结栅后可以用炮轰击；这是说我方使用枪炮，而敌人还可以在枪炮之外加用火弹、药包，哪一方更凶猛呢？火性向上，哪里比得上向下投掷火弹、药包方便？说地势近、容易瞄准，哪里比得上药包不必瞄准也能命中？而且枪炮每命中一次才伤一人，又哪里比得上投掷几次药包就足以毁坏、焚烧全城？至于说山麓地方狭窄，不能容纳很多人，正因为不能容纳很多人，敌人就可以用一百人抵挡我方全城的兵力；敌人白天失败，夜里还可以来，夜里失败，白天还可以来，人数少而进退迅速。我方却百战不能有一次失败，一旦失败就会瓦解，全部覆没。” “说敌人绝不可能屯聚，敌人正是不需要屯聚罢了。巴彦弼是武人，只知道火性向上的常理，难道独独没有想到‘建瓴之势’的说法吗？自古以来，占据高处就能取得优势，即使是沸汤、巨石，以及毒灰、针砂、粪烟等细小之物，也没有不能用来制胜下方的。说仰攻方便，我从未听说过；至于说兵少就不能防守，更是可笑。有一座堡垒却不能防守，难道敌人在上面结栅后，我们反而还能攻打它吗？哪有这样的道理？既然有火性向上的火器，为什么不立即用它来帮助守堡的士兵？难道军队都被捆住了手脚，只能仰面瞪视，不敢绕道截击〔城〕以保护堡垒，竟然连从旁发射一枪一炮也做不到吗？炮台修筑在城上，为什么不立即修筑在堡上，用来打击远处的敌人，而不让敌人靠近山麓呢？” 纪公本来就说自己不懂军事，只是因为虚心宽怀、奖励善言，才把这段话记录下来；却不知道军事不是小事，一句话颠倒错乱，就很可能贻误后人。” 总的说来，这种出自亲身阅历的议论，比纪氏的话更值得作为依据。周跋说，他在清史馆替史氏撰写传记共三千字；可是按印行的《清史稿》来看，史传只有六百多字，大概又经过他人删改，已经不是周稿的原貌了。《半弓居省墓日记》：崇明黄清宪的《省墓日记》收在《半弓居文集》卷末，记载他于同治三年甲子五月前往苏州祭扫坟墓的经历。当时苏州等地收复不久，日记中所见的战后景象记述得很详细，极有史料价值。《半弓居文集》流传不广，因此摘录如下，供史家取用。五月初七日：“坐小驳船来到刘家河镇，只见人口聚集，车马喧闹，似乎没有经历过战火。” 初八日：“想雇一只小船向西行进，但战乱刚刚平定，客船极少，一时不能很快办妥。” 初九日：“仍然没有船，于是停留在局（刘河捐局），扣留乡民的船，仍按民间价格给予补偿，等待潮水来到后开船。” 初十日：“太阳已经偏西时到达太仓城，城外的民居全都化为灰烬。谯楼上的瞭望台高耸入云，沿城的木栅和竹签密集得像刺猬的尖刺；城门外堆砌砖石作为外城，这些都是粤匪留下的逆迹。我从北门进城，……又来到我妻子的叔父施茂才璞堂先生的住宅。先生的住宅原来宏伟华丽，被贼军占作伪王府，所以得以没有毁坏；但旁边的园圃、山居宅舍已经被一把火烧光了。”

译“逗留了半个时辰，仍然从北门出来，登船沿城隍河到西门。当时天阴无日，河中没有一条船往来，两岸没有一个人行走，只见残垣破瓦，杂草丛生，野鸡鸣叫、乌鸦啼叫，令人心惊。那种萧瑟森冷的气氛，比深秋还令人凛然。听说昆山路上有散勇抢劫，我害怕不敢前进，想等到明早有行人时再走；但同船的人嘲笑我没有胆量，于是只好勉强前行。到了新洋江，远远望见昆山上的塔影在烟雾中迷蒙，而江边的白塔已经不存在了。这座塔相传是汉末周公瑾所建，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兵火，原来一直巍然独存，却一旦毁在粤贼手中。万物的兴衰，难道真有命数吗？等到抵达城（苏州）东门时，已经是点灯的时候了。听说前夜城外的米铺被散勇抢劫，我心中更加恐惧，这一夜便把船停泊在城隍河中。同泊的只有四五条船，情景凄凉惶恐。城楼上的更漏声整夜不断，声音凄切呜咽，躺下后很不安宁。杜少陵诗中所谓‘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大概就是这种情景。” 十一日：“天刚亮时从东门绕城走到西门，等候开城。船夫进城买蔬菜，我也一同前往，看见守城的人手持出鞘的刀，分立左右；我缓步向前走，却没有人盘问〔稽查〕。走了约两里，没有什么可以买的东西，行人很少，凄凉的景况比太仓更严重。城中从前的试院以及我熟悉游览的地方，全都成了瓦砾场。学宫的大殿仅仅保存下来，其余都长满茂草；而明伦堂前安置的宋代卫文节公元云石仍然屹立其中。……徘徊很久后出城，乘船经过驷马关，两旁逆贼用砖堆砌的墙还相当坚固。由关向西，看见两片水塘，茅草丛生，白骨遍地，残破的营垒纵横交错，接连不断。荒村中怪鸟发出吱格声，人烟断绝，情景几乎令人不能忍受。走了十多里，望见夷亭桥和吴地下的群山。中午到达夷亭，登岸散步，从前的街市连一片瓦都没有留下。到了和塘上，贼军修筑了一座砖城，高约二丈，四面各约三丈，大概是为了抵御松江的官军、保卫苏州郡城。登桥远眺，南望金沙湖、陈湖，北望阳城、巴城一带的水面，大片水域浩瀚开阔，使人胸襟舒展；隐约可以看见古人所说的三江五湖的遗迹，西南诸山的峰峦也大致可以辨认，这实在是东南一带的壮丽景观。” “自从粤匪向东进犯，城邑变成废墟，凡是壮丽的楼阁、幽静开阔的亭台、著名的风廊水榭、宏伟高大的琳宫梵宇，全都化为乌有，不能不因此感慨。然而去掉了这些奢靡装饰的习气，反而留下湖山的真实面貌，供文人隐士游览观赏，也未尝不是显现古朴风貌、形成清凉世界。眺望了很久，又登船向西到娄门，从娄门到阊门，看见城隍河中躺着死尸。” “唉！谁主管抚育百姓，却让这些百姓刚刚脱离刀兵之苦，又转眼陷入沟壑之中呢？天已经黑了，我到达虎丘，把船停泊在清节堂前，乘着兴致上山。看见贼军竟然把整座山围作城，城外堆土筑堡，堡外环绕深沟；而其中原有的明室幽堂、飞亭曲榭，都变成了一座黄土丘，满眼都是青蒿。过去王僧虔说虎丘是江左山丘沟壑中的杰出之地，张种说它是吴地山岳的神秀所在，顾野王说它是大吴的胜地；如今那种盛况大概再也看不到了。我叹息着向前走，到达千人石。《图经续记》所说的生公讲经处，此时暮色苍茫，四下无人，我颓然返回。” 十二日：“傍晚和当地人曹某闲谈。曹某说，粤匪的伪忠王李秀成按部到苏州郡时，命令能够贯彻，禁令能够执行，居民得以安居。李秀成离开后，其他贼军又骚扰不堪。又说，官军从上海转战到娄门时，李秀成正在江宁；听到警报后迅速赶到苏州，带领驻扎在虎丘的三千名贼兵迎击官军，官军败退，驻扎在夷亭。李秀成对各贼军说：‘这一战官军已经胆寒了，各位只要严加防守，不要轻易出战，官军一定不敢立即逼近。现在我和各位约定十天，我到上游调集精锐部队，从阳城〔澄〕湖中绕到官军后方夹击他们，那时官军就会一个不剩。’十天期满，李秀成果然率军赶到，但苏州城中的贼军已经在内部溃败并出城投降了。李秀成大哭而去。曹某又说，李秀成相貌魁梧伟岸，用兵有谋略；如果贼军没有内部溃败，官军的成败还很难说。” 十三日：“从冶坊滨出来到阊门大塘，经过枫桥，……到达白马涧，……于是舍弃船只，乘山轿越过贺九岭，……走出藏军洞，……当地居民曾经在这里抵抗粤贼。从这里向东到北峰坞，从冶坊滨到这里约三十里，沿途经过的村落，房屋倾斜破败，百姓憔悴；四面望去，各山的林木都被砍伐殆尽，贼祸大概严重到了极点。” 十五日：“把船移泊到山塘的桐桥旁，……我没有事情，进城随意散步，看见城门内有二三名衣冠之人坐在案旁，几十名兵卒、胥役侍立左右，大概是用来稽查行人的。我进出多次，却没有受到盘问。又看见城墙被贼军加高，每隔约半里开一方形孔洞，在孔洞外悬挂擂木和灰包；里面用木架支撑、铺瓦建成长廊，供守城者栖身，周长三十里没有一处缺少，这是贼军守城时修建的。此时城上的兵勇正在鸣金操练，我准备登城观看，却看见城楼旁大字书写的巡抚告示：‘私自登城者斩。’我急忙停步。慢慢走到圆妙观，看见我县铁竹道人修建的三清殿，里面住满了乞丐；殿上丹青剥落，神像不知去了哪里，宋孝宗所书‘金阙寥阳宝殿’的匾额也不知在何处了。从阊门到观中约三里，放眼望去全是瓦砾场，路旁偶尔有搭草棚做买卖的人。过去我读史书，看到书中所说的战乱离散景象，常常感到悲伤，没想到今天竟亲眼见到了。” 十六日：“到师子林观看元代天如禅师的门人所叠砌的山石。丛林古刹、别墅名园，到处都荡然无存，唯独这里没有遭到毁坏，这该是多么幸运啊！然而当时所谓‘含晖’‘吐月’‘立至’‘昂霄’等山峰，已经无从辨认了。山石前的小阁中，粤贼在上面筑了瞭望台，非常高耸。又到报恩诸寺，想寻访晋代帝青石钵、唐代珊瑚鉴、元宗金铜圣容，以及宋代苏子瞻所舍铜龟等古器如今在哪里；但佛寺已经倾圮，僧众也不见踪影，只看见七级浮图在夕阳荒草中高高矗立而已。”

