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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康熙政要》 清代 章梫

论君道

康熙六年，圣祖亲自主持大政，颁诏晓谕天下说："朕以年幼之身，继承皇位。辅政大臣索尼等人，谨遵先皇世祖章皇帝的遗诏，辅助处理政务，竭尽心力效力，至今已经七年。如今他们屡次上奏请求，朕承奉太皇太后之命，亲自处理国家一切政务。只因天地祖宗托付之重任，海内臣民盼望治理正殷切。朕因德行浅薄，日夜恭谨戒惧。天下之大，政务繁多，不是朕一人所能独自处理的。宣扬效力、分担谋划，仍要仰仗辅政大臣、诸位亲王贝勒以及内外文武大小官员。务必各自竭尽忠诚、尽职尽责，廉洁自守、爱护百姓，不辞辛劳、不避怨言。天下的利弊，一定要上报朝廷；朝廷的德意，希望能传达到下面。使各项政务都能推行、百姓都能安定，早日达到太平之治。凡我大清军民，应当仰体朕心，致力于根本、努力践行，安居乐业，以迎接太平安宁的喜庆。为政的根本在于养育百姓，怎敢辜负天地生养万物之德？如今亲政之时，常常怀念祖宗爱护百姓之心。特此布告天下，让大家都知晓。"

这一年又晓谕吏部等衙门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一定要使家家富裕、人人温饱，安居乐业，才可以称为太平之治。近来听说直隶各省，百姓多有流离失所，疾苦困顿，实在令人怜悯挂念。或许是官吏贪婪残酷，盘剥穷苦百姓；也或许是法度制度不便，导致百姓失业。究竟怎样才能使他们安生呢？凡是关乎民生利弊的事情，应当推行的、应当革除的，你们内外各衙门大小文武官员，念及百姓生计的关切，都应各自陈述自己的见解，不要隐瞒。"

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奏道："臣位列侍从之职，恰逢皇上虚心求取谏言，不敢摭拾浮泛之词来搪塞圣听，谨依据圣谕所涉及的内容加以推究阐述。恭读诏书说：'如今听说直隶各省百姓，疾苦困穷，实在令人怜悯挂念，或是因为官吏盘剥，或是因为法制不便。'这真是尧舜禹汤三王的用心啊！但国家天天说要休养生息、聚集民力，而衰败凋敝却越来越严重；天天说要体恤怜悯，而民间疾苦却不见好转；天天说要招抚安集、说要蠲免赋税，而流离失所、颠沛困顿的情状，却说也说不完。追溯其原因，确实如圣谕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小百姓终年辛勤劳作，仅仅能维持温饱之资，而夏税秋粮朝催暮逼，私自摊派多于官方正式征收，杂项税费又超出正额，一旦遇上水旱灾害频繁发生、饥荒告急，蠲免赋税则是官吏得到实惠而百姓只落个虚名，赈济救灾则是官吏占据肥缺而百姓仍受贫瘠之苦。这不仅仅是地方官的过错！在他们之上还有道台、按察使等监司官员，再往上还有督抚。地方官的职责在于治理地方，上级官员的激励约束体现在举荐弹劾上。恳请皇上对现任督抚大加甄别考核，贤能的加官晋衔、长期留任，贪污不肖的立即罢免斥退，不让他们长久居于百姓之上。此后督抚出现空缺，不论内外臣工，只要确实是品行端正、清廉正直、声望崇高、才能优异的人，就命令部院大臣秉公保举，授予此任。

至于考核政绩，应当以百姓生活的苦乐，来判定地方官的贤良与否；以地方官的贪廉，来评判督抚的优劣。这样一来，廉洁的人得到勉励，贪婪的人受到惩处，凡有利的事必定兴办，凡有害的事必定革除，那么百姓无法安居的情况就少了。这是圣谕已经提及、而臣详细加以申说的内容。虽然如此，但朝中大臣，是地方官员的表率；京城，是四方的倡导之地。根本所在，也在于朝廷罢了。臣恳请挑选其中重要重大的事情来说：其一是政事屡屡更改，而法度尚未确定。我朝的典章制度，其中有积重难返的地方，却不见有人略加整顿，反而是急于求成、好大喜功之人，又随意加以更改，只知道追求眼前一点点小利，以方便自己私利，却不知道无穷的弊害，已经暗中潜伏其中。朝令夕改，以至满朝上下争论不休，法令摇摆不定，这是当今时政中最为急迫的事情。恳请皇上敕令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员，将国家法度详细审慎地共同

译商议，凡是沿袭或改革、增益或减损，都参照古代制度，斟酌当今时宜，编纂成会典，颁布晓谕天下，那么上有治国的准则，下有遵守的法度，垂范万世的基业就在于此了。其二是职责日渐荒废，而士人气节日渐萎靡。

朝廷设置官职，满汉相互制约，堂官属官相互维系，本意正是要他们同心协力、恭谨共事，使得责任无法推卸。近来看到各衙门大小官员，大多沉默附和、依附随声，很少有真心实意任事的人，甚至以老成持重之名，来掩饰尸位素餐之实。敢于提出建议的人，被称为疏狂不羁；勇于任事的人，被视为急躁好胜；廉洁沉静的人，被斥为矫情懒惰；行为端方的人，被讥笑为迂腐。间或有修身体道、读书穷理之士，就被众人指责为空谈道学而加以讥笑，千方百计地诋毁诽谤，一定要将其终身禁锢才肯罢休。恳请皇上振作颓靡的风气，培养士人的气节，申饬满汉诸臣，虚心斟酌事理，实心实意任事，是的就说是，非的就说非。汉族官员不要以阿附满族官员为能事，堂官不要以偏袒重用属官为算计，宰辅大臣要尽心谋划，不必以唯唯诺诺来讨好上意；台谏官员要极力纠正劝谏，不必以曲意逢迎来显示顺从。这样一来，各项职责就能修明，官员的品行操守就能整肃了。其三是学校废弛不振，而文教日渐衰落。学校是培养贤才的渊薮，是教化的根基，也是学术功业的根本所在。如今学校的教育，缺乏而不加讲求，师道不能建立，经义训诂不能明晰。士子们只是揣摩科举应试的文章，作为求取功名的工具，完全不懂得读书讲学、以追求圣贤义理之道的归宿。其中名气较高的人，又或者泛滥涉猎诸子百家、沉迷佛道二氏之学，惑乱世人、诬蔑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恳请皇上尊崇师儒，振兴学校，京畿地区则依托现成的学院，各省则责成学道官员，使他们统率士子，讲明正统学问，不是六经、《论语》《孟子》之类的书不读，不是濂洛关闽（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之学不讲，崇尚敦厚务实的品行，扶持正统教化。命府州县在士子中挑选志向端正卓越、才华出众可以造就的人，各自举荐一二人，贡入国子监，宽敞其馆舍住所，丰厚其廪食供给。又在朝廷大臣中挑选道德高尚的人，让他负责主管国子监，每天进见诸生并陶冶熏陶他们，其所行之道必定本于人伦，达于天德。他的教导从洒扫应对开始，一直到义理精熟、仁德纯熟，逐渐熏陶引导，循序渐进，三年之后，学业有成、才能成就，主管者依次评定他们的优劣，汇总送交吏部，根据才能的大小、造诣的深浅授予相应的官职，公卿大夫的子弟也是如此。

至于隐居山林的贤士，如果有经义明晰、德行修养完备的，仍请敕令地方官悉心访求咨询，据实上奏，朝廷以优厚礼遇延请聘用，加以褒奖尊崇，以此作为对士人风气、人心的劝勉，那么道术就能归正，学术就能昌明，教化广泛推行，人才日渐兴盛，这对国家的裨益，难道会浅薄吗？其四是风俗僭越奢侈，而礼制日渐废弛。礼制，是圣明的君王用来节制人的性情、防范放纵淫逸，从而维系人心的手段。臣观察当今的风俗，奢侈僭越，无法一一详述：一件皮衣就耗费中等人家的家产，一场宴席就耗尽一年的用度，仆役穿着贵族的衣服，倡优比拟命妇的服饰，这就是饥寒的根源，也是盗贼诉讼由此产生的原因。然而礼教的推行，应当从地位尊贵、亲近朝廷的人开始。恳请皇上亲自践行节俭，为天下作出表率，从王公及士人百姓，凡是房舍车马、衣服仆从等一切器用之类，都要制定固定的规制，限定其数量标准，颁布晓谕天下，使人们恭敬地遵守，不许有丝毫逾越。时间久了，节俭的美德日益彰显，贪婪奢侈的风气日益平息，民风就会淳厚，人心就会敦厚，接近淳朴敦厚的治世就不难达到了。虽然如此，皇上自身，又是万般政务所裁决的根本，也是万般教化所由出的源头。我皇上神明睿智，天

