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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邵氏闻见前录》，宋代邵伯温撰。●序 《易经》说：“君子要多多了解前人的言论和往事，以此来积累自己的德行。”《孟子》说：“有的是听到后才知道的，有的是亲眼见到后才知道的。”我邵伯温因为先父的缘故，亲自接触前辈；又由于侍奉家庭、居住乡里、外出做官和求学，得以大量听闻前人的言论和事迹。说要用这些来积累自己的德行，我实在不敢当；但年老将至，偶然承担起后世之人应负的责任，于是把这些事分类编成一部书，名为《闻见录》，大概也算是勉强可以吧。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壬申，河南邵伯温书写。太祖年轻时，游历到渭州潘原县，经过泾州长武镇。寺中有个名叫守严的僧人，认为他的骨相非同寻常，暗中让画工把他的像画在寺院墙壁上：头戴青巾，身穿褐色皮裘，显出天人般的相貌；如今已经改画成戴冠穿袍的样子了。太祖从长武到凤翔，节度使王彦超没有留下他，他便再次进入洛阳。他白天在长寿寺大佛殿西南角的柱础旁枕着睡觉，有个藏经院的住持僧人看见一条赤蛇从太祖鼻中进进出出，认为很奇异。太祖醒来后，僧人问他要到哪里去，太祖说：“我想在澶州拜见柴太尉，只是没有路费。”僧人说：“我有一头驴可以给您骑。”又拿出钱财相送，太祖于是上路。柴太尉一见他就认为他非同寻常，把他留在幕府中。不久，柴太尉做了天子，这就是周世宗。太祖和宣祖都侍奉他，南征北伐，多次建立大功，直到接受禅让，开创万世基业，实际上都始于这次前往澶州。太祖即位后，把各地节度使全部召来朝见，在苑中设宴。各位将帅争相起身谈论功劳，只有王彦超独自说：“臣镇守藩镇没有成效，愿意交还节度使之职，准备入宫担任宿卫。”太祖高兴地说：“前朝的事已经是另一个时代了，还谈它做什么？王彦超的话是对的。”又从容地问王彦超：“你当时为什么没有留下我？”王彦超说：“浅水坑里的水，不足以滋润神龙。如果陛下当时留在臣那里，哪里会有今天呢？”太祖更加高兴，说：“只让你再担任一任永兴节度使。”长寿寺的僧人也被召来见太祖，太祖想授给他官职，僧人推辞了；于是任命他为天下都僧录，让他返回洛阳。如今永兴有王彦超的画像，长寿寺殿中也有那位僧人的画像，都是伟岸人物。唉！圣人处在草创昏乱的时期，只有一个僧人看出了他的非凡之处；王彦超虽然没有看出来，但后来回答太祖的话自有道理，真是奇异啊！周世宗去世后，恭帝年幼，军政大事多由韩通决定。太祖与韩通共同掌管军政。韩通愚昧而刚愎自用，将士们都怨恨他；太祖英武，有器量和智谋，屡立战功，所以众人都爱戴他，心悦诚服地归附于他。太祖将要北征时，京城里的人纷纷传言：出兵那天，应当拥立殿前都点检为天子。有些富户甚至带着全家逃到别的州躲藏。太祖听说后很害怕，秘密告诉家人说：“外面这样凶险混乱，该怎么办呢？”太祖的姐姐就是魏国长公主，她当时正在厨房，脸色像铁一样严肃，拿起擀面杖追赶太祖说：“大丈夫面对大事，能不能做应当自己决定，却为什么要在家里吓唬妇女呢！”太祖默默地走了出去。太祖刚登基时，杜太后还健康安宁，和皇上商议军国大事时，仍然称赵普为“书记”。她曾慰劳并勉励赵普说：“赵书记，暂且尽心尽力吧，我的儿子还没有经历过世事。”太祖把赵韩王赵普看作自己的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骧弹劾赵普强行占有百姓的住宅，聚敛钱财贿赂，皇上大怒，斥责雷德骧说：“鼎和铛尚且都有耳朵，难道你没有听说赵普是我的社稷之臣吗！”命令左右侍从把他拖到庭院中绕行了几圈。过了一会儿，才让他重新戴好冠帽。又召他上殿，说：“以后应当改正，姑且赦免你，不要让外人听见这件事。” 太祖将要接受禅让时，还没有写好禅让诏文，翰林学士承旨陶穀正在身旁，从怀中取出诏文，进呈说：“已经写好了。”太祖因此轻视他的为人。陶穀的墓在京城东门外的觉昭寺，墓穴已经洞开，里面空无一物。寺僧说：“多次封闭又多次毁坏，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张舜民说：“陶穀为人轻浮险诈，曾经指着自己的头，说一定会戴上貂蝉冠；如今连头骨也没有了。” 太祖刚接受天命，诛灭李筠、李重进，威望恩德一天天增长，于是问赵普：“自唐朝末年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总共换了十个姓氏，战争不停，百姓死亡流离，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停止战争，制定长久安定的办法，应当采取什么策略？”赵普说：“陛下谈到这件事，是天下和人们的福气。唐朝末年以来，战争不停、家破人亡，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节度使的权力太重，君主软弱而臣下强大罢了。如今要治理这种局面，只有逐步削弱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取他们的精锐部队，这样天下就安定了。”话还没有说完，皇帝就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全明白了。”过了一会儿，皇上趁晚朝之后，和旧友石守信、王审琦饮酒。他屏退左右侍从，对二人说：“我得到你们的力量帮助很多，对你们的功劳不会忘记。然而做天子也非常艰难，远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如今整夜都不敢安稳地躺在枕上睡觉。”石守信等问他原因，皇帝说：“这有什么难以知道的？所谓天子之位，不过是人人都想占有它罢了。”石守信等人都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如今上天授予的命运已经确定，谁还敢再有异心？”皇上说：“不是这样。你们虽然没有这种心思，可是你们部下那些想要富贵的人怎么办呢？一旦有人把黄袍披到你们身上，即使你们想不做天子，难道还能办得到吗？”石守信等人流着泪说：“臣等愚昧，没有想到这一层，只求陛下怜悯我们，指示一条可以活下去的道路。”皇上说：“人生就像白驹飞过缝隙一样短暂。所谓富贵，不过是想多积攒金钱，尽情享乐，使子孙显贵荣耀罢了。你们为什么不交出兵权，选择方便合适的田地和住宅买下来，为子孙建立永久的产业；再多置办些歌女舞女，每天饮酒吃饭、彼此欢乐，以终其一生？这样君臣之间互不猜疑，上下相安无事，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都拜谢说：“陛下想到臣等，实在是我们的幸运。”第二天，他们都称病，请求解除军政职务。皇上答应了，把他们全部改授散官，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宅第；用来安慰抚恤并赏赐他们的物品十分丰厚，有的还与他们结成婚姻关系。于是改换设置了容易控制的人，来掌管亲军；后来又设置转运使、通判使，主管各道的钱粮；收取天下的精锐部队来充当宿卫，而各位功臣也都得以善终，子孙富贵，直到今天仍未断绝。如果不是韩王赵普谋划深远，太祖明智果断，天下就不会再有太平之日了。圣贤的见识是多么深远啊！世人说韩王为人阴险刻薄，在他掌权时，因个人嫌隙而中伤了很多人；然而他的子孙直到今天仍享有福禄，建国初年的大臣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这难道不是因为安定天下的功劳很大吗？太祖派曹彬讨伐江南，临行时告诫他说：“功成之后，就用使相作为赏赐。”曹彬平定江南回来，皇帝说：“如今四方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归服，你做了使相，品级地位已经到顶了，哪里还肯再去作战呢？暂且慢一些，替我再攻取太原。”于是秘密赏赐给他五十万钱。曹彬闷闷不乐地退下，回到家里，看见钱布满了房间，才叹息说：“好官也不过是能多得到些钱罢了，何必一定要做使相呢！”唉！太祖如此看重和珍惜爵位。孔子说：只有名位和礼器，不能随便假借给别人。太祖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译太祖和先祖开国时所任用的将领和宰相都是北方人。太祖在宫禁之中刻石立誓说：“后世子孙不得任用南方士人做宰相，不得让内臣掌管军队。”到真宗朝才开始任用闽人，这块刻石也不再存在了。唉！凭艺祖太祖的明察，已经能够预先知道后来的事情了。汉高祖对吴王刘濞说：“五十年以后，东南地区发生叛乱的，难道不是你吗？但天下已经是一家，千万不要反叛。”后来果然如此，艺祖太祖也预见到了类似的事情。太祖即位初期，多次微服出行，暗中察访民情，有时经过功臣家中，行踪不可预测。赵普每次退朝后，都不敢脱下朝服和帽子。一天大雪，临近夜晚时，赵普以为皇帝不会再出来了。过了很久，听到敲门声，赵普出去，看见皇帝站在风雪之中。赵普惶恐害怕，迎上前去拜见。皇帝说：“我已经约了晋王。”不久太宗也到了，三人一起在赵普的厅堂中铺设重▯地坐下，烧旺炭火烤肉。赵普的妻子来劝酒，皇帝称她为嫂子。赵普从容地问：“夜已经很深，寒气很重，陛下为什么还要出来？”皇帝说：“我睡不着，床榻之外全是别人的家，所以来见你。”赵普说：“陛下难道认为天下很小吗？南征北伐，现在正是时候。请让我听听您已经谋划好的目标。”皇帝说：“我想攻下太原。”赵普沉默了很久，说：“这不是臣所能知道的了。”皇帝问原因，赵普说：“太原处在西北两边之间。如果一举攻下太原，那么西北两边的祸患就要由我们独自承担。为什么不暂且留下太原，等待各国都被削平之后再取？那弹丸般的黑志之地，就将无处逃脱。”皇帝笑着说：“我的想法正是这样，只是特意来试探你罢了。”于是就确定了攻取江南的计划。皇帝说：“王全斌平定蜀地时杀人太多，我现在想起这件事仍然耿耿于怀，不能任用他。” 赵普于是推荐曹彬担任将领，以潘美为副将。第二天任命主帅时，曹彬和潘美一同在殿前答对。曹彬推辞说自己的才力比不上别人，请求另选贤能之臣。潘美极力称说江南可以攻取，皇帝严厉地告诫曹彬说：“所谓大将，只要能够斩杀越位犯分的副将，那么事情就不难办了。”潘美吓得汗流满面，不敢抬头仰视。将要出发时，皇帝连夜召曹彬进入宫禁，亲自给他斟酒。曹彬喝醉了，宫人用水浇他的脸。曹彬醒来后，皇帝抚摸着他的背送行说：“一定能攻取，一定能攻取。那里的人本来没有罪，只是他们自己不能容纳我们。”这是想用恩德使他们归附。因此凭借曹彬的厚重、潘美的明敏锐利，二人互相协助，命令能够推行，禁令能够执行，从来没有无故杀死一个人，江南就平定了。这都是皇帝仁慈圣明、神勇威武，善于任用人才，掌握了正确方法的结果。太祖刚即位时，前往太庙祭祀，看见那里陈设的笾、豆、篮、簋等礼器，就说：“这是什么东西？”侍臣回答说是礼器。皇帝说：“我的祖宗难道曾经认识这些东西吗！”命令撤去。又急忙命人进献平常的膳食，亲自祭享完毕后，回头对近臣说：“再把刚才那些礼器设回来，让儒士们按照礼仪办事。”直到现在，太庙仍然先进献牙盘，之后才举行礼仪。康节先生常说：“太祖皇帝对于礼，可以说真正通晓古今最合宜的做法了。” 东京是唐代的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设置建昌宫，晋代改名为大宁宫；周世宗虽然加以修缮营建，仍然没有达到帝王宫室的规制。太祖皇帝接受天命之初，就派使者绘制西京大内的图样，依照图样改建。建成以后，皇帝坐在万岁殿中，打开各道宫门，门道端正笔直，好像用绳墨牵引出来的一样，于是叹息说：“这就像我的心一样，稍微有一点邪曲，人人都能看见。”一天，皇帝登上明德门，指着门上的匾额问赵普：“明德门，为什么要用‘之’字？”赵普说：“这是语气助词。”皇帝说：“‘之乎者也’这些助词能起什么作用？”赵普无言以对。太祖登基不久，杜太后去世，起初随宣祖葬在国门南面的奉先寺。后来皇帝命宰相范质担任使者，重新选择墓地，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范质被免职后，又命太宗担任使者，把杜太后迁葬到永安陵。又想把远祖迁葬到西京谷水，那是宣祖未显贵时所葬之处。两座坟墓相邻，打开墓穴后都是白骨，无法辨认，于是就依照原坟修建园陵，每年派官员一同祭祀，洛阳人称为“一寝二位”。伊川先生程颐说：“替两座坟墓合葬选择墓地，可以说是有智慧了。”太祖在近郊打猎时，所骑的马跑失了，皇帝跳下来，并且说：“我能够使天下臣服，难道一匹马却不能驯服吗？”随即用佩刀刺死了它。过后又后悔说：“我身为天子，多次外出打猎，马跑失了又杀掉它，这是我的过错。”从此一生不再打猎。太祖在位时，晋王府的内臣上奏，请求砍取木场中的一根大木来制造器物。皇帝大怒，在奏章上批示说：“把大的破坏成小的，怎么比得上砍下你的脑袋呢！”这根木头至今还在那里，已经半枯半朽，却没有被移动。唉，太祖连一根木头都不忍心违背它的材质而粗暴使用，何况是更大的事物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与太祖皇帝有旧交，担任殿前都指挥使。宫禁中发生火灾，王审琦没有等候召令，就带领军队入宫救火。台谏官有人提出意见，于是王审琦被罢职，回到寿州原来的镇所。临朝辞行时，太祖告诉他说：“你没有等候召令就带兵入宫护卫，这是忠心；台臣既然提出了意见，也不能不执行。你只管回镇，我将把女儿嫁给你的儿子王承衍。”皇帝召王承衍进宫时，他已经娶了乐氏为妻，便推辞了。皇帝说：“你做我的女婿，我将另行嫁给乐氏。”于是命四名御龙直控制御马，载着王承衍回去；王承衍最终娶了秦国大长公主。又给乐氏丰厚的嫁资。皇帝对王承衍说：“这样你父亲就可以安心了。”王审琦回镇七年后，率先于各镇交还节度使之职，以使相身份去世，追封为秦王，谥号正懿。王承衍官至护国军节度使、驸马都尉、河中尹，去世后赠尚书令，追封为郑王。唉！太祖驾驭英雄，听取并采纳劝谏，真是圣明啊！太祖即位后，各地藩镇都被罢职召回，多数居住在京城，受到的待遇十分优厚。一天，太祖陪同皇帝临幸金明池，在船中设酒，谈起往事，大家都很欢乐。皇帝指着他们所坐的位置说：“这个位置，有天命的人才能得到。我只是偶然被众人推戴到这里；你们中如果有谁想做，朕就让开座位。”各位节度使都伏在地上，汗流满面，不敢起身。皇帝命近臣扶他们起来，宴饮又像原来一样欢乐。唉！如果不是圣人的器量宏大、见识深远，怎么能够这样使天下英雄臣服呢！伪蜀主孟昶以降王身份入朝，船经过眉州湖▯渡时，有一名宫嫔怀孕了，孟昶把她遣出宫，并祝愿说：“如果生下儿子，孟氏就还有后代。”后来她果然生下一个儿子，如今孟氏的后代仍未断绝。孟昶治理蜀地时施有恩惠，国人哭着为他送行。到犍为才分别离去，因此当地便称为蜀王滩。蜀地刚平定时，吕余庆出任知成都府，太祖告诫他说：“蜀人思念孟昶，至今没有忘记。你任职成都，凡是孟昶过去征收专卖税的饮食物品，都应当全部停止征收。”吕余庆奉诏将这些税收废除，蜀人才开始高兴起来，不再思念旧主。

译真宗景德元年，契丹入侵，侵犯澶渊，京城震动。当时有大臣请求皇帝临幸金陵或临幸蜀地。左丞相毕文简公因病不能出面，右丞相寇莱公独自劝皇帝亲自出征，皇帝于是作出决定，前往澶渊。皇帝起初不想渡过黄河，寇公竭力请求，高琼牵着皇帝的马渡过浮桥。皇帝登上城楼，六军望见皇帝所乘的黄屋车，高呼“万岁”，声音震动原野，士气大为振奋。皇帝常常派人侦察寇莱公的动静，有人说：“寇准白天在睡觉，鼾声像雷一样。”有人说：“寇准正在命令厨人砍▯。”皇帝这才安心。后来宋军射死敌军骁将顺国王挞览，契丹害怕，请求议和。皇帝命令选择重臣出使回访，寇莱公派侍禁曹利用前往。皇上说：“凡是敌人所要求的，都答应他们。”寇莱公告诫曹利用说：“如果答应超过二十万金币，我就斩了你。”和议达成后，各位将领请求设下埋伏拦击敌军，可以使契丹连一匹马也无法返回。寇莱公劝皇帝不要听从，放契丹返回本国，以保全盟约友好。皇帝回銮后，每每感叹寇莱公的功劳。小人有时进谗说：“陛下知道赌博吗？钱快要输尽时，把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这叫作孤注。陛下，寇准就是您的孤注罢了，还有什么值得挂念的呢？” 皇帝听到这些话后非常震惊，对寇莱公的宠信和礼遇于是逐渐衰减。真宗到东岳封禅、到西岳祭祀，礼仪完成后，天下安宁。有一天，皇帝打开太清楼，宴请亲王和宰执，使用数百名仙韶女乐；有关部门认为宫嫔不能被外人看见，便在楼前搭起彩色屏障遮挡。乐声仿佛从云霄之间传来。李文定公和丁晋公面对面坐在席间，文定公让负责行酒的黄门太监悄悄对晋公说：“怎样才能把假山推倒呢？”晋公微微一笑。皇上看见了，问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晋公如实回答；皇上也笑了，随即命令女乐排在楼下，自己靠近轩窗观看，频频下令劝酒，李文定终于喝醉了。章献明肃太后是成都华阳人。她年轻时随父亲下峡到玉泉寺，有一位善于给人相面的长老，对她父亲说：“您是贵人。”等见到太后，又大吃一惊，说：“您的显贵，是因为这个女儿。”又说：“偏远地方不值得久留，为什么不去京城游历呢？”她父亲以贫穷为理由推辞，长老便赠给他白银一百两。太后一家到了京城，真宗当时任南衙长官，便通过张耆把她纳入后宫。真宗即位后，她被封为才人，进封宸妃，后来登上后宫正位，声势震动天下。仁宗即位后，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那位玉泉长老已经住在长芦寺。太后多次召见他，他都不肯前来；太后派使者到他那里询问需要什么，他说：“道人没有什么需要的。只是玉泉寺没有僧堂，长芦寺没有山门，希望太后以后记着这件事。”太后便把本阁中的服用物品折合成钱，拨给两寺，在临江处修建长芦寺的山门，山门建在水中。建成后，却总是被蛟龙毁坏。太后一定要把它建成，便用数万斤生铁层层铺在下面，山门才得以建成。大概是蛟龙害怕铁。如今《玉泉寺僧堂梁记》记载的，就是太后所建之事。

译仁宗喜欢采用导引术来梳理头发，宫中有一名宫人会这种方法，号称“梳头夫人”。一天，仁宗退朝后，命她为自己理发，嫔妃们排列在旁侍候。仁宗袖中藏着一份奏章，左右侍从争着取看，仁宗无法阻止。有个人从旁读出内容，大概是台臣请求释放宫女的奏章。众人听后都默不作声，只有梳头夫人叹息说：“如今京城的富人尚且还要寻求妾媵，哪有天子的嫔妃，外臣竟敢拿来进言的道理？官家赶快驱逐进言的人，这样就清静了。”仁宗没有说话。吃过御膳后，他到后苑游幸，命内侍拿来宫人名册，亲自从中挑出若干人，照台臣所说的办理。梳头夫人因为入宫已久，首先被挑出，仁宗也没有追问。有人对参知政事吴奎说：“皇上和汉文帝相比怎么样？”吴奎回答：“仅凭这件事，远远超过汉文帝了！” 仁宗在位时，程文简公任大名府知府，有个府兵背上长出一块肉，蜿蜒盘曲，像龙伏在背上一样。文简公把他收押禁闭，将此事上报。仁宗对宰辅说：“这有什么罪过呢？”命令释放他。后来这个士兵因病去世。唉，背上生出像龙一样的肉，是妖异之事。仁宗释放他，仁德足以压服妖异；这个士兵随即死去，也就不奇怪了！孙文懿公任翰林学士时，撰写《进▯李太后赦文》说：“章懿太后大大承受了福庆，实在生下了幼小的皇帝；抚养保护的恩德深厚，保全安定的挂念重大。如今神驾已经远去，仙游也已遥远。唉！她作为天下人的母亲，养育天下的君主，却来不及在深宫接受皇帝的问安，也来不及享受四海臣民的奉养；一想到这些，一旦念及，追思仰慕之情便更加郁结。”仁宗读后，感动流泪，整整一个月不能自已。孙公从此便参与处理国家大政。仁宗问文懿公：“你为什么能够说出朕心里的事情？”孙公回答：“臣年轻时因为是庶子，不被兄弟们看重，没能奉养母亲，因此知道陛下圣心中的事情。”仁宗听后为之流泪。在此之前，晏元献公撰写《章懿太后神道碑》，说：“五岳高峻，昆山产玉；四海浩渺，丽水生金。”这是把明肃太后作为尊长来比拟的。士大夫们都赞美这种恰当的比喻，只有仁宗不高兴。伯温曾听老僧海妙说：仁宗在位时，有一次因赴内道场，夜里听见乐声从云霄之间传来。仁宗忽然来到观看，过了很久，回头对身边的人说：“每个僧人各赏赐紫罗一匹。”僧人前来致谢，仁宗说：“明天从东华门出去时，把紫罗放在怀里，不要让人看见，恐怕台谏会写奏章加以论列。”唉！仁宗用微薄的物品赏赐僧人，尚且害怕进言的人，这正是他能够造成太平的原因。海妙又说：他曾经见过仁宗二十多岁时祭祀南郊回来，坐在金辇中，太阳刚刚升起，仁宗的面色与金色的光芒相互辉映，真像天上的人一样。因此把这件事记下来。仁宗有一天到张贵妃的阁中，见到定州出产的红瓷器，便严厉地问：“怎么得到这种东西的？”张贵妃回答说是王拱辰所献。仁宗发怒说：“我曾经告诫你不要接受臣僚馈送，你为什么不听？”于是拿手中的柱斧把瓷器砸碎。张贵妃惭愧谢罪，过了很久仁宗才消气。张贵妃又曾在端门侍奉仁宗参加上元宴，穿着所谓的“灯笼锦”，仁宗也奇怪地询问。张贵妃说：“文彦博因为知道陛下宠爱我，所以有这件献礼。”仁宗始终不高兴。后来潞公文彦博入朝任宰相，台官唐介指责他的过失，并提到灯笼锦一事。唐介虽然因回答仁宗时失礼而被贬到远方，潞公不久也出任许州知州，大概是仁宗把他们两人都罢免了。有人说，灯笼锦是潞公夫人送给张贵妃的，文彦博并不知道。唐公的奏章以及梅圣俞书写并删改的诗，都说得过分了。唉，仁宗宠爱张贵妃超过六宫嫔妃，却仍然像这样按照正礼责备她，可以说真是圣明了！仁宗在位时，王安石任知制诰。有一天举行赏花钓鱼宴，内侍各自把盛放钓饵药的金盘放在几案上，王安石把它们全吃光了。第二天，仁宗对宰辅说：“王安石是个诈伪的人。假如是不小心误食了钓饵，吃一粒也就该停下了；现在却把它全吃完，不合情理。”仁宗因此不喜欢他。后来王安石自己撰写《日录》，轻视、鄙薄祖宗，对仁宗尤其厉害；他常常认为汉文帝的恭敬节俭没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地方，这说明他内心轻视仁宗。所以当时的大臣富弼、韩琦、文彦博，都被他诋毁了。仁宗在位时，有一天，天空雷声大作，仁宗穿戴好衣冠，焚香再拜，退下来静静思考造成这种灾变的原因，却想不出来。恰好后苑的工匠进献一座七宝枕屏，仁宗立即拿来砸碎。唉，仁宗敬畏上天威严到了这种程度，他在太平盛世享有国运长久，是应当的！到了熙宁年间，大臣却用“天变不值得畏惧”来劝说君主，造成今天的祸患，真令人悲痛！仁宗有一匹御马，名叫玉逍遥，毛色洁白，仁宗骑它时安稳得就像坐车辇一样。养马人说：“这匹马行走有一定步度，快慢都合乎节拍。驾驭者如果催它走快，它就用脚拦住。”有一天，燕王借去骑它，它却长鸣不肯走。燕王发怒，把马送还。仁宗像侍奉父亲一样对燕王十分恭敬。后来把马配到南城马铺。过了很久，它又被送回供御，行走才恢复如初。仁宗去世时，它随葬送到陵墓下面，悲鸣而不进食，最终死去。伊川先生程颐对伯温说：“骏马不以力气称誉，而是以德性称誉，大概就是这样吧！”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通过省试赴殿试，仍有被黜落的。远方的贫寒士子殿试落第，贫穷得无法回乡，多半流离失所，甚至有人投河而死。仁宗听说后很悲悯，从此殿试不再黜落，即使有杂犯，也收取为末名，成为定制。可以说仁宗真是仁厚了。仁宗至和年间身体不适，昏迷不省人事达三天。病愈后，他自己说梦见行走在荆棘中，惊慌徘徊而迷失道路；有一个身披金甲的神人从天而降，对他说：“上天因为陛下有仁爱之心，赐给您十二年的寿命。”仁宗问：“我什么时候应当归去？”神人说：“请乘坐臣的车辇送您回去。”仁宗登上车，问神人是什么人，神人回答：“臣就是我所说的葛将军。”仁宗醒来后，命人查检《道藏》，果然有葛将军主管天门之事，于是把他的位号增入大醮仪中，并在京师为他立庙。仁宗从此上朝，只是拱手沉默，不再说话。大臣奏事，合意就点头，不合意就摇头；但当时气候调和、年成丰收，百姓安乐，四方夷族归服，天下平安无事。大概仁宗懂得治理国家的关键：任用宰辅，采纳台谏，敬畏上天、爱护百姓，遵守祖宗的法度。当时的宰辅是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是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等人。唉，拿周代的成王、康王，汉代的文帝、景帝来相比，仁宗没有一处比不上，甚至还有超过他们的地方；这大概正是有宋盛世的原因吧？

译仁宗刚迎立光献皇后时，皇后生病，宫廷医生医治无效。仁宗说：“皇后在娘家时用什么人治病？”皇后回答：“我随叔父任职河阳时，生病服用孙用和的药，总是见效。”不久召来孙用和，服用他的药果然有效；于是孙用和从平民被授为尚药奉御，从此受到任用和提拔。孙用和本是卫地人，因为躲避事情而寄居河阳，善于运用张仲景的方法治疗伤寒，名声传遍天下。他的两个儿子孙奇、孙兆，都考中进士，做了朝廷官员，也都擅长医术。仁宗刚去世时，宫禁中的永昌郡夫人翁氏有一个私身，名叫韩蛊。韩蛊自称曾经汲水时，仁宗看见一条龙绕在她身上，因而临幸了她，并留下自己的钏；又送给她物品作为凭证，于是她便声称自己怀了孕。过了预定期限仍未生产；经查验，都是韩蛊的欺诈。又在佛阁的土中找到了那只钏，原来是韩蛊自己埋下的。翁氏被削去一资，韩蛊受杖刑，发配到尼寺做童。起初，执政大臣请求杀掉她，光献太后说：“把韩蛊安置在尼寺，是想让外人全都知道她的欺诈；如果杀了她，人们就一定会说她确实生下了皇子。”英宗即位初年，光献太后垂帘听政，她处理事情的明察大都如此。仁宗皇帝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去世，遗诏传到洛阳时，伯温当时七岁，还记得城中的军民，直到妇女儿童，早晚都面向东方号哭，焚烧纸钱产生的烟雾遮蔽天空，连天日都仿佛失去了光彩。当时舅父王元修从京师经过洛阳，对先父说，京师停止市场交易，街巷中哭声不断，数日不绝；即使乞丐和小孩，也都焚烧纸钱，在大内前哭泣。又有周长孺任都官，赴任剑州普安知县，行走在乱山之中，看见汲水的妇女，也带着白纸边走边哭。唉！这就是所谓百姓像死了父母一样悲痛吧！熙宁初年，仁宗的幼女下嫁钱景臻，京师的父老知道她是仁宗的女儿，跟随她的车驾，发出叹息并流泪。元祐年间，北方敌国的国主对本朝使者说：“我年轻时，侍奉大国的礼节有时还不周全，承蒙仁宗特别留意并宽厚容忍，我一直想着没有什么可以报答。自从仁宗去世，我国把他的御容像祖宗一样奉祀。”说着便哭了起来。原来这位敌国国主还是太子时，曾混杂在来宋的使者中，雄州秘密把此事上报。仁宗召他进入宫禁，让他拜见皇后，以厚礼接待。临行归国时，仁宗抚摸着他说：“我和你是一家人，今后只要想着保持盟好，只要爱护百姓。”所以这位敌国国主一直感念仁宗。唉，仁宗去世已经很久，京城人和敌国国主仍然追思仰慕、不能忘怀，这是前代所没有的事。英宗修建山陵时，有个负责车辇的官员毕达，在仁宗永昭陵下痛哭说：“臣侍奉陛下四十多年，能够到天上服役，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当天晚上，毕达突然去世。这是韩魏公对司马温公说的。永安人霍道全曾经担任三陵壕寨，年过九十；因丁谓把永定陵迁葬之事牵连到他，他被羁管在亳州。道全说地下埋藏的旧物很多都能应验，亳州人把他视为神人。遇到赦免后，他回到永安。嘉祐七年，道全忽然走遍各处川原，观察地形，对人说：“这里将会有大规模的工程。”第二年，仁宗去世，最初选择陵址时，有司召见并询问他，道全说：“如今永安县的地势吉利，适合迁来作为陵寝。”有司怀疑他想惊扰县中百姓，他所说的话一概没有采用。道全也相继去世。如今永昭陵已经建成，有人说：“地名叫和儿原，不是吉祥的征兆。”三年后，英宗去世。元丰年间，神宗仿照汉代原庙的制度，增建景灵宫。此前，先从寺观迎来历代帝后御容，奉安在宫禁之中。选择吉日，依次备好法驾，由羽卫在前引导前往景灵宫；观看的人夹道而立，鼓乐吹奏声震动四方。教坊使丁仙现起舞，望见仁宗御像时，竟牵起衣袖遮住脸面，好像在挥泪，京城人和父老都流下了眼泪。唉，仁宗的德泽深入人心竟到了这种程度！

译英宗是仁宗的侄子，宣仁皇后是光献皇后的外甥女，两人从小一同在宫禁中抚养。温成张妃受到宠爱，英宗回到本宫，宣仁回到本宅。温成妃去世后始终没有儿子。一天，仁宗对光献皇后说：“我们夫妇年老而没有儿子，过去收养的十三（英宗排行第十三）、滔滔（宣仁的小名），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朕为十三主持婚事，皇后为滔滔主持婚事，让他们彼此婚配。”当时宫中把天子娶妻称为“取妇”，把皇后嫁女称为“嫁女”。可见仁宗、光献皇后早已把英宗当作儿子，圣意本来就已经确定了。这大概是天命，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后来召英宗入宫立为皇子，他进宫谢恩时，仁宗和皇后恰好到后苑迎接曙（曙是英宗的讳）亭。仁宗对皇后说：“难道是偶然的吗！”嘉祐八年三月的最后一天，仁宗起居还安稳，夜里一更时，忽然索要药物，并召皇后前来。皇后到后，仁宗指着胸口，已经不能说话。召来的医生投药，已经来不及了。仁宗去世，左右侍从想打开宫门召两府大臣，皇后说：“这个时候宫门不能打开，只秘密下敕召两府，让他们天亮时入宫。”又到三更时命人进粥，四更再次召医生入内，并派人守护。第二天，两府大臣入宫，皇后哭着告诉他们皇帝已经去世，命令召皇子继承皇位。英宗起初不敢接受皇位，两府大臣共同扶抱他，解开他的头发，给他穿上黄衣。命翰林学士王圭起草诏书，王圭十分害怕，提不起笔来。丞相魏公韩琦从容地说，大行皇帝在位多少年，王圭才终于能够起草诏书。英宗即位几天后生病，执政大臣请求光献皇后垂帘，暂时共同听政。皇后推辞，过了很久才同意。光献皇后拥立英宗的功劳，难道可以掩盖吗？所以神宗深深感念她，侍奉光献皇后的礼数极其隆重。等到光献皇后去世，神宗悲伤毁瘁，不能上朝；他亲自撰写的挽章，直到今天读来仍令人流泪。韩魏公去世后，他的子孙仿照郭汾阳，撰写了十卷《家传》，详细记载魏公的功业；但写到英宗即位初年时，却说光献皇后听信谗言，屡次有不平之语。魏公用危急的话使她受到触动，说：“如果官家失于照管，太后也不得安稳。”又说：太后曾问汉昌邑王的事情怎么样。还说：太后曾言：“昨晚梦境非常奇异，梦见这个孩子却在庆宁宫（意思是英宗又回到了旧邸）。”魏公说：“却在庆宁宫，正是圣上身体恢复如旧的征兆，这是好梦。”又说：英宗身体不适时，魏公奏道：“大王已经长大成人，况且还有人可以照管（指神宗）。” 太后发怒说：“还想在旧巢中寻找兔子吗？”又说：太后曾向大臣哭诉英宗的话：“富弼的意图是拥护太后。”又说：太后想临御前殿，魏公上奏议论了某些事情，她才作罢。又说：台谏有奏章，请求太后尽早归还政权，太后哭着说：“如果放下权力，以后哪里还能再见到这种局面呢？”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都荒诞虚妄而且不恭敬，不是应当说的。韩氏子孙贩卖松梗，夸大宣扬祖先的功业，以求得到任用，却不知道这是把自己的父祖陷于不义。王岩叟父子曾是魏公的门客，也撰写了一编《魏公遗事》，记载魏公的言行非常详细；但说到光献皇后暂时共同听政的事情时，也有欺诞之处。书中说，太后归还政权以后，魏公劝英宗增加仪卫，英宗说：“相公不要纵容母后。”又说魏公对太后说：“自己没有儿子，不得不认这个孩子。”考察这些话的意思，似乎是说英宗没有魏公就不能即位，已经即位后没有魏公就不能安稳。英宗接受仁宗留下的天下，贵为天子，想要报答光献皇后的恩德，怎么反而吝惜仪卫这种末节，还说出“不要纵容母后”这样的话？这对英宗的孝德，难道没有损害吗？恭敬地说，太皇太后是天下人的母亲，只因为她没有儿子，就让她认作养子。已经身为臣子的人，竟悖逆怠慢到这种地步，不几乎等同于跋扈了吗？前代的奸人自称“定策国老”，把天子当作门生，都是由此而来。以魏公这样的贤者，如果死后有知，他敢承受这种说法吗？所以神宗曾说：“这样恐怕不是韩琦的本意。”伯温曾评论英宗的即位：最先提出建议的是范蜀公，接着是司马温公，顺应仁宗和光献皇后意旨的是韩魏公。富公的《辞户部尚书章》、吕诲任中丞时所上的《魏公以下迁官疏》，才是天下公认的言论。我把这些都详细记载下来，等待史官采择。英宗即位初年，因病不能上朝，大臣请求光献太后垂帘，暂时共同听政；太后推辞不得，只好同意。英宗刚刚康复，太后已经下手书恢复政权。魏公上奏说，台谏已有奏章，请求太后早日归还政权。太后听到后立即起身，魏公急忙命仪鸾司撤去帘幕，太后还没有转过御屏，仍能看见她的衣服。当时富韩公任枢密相，对魏公没有把撤帘一事通知他的做法感到奇怪，说过“韩魏公想把富弼置于灭族之地”这样的话。欧阳公任参知政事时，首先提出追尊濮安懿王的建议。富公说：“欧阳公读书而懂得礼法，却提出这个举动，是忘记仁宗、连累皇上、欺负韩公罢了。”富公于是按照执政大臣例应当升官的规定辞去执政之职，奏疏中的话十分严厉，三天都没有得到答复。后来他见到英宗，当面奏道：“仁宗拥立陛下，是皇太后的功劳。陛下还没有报答皇太后的大功，却先记录臣的小功，这不是仁宗的本意。当仁宗在位时，与陛下同属宗室、亲疏等级相同的人还有很多，他必定选择陛下作为儿子，是因为陛下的孝德声名显著。如今皇太后对臣和胡宿、吴奎等人说：‘没有丈夫的妇人没有地方申诉。’这话实在令人不忍听闻，臣对此确实痛心。难道这是仁宗对陛下所寄望的吗？”他用笏板指着御座说：“如果陛下没有孝德，谁能够坐在这里？”英宗弯下身说：“不敢。”富公更加坚决地请求离职，于是出任河阳知州，从此与魏公、欧阳公断绝往来。后来富公退休住在洛阳，每年生日，无论路途远近，魏公一定派使者送去书信和礼物，态度十分恭敬；富公只以年老多病作答，不回信。魏公的礼数始终没有改变，直到去世才停止。难道魏公曾有愧于富公吗？然而天下人把他们两人都看作贤者。魏公、欧阳公去世时，富公都有祭奠吊唁。《国史》记载富公因为没有参与策立英宗而与魏公不合，以至于后来祭奠吊唁也不往来，这是不对的。

译本朝自太祖、太宗以来，就以节俭的德行传给后世，所以艺祖曾训诫说：“应当常常想到在甲马营时的情形。”他所使用的帷帘，还有用青布镶边的。仁宗生长在太平时代，尤其节俭。京城南面的愍贤寺，是温成张妃的坟院。寺中保存着温成在宫中的旧物：素面朱漆床、黄绢镶边的席子、黄色的隔织褥。仁宗亲笔用飞白书写的温成影帐牌，才二尺左右，只是朱漆底、金字而已。温成受宠冠绝六宫，而她的服饰器用也不过如此；所以仁宗病重时，大臣入宫问候，看到他所使用的物品全都是黄绸。唉，恭敬节俭的德行，难道不就在这里吗！英宗宫中没有嫔御。王广渊因是濮邸旧僚而升任待制，但贫穷得无力置办仪物，韩魏公替他进言，英宗说：“没有名义就赏赐，不可以。”几天后，有诏令王广渊在御屏上书写《无逸篇》，赐给他白金一百两。唉，我本朝祖宗把节俭作为家法，就是这样。光献太皇太后在元丰四年春天患病，把一封文字封好，封得十分严密，交给神宗说：“等我死后再打开，只是不可以因此治罪任何人。”神宗哭着接受了。后来太皇太后的病痊愈，神宗又把这封信交还给她。太皇太后说：“暂且收着它吧。”这一年七月，太皇太后升仙。神宗打开信封，里面全是仁宗想立英宗为皇嗣时，臣僚们提出异议的奏书。神宗拿着这些奏书悲痛哭泣，因为太皇太后的遗训，不敢追究责罚那些人。所以神宗在宫中服丧三年，完全尽到礼节和孝道，是知道慈德难以报答。伯温听长老说：“本朝只有真宗咸平、景德年间最为兴盛。当时北虏与本朝通好，兵革不用，家家富足，人人有余。拿洛中来说，百姓用车载着酒食和乐器，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游乐，称作‘棚车鼓笛’。仁宗天圣、明道初年还像这样；到了宝元、康定年间，元昊叛乱，西方用兵，天下渐渐多事，再也没有这种风气了。元昊既然称臣，仁宗便绝口不谈兵事。庆历以后，天下虽然又恢复太平，但终究不如天圣、明道以前。”唉，仁宗所用的兵，是应对事变的兵，是不得已才使用的，事情平定后便不再用兵；这就是仁宗之所以仁的地方啊！神宗开设颖邸时，英宗命韩魏公选择宫僚，选用了王陶、韩维、陈荐、孙固、孙思恭、邵亢，都是有名望、有厚德的士人。王陶、韩维的举止进退都有法度。神宗入内朝见时，行拜礼稍微急了一些，韩维说：“我韩维行下拜礼，王也应当仿效。”有一天，诸位宾僚侍奉神宗坐着，近侍拿弓样靴进来。韩维说：“大王为什么要穿这种舞靴？”神宗面有惭色，立即命人毁掉。诸位宾僚辅佐赞助神宗的功劳就是如此，所以颖邸的宾僚被称为天下最杰出的人选。神宗刚即位时，中丞王陶上言，说宰相韩魏公不上常朝班，属于跋扈。神宗派近侍把奏章给韩魏公看，韩魏公上奏说：“臣不是跋扈的人，陛下只要派一个小黄门来，就可以把臣捆起来带走了。”神宗因此受到触动，把王陶调出京城任陈州知州。神宗即位后，锐意求治。起初任用吕溱为翰林学士，兼任开封府。吕溱死后，又任用滕甫为翰林学士，兼任御史中丞。滕甫性情疏放，皇帝有时派小黄门拿着御封的短札询问事情，滕甫却把它们夸耀给别人看。有人看见御札中有用字错误，便反过来诋毁滕甫，说他是在宣扬皇帝的短处，皇帝大怒，疏远斥退了他，并认为他是逆人李逢的亲党，从此不再任用。那时王安石住在金陵，刚服满母亲的丧服，英宗多次召他，他都没有来。王安石在仁宗时，曾因主张立英宗为皇子而与韩魏公意见不合，所以不敢入朝。王安石虽然科举名次很高且有文学才华，但本来是远方人，还没有得到中朝士大夫的信服，于是深交韩、吕两家的兄弟。韩、吕两家是朝廷世代任职的臣族，天下士人不是出自韩家，就是出自吕家。韩氏兄弟中，韩绛字子华，与王安石同年考中高科；韩维字持国，学术尤其高深，不出仕，在大臣推荐下进入馆阁。吕氏中，吕公著字晦叔，最为贤能，也与王安石同年考中进士。子华、持国、晦叔在朝廷上争相称扬王安石，王安石的名声才开始显盛。王安石又结交当时有名望、有德行的人，如司马君实等，彼此都很友善。在这以前的治平年间，神宗还是颖王，持国任翊善，每次讲论经义，神宗都称善。持国说：“这不是我的说法，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说法。”神宗即位后，便召王安石入朝，以至于重用他。神宗罢免司马温公以后，一时间正直之士都被引退，唯独任用王荆公；他把祖宗的法度全部改易，又主张用兵和谋利，天下才开始纷乱起来。一天，神宗侍奉太后，与祁王一同到太皇太后宫中。当时距离举行宗祀还有几天，太皇太后说：“天气晴朗温和，行礼那天也这样，就是大吉庆了。”神宗说：“是。”太皇太后说：“我过去听到民间疾苦，一定把它告诉仁宗，常常趁着颁布赦令时施行救济；如今也应当这样。”神宗说：“现在没有其他事情。”太皇太后说：“我听说民间深受青苗钱、助役钱之苦，应当趁赦令颁布时废止它们。”神宗不高兴，说：“这是为了使百姓获利，不是让他们受苦。”太皇太后说：“王安石确实有才学，但怨恨他的人很多。皇帝想爱护保全他，不如暂且把他调出京城，过一年多再召回任用，也可以。”神宗说：“群臣之中，只有安石能够挺身而出替国家承担政事。”祁王说：“太皇太后的话，是极其正确的话。陛下不可不认真思考。”神宗于是发怒说：“难道是我败坏天下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译“是你自己造成的。”祁王哭着说：“何至于这样呢？”众人都不高兴地散去了。温公曾私下记录富韩公说过这样的话，但世上没有人知道。崇宁年间，蔡京等人修撰《哲宗史》，作《王安石传》，甚至把王安石说成圣人；然而也记载了慈圣光献后、宣仁圣烈后曾乘间见皇帝，流着泪说王安石扰乱天下，不久王安石便被罢免宰相。难道王安石的罪过，即使是他的党羽也终于无法替他文饰吗？还是上天想彰显我本朝两位母后的贤德，所以自然不能删去这段记载呢？神宗罢免王安石后，十年没有任用他。元丰末年，神宗病重，想到可以托付幼主的人，独自说：“将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傅。”王安石没有在其中。唉，真是圣明啊！神宗元丰四年，召北京留守文潞公陪同祭祀南郊。恰逢更改官制，文潞公由司徒、侍中改任太尉，罢去侍中，任开府仪同三司、判河南府，入宫辞行。在这以前，故参知政事王尧臣的儿子王同老在至和年间，曾与潞公、刘沆、富韩公、王参政尧臣共同请求立英宗为皇嗣；现在把奏章草稿进呈，说明他父亲的功劳。神宗把它留在宫中，亲自询问潞公。潞公的回答与王同老相合，于是加潞公为两镇节度使，授予他的儿子王宗道承事郎。潞公极力辞谢两镇节度使，只接受食邑。刘沆追赠太师、中书令，封兖国公；他的儿子刘仅由祠部员外郎升为天章阁待制。王尧臣追赠太师、中书令，谥号文忠；他的儿子王同老由水部员外郎充任秘阁校理。富公升任司徒，他的儿子富绍京授任阁门祗候。富公的门客李亻思问富公说：“您在治平初年升任户部尚书时，多次辞让；如今升任司徒，却辞让一次就接受了，为什么呢？”富公说：“治平初年是我自己辞去官职；今天潞公以下的人都升迁了，我怎么敢坚持辞让，妨碍别人呢？”原来潞公与荆公在政事上意见不合，被调出京城判北京，七年没有被召回；从此神宗对他的眷顾和礼遇又深厚起来。神宗初年，想要击破夏国，于是亲自征伐大辽。御营的兵甲、器械、旗帜全都准备齐备，又分调河北诸路的军队，接着将要设置保甲民兵，诸路因此骚动。有一天，神宗穿着黄金甲去见光献太后，太后说：“官家穿成这样，天下人会怎么看？脱掉它，不吉祥。”神宗又想在京城修建安楼橹，太后也不允许，只让把楼橹材料储存在各城门。神宗友爱兄弟，两个弟弟不肯听从，出居外地。到了元▯初年，宣仁太后才命人在天波门外修建宅第；宅第建成后，哲宗奉宣仁太后前去临幸。诏令说：二王的儿子各升一级官。舍人苏轼起草制辞说：“先皇帝深厚地爱护兄弟，以恩情胜过礼义，不允许两位叔父出居外地，这大概是周武王对待周公、召公的意思。太皇太后严守朝廷的礼制，以义来节制恩情，才开始顺从他们的请求，让他们出居外宅，这得到了孔子疏远自己儿子的道理。两位圣主的做法虽然不同，却都归于正道，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朕侍奉两宫，巡视新宅，回顾瞻望，心中感怀思念，不禁潸然流泪。从前汉明帝问东平王，在家中有什么快乐？东平王说：‘行善最快乐。’汉明帝赞赏他的话，于是送给他列侯的印绶十九枚，诸子年满十五岁以上的全都佩带，并把这件事写入史册，天下人并不认为这是徇私。如今诸王的儿子们，性情忠诚仁爱，渐渐通晓礼义，从能够穿衣起，一个个都身材高长，具有成年人的风范，朕非常嘉许。现各升一级官职，以助成他们行善的快乐，还应当努力啊，不要辱没父祖，成为国家的光荣。”第二天，丞相吕大防、范纯仁的两位夫人入宫觐见，宣仁太后说：“昨天我和皇帝到二王府，二王侍立在旁，尚食供奉十分恭敬。皇帝对待他们也完全合乎礼节。我已经老了，深深以此为喜。”她又说：“仁宗对待燕王，尽到了对子侄的礼节。燕王很自重，只按排行称呼仁宗；即使是宫中的服用之物，燕王也总是拿取，仁宗不敢吝惜。我那两个儿子难道敢这样吗？”唉，太后的话，含义深远啊！不幸太后升仙后，小人对她的诽谤诋毁无所不用其极，天下人都为她感到冤屈；其中详情，伯温写在《辨诬》中。

