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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金台纪闻》　明代陆深 孔子说：“听到很多事情，要选择其中好的来听从；见到很多事情，要记住它们。唉，听闻和见识本来就难；听得多更难；听得多而能选择更难；能够选择而又能实行、记住，更是难上加难。”这不是圣人的神明智慧，就不足以做到这些。我惭愧地入朝任史官，职责就是记载史事。偶然有所见闻，便随手杂记下来。大概从乙丑年夏天开始，到戊辰年九月结束。编成一卷，题名为《金台纪闻》，收藏起来，也许可以便于日后查考罢了。江东陆深写于静胜轩。弘治癸亥年，兰溪章德懋先生被起用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他一见到我，便对我格外关照；我曾因事情去拜见他，他总是安慰开导我说：“大体说来，行礼贵在恭敬而和缓，不必过于拘促收缩，使人气馁。”孟子说：“游说大人物时，要蔑视他的权势。凡是见到一个有爵位的人，都应该掂量自己胸中所拥有的才德。如果自己并不比那个人低下，又为什么要怕他呢？”后来我做庶吉士，和座主刘学士司直忠先生偶然谈到这件事，先生微微一笑说：“这位老人说错了。孟子所说的‘藐’，是蔑视他的权势地位；如果像他说的那样，就是蔑视那个人本身了！”章公待人接引得十分周到，刘公剖析道理又十分精辟，前辈的风度就是这样。世间流传的张仙像，其实是蜀王孟昶手持弹弓的画像。起初花蕊夫人进入宋宫，思念她原来的君主，偶然带着这幅画像，于是把它挂在墙上，并且恭谨地祭祀它。有一天，太祖前来，见到了这幅画像，便追问缘由。夫人跪下回答说：“这是我们蜀地的张仙神。祭祀他能够使人得子，并不是确实有一个所谓的张仙。”蜀人刘希召任秋官时，曾这样对我说。苏老泉生活的时代距离孟蜀很近，不应当不知道这件事。李少卿的儿子阳曼从南京来，和我谈论《纲目》中的几件事。他评论书中称“新莽”，说：王莽和曹操、石勒之类的人，都是篡位杀君的贼人。为什么在《魏书》中称曹操为太祖，在《梁书》中称萧衍为太祖，唯独在《新书》中斥称王莽，而不称太祖呢？因为这是实录。为什么说是实录？因为各自依据当时的文字记载。‘新’是国号，‘莽’是姓名。魏、梁继承世代而有天下，都有天下共尊的庙号，名分显然；而王莽死于乱兵之手，没有确定的美恶谥号。那将依据哪一种称谓呢？只好书写他的国号和姓名罢了。这是《春秋》依据事实直书的旧例，他说得有道理。他又说，记载王莽的大夫杨雄之死，以及晋代征士陶潜去世，都是多余的笔墨。《春秋》的体例，大夫致仕后去世，是不记载的。如果说借这两个人来作为汉、晋两代的起例，那么孔子为什么不能在《春秋》中记载自己的去世呢？” 北方人用来验看时令的方法，是把天亮时三星沉入地平线作为河水结冰的征候。正月丙寅日，冬至在十一月廿八日，京城的严寒来得最迟，河水结冰也迟。这月十五日，我和各位吉士早朝，一同试着观察。黎明时三星正好沉入地平线，河冰也恰好合拢结成冰了。天妃宫在江淮之间、沿海地区有很多。它所祭祀的神是三个女子，民间传说神姓林氏，于是便把她们确实说成灵素三女。太虚之中，只有天最为尊大，地次之。所以造字的人认为，一个‘大’字上加一横是‘天’，两个较小的字形组成‘示’，因此天称为‘皇’，地称为‘后’。海次于地，应该称为‘妃’才对！它的数目取三，也同样是根据一个大、两个小的字形。所祭祀的其实是海神。元代使用海运，所以对它的祭祀很隆重。司马温公则说，水属于阴类，它的神应当是女子。又有人说，宋宣和年间，朝廷派使者出使高丽，带着闽地商人同行，船行到海中遇到风暴，依靠神灵才得以幸免。使者路允迪把这件事上报朝廷，于是才开始祭祀它（见丘浚碑）。