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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防海纪略》，清代芍唐居士撰写。西南洋有五个印度，属于亚细亚洲，就是西汉所说的身毒、东汉所说的天竺。（古音中“天”读“铁因切”，与“身”本属同韵；这里是译音的对音。）又称印度海，总称西南洋。南印度有孟迈，是进入东南洋的咽喉；东印度和中印度都在它北面。中印度古名温都斯坦，以兴都哥土山为界（“兴都”也是“印度”的对音）。越过山就是西北两印度的土地，如今回部的国家在那里。国朝乾隆二十年，英吉利灭掉东印度的孟加拉，随后逐步侵占并兼并东、中、南三印度的土地。东、南两印度都出产鸦片烟土，名称叫作波毕。英国每年从中获得的岁饷约有一千数百万。最初运入关口时，每箱缴纳税银三两；沿海居民争相传播这种做法，辗转仿效，不到几十年便流行到各省。广东巡抚最先把这件事报告朝廷。嘉庆初年，奉诏重申禁令，裁减其税额。从此，进口的鸦片全都暗中私售，价格也更加上涨。后来查出叶恒澍夹带鸦片的案件，奉旨重申以前的禁令：凡是洋船到广东，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的甘结，才准许开舱验货；如果查出行商有包庇隐瞒的，加重治罪。鸦片趸船于是改泊在急水门、金星门等处。与内地奸民勾结，往来传送、包买鸦片的，有窑口；从中说合的有行商；私下收受土规银的有关汛官，充当他们的靠山；包揽运输的有蟹艇，负责为他们护送。洋商换得的货物不多，往往装载白银出洋回国。内地银荒日益严重，朝廷为此忧虑。当时九卿和台谏官员中，有人认为这有损于政体，于是内阁学士朱嶟上奏请求重申鸦片的禁例（他的奏疏没有见到）。给事中许球上奏说：“放宽鸦片禁令，既然不禁止销售，又怎么能禁止人吸食？如果只禁止官员和士兵，而官员和士兵又都出自士民之中，那么又怎么能预先为他们防范？何况明知这是毒害人的东西，却听任它流行，还征收它的税课，堂堂天朝，不能有这样的政体。“臣愚昧地认为，与其频繁更改法制、完全撤去藩篱，何不谨慎遵守旧章，严格整顿？自古以来制驭夷人的办法，都是对内详尽、对外简略，先治理自己，再治理别人。必须先严密制定治罪条例，把贩卖鸦片的奸民、从中说合的行商、包买鸦片的窑口、负责护送的蟹艇、受贿放纵的兵役，严密查拿，依法全部惩治，这样内地才可以肃清。至于居住在当地的夷人，先选择分住在各洋行中的人，把著名的奸猾之徒查拿拘禁，告诉他们既定条例，勒令限期具结，使寄泊在趸船上的鸦片全部运回本国；并且写信给他们的国王，说明鸦片流毒内地、残害民生，天朝已经把内地贩卖鸦片的奸民从重治罪。所有居住当地的夷人，考虑到他们来自海外，不忍加以诛杀；如果鸦片趸船不再驶入中国，就立即宽免他们，仍准许照常互市；如果仍然重走旧路，一定把居住当地的夷人正法。同时停止互市。这样道理正当、气势严厉，那些夷人不敢轻视我们，也无从施展他们的伎俩。” 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说：“近年来各省盐务、漕务的疲敝，官吏的亏空，商民的交相困顿，都是因为银价上涨、钱价下跌。过去纹银每两兑换钱一千多文，如今每两竟兑换到一千六百文；银少价贵的原因，是粤东洋船上鸦片烟盛行，致使纹银私下流出海外，一天比一天严重。这种烟由英吉利夷人制造，他们严格禁止本国人吸食，有人触犯，就用大炮击沉在海中；而他们专门用它诱使其他国家的人，使其软弱。他们已经用这种东西获取葛留巴，又想用它诱惑安南，被安南严令斩绝，这才不能进入安南境内。如今鸦片蔓延中国，横行全国，使人的形体枯槁，使人的心志受到蛊惑，使人丧失身家，实在是自有百姓以来从未有过的大祸。它的祸害比洪水猛兽更加猛烈，积重难返；若不是雷厉风行，就不足以振聋发聩。请仿照《周官》采用重典，用死罪惩治。” 命各省将军、督抚共同议定后迅速上奏。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奏言最为恳切，说如果不能禁绝鸦片，国家会日益贫困，百姓会日益衰弱；十多年以后，哪里只是没有可以筹措的军饷，恐怕还会没有可以使用的士兵。皇上认为这是深谋远虑的言论。下诏召林则徐进京，当面接受方略，任命他为兵部尚书，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赴粤东查办海口事务，节制水师。起初，康熙十年以前，鸦片烟作为药材缴税。乾隆三十年以前，每年不过二百箱。嘉庆元年，因为嗜好鸦片的人日益增多，才开始禁止进口。嘉庆末年，每年私下贩卖的达到三四千箱，起初囤积在澳门，后来转移到黄埔。道光初年，朝廷下达严旨查禁，又转移到零丁洋的趸船上。零丁洋在老万山之内，水路四通八达，凡是中外商船出入海外，都必须经过那里。夷船到达后，都把鸦片寄存在趸船上，然后把货物运入口内。浙江、福建、江苏的商船，也从海外贩运鸦片；广东商人则都在关口内议价，再从关口外运入。起初趸船还不过五艘，鸦片最多不过四五千箱，尚可筹划用火攻。但总督阮元秘密上奏，请求暂时加以羁縻，慢慢谋划驱逐，于是因循拖延日益严重。趸船增加到二十五艘、鸦片达到二万箱，是在道光六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设置巡船以后。巡船每月收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任鸦片走私进口，于是防线彻底崩溃。到了道光十二年，总督卢坤才裁撤巡船，但水师的积习已经无法挽回。道光十七年，总督邓廷桢又设置巡船；水师副将韩肇庆专门庇护走私、从中牟利。他同夷船约定，每运来一万箱，就允许分送数百箱给水师，以便报功；甚至用水师船替他们把鸦片运进口内。于是韩肇庆因缴获鸦片有功而升任总兵，获赏佩戴孔雀翎；水师兵丁人人都装满了钱袋，鸦片于是每年达到四五万箱。大理寺卿许乃济曾任广东雷琼兵备道，接受大官的指使，上奏请求把鸦片烟按照药材征税，但没有得到批准。

译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乘驿马急行抵达广东，传召洋商伍怡和，要求他找出历年贩运烟土的夷商查顿和颠地二人。查顿听到风声先逃走了，只有颠地跟随英吉利公司领事义律，从澳门来到省城的夷馆。林则徐派兵役监守他们，并在省河的猎得炮台派兵驻守，用木筏截断往来通道；又命令把停泊在零丁洋的二十五艘趸船上的烟土限期交出，交出即可免罪，否则就断绝薪水、停止贸易。同时采纳广东人的舆论，上奏革去水师总兵韩肇庆的职务。公司领事，就是英国派来管理贸易的夷官。其他国家都是夷商各自贸易，只有英吉利全国的富商合资出洋，按出资分利，所以派一名领事官总管；凡是同中国官吏抗衡、桀骜不驯的行为，都是领事所为。起初议定三十年为一局，后来议定六十年为一局。道光十三年，公司解散，广东已经没有领事；但总督卢坤听信洋商的话，反而行文给英吉利国，命令仍派领事到广东管理贸易。最初到任的叫劳律，因犯法被驱逐。再次到任的就是义律，他在广东三年，夷商都听从他的号令。到这时，他便被围困在省城夷馆，不能返回澳门。从二月十二日开始，夷人盖印具禀表示遵令缴纳，并写信给各艘夷船，命令把原本要驶往东洋的鸦片全部驶回广东，共缴出鸦片烟土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每艘大船有一千箱，次等船有数百箱。于是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亲自驻在虎门船上验收。到四月初六日收缴完毕。每箱酌情赏给茶叶五斤。原本要求把烟土押解到京师，随后奉皇上谕旨，改为就在海口销毁，不必押解进京，使沿海的民众和夷人都能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全部受到震动。林则徐会同督抚在虎门监督销毁，在海滩高处四周设置木栅，挖池灌入卤水，投入石灰，顷刻间汤水沸腾，不用生火也自行燃烧；傍晚打开涵洞，随着潮水流入海中。这些鸦片烟共有四种，最上等的叫公班土，白土次之，金花土又次之；每箱四十枚。另有小公班土，每箱一百数十枚，价格比公班土更贵。每箱一百二十斤，共计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全部产于东印度的孟阿腊、南印度的孟迈以及曼达拉萨。此外还查出印度夷埠发出的发票，有的每月运出一万二千多箱。虽然其中有一部分卖往南洋各国，但中国占了大半；计算运到中国的，每年不少于五六万箱。这种烟在印度本地每箱售价二百五十元，到了广东则卖五六百元，获利一倍。总共烧毁的本金有五六百万元，加上利润银一千多万元。当时各国夷商听到消息前来观看，写文章记载此事，赞颂中国的政令。林则徐下令把海外所有趸船以及澳门的奸夷全部驱逐，不许他们在内地逗留。以后到达的商船，如果载有鸦片而自知不敢接受查验，就立即回国，也免于穷追；如果仍然沿袭旧法，把鸦片卸下寄存在趸船上，那么船只进口时就丈量船旁的水迹尺寸，真伪立即可以看清；一定按照夹带鸦片的新例办理，人处死，船和货物没收入官。所有进口船只，都应照此具结。又行文给英吉利国王，措辞严厉而义理正当。当时西洋的弥利坚等国，都遵令具结。于是义律从省城下到澳门，递交一份文书说，违反禁令、触犯烟禁的弊病，必须赶快设法及早根除；如果准许委员到澳门，商议章程，或许可以希望永久除绝。