译性聪慧睿哲，如今正值春秋鼎盛之时，德行熏陶养成，正在此时。恳请皇上事先慎重挑选年高德劭的儒者，安置在身边，给予辅弼重任，使他们能够从容悠闲地讲论道理，启迪开导圣上的心意，涵养圣德。又精心挑选天下的英俊之才，陪侍侍从左右，以备顾问咨询，不要只是把讲筵当作虚文形式。至于《大学衍义》这部书，叙述了千古圣人相传的心法，具备了历代帝王的治国纲要，恳愿皇上朝夕研读讲习，参证六经的文字，贯通历代的史籍，以此作为施政治国的根本。至于身边亲近的侍从，一定要端正其人选：在内则要顾及深宫之中的闲暇时刻，在外则要顾及朝堂之上众人聚集的场合，微小到起居言行举止，凡是用来维护自身修养的方面，都要无所不备；防范约束此心的方面，都要无所不周。那么君王的心志清明，君王的身体强健稳固，就能坐收乾道刚健、自强不息的成效。这样，皇上就直接承接了尧舜禹、汤文武相传的心法，自然能够将当今的世道百姓，安置在唐虞三代那样的盛世之中，又何必忧虑吏治不能澄清、民生不能顺遂呢？这又是圣谕未曾提及、而臣加以推究阐述的内容。"奏疏呈入，皇上批示已阅知。

康熙十一年，圣祖召见讲官等人到懋勤殿，晓谕道："汉族官员中有人请求让言官凭借风闻传言议论朝政。朕以为，忠诚爱国的言论，如果切中事理，只怕这样的言论不够多。但如果是不肖之徒，借机生事，假借公事谋取私利，君主如果不加以明察，必定会导致伤害善良之人，扰乱国家政务，其危害是很大的。"又说："自古以来与民休养生息，其道理在于不加以侵扰，与其多做一件事，不如少做一件事。朕观察前代的君臣，常常喜好夸大功业，劳民伤财，扰乱旧有的典章制度，虚耗元气，上下喧嚣纷扰，民生日渐困窘，这是很值得引以为鉴的。"熊赐履上奏说："皇上此番教诲，实在是千古治国的要道啊。"

康熙十二年，圣祖驾临弘德殿，讲官讲授《大学》，晓谕讲官等人道："自古以来民生不能顺遂，是由于吏治不能澄清，长官贤能则百姓自然安定了。天下的善事，都是分内应当做的，近来看到有人稍有寸长片善，便自我夸耀，这是好名的表现。"又晓谕道："有能治理的人，没有能治理的法度，但真正能够任事的人，也很难得。朕观察人，一定先看心术品行，其次才看才学，如果心术不良，纵然有才学又有何用？"熊赐履上奏说："圣谕说到这一点，实在是知人的要道啊。"不久又晓谕讲官等人道："自古以来君臣一心图谋治理，天下就不愁不能治理，这样的光景，未必容易多得。朕与诸位大臣，怎能不互相勉励呢？"

熊赐履上奏说："为政的关键端在于得到人才，所以任用与罢黜、贬降与升迁，是君主治理国家的重大权力，是最应当审慎权衡的事情。"圣祖说："知人很难，用人也不容易，天下大治的关键，全在于人。朕即便想不尽心，也是不可能的。"又晓谕讲官等人道："致治的道理，不宜太过急躁，只须日积月累，久而久之自然见到成效。朕平日读书穷究义理，总是要讲求治国之道，这都是切实践行的事情，并非空谈罢了！"又晓谕道："君主权势地位崇高，有什么想求得的得不到呢？但必须心存一份敬畏之心，自然不至于出差错。

即便有差错，也能自己反省。如果任意率性而为，丝毫不加谨慎，很少有不流于放纵逸乐的，朕每每念及此，未曾有一刻敢懈怠安逸。"熊赐履上奏说："圣谕说到这一点，正是尧舜战战兢兢、勤谨不懈之心啊。"

康熙十六年，讲官喇沙里、陈廷敬等人进讲《孟子》中"一暴十寒"一章。圣祖说："君子进用，则小人退去；小人进用，则君子退去。君子与小人，势必不能并立。孟子所说的一暴十寒，对于进用君子、斥退小人，亲近贤良、远离奸佞的道理，说得最为明白透彻，为人君者实在不可以不知道这个道理。"

又晓谕讲官道："你们进讲经书，都是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

译平天下的道理，朕孜孜不倦地详细询问，每次讲授之时一定专心聆听。但学问是无穷无尽的，不在于空谈，关键要亲身践行，才能真正有益于所学的东西。你们仍要直言无隐，来助益朕好学进修的心愿。"

康熙十八年，圣祖晓谕浙江巡抚李本晟道："近来军队众多，难以调度协调，你应当尽心处理料理。每每看到各省督抚处理事务，眼光只局限于一省之内，不能通盘施行。凡事应当悉心筹划安排，从天下大局出发考虑。"李本晟上奏说："目前唯有军队之事最为紧急，百姓富裕则国家富足，百姓贫穷则军饷无从筹办。"圣祖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又怎能富足？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啊。"

康熙二十三年，圣祖晓谕大学士等人道："朕凡是裁决政务，一定要求恰当妥善，所以对于部院上奏的章疏，即使是小事，也未尝不尽心详细斟酌。近来看到户部、刑部上奏的事情，极为繁多冗杂，这些都是关系到钱粮、刑名的重要事项，如果一时堆积在一起，不加以详细阅览，恐怕会有疏漏差错。此前的奏章，都是三天送一次，从今以后改为两天送一次，这样也便于从容详细审阅。"

这一年，圣祖巡幸金山，乘沙船渡过长江，风平浪静，船行驶得很快。晓谕随侍大臣道："自从用兵以来，恢复岳州、长沙，多得力于舟船之力。如今四海承平，往昔的战舰，如今仅仅供巡幸渡江之用。然而安定之时应当思虑危难，太平之时不能忘记祸乱，朕乘坐这艘船，未尝不想起当年艰难用兵的时候，并非是把游览观赏当作乐趣啊。"

这一年，圣祖晓谕讲官等人道："朕对于政事，无论大小，从未有草率了结的。

每每在宫中静坐默想时，就将天下的事务在心中经营筹划。在简选任用督抚之时，又一定要详细加以考察访问，因为一方大吏若贤能，自然能够表率下属官员。如今贪污的风气，未必能够完全根除，然而通过勉励惩戒来澄清吏治，正是想要使他们潜移默化啊。"

康熙二十八年，大学士、九卿等人上奏道："近来听闻山东、河南普降大雨，雨量充足，直隶大名等府也都下了雨，京城昨晚也已经下雨了。皇上在宫中每日虔诚祈祷，朝夕警惕戒惧，吃素反省，忧虑操劳过度，恳请稍微放宽圣上心怀，以颐养圣体。"圣祖说："朕怎能与别人相比呢？先于百姓忧虑，后于百姓享乐，道理本当如此。近来因为久旱无雨，忧虑操劳过度，以致身体消瘦虚弱。

人或许可以欺骗，难道上天也可以欺骗吗？前些日子祈雨，朕虽然没有亲自前往，但每次祈祷，朕都竭诚斋戒。承蒙上天眷顾，得以降下雨泽，此后如果雨水充足，朕才能稍稍解除心中的焦虑操劳啊。"

康熙二十九年，圣祖晓谕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官员道："你们诸位大臣称雨水充足，固然应当欢喜高兴，但去年大旱，百姓的困苦还没有恢复。昔日汉文帝是三代以后的贤明君主，贾谊尚且用处于将要燃烧的柴火之上、堆积的柴薪之下，来比喻却自以为没有危险的情形，以如今的情形相比较，能没有忧虑吗？况且如今虽然得了雨，不知道夏秋两季的情形又将如何，应当更加从长远深思熟虑，更加体恤怜悯百姓，怎么能够就此称贺呢？"

