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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录 明 薛瑄
孔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惟亲历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于职事万无一尽，况敢恣肆于礼法之外乎？
程子书“视民如伤”四字于座侧，余每欲责人，尝念此意而不敢忽。
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能熟视而深考之，则有以酬应世务而合乎时宜。
作官者于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
学者大病在行不著，习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处事即求合一，处事即求合理，则行著习察矣。
处事最当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
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
至诚以感人，犹有不服，况设诈以行之乎？
防小人密于自修。
事最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
丙吉深厚不伐，张安世谨慎周密，皆可为人臣之法。
论万事皆当以三纲五常为本。学者之所讲明践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当以三纲五常为本。舍此则学非所学，仕非所仕也。
按物太宜含弘，如行旷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太狭，而无以自容矣。
左右之言不可轻信，必审是实。
为政通下情为急。
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未至也。《书》曰：“我务省事。”则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作一事不可苟。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不能主之事功。
与人言宜和气从容，气忿则不平，色厉则取怨。
处人之难处者，正不必厉声色与之辨是非，较长短，惟谨于自修，愈谦愈约，彼将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较焉？
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言不当，殊愧之。
张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与语”。予深体此言，吏卒辈，不严而粟然也。
待下固当谦和，谦和而无节，及纳其悔，所谓重巽吝也。惟和而庄，则人自爱而畏。
慎动当先慎其几于心，次当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动也。
闻人毁已而怒，则誉已者至矣。
法立贵乎必行，立而不行，徒为虚文，适足以启下人之玩而已，故论事当永终知弊。
为人不能尽人道，为官不能尽官道，是吾所忧也。
使民如承大祭，然则为政临民，岂可视民为愚且贱，而加慢易之心哉？
处事，不形之于言犹妙。
尝见人寻常处置得宜者，数数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满天地，德冠人群，视之若无者，分定故也。
如治小人，宽平自在，从容以处之，事已，绝口不言，则小人无所闻以发其怒矣。
胆欲大，见义勇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圆，应物无滞；行欲方，截然有执。
事事不放过，而皆欲合理，则积久而业广矣。
养民生，复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治狱有四要：公慈明刚。公则不偏，慈则不刻，明则能照，刚则能断。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终不为邪小所惑而易其所守。
疾恶之心固不可无，然当宽心缓思可去与否，审度时宜而处之，斯无悔。切不可闻恶遽怒，先自焚挠，纵使即能去恶，己亦病矣。况伤于急暴，而有过中失宜之弊乎？经曰：“忽忿疾于顽。”
孔子曰：“肤受之愬，不行焉。”皆当深味。
轻与必滥取，易信必易疑。
韩魏公、范文正诸公，皆一片忠诚为国之心，故其事业显著，而名望孚动于天下。后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恃其身，而欲事业名誉比拟前贤，难矣哉！
成王问史佚曰：“何德而民亲上？”史佚曰：“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领信而食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以已之廉，病人之贪，取怨之道也。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理明则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未明则以不当安者为安矣。