译十七日：“在山塘上漫步，……正在徘徊时，看见几百名淮勇，头缠帕巾，身穿短衣，竖起大旗，敲响战鼓，在瓦砾场中操练。他们跳跃腾挪，赤脚行走如履平地，大概是久经战阵的士兵。寻访五人墓以及我县沈督师忠节公墓，连一抔土都没有留下，只剩遗碑还在；居民在墓地上搭屋作为店铺，使地下的忠魂没有安身之处。要使他们得到安妥并受到表彰，难道不很需要贤能的主管官吏吗？拜谒二戴祠，堂屋廊庑还算修整，但几百名流民睡卧其中，臭秽之气令人无法靠近，难道这是安妥先儒英灵的办法吗？这也是主管者处置不当。当贼军占据苏州郡时，以山塘作为贸易场所，所以店铺还排列在那里，但已经毁坏了十分之四五。我在苏州住了几天，所见百姓，不是相貌奇异、装扮得像粤匪的人，就是面黄肌瘦、形容憔悴、生命将绝的人；但妇女的妆束仍然妖艳，市店的交易仍然奸猾。这个时候，作为百姓牧守的人将用什么办法使他们繁衍生息、获得安全，又用什么办法劝导诱发、教化治理他们呢？”咸丰、同治年间战事兴起，苏州以及太仓经历兵火后的景象，记述得非常亲切。不是真正在那个时代亲自到过当地的人，不能像这样详尽地记载。李秀成在苏州留下了使人追思的政绩，在庸常之辈中，他确实算得上出类拔萃。《半弓居文集》卷五有《乱后经常州记》一篇，文章说：“常州郡是江苏的大郡，六街三市，车轮相撞，行人摩肩接踵，所谓聚集衣袖可以形成帷幕，挥洒汗水可以下成雨。这里的衣服饮食精美，宫室壮丽，寺观宏敞，园林幽美，农桑繁盛，商贾富足，在各州中居于首位，和苏州郡相当，真是兴盛啊！可是如今看去，那里的百姓已经没有了；侥幸存活下来的，也是衰老的、孤弱的、患病的、肢体残缺的、衣衫褴褛而踉跄行走的、形体如斑鸠而面容如天鹅的。至于他们栖身的地方，有破败的房舍，有柴草搭成的棚子，有土窟，也有沿途倒毙的。至于他们赖以糊口的东西，有糖糠、藜藿、死尸肉，有的人几天也不能吃上一口饭。走到野外，所见是瓦砾、蒿草、白骨、残垒和成片埋葬的坟墓，以及野兽和怪鸟；方圆数千里没有人的踪迹，极目所见连林木也没有。太阳刚过正午，鬼哭声已经啾啾传来；太阳刚刚落下，磷火已经连绵不断。唉！怎么会衰败到这种地步。……（下文论述天道和人事，略去。）”这篇文章虽然着力描写景象，却未免有意经营文辞，不如《省墓日记》那样依据实情实景，随笔叙述，逐项清楚列举，细密而充分。距离黄清宪前往苏州刚刚一个月，南京也被清军收复。上海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卷四有《甲子冬闱赴金陵书见》一篇，记载了兵火之后残破凄凉的景象以及洪秀全建都留下的遗迹，情景宛然如在眼前。文中说：“同治三年，岁次甲子，爵督曾涤生阁部收复江宁省城。算起来，贼军占据金陵已经满一纪，祠宇、官署全都被毁坏，只有贡院还保存着。曾侯于是命令各营督弁修缮，不到三个月工程就完毕，奏请就在这一年十一月举行江南乡试。我送侄子垣儿前往金陵应试，沿途所见已经深深引发今昔之感，其中尤其以秣陵最为严重。”

译当时各地赴京应试的人都在十月中旬启程。我记得从上海到昆山，缕缕炊烟不时从倾圮的墙垣和破屋中升起；从昆山到苏州境内，则越发荒凉。金阊门外，路上满是瓦砾，城内也很少有完整的房屋；虎丘只有一座塔幸存，其余全成了土丘。从这里经过无锡、常州、丹阳，蔓草荒烟，处处都是同样的景象。那些荒草中偶尔露出的一片砖墙，或大河中横立的几堆乱石，都是贼军据险盘踞过的地方。两岸看见几千名无家可归的孩子，同声乞食，令人悲惨了很久。至于奔牛、吕城、新丰等城镇，从前都以繁盛富庶著称，如今却一眼望去尽是荒草，杳无人迹。偶尔看见一两个乡民，大都瘦骨嶙峋、声音嘶哑，奄奄一息，眼看就要死去。问他们，便说一个村原有几百人，如今十成中连一成都没有了；而且每天都吃不上饭，夜里也睡不成觉，快要全都死了。他们的话十分惨痛，实在不忍心听完。第二天出越河闸渡江，只见江浪惊骇、波涛奔涌，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往日的气势；焦山的山色苍紫夺目，稀疏的树林中寺院鲜明可见，风吹来时，隐隐传来梵呗声。听说这里之所以没有被毁，是因为僧人中有旧识在贼军首领那里。又看见白塔孤零零地耸立在云端之上，塔下没有一棵树、没有一间屋，这就是金山。很快经过镇江口，看见高阁凌空、崇楼临水，那里就是洋人进行贸易的地方。到了燕子矶，虽然茅屋参差错落，稍有一些集市，也不过只有几十家而已。江宁城城濠两岸，铅弹密密麻麻，沙中白骨纵横，想来可以看见历年战争的惨苦。城墙比从前高出几尺，被炮火轰塌的地方也已经修整。由旱西门进城，经过制府衙署，惊讶它的形制不像衙门，原来就是伪西王府。城中的房屋，只有西南一带还算完整，但也损失了十分之四五；东北一带则一览无余。偶然出了聚宝门，看见山石高耸之处有四五座营盘，询问当地居民，才知道那就是雨花台，竟然已经认不出原来的道路了。可惜的是，报恩寺塔这一千古壮观，也已经荡然无存。秦淮河的水被堵住不能流动，河岸曲折处的阿房宫也全都化成了灰烬。回想当年珠帘翠幕、凤管鸾箫，不知在玉碎花摧、繁华毁灭之时，是怎样一番景象。皇城旧址遭受践踏尤其严重，走了四五里都看不见一个人，也看不见一间房。人们说，贼军所到之处，就像飞蝗吃禾、疾风扫叶，顷刻之间全部荡尽，难道不是这样吗？全城计算起来，贼军馆舍不少于一千余处，称作伪府。这些地方有两道辕门、三重门，高达几丈，门内墙壁全都彩绘着鸟兽。后面还有厅堂、房屋和园林，最多的有几百间，少的也有一百多间。所谓伪衙，是挑选百姓家中高大宽敞的房屋，加以彩绘；其余的有的用红笺纸写对联，有的用黄纸写朱字，贴满大门，用来装点观赏。伪幼东王府的园子，进门有一座亭子，亭子旁有两株花椒树，树荫可以覆盖半亩，圆圆的果实繁茂丰盛，红色鲜艳，十分可爱。从亭子向北，用叠石堆成山，绵延不断；群山脚下有清池环绕。如今池中已经堆满枯骨，实在不忍逼视。池后有一座楼，高高耸立，几乎直入半空；因为乱石挡路，不能上去，我也不想上去。洪王的伪府，是把原来的制军署改作的，在城北，庄严华丽胜过其他地方。大门匾额题作“荣光门”，二门题作“圣天门”，都冠以“真神”二字。两旁有栅栏，栅栏里面横挂着几方匾额，全是伪官僚的赞颂之辞。左右各有一座亭子，高出墙外，覆着琉璃瓦。二门里面是伪朝房，东西两侧各有几十间。西边有一口井，井栏用五色石砌成，上面雕刻着双龙；石料和工艺都极其坚固精致，似乎不是近代的东西。伪殿前有一座牌坊，上下都雕刻龙纹，并用金彩装饰。伪殿尤其高大宽广，梁柱全都涂成赤金色，并绘有龙凤，光彩耀眼；四面墙壁彩绘龙虎狮象。伪殿东面有一圈围墙，里面凿了一方池塘，池塘四边各有几十丈宽。池心用青石砌成一条船，长约十余丈，宽五六丈，船舱顶部已经毁坏。北岸又有一座半亭，高仅几尺，形制像字藏，中间空无一物。询问当地人，他们说洪王的尸体是从船中挖出来的，这座亭子是用来供奉牌位的。考察洪王崇信邪教，死后不设牌位；曾侯的奏稿只说得到伪官的尸体，并没有石船的记载，当地人的说法恐怕只是传闻，未必可靠。到了伪殿后面，只见一片瓦砾，剩下的破屋残墙也都摇摇欲坠，于是没有遍历其境。其余的伪府还有很多，有的改作官署，有的驻扎兵勇，都不能进去。至于从前的名胜，如今全都荡然无存，再也没有留下什么，真令人感慨啊！”现将此文抄录出来，以便大家共同阅览。（本刊第四卷第三期刊载《养和室随笔》，引录归安吴绍箕《纪洪氏故宫》一则，也可以和毛氏所记合并参看。） 黄氏另有《蔡侯退贼记》和《庚申年团防纪略》两篇，记述太仓、崇明的事情，见于《半弓居文集》卷五，也属于咸丰、同治年间战乱兴起时的地方史料，现一并抄录。