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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皇帝御撰《人臣儆心录》序

朕认为，臣子立身处世、规范行为，根本在于一心。心正便是忠直，各种美德便汇聚于此；心不正便是奸邪，种种恶行便归附于此。因此，心是万事的根本，美与恶都由此产生。然而事情虽有不同途径，心却只应专一。一心为国便忘却家庭，一心为君便忘却自身。像这样的人，不仅名声显赫、自身荣耀，国家也真正依赖他们。至于奸邪之徒，结党营私，倚仗权势扰乱朝政，最终导致身败名裂，成为国家的祸根。这大概是因为平时没有端正心性的功夫，一旦面对权势利禄，便昏乱迷乱，狂妄放肆、骄傲自大，对上蒙蔽朝廷法度，对下违背臣子道义。有的树立威势并招揽党羽，有的勾结坏人并效仿奔走趋附。像谭泰、石汉，凭借世代老臣的身份，长久蒙受恩遇，不思图报，随心所欲地横行霸道，专横跋扈、放纵自我，眼中没有纲纪法度。陈名夏则是一个平庸的儒生，突然获得显赫提拔，倚重信任深厚，赏赐优厚隆重；却背弃恩德、培植私交，玩弄法律、欺瞒皇上。这些都是自己造下罪孽，以致毁掉自身和家庭。朕考察古代历史，小人误国，代代都有。观察近事，又如同明镜般清晰昭然，足以作为永远的警戒。恐怕后来的臣子，或许仍然重蹈覆辙，辜负君主恩德而改变初衷，以至于自身遭受刑罚，后悔莫及。所以推究其情状并加以论述，编录成一本书，作为臣子警戒心性的训诫。

顺治乙未年暮春日作序

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二

御定《人臣儆心录》职官类二【官箴之属】

提要

【臣】等谨按：《人臣儆心录》一卷，顺治十二年大学士王永吉恭敬编纂，仰承皇帝钦定，共八篇。一曰植党，二曰好名，三营私，四曰徇利，五曰骄志六曰作伪，七曰附势，八曰旷职。前有皇帝御撰序言。大概是因为勋臣谭泰、石汉、大学士陈名夏等人先后因骄傲专横而被依法处决，于是推论自古奸臣的恶迹，训诫群臣，使他们共同知晓这明亮的鉴戒。宇宙一气流行，化生万物，鸾鸟与猫头鹰共同繁育，稻谷与稗草一同生长，这确实是事理必然如此。所以有君子，就一定有小人的存在。即使是唐尧虞舜的盛世，四凶也混迹于朝列，更不用说秦汉以后了。不幸遇到昏乱的时代，小人得志，祸患便降临于国家，前朝的权幸之臣就是如此。有幸遇到纲纪修明的时代，则阳光普照，万物无处隐藏，即使千方百计掩饰，最终也会败露，陈名夏等人就是如此。在我们这里，

世祖章皇帝圣明裁断、果断决绝，

睿智鉴察、英明卓越，足以驾驭群臣，照耀万象。雷霆一震，鬼怪潜踪，

虽然奸佞小人或许不敢再重蹈覆辙，而

圣人思虑周全，事先杜绝渐萌之恶，防范细微之处，唯恐小人唯利是图，大多蒙蔽智慧。对于陈名夏等人，不认为他们罪孽深重、自取灭亡，反而认为他们手段不高明，另图掩盖。

特意颁布御笔手谕，普遍昭示百官，详尽推究他们未发的阴谋，明确描绘他们欲施行的策略，使他们共同知道那些聚众私议的人，已全部在

洞察之中，如同用九种金属铸造鼎器，先画好鬼魅的形状。倘若遇到不善之人，都可以指着他们、看着他们，点名呼叫他们。山鬼的伎俩，自然穷尽而无法施展。

国家承平已久，历经百余年

历代圣君相继，并

乾纲独断，从未像前代那样，让奸臣得以窃取权柄，这难道不是祖宗留下的谋略，垂范万年的家法吗？乾隆四十六年八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錫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人臣儆心录》

