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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麈史》[宋]王得臣 目录 序 卷上 睿谟　国政 朝制　官制 国用　任人 礼仪　音乐 台议　忠谠 惠政　利疚 卷中 贤德　志气 度量　知人 不遇　治家 场屋　神授 体分　学术 经义　诗话 论文　碑碣 书画　辨误 明义 卷下 姓氏　古器 风俗　奇异 盛事　戒杀 鉴戒　真伪 谗谤　占验 语谶　博弈 谐谑　杂志 乖谬 夏敬观跋 序 我刚长到成童之年，父亲就命我到京师从师求学。经过整整十年，才侥幸考中一次科第。此后又带着任官文书奔走各地，足迹遍及南北，直到历经三纪。因此，凡是从师友那里听到的议论、宾客僚属间的宴饮谈说，以及亲眼亲耳所接触到的，只要有所收获，就全都记录下来。晚年超过六十岁后，我从大农卿任上辞官归来。闭门养病，每天越来越清闲，于是取出以前记录的内容，积存的稿子十分繁多。后来重新加以刊削订定，共得到二百八十四件。其中从朝廷到州县乡里，凡是可以训导、可以效法、可以借鉴、可以警戒的事情，没有不记载的。又考虑到查考起来很困难，便按类别编排归在一起，另分为四十四门，总编成三卷，命名为《麈史》。大概是取其有如实录，因为它既不溢美，也不隐恶而已。即使是小道，也必定有值得观览的地方，希望阅读它的人不要嘲笑我。当时我年届八十，皇宋政和年间、乙未年中元日，追记这些内容并为之作序。凤台子王得臣，字彦辅。睿谟 郑毅夫曾经说：宋太祖在位时，有人击登闻鼓，来请求寻找丢失的猪。太祖亲手写诏书给忠献赵公说：“今天有人击登闻鼓来问朕寻找丢失的猪，朕又何曾见过他的猪呢？然而朕与你共同感到高兴的是，由此知道天下没有蒙受冤屈的百姓。” 治平初年，有一名州护兵官因为不是当值日期，抄录禁卒的编敕。事情被弹劾后，他把案牍全部上呈。宋英宗说：“武臣抄写编敕，说明他有意于治理任官之事。”于是下令释放了他，听到这件事的人无不叹服。慈圣园陵永裕的手诏大略说：“功业隆盛、德行深厚，恩泽遍及四海，应当改称山陵。”又说：“朕将在宫禁之中实行三年之制。”这大概是古来未曾有过的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十月〕 中书许冲元曾经对客人说：熙宁末年，宋神宗想要改年号。近臣拟定“美成”“丰亨”两个名称进呈。神宗指着“美成”说：“‘羊’字下面带着‘戈’，不可以。”又指着“亨”字说：“做儿子却不成器，可以去掉‘亨’而加上‘元’。”于是便用“元丰”作为年号。内侍陈处约曾经对客人说：从前我在宣仁圣烈皇后的殿中任职时，听说：“宣仁皇后曾经节俭地穿着细葛布和白色的衣服，大概古代所谓的大练之服也不能超过它。有时宴饮结束，看见她把食器洗涤干净，便告诫人要把器物洗濯得洁净、收置得谨慎。”她不出宫殿门，却在帘幕之中总揽天下政务，十年之间天下安宁，如果不是仁厚节俭，又怎么能达到这样？真可以说是盛大的德行了。宋神宗皇帝圣明的学问深邃广大，没有人能窥见它的边际。黄安中履任崇政殿说书时，讲《诗经》讲到《噫嘻》《振鹭》《丰年》。神宗问：“有祈求就有报答，中间插入《振鹭

译》，这是为什么？”黄安中回答：“能够得到四海之人的欢心来奉事先王，正因为这样，才获得丰年的应验。”有一天，又讲到《祈父》一篇，其中末章说“祈父，实在不聪明”。神宗问：“为什么只说聪，而不说明？”黄安中回答：“臣还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神宗说：“难道不是因为军事崇尚谋略，所以用‘聪’表示谋略吗？”侍臣无不叹服。蔡持正说。国政 王得臣主管京西漕司的文字事务，居住在洛阳。他与尚书郎寇諲交往，因此寇諲拿出其祖父莱公在景德初年闰九月所上的奏稿。奏稿是奉诏安排河朔边境事务，以及询问皇帝车驾是否出发；如果出发，准备到哪里。奏稿大致列为三项，第一项说：“边境报告，北方的犬戎游骑已经到达深州、祁州一带。由于大军在定武，魏能、张凝、杨延朗、田敏等人又在威勇等地，东路没有别的屯兵。请调发天雄军的兵骑一万人驻扎贝州，命周莹、杜彦钧、孙全照分别统领。如果兵力不足，就只发五千人，专门交给孙全照统领。敌人或许已在附近，不要让他们靠近城池，要寻找机会突然袭击。仍应命令石普、阎承翰从隐蔽道路转移，互相配合进攻歼杀，并招募壮士进入敌境，焚毁聚落，讨伐荡平其人口聚居之处。多派侦察人员，把敌人的动静上报，同时报告天雄军。这样一是可以安定人心，二是张大军势，使敌人有所顾忌，三是可以振作石普、阎承翰的军威，四是可以与邢州、洺州遥相呼应，足以形成强大的犄角之势。”又说：“扈从卫士不应当在旷野与犬戎争斗，以此决出胜负。万一犬戎的营垒发现我军已经南下，就调发定武的兵马三万多人，让桑赞等人结成阵势，向南进趋镇州；又命河东雷有终所部兵马从土门与定武军会合，审察、估量形势，什么时候到达邢州、洺州之间，才可以使皇帝车驾顺应形势行动。” 再命王超等人在武翼城列阵，以响应魏能等人，造成会合的态势。等到调动定州、河东的兵骑接近之后，才驾临大名。”又说：“万一犬戎在镇州、定州的郊外扎营，定武的军队无法前来，就必须把定武三路的精锐分开，分别派遣将帅会合；并命魏能等人的军队逐步向东进发，沿城牵制敌人。敌人必定会担心后方，不敢轻易深入。如果车驾不出行，就更加担心番贼残害百姓；或者亲自乘革辂出征，也必须渡过黄河，暂且驾临澶渊，这样便于就近处置，集合兵马，同时扼守渡口。”王得臣深切地认为，忠诚贤能的大臣，怀抱道义、坚守节操，谁不想遇到时机奋发建功，使天下安定如泰山，而自身享有美好的声名呢？然而，莱公如果不是依赖章圣皇帝深谋远虑、圣明决断，先在内心作出谋划，独自依靠它来成就此事，又凭什么施展自己的力量呢？圣贤相互辅助，唉，真是盛大啊！宋神宗、宋文宗时期，曾有人提议从东南运输粮食，兵夫、舟船以及被盗和损失的费用，大约十成中要占三四成；于是想招募商人，让他们输纳粮食来充实中都。三司使程文简认为不可，担心万一输纳的粮食不足，商人必定要求增加粮价，这样商人就能掌握主动权，因此这个建议最终搁置了。

译宋神宗扩建景灵宫作为原庙，每一朝帝后前后各有一殿，都有各自的名称，国史中有记载。元祐初年，神宗神御殿的名称叫“宣光”。绍圣初年，内相林子中说：“‘宣光’是北魏时期的殿名，不适合用作此名。”于是下诏改换名称。议论者认为，祖宗时期凡是建立一件事、施行一道命令，必定交给侍臣广泛讨论，大概是为了审慎处理。也有人说：“这是执政者见闻少造成的过错。” 韩魏公深得宰相的体统。当时曾鲁公任次相，赵阅道、欧阳永叔任参知政事。凡是涉及政令的事情，韩魏公就说：“去问集贤。”涉及典章故事的，就说：“去问东厅。”涉及文学的，就说：“去问西厅。”至于大事，便亲自与他们共同决定。这就是所谓深得宰相体统。朝制 宋神宗留意军器，设置军器监，让侍臣主持其事。前后反复讲求研究，各项制度没有不精致的，最终编定为法式，共一百一十卷。也就是所谓《辨材》一卷、《军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杂物》四卷、《添修》及《制造弓弩式》十卷。宋次道《东京记》说，八作司之外又有广备攻城作。如今东西两广备都隶属于军器监。它所分的作一共有十类，即所谓火药、青窑、猛火油、金作、火作、大小木作、大小炉作、皮作、麻作、窑子作。各类都有制造和使用的方法，使各自诵读其中的文字，并禁止传播。文德殿门外是朝堂，通常在殿前东廊设置幕帐，下面安放相连的坐榻，冬天铺毡，夏天铺席，称作百官幕次。凡是举行朝会，官员一定先集中在这里，等待按次传召入班，然后进入殿中。近些年却不是这样，大多聚集在文德殿，后来甚至到了尚衣库、紫宸殿、垂拱殿门外的南廊。坐在幕次中的不过十几个人而已。我在开封府南司任职时，适逢侍御史刚入台，两名赤县县令都来参加公参，开封县仍然呈上汴州杖。这根杖长三尺二寸五分，上端像圭，长占全杖的一半，宽一寸二分，厚七分；下端逐渐削细而呈圆形，长一尺，直径七分。在圆形部分烙印“汴州杖印”四字，大致与如今所谓的小杖相近。凡是判决人犯从未使用过它，平常总是收藏在库中。御史中丞、侍御史刚入台时，就把它呈上。按梁开平元年把汴州改为开封府来看，这根杖大概是唐代制作的。官制 永裕年间建立尚书省，从尚书令、仆射、左右丞直到六曹尚书、侍郎、郎官的厅堂，中间的墙壁都设置素屏，上面大字书写《周官》一篇。自官制施行以来，只有侍中、中书令、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宗正卿、宗正少卿、殿中丞、少监丞等官职一直没有任命。官制施行后，省、曹的郎官与寺、监的长官和副职大多交互设置，并不一定配备齐全。例如同一部中平均任命两名郎中和两名员外郎，寺、监中平均任命少卿和少监等。起初按照寄禄官阶的高低排列职位，后来又有诏旨，以到任先后作为次序。祖宗以来，选人经过磨勘后，进士出身的任著作佐郎，其他人任大理寺丞，称为京官。若著作佐郎再次升迁为秘书丞，大理寺丞再次升迁为太子中舍，称为升朝官，才开始奉朝请。官制施行后，就没有所谓京官的称呼了，只有承务郎以上才算。可是从承务郎到宣德郎，如果担任七寺、监的主簿、太学博士、两赤县丞之类的职务，也可以奉朝请。这大概也是按照职事官来论定的。从前，尚书郎中都戴重戴。官制施行以后，大夫一律不许戴重戴。至于朝请郎以下，虽然担任通直郎、奉议郎之类的寄禄官，而职事官是诸司郎中的，也都戴重戴。熙宁年间设置检正官，起初由馆阁官以及经历任职、具有声望的官员充任。不久，又任用初次入仕的人担任五房习学检正官。如今幕职官的名称，多沿用唐代藩镇征辟设置的旧名，所谓两使职官，就是节度使、观察使的判官；不过由选人充任。至于签判，则京朝官以上原本称作签书判官厅公事。又如选人任县官称某县令，京官以上称知某县事，这些恐怕都还不是名称完全规范。元丰年间整顿官制时，至于武臣，起初曾议论改用将军的称号；校尉的称号最终却单独依旧保留，不再更改。永裕年间整顿官制，改换了官职称呼。元祐年间，议论者认为这样无法区别流品，于是给词人加上“左”字，给其他人加上“右”字；有犯贪污罪的，就去掉这个字。我起初看到这种法制时就想：词人犯罪便去掉“左”而改称“右”，那么其他称“右”的人岂不是无耻了吗？当时知黄州请求凡有犯罪者都去掉这个标志，朝廷没有听从。国用 绍圣初年，我任金部官，第一次看到户部支给禁中合同司，以及在京百官、宗室、各军和其他杂项支出的钱，按缗计算，每月通常有四十多万。各仓发给的粮食，也大致相当。任用人才 郑内翰长期参加科举考试，文辞声名震动当时。唱名公布名次那天，同场考试的进士都高兴地说：“好状元！”神宗因此感到欣慰。后来将要召富弼、韩琦二公重新任宰相，神宗便问近侍应当怎样召见，近侍回答：“希望秘密派遣内侍去探听外面的议论。”皇上说：“好。”假如郑獬考中状元，满朝都称赞，何况任命宰相呢！熙宁年间，邓绾字文约由御史知杂事升任御史中丞，一共七年没有升迁。唐代宰相骑马，所以诗人有“沙堤新筑马行迟”的诗句。裴度、武元衡遭遇变故时，只有晋公裴度因为马跑掉而得以免祸。到了五代，就乘檐子了。庄宗听到呵喝声，询问缘故，才知道是宰相乘檐子入宫。本朝近年，只有潞国文公文彦博被免去致仕后，以太师、平章重事的身份任职；司马温公司马光起初任门下侍郎，不久卧病在家，朝廷就任命他为左相，他不能骑马。二人都获准乘檐子，都是特殊的恩典。礼仪 幞头，后周武帝时制成四脚，称为折上巾。隋大业年间，牛洪请求戴巾子，用桐木制成，内外都涂漆。唐武德初年，设置平头小样巾子；武后赐给百官丝葛巾子；中宗赐给宰相内样巾子。大概是在包头的帛巾下面戴巾子。然而折上巾是把多余的帛折叠而成，抄本没有“之”字；上面系住，现在称为幞头小脚。它垂下的两脚稍稍向上弯曲，称为朝天巾。后来又制成两只宽脚、短而尖的样式，称为牛耳幞头，唐代称为软裹。唐代中期以后，逐渐制成向两边伸展的长脚，就是今天所戴的样式。不过这些制度并不统一，只是出于人们各自的爱好罢了。

译巾子起初用藤条编成，称为藤巾子，里面加上几层楮皮。也有草巾子，因为价格便宜，士人很少佩戴。后来取其轻便，便去掉楮皮，制成粘纱巾。近年藤巾、草巾都废弃了，只用漆纱制成，称为纱巾，粘纱巾也不再制作。巾子的样式起初向前弯曲，称为敛巾；时间久了，只稍微收敛。后来制成稍直的样式，又改为向后低垂，称为偃巾。不久又制成直巾，随后又制成上宽下窄、中央宽大的样式，称为梭巾，如今则制成平直巾。巾子的两脚起初完全狭窄而且长，稍后改得又宽又短，现在长短宽窄都取其中等。古人用纱帛覆盖头部，因此称为帽，但没有听说过它具体是什么形制。魏晋以来才有白纱帽、乌纱帽等。到了唐代，汝阳王李琎还戴砑绢帽，后人于是有了仙桃帽、隐士帽等区别。如今贵贱都戴同样的帽子，只是随着所崇尚的样式而不断变化。起初只用幞头的光纱制成，称为京纱帽，形制很朴素；帽檐有尖得像杏叶的，后来又制成短檐，只有二寸左右。庆历以来才开始戴南纱帽，又称翠纱帽，大概是因为以前帽顶和帽檐都是圆的。时间久了，又加高帽身和帽檐，都向上翘起，俗人戏称为笔帽；但书生多戴它，所以有人嘲笑说：“如果文章能写在尖檐帽上，那么孔夫子当年也该裹着枪了。”不久又制成方檐帽，形制是帽顶上有宽檐，帽高七八寸。有个书生走在大路上，经过门口时，帽檐被风吹折了。近年又制成短檐帽，檐长一二寸，帽身直而高，不作尖削的形势。现在则逐渐制成四面平直的样式。古代用熟皮制带，把垂头反插进去，到秦代才称为腰带。唐高祖命令把垂头向下插，现在称为挞尾。如今腰带只用九个胯，其中四个方形、五个圆形，是九环遗制的遗留。每个胯还留有一个孔，称为古眼，象征古代的环。通常以黑色熟皮制成常服腰带；金、玉、犀角腰带则用红色熟皮，法令规定的品级制度各有差别。豪贵之人奢侈僭越，即使不是朝廷所赐，也常常自行佩戴。至和、皇祐年间，出现方胯腰带，没有古眼；稀疏的称为稀方，密集的称为排方，开始用于常服。近年士大夫穿朝服也佩戴挞尾。挞尾起初很短，后来逐渐变长，甚至有垂到膝盖的。现在各种样式并用，都只是出于人们的喜好罢了。笏，穿绯紫色官服的人用象牙笏，上端弯曲、下端平直；穿绿色官服的人用槐木笏，上端弯曲、下端方正。它的形制没有固定尺寸。象牙笏起初短而厚，不久改成长而宽。皇祐年间，笏制得极大而稍薄，笏身向着身体微微弯曲，称为抱身，后来又恢复使用直而适中的形制。木笏起初也很厚，如今则变薄了，而且也不再用槐木。本朝祖宗创制金毬文方团带，也称笏头带，赐给二府大臣，佩用鱼袋；又制御仙花带，也称荔枝带，赐给禁从官。元丰四年，董正官制。自观文殿大学士以上直到三师，都佩服毬文带；观文殿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六曹尚书、翰林学士、御史中丞，都赐御仙花带，并都准许佩鱼袋。岐王、嘉王佩玉带、金鱼袋，后来又赐给他们玉鱼，以显示区别。旧制度是：大宴百官时，具有入宫名籍的人每人赐花两枝，正郎赐三枝。所以有一首咏外郎升任前行的诗说：“衣服增加三匹绢，宴会上多得一枝花。”熙宁以来都发给四枝花，郎官发六枝。实行官制以后，有些人虽作为寄禄官，官阶还没有达到大夫，但职事官是郎中，宴会时也都能得到六枝花。衣冠制度上下混杂，几乎没有区别。我曾听说杜岐公想让吏人、技艺人员等官职稍有区别。后来韩康公又议论改制，例如让吏人穿公服并加上某种装饰，俗称黄义襕，就是这种服装。幞头应当戴牛耳式的，但如今的优人多穿戴这种服饰。这件事大为群小所厌恶，浮泛的诽谤纷纷而来，改制的议论于是停止了。《论语》说“厌恶紫色取代朱色”，这样看来，紫色的具体色泽是可以看见的。嘉祐年间，染色工已经染入紫色，又用油浸渍它，所以颜色深重而接近墨色，称为油紫。不久，英宗入继大统，秘书丞甄履曾经撰写《继圣图》，说明这种情况。后来又制成黑紫，神宗下诏禁止，于是才加上鲜红色。世人又称它为顺圣紫，大概是因为颜色得到了正色。本朝旧制度规定，文臣京官才准许骑马出入皇城门，幕职官以下都必须在门外下马步行进入。熙宁年间，选人中有已经学习检正事务、又兼领编修令式之类职务的人，有时到中书堂接受议论，于是也准许骑马出入皇城门。国家举行朝祭时，百官的冠服大多采用周代制度，每逢大朝会、陪侍祭祀，就穿戴这种服饰。袜子有带，鞋用黑色皮革；下身穿袴，上身穿中单，系勒帛和裙，外加蔽膝袍；腰间佩大带、革带，领口用方心曲领；佩饰用石代替珠玉。冠有三梁、五梁的区别，言官、刑法官还要加戴獬豸冠。各人所执的都用相应的笏。至于导引皇帝车驾时，除御史大夫、开封牧、开封令分别乘车外，其他官员都穿戴冠服骑马。永泰绍圣乙亥年季秋，举行大享明堂礼。当时我任军器副职，跟随百官穿朝服。前一天，皇帝进行斋戒。御史台的官吏准备好行礼的次序，每人发给一本。到了当天，礼文说“綪其佩”，并注释说“弯曲它而系结”。朝廷中的大臣也有不能辨识这个字读音的，有人读作“青”，有人读作“菁”。我悄悄告诉他们：“应当读作‘争’。”有人面面相觑而笑。考察《仪礼》，其中写作一个字，读音和字义都与这里相同。