林则徐批示予以奖励，但义律又上禀，请求本国货船停泊在澳门附近。林则徐认为按照澳门旧例，只准许设立西洋额船二十五艘；如果英夷援引这一旧例而不进入黄埔，海关就会形同虚设，夹带私烟更无法查考，因此严词驳斥，不准许。义律宣称，如果不准停泊澳门，便没有商议章程的可能，于是不接受所赏茶叶，也不肯具结，说必须等候本国国王下令制定章程，才允许货船进口。当时义律已经写信，随货船送回本国；往返不过半年，本来可以少等一些，并不急迫。然而五月间又发生了尖沙嘴夷船水手殴打村民林维喜致死的事件。林则徐命令义律交出夷人罪犯抵罪，义律虽然没有交出凶犯，却悬赏一千圆，悬赏捉拿告发殴人凶犯的人，也不能算是有意抗拒。七月，林则徐和邓廷桢遵照禁令，禁止柴薪、蔬菜和食物运入澳门；又因为澳门居住的夷人原本是为了管理贸易，如今既然不再进口贸易，就不应继续逗留澳门。义律带领家属和澳门境内五十七家英国夷人一起迁出澳门，寄居在尖沙嘴的货船上，于是义律开始怨恨。义律暗中招来两艘夷人兵船到广东，又挑选三艘高大的货船，配备火炮，前往九龙山，假称索取食物，突然开炮攻击我方水师船。我方参将赖恩爵指挥士兵开炮还击，击翻一艘双桅夷船和两艘杉板船；奸夷雇用的、停留在潭仔贩卖鸦片的吕宋趸船，也在八月初被我水师攻毁，人和船都被擒获。义律于是托澳门的西夷从中转圜，表示愿意把趸船全部遣回本国，货船也愿意具结，如有夹带私货，船和货物一并充公。这是广东事件的第一个转机。但林则徐坚持说夷人的书吏一律正法，并责令交出凶犯；不久有两艘他们国家的船依照规定具结，查验没有夹带鸦片，于九月月底进口，而义律派两艘兵船阻拦它们，并递交文书请求不要攻毁尖沙嘴的船只，等待本国国王的信件。

译水师提督关天培因为凶犯没有交出，把他的禀文掷还给他。当时我方有五艘师船在海上弹压，夷人见前一份禀文不被接受，又看见我方师船的红旗，便开炮进攻。关天培命令开炮还击，击断夷船的船头，许多夷兵落海而死；又击沉夷船上的柁楼和夷兵。夷船旗帜落下，船帆倾斜，逃回去了。尖沙嘴以北有官涌山，是我军的营垒，占据了很好的地势，轰击打死的夷兵不计其数。当时是十月初旬，我军连连获胜，夷船害怕我军顺着潮水发动火攻，又因水泉都被投毒，无法汲水饮用，于是熄灭灯火，连夜逃往外洋。此前九龙山之战，奏报获批时，皇上有“不要担心你们行事鲁莽，只担心过于畏缩”的话。十一月初八日，下诏说：“英国夷人自从议定禁烟以后，反复无常，如果仍然准许通商，实在不成体统。至于区区关税，又哪里值得计较？我朝安抚外夷，恩泽极为深厚；英夷不知道感恩戴德，反而肆意张狂，这是他们理屈而我们理直，中外都知道。他们既然自绝于生路，还有什么值得怜惜的？立即停止英吉利国的贸易。”又在原奏“夷船遵法者保护之，桀骜者惩拒之”这句话旁批示说：“既然都是同一国家的人，办理却分成两种，未免自相矛盾。” 这就是因为禁烟而进一步断绝英夷贸易的始末。皇上又根据大理寺卿曾望颜的奏疏，想要封闭关口、禁止海上贸易，林则徐极力陈述不可行。封港以后，英夷货船先后到达的有二三十艘，都不能进口，人人怨恨。于是义律在十一月又派人请求宽恩，说自己在广东办事多年，实在是希望天下太平；如今各种事情扰乱，心中多有忧虑，从今以后请求遵照大清律办理，同时又不违背本国国王的法律；请求仍准许英夷回到澳门居住，等候国王的谕令，届时再恢复贸易。这是广东事件的第二个转机。林则徐因为刚刚奉到谕旨，不便突然改变，于是又严厉斥责，坚持同他们断绝关系。他们国家的货船先后起锚扬帆，驶出老万山的约有十多艘；后来到达的船只中，也有许多观望逗留，停泊在外洋不肯离去。广东海上的渔船、蛋艇以及亡命之徒，贪图柴薪蔬菜的高价和鸦片交易，纷纷趋往，像野鸭奔集一样。当时林则徐已经奉命担任两广总督，和水师提督关天培秘密筹划，认为师船不能仓促驶入大洋，不如以毒攻毒，于是招募渔艇和蛋户，发给他们火船，并由弁兵统领。道光二十年正月底，先到各个海岛潜伏，约定等到月底夜间，趁退潮前往，乘涨潮返回。游击马辰等分四路进发，出其不意，在长沙湾突然发动攻击，烧毁运送烟土、接济夷匪的船只共二十三艘，岸上的篷寮六处，生擒奸民十多人，被烧死、淹死的夷人和奸民不计其数。夷船着火后仓皇开船躲避，我方兵勇乘潮迅速返回，没有一人受伤。当时吸食鸦片处绞刑、贩卖鸦片处斩刑的法律已经颁行；一年六个月的期限已经过了一半，各省查办日益严厉，纷纷戒除吸食鸦片的人已经有十分之五六。英吉利国内听到广东停止贸易的消息后，各港口的茶叶都囤积起来不肯出售，市场价格大幅上涨；我方福建、广东贩茶的商船驶往南洋，都获利加倍后返回。他们伦敦国都的银号没有银子可以转运，甚至向邻近港口借贷数万万两白银，以供支发。义律回国请求出兵，女王命国人开会商议。文武官员大多主张作战，而从事贸易的商船都不愿开战，连续多日议论不决，最后在罗占士神庙拈阄，三次都抽到主战的签，这才决定出兵。国王任命他的外戚伯麦为统帅，率领十多艘兵船，又加派印度驻防兵舰二三十艘。军队刚出发，印度的兵目马哈他就死了，改由布尔利代替。二十年四月，林则徐上奏报告此事，当时仍奉有“以逸待劳，以主待客，彼何能为”的谕旨。五月初九夜，林则徐又派火船驶往磨刀外洋，烧毁杉板夷船二艘，杀死白夷四人；另有一艘夷船的桅杆和帆着火，弃锚驾船逃走，先后延烧匪艇十一艘，擒获汉奸十三人。五月，英国夷人的大小兵船十二艘以及火轮船三艘先后抵达广东，停泊在金星门，其余全停泊在老万山外。林则徐又派火船十艘，每两艘用铁索连接，趁风潮向敌船进攻。海面空旷，夷船都驶船躲避，只烧毁了两艘杉板小船。从此英国夷人不敢驶近海口。林则徐自从去年到广东以来，每天都派人侦察夷人的情况，翻译夷书，又购买他们的报纸，完全了解夷人非常轻视水师，却害怕沿海的海盗以及渔船和疍户。于是招募壮丁五千人，每人每月发给月费银六圆，另给养家银六圆。这些费用由洋商、盐商和潮州客商分别捐出。又在虎门的横档屿设置铁链和木筏，横跨江中；购买西洋各国的夷炮二百余门，增设排列在两岸；又购买旧式洋船作为样式，命水师演习攻击船头、船尾以及跳入中舱的战法。还雇用同安米艇、红单船、拖风船，共备战舰六十艘，又准备火船二十艘、小船一百多艘，命令一定要等到晦日潮汐、乘上风出战，作为万全必胜的计策。林则徐亲自到狮子洋检阅水师，号令严明。到这时又下令：每杀死一个白夷，赏银一百圆；黑夷减半；斩杀首领义律，赏银二万圆；其下领兵的夷目，依次递减赏额；缴获夷人兵船的，除炮械缴归官府外，其余全部充作赏金。于是夷船上的汉奸都受到英国夷人的猜疑和忌恨，不敢再留，全被遣走。靠近珠江内河、位于澳门以西、虎门以东的地方，全都用重兵严密防守；其余海口大多礁石浅滩，洋船无法驶入。

译夷船到达广东一个多月，没有可以乘隙进攻的机会，于是乘风逃往各省。这一月，三十一艘夷船驶往浙江，先分出其中一半进攻福建厦门。当时水师提督陈阶平事先称病，总督邓廷桢督率金沙兵备道刘耀春连续发炮一百多次，其中一炮击中夷人大兵船的火药舱，将其击沉。又招募数百名水勇，伪装成商船，出海进攻南澳各港。这天夜里没有风，夷船无法驶船躲避，而且船尾没有火炮；我方船只船身低矮，外面又遮蔽着皮幕，夷人的铳弹无法击中，于是毁坏了夷船的舵尾，投掷火罐、喷筒，杀死夷兵数十人。适逢起风，夷船逃避而去。六月，夷船全部驶往浙江，攻陷定海。总兵张朝发中炮身死，知县姚怀祥、典史全福投河而死。夷船中分出来的船只在福建、广东一带游弋，时时窥伺。七月，夷船进攻澳门后方的关闸，我方守兵用炮击沉了几艘小船，打伤夷目和夷兵数十人。八月，林则徐侦知夷帅士密的五艘兵船在磨刀洋，于是派副将陈连升、游击马辰等率领五艘大船出海进剿，每艘船载兵六百人。当时另外四艘船因风受阻留在后面，马辰的一艘船先遇到夷帅的船，立即乘上风进攻，炮火击破夷船的船头和船鼻，船随即倾斜，许多夷兵溺水。双方围攻了很久，夷船的铅弹已经用尽，只能放空炮。其他地方的夷船派十多艘小船来围攻马辰的船；小船上的火炮位置低，只打中我船外面的木排，船内装有盐糖包，因此没有损伤。我船一齐发射子炮，截断敌人的绳索和缆绳，使其无法驶近。夷帅趁我军与那些小船相持之机，乘隙逃走。我方捞获夷尸十多具、军器数十件和旗一面。初七日上奏后，朝廷随即下达了杀人灭口的严厉旨意。原来定海失守以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提督祝廷彪束手无策。朝廷认为定海孤悬海中，不依靠海道和舟师就不能收复；而水战又是夷船的长处，加上太平日子长久，沿海担心发生冲突，已经有流言传到朝廷，说去年广东缴获鸦片时，先答应按价购买，后来又背弃约定，因此激成了变乱。又有人说邓廷桢关于厦门的军情报告不真实。七月，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宁波视察军务；并下令沿海督抚，遇到夷人投递书信，立即收下并快马报奏。又命侍郎黄爵滋、祁俊藻前往福建查勘。正好七月，夷酋伯麦和义律率五艘船前往天津投递书信。信是他们国家巴厘满衙门寄给大清国宰相的文书，言辞极其蛮横傲慢，提出了许多索求，共有六条：一是索要鸦片价款。起初夷书中还不敢明说，只以货物价格为名；等看到内地的复信没有提到禁烟之事，便明目张胆索要鸦片价款。二是要求把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等口岸作为市埠。三是要求双方以平等礼节相待。四是索要犒赏军队的费用。五是要求不得因外洋贩烟的船只牵累岸上商人。六是要求全部裁减洋商的额外费用。直隶总督琦善收到书信后上奏，又在复信中说，去年广东缴获鸦片的事情，其中必定有许多曲折；将来钦派大臣前去查实后，不难重新治林则徐的罪。