东白先生、吏部侍郎张廷祥说：自从我入朝以来，内阁接待宦官的礼节总共发生了好几次变化。英宗天顺年间，李文达公李贤任首相，司礼监的宦官巨▯来议事时，内阁便穿便服接见他；事情办完，只向他作一揖便让他退下。后来彭文宪公接任，门人来报告时，内阁一定穿戴官服接见，并和他分列而坐。阁老面向西，太监面向东。太监中第一人的座位正对着阁老中的第三人，前面两个位置通常空着。后来陈阁老文亲自送太监出阁，后来商阁老辂又送到台阶下，后来万阁老安又送到内阁门口。如今凡是调取圣旨、商议政事，掌管司礼监的人有时亲自出来，其余时候只是派少监和当权办事的人传达命令罢了。闸口上用石头雕刻兽形，放在两旁，形状像蜥蜴，头朝下、尾朝上，名称叫“■〈虫八〉■〈虫夏〉”。从前鸱鸮氏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叫蒲牢，喜欢发声，用来装饰钟，这就是今天的钟纽；次子叫鸱吻，喜欢远望，用来装饰房屋，这就是今天屋脊上的吻头；三子叫■〈虫八〉■〈虫夏〉，喜欢饮水，就是今天闸口所放置的这种兽。郡县的河滩上有许多乱石，随手就能把它们砸碎。石头里面有长约二三寸的石鱼，天然带有鳞和鬣，有成双的，也有单只的，大小不一。据说把它藏在衣箱中能够驱除蠹虫。又如平阳府侯马驿浍河两岸的侧土上，到处都是妇女手的痕迹，有的像手掌，有的像拳头，宛然如同印下的印记；削掉以后，里面又会出现同样的痕迹。还有大同山中有人的骨头，位于山腰，上下五六十丈全都是石头；只有中间一带约四五尺，都是髑髅和胫骨关节，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关中的山里也有几处这样的情形。我听陕西举人张守说起此事，后来又询问士大夫，他们说果然如此。大自然的变化奇异，真是什么都有啊！蚯蚓粪能够治疗蜂螫。我年轻时摘黄柑，被野蜂蜇伤，急忙用井水调和蚯蚓粪涂在伤处，疼痛立即停止。我听说从前有人在屋檐下乘凉，看见一只石蜂被蜘蛛网缠住；蜘蛛出来取蜂时，反而被蜂蜇伤而跌落。它稍稍苏醒后，爬到墙角，用后足沾上蚯蚓粪遮盖自己的伤处，不一会儿便能正常行走，最终还在蛛网上把那只蜂吃掉。看来动物确实也有智慧。沈存中《梦溪笔谈》也记载过一件事，和这件相类似，只是说用的是芋梗罢了！姑且试一试。关于偷桃的故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西王母向武帝献桃时，东方朔从旁边偷偷窥看。西王母指着他说：“这个小子已经三次偷我的桃子了。”另一种说，武帝时，东方的国家进贡来一个小矮人，武帝让东方朔辨认他的来历。东方朔说：“西王母种的桃树三千年才结一次果，这个小子已经三次偷桃了。”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才是真的。

译正德二年八月十四日，朝廷给各位元老和内阁大臣加恩。西涯李公当时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的身份加俸一级。守静焦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吏部尚书一职仍旧。守溪王公以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一职仍旧。冢宰许公进、司马刘公宇，都升为太子少保；宗伯李公杰、司寇屠公勋、司徒顾公佐、司空李公鐩，都赐给玉带。我曾听前辈说，本朝文官中玉带不过五条。我刚入朝时，所见也只有五条：内阁刘少师健、李东阳，谢迁二太保，冢宰马少师文升，司寇闵太保珪，他们都官至一品。今上即位的第二年五月，马少师致仕时，守静焦公以吏部侍郎升任吏部尚书，不久便获赐玉带。