《蔡侯退贼记》说：“咸丰三年春三月，粤匪攻陷江宁，江南、江北都骚动起来。海边那些不安分的百姓，舞刀弄枪，乘机偷偷发动事变的很多。秋七月末，土匪周列春等攻陷青浦；八月三日，土匪刘利川等攻陷上海；五日，南翔土匪朱三等攻陷嘉定；八日，青浦土匪陈某等攻陷宝山。宝山被攻陷的前一天，嘉定贼寇高步蟾等进犯太仓。太仓额定的兵力不多，而且都是年老体弱、不能任事的人；事变突然发生，城中守备空虚无人。贼军从南门进入时，居民正要上市，看见贼军便全都逃跑躲藏。贼军直奔州署。州牧蔡侯寅斗听到警报，立即召集家丁、仆役商议抵御贼军的办法，却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蔡侯急忙束装换上武人的服装，腰佩刀、头裹帕，手持一根鞭子，出衙迎敌；而贼军已经蜂拥到了衙署前，距离不到一百武。衙门左右有两尊擘山炮，是设置来防备非常情况的。蔡侯拔刀击打火石，取火点燃火炮。炮响之后，贼军出乎意料，惊慌逃走。蔡侯挥鞭直冲上前，打死了三四名贼军，贼军大败奔逃。蔡侯径直追出城去，太仓城因此没有陷落。黄清宪说：‘战乱以后，我到吴门，路过太仓，听太仓人这样说。蔡侯对太仓有功，难道是很浅的吗？蔡侯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又岂是容易做到的？这不就是古人所说的豪雄之士吗？然而后来粤匪攻陷苏州时，蔡侯已经担任江苏布政使了，却束手无策，暗中逃走，为什么前后竟像是两个人呢？难道是地位高了以后，对自身和家产的顾虑加重，而豪雄之气消失了吗？我因此更加替蔡侯惋惜。’

译《庚申年团防纪略》说：‘咸丰十年春三月，总统张忠愍公的大营因为缺少军饷而溃散，总统也死于其中。粤匪于是向东逃窜，接连攻陷常州、苏州、太仓等郡县，一直抵达刘家河镇。崇明县与刘家河隔着一条江，相距三十里，距离很近。粤匪占据刘家河后，焚烧抢掠百姓房屋，没有一天停止；崇明城中白天黑夜都能看见不断的火光，人人凶惧不安。加上奸民混杂，谣言四起，风声鹤唳，一夜之间惊扰数次，大家都惴惴不安，担心今天还保得住，明天就保不住了，迁徙躲避的人家占了十家中的五家。知县、山左人翟侯见事态紧急，于是在土地祠内设立巡防局，召集各位父老商议实行团练法。挑选县中有财力的人家，每家出一名或两名佣人，枪械、旗帜全都备齐，穿短衣、包头巾，再由这些家主中的几人率领他们；白天到江边缉捕奸人，驱逐没有户籍的流民；夜间则让三四十人持械吹角，巡查街道、衢路、坊巷。灯火和各种器具的费用，也让有财力的人家轮流准备。镇标中营游击也派兵守卫五座城门和文武衙署，入夜后也列队巡逻。外城女墙的空隙处都架设红衣大炮，隔两天绕城试放一次，炮声震动远近。’ 富人沈沼散尽家财，招募几百名壮丁，亲自组织成一支军队，驻扎在演武场，操练武艺、演习阵法；戈矛在阳光下闪耀，旌旗遮蔽天空。团练大臣庞公锺璐从常熟避兵来到崇明，仍然督理团练事务，经常亲临观看，颇为壮大声威。然而当时城防虽然略有准备，巡防局的勇丁本来就没有用，招募的勇丁也都是市井无赖，不值得依靠，兵卒同样怯弱，而贼军的气焰又正盛。居民全都皱眉相对，担心土寇偷偷发动，或者粤匪突然渡江来犯，使自己遭受刀兵之祸。翟侯竭尽智力，安抚军民，日夜到巡防局慰劳、激励和劝勉；又在深夜人静时穿便服独自行走，遇到制造谣言或违反夜禁的人，便返回公堂，命差役把那人带来，严加惩罚，甚至有被囚禁在木笼中而死的。有时遇到形迹可疑的人以及逃跑的士兵、溃散的勇丁，一定逮捕审讯，往往能够查出他们与贼军相通的情况，便立即写一张便条送到游击衙署，让游击把他们斩首示众。抓到抢劫和绑人的贼寇，就打断他们的腿，捆起来投入江中，威严和恩惠都充分施行，百姓因此畏服。勇丁和兵卒也没有谁敢不尽力效命，民心虽然内里胆怯，但表面声势很盛。由于这样，土匪无法得逞；粤贼也因为知道我县有防备，而且地处江边，无法探测虚实，不敢轻易进犯，我县因此得以安定。’ 等到贼军的势力已经窘迫，翟侯也获准调任离开了。假如当时没有翟侯严厉刚毅的性情和敏捷能干的才华，靠布置防务来镇守安抚，那么我们县不遭受贼祸，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记下这件事来歌颂翟侯的功劳。翟侯名寅清，字叔度，是山东潍县拔贡生。’“张忠愍”指的是张国樑。张国樑的谥号是“忠武”，当时误传为“忠愍”。江南大营实际上是和春继向荣之后，以钦差大臣身份担任主帅；之所以称张国樑而不称和春，大概是因为张国樑骁勇善战，功勋和声望特别高——清文宗在任命他之后下谕，称他“东南半壁，倚为长城”等——而和春则不为舆论所赞同。《文集》卷三有《诰授资政大夫知府衔归部候选同知沈君行状》，记载了他积极为公、帮助军队，并因此获奖等事，这就是所说的富人沈沼。至于黄氏的生平，见于《候选训导黄德卿墓表》（同里张应榖撰述）和《黄先生传》（本县后学曹炳麟撰写），都载在《半弓居文集》卷首。传记说：‘先生姓黄，名清宪，字德卿，是崇明县岁贡生。性情清正耿介，轻视荣华利禄，虽然贫穷却有志向和操守。二十岁时教授经书，靠收取束脩和膳食费为生，广泛阅读经史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研究古文，师法明代归有光，得到他的义理和文章法则。先生相貌古朴，神情凝重，说话严峻持重，不轻易取悦别人；衣服鞋履俭朴素淡，有前代儒者的风范，因此很不合时宜。然而县令到任，访问贤人一定首先拜访先生，都恭敬地以礼相待并向他咨询，先生从未主动求见请托。光绪初年任命他编修县志，他审定体例，勤于搜集访问，慎重取舍，增删旧志，详略有法；由于收录人物过于严格，受到抨击。众人商议要删掉他的稿子，先生坚持不允许。后来临川李晓湖京卿联琇担任总纂，略加删改润色，准备刊刻，而先生离开去编修《桐乡县志》；议论者便增加小传一百多篇，这不是先生的本意。先生曾经主持办理育婴事务，革除积弊，增加乳养名额，厘清公租，核查收支，因此救活的婴儿很多。’ 他对于修筑海塘也提出了许多建议，办理公事时也不私自取一文钱。只是独自嗜酒，整天饮酒却不至于醉乱。他著有《半弓居文集》十四卷。’他的生平大致就是这样。（墓表说他卒于光绪三十一年，享年七十七岁。）《半弓居文集》的印行本是一册六卷的排印本，署名“邑后学钱应清祝燮纲编次”。民国十二年祝氏的“跋”记述印行经过说：‘民国戊午年，距离黄德卿先生去世已经十一年了。他的孙子荣祖将要客居郑州，有一天带着先生的文稿给我看，说：“荣祖家贫，不能把全部稿子刊行出来，您何不替我选出三分之一，明年我将节省开支，把选出的部分印行呢？”我看了以后，知道这是先生亲自审定的本子，从第三卷到第十四卷没有缺失，只是已经散佚了一两卷，大概是论辨文章，真可惜啊！我再三推辞，荣祖坚决请求，于是转而请王先生蓉清、陈宗山二位各自替他简择，选得几十首。过了一年，荣祖回来，却拿不出经费。不久，他客死汉皋，家贫子幼，更无法办成此事。于是这份稿子留在我这里。我因为这是孤本，没有副本，担心时间久了又会散佚；壬戌年到京城后，便和朋友钱镜平商议，钱君为此集资，筹得若干金钱。’ 我回来后，就把二位先生选出的篇目再增补若干首，抄整成六卷，邮寄到京师，最终依靠钱君的力量印行了。’钱应清，字镜平，卷首有他的序，也有王春林的序，二人都自称乡后学。《省墓日记》是六卷中最有价值的作品，体裁属于笔记，与其他文章不同，所以编次者把它放在卷末。《宦游偶记》。