这实际上是在授意夷酋，想让他们诬告林则徐曾答应按价购买鸦片，以便推卸天津武备废弛的责任；但夷酋义律最终因为事先已有盖印的缴烟文书，不能凭空改口诬陷。八月，夷船从天津起锚，其中一半占据定海，另一半驶往广东。诏令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革去林则徐、邓廷桢的职务，赴广东听候查问；并命令沿海各省不得开炮。九月，义律回到定海，在镇海城拜见伊里布，索要被俘的夷人安突德。至于七月间余姚所捕获的数十名黑夷、白夷，则没有结果，义律离去。伊里布于是派他的奴仆张喜前往夷船，馈送牛肉和酒，首先道贺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一事。酋长伯麦摇头说：“林公本来就是中国的好总督，有血性，有才气，只是不熟悉外国的情形罢了。禁绝鸦片可以，断绝贸易不可以；贸易一断，我国就无法维持生计，不得不全力相争。我们来通商，难道是为了仇恨一个总督吗？”这时直隶、山东争相把夷情恭顺的情况上报，山东巡抚托浑布派人给夷船送行，甚至上奏说“各夷朝着岸上罗拜”；而广东裁撤水师的船只，已经有一半在途中被夷船劫走。署理总督怡良上奏报告了此事。十月，琦善到达广东，查阅义律去年先后出具的缴烟文书，想从中挑剔、罗织林则徐的罪名却找不到根据，于是首先追究劫船一事，问是谁先开炮，想斩杀副将来向夷人谢罪，军心因此瓦解。琦善撤散了数千名壮丁，于是水勇失业，变成汉奸，英国夷人抚慰并利用他们，他们反而成为敌军的首领。又撤掉横档水中的暗桩，多次在虎门附近与义律会面，使夷船得以探测水情、察看航道，内情虚实全都泄露出去。琦善听从盐运使王笃的意见，把广东文武官员全部排斥在外，专门任用汉奸鲍鹏往来传递消息。鲍鹏原来是奸夷颠地的仆役，被义律视为奴仆；夷人因此更加轻视中国无人。义律写信给琦善说：“如果再增加兵勇来抵抗，就不准和谈。”于是已经撤掉的兵力不敢再调回。凡是上报缉拿汉奸、查禁鸦片的人，总是遭到呵斥；有人侦察报告夷情，就被拒绝说：“我不像林总督那样，身为天朝大吏，却整天刺探外国夷人的情形。”琦善对一切事务都极力反对前任所做的事情，以为这样可以取得夷人的欢心；而叛逆夷人却日夜加紧制造杉板小船，招集贩烟的蜈蚣船、蟹船数百艘，此外还增造火箭、喷筒、竹梯等攻城器具，数量多得无法计算。

译水师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察觉了这种情况，都请求增兵，琦善担心妨碍和议，坚决拒绝。琦善答应赔偿夷人鸦片价款银七万圆，但夷人一定要索取埠地。琦善此前曾把厦门和香港两地拿来同邓廷桢商议，邓廷桢说：厦门是全闽的门户，不能答应；香港与尖沙嘴、裙带路两岛鼎立相对，是粤海的适中之地，地势环抱，能避风浪，如果让英国夷人在那里筑台设炮，时间一久必定会窥伺广东。琦善既然据此上奏，到这时就不能背弃自己以前的奏言。义律于是趁其没有防备，于十二月十五日突然进攻沙角、大角炮台，这里是虎门外第一重门户。副将陈连升守卫那里。陈连升是长期经历川、楚军务的老将，兵力只有六百人。夷船从正面用炮攻击，而二千多名汉奸从山后架梯进攻。陈连升在后山埋设地雷，起爆炸死一百多名敌人，但地雷无法再次引爆；敌军后队又拥上来，人数是我军的五倍。双方前后交战，我军杀敌三百多人，但火药已经用尽。敌人的火轮船、杉板船又绕到三门口，烧毁我方战船十艘；水师有的溃散，有的战死。横档、靖远、威远各炮台只能自保，而且都被夷船隔开，无法相互救援。陈连升父子战死，敌人于是占据沙角、大角两座炮台。当时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游击马辰还分别守卫镇威、靖远等炮台，每处兵力只有数百人，彼此相对哭泣。李廷钰回到省城，哭着请求增兵，全省文武官员也都竭力请求。琦善起初只答应增加二百人，后来增至五百人，趁黑夜用小船偷渡，分布到各处。琦善十分恼怒，并上奏说敌人杀伤我军无数，而我军只杀伤敌人数十人，这是在夸大敌人声势、逼迫朝廷议和。他只是连夜写信，命鲍鹏带给义律，再次申明和议；除鸦片价款外，又答应把香港给他们，并以归还浙江被俘的夷人换取定海城。琦善与义律订立契约，于是正月到虎门商议，义律在狮子洋设宴。到了正月底，琦善批回奏折表示不准，事情又发生变化。琦善升任离职时，曾奉到皇帝当面谕旨：英国夷人如果只是要求通商，就答应他们；如果提出无休止的要挟，可以一面羁縻，一面上奏请求调兵，原本并没有命令他撤防而专门议和。等到叛逆夷人攻陷炮台、大肆猖獗，皇帝震怒，于是下旨：鸦片价款一分也不许给，土地一寸也不许割让；并调四川、贵州、湖南、江西的军队前往进剿，命林则徐、邓廷桢一同办理夷务。然而琦善凡事都不与林则徐商议，而且英国夷人的和议已经断绝，他仍不允许关天培增兵防备；叛逆夷人却日益增多，武器和火药也日益充足，其凶势比以前强大百倍。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下诏揭露叛逆夷人的罪恶，特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尚书降文为参赞大臣，声讨其罪并出兵征讨。命刑部尚书祁前往江西，总理军队和军饷。杨芳去年冬天入朝觐见，出京走到安徽时奉命先行，于二月十三日快马赶到广东；但英国夷人已经在二月初五乘风潮而来，先派兵船截击横档炮台，随后攻破虎门炮台，提督关天培战死。虎门各处险要所布置的大炮三百多门，到这时全被夷人占有。湖南兵一千多人刚到，琦善仓促间立即派他们到乌涌抵御敌人。刚一交战，广东兵先逃，湖南兵一边作战一边后退，后来被四条河阻挡，溺死了一半，提督祥福也战死。广东省城前的河面宽阔，只有东路二十里的猎得、二沙尾，西南十五里的大黄滘，河面稍窄，可以据守。杨芳察看地势后，派总兵段永福率一千名士兵扼守东南十多里处的东胜寺，作为陆路防线；这里是三面道路的咽喉，但距离河边五六里，不能扼守敌人的水路。又派总兵长春率一千名士兵扼守大黄滘后五里的凤凰冈，只是修筑壕沟营垒，横置木筏，沉下石船，打入木桩，夷船仍然可以冲闯过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至于猎得和二沙尾，虽然沉船塞石，却没有兵力和火炮防守，夷船到来后可以拔除障碍而通过。敌人起初畏惧杨芳这位老将的威名，又不了解内河的虚实，于是派白夷带着书信到凤凰冈议和，并让汉奸随行，沿途探测水情。总兵长春收到书信后，把它送进城中等待回覆，自己却掩上帐幕睡觉，任由汉奸带着白夷遍历营垒，把虚实全都看清。汉奸回去报告说那里没有防备，于是敌人分路探入，攻破凤凰冈营地，进攻东西炮台和海珠炮台，完全扼住猎得、大黄滘这两个咽喉。此时琦善已经被革去大学士之职，摘掉孔雀翎；怡良又把英国夷人关于香港的伪示上奏，文辞极其狂悖，于是皇帝更加震怒，抄没琦善家产，将他锁拿押送京城。叛逆夷人见朝廷大为震怒，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料想林则徐势必要重新起用，担心我军一振作，和议就会永远断绝；而且夷船和军队的费用十分浩大，急于通过通商来补济军饷，各国商船停市已经很久，也都责怪他们。于是二十六日，托弥利坚国的夷目和洋商伍怡和从中调停，递交书信说：“如果想要恢复太平，不必追究其他事情，只求照旧通商。”连琦善答应的鸦片价款和香港，他们也不敢再索取。杨芳命令他们退出虎门，义律说，等接到准许通商的诏旨，兵船立即退走。这一月，杨芳、怡良上奏说，门户已经失守，敌人进入腹地，军队溃败，百姓逃散，火炮全都难以使用。除了暂且议和之外，没有退敌、缓解兵势的办法；而夷人不再索取鸦片价款和埠地，也足以显示朝廷在谈判中折冲樽俎的威势。这是广东事变的第二次转机。

译杨芳正月初走到江西时，听说广东的和议将要定下，先上奏请求给澳门堆积货物，以遥相附和琦善，因此早已不被皇帝信任。到这时他再次上奏，却没有说明琦善打开门户、引盗入室，自毁藩篱；也没有说明若非采取权宜之计，就无法退敌、收复险要，以及将来防守巩固之后，若敌人再次猖獗便可以立即剿办的办法。皇帝认为他毫无方略，尚未交战便先行安抚，不是任命将领、出兵征讨的本意，因此不予批准。这时定海的夷船也来到广东，共五十艘，一半停泊在外海，一半驶入虎门，首尾相接，遍处竖起“出卖鸦片”的旗帜。将军奕山走到江西时，因为各省的兵力、火炮和攻城器具尚未集齐，暂时驻在韶州等待。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以及新任总督祁善后，一同抵达广州。奕山向杨芳、林则徐询问计策，两人都说敌势已经深入，而新城低矮单薄，没有险要可以防守，应当派人设法诱使夷船退出猎得、大黄滘之外，连夜下桩沉船，岸上迅速筑起沙城，用重兵和大炮防守，作为省城外的屏障，使叛逆夷人不能控制我方命脉；然后调集船只、火炮、士兵和水勇，以防守作为进攻，等待风向和潮势都顺、苇筏准备齐全后，再议定乘势火攻，这样或许可以取得万全。这一月，林则徐又奉命快马赶赴浙江军营。原来去年冬天，浙闽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和署理江督裕谦先后秘密上疏，陈述林则徐、琦善守卫广东的功过。到这时，裕谦奉命前往浙江，代替伊里布担任钦差大臣，所以皇帝命林则徐以四品京堂的身份赶往会同办理，以防广东的敌人败退逃往浙江。