十月，刘、谢二公致仕，焦公以吏部尚书入阁。文官中只剩三条玉带。后来守溪公获赐玉带，曾司空因向奉天殿进呈毛毯而获赐玉带，又恢复到五条的数目。几天后曾公去世。过了两个月，闵公致仕，从此六卿中没有佩戴玉带的人了。又过了三个月，许冢宰和刘司马在同一天获赐玉带，又恢复到五条的数目。当时四明屠公滽以太子太傅、吏部尚书的身份被起复，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恰好超过了这个数目。如今达到十条，真是盛况啊！景泰初年，九卿都加授太子少保，而盐山王公翱、泰和王公直同时任吏部尚书。当时有“满朝都是少保，一个部有两个尚书”的说法。弘治末年，大学士最多；谢阁老木斋、鸿胪寺卿贾斌、太常寺卿崔志端，都兼任礼部尚书。当时有“翰林十学士，礼部四尚书”的说法。如今可以说是“六卿都佩玉带，吏部有四位尚书”了！内阁李、焦二公以及左都御史屠公，都兼任吏部尚书。只是两位王公同时掌管天官，而如今的人只是兼带这个职衔罢了。《公羊传》《谷梁传》的文章法则，为什么都使用某些字，我曾和汪检讨器之谈到过。一定是当时用口头讲授、作问答之语，后来由他们的门徒记录下来。因此其中有些文字极其拙劣，并不一定像左氏那样亲自执笔写成。近来看到元代儒者郝文忠经伯常的《三传折衷序》也说：《公羊传》《谷梁传》两家是口授经义，再为它作传，所以文字简约，措辞恳切，辨析精密，反复曲折，使圣人含蓄委婉的旨意得以显现。由此可以推知：原来古人早就有人这样探求了。文忠又有一封与友人讨论文章法则的信，也是前人没有说过的。他在信中说：古人写文章，法则在文章写成之后。文辞由义理产生，文章的体制由文辞产生，法则又通过文章显现，彼此相因而成，并不是预先寻求法则再写文章。后世写文章却不是这样，而是先寻求法度，然后安排文辞来求取义理，就像手握织机，寻找别人的丝麻来织布一样。事先经营安排，编织连接，想要寻求头绪，还没有写下一句话，就先加以约束阻塞，只怕写得不工整、没有法度。所以后世写文章，法则在文章形成之前：让义理服从文辞，让文辞服从文章，让文章服从法则。依靠别人而没有自己的东西，因此越是工整反而越不工整，越是有法度反而越是没有法度。只是近世的文章，已经比不上古代了！我的朋友王瑄，字莹中，是江浦人。他和定山庄孔易是同乡，曾经常到定山门下往来。他对我谈起白沙陈公甫来拜访定山，定山划船送他回去。有一个维扬士人和他们同船航行了几十里，这个士人平素就很滑稽。当天他极力施展口才，把席间男女亲昵亵狎之事全都说了出来，别人都不忍听，所以他故意拿这些话来使两位老人难堪。定山愤怒得不能忍受，几乎要声色俱厉；到了第二天，我想起这件事仍然愤恨不已。白沙在他谈话时，仿佛没有听见他的声音；等他离去，又仿佛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定山一定非常佩服他。孝庙时期人才兴盛，好事的人把父子同时入朝做成一副对联：“一双探花父，两个状元儿。”当时张宗伯升是己丑科状元张子恩的父亲，王礼侍华是辛丑科状元王守仁的父亲，他们都任兵部主事。户部郎中刘凤仪是己未科探花刘龙的父亲，兵部员外李瓒是壬戍科探花李廷相的父亲。一时之间，父子同朝为官，此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金华戴元礼是国初的名医。曾经被召到南京，看到一家医铺前来求医的人挤满了门，医者应接不暇。元礼料想这一定是医术高深的人，便专心观察。他按照药方配药发药，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元礼退出来后感到奇怪，便每天前去观看。有一次，一个求药的人已经离开，医者追上去告诉他说：“煎药临下锅时，放入一块锡。”