前人为治，纯用德而以刑辅之，后人则纯用法术而已。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贤治不贤，设官之本意不过如此，有官威剥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译《从政录》 明代 薛瑄
孔子说：“不担心没有职位，只担心没有立身处世的才能。”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其中的滋味。我侥幸担任清贵显要的职位，日夜思考，对于职事尚且有一万分之一未能尽善尽美，何况敢在礼法之外放纵妄为呢？
程子将“视民如伤”四个字写在座位旁边，我每当想要责备别人时，常常念及这个意思而不敢忽视。
凡是国家的礼仪、典章、制度、法律、条例等，如果能够仔细审视并深入考究，就能有办法应对世间的政务而符合时宜。
做官的人对于愚昧的男女百姓，都应当恭敬地对待他们，不可轻视。
求学的人最大的弊病在于行为不显著，习惯不审察，所以事理不能合一。处理事情就追求合一，处理事情就追求合理，那么行为就会显著，习惯就会审察了。
处理事情最应当深思熟虑、从容处置。深思熟虑就能掌握实情，从容处置就能把握恰当。
一个字不可轻易给人，一句话不可轻易许诺，一个笑容不可轻易假借于人。
以至诚之心感动他人，尚且有不服从的，何况用欺诈的手段去行事呢？
防备小人要严于自我修养。
事情最不可轻忽，即使是极其微小、极其容易的事，都应当以慎重的心态去处理。
丙吉深沉厚道而不自我夸耀，张安世谨慎周密，都可以作为臣子的楷模。
论述万事都应当以三纲五常为根本。求学的人所讲明并践行的，做官的人所倡导并推行的，都应当以三纲五常为根本。舍弃了这个，那么所学的就不是真正的学问，所仕的就不是真正的仕途了。
对待万物太适宜包容宽宏，就像行走在旷野，有舒展铺陈的地方；如果不这样，太狭隘，就没有自我容身的余地了。
左右近臣的话不可轻信，一定要审查是否真实。
治理政事，通达下情是最紧急的。
爱护百姓但百姓不亲近，都是因为爱护得不够到位。《尚书》说：“我致力于减少政事。”那么百姓不得其死的就多了，能不引以为戒吗！
做一件事不可马虎草率。
一定要能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触犯冒犯，这样才能成就别人不能成就的事功。
与人说话应当和气从容，怒气冲冲就不公平，神色严厉就会招致怨恨。
对待难以相处的人，正不必严厉声色与他辩论是非、比较长短，只要谨慎于自我修养，越是谦虚越是简约，他自然会信服。不信服的是狂妄之人，又何必计较呢？
做官最适宜安详稳重。下属所瞻仰，一句话不当，会非常羞愧。
张文忠公说：“左右的人如果不是公事不要与他们说话。”我深切体会这句话，吏卒之类的人，不严厉而自然敬畏。
对待下属固然应当谦和，但谦和而没有节制，等到接纳他们的悔恨，这就是所谓“重巽吝”（过于柔顺而吝惜）。只有和顺而庄重，人们自然既爱戴又敬畏。
谨慎行动应当先谨慎心中的念头，其次应当谨慎言语、谨慎行为、谨慎做事，这都是谨慎行动。
听到别人诋毁自己就发怒，那么赞誉自己的人也就来了。
法令确立贵在必须执行，确立了而不执行，只是虚文，恰好足以开启下属的轻慢而已，所以论述事情应当看到最终的结果并知晓弊端。
做人不能尽到做人的道理，做官不能尽到做官的道理，这是我所忧虑的。
役使百姓如同承受重大的祭祀，那么治理政事面对百姓，怎么可以把百姓看作愚昧且低贱，而加上轻慢容易的心态呢？
处理事情，不表现在言语上更加妙。
曾经看见有人平常处置得当，却屡次对别人说起，浅陋也太严重了。古人功业充满天地，德行冠绝人群，却视若无物，是因为本分已定。
比如治理小人，宽厚平和自在，从容地对待他们，事情结束后，绝口不提，那么小人就没有听到的借口来发泄他们的怒气了。
胆量想要大，见义勇为；心思想要小，条理严密审察；智慧想要圆融，应对事物没有滞碍；行为想要方正，截然有所执着。
每件事都不放过，而且都想要合理，那么积累久了事业就广博了。
养育百姓的生计，恢复百姓的本性，禁止百姓的邪非，是治理天下的三个要点。
审理案件有四个要点：公正、慈爱、明察、刚断。公正就不偏私，慈爱就不苛刻，明察就能照见真相，刚断就能决断。
大丈夫以正大之心立身，以光明之事行事，终究不被邪恶小人所迷惑而改变自己的操守。
憎恶邪恶的心固然不可没有，但应当放宽心胸、缓步思考是否可以去除，审度时宜而处理它，这样就没有悔恨。切不可听到邪恶就立刻发怒，先自乱阵脚，纵使立刻能去除邪恶，自己也受损了。何况因急躁暴烈，而有超过中道、失当的弊端呢？《尚书》说：“不要对顽劣之人突然发怒。”
孔子说：“表面上的诬告，不能施行。”都应当深深体味。
轻易给予必然滥取，容易相信必然容易怀疑。
韩魏公、范文正等各位公卿，都是一片忠诚为国的心，所以他们的事业显著，名望信服并震动天下。后世的人，凭借私意和小聪明自恃其身，而想要事业名誉比拟前贤，难啊！
成王问史佚说：“什么德行能让百姓亲近上级？”史佚说：“役使他们合乎时令，并且恭敬顺从他们，忠诚而爱护他们，颁布命令守信而不食言，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踏在薄冰上。”这是名言啊。
用自己的廉洁，去指责别人的贪婪，是招致怨恨的方法。
做事只是求得心安而已，但道理明白了就知道可以安心的安心，道理没明白就把不该安心的当作安心了。
前人治理天下，纯粹用德行而用刑罚辅助，后人则纯粹用法术而已。
用能治理不能，用贤治理不贤，设置官员的本意不过如此，有官员威逼剥削百姓来供养自己的，究竟是什么心呢？