大学士王永吉恭敬编纂

植党论

自古国家太平的治理，大都是由大小臣工协力同心，以兴盛各项政务，才能长久安定、繁荣，流传美誉无穷。然而为臣之道，类别不一，大抵不结党营私，不贪恋虚名，不谋求私利，不贪图贿赂，恭敬以整饬自身，忠诚以侍奉君主，刚正独立，勤勉谨慎地任职，这是最重要的。像这样，品行便端正，学术便纯正，而功业便成就，称为纯臣，大概没有愧色。那些邪臣则不然，他们作恶多端，但最大的莫过于结党。当他们初入仕途时，常以小小的忠诚和信用来矫饰自身名声，趁着君主锐意图治的时候，巧妙地施展手段以博取知遇，君主以诚相待、任用而不怀疑，侥幸占据要职，掌握事权，于是假借朝廷的刑罚赏赐，逞一己之威势，广泛树立私党作为羽翼，表面上打着举荐正直、罢黜邪枉的旗号，暗中实行拉帮结派、打击异己的计谋，依附自己的人就赞誉并援引他们升至显贵，违逆自己的人就诋毁并攻击他们使之陷入罪责，其意图是想让刚直敢言的士人全部离开朝廷，凡是拥有爵位官职的人，必须都出自他的门下才罢休。浸淫日久，而奸邪之徒逐渐滋生，国家事务逐渐败坏，流下的祸患岂能说得尽呢？有人说：结党的祸害既然如此，难道要孤零零地独立无伴才可以吗？古人论述大道，最终也谈及朋友之交，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不是这样，也是各自权衡轻重罢了。人们平时居住在乡里，则重视友谊；并肩侍奉君主，则重视臣节。重视臣节便不能再谈论交情。因此君子侍奉君主，不随便苟同，不刻意求异，心中只知道早晚不懈怠，

译只需侍奉君主一人罢了。所以孔子说：君子团结众人而不结党营私，和谐相处而不盲目附和，哪里会有结党营私的行为呢？就像虞舜朝廷的二十二位大臣，有的赞同，有的反对，有的叹息，有的谦让，当时人才济济，众官和谐，难道没有朋党吗？但后世并不把他们视为朋党。至于唐朝的李逢吉把持朝政、专断权力，任用张文新、李训、李续之、李虞、O栖楚、姜治、张权舆、程昔之、范之等人，将他们安排在重要且繁重的职位上，权势震动朝廷与民间，陷害正直之士。李宗闵厌恶李德裕，就任用牛僧孺等人来排挤他，而李德裕也与李宗闵各自结成朋党，互相倾轧，导致皇帝感叹“铲除河北的叛贼容易，铲除朝廷中的朋党困难”，唐朝的国运因此衰败不振。宋朝的章惇欺骗君主、谋取私利，任用蔡卞、林希、张商英、黄履来之邵、周秩、上官均等人占据要职，担任谏官，勾结谋害忠良，报复仇怨。而蔡京、蔡攸甚至父子为敌，各自树立门户，宋朝也因此衰败。唉！将毕生的心力，不用于辅佐君主、造福百姓，却用于招揽党羽；不用于尽职行政，却用于包庇奸邪、嫉妒贤能，最终酿成一时的祸患，留下万世的污名。权势终有尽头，讥讽嘲笑却无穷无尽，这有什么好处呢？那些拥有国家的人，又怎么会有利于拥有这样的臣子呢？这种结党营私的风气，是臣子应当深深警戒的。