然后挥手让他离开。元礼这才大为惊异，心想锡不能放进煎剂，于是特意去询问他。那人回答说：“这是古方。”元礼找到那本书，原来写的是“饧”字。元礼急忙替他改正。唉！连饧和锡都分辨不清，却还做医生，世人怎么可以不谨慎呢！杨文贞公说：“苏东坡画竹，画得奇妙却不真实；息斋画竹，画得真实却不奇妙。” 我曾听说，西域人推算日食、月食时，认为太阳、月亮和地球大小相同。如果地球的实体正好遮住太阳的圆面，月亮就会发生月食。传注家说月食是被暗虚射中的结果，我还不敢相信并认为这就是事实。袁凯，字景文，别号海叟，有《海叟集》流传于世，是明朝初年诗人中的佼佼者。袁凯是我的同乡，出仕任御史。太祖高皇帝曾想杀一个人，皇太子恳求赦免他。太祖召袁凯来问：“我想给他刑罚，而东宫想释放他，谁对？”袁凯回答：“陛下要惩罚他，是合乎法度的公正；东宫要释放他，是出于仁慈之心。”太祖发怒，认为袁凯两边讨好，把他下了狱。袁凯入狱三天不吃东西。太祖派人劝他进食，不久便赦免了他。每次临朝见到袁凯，太祖常说：“这是一个两边讨好的人。”有一天袁凯赶去上朝，经过金水桥时，假装得了风疾，倒下不能起来。太祖说：“风疾应当导致肢体不仁。”命人用木钻给他钻刺。袁凯忍住疼痛，至死也不动，太祖认为他是个无能之人，便放他回乡。袁凯回去后用铁索锁住脖子，自我毁坏形貌。太祖每当想起他就说：“东海逃走了一条大鳗鲡，到哪里去找回来呢？”于是派使者到他家起用他为本郡儒学教授，并让他在乡饮酒礼中充任大宾。袁凯瞪大眼睛仔细看着使者，唱了一曲《月儿高》。使者回报，认为袁凯确实疯了，太祖于是放弃了这件事。我从都主事玄敬穆那里听说，小时候还听老年人谈起，景文因病归乡以后，让家人把炒面和砂糖搅在一起，从竹筒里挤出来，形状像猪狗排泄的东西。他把食物偷偷放在篱笆根下、水边，景文便匍匐过去取来吃。太祖派人暗中窥探得知，认为他连不洁净的东西都吃！这难道就是所谓自己躲过灾祸的人吗？

译明朝初年，高启字季迪任侍郎，和袁海叟都以诗歌闻名。云间距离姑苏很近，却完全没有听说他们来往唱和，仿佛互不相识，这是为什么呢？玄敬曾说，季迪有一首赠给景文的诗，诗中说：“新清还似我，雄健不如他。”如今他的诗集没有收载这首诗。玄敬从史鉴字明古那里得到这首诗，史鉴又从朱应祥字岐凤那里得到。岐凤是我们松江人，当时以诗自负。有人为《在野集》作序，所说的这件事虽然没有考据依据，但那两句话，大概确实是实录。周元素是太仓人，擅长绘画。太祖有一天命他在便殿的墙上画天下江山图。元素叩头说：“臣只粗略懂得绘画，天下的江山，不是臣所熟悉的。陛下东征西伐，熟知各地的险要和平坦，请陛下先规划大体形势，臣再从中加以润色。”太祖于是拿起笔，在左右挥洒，很快画完了，回头让元素把它完成。元素从殿下叩头祝贺说：“陛下的江山已经定下来了，臣已经没有什么可下手的地方了！”太祖笑着点头。后唐明宗长兴三年，下令国子监校订《九经》，雕版印刷出售。这项建议出自冯道，是雕版印书的开始。石林叶少蕴认为，雕版印书始于冯道，这是不对的；只是监本《五经》由冯道主持罢了。《柳玭训》的序言说，柳玭在蜀地时曾经查看书肆，说字书和小学类书，大多已经雕版印在纸上，那么唐代本来就已经有了。石林当时说，印书以杭州本最好，蜀本次之，福建本最差。京师近几年印的书，几乎不比杭州少，只是纸张不好。蜀地和福建多用柔木刻版，因为取其容易刻成、能够迅速出售，所以工艺不能精良。福建本几乎遍布天下，可见建本的泛滥和粗劣，大概从宋代就已经如此了！如今杭州完全没有刻本，明朝初年蜀地还保存有刻板，略胜于建刻；现在建本更加低劣，比永乐、宣德年间又差了。只有近来苏州工匠的作品稍稍追上古代，比较值得观赏。古书大多要靠手抄。苏东坡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对此说得很详细。