康熙二十九年，圣祖晓谕大学士、部院大臣等人道："如今朕的身体已经痊愈，只是因为要灸艾，所以没有临御乾清门罢了。朕听政三十年以来，没有一天不接见诸位大臣，共同商议政务。如今身处宫中，虽然每天处理奏章，未曾荒废政事，但与诸位大臣相隔较远，思及此事，心中好像若有所失。而且旗下引见、题请补授等各种事务，恐怕会导致壅塞滞留，向来有大臣在乾清宫奏事的惯例，从明天开始，仍旧照常前往乾清宫启奏。"

康熙三十年，工部等衙门议复古北口总兵官蔡元的奏疏，说古北口一带边墙倒塌很多，请求进行修筑，应当照他所请求的办理。圣祖晓谕大学士等人道："蔡元所奏的事情，不谙熟事理。帝王治理天下，自有其根本所在，不专

译门依靠险要的关隘来防守。自从秦朝修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各朝也常常加以修缮，但那时难道就没有边患吗？明朝末年，我朝太祖率领大军，长驱直入，各路明军土崩瓦解，都不敢抵挡。由此可见，守卫国家的道理，只在于修养德行、安抚百姓。民心归顺悦服，那么国家的根本就得以巩固，边境自然稳固，这就是所说的众志成城啊。像古北口、喜峰口一带，朕都曾亲自巡视察看，大多已经损坏，如今如果要修筑，兴工劳役，怎能不损害百姓？况且长城绵延数千里，要养多少兵才能分守？蔡元的见识不及于此，他的言论很没有益处，晓谕九卿知道这个道理。"

此前，康熙四十六年，圣祖晓谕大学士温达等人道："刚才因为刑部汇奏的事情中有一个字错误，朕用朱笔改正后发出。内外各衙门的奏章，朕都一一全部阅览。外人以为朕未必都能通览，所以朕对于所有的本章，见到有错字，一定要加以改正，那些翻译得不恰当的地方，也加以修改删削。

当用兵之时，一天有三四百份本章，朕都亲自阅览没有遗漏；如今一天之中仅仅有四五十份本章而已，阅览又有什么困难呢？一切事务，都不可以有丝毫懈怠的心思啊。"到了五十年，晓谕大学士等人道："朕处理政务多年，阅览奏本速度很快，凡是所有的奏折以及绿头牌，顷刻之间就能详细阅览完毕。此前尚书穆和伦几次上奏事情，以为朕没有加以详细阅览，又重新奏请，朕将事情中的原委指明出来，穆和伦竟默然无言而退下。而且朕阅览事务，不只是速度快，凡是一经过目，绝不会遗忘。所有的奏章以及汇总题奏的案件，没有不详细阅览的，如果有错误的字句，朕一定用朱笔更改后发出。"

康熙五十六年，圣祖晓谕大学士等人道："自古以来君主大多厌恶听闻盗贼、水旱等灾患之事，殊不知凡事都是由细微发展到巨大，如果预先知道并加以防备，那么就容易处理。所以朕对于各省大小事务，唯独想要迅速地听闻知晓。就好比各省来京城的人，从福建来的，朕就用浙江的米价询问他；从江南来的，朕就用山东的米价询问他。因为他是经过那些地方的，一定能够据实陈述，即便那个省的大吏，知道不可隐瞒，也都能够如实上奏。米价既然已经全都知晓，那么年岁的丰歉，也就可以知道了。"

这一年，又晓谕大学士等人道："作为君主的道理，关键在于安静自持，不必自我夸耀标新立异，也不可以只说夸大的空话。程颐曾说：'人不学习就不能成为圣人，都是自己放弃自己。'这句话也未免太过分了，难道尧舜之后还能再出尧舜吗？前人有一种说法，说孟子不值得学，应当学颜回。这都是致力于说大话而不致力于实际践行的人。朕自幼喜欢阅读性理方面的书籍，千言万语，都不外乎一个'敬'字。君主治理天下，只要能够始终保持敬这一点，一辈子这样践行就足够了。朕曾经论述敬与简行的道理说：观察百姓的风气是安静还是躁动，就能知道政治的得失；观察政事是繁琐还是简明，就能知道治世是兴隆还是衰替。上古时代，民风淳朴浑厚，执守自然契约就能自然太平，结绳记事就能自我治理，多么隆盛啊。自从禅让相继传承以来，或创业或守成，代代出现不同的情况，或张或弛、或因循或变革，道理不止一端，概括地说，那些施政简明的就治理兴隆，那些施政繁琐的就治理衰替，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即便历经百代也是可以知道的。

虽然如此，这只是就其所施行的事情来说的。至于治理国家的根本，则另有更为重要的东西存在，如果掌握治理却没有根本，只是单纯追求简明为主，那么放任法度的弊端，就一定会崇尚繁琐的核查考核；追求省事的渐渐发展，就一定会流于烦琐细碎。秦朝用衡石量书批阅奏章的做法，晋朝清谈误国招致祸患的教训，它们所犯的过失是相同的。一定要以至纯专一作为

译根本，以无私作为基础，端正内心以穷究事理，那么是非就不会在其中混淆；虚心以了解人才，那么邪正就不会在外部混淆。这样之后才能看到政令措施清静统一、无为而治的效果，事情有不期望简明而自然简明的，所以说君子的学问，最重要的是居于'敬'这个字。"

这一年，圣祖驾临乾清宫东暖阁，召见诸位皇子以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晓谕道："朕年少之时天生禀赋十分强健，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疾病。今年春天才开始患上头晕的毛病，逐渐感觉消瘦。到了秋天在塞外行围狩猎，蒙古地方水土很好，精神一天天健旺，容貌也一天天丰润，每天骑马射箭，也不觉得疲倦。回到京城以后，因为皇太后身体违和，心神忧虑劳瘁，头晕频繁发作。有朕平日想要说的话，如今特地召见你们当面晓谕。自古以来帝王治理天下，未尝不把敬奉上天、效法祖宗作为首要之务。敬天法祖的实际内容，在于安抚远方、亲近近处，休养生息苍生百姓，以天下四海共同的利益为利益，以统一天下的心愿为心愿，体恤群臣，慈爱百姓，在没有危难之时就保全国家，在没有祸乱之时就使天下太平，日夜孜孜不倦，睡梦之中也不得闲暇，宽严相济，权衡变通，以图谋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罢了。自古以来得天下最为正当的，没有比得上我朝太祖太宗的，他们最初并没有夺取天下的心思。当军队打到京城之时，各位大臣都上奏说应当夺取，太宗皇帝说：'明朝与我国向来并非交好，如今夺取它十分容易，但念及它是中原大国的君主，不忍心夺取啊。'后来流寇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臣民相继前来迎接，我朝这才剿灭闯贼，入主中原，承继大统。

昔日项羽起兵攻打秦朝，后来天下最终归于汉朝，其最初汉高祖只不过是泗水亭一个亭长罢了！元朝末年陈友谅等人相继起兵之后，天下最终归于明朝，其最初明太祖只不过是皇觉寺的一个僧人罢了！我朝承继先辈的功业，顺应天命民心，抚有天下疆土，由此可见乱臣贼子，无非都是为真命天子扫除障碍罢了。朕年岁将近七十，在位五十余年，实在是仰赖天地宗庙社稷的默默庇佑，并非朕德行浅薄所能致此的。朕自幼读书，古今的道理，大略都能通晓。凡是帝王自有天命，应当享有长寿的，不能使他不享有长寿；应当享有太平的，不能使他不享有太平。从黄帝甲子年到如今，已经四千三百五十余年，称帝的有三百余人。但秦朝以前的历史，三代的事情，不能全部相信。从秦始皇元年到如今，已经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称帝而且有年号的，有二百一十一人。朕算是什么人呢，自秦汉以来，在位时间长久的，朕是位居第一的。古人认为不自夸、不自我表功，知足知止的人，才能够善始善终。纵观三代以后，帝王在位时间长久的，未必能够在后世留下美好的声誉；寿命不长的，也不知道天下百姓的疾苦。朕已经老了，在位也已经很久了，不知道后人会如何评论，而且就眼前的事情来说，不得不痛哭流涕，预先随笔记下自己的心事，还是担心天下人不知道我的一片苦心啊。自古以来帝王大多以死亡为忌讳，每每看那些遗诏，实在不像是帝王的语气，也并非发自内心真正想说的话，这些都是在昏迷弥留之际，找文臣随意撰写拟定的。朕却不是这样，如今预先让你们知道朕的一片赤诚之心。当年临朝执政到二十年，不敢预料能到三十年；到了三十年，不敢预料能到四十年。如今已经五十七年了，《尚书·洪范》记载：'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安康宁静；四是崇尚德行；五是善终天年。'五福把善终天年列在第五位，实在是因为这一点最难得到啊。如今朕将近七十岁，子孙曾孙有一百五十余人，天下大致安定，四海太平，虽然不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朕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小心谨慎，日夜不得闲暇，未曾有丝毫懈怠，数十年来殚精竭虑，如同一日，这难

