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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校邠庐抗议 清 冯桂芬

自序

曾文正公复冯宫允书

公黜陟议

汰冗员议

免回避议

厚养廉议

许自陈议

复乡职议

省则例议

易吏胥议

折南漕议

利淮鹾议

改土贡议

罢关征议

节经费议

筹国用议

杜亏空议

复陈诗议

变科举议

改会试议

广取士议

停武试议

减兵额议

严盗课议

制洋器议

善驭夷议

采西学议

重专对议

变捐例议

绘地图议

兴水利议

均赋税议

稽旱潦议

改河道议

重酒酤议

收贫民议

劝树桑议

壹权量议

稽户口议

崇节俭议

复宗法议

重儒官议

跋

自序

夏商周三代圣人的法度，后人大多怀疑它疏漏宽泛，怀疑它繁杂沉重，于是相继删削抛弃，如同丢弃破旧的帽子和鞋子，转而追求那些所谓的短期功利，世道更迭，制度随之改变，累积至今两千多年，那些圣人的法度已经荡然无存了。一两个儒者，想要凭借空泛的言论来争辩，但形势往往不利，等到经历了世事的变迁，才知道三代圣人的法度，并没有那样的弊端，这才恍然大悟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试着略举几件事来说明。

用亿万人的力量来供养自己则有余力，用一个人的力量来供养千百人则不够。观察当今，供养君主和国家则民力枯竭，供养军队则国力又枯竭，这才知道圣人兵农合一，战车、步兵、马匹、牛只、铠甲兵器都出自民间的法度之好。选拔人才为什么从泽宫开始？射箭驾车为什么列入六艺？观察当今，文臣不懂军事，武士不通事理，这才知道圣人文武不分的法度之好。十分取一不到十分之一，比古代少；加倍征收却相当于一倍，比古代反而多。观察当今，加倍征收没有节制，额外搜刮累及百姓，这才知道圣人百亩田抽税十分之一的法度之好。适宜的物产出自土地而无穷无尽，远方的物品受限于地域而难以获取。观察当今，运输道路受阻，国家粮仓空虚，这才知道圣人四百里内运粟、五百里内运米的法度之好。粮食是百姓的天，有粮食才有百姓；水是谷物的母亲，治理农田先要治理水。观察当今，水利堵塞，稻田稀少，百姓遭受饥荒，这才知道圣人尽力开凿沟渠的法度之好。世道的盛衰在于吏治，吏治的优劣在于人才。观察当今，科举科目选拔不得其人，这才知道圣人乡举里选的法度之好。大治必须先亲近和睦，百行中孝悌最为优先。观察当今，服丧期满的亲属如同路人，富贵贫贱互不体恤，这才知道圣人以宗族凝聚百姓的法度之好。廉洁远离，殿堂高远，经传注疏各有体制，九重宫阙万里之遥，呼吁谁听得见？观察当今，谏诤设有专官，民间疾苦不能上达，这才知道圣人悬挂木铎、让庶民传话的法度之好。权力所归属的地方，即使低级官吏也要逞强意志，用度不充足则中等才能的人也不能没有贪求。观察当今，俸禄微薄官员贪婪，这才知道圣人分田制禄的法度之好。天下有亿万不齐的事端，古今没有范围不过的法律。观察当今，条例琐碎，案牍繁多，这才知道圣人不铸刑书的法度之好。开拓边疆扩展领土，石田无法耕种，长驱直入远距离驾驭，鞭长莫及。观察当今，外患不止，这才知道圣人守在四夷的法度之好。技艺因为不专一而疏漏，心思因为不使用而禁锢。观察当今，器物粗劣，借资于外族，这才知道圣人梓匠名官、仓庾世氏的法度之好。

这类事情还有很多，更难以一一列举，那么治理国家的人，将要旷然大变、一切复古吗？回答说不可。古今时代不同，形势也不同，《论语》说损益，《礼记》说不相沿袭，又告诫生在今日而复古，古法有容易恢复的，有难以恢复的，有恢复后好的，有恢复后不好的。恢复后不好的不必论，恢复后好而难以恢复，也不能因为难而不恢复，何况恢复后好而又容易恢复，更没有理由不恢复。去掉那些不应当恢复的，采用那些应当恢复的，所有期望于先圣、后圣的，就像符节相合一样。桂芬读书十年，在外经历艰难险阻和人情伪诈三十年，偶尔有私人议论，不能不参杂杂家之说，辅助以个人臆测，甚至夹杂夷狄之说，但终究以不背离三代圣人的法度为宗旨。立志于此已有多年，一个官员没有言责，怀有想要陈述的愿望而没有途径。近来乡居，偶然有一件好事，创立大小户均赋的议论，就中了奸佞之人的忌讳，本来应当绝口不提时政。加上衰老多病，犹豫不决，没有用世的希望，害怕就此泯没，于是利用避居闲暇的日子，笔录成书。共为四十篇，用后汉赵壹传中的话，命名为《抗议》，就是地位卑下而言辞高远的意思。明知有不能实行的，有不可实行的。不能实行则不是言者的过错，而千虑一得，多言或许中肯，又何至于没有一处可行？保存下来以质询同志罢了。咸丰十一年冬十月吴县冯桂芬自叙。

曾文正公复冯宫允书

辛酉年接到您的惠书，竟然以诗人所称道的方叔、召虎的盛德轨范，远远地辱承您的勉励，修饰过度，不是我所敢承受的。又蒙您示以校邠庐大论四十首，嘱托我作序跋。细细诵读多次，便如同聆听叶适、马端临一类人的议论，足以疏通难解的结，释解古今的纷乱。至于他抚心外患、究极世变，

译那么，那些遍布天下的义士咬牙切齿却未能一展抱负的愤懑，一旦豁然开朗，施展才华有了用武之地，怎能不感到无比快慰。只是像我曾国藩这样见识浅陋的人，哪里配在书卷前作序言，因此提笔又放下，无法回复您的信，也就没有再用一封信来酬答。起初是因为过于矜持谨慎，后来更是内心愧疚，希望有道德的人能体谅我的苦衷。自从您的大作珍藏在我书房，传抄日益广泛，京城和长沙都有朋友抄去副本。天下如此之大，难道没有贤哲能窥见您的苦心并思考如何完成您的功业吗？您的论述必定会被世人所效法，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在六月底赶到金陵，粗略地处理了一些善后事宜，因为巡视了贡院的内外，很高兴它容易修缮，于是决定今年十一月举行乡试，一方面是为了安慰士子们进取的志向，另一方面是为了招抚那些流离失所、无处安身的人。关于上下江分设考场的提议，等考场事务结束后，由两省的贤达绅士会商决定。到时候务必恳请您屈尊光临金陵，借此得以见面，这样这件事也能得到最恰当的裁决。关于减免漕粮这一条，至今没有定论，我的意见是常州、苏州两府每十分减一分，这不在原奏之中，必须遵照谕旨和户部的文件，不适宜与苏州、松江、太仓三地一起计算，也不适宜另外请求再减免地丁银。这样做直接简便，容易理解也容易执行。至于苏州、松江、太仓三地的减免，或者一律减三分之一，或者根据赋税等级的轻重来确定减免的多少，只是我不敢固执己见，等您到达金陵之日，畅快地聆听您的高论，以消除我的疑惑和滞碍。

译**关于官员升降的议论**

如今试着泛泛讨论选拔人才，是看重文章辞藻，还是看重才能品德？那必定回答说才能品德更重要。是看重一两个人的私人见解，还是看重千百人的公众舆论？那必定回答说公众舆论更重要。然而自从汉代以来，选拔人才的方法，推荐、策试等各种途径，归根结底不外乎用文章来测试，由几位大臣来举荐，难道不是因为才能品德虚无而没有凭据，公众舆论分散而没有条理，不得不舍弃它们而凭借文章、凭借私人见解吗？却不知道这样绝对不足以得到真正的人才。人们只知道刘蕡落第，江东地区不知道，是因为文章不足以作为凭据，哪里知道通籍（做官）之后的升降黜免，竟然连那不足以凭据的文章都没有了。自从选拔宰相以下，无非是从人的容貌、言语、奔走效劳之间来选取人才，例行公事地举荐，例行公事地任用，虽然公众舆论都知道他们是器量狭小、不足挂齿的人，但逐年升迁，不久就参与最高决策，不久就掌握军权，比比皆是。士大夫平时议论，从未听说谁说某人的品德可以大富大贵，某人的才能可以大富大贵，只听说某人的命相可以大富大贵。到了谈论命相的地步，其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唉！怎么奇怪他们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呢。想要寻求变革的办法，不把虚无的变成实在的、把分散的变成统一的，是不行的。