但当时广东敌人正占据省城河道的咽喉，我军实际上没有取胜的把握，进攻器具也没有准备好；所招募的福建水勇一千人尚未到达，最近招募的香山、东莞水勇三千人也还没有集齐，杨芳不愿贸然作战。奕山刚到时也赞同这种意见，后来却被翼长李湘芬、西拉本、段永福、张青云等人的话迷惑。他们说，如果不作战，军饷就没有理由开支，功劳和赏赐也没有理由上报请保，于是奕山急于侥幸一试，便不与杨芳商议，也不察看风向是否顺逆，于四月初一夜半分三路突然进攻夷船：一路驻在西炮台外，从中路出兵；一路从泥城出兵，走右路；一路驻在东炮台，从左路出兵。天将黑时军队已经出城，奕山才去拜访杨芳，占卜吉凶。杨芳大怒，拔剑愤怒斥骂，但军队已经无法挽回。当时水勇所用的木筏还没有集中起来，先调四川余丁中充任水勇的四百人，以及广州水勇三百人，乘小船，携带火箭、火弹和喷筒，分路在夜间设伏。听到炮声后一起出动，用长钩钩住敌船的船底。这天夜里又遇上逆风，炮火击毁夷人的两桅大船一艘、火轮船一艘，淹死夷人几百名。义律从夷馆登船逃脱，夷馆里的货物被四川兵抢掠一空，还误伤了几名弥利坚夷人。刚到黎明，夷兵便大批集结，反而借顺风进攻我军。我军退入广州城。粤城三面临河，街市房屋密集如鱼鳞梳齿，繁华壮丽，在南海一带首屈一指。到这时，火光照亮天空，连泥城港内储备的数百份攻夷木筏材料、三十多艘装载油薪的船，也都被夷人的火轮船和汉奸焚毁。这些木筏材料都是从广西运来的，耗费以数十万计。第三天，义律投书约定第二天早晨决战。到了约定日期，夷船包围进攻城东、城西、城南三面。佛山运来的新铸八千斤大炮，是夷人最害怕的武器，但由于安置地点不当，靠山安置的炮位高出水面，靠水安置的炮位前后都受敌；炮架不能转动瞄准，炮手点火发射也不熟练。又任用文吏西拉本、李湘芬担任翼长，把各省军队交错分配，使各军分别离开营伍，士兵和将领彼此都不熟悉；溃逃时便互相推诿。发下的盐、茶和口粮，厚薄也不均，祁又吝惜费用，下令十五名士兵共住一座帐房，拥挤而没有纪律，各自选择方便之处，抢掠货物。奕山又把重兵全部派到东、南两路，西、北方向的泥城后路却没有防守，于是天字炮台和泥城四方炮台一天之内全都失守。守天字炮台的是段永福，守泥城的是副将岱昌和参将刘大忠，守四方炮台的是总兵长春。天字炮台上的八千斤大炮还没来得及发射一炮，就被夷兵用铁钉封死。四方炮台位于城北后山的山顶，俯视全城。国初王师攻打围困广州，半年也不能攻破；后来夺取后山，架炮俯击，才攻陷广州。这说明后山是攻城的有利位置，也是守城的危险所在。那里距离水边十里，山崖层叠、道路险峻，一个人守住险要，就可以抵挡一千名贼兵。等到夷兵攻破泥城后绕向东面再转向北面，沿途官兵没有一人阻截，到了山下时夷兵只有一百多人；可是守炮台的士兵一见敌势便争相逃跑，坠落山崖摔死的无数。夷兵毫不费力就夺取了险要，连夜在炮台下面筑土城、运送炮药。这样一来，全城军民就像坐在陷阱里，任凭陷阱上面的人往下投石一样。将军、参赞没有斩杀一个逃兵逃将，反而开城接纳他们。接连多日，城外夷人的火箭、炮弹和四方炮台上的炮声，如雷霆一般昼夜不停。幸亏大雨倾盆而下，那些箭弹不是落入池塘，就是坠在空地上，没有一处被引燃蔓延。内城储存着二万万斤火药，汉奸用火箭、火弹射击，也被大雨浇灭。杨芳坐在城楼上督战，每当炮火最密集的地方，总是亲自前往，用身体挡在前面；炮火却不能击中他。只是内城还比较厚实，外城却低矮单薄，女墙低于屋脊，人们没有坚守的决心。到了第七天，夷兵于是集中力量专攻城东南角，仿佛知道将军、参赞都住在东南一带。箭弹射入贡院，窗棂和屋脊全都被打坏，各位将帅躲进巡抚衙署，个个面无人色。于是商议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讲和议定条件。义律立即索要军饷银六百万圆，烟价另算，香港问题以后再议，限五天之内交银；并约定将军和外省军队先退出省城，夷船才退出虎门。将军等人把这一切都答应了。城上改挂白旗，先让洋商拿出二百万圆，其余从藩库、运库和海关库中发给；同时上奏请罪。只是后来到达的参赞大臣齐慎当时隔在佛山镇，没有列入奏章署名，烟价和香港问题也都没有写入奏章。十三日，四方炮台的夷兵全部回船，义律立即催促将军、参赞离开广州城。十六日，奕山、隆文退兵驻扎在金山，距离省城河道数十里，先撤回湖南兵。只有杨芳仍留在广州弹压局势。隆文在讲和时就因愤恨成病，到了金山不到几天便去世了，临死时还不断呼喊自己没有脸面面对朝廷。

译此前将军、参赞来到广东时，屡次上奏说粤地百姓中有很多汉奸，粤兵中有很多贼党，所以从福建远道招募水勇，却不用粤勇；每天命令官兵捉拿汉奸，不问是非便将其杀死。有湖南兵误奸了一个疯妇，又荒唐地听说小儿的血可以治病，便杀死小儿饮血。粤民长期对此不平，而叛逆的夷兵起初并不杀害粤民，俘获的乡勇都释放归还，有时还攻击土匪，禁止抢掠，以此笼络民心。因此，虽然官府悬赏擒杀叛夷，却没有一人响应。夷兵攻城时，居民大多站在墙头旁观。适逢南海义勇被湖南官兵诬陷杀害，义勇大为喧闹，几百人拥入贡院，搜捕士兵进行报复，士兵全都像老鼠一样逃窜。将军、参赞摘去了段永福的顶戴花翎，出面安抚调解，义勇才暂且散去。但夷兵也日益肆意奸淫抢掠，因而同粤民结下仇怨。到了讲和的第二天，一千多名夷兵从四方炮台返回泥城，于是三元里百姓愤怒起来，倡议起兵报复，号召各处壮勇，聚集枪械，在四面设下埋伏，截断夷兵的归路。夷兵整天都冲不出包围，死者有二百人，其中大概有他们的头领，叫伯麦、霞毕；他们的首级大如斗。乡民还夺得了他们调兵用的令符、黄金宝星和双羽手炮。三山村也打死一百多名夷兵，夺得两门炮，以及洋枪、洋刀九百多件。义律急忙赶到三元里救援，又被重重包围。乡民越聚越多，达到几万人。义律向知府余保纯告急；这时讲和所约的银款还只送去四分之一。又恰逢福建水勇当天抵达，如果命令他们乘机从两面夹击，围歼夷兵，生擒夷酋，把他扣作人质，命令夷兵退出虎门，然后再慢慢与他们谈判，那么一切都可以按照我方意愿办理，可是各位将帅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反而派余保纯急忙前往劝解，经过整整一天，才帮助义律冲出包围返回船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元里〕 十七日，夷船逐渐退出，其中有些大船搁浅在浅沙上，各乡百姓又想拦截并放火焚烧它们，夺回讲和的银款。义律害怕了，再次发文给总督，于是祁出示晓谕，众人才解散。新安县武举人庾体群也在初四日半夜，率领三队火船，从穿鼻洋乘潮驶到虎门，攻击贼兵的后路。夷船惊觉，刚发出一炮，我方火船已经逼近它的后舱，火药轰然爆炸，双桅飞上空中，整艘船都被毁掉，其余船只全部起锚逃走。佛山义勇也从陆路截击龟冈炮台的夷兵，先在上风处放出毒烟，使夷兵的眼睛受到刺激，又歼灭几十名贼兵；随后还击破前来增援的一艘杉板夷船。主管此事的官员先后上奏报告。皇帝下诏责问各将领：调集了各省官兵，为什么反而不如区区义勇？把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议处。义律又惭愧又愤怒，强行发布一份伪示，说百姓这次刁蛮抗拒，幸蒙大英官宪宽容，今后不要再犯。粤民十分愤怒，又回文斥责他说：“你自己说船炮天下无敌，为什么在林制府任内不敢进攻广东？你前些日子被包围时，为什么不能奋力作战突围，反而向首府求救？这次是奸臣受到你的笼络，主张议和撤防，所以你才能乘虚深入。假如你再进入内河，我们百姓如果不聚集十万人，各自拿着草筏，沉下沙石，整治枪炮，截断你的首尾，焚烧你的舰船，消灭你们这些丑类，那么我们就不是大清国的子民。” 当时南海、番禺两县聚集义勇三万六千人，昼夜操练。义律收到檄文，侦知内河已经有了防备，竟然不敢进行报复。然而从此以后，他知道粤地的商市不可能重新开放，便突然考虑改变计策。不到一个月，厦门事件又发生了。评论说：《春秋》的义理是，治理内部的事情要详尽，处理外部的事情可以简略。夷人的鸦片流毒，已经多年在滋养祸患。林公处在洪流决堤、局势溃败之后，奋然想要除掉中国长期积累的祸患，最终却激发了沿海的大祸患。那些只听信传闻的人，争相把罪责归咎于勒令夷人交出鸦片；真正深知夷情的人，则知道祸患并非由收缴鸦片造成，而是由于闭市。闭市的原因，一是夷人不肯具结，二是不交出犯法的夷人。然而，关于船货入官的具结、悬赏缉拿罪犯的告示，以及请求等待国王谕令到达的禀文，都足以说明他们并没有违抗的心意，却还一定要用治理国内百姓的法律把一切都绳之以法，这对待外夷未免过于苛细了。水师总兵上奏请求革职审讯，却仍然免其罪责，为什么不用外夷没收财产、正法的法律来惩处他们呢？海关的额外费用是正税的数倍，都是历年来洋商用来肥己的侵蚀之物，他们因此积累了巨额家产。如今既然倾尽缴纳夷商价值千万的鸦片款项，难道不应当向洋商摊派数百万军饷吗？如果真能暂时放宽对市舶事务过于急切的控制，用来整顿水师的武备；彻底清除海关的侵吞勒索，用以羁縻远方之人、树立威望并使其归附；再上奏请求仿照钦天监任用西洋历官的先例，征召弥利坚、佛兰西、葡萄亚三国各派一两名夷目，到广东主管造船和制造火器的机构任职；同时选择内地的巧匠和精兵，向他们学习技艺，就像学习天文那样。凡是夷船、夷炮、火箭、火药愿意出售的，都听其自便；不只是以货物交换货物，还要以货物交换船只、火器，准许用船只、器械和火药抵缴茶叶、湖丝的税，不过向商人捐取数百万。这样用不了多久，西洋的长处就会全部变成中国的长处。还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增修粤省外城和内河的炮台；裁减合并水师的员额和缺额，淘汰多余滥设的职位；把人员分配到各舰，训练驾驶和攻战。再上奏请求逐一检阅沿海各省的水师，从粤海到厦门，再到宁波、上海；凡城池、炮台建置不合地势的，都迁移重建；水师中多余的员额和空缺，也裁减合并并择优任用，一律按照粤省的办法办理。然后把新修的火轮战舰和新训练的水犀之士集中到天津，请求举行大阅，创立中国千年来水师从未有过的盛况。这样即使有狡猾的夷人，他们还敢逞强吗？即使有鸦片，他们还敢运来吗？即使有进谗和隐匿的人，他们还敢乘机而入吗？这就叫作用治理内部来治理外部，何必急急忙忙地对外夷采取强硬措施呢？

