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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第十四 《石经考》。目录类第二【金石之属】提要。臣等恭谨考订：《石经考》一卷。本朝顾炎武撰写。考订石经共有七种：裴頠所书的已经失传，开元以后所刻的也没有争议。只有汉、魏两种，由于《后汉书·儒林传》的错误，竟使一字、三字之争像聚讼一样纷纷不止。欧阳修撰写《集古录》，对此疑惑而未能说明；赵明诚撰写《金石录》，洪适撰写《隶释》，才开始详细考核确定，认定一字石经为汉代所刻，三字石经为魏代所刻。然而考证虽然精密，引用的材料却不够广泛，议论者仍然有所怀疑。顾炎武这部书，广泛列举各种说法，互相参照考校。其中如依据衞恒《书势》，认为三字石经不是邯郸淳所书；又依据《周书·宣帝纪》《隋书·刘焯传》，纠正《经籍志》把石经从邺载入长安这一记载的错误，尤其是发明了前人尚未发明的见解。至于洪适《隶续》，还收有汉代《仪礼》石碑一通、魏代三体石经数碑；又如开封石经虽然已经沉没于河水之中，但世间流传的拓本还保存着两碑。顾炎武偶然没有考察到这些，竟置之不论，这也算是千虑中的一次失误了。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石经考》。昆山顾炎武撰写。总序。《困学纪闻》说，石经有七种：汉代熹平年间的是蔡邕所书，魏代正始年间的是邯郸淳所书，晋代的是裴頠所书，唐代开成年间的是唐玄度所书，后蜀的是孙逢吉所书，本朝嘉祐年间的是杨南仲等所书，中兴时期的是高庙御书。汉石经。《后汉书·灵帝纪》记载：熹平四年春三月，诏令各位儒者校正五经文字【蔡邕传说是六经】，把文字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门外。《儒林传》记载：熹平四年，于是诏令各位儒者校正确定五经，刊刻在石碑上，采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以便相互参照校验，树立在学校门外，使天下人都以此为准则【注：古文，是指孔子宅壁中发现的文字；篆书，是秦始皇命程邈创制的；隶书，也是程邈所献，主要供徒隶使用，取其简便。谢承《书》说：石碑立在太学门外，用瓦屋覆盖，四面设置栏杆和屏障，门开在南面。河南郡设置吏卒看守。杨龙骧《雒阳记》记载：朱超石给兄长写信说：石经文字都像碑刻，高约一丈，宽约四尺，成排相接。】《蔡邕传》记载：建宁年间，蔡邕在东观校书，升任议郎。蔡邕认为经籍距离圣人时代已经久远，文字多有错误，俗儒穿凿附会，使后学疑惑误解。熹平四年，于是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防、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人上奏，请求校正确定六经文字。灵帝答应了。蔡邕于是亲自用朱砂书写在碑上，命工匠镌刻，立在太学门外。从此以后，后来的儒者和晚辈学者都以它作为正确标准。石碑刚刚立起时，前来观看和摹写的人，每天车马有一千多辆，堵塞了街道和道路。《卢植传》记载：当时刚刚树立太学石经，用来校正五经文字。卢植于是上书说：“臣年轻时跟随博学的儒者、原南郡太守马融学习古学，很知道现在的《礼记》尤其多有错误。臣先前曾依据《周礼》等经书揭发其中的错误，冒昧地凭自己的浅陋见解为它作注释，但家中贫困，没有力量供给缮写费用。臣上奏希望得到两名善于书写的学生，一同到东观领取官府的钱粮，专心精研，参合《尚书》章句，考察《礼记》的得失，希望能够裁定圣典，刊正碑文。”一年多以后，被征召授任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防、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人，一同在东观校订中书所藏的五经及其传记。张驯传记载，他被授为议郎，与蔡邕共同上奏确定六经文字。《宦者传》记载：汝阳李巡等五人，被称为清正忠诚的人。李巡认为，各位博士通过考试分甲乙等第，争执名次高低，彼此互相告发，甚至有人行贿，改定兰台漆书经文的字样来迎合自己的文章。于是他把这件事报告给皇帝，与各位儒者共同把五经文字刻在石碑上。于是诏令蔡邕等人校正文字，从此五经文字确定一致，争论便停止了。魏石经。《晋书·衞恒传》记载：魏代初年，传授古文的人出自邯郸淳。衞恒的祖父敬侯曾经摹写邯郸淳的《尚书》，后来拿给邯郸淳看，邯郸淳竟不能辨别。到正始年间，树立三字石经，字体转而失去了邯郸淳的法度。因为借用了“科斗”这个名称，于是仿效它的形状。《魏书·江式传》记载：魏代陈留人邯郸淳，特别精通《仓颉篇》《尔雅》以及许慎《说文解字》的字义，精通八体六书，深入研究文字的义理，曾以书法教授各位皇子。又在汉碑西面树立三字石经，碑文光彩显著；三种字体又参照校验《说文》的篆书、隶书，大体相同，只是古字略有差异【根据衞恒《书势》的说法，三字石经不是邯郸淳所书】。

译晋石经。《晋书·裴頠传》记载：裴頠转任国子祭酒，上奏请求修整国学，刻石书写经书【《通典》记载：裴頠任祭酒时上奏，请求建立太学，兴建讲堂，修筑门楼，刻石书写五经】。石经历代保存和毁坏的踪迹。《晋书·赵至传》说：“到雒阳去，游学于太学，在太学遇到嵇康，摹写石经【《世说》注引嵇绍《序》说：‘先君在太学摹写石经古文。’】。” 石季龙《载记》记载：派遣国子博士到雒阳，摹写石经。《魏书·太宗纪》记载：泰常八年四月，魏帝到雒阳观看石经。《高祖纪》记载：太和十七年九月壬申，亲临太学观看石经。《刘芳传》记载：刘芳博闻强记，兼通《苍颉》《尔雅》，尤其擅长音义训诂。从前汉代在太学制作三字石经，学者对文字有不明白的地方，大多前往请教。刘芳音义清楚，辨析明白，有疑问的人都来向他询问，当时人称他为“刘石经”。《冯熙传》记载：冯熙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开府，并任都督、洛州刺史。洛阳虽然经历战乱破坏，但旧有的三字石经依然完整地保存着。到冯熙与常伯夫相继担任州刺史时，拆毁石经，分别取用，石经大都毁坏坍落。《崔光传》记载：崔光兼任国子祭酒，神龟元年夏，上表说：“石经的制作，始于炎刘，继而有曹氏的《典论》【《魏志·明帝纪》记载：太和四年二月戊子，把文帝《典论》刻石，立在庙门之外】。起初至今已经三百多年，算到末年将近二十代了【按：汉熹平四年乙卯至魏神龟元年戊戌，共三百四十三年；魏文帝黄初七年丙子去世至后魏神龟元年戊戌，共二百九十二年】。过去虽然屡次经历戎乱，仍然没有受到大规模的崩坏侵蚀。” 听说过去刺史到任治理州郡时，多有营建图寺，官府和民间因各种用途，稍有挖掘地基，泥土和灰石有时就从这里取出。迁都皇都之初，还可以修补恢复；后来军务国事繁多，于是没有再加以检察，官府和私人无论显露或隐蔽的地方，逐渐加以剥取拆除，因此经石越来越少，文字的缺损也越来越多。