译石埭陈惟彦的《宦游偶记》共一册，分上下两卷，于戊午（民国七年）五月在北京排印发行，卷首附有民国六年六月张謇所写的后序。丁巳（民国六年）秋九月陈澹然题词，丁巳严修作序，癸丑（民国二年）自序，卷末附有丁巳六月其弟惟庚、丁巳秋其弟惟壬所写的两篇跋文。自序说：‘我在贵州做官七年，审理的案件特别多。严子范孙任贵州学政时，听说邻近百姓争相前来申诉，感叹这是虞芮争田而由贤者调解的风气，嘱咐我记下这件事，作为世人的法则。我笑着说：“这是我的职责，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况且当时被案牍劳累，疾病又时常发作，办理开州、婺川的事务，脚都磨裂到像涌泉一样，镇守黎平时又病到咯血，生命几乎垂危，哪里有空闲记述呢？”后来游历苏州、湖南，接连掌管财政事务，竭尽精力整顿，忌妒我的人纷纷而来。国家发生变故以后，一切都仿佛隔了一世，做官游历的旧事，渺茫得渐渐忘却。近来到了京师，闲居时稍有空暇，陈子晦堂敦促我记下这些事，于是就把还能记得的写在简册开头。官场事务纷繁复杂，所记不过百分之一二；人物、地点、时间又更加遗忘，只剩下些零碎片段，姑且拿来给后人看看罢了。癸丑年冬至前五日，石埭陈惟彦。’严修的序说：‘我二十岁左右时，因为某纸坊的榜书，心里记住了劭吾这个名字。十多年后，我奉命出使贵州，而劭吾正任开州牧。劭吾看见我所写的劝士文告，认为值得交谈，便欣然来访。我们一见面就相处融洽，这是订交的开始。劭吾比我大四岁。我一生遵从父亲的遗命，从未与异姓结拜兄弟；遇到我所敬爱而且年长一些的人，便真正把他当作兄长来对待，这样的人总共不过三五个，劭吾就是其中之一。劭吾治理开州时，百姓感念，属吏畏服，政绩显著；尤其能够依据公法和约章折服外国人。他有时向我讲述经办和主持事务的实际情况，其中很多都令人惊喜，足以使听者忘记疲倦。我曾劝劭吾把这些事一一写成书，劭吾认为时机还未到。到了今年，这部书才写成，劭吾的弟弟西甫拿来给我看，题名为《宦游偶记》。书中所记开州的事情，都是我过去听得很熟的；另有一些事情，则是我以前还不知道的。事情的可惊可喜，和他治理开州时一样。西甫请我作序，我自己也认为此书适合由我作序，而且为这部书作序，没有谁比我更合适。我出使贵州时，认识的士大夫有几十上百人，其中最使我心折的，只有劭吾和王君采臣。丙申、丁酉年间，我们三人多次往来，纵论时事，叹息不已，心中有柴薪已堆积、火却藏在下面的忧惧。旁观者讥笑我们，认为这是无病呻吟；劭吾却说：“病已经很深了，怎么能说没有病？”现在回想起来，不知究竟对不对。我的确非常高兴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像我从前所期望的那样；同时又深深叹息，劭吾有医治国家的才能，却没有让他最终施展，终于使我国有了不可救药的一天。而劭吾的这部书也只能和前朝的逸闻旧事一样流传，实在可悲。丁巳各日，严修谨慎作序。’张氏在清朝末年以大理寺寺丞身份供职于北洋淮军银钱所，选授贵州开州知州（民国初年改为紫江县，后来又改为开阳县），调任署理婺川县知县，后来开缺，归入知府班，充任厘金总局提调。又任黎平府知府（民国裁撤府制，改为黎平县），都很有声望。上卷所记，都是他在贵州任官时的事情；后来以道员身份改发江苏，充任厘捐总局总办、皖岸盐务督销局总办，以政绩著称，因善于管理财政而闻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后来，他又加授四品卿衔，简任为湖南正监理官；因故不能安心任职，度支部又委任他整顿淮南盐务（在扬州创设淮南盐政公所，随即总办扬子淮盐总栈），于是更加有了成绩。辛亥鼎革时离职。下卷所记，都是他任职苏州以后的事情；民国元年辞去安徽财政司长一职的事，也一并记述，又附记密查云贵总督一案（摘录民国二年北京《国是报》，也是他任职贵州时的事情）。附在书卷末尾。这部书足以考察清季的史实，尤其以涉及财政的内容最为重要，摘录若干条，用来供考订和阐发。咸丰年间战事兴起，开始创办厘金来补助军饷，后来却成为弊病丛生的地方。本书上卷记张氏辞却安顺府厘捐一事说：“丁酉年暮春，我呈请辞去现职，回到知府班候补（此前在北洋，文忠公上奏保举我得以补授实缺，后来按知府资格先行补用）。正准备请求回籍，恰逢黄冈王公毓藻由四川藩司升任贵州巡抚；二十年前我在京城与他相识，并没有私交，到这时相见，关系更加融洽。他不让我离开，委任我办理安顺府厘捐。我向曾经办理过这项差事的人打听，他们说这是优差。我说：‘每月薪水六十五两银子，优在哪里？’他们说：‘这哪里是靠薪水呢？凡是缴纳捐税的货物，都由行户办理；货物一百石，有的只报完五六十石，有的报完七八十石，剩下的货物缴费后放行。’我说：‘不怕被人知道吗？’他们说：‘另外还有韩胥，行户大多同他有往来。韩胥要求每百石货物只报完若干石，以棉纱、鸦片为大宗。比如每石应缴八两的货物，那些不填入票据的货物，每石缴费三两，不必上报解送；再从中提取五厘给韩胥作津贴。韩胥因能从中获利，从来不向别人泄露。’（这个人我只见过一两次，却能直言不讳，也可见把舞弊当成惯常之事了。）

译我听了这番话，不禁冷汗直流（政界所得，往往轻易失去，何况是靠卖放得来的，怎么能留给子孙）。第二天早晨，我拜见巡抚辞去这项差事，并且说无论哪里办理厘金，我都不敢接受委任。王公追问原因，我说：‘我从来没有办理过这类事务，恐怕贻误公事。’王公说：‘既然能够胜任地方官，反而不能胜任厘金差事吗？’我说：‘地方官虽然担心被书吏差役蒙蔽，但还能够自己作主；厘金分卡中有许多负责司丁，相互之间既少有信任，怎么能保证不被他们牵累呢？’王公说：‘你是不愿意任厘金差事，因为它有弊病吗？’我说：‘厘金差事每月薪水几十两银子，却被称为调剂优差，这就是纵容他们舞弊，我决不敢接受。’王公说：‘你的见识很高远，容我同藩司商量。’等到我拜见藩司邵公积诚，把王公所问和我的回答详细说了一遍，并且辞意更加坚决。邵公说：‘求任厘金差事的人很多，你为什么要推辞呢？’我说：‘既然求任的人多，又有什么不能推辞的呢？’邵公说：‘如果因为厘金差事有弊病，而你不舞弊，岂不是更好吗？’我说：‘一个人不舞弊，本局以及邻近各局的官员差役没有不嫉恨、亲自〔视〕察他的，这就是处在危险境地，难道还能在这种地方待一天吗？’ （总局没有主持公道的人，外局又怎么能办好呢？）邵公说：‘你也照别人惯常的做法，把差事办完，把所得归大家所有，有什么不可以？’我说：‘沿袭旧习，不是我心中所能安然接受的；倘若发生变故，又怎么能为自己申辩？’我反复陈说，邵公始终没有答应。第二天我又坚决辞谢，邵公说：‘既然你已经声明全省的厘金差事都不接受，那么知府班中只剩下善后厘金、城防、三提调这几项差事，都非常贫瘠，怎么办呢？’我说：‘优差还是瘠差，不是我所考虑的。’邵公说：‘这三项差事都已经有人，一时没有可以委任的人。’我说：‘既然已经请求辞职出缺，哪里还会觊觎别人的差事？’邵公于是把这件事告诉巡抚，改派王君德昌前往安顺。”这段记述了贵州厘金积累已久的弊病，妙处在于大官竟把弊病丛生的地方称作调剂优差，可见其他省份也到处都是这种情况；他们长期习以为常，竟不知道这是错误。张氏不久担任厘金总局提调。同卷《整顿贵州厘金》说：“贵州厘金由藩司主管，臬道会同署名，提调驻在总局办理事务。丁酉年六月，我奉命担任提调。此前我已经声明不任厘金差事，总局只负责督促其办成，不亲自收捐。巡抚王公说：‘藩司和首府都说贵州厘金已经无处可以整顿，不能有所起色了，你来调理，怎么样？’我说：‘只要收成不歉收，用人公正，赏罚严明，即使这样还没有起色，就是提调的过错。’王公说：‘任凭你办理，应当制定什么章程才好？’我说：‘章程本来是好的，问题在于不能实行。增加收捐奖励的章程，早已停止，不可不恢复；薪水也应斟酌增加。’王公说：‘可以照办。’我说：‘厘金由藩司主管，等我去同他商议。’于是拜见藩司邵公，详细陈述这个意见。邵公说：‘确定功过、严格赏罚、不徇私情，都可以照办；增加奖励和薪水，应当暂缓，斟酌决定。’我又向他陈说，邵公最终仍以暂缓商议为借口，于是我对王公说：‘操办得过于急迫，恐怕会产生意见，只有逐步实行。’ 于是申明约束，在各分局通行。三个月后，收数有所增加。王公说：‘已经见效了。’我说：‘这只是小有成效。’王公说：‘难道还有更大的成效吗？应当怎样办理？’我说：‘想要从别人那里取得，必须先给予别人；要使用人的力量，就应当体恤他们的私情。藩司吝惜费用，不立即答应增加薪水和提成奖励，其实增加薪水所花费用很少，却可以安定办事人员的心；增加收数提成并不需要额外花费，却可以收到他们办事的成效。而且不能使他们〔？〕有余，反而逼迫他们走向舞弊，这也不是培养人才的方法。’王公连声称好，催促赶快实行。我说：‘等同藩司商议。’于是再次同邵公商议，邵公才答应提成奖励，但增加薪水仍说要暂缓；刚满一年，收数几乎达到原额的两倍。”成效如此显著，是因为看清道理，并且能够发挥用人的力量。所谓“应当体恤他们的私情”等话，实际上是普遍适用的道理。