译卷四：熙宁七年春，契丹派▯使萧禧前来，说：“代北边境相对的地方有被侵占的土地，请派遣使者共同划定边界。”神宗答应了此事，但为人选感到为难。执政大臣商议派太常少卿、判三司开拆司刘公忱为使者。刘公忱在便殿答对说：“臣奉命以来，在枢府考核文书证据，没有看到本朝侵占北虏一寸土地。况且雁门是古来称为限制边塞的地方，即使一小步也不能放弃，怎么能把五百里的疆土交给敌人来资助他们呢？臣既然屈辱地接受出使的使命，就应当以死拒绝他们，只希望陛下主持臣的意见，臣就万分幸运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刘公忱出境时，皇帝亲手写诏书说：“如果北虏理屈而恼怒，你姑且按照他们所要求的给他们。”刘公忱没有奉诏行事。起初任命秘书丞吕公大忠为副使，任命下达后，吕公大忠正逢父母丧事，诏令起复，尚未成行，刘公忱也出使返回了。北虏又派萧禧前来，皇帝打开天章阁，召执政大臣与刘公忱、吕公大忠一同在资政殿答对，长时间辩论此事。皇帝说：“北虏凡是争执一件事情都不肯罢休，如今两次派遣使者，难道有中途停止的道理吗？你们替朝廷坚决珍惜疆土，确实是对的；但怎样才能消除祸患呢？”吕公大忠进言说：“他们派使者前来，就是为了索取代北的土地。假如有一个叫魏王英弼的使者前来，要求关南的土地，那该怎么办？” 皇帝说：“你这是什么话？”吕公大忠说：“陛下既然认为臣的话不对，那么今天怎么可以开启代北被逐步侵夺的先例呢？”刘公忱进言说：“吕公大忠的话，是关系社稷的大计，希望陛下仔细思量。”执政大臣都知道他的意见不可改变，于是罢免刘公忱为三司盐铁判官，吕公大忠请求服满丧制。皇帝派中使把亲笔诏书赐给富韩公、韩魏公、文潞公、曾鲁公，诏书大意说：“朝廷与北虏通好将近八十年，近年以来，北虏制造事端越来越多。代北的土地一向没有确定的边界，所以他们制造争端，妄图强行争辩。近来已经下令官吏共同前往查验，虽然图籍记载十分明确，但他们用诡辩拒不服从。如今北虏又强行派使者来，意在一定要得到这些土地；北虏的贪欲没有止境，恐怕事情还不会停止。万一发生意外，将用什么来应对？古代处理重大政事，一定要征询故老的意见。”韩魏公上疏说：“臣观察近年以来，朝廷办事似乎不把强大的敌国放在心上，北虏看到这些情形而产生疑虑，一定认为我们有谋求收复燕南的意图。即使听说北虏的君主软弱而又妄自逞强，难道没有强悍的宗室和外戚，以及谋臣策士，引用先发制人的说法，制造这次事端吗？所以他们屡次派使者，以争辩土地边界为名，来观察我们实际如何应对。” 使北虏产生疑虑的事情有七件：高丽臣服于契丹，长期不向朝廷朝贡，后来因商船招抚劝谕而前来；而且高丽来不来，对国家本来没有什么损益，契丹却知道这件事，认为朝廷将要图谋他们，这是第一件。吐蕃各部没有共同的君长，从来没有成为边境祸患，朝廷却强行夺取他们的土地，进而扩展到熙河一路，杀死他们的老弱达数万人，耗费的钱财不可计数；契丹听说后，应当认为下一步就要轮到自己，这是第二件。边境靠近西山，地势高而向上，不可以修筑溏泺；过去听说派使者统领军队，到处种植榆树、柳树，希望它们长成，以此制约北虏骑兵，这与过去庆历年间的《慢书》所说创立堤防、阻塞要路没有什么不同，这是第三件。义勇民兵的将校整肃严明，训练也很精良，却突然创建团保甲，使一道之内纷纷扰动；义勇民兵十人中去了七人，破坏了原来可以使用的成法，只得到增加数量的虚名，这是第四件。河北各州，沿边和靠近内地的地方，同时兴办城池修筑工程，增设守城器具，检查衣甲和器械，这是第五件。创建都作院，颁发弓、刀的新式样，大量制造战车；这些都是众目所见，容易被间谍窥知，又耗尽财力，先使自己困乏衰败，这是第六件。设置河北三十七将，各自专掌军政，州县不得干预；声称要出征，又显露出更加可疑的迹象，这是第七件。北虏本来就是敌国，因为疑虑而发动事端，也是不得已的，但这也是他们善于替自己谋划。如今强行派来的使者再次到达，起初故意表现得傲慢无礼，以此窥探朝廷；何况代北与雄州一向有确定的边界，如果优容他们而把土地给他们，北虏的贪欲没有止境，必将逐渐日益加深；如果不答应，北虏就会抓住这件事，认为自己有理，即使不大举进攻，势必也会逐渐扰乱各边，最终破坏和约。臣过去曾谈论青苗钱的事情，进言者却动辄厚加诬陷；若不是陛下明察，臣几乎遭受大刑。从此听说新法不断下达，臣实在为了避开嫌疑，不敢上疏论列。如今亲自受到诏令询问，事情关系国家安危，如果有所言说却隐瞒不讲，罪过大到不容诛杀。臣曾私下揣测，起初替陛下谋划的人一定说：自从祖宗以来，因循苟且简略，治理国家的根本应当先使国家富强，聚集财物、积储粮食，把兵力寓于百姓之中，这样就可以鞭笞四夷，完全恢复唐朝原有的疆域，然后制定礼仪、创作乐章，用文治装点太平。所以发放青苗钱，使百姓出利息；又制定免役法，依次向百姓收钱。虽然用各种办法补救，终究不是好法，这就是所谓富国之术。又在内外设置市易务，使小商人和普通百姓手足无措；加上新制度每天下达，改动没有常规，官吏茫然无措，不能详细记忆。违反的人按徒刑治罪，即使遇到赦免也不降免刑罚；监司督促责罚，把严酷当作精明，法令条文的苛刻，超过了告缗令。如今农夫在田间怨恨，商旅在道路上叹息，官吏也不能安于职守，恐怕陛下还没有完全知道这些情况。想要排斥四夷、兴起太平，却先使国家的根本困顿动摇，使众人的心离散而怨恨，这就是陛下最初谋划中的重大错误。陛下有尧的仁德、舜的聪慧，改正错误而不吝惜，这是圣人的德行。然而那些急于进取的人不顾国家利害，只说边境将要发生战事，可以从中谋求富贵，必定说北虏的势力已经衰弱，只是表面上故意骄横傲慢罢了。凭陛下的神圣文武，如果选择将领率领大军深入北虏境内，那么被强行划去的土地，一举就可以收复。这又是没有认真考虑。如今河朔连年遭受灾害，民力十分匮乏，沿边和次边州郡的草料粮食都不充足，新选的将官全是粗疏勇猛而缺少谋略的人，义勇、保甲刚刚兴办，尚未经过训练；如果驱使重兵停驻在坚城之下，粮道又不能接济，腹背受到夹击，即使是曹彬、米信这样的有名望、有德行的宿将，也仍会因此招致歧沟之败。臣愚昧地替陛下谋划，认为应当派遣使者回访，优厚地送上礼物，明确说明朝廷从前的兴建举措，只是平常的修治防备；与北朝通好这么久，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哪里还有其他意图呢？”

译恐怕会被间谍误导罢了！况且疆土向来已经确定，应当按照旧日边界，请命令边境官吏退还近来侵占的土地，不可拿这件事制造事端，毁掉历代累积的友好关系，永远敦厚地遵守信誓，彻底消除双方的猜疑。希望陛下把自己认为可疑的形迹，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免，以解除北虏的疑虑，这样就可以拖延一些年月。陛下更加休养百姓、爱惜民力，重用贤者、任用能人，疏远奸邪谄媚之徒，提拔任用忠诚正直的人，天下就会悦服，边防日益充实，塞下会有多余的储蓄，国库中会有盈余的财物。北虏如果果真背弃盟誓，出现衰败混乱的迹象，然后再振作威武，收复旧日疆土，以快慰忠义之士不平之心，洗雪祖宗历朝的愤恨！”富韩公上疏说：“臣近五六年来，切实听说绥州、▯瓦、熙河、辰锦、戎泸、交趾，都在议论用兵。有的因为丧失军队，有的因为献上敌人的首级，事情立即传遍四方。西部军队刚一出动，便传言一定要收复灵夏；后来又广泛传说有人提出平定燕地的策略，北虏必然已经探知此事。他们又听说朝廷正在训练士马、修缮城池、整治兵器、聚集草料粮食，加上招致高丽，想要形成牵制。又设置河北三十六将，事情彼此参合。这就是北虏预先制造衅端的原因；既然争端已经发生，势必不肯罢休。” 如今衅端已经形成，代北各处都在边境上屯驻兵马，争论超过一年仍未解决。横使再次到来，事情归朝廷处理，恐怕道理上难以缓和迁延，很快就要作出可否的决定。违背他们，战争就会爆发，祸患来得迅速；顺从他们，河东的斥候活动范围就会日益收缩，虽然暂时可以缓和眼前局面，却会留下后患。臣认为，不如把事情全权交给边臣，坚持以历来图籍所载的疆界为依据，使他们尽力彼此诘难。然而北虏并非不知道自己理亏，大概只是想制造事端，于是发动战争。哪里是无缘无故突然兴兵，实在是有原因导致他们这样做。只希望陛下深思熟虑，不可只认定是虏人制造衅端、背弃盟约。他们如果万一入侵，事情实在不得已，我们只严整军队等待他们；他们来就抵御作战，离去就加强防守，这是自古中兴之主防备边疆的要领。若朝廷乘着愤怒便想深入进攻，臣实在担心万一有所失误，造成的危害不小；或者他们再同西夏形成掎角之势，那么朝廷就要日夜忧劳了。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两边都告急，多年不能得到休息，四方凶徒一定会有观望的。臣希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为忧，以百姓为念，容纳污垢、忍受耻辱，暂且寻求安定，不是万全之策就不举兵，这是天下人的愿望，也是臣的志向。然而又到处喧传陛下决定亲自出征，中外听闻此事，都心惊胆落。陛下英明睿智，天资非凡，必定已有成算。然而太平时代的天子与开创基业的君主，所处情势完全不同，尤其不可意气激昂而轻率举动。又恐怕朝廷只是制造声势，原本没有实际行动；如果这样，就是我们用虚声招来了他们的实际进攻。制造虚声的人，必然有疏忽遗漏的忧患；真正前来进攻的人，必然会把各项谋划考虑得周密，成败岂不是清楚可见吗？假使胡人进攻，竟然得志而还，这个契丹本来兵力强盛，又有夏国、嘴厮▯、高丽、黑水女真、鞑靼等各部作为党援，其势力必然难以消灭，由此便会形成边患，终究没有止息的时候。臣私下认为，正可借横使到来的机会，选择人员，把他们怀疑我们的几件事情向他们解释，坦诚地劝说道：凡是整治武备，都是中国的通常事务，并不是想对外发动征伐。以往用兵的地方，都是犯了过错的小蕃，朝廷必须追究罪责。像我们两个大邦，通好已经七十多年了，无缘无故怎么肯轻易想要破坏关系？又恐怕是奸人逃走活动，妄自制造间谍之说，因此彼此猜疑离心，逐渐养成了嫌隙，于是才有今天争论道理的事情。如果朝廷还有可以说明的事情，就全部说明，务必让他们释然无疑，这也是一种帮助。横使如果不接受，就派遣回访使者到戎主面前详细说明这个意思，也许能够取得一点效果，必然会有所裨益。” 因为他们严重依赖朝廷每年给予的财物，才能维持国家的生计，既然有凭借依赖之心，难道会没有求取安定的愿望吗？只是由于疑虑未能消除，于是表现得倔强。如果同他们把事情解释清楚，他们一定愿意回心转意。如果双方的情意不能沟通，祸患就会日益加深，必然成为后悔之事。臣还希望陛下兼听广泛采纳意见，不应专听一方。恐怕有迎合圣意以及畏惧权势、回避事端的人，不敢把实际情况报告上来，从而误了国家大计。臣之所以说到这里，是私下听说去年春天长期干旱，陛下特地下手诏，允许人们极力陈述时政的得失。不久听说上书论列的人很多，却随后有人遭到贬谪降职。陛下并没有把手诏召人极力陈述的意思贯彻到底，优容他们，等到他们因此获罪，士大夫从此都只求闭口不言，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这是朝政最大的祸患。愿陛下深思熟虑，早日让天下获得恩赐。”文潞公、曾鲁公的奏疏，都主张不要同他们争论，只请求选拔将帅、整治铠甲兵器来等待敌人。当时王荆公再次入朝为相，说：“想要取得它，必定先要牢固地使它归附。”他用笔在地图上勾画，命天章阁待制韩公缜出使，把东、西两面的土地全都交给他们，大概是五百多里。韩公迎合王荆公的意旨，看到刘公、吕公都感到惭愧，议论这件事的人都替朝廷惋惜。唉！祖宗留下的土地，谁敢让哪怕一寸一尺不进入王会图呢！荆公轻率地把它交给邻国，又提出先给予他们、再从他们那里取得的说法，使神宗忽视韩、富二公的意见而不予采用，到了后世，奸臣又把伐燕说成神宗的遗志，终于导致天下大乱，荆公的罪过，哪里数得清呢！神宗天性节俭，曾因一名老宫人的话得知：祖宗时期，妃嫔、公主每月的俸禄少得可怜，老宫人感叹那种节俭再也做不到。唯独王安石说：“陛下如果果真能够治理财政，即使拿天下来供养自己也可以。”神帝这才开始有意支持青苗、助役之法。安石的做法大多如此，所以吕诲中丞的弹劾奏章说：“表面上显得朴实粗野，内心却藏着狡猾奸诈。”

译●卷五绍圣初年，哲宗亲自处理政务，任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范相纯仁与清臣议论政事不合，范公请求离职。皇帝不准，范公坚决辞职，皇帝不得已，任命他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颖昌府。召章▯为宰相，章▯尚未到任，清臣独自主持中书政务，更加觊觎宰相之位，又推行免役、青苗法，任命各路常平使者。章▯到任后不能容忍他，便借事陷害他，清臣出任知北京。建中靖国初年，上皇即位，任用韩忠彦为宰相，清臣为门下侍郎。忠彦与清臣有交情，所以忠彦只听清臣的话。清臣再次掌权，范右丞纯礼是忠彦所推荐的人，清臣便罢免他；刘安世、吕希纯都是忠彦所器重的人，清臣不让他们入朝，改任安世为定武帅、希纯为高阳帅；张舜民是忠彦推荐的谏议大夫，清臣把他排挤出去，任真定帅。清臣所排挤、外调以及不让入朝的，都是贤能之士，是清臣平素所畏惧、想尽办法也不能公开使用自己名义的人；忠彦却十分懦弱，不能替他们作主。曾布任右相时，范致虚的谏疏说：“河北三帅彼此联合，恐怕不是社稷之福。”刘安世、吕希纯、张舜民同一天被罢职，清臣也被曾布陷害，出任知北京。伯温曾评论说，绍圣、建中靖国初年，正是朝廷邪正、治乱尚未确定的时候，却都被一个李清臣凭私意、图谋宰相之位而破坏了。邪说既然取胜，众多小人一齐进用，清臣自己也不能立足于朝廷。如果清臣在绍圣初年同范丞相一起，在建中靖国初年同范右丞、刘安世、吕希纯、张舜民一起，以公议和正论共同救济国事，那么朝廷就不会有后来的祸患，清臣也能够得到宰相之位。这是忠臣义士惋惜一时治乱的关键，为此流泪的事情。” 元符末年，上皇即位，皇太后垂帘与皇帝共同听政。有诏恢复哲宗元▯皇后孟氏的位号，让她从瑶华宫进入宫禁居住。当时有人议论这件事不可以，说：“皇上对于元▯皇后，是叔叔与嫂子的关系。叔叔没有再迎回嫂子的道理。”程伊川先生对伯温说：“元▯皇后的说法固然有道理，议论者的话也不能说没有礼法依据。”伯温说：“不是这样。《礼》说：‘儿子非常喜爱自己的妻子，但父母不喜欢，就休弃她；儿子不喜欢自己的妻子，但父母说她善于侍奉我，儿子仍应履行夫妇之礼。’皇太后对于哲宗是母亲，对于元▯皇后是婆母。母亲的命令、婆母的命令，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不是皇上以叔叔身份迎回嫂子。”伊川高兴地说：“你的话说得对。”后来奸臣曹布、蔡京相继掌权，朋党之祸再次发生，元▯后最终出宫居住在旧宫二十年。靖康初年，大金攻陷京师，逼迫上皇、渊圣帝向北巡行，宗族全部迁徙，只有元▯后因为住在道宫而没有参与。虏人退去后，群臣请求她进入宫禁，垂帘听政，以安定人心。后来皇帝在宋地即位，巡幸雄州、扬州；虏人再次侵犯，皇帝巡幸余杭，元▯后在艰难时期辅佐成就皇帝的圣德，贡献很多。元▯后去世，皇帝非常悲痛，连续多日不能临朝视事。皇帝下诏服齐衰，谥号为昭慈圣献。唉，元▯后曾侍奉宣仁圣烈太后，她的贤德是有来由的。至于她后来被废黜以及重新兴起，则是由天意决定的。熙宁初年，韩魏公被罢去政务，富公第二次任宰相，神宗首先询问边事。富公说：“陛下刚即位，应当施行恩德、推行惠政，希望二十年内不要说‘用兵’这两个字。”大概当时王荆公已经受到宠信，劝皇帝用兵来威服四方夷狄。起初采用王韶，攻取熙河，以截断西夏的右臂；又想攻取灵武，以截断大辽的右臂；又结交高丽，想要谋取大辽；又任用章▯为察访使，想攻取湖北夔峡的蛮地；又任用刘彝知桂州、沈起为广西路安抚使，以窥伺交趾。两人没有严守秘密，在富良江上建造战舰，交趾侦知此事，先从海上运载军队攻陷廉州，随后又攻破邕州，杀死守臣苏缄，屠戮城中居民，掠走俘虏后离去。又任用郭逵、封逵为广南宣抚使，让他们直捣交趾；郭逵是老将，与▯的意见不同，交趾军队据守富良江，使军队不能前进，因瘴气而死的有十多万人。熙宁四年，五路大举进兵，攻取灵武。夏人决开黄河水柜，放水灌入我们的营垒，士兵和将领因冻死、溺死、饥饿而未战便死的有几十万人。又采用吕嘉卿推荐的徐禧修筑永乐城，夏人以大军攻破永乐城，从徐禧以下死去的有十多万人。战败的消息连夜传到，皇帝早朝时在当宁恸哭，宰执不敢抬头仰视。皇帝叹息说：“永乐这次行动，没有一个人说不可以。”右丞蒲宗孟上前说：“臣曾经说过。”皇帝神色严厉地说：“你什么时候说过？朝廷内只有吕公著，朝廷外只有赵▯，曾经说过用兵不是好事。”随后又对宰执说：“从今以后再也不用兵，和你们共同享受太平。”然而皇帝从此郁郁不乐，直到病情危重。唉，真令人痛惜！所以元▯初年，宰执辅佐太后和幼主，不再谈论用兵。西夏请求归还故地，便把▯延、环庆中几处不是我方要害城塞的地方给了他们。游师雄、种谊生擒鬼章，也只给予较少的赏赐，可见其用心深远。绍圣、元符年间，章▯掌权，贬斥抛弃其他统帅和臣僚，出兵夺取故地，修筑新的边塞，又攻取河北的皇阝、鄯等州，使关中极其困苦。哲宗去世后，建中靖国初年，谏议大夫张舜民是▯人，熟知灵武之败、永乐之祸以及神宗因此得病的原因，在经筵上向上皇说明此事，上皇为之感动。因此章▯被罢免宰相，放弃了皇阝、鄯等州的土地。崇宁初年，蔡京掌权，以绍述为名，劫持上皇兴兵重新夺取皇阝、鄯故地，责罚枢密使安公焘和放弃土地的统帅，熙河、泾原、环庆、▯延各路都进兵筑城，泸、戎、绵州也开拓边境。

译宦官童贯任宣抚使，每年用兵不止。熙河帅刘法，官至检校少保，和全军一起陷没，童贯却把这件事当作捷报上报，上皇还接受祝贺。自致和以来，天下公私财力都已枯竭，百姓无法生活。蔡京谋划经营北虏没有成功，离开职位。王黼任宰相后，想要功劳超过蔡京，于是联合女真攻伐大辽。燕、冀的遗民几乎被杀尽，又用金帛从女真手中买来空城，把这当作吊民伐罪的功劳。又暗中约定旧大辽臣张觉，谋取营平、滦州等地。事情泄露后，女真以招纳叛逃者为名，从河东而来的军队攻陷忻、代，越过太原，攻陷隆德，直到泽州的高平；从河北而来的军队直抵京城。上皇禅位，巡幸丹阳。渊圣割让三镇，订立城下之盟。女真退去后，又下诏要求三镇坚守。后来又借女真使者之便，用黄绢诏书联络女真所任用的旧大辽臣余睹，使他归来；余睹反而拿所得诏书欺骗他的君主，诏书中有“共同消灭大金”的话。女真震怒，再次起兵攻破京师，劫持迁徙二帝，俘虏宗族和大臣，夺取重要器物、图书后离去。皇帝在宋地即位，迁往淮扬；虏人逼近，皇帝渡江时形势极其危险，士兵和百姓溺水而死以及被驱赶、拘执的人数也数不清。如今皇帝乘舆流离迁徙，中原土地全部丧失，天下人死于战争的有十分之八九，真是悲惨啊！只是一个王安石劝君主用兵，章▯、蔡京、王黼继承他的说法，祸患竟到了这种地步。因此把这些事情全部记载下来，作为后世的鉴戒。元符末年，哲宗去世，上皇即位，钦圣皇太后垂帘与皇帝共同听政，把范忠宣公从永州召来，空出宰相职位等待他。忠宣生病不能入朝，于是任命韩忠彦为左仆射。安焘当时有声望，正服母丧，于是任命曾布为右仆射。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钦圣太后升仙，曾布任山陵使。曾布与宦官刘瑷交往，熟知宫禁中的事情，到了陵墓下，秘密告诉中丞赵挺之，建议实行绍述以迎合皇帝的心意。曾布回朝后，与忠彦势力相互对抗，逐渐排斥忠彦所荐引的人。右丞范公纯礼为人沉默刚正，多次因进言触犯皇帝，曾布很忌惮他，便对驸马都尉王诜说：“皇上想任命你为枢密都承旨，范右丞不同意，所以事情作罢。”原来王诜曾经上札子向皇帝请求这个官职，皇帝禀告皇太后，皇太后说：“王诜轻浮浅薄，如果果真让他担任，便会败坏枢密院。驸马都尉王师约在先朝担任此官很称职，可以任命他。”皇帝于是按照王诜所递的札子，批示任命王师约为枢密都承旨，这正是皇太后的意思。曾布却妄说这是范右丞从中作梗，以激怒王诜，王诜相信了这话，因而怨恨范右丞。后来王诜因为陪伴大辽使者，妄称范右丞主持宴会，席间说话冒犯皇帝名讳，辱没了国家。右丞不再辩解，以端明殿学士身份出任知颖昌府，从此忠彦的宾客和党羽相继被驱逐。曾布一心实行绍述，全部恢复绍圣、元符年间的政令。忠彦懦弱而没有才智，既怨恨曾布，便说：“曾布为自己打算的只是绍述罢了。我应当任用能够实行绍述的人来胜过他。”于是召来蔡京，蔡京的起用，就是从韩忠彦开始的。忠彦最终不能安坐其位，被罢免离去，曾布独自任宰相。台谏官陈▯、龚▯等人大多是贤能之士，都是曾布任用的，却也与他不合而离职。蔡京任拜右丞，后来做到宰相，蔡卞主管枢密院。蔡京掌权以后，曾布被罢去宰相之职；京城兴起大狱，追究曾布贪赃的罪状，把曾布贬为白州司户参军，安置在廉州。曾布的几个儿子和门下士人都受到重责，这是蔡京所为。韩忠彦也被安置到河北附近的州郡。不久允许他自由行动，蔡京暗中把这说成是报答韩忠彦当初荐引自己的功劳。大观末年，皇帝很厌恶蔡京，借星变之事将他驱逐出去。又因为修饰临平山、决开兴化水道等事情，认为他有不利于社稷的用心，贬为太子少傅，居住在苏州。皇帝任用张商英为右相。商英没有才术、缺少谋略，轻视同僚，间言一并兴起。皇帝不高兴，罢免了他。蔡京暗中结交宦官童贯，借童贯出使大辽返回的机会，诈称虏主曾问蔡京在哪里。皇上相信了他的话，再次召见蔡京。当时何执中已经任左相，于是任命蔡京为太师，称为“公相”，总领三省事务。童贯既然引荐了蔡京，便想让自己担任枢密使。蔡京只任命他为太尉、节度使、陕西宣抚使，童贯大失所望，从此开始怨恨蔡京。蔡京以太师身份退休，皇上命郑居中为宰相。郑居中因母亲去世服丧，宰相之职便任命余深担任：这些人都是鄙陋的小人，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后来又任命王黼为相。王黼年轻而凶暴刚愎，想使自己的功劳超过蔡京，于是独自负责联结大金、消灭大辽、夺取燕云的事务，设置经抚房，枢密院都不得参与。朝廷下令族诛议论此事的人，禁止谈论北方事务。王黼后来以太傅身份退休，却仍掌管应奉司，以巩固皇上的宠信。白时中、李邦彦一同任左右相，轻浮浅薄、庸碌懦弱，没有什么作为。蔡京因失明被罢免后又重新出任，掌管三省事务；任用他的儿子蔡倏作为谋主。蔡倏与他的兄长互相仇视，蔡倏失败后，蔡京又退休。宣和七年十一月，皇上郊祀天地结束，正在景灵宫恭敬谢神时，听说金人发兵进犯京师。皇上下诏称太上皇，将帝位禅让给渊圣皇帝，改年号为靖康。李邦彦主持和议，派李邺、李邦、郑望之出使金国，以割让三镇作为城下之盟。金人退兵后，李邦彦被罢免，朝廷又不再答应割让三镇。第二年冬天，金人攻破京师，徽宗、钦宗二帝被迫北上。如今的皇上在宋地即位，巡幸维扬；渡过长江后，巡幸余杭。唉，曾布、蔡京、王黼的罪行，上达于天，我把它们全部记载下来，作为后世的鉴戒。

译●卷六伯温在崇宁年间居住在洛阳，因经过仁王僧舍，得到一册叶子格旧书，其中有赵普任中书令、雍熙三年任邓州节度使时，劝谏太宗皇帝讨伐燕地的奏疏和札子各一篇。他忧国爱君的深厚感情，言辞所表达的内容超出了文章本身，即使夹杂在陆宣公的论事文章中，也难以辨认出来。奏疏说：武胜军节度使臣赵普谨奏。臣从二月中旬以来，恭敬地看见朝廷突然派遣使臣，负责征运粮草。等到详细了解诏令，才知道要夺取幽州；既已奉行指挥，便立即征调分配。但这次行动出乎常时，臣无法揣测其中原因。后来虽然听到胜利的消息，却没有听说事情已经成功，收复之事稍有拖延。不久天气炎热，飞运粮草、转挽米粟仍然繁多，穿铠甲、持戈矛的行动也没有停止，百姓疲惫，军队衰弱，渐渐恐怕会出现祸患。臣从这个月以来，疑虑更加增加。臣私下思量，陛下心中挂念天下万机，以百姓为心，凭借圣明的谋略和神妙的功业，凡事都没有遗漏计划。至于平定收复浙右，奋力攻取河东，留下光耀后世的英名，洗雪前朝的愤懑，使四海都归于掌握，十年之间达到雍熙盛治；唯独那些蕃戎，难道值得作为敌手吗？他们迁徙如鸟，自古就难以制伏；前代的圣帝明王，无不把他们置于教化范围之外，任凭他们追逐水草，都把他们像禽兽一样畜养。在这种时候，官家何必挂怀？一定是有人互相勾结、谄媚逢迎，欺骗蒙蔽圣明，因而发动了并不急迫的战争，提出了多少有些无名无据的议论。不论是非曲直，只看见事情拖延，将要变成六月出征，耗费很多钱财。臣由此推想，内心深深忧虑。臣私下想到，自己虽然缺少智谋，但粗略读过古代典籍；千古兴亡的道理，是从简册中得到的，历代帝王善恶的征验，是从经史中听闻的。其中祸及淫恶、福及善行，无不如影随形，鲜明得像丹青，明亮得如日月。古人曾把这些作为大训，历代都珍视它。臣读《史记》，看见汉武帝时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人所上的长篇奏疏，以及唐玄宗时宰相姚元崇直陈的十件事情，这些都可以立即消除祸患，使天下很快达到太平。臣只是担心陛下不能留心于此，医治时弊、挽救弊病，没有比这些更好的办法了。又听说前事是后事的老师，古人是今人的准则；根据年代来说，虽然情形并不相同，但衡量其中的是非，必然没有差别。臣便想把这些抄录下来，专门整齐地进呈，恭敬地希望圣上特别加以阅览，谨将各项内容列于后面，如下云云。臣自思以庸碌的才能，徒然居于显要职位，幸而遇到千年难逢的时运，深受二圣的知遇。臣从平民身份升上青云，并非由于智谋才略；从卑微属官登上极高职位，只是因为机缘际遇。所受的恩宠何止像车鱼之恩，臣的报效却还不如犬马。臣粗略具有一些天性和见识，常常因此感到惊惧。所遗憾的是年老发衰，精神损耗，既不能在朝廷献策，又不能在军前效命。只有一点微薄的诚心，写成奏章上奏。如今朝廷大规模兴动禁军，远征山戎，使百万户的百姓都承担运输之役；致使数十州的土地，有一半失去耕种桑蚕之业。这与为了捕捉鼷鼠而发动弩机、拿明珠去弹射麻雀有什么不同？所得很少，所失却很多。即使在所得很少之中，仍然难以真正得到；而在所失很多之外，还另有值得忧虑的事情。此前还没有看到有利于国家的办法，希望陛下能够详细斟酌。臣又听说圣人不拘滞于事物，见到可行便前进，知道困难便退却；道理有变通，情势不能拘泥。所以臣前面所说，事情拖得久了，考虑就会改变；战争拖得久了，变故就会发生。臣的愚诚，深深害怕的正是这一点。秦始皇拒绝进谏，终于连累子孙；汉武帝回心转意，反而延续了宗社。如果忽然迟延到晚，恐怕会失去时机和适宜的办法。何况十天半月之间，很快就成为一个月；臣私下担心内地先行困弊，边廷荒凉，而北狄弓弩坚劲、战马肥壮，便更难以擒制；中原百姓疲惫、军队衰老，也会耽误号令调遣。臣如今独自发表使众人沮丧的言论，实在犯下了弥天大罪，但还是冒昧陈述愚昧之见，其中也有自己的缘由。臣私下认为，自己已到暮年，残余的生命还能有几天？报答恩德、酬报情义，正是在今天。难道因为害怕劳累陛下日夜忧劳，就宁愿躲避越职犯上的罪责吗？臣虔诚地希望圣上早日商议撤军。姑且提出一个退兵的谋略，另外还有万全之策。恭敬地希望皇帝陛下安和就寝进膳，施恩养息疲弱的百姓，长久使百姓家门不必关闭，永远使边境烽火停止警报；这样自然会使远方各地仰慕教化，天下都归于仁德。既然四夷已经前来称王归附，那么料想契丹还会逃到哪里？又何必劳民动众，卖掉牛犊去买刀？有道义的事情容易实行，无为而治的功业最大。像这样进行吊民伐罪，又是万全之策。臣又私下料想，陛下这次破例兴兵，恐怕是因为偏听偏信；况且人多献媚进谗，事情拖久了还会滋生隐患。大凡小人，各自只谋求自身，谁会考虑国家大计？有时承受诏令询问，都不说实话；只会欺骗君上，常常担心事情失败。事情成功，他们就获得奸邪之人的利益；事情失败，国家社稷便忧患重重。昨天直接进取幽州，臣还不知道是谁谋划的；一定没有成算，全是欺骗之言。其中虚实如何，到此时总应当显露出来。臣既不知道主谋是谁，无法指出姓名，恭敬地希望官家查找其中罪责最重的人，特意惩治奸人的罪行，以免损伤圣主的明察。最可贵的是使弄虚作假者悔过，使忠臣竭尽力量，共同畏惧三千条刑法，一同巩固八百年的基业。臣在此时想要吐露肺腑，先已寒毛直竖；惊疑犹豫，沉思了好几天。又想到古代贤哲临终时尚且能够以尸体进谏，微臣还没有死，怎么忍心当面奉承？臣明知逆耳之言不是保全自身的办法，只因所受恩德如同卵翼，性命轻如鸿毛，将要报答国士的知遇，哪里能与普通人的报答相比？即使被流放荒远、弃市处死，臣也甘愿承受今日的诛戮；若贪图俸禄、苟且偷安，便不愿造下影响来生的罪业。只祈望圣明特别加以审察衡量，再留意其中细微之处，另写札子，冒犯天子的冠冕。臣不胜倾心竭诚、忧国忘家，涕泪纵横、惶恐不安而又激切恳诚之至。札子说：臣承蒙滥居藩镇，略微知道农事。臣私下看见本州管辖范围内，从前大多荒凉，户口少而百姓贫困，路程遥远而道路偏僻。估量本州土地，五县中有四县处在山地；考察当地人家，三家中有两家是外来客户。近来征调分配，实在觉得艰难。因为从这里直到莫州，往返有四千多里，有的人家没有男丁却有赋税，必须雇人运输。每次雇人的费用，便宜的也不少于五百；原先分配的二万石粮食，大约要花费十万贯钱。若由本户自行运输，费用就没有这么多。

译所涉及的，是二万户贫困人家；要从他们那里拿出十万贯现钱，于是典卖产业、耗费耕牛的，十家中有六七家；其中还有卖掉儿女的，也有放弃生命的。即使善加劝导，也只是偶然能够符合严格的期限。自从起运以来，往返已经八十多天。近来听说其中有些人家，暗中私自回到乡村，都说是要装运军粮，却没有送纳的地方，因为没有口粮，只好再次索取盘缠。臣虽然不能辨别这些话是真是假，却也难以把它们写入正式报告。听说街坊私下议论，前后说法很多，都说契丹围困了军都，又劫夺了粮草；等到派人查问时，大家都藏匿起来。只是因为臣无法知道军前的实际情况，只能听取外面的消息。何况宫禁深处的机密事情，本来不应泄露到朝廷之外，然而百姓的流言已经在道路上相互传开；详细考察他们停滞不前的情形，必定是遇到了困难。恭敬地乞求圣慈，早日下令停止此事；如果再拖延下去，只会转而耗费更多粮储。臣私下思量，如今的人情状况，不能再行征调；如果再实行徭役，必定会有大量百姓逃亡迁徙。即使收下幽州，边境扩大，战争仍未停息，忽然发生变故，也看不出形势会变好；一定是有亻赞滥之徒、奸邪之党，只说契丹正逢幼主、土地上有灾星，便以此作为借口，曲解圣旨。不知戎人的实情，便上下夺取幽州，使他们全都失去生计；说土星照临外地，便认为不可以征讨。如果他们能够顺应众人的意愿，即使幼主年幼而难以轻视他们；如果不顺应群情，即使没有灾星也会失败。实在应当遵守正道，办事贵在无私；如果以幸灾乐祸来求取功劳，臣私下担心即使得到它，也不能算是武功。这大概是因为两省缺少敢于直言的人，灵台没有精通术数的人。何况补阙、拾遗本来应该专门负责规谏，天文、历算也必须预先判定吉凶；造成这次错误和失误的原因，各自都负有疏忽遗漏的罪责。如果没有过失和责罚，拿什么来警戒后来者？有一位臣子因为长期任近侍之职，充分看见了人情世态：至于后殿三班、前朝百官，文武虽然不同，是非大体相同。刚接受委派，便想着侥幸取利；虽然询问利害，却各自躲避嫌疑。何况毁誉动心，贪求放纵心意，互相勾结附和狂妄之说，往往把这当作常态。其中长期经历事务的人，明明知道却假装不知道；初次做官的人，不懂却仍然兼用欺诈狡猾的手段。这样的情形大多不合适，很少有纯正善良的人。凡是涉及宣敕和委派差遣的事情，便是帝王的心腹事务，是用来观察和听取情况的，极其需要详细审慎；其中用兵之事不同于闲杂事务，必须充分考虑。曾经派人沿边察看斟酌，往返参详，却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够恰当地说出当时应说的话。如今加以比较，真相和虚假都已经显现。乞求诛杀欺骗君上的那一批人，便以此作为撤军的理由。从此以后，便可以暗中消除谄媚佞幸，避免误导朝廷；只有这样分别处理，才能起到激励和警戒的作用。只是勾取兵员不同于举发罪行：一方面是我方没有斗志，另一方面是对方怀有仇恨。何况契丹怀有禽兽般的心性，倚仗胡马的力量；如果我们施加慈悲宽恕而放过他们，却又担心他们追击奔逃之人，就必须预先设置防备，免得给奸人留下便利。恭敬地乞求皇帝陛下秘密授予成算，远远宣示圣明谋略。只要让硬弩长枪周密地布置防御，前面歌唱、后面舞蹈，稍微安排行军路程；即使被迫交锋，又何必担心力量不足？只需住上一两夜，很快就能抵达城池；这样便可使战士解下马鞍，暂且作为守边之旅，耕夫回到家中，重新成为安乐从业的人。由此可知，多难可以兴王，已经在往昔留下芳名；听从劝谏才是圣明，应当在今天受到赞美。这件事一旦实行，天下幸甚。臣如今将事情的始末详细陈述，曾经思考自己发迹的缘由，实在有非常特殊的幸运。论到这种际遇，近代没有可比的。恭敬地追想宣祖皇帝在滁州不安的时候，臣承蒙召入寝宫；昭宪太后在宅中卧病的日子，陛下把臣召到床前，推心置腹地相待，曾经都握着臣的手，温和地抚慰告谕，与家人没有不同。臣只想着竭尽节操、尽忠报国，以至于把家事变为国事；惭愧的是德望不足，却有这样的际遇。先皇开创基业之初，臣不久便居于枢密之地；陛下继承帝位之后，臣又进入中书。承蒙二圣深切知遇，担当两朝的重用，这不只是今世的缘分，应该也是前生注定的。礼法虽把君臣关系限定为上下，恩情实际上如同骨肉，因此凡是进献劝益之言，臣从不回避危亡。大概是因为臣常常认为陛下本是天人暂时来到人间，所以生来就有福德，天性仁慈。臣暗中听说宫中诵读佛经，膳食中戒食肉类；如今愿陛下忍下一时的愤怒，长久增厚万劫的善因。如果战争仍不能停止，臣恐怕杀害会逐渐增多；正因百姓的忧患尚未平定，战势正动摇，却又在如梦如幻之中大规模制造烦劳之事，这是什么样的微小人物，竟误导了我们至高无上的皇帝！乞求陛下明察验证奸人，希望不要容留首恶。谈到这里，臣不禁涕泪交流。又想到臣虽然缺少智谋，实际上与国家同荣辱；全因为心情急切，不知不觉言辞繁多。冒犯天威，臣不胜战栗惶恐。这篇奏疏与《国史》所记载的大致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札子只见于这里。太宗晚年喜欢佛教，中书令便利用他的喜好来进谏。伯温私下听说，太祖有一天把幽州、燕地的地图给中书令看，询问夺取幽州、燕地的办法。中书令说：“地图一定要交给曹翰。”皇帝说：“对。”又问：“曹翰可以夺取它们吗？”中书令说：“曹翰可以夺取，谁可以守住呢？”皇帝说：“让曹翰守。”中书令说：“曹翰死后谁可以替代他？”皇帝不说话，过了很久才说：“你可以说是考虑得长远啊。”皇帝从此闭口不再谈讨伐燕地。到了太宗时，因为平定河东，便想乘胜进攻燕、蓟。当时中书令镇守邓州，所以有这篇奏疏。皇帝下诏褒奖他的言论。唉，中书令跟随祖宗平定天下，尚且认为夺取幽州、燕地很困难；近来小人窃居大臣之位，却提出联结女真、消灭大辽、夺取幽州和蓟州的建议，最终导致天下大乱，真令人悲痛啊！

译王晋公▯侍奉太祖，任知制诰。太祖派他出使魏州，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并告诉他说：“使者回来后，朕就让你和王溥担任同样的官职。”当时王溥正任宰相。魏州节度使符彦卿，是太宗夫人的父亲，有流言传到皇上那里。王▯到晋王府向太宗辞行时，太宗让左右退下，想和他交谈。王▯径直快步走了出去。王▯到达魏州后，发现符彦卿家的两个仆人倚仗势力横行霸道，便根据便宜之权将他们判处流配。回到朝廷后，太祖问：“你敢保证符彦卿没有异心吗？”王▯说：“臣与符彦卿两家各有百口人，臣愿意用臣全家的性命来担保符彦卿一家。”又说：“五代的君主，大多因为猜忌而杀害无辜，所以享有国祚不长。希望陛下把这作为鉴戒。”皇帝恼怒他说了这些话，直接贬为护国军行军司马，安置在华州，七年没有召回。太宗即位后，对辅臣说：“王▯除了文章之外，另有清正的节操，这是朕亲自知道的。”于是以兵部侍郎召他，但还没有见到他，他就去世了。当初王▯赴贬所时，亲友在都城门外为他送行，对他说：“看来您要做王溥那样的官了。”王▯笑着说：“我不做，我的儿子二郎一定会做。”二郎就是文正公王旦。王▯一向知道他一定会显贵，亲手在庭院中种下三棵槐树，说：“我的子孙中一定有人会做到三公。” 后来果然应验了。天下人称他们为三槐王氏。宋朝初年，赵普任中书令、宰相，在政事厅坐处的屏风后面放置两个大瓮。凡是有人投递有关利害得失的文字，都放进瓮里；装满后，便在通衢大道上全部烧掉。李沆，谥号文靖，任宰相时正值太平时期，凡是建议变更制度、喜欢激昂议论的人，一概不采纳。他说：“这样做是为了报国。”唉，贤相的思虑实在长远。到了熙宁初年，王荆公任宰相，忙得连睡觉吃饭都没有空闲；设置条例司，暗中议论天下利害；贤能和不肖之人混杂任用，贤能者意见不合而离去，不肖者贪图利益而独自留下；把祖宗的法度全部变更，天下纷纷扰扰，以至造成今天的祸乱。这更加使人知道赵中令、李文靖懂得做宰相的体要。太宗有一天对宰辅说：“朕比唐太宗怎么样？”众人都说：“陛下是尧、舜，唐太宗哪里能与您相比？”只有丞相文正公李昉没有说话，慢慢吟诵白乐天的诗：“三千怨女放出宫，八百死囚回到狱中。”太宗说：“朕比不上他。”神宗为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作序说：“如果说唐太宗，就是孔子所说的‘禹，我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那样的人。”神宗可以说没有愧对太宗了。等到召见王荆公时，王荆公一开始便提出每件事都应效法尧、舜的主张，神宗相信了他。王荆公和他的党羽开始致力于提出高远宏大的说法，后来甚至轻视祖宗，认为祖宗的制度不值得效法，更何况唐太宗呢？文正公的话真值得拜服。真宗身体不适，在病势危重、将要去世的那天晚上，李文定公和宰执们为了祈禳灾异，留宿在内殿。当时仁宗年幼，八大王赵元俨很有威望，因前来问候病情而留在宫禁中，连续多日不肯出去。执政大臣为此忧虑，却没有办法，偶然间翰林司用金盂盛来热水，说：“这是大王所需要的。”李文定拿起案上的墨笔在水中搅动，把水搅得全黑，命人端去。赵元俨看见后大惊，以为水中有毒，立即上马离去。李文定遇到事情时，大多就是这样处理的。太祖平定江南后，任命贾黄中主持金陵事务。一天，黄中巡视府库，见有一间库房门锁得非常严密，便召集属官和吏员打开它，发现数十只装满珍宝财物的大箱子，都是李氏宫中的物品，且没有登记入册。黄中把这些物品全部上表呈报。太宗感叹说：“我的府库中的财物都有登记，贪婪污浊的人尚且冒着禁令偷盗，何况这些亡国遗留下来的物品呢？”于是赐给黄中钱三百万，以表彰他的清廉。黄中是唐朝宰相贾耽的第四代孙，七岁时以童子身份参加科举便考中。李文正公▯曾赠诗给他，说：“七岁成为神童，自古以来都很难得；贾家门第显赫，世代都有士大夫。十人同榜登科，你名列前茅；五部经书，都能从舌端诵读。看见榜单，还不知道名字的尊贵；登上宴席，也还不懂管弦之乐。从今以后稳步登上青云，万里前程谁能测度你的才华呢？”到了太平兴国年间，他终于参与朝廷大政。五十六岁时去世。太宗优厚地抚恤他的家属，对他的母亲说：“不要因为几个孙子和私人家门的困窘而使自己忧扰，我一直记得这些事。”黄中的孙子贾种民，元丰年间被宰相蔡确任用，官至大理寺丞。他罗织旧宰相陈恭公执中之子世孺及其妻子的罪案，办到最严酷的刑法，天下人都认为他们受了冤屈。他又按照蔡确授意的风向，到府第审问同知枢密院吕公公著，叫公著的儿子希纯和老妇人站在庭下，追问世孺的妻子吕氏前来申诉的事情，并用枷锁和棍棒威胁逼迫他们。希纯等人说：“吕氏因为是枢密院的侄女，曾经把这件事来告诉枢密院。枢密院没有说话，只是流泪罢了。”最终也没有办法给他们定罪。神宗得知后大怒，说：“原本没有诏旨让你们去审问吕公著，贾种民不过是个小臣，竟敢凌辱执政大臣，特令冲替。”唉，黄中的后代衰败了！贾黄中字昌民，是沧州人，唐朝宰相贾耽的后裔。他十五岁考中进士，授任校书郎、集贤校理、左拾遗补缺。岭南平定后，任采访使；江南平定后，主持升州事务。奉召回朝，任知制诰；后升任翰林学士。太宗经常召见他，向他询问时政的得失。他回答说：“我的职责是撰写诏书，思考不能越出职分。”太宗更加器重他，任命他为给事中、参知政事。太宗召见他的母亲王氏，命她就座，对她说：“能把儿子教育成这样，真是当今的孟母。”他性情端庄稳重，遵守家法，熟悉许多台阁旧事。朝廷的典礼制度，都借助他的意见加以增删调整。当时的名士都出自他的门下。他有文集流传于世，共三十卷。黄中与宋白、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时拜为翰林学士，当时的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诗说：“五只凤凰一同飞入翰林。”后来他们都成为名臣。