译道仅仅用'劳苦'二字就能概括得了的吗？前代帝王有的享年不长，史书评论大都认为是奢侈无度、沉溺于酒色所导致的，这都是书生们喜好讥评的说法，即便是纯全尽美的君主，也一定会挑剔出他的瑕疵来。朕为前代帝王作剖白说明，那是因为天下事务繁多，不堪劳累疲惫所导致的啊。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能做到这样的臣子，只有诸葛亮一人罢了！至于帝王所肩负的责任极为重大，无法推诿给别人，怎么是臣下所能比拟的呢！臣下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隐就退隐，年老致仕归家之后，还能够抱着孙子含饴弄孙，悠闲自得。而做君主的人则要辛劳一生，全然没有休息，就像舜虽然被称为无为而治，但最终身死于苍梧；大禹治水乘坐四种交通工具，磨破了手脚指甲，最终死在会稽，这些都是勤劳于政事、巡视周历天下、不得安宁的例子，怎么可以说这就是崇尚无为清静自守呢？《周易》遯卦六爻，从未曾提及人君之事，由此可见人君本来就没有安逸休息的地方可以退隐藏身，鞠躬尽瘁，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啊。众人常说，帝王应当只举其大纲，不必兼顾细务，朕心里私下认为不是这样。一件事情不谨慎，就会给天下带来忧患；一时不谨慎，就会给千秋万代留下祸患。不注重细小的行为，最终会累及大德，所以朕每件事都一定加以详细谨慎地处理。就好比今天留下一两件事情没有处理，明天就会多出一两件事情。如果明天再图安闲，那么以后堆积的事情就会更多。国家万般政务极为重要，实在难以拖延耽搁。所以朕处理政务，无论大小，即使奏章中有一个字的差错，也一定要改正后再发出。这是因为对事情不敢轻忽怠慢，这是天性使然啊。五十余年来，朕常常预先筹划谋虑，四海的百姓，也都承受了朕的恩德心意，怎么可以固执于'不必兼顾细务'这样的说法呢？朕自幼身体强健，筋力很好，能够拉开十五力的强弓，射出十三握长的箭，用兵作战的事情，都是朕所能胜任的。

然而朕一生从未曾妄杀一人，平定三藩之乱，扫清漠北，都是出自朕一人运筹谋划。户部的钱粮，如果不是用于出兵征战或赈济饥荒，从不敢随意浪费，这是因为这些都是百姓的血汗钱啊。所有巡幸行宫，都不施加彩绘装饰，每处每年的费用不过一二万两银子，比起黄河治理工程每年耗费三百余万两，还不到百分之一。朕从幼年读书起，就知道应当戒除酒色，防范小人，所以直到年老都没有大的疾病。自从康熙四十七年生了一场大病以后，过度伤耗心神，逐渐比不上从前，何况每天有众多政务，都要由朕来裁决，常常感觉精神一天天在外面消耗，心血时常在体内耗竭，担心万一将来有个三长两短，来不及说出一句话，那么朕心中的衷曲还没有表达出来，岂不是很可惜！

所以预先在头脑清醒之时，一一说出来，这样就可以把一生的事情都说尽了，岂不快哉！人有生必有死，就如同朱熹所说天地循环的道理，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孔子说：'安于平易而顺应天命'，这都是圣贤的大道理，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近来朕多病，心神恍惚，身体虚弱疲惫，行动转身如果没有人搀扶，就难以行走。当年立志以天下为己任，许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志向，如今朕身患疾病，惊悸健忘，所以深深担心是非颠倒、政务错乱。为天下事殚精竭虑地耗尽了心血，为四海百姓耗散了身形，如今精神已不能自持，心力已失去安养，眼睛看不清远近，耳朵分辨不出是非，吃得少而事情多，怎么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呢？况且太平日子过久了，人心就会懈怠。福气享尽祸患就会到来，安泰过去否塞就会降临，元首（君主）若变得繁琐无能，那么股肱（大臣）也会随之懈怠，以至于万事都趋于败坏，然后天灾人祸，就会纷纷杂沓而来。虽然朕心有余而精力已经不足，即便后悔也来不及了，想要振作也

译振作不起来，只能呻吟在病榻之上，死也不能瞑目，岂不是十分痛恨还没有死去啊！昔日梁武帝也是开创基业的英雄人物，到了晚年，被侯景所逼迫，于是有了台城被困而死的祸患。隋文帝也是开创基业的君主，却不能预先知道他的儿子隋炀帝的邪恶，最终导致不能善终。又比如丹毒自杀，服食丹药噎死，宋太祖遥见烛影斧声的传闻之类，种种记载的疑案，难道不是前车之鉴吗？这都是由于没有及早明辨清楚，而且这对国计民生没有任何益处。汉高祖把遗命传给了吕后，唐太宗把储君之位交由长孙无忌来决定，朕每每读到这些，深深地感到羞耻。或许会有小人希图在仓促之际，废立君主可以擅自专断，推举拥戴某一个人以期望获得日后的福分，只要朕还有一口气在，怎肯容忍这样的人呢？朕的出生，并没有什么灵异之兆；等到长大成人，也没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八岁登基继位，到如今已经五十七年了，从来不允许别人谈论什么祥瑞征兆之类的东西。像史册上所记载的景星、庆云、麒麟、凤凰、灵芝、瑞草这些贺喜之事，以及焚烧珠玉、在殿前伪造天书从天而降的做法，这些都是虚假的文饰，是朕所不采信的。只有在日常平凡之中，以实实在在的心去践行实实在在的政务罢了。如今大臣们奏请预立太子来分理政务，这不过是担心朕有猝然发生的变故罢了。生死是常理，朕并不忌讳这一点，只是天下的最高权力，应当统一于一人。十年以来，朕已经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都书写下来密封收藏，至今仍未完成。册立太子这样的大事，朕难道会忘记吗？天下神器至关重大，倘若能够卸下这个重担，悠闲安适，没有一件事情牵挂心头，便可以期望增加寿命年岁。你们诸位大臣蒙受朕的深厚恩德，有什么办法能够使朕得到这样卸下重担的一天呢。朕如今气血已经大为减耗，勉强支撑着，倘若有所差错误了国家大事，那么从前五十七年的忧虑操劳，岂不是十分可惜？朕的这一片苦心和赤诚，到了这样的地步。每次看到年老大臣上奏疏乞求退休，朕未尝不为之流泪。你们尚且有退休的时候，朕又能到哪里去休息呢？只要能得到数十天的颐养，只要能保全善终的心愿，朕心中的欣喜，怎么能够用言语说尽呢？这样岁月悠长下去，或许能够像宋高宗那样长寿也未可知。朕如今五十七岁，才刚刚有几根白胡须，有人进献乌发的药物，朕笑着推辞说：自古以来白须皇帝能有几个？朕如果须鬓皆白，岂不是万世流传的美谈吗！当年一同与朕共事的人，如今已经一个都没有了。后来晋升上来的新人，同心协力、恭谨共事，奉公守法，如今满朝都已白发苍苍，也可以说是很长久了，也应当知足了。朕享有天下的尊贵，四海的富有，什么东西都不缺，什么事情都经历过。到了年老之时，不能够片刻宽心，所以看待放弃天下就如同破鞋一样，看待富贵就如同泥沙一样。倘若能够平安无事地终了此生，朕的心愿就已经满足了。愿你们诸位大小臣工，念及朕做了五十余年的太平天子，恳切叮咛、反复叮嘱的一片苦心，那么朕这一生善终的心愿也就完成了。这份谕旨已经准备了十年之久，如果留下什么遗言，也不过就是这些内容而已。"

译这些话，都是朕披肝沥胆、竭尽肺腑说出来的，朕不再多说了。

康熙六十年，圣祖对身边侍卫等人说："你们天天侍奉在朕身边，对朕心中忧劳操心的地方，也只是略知大概，至于百官万民，又从何得知呢？朕每日处理千头万绪的政务，其他事姑且不论，就说每年春天，为了雨水和庄稼的事，朕时刻不敢忘记，留心探问，一直到秋天收成之后，才稍稍放下心来。至于到了冬天，内地常常担心雪下得太少，塞外地方，又担心雪下得太大，这样的苦心，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就连你们这些天天侍奉在朕左右的人，恐怕也未必全都知晓啊。"