译好名论

凡是做臣子的，应当推崇实际的功效，不应当追求虚浮的名声。追求名声的人，其行为必定矫揉造作，其心意必定轻浮不实。他们只求博取一时的声誉，而不顾言论和行事是否得当。推究他们的本心，认为我发表言论、举办事宜，只要能够显露我的志向、成就我的名声就足够了。至于那些必定能够付诸实施、必定能够流传久远的实效，则都留给君主去做，他们自己并不参与。如果人人都怀着追求名声的心，那么国家的实际事务，又将依靠谁来办理呢？国家的兴衰安危，与自己毫不相关，就像秦国人看待越国人的胖瘦一样，冷漠得无动于衷，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不忠吗？有人会说：孔子说：“君子痛恨死后名声不被称颂。”名声也是人们应当崇尚的。如果完全不好名声，将会导致败坏道德、逾越法度，不知忌讳，这不是更可怕吗？回答说：不是这样。那些败坏道德、逾越法度的人，是世间一天也不能容忍的，哪里值得谈论呢？所谓不好名声，是让他们专心致力于实效，以期对国家有所补益。如果实效达到了，名声随之而来，那么名声就不是虚名，难道不很好吗？只一心追求名声而不顾实效，那么即使言论看似正当，事情看似合理，也都是决不可行、决不可久的。因此，怀着追求名声的心侍奉君主，那么辅佐必定不真诚，名义上是顺从，实际上却是暗中修饰、阿谀奉承；名义上是勤勉，实际上却是向外沽名钓誉、故作刚直。怀着追求名声的心用人，那么选拔必定不当，所奖赏提拔的，是炫耀浮华的人，而排斥压抑的，是淳朴厚重的人。怀着追求名声的心进言，那么建议必定不纯正，或者附和雷同，并非发自肺腑；或者故作激切，自命清高。怀着追求名声的心治理百姓，那么爱护养育必定不笃实，兴办一项利益，或许名义美好而实际背离；消除一项祸害，或许名义上除去了而实际上依然存在。怀着追求名声的心整饬品行，那么实践必定不端正，或许吃粗粮穿破衣来标榜清廉，或许外表厚道内心深情来掩饰气度。他们将要欺骗世人、窃取声誉，隐藏真情以谋求赞誉，一旦败露，伎俩用尽，对上必定被君主抛弃，对下必定被朋友断绝往来。像王衍、殷浩这类人，就是明显的鉴戒。不仅如此，追求名声的弊端，必然导致结党营私、矜夸争胜，造成的祸害深远，如东汉的李膺、荀彧等人，仅仅因为善于褒善贬恶，互相标榜，树立了顾厨俊及的名声，以至于丧命，对世道毫无补益。这些人都是贤者，而追求名声的弊端尚且达到如此地步，何况那些不推崇实效、纯粹追求虚名，对上误导君主，对外误导世道，对内误导自身的人呢？唉，应当引以为戒啊！

营私论

天地因为无私而成就了至公，君主奉行这个道理来驾驭天下，所以喜怒没有偏颇，刑罚赏赐必定恰当。何况作为臣子，怎么能怀着私心来满足自己呢？私心往往起于一念之间的防备，而祸害必定波及天下之大，不可以不警惕。为什么呢？人只有无私，那么他的见识才明达，他的操守才坚定，他的道义才公平，他的内心才坦荡。什么样的德行不能成就？什么样的功业不能建立？如果一旦有了私心，那么即使有超过常人的才能，也会被私心所扰乱，从而都不能自我显现。他遇到事情时，明知应当做的，或许因为对自己不便就停止了；等到不应当做的，却又明知其缘故，只是因为对自己有利就必定去做，因此思虑昏乱，是非混淆，对外违背舆论，对内常怀瞻前顾后的心思，想要他举荐正直的人，陈述正直的言论，建立正直的事业，怎么可能做到呢？因此，营私的人，深深隐藏其心，乘虚而入，往往借助正大的议论，来成就其阴险的谋略，企图侥幸让人落入圈套而不觉察。甚至将私心付诸行动事迹，外表也像是正人君子的作为，而暧昧的内心，常常不敢对鬼神坦白、对天地告知。于是把国家的正务放在后面，而把便利自身的图谋放在前面，不考虑四方百姓，而常常急于为子孙打算。至于有所引荐提拔，就不问这个人是贤是愚，是有才能还是没有才能，只看私交。所喜爱且赞誉的，必定是亲近的人；不然就是对自己有恩的人；不然就是想招揽来作为心腹的人。所憎恶且诋毁的，必定是疏远的人；不然就是对自己有怨恨的人；不然就是功勋名望才能超过自己，而想排挤他的人。正因为出于私心，所以爱憎毁谬如此荒谬。像唐朝的李林甫，忌恨张九龄、李适之、卢绚，就百计暗中陷害除去他们才感到痛快。喜欢王鉷、吉温、罗希奭，就引荐安置在重要职位上来排挤正直的人。唉！李林甫掌握国家大权，不能说不尊贵，任职十九年，不能说不长久，赏赐贡品，不能说不丰厚，却恣意行私，恐怕辜负君恩而不顾，还能说他有良心吗？私心不可去除，就是这样的道理。那么去除私心应当怎么做呢？回答说：改变你狭隘的心，消除你忌妒的心，纠正你偏私的心。对上只效忠于君主，对下只关心百姓。长远考虑后世的公正评价，近处爱惜自身的名节。这样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足以报答君恩而对天下有益，作为臣子的人，应当慎重思考。