译●卷七 范鲁公质考中进士时，和凝担任主考官，很喜爱他的文章和赋。和凝自己以第十三名考中进士，便对鲁公说：“你的文章本应在众人之上，却屈居第十三名，是想让你传承我的衣钵罢了。”鲁公因此感到非常荣耀。两人先后都做了宰相，有人献诗说：“从此朝廷又增添了佳话，登上高位、传承衣钵的人也成了宰相。”周祖从邺起兵向朝廷进发时，京城发生动乱，鲁公隐居在民间。一天，他坐在封丘巷的茶馆里，有个相貌奇异丑陋的人上前作揖说：“相公不必忧虑。”当时正值盛暑，鲁公手里拿着扇子，偶然在上面写了两句诗：“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那人说：“世间酷吏造成的冤狱，哪里只是像大暑一样炎酷呢？相公将来应当深入追究这种弊病。”说完便带着扇子离开了。鲁公惆怅了很久，后来走到袄庙后门，看见一个矮小的土制鬼像，容貌像在茶馆里见到的那个人，扇子也在它手中，鲁公心中觉得十分奇异。动乱平定后，周祖访求并找到了鲁公，于是重用他。鲁公见到周祖，首先建议说，法律条文繁多宽泛，轻重没有依据，官吏便能借机营私作奸；周祖特地下诏详细修订，这就是《刑统》。范鲁公告诫子孙的诗，大意说：“告诫你们学习立身处世，没有什么比先学习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更重要；和悦地侍奉父母兄长，不敢产生骄傲轻慢之心。要戒慎恐惧，始终小心谨慎，即使在仓促紧迫之时，也必须这样做。告诫你们学习求取俸禄，没有什么比勤学道艺更重要。曾听过格言说：学习优异就可以做官。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担心自己的学业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告诫你们远离耻辱，恭敬就接近礼法。降低自己而尊重别人，先考虑别人而后考虑自己。《相鼠》和《茅鸱》这两首诗，应该拿来鉴戒诗人所讥刺的事情。告诫你们不要放纵懈怠，放纵懈怠不是正直之士。周公、孔子留下了名教，齐、梁时期还崇尚清议；南朝人以‘八达’自称，千年之后却玷污了青史。告诫你们不要嗜酒，酒这种使人狂乱的药物不是美味；它能改变谨慎敦厚的性情，使人变成凶险之类。古今因酒而倾覆败亡的人，一个个都可以记载。告诫你们不要多言，多言是众人所忌讳的；如果不慎重守住言语的关键，灾祸就会从这里开始。在是非毁誉之间，只足以成为自身的负累。世人都看重交游，打算结成像金兰一样的契交，忿怒和怨恨也由此产生，风波随即而起。所以君子的性情，应当宽广深厚而淡泊如水。世人都喜欢奉承，趾高气扬以增长自己的意气，却不知道奉承你的人是把你当作玩物戏弄。所以古人憎恶▯▯和戚施。世人都看重任侠，俗称为讲气义；替别人赴汤蹈火、解决急难，往往会陷入刑法的制裁。” “所以马援写信，恳切地告诫诸子：世人都轻视清廉朴素，却奉养自身、喜好奢华浪费。骑着肥马，穿着轻暖的皮衣，得意洋洋地经过乡里；即使得到市井儿童的怜爱，也仍然会被有见识的人鄙视。”恭敬地想，祖宗所任用的宰辅，都是忠厚笃实的人，唯独鲁公是其中最杰出的。我读国史时得到这首诗，便抄录下来作为子孙的戒诫。僧人海妙对我说：过去他曾出入丁晋公的门下。丁公做宰相时，挖池塘养鱼，上面盖着木板。每逢客人到来，就移开木板钓取鲜鱼，现场切片，宴席上的珍奇菜肴多得数不清。后来丁公从朱崖以秘书少监的身份调任光州，海妙前去拜见他。丁公穿着平民服装，拄着杖、穿着草鞋在山中行走，观看村民采茶，怜悯他们的辛劳，旁人并不知道他就是丁晋公。丁公与海妙告别时说：“我如果不死，五年后一定能恢复原来的职位。”五年后，赵元昊叛乱，边境战事发生，朝廷更换并任用了大臣。丁公没有疾病，沐浴后穿戴整齐，躺在佛堂中去世。元丰二年，我住在洛阳。有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自称年轻时曾跟随丁晋公到朱崖，很能讲述当时的事情。我叫来询问他，老人说：“丁公从西京分司被贬到崖州，我跟随他同行。走到龙门以南的彭婆镇时，丁公患了疟疾，夜里又遇到盗贼，丢失了很多东西。直到现在，颖阳有一家富户还藏着一个玉碗，那是盗贼拿去抵押的。到了崖州，过了很久，我辞别回乡，丁公交给我一颗蜡丸，告诫我说：‘以后西京知府和会府官员相会时，就把它投进去。’我依照他的吩咐去做，当时的知府是王钦若。会见府官时，府官得到蜡丸却不敢打开，立即把它上奏，于是这原来是丁公自己陈述并请求回归的表章。表中说：‘即使罪大到滔天，又怎能抵得上拥立皇帝的功劳高呢？’随后便有诏旨恢复他秘书监的职务，调任光州。”唉！擅长使用智谋权术，是君子所不做的。世人说丁晋公、乏冀公都善于使用智谋权术；如果按照老人的说法，那么丁晋公又超过了乏冀公。王内翰禹▯，字元之，是济州钜野人。世代务农，九岁时就能作歌诗，毕士安任州从事时，非常称赞他。长大后更加擅长文章，在科场中颇有声名，考中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奉召到宰相府试文，提升为右拾遗、直史馆。因为北方戎族侵犯边境，他上书提出和议，太宗称许他，宰相赵普尤其器重他。到了景德年间，最终采用了他的建议，同北方敌国建立和好关系。他又与夏侯嘉正、罗处约、杜镐一同校订三部史书，订正了许多错误，升任左司谏、知制诰。后来他论述徐铉被人诬告的事情，内翰为徐铉辨明无罪，却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不久召入翰林任学士。孝章皇后升仙后，诏令把梓宫迁到故燕国长公主的府第。群臣没有为皇后服丧，内翰进言说：“皇后曾经以母仪教化天下，应当遵照旧礼办理。”他因诽谤罪获罪，被贬为滁州知州。真宗即位后，他因直言应诏，被召回任知制诰。咸平初年，修撰《太祖实录》，因与宰相意见不合，又因诽谤罪被贬为黄州知州。后来调任蕲州，死在任所。他一生的大节就是这样，所以他所著的《建隆遗事》，又称《箧中记》，自叙十分隐秘，大概说：“我是太祖皇帝还是诸生时的同辈，太祖一代的事情都是我亲眼见到的，但考察国史，或许会有不同。”又说：“皇上性情严肃少言，非常喜爱读书，即使在军中，手也不离书卷；如果听说民间有奇书，哪怕千金也不吝惜去求取。显德初年，皇上跟随世宗南征，刚刚平定淮甸，有个小人向世宗进谗说：‘赵某自从攻下寿州后，私自拥有好几辆装载重物的车。’

译世宗派人暗中侦察，果然发现有几辆装着箱笼的车，便立即命人把车另行带到行在，当面打开，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只有数千卷书。世宗对此感到惊异，召见皇上并对他说：‘你现在替朕担任将帅，开拓疆土，应当准备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要书有什么用？’皇上叩头谢罪说：‘臣没有奇谋可以向上辅佐圣德，又承受了过分的委任，常常担心不能胜任。所以聚集书籍阅读观览，是想扩大见闻，增长智虑。’世宗说：‘很好。’”史书说：“皇上北征的那天晚上，驻扎在陈桥驿，罗彦环等献上黄袍，拥立皇上为天子，请他上马向南回京。刚走出驿站大门，皇上勒住马不再前进，对各位将校说：‘我有命令，你们能听从吗？’将领们都伏在地上听命。皇上说：‘你们只是贪图爵位赏赐，逼迫我做君主；现在进入京城，不得任意抢掠。依照我的命令行事，就应当有重赏；否则，若成群结队、擅自行动，就要受到斧钺诛杀。’将领们都再次领受命令，军队于是出发。进入国都后，军队像宾客一样，丝毫没有侵犯百姓。此前京城居民听说皇上到来，都非常恐惧，以为会沿袭五代的弊病，放纵士卒抢掠。等看到皇上的号令，士兵一到，便立即解除武装回营，市面没有受到影响，完全没有骚扰，众人都非常高兴。后来又听说皇上在驿站前告诫约束军队的事情，全城父老都互相庆贺说：‘五代的天子都凭借兵威强行控制天下，从来没有谁能以德行使百姓普遍归心。如今皇上登上帝位还不到一天，就已经有爱护百姓之心；我们这些人已经老了，能够见到真正的天子治理天下，是多么幸运啊！’从唐朝末年到五代，各地藩镇节度使都不听从朝廷命令。皇上登基后，胸襟开阔、气度宏大，以赤诚之心对待他们。因此各路节度使感念恩德又畏惧威势，不敢跋扈；每年的贡奉没有缺少，朝廷屡次召见，他们也屡次前来，都非常恭敬地保持藩臣的礼节。有见识的人知道，君主的威势已经施行开来，太平的根基已经建立。”又说：“杜太后气量宏大，有才智，建国初年在内廷辅佐皇上的地方很多。皇上刚从陈桥即帝位，进兵入城时，有人先来报告说：‘点检（皇上当时的官职是点检）已经做了天子回来了！’当时太后还没有起床，听到报告后安卧不答；晋王等人都惊慌跳起，奔跑出去迎接（晋王后来受命，即为太宗）。不一会儿，皇上的亲信来到，入内禀告太后，太后才慢慢起身说：‘我的儿子一向有大志，果然有了今天。’过了一会儿皇上到来，在堂上拜见太后。众人都向她道贺，只有太后神情忧愁，并不高兴，皇上对此非常惊讶。身边的人进来对太后说：‘我听说母亲会因儿子显贵而尊贵，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太后的儿子如今做了天子，为什么反而不高兴？’太后对皇上说：‘我听说做君主并不容易，而且天子把自身置于亿万百姓之上；如果治理得合乎正道，这个位置就值得尊崇；如果失去驾驭天下的办法，想退回做一个普通人也不可能了，这就是我忧虑的原因。你应当努力啊！’皇上拜了两拜说：‘谨受教诲。’又说：“乾德、开宝年间，天下将要大体平定，只有河东还没有遵奉王化，而且疆土实际上很广，国家财用十分充足，皇上却更加节俭，宫人不到二百名，仍然认为太多。宫殿里面只悬挂青布镶边的帘子，使用绯色绢帐和紫色绸褥；皇上的衣服只有赭色袍子，用绫罗制作，其余都使用纟▯绢。晋王以下的人因在宫中陪宴，从容地说服饰用度太过简陋，皇上严肃地说：‘你们难道忘了住在甲马营里的时候吗？’皇上虽然贵为万乘之尊，像这样不忘平民时期的事情。”又说：“开宝末年，商议迁都到洛阳。晋王说：‘京城屯驻百万军队，全靠汴渠漕运东南的物资来供养；如果迁都到洛阳，恐怕水运艰难，军粮供应会出现缺乏。’皇上看了奏表没有答复，只命令留在宫中而已。” 另一天，晋王入宫宴见，闲谈时又说迁都不方便。皇上说：‘迁都到洛阳还不算完，时间久了还应当迁到雍州。’晋王叩问其中的意图，皇上说：‘我想向西迁都没有别的原因，是想凭借山河险胜，裁减多余的军队，遵循周、汉的旧例来安定天下。’晋王又说：‘治理天下在于德行，不在于险要地势。’皇上没有回答。晋王出去后，皇上对侍臣说：‘晋王的话固然正确，姑且听从他；不到一百年，天下百姓的力量就会耗尽。’又说：“皇上享有天下十七年，身边的宦官内臣有五十多名，只让他们掌管宫禁内部事务，从未让他们参与政事；有时不得已派他们到外地办事，也只让他们办理一件事，不得擅自打听、搜集其他事情上奏。天下人都认为这是幸运。开宝末年，派宦官到名山大川祈祷，不久有个黄门从洞穴里捡到一块怪石，形状像羊，认为奇异便献上。皇上说：‘这是坟墓中的东西，献它做什么？’命人砸碎那块石头，又杖责并驱逐了那个黄门。他不接受宦官献媚，都是这样。”又说：“乾德初年，浙西的钱做来朝见，皇上对他非常优厚。ㄈ刚到宫阙，自晋王、宰相以及朝廷内外臣僚便有五十多封表章，请求把钱做留下。皇上说：‘钱ㄈ在本国，每年修治职贡，从未缺失；如今又来朝廷表示归附，如果贪图他的土地而把他留下，恐怕不是君主应有的用心，又怎么向天下显示信用呢？’ 这些奏章都没有被采纳。ㄈ辞别回国时，除赏赐金币、名马之外，皇上另用黄绢封好一角文书交给ㄈ，说：‘到了本国再打开。’又告诉ㄈ说：‘朕知道你忠诚勤勉；只要朕平安康健，公就永远拥有东南之地，换作别人就不可以这样。’ㄈ钱做感动得流泪，拜谢后离去。ㄈ到了钱塘，打开文书，里面原来是晋王、宰相以下请求把他留下的五十多封笺章。ㄈ大惊，便上表称谢。皇上存心仁厚守信，往往就是这样。唉，王内翰，前辈各位名公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都尊敬并以他为师，说道：‘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伯温是后来的晚辈，从天下得到他的私人书信，在兵火之后，选取其中可以流传的内容编列出来。

译李文定公迪还是学生时，跟随种放明逸先生学习。他将要到京城应试，便向明逸请求当涂公卿的荐书。明逸说：“我认识滑州的柳开仲途，他是奇才贤士，应当写信把你的姓名介绍给他。”文定带着书信去拜见仲途，把文章卷子作为见面礼，和拜帖一起送入。过了很久，仲途出来说：“读你的文章，必须先沐浴才敢拜见你。”于是把他留在门下。一天，仲途亲自出题，让文定和他的几个儿子以及门客一起作赋。赋写成后，仲途惊叹说：“你一定会成为天下第一，将来做宰相。”又命门客和自己的儿子向文定行拜礼，说：“将来不要忘记我们。”文定以状元身份及第，十年后做到宰相。仲途的门客中有个姓柳的人，后来官至侍御史，文定公便让长子柬之娶他的女儿，以此没有忘记仲途当年的话。文定当时所拟的赋题没有流传下来。比如王沂公（曾）起初写《有物混成赋》，有见识的人便知道他一定会做宰相；大概一个人平日的修养和学问，会发露在言辞之中，从文章就可以看出来。这是程明道先生告诉伯温的。寇莱公显贵以后，因为获得了月俸，便在堂上置办陈设。有一位老妇人哭着说：“太夫人去世时，家里贫穷，想要一匹绢来做衣服和殓被都办不到，只恨她没有活到看到您今天的显贵。”寇公听后非常悲痛，因此居家生活俭朴，所睡的青色帷帐二十年都没有更换。有人拿公孙弘的事情讥笑他，寇公笑着说：“他虚伪，而我是诚实的，还有什么可惭愧的呢！”所以魏野赠给寇公的诗说：“有官位居于鼎鼐之间，没有宅第却兴建楼台。”后来敌国使者在朝廷上，看着寇公说：“这就是那位没有宅第的宰相吗？”有人说寇公很是专横奢侈放纵，并不是这样。只是他多次主持藩镇事务，在公会宴饮时，宴席设置得非常盛大，也就是韩愈所说的：“珍贵的食材，曾经在私人居室中耗尽；方丈大的食物，每每在宾客宴席上盛放。”我从寇公的外甥王丞相所作的寇公墓志中得到这些寇公的遗事。张文定公张齐贤，是河南人。年轻时还是应举的士子，家里非常贫困，寄居在河南尹张全义门下，饭量兼有几个人那么大。他自己说，平时从来没有吃饱过，只有遇到乡村人家设斋时才能吃饱。一次他赴斋晚了，见那家悬挂着一张牛皮，便取下来煮着吃，吃得一点不剩。太祖巡幸西都时，文定公在马前献上十条策略，太祖召他到行宫，赐给他卫士廊下的饭食。文定在大盘中用手取食，皇帝用拄斧敲他的头，问他所说的十件事。文定一边吃一边回答，脸上完全没有惧色，皇帝赐给他一束帛，打发他离去。皇帝回去后，对太宗说：“我到西都去，为你得到了一位叫张齐贤的宰相。”太宗即位时，齐贤正要参加廷试，皇帝想让他列在上甲，有司却把他列入丙科，皇帝很不高兴。于是下诏：这一榜的人全部授任京官通判。文定得到的官职是将作监丞、通判衡州，不到十年便官至宰相。河南节度使李守正叛乱，周高祖任枢密使前去讨伐。有一个穿麻衣的道人对赵普说：“城下有三股天子之气，李守正怎么能够长久？”不久，城池就攻破了。在此以前，李守正的儿媳妇是符彦卿的女儿，相士说她贵不可言。李守正说：“有这样的儿媳妇，我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于是下定决心叛乱。城破后，李守正全家自焚。符氏坐在堂上不动，士兵进来，她呵斥道：“我的父亲与郭公有旧，你们不可以无礼冒犯我！”有人把这件事告诉郭公，郭公命柴世宗收纳她，后来她成为皇后。所谓三股天子之气，就是周高祖、柴世宗和本朝艺祖同时在军中的征兆。这个麻衣道人，莫非是个异人吗？华山隐士陈抟，字图南，是唐长兴年间的进士，游历四方，胸怀大志。他在《隐武当山诗》中说：“将来我南面而王时，还记得这座山的名字。”本朝张邓公把“南面”改为“南岳”，并在诗后题道：“藓壁题诗志何大，可怜今老华图南。”这大概是唐末时的诗。陈抟曾经骑着白骡，带着几百个恶少年，想进入汴州。途中听说艺祖登上帝位，大笑着从骡子上跌下来，说：“天下从此安定了。”于是进入华山做道士，修葺唐代的云台观居住。艺祖召见他，他没有前往。太宗召见时，他穿着羽衣在延英殿进见，太宗询问他很久。太宗送他到中书省去见宰辅，丞相宋琪问道：“先生得到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教给别人吗？”陈抟说：“我并不懂吐纳修养的道理。假如能够白日飞升，又对圣明的时代有什么益处呢？皇上博通古今，深入探究治乱，这才是真正有道、仁明的君主，正是君臣同心同德、实现大治的时候。用心勤奋地修炼，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宋琪等人赞叹不已，把这番话奏报皇帝，皇帝更加看重他。皇帝起初问他征伐河东的事，他没有回答，后来军队出征，果然没有成功。陈抟回到华山几年后，皇帝再次召见他，对皇帝说：“河东的事情现在可以了。” 于是攻克了太原。皇帝因为他善于给人相面，派他到南衙去见真宗。他到了门口就急忙返回，皇帝问他原因，他说：“王府门下的仆役都将成为将相，何必还要见王呢？”于是册立储君的议论便定了下来。后来赐给他“希夷先生”的称号。真宗即位时，先生已经去世，真宗因西祀汾阴，巡幸云台观，拜谒他的祠庙，并加以礼敬。皇帝知道册立储君这件事得到了他的帮助。唉！世人把先生当作神仙，把他善于洞察人伦、鉴识人物看得很浅薄。到了康节先生，实际上只是从先生那里传承了很少的一部分道术，却还把他比作汉代的“四皓”。种先生名放，字明逸，隐居在终南山豹林谷。他听闻华山陈希夷先生的声名，便前去拜见。一天，希夷先生命人洒扫庭院，说：“应当有嘉宾来到。”明逸装作樵夫，在庭下行礼，希夷把他拉起来说：“您哪里是樵夫？二十年后应当成为显贵的官员，名声传遍天下。”明逸说：“我是因道义而来，官禄不是我所关心的。”希夷笑道：“人的贵贱没有不是命中注定的，尊贵的人不能变得卑贱，就像卑贱的人也不能变得尊贵一样。您的骨相应当如此，虽然隐迹山林，恐怕最终也不能安居，日后您自然会知道。”后来明逸在真宗朝，以司谏的身份应召。皇帝拉着他的手，登上龙图阁，与他谈论天下大事，对他的眷顾礼遇就是如此。等到他辞官回山时，正任谏议大夫。东封时，改任给事中；西祀时，改任工部侍郎。希夷又对明逸说：“您不娶妻，可以得到中等的寿命。”明逸听从了，活到六十岁去世。在这以前，希夷为明逸卜选先世的葬地，在豹林谷下选定了地方，却没有确定墓穴。下葬后，希夷去看，说这块地本来就很好，只是墓穴的位置稍稍向后一些，世世代代应当出名将。明逸没有娶妻，也没有儿子，从他的侄子世衡起直到今天，家中做将帅的都很有声望。希夷已经上表，约定日期在华山张超谷的石室中解化。明逸立碑叙述希夷的学说，说是“明皇帝王伯之道”。唉，所谓仙人，除了希夷还能是谁呢？

译钱若水还是应举士子时，在华山拜见陈希夷。希夷说：“明天应当再来。”若水按约前往，看见一位老僧和希夷拥着地炉坐着。老僧仔细端详若水，很久没有说话，只用火箸在灰烬上画出“做不得”三个字，慢慢说道：“是个能在急流中勇于退身的人。”若水告辞离去，希夷也不再挽留。后来若水考中进士，任枢密副使，年仅四十岁便辞官。希夷起初认为若水有仙人的风姿和道者的骨相，心意还没有决定，便让那位老僧观察他。老僧说“做不得”，所以希夷不再挽留他。然而能够在急流中勇于退身，离神仙也就不远了。那位老僧，就是麻衣道人，是希夷一向尊敬礼待的人。康节先生曾诵读希夷先生的话：“得到便宜的事情不可再做，得到便宜的地方不可再去。”又说：“失去便宜，正是得到便宜。”所以康节的诗说：“珍重至人曾经有话说，失去便宜正是得到便宜。”这句话大概可以终身奉行。李文靖公任宰相时，曾经读《论语》。有人问他，他说：“我李沆做宰相，像《论语》中所说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两句话，尚且还没有做到。圣人的话，终身佩服奉行是可以的。”咸平、干兴、景德年间，李文靖公李沆在相位，王文正公王旦主持政事。当时西北两方还没有平定，军书和边地报告没有一天中断，皇帝已经日夜忧劳，二公也寝食不安。文正公叹息说：“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亲眼看见太平？那时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安闲自在了。”文靖公说：“国家有强敌和外患，足以使人警戒忧惧。将来天下即使太平了，皇上的心意逐渐自满，也未必能高枕无忧、无所事事。我年老将死，等您做宰相时自然会明白，不必过分忧虑。”等到北方边境和好，西部边疆归附，于是举行朝拜陵寝、展礼，封山行庆等大典盛仪，各种礼仪没有不举行的。文靖已经去世，文正也已衰老，疲于赞导礼仪，常常叹息说：“文靖真是圣人。”所以当时人称文靖为圣相。吕文穆公名蒙正，年轻贫困时在洛阳龙门利涉院士室冲，与温仲舒一起读书（他的房间中现在还有画像），有诗说：“八爷风急浪花飞，手把鱼竿傍钓矶。” 诗又说：“从此钓鱼处的香饵不同了，我的心始终等待着鱼儿归来。”又说：“奇怪，池塘的春水竟涨满了，原来夜里雷雨从南山而起。”后来他考中状元，官至宰相。温仲舒考中第三名，官至尚书。吕公在龙门时，一天走在伊水边，看见卖瓜的人；心里想要瓜吃，却没有钱购买，那人偶然把一只瓜掉在地上，吕公惆怅地捡起来吃了。后来他任宰相，在洛城东南买了一座园子，园子临近伊水，建了一座亭子，取名“噎瓜”，以此不忘贫贱时的情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枚〕

译●卷八 吕文穆公辞去政事后，居住在洛阳，如今南州坊张观文的宅第就是那处宅子。真宗祭祀汾阴，经过洛阳时，文穆还能够出迎拜谒。到皇帝回銮时，文穆已经病重，皇帝亲临他的宅第，坐在堂中（宅第后来归张氏所有，皇帝坐过的座位还在，人们不敢居住正寝），问道：“您的几个儿子中，谁可以任用？”吕公回答：“我的几个儿子都像猪狗一样，不值得任用；有个侄子吕夷简，任颖川推官，是宰相之才。”皇帝记住了这句话，后来果然重用他，就是文靖公。此前，富韩公的父亲非常贫困，寄居在文穆公门下。一天，他对吕公说：“我的儿子十多岁，想让他进书院，跟廷评、太祝学习。”吕公答应了。这个孩子就是韩公。文穆见到他后惊异地说：“这个孩子将来名位会和我相似。”便立即让自己的几个儿子和他一起学习，供给十分优厚。文穆两次任宰相，以司徒的身份退休；后来韩公也两次任宰相，以司徒的身份退休。文穆识人的本领就是这样。文靖公也接受了他的这套本领。文潞公从兖州通判任上代任回京，文靖一见到他就认为非同寻常，问潞公说：“有没有带兖州的墨来？”第二天，潞公进献墨，文靖仔细端详了很久，原来是想看潞公手相，判断他能否做宰相。文靖推荐潞公任殿中侍御史，后来成为从官；平定贝州后，出入将相之位五十年，以太师身份退休，年过九十。天下所称的文、富二公，都是出自吕氏门下。唉，真是盛大啊！吕文靖公任宰相时，章献太后垂帘，与皇帝共同听政。李宸妃去世，章献太后把这件事隐瞒起来，想按照普通宫人的礼仪在宫外办理丧事。文靖早朝时，请求单独留下奏道：“听说宫中有位贵人突然去世，丧礼应当从厚办理。”章献太后于是拉着仁宗进入内宫。过了一会儿，她独自坐在帘下，召文靖来问道：“只是一个宫人死了，相公为什么这样说？”吕公说：“臣身为宰相，凡是内外事务都应当参与。”章献怒道：“相公是想离间我们母子吗？”吕公从容回答：“如果陛下不把刘氏放在心上，臣不敢这样说；既然还顾念刘氏，丧礼就应当从厚办理。”章献明白过来，急忙说：“原来是宫人李宸妃，那该怎么办呢？”文靖于是请求在皇仪殿办理丧事，太后和皇帝在后苑举哀，百官奉着灵舆从西华门出宫，按照一品礼仪安葬在洪福寺。吕公又对入内都知罗崇勋说：“宸妃应当用皇后的服饰入殓，用水银充满棺材，将来不要说我夷简没有预先说过。”章献太后全都听从了。后来章献太后升仙，燕王对仁宗说：“陛下是李宸妃所生，宸妃是被非正常地害死的。”仁宗号哭悲痛，身体因悲伤而憔悴，连续多日不上朝，并下诏表示哀痛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号章懿。丧事刚办完，章献殿的灵柩安葬后，仁宗亲临洪福寺祭告。更换梓宫时，皇帝亲自哭泣察看，后来发现宸妃面色如生，冠服也像皇太后的一样；因为用水银浇灌过，所以尸身没有腐坏。皇帝叹息说：“人们所说的话，果然可以相信啊！”此后更加厚待刘氏。使仁宗的孝德和章献太后的母道两方面都得到保全，这是文靖公的先见之明。唉，真是智慧啊！吕文靖公辞官后居住在郑州。范文正公从参知政事任上出任河东陕西宣抚使，经过郑州，拜见文靖公。文靖问道：“参政出任使者，是为什么呢？”文正说：“我在朝廷没有什么补益，自己认为这次出使想在外地谋求报效。”文靖笑道：“参政错了。既然离开朝廷连半步，哪里还能办成事情？”文正听了这话，才产生了悔意。不久，范文正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知▯州，兼任陕西四路安抚使。当时富韩公也从枢密副使出任河北宣抚使，将要回朝时，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知郓州，兼任四路安抚使。唉，文靖公已经年老，他料察天下事务还如此高明，智慧谋略远远超过常人啊！至和年间，仁宗身体不适，一天稍有好转，想召见宰执。执政大臣听到召唤，急忙前往。吕文靖任宰相，使者在道路上接连不断地催促他赶路，吕公却按住缰绳，越发放慢速度。到了宫中，其他执政大臣已经见到皇帝，皇帝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等了吕公很久，渐渐疲倦，不高兴地说：“我病中想见你，你为什么来得这样慢？”文靖慢慢说道：“陛下身体不适，已经很久没有上朝，外面的议论颇为不同。臣身为宰相，白天从大街上骑马奔驰进入宫禁，也不合适。”皇帝听了这话，感叹了很久，其他大臣才露出惭愧的神色。又有一次，文靖的夫人因入宫朝见，皇后说：“皇上喜欢吃糟淮白鱼。祖宗旧制，不得从各地取来食物，因此无从弄到。相公家在寿州，应当有这种鱼。”夫人回来后，想用十盒进献。吕公见了便询问，夫人把缘故告诉他，吕公说：“两盒就够了。”夫人说：“用来供给皇帝的御膳，多准备一些有什么可惜的？”吕公怅然说道：“御膳中没有的东西，臣下之家怎么能有十盒呢？”唉，文靖公的智慧超出常人，就是这样。孙文懿公是眉州鱼蛇人。年轻时家里贫困，想典当田地到京师应试，自己写好经县判定的文书，县尉李昭言却戏弄他说：“像您这样的人物，想去京师应试的有几个呢？”文懿以第三名考中进士，后来任判审官院。李昭言赴京接受调任时，见到孙公非常害怕，料想孙公没有忘记从前那句话。孙公特意派李昭言出任眉州知州。又有一次，孙公在荣州聚徒讲学，家里很贫穷，得到学生交纳的束修带回去，却被一个村镇的镇将全部征税。后来孙公任监左藏库，那个镇将押送一批州中绢帛到京，见到孙公后又惭愧又害怕。孙公安慰并感谢他，赠给他一两黄金让他回去。他的盛大德行就是这样。韩参政亿、李参政若谷、王丞相随尚未中第时，一同在嵩山法王寺读书。有一个自称善于相面的人说：“王君是宰相之才。韩、李二位君子，都应当成为执政大臣。王君的官位虽然高，但子孙的兴盛比不上韩、李二位。”后来韩参政的儿子绛、缜都做了宰相，维做了参知政事；李参政的儿子淑领三院学士，具有文名。两家的子孙做官求学，到今天仍未衰落；王丞相的后代却衰微了。真奇异啊！韩参政的孙子是侍郎宗师。韩参政亿、李参政若谷尚未中第时，家境都很贫困，一同赴京应试，只有一张席子和一条毡子，于是把它们分割开来各自使用。每次出门拜访别人，两人轮流做仆役。李若谷先考中进士，被授任许州长社县主簿。赴任时，他自己牵着妻子骑的驴，韩亿替他背着一只箱子。将要到长社还有三十里时，李若谷对韩亿说：“恐怕县里的官吏要来了。”箱子里只有六百钱，他拿出一半送给韩亿，两人相互握手，痛哭着分别离去。第二次考试时，韩亿也考中进士。后来两人都做到参知政事，两家世代通婚，关系不断。韩参政的孙子是侍郎宗师。

译庆历三年，范文正公任参知政事，富文忠公任枢密副使。当时京西发生盗乱，抢掠商、邓、均、房等地，光化知军弃城逃走。奏报送到后，二公一同在皇帝面前应对。富公请求把知军逮捕，按军法处置；范公说：“光化没有城郭，也没有铠甲兵器，知军之所以弃城，是因为这个缘故。请求减轻他的罪。”仁宗同意了。退朝到了政事堂，富公非常愤怒，对范公说：“六丈是想做佛吗？”范公笑道：“人何必做佛？我所说的是有道理的，稍微安定下来后我再对您说明。”富公更加不高兴。范公从容地说：“皇上正值年富力强，怎么可以教他随意杀人？一旦杀人杀顺了手，我们这些人的脑袋也都保不住了！”富公听后汗流满面，起身道谢说：“这不是我所能想到的。”富公一向把范公当作父亲来尊敬。薛简肃公任成都知州时，范蜀公正是应举士子。薛公一见就喜欢他，把他安置在府第中，让他和自己的子弟一起讲学。薛公常说：“范君是将来立于朝廷执掌政务的人。”范公更加谦逊退让。他乘小马车到铜壶阁下，便下车步行快走到府门，过了一年，别人都不知道他是府中的老师和宾客。简肃公回朝时，带着蜀公一同离开。有人问简肃公：“从成都回来，得到什么奇异的东西？”简肃公说：“蜀地的珍奇物产不值得一提，我回来得到的只是一个伟人。”当时二宋公已有很大的声名，他们一见面，就同范公结为平民朋友。等到共同作赋《长啸却胡骑》时，范公写成后，人们争相传诵。范公后来成为贤能的从官，他的事业成就，司马温公自认为也比不上。唉，简肃公真可以说是善于识人了。胡先生瑗任国子监判官时，教育学生都有一套方法。安厚卿任枢密使时，曾是他的门生。厚卿患有严重的癫痫病，每当众人聚集站在廊下、登堂听讲，人一多，病就发作。先生便让人扶他回去，调养护理得十分周到。厚卿考中进士后，病情大大好转。有人说，这和王文康公患严重淋病的情况相同；等到他任枢密使时，病也自然痊愈。大概人的疾病随着血气的通畅和阻塞而变化，气血一旦流通舒畅，疾病也就会自行痊愈。先生常对学生说：“吃饱后不可以立刻伏在案上，或者长时间坐着，这些都会损伤气血，应当练习射箭、投壶，或游走休息。”这也是“不在吃饭时说话、不在睡觉时说话”遗留下来的意思。程伊川说：“凡是跟随安定先生学习的人，他们醇厚和易的气质，远远看去就能知道。”国子监旧有胡先生的祠堂，绍圣初年，林自任博士时把这件事奏报朝廷，祠堂便被撤去了。尹师鲁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调任筠州监酒，后来得了病。当时范文正公任邓州知州，听说此事后报告朝廷，请求让师鲁到邓州就医，仁宗答应了。师鲁到后，文正每天都带着医生前往，调养护理十分周到，师鲁并没有感到很痛苦。一天，文正偶然因事没有前往，师鲁便派人请他。文正急忙赶去，只见师鲁倚着几案端坐，已经闭上眼睛了。文正伏身呼唤他，师鲁又睁开眼睛，文正问：“你看见了什么？”师鲁从容地说：“既没有鬼神，也没有恐怖。”说完又闭上眼睛去世了。吕献可病重时，亲笔写信把墓志铭托付给司马温公，温公急忙去看望他，献可已经闭上眼睛了。温公伏身呼唤他说：“还有什么要见面嘱托的吗？”献可又睁开眼睛说：“天下还可以治理，君实，你要好好爱惜自己。”于是闭上眼睛去世了。唉！大君子对于死生、来去能够不改变，大概就是这样；至于平生以道义相互推重的人，却唯独不能忘怀。王懿恪公拱辰与欧阳文忠公同年考中进士。文忠从监元、省元参加廷试，锐意想要夺得天下第一。第二天将要唱名，前一夜他准备了一套新衣服。懿恪却先穿着这套衣服进去，文忠感到奇怪。懿恪笑着说：“做状元的人应当穿这个。”到了唱名时，果然是第一名。后来懿恪和文忠一同做了薛简肃公的女婿。文忠先娶懿恪夫人的姐姐，后来又娶她的妹妹，所以文忠有“旧女婿变成新女婿，大姨夫成了小姨夫”的玩笑话。懿恪很早就显贵了，文忠从选入馆职到被贬夷陵时，懿恪已经任知制诰，后来进入翰林院任学士，最终升任八座尚书。熙宁初年，懿恪被任命为宣徽使，遍历各藩府。元丰初年被召回，赴院供职，出任北京判官，特赐笏头球露金带，佩鱼，所用服饰如两府大臣一样。懿恪上表致谢说：“佩横金带已经三十年，却还没有佩戴随身的鱼袋；如今换上有万钉装饰的带子，使朝廷中的人都刮目相看了。”原来祖宗旧制规定：现任两府大臣才允许佩笏头球露金带和鱼袋，前任大臣若没有皇帝旨意则不允许。尚书、翰林学士在御仙花金带上佩鱼，是元丰时期近来的制度；只有方团胯带才可以佩鱼，球露带就是方团胯带。所以说这是近来的制度。文忠与懿恪虽然是朋友兼姻亲，但文忠心里轻视他。文忠任参政时，官吏拟议进升懿恪为仆射，文忠说：“仆射是宰相的官职。王拱辰从未任过宰相，不可以这样任命。应改授东宫官职。”后来懿恪虽被任命为宣徽使，却终身没有做到执政。大概是懿恪支持吕文靖，文忠支持范文正，他们所依附的党派不同罢了。天圣、明道年间，钱文僖公从枢密院留守西都，谢希深任通判，欧阳永叔任推官，尹师鲁任掌书记，梅圣俞任主簿，这些都是天下有才之士，钱相待他们十分优厚。一天，他们在普明院聚会，那里是白乐天的故宅，有一幅《唐九老画像》，钱相和希深等人也被画在旁边。后来府第建起双桂楼，西城建成临圜驿，钱相命永叔、师鲁撰写记文。永叔先写成，共有一千多字。师鲁说：“我只用五百字就可以记述。”写成后，永叔佩服它简洁古雅。永叔从此开始写古文。钱相对希深说：“你们将来是台阁、禁从的候选人，应当用心学习史学，把自己听到和看到的事情写下来。”因此有了一部书，称为《都厅闲话》，是诸公共同撰写的。当时幕府人才兴盛，天下都称道此事。又有十名知名进士，是希深、永叔的门生，其中王复、王尚恭最为突出。当时科举制度宽松，秋试在府园醮厅举行，希深监试，永叔、圣俞任试官。王复想去请求取得怀州解额，永叔说：“王尚恭已经做解元了。”王复便没有去；这时永叔又说：“解元非王复不可。”

译原来各位生员的文章和辞赋，平日里就已经排定了次序；他们竟能如此公正。当朝廷没有大事、郡府事务清闲时，钱相和诸公每天都外出游乐，没有一天空过。有一天，他们从长夏门出去，让骑从停下，步行到午桥拜访郭君隐君。郭君不知道来的是钱相，只是简单准备了酒食。钱相非常高兴，不忍离去。到了晚上，衙门的骑从来迎接，郭君也不为之动容，不增加礼节。临近黄昏分别时，他送到门口说：“我这个乡野之人从未到过府廷，没有办法前去拜谢。”钱相惆怅地对诸公说：“这个人把富贵看成什么呢？真叫人惭愧！”郭君名叫延卿，当时年过八十，年轻时曾跟随张文定公、吕文穆公交游，以文章和品行著称。张、吕两公相继入朝为相，把他推荐给朝廷，朝廷授给他职官，但他没有出仕。洛阳人至今还把那里称为郭五秀才庄。谢希深、欧阳永叔任职洛阳时，一同游览嵩山。从颍阳回来，傍晚到达龙门香山。正下着雪，他们登上石楼眺望都城，各自有所感怀。忽然看见烟霭中有一个骑马渡过伊水的人，到了近前，原来是钱相派来的厨役、传信人和歌妓。吏员传达钱公的话说：“山中行走很辛苦，应当暂且留在龙门赏雪，府中事务很少，不必急着回来。”钱相厚待诸公，大多如此。后来钱相被贬到汉东，诸公送别他到彭婆镇。钱相置酒，写了一首长短句，让歌妓歌唱，气氛十分悲伤。钱相流下眼泪，诸公也都流泪。王沂公代任留守后，约束官吏如同捆束湿物一般严厉，诸公都不能忍受他的忧惧。王沂公每天惊讶他们常常外出游玩，责备说：“你们自认为比寇莱公如何？寇莱公尚且因为放纵奢侈而获祸，被贬而死，何况你们这些不如他的人呢！”希深以下的人不敢回答，永叔拿起手板站起来说：“按我的看法，莱公的祸患不在饮酒，而在年老了还不知道退处。”当时沂公年纪已经很大，仿佛受到触动。诸公都认为永叔说得好。后来永叔因沂公推荐而进入馆职，但仍然没有忘记钱相。有人说钱相去世后，给他改谥号三次，最终得到美谥，是欧阳永叔出力的缘故。贾内翰黯以状元及第回到邓州，范文正公任邓州知州，内翰向文正致谢说：“我是晚辈，偶然考中科第，希望接受您的教诲。” 文正说：“你不必担心不能显达，只要做到‘不欺’二字，一生奉行就可以了。”内翰拜受这番话，始终没有忘记，每次对人说：“我从范文正公那里得到的教诲，平生受用不尽。”唉！得到文正公这两个字教诲的人，足以成为一代名臣了。狄武襄公青起初以散直身份任延州指挥使。当时西夏正在用兵，武襄凭借智谋和勇敢建立奇功。他曾披散头发，戴着铸有铜制人面的面具，冲出包围，攻陷敌阵，来往如同神人，震慑得敌人畏惧屈服，没有人敢抵挡他。并且他见识通达、志向远大，贤士大夫一致称赞他，尤其受到范文正、范忠献、韩正献诸公的赏识。文正公把《春秋》《汉书》交给他，说：“做将领却不了解古今，不过是匹夫的勇力罢了。”武襄感动佩服，自我勉励，毫不懈怠，后来官至枢密。有人告诉他应当推说狄梁公是自己的远祖，武襄惭愧地谢绝说：“我出身农家，年轻时就当兵，哪里敢认唐朝忠臣梁公为祖先呢？”又有人劝他除去鬓边的字，他却说：“我虽然显贵，却不能忘本。”每次到韩忠献家，他一定在庙廷下面行拜礼；进去拜见夫人时也十分恭敬，并且以郎君的礼节对待韩家的子弟，他与常人不同就像这样。郭宣徽逵年轻时，身材已经高大魁伟，每天带着两张饼，在京师州西的酒楼上读《汉书》。饿了就吃饼，买一升酒来喝，然后继续读书。到傍晚回去，通常都这样做。酒家对此感到奇异，郭逵后来也以散直身份任延州指使。范文正公任帅时，让他主管私藏，他整天端坐不出门，文正更加信任他。韩魏公接替文正公后，宣徽又侍奉他，魏公尤其器重他。他屡次建立大功，升任副都总管。治平年间，被召任签书枢密院。杨太尉名遂，地位卑微时是文潞公的虞候吏；每次宴会，太尉独自不吃剩余的饭菜，别人给他，他也不理会。潞公因此认为他非同寻常。文潞公平定贝州时，太尉从地道进入城中，率先登城，受到皇帝最高的赏赐。后来官至节度使。苗太尉被授予小官时，正寄居在京师的旅店中，从不出门，同辈人都拿他取笑。后来他成为著名将领，官至节度使，两次任殿帅。这四个人，他们的功业、智勇、贫贱处境和际遇大致相似，所以合在一起记述。杜祁公年轻时客居济源，有一位县令善于给人相面，厚待他。杜祁公与县中大姓相里氏议婚没有成功，后来也另行娶妻。过了很久，杜祁公的妻子去世，县令说：“相里家的女子将来应当成为国夫人。”相里兄弟二人，先前拒绝杜祁公婚议的是哥哥。县令召见弟弟说：“秀才杜君，才干和品格足以托付，应当把你的妹妹嫁给他。”婚事议定后，哥哥非常不满，弟弟说：“杜君是县令尊重的客人，县令的意思难道可以违背吗？”哥哥惆怅地说：“姑且依从他吧，只让他教几个孩子读书罢了。”杜祁公尚未成婚，便赴京参加考试，考中了。相里家的哥哥带着丰厚的财物去见他，杜公说：“婚事已经议定，怎么敢违背？我既然已经出仕，只是很担心门下没有教孩子读书的人罢了。请把你带来的东西拿回去。”相里家的哥哥非常惭愧地回去了。杜祁公娶了相里夫人后，后来任从官，按照两郊礼上奏，请求以异姓恩例授官，相里家的弟弟后来官至员外郎。任道说，这是司门为先父讲述的。我任潞州长子县尉时，西寺中有王文康公的祠堂。寺中老僧对我说：文康公的父亲是本县人，以教村童为业。有个孩子七八岁，家里养不起，想把他送给寺中的祖师。祖师善于相人，对他说：“这个孩子的相貌尊贵，可以让他读书。”于是拿钱资助他。这孩子就是文康公。后来文康公显贵，祖师已经去世，他便命寺僧为祖师建祠祭祀。文康公最受寇莱公赏识，于是把女儿嫁给他。他们住在洛阳陶化坊，洛阳人至今还称那里为西州王相公宅。王文康有两个儿子，名叫益恭、益柔。益柔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当时很有声名。孙子慎言、慎行、慎术，都位列大夫，且都很贤能，曾与康节先生交游。