译有人说：“夷变以来，只有林公镇守广东、邓公镇守福建，没有调动外省一兵一饷，防线仍然屹立不倒。假如江、浙、天津的武备也像闽、粤一样，那么朝廷就没有向南顾虑的忧患，海岛上的贼寇也会陷入坐困。您为什么不责备江、浙、天津没有防备，以及闽、粤后任将领不善武事，却要对最初办事的人求全责备？况且林公在定海陷落以后，本来曾陈述过以夷制夷的策略，也陈述过坚守藩篱的策略；又曾请求用粤饷三百万造船置炮。假如采纳他的策略，哪里还会有能够发动却不能收拾的忧患呢？”我回答说：“《春秋》的义理，不只是对内部治理要比对外部处理详尽，也是在责备贤能者时要求完备，在责备平庸者时则不作过高要求。实在是因为外夷不值得详尽对待，平庸大众也不值得苛责。”我说：“不要突然停止贸易，世俗也说不应停止贸易。世俗主张不停贸易，是为了继续养大祸患。他们说，英夷的志向不过是通商，必定不会挑起事端；至于鸦片吸尽中国的财富，怎样禁止它不再运来，却不加考虑。假如其中出现平秀吉、郑成功那样的枭雄，轻视我沿海防备松弛的状况，他们的志向不在通商，又将用什么来对付他们？这也没有考虑到。” 而我所说的不停止贸易，是为了自我整顿、自我强盛，两者相差如同天地、胡越。对它寄予的希望越深，要求也就越完备，哪里有闲暇同囊瓦、靳尚之流较量高下呢？要平定天下的大难，往往要亲身踏入天下最危险的境地。敢于进入天下最危险境地的人，必须预先筹划天下最安稳的局面。古代的君子要采取非常行动，先从内部审察自己，又一定从外部审察时势；当时的人才都足以担当艰巨任务，才去做；国家的武力有余，才去做；事情的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才去做。处在承平安逸、嬉游享乐的时期，却不知道修治武备、抵御外侮为何事。攻破一个海岛，整个省都震动；骚扰一个省，各省都震动；抱头鼠窜，连胆裂魂飞都来不及；冯河暴虎，徒然逞勇而没有实际力量。像这样，却想让他们镇静坚守、严密截断接济，内部等待船只器械集齐，外部联合属国的军队，那就必须沿海守臣全都是林公才行，必须执掌朝政的重臣全都是林公才行。开始时既然用治理中国的法令去要求外夷，接着又用豪杰的谋略去要求平庸大众，这样对于挽救弊病，不是相差得太远了吗？奔驰在陡峭山坡上，群马都会警惕驾驭马匹的人收紧缰绳；冲犯惊涛骇浪时，舵师更加谨慎地掌握针向。因此《甫田》先说要慎重对待劳苦忧愁，《唐棣》先说要回身翩然返回。

译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英夷在广东接受和款，对我方军队来说是为了救济一时的危急，对夷人来说也是急于得到银钱来补充军饷，所以通商章程双方都没有时间议定。夷酋在三元里遭到困厄，知道已经与粤民结下仇怨，又害怕粤民强悍，不敢再进入内河贸易，想让洋商前往香港；但香港风浪太大，不能停泊船只，洋商没有愿意去的。夷人于是想用香港换取尖沙嘴和九龙山，将军、总督认为香港尚且没有上奏获准，何况这两处地方？便约定夷人仍然到黄埔贸易，夷人于是不同意。我方水师修复虎门炮台时，夷人又不允许，反而把横档各炮台的石料全部拆下运往香港，用来筑台、修路、建造洋楼；还要求我方拔除内河中的沙石、木桩和木筏，双方因此相持。虽然有通商的名义，却没有通商的实际。余保纯又同义律商议，先送军饷六百万圆，烟价另算；将军只把军饷改称为商欠上奏，其余事项都没有上奏。夷船退出以后，我方在内河要害处填塞河道、增修炮台，防守日益牢固，已不能像先前那样横冲直闯。群夷都责怪义律议和时没有另外索取其他港埠，于是扬言英吉利国王斥责义律无能，改任璞鼎查为兵帅，想要再次前往沿海各省，提出的条件一定像上年在天津索取的那些条件一样。恰逢六月香港发生飓风，大臣们惊慌失措地上奏，说撞碎夷船无数，漂没、淹死的夷兵和汉奸无数，所有帐房、篷寮以及新修的石路都被横扫荡平，海面上尸体密布。朝廷正要发出藏香，向海神致谢，并向中外发布告示，准许广东保举守城的文官武将达数百人；可是夷船几十艘已经全部驶往福建，攻陷厦门。起初，上年夷船进攻厦门时，水师提督陈阶平平日讲习火药、刊刻兵书，贼兵一到就称病，贼兵退去后又恢复职事。邓廷桢督同兵备道刘耀春只守旧炮台，修筑沙墙，占据有利地势，所以贼兵攻不破。等到颜伯焘接任，首先弹劾陈阶平规避职责，又反对琦善、杨芳主张议和，意气十分锐利。然而他本是旧日纨绔子弟，只是徒然自大。他又轻视邓廷桢仅仅守御的做法，上奏说只防守而不进攻，就会使贼兵安逸、我军劳苦，使贼兵节省费用、我军耗费钱财；大炮只能部署在岸上，不能装载到水中；小船只能在内港焚烧敌船，不能在大洋上作战。于是请求饷银二百万，建造战舰五十多艘，招募新兵几千人、水勇八千人，想要出海与敌船驰逐作战。又在口外的峿屿、青屿大小档增建各处炮台，但防备铺得太多、力量分散，新铸的大炮又有许多没有完成，空船空台，徒然同废物一样。正好听说广东已经议定和款，奉到撤兵节省费用的旨意，便把八千水勇全部解散；水师提督窦振彪也出海巡查，内部防备单薄虚弱。七月初九日，夷船几十艘突然到达，投书要求让出厦门作为夷人的港埠，等上年在天津所索取的各项事情都办成后，再把厦门交还。第二天早晨驶近时，先派几艘火轮船往返穿行，忽东忽西，悄悄侦察地势，同时试探我军炮火的射击路线。我军火炮都藏在石墙的炮孔里，只能直线轰击，不能左右转动瞄准，所以英夷先用船试探，摸清我军炮火的射击范围后，就避开它。随后各船蜂拥齐进，我军驻守青屿、仔尾屿、鼓浪屿的部队从三面合击，击沉其火轮船两艘、大兵船一艘，又击伤一艘，折断了一根桅杆。英夷又用两三艘船合力攻击一座炮台，攻破一座后，又进攻另一座；但新炮台本来就没有多少重兵和大炮，至于前一年驻守的旧炮台，土城仍然屹立，将士也都拼死作战。恰逢夷船桅杆上的炮弹飞射落空，颜伯焘、刘耀藻（椿）便立即退回提督衙门。总督一退，军心全都混乱起来。岸上的水勇和被遣散的水勇变成汉奸，在中间呼喊喧闹予以响应，贼兵于是登岸，反过来转动我军炮台上的一门数千斤重炮，调转炮口轰击厦门，官署和街市全都被毁。颜伯焘、刘耀藻退守同安，厦门于是被贼兵占据。然而英夷占领厦门后也没有驻守，没过几天，全队驶往浙江，只留下几艘船停泊并占据鼓浪屿。八月初四日，颜伯焘就把收复厦门的消息上奏朝廷；但同知潜藏在四乡，不敢回衙门处理政务。诏令降去颜伯焘的三品顶戴，仍留任原职，并派侍郎端华迅速赶赴福建，查明实情后上报。当时，鼓浪屿的夷目招募工匠，增造小船，打算驶入内河侦察。这一月，他们用大船五艘、小船三十多艘驶入厦门的木桩港口，开炮击沉我军兵船五艘，副将林大椿、游击王定国中炮身亡。提督普陀保、总兵那丹珠率军抵御，开炮击沉其大型夷船一艘，英夷才退出外洋。福州省河的五虎门，涨潮时水深可以通船，退潮时便搁浅，所以夷船不敢驶入。裕谦从正月起赴浙江，代替伊里布担任钦差大臣。当时夷船已经离去，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率领五千兵驻守定海，收编流亡者，修筑城垒和炮台，作为善后之计。裕谦办事刚强锐利，却不熟悉武备，这一点与颜伯焘相同。此前他一心信任林则徐，但林则徐不久又接到遣戍新疆、改赴河工的命令。原来广东盐运使王笃入京，王笃过去是琦善一党，在召见时极力营救琦善并排斥林则徐。林则徐离开浙江后，浙江的事务便没有了依靠。定海孤悬海中，本来就是不必守的地方，却白白分散了兵力。提督余步云这个人平庸，平素又被裕谦鄙视；一时没有人可以替代他，只好命他驻守招宝山，不让他渡海调度三镇兵力。三镇将领又都是武夫，没有长远谋略。到了这时，定海外城正在修筑，葛云飞想把濒临海边的市镇包在城内，城墙两侧抵达山脚，三面则以山作为城墙。裕谦没有渡海亲自勘察，只根据地图指挥。有人劝谏说：“天下没有只有一面的城，这其实是海塘，不是外城。贼兵从左右翻山进入，就已经到了城内。防备的地方多了，兵力就会分散；山势险峻，军队就会疲劳。请只环绕内城修筑新郭，不要把外面的市镇包进去，也不要依靠外山，这样或许城池足以卫护士兵，士兵也足以守住城池。”裕谦不以为意。至于放弃舟山、专门守卫海岸的策略，更没有时间筹划。那年夏天广东请求军费，朝廷奉旨命各省撤兵节省费用。当时精锐部队五千人全在定海，镇海、宁波只有四千兵，分布在各处关口。