徇利论

利欲祸害人的程度太严重了！自古以来，臣子因为利欲而败坏名声、丧失道德、毁灭自身、倾覆宗族，哪一件不是由此引起的？如张禹在内部积聚钱财，元载在外勾结贿赂，王戎执着于算计，石崇聚敛贿赂争强好胜，有的在当时被杀，有的在后世被讥讽。所以《尚书》警戒贪利，《诗经》讽刺贪婪的人，鲁褒在《钱神论》中发表议论，崔烈被嘲笑有铜臭气。利欲应当警戒，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译有人说：“利益为什么能祸害人到这种地步呢？”回答说：“所谓利益，就是追求利益反而招致祸害的邻近之物。那些追逐利益的人，他们处心积虑，早晚谋划的，只有利益罢了。大的方面放纵自己如深渊沟壑般的欲望，小的方面连锱铢之利也不放过，一心只想着丰厚富足，于是就不再顾及对他人的恩惠，哪里还能谦卑自我、约束自己，把名节道义看得重要呢？因此，嗜好欲望战胜了理智，精神智慧就会昏沉愚昧，长远的谋划算计不出于眼前眉睫之间。他们起初，也不是没有磨砺意志的决心，但一旦被利益所诱惑，就立刻抛弃了所坚守的原则，不惜寡廉鲜耻地去追求。有的设下巧妙的机关，欺骗世人以达成其侵吞掠夺的目的；有的施加残暴虐待，伤害他人以实行其贪婪无度的行为。不知道谋取利益久了，积聚的怨恨必然深重，既然被众人的舆论所不容，必然被国家的法度所不宽恕。即使偶尔逃脱了国法的制裁，坐拥家产，但天道忌讳满盈，多藏财宝会招致祸患，难道能够长久享受富贵吗？唉！既然已经委身做臣子了，试着想想朝廷委任自己的责任何其重大，百姓对自己的期望何其殷切，以及自己平生所期许的目标何其远大，却孜孜不倦地只追逐利益，还怎么有脸面立于人世呢？揣度他们的心，不过是图谋个人的安逸享乐罢了，博取一时的声势罢了，留给后代丰厚的财富罢了。安逸享乐的快乐，哪里比得上礼义的高尚？声势的浮华荣耀，哪里比得上事功的不朽？留给后代丰厚的财富，哪里比得上留给后代清白平安呢？况且涉足危险境地，贪得无厌，对自身凶险，对家庭有害，又哪里比得上知道停止、知道满足，不受侮辱、不处危险，从而洁净自身、保全家庭呢？所以汉朝大臣董仲舒有话说：“急切地追求财利，常担心匮乏不足的，是平民百姓的心意；急切地追求仁义，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的，是大夫的心意。”为什么身居大夫的职位却做出平民的行为呢？况且大臣不廉洁，就无法率领下属，那么小臣必然贪污；小臣不廉洁，就无法治理百姓，那么风俗必然败坏。层层向下，搜刮不止，祸害必然加于百姓，而祸患仍然中伤国家，想要希望达到太平治世，是不可能的了。利益这个名称，没有人不知道避开，现在试着辱骂一个人说：“你”徇私逐利，他一定会愤怒地不接受。等到见到利益，又往往口头上鄙夷而心里羡慕。有的心里知道不对，被欲望蒙蔽而亲身去做，说：“我暂且取用，未必立刻就会招致祸害。”又怎么奇怪那些“表面清廉、实质污浊”的人比比皆是呢？所以反复陈述徇私逐利的祸害，是让贪图利益的人静心思考并努力改正罢了。