去弊当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虽众人之所暂快，亦贤知之所深虑矣。
人皆妄意于名位之显荣，而固有之善，则无一念之及，其不知类也甚矣。
译去除弊端应当治理其根本。根本没有治理好却只去除其枝节，虽然这是众人暂时感到痛快的事，也是贤明智慧之人深深忧虑的事。
人们都妄图追求名位显赫荣耀，而对于自身固有的善德，却没有一个念头去顾及，他们不懂得类推事理到了极点。
机事不密则害成，《易》之大戒也。
为善勿怠，去恶勿疑。
恭而不近于谀，和而不至于流，事上处众之道。
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
一毫省察不至，即处事失宜，而悔吝随之，不可不慎。
处事当沈重详细坚正，不可轻忽忽略，故《易》多言“利艰贞。”盖艰贞则不敢轻忽，而必以其正，所以吉也。
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昔人所谓下有危亡之势，而上不知是也。
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人遇拂乱之事，愈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碍处，必思有以通之，则智益明。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长人者之非其人也。
不虐无告，不废困穷，圣人之仁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必有所济，盖天下事莫非分所当为，凡事苟可用力者，无不尽心其间，则民之受惠者多矣。
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义。
临属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岂惟为人君当然哉？凡为人臣者，亦当守此，以为爱民保已之法也。
王伯之分，正在不谋利、不计功与谋利计功之分。
处事识为先，断次之。
作官常知不能尽其职，则过人远矣。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义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险以侥幸。
法者辅治之具，当以教化为先。
目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财利之源；省妄费，去冗食，所以裕财利之用。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兴作，小大必书，圣人仁民之意深矣。
凡事分所当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傅周召，王佐事业大矣，自其心观之，则若浮云之漠然，无所动其心。
清心省事，为官切要，且有无限之乐。
犯而不较最省事。
人好静而扰之不已，恐非为政之道。
名节大事，不可妄交非类，以坏名节。
守官最宜简外事，少接人，谨言语。
与人居官者言，当使有益于其身，有益及于人。
天之道，公而已。圣人法天为治，一出于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为大也。
霍光小心谨慎，沉静详审，可以为人臣之法。
亦有小廉曲谨，而不能有为，于事终无益。
凡事皆当推功让能于人，不可有一毫自得自能之意。
大臣行事，当远虑后来之患，虽小事不可启其端。
虽细事亦当以难处之，不可忽，况大事乎？
所谓王道者，真实爱民如子，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则民爱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
民不习教化，但知有刑政，风俗难乎其淳矣。
惠虽不能周于人，而心当常存于厚。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则三代之治，后世必可复。
唐郭子仪竭忠诚以事君，故君心无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处小人，故谗邪莫能害。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不明固无以知事之当断，然明而不断，亦不免于后艰矣。
圣贤成大事业者，从战战兢兢之小心来。
好善优于天下，若自用已能，恶闻人善，何以成事功？
对人子民之心，无时而忘。
于人之微贱，皆当以诚待之，不可勿慢。
为治，捨王道，即是霸道之卑陋。圣贤宁终身不遇孔孟，不自贬以徇时者，为是故也。
《书》言：“罚弗及嗣，赏延于世。”此圣人之仁心也。故赏当过于厚，而刑不过于滥。
出处去就，士君子之大节，不可不谨。《礼》曰：“进以礼，退以义。”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见诸侯，尤详于进退之道。故出处去就之节不可不谨。
译机密之事如果不严密，就会造成祸患，这是《易经》中最大的告诫。
行善不要懈怠，去恶不要迟疑。
恭敬而不接近阿谀奉承，温和而不流于放纵，这是侍奉上级和相处众人的原则。