臣忝居胄教之职，参与掌管经学训诂，却不能修缮倾颓的石经，振兴恢复旧业，深感惭愧。现在请求派遣一名国子博士，选任能够办事的人，专门负责巡视，驱逐禁止放牧，制止践踏污秽，核查碑刻文书缺失的次序，酌量进行补缀。”诏令说：“这是学者的根本，不朽的永久法则，垂范后世、作为典章制度的根本，便可以完全依照公卿的表章办理。”崔光于是命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爕等人勘验校正石经；对于残缺之处，计算所需石料工力以及缺少的字数，准备在以后补治。灵太后被废，这件事于是搁置了【《通鉴》说：‘当初，洛阳有汉代建立的三字石经，虽然屡次经历丧乱，却一直没有损失。等到魏代冯熙、常伯夫相继任洛州刺史，拆毁石经取材来建造佛塔精舍，于是大多坍塌毁坏，剩下的弃置在荒草中，僧俗任意取用。侍中兼国子祭酒崔光请求派官看守，命国子博士李郁等补足残缺，胡太后答应了。’】恰逢元又与刘腾发动叛乱，这件事于是搁置了。《孝静帝纪》记载：武定四年八月，把洛阳的汉魏石经迁往邺。《水经注》记载：汉代五经碑立在太学讲堂前，都在东侧，碑上全部刻有蔡邕等人的姓名。魏正始年间，又树立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的三字石经。魏代初年，古文传自邯郸淳；石经中的古文后来转而失去邯郸淳的法度，树立在讲堂西面，共有石碑四十八枚，宽三丈。魏文帝又刊刻《典论》六碑，附列在它的后面。《雒阳伽蓝记》记载：开阳门御道东面有汉代国子学堂，堂前有三种字体的石经二十五碑，碑的正反两面都刻有文字，书写《春秋》《尚书》两部经书，采用篆书、科斗文、隶书三种字体。这是汉代右中郎将蔡邕书写的遗迹，仍有十八碑，其余都已经残毁。又有石碑四十八枚，正反两面都用隶书书写【与《水经注》所说的三字石经不同】，书写《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经书。又有一通赞颂学校的碑，也都在堂前。魏文帝撰写《典论》六碑，到太和十七年仍有四碑保存，高祖题名为“劝学里”。武定四年，大将军把石经迁往邺。《雒阳记》记载：太学在雒阳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宽二丈。堂前石经四部的原碑共四十六枚【少二枚】：西向排列《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现存十二碑，其余毁坏；南向排列《礼记》十五碑，全部崩坏；东向排列《论语》三碑，其中两碑毁坏。《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防、议郎蔡邕的姓名【这是章怀太子注《后汉书》所引用的材料，比《伽蓝记》多出《论语》一经。《水经注》把这些说成魏正始年间所立，但蔡邕等人的姓名另在讲堂东面，与此不相合】。《北齐书·文宣帝纪》记载：天保元年八月诏令说：“过去文襄皇帝所搬运的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应当立即迁置到学校馆舍，依次修立。”《周书·宣帝纪》记载：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诏令说：“把邺城石经迁往雒阳。” 《隋书·经籍志》记载：一字石经《周易》一卷【梁代有三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梁代有今字石经郑氏《尚书》八卷，已亡】；一字石经《鲁诗》六卷【梁代有《毛诗》二卷，已亡】；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一字石经《春秋》一卷【梁代有一卷】；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一字石经《论语》一卷【梁代有二卷】；一字石经《典论》一卷；三字石经《尚书》九卷【梁代有十三卷】；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梁代有十二卷】。后汉镌刻七经，著录于石碑上，都是蔡邕所书。魏正始年间，又树立一字石经【按：《晋书》《魏书》都说树立三字石经，只有这里说是一字石经；如果这样，那么所谓‘因为科斗的名称，于是仿效它的形状’这一说法又在哪里呢】。后世相承，认为这是七经的标准文字。后魏末年，齐神武掌握政权，从洛阳迁往邺都，走到河阳时，正遇河岸崩塌，于是石经沉没水中，能够运到邺的不到原有的一大半【按：《水经注》《伽蓝记》列出的碑数，东面二十五枚，西面四十八枚，共七十三枚；而《北齐书》记载在邺的有五十二枚，那么只不过少了二十一枚，并没有达到不到一半的程度】。到隋开皇六年，又从邺装运到长安【遗漏了周大象元年迁往雒阳一节，是史书记载的疏漏】。

译《刘焯传》说，从雒阳运到京师的石经记载才是可信的。石经安置在秘书内省，商议准备补缀，树立在国学中，不久遇到隋末战乱，这件事于是搁置废止。营造部门便把石经拿来用作柱础。贞观初年，秘书监臣魏徵才开始收集聚拢，十份中只保存了一份；但历代相传的拓本，仍然保存在秘府。《刘焯传》说：“把雒阳石经运到京师后，文字已经磨灭，没有人能够辨识，奉诏与刘等人考订确定。” 杂著、论说、跋文。宋代欧阳棐《集古录目》说：“石经遗留下来的文字，使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共八百二十九字。后汉熹平年间，校订五经，命蔡邕用三种字体书写。如今那些石碑已经亡失，全部没有了。皇祐年间，有个叫苏望的人，从故相王文康家得到《左传》的摹本，选取其中完整的部分刻了下来。没有办法辨别它的真伪。”这件摹本在雒阳苏氏家中。姚宽《西溪丛语》说：汉魏石经几乎全都埋没毁灭了。过去雒阳太守因查阅营造部门丢弃的碎石，辨认出其中的文字并取回，共得到《尚书》《论语》《仪礼》合计数十段，另有《公羊》碑一段，收藏在长安。《尚书》《论语》的文字，如今大多不同；只有《公羊》当时没有其他本子，所以碑文与今本没有差异，但都已经残缺得十分严重【方勺《泊宅编》说法相同】。张舜民《画墁录》说：嘉祐末年，在雒阳城得到石经两段，是蔡邕的隶书。《邵氏闻见后录》说：近年雒阳张氏挖掘土地，得到十多块石碑，其中汉代蔡伯喈用隶书书写的《尚书》《礼记》《论语》都已经破损残缺。《天下碑录》记载，汉石经《尚书》《论语》《公羊》收藏在张奎龙图家。赵明诚《金石录》说：汉石经的遗字，收藏在洛阳和长安人的家中。大概是灵帝熹平四年所立，字体是蔡邕的小字八分书。此后屡经迁徙，所以散落而不能保存。如今所有的不过几千字，都是从埋在土中的残余中磨灭后仅存下来的罢了。按《后汉书·儒林传序》说：“采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这是不对的。