《尧典》说“师锡”，师就是众人的意思。《礼记》说：“在朝廷上封爵授官，要和众人共同决定。”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罢黜奸邪的人，百姓就会信服。”百姓，也是众人的意思。孟子说：“国人都说这个人贤良，然后去考察他，发现确实贤良然后才任用他。”夏商周三代以上本来就有善于采纳众人意见的方法，经典传注文字简略无法考证，而孟子的话却鲜明显著，那么这件事就可以意会了。《新唐书·赵憬传》记载：“赵憬说：应该采集士人的声誉，声誉多的优先任用。”就是这个意思。方法在于把会推（集体推荐）的制度扩大使用，又把现在保举的制度反过来使用。会推必定重视高官显贵，现在把它推广到一般官员；保举是上级长官的权力，现在把它移交给下级，责成京官，从中书省以上官员开始，每年举荐六部九卿中的一人，翰林院、詹事府、科道官中的一人，外省知府以上官员中的一人，吏部登记在册。以得到举荐的多少决定先后顺序，遇到应该升迁的空缺，按名单上报，没有得到举荐的人不得列入。又命令每年举荐部院司官中的一人，吏部交给各堂官，如果有应该升迁的空缺，任用举荐多的人，如果任用举荐少的人，必须说明原因，等待皇帝裁定。对于地方官员，则命令在籍、在京、在外的各位绅士，以及诸生、各乡的正副乡董、耆老，每年举荐同知以下、巡检以上官员中的一人，上报给郡守，郡守核查得到举荐最多的人，上报给大吏，大吏广泛采纳舆论加以折中裁定，允许删减不允许增加，造册奏报，有空缺就依次保举升迁，不给予上司权力，但给予参劾的权力。乡里的人都喜好或厌恶他，不能就此说是平庸之人。至于官员，没有乡里人都喜好却不是好官的情况，也没有乡里人都厌恶却不是劣员的情况，所以这个方法最为恰当，不可改变。至于各官员的考核，应该首先以所举荐的人是否得当作为功过，以加重这件事的分量。所谓选取才能、选取品德、选取千百人的公众舆论，就是这样。

另外提议通籍之后不得再参加考试，又提议考官、学政都由公众举荐，这样就没有必要进行考试派遣了。另外知道诗文传播、脍炙人口的人，适合在词苑任职；风度裁制峻整、胆识兼备的人，适合在谏垣任职；文笔敏捷、记忆无误的人，适合在枢廷任职；通达治理教化、机智警觉超人的人，适合在外地任职。都可以随着事务分别举荐，公众舆论所在之处，难道不胜过一天的考试吗？

**关于裁汰冗员的议论**

《周礼》设立官职分配职责，郑玄注解说各自有所职掌，百事才能举办，有这个官才能办成这件事，没有这个官就不能办成这件事，而后这个官才不可废除，否则都是冗员。国家多一个冗员，不只是多一个耗费俸禄的人，就是多一个剥削民脂民膏的人，甚至多一个败坏国家大事的人，又何必苦心地设置这个累民累国的职位呢？现在的冗员很多了，不在小处冗而在大处冗，不在闲职冗而在要职冗，不在一两个冗而在十百个冗，试着详细说说。

一、漕运衙门，南方的漕粮三百多万石罢了，那些富商大贾，带着数百万的资本，运输到数千里之外，翻山越岭，艰难险阻，有数倍于漕运道路的，曾经不借助尺寸权势、什伍护卫，却不担心不能到达，何况是显赫的天家正供呢？假如没有漕督以下的各官员，经过的地方有郡县、有军营汛地、有河工官员，都是王室的臣子，难道会袖手旁观听任漕粮不能到达吗？朝廷的力量，难道还不如富商大贾吗？天下有非常重大的事情，而在情理上不通的，这类就是。现在的制度，漕督由兵部侍郎兼任行台，开府持兵符，控制七个行省，难道不是巍然大官吗？考察他的职责，不知道做什么。考察漕营始于明朝隆庆年间，漕抚方廉为了防备倭患而设置，后来沿袭不删，久了就忘记了它的起源，漕督所辖卫所武官三百人、标兵两千人，穿暖吃饱，安坐无事，是要约束水手吗？万艘船只绵延千百里，鞭长莫及，是要警戒防备意外吗？不足以抵挡撬箱掏袋的小偷，何况是大盗。又有旗丁一项，那么除了耗费国库、勒索漕船之外，没有其他事情了，这是最大的冗官。至于粮道这一官职，对公事没有丝毫益处，每年一次来到粮仓，索取州县的陋规，取足后离开，州县倚仗他作为护符，压制生员监生，恐吓平民

译将其视为陋规的酬谢。所谓的公事，不过是帮助旗丁勒索州县，帮助州县欺压百姓罢了。如今河运已无法恢复，漕运总督、粮道官员更是没有用处。此外还有督粮同知、管粮通判、主簿等类官员，都靠坐吃漕运陋规为生，不参与漕运事务。这些从漕运总督以下的所有官员、武职和兵丁，都是必须全部裁撤的。

译一、河务衙门。两河每年的岁修费用五百万两，实际用于工程的不过十分之一二罢了，其余都被河督直到兵夫瓜分豆剖。听说那些驯顺谨慎的河工官员，常常用十分之三的经费办理工程，贪婪冒进的人则逐层递减，甚至有非遇抢险就不肯花一分钱的人。既然不办理工程，自然以合并归入地方管理为宜。至于河兵的制度，创自本朝，初设时这些人皆熟悉水性，手持土石与波涛争胜，合龙下埽不失尺寸，所以办理工程不调用民夫。现在却不是这样，这说明河兵也毫无用处。这是河督以下一切官员、军官、兵丁必须全部裁撤的原因。

一、各关监督。其体制与总督巡抚相当，耗费繁多，所以相比由道员府员兼管的关卡，征收的税款加倍减少；织造公事更加简少，所以谚语称他们为“吃饭官”。至于各口监督，税课更少，如果能如另议那样一概撤除各关监督，那是大善；即使不能，也完全可以归由总督巡抚委派官员兼理。康熙六年，因王熙的建议裁撤关差，归并给地方官。这是监督、织造必须全部裁撤的原因。

一、盐务衙门。设置盐铁使，由来已久，运使固然不可省去，至于盐政由总督巡抚统领已经足够，至于运同、运副、提举等官，有或无都毫无深意，大使似乎像州县官又不像州县官，也是两难。只有各盐场辽阔，不可没有官员，可以移派吏目、巡检驻扎，兼理盐务，只保留运同或运副一人，作为运使的属员，供驱策奔走即可。这是盐务中运同、运副等官必须酌情裁减的原因。

一、督抚司道。考察郡县制度的开始，只有太守县令而已。县令相当于古代的大小诸侯，太守相当于古代的方伯连帅，他们的官职很重。后世才开始设置监临官，太守的权力逐渐减轻，到了有道员、司员、总督巡抚，太守县令便等同于奴仆，这不是重视亲民官的道理。总督巡抚始于明代，并不常设，后来才成为专官，总督多至十二人，巡抚多至二十二人。本朝大多合并省并，但惯例也不统一，总督巡抚有的并设、有的偏设，并设的不必治理、偏设的不必不治理，这说明总督巡抚可以省去其一。大省总督兼巡抚，如直隶等省；小省巡抚兼总督，如山西等省。如果让各直省以布政使司为主，又设按察使司掌管刑名、按劾之事，而刑名不过是照成例办理，按劾久已没有实际作用，可以合并到布政使司。又各道原本就是布政、按察的副职，兵、巡、盐、粮各分一职，无非是赘疣，折中的办法，斟酌每三四府设一员，兼管两司各道的事务，而将成果上报给总督巡抚，至于郡县都以各设一副职为限制，这是总督巡抚、司道以下各员必须酌情裁减的原因。