译圣祖秉承尧舜的资质，推行商汤周文王的政治，用来奠定万年长治久安基业的，就是推行王道。他所作的《王道论》说：治理天下必须审慎选择用来治理的道路，然后运用起来才有根本，施行起来才不会劳累。

大概说来，得到了这个道，那么一时之间即使没有显赫的功绩，但久远宏大的基业，却可以永远建立而不可动摇。得不到这个道，则费尽心力、耗尽形体，最终也无法达到治理的效果。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不能不审慎，其要点只在于仁义罢了。从前三代兴盛的时候，去除烦琐苛刻的政令，摒弃虚饰造假，先亲身实行然后再颁布文告，崇尚礼让而放缓刑罚，从容不迫地慢慢浸润教化，不指望朝夕之间见效，等到积累已久，风俗一天天美好，人心一天天淳厚，教化广大深厚，号称最好的治理，这就是推行仁义所达到的效果。秦汉以后，专门推行一切苟且应付的政治，用来约束百姓，百姓生活在那个时代，也都隐藏真情、粉饰外表来应付上面，上下互相欺瞒，争相趋向浮薄，治理的功效不断降低，远远比不上古代，这就是不推行仁义的缘故。所以说：用仁来养育百姓；用义来端正百姓。用仁来养育，是为了抚养；用义来端正，是为了教化。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也必须三十年之后才能实现仁政。"

又说："圣人长久坚持这个道，天下才能教化成功。"这大概是说王道的成就，是仁义功效的体现。因此圣王在位，制定田地里巷的制度，广泛发展畜牧，减省刑罚而减轻赋税，重视根本（农业）而抑制末业（商业），使天下百姓，家家富足人人丰足，有俯仰天地之间的快乐，而没有面临危险的忧患。由此设立学校的制度，安置慈爱仁惠的师长，修习六礼来节制人的性情，传播六乐来陶冶人的情感，阐明七教来兴起人的德行，整齐八政来禁止不正当的行为。在那个时候，六合之内广远的地方，如同一家的积蓄；四海之内广大的地域，如同一身的推及；天下长久的安定和治理，就像泰山被四方绳索维系一样稳固。这与唐尧虞舜的治理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唉！天下是重要的器物，拥有天下是伟大的基业。那些只有提瓶取水般浅薄智慧的人，尚且必定把瓶子安放在最安全的地方，何况是身处重器、履行大业的人呢！这大概也是懂得该如何选择的道理。

圣祖勤勉不懈地追求治理，日头偏西还没有空闲，处理政务之余，仍有每日的功课，他的《宫中日课记》说：曾经读到《商颂》讲成汤，说"圣敬日跻"（圣德恭敬一天天进步）。《周诗》讲文王武王，说："缉熙"（光明持续），说"执兢"（持守戒惧）；讲成王，说"夙夜基命宥密"（早晚谨慎奠定天命、宽厚缜密）。而史书也称大禹珍惜每一寸光阴，脸色一改就起身，就命令讲官捧着书进来，讨论义理，这是研习学问的一段时间。出宫到宫门，就由群臣依次序上奏事务。

朕亲自加以询问考察，这是处理政务的一段时间。随后阁臣登阶，朕与他们详细探求治理之道，商议咨询军国大事，时间很长。至于宫中禁令内的事务，各有专门负责的人。廷臣退下后，才裁决这些事务。事情办完之后，才退朝。宫中的图书典籍堆满几案，朕生性喜爱读书，用朱笔黄笔评阅，常常写满一寸见方，辨别古今治乱得失。空闲时或者作诗，或者写古文，或者临摹字帖挥毫，来抒发自己心得的意趣。仅仅做这几件事，已经不知不觉到了傍晚。等到宫中点上蜡烛，玉漏刚刚滴落，就要审阅一天所进呈的奏章，必定审察其中治理道理是否妥当才罢休。

总之不到深夜，是不会去休息安寝的。天天如此，年年也都习以为常。像禹、汤、文王、武王、成王这样的德行，自己揣度怎能企及，但不敢有丝毫懈怠安逸的心思。也许还差不多能接近，因此写这篇记以自我勉励，来比拟盘铭（汤之盘铭

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用意。

圣祖统理各种政务，在位数十年，始终如一日，曾经写作《无逸》一文，来推究长寿的道理，论说：三代兴盛的时候，民风安静深厚，政令淳朴简约，天下诸侯，分别治理各自的国家。做国君的人，可以从容地坐着治理了。但圣明的君主处在这样的境地，也必定兢兢业业，从早到晚不得空闲。以此劳累自己的精神体力，然而最终获得长久的福分，成就美好的名声。秦汉以后，废除了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凡是关系到宫廷府库的事务，没有不奏请天子的，其政务的繁多，是三代的千百倍。应当做国君的人，日日忙碌尚且不够。竟然有人自己贪图安逸，甚至相信神仙可以学成，于是被方士所欺骗，竟不知回头，这是为什么呢？朕曾经考察商、周、汉、唐各朝的往事，因而明白了其中的缘故。历代君主中最能做到不贪图安逸的，莫过于商朝的中宗和高宗，以及周朝的文王。中宗严肃恭敬、敬畏天命，以此自我约束；高宗登位之后，不敢荒废懈怠；文王则安抚保护百姓，施惠给鳏寡孤独。而考察他们在位享国的年数，这三位君主是最为长久的。到如今《无逸》这一篇，仍然清清楚楚可以看到。人君中喜好安逸享乐的，莫过于秦始皇、汉武帝、唐宪宗。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方士们争相说有不死的药，于是派遣使者到海上三山寻访，神仙的药最终没有得到。汉武帝敬奉鬼神之事，祭祀太乙神，建造飞廉馆，修筑柏梁台，用来招致天神一类。

心思飘忽游荡了好几年，最终验证于实际，才自己叹息自己的愚蠢迷惑。唐宪宗招求方士，任用柳泌为刺史，寻求仙药，服用之后反而日益干渴。中宗、高宗、文王这样恭敬修养德行而享有福分的情形是如此，秦始皇、汉武帝、唐宪宗那样广泛保养身体却收效甚微的情形是那样，那么帝王获得长寿的道理，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了。

宋代儒者吕祖谦说：恭敬的方法，就是长寿的道理。大概说不贪图安逸就能主敬，主敬就能没有欲望，没有欲望就是仁。孔子说：仁者长寿。又说仁就有德。孔子说：大德的人必定获得长寿，虞舜活到一百一十岁就是这样的例子。那么长寿的道理，也要看德行的盛衰如何了！朕希望后世做君主的人，不要被神仙之说所迷惑，而只求《无逸》篇的宗旨，那么自身与天下都会蒙受福泽了。

圣祖读史读到司马光呈给宋仁宗的札子，说：司马光在朝为官、立身行事，正大平和，没有一点点可以指摘的地方，不仅在宋朝各位大臣中是首位，就是求之于历代，也是难得的人才。他论述君主的德行有三点，叫做仁、明、武。治国之道有三点：叫做任用官员；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言论简要而合乎至理。这些话可以书写在座右作为座右铭，万世不能改变啊。

圣祖读史读到宋高宗写作《损斋论》，说：宋高宗写《损斋论》，本是清心寡欲的用意。只是在那个时候，正应当奋发有为，不只是淡泊谦逊，就可以恢复大业。从这一点来看，就知道他优游苟且，而没有振作的志向了。

圣祖在讲筵中发的议论说：曾经看到明朝仁宗、宣宗的时候，用法都倾向于宽厚平和。每每想到人君承接上天治理百姓，按时养育万物，自当以宽厚为根本，才能成就敦厚宽裕的治理，只是不可过于放纵松弛，可贵的是宽厚而有节制罢了。

又论说：人君用天下人的耳目作为自己的耳目，用天下人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何愁见识不广博？

看虞舜因为喜欢发问、喜欢体察而被称为大智，就知道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的人，正好与这相反。

又论说：治理百姓以主敬为根本。古人说过，一念不敬，或许会留下四海的忧患；一日不敬，或许会招致千百年的祸患。《礼记》开篇就说"毋不敬"。《五子之歌》，从头到尾都在讲谨慎。大概诚与敬，是历代圣人相传的学问，都超不出这个范围。