大概蔡邕所书的是八分书，而三体石经是魏代所建立的。又按《灵帝纪》说，诏令各位儒者校正五经文字，刻石立在太学门外；《蔡邕传》却说上奏请求校正确定六经文字，两处已经不同。而章怀太子注引《洛阳记》记载有《尚书》《周易》《公羊传》《论语》《礼记》。如今我所收藏的遗字有《尚书》《公羊传》《论语》，又有《诗》《仪礼》。这样看来，当时树立的石经又不止六经。《洛阳记》又说：“《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防、议郎蔡邕等人的姓名。”如今《论语》《公羊》后面也还有堂谿典、马日防等人的姓名保存着。根据蔡邕传记所说，蔡邕认为经籍距离圣人时代已经久远，文字多有错误，俗儒穿凿附会，使后学疑惑误解，于是上奏请求校正确定，亲自把文字书写在碑上。从此以后，后来的儒者和晚辈学者都以它为正确标准。如今石经原本已经磨灭，又经过长久岁月的转抄，文字日益讹误错乱。拿世间流传的经书版本来校对这些遗字，彼此不同的已经有数百字，篇次也时常略有差异。假如完整的原本还保存着，那么它们的异同又哪里能够数清呢？这样看来，难道不是很可惜吗！可是后世学者在距离古代几千几百年以后，完全排斥前代各位儒者的说法，想凭自己的私意把所有文意都解释通，这是很困难的。我已经把它编录为三卷，又把文字不同的地方全部列在卷末，特此说明。黄伯思《东观余论》说：汉石经与今本不同的地方非常多，现略记如下：“《尚书》：‘女毋翕侮成人’【今本作‘女无侮老成人’】；‘保后胥髙’【‘保后胥慼’】；‘女永劝忧’【‘女诞劝忧’】；‘女有近则在乃心’【今本‘近’作‘戕’】；‘女比犹念以相从’【今本作‘女分猷’】；‘各翕中’【‘各设中’】；‘尔惠朕曷祗动万民以迁’【‘尔谓朕曷震动’】；‘天既付命’【今本‘付’作‘孚’】；‘曰陈其五行’【‘汨陈’】；‘严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惧’【今本‘亮’作‘度’，‘以’作‘治’】；‘懐保小人惠于矜寡’【今本‘人’作‘民’，‘于’作‘鲜’】；‘毋兄曰’【‘无皇曰’】；‘则兄自敬徳’【今本‘兄’作‘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本作‘徽言’】；‘是罔显哉厥世’【今本‘哉’作‘在’】；‘文王之鲜光’【今本作‘耿光’】；‘通殷就大命’【‘逹殷集大命’】。《论语》：‘意与之与’【今本‘意’作‘抑’】；‘孝于惟孝’【今本‘于’作‘乎’】；‘朝闻道夕死可也’【今本‘也’作‘矣’】；‘是鲁孔丘与曰是是知津矣’【今本作‘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耰而不辍子路以告子怃然’【今本作‘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置其杖而耘’【今本‘置’作‘植’】；‘其斯以乎’【今本作‘其斯而已矣’】；‘譬诸宫墙’【今本‘诸’作‘之’】；‘贾诸贾之哉’【今本‘贾’作‘沽’】。又《论语》每篇分别统计章数，最后说：‘共二十篇，一万五千七百一十字。’ 又记录各家文字的不同，例如说：“在萧墙之内。”大概毛氏、包氏、周氏的今本《论语》中都没有“盖”字。此石经原在雒宫前的御史台中，年代久远，已经散失；雒地好事者时时还能得到石经残片。现在张焘龙图家有十块，数量最多；张氏女婿家有五六块；王晋玉家有小块。雒中现存的就这些，我都得到过它们的拓本。《论语》篇末题写道：“诏书与博士臣左立【刘本无‘立’字】、郎中臣书上臣下皆▯。”这应当是书写者的姓名。有人说这就是蔡邕所书，但姓名已经亡佚，无法辨认；只有刻石者陈兴的姓名保存得很完整。又有一段《公羊传》，不知是谁得到的，末尾说：“谿典谏议大夫臣马日防、臣赵防、议郎臣刘▯、郎中臣张文、臣苏陵、臣傅桢杂【‘杂’字意义未详】谿上▯。”这大概是堂谿典的题名。“堂谿典”中的“堂”大概是鸿都的一字。石经各篇本来就是不同人书写的，未必都出自蔡邕。三个字的刻本没有见到原刻，只有这一字的刻本仍是当时所刻；字形高古精美，实在值得珍藏。开元年间曾把拓本收藏在御府，用“开元”二字的小印盖在上面，与法书、名画一同收藏。大概唐代以前从未著录前代石刻，只有这部石经被收录，可见它是如此珍贵。董逌《广川书跋》说：石经并不全是蔡邕所书，是马日防等人共同完成的。不过汉代隶书简练古朴，深合书法法度，也是后世所不能及的。赵绰说：“唐朝营造防秋馆时，掘地得到很多石经，所以雒中人士直到今天还保存着它。”本朝初年开掘土地时，唐代御史府中得到十多块石经；这也是唐末沉没之物重新出土的结果。”以上见洪适《隶释》。石经《尚书》残碑。

译命【孔本作“身”】何及相【缺】▯【孔本作“憸”，下缺】言道：“人只当遵守旧有的【孔本‘旧’字上有‘求’字，下缺】▯【孔本作“求”】旧【下缺】有志，女无【‘女’疑为‘汝’】要轻侮成年人；毋使成人流离【孔本作‘汝无侮老成人无弱’，下缺】。各自恭敬地办理你们的事务，整饬你们的职位，衡量你们的【下缺】百姓所承受的保障。后来▯高【孔本作‘慼’】鲜防▯浮【下缺】试着防备你们的迁徙，使国家安定【孔本作‘邦’】□【孔本无此字】女▯【下缺】有的或许遵循【孔本作‘防’】而自怨【孔本作‘怒’，下缺】，永【孔本作‘诞’】远劝戒忧患。如今即使有今后也没有后代，女何【下缺】劳烦你们的先人，我▯【下缺】于此高后□乃知【孔本作‘崇’】降□疾白【下缺】▯遵循古代我先王先后【下缺】。百姓女有近【孔本作‘戕’】则在你们心中。我先王先后安抚【下缺】兴起而降□永，呜呼【孔本作‘崇降弗祥呜呼’】。如今我【下缺】远离你们，你们分担谋略，仍然思念彼此，相互辅助，各自收敛内心【孔本作‘设’】【下缺】建立你们的家业。股【孔本作‘盘’，缺一字】既【下缺】众白女无所怠慢百姓【孔本作‘无戏怠’】□【孔本作‘懋’】建立大命。如今我【孔本作‘予’，下缺】的凶德安抚【孔本作‘嘉’】功绩【下缺】如今【孔本无此字】你的恩惠【孔本作‘谓’】朕【缺】□【孔本作‘震’】动万民，防备迁徙，因而上【下缺】乘【孔本作‘隐’】防备，我将▯【孔本作‘懋’】勉力辅佐你，思念并敬重我的众民。朕▯【以上为《盘庚》三篇】民众中断绝命运，民众有不合德行者，不听从□天已经付予【孔本作‘孚’，以上为《高宗肜日》篇】▯遗任【孔本作‘壬’】父母兄弟，不遵循你们，乃至四方【下缺】▯□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才【以上为《牧誓》篇】。” 伊【孔本无此字】洪水【孔本作‘洪’】白【孔本作‘汨’】陈述其□行，帝【下缺】白建立并施行皇极；其次六白艾【孔本作‘乂’】施行三德【下缺】润下形成咸，炎上形成苦，曲直形成【下缺】食二白侦，三白祀，四白司空【下缺】皇极，凡是众庶民没有不有泾□人没有不有【下缺】明白人的有▯有作为，使□其行为而【下缺】道路不偏不党；王道广大平坦，不偏不党【下缺】成为天下之王。