一、京官，六卿九列，前后奔走，备齐员额以壮观瞻，这是帝王的礼仪，固然不能一概从简，况且自古已然，应当沿袭旧制。只是东宫不设，何用宫属？詹事府可以合并归入翰林院，以符合名实；科道是耳目之官，宜多不宜少。然而现在的制度，八十人中，伏马寒蝉（指沉默不言）者占大半，要这些具臣何用？不如削减一半名额，而允许科甲出身的中书以上及外任司道言事，这大概不止有八十人的效果了。有可采纳的，固然是拾遗补阙的凭借；无可采纳的，也是询事考言的一种方法。其余闲散衙门也削减一半，内务府耗费国库更多，必须大减。康熙二年裁撤苑马寺，三十七年裁撤上林苑。编修、检讨在二十名以外的，部曹五年内不能补缺的，一概令其回籍担任山长，一方面以广教化，一方面以示体恤，是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是京官必须酌情裁减的原因。

一、内外武职，王公、将军、都统一外，提督十三人，总兵六十二人，也是大官太多。又如准部、回部、新疆的各官也太多，大多养尊处优，厌恶劳苦喜好安逸，能耗费国库却不能杀贼。应当无论大小都削减一半，这是内外武职必须酌情裁减的原因。恭敬考查《会典》，内外文武官员共二万七千余员，其中编修、检讨、庶吉士、侍卫，以及准部、回部的官员无定员的，不计在内。我朝设置官员，与古代相比不算多，而大官之多，是汉代以来所没有的。国家鼎盛之时，物力丰盈，雍容揖让之间，无形的弊端，人们不觉察；现在则从细微到显著，有不能不大加删减的，而节省费用固然是其中小的一部分。

免回避议

事情有明显违背三代圣人之制，酿成民生无形的祸害，开启胥吏无穷的获利，沿袭数百年，墨守成规视为金科玉律而不知变通的，莫过于官员回避本省的条例。成周及三代，世家大族与草野平民，都在其国任职。楚国虽有人才，晋国实际使用他们，这并非非常之事。汉代的朱买臣、北魏的毕安敬［《山堂肆考》记载毕氏四代为本郡太守］、唐代的张汉周、宋代的范仲淹，都守在本郡。明代才开始有南北选任的条例，后来遂定为回避本省。

没听说明代的治理胜过古代的治理。说这种话的人，不过是说官员在本地任职，关说请托的路径熟稔，恩怨嫌疑多，装钱袋取携方便罢了。不知道营私舞弊固然容易，揭发也加倍容易；阿谀比附固然多，责备也加倍多。祖宗丘墓所在，子孙室家所托，立身一旦败坏，万事瓦裂，非

译比起在官署传舍中任职，乡间舆论的可怕更甚于一般的社会议论。我却认为，在本地做官，比起在他乡任职，更应当加倍地自爱自重，这也是人之常情。

译至于远距离任职的弊端，过去的人多有论述。舟车、驴马、人夫的费用，供给时，不是变卖产业就是借贷；偿还时，不是动用国库就是剥削民脂民膏。到任之后，语言不通、风俗不熟，利弊情况无从咨询，诉讼案件无法听取言辞，不得不依赖奸诈的胥吏作为耳目，沿袭旧弊亦步亦趋，这对国家大计和民生是损害呢？还是有益呢？况且，请托说情的门路难以打通，反而会增加借机营私的人；恩怨嫌疑不涉及自身，就更加肆无忌惮；携带财物不便，反而会增加馈赠的费用。人如果贤能，不能用对待不贤之人的方式对待他；人如果不贤，仍然无法禁止他不贤的行为。对国家无益，对百姓有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现在的制度只有父母年老才允许申请就近任职，这是天理人情的极致，但也多设条目，有年龄限制、有次丁（其他成年男子）有无的区别，稍微不符合就说是规避远省。难道没有想过国家设置官员，是取他们能治理百姓呢，还是取他们能行远呢？这太荒谬了！况且又怎么安置那些勾结书吏、迁就以求符合规定的人呢？我认为这个办法应该反过来用，大吏特别简拔的不论，府厅州县各官，采用宋代《政和》不过三十驿的办法，三十里为一驿，无论有无亲人，都选择近省；县丞以下不出省，恢复古代乡亭的职制。这样或许可以参酌古制结合今情，使国家和百姓都受益。

厚养廉议

《左氏传》说：“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员邪恶。官员失去德行，是因为宠幸和贿赂公开。”这说的是今天的情况吧？外官从督抚到典史，某缺肥美，每年盈余若干；某缺贫瘠，每年赔补若干。所谓肥瘠，都是陋规一类，人们习以为常，恬不为怪，乍一听，几乎怀疑官名是店铺的名字。唉，可叹啊！［注，我的朋友无锡王大令恩绶，曾听一位江苏官员谈论山阳、泰兴的肥瘠。我们苏州有三阳酱园、泰兴缎肆，大令一向朴实忠厚，误以为是这两家店铺。当时他在林文忠公的幕府，话被林文忠公听到，也拍手称奇］大小京官，无不仰赖外官的别敬、炭敬、冰敬，廉洁的有所选择地接受，不廉洁的千方百计罗致，结拜师生兄弟来要求。大致大官中廉洁的仅够开销，不廉洁的有剩余，小官则都不够。不够就借贷，母债十年三倍于子，子债又为母债，十年之外简算，数目已达巨万，债主跟随不去，还希望他们洁清自好吗？选官的人也是如此。选官的人在吏部尤其无谓。一概让他们在籍候选，对吏治没有丝毫损害，那么如果不是本性贪婪，是国家逼迫他们，使他们不得不贪。却还设立空虚不用的律例，凡是俸禄外稍有索取，都按枉法论赃，用综核名实的方法治理，曹局就空了。

朝廷真的不知道呢，还是知道却故意放纵呢？王道不外乎人情，士人从田间来，寒士居多，即使是一命之微，没有不有父母之养、妻子之赡的，宫室、舆马、衣裘、仆从的需要，亲戚故旧的周济，官越大则用越多。外官体统较尊，加上延请幕友吏役，费用数倍于京官。大致京官翰林部曹每年需要千金，递加之至一品当万金。外官养廉洁的本数较厚，牧令视本数十倍，丞倌以上四五倍，至督抚二三倍，都是不可少的数目。只如数给予，还有枉法营私、致于宪典的，这才是真正的贪人。于是可以设立严厉禁令，京官取外官一钱，上司取属下一钱，官取所部一钱，杀无赦，这样吏治才可以讲究。

有人说，数目难道不是太多吗？回答说，这是圣人的方法。《周官》司禄，文字散佚无可考，《王制》、《孟子》，还存有大概。以《礼记疏》称，大国卿禄吃二百八十八人计之，大国君禄吃二千八百八十人，三万二千亩的收入；次国君禄吃二千四百六十人，二万四千亩的收入；小国君禄吃一千四百四十人，一万六千亩的收入。现在的州县，是古代的小侯，小侯的禄殆不啻万金，何来盈余？汉制太守号二千石，实吃千二百石，中二千石，实吃一千石，［注，《王制》天子的大夫视子男，《孟子》元士视子男，这是古代制度京官的禄重于外，汉制则轻于外］比三代已减。唐初薄而终厚，宋给实钱。［注，详见《山堂考索》］，陆游诗：年请百万钱，注：祠禄岁计千缗，当时陆游以秘书监奉祠，秩三品，这是宋禄不薄］元初不制禄，世祖时定太师奉一百四十贯、米十五石，行省右丞相奉二百贯，以下有差。禄薄无甚于元的。明初四品以上奉钞三百贯，后又定正一品米八十七石，以下为差。国朝因明制而增益之，废除折米、折钞的名目。雍正二年，耗羡归公，加给养廉洁；乾隆二年，增京官恩奉。法良意美，度越元、明，何不复三代之旧呢？有人说：费用难道不是不支吗？回答说：另议广汰冗员，人数已少。

译停止漕运、减少河工，所节省的达千百万，已经不用担心财政不足了。况且吏治既然已经整肃，各种弊端都被革除，中饱私囊一旦杜绝，积欠自然减少，几年之后，所得必定会超过所费。

译《文献通考》在俸禄项下设有职田这一条目，历代都有。《宋史·职官志》记载：各路职官都拥有职田，这是为了培养廉洁风气。这就是“养廉”这一名称的由来。《日知录》称明朝初年尚存此制。如今有人提议厚给养廉银，并提议恢复若干亩职田，由绅士征收租税，供给本州县的养廉费用，其次是上司，再次是本籍在京的官员，这也符合古代采邑制度的遗意。