译妇女的冠服、涂饰以及增减取舍，大概多得无法一一记载，这里只略记头冠的制度。起初用黄色涂饰白金，或用鹿胎皮，或用玳瑁，有的还缀上彩色罗绢，制成攒云、五岳等样式。后来禁止使用鹿胎皮、玳瑁，于是制成白角冠；又在角上点染出假玳瑁的形状，但四角仍向外伸出而且很长。后来长到二三尺左右，登车时连车檐都要侧着头才能进入。不久又编竹制成圆形冠，涂成绿色，后来逐渐改用角制，称为团冠。又把长冠的四角弯曲，使其下垂到肩，称为嚲肩。又把团冠的两边略加裁削，使前后高起，称为山口。又把嚲肩冠的角弄直并缩短，称为短冠。现在则一概使用太妃冠。起初角冠的棱托用金制成，或以金涂银来装饰；如今全都用珠玑缀饰。那时风尚崇尚长冠，所系的两脚旒也长七八寸。这种风尚盛行于皇祐、至和年间。聱隅子黄晞说：“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只是大官们粗疏罢了。” 丁晋公《三十六事》记载某氏女子出嫁时的服饰，箱子里还有一套襂衣。问她原因，她说：“如果嫁到夫家，遇到父母忌日，就穿这件衣服来接受舅姑的慰问。”如今这种礼仪已经没有了，大概在丁晋公那个时候就已经废弃不用了。我认为，妇女改变服饰来接受慰问，那么她所穿的服装也就可以知道了。我仔细考察这种做法，却不知道应当依从哪一种。在洛阳时，我听说富郑公遇父母忌日，裹垂脚襂，戴纱幞头，穿襂布衫，系蓝色铁带。这就是如今所谓的释服襂、禫服，我想实行它。我的弟弟光辅说：“不可以。圣人根据人情制定礼制，其中有隆重和简略的区别。如今一年都穿襂、禫服，就是从未恢复吉服。”后来我又在闽地任职，同僚李世美是文定公的侄孙，我问他应当穿什么服装。世美说：“戴帽，穿白纻衫，系黑角带。”我询问士大夫之家，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我认为，传文所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指的就是忌日。这样看来，忌日的服饰只需比平常服装稍作改变，便可以安心了。慈圣光献皇后升天时，礼院议论说：“所穿的冠用布制成，有四脚；衣服是布袍，腰系绖带，脚穿麻鞋。宗室以及曹氏都服斩衰、执丧杖。”元祐癸酉年，我出使闽地。秋天，遇到宣仁圣烈皇后去世，我命建州的官吏准备上述服装。后来询问其他郡，都穿斩衰。当时熊皋任鄱阳太守，拿出所抄录的庚申年礼官议定的服制，认为这样才合乎礼体。辛巳年，钦圣宪肃皇后的遗告传到安州。我急忙赶到郡城，拜见知州和通判，首先询问他们穿什么服装，他们都说穿斩衰，我认为不可以。当时在座宾客也有人说：“癸酉年在金陵时，曾舍人巩任太守，也穿斩衰。”我认为这大错了。遗告在京城发布，按日代月计算，十三日就除服，这是朞服。如今穿斩衰，礼义上有所不当，于是采用我的意见。后来听说其他地方穿斩衰的很多。读书人却不懂礼，怎么可以做官呢？” 都城以内，除了执政大臣和宗室以外，都不许张设伞盖。然而宗室之家乘车时，甚至乳母、保姆之辈骑马时，也都张设伞盖。熙宁年间，有内侍在马头前用小扇遮日，后来士大夫全都使用夹青缣制成的大扇。有的还加上青色袋子盛放，用来遮蔽日光，以至于随从士兵也有拿不动的。绍圣初年，诏令禁止，于是便不再使用。音乐 瓠巴弹瑟，游鱼也游出来听；伯牙弹琴，六匹马也抬头仰首吃草。古人精通音乐的人，感动万物竟然如此，何况是演奏虞舜的音乐呢？这样看来，百兽跟随节拍起舞、凤凰前来相仪，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所以音乐施于人，众位官员就能和谐相处；用于神灵，祖先也会降临受祭。唉，不是虞舜，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周朝宰相王朴制定乐律以后，本朝因而沿用。神宗曾下诏命和岘等人修订；又有和氏乐，神宗再次命李照另行制作，但实际使用的只有王朴的乐。元丰年间，元裕派遣通晓音乐的人讲解、推演并订正这种乐律，于是废弃王朴的乐，改用李照的乐。范蜀公认为宫、商二音不能相互协调，于是亲自制作乐律进呈。元祐初年，太常寺审议这种乐律，最终采用李照的乐。协律郎陈沂圣对我说：“王朴的乐调高二律，所以把太簇当作黄钟；范氏的乐调低二律，把无射浊倍当作黄钟。能够得到合乎中声的，只有李照的乐。” 蜀公一向留心太常的乐律。退居许州后，招募工匠铸造周代的釜、汉代的斛各一件。他曾给我看，说：“这是律度的根本。懂得这个，就可以懂得音乐了。”他又认为，现在音乐的宫音不足而商音有余，所以大臣常常安闲自得、沉溺于私事；而这一天皇帝有时坐在便殿，来考察军务，这正是音乐所应和的情形。于是他改制音律，进呈朝廷。元祐初年，朝廷将他的乐律交太常寺议论，太常认为声调偏低，不能采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枚〕 我曾问陈圣与：“音乐的高低不合乎中声，凭什么察知？是通过累积黍粒来确定管的长度、产生律吕，然后知道的吗？”圣与说：“不是这样。凡是懂音乐的人，只在于耳朵聪敏罢了。现在的高调音乐，歌唱的人必定唱到喉咙焦涩、声音刺耳而高亢；低调音乐，歌唱的人必定声音闭塞、不能舒展。凭这些自然可以察知。”他又说：“如今教坊的乐声太高。”神宗因此看见弦乐器的弦屡屡断裂而更换，歌唱的人声音闭塞、气息不足，就问是什么原因。回答说：“是因为调子太高。”皇上说：“降低两个音级可以吗？”乐工拜谢。于是降低两个音级，就是降低两律。现在教坊和京师都采用新乐进行演奏，其他地方有的还没有采用。台议 庆历年间卫士发生叛乱，已经被诛杀后，言事官请求禁止宫中蓄养罗江犬子。罗江大概是蜀地的县邑，出产的狗善于咬人。奏章说，舌头有斑、尾巴卷曲的最好。不过世人认为，舌头有斑、尾巴卷曲的，实际上是曹南犬。御史进入御史台任职满一百天，还没有上奏章，按惯例要缴纳钱来补助公用，称为辱台钱。神宗朝，有一名御史任职已经超过九十天，却从未提出过任何议论，大概将要依法处罚他。忽然一天，他删改奏稿后恭敬地装入囊中封好，众人等着听，以为他所说的一定是极大的事情。原来只是斥责御膳房制作膳食时，错误地把一根头发遗留在食物中，他的奏辞说：“这是什么穆然端庄的容貌，忽然看到了卷曲的形状。”御史都是凭才能被举荐的，像这样议论却没有受到责罚，大概是朝廷务求扩大言路。御史的俸禄微薄，所以御史台中有“聚厅取暖，分厅吃饭”的说法。熙宁初年，程颢字伯淳进入御史台任里行，却反过来实行，于是变成“聚厅吃饭，分厅取暖”。忠诚正直

译安定人胡翼之，皇祐、至和年间任国子直讲，朝廷命他主持太学。当时有一千多名学生，每天讲授《易》。我以执经学生的身份列在诸生中。先生每次讲完《易》，常常引用当时的事情来说明。讲到《小畜》时，他认为：“畜，就是止，是以刚来制止君主。”于是谈到中令赵普辅佐太祖赵匡胤时，皇上命他选择一名谏臣。中令列出姓名上报，皇上却拒绝采用。过了一天，又询问此事。中令再次上呈前一份札子，皇上也拒绝了。这样一共三次。皇上还把他的奏章撕碎扔在地上，中令总是把碎片藏在怀里带回去。后来皇上又询问，中令仍然把撕碎的札子补好呈给皇上。皇上这才大悟，最终采用了那个人。富郑公曾经对我说：“永熙年间讨伐河东刘氏，攻下并州以后，想率军乘胜收复蓟门。起初向众人征询意见，参知政事赵昌言回答说：‘从这里夺取幽州，就像翻动热鏊上的饼一样。’殿前都指挥使呼延赞争辩说：‘书生的话，不足以完全相信。这张饼很难翻动。’永熙最终进军幽燕，铠甲卷起而返回，结果果然像呼延赞所说。”郑公再三叹息，对我说：“武臣中大概也有人才啊。” 皇帝的车驾每次出行到大庆殿前，三馆的职事官都到那里起居问安。朝奉郎杜球说：“永熙皇帝到佛寺、塔庙祈雨，来到大庆殿，三馆官员起居问安。皇帝于是停下车驾问：‘天已经很久不下雨，怎么办？’有人回答说是天数，有人回答说只要极其诚心就一定会有感应。一个穿绿衣的少年越过次序回答：‘刑法政令没有得到修治，所以这样。’皇上点头而行。回去时又停下车驾，召见那个穿绿衣的人询问情况。他回答：‘某地守臣犯了贪赃罪，依法应当处死，宰相因为与他有亲属关系，便使他不死。某地守臣犯了贪赃罪，依法不应当处死，宰相因为与他有嫌隙，最终使他被处死。’第二天，皇上便罢免了宰相，天马上下起大雨。那个穿绿衣的人，就是寇莱公。” 寇忠愍遭逢永熙年间，起初还没有担任重任，但王体国议论政事时，大多参与谋划决断。一天，谈到储君问题，寇忠愍以“天下的根本，不是臣下所能知道的”为辞，表示希望广泛听取朝廷群臣的意见。不久，章圣入居春宫，三天后前往拜谒太庙，皇上派人暗中察看。观看的百姓全都合掌叩额，说：“新天子。”又一天，莱公因应对政事，皇上对他说：“建立储君本来是为天下考虑，前些日子太子回宫时，我看见有人哭泣。等太子到太庙去，又派人察看，百姓竟说‘新天子’，似乎已经有了要除掉朕的意思。”莱公于是拜了两拜，说：“臣为陛下得到贤人而祝贺。”这些话也是毅夫说的。李文定与丁晋公一同辅佐章圣，因为刚正耿介、憎恶邪恶，意见常常不合。一天，他因奏对政事，用笏板击打丁晋公。因此两人一同被罢去宰相之职，以原官退居班列。不久，内侍奉命押送丁晋公重新进入中书省，李文定出任郓州知州，大概是在天禧五年冬天。原校：杨本另有“又”字。第二年，改元乾兴。二月十九日，真宗去世。神文即位，章献太后临朝垂帘听政。丁晋公怀挟从前的怨愤。三月，贬李文定为卫州团练副使。宣献负责起草制诰，向丁晋公请示责罚他的理由。丁晋公说：“没有别的原因。《春秋》的义理说，臣下对君父不可预先怀有反抗之心；汉代法律所说的，就是‘大不道’。”宣献退下后思量：李文定怎么会犯到这种地步呢？于是下令改用别的措辞。但丁晋公常常咬牙切齿，最终又增加两句：“遭受这场震惊，于是到了沉重陨落的地步。”抄本作“陨”。不久，丁晋公擅自迁移永定皇堂，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又轮到宣献起草制诰，于是开头写道：“不可预先反抗君父的警戒，在鲁国经典中说得很深；‘不道’之罪，在汉代法律下难以逃脱。”我曾与李文定兄长的孙子朝奉大夫孝广、世美一同任闽路转运副使，世美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原校：杨本作“光”。范文正喜欢议论政事。仁宗朝有个内侍倚仗权势作威作福，震动朝廷内外。范文正当时任京城长官，便上抗疏列举他的罪状。《言行录》有“疏”字。准备上奏时，他连续几个晚上在庭院中来回踱步，筹划这件事。《言行录》作“所”。家中藏有兵书，《言行录》作“有”。他把预先谈论军事的书全都烧掉。《言行录》有“仍”字。他告诫儿子纯佑等人说：“我现在上疏，请求斥退君主身边的小人，一定会因此获罪，甚至死去。我死以后，你们不要再做官，只在坟墓旁以教书为业。”奏疏上报后，神文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因而罢黜了那个内侍。圣贤能够相遇，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也是毅夫说的。神文时期，庆历年间，淮南有个叫王伦的人聚集党徒，颇为扰乱州县。天下太平日子久了，有些守臣甚至弃城逃走。事情平定后，朝廷讨论如何定罪。郑公当时在枢密院，认为凡是弃城者，都应依法论罪。范文正参与主持大政，出面争辩，认为不可这样做。他说：“如今江淮的州县只是徒有城名罢了，城墙并不像边塞那样坚固，难以据此责罚守城官。”神文仁厚宽容，所以弃城者得以减免死罪。郑公愤怒地对范文正说：“六丈想做佛吗？”范文正说：“主上年纪尚轻，我们辅佐教导他，应当以德行引导。假如让君主轻易杀人，那么我们这些人也将因不能容忍这种做法而获罪。”郑公叹服。郑毅夫任三司盐铁判官时，文禁颇为宽松简略，我曾到三司官署拜见他。张伯玉公达与郑毅夫同在一个部门，我有幸多次听到两位先生讨论政事。张伯玉曾对郑毅夫说：“李邕在武则天时期，当面指责朝廷、据理力争，众人都非常替他担心。李邕出朝后，笑着对人说：‘不癫狂，不发疯，名声就不能显扬。’”公达说：“古人立身处世就是这样，哪里会把富贵放在心上呢！”我常常把这番话记在心里。善政 鄂州所属各县都有茶税，百姓以此为苦。唯独崇阳县不产茶，但民间大多种桑，缴税时交纳缣帛，百姓很乐意缴纳。这是因为兴国初年，九河张公咏考中进士，以大理评事身份主持县政，禁止百姓种茶，改为教他们种桑，并把税改为缴纳缣帛。贤臣君子所到之处，给百姓带来的利益是无穷的。张咏在崇阳时，登上喜丰亭，看见有人卖菜回来，便叫住询问，原来是农家的孩子。张咏说：“你自己有田，难道田地不足以种蔬菜吗？却偏要到县城去买菜，真是游手好闲的人。”于是鞭打了他一顿，把他放走。若按浅薄之人的看法，这就是暴政，肯定会说此人没有罪。

译范纯仁在至和年间任汝州襄城县令时，百姓深受徭役困扰。当时规定，家产登记达到三百千，就要承担衙前役，民间甚至不敢种桑。范纯仁遇到吏民有小过错，就责成本户罚种桑树，各户都有一定数目；他并不欺压百姓，直到今天人们仍称颂他。后来正逢营建永昭陵，计司征买麻鞋数万双，期限已经逼近，民间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鞋。范纯仁便向营中征买妇女购买鞋子，略微提高价格，同她们订立约定，使她们按期交货。又征调大量木材，范纯仁把任务分摊给五等户，以优厚价格收买，并根据各户与县里的远近，命令他们依次运送。他于是把棚子搭在县衙前，在棚上放置一张榻。范纯仁坐在棚下察看，让百姓听到唱名后上前，抱着木材站立，然后命令他们通过，百姓都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原来棚和榻中暗藏着寻尺的尺度，用来检验木材的长短。抄本作“丈”。因此，吏员和木匠没有一个敢从中上下其手，百姓也没有必要使用贿赂。当时京畿以西各县，百姓没有不劳苦疲惫的，唯独襄城县不是这样。抄本作“役”。闽地人生育子女较多时，到了第四个儿子，通常都不抚养，因为家产不足以供养。若是女儿，往往不到第三个就不抚养。常常临产时就准备一器皿水，孩子刚生下来便把他溺死，称作“洗儿”。建州、剑州尤其严重。四明人俞伟仲宽任剑州顺昌县令时，写了《戒杀子文》，召集乡里的父老中受人信服的人，让他们列坐在廊下，拿自己的俸禄置办酒食，亲自斟酒劝饮，拿出这篇文章让他们回去劝告乡人，不许杀害子女。几年之间，活下来的孩子以千计，因此许多人给孩子取小名为“俞”。转运判官曹辅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嘉奖他，便给仲宽升了一官，仍命他再次任职。抄本没有“仲宽仍令”四字。朝廷又为此制定法令，推行于整个转运路。后来我奉命出使闽地，因与仲宽是姻亲，按法应当回避，仲宽便被免职离去。我曾到他的辖县，听说仲宽因被差遣到别的州县，返回时，县里有几百个小孩到郊外迎接他；即使是古代的循吏，也没有这样的事。抄本作“古循吏也”。因利而生的弊病 有些事情改变古制而施行，时间越久越不会废止。例如赵武灵王因为采用胡服，舍弃车而改骑马；秦始皇用隶书代替篆书；武后下诏规定“父亲在世时，母亲服丧一年，增加为三年”的制度。又有违背古制却适合当时需要、为时势所必需而不能废除的事情。例如齐国开山取矿、煮海制盐，汉代的榷酤，以及六畜之租；唐代在房屋间架和竹木上征税，也是如此。至于考察古制、拘守名义而实行，实行起来却有所不安的，例如王莽恢复井田制，苏绰建立五等制度，房琯采用车战。大概拘泥于名义就会失去实际，沉溺于利益就会忘记义理。《易经》说：“使事物通达地随着变化而变通，使百姓不感到困倦；以神妙的方式教化，使百姓适应它。” 六路实行租茶通商以来，除去蠲免减征的部分，每年计算有三十三万八千六十八贯多一点。湖北独自承担十万二千三百一十一贯多一点。抄本作“五百三十一”。而鄂州一州所征收的，大约有三万缗。各县之中，咸宁县又特别沉重。我曾经查访此事，发现茶税共有三种：第一种叫供军税茶，大概是江南李氏政权征取，用来资助军队的；第二种叫酒茶，就是景德以前，因为承包买卖县中酒务，所应缴的课利按茶叶折算缴纳，后来因亏欠无法缴清，便把这个数额摊派给百姓；第三种叫市茶，景德三年发生荒年，官府允许额外贩卖茶叶，以救济百姓艰难的生活，收入增加一倍，而主管茶场的官员也因此受到奖赏，最终不再减免。议论的人多次请求把这个没有名目的税额均摊到各县，这大概不是通行合理的办法。因为一个县的祸患，却想使各县都困苦，更是没有道理。湖北一路，只有安州、复州、汉阳三州军没有茶租，大概是因为百姓不种茶，不能借此获利。考察茶税的起源，称为根税茶，大概只是按照茶树的数量摊派多少罢了。如今水田湖泽之地没有茶树，却有茶税。茶园户又凭借茶园坐享厚利，使自己富裕。议论的人想把重税均摊给税轻的县，把有茶税的地方均摊给原本没有茶税的州。这真是完全不懂得治理政事的人。安州在唐代隶属于淮南，进入本朝后，属于荆湖北路，景祐年间忽然划入京西。民间既然被禁止食用海盐，只能吃解盐，又因用车船长途运输，百姓很苦于盐味淡。正在这时，西部边境用兵，官府征调骆驼、黄牛等物，这些都不是当地山川所产，也是当地风俗从未使用过的，于是民情厌苦而不安。康定初年，左丞范雍从延安被贬来任知州，便把每年应缴的课税合计起来，以五万缗钱每年输送给京西漕司，又把安州归还湖北，朝廷同意了。百姓感激范雍，建了许多生祠。然而每年的课税仅够支应费用，而向京西输送的财物却等于增加赋税。不久，有关官员承受不了这种困境。议论的人没有看清事情的本末，有的想请求把安州划归京西，以缓解眼前的急迫，这不是体恤民情的议论。我从前任京西漕司属官时，看见档案中有把安州划给京西的原始诏旨，只说京西缺少财用。大概这是出于一时苟且简便的请求，而听从请求的人也没有筹划长远之计。安州每年输送的钱，通常附在漕运船只上，沿江进入汴水，然后运到京西。发运司又计算军队等方面的费用，总共收取一万五千缗，而京西所得才三万五千缗。甚至连续多年也未必能得到这些钱。我曾认真筹划此事：郡县都是王土，人民都是王民，什么时候有过彼此划分的界限呢？起初用五万缗钱作为购买路分的费用，已经是错误的举措。若为今天打算，不如完全蠲免这笔钱，这样京西不会得到虚假的利益，而湖北却可以真正蒙受实惠。古代的圭田，是取圭玉洁白之义。如今的职田，难道是古代制度的遗存吗？按照职官品级的高低限定田亩数，这已经写入法令了。然而州县起初只是根据当地已有的田地来占取分配，所以田亩的多少未必符合法令。如今有职田的地方，常常给百姓带来祸患。每年遇到旱灾、水灾，官府苦于失去应收的收入，往往不受理百姓的诉讼；即使有时受理，灾害损伤的田租十成中也不过蠲免四五成罢了。我认为，应把职田的租入收归常平仓，汇总查看各州县所得职田的数目，把有职田的地方均分给没有职田的地方，把多的均分给少的地方，估定其中的价格，再由常平仓每月随俸禄发给官员。这样，或许可以养成廉洁的官吏，平息贪污。