三德【孔本“三”上有“六”】第一是正直，第二【下缺】家而【孔本无此字】凶于你们的国家，国人因而【缺】颇邪僻【孔本作‘僻’，下缺】乃心□及卿【缺】□及庶民【孔本作‘人’，以上为《洪范》篇】上天所命，元【孔本作‘无违’】我不敢有【下缺】□时正是天命，王告诫你们众人【孔本无‘王告’二字，下缺】此雒【孔本作‘洛’】地，我是四方▯所责备的，也是你们【下缺】在此雒地有年成；你们这些小子于是兴起，跟随你们迁徙。王【以上为《多士》篇】□【孔本作‘穑’】作农事的艰难，才□【孔本作‘逸’】才宪【孔本作‘谚’】既延【孔本作‘诞’】▯【孔本作‘否’】便侮辱众【下缺】中宗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治理【孔本作‘度治’】百姓□惧【下缺】或许怨恨。因此高宗享有国家一百年【孔本作‘享国五十有九年’】，从此众后【下缺】功田功徽□美德，共同怀保小人【孔本作‘民’】，施恩于矜【孔本作‘鲜鳏’，下缺】酒【孔本作‘淫’】毋□【孔本作‘逸’】于游田，惟【缺】共【孔本作‘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毋兄【孔本作‘无皇’】白今日【下缺】众▯圣【孔本作‘听’】人，于是教训改变【孔本‘变’上有‘之力’】乱正防【孔本‘正’上有‘先王之’】至于【下缺】则兄白【孔本作‘皇自’】敬德，众□白朕之□允【下缺】公白于戏，嗣王□于此【孔本‘监’上有‘其’，以上无逸篇】。” 道【孔本作‘终’】出于▯，详细说到□君【缺】白时，我【以上为《君奭》篇】我则□上天的【以上为《多方》篇】。常伯、常任、辟【孔本作‘准’，下缺】治理【孔本无此字】乱事，谋议当面施行【下缺】于众邑。其在【下缺】有会【孔本作‘俊’】心，防备并敬慎其事【下缺】王能众【孔本‘众’上有‘克’】度【孔本作‘宅’】心，于是【下缺】接受这些【孔本作‘此’】□□。其【孔本作‘基’】呜呼【下缺】周公旦防前【孔本作‘已受’】人的□【孔本作‘徽’】美言【下缺】训德【孔本‘德’上有‘于’】于是没有显明地存在【孔本作‘在’】众世【下缺】王的鲜【孔本作‘耿’】明光辉，防扬武王【以上为《立政》篇】。几乃【缺】召大保【下缺】通【孔本作‘达’】□就【孔本作‘集’】大命在【下缺】非几兹即【孔本作‘既’，下缺】黼衣【孔本作‘扆’，以上为《顾命》篇】。以上是石经《尚书》残碑：《盘庚》篇一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范》篇一百零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无逸》篇一百零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顾命》篇十七字，共五百四十七字。这是熹平四年议郎蔡邕所书。汉代儒生传授伏生《尚书》，形成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之学。孔安国《尚书》在汉代虽有人为它作训诂和传注，但没有立于学官。永嘉之乱时，三家的《尚书》都亡佚，所以只有孔氏传流行。用孔氏传本校勘，石经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的有五十五字，借用字有八个，如“鸿”“艾”“劮”“犹”等；通用字有十一个，如“于”“戏”“母”“女”等。孔氏叙述商代三宗，以在位年数多少排列先后；这块碑独独缺少祖甲，按字数推算，祖甲的文字大概在中宗之上，是按《传序》的次序排列的。只是碑文说“高宗享有国家一百年”，与其他记载不同。范晔《后汉书》说：蔡邕认为世俗儒生穿凿经籍，疑误后学，于是和堂谿典、马日防等上奏，请求校正并确定六经文字。

译当时博士考试分甲、乙科，争相评定高下，甚至有人行贿，改动兰台漆书经文中的字。灵帝于是听从诸儒的请求，把经文刊刻在石上，立于太学，天下都以它为准则。碑高一丈，宽四尺。陆机《洛阳记》说：石碑总共四十六块；《尚书》《周易》《公羊传》共二十八碑，其中十二碑毁坏；《论语》三碑，毁坏了两碑；《礼记》十五碑，全都毁坏。北齐把它们迁到邺都，运到河阳岸边时，石碑倒塌，一半沉没在水中。隋朝又把它们运入长安，其中有《周易》一卷、《尚书》六卷、《鲁诗》六卷、《仪礼》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传》九卷、《论语》一卷，还没来得及修补整理，战乱就发生了，营缮人员甚至拿它们作柱础。唐初魏郑公收集聚拢这些石经，但十块中保存不了一块，可见石经散失已经很久了。本朝统一天下时，遗存的经书断石收藏在好事人家中，仍如昆山上的片玉，只是已经不多见。如今京城一带全变成了毡帐之乡，残碑日益稀少。我既然编成《隶释》，于是将现有的石经刻在会稽蓬莱阁。【防，音慉，意为勉励；劮也是“逸”字。】石经《鲁诗》残碑。只是心胸狭窄，所以认为是刺讥。葛屦【下缺】汾水的一曲，采摘它的藚草。那个人啊，美【下缺】他，谁知道【缺一字，毛本“谁”上有“其”】他呢？大概也不要思念。园中有棘树，它的果实【下缺】父啊父【缺一字，毛本无此字】说：“唉，我的孩子，你早晚不停地服役，不要【毛本作‘无’】停止，还要【毛本作‘上’】谨慎【下缺】防备，仍然回来，不要死去。”《▯岵》三章，每章六句，十【下缺】□【毛本作‘猗’】不耕种，不□【毛本作‘穑’】，为什么取得三百廛的禾稼呢？不打猎，不【下缺】一头特牲，那个君子啊，却不劳作而吃现成饭啊。欿欿【毛本作‘坎’】砍伐车轮啊【下缺】不要吃我的▯。三年服役【毛本作‘贯’】你，不肯回顾我；我将离开你【下缺】服役你，不肯慰劳我【缺】将离开你，前往那快乐的郊野；快乐的郊野【下缺】蟋蟀在堂上，年岁将要过去；如今我不快乐，日月也将【缺】句。山上有蓲树【毛本作‘枢’】，低湿地有榆树；你有衣裳，却不拖曳【下缺】酒食为什么【毛本作‘何’】不具备？每天弹瑟击鼓，且防，欢娱快乐【下缺】既已见到君子，还有什么忧愁呢？杨【下缺】以上是石经《鲁诗》残碑，共一百七十三字，是魏唐国风若干篇的文字。与《毛诗》不同的地方，例如“猗”作“▯”，“贯”作“宦”，“枢”作“蓲”，以及其他几个字。又有一段二十多个字，残缺零落，不能成文。只有“叔于田”一章，以及“女曰鸡鸣”八个字可以读出。其中有齐、韩二家文字，大概是在叙述二家文字的异同，正如《公羊》碑所说、颜氏《论语》碑所说，以及毛、包、周氏的情况。汉代《诗经》分为四家，东汉时毛氏《诗》没有立于学官。《隋书·经籍志》有石经《鲁诗》六卷；这块碑后面既然论及齐、韩二家，就知道《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是可信的。石经《仪礼》残碑。面向东，主人【下缺】礼毕□坐下，放置□，拜礼，手持【下缺】宾客洗手后登堂，把觚酒送给宾客【下缺】上前拜受□，在筵席前【下缺】首先，公答拜；送觚□的人站立【下缺】送觚□的人拿着觯，在【下缺】公坐下取大【下缺】以上是石经《仪礼》残碑，共四十五字，都是《大射仪》的文字。