许自陈议

人们知道别人不如自己了解自己清楚，周任说：“能施展才力就担任职位，不能胜任的就停止。”孔子称赞他。《左氏传》认为让官员自选职务是不对的，后世动不动就凭私意揣度他人，于是不允许官员自选官职，这不符合三代圣人开诚布公的原则。让官员自选职务固然不可，但任用违背其才能的人也不可以，与其任用违背其才能的人，不如让官员自选职务。京官请求外放，自古就有，但法令中没有规定，只有进士出身的主事中书允许改回原班选拔知县，这又是为什么呢？外官自愿调任京官，是自己知道不适合在外任职罢了，其中没有其他原因，但法令中也没有规定，等到开例时则无所不可，这又怎么说呢？我私下认为，在进士引见之前，愿意担任京职的人，应当听任他们陈明意愿，并删去改回原班选拔的条例。至于难进易退，君子对此表示嘉许，一概认为这是厌恶劳苦、喜好安逸，忘记了献身国家的道义，不也太过分了吗？没有病却称病，古人也有，不认为这是欺骗。即使承平时期任职几十年，一旦有事，称病离去。对于个人来说，这是辜负国家；但从国家角度来说，这类怯懦无能之徒，正应当排斥驱逐，让他们避开贤者的道路，何必束缚驱策，坐着让他们狼狈不堪、败坏事情呢？让他们戴冠带闲住，不再叙用就足够了，刑罚过重还恐怕他们留恋官位而误公；那些不允许辞官的，只有烟瘴之地及一切苦差，烟瘴之地应当使用近年年轻力壮的人，五十岁由他人替代，苦差应当分两种情况，如果是筋力之苦，应当专门挑选年轻力壮的人；如果是匮乏之苦，国家应当赡养他们使他们不苦，这也是仁至义尽的道理。

复乡职议

治理天下的人，应当合治也应当分治：不合治就不能统一亿万民众而统于一，天下就会争斗；不分治就不能推及一以及亿万，天下就会混乱。柳宗元《封建论》说：有了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这是合治的说法。封建的合治，不如郡县的合治稳固，所以封建不能长久而郡县可以长久。反过来说，天子不能独自治理天下，委任大吏；大吏不能独自治理一省，委任郡守；郡守不能独自治理一郡，委任县令；县令不能独自治理一县，委任县令以下的各官。这是分治的说法。

顾炎武说：大官多的时代其世道衰败，小官多的时代其世道兴盛。大概大官是用来治理治理民众的官员，小官是用来治理民众的。分而又分，其数量不能不多，其职位不能不小。如今治理民众的官员颇少了。县令不过七尺之躯，控制一二百里的广阔地域，驾驭千百万户民众，他怎么能家至户到，而周全地了解民众的善恶、勤惰、饱饥、甘苦呢？至于县令以下的各官，不是通过捐纳选任就是吏员，流品既杂，志趣大多庸俗，加上辗转跋涉、从千里万里而来，身家妻子只靠这一官俸禄生活，像犬马一样侍奉富民、像鱼肉一样欺压贫民，比县令以上的人更加厉害，只是损害民众罢了，哪里有什么治理民众呢？那么如今的小官，如顾氏所说更多其数，祸患不是更加严重吗？不知道顾氏的意思，本来是想恢复古代乡亭的职官。

考察周朝制度：乡大夫之下有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遂大夫之下有县政、鄙师、酇长、里宰、邻长由乡人担任，都是官员。以如今十万户的州县计算，应当有乡、遂大夫十人，州长、县正五十人，闾胥、里宰五千人，比长、邻长二万五千人，这是今日断然不可行的事情。汉朝制度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游徼，三老掌管教化，啬夫负责听讼收赋税，游徼巡禁盗贼，也由乡人担任，也都是官员。以如今方圆二百里的州县计算，应当有三老、啬夫、游徼各四十人，亭长四百人。比起周朝已经大大减少，然而还是多了。隋文帝开始全部废除，大概也是一时矫枉过正之举，于是成为万世定制。如今州县设置佐官，于是保甲之法，十家一甲长，百家保正，一乡一保长，然而都视为具文，诏书宪檄络绎不绝却最终不执行，偶尔执行也没有效果。军兴以来，各省团练民勇，有团董、有总董，大同小异。然而执行起来反而比保甲有效，那么其原因值得思考。地保等是贱役，甲长等也是贱役，都不是官员；团董是绅士，不是官员但接近官员，只有官员能治理民众，不是官员怎么能治理民众呢？保甲之法，去其官而存其

译这种层层递进的方法，不就像是买下了装珍珠的盒子却退还了珍珠吗？我非常不理解。谈论保甲制度的人说这是得到了《周官》的遗意，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效法周公，反而一定要以隋文帝为主、以周公为辅呢？

译现在斟酌古法与今情，折中周朝和汉朝的制度，县里保留一名县丞或县簿作为副职，每个城内的乡图满一百户人家公举一名副董，满一千户人家公举一名正董，乡里的人各自用一张纸片写下姓名保举一人，交给公所汇总核查，选择被举荐次数最多的人任用。人选都限定在秀才以下，不授予官职，不设立衙署，不设仪仗，以本地的土地神庙作为公所。百姓有争讼，副董会同乡里的长者，在神像前围坐听取双方陈述，副董依据公正的舆论进行裁决。理亏的人受到责罚，不服则送交正董，会同双方的族中长辈像先前一样公开审理；仍不服则送交巡检，罪行达到五刑则送交县衙。那些不经过正副董而直接上诉到巡检或县衙的，都称为越级诉讼，不予受理。（注：如今州县门口或衙署规定越级诉讼笞打五十，指的是越过乡里长者而上诉到州县，并非指越过州县而上诉到府，详见《日知录》。由此可见，乡里长者审理小事，本是旧制。）缉捕事务由正副董指引但不负责成，征收赋税由正副董劝导但不直接经手。满五千户（地广人稀的县酌情减少）设一名巡检，完全按照现在的官制。只是任用邻郡二三百里内没有山川阻隔地方的秀才、幕职人员经荐举担任，县丞、县簿由巡检升任。县丞、县簿每月发给三五十两养廉银，巡检减半；正董每月薪水十两，副董减半。正、副董都三年更换一次，其中有特殊功绩、卓越声誉、功德在乡里的，允许列入荐举，有过错的随时罢免。现任县令、县丞、县簿、县尉对待他们使用绅士的礼节，公文使用照会，如果有罪则与普通百姓同等对待。这样就能真正亲近百姓，真正治理百姓，大小相互维系，远近相互联结，或许接近顾炎武所说的“小官多”吧？平时实行保甲制度，必定有循名责实的功效；战时实行团练，更能得到同心同德的力量。风俗能不日渐更新，教化能不日益进步吗？

省则例议

议论的人说，当今天下有三种大弊病：吏治、条例、私利。任用胥吏挟持条例来谋取私利，导致天下大乱，这话把问题说尽了。条例为什么要设立？回答说为了治理天下。条例的大纲，还不失治理天下的宗旨。至于具体条目，越考察越细碎，起初似离似合，接着风马牛不相及，最后则像郑国的靡靡之音和胡言乱语，不知所云，于是与宗旨大相违背，偶尔有人一语道破，无不哑然失笑。试着以吏部为例。丁忧守孝期满，核查月日是应该的，不信任官员亲自提供的供状，却依赖乡邻的结状；不信任官员亲自到任，却等待驿站发来的文书。（注：刘文清守孝期满到京，任命代理缺职，吏部因为原籍文书未到而驳回。特旨批准代理，近年驿站授予选人，外官赴选。更用原籍验看。因守孝期满文书未到而扣压选任的，不知有多少。）外官赴选，更用原籍验看的条例，守孝期满的也是如此，这道理何在？还是同一个人，三年中不可能骤然衰老，如果说哀痛毁伤身体，举动改变常态，假设有这样的人，那是曾参、闵子骞一流的人，正应该表彰他来激励天下，那验看做什么？如果有甄别，岂不是冤屈？既然没有甄别，何必讲究虚文？（旗人官员道府守孝期满引见，分别内外任用，条例相同。）我认为以礼离职，正应该优加体恤，实缺不要开缺，候补不要扣减资历，守孝期满赴任，自行递送亲供。即使任职如常，只有超过期限一年不到任的，才开缺扣减资历，其余繁琐条文一概可以删除。