译●卷九　富韩公起初参加科场考试，穆修伯长对他说：“进士不足以充分发挥你的才华，应当凭大科考试扬名于世。”富公果然在礼部试中落第。当时太师公任耀州官，富公向西归去，走到陕州停留。范文正公任开封府尹，派人追上富公说：“朝廷有诏令要通过大科选取士人，你应当赶快回来。”富公再次来到京师，拜见文正，以自己从未学习过这种科目为由推辞。文正说：“我已经和诸公一起推荐你了。又替你开辟了一间房子，里面全是大科考试的文章，你正好去那里学习。”当时晏元献公任宰相，向文正求娶女儿。文正说：“您的女儿如果只是嫁给普通官人，我不敢说什么；如果一定要找国士，没有比富某更合适的。”元献一见富公，就非常喜爱和器重他，于是议定婚事。富公后来又以贤良方正科考中。富公入朝任职后，起初以敢于直言、奉行正道侍奉仁宗，任谏官，后来做到知制诰。宰相不喜欢他，因而推荐富公出使不可测的敌国。欧阳公上书，引用卢杞推荐颜真卿出使李希烈的事情，说明宰相想加害富公，但没有得到答复。富公能够出使敌国，敌国君臣都传诵他的话，与中国修好，几百年不再用兵，可以说是大功；然而富公总是不把这看作自己的功劳。出使回来后，朝廷授任他为枢密直学士，又授任翰林学士，再授任枢密副使，富公都以出使没有完成使命为由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任命，并且说：“敌国既已通好，议论的人便认为没有事情了，边防准备逐渐松弛。敌国万一背弃盟约，我即使死了也有罪。不只是我不敢接受这些任命，也希望陛下想到夷狄轻慢侮辱中原的耻辱，卧薪尝胆，不要忘记整顿政事。”于是把这些话上奏到皇帝面前后，便停止任命。过了一个多月，又授任枢密副使。当时元昊派使者来辞行，群臣排列在紫宸殿门外，皇帝等到富公编入枢密院的班列后才入座。皇帝还让宰相章德象告诉富公说：“这是朝廷特意任用你，不是因为出使敌国的缘故。”富公不得已才接受。唉！出使敌国的功劳如此伟大，他却不把它归于自己。后来任青州知州，救活饥民四十余万，这件事他常常自己说是功劳，大概认为这超过了担任中书令二十四考的功劳。富公究竟凭什么自我期许，世人哪里能够看透呢？苏内翰奉诏撰写富公墓道碑，开头论述富公出使敌国的功劳，这并不是富公本人的心意。伯温的先父隐居而谢绝征聘，与富公以道义相交，只有他深知富公罢了。庆历二年，大辽以重兵压迫边境，泛使刘六符再次到来，要求割让关南十县的土地。敌国的意图不可测，朝廷上的大臣没有人敢去出使。富韩公前往聘问，当面驳斥敌国君臣，敌国理屈词穷，于是增加二十万缗币作为条件而议和。富公正要第二次出使时，从政府接受了国书和口头传达的辞令。出发后，他对副使说：“我作为使者，却没有看过国书；万一国书中的话与口头传达的话不同，那么我的使命就失败了。”打开国书一看，果然不同。富公骑快马返回，拜见仁宗，详细陈述此事。富公说：“政府本来就是这样做的，想把我置于死地。我死不足惜，可国家的使命怎么办？”仁宗召宰相吕夷简当面询问，夷简从容地把那份国书藏在袖中说：“恐怕是弄错了，应当让人改定。”富公更加争辩，愤愤不平。仁宗私下问枢密使晏殊：“这件事怎么样？”晏殊说：“夷简决不会这样做，确实恐怕是弄错了。”富公愤怒地说：“晏殊奸邪，勾结吕夷简来欺骗陛下。”富公是晏公的女婿，但富公就是这样忠直。契丹既乎，仁宗深深思念富公的功劳，御史中丞王拱辰回答说：“富弼不能阻止夷狄贪得无厌的要求，如今陛下只舍弃一个女儿；如果敌人请求和亲，富弼难道也忍心舍弃她吗？” 皇帝严肃地说：“我为了天下百姓，一个女儿并不是值得吝惜的。”王拱辰惊惧，知道自己的话无法被采纳，于是拜了两拜说：“陛下能说出这样的话，天下真是大幸！”唉，我们的仁宗真是圣明啊！王拱辰大概是吕丞相的党羽。至和年间，富公主持国政，制定了一项一举而使三十年后仍可推恩的法令。原来富公与河南进士段希元、魏升平在科场中交好；富公做宰相后，不愿对他们徇私，所以为天下制定了这项制度。两人都符合这项恩例，希元官至太子中舍，退休后转任殿中丞；升平官至大理寺丞。这项制度直到现在仍在实行。唉！做宰相而不对亲近的人徇私，像富公这样才可以称为贤相。魏升平去世后，富公始终没有忘记他，召来他的儿子宜和孙子，让他们在门下学习。富公去世时，宜也已老了，仍然住在富公门下。到崇宁年间，朝廷制定考试门客的法令，宜不学习新学，这才请求离去。仁宗末年，富公从宰相职位上因母亲去世服丧，皇帝派使者下诏起复他，前后六七次，富公最终都没有起身赴任。他上疏说：“陛下得到一个不孝之子，又将有什么用呢？”仁宗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服丧期满时，英宗已经即位，魏公已经升任左相，所以任用富公为枢密相。魏公以下的人都升了官，富公也升任户部尚书。富公推辞说：“我私下听说，制辞叙述陛下即位时，因为我正在服丧，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事情，于是取嘉祐年间我在中书任职时曾经议论建储一事，把它作为功劳，用来推受今天的恩典。嘉祐年间，虽然曾经泛泛议论过建储的事情，但仁宗还把这件事秘而不宣。那时对于陛下来说，正如处在茫昧幽暗之中，还没有见到形迹，哪里能像韩琦等人后来所建立的功效那样深切而明显呢？”他又推辞说：“韩琦等七人确实有功，可以多次接受陛下授予的官爵；唯独我没有丝毫功效。”他又推辞说：“韩琦等七人对陛下有功有德，唯独我对陛下没有功劳，不过是在先朝有过一点细微的议论之劳。”他又推辞说：“韩琦等人的功勋显著明白，像日月星辰一样；朝廷内外执笔的士人，歌颂他们还来不及。伏望陛下催促他们入朝谢恩，以满足众人的愿望。”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富公哪里是因为没有参与预定国策而对魏公感到惭愧呢！

译熙宁初年，富弼再次入朝，和曾公亮一同任宰相。吕公著任枢密使，韩绛、赵概、冯京、赵公▯都任参知政事，而且任职都已很久。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就推荐吕公著任御史中丞。皇帝下诏特别允许他不必避让吕公弼，吕公弼心中不安，请求外任；于是改任宣徽使、判太原府，后来调任秦州。赵概退休，冯京、赵公▯都出任外官，富弼判亳州，曾公亮判永兴军，只有韩绛和王安石还在政府。后来韩绛任陕西宣抚使，出任昭文馆大学士兼宰相，王安石任史馆大学士兼宰相。韩绛因失职，以原官知邓州，王安石于是任昭文馆大学士兼宰相。司马光被授任枢密副使，因与王安石在新法问题上意见不合，推辞不接受任命，出任永兴军知军。吕公著极力议论新法，被罢去御史中丞，出任永州知州。韩维也因议论不合，被罢去开封府职，出任河阳知州。过去与王安石交游并称誉他的人，都被排斥退职、不再任用，只有王安石独掌权势。于是又以富弼阻挠青苗法为由，削去他的使相职衔和待遇，改授散官仆射、判汝州。王安石后来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金陵，于是推荐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取得地位后，便背叛王安石，拿出王安石平日写给他的信，其中有一句说：“不要让齐年知道。” 这是指冯京，因为王安石和冯京都是辛酉年出生的。信中又说：“不要让皇上知道。”神宗从此开始对王安石不满。吕惠卿又制造李逢一案，牵连到李士宁；李士宁是蓬州人，有道术。王安石在金陵服丧时，曾和他共同居住数年，吕惠卿的意思是想把王安石也一并牵连进去。他又制造郑侠一案，牵连王安石的弟弟安国，罪名严重到要追夺官职、勒令退职。吕惠卿为了谋害王安石，什么手段都用到了。神宗醒悟后，急忙召王安石回朝。王安石没有推辞，从金陵逆流而上，七天抵达京城，再次任昭文馆大学士兼宰相；吕惠卿以原官出任陈州知州。李逢一案于是得到解决，他的党羽有几人都被处死，李士宁只被编管。唉！如果不是神宗保护王安石，他就危险了。王安石再次任相不久，又出任金陵知府，主管宫观祠禄，直到去世都没有再被任用。当初韩绛议论助役法时，和王安石意见相同；后来任史馆大学士兼宰相，也被吕惠卿所不能容，出任定州知州。熙宁二年，富弼判亳州，提举常平仓赵济上言说富弼阻挠改革新法，朝廷便削去他的武宁节度使和平章事职衔，改以左仆射判汝州。富弼经过南京时，张安道任南京知府，列队骑从在庭院中迎接拜谒，张安道却不出来。有人问富弼，富弼说：“我是这里的主人。”不久富弼来拜见，张安道门下的宾客私下议论：“这两位都是天下伟人，他们的议论怎么样？”于是站在屏风后偷听。张安道接待富弼也很简略，两人相对而立，像山岳一样巍然不动。富弼慢慢说道：“人本来就难以了解。”张安道说：“你是说王安石吗？他哪里是难以了解的人！仁宗皇祐年间，我任贡举院主考，有人推荐王安石，说他有文学才能，应该征召来担任考校官，我姑且听从了。王安石来后，贡举院所有事情他都想纷纷改动。我厌恶这个人，就发文书让他离开，从此再没有和他说过话。”富弼低下头，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大概富弼一向喜欢王安石，直到王安石掌权扰乱天下，才知道他的奸诈。元丰六年，富弼已经病重，上书提出八件事，大体上是说君子和小人是国家治乱的根本。神宗对宰辅说：“富弼有奏章送来。”章▯问：“富弼说了什么事？”皇帝说：“他说朕身边有很多小人。”章▯说：“可以让他具体说明谁是小人。”皇帝说：“富弼是历经三朝的老臣，怎么能让他逐一说明？”左丞王安礼进言说：“富弼说得对。”退朝后，章▯责备王安礼说：“左丞今天对皇上的话回答错了。”王安礼说：“我们这些人今天说‘确实如圣上所说’，明天又说‘圣上的学问不是臣下所能及’，怎么能不被称为小人！”章▯无言以对。这年五月，一颗大星坠落在富弼所居住的还政堂下面，空中发出像披甲战马奔跑般的声音。富弼登上天光台，焚香再拜，知道自己将要去世了，真是奇异啊！富弼去世后，司马光、范纯仁前去吊唁。富弼的儿子绍廷、绍京哭着说：“先父有一封亲自封好加押的奏章，大概是遗表。”司马光、范纯仁说：“应当不要拆封，直接上报。”苏轼作富弼神道碑，说“世上没有人知道他所说的内容”，指的就是这件事。神宗听到讣告后震惊悲痛，拿出祭文，派中使设祭，恩礼十分优厚。政府却只派人送来一份祭奠而已。朝廷旧例规定：以前任宰相以使相身份退休的，发给全额俸禄。富弼以司徒、使相身份退休，居住在洛阳，除了领取三公俸禄一百二十千以外，其余俸禄都不接受。富弼清心学道，独自居住在还政堂，每天早晨起床后，打开中门的钥匙，进去瞻礼家庙；对待夫人像对待宾客一样，子孙没有穿戴整齐不接见；平时谢绝宾客。文彦博任留守时，逢年过节前来往来拜访。富弼一向喜欢文彦博，两人过去同朝为官，文彦博还曾拜见富弼的母亲；富弼常劝文彦博早些退职，文彦博惭愧致谢。富弼去世后，他的儿子朝议大夫绍廷，字德先，是遵守他家法的人。富弼的两个女儿、女婿和各位外甥都住在富弼府第中，家中事务完全像富弼健在时一样，丝毫不敢改变，乡里人都称赞他们。建中靖国初年，朝廷提拔德先任河北西路提举常平，德先辞谢说：“熙宁扶之初，先臣因为不实行青苗法而获罪，臣不敢担任这个官职。”皇上更加赞赏他，授任祠部员外郎。崇宁年间，德先去世，郑州人晁咏之为他撰写墓志，文章非常优美，唯独没有写他辞去提举常平一事，是有所避讳，真可惜啊！德先的儿子直柔，侍奉当今皇上，任同知枢密院事。

译韩琦从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任扬州知州时，王安石刚考中进士，任佥判。王安石常常读书到天亮，只稍微打个盹，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便急忙赶到府衙，常常来不及洗脸漱口。韩琦见王安石年轻，以为他夜间饮酒放纵。一天，韩琦从容地对王安石说：“你还年轻，不要荒废读书，不可自暴自弃。”王安石没有回答，退下后说：“韩公并不了解我。”后来韩琦知道王安石的贤能，想把他收为门下之人，但王安石起初并不屈从，例如召他参加馆职考试，他就不肯赴试。因而王安石的《熙宁日录》中多有贬低韩琦的话，常说：“韩公只不过相貌好罢了。”他还作《画虎图诗》来讥刺韩琦。到王安石任宰相、推行新法时，韩琦上言说新法不便。神宗受到启发而醒悟，想废除新法。王安石非常愤怒，拿韩琦的奏章送交条例司，写成驳斥奏疏，颁布天下。王安石又诬称吕公著说过藩镇大臣将要兴兵于晋阳、清除皇帝身边奸人的话，亲自起草吕公著的贬谪制词，明白写出这些事情，借此动摇韩琦。幸亏神宗英明，始终眷顾礼遇韩琦，没有改变。韩琦去世时，神宗震惊悲悼，亲自撰写墓碑，恩意十分深厚。王安石有一首挽诗说：“幕府少年如今已白发，伤心却没有办法送你的灵柩。” 这说明他仍然没有忘记韩琦年轻时说过的话。熙宁二年，韩琦从永兴军调任判北京，经过京城时入朝觐见。王安石当时正掌权，神宗问韩琦：“你和王安石的议论不同，为什么？”韩琦说：“仁宗立先帝为皇嗣时，王安石持有不同意见，和臣不一样，所以如此。”皇帝把韩琦的话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当仁宗想立先帝为皇子时，仁宗年纪还不大，万一后来生了儿子，又把先帝置于什么地位呢？臣的意见所以和韩琦不同，正是这个原因。”王安石强词辩解，大多就是这样。当韩琦请求册立英宗为皇嗣时，仁宗说：“稍微等一等，后宫有人已经有孕。”韩琦说：“即使后宫生下皇子，所立的嗣子退居旧邸也可以。”可见韩琦已经考虑好了处置办法。然而王安石在英宗一朝始终多次被召却不肯前往，实际上是自己感到惭愧。有人说蔡襄也持有不同意见，英宗知道后，蔡襄心中不安，出任福州知州。治平初年，英宗即位后患病，病情发作；于是请求光献太后垂帘，与皇帝共同听政。宫中有个入内都知任守忠，奸邪反复，在两宫之间进行离间。当时司马光任知谏院，吕诲任侍御史，先后写了十多篇奏章，请求诛杀任守忠。英宗虽然已经醒悟，却没有施行。宰相韩琦有一天发出一道空头敕书，参知政事欧阳修已经签署，参知政事赵概对此感到为难，问欧阳修：“怎么办？”欧阳修说：“只管签发，韩公一定自有道理。”韩琦坐在政事堂，把任守忠的名字用头子勾出，让他站在庭下，数说他的罪行：“你的罪应当处死。”于是将他降为蕲州团练副使，安置在蕲州。韩琦取来空头敕书填好，派使臣当天押送执行，他的意思是认为稍微迟缓就会发生变故。唉！韩琦真是宰相啊。欧阳修说：苏轼替韩琦写《昼锦堂记》时说：“垂着绅带，端正地执着笏板，不动声色，使天下处在像泰山一样安稳的状态”，正是说这件事。尹洙因被贬谪而死，留下一个儿子尹朴，当时还在襁褓中。尹朴长大后，韩琦把他的情况报告朝廷，为他请求授官。韩琦任北京留守时，推荐尹朴做属官，像教育子弟一样教导他。尹朴年轻而有才，有时行为超过常规，韩琦便悬挂尹洙的画像哭泣。尹朴后来也早逝。唉！韩琦可以称得上君子了。张金部名叫张方，任白波三门发运使；王司封名叫王湛，任副使；文潞公的父亲令公名叫文异，任属官，三人彼此友善。张金部被召回朝廷时，推荐文令公接替自己。文潞公当时在孔目官张望家读书。张望曾经参加科举，颇通文书，后来编入军籍，他的几个儿子都成了儒生。文潞公年轻时喜欢游玩，文令公责怪他，文潞公很久不敢回家。张望告诉文令公说：“郎君在我家，学习更加勤奋刻苦，不再游玩了。”于是拿出文潞公写的几百篇文章，文令公看了很高兴。王湛想把女儿嫁给文潞公，他的妻子说：“文彦博家境贫寒而地位低微，难道可以把女儿托付给他吗？”于是作罢。后来文潞公出入将相之位，张望还健在。文潞公判河南时，他的母亲申国太夫人过生日，张望从清河前来祝寿，有诗说：“庭下的郎君已经做了宰相，门前的旧属官成了将军。”这里所说的是张望凭借儿子取得官籍而被封为将军。张望曾说：“我的子孙应当以‘立、门、金、石、心’为名。”长子张靖与文潞公同年登科，兄弟中有几人任监司。文潞公待他们十分优厚。到了以“门”字排行的孙辈，家族更加显达，其中有人任侍从官。康节先生说：“我曾见过张将军，他深沉雄伟，与众人不同。他能在文潞公还是儿童时就识出他的才华，当然应该有后代显达。” 文潞公年轻时，跟随父亲到蜀州任幕官。经过成都时，文潞公进入江渎庙观看壁画，祠官非常殷勤地接待他，并且说自己夜里梦见神灵命令洒扫祠庭，说：‘明天有宰相来，你难道就是日后的宰相吗？’文潞公笑着说：‘宰相不是我所希望的；如果能做成都知府，我就应当让庙宇焕然一新。’庆历年间，文潞公以枢密直学士身份知益州，主持政务三天后，拜谒江渎庙，仿佛有所感触。当时正筹划改造庙宇，忽然江水上涨，几千根大木顺流而下，全部取来作为木料。庙宇建成后，雄伟壮丽，天下第一。又有年长者说：‘文潞公任成都知府时，经常举行宴会。那年发生旱灾，文潞公仍然出游，有村民拿着烧焦的谷苗来申诉。文潞公停止宴会，斋戒居处三天，在庙中祈祷，当天就下了雨，这一年获得大丰收。’真奇异啊！文潞公幼年和一群孩子踢球，球进入柱子的孔穴，无法取出，文潞公用水灌进去，球便浮了出来。司马光小时候和一群孩子玩耍，一个孩子掉进大水瓮里，已经沉没。孩子们惊慌逃跑，无法救援，司马光拿石头砸破水瓮，孩子才得以出来。有见识的人当时就知道这两位公的仁爱和智慧非同寻常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章〕

译●卷十。文潞公在庆历年间以枢密直学士身份任成都府知府。文潞公当时还不到四十岁，成都的风俗喜欢歌舞宴乐，文潞公经常举行宴集，因此有流言传到京师。御史何郯，字圣从，是蜀人，因请假回乡，皇帝派他暗中察访。圣从将要到成都时，文潞公也因此感到惊动。张俞，字少愚，对文潞公说：“圣从来这里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少愚于是到汉州迎接拜见圣从。同郡正好有个营妓擅长跳舞，圣从很喜欢她，问她姓什么，营妓回答：“姓杨。”圣从说：“就是所谓的杨台柳吗？”少愚立即取下营妓颈上的帕罗，题诗说：“蜀国佳人号称细腰，东台御史怜惜这位美人。从今以后就叫作杨台柳，舞尽春风万万条。”又命营妓作《柳枝词》歌唱，圣从因此沉醉。几天后，圣从到达成都，态度很严肃。有一天，文潞公大摆宴乐来宴请圣从，把那个营妓混在府中的歌妓中，唱少愚的诗并向圣从劝酒，圣从每次都因此陶醉。圣从回朝后，关于文潞公的诽谤才平息。这件事和陶谷出使江南时作《邮亭词》的事情相类似。张少愚是个奇士，文潞公本来就很看重他。韩琦任北京留守时，李稷以国子博士身份任漕运官，对韩琦很傲慢。韩琦不与他计较，待他十分有礼。不久文潞公接替韩琦任留守，还未到任，就扬言说：“李稷的父亲李绚，是我的门生。我听说李稷竟敢怠慢韩公，一定是因为父亲去世、失去教诲才到了这种地步。我把李稷看作自己的儿子，如果他果然不改，就要当面训诫他。”文潞公到达北京后，李稷前来拜见，坐在客厅等候。过了很久，文潞公穿着道服出来，对他说：“你的父亲是我的门客，只需行八拜之礼。”李稷不得已，按数拜了八拜。后来李稷调任陕西漕运官，正逢五路出兵攻取灵武，李稷随军出征，威势更加盛大。一天早晨，他进入▯延军营，军士击鼓并呼喊应诺，主帅种谔还躺在帐中没有起身。种谔感到奇怪，出来后对李稷喊来的鼓角手问道：“军中有几个主帅？”鼓角手说：“只有太尉。”种谔说：“主帅还没有升帐，你们却为一个转运粮草的官员击鼓呼喊应诺，这是为什么？借你的头来代替运使的头。”于是命人把李稷赶出去斩首。李稷仓皇逃走，十分恐惧，甚至不能上马，从此不敢进入种谔的军营。后来朝廷派给事中徐禧与延安帅沈括、副帅种谔领兵修筑永乐城。种谔的意见不合，沈括把情况报告朝廷，朝廷留下种谔守延安，由沈括专门负责永乐城战役。徐禧等人还未到达，西夏人倾全国兵力包围永乐城，形势已经十分危急。监军李舜举撕破衣襟写奏章说：“臣没有什么遗憾，只希望朝廷不要轻视这些贼人。”李稷也写奏章，只说：“臣千苦万苦。”神宗得到奏章后，都为之震动。永乐城被攻破后，徐禧已经不知下落，有人说他投降了西番。张芸叟说：“有人从西夏回来，曾见到过他。”李舜举自缢而死。有人说李稷因为残酷暴虐，在混乱中被官军杀死。唉！李稷没有得到善终，是应当的啊！文潞公判北京时，有个叫汪辅之的人新近被任命为运判，性情急躁偏狭。他第一次入府拜见时，文潞公正坐在厅堂处理事务，看到拜帖后放在案上不予理会，回到内宅，过了很久才出来，汪辅之已经十分难以忍受。见面后，文潞公对他礼节非常简慢，说：“家里人本来应该叫我洗头，我忘了接见你，运判不要见怪。”汪辅之十分沮丧。按旧例，监司到任三天，府中一定设宴，文潞公故意取消了这件事。汪辅之发文书约定日期，来检查府库，通判依次把这件事告诉文潞公，文潞公不回答。这天文潞公家中设宴，内外事务一概不许通报。汪辅之坐在都厅，属吏报告说侍中家中正在宴饮，钥匙不能取来。汪辅之大怒，砸坏了架阁，库钅巢也无法拿来检查。于是他秘密弹劾文潞公不理政事。神宗把汪辅之上奏的奏章批示交给文潞公，其中有这样的内容：“侍中是有旧德的大臣，所以烦劳他卧护北门；细小事务不必劳心。辅之不过是小臣，竟敢如此无礼，将另行处置。”文潞公得到批示后没有声张。有一天，他召集监司说：“我年老糊涂，行为无状，幸望诸位宽恕。”监司们都惭愧谢罪，于是文潞公拿出皇帝的批示给汪辅之看。汪辅之惊恐万分，逃回任所，托言检查郡务而离开。不久，汪辅之被罢免。唉！神宗如此眷顾礼遇大臣、压制抑制小人，可以称得上圣明了！元丰年间，文潞公以太尉身份留守西京，尚未交接印信，便先到府第设座接见监司和府官。唐介参政的儿子唐义问任转运判官，退下后对门客尹焕说：“先父任台官时，曾经议论过潞公，如今潞公难道会因此怀恨吗？我应当避开他。”尹焕说：“潞公所作所为一定有道理，姑且听听再说。”第二天，文公到府处理政事，按照平常礼仪依次接见监司和府官。有人把这件事问文公，文公说：“我还没有处理府中政务，这是三公接见一般属官。交接印信以后，就是河南知府接见监司了。”义问听说后，又对尹焕说：“如果没有您，我恐怕就要得罪潞公了。”一天，潞公对义问说：“仁宗朝，你先父任台谏时，因为上言论及我而被贬官；我也因此罢去宰相，出判许州。不久，我又被召回任宰相。我上言说：‘唐某所说正好切中臣的罪过；如果只召臣而不召唐某，臣不敢赴召。’仁宗采纳我的意见，起用参政唐介任潭州通判，不久又重用他；他与我一同执政，我们彼此了解得很深。”义问听到潞公这番话，感动得流泪，从此出入潞公门下。后来潞公任平章重事，推荐义问以集贤殿修撰出任荆南帅。唉！潞公的德行和器度超出常人，大概就是这样。洛阳城南有东午桥，距离长夏门五里，蔡君谟曾为此作记；这里自唐代以来就是游览观赏的地方。裴晋公的绿野庄如今是文定张公的别墅，白乐天的白莲庄如今是少师任公的别墅，池台的旧址还在。两座庄园虽然隔着城，但高大的槐树和古老的柳树彼此相连，高低错落。午桥西南二十里处，分洛堰分引洛水；正南十八里处，龙门堰引来伊水，以大石作桥梁，使两水互相承接。洛水的一支从后载门流入城中，分流到各个园林，又汇成一条水渠，从天门街向北，经过天津桥、引龙桥以南，向东流到罗门；伊水的一支向正北流入城中，另一支向东南流入城中，都向北流，分流到各园，再汇成一条水渠，从长夏门向东、向北流到罗门，全都汇入漕河。因此，洛阳城中公卿士庶的园宅，大多有水、竹、花木的美景。元丰初年，朝廷开浚清河、汴河，禁止伊水、洛水流入城中，各园因此荒废，花木全都枯死，故都的形胜于是大为减色。元丰四年，文潞公留守洛阳，因为漕河旧道淤塞，又把伊水、洛水引入城中，汇入漕河，在偃师与伊水、洛水汇合，以便漕运，隶属于白波辇运司，诏令批准了这件事。

译从此以后，从洛阳乘船沿河到京师，公家和私人都感到便利。洛阳城中的园林又兴盛起来。文公在河边修建亭子，题名为“漕河新亭”。元祐年间，文公交还政权，回到府第，带着手杖和酒食到这座亭子游赏，洛阳城中的男女百姓跟随文公游览洛水。元丰五年，文潞公以太尉身份留守西都。当时富韩公以司徒身份退休，潞公仰慕唐代白乐天的九老会，于是召集洛阳年高德劭的卿大夫，组成耆英会。因为洛阳的风俗重视年龄而不重视官职，便在资胜院修建大屋，名为耆英堂，命闽人郑奂在堂中绘像。当时富韩公七十九岁，文潞公和司封郎中席汝言都七十七岁，朝议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岁，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已都七十五岁，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朝议大夫王慎言都七十二岁，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寿都七十岁。当时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写信给潞公，希望参加这次聚会，年龄七十一岁。只有司马温公当时还不到七十岁，潞公一向器重他，援引唐代九老中狄兼谟的旧例，请他加入会中。温公以自己是后辈为辞，不敢排在富、文二公之后。潞公不同意，命郑奂从帷幕后传出温公的画像，又到北京传取王公的画像，于是参加耆英会的总共有十三人。潞公作为主人，带着歌妓乐队到富公家举行第一次聚会。到了富公家举行聚会时，富公没有送出羊和酒；其余各家都依次举行了聚会。洛阳有许多著名园林和古老寺院，水、竹、树林、亭台各具胜景；各位老人须发洁白，衣冠十分壮伟。每逢宴集，洛阳人都跟随观看。潞公又组织同甲会，司马郎中司马旦、程太中程珦、席司封席汝言，都是丙午年出生的人，也在资胜院绘了画像。后来司马公又和几位公卿组织真率会，约定：饮酒不超过五行，食物不超过五味，只有蔬菜不限量。楚正议违背约定，增加饮食的数量，被罚停止参加一次聚会。这些都是洛阳太平时期的盛事。洛阳的士人和百姓又在资胜院为潞公建立生祠，温公取神宗赠给潞公的《河南诗》，用隶书题写匾额，名为“〔立宁〕瞻堂”，并在堂中塑造潞公像，头戴冠、身佩剑，形象雄伟，洛阳人祭奉他时十分恭敬。起初，温公自认为是晚辈，不敢参加富、文二公的聚会。潞公有一次对温公说：“我留守北京时，派人到大辽侦察事情，回来后说，他看见辽主大宴群臣，伶人演戏；有个扮作衣冠人物的演员，见到东西就抢来藏在怀里，另有一人跟在他后面用木杖打他，说：‘是司马端明吗？’可见君实的清名在夷狄之中也是这样。”温公惭愧致谢。潞公举行耆英会时，康节先生已经去世；有个中散大夫吴执中，年轻时考中进士，皇祐初年已经任秘书丞，但不喜欢做官，早早退休。他的年纪和德望不在诸公之下，居住洛阳时常常闭门不出，人们都见不到他的面，只有他与康节交情很好。吴执中从未到过官府，因而没有参加聚会，并不是潞公遗漏了他。文潞公曾说：“人们只把我年长当作值得庆贺的事，却不知道经历世事已经很久，内外亲戚都已去世，一时的朋友也几乎凋零殆尽，所接触的都是年少而浅薄的人，没有可以谈论旧事的人，这实在也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范忠宣公也说：“有人用保养生命的道理互相劝勉，却不知道人并不是可以长久留在世上的东西。假如丁令威活了千年，化鹤归来，看到城郭和人民都已不是从前那样，那么独自活着又有什么值得快乐的呢？”唉！这些都是通达事理的话。英宗即位后，侍御史吕诲、吕献可上言说，欧阳修首先提出邪僻的主张，推尊濮安懿王，使圣德受到损害；并且弹劾韩琦、曾公亮、赵概。他接连上了十多道奏章，皇帝没有采纳。于是请求自行贬官，又上了十多道奏章，带领同僚把御史的敕告送到皇帝面前，说：“臣的言论没有奏效，不敢再居此位。”他出任蕲州知州，后调任晋州。神宗即位后，提拔他为天章阁待制，重新任命他为知谏院，又提拔为御史中丞。神宗正励精图治，有一天，紫宸殿早朝时，二府奏事很久，天色已晚，按惯例把等待皇帝召见的官员隔在后殿，等皇帝更衣后重新就座，再依次引见。吕献可在崇政殿等待召见，司马温公任翰林学士、侍读迩英阁，也到赞善堂等候召见；二人在朝路相遇，一同向北走。温公悄悄问：“今天请求面见皇帝，你准备说什么？”献可举手示意说：“袖中藏着弹劾奏章，是弹劾新任参政的。”温公惊讶地说：“王介甫一向有学问和品行，任命下达那天，大家都高兴得到人才。为什么要弹劾他？”献可严肃地说：“君实也这样说吗？安石虽然一时有声望，却喜欢固执偏见，不通晓人情，轻易相信奸邪反复的人，喜欢别人谄媚自己。” 听他说话似乎很好，真正施行起来却很疏阔。如果只在侍从之列，或许还可以容忍；把他置于宰辅之位，天下一定会受他的祸害！”温公又劝他说：“我和您相知，有什么心里话不敢全部说出来？还没有看见他做坏事的迹象，就仓促弹劾他，是不可以的。”献可说：“皇帝刚刚继承帝位，正值年轻。朝夕与皇帝谋议的只有两三个执政大臣。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会败坏国事；这正是心腹之疾，医治还唯恐来不及，难道可以拖延吗？”话还没有说完，阁门吏高声催促入班，两人便各自快步离去。温公从经筵退下后，默默坐在玉堂，始终思考，却想不出反驳献可的理由。不久，士大夫之间渐渐有人传说这道奏疏的内容，大多认为说得太过分。没有多久，中书省设置三司条例司，参与议论的人把治理天下视为自己的责任，开始改变祖宗旧法，专门致力于聚敛财物，私自制定条目，颁布到各地，妄自引用《周官》，以此作为实行诛罚和奖赏的依据。辅弼大臣提出异议也不能使其改变，台谏和侍从官竭力争辩也不能阻止，州郡有时奉行得稍有违背他们的意思，谴责贬黜便随之而来。所任用的都是轻薄的年轻人，天下因而骚动不安。这样一来，先前怀疑献可的人才开始惭愧、敬佩并叹服，认为献可真正能识别人。温公与安石的辩论尤其激烈。

译神宗想把两人同时任用，任命温公为枢密副使；温公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推辞不接受任命。他写了三封信给安石，希望安石或许能够听从并改正。安石仍然照旧行事，始终不听，于是两人断绝交往。温公离开朝廷后，退居洛阳，常常感慨地说：“吕献可的先见之明，我比不上。”献可不断上言批评安石，出任邓州知州。康节先生与献可友善，献可最初奉召时，康节与他谈论天下大事；到献可被贬官时，事情没有一件不如康节当时所说。因此献可任邓州知州时，康节寄给他一首诗说：“一别以来星霜经历二十多年，升沉变化，音信也不相通。你应当归来，和我在林间谈笑；天下的安危，暂且系在你的身上。你在皇帝面前应当坚持正直敢谏，我当在百花洲上略相追随。不知道月白风清的夜晚，你还能不能想起伊川从前的钓翁？”献可作和诗说：“高飞的鸿雁在幽暗的云天之间，风声阻隔遥远，已经二十年没有相通。不料圣朝寻求治理之才，还能容许遗逸之士躺卧在林泉之间。羡慕你自有顺应时势的快乐，回头看看我，只是官职清闲、饱食终日而已。你应当笑我三次被黜之后一事无成，如今病弱衰老，才开始写归田之赋。”不久，献可请求任宫观官以归洛阳，温公和康节天天与他来往。献可生病后，亲自起草奏章请求退休，说：“臣没有长期的旧病，只是偶然遇到一个医术不当的医生，他根本不懂得诊脉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先后，胡乱投用汤药，一概任凭自己的意愿，指下诊断一错，祸害便延及四肢，渐渐形成风痹，于是难以行走。” 并不是害怕针灸炙灼之苦，又担心心腹之中发生变化。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能怎么办呢？即使如此，区区一身，本来还不值得忧虑；只是想到九族所托付的责任，实在令人忧心。因此我想交还俸禄来苟且求生，不等到按年龄应当退休的时候就交还政权。”这其实是拿自身的疾病比喻朝政的弊病。温公、康节天天到卧室探问病情，献可所谈的全都是天下国家的大事，忧虑愤懑不能忘怀，从未说过一句自己的私事。一天，他亲笔写信托温公为自己撰写墓志铭，温公急忙去看他时，他已经闭上眼睛了。温公呼唤他说：“还有什么事要托付给我吗？”献可又睁开眼说：“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有所作为，君实要努力。”所以温公撰写他的墓志时，论述献可任中丞时说：“有一位侍从之臣弃官居家，朝野都称赞他的才能，认为古今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天子召他参与大政，众人都高兴得到了人才，只有献可认为不对，众人无不感到奇怪。过了不久，新任执政仗恃自己的才能，抛开众人而任意独断，以平常为庸常而追求奇异，频繁改变祖宗法令，专心急切地搜刮百姓财物；他所宠爱、信任、援引、提拔的人，有时并不是合适的人，天下大为失望。献可多次争辩而未能阻止，便上奏章逐条陈述他的过失说：‘误害天下苍生的，一定就是这个人。如果让他长久居于朝廷，天下一定没有安定太平的道理。’又说：‘天下本来没有什么事，只是庸人扰乱了它罢了。’”墓志还没有写成，河南监牧使刘航仲通主动请求把它书写在石碑上；看过文章后，仲通又犹豫不决，不敢下笔。当时安石正在宰相职位上。仲通的儿子刘安世说：“成全我父亲的美意，可以吗？”于是代替父亲书写。仲通又暗中嘱咐献可的几个儿子不要摹写副本，担心这件事对三家都没有好处。当时朝廷任用小人蔡天申为京西察访，在西都设置察访司。蔡天申重金贿赂刻工，取得一本副本献给安石。蔡天申起初想借此中伤温公，安石得到后把它挂在墙上，对门下的士人说：“君实的文章，是西汉文章的风格。”献可强忍病痛临终时还对温公说“天下还可以有所作为，您要保重自己”；后来温公执掌天下政事，使元祐时期再度兴盛，只是献可没有来得及看见，天下人传诵他的话并为他悲伤。到温公去世时，献可的儿子由庚作挽诗说：“地下如果遇到中执法，请告诉他今天已经再次太平。”这是记载他父亲当年的话。司马温公曾说：“从前我和王介甫同任群牧司判官，包孝肃公任使者，当时号称清正严明。一天，群牧司的牡丹盛开，包公置办酒席欣赏牡丹；包公举杯相劝，我平时不爱饮酒，也勉强喝了，介甫直到宴席结束都没有喝酒，包公也无法强迫他。我由此知道他是一个不屈服的人。” 包公举杯相劝时，我平时不喜欢饮酒，也勉强喝了；介甫直到宴席结束都没有喝，包公也不能强迫他。我由此知道他不会屈服。

译●卷十一 神宗皇帝最初在金陵召见王荆公，一见面便认为他非同寻常，从知制诰升为翰林学士。荆公想改变祖宗的法度，施行新法，排斥旧日老臣，任用新进的年轻人；温公认为不对，竭力争辩。神宗任用荆公为参知政事，任用温公为枢密副使；温公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推辞不接受任命。枢密吕公弼因奏事在殿上，对皇帝说：“陛下任用司马光为枢密，司马光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同而坚决辞职，今天一定会来决定去留。”当时温公正在等待召对，站在庭下，皇帝指着他说：“他已经来了。”皇帝又感叹说：“汲黯站在朝廷上，淮南王的阴谋就无法施行。”温公坚决请求离职，皇帝不得已，便授予他端明殿学士，出任永兴军知军。到任一个多月后，他上奏说：“臣的才干，远在群臣之下。先见之明不如吕诲公，正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于进言不如苏轼、孔文仲，果断勇决不如范镇。吕诲在安石刚开始参与执政时，就已经说安石是奸邪，认为他一定会败坏扰乱天下；臣当时以为安石不过是不明事理、刚愎自用罢了，不至于像吕诲所说的那样。如今看来，安石援引提拔亲信党羽，占据重要职位，排挤异己，牢固掌握权力和恩宠。他常常自以为是，暗中赞成陛下从宫中发出手诏，以此决定外朝的事情，使天下的威权和恩福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一切诽谤议论却都归到陛下身上。臣这才知道自己的先见之明远不如吕诲。范纯仁和程颢都是安石一向厚待的人，安石把他们从一般官员中提拔出来，越级置于清要之职。他们看到安石的所作所为，不敢顾念私人的恩情而废弃公议，极力指出他的缺点。臣与安石来自南北不同的乡土，取舍也不同；臣平素与安石交往疏远，安石平素待臣也很冷淡，只因为曾多次做过同僚，私心仍眷恋不舍，不忍轻易绝交并公开指责他，因循拖延到今天。因此臣不是辜负安石，而是大大辜负了陛下，这一点远不如范纯仁和程颢。臣任两制官，经历侍奉三朝，按国家大义说是君臣，按恩情说如同骨肉。眼见安石任意逞发狂妄愚昧，使天下百姓遭受荼毒之苦，使宗庙社稷面临像累卵一样的危险，臣却畏缩怯懦、爱惜自身，没有早日替陛下分辨清楚地说明这些情况。苏轼和孔文仲都是疏远的低级臣僚，却敢于不顾陛下雷霆般的威严和安石虎狼般的愤怒，上书陈策，指出他的过失，以至丢掉官职、受到谴责也毫不顾虑，这又是臣远不如苏轼和孔文仲。人情谁不贪恋富贵、留恋俸禄？范镇看到安石蛊惑陛下，把谄媚说成忠诚，把忠诚说成谄媚，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愤懑难以忍受，便上奏章极力进言，并因此自行请求退休，甘愿承受丑诋，闭门居家。臣却顾惜俸禄和职位，为妻子儿女打算，忍受羞耻，仍然居于方镇，这又是臣远不如范镇。臣听说，处在那个职位上的人就一定要忧虑那里的事务，享受那份俸禄的人就一定要承担那里的祸患；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在窃取职位和俸禄。臣虽然没有什么才能，却曾经受教于君子，不忍让自己做出窃盗般的行为。如今陛下只相信安石的话，安石认为谁贤能谁就贤能，认为谁愚昧谁就愚昧，认为谁对谁就对，认为谁错谁就错；谄媚依附安石的人被称为忠良，攻击非难安石的人被称为谗邪。臣的才干见识本来就是安石认为愚昧的，臣的议论本来就是安石认为错误的，今天所说的话，就是陛下所谓的谗邪之言。伏望圣恩裁定臣的罪责。若臣的罪与范镇相同，就请求按照范镇的成例退休；若罪过重于范镇，或流放或诛杀，臣都不敢逃避。”皇帝一定要任用温公，召他任许州知州，命他经过宫阙入殿。诏令刚刚下达，皇帝对监察御史里行程颢说：“朕召司马光，你估计他会来吗？”程颢回答：“陛下如果能采纳他的意见，司马光一定会来；不能采纳他的意见，他一定不会来。”皇帝说：“先不论是否采纳他的意见，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曾经在身边，君主自然可以少犯过错。”温公果然推辞召命，请求任西京留司御史台，以便修撰《资治通鉴》。后来请求提举嵩山崇福宫。前后共任此职四次，历时十五年。神宗取他所编修的《资治通鉴》，命经筵官阅读；书将读完而司马光尚未进呈时，神宗便下诏催促。神宗又与左丞蒲宗孟谈论人才，说到温公时，神宗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其他事情暂且不论，单说他辞去枢密使这一件事，自朕即位以来，只见过这样一个人。”神宗对司马光的礼遇和眷顾一直不衰，就是如此。只是司马光因为新法尚未废除，认为按道义不能出仕。元丰官制制定后，神宗说：“御史大夫一职，非用司马光不可。”蔡确进言说：“国策刚刚确定，希望暂且等一等。”元丰七年秋，《资治通鉴》编成进呈，正值司马光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神宗赐给他相当于二府品级的金带；参与修书的官员都升了官阶，又召范祖禹和司马光的儿子康担任馆职。当时神宗刚开始患轻微疾病，病情安定后，对宰辅说：“明年春天建立太子，以司马光、吕公著担任师保。”神宗认为，圣子不可托付给这两位大臣以外的人。到了第二年春天三月，还没来得及建立太子，神宗就去世了。神宗对司马光的了解，竟深到了这种程度。熙宁初年荆公提出实行新法的主张时，神宗曾被他迷惑。到了元丰初年，神宗的认识有所觉悟，罢退荆公而不再任用他已有七年，又想任司马光为御史大夫、东宫师保，大概是准备倚重他担任宰相。唉！天下不幸，神宗还没来得及任用司马光就去世了，这就是后世发生朋党之祸的原因。司马温公担任西京留台时，每次出行，前导仪仗不过三节。后来他任宫观官，有时骑马也不张挂伞盖，亲自拿扇子遮太阳。程伊川对他说：“您出行没有随从骑马的人，市上的人有时认不出您，这恐怕不太方便。”温公说：“我正是希望别人认不出我。”王荆公辞去宰相职位后住在钟山，只骑驴出行。有人劝他让人抬轿，他严肃地说：“自古以来，王公即使不合道义，也从来不敢用人来代替牲畜。”唉！两位公的贤德有很多相同之处，却因为对新法的意见不合而断绝交往，真可惜啊！