译骄志论

如今，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地位最为尊贵，百官和亿万百姓，没有不听从命令的。如果君主想做什么，谁能阻止他呢？然而君主仍然小心谨慎，上畏天道的监察，下顾念百姓的疾苦。凡是处理政务、任用人才，一定顺合民心而不违背，这才使得身为臣子的人，反而放纵其骄横的意志，这可以吗？因此，臣子的行为，没有比恭敬更好的，没有比骄横更不好的。大概骄横就会自我满足，自我满足就会在内心存有懈怠轻慢之气，在神色上显露傲慢放肆之态，即使有善行，也无法掩盖这些缺点了。有人问：“骄横的种类可以听听吗？”回答说：“骄横的种类很多，而主要的有三种：有倚仗功勋劳绩的，有矜夸才能学问的，有挟持权势地位的。”建立功勋、成就事业，也是臣子分内的事。在上位者酬谢功劳、念及旧情，或许会改变态度以礼相待；在下位者绝不应该倚仗功勋劳绩，从而懈怠臣子的节操。至于才能学问，没有穷尽的时候，谦虚就会日益达到有余，骄横就会日益达到不足。臣子有幸凭借才学被当政者任用，应当虚己接受他人意见，集思广益，或许足以报答知遇之恩并施展治国方略。如果矜夸而骄横，那么即使有非凡的才能，也不值得称道了。至于大的权力和重势，是君主用来统制天下的，臣子安分守法，辅佐君主分担政务，应当将庆赏刑威归于朝廷而已。不专擅却挟持权势而骄横，这是什么道理呢？所有这些，无不始于自我满足，而其流弊于是不可尽述。有人问：“其流弊如何？”回答说：“倚仗功勋劳绩的人，如果有自夸自傲之心，就会恣意行事，很少顾忌。如果加以节制，就会产生怨恨的念头；如果宽容包容，又会逐渐滋长其骄横之气。德行不能胜过骄横，那么功劳就不能抵过罪过。君主即使想矜惜其旧功而赦免他，难道可以吗？”矜夸才学而骄横的人，认为天下没有人比得上自己。于是发表议论一定认为是良策，创立法规一定认为是成法，阿谀奉承就认为是贤能，违背自己就认为是不肖。天下如此之大，难道没有智慧才能足以借资的人吗？但从他们看来，都无可取之处，最终导致奸佞之人日益亲近，正直之士日益疏远，这难道只是对自身无益，而且将贻误国家吗？倚仗权势而骄横的人，多因君主认为他们足以任用，不免专门倚重而优待他们。专门倚重，他们就说道：“除了我没有人能胜任。”优待他们，他们又倚仗一人所重视的，习惯于倨傲，以至于颐指气使当世，凌驾欺凌百官。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是骄横，说道：“这是应该的。”难道不念及君主专门倚重优待的意思是什么，而忍心辜负他吗？因此，凭借韩信的功勋劳绩而骄横，最终导致怨恨；凭借王安石的才学而骄横，最终导致固执；凭借窦宪的权势而骄横，最终导致凌肆。骄横的流弊如此，所以说：人的行为，没有比恭敬更好的，没有比骄横更不好。有人问：“恭敬的好处，如何？”回答说：“只有恭敬，不仅不敢倚仗功勋劳绩，反而担心无法尽自己的力量；不仅不敢矜夸才学，反而担心无法称职；不仅不敢挟持权势，反而担心无法避免过错。像这样，哪里还有骄横呢！”