译安陆郡城依傍溳水。州城的城基都是紫石，不会被水侵蚀。抄本多一个“城”字。从大安门外到所谓的上下津，地面全没有石头。抄本作“庑右”。每到夏季暴雨涨水，水道更加向东偏移，百姓的房屋十家中有五六家被淹没。近几年水刚漫过堤岸，就流入西濠。知情的人认为，长此以往，水流必然会从溳津门经过景陵门流走，形成正河道。如果从大安门外、白兆廨院以北石岸尽头处设置水约，以减弱水流的湍急，或许可以保护上下津的居民，也能避免水流进入城中的祸患。张全公朝议与我以及士人、僧俗共同联名上状，向州府申诉，请求设置水约。州府把此事交给安陆县令办理，但州守和县令都没有长远打算，又害怕有所作为，只是向漕司申报，请求派遣濠寨。漕司果然以过去从未有过这种差役为难，事情于是搁置了。贤德 寇忠愍、范文正两位先生都曾任邓州知州，他们施政的具体做法虽然有的不同，但都属于善政。因此他们离任后，百姓思念他们，直到今天仍不忘记。至于寇忠愍，家家都画像供奉，只称“相公”而不说姓氏。他的祠庙在州府官宅后面，民间每天都有祈祷。隆重时宰杀牲畜、献乐，小规模时只烧纸钱、洒酒罢了。百花洲中原先没有土地，范文正在任时，下令建造庙宇和神像。工匠请求范文正为神像，范文正说：“就是我。”抄本作“我即是”。于是便以范文正为祠中神像。两位先生的祠庙，不仅本地人把他们当作神明，经过这里的士大夫也多来参拜。官府为他们设醮，寇忠愍、范文正与汉代的召公、杜公都列在其中。唉，在世时使百姓得到恩泽，死后位列神明，真可以说是盛大的德行了！王侍郎古说：元宪宋公因为言官斥责他没有才能，被罢去枢密使兼宰相之职，出守洛阳。有一个举人，行李中带有应纳税却未纳税的物品。宋公问：“为什么要查办他？”官吏说：“因为他的仆人告发了他。”宋公说：“举人赴试，谁没有携带货物？不可以深责。原本作‘举人应举人孰无货其情未可深罪’，据《言行录》改。若是奴仆告发主人，这种风气不可助长。”僚属说：“这个犯事的人是言官的儿子。他的父亲曾上奏章弹劾元宪，他大概是想激怒元宪，好让父亲报复。”《言行录》作“之”。宋公说：“不可以。”《言行录》作“公不答”，下有“但”字。他把举人送到税院，令其缴纳双倍税额，又依法惩治他的仆人后将他遣走，众人都信服他的处理。牛党、李党中的人，以及唐代那些著名卿相、才士和士大夫，有谁不是他们的党徒？唯独退之卓然独立，没有依附任何一方；乐天则凭借地位高而退避，因此没有接近祸患。两位先生各自实行自己所学的道理，可以说是一代伟人。令狐子先是安陆乡里的先生。他初次出仕时任齐安理掾，任期届满后回到故里，在溳溪以南选择地方筑屋。抄本作“郧”，下同。除耕种和垂钓以外，只是著书、弹琴罢了。他有时进城，到集贤张君房家借书。平民林希逸擅长绘画，于是仿照王摩诘的画法，描写浩然的故事，画成《令狐秋掾雪中渡溳溪图》。画的题序大略说：“张侯收藏书籍万卷，秋掾常常到他那里阅读，有时借书后带回家。每次出入都骑着瘦弱的马，头戴华阳纱巾，穿着黑色的襂布衣，系着丝带。小童带着书箱、背着琴跟随。冬天他又来借书，正逢小雪飘洒，景物萧瑟。秋掾渡过溪水回去，在平常衣服外又加戴黑色丝绸暖帽，任马缓行，放长声吟诵道：‘借书离开近郊，冒雪渡过寒冷的溪水。’听见的人都感到毛骨悚然。这才知道至人的操守行为卓越，其风韵、体态、气度，竟能与天地四时之气相互参合。”先生名揆。应山二连，长兄庶，字君锡；次兄庠，字元礼。二人年轻时都跟随二宋求学，后来相继考中进士。君锡为人清正自守、孤高纯洁，所以做官时人们称他为“连底清”。元礼又更加严肃，人们称他为“连底冻”。他们的父亲处士舜宾，字辅之，受到乡里人的喜爱和信服。遇到荒年，他拿出万斛粮食，减价出售，恩惠施及邻近各县。有盗贼偷了他的牛，官府追捕得很急，盗贼走投无路，便自行投案。处士反而惭愧道歉，送给他丰厚的礼物后放走他。因此欧阳文忠公为他撰写墓表，详细叙述了这件事。这里所说的二宋，是指元宪、景文。洛阳人李实，字景真，熙宁初年进入御史台任御史，过了很久还没有上奏议论什么。当时邓绾，字文约，任南牀，对李实说：“你也应当有所进言吧？”李实说：“大概将要进言，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事。”邓绾说：“比如某某人，都可以拿来议论。”李实于是说：“只是想议论别人的不好吗？”他就是这样宽厚。黄好谦，字几道，当时也在御史台，后来任京西宪，曾在洛阳与我相会，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熙宁初年，荆公王安石执掌政权。范蜀公因议论政事与他意见不合，从翰林学士任上告老退休。元祐初年，司马温公已经任宰相，太师文潞公被取消致仕资格，任平章军国重事，年高有德的人纷纷入朝。那时范蜀公住在许州，也在征召之列，但最终推辞不来。他的奏表中说：“六十三岁便引退，是因为不必等到规定年限；七十九岁又回来，难道能说合乎礼法吗？” 志向与气节 令狐先生子先，是安陆著名的儒者，与二宋处于同一时代。他曾拜谒郡守，正遇郡守外出，刚回来。三人于是站在门后，看见郡守的车马仪仗传呼而来。二宋相互看着，感叹羡慕，并说：“我们这一辈人能达到这种地步，也就满足了。”令狐先生说：“为什么志向这样狭小呢？我们这些人如果不能出任将相，便都不值得一提。”后来元宪做了宰相，景文官至八座，令狐先生却只做到山南东道节度推官、监本州税，直到去世。命运不能满足志向，实在可惜！” 气度 “知夔”一词，钞本作“万”，残钞本仍作“夔”。州盛大夫武仲，是安肃公度的孙子。他对我说：“我看王公大臣，必须有宽广的胸襟和器量，才可以享有那样的地位。从前外戚李侯璋只是因为是皇后的族人而出任节度使，但他唯独有容纳万物的器量，这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我曾经和张寺丞諲经过南郡，当时李璋任留守，因为是姻亲，他多方挽留我们，留了几天。后来忽然因为随从士兵缺少粮食，我们告辞想走。李璋说：‘只要让他们把状子拿来，我就给半个月的粮食。’盛大夫派随从送上状子，不久判令支给半个月的粮食。有一位通判李郎中，是东人，把状子抹掉，说：‘不许支给。’盛大夫和张諲第二天又去告辞，李璋说：‘为什么急着走？’我们又把随从缺粮的事告诉他。李璋说：‘昨天已经支给半个月了。’盛大夫于是把那份状子拿给他看。李璋大笑说：‘这是不许支给吗？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惊怪和发怒的。’原本作“色”，两种钞本改作“怒”。盛大夫和张諲相互说道：‘这位公每月所得俸钱四十万，正是因为有这种器量啊。’

译张乖崖镇守成都时，经过战火之后，人心都怀有反复不安之意。一天，他集合军队举行大阅兵，刚一出营，众人便连续三次高呼万岁。张乖崖也下马，面向东北连续呼喊三次，又牵着马缰继续前行。原本有“亦”字，两种钞本删去。《言行录》与原本相同。众人不敢喧哗。钞本多出“哗何”二字，残钞本多出“谁何”二字。赵济很怕他；龙图赵济是乖崖的孙女婿，曾把这件事告诉韩魏公。韩魏公说：“在当时那种情形下，连我也不敢处置。”赵济曾把这件事告诉我。宋元宪的继母，是我同乡朱氏。原文“两钞本无‘以’字”。他和仲氏景文尚未中进士时，因而依靠外家到安陆求学。家境贫寒，冬至那天，他请同学们来饮酒。元宪对客人说：“冬至没有什么可以置办的，只有先父剑鞘上包的银子，得到一两，姑且用来办节。”于是笑着说：“冬至吃剑鞘，年节就该吃剑了。”当时我的先父还不到二十岁，坐在席末。他曾对我说：“看这两位先生身处贫困，饮宴谈笑却和平常一样，后来竟享有这样的声名和地位。” 范尧夫在治平年间任御史，因为进言论事获罪，被贬为安州通判。他曾说：“康定年间，元昊侵犯边境。韩魏公统领四路招讨，驻兵延安。一天夜里，忽然有人拿着匕首来到卧室内，他于是急忙掀开帷帐。三字本《言行录》作‘遽褰帏帐’。魏公起身坐着，问：‘你是谁？’那人说：‘我来杀谏议。’又问：‘谁派你来的？’两种钞本没有‘问’字。那人说：‘张相公派我来的。’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夏国的宰相张元正在掌权。《言行录》作‘盖是时张元夏国正用事也’。魏公又躺回枕上，说：‘你把我的头拿走吧。’那人说：‘我不忍心，只希望得到谏议的金带就够了。’于是取走金带离去。第二天，魏公也没有追究这件事。不久，有守城士卒报告说，在城楼上捡到了一条金带，《言行录》有‘者’字。于是把它收下。当时范丞相的哥哥纯佑也在延安，对魏公说：‘不追究这件事，《言行录》有“为”字，下面没有“矣”字，已经很得体了。因为一旦追究，就会损害国家威严。如今却收下他的金带，正是落入贼人的计谋之中。’《言行录》作‘矣’。魏公握着他的手，再三叹服说：‘这不是我所能比得上的。’ 知人 齐桓公的行为十分污秽，却成为五霸中最强盛的一位，大概只是因为能够任用管仲。管仲死后，竖貂掌管政事，最终导致祸乱。这样看来，贤能与不肖所造成的得失，就可以知道了。两种钞本作“也”。夏英公被贬后镇守安陆，有钞本作“而”。有个替他书写表章的吏员郑生，住在二宋的邻近，和他们的情况非常熟悉。凡是郡守想要写的牋状，大多请二位先生代作。英公感到奇怪，问郑生说：“你曾经学习过，能够自己写这些文章吗？”郑生回答：“不是，是二位宋秀才的文章。”英公后来见到二宋，得到他们所写的文章，大为赞叹欣赏。英公任安陆太守三个月便离任，对元宪说：“三种钞本作‘二’。一般人不能够达到。”又对景文说：“不是第一等的人才，不能居于此位。”后来果然如他所说。蔡文忠，齐地人，大中祥符八年考中进士，成为状元。山东人贾冂，原本作“同”，钞本缺一字，依残钞本改。残钞本条末有夹注说：“冂、炯相同；林外作‘炯’。贾公字存道。”也是一位名士，和蔡公同属一个州部，多次前往拜见蔡公。恰逢蔡公酒兴正浓，不能相见。贾冂于是留下了一首绝句，原本作“纪”，两种钞本改作“诗”，说：“圣君宠厚龙头选，老母恩深白发垂。钞本作‘随’，残钞本相同；校注说应作‘垂’。君宠母恩俱未报，酒如为患悔何追。”蔡公因此戒酒。不遇 魏公年轻时便考取巍科，和宋景文一起被召到秘阁应试《琬圭赋》。宋景文的赋独步当世，魏公对此叹服。景文对宾客说：“既然写的是《琬圭赋》，又和韩氏这个年轻人同场应试。”言下很有轻视魏公之意，魏公听后很不平。后来景文修撰《唐书》。过了很久，魏公被任用为宰相，于是请求改命欧阳修分撰《唐纪》和《志》。景文出任成都知州，朝廷允许他把书局事务随身带着办理。书成后，进呈皇上，表彰和赏赐都已完毕。不久，景文被召回朝，因此有《罢郡将还先寄永兴梁丞相诗》，两种钞本作“曰”：“流滞鱼符素领垂，十年方喜觐彤闱。原本作‘围’，两种钞本改作‘闱’。平台赋罢邹阳至，宣室厘残贾谊归。疲马有情依枥叹，钞本误作‘拥’，残钞本作‘堞’，校注说一作‘枥’；倦禽知困傍林飞。相君门下余尘在，拥篲应容一叩扉。”到了雍地，途中又奉命任郑州知州，不能入朝，最终死在外地。治家 孟子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我认为，自身的根本在于言语和行为。《易》“家人”卦的象辞说：“风从火中生出，这就是家人。君子因此说话有实际内容，行为有恒常准则。”原本作“常”，钞本相同，依残钞本改。《周易》作“恒”。就是这个意思。张全翁，原本误作“昌”，依两种钞本改。按：张璹字全翁，是安陆人。朝议曾对我说：“潞州有一个农夫，五代人共同居住。太宗征讨并门，经过他家，召见他的家长，问道：‘你用什么方法能做到这样？’家长回答：‘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忍让罢了。’太宗认为他说得对。” 我从前在洛阳任官时，有一个外科医生老妇张氏，公卿和士大夫家她没有不到的。她说：富郑公治家严整，家中有两个儿子的住所。凡是使用婢女仆人，都告诫她们不得互相往来。内宅的门户秩序严肃得像这样。场屋 宋景文在安陆参加科举，考试题目是《仲尼五十而学易赋》，第二天考《周成汉昭孰优论》。景文向令狐子先询问其中的是非，令狐子先用两可的说法回答。考试结束后，两人各自拿出自己的程文。令狐子先于是认为汉孝昭帝使上官桀谋反，比周成王更优，却没有察觉到四国流言的影响。景文因此很不高兴。这一年，景文被列为第一名推荐者，令狐子先却被黜退。所以景文的谢启中说，两种钞本都作“曰”：“言虽执于盈庭，文不同而如面。”说的就是这件事。神宗皇帝十分重视选拔士人。皇祐五年廷试，考定名次的前一天，取出第一名的试卷，焚香祈祷，两种钞本有“之”字，说：“希望得到一位忠孝状元。”等到唱名时，果然是郑獬。因此郑獬的谢启说：“凭什么来副合皇上求取忠孝之士的心愿呢？” 神授；两种钞本都作“受”，与《四库提要》相同。