近来看到石林的一种说法：唐代以前，所有书籍都是抄本，还没有雕版印刷的方法。书籍不多，收藏者又精于校勘，所以往往有善本。学者因为传抄记录困难，诵读也就精细详审。五代时冯道才上奏请求官府雕刻木板印行，到了本朝淳化年间，又把《史记》和《前汉书》《后汉书》交给有关官署摹印。从此以后，雕刻印刷的书籍越来越多。士大夫不再把藏书当作要事，学者容易得到书，诵读也因此变得粗疏；然而雕版本来就未必正确，不可能没有讹误。世人既然一概把雕版本当作正确的本子，而抄本日渐亡佚，其中的讹误便终于无法校正，实在可惜。这个说法大概可以和苏东坡的说法一同流传。近来昆陵人用铜、铅制作活字，比雕版印刷更加灵巧便利，但排布时讹误更容易发生。印刷本尚且不如抄本，抄本还有一定的根据；任意移动、分合文字，又有什么可取呢？这虽是小事，却可以由此看出事物的变化。前朝时期，各郡县都有学田，学田的收入称为“学粮”，用来供给师生的廪饩；有余下的，就刻书来满足一方的需要。工程较大的，就联合几个地方共同办理，再互相交换，编成完整的书帙，所以校勘、刻版和文字书写往往有精良的。起初并不是为了谋求出售。明朝攻下江南各郡县后，把它们全部收归国子学。如今南京国子监刻印的《十七史》等书，地理、年代、校勘和工役等情况仍然保存着，可以考见。如今学校已经没有学田，也就不再刻书；有关官署偶尔刻书，却是用来充作馈赠和赠送礼物的费用。那些刻得不好的，反而比坊间刻本还差；刻得好的也很少见。胡致堂评论明宗的话说得好：“下令国子监用木版印书，是为了确立正义、去除讹误，使人不迷惑于所学习的内容，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拿来出售就不可以。”有人说：“天下的学者很多，怎么能让每个人都得到国子监本呢？”回答说：“以监本为正本，使各郡县都能够照着刻印，哪里还担心供应不足？国家无益的浮费多得数不清，难道唯独在这件事上吝惜吗？这是冯道、赵凤的过错。” 朝廷宴会剩下的食物，带回家去的做法，起始于唐宣宗时期。当时宴请百官，行拜舞礼结束后，剩下了一些果品。宣宗觉得奇怪，询问原因，众人都说：“带回去献给父母，以及留给年幼的孩子。”宣宗于是命令太官：今后大宴文武官员时，发给食物两份，一份给父母，另发果品给子女；所吃剩下的食物，听任他们用帕子包好带回家。如今这一制度还保留着，然而也有人因为带回去的食物没有吃完而获罪。鲁司业铎振之想请求辞官回家奉养父母，戊辰四月中旬就开始谋划此事；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戴着幞头，骑着青羊离去。占卜的人认为，他应当在乙末日获准。那时六月二十九日是乙未日，振之屈指计算，认为那就是自己获准的日期。当时禁令正严，他因拖延而错过了这个日期。这个日期之后的乙未日是八月三十日，他认为不可能等到那时。谁知八月六日已经得到诏旨了！不久，事情却被吏部复核后压下，众人都认为先前的梦没有应验，于是振之再次请求下旨。皇帝从中批准了他的请求。第二天他入朝谢恩，恰好是八月的乙未日。振之穿着公服进入直房等待宫门开启，众人都对此感到惊异。本朝的舆地范围，前代没有可以相比的，真是盛大啊！然而有两件事值得怀疑：尧、舜时期把冀州作为皇畿，四方各有二千五百里。如今冀州以北还能有多少地方呢？三吴在古代不列入《职方》，那里的百姓都剪断头发、在身上刺花纹，和蛟龙杂处。如果把那片土地空置不用，那里就会成为最下等的地方。如今财赋日益繁多，而古代遗留下来的情形并没有不同。那里的水没有造成灾害，只是上天的幸事罢了。万一发生大水，不知道将怎样处置？仅仅进行一些开河筑堤的工程，很难说就能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