又如父母年老请求就近任职是应该的，规定父母六十五岁以上准允就近任职，那么六十四岁的父母不感到失望吗？家里没有次丁准允就近任职，那么有次丁但或患重病、或远出、或愚钝，虽有如无的不感到失望吗？而且迎养、在寓有别，迎亲、送请假有别，告养、告近而守孝期满的有别，剖析可谓精细了。但在人情上多有阻碍，只有用欺骗来应付，才能无事。假设有老病的父母但年龄不符合条例，又不得不无病称病，至诚无伪的人处在这种情况下，计无所出，将带着咨文流泪，去赴任吗？内心已经慌乱，荒废官职，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那么这不是为了防止欺骗，而是诱导欺骗；不仅诱导欺骗，而且逼迫欺骗。这对于治理天下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只有对胥吏才是大利所在。而条例本来不是胥吏制定的，是朝廷制定的，朝廷对胥吏有什么恩德，一定要为他们开掘利源呢？偶尔举两件事，其他事可知，其他部可知。

大凡治病的人，必定探求病根而除去它，然后病才能痊愈。吏治的病根在哪里？在于条例案卷太繁杂罢了。像这样的情况，不把所有条例案卷拉杂摧烧，那么天下不能治理。应该简选熟悉吏治的大小官员几人，梳理《会典》《则例》等书，保留其要点，命名为简明则例。凡是《则例》等书涉及银钱的，尤其像牛毛茧丝一样，令人不能立刻看清，这些都是舞弊的经传，每部不得超过二十万字，旧册保存。旧例旧案无论远近，一概毁掉，用新例颁发给大小官员周遍，告诫从今以后非新例不得援引，小事两可的，卿贰督抚以情理裁决。《传》说：用人不要怀疑。卿贰督抚是大官，却一定要用条例案卷束缚他们，而且用没有一定标准的条例案卷束缚他们，这是怀疑大臣而反而信任

译是官吏啊，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呢。

译至于咨文、移文、详文、札文，确实叙述的地方不可简略，其首尾重复的套语都删去，并颁布一种统一的格式，无论上行、下行文书以及呈状，纸的长度和宽度各多少寸，格子的长度和宽度各多少寸，每页多少行，每行多少字，都统一起来，使得可以装订成一卷。按照惯例，知照事项每月汇报一次，同类事项编为一册，按顺序连续书写，文字力求极简，以不能删减一个字为标准，连接处使用骑缝印，版心处签署年月日。又各衙门都创设一种公事表，仿照诸史表的形式，分类分门，以事为经，以月为纬，如同目录一样，使得易于查考，也是一种便利。二十万字的文书不过两卷，即使是中等才能、年老之人，不熟悉吏务，也能通晓。

凡是户部、工部记录银钱的文书，都是胥吏舞弊的文书。就像苏州、松江的重赋，比其他郡县多几倍，比其他省份多二三十倍，并非没有记载在《赋役全书》中。而《赋役全书》就在眼前，匆匆阅览，只看到款项繁多、名目琐碎、分合杂糅得离奇，不是对此事老练的人，无从得知每亩征税的数额。尚书、侍郎出身于文史，不熟悉会计，即使遍阅全书，也不能知道那多出几倍、二三十倍的地方在哪里，这是什么道理呢？必须改定体例，只记载某县田地若干亩，一亩的税，米若干、银若干，以主要条目让人通晓为主，其他可以类推。即使使用胥吏，胥吏已经无权，何况可以不用今天的胥吏呢，如后文所议。

易吏胥议

后世社会阶层中没有比胥吏更卑贱的，到了今天简直等同于奴隶；后世权势中没有比胥吏更尊贵的，到了今天竟然凌驾于公卿之上。《册府元龟》记载：唐宪宗元和年间敕令，曾经担任州府小吏的人，不得申报送考进士，与违背礼教被科罚的人，都称为不入清流。《明太祖实录》记载：胥吏心术已经败坏，不许参加科举考试。胥吏的卑贱由来已久。到了近日，江苏州县，漕运书吏和守门人交替任职，士大夫不与他们并列，他们的卑贱像那样，而权势的盛大却又没有比今天更盛的，州县说可以，胥吏说不可以，于是就不可以了，这还算是小的。卿贰、督抚说可以，吏部说不可以，于是就不可以了，这还算是小的。天子说可以，吏部说不可以，其中不可行的也占一半，于是他们的权力就超出了宰相大臣之上，他们的尊贵又如此。

所谓可以不可以，是部费到了没有到的问题，《汉书》说：想让人活就与活人同列，想让人死就与死人同列。专门指廷尉而言，现在则在吏、户、兵、工四部更为严重。没有别的，利益所在罢了。每部不下千人，其中的头目几十人，车马、宫室、衣服、妻妾的供养，比得上王侯，内外勾结，隐语书信，往来频繁，深夜运送金银，踪迹诡秘，没有人能得知他们赃私的总数。曾经和一个绍兴人商议，吏部四司，每年大约三百万；兵部官员少而费用更巨大；户部有漕运监督，工部有河工，计算四部每年不下千万。外省大小衙门人数尤其众多，贪污更多，更不止千万。追究银两的来源，国家的国库占其三成，我们百姓的脂膏占其七成。今天天下的混乱，是谁造成的？也就是官员和胥吏罢了，而胥吏比官员更甚。顾炎武称之为在民间养百万虎狼，虎狼知道什么？只知道搏击吞噬，吞噬百姓不止，接着吞噬国家，不足为怪，只奇怪国家必定要养这些虎狼是为什么？正名定罪，不全部杀光不行，然而不是杀一次就完了，杀一只虎狼，又养一只虎狼，他们吞噬人依然如故，这是今天的胥吏不可再复用的明证。

考查《周礼·太宰》：陈列其众，设置其辅，郑玄注：“殷，众也，谓众士也。府，府史，庶人在官者。”府史并非卑贱简单的名称，又与士同列，知道古代不把胥吏当作贱役。汉武帝时，卒史都用通晓一门技艺以上的人。唐高宗诏令各司令史考满的，令其试经一部。胥吏应当通晓经书，这是古道的做法。元朝时小吏可以升至宰相、台谏，明朝也有吏员累官至卿贰的。况钟担任郡守，尤其有贤名。中叶以后，才开始轻视胥吏不使用，这不是初始的制度。钱大昕说：“元朝时士人都乐于做胥吏，而胥吏也知道自重。自从士大夫对待胥吏，像对待奴隶一样使唤，像对待盗贼一样对待，而胥吏于是无所作为。”这话意味深长！今天使用胥吏，几乎把国计民生全部托付给奴隶、盗贼，可以吗？既然不能不使用，就应当有尊崇他们的办法。只是今天胥吏的卑贱深入人心，突然尊崇他们，清流尚且不就职。我私下认为，既然如前议改定体例之后，案牍减少大半，外官可以把事务合并于幕僚，而命名为幕职，略微仿照唐制，给予入仕的途径，不得让游手好闲的人担任。由郡县学山长挑选诸生中有才有德而文学中平，经历三次考试不中式的，送郡县充选，同时准许参加科举考试。九年没有过错，叙任丞簿官候选，才开始脱离试籍。丞倅佐贰等官，在郡县分别聘请一人，大吏及部院都由郡县选择其中优秀者上报。现在制度只有军机处不设胥吏，由章京处理文书，苏拉只供奔走之役，所以流弊较少，这也是部院可以用幕职代替书吏的证明。这幕职一途，与科目、荐举两途并用，只是不得进入翰林院

译等到他担任大学士后，稍微表现出一些区别对待，其余的升迁提拔则没有丝毫偏颇。他又建议举荐人才可以不从诸生中选取，但幕僚职位必须从诸生中选拔。将此规定确立为法令，这样人们就会懂得自我珍重，玩弄法律条文、贪污受贿的风气或许就能稍微减少一些吧。

译关于折减南方漕运的议论

《禹贡》记载：距离王城百里内的地区，缴纳完整的禾束；二百里内，缴纳去穗的禾秆；三百里内，缴纳去穗并捆扎好的禾秆；四百里内，缴纳粟米；五百里内，缴纳精米。这是古代圣人转运赋税的方法。宋代诗人有诗云：“自古有良法，一州食一州。”这话确实不错，因为未曾听说仰赖数千里之外的供给，而没有百分之一的阻滞风险的。那么，想要充实京城粮仓，不如在西北地区兴修稻田，但稻田并非能在几年内就奏效的。只有在天津、通州、京仓这三处，招募商人贩运米麦杂粮，并命令东南各省将漕粮折解为银两，待见到成效后，一并停止山东、河南的粮食运输，这是最简便的方法。