译潞公曾对我说：“廖淳推官跟随他的哥哥进京参加科举。闲暇日，钞本作“下”，残钞本相同，校注说“下”应作“暇”，在相国寺前捡到一件东西，拿来拆开包裹它的纸一看，原来是淳化钱，数量有几十枚。第二天，廖淳在王整名次之下第十人中及第，这一年是天禧三年。”廖淳本是南剑人，后来居住在安陆。乡里人传说，元宪的母亲梦见一个穿朱衣的人给她一颗大珠子，她接过来放在怀中，醒来后仍觉得温暖。不久，她生下元宪。后来又梦见先前那个朱衣人带着一部《文选》给她，于是生下景文，所以景文的小字叫选哥。二位先生的文学和辞章才艺冠绝天下，天下人称他们为“二宋”。前宰相刘沆，谥文忠公，是吉州人。他多次参加乡试推荐，却没有考中。年过四十后，不想再参加考试。乡里人共同替他投递文章，临近考试期限时，强迫他去应试。后来他又进入首选。第二年，在礼部考试中选，殿试结束。有一天夜里，他梦见在天空中游行，听见殿上唱道：“刘沆站在南斗星之下。”又说：“站在北斗星之下。”醒来后他自己占断说：“星象中南斗主管生，北斗掌管死，难道我要死了吗？”唱名时，状元是太师王拱寿，赐名王拱辰，刘沆名列第二，于是才明白梦的含义。这一年是天圣八年。我年轻时曾和长兄跟随同乡郑毅夫学习，借住在京师景德寺的白土院。皇祐壬辰年，这年举行秋试，原本作“赋”，两种钞本改作“试”。郑毅夫和我兄弟都参加国学进士考试，当时考试官已经分派好了。一天，院里的僧人德珍说：“昨夜梦见院子南面忽然有一条龙从池水中跃起，和空中的龙搏斗，池中的龙获胜后回来。”当时旁院有个书生说：“我应当考中状元。”毅夫微微一笑说：“状元应当从这个院里产生。”于是长兄把僧人的梦和日月写在寝室门上，当时是八月。第二年癸巳年，春殿考试，郑公果然中了状元。我从东华门迎接郑公回到白土院，坐定后，僧人才取出记梦的帖子，两种钞本都作“贴”。我说：“果然应验了。” 元丰末年，中书检正官王陟臣，字希叔，一天夜里梦见东华门外有天界仪仗和一辆金朱车，询问得知车上是“宋朝第四宰相”。再问，回答说是“丁丑年出生的人”。希叔正好生于丁丑年，欣喜地上前观看，看见车上有一面金字牌，原来是清源人蔡确，字持正；蔡确也生于丁丑年。熙宁己未年，蔡确入朝参与大政；辛酉年升任右揆；乙丑年任首台；元祐戊辰年因获罪被贬为官，镇守安陆。他曾吟诗，言官认为这是诽谤讥刺，于是贬为英州别驾，安置于新州，最终没有回来。有见识的人认为，本朝宰相中向南方贬行的，从卢、寇、丁到蔡确，正好是第四人。我在嘉祐四年蒙赐进士及第，起初实行间隔一年取士制度时，名列第一榜。礼部放榜合格二百人，殿试中，两种钞本都作“由”，考落三十五人，与前后各榜相比，人数最少。后来我又蒙朝廷显著提拔，也是历次科举中少见的。于是蔡持正、刘莘老、章子厚一同拜相。安厚卿两次任枢密院长官，一次任门下侍郎。胡完夫任右辖，出任成都知州，回来后任吏部尚书而死。蔡持正、刘莘老都被贬，死在新州。章子厚最近从雷州司户参军得到散官，迁居桐庐，也死在那里。安厚卿以散官身份居住在沔州，又迁到建昌，后来得以回到洛阳，恢复为大中大夫。其次升任侍从的也有数人，如俞公达、吴子中，两种钞本都作“于”；李奉世，原本作“山”，依两种钞本改。按《宋史》，李承之字奉世。他们都先去世了。张正甫、姚晖中、盛中叔，钞本作“杰”，残钞本与此相同，也因获罪而死。丰相之、王明叟如今都被贬黜削夺官爵，丰相之居住在台州，王明叟居住在南安。看来，自古以来，享受恩宠、获得利益而又保全功名，实在是困难的事啊！” 王乐道的小儿子铚，年轻时就博学多识，善于持论。他曾对我说：李邦直任门下侍郎那天，忽然梦见一间石室，里面有一张石床，李邦直披散着头发坐在上面。旁边有人说：“这是王陵舍。”梦中他于是作了一首词。醒来后把它写下来，便拿给韩治循看。词说：“杨花落，燕子横，两种钞本都没有“横”字，穿过高阁。长恨春醪如水薄，闲愁无处着。去年今日王陵舍，鼓角秋风，千岁辽东。回首人间万事空。”按：这本来应是两首词，每首各脱去一半；上四句是《谒金门》，下四句是《采桑子》。后来李邦直出任北都，过了一年便去世。王陵舍，是靠近北都的地名。体分 蔡邕《独断》说：“群臣和天子说话，不敢直接指斥，所以称呼站在台阶下的人来告诉他，含有由卑微者通达尊贵者的意思。等到群臣、士人和百姓彼此交谈时，称‘殿下’、‘阁下’、‘执事’之类，也都是这一类称呼。”段成式《酉阳杂俎》说：“秦汉以来，对天子说话称‘陛下’，对皇太子说话称‘殿下’，对将军说话称‘麾下’，使者称‘下’、‘毂下’，二千石和长史称‘阁下’，对父母称‘膝下’，一般彼此交谈则称‘足下’。”蔡邕所说的，大概已经说得详细而且分清等级了。但我考察秦汉时期，身份卑微者对尊贵者也称“足下”，如《史记》中称“大王足下”就是这样；因此，不只是一般交往者之间才这样称呼。“朕”这个称呼，古代上下都可以使用，如皋陶回答禹说“朕言惠，可底行”，两种钞本都误作“绩”；屈原说“敖朕辞而不听”，也是这样。蔡中郎认为，两种钞本都作“谓”。到了秦代，才成为天子专用的自称。我曾认为，汉代以后，臣下的“朕”也只用于君主面前，而彼此交谈时仍有称“卿”的，例如蔡邕对顾雍说“卿必成远至”。按《三国志·吴志·顾雍传》注引《江表传》作“卿必成致，今以吾名与卿”。孙楚任石苞骠骑府军事参谋，刚到任时，长揖说：“天子派我来参与您的军事。”陶渊明说：“我醉了想睡，你暂且离去。”像这样的例子很多。隋代以来，不再以“卿”作为一般称呼，只有君主称臣下时才称“卿”，上下的区别于是确定了。秦汉时期的人自称仍然说“臣”，天子称呼公卿也说“君”。后来就不是这样了，只有面对君主时才称“臣”。然而如今的人称呼别人仍说“某君”，这是把“君”的称呼加在别人身上，并不是不恭敬。现在世人被称为“公”便认为是对自己尊重，被称为“君”便认为是轻视自己，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译古人有时说“仆马”，原本作“曰”，依两种钞本改，《说郛》钞本相同；这是自称谦下自损。原本作“逊”，依两种钞本改，旧钞《说郛》相同。自己称“仆”，并不是不谦卑；称别人为“君”，又称“足下”，也并不是不恭敬。我常常看到唐代贤人如韩退之，凡是给别人写信，遇到尊贵者就称“阁下”，对地位与自己相近或较低者多称“某君足下”，同时又自称“仆”。以韩退之的才识，他所说的话应当不是随便说的。难道是习俗发生变化，却不能改变旧称呼吗？旧制度规定，凡是进入两府的人，允许各自推荐一名馆职试出身者和一名任监司者。枢相王公德用从莆田，原本作“圃田”，两种钞本相同，依据《宋史·地理志》改，重新被召入朝，主持枢密事务。有个人请求推荐馆职。王公说：“凭你的进士出身，所推荐的人符合资格。两种钞本都没有“合”字。然而我是武人，平素不读书，如果接受你的推荐，就会被人讥笑了。”世人认为这话说得有见识。大概如今人们把事情和道理不相称称为“色叫”。学术 大舜比一般人高明得多，在于他善于采纳众人的长处。禹听到有益的话就拜谢。子路听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就感到高兴。如果把子路乐于听取过错的心态发扬开来，就可以达到禹的境界；如果把禹听到善言便拜谢的心态发扬开来，就可以达到舜的境界。圣人有什么遥不可及的呢？（两种抄本都没有“禹”字。）不过是充分发扬他们所做的罢了。（两种抄本都作“也”。） 荀卿子说：“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人的善行是后天人为造作的。”所以，他常常认为礼义出自圣人的人为造作。能够人为造作，然后才能成为圣人，才能成为君子。唉，荀卿所说用来治理人的东西只有礼义，这是用人为造作来教导人啊！又让人知道本性原本邪恶；如果有人安于自己的本性而以学习为可耻，那么所谓人为造作又能怎么办呢？这真是祸害天下的言论。至于《非十二子》，其中还把子思、孟轲列在批评之中。这难道就是韩愈所说的淳厚与瑕疵的辨析吗？但可以说是大有瑕疵而只有小部分淳厚。庄周号称通达旷观，所以能够把万物看作平等，把生死看作一回事；但到了妻子去世时，却敲着盆子唱歌。悲哀和欢乐都出自人的七情，庄周并没有能够消除感情，只是勉强唱歌来排遣它；这样看来，他所受的牵累也是一样的，何必对此议论纷纷呢？扬子云说“放荡而不守法”，确实是懂得事理的言论啊！欧阳文忠公《答李翊论性书》说：“性不是求学者当下最急于探究的事，也是圣人很少谈论的内容。偶尔有所涉及，也不是专门为了谈性而谈。”文忠虽然这样说，但大体上谨慎对待自己所学习和所疑惑的内容，并把孟子、荀子、扬雄的学说都看作没有违背正理，这就是他的基本意思。临邛都官计用章对我说：“性，是求学者应当首先探究的，也是圣人所极力谈论的。依我看，永叔最终给后世留下讥议，恐怕就在这部书上了。” 我小时候，先父每天规定功课，让我诵读《文选》，我很苦于其中的词句和文字难以通晓。先父于是说：“我见小宋亲手抄写《文选》三遍，才看出其中的佳处。你们怎么能不诵读呢？”由此我知道，前代有名望的公卿学者做学问，大多都是这样。集贤张君房，字尹方，年轻时才开始求学。等到参加科举考试，已经很有时名。他登第时年已四十多岁，因校勘道教书籍而获得馆职。后来任随、郢、信阳三郡知州。六十三岁时分司，回到安陆；六十九岁时退休。他曾撰写《乘异记》三编、《科名定分录》七卷、《儆戒会蕞》五十事、《丽情集》十二卷，又撰《潮说野语》三篇。退居以后，又撰《搢绅脞说》二十卷。七十六岁时，仍然创作诗赋杂文。他的儿子百药曾编纂为《庆历集》三十卷。除《荟蕞》《丽情》以外，过去我都曾见过，所记闻见真丰富啊。令狐先生曾经读书万卷，自己编有《万卷录》。我曾见过它，才知道先生对于世间的书没有什么没见过的。先生所著有《易说精义》《晋年统纬》《世惣乐要注》《默书谗髓》《琴谱》《兵途要辖》。我还是孩子时，先父让我晒书，见到了《世惣》《统纬》等书。后来又向同堂兄声伯借来他所收藏流传的《易说》《琴谱》《谗髓》观看。我向乡里人打听，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书。经义 《尚书》这部书，根本上讲的只是君臣关系，但其中保存着治理内政的道理。《诗经》这部书，根本上讲的只是夫妇关系，但其中完备地记载着治理外部事务的道理。周朝兴起，开始于太任、太姒而已。《诗经》说：“太姒继承美好的声誉。”又说：“文王以身作则对待自己的妻子，并推广到兄弟，以此治理家庭和国家。”等到周朝灭亡，则毁于襃姒而已。《诗经》说：“祸乱并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由妇人造成的。”又说：“显赫的宗周，是襃姒使它灭亡的。”当后妃贤德时，没有不知道臣下劳苦的，所做的不过是寻求贤才、慎重任用官员罢了。到了艳妻煽动祸乱时，从上至卿士、司徒，下至宰膳、趣马，都是她的党羽。唉，治乱的来由难道可以不察看吗！厉王时期的《诗经》没有《小雅》，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厉王设置监视诽谤的制度，所以百姓不敢作诗。”怎么知道这一点呢？如今《大雅》中所记载的只有四篇，都是凡伯、召穆、卫武、芮伯所作。当时《诗经》还没有亡失。百姓害怕被监视诽谤，不敢作诗，所以才会这样。《诗经》中多有辨识鸟兽草木名称的内容，但花没有涉及杏，果实没有涉及梨、橘，草没有涉及蕙，树木没有涉及槐。《周易》的卦象近取诸身，爻辞和《说卦》没有不包括的，但唯独没有说到眉和颈。

译《左传》说：“政事有小有大，所以有《小雅》，也有《大雅》。”这样看来，《小雅》《大雅》表现的是王政的次序。幽王时，《小雅》全部废弃，于是四方夷族交相入侵，中原衰微了。当时，女宠在宫内势盛，谗佞邪恶之人在外兴起，政令教化不能施行，先王的恩泽几乎断绝。所以我看，《宾之初筵》《匏叶》创作出来，便说明《鹿鸣》废弃了；《頍弁》《角弓》创作出来，便说明《棠棣》废弃了；《谷风》创作出来，便说明《伐木》废弃了；《桑扈》创作出来，便说明《天保》废弃了；《渐渐之石》《何草不黄》创作出来，便说明《采薇》《出车》《杕杜》废弃了；《无将大车》创作出来，便说明《南有嘉鱼》废弃了；《隰桑》创作出来，便说明《南山有台》废弃了；《鸳鸯》创作出来，便说明《由庚》废弃了；《鱼藻》创作出来，便说明《由仪》废弃了；《采菽》创作出来，便说明《湛露》废弃了；《黍苗》创作出来，便说明《蓼萧》废弃了；《瞻彼洛矣》创作出来，便说明《彤弓》废弃了；《苕之华》创作出来，便说明《六月》《采芑》废弃了。《大田》创作出来，便说明《鸿雁》废弃了；《蓼莪》《北山》创作出来，便说明《南陔》废弃了；《楚茨》创作出来，便说明《华黍》废弃了。像厉王时期，变化尤其严重。所以我看，《民劳》创作出来，便说明《公刘》《灵台》废弃了；《桑柔》创作出来，便说明《行苇》废弃了；《瞻卬》创作出来，便说明《緜》《文王有声》废弃了；《召旻》创作出来，便说明《棫朴》《卷阿》废弃了。孟子说：“王者的政治遗迹消失了，诗也就亡失了。”我从幽王、厉王时期看到了这一点，文王、武王等先王遗留下来的功业，大概已经荡然无存了。世上讲解《诗经》的人，认为《诗序》是子夏所作，大概始于毛公。班固《汉书》说：“后来有个毛公，自称得到子夏传授；河间王喜欢这部书，却未能使它立于学官。”说的就是这件事。这样看来，说《诗序》出自子夏，只是从毛公那里传出来的。后汉卫宏也认为，子夏《诗序》大概是承袭毛公的说法。毛公承接秦火之后的遗书，距离古代正道较近，一定有所依据，只是如今无法考察了。有人说，孔子曾言：“商、赐可以和他谈《诗》。”对**子夏**又特别说：“能启发我的，是商啊。”这难道是那些说法的依据吗？我认为，《诗序》不是出自子夏。而且圣人删定编次风、雅、颂时，所题的“美”“刺”“闵”“恶”“规”“诲”“诱”“惧”等类，大概出自孔子，不是门下弟子所能参与的。然而像《关雎》题作“后妃之德”，《葛覃》题作“后妃之本”，这两句是孔子所题；其下的解释，才是毛公阐发说明的话。逐篇详细考察，自然可以看出。怎么知道呢？六篇之下说：“有其义而亡其辞。”郑康成认为这是毛公的话，由此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诗序》只保存一句话的，如《召南》的《草虫》，《邶风》的《燕燕》和《式微》，以及《王风》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两〕 《采葛》《桧风》的《素冠》；《小雅》的《出车》《杕杜》等二十七篇；《大雅》的《文王》《大明》等十篇；《周颂》的《维清》等二十五篇；《鲁颂》的《有駜》《泮水》《閟宫》三篇；《商颂》的《烈祖》《玄鸟》《长发》《殷武》四篇，都只有题目中的一句话，大概不是孔子不能作出。其余各篇的序文，考察文势，反复相互发明，自然明显是子夏、毛公二人所作。再说，我从史传中看到，齐、鲁两地解说《诗经》，认为《关雎》取义于男女寝席；又有人说：“佩玉不发出声响，《关雎》讥刺的就是它。”至于《韩诗》，则把《汝坟》看作思念亲人的诗。三家大概都没有得到孔子的真意。只有毛公得到了；他自称是子夏所传，一定有传授的依据。可惜年代久远，无法见到它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七两、二十五两、四两〕 《野有死麕》诗说：“舒缓而轻柔地走来吧，不要触碰我的佩巾，不要让狗叫起来。”诗中说到妇女的服饰，为什么只说佩巾呢？回答说：据《礼记·内则》注说：“帨，大概是妇女用来擦拭物品的巾。因此，平时放在门的右边，佩带时分置在左边，通常用来保持自身洁净。古时候，女子出嫁时，母亲给她系上佩巾，并以此告诫她。”皇甫谧《女怨》诗说：“婚礼将成，铺设衣襟，系好佩巾，三次叮咛。”说的就是这个。《周易》的卦中，阳爻称为九，阴爻称为六。孔颖达认为，九是老阳，七是少阳，这是阳爻前进的规律；六是老阴，八是少阴，这是阴爻退行的意思。这种说法不对。大衍之数减去不用的一数后，如果不用四十九这个数，而只用四十九策来揲算，就会得到七、八、九、六这四个数。因此，把纯数看作老，九、六得到的是纯数；把杂数看作少，七、八得到的是杂数，这是自然的道理。唐代李翱作《易诠》，论述八卦的性质，这是古今讲《易》的人从未涉及的。自古以来，小人处在上位最难除去，因为他既取得地位又掌握权力，势力不是轻易能够动摇夺取的。即使是四凶，也要经历尧到舜之后才能除掉。我曾玩味《易》的夬卦：夬卦是一阴在上、五阳并进，以刚强决断柔弱，看起来似乎容易，然而各爻的爻辞都很险恶而不放纵。大概是因为上面有一个小人。所以卦辞说“刚长乃终”，就是这个意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此，从道以下，数到三，天地人的道理就齐备了。圣人画卦，开始时止于三画，说的是三才之道。因而把卦重叠起来，才可以观察变化。我看重卦之中，到了第三位，就有小成和变革的道理。例如乾卦九四说“乾道乃革”，革卦九三说“革言三就”，就是这样。由此推求它的变化，就可以想通大半了。泰山孙明复先生研究《春秋》，撰有《尊王发微》，深得圣人的微妙旨意，求学者大多尊奉他。孙氏认为，经书所记载的，都是改变古代常规的事情，所以说“《春秋》没有褒扬”。这大概与《谷梁传》所说“平常之事不记载”的意思相同。

译临邛都官外郎计用章博学多闻，著书有《迂遗》《希通》二编，尤其专门研究《左氏春秋》。他认为，《左传》中凡是称为“礼”的，并不是礼的常规，而是礼的变通。正值春秋时期，应当舍弃常规而采用变通，根据权宜处理事务；这大概是因为左氏亲自受教于圣人的缘故。密学陈襄曾写信，辨明这种说法不正确。诗话 梁代钟嵘作《诗评》，搜取诗歌的根本，全面考察辞藻和内容，收集昭明太子所遗漏的作品，可以说完备极了。他的序说：“《夏歌》说‘郁陶乎余心’，《楚辞》说‘名余曰正则’，虽然诗体还不完备，但大略是五言诗的源头。”我认为不对。《虞书》记载赓歌的歌词说：“元首丛脞哉。”到了《周诗》三百篇，其中五言句很多，不能全部列举。如《行露》说：“谁说雀没有角，凭什么穿透我的屋？谁说你没有家，凭什么使我遭受官司？”《小旻》说：“不以先民为法，不以大道为常；只听近世浅言，只争近世浅言。”至于《北山》一篇，下面三章大都为五言。又如《十亩之间》，全篇都是五言。这样看来，五言诗起于虞代，在周代得到发展，到汉代才专门成为完整的诗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月〕 刘氏《传记》记载，隋炀帝杀掉薛道衡后，竟说：“你现在还能说‘空梁落燕泥’吗？”大概是因为道衡的诗中曾有这句。杨文公《谈苑》记载，诗僧希昼的《北宫书诗》说：“花露盈满虫穴，梁上尘土落入燕泥。”我认为，炼字造句虽然工巧，但构思立意比不上薛道衡。杜审言是杜子美祖父。武则天时期，他凭诗才闻名，与宋之问唱和，有诗句说：“雾缠绕着柔弱的青条，风牵动着修长的紫藤。”又说：“寄语洛城的风和月，明年春色将加倍归还给人。”杜子美说：“林中花朵沾雨，胭脂般的花瓣落下；水中的荇菜随风摇曳，像翠色的带子修长。”又说：“传话给风光，让它共同流转；暂且相互欣赏，不要彼此违背。”虽然没有袭用杜审言的意思，但语言脉络大概有家传的风格。杜子美善于用典，连平常用语也常常拆开或倒置来使用，因此语言峻拔而体势雄健，意味也深沉稳重。例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就是这样。白乐天擅长对偶，《寄元微之》说：“白头吟处变，青眼望中穿。”但不如杜甫所说“别来头并白，相见眼终青”，后者尤其佳妙。古代善于作诗的人，善于把别人的话融会贯通，仿佛出自自己之口，只有李白、杜甫如此。颜延年《赭白马赋》说：“早晨在幽燕刷洗，晚上在荆越喂料。”杜子美《骢马行》说：“白天要洗浴，就须腾跃于泾渭深水；晚上赶到幽并，连夜还可以刷洗。”太白《天马歌》说：“鸡鸣时在燕地刷洗，日暮时在越地喂料。”这些都出自颜延年的赋。韩愈说：“李白、杜甫的文章还在，光辉焰气万丈绵长。”确实如此！庄子说：“大鹏迁往南海时，拍击旋风而上九万里，凭借六月的大风离开。”《尔雅·释风》上下都说：“扶摇。”老杜《下峡》诗说：“五彩祥云高过太甲，六月空旷处搏击扶摇。”恐怕另有出处。《逸史》记载，唐代李适之《罢相诗》说：“避让贤者，刚刚罢去宰相之职；以饮酒为乐，暂且举杯。试问门前的客人，今天早晨来了几个？”李适之是饮中八仙之一。杜子美诗说：“左相每天兴致一来就花费万钱，饮酒如长鲸吸尽百川，举杯以饮酒为乐，自称避让贤者。”大概是引用了他的诗。白居易从九江前往忠州，经过江夏。有《与卢侍御于黄鹤楼宴罢同望诗》说：“白花般的浪花飞溅到头陀寺，红叶树林笼罩着鹦鹉洲。”句子确实优美，但头陀寺在郡城东面的最高处，向西距离大江最远，风浪即使很大，又怎么能够飞溅到那里呢？有人说，这是极言其盛，就像“高峻直达天际”那样的说法。我认为，世人称杜子美为“诗史”，大概确实是因为他的诗如实记录。《说文》把“琼”解释为赤色的玉，但近来见人们吟咏白色事物，也多使用这个字。韩愈《雪诗》说：“如果不是煮洗鸿鹄和鹭鸟，一定就是琼瑰的碎屑。”又说：“马蹄踏出琼瑶般的痕迹，因为诗仙来到凤沼。”难道另有可考的依据吗？还是使用这个字时考察得不够仔细呢？僧人赞宁撰写《笋谱》，内容非常详尽，搜集古人的咏笋诗，从梁元帝到唐代杨师道，都是诗中提到笋的人。这里疑有脱文。只有孟蜀时期，学士徐光溥等二人的绝句，也可以说写得勤勉专注，但仍然没有收尽。例如韩愈《和侯协律咏笋二十六韵》没有收录，为什么呢？难道是赞宁恼恨韩愈排斥佛教，私下怀有取舍之意，还是文公的文集当时尚未刊行呢？无法知道。郑工部文宝将要负责陕西漕运，筹划经营灵武。后来被贬为郢州京山县税务监官，经过信阳军白雪驿，作了一首绝句，时间久了便湮没无闻，没有人知道。先父在皇祐年间任该县县尉，把它重新书写在碑上，后来碑也亡失了。郢州刊刻的工部诗集也没有收录。诗说：“在前朝获罪，离开宫廷；五原的功业有谁知道？放逐一年多，没有人认识；在白雪关头，才有一次远望。” 工部在京山时，又有《寒食日经秀上人房诗》说：“花开时懒得赏花，来拜访野外的僧家。劳烦法师击打新火，劝我品尝雨前茶。”这首诗用篆书刻在县中多宝寺里。甘棠的魏野也有一首诗，说：“城里的人争着去看城外的花，我却独自进城来拜访僧家。辛辛苦苦赶紧寻找新钻取的火，为我亲自烹煮岳麓茶。”大概诗人写作时，原校本作“寓”。两首诗的兴致大多相同。仁宗嘉祐末年，宴请群臣，命群臣作《赏花钓鱼诗》唱和。丞相韩魏公的诗说：“轻云收拢雨意，迎接天子的仪仗；寒意留住春光，送入寿杯。”以下十九字，两种抄本都没有。唐代罗邺的诗说：“春光排开北极，迎接仙人的车驾；太阳捧着南山，进入寿杯。” 郑武仲侍郎曾跟随刘宾学习。刘宾有父亲，尤其擅长作诗。他曾说：“人从分别的水浦经年离去，天空向着平野尽头低垂到眼前。”郑武仲的诗有“江横塞外悠悠流去，天落秋边处处低垂”的句子，语句惊人。这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译庆历年间，宋景文诸公在馆中任职，曾评论唐人的诗，说李白是仙才，李贺是鬼才，其余的就记不全了。然而李贺才力奔放，不达到惊动众人、超越流俗的境界，就不肯下笔。他有《雁门太守诗》说：“乌云压城，城墙仿佛将要崩塌；铠甲的光芒照射太阳，像金色鱼鳞般闪耀。”王安石说：“这个人的话与实际不相称。既然乌云这样压下来，怎么还能有面向太阳的铠甲光芒呢？” 王安石作《桃源行》说：“望夷宫中把鹿说成马，秦人有一半死在长城脚下。避世的人不只是商山四皓，也有桃源中种桃的人。”词意清新挺拔，远远超过古人。议论者说，秦二世在望夷宫斋戒，是在指鹿为马之后；而长城的劳役发生在秦始皇时，这样说似乎还不够妥善。有人说：这不过是概括地说秦朝的动乱罢了，不应拘泥于辞句而损害诗意。王安石编选四家诗时，不收韩公的《符读书城南》，为什么呢？我说：这首诗教导儿子去求取富贵，荆公不选它是应该的。“有儿子无论贤能还是愚钝，为什么要这样挂在心上？”陶渊明尚且不免受到子美的讥刺，何况还要拿求取富贵来教示儿子呢？乐道认为这话说得对。闽中鲜食中最珍贵的，是所谓子鱼。它长七八寸，宽二三寸左右，剖开后，鱼子充满腹中。冬月正是它最好的时节。莆田迎仙镇就是它的产地，我巡视部属经过那里。驿站左边有一座祠，叫通应祠，下面有一条水叫通应溪，潮汐涨落不息。当地人在咸水和淡水不能相互混入的地方捕到的鱼，最为鲜美。近来看到士人的诗多写作“通印”，安石《送元厚之知福州诗》说：“长鱼放在俎上，通三印；新茶置于斋中，试一旗。”闽人称茶芽尚未展开时为“枪”，展开后称为“旗”，到了两旗就老了。王铚性之曾对我说：“王刻公曾编选四家诗，蔡天启曾问：‘为什么把李太白排在下面？’安石说：‘他的才华高而见识低，他的诗中写酒色的，大概占十分之八九。’” 鼎州武陵县以北二十里，有一座甘泉寺，行人多去拜谒。寇莱公前往雷州时，在那里题写了三十字：“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向南行，到了甘泉院。僧人把诗板给我看，旅途上没有空闲吟咏，姑且代为记下年月。”后来丁晋公被贬到朱崖，经过此寺，题诗说：“翠色稀疏地掠过，水波的光芒瑟瑟凝聚。帝王家的金掌承接露水，仙府中的玉壶凝结寒冰。清晨侵着星光汲水，夜间对着月色澄清厨房用水。哪里只是能够消除肺中的口渴，也能以灌顶之法助益三乘。”因此后来到寺中的人，多有赋诗吟咏。比如殿中丞范讽的诗说：“平仲曾经酌取泉水而停住马，说这是礼佛后向南行。山堂向下俯视炎热蒸腾的道路，反而使高僧轻视宠荣。”又如刑部郎中崔绎的诗说：“两位宰相在南行途中来到这里，正值至道初年；题名留诗在这座精舍。甘泉洗不去天涯的遗恨，留下来给行人鉴戒前车之覆。”可以说措辞委婉而意思通达。穆伯长作《巨盗诗》，斥责故相丁谓。我于是把这件事告诉史骧思远，思远说：“这对伯长的立身之道有所损害。” 令狐先生说：“唐代白傅因为丞相李德裕被贬到崖州，作了三首绝句，因此就免不了受到世人的毁谤。”我认为，诗三百篇都是圣贤发愤而作的，这又有什么妨害呢！后来我曾把这话告诉客人，恰逢安陆令李楚老翘叟也在座，他说：“不是白公的诗。白公死在李德裕被贬之前。”于是我查考《唐史》，会昌六年白公去世。这一年宣宗即位。第二年改元大中。又过了一年，李德裕被贬。大概当时憎恨李德裕的人借白公之名作诗，把它附在白公的文集中。诗说：“乐天曾任苏州刺史时，想要树立规范，必须教人遵守礼仪。从此结下千万种怨恨，今天果然应验在白家的诗中。”“昨夜新生了一只黄雀，飞来直上紫藤的枝头。摇头晃脑地在花园里，以为春光全都属于它。”“田园中不懂得栽种桃李，满地只听见种蒺藜的声音。万里之外的崖州，你自己前去吧；临行时满怀惆怅，又想向谁申诉冤屈呢？”我看这些诗的词意鄙陋浅薄。白公用杂律诗讥刺世人，所以别人得以轻易仿效他。慈圣光献皇后于元丰庚申十月二十日升仙。这天晚上，永裕召执政和近臣入内侍奉遗容。那年春天，皇上驾临西池，慈圣把珠盘装饰的马鞍留给皇上，皇上从池边骑着它回来。慈圣喜爱栽种花木，常常乘小辇在苑中游览，皇上经常扶侍她。她居住的殿叫庆寿殿，在福宁殿东面。这天夜里，拆毁香阁的墙垣，供百官入内听取遗诰。庭院中有两座小亭，金字匾额分别写着“赏蟠桃”“赏大桩”。第二年三月，将要奉迎山陵，诏令百官各进挽词二首。故相王珪说：“谁知道老臣的眼泪，曾经哭泣着看见珠襦。”王存当时任从官，说：“珠鞯赐予御用的恩德还在，玉辇亲自扶侍之事却已成空。”我也依例进献说：“春风吹到三月将尽，大桩庭院寂寞冷清。”百官的诗中有的称“东朝”，大概是指庆寿殿。永叔《早朝诗》说：“月亮在苍龙阙角的西边。”这句非常优美。然而我考察汉代的四座宫阙，南面叫朱雀，北面叫玄武，东面叫苍龙，西面叫白虎。如今永叔诗中的意思，大概是把眼前的宫门形状比作苍龙，所以说月亮在西边。大概他并没有采用汉代四阙的说法。南丰曾阜子山曾任蕲州黄梅县令，县城数十里外有一座乌牙山，非常高。山上有僧舍，殿堂屋宇宏伟壮观，梁间看到一首小诗，说是李太白所作：“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布衣李白。”只是“不知”二字，原本作“是”，是根据两种抄本改的。这难道是太白亲笔书写的吗？我取下它的牌子，原本把“牌”误作“脾”，根据两种抄本改正，带回交给丞相吴正宪公。李白集中没有这首诗，像安陆石岩寺诗一样，也没有收载。权文公常常用州县、日辰之类的词语作诗。近来又看到有人作药名诗，用诃子、缩砂等词，不仅直露生硬，而且还牵强借用，实在很不工巧。同乡史思远善于作诗，使用药名时就拆开来运用，如《夜坐》中的句子：“坐到半夜天河转动，挑尽寒灯，心中自然明白。”这就是鲁望的离合格。思远幼年丧父，跟随令狐先生学习，诗有唐人的风格。《赠惠秀》说：“坐禅时猿鸟在旁观看，谈论《易经》连鬼神也来听。”又《题朱氏园》说：“花朵有先后，使春光留得长久；土地处在东南，见到的月亮也多。”所以寿阳朱炎节判曾赠诗说：“古人未到的地方，只有你独自留心。”