石面磨灭，字迹比其他经碑更不清楚。汉灵帝纪说：“诏令诸儒校正五经文字，刻在石上，立于太学。”《蔡邕传》则说：“上奏请求校正并确定六经文字。”纪传记载已经不同。陆机《洛阳记》所记载的，只有《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论语》。只有《隋书·经籍志》说：“后汉把七经刻在石碑上，都是蔡邕所书；目录中有一字石经《仪礼》九卷。”这说明汉史、陆机记载得较为疏略。未央宫有曲台殿，是天子举行射礼的宫殿。西京没有太学，便在这里举行礼仪，所以后苍撰书数万言讲说礼数，名为《曲台记》。如今宫禁中有选德殿，大概是帝王坐着观看射礼的地方；平日清闲宴饮、询问治理国家之道，也多在那里进行，几乎与曲台相合。古人把射列为六艺之一，《仪礼》一经中讲射礼的有两篇。后世除披甲戴盔的武士外便不学习射礼，与古代大不相同。所谓“媵觚、媵□”，“媵”大概就是送、奉送的意思。石经《公羊传》残碑。翚是什么人？是公子翚【缺一字】为什么不称“公”【下缺】柏于是说：“柏告诉我，我已经成为【缺三字】了。”隐公说【下缺】这是某种说法。既然如此，那么是谁拥立他的？石【缺二字】石踖【刻本作“石碏”】拥立【下缺】这是赞美其伟大的说法。棠是什么地方？是济【缺一字】的城邑。为什么【下缺】仲子【刻本有“也”字】既然还不是国君，那么为什么祭祀仲子【缺一字】因为【下缺】诸侯四，诸公是什么？诸【缺一字】是什么？天子的三公称为【下缺】相处于内，开始【缺一字】诸公的制度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在这以前就有了。此前【下缺】事情成功时，告诉我成功或失败了。我和郑人还没有成功【刻本有“也”字】，我【下缺】后来作为年外取邑，不记载这件事，为什么？因为久远了【下缺】弟弟不能称兄为兄。凡【缺五字】的大夫。这里是【下缺】的城邑。天子有【缺四字】诸侯都跟随泰山【下缺】安葬，不记日期；死者讣告后而【缺一字】不告知公。为什么和□者一起【下缺】未受命的大夫。十年，这是公子翚。何【下缺】对外事在外部发生的大恶才记载，小恶不记；在国内，大恶加以讳饰，小【下缺】国。为什么不记载葬礼？因为隐公之死。隐公为什么死？是弑杀【刻本作“试”】。弑杀【下缺】葬【刻本有“以为”二字】不牵连【缺一字】臣子【缺二字】去世。为什么不记载地点？是不忍心说【以上为隐公】。为什么改易它？改易以后，其【下缺】讳言夺取周地。讳言夺取【以上为桓公】十四年，为什么【缺一字】记载异象？什么叫异【下缺】那么到了没有君王的地方就不去；有把情况报告上来的，说有□而【下缺】吗？隐祖所追及【刻本作“逮”】听到【缺一字】所见不同，所听不同，所【下缺】难道不也以尧舜【缺二字】君子吗？制定《春秋》的义理，以【以上为哀公】。有【缺】《公羊传》桓公二年，颜氏说：“所见不同，所听不同，异【下缺】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记录灾害。某年，颜氏说：国君出行，事情便已经结束，他进入【下缺】颜氏说没有攻伐却不说“围”，因为“围”不是夺取城邑的说法。十【下缺】

译谿典谏议大夫臣马日防、臣赵防议□。臣【缺二字】臣□▯□中，臣张彣，臣傅桢▯。以上是石经《公羊传》残碑，共三百七十五字，内容是隐公四年至桓公元年以及哀公十四年的文字。所刻的都是《公羊传》的传文，没有《春秋》经文正文。又有颜氏的说法，但石文断断续续，无法考察疏理，大概是在辨析严氏、颜氏学说的异同。用今天的刻本校对，只有四字改易、四字省略罢了。汉代注本引用陆机《洛阳记》说：“《礼记》碑上有马日防、蔡邕的姓名；现在这块碑上有堂谿典等八人的姓名。”《论语》碑上也有左立等二人的姓名，陆机所记并不详尽。石经《论语》残碑。鲜少有人不喜欢触犯上级而喜欢【下缺】根本，根本一立【缺一字】，道就产生，孝【下缺】说：“道，千乘之国，敬慎地办理政事【下缺】按时役使百姓。”孔子说：“弟子【下缺】而且有信用；即使说还没有学习，我也一定说他【下缺】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就【下缺】与意【刻本作“抑”】予之与子赣【刻本作“贡”】说：“先生【缺五字】防得到它；先生之所以求取它，是因为【下缺】道，这样做就是美好；小事大事都依此而行。有些事不能实行，知道【缺五字】礼节，这也不能【刻本有“可”字】实行【下缺】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了【刻本作“也已”，下缺】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下缺】告诉他过去的事，他就能知道将来的事【下缺】人的不【下缺】章【以上为《学而》篇】免去刑罚却没有羞耻心，是用道德来防范，用德行来整齐人心的[下文缺失]吗[碑本作“于”]？学习[下文缺失]。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说：“不要违背。”樊迟[缺一字]什么[下文缺失]，说：“活着时[下文缺失]，安葬时的防范，礼制和祭祀[下文缺失]，防范有所区别。子夏问孝，孔子说：“侍奉父母时，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的。”有[下文缺失]劳苦，有[下文缺失]孝[下文缺失]，难道[下文缺失]把人藏起来吗？藏[碑本有“哉”字]。孔子说：“温习旧知识而知道新知识[下文缺失]，就可以做老师[下文缺失]，器具。”子贡问[下文缺失]异端，这就[下文缺失]罢了。孔子说[下文缺失]。子[下文缺失]问：“怎样才能使百姓服从？”孔子回答说[下文缺失]。孔子说：“《尚书》说，孝敬父母，友爱兄长[下文缺失]。周代沿袭了[前代]礼制，其中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下文缺失]。以上为《为政篇》。孔子说：“做人却没有仁德，怎样对待礼呢？做人却没有仁德，怎样对待乐呢？”林[缺十一字]和[下文缺失]，回答说：“没有[下文缺失]孔子说[缺五字]。泰山[缺文]不像林放[缺九字]。射[下文缺失]。”孔子说：“启发我的，是卜商啊！现在才可以[下文缺失]。”孔子说[下文缺失]。夏礼，我能说出它的制度，但[下文缺失]；殷礼，我能说出它的制度，但[下文缺失]。知道其学说[缺三字]天下，其[缺一字]在这里展示吗[下文缺失]？就像神明在那里[下文缺失]。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多么文采丰富啊[下文缺失]太庙[下文缺失]。孔子知道礼[下文缺失]礼[下文缺失]也[下文缺失]。夏后氏用松木作社主，周人用栗木作社主，说：“使百姓[下文缺失]。”前往[下文缺失]门。