译他任南京厘局总办时，先奉命密查厘捐情况；局卡中的弊病，在下卷《查金陵厘捐》一篇中可以看出。据记载：“壬寅年六月，我入京接受引见，准备前往江苏。山东巡抚周公馥上奏调我去山东，因为我多次生病，到甲辰年秋天仍然前往江苏，恰逢周公署理江督。十一月十八日，周公当面交给我密札，命我带领官员差役前往查访金陵所属各处厘捐，事情十分秘密。当时奉命查盐务的人，皖岸是欧阳君述，西岸是陈君际唐，湘鄂岸是秦君秉礼，人人都知道；唯独不知道我查的是什么事。有人询问时，我只回答说是查案而已。出发后先到镇江，访查询问了几天，雇用民船，按天付钱，不询问船要驶往哪里，于是进入瓜州口，经过扬州邵伯，遍行里下河到通州，又由芦泾港搭轮船到上海，再转火车到吴淞；又从上海搭轮船到海门，经过靖江，乘船到泰兴，换乘小车到马甸。这天正下雨，道路泥泞难行，车子行进不便，我把仆人留在马甸，挑选健壮的车夫赶车载我前行，没走多久车夫也疲惫了，于是我步行到口岸镇。第二天搭小轮船经过马甸、三江营等地。到了镇江，换乘民船，同时另派官员前往高宝，当时已经是十二月十有六日了。我遍历各处时，有时说是访友，有时假装商人；酒肆茶楼几乎都走遍了。所到之处见到船夫和商人，我总是同他们促膝交谈；有时搭乘运货船，经过局卡，亲眼看见司丁的索取和船户的隐瞒，而办事人员懒惰的弊病，危害也很大（地方官习惯于安逸、怠于办事的也大多如此）。委员深居简出，司丁疲惰狡滑，太阳已经出来还高卧不起，太阳尚未落山便锁闭档案；下发票据任意流行，毫无顾忌，通常关卡的弊病，更加严重。后来又从十二圩、泗源沟到大河口，奇异的变故才开始发生。第一天，潮州商人萧英如从六合运豆饼四百二十二石经过大河口，船户王姓的负责报捐，萧英如随后到场查验捐票，发现填报了六百四十四石，于是责怪船户虚报。船户说：‘十三日货物已经运到，先前司丁要我报八百石，我把实际数目告诉他，接连哀求，他始终不答应。今天又起来争辩，竟把我捆起来吊着。各位商人怜悯我的情状，围着为我求情，最后定为六百四十四石，才把我放下来。我哪里忍心让客商多花钱呢？’旁边有个姓田的商人说：‘我也在劝解的人中，不能责怪船户。’ 萧英如说：‘虚报捐数到了这种地步，生意还怎么做下去？’于是和船户一起到厘局，拜访认识的陈司事，问道：‘捐数不相符，是什么原因？’哨弁周际堂大声喊道：‘太阳快落山了，你们是来抢厘局的吗？赶快把他吊起来！’我跟着众人前去观看，看见萧英如已经被抓住，船户又被吊在厘局门口。我说：‘询问查验捐数，本来是常事，为什么突然这样？’周际堂说：‘关你什么事，难道你也要一起抢劫吗？’我说：‘厘局本来就是商人往来的地方，怎么能给人安上抢劫的罪名？这件案子不能不查办了。’（密札中有“司丁强横，即查提讯办”的话。）周际堂说：‘把委札拿来。’于是派人取来密札，交给司事韦编仲、周瑞田等人阅看。他们看完笑道：‘总督是东君的至亲，捐数本来就是明白加上去的。’我说：‘为什么？’韦编仲说：‘因为比较制度严格。’我说：‘所谓严格比较，是为了提取中饱私囊的钱，不是为了增加商人的负担。’韦编仲说：‘向来就是这样。东君现在正在进省，请留下几天；吊船户的人想来只是粗野之人。’‘有个姓朱的，大概是司事；刚询问他的姓氏，他却也凶横起来，这是为什么？’ 朱某从房中出来说：‘我名叫朱大福（听说他的本名叫家磬），即使是总督又能把我怎么样？’众人七嘴八舌，无法讲理。我于是写信给总督，大意说：‘十八日走到大河口，有商人因捐数不符到厘局询问查验，职道跟随前往，竟被扣留。拿出委札给他们看，仍然不放行。请裁决施行。’没有叙述捆吊船户等情形，恐怕说得过于激烈，引起总督发怒。长江水师守备陈先堂、把总胡应铭等人来到，劝我们等候查办；韦编仲等人仍然蛮横傲慢如故，胡把总这才把船户放下来。第二天早晨，我转到效生局，大雨大雪纷纷而下，民船、小船全都不能航行。我亲眼看到自己睡的地方竟然只是棺材板搭成的；〔？〕屋子破漏，衣服鞋袜全都湿了。二十二日风势渐渐平息，十二圩盐栈派哨弁率领马勇前来，出示总督的电报，把我迎到圩上。不久，奉命查办滋事司丁的六君到来；又过了一会儿，局员知府赵继椿来到界道歉，但仍没有责怪司丁的言辞。我于是告知即将离开。赵继椿请我指示办法，我说：‘我是来查厘金的，不是来办理厘金的。’赵继椿请我留下商议，我说：‘你常在省城，局中的司丁、哨弁都可以擅自行动，我究竟要同谁商议呢？’ 赵继椿说：‘这说明调度的大权已经旁落了。’我说：‘既然如此，〔□〕权本来就没有旁落吗？’赵继椿说：‘萧商此前到镇江，请托领事，要求常镇道郭公发公函责令司丁，不得超过额数；这件事并不是司丁的过错。’我说：‘那么现在吊船户，是为了报复吗？以前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萧商运豆饼八百石，却被要求按一千六百石纳捐；再次请求而不得，便去求领事，最后按九百六十石纳捐，萧商难道是出于自愿吗？’赵继椿说：‘他为什么不在局中说明实际数目，却贸然去求领事呢？’我说：‘豆饼船初二日到达，十三日才开行；在这期间他多次说明实际数目，并且呈交发单，却始终无人理会，只是你在省城不知道罢了。倘若能够讲明道理，他何必舍近求远？况且领事哪里是容易求见的？’赵继椿无言以对，我于是离开。沿江的商人、百姓和船夫欢声如雷。第二天到省城拜见总督时，总督已经先派员带领十名武弁，提拿韦编仲等人严加办理，但他们都已潜逃。总督上奏参劾，赵继椿降为通判，各处局卡才稍微知道警戒。”张〔陈〕氏以道员身份奉总督命令查办此事，而一个司事小官竟敢扣留他，其蛮横也实在令人震惊。商人受到逼迫，只好向领事请求援助，竟遭到一群人的殴打〔？〕，实在可叹。

译至于张〔陈〕氏担任南京厘捐总局总办一事，同卷《整顿金陵厘捐》说：“金陵厘捐总局按照旧例，由藩司领衔，一名候补道任总办，粮道、巡道以及两名候补道任会办，协助总办。甲辰年年末，总督同公委派我会同办理总办事务，裁撤会办，并且因为藩司事务繁重，免去会衔（近年关防留在藩署，也交还给藩署），权力于是集中在总办一人手中。……我坚决辞谢而未获允许。又想到财政是藩司专门负责的事务，请求仍然命藩司会衔办理，也没有获准，于是我只好任职。我参考斟酌旧有案例，制定章程二十条，其中要点有两条：第一，体恤商民的困苦。金陵总局管辖江宁、扬州、通州、海门四属，分局三十余处。长江捐稀疏，按九成缴纳；内河捐稠密（有常关漕捐等），按七成缴纳；超过额数的撤职记过，超过十成的详细上报参劾。第二，体恤办事人员的艰难。各员每年分摊缴解出洋留学经费万金，予以免除。增加经费五万千。重新制定比较办法，保留其中有余的部分，按照大、中、小局，分别以增收数额提取奖励。凡是更换人员，一经商定立即发出札文，不超过一天全部当面交付。革除把送达任职札文、到任等费用以及借事送礼的习惯；总局不推荐司丁，全部任其自行选择。凡是司丁都要取具保证，按季度造册上报，如有更换，随时具报；如果没有弊端、没有亏空公款，由保人和局员分别承担责任。到满一年时，除去补足钱价和银价差额约二十万两以外（收数用的是钱，解送数用的是银，这一年钱价大跌），与最兴旺的年份相比，增加银三十五万六千两（定额为银七十万两，后来收数增加而钱价上涨，最兴旺的年份收银一百多万两，这次竟突然超过了这个数。木〔本〕厘另外增加收数数万两）。周公说：‘自从曾文正督两江以来，厘金收入从未有这样兴盛过，而且商旅乐于经过这条道路，确实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我说：‘金陵是大都会，但各库都很空虚，极其令人忧虑；增加的收入都是实银，寄存于藩库，以备缓急之用。’