译我的朋友顿隆师曾说：颜延年《五君咏》写到阮始平时说：“多次被推荐却没有入仕，直到一挥麾才出任太守。”这里的“麾”是离去的意思，都是说山涛挥麾使他出任外官。杜牧之“想要带着一麾到江上去”一句中的“麾”，就是旄，恐怕是用错了。我认为“麾”就是“毛”的意思，子美也有“持旌旄麾”的句子。杜牧不应当使用“一麾”。朱元瑜长官喜欢作诗。我年轻时，听人吟诵“嚼梅香袭齿，攀柳绿藏巾”。我想编纂乡人的诗，却遗憾没有朱元瑜的诗。廖献卿大夫对我说：“我年轻时曾和他同在笔砚之间，得到他的诗二百多篇，应当抄录下来寄给你。”献卿离开这里不久，不幸早逝。我回到乡里后，多次到廖家访问，所谓朱县令的诗，始终没有得到。世人说七言诗起源于柏梁台，而在建安年间兴盛。考察起来，难道只有柏梁台吗？《鄘风》说：“送我到淇水岸上啊。”《王风》说：“了解我的人说我心中忧愁。”《郑风》说：“回来把美酒赐给你啊。”《齐风》说：“在峱山之间遇到我啊。”又说：“还要用琼华来装饰它吗？”《魏风》说：“为什么取得三百囷禾粮啊？”《豳风》说：“二月凿冰，声音冲冲；三月把冰藏入冰窖。”《小雅》说：“用燕饮之乐使嘉宾心中喜悦。”又说：“就像在道路旁找人商量筑屋。”《大雅》说：“从前的富足比不上现在，当今的困苦也比不上这里；从前每天开拓国土百里，如今每天收缩国土百里。”《颂》说：“学习而不断明达，达到光明境界。”又说：“我要以此惩戒自己，并谨慎防备后患，仪法取则于文王的典章。”又说：“从今以后，每年都将有所收获，君子有谷物留给孙子。”楚国狂人接舆唱道：“如今从政的人危险了。”项籍唱道：“力量能拔起大山，气势压倒天下；时运不利啊，乌骓马也不肯奔驰。”汉高祖唱道：“大风刮起啊，云彩飞扬。” 这些都是七言诗的源头。然而柏梁台的诗作，也有所承袭。唐代刘存却把“交交黄鸟，止于棘”说成七言诗的开端，大概是把两句合在一起说了，错了。我在熙宁初年调任官职，停宿在报慈寺。同抄本误作“固”，残抄本没有“同”字。寺院中阳翟的徐秀才拿出他父亲屯田所作的诗。读来清苦平淡，很有古人的风致，不能流传抄录。他有一首《过杜工部坟》说：“水流与汨罗相接，苍天深知其中有存。把工部的遗骨远远移来，来陪伴大夫的魂灵。流落同样经历千古，风骚共同出于一个源头。江山不接受凭吊，寒日落在西边的原野。” 唐代元微之作《何处春深好》二十篇，使用“家、花、车、斜”的韵，梦得也作诗唱和。我也作诗唱和，写信寄给黄云叟。古人用韵并不完全如此，如“知”字，原本和抄本都作“知”，根据残抄本改正。白乐天说“春深贫贱家，荒凉三径草，冷落四邻花”，又有“妻愁出赁车”这样的句子，哪里值得称道呢！张颂公美是颍昌人，考进士没有考中，曾寄居在我家义方斋。他谨慎自守，读书以外口中不谈别的事情，却喜欢吟诗。他说“人散秋千闲挂月，露零蝴蝶冷眠风”，完全不像他的为人。他曾吟咏唐代君臣成败得失的事迹，以及治乱的辨析，其中可以作为世人鉴戒的，共有一百篇。元丰末年他到京师，想把这些诗献上，恰逢永裕身体不适。他把书装在囊中带回去，有志向却没有实现。我的弟弟光辅邻臣，郡里以经行应诏。元祐丁卯年赐进士第后回乡。不久，他因外出坠马，伤势很重，十一天后去世，享年四十八岁。王公亮明道的挽词说：“粮食充足，医生的诊治也得到了验证；占问桑树，梦境也已经显灵。”众人都推重佩服这首诗。论文章 《楚辞》的《招魂》《大招》，篇末极力铺陈洞房翠帷的装饰、美丽容貌和秀美颈项的女子、琼浆肉羹的烹制、新唱的郑卫之乐，日夜沉湎其中，又有象棋、六博的快乐，这正是深深责备楚国的原因。篇末说：“魂啊回来吧，使正道开始兴盛。”意思是说，过去的事情既然不能纠正，或许还可以用来挽救后来的事情。又说“赏罚应当公正”，“尊重贤士”，“使国家得到治理”，“尊崇三王”，都是思念贤者归来、恢复其政治的意思。王羲之《兰亭三日序》，世人说昭明太子没有把它收入《文选》，是因为其中有“天朗气清”。有人说，《楚辞》有“秋之为气也，天高而气清”，似乎并不是清明时节的景象。然而其中谈到管弦丝竹的毛病，语意重复而且有衍文，这又成了逸少的累赘。梁代任昉汇集秦汉以来各类文章名目的起源，题名为《文章缘起》，从诗、赋、《离骚》直到各种文体，约有八十五个题目，可以说很广博了。他既然收录司马相如的《喻蜀》，却不收扬雄的《剧秦》；收录《解嘲》，却不收韩非的《说难》；选取刘向的《列女传》，却遗漏陈寿的《三国志》。评论到韩愈、柳宗元、元结、孙樵，又列“原”，如《原道》《原性》之类；又列“读”，如《读仪礼》《读鹖冠》之类；又列“书”，如《书段太尉逸事》；列“讼”，如《讼风伯》；列“订”，如《订乐》等篇。唉，文章的体裁可以说完备到极点了！现在我略加疏理，来接续彦升的志向。任昉把三言诗的起源列为晋代夏侯湛，唐代刘存却认为始于“鹭于飞，醉言归”。任昉把颂的起源列为汉代王褒，刘存则认为始于周公的《时迈》。任昉把檄文的起源列为汉代陈琳的《檄曹操》，刘存则认为始于张仪的《檄楚》。任昉把碑的起源列为汉惠帝作《四皓碑》，刘存则根据《管子》，认为无怀氏封禅泰山、刻石记功就是碑的起源。任昉把铭的起源列为秦始皇《登会稽山》，刘存则认为蔡邕《铭》中所说黄帝有金几之铭，才是铭的起源。像这样的还有十多条。有的考察这些事物名称产生的原因，有的列举成篇的文章加以评论。虽然二人的说法不同，却不妨碍其广闻博见的益处。《颜氏家训》也足以作为良好的著作。至于评论文章，把屈原、宋玉、子游、子夏、孟子、荀子、枚乘、张衡、左思说成狂妄之人，又诋毁子云，我不取这种说法。原校说：杨本作“而又崇尚释氏”。

译李善注《文选》，最为广博详备。然而潘岳《闲居赋》说：“周文王之地的弱枝枣，房陵朱仲的李子。”李善对“周文”“房陵”都说不详。我曾读王子年《拾遗》，书中说：“北极有岐峰的北面，长有许多高达百寻的枣木；它们的枝干都是空的，果实长一尺，果核细小而柔软，百年才结果一次。”岐山正是周文王居住的地方，又说枣木的枝干都是空的，果核细小而柔软。任昉《述异志》说：“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园三十八所。”李尤《果赋》说有三十六园的朱李，也是这个意思。由此可知，潘岳赋中使用的典故，大概就出自这里。吴兴姚铉汇集唐人所作的古赋、乐章、歌、诗、赞、颂、碑铭、文论、箴表、传录、书序，共一百卷，名为《文粹》。我在开封时，长子渝游览相国寺，得到唐代漳州刺史张登的文集一册，共六卷，权文公为它作序。序文大略说：“除所著的诗赋之外，书启、志记、序述、铭诔合计一百二十篇。”又说：“如《求居》《寄别》《怀人》三赋和《证相》一篇，都是情意有所激发，铿锵如玉振。假如有人继承梁昭明编纂文集的事业，这些文章是不能遗漏的。”然而我所得到的书，是书坊刻印的，只有六十六篇，大概已经亡失了一半。再看《文粹》，也没有编入这些文章，由此可知姚铉也有未曾见到的作品。我把《文粹》之外张登的文章，以及流传于金石之上的文字，汇集抄录下来，用来扩充前集。如今我已经病了，不能实现这个志愿。唐代柳冕曾说：“文章应当以气为主。”世人又认为赋是古诗的流派，也足以观察作者的志向。例如王沂公考中状元，殿试时作《物混成赋》，其中说：“得到我的小部分的，散开便成为草木；得到我的大部分的，聚集便成为山川。”这其中有陶铸万物的气度，他后来果然做了宰相。以下两种抄本都另列为一条。范文正作《金在镕赋》说：“如果让我辨别美丑，愿意充当轩辕之镜；假使让我削平祸乱，请让我使用干将剑。”人们认为他具有出任将帅、入朝为相的才器，他后来果然成了名臣。有人传说，宋景文尚未登第时，在永阳僧舍向连处士求学，曾问他说：“您喜欢读什么书？”连处士回答：“我最喜欢《大诰》。”所以景文的文章大多谨严。后来他修撰《唐书》，文字艰深，构思苦涩，大概也是有所来由的吧？宋景文公起初独自撰修史书，虽然历时很久，但书大概将要完成了。后来文忠公分撰《纪》《志》；两种抄本都没有“公”字。如今与景文所撰的《列传》一同流传于世的，就是这部书。然而景文也曾亲自撰写《唐纪》和《志》，家中收藏着他的稿本，世人没有能够见到。范蜀公辞去职务居家以后，也撰写了《东斋纪事》，大意已经见于序文说明。两种抄本都没有“已”字和“说”字。王勃的《滕王阁序》，世人认为精妙绝伦。其中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和长天一色。”我认为唐初的文章还沿袭【原文此处疑有错简或衍文】南朝徐、庾的文体，所以骆宾王也有这样的句子。庾子山《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的序文说：“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和春旗一色。”由此可知，王勃的文章大概出自【原文末有“此”字，文意不完整】。李遘，原本误作“遇”，按理应作“遘”，两种抄本也误，现已改正。泰伯是临川人，以文学闻名于当时。晚年撰写《李氏常语》，极力抨击孟子，认为【两种抄本作“谓”】他教唆诸侯叛乱。像孔子这样的人，尚且不能免于庄周的议论，何况孟子呢？嘉祐年间，海南进贡一只独角兽，高大得像吴牛，身上全是肉鳞。旁边放着一只羊，每次击打那只羊，独角兽听到羊的叫声，就张口饮水吃东西。他们大概是把它当作麒麟进献的，神文目称它为异兽。然而世人说是山犀【原文“有”字为两种抄本所增，语意有疑】。有个士人作了一篇赋写麒麟，拿给内相郑獬看。赋中说：“在额头上挺立一只角。”毅夫对我说：“这正如班固书中所说张苍晚年口中没有牙齿一样。” 碑碣