作伪论

君主对于臣子，就像父亲对于儿子。儿子没有不可告诉父亲的隐情，臣子没有不可通达君主的情意。比较来看，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臣子侍奉君主，一切智巧权术都没有用武之地，只有凭着一颗赤诚之心可以相互契合而没有隔阂，没有其他原因，就是“诚”罢了。不诚就是伪，伪则计谋日益拙劣，思虑日益劳苦，而侍奉君主的道理日益背离。因此，一份真诚就足够了，百种虚伪也不够。人为什么要舍弃可以依赖的真诚而从事无益的虚伪呢？原来作伪的心思，也各有其原因。有的人身居要害职位而内心怀着欺瞒蒙蔽，想用智巧迷惑君主的聪明，于是反复掩饰真相，以暗中逞遂私意；有的人向来承蒙优厚恩宠而内心害怕衰败，想以迎合永久固守其恩宠，于是颠倒是非而有所不顾；有的人本性柔弱而希望取悦容身，有的人慑于威严而萎靡不振，希望获得君主的欢心，于是窥探意旨屡次改变，不再坚持自己的真知灼见；有的人对外疏通请托而顺从贿赂，有的人对内庇护亲友而互相掩饰，对私情殷切，对公家念薄，即使身陷欺瞒也不暇自顾；有的人是躁进争竞之流，苟且进取，于是粉饰廉洁以侥幸达成诡计；有的人是忌刻之徒，担心别人胜过自己，于是表面赞同而暗中诬陷，以至于险恶之形在顷刻间产生。这些人的行为不同，但作伪的心思则是一样的。像这样的人，没有一个可取的。小的方面挟持权术以文饰奸恶，如王成伪增户口以谋求上考，张汤怀诈面谩以致位三公；大的方面隐藏欺骗以误国，如卢杞阴深险贼以胁众树威，丁谓奸狡过人而嫉贤诳主。有臣子如此，真是国家的大害啊！大概臣子对君主的期望，动不动就说“君主信任我，不要怀疑罢了”。君主对于臣下，谁不想以至诚相待呢？如果臣子各持真诚侍奉君主，又有什么嫌疑和疑虑而不视为手足腹心呢？只有因为虚伪而后产生怀疑，因为怀疑而不信任，这都是作伪者自找的。所以说“一份真诚就足够了，百种虚伪也不够”。唉，虚伪对人有什么利益呢？孟子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很少，大概是因为有这颗至诚之心。”现在舍弃真诚而崇尚虚伪，其于

译禽兽又何必选择呢？所以不真诚就是虚伪，不虚伪就是真诚，细微的差错谬误，难道会相差千里、危险万分吗？要加以防范吗？这在于臣子深入明辨罢了。

译附势论

人的本性各不相同，有的以刚强取胜，有的以柔顺取胜，但能够坚定地立于天地之间而不可阻挡的，在于有坚定的见识和坚定的意志。有坚定的见识，那么考察古今就明白，辨别自己与他人就清晰。有坚定的意志，那么荣辱不能动摇其外表，利害不能触动其内心。所以那些和顺而不随波逐流，中立而不偏倚，富贵不能使其迷惑，贫贱不能使其改变节操，威武不能使其屈服的人，都是有坚定见识和坚定意志的人。这样的人，哪里还会有依附权势的事情呢？至于那些依附权势的人，往往内心没有主见，随着时事的变迁而离去或到来，外面多有依靠，随着世俗的风气而低头或抬头。平时既没有不可改变的操守，遇事又很少有独自决断的才能。于是畏惧权贵门庭的显赫，羡慕仕途的繁华，这两种念头在胸中交战，而不能自立。有人追求名声显赫，他也跟着追求名声显赫；有人追求丰厚利益，他也跟着追求丰厚利益；有人使用权谋，他也跟着使用权谋。唯唯诺诺地应和他们的言语，油滑圆滑地表现神色，这是谐和谄媚的样子；诡诈多变，变化莫测，这是闪烁其词的心思；揣测心意去迎合，窥探时机去行动，这是机巧的手段。所以当权臣得势时，倚仗他们作为靠山，趋附承奉唯恐落后，暗中效法他们的防备，公开树立他们的威风。等到他们衰败时，就离开枯萎的聚集在繁茂的，不过一个早晨，甚至反过来诋毁议论，随声附和攻击他们，以弥补自己过去的痕迹。像林特、刘承珪依附王钦若，从而助长他的奸邪；吕惠卿、陈升之依附王安石，从而肆意翻云覆雨，难道不是小人中的极端者吗？何不反过来思考一下？既然一天做了臣子，即使是面对君主的威严，如果有过失，还应当直言进谏不阿谀，弥补缺失来效忠，不敢安心于沉默。那些权臣也是臣子罢了，为什么对他们如此胆怯？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却如此畏缩谨慎，忙碌奔走呢？如果臣子见到权势都去依附，那么即使耗尽智谋才能，国家也得不到一天的用处。像唐朝的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依附王叔文，唱和议论谋划，互相推崇奖赏，其中难道没有一两个有智能的人吗？但是一旦失去自身立场，成为万世的耻辱，实在可以作为鉴戒啊！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坚定的见识和意志，所以到了这种地步。有人说：见识和意志如何能坚定呢？回答说：在于明白大义，在于重视大伦，在于树立根本，在于践行大道罢了。让自己所明白的，是圣贤的训诫，而真诚正心的学问，那么谁能扰乱呢？自己所重视的，是君国的谋略，而臣子的常道，那么谁能混淆呢？自己所树立的，是正直方圆的本性，而正大光明的情怀，那么谁能使之屈服呢？自己所践行的，是忠孝的事情，而贞良的道义，那么谁能引诱呢？如果真的这样，又何必畏惧且羡慕权势而去依附呢？