译八月初，夷船先侵犯石浦，因礁石险要、对自己不利而退去，在东西之间游弋。十二日，进攻定海，刚驶入竹山门，我军炮火便迎面轰击，击破其一艘火轮船，夷船立即逃窜。十四日，夷船排成密集阵势进攻晓峰岭，开炮数百发，我军全都隐藏在山崖旁，没有受伤；其小船上的人登岸后，被郑国鸿率兵扛炮击退。双方相持两天，夷兵登上海中的五奎山扎营，又绕过吉祥门进攻东港浦，接着进攻竹山门，都被我军炮火击退。十七日，贼兵于是分成三路，从五奎山、东港浦、晓峰岭进攻，以牵制我军，并利用我军的船只渡过来登岸，随后立即撤走那些船只，使自己断绝退路。前面的贼兵死伤，后面的贼兵继续前进。我军守晓峰岭的部队迎着风向下射击，火枪发挥不了威力；到了中午，火枪全都热透了，贼兵于是冒死登上晓峰岭进入城内，三名总兵相继战死，定海再次陷落。镇海的防军只有四千人，余步云率其中一半守城外的招宝山，总兵谢朝恩率另一半守隔江的金鸡岭。裕谦前一天看见招宝山上竖起白旗，知道余步云有二心，于是提前与众人盟誓。余步云借口脚病不肯下跪，裕谦上奏说：“夷船上的黑兵和汉奸不下万人，贼兵可以联合来犯。我一定扼守要害、分兵防守；贼兵可以几天不进攻，我却必须昼夜防备。敌众我寡，敌军集中我军分散；敌军安逸我军劳苦；而且敌人的海船乘着风潮而来，前面的船稍有退却，后面的船就必然相互撞毁，所以他们有进无退。我们的士兵没有经历过战阵，都存有一炮火难以抵御的看法；因此敌人的五艘船能够同心作战，所有船也能同心作战，而我军却各自为战。所以从广东到福建，没有人敢于抵挡他们，我怎么敢轻视敌人？我只有竭尽忠诚，激励士卒，不敢以兵力单薄为借口退守，离开镇海半步，也不敢以保全百姓性命为借口，请求接受违抗命令的文书。”余步云心中恨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二十六日，夷船进攻镇海，分别侵犯金鸡山和招宝山，每一路都有数千人。裕谦登城督战，从辰时到午时，只有金鸡山奋力作战，击毙夷兵数百人；余步云却不许士卒开炮，还两次登城，请求退守宁波，裕谦不准。贼兵刚从招宝山山麓攀爬登岸，余步云就率兵抛弃炮台向西逃走。裕谦命城上士兵用火枪拦截，溃散的士兵已经下山又被击退，于是绕到山后溃逃。贼兵占据招宝山，从高处俯攻镇海，于是守卫金鸡山的士兵见状也混乱起来。总兵谢朝恩率三百名亲兵奋战而死。裕谦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命副将丰伸保护钦差关防，带着它送交浙江巡抚，自己投泮池而死。二十九日，四艘夷兵船、两艘火轮船和几十艘小船驶到宁波。余步云又弃城逃往上虞，宁绍台道鹿泽长、知府邓廷彩也跟随他逃走。当时宁波以西的江面逐渐变浅变窄，夷船虽然不能再向西驶行，但三板小船却可以驶到慈溪、余姚，于是两城也逃散一空，土匪四处出现，谣言流传，浙西大为震动。余步云逃走后接连两次上奏，仍以裕谦先逃为借口。等到裕谦殉难的事情传到朝廷，朝廷赐给他谥号，赐建祠堂，并给予世袭待遇，已经无法再诬陷他，于是又散布谣言说，这次夷兵来到浙江，都是为了报复裕谦斩首白夷嗢哩的仇恨。江浙官吏中没有见识的人，也有许多被这种说法迷惑，却不知道夷人在广东时早已背弃盟约，索要尖沙嘴、九龙山，并且不许修筑虎门炮台。还假称国王已经褫夺义律的职务，改命其他将领，先攻破厦门。又不知道在浙江，前后投给夷人的书信和悬挂的夷人告示，都以想要索取港埠土地为理由，没有一句提到裕谦。第二年伊里布在乍浦给夷酋写信，追问他们为什么再次侵犯，也一个字没有提到裕谦。等到余步云被押到刑部，他还以贼兵的炮没有向招宝山开火、我军也没有必要向贼兵开炮为借口；他的意思仍然想把罪责追究到裕谦身上，结果反而自己供出了罪状，伏法被诛，真可以说是上天夺去了他的魂魄。九月，任命宗室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任命河南巡抚牛鉴为两江总督，授予怡良钦差大臣之职，命他迅速赶赴福建，会同办理军务。九月十六日，两艘夷人火轮船、两艘钓船和十多艘小船驶入余姚，我军见到敌军声势便全都溃逃。十八日，夷兵于是进犯慈溪，城中空无一人，夷兵焚烧抢掠后离去。贼兵占领余姚、慈溪后也不敢驻守，仍然返回宁波。十月，奕经到达江苏，因为官兵还没有集结，便在苏州停留不进。十一月，浙江下了四昼夜大雪，平地积雪五六尺。夷酋璞鼎查害怕寒冷，驾船向南驶往福建。宁波城中的夷兵只有一千多人，汉奸三千多人，若趁雪夜进攻，完全可以消灭他们；可是奕经却在嘉兴停留不进。他又下诏征求沿海有智谋和勇气的人，广泛询问作战方略，并在船头设置匦函，凡是上书谈论军务的人都投入其中，第二天召见他们。其中固然没有什么奇才奇策，但凡是谈到训练军队、选拔将领、整肃纪律、招募水勇、准备火攻的，都被认为是迂阔之谈。还有像前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这样的老将前来参军，也都不予任用，只把收买汉奸、使用反间计作为秘密策略；但所使用的汉奸，又不能拿其家属作人质以取得他们的死力。凡是贼兵的虚实，我军都不敢探听，而我军的一举一动，贼兵却没有不知道的。奕经幕下的随员容照、阿彦达、杨熙等，都是纨绔少年，所到之处索取供应，征召歌舞，作威作福。他所任用的外官中，宁波、镇海一路由泗州张应云主持，嘉兴、乍浦一路由海州知州王用宾主持。张应云略有才干，却不懂军事；王用宾则是个赌徒。到了这时，两人都担任左右翼长，有见识的人不用等到军队出发，就已经担心他们会抬着尸体回来。十二月，奕经到达杭州。文蔚、特依顺都来会合；特依顺到了福建，奕经却不与他商议，命他驻守杭州，只和文蔚渡江督率军队，约定正月二十八日分三路进攻。当时宁波的贼兵听说大军到来，聚集悍勇夷兵四千人，分成三队，日夜训练，严加戒备；而各将领正相信汉奸的话，认为不需要火器，只要等官兵一到，城中的汉奸就会立即响应，擒获夷酋和夷兵献上，三座城池便可轻易收复。他们预先准备的收复城池后火攻夷船的器具，全都粗制滥造，简直像儿戏。

译到了约定日期，奕经驻在绍兴东关，命文蔚率兵勇四千人，一半驻扎慈溪的长溪岭，一半驻扎西门外的大宝山，以图攻取镇海；提督段永福率兵勇四千人，一半埋伏在宁波城外，一半驻扎大隐山，以图攻取宁波。凡是从宁波西门进入的部队，全都被夷兵杀死。南门却大开，放任我军进入；我军直奔府署，准备擒获夷酋郭士利。夷兵全都占据街道上的楼房和屋脊，火箭从两面同时射下；我军只有刀矛，没有火器，无法仰攻，只得溃退。夷兵的伏兵又从北门横截而来，巷道狭窄、墙高，前后都受到敌人攻击。幸好入城的都是金鸡山屯练兵，骁勇强悍，拼死作战，所以阵亡的只有二百多人。段永福后来才到，还没有赶到城下，听到风声便掉头逃走，既不退守大隐山，也不在东关停留，径直奔向东关。奕经也没有弹劾上奏他。这就是进攻宁波的战事。慈溪大宝山的部队，则由副将朱桂（贵）、参将刘天保分别统领。刘天保率河南乡勇六百人先行，镇海城也开门等待他们。夷兵的火器一齐发射，而我军也没有火器；城外招宝山上的夷兵也予以呼应，刘天保于是卷起兵甲逃走。这就是进攻镇海的战事。到了这时，才知道落入了汉奸设下的空城计；死去的都是金川精兵，但不过二三百人，对大局还没有造成危害。当时朱桂率领陕甘兵六百人，返回驻守大宝山；刘天保、谢天贵分别率领四川、河南兵勇各六百人，担任左右翼。二月四日，夷兵二千人从慈溪登岸，行进三里后进攻大宝山。朱桂军用几十门扛炮两次将夷兵击退，夷兵死伤四百人。假如左右两军从后面夹击，便可以取得全胜；但刘天保、谢天贵两军的火药先已用尽，只能在营垒上旁观。等到夷兵分路绕到朱桂阵后，左右两军立即惊慌溃败，反而冲乱朱桂的阵势，朱桂父子都战死了。这个地方距离参赞文蔚驻守的长溪岭营地只有十多里。激战时，朱桂派军官回来请求派五百援兵截断贼兵后路，文蔚不答应；军官跪地争取了很久，文蔚才答应派兵二百，但直到傍晚仍未出发。听说朱桂战败后，侍卫容照、司员联芳都争相请求退避，文蔚于是抛弃军队连夜逃走，返回东关。沿途还赏赐轿夫、船夫，只怕夷兵追上来。参赞一逃，全军便溃散了。他妄称后营在夜里被汉奸焚毁，上奏朝廷；其实第二天傍晚，官兵还没有抵达。长溪岭营地溃败后，军心极为沮丧。有人献策，请抽调溃兵，弹劾并斩杀逃跑的将领，另行选用新到的部队，再与夷兵进行三路四战：一路牵制其向北进犯江苏的道路，一路挫败其骄横而贪得无厌的气焰，然后再同他们谈判议和。奕经心意已经慌乱，这些话根本听不进去。初七日，奕经就和文蔚放弃绍兴，逃往西兴。巡抚刘韵珂紧急发出檄文，不许一名士卒过江，违令者按军法处置。于是文蔚又返回绍兴，只有奕经渡江回到杭州，事情也就无法挽回了。嘉兴一路原先计划从乍浦雇用渔船，秘密渡过岱山，企图收复定海；已经渡过的兵勇和五六百艘小船，也被夷兵察觉，烧毁了大半。只有盐大使郑鼎臣忽然报告说，二月初四日，三路实施火攻，焚毁、击沉大兵船二艘、三板船数十艘，烧死、淹死夷兵五六百人，我军兵勇没有一人受伤。郑鼎臣原是定海殉难总兵郑国鸿的儿子。奕经将此事上奏，朝廷下旨优待奖赏，并赏给奕经双眼孔雀花翎，赏给文蔚头品顶戴。后来巡抚刘韵珂派副将周某秘密查访，发现事情并不属实，便上奏报告；但奕经过了很久仍把郑鼎臣所缴获的夷人首级、夷人衣服以及焚毁的船板进呈，并具奏此事。二月二十五日，镇海知县叶坤和生员王师真禀报说，曾火攻镇海的夷船，焚毁了很多；这些事情都没有旁证可核验，但报销军需的费用已经达到数十万。皇上又命提督齐慎赴浙江担任参赞，命宗室耆英为钦差大臣、署杭州将军，与巡抚共同参赞并办理军务。这一月，河南开封府黄河决口堵合，诏令林则徐从河工任上赴戍新疆；大学士王鼎从河南河工任上入京复命，过了五天，因愤懑激动而写成遣疏，揭露事情真相。三月，奕经再次渡江到绍兴，文蔚驻防曹娥江。逆夷见将军等人拖延时日，既不交战也不议和，于是打算放弃浙江，向北窥伺松江和长江。他们每天索要江浙地图，登上范氏天一阁，拿走《一统志》，又购买长江图和黄河图，同时制造小蛋船几十艘，用来驶入浅河。他们勒索宁波绅士，索取犒军银二十万元，并答应退出城池，于是三月二十七日弃城登船。奕经等人却把这说成是大军逼退逆夷，收复宁波后上报。原来贼兵自从去年秋天攻破宁波后，就派火轮船回去报告国王；船从中国到西洋，往返需要六月才能到达。到了这年三月初，国王的谕令传来，命令他们再次前往天津，索求港埠土地、要求通商，所以他们在这一月退出宁波，与官兵并没有关系。四月初一日，镇海的夷船也弃城北去，只留下四艘船和一千多名夷兵守定海；其大队火轮兵船全都从定海驶出大洋。浙江巡抚起初派人侦察，却不知道他们驶往何处。不久，夷船在江苏金山洋面游弋，吴淞戒严；英国人又谋划进窥苏中，以牵制江浙两省，于是转而进入嘉兴的乍浦。