译安陆以东三十里，是唐代许氏的墓地，俗称“相公林”。旧时那里有孝昌公碑，高六七尺，宽三尺多，是白石碑。我听说白色的石头不会剥蚀。村民常常对此感到奇异，有时遇到水旱灾害，便到碑前祈祷。治平年间，县令张塾向太守周君燮说起此事，并且认为那是玉碑。于是把碑抬来给他看，发现不是玉，便弃置在乡校南边的廊下。不久，有人想要使用它【两种抄本均无“者”字】。正要磨去十多个字时，适逢郑獬以“内相”身份回乡择地安葬，便立即制止了这件事，因此碑上的文字没有被全部磨灭。后来我出外做官归来，看见那块碑全被人磨治过，只有碑额上还写着“大唐孝昌公许君墓碑”九个字，十分遗憾没有拓本收藏。亲友朱乂【原本作“又”，依两种抄本改】的叔父见我多次叹息，便拿出一本送给我，其中保存的只有序四百字、铭二百六十八字罢了。文字多有残缺脱落，序文尤其严重。还能读出的内容有：“先王安置土地、授予秩禄【抄本误作“杖”，残抄本误作“秋”，校者认为应是“秩”字】；亲近懿亲而分封诸侯。我后得人均【两种抄本均作“功”】关河而作牧。七年入朝，加授大【两种抄本均作“太”】……” “中大夫，使持节冀州刺史”等等。“在朱绳般正直的道路上行走，使自身如白璧般完整无瑕。抑制贪婪争竞的风气，恩泽遍及二天；屏退权贵的门第，威严如重重火炬。”又说：“行走时趋近露冕之车，坐下时列于交错道路的棘门之间。两年后有诏书，追赠为太仆少卿。”又说：“长史公于仪凤三年正月某日，在汾州官舍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又说：“嗣孙崇艺，任易州司马、回军使【互抄本作“丑”，残抄本同，校者说一作“五”】，英俊的姿态显露在外，明察的神识融会于内。”又说：“趋赴毅梓之乡关，用以标明幽深的坟墓【原本作“标”，残抄本同，依抄本改】。哪里只是韦孟光耀祖先的功业、把福泽留给后代，刘宽把芳名传给旧日属吏，以此彰明前人的功烈。崇艺、崇述、崇烈……”铭文说：“炎汉的图箓包罗大地，姜姓的支派疏布于天。融斤孕育火焰，太岳飞起烟云。缉诣【残抄本校作“辑诗”】帝若，功业冠绝而如象贤。颍水之滨涵藏珍宝，箕山之中蕴含宝玉。成为邦国的法式，经营筹划上承天造。” 华阳开国，襄城访道。汉剑舒展如莲，周珪映照着藻文。时运转移于赤野，威势和恩德震慑、安抚楚地。八翼飞止【两种抄本均误作“正”】，三刀汇集祥瑞。英才早年登用，仁风晚年【两种抄本均作“晓”】畅行。丹水选拔人才，黄星昭示光明。恩泽亲近圣人，功绩参与龙跃。锦旗如云，沿路而行，确实享有上天所授的爵禄。青蒲上奏功绩，赤野奔驰英才。陆地刺杀神兕【两种抄本均作“柙”】，水中斩杀奔鲸。闽地恩德盛大，夏口首先传扬。晋地风俗安康富足，轩车经过之处澄清安宁。金根车按行禁卫，宏大的谋略出自鹤省。兰锜白昼戒严，钩陈夜间警卫。军容非常盛大，土功【抄本作“王”】记载着安定之业。地轴向东延伸，天津向南横渡。狼望……”得臣考察《唐书》，许绍在唐初任峡州刺史【按：新旧《唐书》均作“陕州”】，封为安陆郡公【抄本作“安录”，残抄本同，校者认为应作“安陆”；按：新旧《唐书》均作“安陆”】，因为击破萧铣有功，提拔他的儿子智仁为温州刺史。智仁起初因功勋封为孝昌县公，许绍死后，继任夷陵守，最终任凉州都督。由此考察，这块碑就是智仁的墓碑。郝处俊是安陆人，辅佐唐高宗，曾任中书侍郎。他死后，葬在州城西南三十里。庆历年间，太守、校理孙公甫之翰曾命令狐子先撰文，将要刻在石上，立在溳津旁边，以此表彰他。正逢温成张氏因修媛的身份受到宠爱而显贵，之翰害怕遭到谗毁，最终没有立碑，议论的人有的讥笑他过于顾忌。元丰年间，滕甫元发任此地太守，将要离任时，又撰文刻石，送给安陆县令，让他立在道路左边。不久，前宰相清源公蔡确被贬为知州，闲暇时作了十首绝句，其中说：“矫矫有名的臣子郝甑山，忠言直节在上元年间。钓台荒芜湮没如今在哪里？我俯身碧湾，叹息追思您。”这时宣仁圣烈皇后垂帘听政，蔡确因这件事讥讪皇上，被流放到岭南，最终死在那里。滕公所刻的那块石碑，如今还弃置在县衙门口。两种抄本都有“子先名揆”四个小字。治平年间，我任岳州巴陵县令。州中有岳阳楼，楼上有一块石头，倒刻着“谢仙火”三个字【两种抄本作“石刻倒”】。碑文序述说，庆历年间华容县有一天昏暗无光、雷声震响，不久殿柱上出现了这三个字。太守滕宗谅、字子京，询问永州的何仙姑，何仙姑回答说这是雷部中的神，兄弟二人，都身高三尺，是用铁笔写成的。然而我在江湖间行走时，许多人都把“仙”作为名字，而且这几个字的字体也像世间通行的书体。孙载、字积中，任吴兴德清县宰时，新市镇觉海寺的殿宇宏伟壮丽，碑上说都是唐代建造的。巨大的木材涂着漆，年久剥落后，露出倒写的字迹，有“谢均李约收利火”等十多个字，距地面二三尺。孙载用纸墨拓下，与岳阳楼上的字大小完全相同。积中于是说：“在山中砍伐树木的人，木材烧成的火堆既然很多，就各自刻下自己的名字，用来区别罢了。凡是记载木材，都一定刻在木材根部。营建的法则本来就是根部在下，所以字是倒写的。”由此可知何仙姑的说法是虚妄的。岳阳城西濒临大江，夏秋之际，洞庭湖水上涨，远望与天边相接；可是州城的渡口没有停靠船只的地方，人们对此非常苦恼。庆历年间，滕子京被贬任此州太守，曾想修筑大堤来抵挡汹涌的波涛，使船只能够停泊、往来方便。起初把堤命名为偃虹堤，向欧阳永叔求文，因此欧阳永叔详细而广泛地叙述了这座堤的好处。关于这座碑的刻文，流传于世的很多。治平末年，我任巴陵县令，首先访察这座堤。郡中人说：“滕子京还没来得及修筑就离去了。” 元祐丁卯年，我暂代唐州太守。唐代的州治在今天的比阳县，后来迁到泌阳，如今的州治就是这里。考察开元年间，李适之曾任唐州刺史；离任以后，有一块德政碑，是张九皋撰写的文章。张九皋大概是张九龄的弟弟。这块碑先从比阳用车运来，放置在如今的州厅。我曾经查阅它，于是向新旧史书求证，却都没有记载李适之任此州刺史的事，不知为何。适之是他的字；他的名也是适之，是宗室中贤能的人。

译令狐先生去世以后，门人史骧、字思远，拜谒太子中允句谌、字信道，请他为墓圹作铭；又请屯田曹外郎阮逸、字天隐，撰文表彰他【两种抄本均误作“文”】。天隐与令狐先生同年登第。福唐人林逸书写碑文，襄阳人孟逸篆刻碑额，史骧称它为“三逸碑”。书画 王右军的书法多不讲究偏旁，这就是韩愈所说的“王羲之的俗书只追求姿态媚好”。武功人苏泌【两种抄本均误作“秘”；按欧阳修《苏子美墓铭》应作“泌”】，字进之，是苏子美的儿子。他任湖北运判，巡视到鄂州时，我正任郡守。苏泌拿出他曾祖国老收藏的杜牧《村舍门扉》墨迹，字迹隐约凸起，实在令人惊异。上面写着：“暮春时节，因为游览明月峡，所以留下题字。前霅糺史杜牧。从前听说这里是真仙境地，今天追游才知道确有缘由。满眼都是山川流水，古来的灵迹必定与神明相通。”国老【原本误作“曰”，依两种抄本改】说：杜牧罢任吴兴后，游览长兴的明月峡，把字留在村居门扉上，至今已经二百年。我壬子年任乌程县令时，听到这个说法，便托陈骧前往那里取得它。字势刚劲妩媚，隐现在木头之间，真是世间罕见的墨宝。我查考《唐史》，杜牧不曾任湖州督邮，藩镇也没有授给他此官。后来我奉使福建，建安城北郊一座吉祥寺前有轩，东边楹柱上庆历年间蔡君谟题写的字也隐约凸起。于是想到段成式所说的文身之事：有人的髑髅上涅刻的文字和墨迹渗入骨中，难道松烟墨的浸染也能这样吗？郭忠恕寄居安陆，郡守想求他的画，却始终得不到，便拿绢交给他所居寺院的僧人，时常等他饮酒尽兴时请求作画。郭忠恕于是命人把墨调得很浓，全部泼洒浸染在绢上，马上带到溪水中洗涤，再慢慢根据墨色的浓淡用笔画出山水的形势。这与《封氏闻见记》所说江南吴道子作画的方法相同，只是吴道子的做法更加奇特。辨误 《论语》说：“子路跟随孔子，后来遇到一位扛着竹筐的老人。老人留子路住宿，杀鸡煮黍给他吃，又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见子路。”这一句应当放在“到了那里却离开了”之下，是竹简编次错乱造成的。大概是子路既然没有见到那位老人，便把不出仕就没有义的道理告诉了老人的两个儿子等等。否则，难道会没有人在场而能同他们说话吗？《孟子》这一篇最为完整。然而“滕文公问为国”这一篇，疑有竹简编次错误，大概是与“毕战问井地”一段混杂在一起造成的。像“夏后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应当与“国中【两种抄本均误作‘中国’】什一使自赋”相互对应。像《诗经》所说“雨我公田”直到“虽周亦助也”，应当与“方里而井”直到“所以别野人也”相互对应。像“乡田同井”直到“百姓亲睦”，应当与“设为庠序”直到“小民亲于下”相互对应。像“世禄滕固行之矣”，应当与“卿以下必有圭田”相互对应。而且考察其中的文义，颇有脱漏。使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不能完整地被后世看见，实在令人惋惜！这一条在两种抄本中都与上一条连为一条。“陈相拜见孟子，转述许行的话”等等，“按照许子的道术，那么市场价格就不会有两个标准”，从“从”字开始，大概脱漏了一个“曰”字，读者考察上下文便可以知道。匡章说陈仲子是廉洁之士，孟子说：“如果把陈仲子的操守充实到像蚯蚓那样，才可以。”又说：“蚯蚓在地面上吃干土，在地下饮黄泉水。”接着说：“陈仲子所居住的房屋，是伯夷修筑的吗？”我认为“谓”【两种抄本均作“谓”】字下面的“黄泉”二字之后应当脱漏了句子。子弟们读到这里，应当详细考察。《荀子·仲尼篇》说：“可以站着等到它发生，可以烧饭而使它僵死。”杨氏注说：“‘炊’与‘吹’相同，‘傹’【两种抄本均误作“愤”】应当作‘僵’。可以用气吹它，使它僵死。”我认为不是这样。“傹”与“竟”相同，“炊”就是烧火做饭。意思是说，危险和耻辱的事情，可以站着等待它发生；等到饭烧尽，也不过就是所谓一顿饭的工夫罢了。我任职洛阳时，伊阙以北【两种抄本均作“闻伊阳”】三字，熊耳山在洛水以南数十里。我不明白《禹贡》为什么说“疏导洛水从熊耳开始”【抄本多一个“伊”字，残抄本缺一空格】。司马君实说：“过去有我的侄子，任虢州卢氏县主簿。县中本来就有熊耳山，正是洛水发源的地方。”于是我考察《水经》，其中说：“洛水发源于京兆上洛县的骧举山东北【《水经注》武英殿本作‘骧’】，经过卢氏县南。”郦道元注说：“道路从冢岭【原本误作‘家’，依两种抄本改】山东北行，经过获兴川，又向东经过熊耳山北面。《禹贡》所说的‘疏导洛水从熊耳开始’，《博物志》说‘洛水发源于熊耳’，大概是说从这里开始疏通其壅滞。考察起来，这条洛水也不是正好发源于熊耳，大概只是大禹从这里开始疏导罢了。”我考察认为，伊阳的熊耳山，是与那座山同名的山。更始帝击败赤眉军时，堆积的铠甲与熊耳山一样高，说的就是这座山，它在洛水附近。《职方氏》说：“正南方叫荆州。那里的河流是江水、汉水，那里的水泽是颍水、湛水。”郑氏说：“颍水发源于阳城，应该属于豫州，列在这里是不对的。杜子春说：湛水有的版本作淮水。”得臣考察郦道元《汝水注》说：“湛水发源于犨县北面，经过鱼卤山【两种抄本也作‘卤’，按《水经注》武英殿本作‘齿’】下方，形成湛浦。《春秋》襄公十六年，晋国攻打楚国，战败后，于是侵入方城以外。如今湛水北面有长阪，也因湛水而得名。”《周礼》说荆州的水泽是颍水、湛水，郑玄没有听说过这一点，大概偶然没有照应到。如今考察地理，土地并不相悖；考察水流，也与经文相符合。“汝水又向东南流，经定陵县，水的右边是（左氵右虽）水，左边则有沟水流出。从定陵县北面通到颍水，在襄城县镇汇合；颍水水势盛大就向南分流，汝水泛滥就向北注入。”得臣认为，九州中的荆州，就是今天的襄阳一带。方城大概是它的北部边境。两条水流泛滥时，它们的水泽便在荆州。正如长江发源于岷山，汉水发源于嶓冢山，但两条河的水势在楚地变得盛大一样。

译吴松江有洞庭山。韦苏州的诗、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唱和诗，以及近来子美所作“笠泽鱼肥人脍玉，洞庭橘熟客分金”，说的洞庭都在吴江县【两种抄本作“吴县地”】。如今岳州以南所说的洞庭，就是郦道元注《水经》所说的：“洞庭湖是湘水形成的水泽，不是江水。”这大概是指这个湖。近来我看到岳州把古今题咏刻在石上，嵌置在岳阳楼中。像苏州、皮日休、陆龟蒙、子美等人的作品，全都在那里。由此才知道，地理志不能不加以考察。竟陵、荆渚之间，环绕着汉江修筑堤坝，用来阻挡泛滥的水。当地人把堤称作“提”【残抄本作“绕”】，有些解释者认为，这是因为高氏占据此地以后，当地人避讳他的姓氏，所以不说“堤”。我曾怀疑这种说法不对。近来看到李肇《国史补》才说：“如今襄阳人称堤为提，关中人称稻为讨，都是错误说法沿习而成。”由此可知，避讳姓氏的说法是妄说。如今郢州有个地名叫石城，这里原来就是晋代的石城戍。我考察宋武帝孝建元年，分割荆州的江夏、竟陵、武陵、天门四郡，湘州的巴陵郡，江州的武昌郡，豫州的酉阳郡（两种抄本都作“西阳”），设置郢州，州治在江夏。《南史》中孝建以后所说的郢州，就是江夏。如今秦凤宪校理张舜民，字芸叟，先前被贬为郴州盐税监，经过鄂州时，写诗题在通判吴子勉的厅堂墙壁上说：“只见石城多草木。”芸叟是邠地人，博学多文，大概因为邠地距离鄂州很远，而秦、楚又有区别，于是把鄂州误认为整个郢州了。他的诗一并录在这里：“汀洲露白叶色黄，独上南楼兴致长。只见石城多草木，足知江夏有兴亡。朱弦只会为流水悲，黄鹤还能够返回故乡。不要说楚魂无法招来，试把芜累带过三湘。” 京师人把神志不聪慧的人称作“乾”。我因此询问一个书生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乾是阳数九；九这个数，是不满的意思。”后来我读到《扬子方言》说：“齐人把贼称为虔。”这才知道“乾”就是“虔”。《传》说：“虔刘我边鄙。”大概就是杀害我边境百姓的意思。这样看来，世俗的俚语大多都有来历，只是不能详细考究罢了（两种抄本都作“译”）。《吕氏春秋》说：白圭刚和惠子见面，惠子便用强辩说服他。惠子出去后，白圭告诉别人说：“有个人刚娶了妻子，小孩子拿着很大的火把。新妇说：‘火把太大了。’如今惠子遇到我，还把我当作新娶的妻子一样，对我的说法过分责难。”惠子听见后说：“为什么把我比作新妇呢？”考察如今的用法，尊长斥责卑下者的妻子时称她为“新妇”，卑下者向尊长称自己的妻子，以及妇女自称时，也都这样称呼。那么世人的这些说法难道没有依据吗？可是没有学问的人却随意改称为“媳妇”，又称为“室妇”，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凡是说树木大小，起初称为“拱把”；大一些称为“围”；再增加便称为“合抱”。拱把之间大约只有几寸，围就是一尺，合抱就是五尺。《庄子》说：“栎树社树，它大到可以遮蔽牛，用绳量有一百围。”注疏说：“用绳子捆量，所谓一围，大约是百尺。”如今人们用两手的手指合拢环抱，恰好周长一尺。杜子美《武侯庙柏》诗说：“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这就是说树大四丈。沈存中内翰说：“四十围不过是直径七尺，岂不是太细长了吗？”可是沈存中精通算术，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来校准。若直径七尺，周长应当是二丈一尺。《传》说：“孔子身大十围。”因为孔子身材高大，所以才记载下来。照沈存中的说法，不过是如今三尺七寸多一点，哪里值得认为奇异呢？周代的一尺，相当于如今的七寸五分。陕州灵宝县以西有一条涧，叫作淇溜。它从东南直流向西北，汇入黄河。平时可以涉水而过，遇到涨水，急流暴涨而下（两种抄本都没有“下”字），便不能行船。我预先修订本州的役书时，见到“淇溜涧水手四”（抄本作“水注西”），却不知道这个名称的由来。后来看到《水经》说：“按上文所说的名称，有鸿胪围池，这条水道沿途流注，所以把这条河川称为鸿胪涧。”于是知道“淇溜”是“鸿胪”一语的讹误。白兆山是安陆最优美的地方。郡城以西三十里，灵异遗迹很多，其中有楷师嵓，世代传说楷师曾在这里疏解《维摩经》，出现白气的奇异征兆，直上天空，因此山才得名。所以吟诗作赋的人没有不加以称述的。例如令狐子先《请善先长老住白兆寺书》说：“高宗朝，神楷师在岩下撰写《维摩疏》，感应到白气的征兆，上接天空，因此得名。”这也是沿袭传闻，没有经过考辨。《周书·于翼传》说：“建德二年，出任安州总管。正逢大旱，溳水断流。当地旧俗是在大旱时向白兆山祈雨，于翼派主簿前去祭祀。当天便下了大雨。”由此可知白兆这个名称由来已久。安州应城县有五茄山。《寰宇记》和《图经》都写作“茄”字，俗写作“加”字。我对此颇为怀疑，便询问当地居民。这座山从平地突起，南北长约二里，高约数仞，没有峰峦特别突出的形势。皇甫子固对我说：“‘五’应当作‘伍’。伍大概是楚国的著名姓氏，这座山大概是伍氏居住的地方，应当称作伍家山。”如今也有“五落”，就是五家聚居的村落。孝昌东北有大伍山、小伍山。《寰宇记》认为两山重叠，从远处看像行伍一样，恐怕也是俗传的说法。我出使闽地，从江西建昌出发，便到达昭武，于是隶属于闽部。所谓飞猿岭，就是昭武西北的边界。经过这座岭便到了峭石铺。我曾考察谢灵运的诗说：“早晨从悲猿峤出发，傍晚住宿在落消石。”意思是说山很高，石头落下去便消失了。如今称作飞猿、峭石，大概是年代久远、民间传讹造成的。