国[碑本作“邦”]君为两国君主结交友好，有反[缺一字]管氏[下文缺失]知道礼[下文缺失]，我从未没有见过他。服役的人[缺二字]出来说[下文缺失]：“没有道义”已经很久了[下文缺失]。我考察这一篇[下文缺失]，共二十六章。以上为《八佾篇》。人[缺文]孔子说：“如果立志于仁，就没有恶行[碑本有“也”字]。”孔子说：“富贵，是人所想要的[下文缺失]；即使颠沛流离，也一定坚持这个志向。子[缺二字]没有见过爱好仁德[碑本有“者”字]、憎恶不仁的人。爱好仁德的人，没有[缺文]能够超过他的[下文缺失]；各人属于自己的类别[缺二字]，这样就知道什么是仁了。”孔子说：“早晨得知真理，晚上死去也可以[碑本作“矣”]。”君子关心道义，小人关心利益。孔子说：“只依据利益[下文缺失]。”有人说：“只这样。”孔子走出门，门人问：“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道，就是忠恕罢了[下文缺失]。”孔子说：“父母在世时，不要远游；出游一定要有明确去处。”孔子说：“父亲去世后三年内，不改变父亲的[下文缺失]。以上为《里仁篇》。对父母有三年的爱[缺一字]父母[碑本有“乎”字]。孔子说：“整天吃得饱饱的，却没有事情用心去做，是很困难的[下文缺失]。君子[碑本有“亦”字]有厌恶的事吗？”孔子说：“有[碑本有“恶”字]。厌恶称说别人恶行的人；厌恶处在下位却诽谤上位的人；厌恶[下文缺失]，对他[下文缺失]他就不，疏远他，他就怨恨。”孔子说：“年龄[碑本有“而”字]增长却还表现出恶行，这是他的结局，算了吧。”共二十六章。以上为《阳货篇》。歪曲正道来侍奉别人，为什么[缺一字]离开自己的父母之国[碑本“国”字缺作“邦”]？景公[缺字]对孔子说：“如果季氏[下文缺失]。”孔子说：“凤凰啊，凤凰啊！为什么[碑本无“而”字]，你的德行衰微了[碑本无“也”字]？过去[缺二字]还可以劝谏，后来还可以追赶[碑本无下文]。赶车的人是谁？”孔[碑本无]子路说：“是孔丘。”那人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碑本有“也曰”二字]。是知道渡口的[下文缺失]。”像那些跟随逃避[碑本作“辟”]世俗的人[缺文]，扰乱[碑本作“耰”，有“而”字]不停止。子路[碑本有“行”字]把这件事告诉[碑本有“夫”字]孔子。孔子怅然说：“鸟兽不可以和人同群[下文缺失]；不和人一道，我同谁为伍？如果天下有道，我就不必参与改变它。”丈人插着拐杖耕作[碑本作“植”作“芸”]。子路拱手，向[缺一字]停止。子路留宿，丈人杀鸡[下文缺失]以礼[碑本作“义”]相待，礼义怎么能废弃呢[碑本无此句]？想要洁身自好，却扰乱君臣、父子等大伦；君子出仕，是实行自己的义[下文缺失]。志向受到屈辱，身体也受到损害；言语合乎伦理，行为合乎思虑，大概就是这样吧[碑本作“而已矣”]。这是说虞仲、夷逸隐居[下文缺失]。少[缺字]阳击磬，襄进入海中。

译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疏远自己的亲属[下文缺失]。”以上为《微子篇》。子张问[缺一字]孔子说：“子夏[缺一字]。”孔子回答说：“子夏说：可以的[缺四字]的人拒绝[碑本作“拒”，下文缺失]。”子夏说：“即使[缺五字]，从旁观察的人也会认为这是[下文缺失]，恐怕会陷于泥淖之中。这是[下文缺失]。君子学习[下文缺失]。”子夏说：“小人的过错[下文缺失]。”孔子说[下文缺失]。子夏说：“大德[缺五字]，出入都可以。”子游[碑本作“游”，缺六字]子[下文缺失]。君子的道，作为[缺二字]可以[缺一字]；有[下文缺失]，有完成者，恐怕只有圣人[下文缺失]。出仕而[下文缺失]。曾子说：“我听老师说过[碑本有“夫”字]，人没有能够自行充分表现自己[碑本作“者也”]的。[缺字]是父母去世了吗[缺一字]？”孔子说[下文缺失]：“如果查明了他的实情，就应当哀怜他，不要因此高兴。”子贡说：“纣的[缺一字]善[缺一字]，这就是他的[碑本作“之”，下文缺失]。”子贡说：“仲尼是在学习。”子贡说：“文王、武王的道没有坠落[碑本作“坠”]到地上，仍在人间；贤能的人记住[碑本作“识”]它[下文缺失]。”孔子告诉子贡[缺一字]。子贡说：“拿宫墙[碑本作“之”作“墙”]来比喻，我赐的墙[缺二字]只能从外面看见房屋的美好[下文缺失]。仲尼不可毁谤[缺二字]；别人的贤能，丘[缺三字]。有的人越过[下文缺失]，仲尼则如日月[下文缺失]。听到一句话便[缺文]而说自己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是不可以的；不可以不谨慎。” 老师的学问和品德是无法企及的，就像天空[下文缺失]。”以上为《子张篇》。没有遮蔽简册，正在上帝心中。我的身体有罪，不要牵连[碑本作“无”][下文缺失]；天下各方、天下各方有[缺一字，碑本有“罪”字]，就在我一人身上[下文缺失]。归附之心，是最重要的；百姓的粮食丧失[缺一字]；宽厚就能得到众人，敏捷就能建立功劳[缺一字]，公正就能使人喜悦[下文缺失]。不要骄傲自大，也不要威严暴烈；子[缺一字]说：“怎样才叫施惠却不耗费？”孔子说[缺一字]：“根据百姓的利益来安排[下文缺失]。尊重他们，使他们的容貌庄严[缺三字]，他们就敬畏你；这样不也是威严而不暴烈吗？”以上为《尧曰篇》。共二十篇，一万五千七百一[缺一字]字。把它卖给各个商人[碑本作“沽”]的[缺文]，包周[缺四字]；大概正是在他的店铺里[缺一字]，包周[下文缺失]。说：言语[缺一字]而在萧墙里面，何不毛包周没有[下文缺失]。诏书与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孙表。工匠陈兴刻写。右边这块《石经》《论语》残碑，共有九百七十一字，是前四篇和后四篇的文字。每篇都一定统计章数，整篇结束后又总计字数，还记载盍、毛、包、周四家说法是否有不同。拿现在通行的板本来校对，也并不非常不同。其中有些文字有所增删，字形也有假借以及使用古字的情况；有些字形虽然不同，训释却相差不远。至于“置其杖”“贾之防”之类，汉人作文不避讳国号。威宗的讳是“志”，顺帝的讳是“保”，《石经》却都在文章中照样书写，没有更改。樊毅碑有“命守斯邦”，刘熊碑有“来臻我邦”之类，从未因汉高帝而避讳“邦”字。这块碑说“邦君为两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书》说“安定厥邦”，却都把“邦”写作“国”，我怀疑汉代儒生传授经书时就是这样，并不只是为了远远避开这一讳字。《水经》说：“光和六年，在太学立石，上面全部刻有蔡邕的姓名。”魏正始年间，又刻了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石经》大概是诸儒在熹平年间奉诏校定，而碑刻完成是在光和年间。隋代《经籍志》有一字《石经》七种，三字《石经》三种。