译司马温公闲居西洛时，除了著书，还大量记载本朝的事情，名为《斋记》《日记》《记闻》的不止一种，如今都失传了。当时他已经同王介甫断绝交往，但记载王介甫时，仍直书其善恶而不加隐瞒，说：“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考中进士，在当时很有名。庆历二年考取进士第五名，最初签署扬州判官，后来任鄞县知县。他喜爱读书，记忆力很强，即使是后辈投来的文章以及参加程试所作的文章，其中有写得好的，读一遍就能背诵在口中，终身不会忘记。他写文章时下笔飞快，起初好像毫不经意，文章写成后，观看的人都佩服其精妙。他友爱各位弟弟，俸禄一拿回家，几天便用光了，都被弟弟们花费掉，家境屡屡空乏，他从不过问。他的议论高深奇特，能够用博辩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没有人能够驳倒他。起初任小官时，并不急切地追求升官。皇▯年间，文潞公担任宰相，推荐安石以及张环、曾公定、韩维四人，说他们安于退居，请求朝廷不按常规破格任用，以激励世人，改变浮薄争逐的风气。朝廷下诏，将他们的姓名登记记录下来。至和年间，朝廷召他考试馆职，他坚决推辞不去；于是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他又推辞，朝廷不准，这才赴任。他年轻时恳切请求外放，获任常州知州，从此声名重于天下，士大夫都遗憾不能见到他的面。朝廷曾想授予他优厚显要的官职，只是担心他不肯接受。他从常州调任提点江南西路刑狱。嘉▯年间，任命他为馆职、三司度支判官，他坚决推辞，朝廷不准。不久，朝廷命他修撰《起居注》，他以自己刚入馆职、馆职中资历较深的人很多为理由推辞，认为不应越过他们而处在他们之上。他连续上了十多道奏章，朝廷下诏让阁门吏带着诏敕到三司授予他，安石不接受；吏员跟着他行拜礼，他便躲进厕所。吏员把诏敕放在案上离去，安石派人追上去还给他。朝廷最终也不能强行改变他的意志。一年多后，朝廷再次申明原来的任命，安石又推辞了，直到上了七八道奏章才接受。不久任命他为知制诰，从此不再推辞官职。伯温惋惜这些事情没有流传于后世，所以把它们表述出来。熙宁初年，朝廷派大理寺丞蔡天申担任京西察访使，他是枢密使蔡挺的儿子。到了西京，他把南资福院作为行台，仗着父亲的权势，任意作威作福，使整个一路都受到震动。河南尹李中师待制、转运使李南公等人，每天早晚都在衙门恭敬地接待他。当时司马温公担任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因朝拜应天院神御殿，蔡天申独自站在一班，原来是因为河南尹以下的官员都不敢压过他。报称班次已整齐后，温公叫知班说：“把蔡寺丞领回他本来的班次。”知班便领蔡天申站到监竹木务官富赞善的下面。原来朝廷礼仪中，班次位置以官职高低为准；朝拜应天院时，留台属于职务序列，蔡天申当天就按此办理。司马温公居住洛阳以后，曾到夏院扫墓，探望他的兄长郎中公，又替同族兄弟和乡人讲解经书、讲授学问。有时乘兴游览荆山、华山等山后回来。他常游寿安山，在瓷窑旁买地作为休息之处。曾经与范景仁一起经过韩城，到达登封，在峻极下院休息，登上嵩山山顶，进入崇福宫、会善寺，沿辗辕道到龙门，游览广爱寺、奉先寺，登上华严阁、千佛岩，寻访高公堂，渡过潜溪，进入广化寺，观看唐代郭汾阳的铁像，涉过伊水到香山皇龛，在石楼休息，来到八节滩，经过白公显堂。所经过的地方大多写有诗篇，自作序称为《游山录》，士大夫争相传阅。温公不喜欢乘轿，在山中也骑马；道路险峻时就拄杖行走，所以在嵩山题字说：“登山有道：慢慢走就不会疲困，把脚放在平稳的地方就不会跌倒，务必谨慎啊！”其中的意义很深远。温公退居洛阳时，把物我看作齐同，把穷困和通达看作一体，好像准备这样终其一生。一天出任宰相治理天下，功劳便施及国家，恩泽便惠及百姓。唉！这才是真正古人所说的大丈夫啊。元丰四年，官制编成，神宗从宫中亲自把审定的图本贴出，先对宰辅说：“官制将要施行，我想新旧两类人物都任用。”又说：“御史大夫一职，非司马光不可。”蔡确进言说：“国策刚刚确定，希望暂且迟一迟。”王圭也帮助他进言。又有诏令：任命范纯仁、李常为太常少卿。王圭、蔡确上奏说：“纯仁已经病了，只任用李常。”后来范纯仁的弟弟纯粹从京东提举常平调任陕西转运判官，入殿应对，神宗问：“纯仁没有事吧？”纯粹说：“臣兄纯仁没有事。”神宗这才明白过来。当时纯仁任西京留台，不久任直龙图阁、知河南府，又擢升为庆阳帅。王圭、蔡确知道神宗想任用他，所以不让他入朝。唉！王圭、蔡确不能顺成神宗兼用新旧人物的美意，终于引发朋党之祸，他们的罪过实在太大了。元丰变法以后，又加上大兴大狱，天灾多次出现，盗贼纷纷兴起，百姓无法生活。神宗对此后悔，想恢复祖宗旧制，重新任用旧臣，却突然去世，来不及实行；当时的德音诏书墨迹还在，实在是值得为一时的遗憾而痛惜。司马温公自从与王荆公议论不合、不接受枢密使之职，退居西洛以来，已经承受天下的重望十五年了。所以哲宗即位后，宣仁太后共同听政，首先起用司马光担任宰相；对于政事，他不容许有任何回避和顾忌，因此司马光把其中危害百姓最严重的措施予以废除。王荆公曾经生病，感叹说：“始终认为新法不便利的，只有司马君实一人。”这说明他赞赏司马光的贤能，却不敢因此怨恨他。有人对司马光说：“元丰旧臣如章惇、吕惠卿之类都是小人，将来如果有人以父子之义向皇上进言，朋党之祸就会发生，不可不畏惧。”司马光严肃地说：“上天如果保佑宋朝，就不会有这种事。”于是改用这些人而不加疑虑。唉！司马光的勇猛，孟轲也比不上他。至于有人说应当同时任用元丰旧臣，共同改变新法，以断绝后日的祸患，这实际上是司马光所不取的。从本朝治乱来评论，所谓元▯党，难道不是天意吗！后世如果得到司马光这番话，可以流泪痛哭了。

译王荆公任明州鄞县知县时，读书写文章，每两天才处理一次县中事务。他兴修堤堰，疏通陂塘，以便利水路和陆路；向百姓贷放粮食，规定利息偿还，使新粮和陈粮能够相互更替；兴办学校，严格实行保伍制度，县里的人都认为便利。因此熙宁初年执政者推行的新法都源自这里。然而荆公的办法施行于一个县可以，施行于天下却未必可以。他又派出的推行新法的使者，大多是刻薄小人，急于求取功利，于是竟至于决开河流来造田，毁坏百姓的坟墓、房屋以及肥沃土地，这类事情多得无法统计。青苗法虽然只收取二分利息，但百姓请求缴纳时所花的费用，竟达到本金的十之七八。再加上官吏侵冒百姓利益，新旧弊病相互沿袭，弊端更加繁多。保甲、保马尤其有害，天下纷扰不安，不能得到休息，大概祖宗的法制也因此越来越改变了。只有役法的新旧两种差役、募役主张都各有弊病。吴地、蜀地的百姓认为雇役便利，秦地、晋地的百姓认为差役便利；荆公和司马温公都很早显贵，年轻时很少历任州县，不能周遍了解各地风俗，所以荆公主张雇役，温公主张差役。即使旧有制度也有弊病。苏内翰、范忠宣是温公门下的士人，却又认为差役不便利；章子厚是荆公门下的士人，却又认为雇役不便利。内翰、忠宣、子厚三人虽然贤能与否各不相同，但都聪明而懂得吏治，又兼且了解南北风俗，他们所发表的意见很公正，各自都不偏私于自己所主张的制度。元▯初年，温公恢复差役，改掉雇役。子厚进言说：“保甲、保马一天不废除，就有一天的危害。至于役法，熙宁初年用雇役代替差役，议论得不周详，施行得太快，所以后来产生弊病。现在又用差役代替雇役，应当详细议论、充分讲求，或许才可以实行。但限定五天就改完，太快了，后来必定会有弊病。”温公不以为然。子厚在太皇太后帘下与温公争辩，甚至说出“将来很难陪您吃剑”这样的话。太后恼怒他言语不恭，把子厚治罪罢职。蔡京担任开封府知府时，用五天期限把京畿各县的雇役法全部改为差役法，到了政事堂向温公报告，温公高兴地说：“假使人人都像待制这样，还担心什么法令不能施行呢？”绍圣初年，子厚入朝任宰相，又主张把雇役改为差役，设置机构讲议，长久不能决定。蔡京兼任提举，向子厚报告说：“不过是把熙宁、元丰的役法拿来施行罢了，还有什么可讲的？”子厚相信了他，雇役法便确定下来。蔡京前后反复观望、变化无常，贤明如温公、暴躁如子厚，都足以被他欺骗，他实在是个小人。温公已经生病，改定役法五日内完成的期限，想迅速推行，所以其中利弊还没有讨论完。议论的人认为，差役、雇役两种办法同时使用才可以实行。雇役法规定，凡家产达到三百千的人，允许充任雇役；又允许借用府中吏员、胥徒来雇用，这样就不会损害衙前役；如果不是雇用有财力、有操守的上等户，而是用来主管官物、护送纲运，就会有侵吞盗窃的忧患。只应革除管理公库、公厨等事务，即使不拿坊场、河渡来酬劳也可以。雇役所招募的都是无赖少年，他们不爱惜自己，这种弊病更是说不尽。所以说，差役、雇役两种办法并行并用，才可以实行。荆公的新法中，农田水利法当时本来就不能长久施行，保甲、保马等制度后来也相继废止，只有青苗法的散发与收敛，直到建炎年间天下大乱时才废除。唉！荆公因为不实行新法而不肯担任宰相，温公因为实行新法而不肯担任枢密副使；神宗罢退温公而任用荆公，两人从此断绝交往。王荆公天性孝顺友爱，俸禄拿回家后，弟弟们总是拿去用光，他从不过问。他的儿子秀长大后，独自掌管家政，就不是这样了。荆公的弟弟们都有文学才华，安礼字和甫，事奉神宗，任右丞，气概豪迈而玩世不恭，在君主面前也不屈服。一天，宰执一同入对，神宗感叹没有人才，左丞蒲宗孟回答说：“人才有一半被司马光用邪说败坏了。”神宗没有说话，只长久地注视蒲宗孟。宗孟十分恐惧，不知如何自处。神宗又说：“难道蒲宗孟竟然不取司马光吗？司马光这个人，其他事情暂且不论，单说他辞去枢密使这一件事，自朕即位以来，只有这样一个人。其他人即使逼迫他们离职，也不会肯。”神宗又泛泛谈论古今人物，宗孟大力称赞扬雄的贤能，神宗变了脸色说：“扬雄写《剧秦美新》，这不好。”神宗很不高兴。宗孟又借奏报书局属官恩赏之事，请求授予官职，神宗说：“所修的书错得厉害，没有恩赏。”宗孟又援引先例，说书局、仪鸾司等机构应当赐帛，神宗以事情细小为由没有回答。安礼进言说：“书修得很差，恐怕仪鸾司的人也不能参与。”神宗因此笑了。退朝后，安礼戏称宗孟说：“扬雄因为您连累了。” 当时苏子瞻被关进御史台狱，小人劝神宗杀掉他，安礼说不可以。安国字平甫，尤其正直而有文才。一天，荆公与吕惠卿讨论新法，平甫在内室吹笛，荆公派人告诉他说：“请学士不要听淫靡之声。”平甫立即回答：“希望相公远离奸佞之人。”吕惠卿对此深深记恨。后来荆公罢相，安国最终被吕惠卿陷害，放归田里，最后贫困而死。[人名缺损]字元泽，性情险恶，凡是荆公所做的不近人情的事情，都是[人名缺损]教他的。吕惠卿等人像奴仆一样侍奉他。荆公设置条例司，起初任用程颢、字伯淳，担任属官。伯淳是贤士。一天正值盛夏，荆公与伯淳谈话，[人名缺损]披散着头发、赤着脚，手里拿着妇女的帽子走出来，问荆公：“你们谈的是什么事？”荆公说：“新法屡次被人阻挠，正在和程君商议。”[人名缺损]伸开双腿蹲坐，大声说：“如果把韩琦、富弼的头斩下悬挂在市集上，新法就能实行了。”荆公急忙说：“孩子，你错了。”伯淳严肃地说：“我们正在同参政商议国家大事，子弟不可以参与，请暂且退下。”[人名缺损]不高兴地离开了。伯淳从此同荆公意见不合。按照祖宗制度，宰相的儿子不能带职任官，神宗特意任命[人名缺损]为从官，但[人名缺损]已经生病，不能上朝了。[人名缺损]去世后，荆公罢去宰相职务，始终哀悼而不能忘怀，写有“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的诗，大概是把他比作孔子。荆公在钟山时，曾恍惚看见[人名缺损]背负铁枷，像重囚一样；于是荆公把所居住的半山园住宅捐作寺院，为他祈求福报。后来荆公患疮，病得很重，曾对侄子说：“赶快把我所说的《日录》烧掉。”侄子欺骗他，用其他书代替《日录》烧掉，荆公这才去世。有人说他后来又有所见闻。

译王荆公任知制诰时，吴夫人为他买了一个妾。荆公见到她，说：“这是什么人？”女子说：“夫人命我来侍奉您左右。”安石说：“你是谁家的？”女子说：“我的丈夫是军中大将，因为押运粮米时船只沉失，家产全部赔光仍然不够，只好卖掉我来偿还。”荆公神色凄然，说：“夫人花了多少钱买你？”女子说：“九十万。”荆公叫来她的丈夫，让他们像从前一样做夫妻，把钱全部赐给他。司马温公被庞颖公征召担任太原府通判时，还没有儿子。庞颖公的夫人把这件事告诉她丈夫，替他买了一个妾，温公完全不理会。夫人怀疑他有所顾忌，一天教那个妾说：“等我出去后，你自己打扮好，到书院里去。”希望温公看她一眼。妾照她的话做了，温公惊讶地说：“夫人出去了，你怎么能到这里来？”立即把她打发走。庞颖公知道后，便向属官们称赞温公的贤德。荆公、温公都不喜欢声色，不爱官职，也不经营财货，这些方面都相同。两人被任命修撰《起居注》时，都推辞了六七次，实在推辞不了才接受。温公被任命为知制诰，因为不擅长写诏令，多次推辞，后来获免，改任待制。荆公的官位逐渐显贵，俸禄拿回家后，任由弟弟们取去用光，从不过问。温公任太原通判时，每月供给的酒和馈赠只用于招待宾客，除此之外便不再领取；晚年居住洛阳，买了园宅，仍然把兄长郎中公列为户主。所以两位公一生相互友善，直到因议论新法意见不合，才开始著书断绝交往。●卷十二　吕晦叔、王介甫同为馆职。当时馆阁中都是知名人士，每当评论古今人物和治乱得失，众人的议论一定以介甫的意见为止，介甫的意见又以晦叔的意见为止。有一天，他们谈论刘向在汉朝末年议论天下之事，反复不止；有人认为他懂得忠义，有人认为他不通晓时势变化，争论还没有定论。介甫来了，众人问他，介甫最后回答说：“刘向只是强行聒噪别人的耳朵。”众人都不满意。晦叔来了，大家又问他，他说：“这是同姓的卿大夫啊！”众人才心服。因此介甫一生对待晦叔十分恭敬，曾写信给晦叔说：“我在京师两年，心中积满了鄙陋吝啬的念头，常常不能自胜。每次拜访长者，便顿然醒悟而返回。所谓有德之人的容貌能使人的邪念消散，这一点在晦叔身上我是体会到了。凭安石这样不肖的人，不能长久跟随在您的左右，以求得内心有所进益而稍稍接近正道。”又说：“师友之间的情义，实在要仰望晦叔。”所以介甫做宰相后，推荐晦叔为御史中丞。晦叔迫于天下人的公议，转而说新法不便，介甫才开始不高兴，认为晦叔有像欢兜、共工那样的奸邪了。王荆公与吕申公一向交情深厚。荆公曾说：“吕十六不做宰相，天下就不会太平。”又说：“晦叔做了宰相，我们这些人就可以谈论做官了。”他看重晦叔到了这种程度。议论按察荐举之事时，他们的意见还相同。荆公推荐申公做御史中丞，是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助力，所以申公起初多次举荐条例司的人担任台官。不久天下人苦于条例司成为百姓的祸害，申公于是说新法不便。荆公恼怒他背叛自己，这才产生了驱逐申公的想法。当初推荐申公为御史中丞时，荆公称他有八元、八凯那样的贤能；不到半年，二人的议论就不同了，荆公又说他有欢兜、共工那样的奸邪。荆公的喜怒变化就是这样。起初荆公也没有理由给申公安罪，恰逢神宗对执政大臣说，吕公著曾经说过：“韩琦请求停止青苗钱，多次被执事大臣阻挠，将要兴起晋阳之甲来清除君主身边的奸恶。”荆公便以这句话作为申公的罪名，授予他侍读学士，出知颍州。宋次道负责起草制辞，荆公让他明确写出这句话，陈相▯叔认为不可以，次道只写道：“奏报失实，援引依据不当。”荆公大怒，亲自改成：“近来大臣上书抗辩，因在便殿应对，竟诬称方镇有除掉奸恶的谋划，朕

译听来十分震惊，实在没有这样的事实。” 申公一向谨慎缜密，实际上并没有说过这句话。有人说，孙觉莘老曾经对皇上说：“如今藩镇大臣这样议论政事，却遭到挫折；如果处在唐朝末年、五代之际，一定会有人兴起晋阳之甲来清除君主身边的奸恶。”皇上已经忘了说话的人，只记得他有一把美丽的胡须，误以为是申公。熙宁四年，申公以提举嵩山崇福宫的身份居住在洛阳，寄居在兴教寺僧舍；他想买住宅，便向康节先生谋划。康节说：“要选择地点吗？”申公说：“不用。”“要选择木材吗？”申公说：“不用。”康节说：“您已经有住宅了。”不久，申公在白师子巷张文节宰相住宅的西边得到一块地，依着地势高低建成园宅，并不十分宏伟壮丽。康节、温公和申公常常往来，申公少言寡语，见到康节时总是从容相处，整天也不过说几句话。有一天，他面对康节长叹说：“百姓已经无法承受这种命运了。”当时荆公掌权，推行新法的人都是新近进用而又险诈浅薄之士，天下骚动不安，这正是申公所叹息的事。康节说：“王介甫是外来之人，您和君实把他引荐到这个地步，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申公说：“这是公著的罪过。”熙宁十年春，申公起任河阳知州，河阳尹贾公昌衡带着温公、程伯淳在福先寺上东院为他饯行，康节因病没有赴宴。第二天，伯淳对康节说：“君实和晦叔在席上不断争论出仕和退处的事，我用诗来劝解他们说：‘两条龙闲卧在洛水清波之间，多少年来悠闲地住在洛城。愿两位公卿能够一同决定出仕或退处，有朝一日同时出仕，为百姓而努力。’”申公镇守河阳一年多后，被召回授任枢密副使。后来以资政殿学士出知定州，又以大学士出知扬州。哲宗即位后，授任左丞，升任门下侍郎，与温公一同在元▯年间任宰相，正如伯淳诗中所说。伯温因经学通达、品行高尚而被授官，在东府拜见申公。申公谈到康节，感慨叹息了很久，对伯温说：“科举功名只是进入仕途的门径，不要把高低放在心上。立身行道，不能不努力。”伯温起身拜谢。申公有三个儿子：希哲、希积、希纯，都拜康节为师，所以伯温与他们交游十分深厚。元▯三年，申公辞去职位，授司空、平章军国事。第二年去世。王介甫与苏子瞻起初并没有嫌隙，吕惠卿嫉妒子瞻才华高，便屡次从中挑拨。神宗想任命子瞻为同修起居注，介甫加以阻挠。又认为子瞻是文士，不懂吏治事务，所以任命他为开封府推官来困住他。子瞻更加直言论事而毫不避讳，拟写廷试策论，进献万言书，议论时政非常危急，介甫因此更加不喜欢子瞻。子瞻被调任外官。御史中丞李定是介甫的门客。李定没有服母丧，子瞻认为他不孝，便厌恶他。李定因此怀恨，弹劾子瞻作诗诽谤讥刺。子瞻自知湖州后被交给御史台审讯，御史想杀他；神宗最终不忍，只贬为散官，安置在黄州。后来移居汝州，经过金陵时，见到介甫，介甫十分高兴。子瞻说：“我想对您说些话。”介甫脸色一变，以为子瞻要辩解以前的事情，子瞻说：“我所要说的是天下大事。”介甫神色安定下来，说：“你姑且说吧。”子瞻说：“大规模用兵和大兴刑狱，是汉、唐灭亡的征兆。祖宗以仁厚治理天下，正是想革除这些事。如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能停止；东南又多次兴起大狱，您难道独自不说一句话来挽救它吗？”介甫举起两根手指给子瞻看，说：“这两件事都是惠卿启发的，我在外面，哪里敢说！” 子瞻说：“确实如此；然而在朝廷就进言，在外任职就不进言，这是侍奉君主的通常礼法。皇上用来对待您的方式并不是通常礼法，您用来侍奉皇上的方式难道可以只遵循通常礼法吗？”介甫严厉地说：“我必须说。”又说：“话从安石嘴里出去，只能进到子瞻耳中。”原

译来介甫曾替惠卿揭发过那封写有“不要让皇上知道”的私信，仍然害怕惠卿，担心子瞻泄露他的话。介甫又对子瞻说：“人必须懂得，即使杀一个无辜的人、做一件不义之事能够得到天下，也不能去做，这才可以。”子瞻戏谑说：“如今的君子啊，哪怕只是减少半年的磨勘，即使杀人也会去做。”介甫笑着没有说话。

译王荆公晚年在钟山书院常常写“福建子”三个字，大概是后悔怨恨吕惠卿：怨恨被惠卿陷害，后悔被惠卿误导。他每次登山都多有恍惚，只是独自说些近乎狂乱的话。田画承君说，荆公曾对他的侄子防说：“我过去喜欢交游，朋友很多，却都因为国事同我断绝往来。如今闲居，又想写信问候他们。”防高兴地把纸笔和几案摆在他面前，荆公几次想下笔写信，却总是长叹一声停下，神情仿佛有所惭愧。荆公病后，和甫拿邸吏的文书给他看，恰好文书报告司马温公被任命为宰相，荆公惆怅地说：“司马十二已经做宰相了。”荆公所说的《日录》，命令防把它收藏起来。荆公病重时，命令防把它烧掉，防用其他书代替了它。后来朝廷采纳蔡卞的请求，下令江宁府到防家取《日录》进呈。蔡卞当时正在修史，害怕获罪，于是假借《日录》删削事实，罗织文辞，捏造奸伪；对上侮辱轻视神宗，对下诬蔑毁谤旧臣，把元▯年间所修的《神宗正史》全部改掉。大概荆公第一次做宰相时，以帝王师自居，神宗待他的礼遇很厚；第二次做宰相时，神宗越来越不高兴，二人的议论多有异同，所以后来《日录》被蔡卞欺骗，神宗便把它隐藏起来。如今世上流传的只有七十多卷，这就是陈莹中所说的“尊崇私家史书来压过宗庙”的情况。伯温私下认为，荆公听说温公入朝任相时说：“司马十二已经做宰相了。”大概二人一向友善，荆公因为推行新法而做宰相，温公因为不愿推行新法而辞去枢密使，二人反复争辩，写了三封信以后才断绝关系。荆公知道温公是长者，并没有继续结怨。到荆公去世时，温公在病假中听说此事，写信给吕申公说：“介甫没有别的毛病，只是固执罢了。赠恤的礼典应当优厚。”温公的盛德真是伟大，无人能够比得上了。范蜀公以侍从身份侍奉仁宗时，首先提出建立皇子之议；侍奉英宗时，又说称濮安懿王为“亲”是不合礼制的，因此声望闻名天下。熙宁初年王荆公开始掌权，蜀公以正直的言论驳斥他，却不能取胜，便上奏请求致仕，说：“陛下有采纳谏言的资质，大臣却提出拒绝谏言的计策；陛下有爱护百姓的本性，大臣却采用残害百姓的方法。”荆公看到奏疏后非常愤怒，拿着奏疏时手都发抖。冯当世为他解围说：“参政何必这样呢？”于是蜀公被罢去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庆负责起草制词，荆公对他的文字不满意，亲自起草制书，极尽丑化诋毁之能事。第二天，蔡延庆借祝贺蜀公的机会，把制词出自荆公之手的实情告诉蜀公，作为解释。蜀公笑着吟诵其中的话说：“外在说我没有任职办事的能力，我姑且承担这句话；内在说我心怀谋利的实情，这倒是作者自己说出了自己的情况。”蜀公上表谢恩，大意说：“虽说是请求退身离去，哪里敢忘记忧虑国事的心。”又说：“希望陛下集合群臣的意见作为耳目，以除去壅蔽的奸邪；任用年高有德之人成为心腹，以保养和平的福祉。”天下人听说后，都认为他壮烈可敬。蜀公退居以后，专门以读书作诗自我娱乐。客人来时，便摆酒尽情欢饮。有人劝蜀公称病闭门不出，蜀公说：“死生祸福，是上天决定的，我又能把上天怎么样呢？”过了很久，他和两个人乘坐肩舆回蜀地，尽情游览江山登临的美景，救济宗族中贫困的人，满一年后才回来。元▯初年，哲宗登基，宣仁太后垂帘同听政，首先下诏特别起用蜀公，诏书说：“西伯善于供养贤者，二位老人前来归附；汉室用谦卑的言辞，四位大臣入朝侍奉。请为我勉强起身出仕，不要畏惧辛劳，天下正盼望您和温公一同入朝了。”蜀公推辞说：“六十三岁时请求离去，是因为按年龄应该退职；七十九岁时又回来，难道能说合乎礼制吗？”最终没有起复。此前神宗下葬时，蜀公在陵墓下会葬，蔡京见到他说：“皇上将要起用您了。”蜀公严肃地说：“我因为议论新法不合而得罪先帝。如今先帝一旦离开天下，难道可以趁机把这件事作为获利的机会吗？”所以蜀公最终没有被元▯二圣一同起用。绍圣初年，章▯、蔡卞想把蜀公也作为元▯党加以斥逐，准备追加贬谪，蔡京说：“我亲耳听到蜀公说过这样的话，他不是党人。”章▯、蔡卞于是作罢。有人问：“司马温公、范蜀公都以清廉有德闻名天下，他们起初都议论新法不便，仿佛出自同一个人的意见；但晚年出仕和退处却不同，这是什么原因？” 伯温说：熙宁初年，温公、蜀公因议论新法而获罪；蜀公致仕，温公不接受枢密副使之职，请求担任宫观官达十五年。元丰末年，神宗去世，哲宗、宣仁太后首先任用温公为宰相。蜀公在熙宁初年已经致仕，按道义不能为了元丰、熙宁年间的政局而重新出仕。这就是两位公卿出仕和退处不同的地方，但他们所遵循的道理是相同的。眉山苏明允先生在嘉祐初年游历京师时，王荆公的声名刚刚大盛，党羽同党倾动一时，欧阳文忠公也很友善地对待他。明允先生是文忠公的门客，文忠公劝他去拜见荆公，荆公也希望同先生交往。先生说：“我已经看清这个人了；这种不近人情的人，很少有不成为天下祸患的。”于是写了一篇《辩奸》，用来揭发荆公。文章说：事情有必然到来的结果，道理有本来如此的规律。只有天下最沉静的人，才能看见细微之处而知道显著的结果。月亮周围出现光环就要刮风，柱脚潮湿就要下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的推移、形势的相互因依，那些疏远而难以察知、变化而不可预测的情况，与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哪一种更难懂呢？可是贤者却有不知道其中缘故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好恶扰乱了他的内心，利害又从外部夺取了他的判断。从前羊叔子见到王衍，说：“误害天下苍生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没有一个能留下了。”从今天看来，其中的道理固然有可以看出的地方。依我看来，王衍的为人，容貌言语固然有可以欺骗世人、窃取名声之处；然而如果他不嫉妒、不贪求，随世俗浮沉，假使晋朝没有惠帝，只有一个中等才智的君主，即使王衍有一百个，也从哪里能够扰乱天下呢？

译卢杞的奸邪固然足以败坏国家，然而他没有学问，也没有文采，容貌不足以打动人，言语不足以迷惑世人；如果不是德宗鄙陋昏暗，又怎么会任用他呢？这样说来，羊叔子、郭汾阳对王衍、卢杞的判断，也可能未必完全正确。如今有这样一种人，口头诵读孔子、老子的言论，亲身实行伯夷、叔齐的操守，招集那些喜好名声的士人和不得志的人，一同编造言论，私下树立名号，认为颜渊、孟轲重新出现了；但内心阴险狠毒，险诈残酷，志趣与常人不同，这就是把王衍、卢杞合成了一个人，其祸害哪里说得尽呢！脸上脏了还不忘记洗，衣服脏了还不忘记浣洗，这是人的真性情。如今却不是这样，穿夷狄的衣服，吃狗猪的食物，披散着头发、面容憔悴，却谈论《诗》《书》，这难道是人的真性情吗？凡是不近人情的事情，很少有不成为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凭借盖世的名声来促成尚未显露的罪恶，即使有希望治理好天下的君主、喜爱贤人的宰相，仍然会举用他，那么他成为天下祸患就是必然无疑的了。这还不只是王衍、卢杞二人的程度。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不会有显赫的战功。假如这个人没有被任用，那么我的话就是过分了，而这个人也只会有怀才不遇的叹息；谁知道祸患竟会到这种地步呢！否则，天下将要遭受他的祸害，而我却得到能预知事变的名声，那就太可悲了！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议论的人大多认为说得不对。即使是王衍、卢杞这两个例子，也有人叹息说：“未免太过分了吧！”十多年后，荆公开始得势并成为奸臣，事情没有一件不如先生所说。熙宁初年荆公授任参知政事那天，御史中丞吕献可竭力揭露他的奸邪，多次指着荆公说：“扰乱天下的，一定是这个人！”又说：“天下本来没有事情，只是庸人扰乱了它。”司马温公起初也认为这些话不对，直到荆公残害百姓、扰乱政事，温公才向皇上极力进言；皇上不听，他便不接受枢密副使之职而离开。后来他又送给荆公三封信，言辞十分恳切，希望荆公或许能够听从。荆公不听，于是两人断绝关系。温公惆怅地说：“吕献可的先见之明，我比不上。”至于明允先生，他认识荆公又比吕献可早十多年。难道温公没有见过《辩奸》吗？只有张文定公为先生撰写墓表时，把这件事完整记载下来。钱朝请名叫景谌，是忠懿王的孙子，嘉祐年间任宫殿直，巡辖西京马递铺。他通过锁厅考试考中进士，拜康节先生为师，和仲父同在科场。仲父安葬时，康节嘱托他撰写墓志。熙宁八年，他与王十三丈诏景猷一同跟随瀛帅张谏议八丈景宪定国，被征辟为属官。张丈因为康节寄给钱丈、王丈的诗看见了他，便寄给康节一首诗说：“桥边处士文章如锦，塞上将军头发如霜。” 钱丈与王荆公交好，后来荆公掌权，二人因对新法的看法不合而断绝交往，钱丈终身任外官。他的家集里有《答兖守赵度支书》，自序写得很详细。信中所说的“彼者”，指的就是荆公，从中足以看出钱丈的贤德。信中说：景谌拜了两拜，致书于督府度支器之八兄阁下。专使到来，承蒙赐信，叙述周详，我既感激又欣慰。又得知府中政事清简，闲居时多有空暇，这很好，很好。我与兄长分别已经八九年了，这期间有悲伤、哀痛、离别和忧患，家中事情层出不穷，患难多而欢意少，完全没有从前的快乐。即使是人事造成的，也是年岁将要衰老，心情不佳罢了。每当遇到美景乐事，或处在众人聚集的场合，反而整日忧伤感慨，凄惨地离去。不知兄长的胸怀又怎样呢？及至承蒙您垂问这八九年间的得失，又问到我拒绝当朝宰相之事，便劝我以远离祸患和耻辱为计。兄长因为听到的传言还没有判定是非，所以在信中提及此事。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做究竟是对是错，只不过衡量自己的力量，实行自己的见解罢了。请允许我为兄长略陈一二。当初我做进士时，他任太常博士，主持别头试，从数百人中选取了我，认为我是懂得道理的人，使我得以参与荐举，送交春官。他又在公卿之间受到推重。后来我到他门下拜访，行师弟子之礼，请他讲授经义、评论文章；如果不是二帝三王的道理，以及孔子、孟子的言论，他就不谈。等到他任提点畿内，我任畿县主簿。那时，前去投奔他的学士大夫络绎不绝；单凭文章和品行被推荐的人，我也已经和他熟识了。后来我调任荥阳、泽县县令，接着遭逢父母丧事，听说他参与执掌大政，天下人无不欢欣鼓舞，认为他一定能够恢复三代的风气，使天下达到太平。那时我从许昌因私事来到京师，便到他的私宅拜见他。正值盛夏，他和僧人智缘一起躺在地上，旁边还袒露着坐着一个与他最亲近的人；他回头看见我，只是脱帽解衣，起初并没有顾及其他礼节。突然问我：“青苗法和助役法怎么样？”我回答：“好处少而害处多，日后一定会成为百姓的祸患。”他又问：“谁是可以任用的人？”我便以“有人居丧期间不与外界交往，但要了解人的艰难尤其不是浅显容易的事”来回答。他很不高兴。我私下认为，大贤治理天下，一定会有出人意料的奇谋远略；但也不敢断定一定不会造成祸乱。回到许昌后，我看见他改变祖宗的法度，专门以搜刮财利、严苛刻薄为施政方针，又一味追求新奇，把这些称为新法。于是天下那些热衷于求取进身之阶的人，纷纷凭借逐利而求进，和前些日子所讲授、所听闻的道理完全不同。又过了二三年，我因调任官职来到京师；当时他已经做了宰相、主持国政，我又去拜见他。他很高兴我来，先让我拜见他的弟弟平甫。平甫本来就是了解我的老朋友，也高兴地说：“宰相想把你安排到馆阁任职，并委以事务。”我开玩笑地和他互相调侃，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只有新书和役法我不懂。”平甫虽然认为我说得太过分，却击节赞叹，认为我说得有道理。等我见到他，他首先说想让我办理峡路的役法文书，又把戎、沪蛮的事务交给我。我以不了解峡路民情为由推辞，并说戎、沪两地用兵关系到朝廷的举措和一路百姓的安危，希望选择熟悉军事、爱护百姓的人来任职。他大怒。当时在座的几十位客人，没有不替我担忧的。退下后到了谒舍，有人称赏激励我，也有人指责我矫饰，诋毁我。我心里本来已经很自得，也不屑于计较世人议论的是非。我常常观察自古以来的情形，发现贪图利益的人多，顾念道义的人少，所以天下的各种事情大多由别人决定，而不在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利益胜过道义。因此君子舍弃那些由别人决定的事情，而去做自己能够决定的事情。所以出仕还是退处、离开还是留下，都是我自己能够掌握的。

译我必定以道义为根本来行事；只要是自己能决定的，就有所不为。为什么要被利益驱使，同时又听任别人摆布呢？如果这样，那么连盗贼的行为也可以去做了。盗贼之所以成为盗贼，是因为利益胜过道义，却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我曾经痛心这种风气在天下流行已经很久，经历千百年竟没有一个人纠正它的弊病、使世人明白这种风俗；因此人们照这样在世上行事，越来越自信而不加怀疑，又何必顾虑别人怎么说呢？上不愧对苍天，下不愧对世人，内不愧对自己的良心，这就是我所得到的。虽然当时我私下庆幸自己没有因此遭祸，认为这是很大的幸运，但又为他见识浅陋、思虑困窘而悲哀；他不知道治理国家、判断治乱兴亡的根本，也不明白治国的体要。自本朝以来，得到君主如此专一信任的人从未有过。正当皇帝聪明圣明、祖宗积累德泽，百年来的仁恩灵泽深入人的骨髓，却还没有人真正享用它的时候，本应当用道德辅佐天子，施行启发培育的教化，以承继历代圣君的美德，享受百年的恩泽，安定养育天下百姓，与天下人共同分享，成就太平的事业，筑成万世不可动摇的根基，把它留给无穷的子孙；他却反而玩弄兵力、滥用刑罚，扰乱天地常理，认为祖宗的法度不足以效法，蒙蔽阻塞君主的聪明，离散天下人之心，为祸乱奠定基础，这正是忠臣义士尤其痛惜的地方。后来我任职于繁、邓二州时，他更加掌握政权、专断办事，而一代相传的成法几乎没有一两项保存下来。百姓忧愁困苦，郡县官吏也惴惴不安、忧惧害怕，担心因获罪被罢黜的，不只是法制被改变而已。至于教育人的方法、治理人的手段、经义和文章，他自称另成一家之学；官员临政，也都抛弃旧有传统而崇尚新奇，天下于是纷纷随风而变。有人穿凿附会地解释《六经》，把它引入虚无之说，牵强附会地拼合臆测，写成《字解》，称为时学；而《春秋》所体现的以一王之法统摄天下的道理，却独独被废弃不用。又把荒唐诞妄、尊异说而非古法、赞今事而贬往昔、毫无纲纪的文章称为时文。把趋炎附势、追逐利益、残害百姓而不知羞耻的人称为时官。驱使天下人学习时学，以时文求取时官的赏识。我既然已经列入仕籍，而所学习的是圣贤的事业，专门以《春秋》为主，都是大中至正、三纲五常的道理。我所写的文章，学习《六经》而作，必定以道德性命为根本，最终归于仁义；施行在任官方面，则是忠厚爱人、兼善天下的道理。自己看来，我与时俗不合，而学习时学又学不会，正惶惶不安，不知如何容身；恰好老朋友张谏议正国征召我担任高阳帅府幕职，到任已经一年多了。幸好主人仁厚沉静，边境没有事情，我得以从容游心于文史之间。刚到那里又生了一个儿子，如今已经三岁；一个女儿早已嫁给有声望的人家，而我自身完全没有什么拖累。然而我有一个贫困衰老的兄长，另有一个弟弟早逝，留下的孤儿年幼，婚嫁之事还没有办完。等到主人罢去任所，我就应当谋求守门击柝一类的职事，以便在贫困中藏身，躲避当权者的怒气。今年春天，邵尧夫先生也写信招我到洛中游览，并且有诗说：“年光白白流逝了，人事越来越萧条。”只等贫困而年老的人生活大致能够自足，年幼而孤独的人有了应得的分配和归宿，我也就西归洛中，守护先人的坟墓，在有洛水的郊外徜徉，我的愿望就满足了。我的兄长一向厚爱我，知道我的这个志向，所以我把心中的话全部告诉他。看完后请撕掉，不要给别人看，以免加速我的祸患。听说兄长也在经营明水的居所，不知什么时候决定回去？因此写信问及。我们相隔很远，尚无相会的日期，只愿兄长更加厚待百姓，其他也没有什么值得祈祷的了。

译●卷十三：刘仲通仰慕司马温公、吕献可的贤能。那时温公想为献可撰写墓志，仲通主动请求书写碑石。温公的文章写成后，直截了当地书写王介甫的罪过，毫不隐瞒，仲通这才产生了畏惧之意。他的儿子安世，字器之，出入温公门下，代替父亲书写碑文，从此更加知名。到温公在元祐年间入朝为相时，推荐器之担任馆职，并对他说：“您知道我为什么推荐您吗？”器之说：“大概是因为我跟随您交游已久。”温公说：“不是。我闲居时，您不时前来问候，从未间断；我任政府官职后，您却独独没有来信，这正是我推荐您的原因。”温公去世后，器之的官职逐渐显赫，他对温公学说的研习也更加笃定，所以在台谏任职时，以忠诚正直、敢于进言闻名当时。绍圣初年，党祸兴起，器之尤其被章惇、蔡卞所忌恨，被远远贬谪到岭外。盛夏时节，他奉养老母同行，路人都怜悯他，但器之并不屈服。到达一个州郡时，听说有使者从京师来，人们都替器之担心。郡守派门客来劝器之料理后事，门客哭泣着说明来意。器之神色不变，留下门客吃饭，仍然淡淡微笑，神态自若。他当着门客的面拿笔写了几张纸，慢慢叫来负责家务的仆人，从容地对门客说：“听说朝廷赐我死，我就死；依照这几张纸办事。” 他笑着对门客说：“死并不难。”门客从他的仆人那里取来所写的纸张阅读，原来纸上把他自己的家事，以及与他一同被贬、可能获死刑者的家事，都安排得十分周详，门客惊叹不已，认为无人能及。器之留了几天，使者进入海岛，杖杀了内臣陈衍；原来章惇、蔡卞本来就是命令使者绕道前往各州，逼迫各地流放者自尽。一天，器之在山中行走，扶着母亲乘坐的篮舆，在树下休息。有一条大蛇缓缓游来，所过之处草木都倒伏了，挑夫惊慌逃走，器之却一动不动。大蛇像是朝他而来，过了很久才离去。村民向器之罗列跪拜，说：“官人真是异人。蛇是我们山中的神灵，见到官人高兴，特来迎接。官人远行一路平安吗？”建中靖国初年，因为上皇登极，遇到赦恩得以归还，居住在南京。不久又出任官员，跟随官帅镇守定武。蔡京掌权后，他再次被罢职，最后死去。唉，温公门下的士人很多，像器之这样操守凛然，面对死生祸福也不改变，才是真正的元祐人。器之一生喜爱读《孟子》，所以他刚强浩大、不肯屈曲的气概很像《孟子》中的精神。熙宁年间，有人上书说：秦州有一万多顷闲置田地，如果把它分给百姓耕种，每年可以获得三万石粮食；还可以根据所征赋税的人户编成弓箭手。沿边地区有积年不用的滞钞，可以用它转运蜀地货物，再到边州出售；又可在古渭砦设置市易务。这样便可以开拓河湟，收复故土，截断匈奴的右臂。宰相竭力推行这项建议，知秦州事李师中极力陈说不可，于是命开封府推官王尧臣和内侍押班李若愚查核实际情况。王尧臣回来奏报说：“臣查核所谓闲田，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而且兴办货物贸易、把物资积聚在边境上，实际上会启发戎人的野心，开启边境的嫌隙，造成后患极大，臣私下认为不可。”听到这番话的人都认为他的言论很难得。王尧臣后来成为贤能的从官。他的墓志中记载的就是这些。伯温说：上书的人是王韶；竭力推行此议的宰相是王介甫；知秦州李师中，是郓州名臣李诚之待制。王介甫主张王韶的意见，发动熙河战事，天下士人没有敢说不可的，唯独王公能够进言反对，真是难得啊！熙宁年间，朝廷中流传着“生老病死苦”的说法：当时王荆公更改新法，每天都在制造事端；曾鲁公年老，只在其中模棱两可、随势应付；富公、韩公称病不出；唐参政与荆公争论，受到审问，想据理力争却不能胜，背上毒疮发作而死；赵清献只是不断声称苦恼。当时范忠宣公任侍御史，把他们都弹劾了。他弹劾荆公的奏章说：“他的志向在于追求眼前的功效，忘记了自己过去的学问。”弹劾富公的奏章说：“谋求自身安危超过了谋划国家大事。”弹劾曾公、赵公的奏章说：“对可不可之间犹豫不决。”忠宣常说：“把王介甫比作王莽、董卓已经过分了；只是他急于求取功利，于是忘记了平素的操守。”荆公还想任用忠宣为同修起居注，忠宣不肯接受，出任陕西漕，又调任成都漕。荆公不高兴，最终借故罢免了他。元丰初年，蔡确排挤吴充，使他罢去宰相之职，又指王珪为吴充的党羽，想把他一并赶走。王珪害怕蔡确，便引荐他担任执政。当时王珪独自任宰相已经很久，神宗对他感到厌倦和轻视，王珪却没有察觉。蔡确机警，觉察到了这一点，一天秘密问王珪：“最近皇上对您的态度是厚还是薄？”王珪说：“没有什么变化。”蔡确说：“皇上已经厌弃您了！”王珪说：“那怎么办？”蔡确说：“皇上很久以来就想收复灵武，只是忧虑没有人承担责任。您若能承担这个责任，宰相之位就可以保住。”王珪高兴地向他道谢。正好江东漕张琬有违法之事，皇帝想派官员查办，王珪把皇帝的意思告诉了都检正俞充。俞充和张琬交好，便写信告诉张琬。张琬上奏章为自己辩解，皇帝问王珪：“张琬的事情我只告诉了你，张琬是从哪里知道的？”王珪因为泄露了皇帝的话，退朝后十分忧虑，召来俞充询问，俞充如实回答。王珪说：“我和您都要获罪了。不过有一个办法，可以授予您环庆帅职，赶快上奏收取灵武的章疏，皇上高兴了，罪过就可以免除。”于是任命俞充为待制、环庆帅，俞充果然提出了收取灵武的奏议。不久，俞充突然去世，由高遵裕代替他。诏令让高遵裕节制五路大军，发动灵武战役。泾原副帅刘昌祚率大部队先到灵武城下，因为高遵裕还没有到，不敢进军。王珪所辖河东的李宪军队没有到，王珪所辖延路的副帅种谔独自请求退兵。高遵裕到达后，夏人集结大军，决开黄河水来灌淹宋军；因冻饿、沉溺而没有交战便死去的有十多万人。高遵裕狼狈逃走，敌军追赶袭击他。种谔拥兵不去救援，以此印证了自己的说法。推究这场战争的祸端，是王珪为了逃避泄露皇帝言语的罪责而造成的。绍圣初年，又说王珪在拥立哲宗的问题上有异议，认为他对君主不忠，追贬其官；这其实并不是他的罪过，而灵武之祸才是他的罪过。蔡确的罪过尤其大，被贬到新州而死，也是有原因的。蔡确审理相州案件时，被拘系的朝廷官员，蔡确命令狱卒和他们同住一室、同席而睡，饮食和便溺也都在同一间屋里；又在他们面前放置一个大盆，凡是送来的羹、饭、饼、饵，全都投入盆中，用勺子搅拌，再像喂犬猪一样分给他们吃，置之不问。因此被拘系的人幸而得到审问，便没有罪也不肯承认。蔡确专门靠制造狱案而做到宰相，据说就是这样。