京城粮仓的支出以甲米为主，官员俸禄只占其中的十分之一；八旗兵丁不习惯吃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取米后换成钱，折算给兵丁购买杂粮充饥，每石米折合京钱若干千，合白银一两多一点，沿袭已久，人们习以为常。咸丰九年，有人因某牛录克扣米折之事控告到兵部，因为历年如此，各旗皆然，该牛录章京仅受到轻微责罚。只有官员俸禄也是如此，三品以上官员多亲自领取，其余官员领取领票后随即卖给米铺，每石米也值一两多银子；亲自去粮仓领取的，百中无一。那么，南方漕粮从耕种、收获、征收、驳运，历经数月，跨越数千里，耗费多少民脂民膏，招致多少贪官污吏，冒犯多少艰难险阻，好不容易运抵京城粮仓，其最终用途却是每石米只换得一两银子，这真令人长叹不已。况且，嘉庆年间协办大学士刘权之的奏疏中说：南方漕粮每石耗费白银十八两。不说二十两而说十八两，必定有确切的依据。魏源驳斥他说每石只花四两，这种说法非常荒谬。［注：魏源说：每船装载米六百石，帮费洋钱一千元，不过每石一两多。他不知道六百石中交仓的正米和耗米仅四百多石，六百石的帮费都应在四百石内分摊。魏源误解了。这是第一谬误；当时松江、白粮帮费有多达两千六七百元的，魏源不知道。这是第二谬误；他又说漕项连同行月银米每石一两，考察行月等一切米价几乎达到一两，银子还在外头。魏源计算错误。这是第三谬误。他所驳斥的没有一处是对的］以现在计算，浮收［帮费或海运经费都包括在内］漕项，［给兵丁的苫盖等费用包括在内］漕项的浮收，给兵丁的耗米、行月米、五米、贴运米给还米等，修缮军田的租税，漕河工程费用，漕督、粮道以下官员、兵丁的公私费用，虽然不能得到确切数字，大致与刘权之的说法相差不远。然而其最终用途却是每石米只换得一两银子的花费，这又令人长叹不已。那么，不如参照成例，每石折银一两四钱，解往京城发放军饷，直截了当，有增无减，军心必定大喜。只是领取折银购买粮食，能够相安无事的，是因为每年有南粮二百多万石流通于市场。如果市场上突然少了这二百多万石实米，那么一切杂粮价格都会飞涨，兵丁领取折银之后，从哪里购买粮食？计算二百多万石粮食可供六七十万人食用，这意味着六七十万人无粮可吃，这应当提前做好准备。现在提议在京城、通州、天津三处，招募商人运粮，应当在免除门关税之外，参照粮船带免其他税例，规定运粮若干石，准许免除其他税若干，定为法令，并按时查报粮食数量，务必符合近年南方漕粮糙白米的数量，不足则设法招徕，或借用盐务倡导的先例来补足。谚语说：“价高招远客。”京城是百货聚集之地，即使是四川、云南、福建、广东的特产，尚可迅速办到，一旦南粮不来，米价昂贵，杂粮随之而贵，又有带免其他税例。近畿地区的杂粮，船只车马络绎不绝，不待言说，人不可一日不饱，米麦杂粮同样能让人吃饱，况且玉田、丰润等县产米不少，近来更有牛庄米南运上海的情况，本来不担心没有米。况且近来商贾道路狭窄，一听说北方地价昂贵，必定趋之若鹜，更不担心没有米。只要市场中有米，就不必官仓中有米，更应当官仓多储备一年的粮食，按年卖出陈粮买入新粮，作为有备无患的计策，那么这就胜过从前的年销年款，成为万全之策了。这样，南方百姓缴纳的数额，就是北方兵丁所得的数额，国家没有丝毫损失，民间节省运送的费用，而且所谓漕项以下的各项费用都可以节省，合计起来何止千万两，大大有利于民，大大有利于国，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

有人说：海运实行十余年有效，难道要恢复旧制吗？不知道一旦实行海运，不仅多出运费，而且从上海运到京城粮仓，一旦经过官吏之手，百般折耗，虽然比河运简单，仍然不少，两湖、江安尤其巨大。虽然出自民间，但其最终用途却是每石米只换得一两银子的花费。又何必让万家膏血多掷于虚耗呢？至于先前提议兴修稻田有利，那么几年之后无需南米，更是善中之善了。如果河运一旦废弃不可恢复，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而咸丰九年枢臣还请求恢复河运。唉，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文庙圣明，得以搁置其议，是意外的幸运。

关于利于淮河盐务的议论

顾炎武依据李雯的提议，盐应当在产地定额征税，一次征税之后，不问其流向，天下都是私盐，天下也都是官盐了。他说这种说法切实可行，又引用杜甫诗句“蜀麻吴盐自古通

译“句”，又因为昆山多食用淮北私盐，而朝廷法令却推行浙江盐，这是掩耳盗铃的政策。他的意图大概是想要撤除一切边界，来充实他那不问盐来自何处的办法，这似乎也是探究根本、穷尽源流的言论。我年轻时读后认为很好，等到后来在扬州编修《盐法志》，又亲自踏访盐场，才知道李说不过是书生的见解罢了。

译淮南的盐价每斤大约为银五六厘，税额约为银一分；淮北官方规定的盐价每斤为银一厘五毫，税额约为银六厘。这就是所谓的“一税”，顷刻之间就把盐价提高了一倍、五倍，谁愿意经历这一重税呢？利益所在之处，人人都去追逐，灶户、商户、船户、兵役以及各类办事人员，没有不是偷漏私盐的人，官府能够防备得住吗？况且，官府也值得完全信赖吗？沿海数百里，港口河汊众多，白芦黄苇一望无际，村落和盐场零星散布其中。不在近处的官署偷漏，就在遥远的地方偷漏；不在晴朗天气偷漏，就在阴雨天气偷漏；不在白天偷漏，就在黄昏夜晚偷漏。什么地方可以禁止？什么时间可以禁止？当下只需转念一想便说：天下都是官盐，天下也都是私盐了！清朝初年虽然没有国库的利润，但税额已经不少，那时各种物品都很便宜，盐价必定有贱无贵，情理上应当相等。李氏却提出这种说法，岂不是荒谬吗？

关于票盐制度的起源，《明史·食货志》记载：嘉靖年间，山东、两浙规定山商每百斤缴纳银八分，发给票证，每年征收银二千余两。浙江《盐法志》则说：嘉靖年间，两浙巡盐御史李遂，在黄岩等盐场推行票引制度，每张票对应盐三百斤，共设置九万张票。又说后来逐渐推广，因此不止九万张。计算九万张票已得银二三万两，所谓“推广”，山东还不包括在内。《明史》的记载很不全面，魏源在《票盐记》中仅引用《明史》，则是考察得不审慎。这接近于在盐场直接定税，只是不能不过问盐的去向，作为折中的办法，陶澍在淮北推行而取得巨大成效，陆建瀛在淮南沿袭推行，也全部收齐了纲盐的税额，这是多年来未曾有的，但诋毁之声蜂拥而起，这是因为纲领正确而具体条目有失误。

如今商议盐法，除了这个办法没有更好的策略，只能在票盐制度中寻求尽善尽美就可以了。其方法有四条：

第一，清除陈规陋习。凡是事务曲折繁琐，都是弊病的根源。票法已经趋向简易，但仍有可议论之处，减少盐引而转带乙种盐、挽运上六闸、仪征改捆、桐城等地江运入岸仍归专商经营等，应当全部铲除，在三江营一带选择地点设立局所，作为缴纳税款以及盐场船只交付盐、江船接收盐的地方。每纲仍使用旧额一百三十九万余引，加上入岸七万余引，并入淮南，每引四百斤，分为两包，在盐场定捆，以后经过关卡查验，永远不再改捆。酌情确定正税、杂税及经费，一律定额，其中湖运淮北天长一岸，也应当归并淮南，按照高宝食盐办理。运商共招募三种，一是从盐场运往江边，二是从江边运往入岸，三是从入岸运往各州县。无论官绅军民都准许承运，凡是旧商旧引一概不混杂。