它的论说称：“汉代镌刻七经，都是蔡邕所书。” 又说：“魏代建立了一字《石经》。”这些说法彼此矛盾。《新唐书》《旧唐书》的《经籍志》都有今字《石经》七种，并注《论语》为蔡邕所作；又有三字《石经》和古篆《石经》两种。大概唐代史书把隶书称作今字。看现存经书遗字的笔画神妙，不是蔡中郎这一类人不能写成的。拿黄初以后碑刻比较，差距不只是天壤之别，难道魏人的笔力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吗？应当以《水经》的记载为依据。所谓三体，是魏人刻的。《儒林传》说：“认为是古文、篆书、隶书三体的说法不对。”史书称蔡邕亲自书写丹书，使工匠镌刻。如今保存的各部经书字体各不相同；即使蔡邕擅长隶书，又兼通各种字体，但文字数量如此之多，恐怕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史书说蔡邕与堂谿典、杨赐、马日防、张训、韩说、单飏等校正各部经书。如今《公羊》《论语》以后，只有堂谿、日防两人的姓名还保存着。另有赵防、刘▯、张文、苏▯、▯桢、左立、孙表几人，我私下认为其中一定有同时挥笔书写的人。我详细玩味这些遗字，发现《公羊》《诗》《书》《仪礼》又在《论语》之上。刘宽碑背面有王曜的题名，正是《公羊》《诗》《书》相互并列的情况。黄初年间的孔庙碑，则是《论语》的后裔。识见高明的人应当能够辨别它们。张縯《石经跋》说：蔡邕本传只称蔡邕亲自把丹书写在碑上，没有说采用哪种字体。现在世上流传的都属于隶体。到了《儒林传》序，却说采用古文、篆书、隶书三体的书法，互相参照校验。注释说，古文就是孔氏墙壁中所藏的文字。按张縯考察，孔壁所藏全是科斗文字。孔安国在汉武帝时代已经说，科斗书没有人能够认识。他奉诏为《尚书》五十九篇作传，采用隶古定，不再使用科斗古文。蔡邕距离孔安国三百年后，怎么独自能够具备三体书法呢？汉建武年间，杜林避难河西，得到一卷《古文尚书》，诸儒共同把它当作珍宝。一卷书已经这样被世人珍视；熹平距建武又过了若干年，竟说六经都能用古文书写，不合事实。有人认为，蔡邕是用三体互相校验经文，然后把丹书写在碑上；至于真正定为隶书，也像孔安国作传时那样吗？《儒林传》序中恐怕有文字错误。起初蔡邕校定六经，与堂谿典等数人一同奉诏。如今六经字体并不一致，应当是当时书写丹书的人也不只有蔡邕。姑且把这些记在末尾，等待博学而有识见的君子裁定。唐明皇御书《孝经》。《金石录》载：唐明皇注《孝经》四卷，于天宝四载九月八分书写[现存西安府学]。

译唐石经。《旧唐书·文宗纪》载：开成二年，宰臣、国子祭酒郑覃进呈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当时皇帝喜好文章，郑覃用经义启发引导他，逐渐压抑文学之士，于是上奏请求设置五经博士，依照汉代蔡邕刊刻碑经的旧例，把经书排列在太学中，开始建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错误，皇帝又命翰林勒字官唐玄度重新校正字体。又违背了师法，所以石经建立几十年后，名儒都不去看它，认为其中杂乱累赘非常严重。《新唐书·郑覃传》载：起初，郑覃认为经籍文字残缺错误，博士学识浅陋，不能加以订正，便建议愿意和博学的大儒共同努力校订刊刻，按照汉代旧例，把经书镂刻在太学石上，作为万世的法则。诏令批准了。郑覃于是上表推荐周墀、崔球、张次宗、孔温业等人，订正经文，刻在石上。《高重传》载：高重任祭酒时，与郑覃刊定九经于石上。《儒学传序》载：文宗把五经校定后镌刻在石上，张参等人订正错误文字。《唐会要》载：太和七年二月五日下敕，命唐玄度复核确定石经字体；十二月又下敕，在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建石刻九经，以及《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卷。开成二年八月，国子监奏报复核确定五经字体的翰林待诏唐玄度说：按照太和七年二月五日的命令复核九经字体，如今详细复核，多以司业张参的《五经文字》为准。旧字样年代久远，笔画参差不齐，辗转传写，逐渐造成错误。现在依照字样详细考察并改正。各经另有疑难、缺失而旧字样没有收载的，古今字体不同，虽然篆书、隶书有别，总的都依据《说文》；这就是古体，容易使人惊异而不合俗体。近代文字有的在传写中发生乖谬错误，现在和校勘官取其中适中的写法，辑录为《新加九经字样》一卷，请求附在《五经字样》的末尾。皇帝听从了。《新唐书·艺文志》载：张参《五经文字》三卷，唐玄度《九经字样》一卷。《中兴书目·字样》一卷，开成丁巳年，唐玄度撰写。序言说：奉诏复核确定国学石经字体，删削、增补张参《五经文字》，采录其中有疑问、错误而旧书没有收载的内容，撰成一卷，共七十六部[现存西安府学]。

译蜀石经。《成都记》载：伪蜀孟昶建立政权后，他的宰相母昭裔把《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仪礼》《礼记》《左传》共十部经书刻在石上。负责书写丹书的是张德钊、杨钧、张绍文、孙逢吉、朋吉、周德贞。石碑共有数千块，全都依据太和旧本，历经八年才完成。《公羊传》《谷梁传》则是宋代田元均所刻，《古文尚书》则是晁公武补刻的。胡元质、宗愈建造堂屋来收藏它们，取名“石经堂”，在府学中。《玉海》载：蜀石经《周易》后面的题记说，广政十四年，岁次辛亥，五月二十日[按：这是后周太祖广顺元年]。《公羊传》后面的题记说，大宋皇祐元年，岁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程完毕。伪蜀宰相母昭裔取唐代太和本，在成都学宫刻石，与后唐板本并非没有小的差异。乾道年间，晁公武参照校勘两种本子，取经文不同之处三百零二科，撰成《石经考异》，也刻在石上。张防又校勘注文的异同，撰成《石经注文考异》四十卷。晁公武《石经考异序》说：“鸿都石经自邺迁到雍后，终于在人间变得渺茫难考。唐太和年间，又刻十二经，立石于国学。后唐长兴年间，诏令国子博士田敏和同僚校勘各经，镂刻在板上。所以如今世间太学所传的，只有这两种本子。按赵清献公《成都记》，伪蜀宰相母昭裔捐出俸禄，取九经刻石于学宫，依照太和旧本，命张德钊书写。皇祐年间，田元均补刻《公羊传》《谷梁传》二传，此后十二经才完整。到宣和年间，席升又献上所刻的《孟子》，把它列入其中。如今考察这些石经：《孝经》《论语》《尔雅》为广政甲辰年刻成；张德钊书写《周易》；辛亥年，杨钧、孙逢吉书写《尚书》；周德贞书写《周礼》；孙朋吉书写《毛诗》《礼记》《仪礼》；张绍文书写《左氏传》。没有记载是谁书写的经书，其“祥”字缺少笔画，也一定是蜀人所书。这样看来，蜀人所立的石经大概有十部，书写者并不只有德钊；而且能够全部采用太和本，已经值得称赞。总共历经八年，石碑有数千块，都是昭裔独自筹办的，尤其伟大。” 公武后来出任三营守官时，曾经对照国子监摹刻的长兴板本阅读，发现其中的差误大概很多。