又论说：古人有句话说，"违反常道而合乎道理叫做权变"：先前的儒者已经有人论述这种说法的错误。天下只有一个常道不变的道理，权衡轻重，随时斟酌，而不失去常

译道之理，这才是所谓的权变，哪里有违背常道却可以称为权变的呢？

又论说：古人记载一件事，应当观察它的要旨所在。像郭隗用买千里马骨的典故，可以看出求贤不可以不诚恳。甘茂投梭的话，可以看出用人不可以不信任。这些要领之处，尤其不可以不知道。

又论说：如今的人沿袭明朝末年的陋习，日积月累越来越深，清廉高洁难以做到了。职务操守也大多松懈怠慢，很少能够恭谨勤勉。朝廷良好的法令美好的用意，往往施行不久，就积弊丛生。常常想教化引导、转变风气，每每担心积习难以除去。

圣祖庭训说：人只有一颗心生出念头思虑，念头正与不正，只在顷刻之间。如果一个念头不正，顷刻之间就能觉察到。立即加以纠正，自然不至于离正道太远。《尚书》说："只有圣人若不念及正道就会变成狂人，只有狂人能克制念头就能成为圣人。"一念的细微之处，静时就要保存它，动时就要省察它，一定要使自己无论俯仰都问心无愧，这才是真正的功夫。所以古人修养心性，防范在念头刚刚产生的时候。情感还没有生发的时候，用的力气很微小，而收到的功效却很大。

训示说：世上的人都喜好安逸而厌恶劳苦，朕心里却认为人常常劳苦才懂得安逸的可贵，如果安于安逸，那么不仅不懂得什么是安逸，而遇到劳苦时就更加无法承受了。所以《易经》有话说："天体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应当自强不息。"由此看来，圣人把劳苦当作福气，把安逸当作祸患。

训示说：凡是有教导别人、治理别人职责的人，必须自己先做到才行。《大学》有话说："君子要求自己先做到，然后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先摒除某种毛病，然后才去指责别人。"这正是针对以身作则而说的。

训示说，孔子说："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做，却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这确实是为政的最重要的道理。朕在位六十多年，什么政策没有推行过？看来凡是对人有益的事情，我确切地知道了，就应当去推行。至于那些小人，只知道贪图眼前的侥幸，而不考虑日后长远的打算。凡是圣人的一言一语，都蕴含着至道存在其中。

训示说：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一类事情，看起来似乎可以施行，又有不可以施行的地方。有一类事情，看起来似乎不可以施行，又有可以施行的地方。像这类事情，应当用义理来衡量，绝不可以预先定下一个"必定这样、必定不这样"的成见。因此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要怎样，也没有一定不要怎样，只以合乎义理为准则。"

训示说：天下事物的到来各不相同，而人的见识也有差异。有的事理摆在眼前，是非清清楚楚，是平日学问所达到的境界，不需要商量讨论就能明白，这是平素就已确定的见识。有的事情变化袭来，一时不能立即处理，必须经过深思才能明白，这是从容之后得出的见识。有的即使深思也不能明白，就要汇合众人的心思，其中必定有一个恰当的看法，选择正确的采用，这是借助他人得来的见识。这三种情形，即使是圣人也是如此。所以周公有终日思虑决断的时候。而尧舜也说："向众人询问、考察众人的意见"，只有能够竭尽自己的心思，又能取用众人的智慧，才能够成为圣人啊。

训示说：凡是处理大大小小的事务，都应当一样留心。古人所说的"防微杜渐"，是因为事情虽小如果不加以防范，就必定会逐渐扩大，扩大而不加以制止，就必定发展到无法制止的地步。

训示说：孟子说："有人用心思劳动，有人用体力劳动；用心思劳动的人治理别人，用体力劳动的人被别人治理。"朕即位这么多年，即使是一时一刻，这颗心也不曾放松，作为人君，只要能够为天下百姓的生计忧心，那么上天自然会保佑他。

训示说：国家赏罚治理的权柄，由君上自己掌握，因此才能转移

译人心，维系风俗士气。做善事的人知道受到勉励，做恶事的人知道受到惩戒。这是代替上天宣扬教化，及时完成天工的意思。所以爵位称为"天职"，刑罚称为"天罚"。明白赏罚的事情，都是奉行天意而实行，不是掌权的人可以私自处置的。《韩非子》说："奖赏有功的人，惩罚有罪的人，而不失去应有的分寸，才能够激励功绩、制止过错。"《尚书》说："上天将天命赋予有德的人，用五种服饰、五种彰显来表明！上天讨伐有罪的人，用五种刑罚、五种运用来惩治！政事要勤勉啊勤勉啊！"这大概是说爵位赏赐刑罚，是人君的政事，应当公正谨慎而不可忽视的。

训示说：从前三藩尚未叛乱之前，朕与议政的诸位王公大臣商议迁移藩地的事情，其中有人说应当迁移，有人说不可以迁移。但是就当时的形势来说，迁移他们也会叛乱，不迁移他们也会叛乱，于是决定了迁藩的决议。三藩既已叛乱，大学士索额图上奏说，以前提议应当迁移三藩的人，都应当依照国法治罪。朕说，不可以。廷议的时候，说三藩应当迁移的，实际上是朕主张的。如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可以把过错归到别人身上呢？

当时在朝的各位大臣，一听到朕的旨意，没有不感激流泪、心悦诚服的。朕从来做任何事情都不肯把罪过推卸给别人，何况军国大事，又怎么肯把过错推卸给各位大臣呢？

论节俭

我朝起于东方边陲，崇尚朴素本质，历代相传以来，都继承延续没有忘记。因此能够使宫廷府库的服饰车马用度，没有奢侈的装饰、没有多余的花费，昭示节俭的德行以垂示子孙。顺治八年，因为督催织造的官员差役骚扰驿站迁移地方，罢免了他们。停止了陕西织造羢羯装饰的蟒袍。拒绝了江西进献的绘龙瓷碗，顺治十一年因为江浙连年水旱灾害，停止织造两年。

圣祖曾经说本朝自从入关以来，外朝军国的费用，与明代大致相仿，至于宫中的服用花费，如果按各宫来计算，还不及当时妃嫔一宫的数目。三十六年之间，还不及当时一年所用的数目。康熙二十九年，皇上把前明宫殿楼亭的门名，以及慈宁宫、宁寿宫、乾清宫和年老宫女的情况，宣示给外朝臣工，谕示因为天旱想要减少宫人。至于所用的器物，因为从来没有多余，所以不能再减少了。命令群臣把明朝宫中的用度加以查阅。不久廷臣上奏查明前明宫内，每年用金花银九十六万余两，如今全部充作军饷；光禄寺送内廷使用二十四万两，如今只有三万两；每年木柴二千六百余万斤，如今只有七八百万斤；红螺灰一千二百余万斤，如今只有一百余万斤；各宫床帐轿舆花毯之类，两万余两，如今都不用了。前明宫殿楼亭门名共七百八十六座，如今不到十分之三。至于各宫殿的地基墙垣，砖用临清砖，木用楠木。如今宫禁中的修造，都是出于万不得已，只用普通的瓦和松木罢了，我皇上崇尚节俭的程度，实在是到极点了。因此光禄寺一年用银十万两，工部二三十万两，比起前朝节省了十分之九，然而皇上仍然认为工部每月动辄用几万两太多。谕示除赏赐外，一切宫内工作费用，每月不到一千两。

四十九年，又谕示说：万历以后，有内臣曾在御前服侍，因此对明朝末年的事情知道得特别详细。明朝费用非常奢侈，工程也十分浩大，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各项供应几百万两，世祖登基之后，才全部废除了这些。紫禁城内铺地的砖瓦，纵横七层，工程都摊派给民间。如今器物用具朴素，工作都是用现钱雇人来做。明朝末年宫女有九千人，太监十万人，饥荒时不能全部照顾到，每天都有饿死的人，如今宫中不过四五百人罢了。此前，光禄寺每年用银六七十万，工部一百多万，世祖末年，光禄寺年用四五万，工部十五万余，因此户部库里有五千余万的积蓄。

圣祖曾经说：应当用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用天下来奉养一个人。以此为训诫，不敢超过。从此