世间的廉洁之人有三种：有明辨事理而不胡乱索取的，有崇尚名节而不随便索取的，有畏惧法律、保全禄位而不敢索取的。明辨事理而不胡乱索取，是出于本心自然而然的，这是上等；崇尚名节而不随便索取，是狷介之士，这是次一等；畏惧法律、保全禄位而不敢索取，则是勉强做到的，这又是更次一等的。
如果有一丝一毫的省察不到位，就会在处理事情时失当，悔恨随之而来，不可以不谨慎。
处理事情应当沉稳、细致、坚定、正直，不可轻率疏忽，所以《易经》多次提到“利于艰难中正”。因为艰难中正就不敢轻率疏忽，并且必定秉持正道，所以吉祥。
天下最大的忧虑，只有下情不能上达这一项值得忧虑。古人所说的下面有危亡的趋势，而上面却不知道，就是这个意思。
不欺骗君主，不出卖法律，不伤害百姓，这是做官修身养性的三个要点。
人遇到挫折混乱的事情，更应当触动内心、忍耐性情，增加自己所不能的能力。所做的事情如果有阻碍的地方，一定要思考如何疏通，那么智慧就会更加明达。
下层百姓的冤屈得不到伸张，是因为治理百姓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
不虐待无助的人，不抛弃困穷的人，这是圣人的仁爱。
哪怕是一命之微的士人，如果心存爱护万物之心，必定有所成就，因为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是本分应当做的，凡是能够用力的地方，都尽心去做，那么百姓受到的恩惠就多了。
不要因为事情小而忽视它，无论大小都必须符合道义。
面对下属官员，除了公事之外，不可以泛泛地谈论其他事情。
不要轻视民事，只知艰难；不要安于职位，只知危险，这难道只是君主应当做到的吗？凡是做臣子的，也应当遵守这些，作为爱护百姓、保全自己的法则。
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正在于不谋求私利、不计算功劳与谋求私利、计算功劳的区别。
处理事情，见识是第一位的，决断是第二位的。
做官常常知道自己不能尽到职责，那就远远超过别人了。
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些都是确定的道理。君子知道这一点，所以践行道义来等待天命；小人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冒险行事来侥幸求成。
法律是辅助治理的工具，应当以教化为先。
禁止末业，禁止游民，是为了巩固财利的来源；节省无谓的浪费，去除多余的供养，是为了充裕财利的用途。
《春秋》最重视民力，凡是有兴修工程，无论大小必定记载，圣人爱护百姓的意思很深啊。
凡是本分应当做的事情，不可以有一丝一毫自夸自大的意思。
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辅佐君王的事业很大，但从他们的心来看，却像浮云一样淡然，没有什么能打动他们的心。
清心寡欲、减少事务，是做官的关键，而且有无限的快乐。
被冒犯而不计较最省事。
人喜欢安静却不停地打扰他，恐怕不是治理政事的方法。
名节是大事，不可以随意结交不正类的人，从而败坏名节。
做官最适宜简省外事，少接触人，谨慎言语。
与做官的人交谈，应当使对他自身有益，也对他人有益。
天的道理，只是公正罢了。圣人效法天来治理国家，一切都出于天道的公正，这就是王道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霍光小心谨慎，沉静详审，可以作为做臣子的法则。
也有小廉小谨，但不能有所作为，对事情终究没有益处。
凡是事情都应当把功劳让给别人，把能力推给别人，不可以有一丝一毫自满自能的意思。
大臣行事，应当远虑后来的祸患，即使是小事也不可以开启端绪。
即使是小事也应当当作难办的事来处理，不可以忽视，何况是大事呢？
所谓王道，就是真心实意地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子女，孟子所说的“尊敬自己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子女，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子女。”上面用这种方式施予百姓，那么百姓爱戴他们如同父母，是必然的。
百姓不习惯教化，只知道有刑罚政令，风俗就很难淳朴了。
恩惠虽然不能周遍所有人，但心里应当常存厚道。
孔子说：“这些百姓，在夏商周三代是遵循正道行事的。”那么三代的治理，后世必定可以恢复。
唐朝郭子仪竭尽忠诚侍奉君主，所以君主心中没有疑虑。以厚德不显露锋芒来对待小人，所以谗言邪佞不能伤害他。
处理大事贵在明白而能决断，不明白固然无法知道事情应当决断，然而明白而不能决断，也不免会有后来的艰难。
圣贤成就大事业，是从战战兢兢的小心谨慎中来的。
喜好善行优于天下，如果自以为是，厌恶听到别人的善行，怎么能成就事功呢？
对待百姓的心，无时无刻不忘记。
对于卑微低贱的人，都应当以诚心对待，不可以怠慢。
治理国家，舍弃王道，就是霸道的卑劣浅陋。圣贤宁愿终身不遇孔孟，也不自贬以迎合时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尚书》说：“惩罚不及后代，赏赐延及子孙。”这是圣人的仁爱之心。所以赏赐应当过于丰厚，而刑罚不过于滥施。
出仕、退隐、离去、就任，是士君子的大节，不可以不谨慎。《礼记》说：“进用要符合礼，退隐要符合义。”孔子说：“有天命。”孟子不见诸侯，尤其详细地阐述了进退的道理。所以出仕、退隐、离去、就任的节操不可以不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