译章惇是郇公的远房宗族。他考中进士后，在京师寄居于郇公的宅第。他私下奸污了族父的妾，被人发现后翻墙逃出，误踩了街上的一位老妇，因而被老妇告发。当时包公任开封府知府，没有再深究，只让他赎铜了事。章惇后来考中及第，名次在五六人之间，大为不满意，便讥讽责骂考试官。有人请求看他的敕文，他把敕文扔在地上给人看，士人舆论都恼怒他的不恭。熙宁初年，他参加馆职考试，御史说他品行不端，便罢免了他。等到王介甫掌权，张郇、李承之推荐章惇，说他可以任用。王介甫说：“听说章惇品行很差。”李承之说：“我所推荐的是他的才干，只是说他的才干适合当今任用罢了，平素的品行有什么妨碍呢！您试着召见他谈谈，自然会喜欢他。”王介甫召见章惇，章惇一向善于辩说，又很会迎合，王介甫大为高兴，只恨得到他太晚。提拔任用几年后，章惇做到两制、三司使。右司马温公曾这样记载章惇。伯温撰写《章惇传》，在《辩诬》中记载得很详细。杨元素任中丞时，和刘挚说助役法有十项危害。王荆公让张琥写出十条诘难来责问他们，张琥推辞不肯写。曾布说：“请让我来写。”于是责问二人究竟有什么立场、好恶之情。杨元素惶恐地请求说：“臣愚昧，不知道助役法的好处竟然如此之大，应当接受妄言之罪。”刘挚激昂地说：“做人臣的，怎么可以被权势压服，使君主不知道实际的利害呢？”随即重新逐条回答曾布所提出的诘难，以申明原来的意见，并且说：“臣所趋向的是陛下，所背离的是权臣；所喜爱的是忠直，所厌恶的是邪奸。臣如今获罪而被贬逐，本来就是自己的命分；但助役法最终会成为天下的祸害，希望陛下不要忘记臣的话。”于是杨元素出任郑州知州，刘挚被责罚为监临。张琥也因此违逆了荆公的心意，因事获罪，丢掉了修注官职。吕惠卿因父亲去世服丧离职，王荆公不知道可以把心腹托付给谁、与谁商议政事。曾布当时任著作佐郎，负责编修敕令，机巧狡黠，善于迎合荆公的心意，荆公很喜欢他。几天之内，曾布接连被任命为中允、馆职，又判司农寺。告谢之日，他怀抱着五六道敕书。曾布任部检正时，按照旧例，事情只要禀告荆公就可以办理。当时冯当世、王禹玉一同任参政，有人说：“应当再禀告这两位公。”曾布说：“丞相已经决定了，何必问他们？只等敕令发出，让他们署字罢了。”所以唐调在答复两府、弹劾荆公时说：“吕惠卿、曾布，是安石的心腹；王珪、元绛，是安石的仆隶。”又说：“王珪侍奉安石，尚且害怕做得不够周到。” 吐蕃在唐朝最为强盛，到本朝才开始衰落。如今河州、奉州、邈川、青唐、洮州、岷州，以及阶州、利州、文州、政州、绵州、威州、茂州、黎州、移州的夷人，都是吐蕃遗留下来的族种。只有唃厮啰一族最为强盛，即使西夏也畏惧它；朝廷封其首领为西平王，把它作为藩屏。陕西各州县特意设置驿站，称为唃家位，每年进贡奉献从未中断。熙河尚未开拓以前，关中的士人多谈论征伐唃厮啰的利害；即使贤明如张横渠先生，年轻时也曾想结交宾客，谋求攻取它。范文正公镇守延安时，招纳他安置在府中，让他学习制科，直到考中进士，他的志愿才停止。仁宗皇帝在位时，韩琦、富弼二公任宰相，凡是主张开拓边境的人，他们都不采纳。熙宁初年，王荆公执政，才有了开拓边境的议论。王韶罢任新安县主簿后，游历边地，获得了攻取唃厮啰的主张，于是上奏提出开拓熙河的策略。荆公认为这是奇谋，于是发动了熙河战役。只有岷州白石大潭、秦州所属县有赋税，其余地方连一斗粮、一尺布也没有，只能依靠陕西州县和朝廷府库供给。因此自从开拓熙河以来，陕西百姓日益困苦，朝廷财用也更加耗损。当初，唃厮啰把几个儿子分别安置在熙河、洮州、岷州一带；唃厮啰死后，几个儿子都衰弱了，所以王韶能够攻取这些地方。▯角厮▯的诸子中，只有董嬗在湟鄯时势力最盛。韶的势力只能取得河州；韶暂时入朝，鬼章已经发兵进攻河州，于是发生了踏白之败，景思立也死于此战。绍圣初年，章▯任宰相，曾布任枢密，董嬗已经自行立国，却被强臣阿里骨篡夺，国人都畏惧阿里骨。阿里骨死后，他的儿子瞎征即位，国人思念旧主，不肯朝见瞎征。瞎征懦弱，想出家为僧，国人又想杀他，于是瞎征请求献纳土地、归附朝廷。当时工厚任熙河帅，童贯刚开始掌管边事，就接受了他的归附，把他送到朝廷，授予官爵，派他居住在熙州。建中靖国初年，韩忠彦任宰相，安焘任枢密，于是放弃皇阝鄯，寻找▯角氏的后裔来扶立。韩忠彦罢相、蔡京任宰相后，又恢复皇阝鄯，责备安焘、熙河帅姚师雄以及所有主张放弃此地的人，边事于是重新兴起。唉，朝廷接受小国叛臣献纳的土地，却不能依法治他的罪，反而授予他官爵，按理说是不合适的。靖康初年，有言官请求寻找青唐族人，把皇阝鄯的土地赐给他们；朝廷下令熙河帅议定后上报，却没有人敢承担这个责任，于是作罢。到了大金攻陷陕西六路、军队进入熙河时，便寻找皇阝鄯的旧族，把全部土地都给了他们。唉，他们是夷狄，却能这样懂得奉行正道，难道这就是他们轻视中国的原因吗！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去世，遗诏送到洛阳。前宰相韩康公任留守，程宗丞伯淳从御史任上出任汝州酒官，恰好因公文来到洛阳，便在府第中举行哀悼仪式。仪式结束后，他对韩康公和程宗师兵部说：“我因为上书说新法不便，触犯了大臣，同僚都被贬官，只有我被授为监司。我不敢接受，便推辞了。想到先帝知遇我的恩德，始终没有办法报答。”说着便哭了。兵部问：“今天朝廷的事情怎么样？”宗丞说：“司马君实、吕晦叔已经任宰相了。”兵部问：“如果二位果真任宰相，应当怎么办？”宗丞说：“应当同元丰年间的大臣一起任用；如果先分立党派，将来就可忧虑了。”兵部问：“忧虑什么？”宗丞说：“元丰年间的大臣都是贪图利益的人，如果能让他们自行改变那些已经严重危害百姓的法令，那就好了；否则，士大夫的祸患还不会停止。君实忠诚正直，很难同他商议；晦叔通晓政事，只恐怕力量不足罢了。”不久，二人果然一同任宰相，召见宗丞，但他还没有出发，就因病去世了。温公、申公也相继去世。吕汲公微仲、范忠宣公尧夫一同任宰相。忠宣的看法与宗丞相同，所以蔡确被贬到新州时，忠宣独自认为不可以，又对汲公说：“您如果重新开辟这条道路，我们这些人将来也难免遭祸了。”

译忠宣最终还是被罢免离职了。唉！宗丞受到温公、申公的器重，假如没有早死，名望和地位必定会同忠宣相等；如果二人互相调护，在朝廷上协调共济，那么元祐党争的沉沦就没有由头发生了。宗丞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了。当年他同韩兵部谈论这件事时，范醇夫、朱公▯、杜孝锡、伯温都在场听见。如今过了四十年，他的话更加得到验证，所以我特意把它记载下来公之于世。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同群臣共同处理政事，众多贤臣都汇集在朝廷，专门以忠厚、不扰民为治国原则，和睦对待戎人、停止武事，爱护百姓、重视粮食，差不多恢复了嘉祐年间的风气。然而，即使贤者也免不了按类别相互依附，所以当时有洛党、川党、朔党之说。洛党以程正叔侍讲为首领，朱光庭、贾易等人为羽翼；川党以苏子瞻为首领，吕陶等人为羽翼；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领，羽翼尤其众多。各党不过是相互攻击罢了。正叔多采用古代礼制，子瞻认为那不近人情，像王介甫一样，对他深为厌恶，有时还加以顶撞侮辱。因此朱光庭、贾易心中不平，都以诽谤侮辱的罪名诬陷子瞻，执政大臣把双方都调停了。当时元丰年间的大臣已经被退置在闲散职位上，他们都怨恨入骨，暗中窥伺机会，而这些贤臣却没有觉察，自己划分党派，互相诋毁。到了绍圣初年，章▯任宰相，把他们都看作元祐党人，全部流放到岭海以外，实在可悲。吕微仲是秦地人，性情刚直而没有党派；范醇夫是蜀地人，师法温公而不结党，也免不了被流放驱逐而死，更加可悲。熙宁年间，听说梁丞相适去世，光献太后下诏在相国寺设斋饭僧，为他超荐。神宗问：“难道是因为梁适是仁宗旧日的宰相吗？”太后说：“如果没有梁适，就没有今天的我。”皇帝问其中缘故，太后说：“我当初被册立为皇后时，仁宗有一天对宰辅说：‘我住在宫中，前后左右都是皇后的党羽。’宰相陈执中请求把我交给外廷处置，梁适进言说：‘民间的人，今天休掉一个妻子，明天又休掉一个妻子，尚且被认为不可以，何况天子呢？陈执中的话不对！’仁宗默然不语，过了很久才说：‘梁适的话是忠言。’”唉，正因为仁宗圣明、梁公贤能，我光献太后才成为宋朝的任姒吧！李承之任待制，是一位奇异之士，也是苏子瞻所说的“李六丈人豪杰”。他还是童子时，曾把父亲李纬的功劳上报朝廷，长久没有得到答复，便亲自到漏舍把文状交给丞相韩魏公。韩魏公说：“你如果果真读书，自然应当取得科举功名，不必这样纷纷请求论功行赏。”承之说：“先人的功劳和罪过尚未辨明，我深怕先死于沟壑，无法到地下去见先人，所以忍痛亲自说明。如果只是想求得官职，只要稍微识字，考中第二人本来就不难。”魏公曾与王尧臣一同以第二人登科，承之所以这样说；魏公听到这话，惊讶地变了脸色。有人说魏公的德行和器量使一世人都佩服，唯独对承之始终不能释怀。承之考中进士后，官职逐渐显贵，更加以正直著称。唐介任参政、担任台官时，曾进言文潞公献灯笼锦给张贵妃一事，皇帝非常愤怒，把唐介贬到春州。承之作诗送他，诗中有“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并游英俊颜何厚，已死英雄骨尚寒”几句。后来唐介因文潞公推荐，在朝廷任官，却什么也没有说。承之因此向唐介索回当初送的诗，唐介无法答复，便取诗还给他说：“我本来就不用押韵不合的诗。”因为“山”和“寒”两个字的韵不同，所以这样说。由此可见承之刚强正直。承之在仁宗朝任州县官时，因府中吏员报告包拯被任命为参政，有人说：“朝廷这下要多事了。”承之严肃地说：“包公没有能力做成什么事。如今任鄞县知县的王安石，眼白很多，很像王敦。将来扰乱天下的，就是这个人。”后来荆公任神宗的宰相，以“天命不足畏、神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行事原则，承之严厉斥责他。到吕献可中丞去世时，承之作诗哭吊，有“奸进贤须退，忠臣死国忧：吾生竟何益，愿卜九泉游”几句。荆公一党的吕惠卿更加怨恨他，只是还没有找到机会发作。恰逢承之上奏章自我陈述，神宗把奏章留在宫中，惠卿坚决请求取阅。惠卿于是删节文章意思，拿“天生微臣，实为陛下”等话激怒皇帝，于是承之被指责为愚弄君主，终身没有得到重用。唉，像承之这样的士人，难道就是孔子所说的刚者吗？朱寿昌年轻时不知道母亲在哪里，便辞去官职，走遍天下寻找她，还刺血书写佛经，志意十分苦切。熙宁初年，他在同州见到母亲，迎接她回来，朝廷士大夫多作诗赞美他。苏内翰子瞻的诗说：“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 王荆公推荐李定担任台官。李定曾经没有为母亲服丧，台谏官、给事中和中书舍人都指责他不孝，认为不能任用。内翰因朱寿昌的事作诗贬斥李定，所以说“此事今无古或闻”。后来李定任御史中丞，上言说内翰经常作诗讥刺皇帝。内翰从湖州奉诏到御史狱，小人一定想杀害他。张文定、范文忠二公上疏营救，没有得到答复，天下人都知道他免不了一死。内翰在狱中作诗寄给黄门公子由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断因。”有人把诗拿给皇帝看，皇帝看后悲凄不已，最终赦免了他，并以团练副使的身份安置在黄州。元丰七年甲子六月二十六日，洛阳下大雨，伊水、洛水上涨，冲毁天津桥，水浪与上阳宫的宫墙一样高。夜间，西南城墙被冲破，伊水、洛水南北相连，合成一片，水深一丈多，公卿、士人、平民的宅第、房屋都被冲坏；只有伊水东渠有堆积的柴薪堵住水口，所以水没有流入府第。韩丞相康公任洛阳尹，安抚巡察并赈济借贷，没有发生盗贼之警，百姓才稍稍安定。两天后，有几个恶少大声说水还会再次到来，众人都号哭。康公命人把他们捉来，判决流配，于是事情平定。这件事上报了朝廷。又在水南修筑新城和新堤，加高修筑南罗城。第二年夏天，洛水再次上涨，涨到新城堤下，但不能进入城中。洛阳人因此感念康公，认为康公任洛阳尹时有特殊的政绩。这只是他政绩中较大的一件。

译●卷十四 元丰末年，修治神宗山陵。韩康公任洛阳尹，凡是上供的物品都预先准备好，即使宦官也不敢任意索取。原来韩公的儿子宗师同洛阳的贤士大夫交游，听到什么事情一定告诉父亲，由父亲施行。又有朱光庭▯、杜纯孝锡二人任府官，韩公推荐他们担任山陵司属。这两人忠诚守信有余，提出了许多意见，山陵工程完成后，百姓也受到他们的恩惠。韩公因功拜为使相，判大名府；他离开后，百姓更加思念他。此前，神宗的灵驾行至永安，韩公到郊外迎接。朱太妃在后面护送灵驾，韩公也去迎接她。太妃回到宫中，偶然对宣仁太后说起此事，宣仁太后发怒说：“韩某是先朝老臣，你怎么能接受他行望尘礼？”太妃哭泣谢罪。韩公的声望就是这样崇重。韩持国任资政大夫、颍昌府知府时，时彦以状元及第，任签判。时彦初次拜见持国，通报的人称他为“状元”，持国发怒说：“状元难道不是官吗？”从此便称时彦为“签判”，时彦终身对此怀恨。马涓字巨济也以状元及第，任秦州签判。起初有人称他“状元”，吕晋伯任帅时对他说：“所谓状元，是说考中进士但还没有授官。既然已经任判官，就不能再称‘状元’了。”巨济惭愧道谢。晋伯又对巨济说：“科举之学既然没有实际用处，修身为己的学问，你要努力学习。”当时谢良佐字显道任州学教授，显道学习伊川程氏之学。晋伯常常让车马稍停，同巨济去拜访他；显道便讲解《论语》，晋伯整理衣襟、神情严肃地听，说：“圣人的言行就在其中，我不敢不肃敬。”他又多次把公事文书交给巨济详细复核，并且说：“修身为己的学问不能放在后面；至于处理政务、治理百姓，难道可以不知道吗？”巨济自认为得到了老师，后来入朝任台官，很有声望，常说：“这是吕公多年来教导我的恩德。”他远比时彦贤明。元祐初年，哲宗年幼，起用文潞公任平章军国重事，召程颐字正叔任崇政殿说书。正叔以老师自居，每次侍奉皇帝讲学，神色都十分庄重，接着又用委婉的话规劝皇帝，皇帝很敬畏他。潞公面对皇帝时恭敬至极。进士唱名时，他整天侍立在旁，皇帝多次说：“太师稍微休息一下吧。”潞公叩头致谢，却仍站着不离开，当时他已经九十岁了。有人对正叔说：“您对皇帝倨傲，却看起来比潞公恭敬，议论的人认为您的态度还不够恰当。”正叔说：“潞公是三朝大臣，侍奉幼主，不得不恭敬。我以平民身份做皇上的师傅，怎敢不自重？这就是我与潞公不同的地方。”有见识的人都信服他的话。元祐三年，范忠宣公任尚书右仆射。有个叫吴处厚的人，拿蔡确《题安州车盖亭诗》来，皇帝认为诗中有诽谤侮辱之意。宣仁太后得到诗后，发怒说：“蔡确把我比作武后，应当重重贬谪。”吕汲公任左丞，不敢进言。忠宣请求减轻蔡确的罪责，没有被采纳。起初商议把蔡确贬到新州，忠宣对汲公说：“这条道路已经荆棘丛生七八十年了，我们这些人如果把它重新开通，恐怕自己也不能免祸。”汲公又不敢进言，忠宣于是请求罢去政务，以观文殿大学士身份任颍昌府知府。刘挚被罢后，哲宗和宣仁太后又起用忠宣任右相。宣仁太后卧病，宰辅入宫问候，太后留下忠宣说：“你的父亲仲淹可以说是忠臣。他在章献太后朝劝太后尽到母亲的职责，在仁宗朝劝皇帝尽到儿子的职责，你应当像他一样。”唉，宣仁太后对忠宣的期望，是群臣都比不上的。哲宗亲政后，吕汲公想把殿中侍御史杨畏升任谏议大夫，忠宣说：“天子的谏官应当任用正直的人，杨畏不能任用。”汲公正打算约请杨畏作为助力，便对忠宣说：“难道是因为杨畏曾经说过您的坏话吗？”忠宣说：“我不知道。” 原来皇帝当初召用忠宣时，杨畏曾经进言，但皇帝没有采纳，所以忠宣并不知道。忠宣于是请求罢去政务，皇帝没有同意。后来杨畏首先背叛汲公，凡是能够陷害汲公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做。又有李清臣首先提出绍述之议，给正直之士带来许多祸害。一天，哲宗震怒，对门下侍郎苏辙说：“你怎么能把秦始皇、汉武帝拿来同先帝相比？”苏门下走下殿来等待治罪。吕汲公等人不敢抬头仰视，忠宣从容说道：“史书称汉武帝有雄才大略，是汉代七位有作为的君主之一，大概是近世贤明的君主。苏辙果真拿他来比先帝，并不是诽谤。陛下刚开始亲政，进退大臣不应当像呵斥奴仆一样。”哲宗的怒气稍稍平息。退朝后，苏门下举笏向忠宣道谢说：“您真是佛地位中的人。”苏公与忠宣一同执政，忠宣平时少言寡语，苏公以前似乎对他有所疑虑，到这时才知道他的贤能。忠宣多次请求罢政，出任陈州知州。章▯掌权后，元祐党祸兴起，唯独忠宣没有被牵连。到吕汲公被贬往南方时，忠宣斋戒后上书营救汲公，章▯大怒，也把他贬为节度副使，安置在永州。忠宣高兴地前往，每当他的儿子们怨恨章▯时，他一定发怒制止他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他乘船前往贬所时，船翻了，众人扶他出来，他的衣服全湿了。他回头对几个儿子说：“这难道是章▯做的吗？”到了永州，忠宣的几个儿子听说韩维少师被贬到均州，他的儿子告诉章▯，说少师任执政时同司马公多有意见不合，因此可以免于前往；他们想以忠宣同司马公在役法上的意见不同为理由，请求让忠宣回去，便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忠宣说：“我因君实的推荐才做到宰相，同朝议论政事，意见不合是可以的；你们若把今天的话当作理由，那是不可以的。有愧地活着，不如无愧地死去。”几个儿子于是停止了请求。元符末年，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初年，钦圣皇太后同皇帝听政。忠宣公先从永州以光禄卿身份分司南京，居住邓州，大概是两位太后想要起用他了。朝廷派中使到永州赐茶和药，暗中传谕说：“皇帝和太皇太后非常知道相公在先朝议论政事时忠直，如今空出职位等待相公，不知您的眼疾怎么样？用什么人医治？只是因为身边有不合适的人从中阻隔相公。”忠宣叩头谢恩。中使又说：“太后问相公：皇帝即位后，办事如何？天下人有什么议论？”忠宣说：“老臣和远方的人，只知道为圣德欢欣鼓舞。”

译中使又说：“天下若有不便的事情，只管上奏。”忠宣说：“怎敢不奉诏。”中使又说：“还要去邓州吗？”忠宣说：“已经出乎意料，像回到故乡一样。”中使又说：“离开宫阙那天，两位太后再三说：太后在宫中、皇帝在藩邸时，就非常知道相公是正直之臣。”忠宣感动得不停哭泣。不久，他晋升为右正议大夫，提举嵩山崇福宫，后来又任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朝廷召他入宫供职，但他病了。诏书中有“难道只是尊崇德行、敬重年长，以彰显宠爱优待，希望能够每天听到正直的议论和美善的谋略，接受忠诚的劝告”这样的话。忠宣捧着诏书哭着说：“皇上果然要任用我了。我的双眼已经完全失明，风瘅病也没有痊愈，恩德深重而寿命将尽，死后仍有余罪。”将要到达京城附近时，皇帝又派中使赐给他银合、茶和药，催促他入朝觐见，并再次传达皇帝想见他的意思。忠宣说：“老臣昏聩健忘，不能勉强前往。”中使说：“朝廷会以优礼相待。”忠宣说：“老臣命薄，只是徒然蒙受圣上的眷顾。”皇帝又派中使赐银、绢各五百，以接续他旅途中的费用；又派国医为他诊治，所需的一切都由内府供给，一文钱也不许从公家取用，等他的病痊愈后才可以回去。忠宣请求回颍昌养病，皇帝不得已，只好答应了。每次见到辅臣来问候病情，他就说：“能和范某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皇上知道公无法起身，才任命他为宰相。公的病稍有好转，便让医生守在门外，不许接受私人酬谢；又把天宁节所得的冠帔请求改换服色。皇上批示说：“冠帔可以留给你的亲属，医生的服色依照你的请求办理。你忠诚的言论和美好的谋略，应当时时上奏，以符合朕眷顾礼待老臣、求取治道的心意。”公上表致谢，又请求告老还乡，诏令不准。等到诏书送到时，公已经去世了。皇上和太皇太后听说后，震惊悲痛，流下眼泪。此前，公病势危急时，神志清醒而不紊乱，几个儿子侍读在旁，他口述遗表，共有八件事，命门生李之仪依次记录。其中一事说：“如果宣仁的谤议还没有得到澄清，以致保佑之功和忧勤之德没有得到彰显，那都是权臣只顾满足自己的私愤，并不是泰陵真正认为理所当然的。”这大概是忠宣在思考如何报答宣仁后的托付。几个儿子认为他所说的都是朝廷大事，而且还要防备后患，便把公口述的遗表抄写一份，盖用颍昌府印，寄存在军资库。公将要下葬时，李之仪撰写行状，并论述他一生立身朝廷、修养操守的大节。蔡京掌权后，小人附会进言，说公的儿子正平等人伪造了中使到永州传达的圣语，把它当作遗表，其实并非公的意思。正平和李之仪都被交给御史台审狱，遭受极其痛苦的捶打。正平、李之仪想要被迫诬认服罪，那个传达圣旨的中使却始终不服，说：“按照旧制，凡是传达圣语，都要在御前领取底本，请取御宝；出宫后，还要在内东门登记，派遣使者接受圣语。”他们拘捕了这个中使，从他家中找到永州传达圣语的底本，上面确有御宝印记，和他说的一样。又查验内东门接受圣语的登记簿，也相同。再下令颍昌府取来正平缴纳的遗表，八件事全都属实，于是案件得以了结。正平仍被羁管在象州，李之仪被羁管在太平州。正平家中死在岭外的有十多人，只有正平遇到赦免得以回归；他不再出仕，终身只是选人。蔡京在绍圣初年任户部尚书，想要结交外戚向氏，因此上奏请求扩建向氏的坟寺。事情交给开封府办理时，正平任开封府县尉，前往查勘那片土地，说：“向氏寺院的地步已经足够，不能夺占百姓的田地。”开封府把这番话上报，哲宗发怒，蔡京以铜二十斤赎罪。蔡京因此怨恨正平，所以想诬陷并杀害他。唉！假使忠宣没有生病，能够在上皇即位初年辅佐上皇，天下怎么还会有今天这样的祸患？公病重以后不能上朝，上皇才任命曾布和蔡京为宰相。嘉祐年间，李参从荆南节度使任上被召回任三司使，参政孙▯认为李参是刻剥百姓、聚敛钱财的人才，不可任用，于是改任群牧使。这说明祖宗朝不用聚敛财利之人，到了仁宗朝，大臣们所遵奉崇尚的仍然如此。元丰初年，薛向由三司使授任同知枢密院；他虽然因为善于吏治、通晓财用而得到升进，但当时朝廷下令州县让百姓养保马，天下人都认为不便，宰执却坚持推行，只有薛向认为不可，因此以原官被责令出知随州。他死后，到元祐初年，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赐谥号恭敏。

译●卷十五 程宗丞先生名颢，字伯淳；弟弟侍讲先生名颐，字正叔。康节先公把他们的父亲太中公当作兄长来尊敬，二位先生都曾跟随康节交游。他们的老师是周敦颐，字茂叔。宗丞为人清正温和，侍讲为人严肃峻厉。每当康节发表议论，宗丞心中都与他契合，似乎没有什么要追问的；侍讲却常常和他往复辩论。因此康节曾对宗丞说：“你不是帮助我的人。”但是说到彼此相知的深度，二位先生却是相同的。横渠张先生名载，字子厚；弟弟戬，字天祺，是二程先生的表叔。子厚年轻时以才气自负，想要结交宾客，夺取熙河皇阝鄯之地。范文正公镇守延安，听说此事，便把他安置在府第中，让他准备制科考试；他和天祺都考中进士。正当他们与二程先生共同研究《中庸》《大学》的道理时，尤其精通《礼》。熙宁初年，子厚任崇文院校书，天祺和伯淳一同任监察御史。当时介甫推行新法，伯淳从条例司官员改任御史，和台谏官一起议论新法的不便，因此都被罢职。皇上仍然支持伯淳，介甫也没有特别恼怒他。伯淳被授任京西北路提点，他极力推辞，请求和同列一同贬谪，于是改任澶州签判。天祺尤其不肯屈服。有一天，他到政事堂说新法不便，介甫不回答，只用扇子遮住脸笑。天祺愤怒地说：“参政笑话我，却不知道天下人正在笑话参政。”赵清献公同在参知政事任上，从旁边替他们解围。天祺说：“您也不能说没有罪过。”清献露出惭愧的神色。天祺被贬为监凤翔府司竹监，全家都不吃笋，他的清廉就是这样。不久，他死在任所。子厚也请求离职。熙宁十年，吴充任宰相执政，又召子厚回馆任职。康节已经生病，子厚懂医，也喜欢谈论命理；他给康节诊脉说：“先生的病不必担忧。”又问：“您很相信命吗？”康节说：“上天赋予我的命，我自己知道；世俗所谓的命，我却不知道。”子厚说：“先生已经知道天命了，还说什么呢？”子厚入馆几个月，因病回乡，经过洛阳时，康节已经去世；他写信慰问伯温，情意十分深厚。见到二程先生时，他说：“我的病恐怕一定不能痊愈了，还能走到长安吗？”走到临潼县时，他沐浴更衣后睡下，到了早晨查看，已经去世了。门生们穿着丧服，拉车把他葬在凤翔的横渠，这就是横渠先生。伯淳从澶州请求担任监洛河木竹务，以便奉养亲人。他被授任判武学，尚未赴任，就因中丞李定的言论而被罢免。后来出知开封府扶沟县，因囚犯逃失，被贬为汝州监酒。元祐初年，以宗正丞的身份被召回，朝廷将要重用他；还未赴任便去世了，葬在伊川。文潞公为他的墓表写道：“明道先生正叔，元祐初年因司马温公、吕申公推荐而被召见，起初授职官，后又授馆职，再授崇政殿说书。一年多后出任判西京国子监，两次被授直秘阁，都没有接受。绍圣年间，因元祐党案获罪，被贬到涪州；遇到上皇即位大赦，得以回归。过了很久才恢复官职，最终去世。这就是伊川先生。”三位先生都曾跟随康节交游，康节尤其喜爱明道，对他的赞誉和对富韩公、司马温公、吕申公的赞誉相同。因此康节的《四贤诗》说：“彦国的言论铺陈详尽，晦叔的言论简洁恰当，君实的言论从容不迫，伯淳的言论调和流畅。四位贤人在洛阳受到瞩目，因此位居众人之上。大宋在熙宁年间，成为一时的典范。”由此可见康节对明道的推重多么深厚。有一天，二程先生陪太中公到天津的住所拜访康节，康节带着酒到月陂上饮酒，十分欢乐，谈论自己一生学术和出处进退的大事。第二天，明道惆怅地对门生周纯明说：“昨天跟随尧夫先生游历，听他谈论，那真是自古以来的豪杰。可惜他已经老了，无法为世所用。”周纯明问：“他说的是什么呢？”明道说：“是内圣外王之道。”这一天，康节作诗说：“草地柔软水波平，微风吹来细细的水流；云朵轻淡阳光柔和，柳枝低垂摇曳。纵情谈论说过什么已经记不得了，痛饮也不曾像这杯酒这样畅快。只顾欣赏美景，悠闲地信步而行；朋友欢聚，哪里还察觉自己已经尽情开怀。一定要尽快做令人赏心的事，只怕这样的赏心之事难以很快再来。”明道唱和道：“先生与我一同游赏西街，我亲自带着手杖前来。每到一处，都容许我参与纵论；坐在一旁，还允许我饮尽余酒。栏杆前的流水使我们心中同样快乐，树林外的青山使眼界重新开阔。时世安泰和内心清闲两者都难以同时得到，正应趁着兴致多次赶来陪伴。”明道如此敬重康节。因此康节下葬时，只有伯温请求为他撰写墓志。可悲啊，先生这样的长者已经全部逝去，但他们留下的话还存在。伯温想到自己已到暮年，令人感伤，不能让后世没有听闻，于是把这些事完整记载下来。元符末年，吕惠卿被罢免延安帅职，陆师闵代替他。有 人控告吕惠卿多次冒用他人的功劳请赏，师闵把这件事交给有关官署办理，案件尚未办完，他就被罢职离去。曾布任枢密使，向来和惠卿有嫌隙，特意把德孺从太原调到延安，大概也是因为德孺和惠卿有嫌隙。德孺到任后，把这件事取来由自己办理；有的人从皇城使被追夺官职，降到小使臣，德孺因此大大失去了边将的人心。议论者说，这些言辞本来是针对前任政令的，事情已经交在有关官署手中，德孺却又取来亲自办理，这是错的。德孺聪明超过常人，却被曾布驱使，可惜啊！不久，德孺又因议论役法而被罢职。像忠宣丞相就不是这样。公镇守庆阳时，总管种诂无缘无故到朝廷控告他。皇上派御史审查办理，种诂被停职，公也被罢去帅职。后来公再次兼任枢密副使时，种诂仍在停职，又推荐他任永兴军路钤辖，再推荐他出知隰州。公常常自我责备说：“先人和种氏的上代有交情和信义，我无能，反而被他的子孙控告，哪里还应当去谈事情的是非曲直呢！”唉，这可以说是以德报怨了。以德孺这样的贤能，在这件事上却对忠宣感到惭愧了。

译田书字承君，是阳翟人，已故枢密宣简公的侄子。他身材雄伟，议论慷慨，都有前辈的风范。邹浩字志完，在颍昌任教授，和承君交游并相处得很愉快。邹浩性情怯弱，因为有了承君这个朋友，所以遇到事情总能自我激励。元符年间，承君任监京城门。有一天，传报皇上召见志完，承君为此高兴。又一天，传报志完获赐对，承君更加高兴。监守城门按法不许他出去，志完也没有来。过了很久，志完被授任言官，承君才开始对志完有所期待。志完派宾客去见承君，以探测他的心意。宾客问承君：“近来读什么书？”承君说：“我读《墨子》，其中有诗句说：‘知道您已经得到云梯，想来应当后悔当年因染丝而哭泣。’”这是借此讽刺邹志完。宾客把这话告诉志完，志完写了一封短信向承君道歉，言辞十分恳切，于是约他相见。承君说：“这个人还知道有所畏惧，不能断绝交往。”便催促着前去见他，问志完：“平生与您相互期许的事情怎么样了？如今您担任什么官职？”志完惭愧地道歉说：“皇上接见群臣时，从来没有用声色来假意优待他们，唯独对我似乎有些喜爱。如今天下的事情，实在多得说不尽。我本来想让皇上更加信任我，然后再进言，贵在使进言真正有益。” 承君认可了他的话。不久，朋党之祸大规模兴起，时局一天天变化，承君以有病为由辞职，回到阳翟的田舍。有一天，传来废黜皇后孟氏、立刘氏为皇后的消息。承君告诉几个儿子说：“志完不进言，可以和他绝交了。”又一天，志完写信约承君在颍昌中途会面，自称已经获罪。承君非常高兴，急忙赶去。志完详细说：“我在劝谏废黜、册立皇后时，说话太直率了。皇上一开始并没有发怒，我于是上奏说：‘臣即使死了，也不再指望见到圣上的清明容光了。’我走下殿拜辞离开，到了殿门口，回头看皇上还没有起身，凝神不动，仿佛有所思考。第二天我就获罪了。”志完和承君挽留相处了三天。临别时，志完流下眼泪，承君严肃地责备他说：“假使志完当时沉默不言，留在京城做官，遇到寒疾而不能发汗，五天就死了，难道只有岭海之外才能使人死亡吗？希望您不要因为这次行动而自满，士人所应当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

译志完茫然若失，叹息说：“您的赠言对我的情谊太深厚了！” 于是两人分别离去。建中靖国初年，承君入朝任大宗丞。宰相曾布想把他收置在门下，却不能使他屈服；授任提举常平，他也推辞；于是请求出知淮阳军而离开。官吏和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适逢这一年发生大疫，承君每天亲自带着医生，挨户询问病情，给病人送药，十分勤勉。有一天，他因小病没有出门，正在书写全军之人的姓名时，众人都看见承君骑着马，随从腾空而去。前去询问，才知道他已经死了。有人说他成了淮阳的土地神。儒家和佛教的道理虽然不同，但若不是具有独立操守的人，就不足以光大自己的学派。近来伯温所听闻的有两个人。大儒伊川先生程正叔，元祐初年因司马温公推荐而被任用，在禁中任侍讲。当时哲宗年幼，先生以老师的身份自居。后来出任判西京国子监，两次加授直秘阁，他都辞谢不受。朋党之祸兴起后，被贬到涪州。先生注解《周易》，和门生弟子讲学，并不因此忧愁；遇到赦免得以回归，也不因此喜悦。长老道楷，崇宁年间奉朝廷命令住持京师法云寺。皇上有一天赐给他紫色方袍和禅师称号，道楷说：“这不是我的佛法。”于是退还不受。中使向皇上诬告，说道楷把诏敕扔在地上。皇上发怒，把他交给大理寺杖打。审理官知道道楷是有道之人，想放他出去，问：“师父七十岁了吗？”道楷说：“六十九岁了。”“有病吗？”道楷神色严正地说：“我一生没有病。皇上赐下杖刑，官府不能随便减轻。”于是接受杖打，一句话也没有说。从此隐居在沂州芙蓉溪，跟随他的人更加多了。朝廷多次下诏，又命他出任僧职，他都不服从。唉，这两个人虽然所学不同，却都是独立不屈的人。那些身为僧人、信奉佛教却不能守持佛道的人，听到他们的风范，也可以稍稍感到惭愧了！程伯淳先生曾说：“熙宁初年，介甫正推行新法，同时任用君子和小人。正直的君子与他意见不合，介甫便认为他们是拘泥于俗学、不通晓世务，把他们排斥出去；小人苟且迎合、谄媚奉承，介甫却认为他们有才能、懂得变通，于是任用他们。君子如司马君实，不接受同知枢密院之职而离去；范尧夫辞去同修《起居注》而获罪；张天祺任监察御史时当面指责介甫而被贬谪。介甫性情狠戾固执，众人越认为不可行，他就越坚持。君子离去以后，他所任用的全是小人，这些人争相行事刻薄，所以对天下造成的祸害越来越深。假使众多君子没有被任用，却留在朝中与他抗争，等到他的势力久而自然缓和，再委婉地共同商议，或许还有听从的可能；但如果没有小人乘隙而入，造成的祸害也不会严重到这种地步。”天下人都认为先生的话说得深知事理。陈▯字莹中，是闽地人。他有学问，十八岁考中进士甲科。绍圣初年，因章▯推荐任太学博士。在此之前，章▯的妻子曾劝章▯不要修治旧怨，章▯做了宰相后，却一心报复，首先制造了朋党之祸。章▯的妻子死后，章▯悲痛不堪。莹中见章▯神色十分悲哀，便对他说：“您与其作无益的悲伤，为什么不想想夫人平生说过的话呢？”这是在讥讽章▯报复旧怨。章▯认为这话忤逆自己，从此不再任用他。曾布任宰相时，推荐莹中任谏官，后又任都司。蔡卞依据王安石的《日录》改修《神宗实录》，曾布也支持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令。莹中给曾布写信，说蔡卞尊崇私家史书来压制宗庙正史，并且议论当时政事的不当之处。当时曾布又认为这些话触犯自己，便把他调出朝廷。莹中任谏官时，向上皇极力进言，说蔡京、蔡卞不可任用，任用他们必定会扰乱天下。蔡京对他深为怨恨，多次把他流放责罚。按照惯例遇到赦令可以放归，他仍被编管在通州。有一天，莹中的儿子赶到京师，谈论蔡京的事情。于是诏狱下令，明州急忙逮捕莹中，士人和百姓哭着为他送行，莹中却不为所动。进入狱中后，他看见自己的儿子也被拘系，笑着说：“不肖的儿子，劳烦我走这一趟。”蔡京任用酷吏李孝寿审理此案。李孝寿坐在厅事的帘子中，在庭院里排列五木，把莹中带来审问。莹中从容地说：“蔡京的罪行，我确实知道；不肖的儿子并不知道。”他多次索要纸张，亲自写供词。孝寿害怕了，以为莹中并不知情，当天就放他回去，仍编管通州。他的儿子被发配到海上。莹中撰写《尊尧集》，用来辨明王安石妄自撰作《日录》诋毁祖宗、诋毁神宗的事情，这部书如今还在流传。靖康初年，他来不及得到重用便去世了，特赠谏议大夫。莹中晚年喜爱康节先生的学说，曾向伯温索求遗书，说：“我对于康节的学说，似乎已经有所领会了。” 伯温在绍圣初年任监永兴军钱监，吕晋伯龙图住在乡里的宅第中，多次召见他，对他十分器重爱护。伯温被罢官后，贫穷得无法回乡，因茶司推荐而任属官。有一天，他拜见吕公，吕公说：“您为什么也去做这种止于一官的职位呢？选人做各司属官，使臣做走马承受，难道一生就只做这种官吗？这才算做官。”伯温说明了自己的缘故，吕公说：“为了奉养亲人或因为贫困，这样做就可以。”吕公是宰相汲公的兄长，性情刚直，谨守礼法。担任从官时，回乡见到县令，必定行同乡的恭敬之礼；对待部属官吏如同子弟，常当面指出他们的缺点，却乐于成全他人。即使是宰相，他也从未稍稍假以颜色。有一天，他到府第坐在堂上，宰相夫人在庭下拜见，命两个婢女扶着她。吕公发怒说：“别人因为她是宰相夫人，我只知道她是吕二郎的媳妇。既然没有疾病，为什么动不动就要人搀扶？”宰相因此惭愧道歉，事情才作罢。他常常劝宰相辞去职位，以避开盈满招祸的灾难。绍圣年间，宰相被调往南方，吕公任平凉帅，因商议边事意见不合；调任秦地任帅时，又和钟传意见不合，也忤逆了章▯，于是降为待制，出知同州。退休后，又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唉，吕公真是当今的古人啊！伯温还来得及见到他，记下了他一生的言论，大致如此。

译本朝的古文，柳开仲途、穆修伯长最先倡导，尹洙师鲁兄弟接着继承。欧阳文忠公早年擅长四六骈俪文章，所以参加国学、南省的考试，都名列天下第一；考中甲科后，任职河南，才得以拜师于师鲁，于是拿韩愈退之的文章给他学习，欧阳公自己的叙述就是这样。大概欧阳公和师鲁在文章上虽然有所不同，但欧阳公写古文却居于师鲁之后。比如《五代史》，欧阳公曾经和师鲁约定分头撰写。因此欧阳公被贬夷陵时，写信给师鲁说：自开宝以来，开始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我才把前一年所作的《十国志》重新看了一遍。那大概是准备进呈的稿本，务求卷数多。如今如果就把它作为正史，就必须全部删削，保留其中重大的事情。细小的事情虽然有的可以记载，但与大局无关，自然可以留在小说中，不值得用来牵累正史。过了几天，我检查旧稿，于是全都删去了，十篇中删掉了三四篇。师鲁所撰的部分，在京师时没有仔细看，路上细读后，才发现实在很好。师鲁一向以史才自负，果然如此，《河东》一传写得非常精妙。我所撰的部分取法于这篇传记，也有繁简不恰当之处，希望师鲁删改它，那就完美了。正史不再分为五部史书，统合起来写成纪传体。现在想把《梁纪》同《汉》《周》合在一起，我姑且先试着撰写；《唐》《晋》两代请师鲁来写，就按前一年的商议办理。其他列传，约略打算把各代的功臣随着本纪分别撰写传记。等续写完毕，把五代列传的人名写出来，分成两部分，各自分头作传，不知这样安排师鲁认为如何？我们这些人被时势所弃，只想借此略微伸展自己的志向，稍稍希望获得后世的声名。像我这样的人，幸而能和师鲁相互依靠；如果这部书能够完成，也是一件荣耀的事情。现在特地告诉朱公，派这个使者送信请教，希望得到回信。这样就可以各自开始动笔，只等任进回来，便让他带着《国志》草稿去，等等。后来师鲁去世，没有儿子。如今欧阳公的《五代史》已经颁行给学官，在世间广泛流传，其中果然有师鲁的文章吗？还是全都是欧阳公所作呢？欧阳公为师鲁写墓志，评论他的文章说“简约而有法度”，又说：“在孔子的《六经》中，只有《春秋》可以与之相当。”可见欧阳公对师鲁并不薄。崇宁年间，改修《神宗正史》，《欧阳公传》却说：“同时有个尹洙，也写古文；然而尹洙的才华不足以和曾巩相比。”大概史官都是后来的浅学小生，不知道前辈文章的渊源本来就有先后次第。