第二，平均减轻赋税。票法的宗旨，在于降低本钱以对抗私盐，能对抗私盐，则前纲尽早完成，后纲接着进行，盐出自大海而无穷无尽，稍微多收一点有什么害处？利益归于官府而不断绝，稍微少取一点有什么害处？如果不能对抗私盐，则私盐占据市场，利益不归官府，盐溢出大海，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按照刊印册籍上的税目，每斤税几乎达到一分，实在过于沉重。［辛亥年改章也因其过重，每引加带一二百斤，然而票盐仍然没有获利］为今之计，不如奏请删去帑利、参价这两项。帑本早已损失在旧商手中，帑利反而责成新贩承担，旧商税整，可以分摊若干两，新商税零，不能折算若干分，只是让价格出自商人的资本，参价归入官府的口袋，这两者都名不正言不顺，而帑利一百多万，数额更加巨大，实在是滞销的根源，必须删减，以减轻成本。

第三，制造洋船。计划建造能容纳五六百墩［可装盐二千余引］的轮船十艘，在安庆、九江、汉口三地估算，每月可往来一次，三年可往来三十六次，共运盐七八十万引。再使用船尾系船的方法，即可全部完成纲盐运输。而且回程船只可携带米二三百万石，统计往来船只的价值，比起江船常价只有减少没有增加。而运行速度则快十倍，况且轮船质地坚硬力量猛烈，所遇盗贼船只往往迎头撞击使其粉碎，海口捕盗，往往见到盗船就上前撞击，并可兼作巡查私盐之用。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

第四，广泛修建盐仓。向来运盐，船只笨重而缓慢，到岸需要数月，守候售卖动辄经过一年。多停泊一天，就多一天的费用，而且多一天偷漏。水火之灾，意外乘虚而入，整轮散轮还互相为害。况且现在商议用洋船运盐，人工伙食费用更大，有不可停泊的趋势。一旦进入盐仓，则防范比在船上容易，租赁费用比在船上少。而且可以观察价格的贵贱，斟酌情况的缓急，从而增减运输的数量，使各盐场各地，永远没有盐多、缺盐的祸患。凡是盐存放一年后，质地坚硬不再淋出卤水。向来盐船守候本来需要超过一年，这就是长期储存在仓库中，亏折仅仅相等。三江营、安庆、九江、汉口四处都临近长江，修建盐仓非常方便，却从来不曾听说有人提议，为什么呢？

又有人说：盐税中有按丁口加斤的项目，那么盐税的数额原本是根据丁口数确定的。现在以各省地丁三千万、盐税六百万计算，盐税相当于地丁的十分之二，直接在土地税和人头税中增加十分之二作为盐税，也是简易的方法。不知道赋税之事，减少则顺从，增加则抵触，这不是万全之策。

译道。况且如果真的实行，日后度支稍微匮乏，必定会商议加重盐税，这正好成为弊政的借口，我不敢轻易发表议论。至于两淮盐区的课税额度占据天下大半，两淮的情况明确了，其余地区就不必再讨论了。

译关于改革土贡的议论

当今天下的最大祸害，大多在于上下两方面都受损，而利益最终落入中间人的腰包。有专门损害国家而不损害百姓的，官吏反而率领百姓来损害国家，这类人是营兵、河工、盐务中的各色人等。有专门损害百姓而不损害国家的，是钱粮。［近来江苏省年年灾荒，正税减免而额外费用反而增加，这也是兼害国家］有国家和百姓互相损害的，是关税和土贡。而关税的弊端难以消除，土贡的弊端容易消除。

根据当地物产征收贡品，是古代的制度。《禹贡》《周官》记载得很详细。我朝定都之初，特别下诏免除前明各道定额解送的物产，户部、工部的则例，称每年需要上供的物品，命令官府支取款项购买解送，不向民间摊派，这是良法美意，自古以来所未有。只是时间久了弊端产生，也有不能不损害国家、损害百姓而最终落入中间人腰包的情况，应当急切地进行变通。

土贡的弊端，大致是藩库给予有余的价款，内外书吏多方打折需索，使价款不足，于是敛集众商的钱来弥补，称为“贴差”。那些例价本来不足的，也让众商赔补，或者让那些肥缺官员赔补。然而赔补于本务的很少，赔补于中饱私囊的很多，这是大概的情况。而自从监督织造承办以来，兼之扰民，弊端加倍严重。试以一件事来说。苏州每年进贡龙衣一箱，动辄支取千金，动用万斛大船，配备仪仗护卫，由运河北上，每天只走几里。遇到民船拦截索要钱财，以船的大小为差别，民船躲避它像躲避寇贼一样。过了江淮则民风强悍，稍微收敛行迹。遇到水浅，舍船走陆路，就完全丢弃仪仗护卫，捆载在小车上，只拖着写有“上用”的小旗而已。那么前面的铺张扬厉，是为什么呢？又我往年主持广西乡试，抚部祥符周公之琦，托付寄给抚吏与部吏一封信，一个元宝。询问他说：广西土贡面粉，每年定额数斤，质量低劣运到远方就发霉变质，只送达印纸，嘱咐官吏购买京面封好进贡，用元宝充作各项费用，每年如此。我听说后叹息说：一件小事而欺罔贿赂无所不至，更大的、更远的情况会怎样呢？

现在议论变通的方法。京师是万商聚集的地方，发出价款购买，什么东西没有？考察《会典》所列户部、工部土贡，有本来不出产该地的，如江苏的铜锡、木蜡、桐油之类。有不必要出该地的，如四川的马及米，广西的马之类。都应当删去。有非该地不出，而京师又不时有的，才由该地进纳。可以由本省引见各官及本籍病愈服丧期满各官带解。还哪有前面的弊端呢？

关于罢除关税征收的议论

谚语说：关税没有好的政令。现在验证它而相信。货物经过而不滞留，分散而没有纪律，主管关税的人不能一一亲临视察。即使能亲临，而丈量不熟练，货物价值不辨别，隐匿转换不可知，虽然视察也如同不视察。于是寄托耳目于一切人，从随从而吏胥、而差役、而拉纤等人，［商吏不相识。其居间人叫拉纤］千百人的身家妻子，靠一个关生存。听说粤海旧事，守门二人每月支取薪水各八百两，签押四人减半，其余办事人员及各小口长随以千数有差别，这固然不是其他关所具有的，然而浮费之多没有超过关税的，也可以想象。至于完税的方法，试以所闻浒墅关一端来说。运米百石的人，关吏教他报三十石，验过则说实米四十石，应加倍处罚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如果实报百石，所费且不止百石，弊端如此。大致田赋的数额，百姓所出的二三，而国家所入的一；关税的数额，百姓所出的十，而国家所入的一。然而州县浮收，往往滋事，而关税却不这样，是因为农心齐，商心不齐；农不可他往、不可改业，商可他往、可改业；农不能增加收获以偿还赋税，商能增加价格以偿还税；农所谓的二三大多加在一之外，商所谓的十不太加在一之外。所以关税的弊端，不太损害商人而反而损害国家。

太平已久，人口日益繁多，需用日益增多，通商日益广泛，按理说，关税应当倍增。然而数十年来征收数额日益减少，亏空日益增多，反而不及从前所定户部、工部四百六十万的定额［通商各口在外］，罪过在哪里？曾经阅读英国《财赋志略》：咸丰二年，年收入四千八百余万，其中关税一千八百余万。又说：六年年收入七千余万，不说关税多少。一个通事说：七千余万中，关税增加最多。那国家通商增加广泛，固然不止中华，而中华实为大宗，他们增加而我们无增加，不仅无增加而且日益减少，为什么呢？不实征，不实解。那能实征实解的，我在江海关见过了。货物进口，他们鬼役持帐来换我们的单，即凭单令我们役运岸，不闻运单中所无的一物，也不闻自运一物［也有奸商漏税，当别论］。以今日的外国气势，如果用我们的官吏，我们的商人处理，必定十漏七八，我也无可奈何，而他们不这样做。在我们关如此，即在彼关

译这就可以明白了。

过去曾有人说，外国银元重七钱三分，实际纹银只有六钱五分，其余八分是铅，但在中国流通时，却相当于八钱以上的银两。至于中国仿造的银元，即使不含铅，也无法流通，为什么呢？因为人们知道那是外国制度，就相信它确实含有六钱五分实银；如果外国人在其中掺杂铜铅，我们也无法辨别，但他们绝不会这样做，所以外国银元才能通行无阻。