译恭敬节俭代代相承，累世传下来成为家法了。

康熙八年，圣祖谕示工部说：先前奉太皇太后旨意，说乾清宫、交泰殿的梁栋已经朽坏，应当拆除旧殿重建，作为朕的宫殿，慈命再三重复，朕不敢违背。但是唐尧的茅草屋顶不加修剪，夏禹的宫殿低矮简陋。不要追求华丽，只要求朴素坚固，以符合太皇太后恳切的心意。

康熙十六年，给事中徐旭龄上奏《请力行节俭疏》说：近来因为大旱而修省自察，仰见我皇上敬奉上天、勤政为民到了极点。前几天虽然降下雨水，但旱情已经持续很久，难免会有灾荒。臣想到古代的圣君贤相，吃一顿饭就想到天下人的饥饿，穿一件衣服就想到天下人的寒冷。所以能够上下一心，而上天的美意也相应回应。皇上体恤百姓的艰难，亲自崇尚简朴，但是大小臣工，未能体会圣意，还竞相追求奢华，横征暴敛，全然不顾西北大旱、东南水灾。天下百姓，正遭受饥寒穷苦的祸患。臣愚以为如今要告诫劝勉各位大臣共同谋求安定治理，没有比节俭更重要的了。八旗子弟，是国家的根本，披甲当差的兵丁，衣食尚且不能供给。而大家世族，婚娶时就多用锦缎黄金珠宝，丧葬时就烧毁珍宝车马，嫁一个女儿可以耗尽中等人家几十家的家产，办一次丧事可以耗尽活人几十年的费用，暴殄天物，无法计算。至于说到汉官谒选做官的，在京师借债，到任后又要给督抚馈赠礼物。穿华丽衣服骑骏马，都以奢侈相互攀比，蓄养歌舞女子，以骄奢淫逸相互崇尚。还没到地方任职，就先谋划利益的来源，用来充作官用，本就形成了必定贪污的形势。试看如今的池馆园亭，歌舞宴会，比起顺治初年，不止多了几倍。这些财物，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玩弄国法而大肆收受贿赂，就是残酷欺压百姓而巧妙地通融贿赂。一家人的锦衣玉食，是一路上卖儿卖女换来的啊。虽然对贪污的罪行绝不宽赦，但那些人为了追求费用享受，走向死地也像野鸭子一样奋不顾身。近来朝廷商议官员服饰，颁布了禁止太过奢华的旨意。皇上宽厚地执行法令，无非是想让人容易遵守的意思，实际上奢侈的风气已经深入骨髓。逾越等级的行为反而被视为常态。如果不严格立下法度章程，谁肯改弦更张？恳请敕令诸位王公大臣再加酌情商议。凡是官员的房舍如果超越规制，严格施行没收的条例；服饰逾越等级私自僭用的，处以降职革职的惩处。一切婚丧嫁娶，都要严格限定等级，不许过度。这样一来官府就节省一分费用，百姓就减省一分被苛索的负担，朝廷就多保存一分法度了。至于各处镇守的王公将军，是朝廷的心腹重臣，建立牙旗大纛，每年耗费军饷不下一千余万。以往曾酌情实行节省，有的商议裁减兵员，有的商议裁汰冗员，但终究是兵员难以多加裁减，屯田难以聚集举办，协饷稍有迟延，就会造成军队困乏。只有各藩镇努力实行节俭，才能使军营充实，兵力有余，才能够树立威望。但王公将军地位处于崇高的位置，费用难以节省，而子弟亲属，还竞相讲究豪华。有的广泛蓄养优伶，有的多建造亭台楼阁，费用尤其不可估量。谈到催缴军饷时似乎显得很穷困，而看他们奢靡的花费，又似乎很富裕。臣想到各藩镇设定的俸禄有限，近来又不许与百姓争利，禁止经商贸易，财用更加没有来源。如果再多加奢侈费用，那么将军的豪宅珍宝，都是士卒的粮饷和血汗。藩镇是有功勋的老臣，应当把边疆的安危当作自己的忧乐所系，与其用财物来放纵子弟的淫乐享受，不如用财物来充实士兵战马的给养。恳请敕令各省王公将军，凡是车马服饰住宅，都各自遵守规定的制度，一切在各省别处购置修建的优伶戏台亭阁，严加查禁。这样不仅可以克己节俭充实军队，可以与士卒同甘共苦，而且还能培养廉洁作风、率领部属，可以为国家杜绝浮夸虚耗了。如今天下

译的大祸患，实在是由于文臣搜刮百姓来奉养自己，武将克扣士兵来肥己家。所以不如严格立下制度防范，一切归于朴素节俭。谋求治理的根源，没有比这更切要的了。臣还有请求，古代的圣王住简陋的宫室，穿粗劣的衣服，亲身示范节俭，来感化功臣百姓。

况且如今水旱灾害接连发生，臣希望皇上更加修养恭敬节俭的美德，为天下作表率。减少田猎的费用，酌情减省土木工程。江浙三处织造，酌量合并，希望能省事省官。内库各项本色（实物）赋税，酌量改为折色（折银），归于缓征缓解。一切开支度用，努力追随祖宗淳朴的作风，使天下人明白知晓皇上节俭爱民的深意，大小臣工痛加悔改，不必用刑罚制度禁令来遏制奢侈，而能自发地回心归向正道。这样就可以看到治理媲美唐虞盛世，而美好的祥瑞也可以立即实现了。

康熙二十四年，圣祖谕示大学士等人说：服饰颜色早已定有制度予以禁止，近来看到风俗奢靡，服饰用度僭越逾制，都是因为主管的各级官员，把它当作一纸空文，并没有切实用心去稽查，以致人们不遵守既定的制度。此后必须切实奉行，时常加以申斥告诫，务必期望能返朴归淳，恪守法制，来符合朕重视根本务求实际、崇尚节俭的心意。

这一年，圣祖又谕示掌管膳食等官员说：天下的物力有限，应当替天下人爱惜它。如今酥油乳酒的供给有多余，你们会同庆丰司可以酌量收取，够用就可以了，不可以过多。蒙古地方十分贫穷缺乏，收取得少一些，那么那些贫穷的人日常用度，就可以经常充足了。三十三年，户部上奏乌拉地方解送的貂鼠皮张有缺额，应当把负责管理的官员议罪，圣祖说：这几年来因为捕貂的人太多，所以数量不足，因此议处他们，这是让无辜的人获罪。如果得不到上好的皮子，朕只是少穿一件皮裘，有什么要紧的呢。而且貂皮价格十分昂贵，又不是必须用的东西，朕也并不十分需要它。

康熙三十九年，圣祖谕示大学士等人说：给事中穆和伦条陈奏报服饰用度奢侈的奏章，你们拟旨要加以申饬，朕的意思是，谏官专门担任朝廷耳目的职责，如果因为进言而加罪于他，那么以后谁还敢进言呢。但是这份奏章内容说顺治以来到康熙十年，还算俭朴，此后逐渐变得奢侈僭越等话，实在是十分错误。朕对此十分清楚。从辅政大臣摄政的十年以前，凡是器物服饰饮食等物品，非常奢侈，自从朕亲政听政以来，一切服饰饮食，都崇尚节俭，各位王公大臣也都效法，不用金银器皿、镶金的马镫等物，此时的服饰用度比起从前，十分之内已经减少了九分了。然而笔帖式、护军、平民百姓等人的服饰用度，未必没有稍微奢侈的地方，朕年年赏赐，又给他们官马，但生计仍然不够充裕，这难道不是奢侈造成的缘故吗。朕阅读古籍，历代以来，都是由朴素逐渐变得奢侈，没有由奢侈逐渐变得朴素的，这是不能不加以禁止的。当此之时，只应当以广开言路作为要务，何况设立科道言官，本来就是为了求取谏言，所说的话如果恰当就采纳施行，不恰当的只需将原奏发还，这样一来内外臣僚，也都知道有所警戒了。朕听政三十年，谏官中有为别人说话的，有受贿而进言的，有假公济私、颠倒是非的，这些奏疏，朕没有不知道的。至于丧葬祭祀方面担心有人僭越使用超出等级的物品，朕多次传谕族长，让他们不时查察，如今日久渐渐松弛，或许有这种情况，也应当加以禁止，但这份奏章不必加以申饬。

这一年，工部上奏杂项修理的钱粮开支，圣祖说：一个月之内杂项修理，就要用银子三四万两，实在是感觉浮滥过多，明代宫中一天的花费就有一万两银子有余。如今朕交给内务府总管，凡是一切所用的银两，一个月只有六七百两，加上一切赏赐的物品，也不过一千两银子。从前光禄寺一年所用的银两，也十分浮滥过多，朕节省削减了大半。工部弊端很多，从今以后凡是有修理的地方，要把主管官员和笔帖式都上奏请示派