周公不停地称赞奖赏。然而，如果不是周公把事务权力完全交给我，不加以牵制，我又怎么能取得这点小小的成效呢？”大概是因为江督周馥特别信任和倚重他，使他能够办成事情。候补道担任厘捐总局总办，粮道、巡道二道任会办以资助他；现任官员反而排在候补官员之后，这已经不同于通常的规例了。至于布政使，过去是各道的首领，负有综理度支的责任，本来应当主持这个局，却也同粮道、巡道二道一起解除司务，唯独让这个候补道担任总办。清季督抚对僚属的权力逐渐加重，像这样的情况，尤其明显。李伯元（宝嘉）的《南亭笔记》卷二说：“江宁牙厘局本来由藩司兼管，某督到任以后，改派某道员总办此事。某道员曾禀告某督说：‘据查，牙厘局本来由藩司会同办理；前任藩司某人精明强干，有所作为。现在的藩司某人也熟悉情况，仍请发札命他会同办理。’等等。恩公笑道：‘年终大计时，首道尚且要我亲自填写考语。后来发出详文给督抚两院，现在他一个候补道，竟想填写我的考语吗？这未免太荒谬了。’后来江宁一省便把这件事当作笑柄。”（恩公指江宁布政使恩寿。）这似乎就是指周督免去藩司主持局务，以及张〔陈〕氏请求仍命藩司会衔办理的事情。虽然这段话说得并不十分详尽准确，但传说的由来，大概不会超出这些事情。当时藩司发牢骚的语气，也不过是人之常情。杨子勤（锺羲）的《来室家乘》卷下记光绪三十四年事说：“某革职官员被遣戍新疆，过去一向由府里派杂职押送。此前有一名湖南籍曹姓巡检，在衙门参见时询问他的经历，自己说曾在西北边省任职多年；这次因为熟悉当地情况，而且新疆有很多湖南人，便委派他承担这项差事。督院忽然改派某令。某令因为某件事曾得罪督院左右，想借这次差事来使他受苦。他坚持不接受这个安排，触怒了督院。我竭力为他陈说情由，仍不能解除此事，督院竟以违抗命令为由革去了某令的职务，而曹巡检最终还是被押送前往新疆。某令又与言官勾结，罗织其他事情严厉弹劾督部，后来经继任者查核复议，这件公案才了结。”（当时杨氏任江察〔宁〕府知府，督调者是两江总督端方。）《宦游偶记》卷下记载他与端督争辩的几件事，也记有此事，说得相当详细。〔督〕调端方所罢黜的是知州汪乔年。书中说：“（戊申）五月间，总巡知州汪乔年呈报：巡查到扬州城外时，有三艘米船没有捐票，便依照章程罚捐，把罚款缴入公库。我认为米船是从湾邵分局来的，毫无疑问是委员知县陈润藻卖情放行的。依照章程应当撤去陈润藻的差事并查办。后来想到陈润藻是端公的私人，如按章办理，汪乔年必然不能幸免，于是便发文请端公从湖北调来的知县李承东复查；李承东是端公信任的人，他所说的话应当不会有异议。李承东查验的结果与汪乔年的禀报相同，我于是请求撤办陈润藻。端公说：‘既然没有票，必定有原因，可以命陈润藻来询问。’我说：‘这是卖情放行，哪有什么原因？而且李承东查验的结果相符，还有什么可询问的？’端公仍坚持要询问陈润藻，又对从前办理厘捐的吴君学廉说，汪乔年曾托陈润藻买靴子，陈润藻没有给价钱，所以汪乔年怀恨陈润藻，故意陷害他；众人都替汪乔年说话，我也不愿这样做。严厉办事的官吏反而因此遭祸。陈润藻到来后，询问他为什么没有票。他说：‘商人不索取票据的多得很。’我说：‘只有减价折扣、卖情放行才会没有票，哪有按照章程缴纳捐款却不索取票据的？况且这三艘船从邵伯镇到扬州，经过湾头时（委员驻在湾头），为什么没有扣留罚款？’

译陈润藻说：‘没有经过湾头，走的是槐子桥。’我说：‘槐子桥连接陆路，船难道能在陆地上行驶吗？’陈润藻说：‘出了邵伯就进入湖中。’我说：‘进入湖中后还有戴庙等分卡，难道能越过去吗？而且从这里驶入长江，怎么还能再到扬州城外？’陈润藻无言以对，于是说：‘司扞舞弊的事也有。’我说：‘弊端可能在委员，也可能在司扞，事实还没有查清，不能用这种说法欺骗我。即使算作司扞的弊端，也应驱逐司扞，记委员一次大过；这已经是格外从宽处理了，以后再犯就不只是撤差而已。’陈润藻连声答应。我又问汪乔年是否曾托他买靴子。他说：‘有过。’我问：‘价钱是多少？’他说：‘十金。’我问：‘为什么没有零数？’他说：‘夹靴三两四钱，皮靴六两六钱。’我问：‘什么时候带来？’他说：‘三月底。’我问：‘价钱已经还了吗？’他说：‘已经还了。’我问：‘是当面还给汪乔年的，还是在金陵还的？’陈润藻说：‘由扬州钱店转还。’我问：‘什么时候？’陈润藻说：‘午节以前。’第二天，众人都把这些情况告诉端公，端公说：‘这样处理已经宽大得过分了，以后必须严办。’ 后来端公说：‘汪乔年很可恶，穿便宜靴子，必须委派他去承担差事。如果他不去，就是自取罪咎。’我说：‘靴子的价钱已经付清了，为什么还要调派他去？汪乔年查出了厘捐弊端，如果反而委派他去艰苦的差事，就无法表示对认真办事者的鼓励。’端公说：‘这与厘捐没有关系。’盐巡道荣恒君在座，十分愤愤不平。当时有一名武官，有人说他与匪徒相通，拟定发配到新疆充军。江宁府委派巡检曹鸿绶押送，端公却改填汪乔年的名字，原来押送犯人去新疆，往返通常要一年多，汪乔年将近六十岁，端公是想借此困住他。汪乔年坚决不愿前往，我多次说明情由都没有效果，于是同署理布政使陈君伯陶商量。陈君说：‘是非曲直无法说清，只有请求施恩，或许可以挽回。’我说：‘只要能解决问题，委曲求全又有什么妨碍？’一天，司道官员都聚集在一起，陈君替汪乔年求情，端公说：‘汪某既老又多病，如果在途中病故，我替他请恤。’我说：‘大帅宽待属吏，似乎不忍心让汪某遭受这样的处境。’端公说：‘汪某不去，谁愿意去？’我说：‘首府原本委派曹鸿绶，可以仍然委派曹鸿绶。’端公说：‘曹某为什么愿意去？’我说：‘曹某才三十岁，他的祖父病故在新疆，正好可以借此机会运回棺柩，确实两全其美。’ 端公说：‘等汪某不去，等我参劾之后再委派曹鸿绶。’荣恒也进言，始终没有效果。布政使樊君增祥到任后，我把全部情况告诉他，樊君进言也没有效果。我见事情无法挽回，又竭力说明汪乔年查厘捐有功无过，靴钱已经偿还，也没有任何不合；况且如果汪乔年确实没有偿还靴钱，陈润藻或许会对汪乔年愤恨，但汪乔年没有理由反过来怨恨陈润藻，这是最容易明白的道理。关于没有偿还的说法，是听谁说的？端公说：‘听陈润藻说的。’我说：‘陈润藻说靴钱已经付了，可以当面质问。听说捏造这句话的人，是陈润藻处的两司事，平时十分张扬。最近调动的人说，汪乔年因为查弊而遭祸，把他调走倒成了一件快事。’端公仍把责任推给陈润藻。原来这两名司事是端公推荐给陈润藻、用来谋取利益的人，端公虽然听说他们行为张扬，却不愿命人查办。我对布政使樊君说：‘如果汪乔年确有不合之处而被参劾，我出面争辩，就是袒护属员；应当先参劾我。汪乔年没有不合之处却被参劾，我出面争辩而没有效果，那我就不能继续任职，应当离去。’难道还可以留下吗？况且如果无罪而杀害读书做官的人，那么士大夫就可以离开。樊君说：‘您已经多次争辩，立即离去未免过于果断，请稍稍缓一缓，再提出辞职。午帅参劾汪乔年，只是因为没有公开说明罪名罢了。他顾及自己的名誉，决不会因为这件事无礼地对待您。请暂且等候。’ 我说：‘有官可做可以，没有官可做也可以；参劾或不参劾，何必急着作出决定？您既然这样恳切地劝我，不过是希望我稍微晚些离去罢了。’后来有同僚劝我说：‘以后不要再和午帅争辩了，他会把出省的差事委派给您。’我说：‘属吏哪里愿意和上官争辩？只是事情不合道理，不能不争罢了。我已经多次提出辞职，另行委派差事又有什么用？’朋友说：‘省内有许多正直的官员，很妨碍办事；他将委派一个重要差事给您，以保全彼此的颜面。’我说：‘朝廷用来驱策人的，不过是富和贵罢了；既然不受富贵束缚，午帅又能把我怎么样？无论委派什么重要差事，我都决不接受。’朋友说：‘何必一定这样？’九月二十日，端公对我说：‘汪乔年我已经参劾了。’我想到樊君的话，忍住没有发作；端公又接连说起此事。我看出他的意图在于我，于是说：‘汪乔年认真查办厘捐却遭到参劾，以后谁还肯认真办事、直言不讳？’端公说：‘这与厘捐没有关系。’我说：‘那是因为什么事被参劾？’端公说：‘心术不正。’我说：‘心术看不见，要从什么事情上看出来？’