译乍浦濒临大洋，是两省的咽喉要地，按编制设有副都统一员驻守。当时杭嘉湖兵备道宋国经也督率军队增援防守。四月初七日，几艘洋船驶到乍浦海面游弋，水师观望，不敢迎击。初九日，英夷又把大小船只排列成阵，排成密集阵势向前推进，与官兵相持；另外又派十多艘杉板小船，每船十人或二十人不等，分别停泊在西山嘴、唐家湾等地。官兵分头抵御，因敌众我寡而不能取胜。陕甘调来防守的部队死了三百多人；原驻防的部队分守天尊庙、观山湾一带。英兵开炮轰击入口，水师作战不利，于是调旗兵专门守卫驻防区域以内的内城。初十日，英夷分路弃船，从灯光山等处登岸，齐射火箭。突然有暗中与夷船勾通的汉奸在城内接应，也发射火箭，贼兵于是越过南城，把满营全部焚毁。驻防兵发生混乱，凡是奋战阵亡和被火烧死的有二百多人。副都统长喜先在葫芦湾抵御敌人时受伤，回到镇城后城池失守，便投水而死。前锋抢救他，把他送到嘉兴，过了三十天去世。驻防左右营中阵亡的佐领、防御官共有七人。乍浦水师右把总韩大荣奋力作战而死。署理乍浦同知的知县韦逢甲，带领勇丁沿塘防守堵截时被炮弹击伤左腿，第二天死亡。至于其他驻防本镇的军民妇女，有的被杀，有的投水，死了一百多人。大概这场变乱发生得突然，来不及迁移躲避。自浙江遭受兵灾以来，百姓饱受涂炭，没有哪次像这场战事这样惨酷。于是杭州、嘉兴都实行戒严。原任大学士伊里布到乍浦与夷船议和，这是巡抚刘韵珂上奏请求的。伊里布先前因为在浙江任职半年，养兵纵寇，被革职发往成军台；到这时奉命再次赴浙江。夷人提出的要求和挟持手段非常过分，议和未能成功。诏令将军参赞分出一人，先到嘉兴防守堵截。于是奕经从绍兴渡江北上。钦差大臣耆英正赶到嘉兴，忽然奉命先赴广东，并特命杭州将军关防由依顺署理。这是根据御史苏廷魁的话：据传孟阿腊国已经攻灭了英国夷人在印度驻防的军队，夷船将要回兵救援，因此才有退出宁波的事情。所以命耆英先到广东察看虚实，乘机进攻香港；及至江南告急，又命他在途中返回浙江防守堵截。当时香港有夷船十四艘、杉板小船几十艘，夷兵一千多人，汉奸和海盗聚集在那里。奕山等已经招回汉奸三千多人，其中香港汉奸头目愿意归附的有五六成，都愿意请求立功赎罪；他们请缨包办修缮虎门炮台，并请求选择冬季晦日、朔日，在夷人意想不到时，与香港汉奸里应外合，火攻夷船，一举将其歼灭。但奕山正听从祁的意见，只怕触怒夷人，不敢这样做。六月，诏书责备奕山在广东统领军队半年，毫无方略；朝廷多次命令他收复虎门、进攻香港，以牵制闽、浙的贼势，他都以造船尚未完工为借口，只把堵塞河道当作事情。于是革去他御前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职务。颜伯焘也因长久没有消灭停泊在厦门的夷船而被革职，由怡良取代。十八日，夷船再次放弃乍浦北上。五月初三日，夷船到达吴淞口。初五日，总督牛鉴接到奕经的檄令，要求权宜设法羁縻夷人。牛鉴拖到初七日，才派遣武官带着文书前往夷船，但已经来不及了。宝山城在吴淞口外，水面辽阔，不如吴淞口内东沟、江湾两处险隘容易设伏。然而当时宝山东、西炮台共有大炮三百门，精锐部队七千人，提督陈化成也很勇敢；海塘高厚达数丈，塘上的土堆形状像城墙上的雉堞。我军的炮可以击中夷人，夷人的炮却打不透海塘；即使把炮架在桅杆上向上发射，也会从空中飞过，不能命中。夷人的小船登陆后，必须涉过沙滩、攀爬陡岸；我军居高临下，一人可以抵挡百人，只要胆气坚定、同心协力，即使不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也足以自守而无忧。因此夷船刚到时观望了几天，不敢进攻，只派出四艘火轮船，从外海一路探测水道驶入。牛鉴刚从上海来，看到夷船接连驶入，枪炮相接，桅杆和船帆高出海塘一丈多，轮船烟雾遮天，惊疑不定，束手无策。提督陈化成急忙安慰他说：“不要害怕。外海夷人所依仗的不过是枪炮；何况还有河南、徐州、江宁的兵三千人，藤牌兵八百人，并且我经历海战五十年，身处炮弹之中、死里逃生已经多次了。今天进行火攻很有把握，我愿意亲自承担这个任务。只要能够挫败他们的锋芒，援兵一鼓作气推进，贼人就不足以平定了。”牛鉴听了这话，心意稍稍安定。初八日黎明，英国船只排成阵势驶入。提督陈化成挥令开炮迎击，第一次就击沉了夷人的一艘大型火药船，又击中了三艘装有头炮、鼻炮和头桅的兵船，共打死夷兵三百多人。英兵势头受挫，绕到小沙背后。恰好牛鉴带兵出南门，到校场观看战事，提督营的将士都欢呼踊跃，战斗更加奋勇。不一会儿，英国船只从桅杆顶上看见制府的车舆在校场后面，于是用飞炮集中轰击，追逐并轰击左右两队。徐州兵首先溃败，河南参将陈平川于是率藤牌兵八百人簇拥着牛鉴回城。牛鉴急忙丢掉冠帽和靴子，混在军校中逃跑；有一个士兵坐上车舆冒充他。英夷于是从东炮台登陆，绕到西面。当时守备韦印福等人守卫西炮台，奋力作战不能取胜，战死。提督陈化成见军队没有后援，捶胸顿足，流泪叹息说：‘英夷多年来猖獗，今天好不容易稍稍挫败了它的威势，内江的全局关系重大，没想到将要成功的功业在一天之内失败了，制使这是要杀我啊！’他腹背受敌，终于被铅弹击伤，喷血而死，塘上的军队也随之溃败。夷兵乘胜进入宝山。牛鉴从西门逃出，奔往嘉定。不久火势燃起，西炮台储存的火药全被焚毁；东炮台和江湾的军队也同时溃败，宝山于是陷落。英夷进入城中，查点各船上被炮轰打死的士兵，十分愤怒，于是驱使当地壮丁替他们搬运军械和财物。壮丁下船后，夷人把他们全部俘虏，用来充作被打死夷兵的数目。上海距离宝山只有八十里，听到变故后大为震动。参将继伦首先弃城逃走，兵备道巫宜禊、知县刘光斗先后逃往松江，只有典史杨庆恩投水而死。所招募的福建水勇变成了土匪，纵火焚烧并抢掠。十一日，夷船七艘驶入上海，城中已经空无一人。

译十三日，夷人乘两艘火轮船和四五艘杉板船驶入松江。寿春镇总兵尤渤率兵二千，列阵等待。夷人开炮数十次，尤渤命我军全部伏下躲避；炮弹飞过后，士兵起身，我军齐放火炮。双方相持半天，夷人开始退去；第二天又来，情形依旧，所以松江得以无恙。贼人又打算窥探苏州，派火轮船测量水道，到了泖湖，轮船被水草卡住，只好返回。于是二十日，夷船退出吴淞口，打算进入长江。贼人没有测量江水的深浅，也不了解沙线的曲折，更没有查明内地防守的虚实，徘徊不前，不敢驶入。于是他们劫持沙船为火轮船领航，先后两次驶入探测；第一次报告说各处险要都没有防备，第二次报告说各个汊港和芦苇洲都没有伏兵，这才接连驶入江中深处。六月八日，逼近瓜洲时，城中已经空了，于是窥伺镇江。镇江依傍北固山筑城，以运河为护城壕，地势险固，不是宝山可比。驻防副都统海龄到任不久。牛鉴既已失守吴淞口，本来应当迅速赶到镇江防守；如果会同参赞齐慎、提督刘允孝的军队，并且节制副都统，闭城固守，夷船或许不能越过镇江直接进犯江宁；上策可以从容筹划火攻，次策即使同夷人议和，也不至于有求必败。可是牛鉴却从丹阳、句容直奔江宁。镇江繁荣富庶，有十万户，海龄禁止民间迁徙，先以城池险要而兵力单薄为由上奏请求援助，又请求在圌山以下拦截并扎设木排，可惜都没有实现。等到外国船只到来，海龄亲自冒着箭石，率兵堵截防御。城中只有驻防兵一千多人和绿营兵六百人，稀少得像早晨的星星。起初城外的军队攻击在西北岸的贼兵，双方相持了二三天，贼人于是佯攻北门，却暗中从西南用梯子登城。城上士兵只砍杀了几个贼人，贼兵已经像蚂蚁一样攀附登上城墙，首先焚烧满营。海龄苦战很久，力竭后返回衙署，跳入烈火中而死。镇江陷落后，俘掠、抢劫、焚烧、杀戮极其惨重。宁波、招宝山的夷酋璞鼎查本来想出江，先赴天津，但马礼逊阻止了他，于是没有成功。这时夷船有八十多艘，炮声震动江岸。从瓜洲到仪征的盐船和商船全都被焚烧，火光延续一百多里。扬州盐商拿出白银五十万请求免除灾祸。六月二十八日，夷船于是逼近江宁，东南地区大为震动。朝廷忧虑漕运的咽喉要地以及沿海流离失所的百姓，命令耆英可以相机行事。当时英国首领已经奉国王的谕令到达，只要能得到其他省份通商，不必再索取军费和饷银，鸦片也不再运来。因此夷方统帅三个月后就退出宁波；他们在乍浦发布的伪示中，也有‘前往天津求和，按照国王所说的办理’的话。到了这时，伊里布派张喜等人到夷船上，夷酋提出：一，索取洋银二千一百万元，分三年交付；一，索取香港作为市场，并前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贸易；一，夷官要求与中国官员以敌对双方的礼节相见。其余条件与上年相同。张喜说，烟价和军饷广东已经给过六百万，现在的索取更加过分；港口这么多，怎么办？马礼逊说，夷官中会汉语的人表示：‘这是我国索取的价钱，难道就是中国要偿还的价钱吗？这次主要是为了通商，并不是把银钱放在首位；只要能得到一两个港口贸易，军饷和烟价由中国酌情裁定即可。’可是各位大臣没有立即答复，仍派张喜往返传话。过了两天，张喜回来，夷酋听说我方增调寿春兵的消息，认为我们借议和来拖延抵抗，说如果今天不能议定，明天早晨就交战。他的意思大概是想让和议迅速达成，并不是希望所有要求都得到满足；但各位统帅已经吓破了胆，当夜就回信说一切听从夷方命令，至于禁绝鸦片的约束章程，一个字也没有提。夷人喜出望外。各位统帅会同上奏，说夷人在钟山顶上架设了大炮，全城的命运危在旦夕。