译世人多说，唐代因为张万岁长期主持牧马事务，所以圉人一类辨别马的老幼时，不说马的岁数，而用牙齿来判断，大概是为了避讳张万岁的名字。难道真是这样吗？考察《周礼·马质》说：“记下马的牙齿、毛色以及价格。”《曲礼》又说：“察看路马牙齿的人要受惩罚。”《谷梁传》说：“晋献公把屈地产的良马借道送给虞国，荀息牵马说：牙齿又长了一些。”《战国策》说：“骏马的牙齿已经长成了。”由此可知，自古谈论马的年龄就一定用牙齿，并不是唐代才有所避讳。《禹贡》说：“熊耳、外方、桐柏，直到陪尾。”孔安国说：“淮水从桐柏山流出，经过陪尾。”（两种抄本都多了“亭”字。）班固《地理志》也完整记载了这一点。可是颜师古却说：“陪尾在安陆东北。”如今考察安陆郡石村以西，俗称横山的地方，就是陪尾山。它本来在郡城西北一舍以外，班固所说的东北方向是错误的。杜子美《李潮八分歌》说：“苦县光和尚骨立，笔法瘦硬方通神。”考察《神仙传》：老子是苦县濑乡人。我又读《汉书》，书中说威帝梦见老子，命中常侍左悺到濑乡祭祀，诏令陈相边韶建立祠庙并刻石，这就是蔡邕所书写的碑文。如今考察，威帝的年号本来是建和，光和是灵帝时的年号，难道杜诗是后人传抄错误吗？也有人认为（两种抄本都作“谓”），如今亳州有一块残缺的太清碑，仍留有“光和”二字；但又不知道“太清”这个名称始于哪个朝代。而且谯县距离苦县还有两舍之远，也不可能是边韶所刻的石碑。子美《同谷七歌》说：“黄精没有苗，山中积雪很深；短衣反复提挽，仍遮不住小腿。”有人认为“黄精”应当作“黄独”，于是援引《本草》中关于芋（两种抄本都作“蓣”）魁的注释来证明。这都是被见闻广博、喜好猎奇所迷惑的过错。《药录》说：“黄精可以止饥。”杜甫在隆冬采这种东西，却一无所获，难道一定要迁就说成黄独吗？又把山中积雪说成春雪，这尤其荒谬。杜甫从十月离开秦州，十一月到同谷，十二月一日离开同谷进入蜀地。诗中的时间都可以逐一考察，他从未经历春天。世人都说子美死在衡州耒阳，所以《寰宇记》也记载他的坟墓在县城以北二里，却不知道这种说法有什么依据。唐《新书》说，耒阳县令送给他白酒和牛肉（两字抄本作“黄牛”），他一夜之间就死了。我考察子美寄居巴峡三年，大历三年二月才下峡，流寓荆南，迁泊公安。过了很久，才到岳阳，这已经是大历四年冬末（原本误作“未”，据两种抄本改）。他渡过洞庭进入长沙，已是大历五年春四月。遇到臧玠之乱，仓促赶往衡阳；到了耒阳，在船中伏枕，又害怕瘴气，便再次沿湘江下行，所以有《回櫂》诗。诗说：“船夫劳烦你送我，仲夏直到寒泉。”（原本误作“及”，据两种抄本改；“原本误作是”，据两种抄本改。）后来他又登船，将要前往汉阳，诗说：“春色抛下你离去，秋帆催促客人归来。”大概《回櫂》作于夏末，这首诗已经进入秋天了（原本作“未”，抄本相同，据残抄本改）。接着又有《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说：“向北归去冲冒雨雪，谁来怜悯我破旧的貂裘？”那么子美北还的踪迹就见于这三首诗中，怎么能说他死在耒阳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篇〕 总的说来，他的死应当在潭州、岳阳之间，时间是秋冬之际。考察元稹《子美墓志》说：“子美的孙子嗣业，打开子美的棺柩，办理合葬之事，途中经过荆地。他请我为墓志作铭，我无法推辞。”大意说：“严武上表，任命他为工部员外郎、参谋军事，不久他又辞去职务。乘一叶小舟下行荆楚，最终死在寄居之地，暂时葬在岳阳。”近来已故丞相吕公撰写《杜诗年谱》，说：“大历五年辛亥，这一年返回襄汉，死在岳阳。”用前面的诗和元稹的墓志来考察，这一说并不虚妄。但说是在这一年夏天，却不对。退之有一篇《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这篇文章一向很难读，大概有很多脱漏。我亲家季勉收藏了欧阳修、王原叔、宋子京三位所传的韩文，是最完整的本子，其中多有订正。由此知道这篇文章脱漏了八个字：“湜也困公安，不自闲”（原本作“自”，据两种抄本改）；“闲”字下两种抄本都脱去“其闲”二字；“掎摭粪壤”下面脱去一个“间”字；“间”字下面又脱去“粪壤多”三字（两种抄本误作“尺”）；后来“岂有臧”三字下面脱去“不臧”二字。读这篇文章的人可以据此考订。至于韩愈其他诗文，也有很多地方需要订正，这里不一一说了。明义 “可以死，也可以不死；死了反而损害勇气。”一个人面对死亡，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死、什么时候不可以死呢？大概古人把义看作决定离开或留下的标准。我曾经说：在生死关头，只要义之所在，义就是用来与死亡相对的原则。程伯淳听后对我说：“义没有相对之物。” 姓氏 谱牒长期不修订，已经很久了。这是因为晋室东渡，五胡扰乱中原，士族官宦流离失所造成的。京房的祖先原本姓李，牛洪的祖先原本姓尞。疎的后代后来改成束，是的后代后来改成氏。两种抄本都作“氏的后代后来改成氏”，有误。考察“是”姓是齐国大夫氏氏的后代，见《三国志·吴志·是仪传》，怀疑这里也有错误，应当作“氏氏的后代后来改成是”。闽中人为了避王审知的讳，沈氏去掉“水”旁，改姓尢。南方有很多危氏，有人厌恶这个姓的称呼，便有人改姓元，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何况元魏占据洛阳后，各族人都喜欢采用中原的姓氏，选择中原姓氏冒充的人就更多了。因此，谱牒不可以不加以考察。

译古人凡是撰写文集，篇末大多附载一篇记述世系的文字（原本作“未”，据两种抄本改）。这也类似子长、孟坚叙述人物传记的做法。唐代还盛行研究姓谱的学问，如今有时已经很少谈到了。欧阳文忠公、苏洵字明允，各自都编写过世谱。文忠依照《汉书·年表》，明允仿照《礼记》，以大宗、小宗为次序。虽然体例不同，都足以考察他们的世系。令人私下感到奇怪的是，文忠竟说，如果不知道姓氏的由来，又不明白昭穆的次序，就连禽兽都不如；他的讥讽也太过分了。然而欧阳氏得姓至今不过多少年，这期间有学问的人大概也很多。文忠只是开始为他们编谱，说出这种话，恐怕并不恰当。古器 应山县平靖关以南，涧水曲折盘绕，随着山势流行。一天突然下了暴雨（残抄本没有“忽”字），村民在涧水旁发现一只小鼎（抄本脱去“以上十九字”）。鼎是铜制的，颜色像涂了金，有两只耳、三只足，足都是空的，里面可以容纳五升，分量很轻。百姓说山的侧面有十多处鼎的痕迹，都被水冲走了，只得到这一只。连庶君锡得到后非常喜爱，认为它华美却不奢侈，质朴却不粗陋。后来归了欧阳修。我的朋友郭惟济，字君泽，住在孝昌的青林。暑雨过后，斜阳照射溪边的沙石，闪耀着光芒。牧童挖取它，得到一件陶器。器身圆形，颜色洁白，中间空虚，直径六七寸。一端隆起，下面生有轮廓；另一端沿边排列着齿，齿还缺十六个。人们把它当作枕头，却不能使用。后来忽然找到可以安上的齿，把它装好；距地面取水，在轮廓之间的隆起处可以磨墨，效果很好。这样才知道古代的砚也有用陶制成的。君泽曾对我说：“柳公权说某州所产的磁砚最好。”我当时年纪还小，不能全部记住，如今追忆起来把它写下。安陆石嵓村的农夫挖出一面埋藏已久的镜子，光亮晶莹，未被泥土腐蚀；照着它，可以看见十多里外的草木和人物。三个人互相都想得到它，于是把镜子打成三段，仍然可以照见几里远。不知道是哪一代的器物。云梦县楚王城一带，人们常常发掘出编钟、佩印、刀、斗、鼎、镜之类的器物，多得无法计算。风俗 做官不只是因为贫穷，有时确实是因为贫穷。如今却不是这样，因贫穷而做官的人很多。我刚开始做官时，听见做官的人互相告知说：“某处有职田，某处供给优厚，可以去做官。”后来我有幸进入仕籍，朝廷上的议论也是这样。由此可知，因贫穷而做官的人确实很多。洛阳人凡是花都不称“花”，只有牡丹称“花”。晋地人凡是水果都不称“果”，只有林檎称“果”。荆地人则把橘也称作“果”（两种抄本都有“独”字）。朱亥的墓在都城南面。经过所谓四里桥时，墓在道路左边，旁边有祠堂，墙垣屋宇保存得很完整，树木也很茂盛，人们称它为屠儿墓园。清明时节，众多屠户准备酒菜前去祭祀，这是出于人情。四方的风俗各不相同，尤其是京师的风俗最为可笑。古代婚礼要合卺，如今也用两只彩色丝线连着杯脚的杯子，夫妻轮流饮酒，称为交杯（两种抄本脱去“今”字）。媒人向他们祝贺，把杯子扔在地上，根据杯子的俯仰来占卜生男生女的多少，然后媒人把杯子收在怀中离去。办丧事时，贫穷人家无力置办丧服，便租借衣服给死者穿。家中守寡的人家，在送葬时，就临时请来老妇或妇女，让她们穿上死者家属的服装，沿途一同哭泣，声音十分凄惨哀婉。她们还不时自己说道：“这事不是预先安排我的。” 闽地把梯子叫作“陔”。“陔”是“阶”的讹音。“鞋”叫作“脚”。“脚”是“屩”的讹音。世人说闽地和蜀地风俗相同。孙光宪撰写《北梦琐言》，认为两地风俗不同，大体列举蜀地有不做官之类的情况来说明差异。孙光宪大概是蜀人，所以偏袒本乡的风俗。如今读书应试、成为佛教徒的人，闽地也比其他地方多。两地虽然有一方面不同，但相逢时都称对方为乡人，感情反而更加亲密。至于父母健在时兄弟便分家另炊，以及民间喜欢使用蛊毒，这些就是两地相同的地方。由此可知，古语的流传大概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一条，抄本与上一条连为一条。闽地生了孩子后，很多人不把孩子养大；没有后代的人，便收养别人的孩子作为自己的子嗣。日后族人或出嫁的女儿争夺财产，诉讼没有一天停止。我任本路漕司时，审决这类案件，每天不下几起。杀死自己的孩子，以至于后世不断发生诉讼，难道不是上天的警戒吗？汶上有很多士族。他们在州府官吏的茶馆中聚会，专门品评、贬损人物，经过的人一定会被加上恶名。起初只是互相看着撇嘴而已。做官的人到任三天，已经得到一个名号了，称为“猪嘴关”。推举那些最善于巧妙取名的人为关使，其次设有判官、干当公事。奇异 寇莱公被贬后死在雷州，灵柩运回洛阳，经过荆地公安。百姓迎接、祭奠并哭泣，把竹竿和纸钱插在那里，竹竿后来全都活了，长成一片竹林。当地人把这看作神异，称为“相公竹”。刘敞，字原父（《言行录》作刘贡父），以及王陶，字乐道，各自撰文并刻石，记载这件事。安陆有一种念佛鸟，比鸲鹆小，羽色青黑，常常叫着“一切诸佛”。张齐贤任相被贬为郡守时，曾作古诗二篇。元宪宋郊的诗说：“乌鸟能够解说佛经。”我年轻时听说过这种鸟，近来却很少听到了，难道造物主也有时运吗？盛事 《国史补》记载苗夫人，说她是近代妇女中无与伦比的。如今有晏夫人，是丞相元献公的女儿、富郑公的妻子、冯太尉的岳母；马夫人，父亲是尚书，丈夫是丞相司空申公（两种抄本都没有“申公”二字）的女儿；吕端的四个儿子，长子任侍读，次子任枢密，次子任丞相司空，幼子任户部尚书；鲁夫人，父亲是太师简肃公，舅父是吕申公，丈夫是丞相司空，儿子希纯任中书舍人，女婿是翰林学士范祖禹。苏子容说：士大夫中三代都考中科举的，大概是有的；但三代在同一朝考中的，却没有。只有刘沆在天圣八年、他的儿子待制瑾在皇祐五年、他的孙子俌在治平元年相继及第，而且都在仁宗朝。安厚卿说：张文孝的孙子保常参加锁厅试没有考中，但他应试时，家状中三代亲属都健在，这也是世上少有的事。世人说，国初史馆王丞相溥任宰相时，名列“具庆”之下。安厚卿任枢密时也是这样。原来那是他的继母。我原本写作“子”，现依两种抄本改正。里集贤张君房六十三岁时分司，六十九岁致仕。光禄卿张君靖六十六岁致仕。他的儿子朝请大夫璹任京东提刑，六十九岁致仕。三人都健康安宁，没有疾病。

译赵孝廉令畤景贶说：景祐元年（两种抄本都作“皇祐”），他和廖献卿一同到春闱应试。一天，献卿对孝廉说：“我这次在南宫考试一定不利。昨天梦见榜文发布，上面有先父的姓名。”景贶祝贺他说：“献卿一定能考中甲科，继承先君的成就。”不久，省试榜文公布，献卿果然是第十名。献卿名叫子孟，是献卿的长子；淳在天禧三年以第十名及第。如今的校理君正一，是献卿的第三子，在元丰戊午年国学考试中以第十名被推荐。三代之间，及第、通过省试、取得解额（残抄本作“遇”），而且名次还相同，也是世间少见的事。戒杀 我年轻时，在季秋末（原本误作“未”，依两种抄本改正）于草边发现一只小蛱蝶，奇怪它不合时令。拿起来察看时，它却死在掌中；过了很久，忽然栩栩如生地飞走了。原来它是假死来逃生。孝昌成若冲天益在江上航行时，看到岸边有无数小虾蟆。天益叫仆人抱来鸡让鸡吃，过了一会儿却什么也看不见了。天益离开后，虾蟆又跳入水中。原来它们听到鸡叫，全都伏在地上一动不动，人便看不见了。鉴戒 李广没有被封侯，史官认为是因为他杀了已经投降的人。我认为不只是这个原因，他杀灞陵尉一事也太严重了！李广自己招致了冥冥中的谴责，难道仅仅是不封侯而已吗？直到他的尸身落入臣虏之手，而李氏一族被夷灭，也算是明显的报应了。郑屯田建中本来是雍地人，五代时迁居安陆。他的资财有巨万之多，城中居民大多把房屋租给客人居住。每逢大雨过后，他就装载瓦片出行；问到哪家房屋漏雨，便替他们修补。即使是租客自己盖的房屋，也替他们修缮。到了隆冬严寒时，便免除租金（“蠲舍”二字，两种抄本都作“放房”；“缗”字两种抄本都作“盈”）一个月。屯田公（两种抄本都作“君”）晚年得了一个儿子，就是侍郎公纾。他登进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职掌理寺，位列少侍郎（自“登进士第”以下十八字，两种抄本都没有）。他有五个孙子，长孙名叫獮（原本误作“继中”二字，依两种抄本改；考查《厚德录》和王荆公所作李夫人墓志，均作“獮”）。皇祐元年官至朝奉大夫；次孙就是侍读公毅夫（两种抄本没有“即”字和“公”字），皇祐五年考取天下士人的第一名（四字两种抄本都作“大魁”二字）。三个儿子和孙子都任官（原本“任”误作“在”，依两种抄本改）。官职不靠选调，世代的俸禄不断绝（两种抄本没有“以”字）。这种暗中施惠所得到的报应，大概确实不假。以上八字两种抄本都没有。王文正，即沂公，任官于章献太后朝（原本作“任”，依两种抄本改），发遣晋公流窜到海上，天下人都称赞他。然而他最终因为嗣子不多，晚年对知交说：“我一生行事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地方，却得到这样的报应，这是为什么呢？只是有一件事感到遗憾：当初出任郓州知州时，被监司轻视。后来掌政，升迁任用官员（两种抄本误作“荫”本官），几乎没有安宁的岁月，最终死在道路上。这一定是那件事的报应。” 我的同年黄靖国，字元弼，为人刚正（两种抄本都作“直”），明察果断。当初调任蜀中主簿，我忘了是哪个县。县令空缺，他代理县事。有一个巡卒叫宋贵，肆意辱骂本官，众人都不忍听。元弼给他戴上刑具，打了二百杖，宋贵死了。十五年后，元弼任沅州军事判官，办理公文到了宁州，突然暴死，进入阴间与宋贵争辩这件事。元弼详细陈述宋贵辱骂的话，阴间官吏也对此愤怒。不久，他们调阅案卷，对元弼说：“他的罪确实应当处死，但终究不是依法处死的。”元弼于是复生。西州士人往往为此作传，但说法也多有抵牾。我多次追问事情的始末，说到“不是依法处死”这句话，觉得很有道理，实在可怕。安陆有一位宋姓医生，诊察疾病不问贫富残疾，还常常带着粮食和枣子，缺乏的人就送给他们。宋家第二个儿子名叫应，善于谈论，喜欢纵横驰骋，能使人忽冷忽热，很多人都怕他。后来他做了医博士，来求医的人如果贫穷，他就拒绝，看来是不肯再继承父业了。不到六十岁，因中风去世。他有三个儿子：长子犯了盗罪，被流放到外地，后来把赃物退还，死在乡里；次子起初学习准备考进士，后来任性放纵不再回家，每天游荡在市井之间，因为刺杀一个妇人没有刺中，掉进井里而死；幼子最终死于寒冷和饥饿。应的弟弟名叫效，为人畏慎谨严、行为有常，年过七十（两种抄本都作“七七”）而死。他有一个孙子学习医术，能够自给自足。真伪 我听说洛阳那些品官子弟中不肖的人，有的把祖先的诰命卖给宗室和大商人，冒用它来庇护自己的族人。近来听说安陆也有这种事，大概是因为谱牒不清楚吧。（抄本脱去“耳”字，残抄本作“也”。） 刘梦得《读张曲江集诗》的序大略说：“世人称曲江任宰相时，主张被放逐的臣子不应被安置在优越的地方。如今读他的文章，他从内职出任始安牧，就有感叹瘴疠的言辞；从被罢相出任荆门太守，就有身受拘囚的思绪。唉！自身出身于偏远之地，一旦失意便不能忍受；何况华夏士族出身的人，难道一定要被安置到恶劣的地方，然后才觉得快意吗？议论者认为曲江认识胡人幼子，预见其将有反叛之相；他以与平庸之人同列为羞，曾上朝廷争辩，这些方面即使古代贤哲也有所不及。然而他的子孙没有留下，最终成为饿鬼。难道是因为嫉妒之心、缺乏宽恕，受到的冥冥贬谪太重，即使有两种美德也不能赎免吗？”所以他的诗说：“韶阳庙宇寂寞冷落，魂魄归来却见不到人。”考察《唐书》，曲江有儿子拯，却没有见到其他子孙的记载。近来有朝请张君唐辅来任安州知州，他大概是曲江的同乡，自称是九龄的十世孙。皇祐年间，侬智高在岭南作乱。朝廷推恩，凡是有举人名籍的人都授予官职，大约七百人，唐辅也在其中。后来他逐渐升迁，做到牧守，当时掌权的诸公往往因为他是名相之后而举荐他。刘梦得距离曲江去世不过五六十年，却说‘子孙没有留下’，怎么会知道数百年后还有十世孙呢？” 难道是刘梦得困顿于贬谪之中，心有所激愤才这样说的吗？这些事情都无法知道。山中人说：猎人曾经收取麝香囊，晒干它。每捕到一只麝，只割取四肘长的皮，剖开脐部取出麝香，再掺入晒干的麝粪把它填满。最大的一种叫“当门子”，就是预先捕捉飞蝇，去掉头、足和翅膀，晒干后拿来使用。这样一只麝的脐囊可以获得五份的利益，由此可知飞蝇的性情确实不好。医生司徒生曾说：“买来的麝香脐，应该放在怀中，用体温暖它；过一段时间拿出来看，再用手指按压，柔软的是真的，坚硬结实的是假的。” 谗谤