端公说：‘劣迹很多。’我说：‘请说出一两件。’端公说：‘汪乔年这个人不好，不应当委派差事。’ 我说：‘这个差事不是我委派的，只是我没有见到他的劣迹罢了。假如他有劣迹，为什么四月还请求补授高邮州，五月查出厘捐弊端后才被参劾？’端公大怒，汗水不断流下，把帽子摔在桌案上，大声说：‘照你这样说，我难道竟然如此刻薄、不顾子孙，胡乱参劾别人吗？’我说：‘大帅参劾人，或许另有意图，外人寻求其中缘故而不得，只会说不应认真办事、不应直言罢了。’端公说：‘照这样说，以后厘捐不兴旺就是我的过错吗？’我说：‘外人有这种误会。’端公说：‘这是说直言是我的过错吗？’我说：‘外人有这种误会。下官本来就多次说自己才力短浅、身体衰弱，不能胜任，请从现在起辞职。’端公忽然平静下来，放柔声音说：‘我们一向关系融洽，为什么说这种话？’我说：‘汪乔年、陈润藻与我向来没有往来，前任委派的差事仍照旧保留而已。凡是争论，都应当问明曲直，这其中有什么厚薄之分呢？’端公说：‘您空泛无能，而且办理厘捐有成效，为什么要辞职呢？’我说：‘是非不明，赏罚不公，显然不能办事，请另行委派别人。’端公说：‘我们一向交情深厚，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译说完便转过身去和别人说话。当时提督程君允和、道员王君铭谦等人在座，都震惊恐惧，只有我坦然走了出来，樊君又再三挽留。十一月十五日，端公委派我担任鄂岸督销，我既不道谢，也不辞让，只是略微说自己难以胜任，因为一旦提出辞职，恐怕樊君会把我留下继续办理厘捐。己酉正月初，我才得以卸下厘务，于是拜见端公说：‘鄂岸督销是江南第一等差事，难道不是很好吗？只是下官不便前往。’端公说：‘为什么？’我说：‘下官前往就必须按照既定章程办理，这怎么能够办下去？’端公说：‘章程是什么？’我说：‘分销亏空，由总办先行垫付解送。鄂岸各分销亏空数额很大，大帅是知道的；下官如果前往，恐怕前任总办就无法收拾了。’端公说：‘章程是这样的吗？’我说：‘奏案写得清清楚楚，必须遵照办理。’端公说：‘如果这样，不仅前任总办无法收拾，盐政也将无法收拾。’（分销委员大多是端公推荐的。）我说：‘委派差事本来很好，委派鄂岸督销尤其好，只是必须派圆通灵活的人去，才不会闹翻。如果下官前往，难道不会闹翻吗？’端公说：‘你的见识非常老练。’我说：‘既然认为如此，请另行委派别人。’ 端公说：‘委派你到江西督销。’我说：‘不能接受。’端公说：‘为什么又不能接受？’我说：‘我患鼻渊已经好几年了，一用心思就不能入睡，准备到上海就医。’端公说：‘你受的委屈已经够多了，怎么能闲着？’我说：‘江南候补官员大多没有差事，下官的差事却接连不断，而且都是重要差事，有什么受委屈的？我是因病辞掉差事，病好后再等候差事罢了。’端公说：‘绝不能让你闲着。’我说：‘请先把鄂岸的差事撤掉。我长久没有回乡了，请假回去扫墓。’端公说：‘几天可以到家？’我说：‘三天。’端公说：‘这样很容易，快去快回。’于是我便拖延着让地师犁熙儿回乡，自己不愿立即出发了。”这些琐碎的记述，胜过阅读《官场现形记》。张〔陈〕氏对端方很不满。（杨氏大概也曾竭力替汪乔年说情，张〔陈〕氏记述此事，似乎仍有所遗漏。）辞去鄂岸督销时所说的话，也可以看作盐务弊端的一个侧面。在这段文字之前，书中叙述端方委派总办办理厘局的事情，也列为争辩的几件事之一。据说：“戊申二月，端公委派我总办厘局，我又提出辞职。端公说：‘以前办理厘捐有成效，怎么可以辞职？’我说：‘身体衰弱多病，时势也不同了。’端公说：‘任凭你去做，不会有牵制。’几位朋友劝端公说，破格委任，不可让他辞职。三月二日，我刚接任差事，帮提调兼收支知州金焕章也在这天到任办理收支，突然说：‘有一万多金的外销以外款项，午帅吩咐开折提取使用。’我说：‘有一笔外销之外的款项，出自公裕官银号的结余，已经报明并有案可查；开折列入总数可以，但不便请求提取使用。’后来金焕章多次催促开折，说是午帅已经批示办理。我说：‘批词是什么？’金焕章说：‘批归督署账房。’我说：‘这是公款，不便提到私人账上。’又有一天，金焕章说：‘午帅说拨到裕宁县钱局。’我命人办理公文批示，金焕章看见文稿后发怒说：‘区区一万多金，还要办理公文批示，是不信任金某吗？是不信任午帅吗？’文书人员劝我说：‘金某既然这样说，还要办理公文批示吗？’ 我说：‘不是不信任金某，更不是不信任午帅；公事本来就应当这样办理。即使数目比这少，也必须办理公文批示。如果认为我的办理方式不对，那就只能请午帅另换他人。’金焕章和裕宁县的某人于是一起在午帅面前大肆说我的坏话（后来类似的事情偶尔也有发生）。”清朝末年，各省都有调拨外销款项的事情，督抚有时任意提取使用，把公款和私人账目混在一起，形成了恶例。关于厘局的弊端，高照煦《闲谈笔记》卷一记述陕西的事情说：“同州府所属地区按惯例食用河东潞村盐，韩城、郃阳、澄城、朝邑各县都设有盐局。……新来的委员鲍典史，号子康，是湖北人。昨天他说：‘韩城西面二十里有芝川镇，那里很早就设了厘金局，某委员十分懒怠办事。芝川镇靠近黄河，凡是过渡的人，必须请厘局查验清楚，才准许开船；可是他每天总要到将近傍晚才来查验。查验完又不准停留，立即催促过渡，因此行旅往往在夜间到达对岸。上个月阴雨连绵，河水上涨，一条船载着五十三个人，行到河中时水势又突然暴涨，船随着浪漂走，舵工无能为力。船上的人都认为必死无疑，放声一齐哭喊。黑夜阴云密布，对面什么也看不见。有两个人在船边，因为闪电照见离岸不远，便竭力一跃，幸好都跳到了岸上；试着向前走，才发现是陡坡。坡上泥滑，无法攀登，身后紧接着就是黄河，连一步也不敢移动；又站不久，只好各自用手抓住湿草根，俯身趴在坡上，直到天亮才遇到救援，被救上坡。两人向众人详细说明情况后，大家当即沿岸向下游走，希望找到那条船。走到距离芝川近百里的夹马口时，才发现那条船搁在河中的沙洲上，呼救声十分急切。河面浩瀚，完全没有船只经过；岸上的两个人便在附近恳求借来小船，把船上的人全部渡到岸上，这时已经三天了。三天之内，船上一个人带着一些挂面，另一个人带着一些半角烧饼，除此之外再没有食物；五十一人每天各自分食一点，幸而没有人饿死，随后便一同走到芝川，大家共同杀猪酬谢神灵。不知道那位厘局委员听说此事后，内心是否也有所触动？这是光绪二十四年六月的记载。’这段记载可以和张〔陈〕氏的记述合起来看，看来厘局不只是苛刻对待商人，苛害百姓竟然也到了这种程度。

译张〔陈〕氏书卷下《辞查皖南道》说：“戊申年秋天，安徽巡抚冯公煦将要离任，上奏弹劾皖南道文焕，将他罢免。在此以前，冯公任四川藩司时，文焕任成都府知府，文焕暗中向四川总督诬陷冯公，四川总督便弹劾冯公；但冯公已经调任安徽巡抚，于是命令江督查核复议，结果没有出事。不久文焕升任皖南道，而冯公恰好任安徽巡抚，于是到了这时便弹劾罢免了文焕。于是有人替文焕向总督端方公进言，请他查清情况。可是文焕被参劾的那些情形——嗜好鸦片、演女戏、携妓、面粉公司以及纵容幕丁勒索等——大体上并非虚构。端公秘密发札命我查核复议，札文中却称该道在乡里的声望一向很好，宅心仁厚，处事宽平。我本来已经知道他的意图所在。等我进去会见时，我以自己是当地属员，不便查办地方官为理由推辞。端公说：‘这有什么妨碍？’我说：‘今天客人很多，事务繁忙，姑且先退下，明天再来。’端公知道我准备辞掉这项差事，故意摆出严厉的样子，大声说：‘委派给你差事，为什么要辞？难道是和冯梦华关系融洽吗？’我说：‘冯公、文焕都是刚认识的，没有深交。由本地人查办本地官员，实在不方便。’端公说：‘你害怕这个吗？’我说：‘下官有什么可害怕的？如果大帅按照下官查明的情况办理，下官就不辞职。’ 端公说：‘查明情况会怎样？’我说：‘没有一个字是虚假的。’端公说：‘按理本来就应当这样。’我说：‘如果果真如此，我又怎么敢辞职？’端公的脸色渐渐和缓，声音也渐渐平静下来，说：‘没有一个字虚假，这很好，但也可以稍微含混一些。’我说：‘不敢用含混的说法欺骗大帅，也欺骗地方。’