这大概是沿袭广东失去四方炮台的说法，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只有神策门外有三段泥炮，距离钟山十多里，并不面向城池；夷兵退去后，那些假炮才被雨水毁掉。况且钟山距离夷船几十里，山顶极其陡峭，大炮没有道路可以运上去；即使有炮，也会从空中飞过。若把炮安置在钟山山脚，满汉军队数万人、枪炮林立，难道会坐看敌兵扛着大炮占据咽喉要地，而不轰击拦截吗？夷兵难道会舍弃巢穴，自己投身绝地吗？而且奏折还说，过去纯皇帝征讨缅甸没有成功，放弃关外五千里土地，这尤其是凭空捏造、毫无根据的话，是诬蔑祖先的功德，惊骇听闻。云南铜壁关有匾额写着：‘天朝中原地尽于此。’试着查阅康熙铜板地图，乾隆年间难道有铜壁关以外五千里土地失陷吗？夷人又说，议和文书中国需要使用御宝，他们国家也派火轮船回去，请清国王用印；夷船只退出海口，而舟山、鼓浪屿、香港的夷兵，必须等三年期满、银款全部交清后，才可以撤回。七月初九日，和议达成。耆英、伊里布、牛鉴以及江宁布政使黄恩彤亲自前往夷酋璞鼎查的船上。过了两天，璞鼎查、马礼逊等人也进城，在正觉寺会面，连续几天分别从上下江藩库和扬州运库提取数百万银两，按数目送给夷人。八月底，夷船将要出江，各位统帅又在正觉寺设宴饯行。九月初，夷船全部返回定海。诏令以没有守住江口为由，逮捕总督牛鉴治罪，并由耆英接替他；伊里布以钦差大臣身份从浙江到广东议定通商章程。夺去奕山、奕经、文蔚、余步云的官职并逮捕，交刑部治罪。只有余步云在冬季伏法。对于沿海失守城池的道、府、州、县官，以及统领军队而误事的将官，依次惩处；同时分别免除沿海遭受寇害的州县应缴钱粮。可是这一年冬天，又发生了索要在台湾俘获的夷人的事情；又发生了廓尔喀、佛兰西、弥利坚各国违背前言的事情；还发生了广东义兵焚烧夷馆的事情。

译关于台湾俘获夷人的事情：二十一年八月和次年二月，夷船两次窥伺台湾。一次在淡水港，遇风撞石；一次在大安港，被渔船诱导搁浅。两次都被沿海军队和勇丁围攻，缴获三桅火船二艘、杉板船二艘，沉溺和被击杀斩首的夷人不计其数，并生擒白夷二十四人、黑夷一百六十五人，缴获大炮二十门、刀枪火铳等器械，以及宁波、镇海营中的官物。这些情况，是攻打浙江的贼人返回窥伺福建海面的事情，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先后上奏报告的。二十二年二月，夷人驾驶十九艘船从广东到台湾图谋报复，联合几十艘海盗船，由他们引入港内，进犯树苓湖。军队和勇丁击破了他们的船只，夷人不敢进入，只远远轰击大炮后离去。他们又多次收买奸人，进入台湾煽动叛乱，但都被擒获斩首，因此当地形势稳固，夷船不敢再犯，朝廷多次下诏优待奖赏。这年秋天，江宁议定和约，双方交换归还所俘的兵民；但台湾的黑夷一百六十五人已经在五月奉旨斩决，只把白夷交还。夷酋璞鼎查于是控告台湾镇、道官员妄杀那些因遇风受难的夷人。当时江苏负责议和的官吏正忌惮台湾的功劳，而福建厦门失守也显得相形见绌，于是流言四起。耆英便根据福建人、已故总督苏廷钰和提督李廷钰两人的家信，弹劾台湾镇、道官员冒功，请旨命福建总督怡良调查上奏。怡良到台湾后，查阅原来的奏折，发现都只是根据厅、营以及士民禀报的话，并没有可以冒领的功劳；但怡良一定要迫使台湾镇、道官员承认诬杀，以此向夷酋谢罪，于是上奏弹劾，夺职并逮捕他们押送京城。台湾军队群情激愤，击鼓喧闹，达洪阿、姚莹出面劝解；士民围绕申诉，请求留下二人，怡良一概斥责，不准所请。当时黄恩彤已经调任广东布政使，仍写了几十封信，分别送给朝廷官员，极力说明台湾边境的事端，并且竭力嘱托刑部司员周内姚莹、达洪阿的罪责，以此为自己依附和议、媚事夷人的耻辱辩解。然而朝廷官员都不认为他做得对，皇上也看出二人受到冤枉，没有重重治罪，达洪阿、姚莹随即被起用。廓尔喀在西藏西南方，与英国夷人所属的东印度孟阿腊接壤，世代与其为仇。二十年秋天，廓尔喀听说英国夷人入侵，就禀告驻藏大臣说：小国与底里所属的土地相连，常常受到他们欺侮；如今听说底里与京属交战，京属屡次获胜，小国愿意率领所属部众，前去攻打底里所属之地，以帮助天朝讨伐。这是广东事务的第四个转机。当时朝廷大臣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底里就是英吉利，所谓属地就是孟阿腊，所谓京属就是中国的广东。朝廷只回答说，这是蛮夷之间的争斗，天朝从来不过问。于是廓尔喀停止进攻印度，而英国夷人入侵的军队也没有了后顾之忧。到这一年秋天和议达成，英国夷人返回印度，廓尔喀因此非常骄横；廓尔喀反过来对驻藏大臣出言顶撞，言辞十分悖逆傲慢，驻藏大臣只好暂且羁縻安抚而已。佛兰西、弥利坚都是西洋强国，与英国夷人一样在广东贸易，而且世代与英国夷人为仇，同时对中国恭顺。上年英国夷人入侵，还阻止各国，不许他们贸易，各国都对此感到怨恨。他们说，英国夷人如果不早日回国，他们也一定各自调动兵船来到广东，与英国夷人理论。林则徐两次上奏报告此事，不久林则徐被罢职，琦善一心主张议和，原先的计划于是中止。到了去年，琦善被夺职逮捕才几天，弥利坚夷目就出来调停，因此提出只请求通商，不索取任何东西。可是广东各位统帅夜间进攻夷馆，误杀了几名弥利坚夷人，于是弥利坚不再肯出力；而佛兰西夷官在英国夷人再次违背盟约后，多次在广东表示愿意帮助建造兵船。这年冬天，佛兰西派来两艘兵船和一名统帅，说有机密事情，希望当面会见将军，并带来两名会说汉语的僧人，请求不要使用通事。将军奕山和总督祁与他们再次在城外会面，屏退左右后秘密交谈。佛兰西方面说，英国夷人阻断各国贸易，所以本国国王派兵船前来保护，并命令他们从中调解；请中国让他们前往江浙代为议和，他们一定能够使英国夷人屈服，不至于提出无休止的要求；如果英国夷人不听，也可以以此为借口同他们交战。这是广东事务的第五个转机。可是奕山起初拒绝上奏不报，过了很久才上奏，又说夷人的情形难以预测，不能保证他们不是暗中帮助英国夷人、代替英国夷人探查我方虚实。佛兰西从正月至五月等待命令达半年，到六月才驶往吴淞口；这时英国夷人已经深入长江。佛兰西请求我方派船为他们引导入江，我方上海官吏反而刁难，往返请示，耽误了时间。等到佛兰西换船进入长江，和议已经达成数日，他们已经错过时机；佛兰西听说后，跺脚返回。这年冬天，佛兰西回到广东，商议通商事宜。英国夷人要求各国夷商到英国方面登记后才能缴税，佛兰西、弥利坚都很愤怒，说：‘我们不是英国夷人的属国，而且从来没有侵扰、欺凌中国，为什么反而优待英国而疏远我们？’二十三年春，伊里布在广东去世，诏令耆英前往接办。于是允许各国都按照英国夷人的例子，不必通过洋商，可以前往各海口贸易，并与官吏平等相见；英国夷人反而因此以此事向各国夷人摆出施恩得意的姿态。广东的义民，就是在三元里困住洋夷的那些人。议和签订条约后，奉旨允许广州通商，但粤地百姓拒绝了这件事。这年冬天，义民聚集数万人，在市中杀死数千名白夷，烧毁他们的夷馆，抢掠他们的货物；又在澳门海中杀死夷官和夷兵。督抚再三下令劝告他们解散。当时，璞酋的兵船抵达广东，却最终不敢进行报复；而番禺绅士潘仕成独自奋然捐出资财，请佛兰西夷官雷壬士到家中，制造洋船和洋炮，又制造水雷，能够在水中轰破船底。他先后上奏此事，并进呈按规定进行演示试验。皇帝下诏，广东战舰的一切事务都交给他承办，不许官吏经手，以杜绝侵吞耗损。所以，在抵御夷寇的战争中，中国并不是没有外援，也不是没有内助；只是没有人加以调度，于是反而把属夷驱赶去资助敌国，还把良民变成奸民，甚至诬陷义民为顽民。近来沿海通商，鸦片比从前更加严重；那些占据定海和鼓浪屿的夷人，还胁迫官吏，窝藏逃犯，像横冲直撞的封豕一样堵在门户之外，而我们却没有作好防备，不知道这种局势究竟要发展到什么地步。

译评论说：“抵御夷寇的战争，前后历时三年，耗费国库七千万；朝廷内外反复议论，不是主张作战，就是主张议和，不是主张议和，就是主张作战，从来没有专门议论防守的，这是为什么呢？况且他们作战时，不在可以作战的日子作战，偏偏在必定不能作战的日子作战；他们议和时，不在可以议和的时候议和，偏偏在必定不能议和的时候议和；他们防守时，又不在可以防守的地方防守，偏偏在必定不能防守的地方防守。琦善不议论防守而一味议和，这是白白议和。奕山不议论防守而立即作战，这是白白作战。颜伯焘、裕谦、牛鉴不选择有利地形而防守，这是防守失败。假如真能选择有利地形，防守内河，加固城墙营垒，训练精锐士卒，准备火攻，设置奇兵和伏兵，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机会，那么就能把防守当作作战，把防守当作议和，把防守当作作战。这样，不仅我军可以使用，佛兰西、弥利坚都可以使用，连廓尔喀也可以为我所用，这就是用外夷攻击外夷。不仅义民可以使用，即使莠民也可以使用，这就是利用汉奸攻击逆夷。把防守当作议和，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他们威慑，而是他们有求于我们；坚决维持鸦片禁令，堵住他们的口，挫败他们的气势；听任各国中那些不能来通商的夷人从中调停，他们都将偏向他们、认为我们有理，恼怒他们而亲近我们。不仅烟价可以不必支付，鸦片也可以永远禁止其输入；还可以省下数千万金的犒赏夷人之费，用来购买洋炮、洋船，训练水军，准备炮火和火攻，把外夷的长处全部转化为中国的长处。富国强兵，难道不可以在这一举措中实现吗？” 时机啊，时机啊！错过了实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