译蜀人龙昌期作《礼论》，认为周公在《金縢》中请求以自己代替武王，大概是欺诈。我说：当周公那个时代，近处有成王不知道真相，远处有四国散布流言；到了后世，仍然有人说周公的仁德和智慧不够完备，可见圣人确实难以让人完全了解。唉！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成为周公。元宪宋公起初名叫郊，字伯庠，文章声誉震动天下。进入翰林后，有人向皇帝进谗，说他的姓名在朝廷中不便。神宗于是暗中告诉元宪，让他改名，于是改名为庠，改字为。一日，他因写奏札，先署名“臣庠”。当时李献臣任翰林学士承旨，看见奏章，指着宋公的名字说：“这是什么人？”（抄本作“也”。）属吏把情况详细告诉他。随后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宋公，宋公便写了一首绝句：“何必在纸尾追问姓名，禁林之中依旧玷污华贵冠缨。想知道《七略》中所称的臣向是谁，便是当年的刘更生。”元宪参与大政以后，朝廷无事，朝堂之上每天阅读文史。如今考察《纪年》《通谱》《杨文公谈苑》等书的序，以及《绎山碑》的跋尾，也可以知道他的梗概。元宪举止和雅，是有德行的君子。后来既已被擢用，天下太平日久，他尤其崇尚清静无为；有作为的人对此很不满，后来被人以言论排斥诋毁，出任河南知府，改任许州、河阳知州，回到京城后任判都省。过了很久，死在私宅。他曾自称：“当时的贤人多以无能责备我。”因此《言行录》中有“自咏”二字。他的诗说：“我本来是个无心于仕进的人，终究不是能够拯济世道的才士。空船行驶，人们不要恼怒；疑虎的石头也曾被打开。蚊子背负着愁苦之山，沉重不堪；葵花倾向太阳，欣喜太阳到来。想要勉强解释这些嘲讽，真实心意反而更加悠远。” 蚊子背负着愁苦之山，沉重不堪；葵花倾向太阳，欣喜太阳到来。想要勉强解释这些嘲讽，真实心意反而更加悠远。张师正《倦游录》说，颍上人常夷甫处士自缢而死。王莘，字乐道，任奉议郎，也是颍上人，曾跟随常夷甫学习，详细说明处士是因病去世的。师正考中进士及第（两种抄本没有“及”字），后来改任西班官，做到诸司使，任郡守也有才能。这部《倦游录》是襄、汉一带的士人所作（两种抄本没有“间”字），借用他人的名义来流传。占验 舜治理天下时，弹奏五弦琴，歌唱《南风》诗，大概是滋养万物的声音。《诗经》也说：“和暖的南风吹来，吹拂那酸枣树的嫩芽。”如今解梁在盛夏把池水引入田畦，称为“种盐”。没有南风，盐就不能形成，当地俗称“盐风”。荆湖一带夏天有一种大风，早晨刮起，傍晚停止，连续多日如此，当地人称为“风”（左“風”右“京”，读音为“谅”）。这种风一出现，就会大旱（两种抄本有“故”字，“旱”字上没有“大”字），陂塘湖泽很快干涸，稻田多有裂缝。又叫“杓风”，因为像用杓子舀水一样。安陆土地适宜种稻（两种抄本都作“种”）。春雨不足，就称为“打乾种”，因为人和牛播种时要多耗费一倍种子。元符己卯年，大旱，到了年末，农夫说：“来年又要打乾种了。”这是因为腊月牛在泥中践踏（两种抄本都作“日”）。第二年果然如此。京城的槐树开花茂盛，就会多发生河鱼病；北方人的荞麦成熟，就预示早晚将要下霜。没有不应验的。江湖一带的人常在除夕汲取江水称量，元旦再称一次；如果水变重，就预示将有大水。以上两条，两种抄本都与“安陆土地适宜种稻”合为一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颜氏家训》说：“为什么叫五更？回答说：正月建寅，黄昏时斗柄在寅位中，天亮时就到了午位，经历了五个时辰。‘更’就是经历的意思。” 我夜里睡不着，问值夜的士兵夜里是什么时候，他说：“几更了。”第二天我问他凭什么知道，他说：“每次换更时，栖息的鸟大多会活动。我曾经出戍，通常多用这个来验证。”于是我派人去听戍鼓，果然都如此。熙宁初年，我任岳州巴陵县令。春月，忽然从天上降下白毛，长约二三尺，拿来焚烧，气味像马鬃。这一年是戊申年。然而京房也有占验说，上巳日青蛙鸣叫，蚕就会长得好。（两种抄本没有“也”字。）这一条恐怕有错乱。安陆的农民观察稻穗，多的有七八十粒，少的有五六十粒，下面有细小的白花成丛冒出。如果超过十朵花，米价就贵；花越多，米价越贱。大观戊子年仲夏，雁从北方飞向南方，群燕丢下雏燕离去，不知道这预示什么吉凶。语谶 戊子年五月五日夏至，安陆的老农互相说：“夏至遇到端午（两种抄本都作‘连’），家家都要卖儿卖女。”秋季庄稼歉收，到冬天粮食艰难，果然有人卖掉孩子来供养自己，甚至有把孩子丢弃在路边的。第二年己丑年，大旱，发生人吃人的事，弃子的人多得数不清。《传》说（原本作“日”，依两种抄本改）：“玄鸟在春分时飞来，在秋分时飞走。”所以世人说燕子往来，不会错过春社和秋社。大观己丑年仲春，社日前几天燕子已经飞来了。前任广西漕司李朝奉湜，是江宁人，他说：从前内相叶清臣，字道卿，任金陵太守时，作《江南好》十阕，其中有词说：“丞相有才华，能够辅助造化；圣皇颁布宽厚诏令，养育疏懒顽钝之人。换取十年的闲暇。”他的意思是，虽然补任为郡守，但不超过十年一定会重新任用。可是他离开金陵十年后就去世了。治平年间，李任广德尉，钱公辅，字君倚，任郡守。一天，他召李登上城亭，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处理完郡中事务，得到闲暇游览山川取乐。钱公说：“从前叶道卿说‘换得十年闲暇’，我只得到五年也就够了。”他自认为不超过五年就会重新入朝。到了第五年，钱公去世了。我的二哥光辅在元祐丁卯年应诏赴试。弟弟（两种抄本都作“李”）道辅在郊外为他饯行，举出光辅旧诗说：“董仲舒窥看园圃，三年荒废；东野看花，一日胜过许多天。”光辅笑着说：“我还能说出这样的诗句吗？”第二年他考试失意。正好有诏令规定，经过考试的士人不得黜落，必须列出姓名上报。于是有旨意，命他与特奏名的人一同唱名，他列第一名，赐同五经出身。我当时从唐州改任邠州知州，正在待次。光辅荣耀归来，学习仍不停止。八月末（原本作“未”，抄本相同，依残抄本改），他前往州城北面察看亡妻孙氏的墓地，回来途中在近郊，马匹逸脱，他坠落下来，内伤很重，十天后去世。“看花一日多”，难道终于成了他的谶语吗？博弈 《樗蒲经》说：“凡是靠近关口以及关口后面的一枚棋子，叫作‘堑’；靠近关口以及关口前面的一枚棋子，叫作‘坑’。落入坑堑的棋子，不是遇到贵采就不能出来。凡是一匹马打另一匹马，如果遇到退六踏马，那么一匹马就可以踏五匹马。”所以世人把不按常理行事的人称为“踏坑堑”。

译世上主持樗蒲赌博的人，称为“公子家”，又称“囊家”。《樗蒲经》说：一旦有赌博，如果两人各有一方（两种抄本都作“已”），就必须设置囊合，依照样式检验文书，然后把钱投入囊家，也称为“录事”。这一条两种抄本都与上一条合为一条。郑都官的诗有“能够消磨漫长白日的就是樗蒲，坑堑从来就像仕途”这样的句子。大概最难的地方在于通过关口，因为关口前后都称为坑堑。谐谑 神宗朝时，京师发生旱灾，皇帝忧虑降雨，在醒着时也发出叹息。宰相请求下令京畿地区遍祷各处祠庙。陈留有张子房庙，县尉很有才华而且文雅，只是喜欢开玩笑，于是分派他前往庙中，作二十字诗题在文成侯庙的墙上：“今人不如古人，肉身不如土。我来到汉相庙，为百姓祈求灵雨。”石齐老说。元宪宋公参加科举，考了两次才及第，初任襄州通判。景文一次考试便及第，初任复州推官。元宪对他说：“我很幸运，刚入仕就不知道州县任职的滋味。”景文回答：“我也很幸运，刚参加科举便不知道落第的滋味。”兄弟二人互相说笑了一番便作罢。长林尉石夷吾，字齐老，曾游览庐山。他对我说：“简寂观的天尊铜像，铸造精致。然而这尊像本来是佛像，唐会昌年间毁废佛教时，有人爱惜这尊像，便给它头上加了冠，身上穿了羽衣，把它当作天尊。”夷吾作诗说：“赤土坡头原有一座寺院基址，天尊原来就是一尊牟尼佛。时世艰难，只能共享香火，不要听闲人谈论是非。” 熙宁年间，王拱辰在洛阳道德坊营建宅第，十分奢侈。中堂建了三层楼，上面题名“朝元阁”。当时司马光也住在洛阳，他在自己的住宅中向地下挖了一丈多深，建造地穴式的居室。邵尧夫去见富郑公，富郑公问他有什么新鲜事。尧夫说：“最近有一个住在巢里的，一个住在洞里的。”于是把这两句话分别用来比喻两位公卿。富郑公大笑。熙宁年间，朝廷派遣使者到各路察访。吕升卿，字明甫，奉命出使京东。他身为职官，获准推荐部属官吏十人改任官职。他戏谑地对人说：“可以停下一半，把名额留给自己改官。” 龙图阁学士，世人称为“大龙”；直龙图阁称为“假龙”；直学士称为“小龙”。有人得到直阁之职，长久不得升迁而死去，于是称为“死龙”。七寺中各处事务的繁简不同。大府称为“忙卿”，司农称为“走卿”，光禄称为“饱卿”，鸿胪称为“睡卿”。这是因为忙卿所管的是场务，走卿所管的是仓庾，饱卿主管祠祭，常常颁赐胙肉和醴酒，睡卿掌管四夷宾贡之事。百官到政事堂议事，称为“巡白”。侍从官到政事堂，堂吏便到客次请某位官员。相见后，赞礼者说：“聚厅请不要行拜礼，直接入座。”于是作揖请其入座，再作揖请其免去执笏，奉上茶汤后便退下。其他官员则由堂上高声说道：“请屈尊喝一两盏汤罢。”如果是同为从官的人，则说：“侍汤。”京官自下列开始，先应声，再上去站立。禀报完事情后退下。有些人资历已久却没有差遣，听到堂吏高声说“屈”，便说：“不在这里叫屈，还要到哪里去叫屈呢？” 官制实行后，将作监簿改为承务郎。有人说，升任这种官职就成了“迎霜兔”。又，判大理寺崔谏议台符改任大中大夫，前导高声喊道：“大中来了。”人们不知道其中的意思，都笑着说：“大虫来了。” 丞相吕大防性情凝重，少言寡语。等到他执掌政权后，来拜访并有所请求的人很多，但他总是端坐相对，始终不说一句话。当时人称他为“铁蛤蜊”。礼制中有告老引退之礼，《左传》说：“力量衰竭，便退下列位；不能胜任，就停止。”如今却不是这样，即使年老多病，仍然不能离职，很多是因为贫困所致。有的人请求致仕，亲戚们都感到奇怪，甚至以为他快要死了。我同年仇伯玉，字粹夫，任户部侍郎时，一天上奏请求致仕。不久，我在朝道路上遇到他，便问道：“你从来没有生病，也从未告老，不知为什么这样做？”粹夫善于诙谐，便告诉我说：“前几天儿子也从冯翊奔回来，以为我死了，还来草草查看，跪地哭踊了一番。” 都城的相国寺最处在交通汇聚之处，每月朔日、望日以及三日、八日便开放，杂技百工都设摊列肆，没有不聚集于此的；四方珍奇异物，也全都汇聚其中。因此人们称相国寺为“破赃所”。我的长子渝曾任寿春令。县中有淮南王刘安的庙，春秋两季朝廷祭祀他。县里的人感念刘仁赡的功德，想为他立庙，却无法做到，于是共同在淮南王庙中塑造刘令公的像，按时祭享。传舍中有人作诗说：“淮南凭借险要抗拒西京，仁赡竭尽忠诚保卫一城。如今乡人姑且合在一起祭祀，未必因为一同受祭便有同样的情怀。” 淮南庙中有八仙公、梅福等人的塑像，守臣有时奉诏到那里祈祷。县里人传说：从前有一位姓梅的太守，看见庙中的塑像，哭泣着祭拜，说那是自己的祖先。他回郡时走到郄家岭，伶人郄生登上山岭，悲痛大哭，太守奇怪，便询问原因。郄生回答说：“这座山岭就是我祖先的坟墓。”太守大怒，用杖打了他。从前执政大臣住在私人宅第，都租房居住。熙宁初年，拆除南北作坊，修建东西二府。又以八位为数，废掉捧日军一营，建造武学；利用空地修建小宅几十所，收取租金来充作学费，称为“鬼八位”。杂志 神宗到太原本庙，取祖宗以来将相功臣的画像，分别绘在两庑之中，并因此推恩，授予他们的后代官职。我在开封南司查阅文书时，看见党进的家状说：“我家没有祖先的画像，如今城南什物库中的土地神像就是。”于是便取来图绘。哲宗的陵墓称为永陵。京师的永泰门、福州的永泰县，都因避讳而改用其他名称。龙图阁待制丰稷也说：“四明有永泰神，请求改换庙额。”于是上奏请求改名。狄梁公的墓在洛阳东面的白马寺。后来我游览白马寺，看见他的塑像在廊庑下面。僧人说：“他的后代孙侍禁从陕右用车运来，想在这里修建祠堂，但没有成功。”

译盛武仲任夔州知州时，经过江夏，我设宴招待他。他的祖父在天圣年间任翰林学士。宰相丁谓罢黜不肯依附自己的人十名，盛武仲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削去翰林学士之职，降为工部郎中、知光州；到任不久，又被贬为和州团练副使。宦官押送他前往，刚走一天，使者一刻也不停下来吃饭，盛武仲为此很苦恼。夜里他问身边人：“使者为什么不吃饭？”身边人说：“五更时已经吃过了。”盛武仲便买了十多枚胡饼，用绳串起来，又装了一葫芦水，挂在马鞍上，行走时就吃。走了十多里，使者回头看见，惊问道：“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他回答说是早晨让人买的，使者拍手大笑。原来盛武仲饭量很大，常常能吃几个人的饭，使者是想用这种办法让他受困。应山县有位连处士，名舜宾，命两个儿子跟从二宋学习。两个儿子是庶和庠，请二位宋公住在县里的法兴寺，寺中至今还保存着二人亲手栽种的松柏。有一位以经学出身的县令，因二宋没有出门拜谒自己而生气，多次在脸色和言语上表现出来。连舜宾劝二宋勉强去拜谒县令。后来县令更加恼怒。连舜宾特意询问缘故，县令愤怒得连襕鞹也顾不上穿。二宋又按照连舜宾的话前往拜见。第二年，元宪中了状元，景文考中第十名，二人南归，县令赶到道路旁拜谒。唐代能作诗的僧人，如字为皎然的如昼这一类很多。古人生下孩子三天，父亲给他命名；二十岁举行冠礼，由朋友给他取字，用来表示德行。如今僧人头发剃光而不梳理，不能举行冠礼，又有什么字可取呢？士大夫却也跟着称呼他们的字，这是什么道理呢？熙宁初年，我任职陕郊时，朝廷刚恢复铸造十文钱。监兵闻锡长期受到湿气侵袭，渐渐病弱消瘦，以至于卧床不起。只有给他吃蒸豚，病情才可以消解；所需费用通常从钱内拨出，充作买肉的钱，平均供给。后来我任职所到之处，多令这样供给肉食。只有建州丰国监的役兵，仍然多患手部病弱的疾病。近来士大夫大多因病重而请求致仕。我在大农任职时，忽然患眼病，请求任宫观职。后来挂冠退职，当时已经六十二岁。我担心四方亲友惊讶叹息，于是亲自删定奏牍，叙述得相当详细。末尾说：“请求退职而去，哪里敢希望达到汉代傅氏那样的高风；如果能够鼓腹嬉游，愿实现尧民那样的最大快乐。” 年老的医生少，年少的卜者少。年老者取其阅历，年少者取其决断。郑毅夫这位内相再次被有关部门黜退。不久，他患了伤寒。忽然一□，梦见自己变成一条没有角的龙，在池中洗浴，鳞甲全都出水，原来是汗水。辗转之间，张大夫问道：“您已经安好了吗？”他说：“我不是龙。”张大夫以为这是谵言。醒来后，他仍然像尾巴被拖着收不起来一样。梦中只听见池边的人都说：“白龙公来了。”士大夫给内相所作的挽词中多用“白龙公”，大概就是出于这个故事。古人受到一顿饭的恩惠也一定报偿，受到瞪眼小怨也一定报复。后世却不是这样，报答恩德大略而过，报复仇怨却十分详细。《诗经》说：“忘记我的大德，却记着我的小怨。”孔子说：“用恩德报答恩德，用正直报答怨恨。”韩愈《赠刘师命诗》说：“将来取得将相之位，酬报恩仇。”一旦得时得位，没有不这样做的。“如意”二字也是如此。暑月生痱子，即使用蛤粉和陈粟涂抹也不好。豫章的黄元明说：“只要用放了一夜的热水洗灌患处，立即就会痊愈。”果然如此。京师租驴时，路上遇到的人，没有不是骑驴的。熙宁以来，大家都骑马了。考察古今的驿站，也曾供给驴子，可见物品的使用和废弃也是有时机的。乖谬 元宪宋公留守西都时，我的同年任河南令。他喜欢谈论利弊，认为农家种麦要花费耕耨劳力，于是改用长锥刺入地下播种。他拿一亩地试验，从早晨直到傍晚还不能播完。又遇上蝗灾，便命百姓每家养一只鸡，说这样不但可以消除蝗虫的危害，也可以养鸡。县令命百姓把所养的鸡全部送来，鸡一聚集，便纷纷争斗，谁也不能使它们停下。县城前百姓喧闹，堵塞道路，大家共同观看斗鸡后才散去。安陆虽然号称节镇，处在南北统一的地区，实际上却是偏僻而无事之地。从前的守臣有时因升迁或贬谪而来，大多是当时有名望的人。时间久了，便都由吏部拟授，往往是厚重但没有作为的人。熙宁年间，有一位太守检查清酒务，核对酒缸，发现酒的数量少了，十分恼怒。监官回答说：“陶器渗漏。”太守又检查一缸，情况也是如此。太守变了脸色说：“君子居处其中，怎么会有渗漏呢？”于是便不再追问。元祐年间，百姓家中白天发生火灾。此前几天，前任太守命令白天关闭子城南门，不得开启，百姓都不明白原因。后来发生火灾，居住在城中的人不能出去，前来救火的人也不能进来，百姓的房屋全都被烧毁。我责问太守，他回答说：“只是因为久旱，我采用董仲舒闭门纵火的办法罢了。” 有人说：“良田最怕七月。”这是因为百谷开花结实时，正需要雨水。安陆郡一年之中禾稼长得非常茂盛，但七月却没有下雨。有一天，我见到当值的官员，告诉他应当祈雨，他只是说了别的事，没有回答。八月我又见到他，便召来日者占问下雨的日期。日者告诉我将要下雨。那人于是说：“这是因为没有宰鹅。”我看朝廷颁发的《祈雨雪文》共三卷，收藏在郡县，其中连宰鹅都有次序，难道到了八月还可以做这种事吗？有一位卿列官任京西宪，巡行考察一个县。县尉是蔡州人张伯豪，起初在郊外迎接他，宪官命令他步行跟从，又数说他的过失。到了县里，宪官进入传舍更衣，虞候报告提刑说，刚才被骂的那个人是中丞的女婿。宪官惊惧地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于是召县尉坐下，对他说：“听说你有才，我只是姑且挫折你一下罢了。你言辞神色都不改变，哪里是容易估量的人呢？”于是替他写荐章后离去。谏议大夫贾昌衡任洛阳尹时，我主管文书。贾昌衡会见使者，我也陪坐在末席。贾昌衡于是说起一位相识的人任宪官的事：他到一个郡，有一位年老的护戎，因为要点检军队，便说：“护戎年老，不能办事，怎么还可以容留呢？”太守默不作声。护戎便高声抗辩说：“我本来不想来，是小儿子强迫我来的，如今果然受到羞辱。”宪官问小儿子是谁，说：“是外甥。”又问是谁，说：“是章得象。”原来就是郇公，当时正任丞相。宪官说：“虽然年纪大，精神却不减，不知吃了什么药？”护戎说：“没有吃什么药。”宪官说：“真是位健壮的老兄。”便赏给他酒后离去。夏敬观跋

译以上是《麈史》三卷，宋代王得臣撰写。王得臣字彦辅，自号凤台子，是安陆人。嘉祐四年中进士，官至司农少卿。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他是王昭素的后代，王铚字性之的伯父。”《挥麈录》中记载得很详细。《四库提要》引用本书“神授门”的话，说王乐道的幼子王铚年少而博学；又引用“诗话门”，说王铚字性之曾经对我说过；引用“谗谤门”，说王萃字乐道、官奉议，是颍人，认为他与王铚父子并非同族。但考察王明清《挥麈后录》，称王得臣为伯祖。赵彦卫《云麓漫抄》说：“王明清有《挥麈录》，其中说：《麈史》也是他的族祖彦辅所撰。这样两部书都出自一家。彦辅记载了许多国史中的事情。”王明清是王铚的儿子；陈振孙大概有所依据，并非错误。王明清又说，他的祖父在元符末年因列入党籍获罪，被贬到湖外，于是在安陆置地营建住宅，打算长期居住。那么王萃的子孙也在安陆，或许本来是远房宗族，因这件事才开始亲近吧？此书的淡生堂刻本很少见。钱塘丁氏收藏有明嘉靖年间柳佥抄本，末尾有“庆元五年郡守鄱阳洪邃重修”一行。柳氏跋语说：“原刻本文字多有错乱讹误，如今抄录此本，收藏在家中。” 其中可以考证而改正的，便予以改正；可疑的，便予以阙略。然而柳氏这个本子错误更加严重，实际上是很差的抄本。涵芬楼收藏的残抄本，从中卷“应山二连”一条开始，到下卷末尾，也有“庆元五年郡守鄱阳洪邃重修”一行，比柳抄本精善。书眉上原有校字，不知道出自谁手。因此我依据鲍渌饮刊本加以校订后付印。鲍刊本的来源不详，虽然比两种抄本优胜，仍然免不了有讹误。这次校订并非没有订正的功劳，不过所得文字大多来自残抄本。柳抄本独有的错误字，没有收入校语。己未年孟夏，新建夏敬观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