端公说：‘是否也有可以装作不知道的地方？’我说：‘明明知道却装作不知道，仍然是在欺骗大帅。’端公说：‘文仲瀛向来与我相识，他从前在京城赌博、寻欢作乐，确实不值得看重。但冯梦华对他的参劾完全是挟带私怨，我想借用你的名誉来把这件事了结。’我说：‘下官没有什么名誉；假如真有名誉，只要说一句假话，名誉就荡然无存了。倘若地方父老责问我，我将用什么话来回答？’端公说：‘这样做难道不会误事吗？’我说：‘查明事实据实禀报，会不会误事不是我所知道的。’端公说：‘所参劾的各项事情，原本都不是什么重要问题；如果查明属实，难道还能恢复他的官职吗？’我说：‘应当据实禀报。’端公说：‘不妥。’我仍然请求辞职，端公说：‘可以。’我问：‘秘密札文需要交回吗？’端公说：‘不必。’于是我退了出来。” 一次委派查办的事情，其中的曲折竟然如此，这也是清朝末年官场大吏之间状况的史料，其细致程度是《官场现形记》等书的描写所无法达到的。据说，冯煦未能安稳地担任安徽巡抚，大概就是端方从中造成的。清末政府谋求加强中央集权，度支部尚书载泽尤其主张这样做，于是宣统元年设置了各省清理财政正、副监理官。张〔陈〕氏接受了湖南正监理官的任命，卷下《涖湘始末》说：“宣统己酉纪元闰二月，我从金陵返回故乡祭扫，忽然接到电报，说奉命任湖南正监理官，并加四品卿衔。第二天，江督端方公发电报进京。三月抵达京城，拜见度支部尚书泽公。泽公说：‘外省财政混乱，报销大多不实，所以请求派遣监理官。’我说：‘治理政事在于用人。如果用的是贤能之人，例如曾文正、李文忠，必定不会侵蚀公款；如果不是贤能之人，监理官又怎么能事事同他们争执呢？

译这件事刚开始办理，忌恨的人一定很多，请允许我辞去这个职务。’泽公说：‘听说你多次担任要职，做出了卓异的成绩，为什么偏偏要辞去？’我说：‘只有责任而没有办事的权力，这才困难。’泽公说：‘姑且勉力去做，不至于太困难。’于是又同我谈到，财政固然应当整顿，但民间尤其应当加以培育。如今士、农、工、商四民都很困苦，伏莽极多，不能任用苛刻的官吏来削弱百姓的生计；关键在于铲除中饱私囊的行为，使国家富裕，奖励廉洁的官吏来体恤百姓。百姓如果能够获得安定，国家的根本才会稳固，即使有邪说，又有谁会响应呢？这正是当前的急务。泽公认为这些话说得对（摄政王所说的也大致相同）。离开京城后，我到金陵带着家眷进入湖南，途中还举行了祖发仪式。此前有个叫祖发的人，是厨工；长期观察到他勤劳，便让他做仆人。丙午年，他在大通患痰疾，精神恍惚，一个多月才痊愈。我自甲申年遭遇父亲丧事后，饭量骤减，必须吃软饭才不会停滞难消化。（甲申年开始每餐吃半碗软饭，过了三年增加到一碗，此后便一直如此。）登上轮船后，因为这个仆人曾经充任〔庖丁〕，便叫他负责做饭。饭做好后，却硬得厉害，于是我只得喝粥，告诫他说：‘船上没有别的事，你专门负责做饭，不要再疏忽了。’ 祖发答应了。第二天午餐时，饭还是像原来一样硬，于是我把他叫来责问。他回答说：‘做饭的是别人，不是我的过错。’我追问原因，他说：‘轮船上有厨师，我哪里能管这件事。’我愤怒地斥责他，祖发退下后，仍不停地絮叨，我呵斥他才停止。当时午餐已经结束，客人们都到船边散步，祖发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投江而去。停船眺望，已经看不见他的身影，急忙命武弁乘小船用网捕捞，最终也没有找到，于是厚恤他的家人。抵达湖南后，支应局（隶属于善后局，专门负责供应）准备的供给非常丰盛，我拒绝接受。询问租赁住宅的价格，局员蒋某以由公家出资为由回答。我再三追问，他最终也不说。我说：‘这是我的私宅，难道可以现在耗费公款吗？即使由公款支付，也必须列入报销，怎么能不让人知道具体数目呢？’他这才回答说每月租金八十元。但房屋狭窄，不能容纳家眷，请他另行租赁。第二天，他说没有房子可租，于是另租了李姓人家的房屋，租金也是八十元，不过房子很宽敞。蒋某争着要支付租金，我又严词拒绝，他才作罢。湖南人起初听说我在江南做官一向持守正直，暗中畏惧我；到这时见我连供给也拒绝，便更加忌恨。我担心他们散布谣言，于是公开宣布要等副监理李葆初郎中启琛到来后才开始办公。李君当时正到鄂地，我接连发电报催促他，十多天后他才到达，而京城的《大同报》已经出现了我争权纳贿的谣言（湖南人陆鸿渐主持报务），当时我本来还没有开始办公。开始办公后，我确定日期盘查各个库房，唯独两湖米捐局寄来公函说：‘捐款随收随解，完全没有存款可供查验。’我说：‘款项既然没有存留，账目总可以查吧。’查阅账目后，发现存钱二十一万余千。我说：‘这不是存款吗？’对方说：‘这是寄存在钱庄里的钱（钱庄为叶德辉开设的德昌和），不是存放在本局的钱。’我说：‘这不是公款吗？’对方说：‘本来就是公款。’我说：‘为什么不存入本局而存进钱庄，而且为什么不随收随解？’对方说：‘马上就要解送了。’我说：‘有解款凭据吗？’对方说：‘没有。’我说：‘哪里有存着二十一万千钱却没有解款凭据的道理？’对方说：‘确实没有这份凭据。’（负责收支的是一名官员和一名绅士，官员说‘等取来’，绅士说‘你弄错了’。这笔钱实际上没有解款凭据，其中情形可想而知。）过了十多天，拟解送的九万千钱仍没有起运。又过了很久，才解送六万千钱。米捐局总稽查、湖南绅士叶德辉多次写信给副监理李君，信中自称后来很有财势，措辞十分鄙劣，还把营私舞弊、牟取利益说成是可耻之事。明明有款却说没有款，说随收随解却不解送，把钱存进私人钱庄，借此经营运作，舞弊牟利，难道还不算太过分吗？可是该局总办李起荣却把这当作没事。督抚知道这件事，却还暗中袒护他们，这就是当时湖南的情形。我既然负责查办米捐局，那些人便贿赂御史，以祖发投江一事弹劾我。度支部认为事情发生在鄂境之外，便下令湖北督抚陈夔龙、湖北监理程利川查办。陈夔龙正对监理官制度不便于自己感到不满，想借此恐吓我，于是委员便报告说祖发这个仆人被殴打得遍体鳞伤。陈夔龙于是联名程利川向度支部具衔呈报，但程利川其实从未查办。八月九日，接到电报说湖南正监理官将要更换，我于是致电度支部，请求由副监理兼任代理。度支部回电批准，我如释重负；因为敷衍塞责会使我不安，认真办事又会迅速招来祸患，能够因微小罪过离职，本来就是我所希望的。在还没有接到回电以前，我仍像平常一样办理事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我说：‘去留有什么值得在意的？在职一天，就尽一天的心力罢了。’有人说我将要迅速离开。我说：‘没有什么对不起湖南人的事情，为什么要急着离开？’于是我游览城外的名山胜水十多天，然后离开湖南，寄居金陵，闭门读书。几十年的辛劳，到这时才得到休息。度支部请求派遣监理官时，部内设置了清理财政处，由参议晏海臣（安澜）总管此事；其他函件和参劾大多对这件事表示诧异。监理官出发后，晏海臣也离京查办盐务，所以对监理官的事情很少再提出主张。晏海臣取道汉口回去时，召集部员，约来我此前乘坐的船上的管事人员和茶役等，询问当时的情形，详细了解了陈督回复中所说的诬陷；程监理也因为没有查办此事而深感过错。江苏正监理管仰之（象颐）、副监理景涵九（凌霄）联名写信给度支部说：‘江南各署各局，凡是陈某管辖的地方，一尘未染，文卷也都整理得很有条理。他因公事遭到诬陷，令人惊惧，其他各省的监理官也都对此提出意见。泽公后悔发生了这件事，于是发电报约我进京等人商议盐务，并上奏调入盐政处任职。泽公认为程监理身为当事人却没有查办，后来又承认过错，这是他的罪责。我说：掩饰过错是小人所为，知道错误而承认才是君子；他自己承认错误，我正来不及敬佩他，哪里还会怨恨呢？我离开湖南时，没有给泽公写一个字；进入京城后，本想叙述当时的情形，但事情既然已经真相大白，便不再提起。’”清理财政监理官同地方当局相处，往往很难融洽，这件事也大致可以看出其中的情形。另外，当时绅士的权势正盛，在应付他们方面也有难处。近代笔记《过眼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