译出，每月支用的钱粮，分列细数，造册上奏，如果三年之内有塌坏的，就要让他们赔偿修缮。这样一来工程就会坚固，钱粮也不至于白白浪费了。

康熙四十二年，圣祖谕示八旗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副都统、参领、佐领等人说：朕为官员百姓的生计，时常挂念。此前已多次施行大恩泽，今年诏令中又特别颁布了浩荡的恩典，不惜数百万帑银，普遍施行赏赐，此后军中士卒等人，应当人人努力建立生计，偿清拖欠的债务，丰足度日。还有不肖之辈，不想着节俭约束，只知道纵情饮酒，穿华丽衣服骑肥壮马匹，过度耗费，那么不出几天，仍然会像没有蒙受恩泽时一样。你们都负有监督统率的责任，不应当只以督率为名，也应当引导他们向善，使人人都以孝顺友悌为根本，各自懂得自我约束，爱惜家产，那么不仅风俗可以变得淳朴，而且朕爱惜士兵的心意，也不至于白白劳费了。可以把这道旨意刊刻出来，晓谕告示给军中士卒等人。受到朕这样深重的恩典，如果还进行赌博，行为不端，朕绝不会轻易宽恕，必定要把带头的人依法惩治以正典型。朕挂念士兵百姓的生计十分恳切，因此亲笔书写这道谕旨。谨记。

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驻扎在扬州茱萸湾行宫。所作的《述怀诗序》说：朕每次到南方，观览风景物色雅致，山川湖泽秀丽的地方，没有不欣赏游玩一段时间的。虽然身居九五之尊，但游赏山水的情趣，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呢，只是不能长期停留，会连累当地的百姓罢了。所以往往只停留一天就离开，也是担心以后有人借此找借口，而自己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至于茱萸湾行宫，是盐商百姓出于感恩的诚意而建起的。虽然没有惊动地方官吏，但工程费用也不下几千两。曾经读汉书，汉文帝爱惜露台百金的花费，被后世称颂。何况这里驻留了三夜，费用是那露台的十倍呢。所以写了《述怀》近体诗一首来自我警戒，又把它贴在墙壁之间，用来告知扬州的百姓。

康熙四十九年，九卿等人商议答复佥都御史屠沂陈奏节俭的奏疏。圣祖谕示大学士等人说：禁止奢侈僭越而崇尚节俭，十分符合道理。朕近来查看宫中的人数，皇太后宫以及朕所居住的正宫，不过几百人，比起明代的宫人，已经减省很多了。此前光禄寺供应宫中的用度，每年七十万两有余，朕逐渐节省，不使有浮滥溢出，如今一年只需要七万两了。理藩院向来每年赏赐供应外藩宾客，用银八十万两，如今裁减浮滥的费用，一年只需要八万两了。户部工部两部，此前每年所用的钱粮，数目过多，如今每十天上奏一次，用过的数目，所需要的钱粮，已经非常少了。朕使用钱粮节省到这样的程度。因为臣民僭越滥用花费，从前多次有禁令约束，如今如果又颁布禁令约束，只是白白使法令更加繁琐罢了，终究对事情没有帮助。这是因为法令并非不详尽周密，都是由于下面的臣子奉行得不好才这样的。步军统领、顺天府府尹以及地方主管的官员，如果真能切实用心地遵行，何至于此呢。

圣祖崇尚勤俭，曾经写了《勤俭论》来自我警戒，论中说："曾经看到唐尧把'允执厥中'的宗旨传授给虞舜，虞舜把这个宗旨传授给大禹，而孔子称赞大禹说：'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虞舜则称羡他勤于治理邦国、节俭治家。大概是因为大禹对自己的奉养十分简薄，而对于天地、祖宗、百姓这几件大事，能够周全地做到应有的道理，达到十分厚待的地步，与'允执厥中'的宗旨相合。追求宏大的宫室、丰盛的饮食、华美的衣服，这都是人心（私欲之心）啊，这种苗头很容易沉溺其中。敬奉天地、孝顺祖宗、拯救百姓，这是道心（正道之心）啊，这种苗头很容易懈怠。沉溺就会导致奢侈，奢侈就会使嗜好欲望一天天荒废。懈怠就会导致安逸，安逸就会使治理之道一天天疏远。发端于一心之间，显

译现在天下之中，而盛衰治乱的道路就在这里分叉了。古书传上说："私欲广大众多，那么德义就会稀少。德义不能推行，那么近处的人就会背离散去，远处的人就会抗拒违逆。"这是极言奢侈不可不加以戒除啊。至于《尚书》记载文王穿着朴素的衣服，从事修筑道路、耕种田地这样卑微的事务，又说他从早晨到中午甚至日头偏西，都没有空闲吃饭，用来让万民和谐安乐。伊尹告诫太甲说："谨慎地保持你俭朴的德行，要考虑长远的打算。"啊，俭朴和勤勉的道理，都在这里说尽了。朕检点自身反省内心，常常担心做得不够。所以每天处理各种政务，用来自我磨砺鞭策。而宫中府中的用度，刻意加以节省抑制，比起前代，每年所需要的费用，十分之中还不到其中一分。虽然不敢拿自己与大禹、文王作为君主的德行相比，但那种兢兢业业不敢奢侈、不敢安逸的念头，常常想要化除雕饰而返归朴素，去除放纵而崇尚敬慎，用来致力于接近这个道理。忽然人心（私欲之心）就会危险而道心（正道之心）就会微弱。如果奢侈自满的心思，在细微之处萌生，势必会表现在国家之中，那种弊端就有无法遏制的了。那么谨慎修养、思虑长远，尤其是坚持中正之道的关键所在啊。"

圣祖庭训说：朕住在这座宫殿里，看到铺的毡片等物品，大概已经三四十年都没有更换的，朕生性廉洁，不想在用度上奢侈。

训示说：百姓生计的根本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匮乏。一个男子不耕种，也许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妇人不纺织，也许就有人因此受寒，这说明勤劳可以免除饥寒。至于人生的衣食财禄，都有一定的数目，如果节俭不贪求，就可以颐养精神，也可以求得长寿。至于做官的人节俭，就可以保持廉洁，为官在乡都是这样，只是因为不节俭。房屋想要华美，妻妾想要奉养，仆役想要众多，交往应酬想要广泛，不贪求怎么能供给这些呢。与其缺乏廉洁，不如减少欲望。俗话说节俭可以成就廉洁，奢侈可以造成贪婪，这是必然的道理。

训示说：古人曾经说过，耕种三年一定要有一年的积蓄，耕种九年一定要有三年的积蓄，这是预先防备的深远考虑，应当在平日里加以讲求的。近来看到百姓的积蓄缺乏，一遇到水旱灾害，就难以支撑。这都是因为丰收的年景中粮食狼藉散乱，不能加以储备的缘故。国家的大计如此，家庭的生计也是这样。所以凡是家中有田地足够供给自足的，也应当量入为出，然后使用度不至于困难，丰歉都能适中，安分守己以保养福分，子孙才能常守家业。

训示说：老子说知足的人才富有，又说知足的人不会受到羞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这样才可以长久。为什么世上的人穿衣不过是为了蔽体，却穿千金的皮裘，还认为不够呢。不知道箪食瓢饮的人，本来自有他的快乐。朕想到这些，常常自我知足。虽然贵为天子，衣服不过是求得合身；虽富有四海，但每日的日常饮食，除赏赐之外，所用的菜肴，从来不重复品味。这不是朕勉强这样做，实在是出于天性自然。你们看到朕这样节俭的德行，也应当一起共勉。

训示说：世间的财物，是天地所生用来养育人的，是有限的，人如果节约使用，自然可以有余；如果奢侈使用，转眼间就会用尽。到哪里去增加呢。朕身为帝王，什么东西不能使用，然而……

译我的衣服，没有丝毫过度的花费。之所以这样，是特意爱惜天地所生的有限财物。

圣祖在讲筵中曾说：国家的财赋出自百姓，民力有限，应当想到节俭爱惜，这样国家就会常常显得财用有余。每每看到明朝末年那些君主，奢侈无度，宫中的衣食以及营造寺观，动辄耗费几十万，我朝崇尚朴素，与那时相比，仅仅是百分之一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