译●卷十六 杨凝式，官至少师。唐昭宗朝任直史馆，是宰相杨涉的儿子。朱全忠逼迫唐朝让位，杨涉担任奉传国宝使，杨凝式说：“大人身为唐朝宰相，使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不能说没有过错。何况拿着天子的玺绶交给别人，即使能够保住富贵，又怎么面对千年之后的后世呢？为什么不推辞这件事！”杨涉大为惊恐，说：“你想要灭掉我的家族吗！”好几天神色都不得安宁。朱全忠篡位并杀死唐昭宗以后，杨凝式历经梁、唐、晋三朝，表面上装疯，不处理政事，屡次升官至太子少师。他的书法从颜真卿、柳公权入手，达到二王的精妙境界。他住在洛阳延福坊，每次出门，导从和车马走在前面，他大多徒步跟在后面。有一天想游览天官寺，随从说：“为什么不去广受寺？”他也听从了。如今两寺墙壁之间留有他的题字很多。多宝塔院还保存着他的遗像。近年刘寿臣任留台，在旧日案牍中得到少师亲笔书写的假牒十多张，都是楷书技法精妙绝伦。世人评论少师的书法以行书、草书见长，这是错误的。本朝初年，隐士石砒住在洛阳北面的邙山，冯拯侍中任留守。石砒常常骑驴直接到侍中府，冯拯一见到他就必定行礼；石砒喝到醉了才离去。石砒喜欢作诗，多用道家的话，有诗说：“结网的蜘蛛翻过身仰着肚子，啄木鸟转到树枝上倒挂着头。”意思是说谋求利益的人就是这样。又说：“蜗牛角上争夺无聊的小事，石火的光亮中寄托此身。”意思是说喜好利益的人就像这样。洛阳人很能背诵这些诗。有一天，石砒从城中喝酒大醉，骑驴夜里回去，后来不知失踪在什么地方。孙觉任龙图阁待制以前，家住高邮，曾和士大夫在郊外别墅讲学。一天夜里，正值晦日，忽然有月光从窗缝照进来。孙觉感到奇怪，和同舍一起寻找光亮所在。他们走了二十多里，看见一颗大珠漂浮在湖面上，光芒直达天空，向四面照耀，远近都能看见。有个叫崔伯易的人作《感珠赋》记载此事。熙宁初年，孙觉考中科举，任河南县主簿，事情是他自己说的。周长孺，字士彦，是澶渊人，登杨置榜进士，任渭州共城县令。他得到邵康节先生为师。士彦按照古代弟子侍奉老师的礼节侍奉先生，先生把先天之学传授给他。士彦性情刚强，遇到事情总要发作；跟从先生以后，却变得淡泊，好像对世事没有兴趣。他的弟弟直孺觉得奇怪，询问他。士彦感慨地说：“这是我从先生那里学到的。”士彦在共城近郊打猎时，有一只兔子从草丛中窜出，他亲自射中兔子，但就在那个地方再也看不见兔子了，只找到一块石刻，上面写着“士彦应当在京城去世”。此后士彦每次到京师，必定很快返回，不敢停留。治平末年，他以都官员外郎的身份任剑州普城县知县，后来去世。灵柩运回途中经过洛阳，因为贫穷无法继续前行。康节先生替他料理家事，安排得十分周全，教导他的儿子纯明学习，又把程伊川先生的侄女嫁给纯明。纯明后来在元祐三年考中进士。士彦因打猎得到石刻，几十年以后果然应验，与汉代滕公营造佳城的事情相类似，真奇异啊！张唐英，是天觉丞相的哥哥。丞相年轻时曾向唐英求学。唐英有史才，曾经撰作《宋名臣传》《蜀祷杌》，流行于当世。熙宁元年春天，他以前任御史服丧期满返回京城，路过洛阳时，府尹和同僚下属出城赏花，他都没有参加。唐英在驿舍题诗说：“先帝昭陵的泥土还没有干，又听说永厚陵已经埋葬了衣冠。小臣的眼泪都流成了血，怎忍心面对东风观看牡丹。”府尹听到后，立即写信致意，却退避不敢接受他的礼意。原来仁宗的陵墓刚刚修成，英宗又已去世；幸亏唐英回朝后没有重新任御史台官，否则河南府尹就难以免罪了。皇祐初年，洛阳南面的资福院有个僧录义琛，一向出入尹师鲁门下。师鲁从平凉帅任上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均州监酒，路过洛阳时，义琛见到他说：“想请龙图略到寺院来一趟，可以吗？”师鲁答应了。义琛说：“乡里的几个门徒想一睹龙图。”不久，几个人出来，向师鲁作了一个揖就离开了，都是洛阳的大富豪。义琛已经暗中约定，借钱替师鲁买下洛城南面宫南村靠近城郭的肥美田地三十顷。师鲁起初不知道，后来义琛又用每年收取的田地收益偿还那些人的钱。师鲁去世后，灵柩运回洛阳，义琛在灵柩前哭泣，把田契交给师鲁家。师鲁一向贫穷，子孙靠这些田产才得以生活。唉，在仁宗朝，一个僧人尚且这样重情重义，当时的风俗可以说很淳厚了。康节先生和义琛交好，常常称赞他。陕西有个豪士刘易，经常游历边地，喜欢谈论军事。宝元、康定年间，韩魏公宣抚五路，把他推荐给朝廷，朝廷赐给他处士的称号。刘易擅长作诗，魏公替他把诗写在石头上。有时诗句不合刘易的心意，他就发怒，把字洗掉；魏公却欣然重新书写，并不嫌烦。尹师鲁任平凉帅时，把刘易请到府第，以尊贵的礼节待他。狄武襄接替师鲁后，对待他也很厚重。每次设宴，刘易喜欢吃苦马菜；没有这种菜，他就叫嚷发怒，十分无礼。边城没有这种菜，狄公便替他向内地郡县求取。后来每次宴集，整天只给他吃这种菜，刘易实在受不了，才摆上通常的饭菜。当时人称赞狄公善于制伏人。谢希深的小儿子景平，最初任大理评事，监理光化军税务。有一个兵官被本厅军员以某件事情刁难，兵官常常忧愁不乐。景平有一天问他，兵官哭着诉说此事。景平说：“你应当辞去官职离开，我一定能替你报复。”兵官离去后，景平于是代理军务，召来那个军员责问，说：“一个老兵怎么敢挟制兵官，使他被迫离任离去！”那个军员是个无赖，大声说：“景平只不过可以喝酒、打马球罢了，这件事不该插手。”景平以犯有上下等级之分的罪名把他送进监狱，案件审理完毕后，将他定罪发配。谢希深当时声望很高，他的几个儿子也都贤能；景平排行最小，还保有家族的风范。

译祖无择，字择之，是蔡州人。年轻时跟随穆伯长学习古文，后来考中甲科。嘉祐年间，他和王介甫一同任知制诰，择之资历在先。当时词臣允许接受润笔财物，介甫曾因推辞一个人的馈赠没有成功，出于道义不肯接受，便把那些财物放在舍人院的房梁上。介甫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择之取来作为本院的公用。介甫听说后很厌恶，认为这种做法不廉洁。熙宁二年，介甫入朝任翰林学士，升任参知政事，权势倾动天下。当时择之以龙图阁学士、右谏议大夫的身份任杭州知州。介甫暗中示意监司查找择之的罪过，监司迎合他的意旨，以贪赃过多的罪名上报朝廷，朝廷派御史王子韶审查处理。王子韶是小人，把择之拘押下狱，反复审讯却没有得到什么，于是仅因他送给宾客三百小瓶酒，贬为节度副使，安置在外。元丰年间，他恢复任秘书监、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调任光化军知军，后来在那里去世。士大夫都替他感到冤屈。当时还有明州知州光禄卿苗振，监司也因观望形势而揭发他的贪赃罪行，朝廷派崇文院校书张载审理。张载字子厚，就是所谓横渠先生，把事情全部平反，只判罚金。他们的遭遇有幸有不幸，就是如此。嘉祐年间，有个李殿丞任济源县知县，魏广任主簿，是汜水人。两人一向交好。一天在府中相会，李殿丞喝了酒，对魏广说：“我如果官位显达，一定推荐你做属官。”不久，河南缺少知县，李殿丞代理此事；守令职位空缺时，李殿丞又代理，于是发文让魏广暂任幕官，两人相处得更加欢快。监司因为他们多次宴饮会集，把两人都罢免，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官职。魏广先离开，李殿丞在东门宴席上为他饯行，作诗说：“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人情反复像车轮。我如今本来就是漂泊的浮萍客，却又在长亭做主人。”这是因为当时朝廷的文法宽松，所任用的监司也都是宽厚长者，所以能够容许州县官吏这样做。任道司门把这件事告诉了康节先生。薛俅，字肃之，任梓州路提刑时，集市上有个道人卖兔毫笔，因为这种笔是蜀中没有的，薛肃之便叫他来。见道人目光逼人，就问：“你有法术吗？”道人说：“只是小技，姑且替官人试一试。”他命人把炭烧得通红，称量了许多炭，又把一只手连同衣袖放进火中，拿起一斗酒斟饮。酒喝完时，火已变成红色的灰，道人振动衣袖站起来，身体一如原先。薛肃之感到奇异，便□问他所得的法术，道人完全不说就离开了。第二天再次召见他，却再也没有见到。薛肃之把这件事当作终身遗憾，亲口告诉康节先生。姚嗣宗，字因叔，是华阴人，为人豪放，能写文章，喜欢谈论军事。他曾作诗说：“踏破贺兰山的岩石，扫清西海的尘土。平民却有这样的志向，可惜只能做困厄之中的小鱼。”韩魏公宣抚陕西时，把他推荐给朝廷。朝廷授予他大理寺丞，任华阴知县。有个运使李参，性情急躁；他因拜访岳相，看见庭院中唐代的大碑被火烧毁，便问姚嗣宗：“是谁烧了这块碑？”嗣宗说：“是草贼。”李参问：“为什么不逮捕治罪？”嗣宗说：“当时抓他没有抓到。”李参又问贼人的姓名，嗣宗说：“黄巢。”李参知道他是在戏弄自己，于是停止追问。嗣宗是人中豪杰，最终却没有显达，直到去世。吕汲公为他表彰墓道，记载他的平生十分详细。先有李藻，字希纯，常说嘉祐年间他参加科举时，洛阳有十多个名士，分题作诗赋。每逢十日，便在僧寺会集。有个大姓人家的李生喜欢办事，见到希纯说：“我已经在住处开辟了房舍，可以和各位一起在那里会集讲习，比冷落空旷的僧寺好一些。”希纯等人欣然听从。每次到他的馆舍，主人都准备饮食，殷勤挽留，有时几天都不能离开。一天，希纯和各位同伴醉倒还没有起身，庭院里的桃花飘落到被席上，这都是嘉祐年间太平盛世的征兆。当时洛阳有几十家大姓争相邀请名士，以好客办事相互竞争；他们的子弟中还有考中进士的。熙宁以后，再也没有这种风气了。潞州人张仲宾，字穆之，为人非常贤良，是康节先生的门弟子。他自己说，他的祖先原本住在襄源县；他十五六岁时还只知道嬉戏，父母教训责备他，他便自己奋发谋生，说：“在外县不足以立足。”于是迁居州城。三年后，他的资财成为全州第一。又说：“一个州算得了什么！”又过了三年，他成为一路中最富有的人。又说：“难道只满足于做一个富家吗？”于是把国子监的书全都买来，修筑学馆，邀请四方名士，和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一同考中科举，仲安在下一榜考中甲科，可以说都是有志向的人。偃师人孙道中对我说：他曾经住在乡村，每到月下，听见笛声非常清越。一天，他循着笛声去听，发现声音来自一棵老桑树的枝头，便记住了那个地方。第二天前去察看，只见桑树枝上生着一个横吹笛子的仙人，眉目、衣服、织物都完整具备。于是把它拿回来，笛声便消失了。道中就是这样对我说的。道中名叫元实，通晓礼学，曾任尚书郎；他为人忠诚守信，从不虚妄。长安百姓常安民以刻字为业，收集了很多隋、唐碑铭墓志的墨本，也能写篆书。他用儒学教育自己的儿子。崇宁初年，蔡京、蔡卞把元祐奸党名册上报，上皇亲自书写，刻在石碑上，立于文德殿门前；又在天下各州治所的厅堂前树立石碑。长安也应当立碑，于是召常安民来刻字。常安民推辞说：“我是愚昧的百姓，不懂朝廷立碑的用意。但元祐的大臣，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天下都称赞他正直，如今却说他是奸邪，我不忍心刻写。”府官发怒，想要治他的罪。常安民说：“被征发服役，我不敢推辞；只求不要把‘安民刻字’刻在碑上，恐怕后世连我也认为有罪。”唉！安民只是一个工匠，尚且知道辨别邪正，害怕留下过错恶名，比士大夫贤明得多。所以我特意把这件事表彰出来。

译●卷十七 长安人张衍，八十岁，凭借命术在士大夫之间交游。他为人忠诚守信，明白道理。章子厚、蔡持正任州县官时，他就预言二人将任宰相。蒲传正、薛师正尚未显达时，他也都预言二人将任执政。绍圣初年，我任职长安，因谈到范忠宣公的命运，张衍说：“范丞相的命格很像他的父亲文正公，文正公在艰难的处境中，只做到参知政事罢了。”我说：“忠宣为什么能做宰相？”张衍说：“如今朝廷贵人的命格都比不上他，所以他才能做宰相。”他又说：“古代有一套命格的标准，现在不能使用。古代贵人少而有福之人多；如今贵人多而有福之人少。”我问他这话的意思，张衍说：“过去命格超出常格的人可以做到宰执，其次可以做到两制；再其次任卿监，做监司或大郡长官，享受安逸长寿的福乐，并能给子孙留下丰厚的田地和住宅；虽然不是两制，福分也不在他们之下。所以说有福之人多，显贵之人少。如今的士大夫，刚做到朝官就能任两制，忽然被罢免后，却只剩朝官的身份，不能给子孙留下什么，贫困窘迫如同当初。这是因为他们的命格发于刑杀之象，不久灾祸就会到来。所以说显贵之人多，有福之人少。”我又拿同时任监司的张芸叟、陆孝叔、邵仲恭、吴子平几人的命格问他，张衍说：“他们都不过是带职正郎、员外郎罢了；如果从这里再取得进展，就不行了。唯独邵仲恭会多次得到升迁。”后来张芸叟任侍郎，陆孝叔任待制不久，都被贬官。陆孝叔任熙州帅，吴子平任秦州帅，不久都去世。邵仲恭任郓州帅，调任常州，去世时五十五岁。三人都曾任直龙图，没有一个不如张衍所说。章子厚任宰相后，意气正盛，便通过他的侄子纟宰询问张衍。张衍说：“依我的吉言看，这是您的命运：福运已经发达到八成，及早退处是上策，否则灾祸就要到了。”章子厚没有采纳他的话，也没有因此发怒。后来果然遭遇崖州之祸。蔡持正让门客冒充承务郎，上奏推荐张衍，并赏赐他，以表彰他的命术。张衍和总领市舶的吴宫田舜卿交好。张衍有几千缗钱，舜卿替他买田，却用官户的名义占有田产。后来舜卿因贪赃败露，官府没收他的财产，张衍的田地也在其中。有人劝张衍自己申诉，张衍说：“我过去和田君交好，田君占有我的田地，是出于好意。田君不幸落到这个地步，我若向有关官府申诉，就不是义了。”最终也没有请求归还田地，士大夫大多称赞他。张衍病重时，我去看他，他说：“我的寿数已经尽了，某日应当死去。家中的事情我全都安排好了，请您记住这件事。”不久果然如此。河南宁氏，他们的祖先中有一个叫承训的钱塘人，曾侍奉吴越王，以才干武略著称。钱氏归附朝廷后，被授予左侍禁。钱氏有个儿子名叫子直，在大中祥符元年参加姚晖榜，考中甲科，任明州慈县令，后来去世。他的妻子李氏改嫁给任恭惠公。子直有个儿子，李氏把他托付给宁氏族人后离去。宁氏族人家道败落，有一位年老的老妇人收养了这个孩子。任公镇守越州时，有客人偶然问宁氏的孩子是否平安，任公惊愕不已。回去后，他询问夫人，夫人哭着说：“当初不想因为这个孩子连累您，所以把他留在宁氏族人那里。宁氏家族败落了，他现在已经流落在外。”任公怜悯他，花费许多金帛把他找了回来。孩子当时五岁，任公像教育自己的儿子一样教育他，于是让他冒姓任，取名适。任公掌管枢密院后，想给他授官，夫人哭着推辞，并且对适说：“你是宁氏的儿子，家破之后无处可归；只要努力读书求取功名，我死也没有遗憾了。”适因此发愤读书。景祐初年，他考中进士，夫人才为他感到高兴。夫人去世后，任公对适说：“以前不愿任用你为官，是为了成全她的志愿。如今应当再次荐举你，以表示我们之间没有隔阂，你不要推辞。”适哭泣致谢，于是凭任公的荐举，改任太常寺太祝；任公又上奏，使适的儿子也得以授官。任公去世后，适解除官职，像对待父亲一样服丧。事情传到朝廷后，他请求恢复宁姓，并且请求辞去任公所奏授的官职。皇帝下诏允许他恢复宁姓，却不允许他辞去官职。他与任氏兄弟相互抱持痛哭，然后才分别离去。从前任氏、宁氏世代通婚。适改名后登记入仕籍，又追赠他的父亲子直为太常博士。他最终官至尚书职方员外郎、福建路运判。他的儿子、孙子和曾孙有几十人，其中许多是知名士人，于是宁氏成为洛阳的名门大族。河南刘氏中，有一位名叫环隽的人，曾在齐、魏任中书侍郎。他的儿子刘坦，侍奉隋文帝，死后追赠尚书右丞。刘坦的儿子刘政会，侍奉唐高祖、唐太宗，任洪州大都督；他死后，唐太宗亲自下敕说：“政会从前参与义举，建立了特殊功勋，追赠户部尚书，谥号襄，配享高祖庙，并把画像绘入凌烟阁。”他的儿子刘元意承袭爵位，封为渝国公，侍奉唐太宗，并娶南平公主为妻。刘元意的弟弟刘元象任主客郎中，刘元育任益州刺史。刘元意的儿子名叫刘奇，长寿年间任天官侍郎，因议论武则天而在改朝换代时被捕入狱，死于狱中。他的弟弟刘循任金吾卫将军。刘循的儿子刘慎知年幼时父亲去世，侍奉母亲居住在伊水以南。有一天，一群盗贼来到这里，众人都逃跑了，只有慎知一动不动。盗贼觉得奇怪，询问原因，他回答说：“母亲年老而且有病，不能行走，我只有和她同生共死罢了。”盗贼被他的话感动，便离去了，当地人也因此得以免遭祸害。他的弟弟刘超任河南少尹。刘微任吴郡太守。刘微的儿子刘▯，开元年间因是功臣之后，被赐进士第，任济州东阿县令，因服继母丧过度哀毁而死。他的儿子刘藻任秘书郎。刘微的弟弟刘全成、刘方平，都有文才。刘方平的儿子刘符，在宝历二年考中，官至户部侍郎，死后追赠司徒。刘氏有八个儿子：崇龟、崇彝、崇圣、崇鲁、崇摹、崇▯、崇环、崇▯子，都曾任官。崇▯的儿子刘岳，在天福四年考中进士，侍奉后唐明宗，任吏部侍郎，死后追赠司徒。刘岳的儿子刘温叟，侍奉本朝太祖皇帝，任御史中丞。太祖有一天和几名谒者登上正阳门西楼，温叟从御史台回来，经过楼下，有人告诉他应当避让，温叟却没有理会。第二天，他请求入见，当面谢罪说：“陛下登临御前楼，那么六军中一定会有希望得到赏赐的人。臣之所以不避让，是希望陛下不要在非规定的时间登楼。”太祖非常高兴，从内库拿出三千缗钱交给有关官署，作为对温叟的罚金。太宗任开封尹时，知道温叟贫穷，送给他五百千钱。温叟收下后没有推辞，却当着使者的面把钱封存在西厢，并作了记录。到第二年，太宗又派使者送酒来，使者看到那封存的记录仍然如故。回去后把这件事报告给太宗，太宗叹息说：“我的钱他尚且不肯接受，何况别人的钱呢？”于是仍命人把钱运回，以成全他的美名。御史台旧例：每月发给餐钱一万，不足之数用赃罚钱补充。温叟嫌弃这种名目，不肯领取。太祖后来与太宗从容谈论朝廷中有名节的大臣，太宗把送钱一事告诉太祖，太祖长久地叹息赞美。

译后来温叟请求退休，太祖说：“等朕选到像你这样守道正直的人，就可以代替你。”他的儿子刘照，太宗朝任赞善大夫。刘烨考中进士，任龙图阁直学士、权开封府。明肃太后临朝时，单独召见他，太后说：“我知道你家是传承十几代的名门，想见一见你家的家谱，只怕和我同宗。”刘烨说：“不敢。”太后多次追问，他估计无法避免，于是在入殿答对时，假装因风眩倒下，退了出去，请求出任河南府知府。太后再次召见，他恳切地推辞而不去，请求担任留司御史台，直到在那里去世。刘烨有七个儿子：贶、几、先、亢、忱、兆、兢，其中刘几考中科举；他曾在入殿答对时，奏言仁宗没有进看刘氏家谱的事情，皇帝长久地称叹此事。刘忱任监司、郡守时很有声望，他的儿子刘唐老，在元祐年间任右正言。从北齐到本朝，已经五百多年，而刘氏始终没有衰落。洛阳有许多名门大族，世代把家谱相互传授，其中宁氏、刘氏尤其是著名姓族，有许多事迹可以流传。康节的先父说：从前居住在卫地共城，有一位赵姓谏议，任三司副使时因病请求出任卫州知州，因为卫州有很多名医。有个叫申受的人擅长医术，自称从参政高若讷那里学到医术，又从郝氏老人那里学到了诊脉。申受的说法是，高参政的医学水平很高，但他显贵以后诊脉较少，所以不如郝老。郝老名叫郝充，住在郑州；如今谏议的病，非郝老不能医治。赵氏依照他的话，把郝老召来。郝老诊脉后说：“体内有沉积之物，应当泻下。”赵服了他的药，突然泻下不止，已经危在旦夕。郝老于是让赵坐在一个大盆里，用碗覆住他的头颈，再用热汤浇灌，赵才苏醒过来。赵责备申受说：“你错误地推荐了郝老。”申受说：“我的医术远远比不上郝老。您的病本来就应当泻下，只是气虚，药力太猛，身体承受不住。不过积存的病已经治好了，这是值得庆贺的。”申受又说：“郝老诊脉如同通神。您可以把全家人都叫来坐在帐中，让他逐一诊脉；家中老少男女，无论已经婚嫁还是尚未婚嫁，他没有不知道的。”赵试验他所说的话，果然确实，于是才更加礼敬郝老。此后赵的病痊愈，又入朝任三司副使。申受被朝廷任用为太医丞。郝老本是河朔人，死后，张峋的儿子张坚为他题志墓碑，记载了他一生所治疗的许多奇异病症，其中说：“有一个士人的妻子怀孕，郝老为她诊脉，说：‘六脉都已经断绝，反而是借助胎儿的气来供养自己，所以还没有死。胎儿出生后，母亲就会死。’后来果然如此。郝老平时不预先配制药末，而是根据病情增减各种药物的分量，服用后没有不见效的。跟随他学习的人，都成了名医。”洛阳一带的地势是：郏辱阝山在西面，邙山在北面，成皋在东面，并连接嵩山、少室山；阙塞正对南面，连接女几山，又连接荆山、华山，一直到终南山。洛水从西南流来，伊水从南面流来，右边是涧水，左边是▯水。隋文帝登上邙山，面对阙塞感叹说：“这真是天然的宫阙啊！”这就是今天的洛城。周公占卜建都的地方在洛城西北，郏、辱阝两山相连，所谓在郏辱阝山定鼎就是指这里。城前有涧水、洛水两条河，所以说“谷、洛斗”，预示着将要毁掉王宫。《洛诰》说：“我又在▯水以东占卜，也只有洛地适宜建都。”东汉的洛阳就是这里，在今天洛城以东十八里，横跨洛水，前面正对辕山，北面连接邙山，地势极其平坦开阔。西晋、后魏都曾在这里建都。晋朝又在城西北修筑金墉城。这里山川秀美润泽有余，但地势雄伟壮阔，稍稍比不上长安。长安的东面有崤山、函谷关，东南有荆山、华山，连接终南山；西南有太白山、鸡足山；再往西有秦陇、岐山；北面有梁山；东北有雷首山、中条山，与平阳各山相连。泾水、渭水、氵产水、沣水、氵高水、涝水、▯水在它的前后左右流过，汇入黄河。所以尧建都平阳，舜建都蒲坂，周建都岐山，周文王建都丰，周武王建都镐。秦国最初在秦地建国，后来迁到岐山南面，就是今天的宝鸡。秦穆公羽阳宫的旧址和三良墓至今还在。到了秦始皇，在咸阳建都，跨渭水修建阿房宫。西汉在秦宫以东建都，今天未央、长乐、章台等宫殿的城阙遗址还存在。隋文帝起初定都汉宫，后来迁到稍东的地方，依靠龙首渠山，修筑长安新城，规模制度十分壮大：南面连接华严川，可以望见南山；北面临近渭水；城南北三十余里，东西南北向的宽度二十余里。汉末的未央宫就在它的苑囿之中。唐朝沿袭这里作为都城，又修建东内，今天含元殿、太液池的旧址还在。又修建南内，称为兴庆宫，今天池塘和殿宇的旧址也还存在。唐朝从东面修筑夹城和复道，向南到兴庆宫，又向南到曲江，向东跨过灞水、氵产水，连接骊山。骊山上修建羯鼓望京楼，山下修建华清宫。宫中有温泉，用白玉石雕成芙蓉出水，设有御汤、莲花汤、太子汤、百官汤。华清宫北临渭水，从华清宫向东，离宫彼此相望，连接到东都。自尧、舜、周、秦、汉、唐以来，各代都城彼此相近，高山大河环绕，平原沃野广阔，地势足以压倒天下。洛阳的民俗安定和平，土地适宜种植花木竹子。长安还保留着秦、汉时期游侠的风气，地上多长杨树花和老槐树，农耕养蚕最为兴盛，古人称它为“陆海”。前代英雄一定要得到这个地方，才可以有所作为；如今它沉沦在北狄手中，真令人惋惜！洛阳一带的风俗崇尚名分教化，即使公卿之家也不敢倚仗权势；人们各随贫富自得其乐，并不急于追逐财利。每年正月梅花已经开放，二月桃花、李花和各种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放。人们在花开繁盛的地方修建园圃，各地的技艺艺人纷纷聚集，城中的男女携带酒水争相出游，选择园亭中的胜景，在池台上下斟酒高歌，完全不再顾问园主是谁。到了傍晚，人们游览花市，用竹笼卖花；即使贫穷的人也戴花、饮酒，共同欢乐，所以王平甫的诗说：“春风温暖，翠幕之中买酒；露水沾湿竹笼，夜里还在卖花。”“姚黄”最初出现在邙山后、白司马坡下面的姚氏酒肆，水地各寺之间也有这种花，每年不过十几枝，府中常常收取后进献。其次是“魏花”，出自五代魏仁浦枢密使园池中的岛上。刚出现时，园吏收取钱财，用小船载游人前往观看，别的地方还没有这种花。其余花品很多，天圣年间钱文僖公任留守时，欧阳公编写《花谱》，只有四十多种；到了元祐年间韩玉汝丞相任留守时，命留台张子坚续写，已经有一百多种。“姚黄”从深绿色叶子中开出淡黄色的花，后来发展为千叶花。“魏花”颜色微红，叶子稍少。

译这两个品种都因姓氏而得名，尤其高出其他花卉之上，所以洛阳人把“姚黄”称为花王，把“魏花”称为花妃。我离开故乡已经很久了，政和年间经过那里，正值春天，却发现花园、花市都没有花。询问原因，回答说：“花还没有开放时，官府就派人监护；刚一开放，便把花连同花盆全部运到京师，并登记园丁的姓名，每年输送花卉，就像缴纳租税一样。洛阳原有的旧规矩于是废除了。”我为此叹息，又追记它们盛开时的情景如下。河中府河东县的永乐镇，就是唐代的永乐县；本朝▯宁初年，撤县改为镇。它面临黄河，背靠雷首山、中条山，地势深远雄壮。安吏之乱时，当地人大多到这里避难。有一处姚孝子庄，孝子名叫姚栖筠。唐贞元年间，他是农民，正要去戍守边境，栖筠的父亲对他的哥哥说：“兄长还没有子嗣，弟弟已经有儿子了，请让我代替兄长前去。”于是战死。当时栖筠才三岁，后来他的继母改嫁，他由伯母抚养。伯母去世后，栖筠安葬了她，又招魂安葬父亲，在墓旁搭庐守墓，终身悲哀思念，从未衰减。县令苏辙用俸禄买地，开辟墓道，刻石表彰他。河东尹浑▯把这件事上报，皇帝下诏加以优厚赏赐，在他的乡里立表彰牌坊，并把他的乡命名为孝悌社、节义里、钦爱。栖筠生了姚岳，姚岳生了姚君儒，姚君儒考中师正。姚岳直到师正，世世代代仍然搭庐守墓。到了本朝庆历年间，再次加以旌表。元祐年间，县令王辟之把事状列奏朝廷，请求下诏让史官记载此事。大概从唐代以来，这种孝义风气一直没有多大改变。政和甲午年，我经过他家时，家中长幼依次在庭下列拜，按次序登堂，侍立应答都很有礼貌，并且把他们的家世和世次说得十分详细。从栖筠以下，他们合族共同居住已经二十多代了。我为此徘徊叹息后离去。村里人对我说：姚氏世代推举尊长、公平的人主持家务，把各种事务分别交给子弟办理，专门由一人守护坟墓；近来甚至有人剃度为僧，也仍然在墓旁搭庐。早晚都在堂上聚集吃饭，男子、妇女各自列队就坐，孩子们席地而坐，一同在木槽中吃饭。吃完饭就锁上厨房门，没有人另起炉灶。男女的衣服各放在一个衣架上，不分彼此。有子弟新近娶妻，私下买食物送给妻子，妻子不接受，把食物交给尊长，请求责打他。远远望去他们的坟墓，树木茂盛；洒扫、种植和耕作都十分谨慎。全族有田十顷，只够供给衣食。缴纳赋税不用官府催逼，从未因诉讼闹到县衙。如今已经三百余年，始终遵守家法，没有人提出异议。唐末五代发生战乱时，全家守护坟墓而不离去。熙宁年间，陕右连年歉收，全族百口一同到唐、邓一带就食，等到返回时，一个人也没有失散。政和年间，官府向百姓征取粟麦，称为均籴，姚氏无力承担，全家日夜号哭，想要逃离。我听说后十分悲痛，告诉县官说：“这是孝义之家，怎么忍心让他们为这件事争执？”于是勾作状申报府衙，又申报监司，终于得到免除。唉，永乐已经陷于敌虏之手，姚氏也成了敌虏的百姓，不知如今是生是死了！因此把这件事完整记下。枢密章公▯对我说：“我当初刚任官入川时，妻子儿女骑一头驴，我亲自牵着驴，孩子们还年幼，全都靠这一头驴驮着。近来那些初次做官的人，如果没有车马和几十名仆从就不能出行，真令人叹息。”前辈勤俭、不自我奢侈夸大，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记录下来。纪公实对我说，他曾听父亲讲过：王冀公钦若以使相身份任洛阳尹时，带着盛大的车马仪仗进入城中，士人和百姓聚集观看。富韩公当时正是举子，和士人魏叔平、段希元以及一位张姓人，一同在上东门里福先寺的第二道门上观看。门很高，富公身材魁梧，另外三人拉着他登上门楼，看见王公仪仗旌节和前导随从的盛大场面。富公叹息说：“王公难道也曾是举子吗？”三人说：“您为什么叹息，怎么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不会这样呢？”后来富公历任将相，以三公身份退休回家，八十岁才去世，谥号文忠。他的名位不在王冀公之下，而功德超过了王冀公。魏叔平、段希元后来做到富公那样的宰相职位，凭特奏名授官；那位张姓人却穷困终老而死。” 熙宁初年，洛阳有个老人名叫党翁，以卖药为生，每天在水街南北往来，走路非常快，年轻人也赶不上。他自称五代清泰年间曾经当兵，做过柴世宗的部下，有可以查验的放停公帖。他戴着卷脚幞头，穿黄色短衫，系着革带，仍然是唐代的服装。他有妻子但没有儿子，问他其中缘故，他却不回答。到了元丰年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曾亲眼见过他，也觉得他是个奇异的人。有个关中商人从陇山得到一只鹦鹉，鹦鹉能够说人话。商人很喜爱它，偶然因为一件事被交给有关官署关进监狱，十天后回来，总是不断叹息悔恨。鹦鹉说：“郎君只在狱中待了几天就已经受不了了，我被关在笼子里多年，又该怎么办呢？”商人被它的话感动，带它回到陇山，流着眼泪把它放走。商人离去后，每当商人的同伴经过陇山，鹦鹉一定在树林间询问郎君是否平安，并托他们代为传话。泸南长宁军有人饲养秦吉了，也能说人话。有个夷族酋长想用五十万钱买它，那人告诉它说：“我因为贫困，实在要把你卖掉了。”秦吉了说：“我是汉人的禽鸟，不愿意进入夷人之中。”于是它奋力挣扎而死。唉，士人中有背弃主人、忘记恩德，甘心处在异域却不能以死守节的人，竟然还不如秦吉了。因此把这件事特别记载出来。我任西蜀宪时，治所在嘉州。嘉州以西有一座花将军庙，花将军英勇威武，杜子美的诗中有所记载。庙史拿出一个匣子，里面藏着唐至德元年十月郑丞相的告文，说：“花惊定，是花将军。那一年吐蕃攻陷▯州，花将军和郑丞相难道是共同立功的吗？”告文后面列着“金紫光禄大夫、左相、豳国公臣，正议大夫、门下侍郎、平章事、博陵县开国男臣”，却没有写姓名。右相一职空缺。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平章事，姓名已经磨灭。谨按：至德元年，肃宗刚在灵武即位，右丞相杨国忠被诛杀，所以此处缺名。这年六月丙午，剑南节度使崔圆任中书侍郎、平章事；七月庚午，武部尚书、平章事韦见素任左相，蜀太守崔涣任门下侍郎、平章事。那些没有写姓名和姓名磨灭的人，无疑就是这三人。中书省官员的名下写有姓名，门下省官员名下却没有写姓名，当时节度使一职废缺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花将军名叫惊定，只有从这篇告文中才能知道。有人说将军是丹棱东馆人，如今东馆的花将军庙香火尤其兴盛。庙史又拿出本朝乾德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伪蜀王孟昶、伪蜀太子孟元▯投降入朝时，船经过庙下所作的两篇祭文。墨色还像新写的一样，其中窘迫急切、悲伤哀痛的言辞，读来实在也令人叹息。

译伯温的曾祖母张夫人待祖母李夫人非常严厉，李夫人不能忍受。一天夜里，她想要自尽，梦见神人让她用玉筷吃下一杯羹，并告诉她：“不要自尽，你将生下一个好孩子。”夫人相信了这话。后来夫人生病消瘦，医生已经给她用药，她又梦见寝堂门左右各有一株木瓜树，左边那株已经全部结果，右边那株却已经枯萎，于是把梦告诉了大父。大父立即取来药让她倒掉。到了预定的日期，生下康节公，同时还堕下一胎死胎，是个女儿。十多年后，夫人病卧堂上，在月光中看见一个女子向庭院下跪拜，哭着说：“母亲没有察觉庸医误诊，竟用药毒死了女儿，实在可恨！”夫人说：“这是命。”女子说：“如果是命，为什么哥哥独自活着？”夫人说：“你死而哥哥独生，这就是命。”女子哭泣着离去。又过了十多年，夫人再次看见那女子来，哭着说：“我一次被庸医误害，过了十年才得以重新投生。因为与母亲的缘分深，所以来与你告别。”说完又哭泣着离去。由此可知，佛教所说的轮回和鬼神之说，也有可信之处；康节知道这些，却不说出来。这些事是亲自告诉伯温的。伊川丈人与李夫人因上山行走，在云雾之间看见一只大黑猿，心有所感，夫人于是怀孕。临产时，慈乌飞满庭院，人们认为这是祥瑞，于是生下了康节公。康节公刚出生时，头发盖住脸，已经长了牙，还能呼喊母亲。七岁时在庭院中玩耍，从蚂蚁洞中忽然看见外面的天日和往来的云气。过了很久，他把这件事告诉夫人，夫人来到那里却什么也看不见，便禁止他再说。长大后，他外出游学。一天夜里走在晋州山路上，马突然受惊，他和马一起坠入深涧。随从攀援下去寻找他，却发现他没有受伤，只弄坏了一顶帽子。熙宁十年，康节公已经六十七岁。这年夏季六月，他患了轻微的病。一天白天睡醒后，他说：“我梦见旌旗、仙鹤和大雁从空中降下，在前面引导我穿行于乱山之中，又在一座驿亭里与司马君实、吕晦叔等诸位告别。我回头看见驿亭墙上大字写着‘千秋万岁’四字。我的魂神已经要去了，不必再用医药强行挽留我！唉，真奇异啊！” 太学博士姜愚，字子发，是京师人，比康节先公年长一岁，跟随康节学习，自称门生。先公四十五岁时还没有娶妻。潞州张仲宾太博，字穆之，尚未中第，也跟随康节学习。子发和这两人一同向康节进言说：“不孝有三，无后代是最大的一项。先生年过四十还没有娶妻，父母年老而自己没有子嗣，恐怕还不能算得上高尚。”康节说：“我是因为贫穷不能娶妻，并不是为了追求高尚。”子发说：“我的同学王允修很乐于行善，他有一个妹妹非常贤淑，似乎足以匹配先生。”穆之说：“先生如果愿意成婚，我来准备聘礼，让子发去同王允修说这件事。”康节于是娶了先夫人。两年后，伯温才出生。所以康节有诗说：“我如今已经四十七岁，生下男孩才开始做人父亲。抚养教育他的责任确实在我，寿命长短、贤能愚钝却取决于你。我如果能活到七十岁，就能亲眼看见我的儿子二十五岁。我希望你成为大贤，不知上天是否肯顺从我的愿望？”子发本是京师富家子弟，气概豪迈，乐于施舍，考中进士后，每月拿出一半俸禄供养康节。后来任知寿州六安县，以眼疾改任分司，居住在新乡。子发去世后，康节把他的女儿嫁给河南进士纪辉，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她，伯温把她当作姐姐来侍奉。元符三年，纪辉和姜氏女都去世了。如今他们的两个儿子依附我家，躲避战乱进入蜀地，伯温也把他们当作子侄来安置。王观文乐道尚未得志时，与子发交往非常友善。乐道生活十分贫困，在京师教授小学，住在州城西边；子发住在州城东边，两家相距很远。一天大雪，子发想到乐道和他的母亲又冷又饿，便亲自扛着一把锹，铲雪前往。到了乐道住处，敲门，过了很久乐道才应门。乐道和母亲冻得坐在地上，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还没有吃饭。子发十分怜悯，立即出去买酒、肉、柴和炭，来回奔走，与乐道母子一起靠近火炉取暖、吃饭。乐道发现子发衣服单薄，问他缘故，才知道他把棉衣拿去典当，换钱买饭菜了。子发讲说《论语》，士人喜欢听，于是组织了一次讲会，得到数百千钱，为乐道娶了妻子。乐道考中进士，调任睦州判官。妻子去世后，子发又为他寻求范文正公夫人的侄女、汶阳李氏续娶，可见他就是这样重情重义。熙宁初年，乐道以翰林侍读学士任西京留守。子发年老后更加贫困，又双目失明，便从新乡坐小车来见乐道，本来以为乐道会怜悯他。乐道只送给他三十壶酒，子发很是失望。康节住在天津的房舍中，替他典当衣物筹办路费，送他回新乡，没过多久子发便去世了。康节先公年轻时外出游学，先祖母李夫人思念他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甚至倒背佛经。康节急忙回来，此后不再外出。夫人去世后，康节守丧悲伤过度，亲自烧火做饭来奉养自己。祖父在苏门山下置办了家宅，康节独自在百源之上筑室居住。当时李成之子挺之，是东方的大儒，暂任共城县令。他一见康节便心意相契，传授给他《大学》。康节更加自我约束、刻苦奋发，三年不设置床榻，昼夜端坐思考。他抄写了一部《周易》，贴在屋壁之间，每天诵读几十遍。听说汾外任先生精通《易》学，又前往向他请教。挺之离任改任河阳司户曹，康节也跟随他，寄居在州学中，贫困至极，只能把饮食用的油储存起来点灯读书。一天，有一名从京师出发去代任的将校，看见康节后说：“哪有像这位秀才这样苦学的人？”便拿出一百幅纸、十枝笔赠送给他。康节推辞一番后才接受。他常常把这句话讲给先夫人听：“我年轻时曾经这样艰难，应当把这些事告诉子孙。”康节又曾对伯温说：“我早年徒步外出游学，直到有所成就，经历了艰苦的战斗。”程伯淳、正叔虽然是名士，但本来出身于贵家，他们取得成就就容易些。因此我哭着把这些事写下来给子孙看。

译康节先公在庆历年间经过洛阳，寄居在水北汤氏家中，喜爱那里的山水和美好风俗，开始产生买地筑屋的想法。到了皇祐元年，他从卫州共城奉迎大父伊川丈人迁居到洛阳。门生、怀州武陟知县侯绍曾，字孝杰，帮助他成行。起初寄居在天宫寺三学院。刘谏议元瑜，字君玉；吕谏议献可，号静居；张少卿师锡及其子职方君景伯；状元师德之子谏议君景宪；王谏议益柔，字胜之；子中散及其兄弟；谔，字师柔，及其子孙；南国张大丞师雄及诸子；刘龙图之子秘监几，字伯寿；修撰忱，字明复；侍讲李▯，字景真；吴少卿执中；王学士起，字仲儒；李侍讲育，字仲象；其子吁，字端伯；姚郎中爽，字周辅，这些人与康节交往最为亲密，有的称他为门生。洛阳人替他在履道坊西、天庆观东买了一所宅子；赵谏议把汝州叶县的田地借给他，后来王不疑和同乡人在河南延秋村买田。康节又归还了叶县的田地。嘉祐七年，王宣徽任洛阳尹，在天宫寺西、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琦宅第的旧址上，使用郭崇废宅剩下的材料建成三十间房屋，请康节迁居进去。富韩公让他的门客孟约买下一座与康节宅第相对的园子，园中水、竹、花、木都很优美。熙宁初年，实行购买官田的办法，天津的住宅也属于官地。榜文张贴了三个月，没人忍心买它。诸公说：“如果让先生的宅子被别人居住，我们这些人都会感到羞耻。”于是司马温公以下的诸位凑钱把它买下。康节先生作诗向王宣徽致谢说：“嘉祐壬寅年，新居才开始营建。正好分处在道德里，更靠近帝王宫。栏杆仰望端门的高峻，轩窗迎接两观的雄伟。窗户空明，响声传入▯、涧；高台回望，伊、嵩二山灿然。这样的美景尤其难得，昌盛的时代哪里容易遇到？我没有才能帮助天下，却有福分享受年成丰收。水竹环绕着心腹之地，莺花遍布幽深的林薮。年老以后欢乐不止，端午时节的感叹又何其无穷。长啸自得，陪伴真正的朋友；经营建造，又承蒙府公。我的赤诚只能徒然写下，无法报答深厚隆盛的恩德。”后来又作诗向温公等诸公致谢：“再次感谢诸公替我买园，在洛阳城中占有林泉。七千多步的平坦流水，二十多家争相出钱。嘉祐年间择居终究还是租赁，熙宁年间领到地契才终于能够专有。凤凰楼下新来的闲客，道德坊中的旧日散仙。洛水岸边的清风，早晨吹满衣袖；嵩山峰顶的明月，夜里照满轩窗。头巾斜戴，倒在菱荷水边；轻轻摇着谈麈，站在杨柳旁边。” 街道通向铜驼，繁花烂漫；堤岸连接金谷，青草绵延。青春尚未老去，还可以出游；红日已经升高，我却仍自在睡眠。洞名叫长生，应该有主人；窝名叫安乐，难道没有权利居住吗？我敢在世上明白地睁开眼睛，也会在人间另眼看天。把时光全都送进酒杯，将造化全部移入诗篇。也知道这一片好田地，足以消受我尧夫这支如椽大笔。如今宅子的契约登记在司马温公名下，园子的契约登记在富韩公名下，庄田的契约登记在王郎中名下，康节起初并没有改动这些名义。康节大概是说：“贫寒人家从来没有向别人求取过东西，别人送来时，即使东西很少也一定接受。”他曾对伯温说：“名声和利益不能同时兼得。我本来不求名，既然已经被世人所知，又何必再求利益呢？所以我甘于贫穷、以道为乐，一生都没有不足之意。”唉！洛阳风俗的淳厚、人物的兴盛，如今已经看不到了。再想到老年境况令人伤感，因此详细记下这些事来给子孙看。康节先公说，本朝有五件事，是自唐尧、虞舜以来从未有过的：第一，改朝换代那天，市场上的店铺不改变营业；第二，平定天下是在即位以后完成的；第三，从未杀害一个无罪之人；第四，百年之间才经历四代；第五，百年之中没有发生心腹之患。所以《观盛化诗》说：“纷纷扰扰的五代乱离之间，一旦云开，又重新看见了天。草木经过百年新雨露的滋润，车书所通的万里仍是旧日山川。寻常街巷中仍可见簪缨之人，随便一处园亭也有管弦之声。人已老而太平之春尚未老，莺花无害，白日高照，安然睡眠。”又说：“我们这些人依靠清静自守，幸逢圣明时代，难道还不知道这是多么幸运吗？天下的英才中有许多人隐居不出，人间的美好景色处处都能使人舒展眉头。生来只习惯看见丰收，老来从未经历乱离。把五件事逐一与前代相比，自帝尧以来确实没有这样的时代。”伯温私下怀疑“老去未尝经乱离”说得太过分，先公说：“我年老将死，你们这些人以后自然会知道。”永远追念先公，他在本朝太平盛世中隐居以求实现志向，辞谢征聘而不屈服，他写出的诗章往往都是这样。康节先公与富文忠公早年相识。文忠公刚入朝任宰相时，对门下士田▯大卿说：“替我问问邵尧夫，如果他愿意出仕，就用官职起用他；如果不愿意，就命他为先生、处士，以成全他隐居的志向。”田大卿把这话告诉康节，康节没有回答，只作两首诗来致谢：“多谢您屡次招请，并没有遗忘我；您是认为我胸中还有可以施展的才能。如果出仕，哪里能够禁止官吏的意图？既然清闲自在，又何必再求名号？愿意像巢父、许由那样称臣的时代，甘愿老死在唐尧、虞舜使家家安居的时代。满眼都是清正贤能之人在朝廷任职，我这个病夫没有什么能够系关国家安危。”又说：“想要实现终身老于闲适的计划，却不知道上天最终怎样安排。几重轩车、冠冕虽能酬报身份的尊贵，得到这些云山美景映入眼中却更多。美好景色从来不缺少吟咏的兴致，壮心却都已经消磨殆尽。鹌鸿自然有江湖中的乐趣，哪里需要费心设下罗网？”文忠公始终没有忘记他，后来借明堂▯祭，颁布赦诏向天下举荐遗逸之士。康节以为河南府一定会拿自己应诏。当时文潞公任洛阳尹，按照两府的礼仪召见康节，康节不屈从，于是便以福建黄景应诏。黄景字子蒙，也曾跟随康节交游，寄居在李邯郸公家中，李公的儿子寿朋把他推荐给潞公。当时天下应诏的共有二十八人，一同在政事堂接受宰执召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章〕