过去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太和石经的本子校写得不精确，当时人并不认可这种说法，而世人都认为长兴板本使用方便。宋朝初年于是把它颁行天下，收起从前民间的抄本，不再采用。然而其中有讹误错乱之处，无法互相参校；即使明知它有错误，仍认为既然是官府刊定的本子，个人便难以擅自改动。由此看来，石经固然有脱漏错讹，国子监本也难以全部遵从。公武到少城任职后，寒暑已经更替两次，便利用节日闲暇，命学官进行校勘。石本《周易》从“说卦”篇“干健也”以下有韩康伯的注，《略例》有邢璹的注；《礼记·月令》采用唐代李林甫改定的本子，监本都没有采用。此外，《周易》经文不同的有五处，《尚书》十处，《毛诗》四十七处，《周礼》四十二处，《仪礼》三十一处，《礼记》三十二处，《春秋左氏传》四十六处，《公羊传》二十一处，《谷梁传》十三处，《孝经》四处，《论语》八处，《尔雅》五处，《孟子》二十七处；传和注不同的地方尤其多，无法一一记载。单就经文来说，还有三百零二处。考察这些文字的文理，虽然石本错误很多，但例如《尚书·禹贡篇》的“梦土作乂”，《毛诗·日月篇》直到“困穷而作是诗也”，《左氏传》昭公十七年的“六物之占在宋衞陈郑乎”，《论语·述而篇》的“举一隅示之”，以及《衞灵公篇》的“敬其事而后食其禄”这类文字，不知道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先儒有人把《尚书》的“无颇”改为“无陂”，把《春秋》的“郭公”改为“郭亾”，世人都讥笑他们。这些地方我不敢凭臆断定，姑且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又把它们刻在乐石上，附在经书之后，以求不失实。将来一定会有能够考订并改正它们的人。洪迈《容斋随笔》说：孟蜀所刻的石经，其中“渊”“世”“民”三个字都缺少笔画，大概是为了避唐高祖、唐太宗的讳。范成大撰有《记考异》及其序。共二十一通碑，都在石经堂中。宋代开封府石经。《玉海》记载：宋仁宗至和元年八月十六日己酉，因为皇侄右屯衞大将军克继书写国子监石经，以上述所写的石经《论语》请求刻石于国子监。皇帝想以此表彰并勉励宗室，特意准许了他的请求。至和二年九月十五日工程完毕，上呈皇帝，皇帝赐给银币。宋仁宗命国子监取《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用篆书、隶书两种字体刻在两楹之间的石上。至和二年三月五日，判国子监王洙说：“国子监刊立石经至今已经十五年，只有《孝经》刊刻完毕；《尚书》《论语》现已书写并正在镌刻，尚未完成，请求督促并限定近期完工，其余经书暂且停止。”皇帝听从了。嘉祐三年五月十五日，王洙推荐大理丞杨南仲因刻石经有功，赐给出身。嘉祐六年二月缺日，国子监说：“平民章友直篆写石经已经完成，诏令补授试将作监主簿。”章友直不愿做官，便赐给他银和绢。五月，因共同篆写石经的殿中丞张次立，授予堂除书。目录记载，石经共七十五卷；杨南仲书写《周易》十卷、《尚书》十三卷、《诗》二十卷、《春秋》十二卷、《礼记》二十卷，全部具备真书、篆书两种字体。周密《癸辛杂识》说：汴学就是从前太学的旧址，九经石板堆积如山，一行是篆字，一行是真字。

译宋高宗御书石经。《玉海》记载：绍兴十三年二月，宫中拿出皇帝亲书的《左氏春秋》以及《史记》列传，宣示给馆职官员，少监秦熺以下作诗进献。六月，宫中拿出皇帝亲书的《周易》。九月四日，皇帝对辅臣说：“学习写字不如直接写经书，这样不但可以学写字，又能得到经书，不妨这样做。”随后尚书省委任知临安府张澄刊刻石经，颁发给各州学校。绍兴十四年正月，宫中拿出皇帝亲书的《尚书》。十月，宫中拿出皇帝亲书的《毛诗》。绍兴十六年五月，又拿出皇帝亲书的《春秋左传》，都在本省宣示给馆职官员，由他们作诗进献。皇帝又书写《论语》《孟子》，都刊刻在石上，立于太学首善阁、大成殿后以及三礼堂的廊庑。 《系年录》记载，绍兴十三年十一月丁卯，秦桧奏报：前日已奉命交付皇帝亲书的《尚书》，明日想宣示给从臣。当时皇帝书写的六经、《论语》《孟子》都已完成，于是请求在国子监刊刻石经，并把墨本颁赐给各路州学，诏令准许。淳熙四年二月十九日，诏令知临安府赵磻老在太学建阁，供奉安置石经；把碑石放在阁下，把墨本放在阁上，阁名定为“光尧石经之阁”。皇帝说：“我将亲自书写。”参政茂良等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亲自书写经传达到数千万字的；这不只是皇帝的文章书法光耀万世，也显示了尊崇儒学、重视道统已经达到极致。” 皇帝说：“太上的字画是天纵之才，冠绝古今。”五月二十四日，赵磻老奏报阁将要完工；其中除石刻经书《易》《诗》《书》《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外，还有皇帝亲书的《礼记》中的《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这五篇不在太学石经的数目之内。如今搜访旧本，重新摹写刊刻，以补足《礼经》的缺漏，皇帝准许了。六月十三日，皇帝亲书“光尧御书石经之阁”牌额，赐给国子监。《元史·申屠致远传》记载：西域僧人杨琏真伽在宋代故宫修建佛塔，想取宋高宗亲书的九经石刻来筑塔基，申屠致远极力拒绝，他才停止。现存于杭州府学。晁公武所刻的《古文尚书》。晁公武《古文尚书序》说：自秦朝更改前代的法制以来，凡是称为古代的事物，后世几乎都听不到了。文字契刻的产生固然始于伏羲，但字形变化多端，而且不把它们当作文字来使用的人，也已经很多了。《尚书》这一部经书，唯独还保存着古文，难道不是因为它从墙壁中得到，是圣人过去收藏的，而天地也有所护佑，不忍让它断绝灭亡吗？中间虽然遭遇汉代巫蛊之祸、唐代天宝年间的灾难，最终也不能使它昏暗湮没，如今仍流传在人间，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何况孔氏说《尚书》是上古的书；当时科斗文已经不再能见到，把它用隶书整理定形，这实际上是同一回事。即便如此，圣人已经远去，但从文字之间仍可以大略想见圣人的面貌，那么古书的流传也不是徒然设置的。我到少城后，在撰写《石经考异》之余，因而在学宫得到这部完整的古文《尚书》，于是延请士人张防，仿照吕氏所刻的本子，把原书用朱色刊刻在石上。这不只是文字足以流传后世，像二典中“若粤▯”这类文字，学者难道可以不知道吗？唉！相信并喜爱古代，向古代的训诫学习，才会有所收获。根据前面文书的命令，正要把《孝经》《周易》经文中属于古文的部分附在石经之列，所以不能逐一叙述，只略举一二，以让后世喜好奇异字形的人知晓。又怎么知道世间没有像杨子云那样的时代呢？乾道庚寅年仲夏望日。《石经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