旷官论

君主掌握八种权柄来驾驭臣下，臣下持守一心来侍奉君主，这是千古不变的常理。所以得到一百个平庸的臣子，不如得到一个有才能的臣子；得到一百个有才能的臣子，不如得到一个尽心尽力的臣子。大概才能的长短，是天命所定，不能勉强相同。至于遵循本分效忠的心，没有人不可以自我审察端正。如果这样，众官就不会荒废，众事都会兴盛。君主拥有众官，就像天有四季。天有四季来完成一年的功业，君主有众官来举荐百职。四季失去次序，就有旱涝的祸患；官员失去职责，难道能免除废弛堕落的忧虑吗？然而自古以来，荒废职守的人往往存在。懈怠的人，虚度岁月，只贪图高官厚禄作为荣耀，于是沉溺于安逸享乐，不再勉励自己树立功勋名声，这就是安于现状而荒废职守的人。庸俗鄙陋的人，平庸地充数占据职位，认为都是君王的臣子，我何必独自劳累呢？于是因循守旧而败坏国事，和乐自得的样子，在世上没有什么表现，这就是推诿众人而荒废职守的人。邪曲的人，远远抛弃正业，好像不相关涉一样，却持守智谋来徇私，就不遗余力；等到君王的事情加于我，只是苟且应付责任，不顾及其他，这就是背离公义而荒废职守的人。放纵傲慢的人，虽然才能足以有所作为，但自高自大夸耀自己，顺其心意就竭尽全力承担而不推辞，稍微违背抑制，就产生倦怠懈怠之心，而故意做出不能胜任的样子，这就是放纵意志而荒废职守的人。像这样的人，用来处理事情就多败事，用来图谋成功就很少成功，还俨然号称是臣子，不是很可耻吗？更有放荡的人，假托清高，把礼法看作束缚，把文书看作鄙俗，于是抛弃一切，把心寄托在世事之外，纵情自娱，像晋朝的王澄、阮咸、王尼、胡母辅之等人，浮夸虚诞互相夸耀，废弛职业，以至于败坏风俗，名教荡然无存，不是更令人叹息痛恨吗？从前公父文伯的母亲，还知道勉励儿子考察职守有序业，而自称读书说礼的人，反而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智慧还不如妇人呢？大概官职无论高低，事情无论大小，职责无论轻重，只有能够竭尽心力，才算是有利于国家的臣子。不然，空占职位白吃饭，占据职位溺于职守，还想长久保全身名，不立即招致罪过，这可能吗？君主驾驭臣下，授予爵位、俸禄，给予任用，安置职位，保全生命，都是为了教导忠诚、奖赏善行、激励天下臣子的心罢了。至于臣子自己蒙蔽内心，因而辜负君上的心意，然后才不得已而有剥夺、废黜、诛杀的事情，这难道是君主最初的念头吗？唉！治乱的道理，在于众官恭敬或轻忽的细微之处，

译在于专一的心志。作为臣子的人，怎么能不审察呢？

译御定人臣儆心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