译到了河南，黄景用闽地口音自报姓名，文忠公很不高兴。众人各自试作一篇论，朝廷命他们任试衔知县。文忠公上奏说天下还有被遗漏的人才，请求再次下令举荐。诏令同意了。王拱辰尚书任洛阳尹，于是以康节应诏。颍川推荐常秩，二人都先被授予试将作监主簿，任职不受选限约束。文忠公招请康节，却不愿徇私，因此以天下人才的名义提出请求。知制诰王介甫不认识康节，退还了辞头，说：“即使邵某只是普通百姓，也不能只给他试衔。如果果真是贤者，就不应只授试衔，应该召来考试，然后再授予官职。”皇帝没有采纳，便交给知制诰祖无择处理。祖无择删去了“不理选限”的文字，但康节和常秩都没有出来任职。当时富公已经因母亲去世服丧离职。熙宁二年，神宗刚即位，诏令天下举荐遗逸之士。御史中丞吕诲、三司副使吴充、龙图阁学士祖无择都推荐康节。当时欧阳公任参知政事，向来器重常秩，所以颍川也再次以常秩应诏。康节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他辞谢，朝廷不许。接受任命后，他立即以疾病为由不去赴任。他答复乡人的两首诗，第一首说：“我一生没有做过令人皱眉的事，天下人应该没有对我咬牙切齿的。送走落花，哪里需要下雨？装点旧物，哪里需要春天？幸而遇到尧、舜这样的真正君主，姑且让我像巢父、许由一样做个在朝廷之外的臣子。六十岁的病人应当审度自己的本分，监司又何必苦苦陈说？”第二首说：“只是担心乡人还不十分了解我，相知深厚之后又有什么可疑惑的？贫困时给我俸禄是可以接受的，年老之后再得到官职，就难以改变了。我自有林泉可以安顿平素的志向，何况没有才能惊动丹墀。荀子、扬雄如果守住我们儒者的本分，也就免得被韩愈议论为小小的瑕疵。”常秩以职官身份被起用。当时王介甫正推行新法，天下纷纷认为不便，便想找到山林之士中与新法相合的人。常秩获赐面见皇帝，神宗问他：“仁宗召你，你为什么不出仕？朕召你，你为什么却出来了？”常秩说：“仁宗容许我不出仕，陛下却不容许我不出仕。”于是极力称说新法的便利，便被授为谏官，后来做到待制。皇帝渐渐轻视他。王介甫仍然支持他，没有忘记旧情，但也知道他的为人了。熙宁初年，王介甫的弟弟安国，字平甫，任西京国子监教授，跟随康节交游。回去后把康节关于出仕和退处的话告诉王介甫，王介甫感叹说：“邵尧夫的贤德是不可企及的。”《神宗正史·康节列传》中史臣写道：“他与常秩一同被召，某最终没有起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这其中是有缘故的啊。康节先公与富韩公过去就有交情。富韩公从汝州获准回到洛阳养病，修筑了大宅，与康节在天津的隐居处相距很近。富韩公说：“从今以后可以时时互相邀请了。”康节说：“我冬夏不出门，春秋时节偶尔到亲友那里走走。您邀请我，我未必会来；您不邀请我，我反而可能自己来。”富韩公谢绝宾客，并告诫儿子说：“先生来了，不要按通常的时间接见。”一天康节经过他家，富韩公作诗说：“先生从卫州来，客居西畿，乐于道义、安于闲适，完全远离世俗机心。两次受命征召，最终都没有出仕，独自甘居穷巷，寂寞无所依凭。贯通百代，常常探究古事；吟咏千篇，也深入精微。珍重的知交忽然来访，醉中和着风雨，直到深夜才归。”康节和诗说：“在道堂中闲谈了很长时间，尘世之外的酒杯不是徒然举起。刚登上小车，人们已经认出我来；醉中和着风雨，直到深夜才归。”富韩公又在康节《击壤诗集》上题诗说：“百姓受到教化而发生改变，这是尧的时代；只看‘尧夫’这个字，就知道他的德行。再读他新作的诗，题名为《击壤》，先生所说的道理全都具备，没有丝毫遗漏。”他就是这样了解康节的。富韩公曾让两个青衣、一个苍头搀扶着自己行走。一天，他与康节在后园相会，康节谈论天下大事，富韩公非常高兴，不知不觉独自走下堂去。康节没有起身，只慢慢指着两个苍头取笑富韩公说：“您把拐杖忘了。” 富公深居简出，托病谢绝宾客，但他一向苦于气痞。邵康节说：“好事到了手里，为什么反而害怕得这么厉害？不替别人做了，闷闷不乐又有什么益处？”富公笑着说：“这件事不容易说。”原来他是为了嘉祐年间建储君的事。富公虽然刚强勇敢，但遇到事情总是审慎周密，不到万全之时不会行动，邵康节因此拿这件事和他开玩笑。一天，富公面带忧色，邵康节问他，富公说：“先生猜猜我的忧虑在哪里？”邵康节说：“难道是因为王安石被罢去宰相，吕惠卿任参知政事，而惠卿比安石更加凶暴吗？”富公说：“是。”邵康节说：“您不必忧虑。安石、惠卿本来就是因为权势和利益才联合起来的。如今惠卿和安石在权势利益上相互冲突，很快就会彼此成为仇敌，顾不上加害别人了。”没过多久，惠卿果然背叛安石，凡是能够加害安石的事情，没有一样不做。富公对邵康节说：“先生的见识和思虑，实在远远超过常人。”一天傍晚，司马公来见邵康节，说：“明天僧人显修要开堂说法，富公、吕晦叔想一同去听。晦叔迷恋佛教，已经劝不回来了；富公如果也去了，于理不便。我是后辈，不敢开口，先生为什么不劝止他呢？”邵康节说：“只恨我听说得太晚了。”第二天，富公果然去了。后来邵康节见到富公，对他说：“听说皇上想按照裴晋公的礼数起用您。”富公笑着说：“先生认为我这样衰老多病的人还能起用吗？”邵康节说：“确实如此。有人说，皇上命您出仕，您没有起身，却因为一个僧人开堂说法您就出去了，这恐怕不合适吧？”富公惊讶地说：“我倒没有想到这一层。”富公和邵康节一起吃笋，邵康节说：“笋的味道非常鲜美。”富公说：“还是比不上中堂骨头的美味。”邵康节说：“我这个山野之人在林下吃了三十年笋，从来没有被人夺去。您今天能够吃到中堂骨头吗？”富公笑着作罢。邵康节病重时，富公每天派他的儿子和医生一同前来，赠送药物从不间断。邵康节去世，富公给他的丧家送去的赙赠十分丰厚。伯温服丧期满后前往拜见富公，富公悲伤地说：“先生年纪还不大，我曾经劝您学习修养之道。”又说：“不能学习这些，胡乱奔走又有什么用呢？”他问伯温多大年纪，娶妻没有。伯温回答：“二十四岁，还没有娶妻。”富公说：“晚些娶妻很好，可以保养血气，专心致志地做学问。我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后才娶妻。曾经对先父先母说过，没有考中进士决不娶妻；弟弟妹妹应当先让他们婚嫁。所以田氏妹妹先嫁给了元钧。”伯温从此得以出入富公门下。可悲啊，如今海内的士人曾经有幸拜见富公、侍立于他的座前，只有伯温一人还在。想起富公英伟的姿态，仍然令人感到凛然如同他还活着。

译熙宁三年，司马温公与王荆公因新法意见不合，不接受枢密副使之职，请求出守一郡，凭端明殿学士的身份任永兴军知军。几个月后，神宗思念他，说：“假如司马光在朝廷，君主自然不会有错误的举动。”于是调任他为许州知州，并命他经过宫阙时上殿觐见。司马公坚决推辞，请求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于是他居住在洛阳，买下尊贤坊的一座园子，命名为“独乐”，从此开始与伯温的先父康节交游。他曾说：“我姓司马，是陕人；先生是卫人，如今同住洛阳，就也是乡人了。像先生这样道学尊崇的人，应当以年长和德高为贵，官职不值得一提。”一天，司马公穿着深衣，从崇德寺书局出来，沿洛水堤岸散步，因而经过康节在天津的住处，通报说是程秀才来拜访。见面以后，康节才知道是温公，便问他为什么这样说。司马公笑着说：“司马氏出自程伯休父，所以说姓程。”他留下诗说：“拜谒完毕回来抵达寺居，解下马鞍任马放纵，也不再让人传呼。紫衣金带全都脱去，我便是林间一个平民。”“青草柔软，水波清澈，沙路隐约；手拄竹杖，身穿深衣。白鸥不相信我已经忘却机心很久，见到我仍然穿过岸边柳树飞去。”邵康节唱和道：“只有您全不把这些当作事情，这才相信人间确实有大丈夫。”“风从背后吹来，河声近处也变得微弱；斜阳淡淡，隔着云彩仿佛披上一层衣裳。一对白鹭从烟霭之外飞来，将要落到沙滩边，却又转身飞走。” 一天，司马公登上崇德阁，约邵康节很久却还没到，便作诗说：“淡淡的太阳和浓密的云彩聚合又散开，碧绿的伊水与清澈的洛水遥遥萦回。林间高阁远望已经很久，花外的小车还没有到来。”邵康节唱和道：“您家梁上的燕子，往年过社日就回来；今年过了社日还没有回来。不要说是责罚我，让您久立凝望，花丛深处小车已经来了。”又说：“上天启发的大君有八斗之才，山野之人走到半路也一定要回头。神仙说过的一句话令人难忘，花外的小车还没有到来。”邵康节有《安乐窝中诗》说：“半记得又半记不得，像是梦醒之后；似乎忧愁又似乎不忧愁，正是心情疲倦之时。拥着被子侧身躺着，还不想起床，帘外落花纷纷乱飞。”司马公喜爱这首诗，请人写在纸帘上，字迹和笔法奇特古朴，我家世代把它当作珍宝。司马公和邵康节相互唱和的诗很多，都详细载在《击壤集》中。司马公曾问邵康节：“我是什么样的人？”邵康节说：“君实是脚踏实地的人。”司马公深深认为这句话说得知己。邵康节去世后，司马公作挽诗两章，其中一首说：“仰慕您的德行，早已因听闻风范而久怀敬意；一谈交往，便如初次相逢即倾心相交。” “何必只是旧日见过半面，根本不必等到一句话就已经亲近。讲论道理、切磋学问时直率坦诚，忘却拘束、谈笑之间情意真挚。多次承蒙您的厚重恩德，铭记佩服，怎敢不写在衣带上。”这是记载邵康节所说的话。邵康节又说：“君实是九分人。”他敬重司马公到了这样的程度。后来司马公因为邵康节的缘故，对他的遗孤伯温非常优厚。司马公没有儿子，便把族人的儿子康收为嗣子。康字公休，贤能很像司马公，有识之士都说，这是上天特意为他生下的。公休与伯温交游日益深厚。司马公去世后，公休服丧期满。元祐年间正要重用他，却也不幸去世，特赠谏议大夫。公休有个儿子叫植，当时才几岁，公休平素已经把他托付给伯温。直到范纯夫、内翰等人都说：“将来能够成就温公后代的人，除了伯温没有别人。”朝廷知道这件事后，便把伯温从长子县尉调任西京国子监教授，使植能够完成学业，并借此料理司马氏的家事。植字子立，长大后像公休一样贤能，天厂说他是真正属于温公家族的人。他也早死，没有儿子，司马温公的后代于是断绝。司马温公刚居住在洛阳时，问邵康节说：“有个尹材，字处初；一个张云卿，字伯纪；一个田述古，字明之。这三个人都贤能俊秀。”处初、明之得以进入温公门下，只有伯纪还没有见到温公。邵康节把这件事问温公，温公说：“处初、明之的贤能正如先生所说。至于张君，我听说他把父亲的灵柩暂厝在和州，长久没有去迎取，不敢与他相见。”邵康节说：“张云卿可以说是孝顺了。云卿的父亲因被贬任官而死在和州，家贫不能归葬，所以暂时寄放在那里。云卿奉养母亲回到洛阳，家里非常贫困。府尹怜悯他，让他担任国子监说书，每月得到七千的俸禄来奉养母亲。如果去和州一趟，就会停发几个月的俸禄，反而会使他的母亲挨饿。他的情况就是这样。”温公惆怅地说：“是我听信了错误的说法。”伯纪从此也跟随温公交游。不久，伯纪的母亲去世，他步行到和州迎取父亲的灵柩，与母亲合葬。三位君子既然得到温公的知遇，温公在元祐年间入朝为相后，处初、明之以遗逸身份受命任官，伯纪因多次被荐举而获得特恩，三人一同担任学官。温公喜爱贤才、礼遇士人，对邵康节的话如此尊重任用。伯纪学问广博，文潞公对于经史的注疏有时有所遗忘，大多向伯纪请教。邵康节先生与赵宗道学士交游。宗道年长，邵康节向他行拜礼；宗道的几个儿子也都以对待父亲和老师的礼节侍奉邵康节。宗道早年出自富韩公门下。熙宁初年，宗道从西都留台领宫观之职，直到去世。在此以前，宗道的小儿子济任提举常平，弹劾富公不实行新法，朝廷因此以此事为罪，罢免了富公的使相之职。宗道去世时，富公以致仕官员的身份居住在洛阳，给他的家属送去的赙赠抚恤十分丰厚。宗道的兄弟服丧期满后，想去向富公道谢，只有济不敢前往，便向邵康节请示。邵康节说：“凭富公的德行气度，难道还会对你有什么指望吗？只管去，不要疑虑。几个兄长都去，唯独你不去，这是把自己置于不肖之人的地位。”第二天，济和兄长们一同前往，富公非常慈爱地抚慰他。济心中不安，起身谢罪。富公制止他说：“我见的是故人的儿子，前一天的公事不必谈论。”济回去后向邵康节道谢说：“如果没有先生，济的过错就无法赎偿了。”熙宁癸丑年春天，大名府的王荀龙，字仲贤，进入洛阳，拜见邵康节先生。他的议论刚劲正直，有超过常人之处，邵康节很喜欢他，和他的诗说：“乘车随从赏花来到北京时，耿君早已提前驰情相迎。如今霜降得这样重，怎么办呢？今年花开也只是徒然有声。既然承蒙佳作，理当投刺拜访，难道没有几句累赘的话替我通报姓名吗？”

译“上天所造就的美才，本来就应当自我珍惜；料想不会无缘无故地生在这个时代。”仲贤是魏公的门客，于是拿出魏公送行的诗，字体是颜体，写得很大，极其奇伟。邵康节说：“我年轻时喜欢写大字，李挺之说：‘学习书法会妨碍学习道。’所以我曾作诗说：‘回想从前刚学写大字的时候，学着与人饮酒、吟诗。如果不是益友苦心劝止，到了四十五岁就会成为一个无所成就的人。’”仲贤又吟诵魏公的诗：“春天过去，花丛中的蝴蝶纷乱；雨后，菜园里的桔槔闲置。”邵康节喜爱这两句，说：“这是哀怨却不伤感、委婉而又自成篇章的言语。”仲贤的儿子名岩叟，字彦霖，元祐初年从知定州安喜县任上被召为监察御史，素有刚直的声誉，后来官至签书枢密院。彦霖父子都是魏公的门客。魏公镇守相州时，推荐彦霖为属官。韩康公接替魏公后，想把彦霖留下，彦霖辞谢说：“我是魏公的门客，不愿意从别人的门下出仕。”士大夫都称赞他。邵康节先生曾说，李复圭龙图遇到事情能够果断决断。他二十八岁时任滑州知州，和郡中官员夜间聚会。有一个衙门士兵抢夺银匠的铁锤并杀了人，全府都惊慌骚动，李复圭把他逮捕到案，当即将他斩首。随后上章待罪，各部门也按此事追究他擅自杀人。仁宗说：“李复圭是有统帅才能的人。”于是任命他为庆州知州。后来他被贬责为光化军，有个被裁汰停职的士卒自己陈述，请求加租佃种某人的官田。李复圭说：“你是因为被挑选淘汰而停职的士兵，怎么还能租种官田？”士卒说：“我的筋力还没有衰退。”李复圭说：“你是因为衰弱才被挑选淘汰的，既然还没有衰弱，就应当重新充军。”于是叫来刺字的人，在他脸上刺上“元军分”三字，人们都称赞这件事。李复圭才华很高，因此受到众人忌恨，仕途多次不能进升。他居官时常常感到不平，邵康节于是和他的诗，作《天吟》一篇说：“天地间总是同一种苍苍的颜色，古往今来的人都曾因此望断愁肠。太阳运行、月亮往来，始终没有稍许差异；阳气舒展、阴气惨淡，彼此并不妨碍。迅雷震响之后山川仿佛裂开，甘露降落之时草木散发芳香。幽暗的岩崖间生出鬼魅，清平的郊野中出现鸾凰。千年积存的东西会化作三春的雨，万木也会因一夜的霜而凋零。这层意思明明白白却难以领会，实在必须由贤者加以深入推究。”这是扩大他的诗意，希望他能够有所感悟。邵康节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锡的宴会，与他一起投壶。李君锡最后一箭射中了耳部。李君锡说：“只是偶然射中罢了。”邵康节应声说：“差一点就把壶输掉了。”在座宾客都认为这是一副恰当的对答，可以说很会开玩笑了。

译●卷十九 熙宁初年，王宣徽的儿子名正甫，字茂直，任西京粮料院监官。一天，他约邵康节先生和吴处厚、王平甫一起聚餐，邵康节以生病为由推辞。第二天，茂直来见，邵康节对他说：“我推辞这次聚会是有原因的，姑且听我说。吴处厚这个人喜欢议论，平甫是介甫的弟弟。介甫正在执政并推行新法，处厚常常讥讽他；平甫虽然不太赞成他哥哥，但如果有人当面辱骂他哥哥，他也会受不了。这就是我推辞聚会的原因。”茂直笑着说：“先生料事竟然这样周密。昨天在席间，处厚毁谤介甫，平甫变了脸色，想把这件事告到府里去。我费了很大力气调解，他才作罢。”唉！邵康节凭道德受到一代人的尊崇，平日里无论出仕、退处，甚至在饮食聚会这样的小事上，都如此谨慎，做子孙的应当牢记。熙宁年间，洛阳受到朝廷尊崇礼遇、以道德著称的大臣是富韩公；侍从官中有司马温公、吕申公；士大夫中官至卿、监而因清廉有德早早退居的有十多人；好学、乐于行善而有操守义行的有将近二十人。邵康节先生隐居并谢绝征聘，他们都与他交往，忠厚的风气因此传遍天下。乡里后辈都知道敬畏廉耻，想要做一件事时，一定说：“不要做不善之事，恐怕司马端明知道，也恐怕邵先生知道。”唉，真是盛美啊！嘉祐年间，朝廷以遗逸身份任命邵康节先生为官，他推辞，朝廷不接受。河南尹派官员到他的宅第送来告敕和朝章，邵康节穿上官服表示谢意，随后仍然换回原来的褐衣。到熙宁初年，朝廷再次任命他为官，他三次辞谢，朝廷仍不接受。他再次穿朝服表示谢意，并且说：“我不再做官了。”这才开始穿隐士的服装，戴乌帽、穿绦褐，即使见到卿相也不更换。司马温公依据《礼记》制作深衣、冠簪、幅巾、缙带。每次出门，他穿朝服骑马，并用皮匣装着深衣让人带在身后，进入独乐园后就换上它。他常对邵康节说：“先生可以穿这种衣服吗？”邵康节说：“我是当今时代的人，应当穿当今时代的衣服。”温公感叹他的话合乎道理。富公尚未考中进士时，家住水北上阳门外，在水南天宫寺三学院读书。学院中有个行者名叫宗颢，曾经在富公身边供事。等到富公做了宰相，宗颢已经成了僧人，富公刚刚上奏请求赐给他紫衣方袍，赐号宝月大师。富公退休后，在至德坊修建大宅，和天宫寺相距很近。富公因病谢绝宾客，宗颢有时不能进去，就直接走入道堂，见到富公便说：“相公还记得在学院读书的时候吗？”富公常常被他逗笑。逢年过节赠送给他的礼物也很丰厚。邵康节先生从共城迁到洛阳时，还没有被世人知晓，只有宗颢收留他住宿。由此可见，宗颢不是一般的僧人。邵康节登上他院中的楼阁，曾作《洛阳怀古赋》说：洛阳作为都城，地处天地中央，拥有居于中天的王气。我迁居这里才半年，适逢秋雨初晴，便和殿院刘君玉登上天宫寺三学阁，于是得以遍览洛阳的风景。可惜历经百代兴亡，天子虽然曾把这里作为都城，却大多不能长久居住。因此产生怀古之感，借以寄托讽谏和吟诵。君玉喜欢赋，请允许我用赋来陈说。秋雨初晴，阳光清朗；万物景象显现，秋色更加明亮。怎样的幽深情怀才能得到畅快，只有登临高阁才可以凭栏远眺。天空空旷辽阔，秋风轻柔而清冷；俯览三川的形势和胜景，感慨千古以来的兴亡。于是眺望西北，那里物产风光秀美，云的情态、物的姿态，满眼一片苍茫。楼阁高低相间，金碧色彩鲜明耀眼。正处在地势环抱之处，王者居所就建在那里。可惜天子居住在东都，这个地方就像诸夏之地，不能成为四方来朝的要地，也不能向天下发号施令。声名文物不从这里传播出去，道德仁义也不从这里教化天下。宫殿森然排列，如今却弯曲倒伏成了茂密的荒草；园林田圃棋子般分布，如今荒废成了平坦旷野。天子的鸾舆曾有三十多年没有来到这里，使人依依不舍地叹息说：这里只是徒有都城的名称罢了。唉！夏王治理洪水时，天下之内划分的土地只有九州，而处在中央的确实叫作豫州。荆山、黄河以北，这里是上游之地。周公为成王占卜建都之地时，天下各地进贡的国有一万，而处在中央的确实叫作洛阳。瀍水、涧水两旁，这里只是旧都。直到今天已经两千多年，因为兴亡更替没有定数，所以它的都城所在也没有固定不变。我作这篇赋的原因，是考察古今变化的时势，叙述兴亡的不同和相同，追念已经失去的君王，保存后世的国家。过去大昊开始创立法则，二帝使它完备；三王全面遵循这些法则，并结合实际采用适宜的办法。这六位圣人的治理经营，实在是万世的宗师。我于是认为，治理百姓的道理，到这里已经达到极致了。等到五霸违背正道、七雄凭借威势逞强，汉朝的兴起乘着秦朝的弊病，曹氏在汉朝衰落时侥幸专擅，开始时鼎足而立、各自治理，最终却像豆子一样分裂而败亡。西晋失守中原，刘宋在江左划定疆域，有的逃往齐地而又转赴魏地，有的经过陈地而又经历隋朝。自从北魏拓展黄河以南的土地并建立根基，经历六朝的风物；李唐盘踞关中腹地而孕育兴盛，经历五代的战乱离散；这期间，有的凭道义取胜而得到民心，有的凭兵力强盛而震慑臣民，有的像虎吞龙噬一样兼并，有的像鸡狂犬诈一样逞凶欺诈，有的在艰难中开创基业，有的在安逸闲暇中守成，有的覆餗而终，有的根基稳固而振兴。因此可以陈述其中六件事，虽然善恶各不相同，但成败的道理是一样的。第一件说：德行的作用多么伟大啊！要使德泽润及天下，必须先在自身实行，然后才能教化他人。所谓教化，就是让别人效法自己，是由他人来效法我。因此，不用严厉便能治理，不刻意作为便能成功，不用言语便能取得信任，不下命令便能推行。顺应天下人的性命，养育天下的生灵。这大概就是帝王所做的事吧。第二件说：政令的作用多么重要啊！要使政令公正地施行于天下，必须先在自身实行，然后才能教导他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译所谓教化，就是端正人心，由自己先端正，再去端正别人。因此，才能有威严而得到治理，有作为而取得成功，有言语而使人信服，有命令而使人执行；才能拔除天下的疾苦，使天下百姓得以生存。这大概是王者所做的事吧！第三说：强盛啊，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真大！要使天下归服，必须先充实府库，储备仓廪，磨利兵器，巩固城防。以烈火般严厉的态势执行法令，以秋霜般肃杀的态势整治军队和刑罚，使百姓对上下都敬畏，使外部荒远地区的夷人心怀恐惧。这大概是霸者所做的事吧！第四说：有时把政事处理得过于宽缓，因宽纵而失误，开始时便废弛事务，时间久了就滋生奸邪。既然利处不能胜过害处，所以庸人得以排斥贤能。这种做法必然是减轻赋税，想使百姓不困顿，百姓反而更加困顿；减省刑罚，想使百姓不受残害，百姓反而受到更多残害。可见，使天下归服的方法，已经失去了根本。第五说：有时任用人只看明察，处理政事只求专断，开始时声势猛烈，最终却处处缺漏。既然上下相互残害，恩惠和信用就被夺去了。因此加重刑罚，想使百姓不犯法，百姓反而更加犯法；加重赋税，想使国家不枯竭，国家反而更加枯竭。可见，使天下归服的方法，已经失去了末节。第六说：水灾、旱灾造成灾害，年成消耗、歉收，这是天地间的常理，即使圣人也不能完全避免，大概只要有所准备，就可以没有祸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如果不能取其中道，又加上宽严失当、刑罚轻重失去权衡，即使没有水旱、战争等灾祸，百姓也已经困苦了，更何况还有水旱、战争等灾祸呢？所谓“根本和末节都失误了，不灭亡还等什么”。天下有六种导致成败的情形，说的就是这个。统治天下的人，不可不采用圣帝的典章谋略，施行明王的教化。士人可以杀死，却不可以侮辱；百姓可以亲近，却不可以轻贱。上位者能够像抚爱儿子一样安抚百姓，下面的人必定拥戴他的后代。仲尼之所以陈述革命之理，是为了抑制人们不把君主当作君主；阐明逊国之义，是为了杜绝人们成为不守臣道的人。制定礼乐，使天下的政教归于一致；修订《春秋》，谴责诸侯扰乱人伦；删定《诗》，来宣扬文王、武王的美德；编次《书》，来尊崇尧、舜的仁德；赞述《易》，把它与《六经》都概括收纳，使之并存。或许不可以因为土地的轻重而改变百姓的教化，不可以因为天时的教化而违背天时；一定要随着时势施行教化，各方面都准备周全，居处相应的土地才能得到适宜。因此可知，土地不可以固守不变地占有。君上如果一定要上行帝王之事，就请掌握天道；居中行王者之事，就请掌握人道；处下行霸者之事，就请掌握地道。在这三种道路之间，能够举用其中一种，哪怕追溯到千古以前，也仍然易如反掌。那么洛阳的兴盛，又何必计较建都或不建都呢？如果想任用我，我就依从其中的道理。康节先生经世济民的学问，大概就是这样，只是借着这篇赋来表现自己的见解罢了。熙宁年间，宗颢还健在时，伯温曾到他的院中读书。宗颢常常拿富公晚年求学的事情来勉励他，说：“富公夜里枕着圆枕，希望睡不久。想要有所思考，冬天就用冰雪，夏天就用新汲的水浇脸。他勤苦到了这种程度。”康节先公的《怀古赋》起初没有底本，只有宗颢能够背诵，直到年近九十才去世。康节先公常说：“本朝祖宗养成天下士人的方式，不是前代所能相比的。朝廷内部没有大臣跋扈，外部没有藩镇强横，也没有大盗贼，只有夷狄值得忧虑，所以有《十六国诗》说：‘普天之下称为寰区，大禹曾经治理过洪水。衣服破旧时多有虮虱，指甲腐烂处便足以生虫蛆。龙章本来不凭借狂寇，象魏什么时候曾荐举乱胡？尼父有一句话很值得玩味，当时只是缺少一个管夷吾。’又作《观棋诗》，逐一叙述古今直到西晋，说：‘二位君主蒙受霜露之苦，五胡侵犯鼎彝。世上没有管夷吾，使人更加欷歔叹息。’他常说：‘孔子念及管仲的功劳，自然不会把披发左衽当作值得庆幸的事。像管仲这样的人，难道可以轻率议论吗？’唉，确实是有道理的啊！” 康节先公关于先天的学说，伯温不肖，不敢妄加称赞。他平日对于人事的机微和吉凶，从不轻易谈论。治平年间，他和客人散步到天津桥上，听到杜鹃声，神情惨然，很不高兴。客人问他原因，他说：“洛阳过去没有杜鹃，现在才开始来到，这一定有所主应。”客人说：“是什么意思？”康节先公说：“不出两年，皇上将任用南方士人为宰相，他会大量引荐南方人，一味致力于变更，天下从此就会多事了！”客人说：“听到杜鹃声，怎么就能知道这些呢？”康节先公说：“天下将要太平时，地气自然由北向南；将要动乱时，地气自然由南向北。如今南方的地气已经到了，禽鸟飞行之类，都是最先得到地气的。《春秋》记载‘六▯退飞’、‘鹳鹆来巢’，就是地气使它们这样。由此以后，南方的草木都可以迁移过来，南方的疾病、瘴疟之类，北方人都会因而受苦。”到熙宁初年，他的话果然应验了，真是奇异啊！所以康节光公曾有诗说：“流莺啼叫的地方春天还在，杜宇到来时春天已经不再。”又说：“几家大宅横映斜阳，一片残春中子规啼叫。”其中的意味很深。伯温后来听说熙州有一座庸碑，本朝尚未攻下那里时，一天有几千只家雀聚集在碑上，人们厌恶地说：“难道这个地方将要归汉所有了吗？” 于是把它烧掉了，大概是因为夷人中没有这种鸟。不久以后果然应验了。于是把这件事一并记下来，用来验证先君的话。康节先公没有什么书不读，唯独以《六经》为根本，大概是领会了圣人的深意。他一生不从事训诂解说之学，曾说：“经书的意思本来自己就明白，只是苦于人们不知道罢了。在屋下再盖屋，在床下再安床，只会越来越使人迷惑。”所谓陈旧的言辞，正是使人活用的东西。所以有诗说：“陈旧的言辞和活用的道理不必自夸，本来中等才智的人都可以明白。”他认为老子懂得《易》的体，孟子懂得《易》的用。谈到文中子时，他说佛是西方的圣人，并不认为这样说有过错。对于佛、老的学说，他口头上从不谈论，是因为知道而不说。因此有诗说：“不向禅师谄媚，不向方士奉承；不出门户庭院，却直接与天地相接。”他所著的《皇极经世书》，依据元、会、运、世的数理推演，千年以后的日子也可以坐而推知。以太极为堂奥，以乾坤为门户，包摄《六经》；阴阳、刚柔运行其中，消长、盈虚相互造成盛衰，皇、王、帝、伯相互造成治乱。他难道肯从事训诂解说之学吗？

译熙宁三年四月，朝廷开始施行新法，所派遣的使者都是新近进用的年轻人，遇到事情便兴风作浪，天下骚动不安，州县开始无法治理了。康节先公闲居山林，门生和旧交中在四方做官的人，都想投递弹劾自己的状章辞官回来，写信询问康节先公。康节先公答道：“这正是贤能之人应当尽力的时候。新法固然严苛，但能放宽一分，百姓就能得到一分的恩赐。投递状章离去又有什么益处呢？”唉，康节先公深深通晓世务，不像这样以沽名激愤来取得虚名。世人所说康节先公是隐士，并不是这样。康节先公出行不选择日子，有人告诉他某日不利，他就不出行。他大概是说：别人没有说出来时，人并不知道；既然说出来，就产生了知觉；有了知觉却一定要照着做，那就等于同鬼神相抗了。春秋祭祀，他约略依照古今礼制实行，也焚烧纸钱。程伊川感到奇怪，问他原因，他说：“这是明器之义。假如其中有一项不合礼制，难道是孝子慈孙的心意吗？”又说：“我的高祖、曾祖也是当时的人，用笾、豆、簠、簋来进献牲品，是不可以的。”伯温谨慎遵照遗训实行这些事。伯温年轻时侍奉在家中，向康节先公请教说：“大人处在至和年间，仁宗在位，富公主持国政，可以说是盛极一时了，您却推辞征聘而不肯出仕，这是为什么？”先公说：“本朝到了仁宗时期，政治教化的美善、人才的兴盛、朝廷的尊严，都达到了极点。前代有些方面没有达到，后代也有些方面赶不上。这是上天所命，并不是偶然的。我即使出仕，又有什么益处？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伯温再次拜谢叩头，不知道该怎样追问。康节先公留下训诫说：“你固然应当行善，也必须量力而行。如果不量力而行，即使是善事，也不应当去做。所以有诗说：‘按力量行事，行动时就没有后悔和忧虑；随事情的适宜处安乐，就可以减少经营谋划。如果一定要等骏马才骑马，只怕一辈子也没有马可骑。’”他又曾说：“善人固然可以亲近，但在还没有了解清楚时不可急于亲近；恶人固然应当疏远，但在还没有看清楚时不可急于远离，否则一定会招来后悔和忧虑。所以无名君作序说：‘见到善人，从未急于亲近；见到不善之人，从未急于离开。’”伯温牢记在心，一生不敢忘记。康节先公说：从前京城有一个道人，每天在市中饮酒。他将要离开时，对邻居说：“今天应当有某个人来。”不久果然来了。从此以后，没有一次不是这样。有人问：“预先知道这件事有什么方法？”他说：“只是没有心念罢了。”又问：“没有心念可以学习吗？”他说：“刚想让别人学习没有心念，就已经有心念了。”程伊川先生又说：从前我被贬到涪州，经过汉江。船行到江中，船几乎倾覆，全船的人都号哭起来。伊川只是整理衣襟安坐，内心保持真诚恭敬。不久船到了岸边，同船众人中有位老人问伊川：“船危急时，您坐得这样端正庄重，为什么？”伊川说：“只是守住内心的真诚恭敬罢了。”老人说：“守住真诚恭敬固然好，却不如无心。”伊川还想和他交谈，老人却忽然不见了。唉，人如果果真无心，危险艰难摆在面前，也仍然如同平地。老子说：“进入水中而不被水沾湿，进入火中而不感到炎热。”只有无心的人才能做到。康节先公听一位道人说：他曾经乘船渡海，遇到风暴停泊在岸边，和几个人下船采柴。有几十个巨人，身高一丈多，互相呼喊的声音像禽兽一样，把他们全都捉走了，用竹竿把他们像鱼一样串起来，摆上食物和酒。那位道人恰好在竹竿的末端，巨人喝醉睡着后，他逃跑登船而脱身。于是他解开衣服，拿出身上穿着的痕迹，痕迹留在胁下。康节先公说：“四海之外，什么地方没有奇异之事，只是人的耳目无法达到罢了。”

译●卷二十 熙宁年间，有一个没有眼睛的道人，把钱放在手掌中，就能知道钱的正面、反面以及年号，人人都觉得奇异。康节先公问他：“把钱放在你的脚上，你也能知道吗？”道人回答：“这是我师父说的话。”说完惭愧道歉而离去。伯温年轻时，因为读《文中子》，读到“假使诸葛武侯没有死，礼乐难道会兴盛吗”，于是写了一篇议论，认为武侯是霸者的辅佐，恐怕在礼乐方面未必能够使之兴盛。康节先公看到后，愤怒地说：“即使你像武侯一样，也不可以妄加评论，何况你和他相差万万之远呢？凭武侯的贤能，怎么知道他不能兴起礼乐？后生随意议论前代贤人，也是不对的。”伯温从此以后对前辈贤达不敢妄加评论。伯温的上世出自范阳，家中以中正刚直、诚实笃厚、读书谨守礼法为家法。祖父伊川丈人尤其质朴正直，一生不随意说笑。他七十九岁，于治平四年正月初一日去世。起初没有疾病，连续几天不吃东西、不喝水。除夕夜，康节先公以下的人侍立在左右。伯温当时才七岁，祖父非常疼爱他，他也站在祖父身旁。祖父说：“我等不到新年就要去了。”康节先公以下的人都掩面哭泣，祖父制止他们说：“我的儿子以布衣之身名动朝廷，子孙都努力求学、孝顺谨慎，我闭眼也没有遗憾了，有什么必要哭呢？”祖父平时喜欢用大杯饮酒，对康节先公说：“斟酒和你告别吗？”康节和叔父斟满大杯献上，祖父一饮而尽；再次斟酒，喝到一半，气息已经微弱了。他对康节说：“我一生不伤害万物，不妄言，自料没有罪过。我死后应当用肉祭祀，不要做佛事扰乱我的教诲。不要让我死在妇人手里。等我接受小殓后，你们兄弟才让家人哭泣。不要大声号叫，使我迷失道路。”康节先公流着眼泪答应了。康节筹划安葬祖父，和程正叔先生一起在伊川神阴原选择墓地。没有完全采用葬书的说法，大体上按照五音选择墓地，按照昭穆次序安葬；对于拘泥阴阳禁忌的说法，全部不相信。因此在这一年十月初三日下葬。打开棺材时，祖父的面容像活着一样，伯温至今还记得。熙宁十年夏天，康节先生患了轻微的疾病，气息日益衰弱，精神却日益清明。他笑着对司马温公说：“我想观察一次生命的变化，怎么样？”温公说：“先生不应当到了这种时候。”康节先生说：“死生是平常的事情罢了。”张横渠先生喜欢谈论命理，前来问候病情，便说：“先生谈论命吗？应当推算一下。”康节先公说：“如果是天命，我知道；世俗所谓的命，我不知道。”横渠说：“先生已经知道天命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程伊川说：“先生到了这种地步，别人已经无法施力，希望您自己作主。”康节先公说：“我一生学习道理，难道不知道这些吗？然而也没有什么可作主的。”当时康节正在正寝，诸位先生在外面商议后事，有人想把他葬在靠近洛城的地方。康节先公已经知道了，叫伯温进去说：“诸位想把我葬在靠近城的地方，不可以，应当依从伊川先祖的墓地。”七月初四日，他大字写下一首诗：“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客人问他年纪多大，他说：“六十七岁。俯仰于天地之间，浩然正气独自无愧。”就在这天夜里五更去世。他安排身后之事，和祖父相同，伯温不敢违背。此前，康节先公每次去瞻拜伊川祖父的墓，走到半路的上官店时，必定经过信孝杰殿丞家。孝杰最早跟随康节先公。孝杰去世后，留下八个儿子，康节先公把他们当作子侄对待；每次经过那里，他们都迎接拜见，恭敬地侍立在左右。康节先公去世的那一年，寒食节经过那里，对几个儿子说：“我再次经过这里时，就和今天不一样了。”几个儿子不敢询问。到下葬时，丧车到了上官店，几个儿子哭着祭奠并说起这件事，认为十分奇异。张景观，字临之，学问和品行都很高，康节先公很喜欢他。他将要赴涪州武龙尉任职，来向康节先公告别，眼泪流了几行，对他说：“我看不到您回来啊。”张峋，字子坚，康节先公认为门下弟子中可以和他谈论道理的人。他赴京师候选调任时，康节先公神色忧伤而改变，说：“我老了，再也见不到你了。”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这一年的春天。唉，康节先公能够预先知道的事情，哪里只有这些呢？伯温不肖，不能有所记述，只能修养自身，等待死亡后到九原去追随他罢了。我还追忆他的遗言，把它们留给子孙看。康节先公与吕微仲丞相没有交往，先公和横渠先生张子厚同在熙宁十年丁巳去世。如今《微仲文集》中有《和母同州丁巳吟》说：“品行高尚，声名同样美好；命运不济，年数都已终结。可叹你们一百位君子，贤明啊，两位大丈夫。不要只是敦厚地改变浅薄风俗（邵尧夫乐于道义而不出仕），还有谁来抵御虚无之说（张子厚论述佛、老学说的弊病）？仰望大道，都惊叹不及；修建的大梁怎么突然毁坏了呢？秘密奏章焚烧汉代绶带，环绕经书哭泣秦代儒生。幸赖有诸位良友，能够使继承者不感到孤单。”这是为先公和子厚所作的。大概河南府把先公去世的讣告上报后，诏令追赠他为著作郎，谥号康节。子厚从秘阁任上因病免职，向西归去，到长安时去世，门人穿着丧服，拉着车把他葬在横渠。伯温有幸见到吕公，每当谈到先公，吕公就惆怅地发出无法赶上的叹息。后来伯温最初任长子县尉，吕公在元祐年间入朝为相，改任西京国学教授。不久，吕公被罢免政务。唉，这也就是所谓使继承者不孤单的恩惠吗？康节先公居住在洛阳，凡是交游中年长于他的人，他都拜见；年龄相同的人，和他们交朋友；年少的人，就把他们当作子弟来对待，从未稍有不同于他人，所以得到人们的欢心。每年春天二月出门，到了四月天气渐热就停止；秋天八月出门，到了十一月天气渐寒就停止。因此有诗说：“一年有四种情况不出门（大风、大雨、大寒、大暑），有四种聚会不赴会（公会、葬会、生会、醵会）。”每次出门，人们都倒穿鞋子出来迎接他；即使儿童和奴仆也都知道尊敬奉承他。每到一家，子弟和家人争着准备酒食，询问他想吃什么，不再称呼他的姓，只称他说：“我们家的先生到了。”即使是内室亲属之间的事情，有没有解决的，也来向他请教。康节先公以至诚为他们开导分析，没有人不心悦诚服。有十多家像康节先公居住的安乐窝那样建造房屋，等待他前来，称为“行窝”。所以康节先公去世后，乡人的挽诗有一句说：“春风秋月游乐的地方，十二家‘行窝’变得冷落。”洛阳风俗的美好就是这样。康节先公到士人朋友家中，白天靠枕而睡，看到他们的枕屏上画着小孩捉迷藏，就题诗在上面说：“于是让高卧的人，斜靠着枕头看孩子嬉戏。”

译大概是在熙宁年间。陈恬说。《击壤集》中没有记载。熙宁初年，欧阳文忠公任参知政事，派他的儿子▯叔弼到洛阳探望王宣徽夫人的病。临行时，他对叔弼说：“到了洛阳，只可以拜见邵先生，替我表达仰慕之意。”康节先生见到叔弼后，从容地同他谈论自己一生的出处以及学术的大概。临别时还说：“希望你日后不要忘记我这个乡野之人。”十年后，康节先父去世；又过了十年，韩康公任洛阳尹，向朝廷请求为他议定谥号。叔弼当时恰任太常博士，按次序应当主持谥议。叔弼曾对晁说之说：“我为邵先生撰写谥议，所写的都是过去亲自从先生那里听到的。当时我还年轻，先生一见到我便欣然接待。谈到他一生的学术和出处等大事，所以我才能知道得这样详细。这难道不是先生学道超绝于世，能够预知未来之事，预先把这些告诉我吗？”这些事在二十年之后得到了验证，真是奇异啊！康节先生年轻时游学京师，起初与国子监直讲邵必不疑结为同宗。不疑年长，康节先生便以兄长之礼拜见他。这是因为不疑从河朔迁居丹阳，而康节先父的上代也是河朔人。后来康节先生从卫地进入洛阳时，不疑任京西提刑。嘉▯年间，河南府推荐康节先父为遗逸，不疑亲自撰写荐章，其中有“厚重的德行足以安定浮薄的风俗，清正的风操可以流传给后世”这样的话。两人彼此推重到了这种程度。熙宁初年，不疑以龙图阁学士任成都府知府，路过洛阳时，对康节先父说：“我向皇帝辞行那天，又推荐了先生。”康节先父追送他到洛阳城北，才告别离去。不疑在途中寄给康节先生一首诗说：“我乘着一辆驿传车经过崤山、渑池一带，你拥着群书闲卧在洛城。人世间的富贵又算得了什么，闲适和忙碌的趣味十分分明。”不疑走到金牛驿时突然去世，灵柩运回后，康节先父为他悲痛大哭。不疑的女儿嫁给了杨国宝应之。应之也是康节先父的门生，康节先父把他看作自己的侄子。开禧、元丰年间任河南府推官时，康节已经去世，伯温又以兄长之礼拜见他。宣和己丑年，伯温赴果州，路过阆州，有个任阆中县知县的邵充美字孺者前来迎接，自称是同姓侄子。伯温询问宗族的源流，美孺说：“充美的上代从润州进入蜀地，是龙图公先人的叔父一辈。”伯温说：“康节先父一直以兄长之礼对待龙图公，我不敢忘记。”从此以后，伯温和美孺无论内亲外亲，都按亲属关系相认。癸巳年，伯温奉命出使西州，美孺住在郫县，伯温曾到他家拜谒刑部公庙。美孺天性和善平易，跟人说话时总像是害怕伤害对方。等到处理官府事务时，对于是非却意志坚定，谁也不能使他改变，是个君子。丹阳、河南、成都三支邵氏的世次关系就是这样。唉，世人不讲宗族盟誓已经很久了，我把这些事详细记载下来，用来给三家的子孙看。伯温的叔父名睦，是后祖母杨氏夫人所生，比康节先生小二十多岁。他勤奋学习、孝顺谨慎，侍奉康节先生如同侍奉父亲。熙宁元年四月八日，他突然去世，享年三十三岁。康节先父悲痛大哭。他去世后，康节先父整理他的旧书，发现叔父所作的《重九诗》：“衣服还像当日那样洁白，花朵仍似往年那样金黄。本想询问东篱的事情，东篱的事情却已经渺茫。”叔父死后，灵柩停葬在后园东篱之下。唉，人的生死，难道果真早已注定了吗？康节先父去世后，二程先生对伯温有使他不至于孤立无援的情意，因此教导我十分深厚。宗丞先生对伯温说：“人做学问，忌讳自定标准；如果循序渐进、坚持不懈，自然会有所达到。”先人的破旧房屋，厅堂后面没有门，只能从旁边的屋舍绕出去。我觉得不方便，便凿墙开了一道门。侍讲先生看见后说：“前人规划安排这房屋一定有道理，不可以擅自改建。”我立即把门堵上了。侍讲先生对周全伯说：“邵君即使遇到小事也能相信前人的安排，是个勇于行善的人。”我刚开始做官时，侍讲先生说：“凡是做官，即使所属辖区的公吏有罪，也要先立案，然后再判决。有时如果是出于个人的愤怒，等到案情具备时怒气也消散了，不至于仓促之间伤害别人。每次判决人时，对于那些还没有受过杖责的人，应当谨慎，因为恐怕其中有人将来会有所作为。”伯温终身奉行这些话。熙宁八年秋天，我和十多个士人在洛阳建春门广爱寺端像院讲学，等待考试。一天夜里，我梦见来到殿庭参加唱第，抬头望见殿上坐着的是女主。醒来后，我把梦告诉同舍的人，他们都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到了元▯二年秋天，我因经术和品行被推荐；第二年春天，在集英殿唱名，此时正是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我这才明白，先前的梦在十五年后得到了应验，果然一切都有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