侯官的林文忠公铸造银饼，起初也方便使用，不久后银饼的质量就变得混杂，市场上将其拆散成碎银，银饼于是就被废弃了。

又如现在的外国市场，我们购买他们的货物，是先付银两后取货物；他们购买我们的货物，却是先取货物后付银两。甚至有“寄贩”这种名目，交付货物后随即扬帆向西离去，以一年为期，盈亏得失完全由他们说了算。总而言之，因为他们不能信任我们，我们断然不敢与他们交易，通商的局面也就散乱了。

孔子说：“言语忠诚守信，即使在蛮貊之地也能行得通。”并不是说蛮貊之人能够守信，而是我们能在蛮貊之地推行信用，这真令人叹息！

如今观察海关事务，更加感慨于他们能够守信，而我们却不能守信。

译我之所以不能信任，是因为这隐藏着深重顽固的弊病，并非一朝一夕造成的，突然想要使人洗心革面，肯定做不到，不如将各处的关卡全部撤除，京城城门则恢复只稽查而不征税的法令，用厘捐的税额来替代各关的税收，责成地方官会同乡绅董事来治理。厘捐的立法尚属新近，依仗它作恶的人应当较少，即使也是分散而无纪律，也还不至于像关卡那样对过往行人盘剥不止，倘若出现弊端，也有踪迹可寻，有人证可指，比起关卡的政令，还是比这要好一些，只是不能多设卡栅，招引关卡的蛀虫，没有关卡的名义却有关卡的实质罢了。况且厘捐是市场征收的税。《王制》说：“对市场房屋征税而不征货物税，对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孟子说周文王治理岐地时，关卡和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而《周礼》中有关卡和市场征税的规定，可见这种税法必定始于殷商的衰败时期，周文王废除了它，周公又实行了它，春秋、战国时期没有改变。［《管子·霸形篇》说“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市场登记而不征税”，这是管子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孟子想要恢复周文王的治理以复古，即使是周公的法令也不认为是对的。即使现在的制度本来也是有关卡征税而没有市场征税，［落地税是为了弥补关卡征税的不足，并非市场征税］增加厘捐后，关卡和市场都征税了。厘捐的弊端，恐怕会像宋朝陈遘的经制钱、翁彦国的总制钱那样，流毒无穷，选择其中一项废除，又怎么可以拖延呢？

节减经费的议论

国家的经费有定数，只有宗室的俸禄没有定额。《会典》等书中：奉恩将军以上的俸禄数额都不记载。听说近来每年支出三百多万，是建国初期的十倍，这应当给予限制的。成周以后，各史书记载，对待宗室逐渐淡薄，到明朝达到极点。本朝亲爱宗室的恩义，远远超过前代，不是臣下所敢轻易议论的。只是两百年间，财政支出已经增加了十倍，假如延续到商朝六百年、周朝八百年，将达到数千万，何况是万世有道之长久呢？固然知道将来必定会实行限制，何不早点实行限制呢？限制的方法，也不过是《礼记》所说的“亲爱亲属要有等差”罢了。更应当仿效采邑的制度，分封庄田，用来交换银两和米粮，这样万世就没有弊病了。至于八旗人口日益繁多，一代又一代，尤其难以估量，繁衍无穷，兵额有定数，靠什么来支撑呢？恐怕供养他们恰恰是使他们陷入困境。周朝的丰镐也划分井田，汉朝的丰沛不过是赐给免除赋役，没听说兴起旧地的子孙世代都仰食官府的道理，应当请求拨留京都、京畿、西北关口之间的田地，仿照乾嘉年间伊犁锡伯营的方法，推广驻防，体力合格者当兵，不合格者务农，分地兴办屯田，成熟之后，永远作为世业。不要被只能扛枪、不能扛锄头的欺骗说法所迷惑。［康熙七年，四川提督某人上疏］愿意另外置办田产养育子孙的听便，那些外任罢官以及因为投靠亲族不愿回京的也听便。只是繁衍的人口年龄，上报旗务衙门存档，以备查考。这确实是当今最好的计策。还有进一步议论的：我朝自从萨尔浒一战之后，大军所到之处，天下无敌。等到雍正、乾隆时期，禁军的威势还震慑海内。假如今天有十万这样的军队，还担心什么外侮，还担心什么内乱？而现在旗兵却完全不是这样，这是什么原因呢？太平日子久了，风俗变得奢侈华丽，吃精细食物的人多而吃粗劣食物的人少，沾染了汉兵的不良习气而且超过他们。另议非武生不得当兵，非能举起若干斤重量不得当武生，满汉一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禁军最为重要，应当选拔天下最优秀的人，不能因为旗籍而迁就，应当请求在亲军、护军、前锋、健锐、火器等三营中，严格甄别，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罢免。在绿营中挑选补充人员排在旗兵之下，以示区别。这样循名责实的原则就得到了。

筹划国家用度的议论

古代不把银两作为货币，唐朝时使用银两不过是在蛮夷市场，明朝初期使用纸币和铜钱禁止使用银两，中期以后银两才开始通行。顾炎武著论，主张用铜钱废除银两，意在复古。我以前见银价日益昂贵，农田产出谷物而国家征税征收银两，折算消耗，百姓无法生活，不曾不认为顾炎武的论点是好的。然而自从五口通商，天下的局势大变，从此以银两作为货币的趋势已定，即使是五帝三王复活也不能改变。大概现在把合地球九万里作为一个大天下，中国只有十五分之一，那十五分之十四使用银两，而十五分之一不使用银两，就像十七个省使用银两，而一省不使用银两，行得通吗？

从前曾说市场交易的事情，贵的时候征收，贱的时候征收，趋势所趋，没有谁能主宰，而且一成不变不可改变，就像纸币这一方法，即使是天子的命令也不行，这就不行了，严刑峻法曾不足以动摇它丝毫，考证古代都是这样，验证现在更加确信。况且纸币幸好是不可行的。如果它可行，那么银两将全部被各夷族所有，一旦有事，纸币无法支取银两，百万资财，顷刻间变成一张纸，而银两在人心中的重要性，权势就全部转移到拥有银两的各夷族手中，几乎不成为福建前年的事情。［注：实行纸币令下，福建发出银两若干万，设立官店来掌管出纳，凡是用纸币支取钱款的没有折扣没有扣减，纸币于是通行，兵饷数十万，都领取纸币不支取银两，其他款项也是这样。藩库充实，一旦有寇警，支取银两的人接踵而至，不给就汹汹滋事，于是倾尽库房给他们，仅仅得以无事，

译这也是推行纸币的一个借鉴。那么，在当今谈论如何使国家富裕，应当从何处着手呢？回答说：仍然没有超过重视农桑这一常谈的道理，只是辅以种植茶叶、开采矿山罢了。西北的水利问题前面已经议论过了，而且不仅仅限于西北地区。长江以南的农民向来勤劳，长江以北的百姓大多懒惰。山东舒梦龄担任皖北知县时，因为当地有很多荒地，招募江苏人教导百姓耕种，百姓却说：“一定要那样才能吃到饭，我宁愿饿死。”唉，哪里还谈得上东部的河南呢？这应当劝勉他们、督促他们，务必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直到没有荒地为止。

译况且东南各省在战乱之后，百姓流离失所、死亡惨重，到处皆是，幸存的遗民，多的只剩十之三四，少的不足十分之一。人少了田地就荒芜，田地荒芜粮食就短缺，必然有人遭受饥饿，因此应当用西方的耕具来救济他们，或用马匹，或用蒸汽机，一个人可以耕种百亩土地。有人说，我们中国向来土地狭小、人口稠密，一旦使用这种器具，受雇耕作的佣工就没有饭吃，恐怕利少而害多。以今天的形势来看，已经不再是地窄民稠的旧况，所以这种器具不可以长期常用，但可以作为暂时之用。又因为中国连年兵荒马乱，丝绸市场减少了十分之六七，而外国商船购买的丝绸却是过去的数倍，所以蚕桑的利益，近年来更加普及。过去曾说古代没有棉布，用麻葛做布，所以老人没有丝绸就不暖和，因此桑树与粮食作物同等重要。至于拔除茶树改种桑树，被传为善政，更是因为当时把绢帛当作货币的缘故。自从木棉传入中国，似乎蚕桑就不再是贫民的急务了。然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茶和桑又都成为富国的根本来源。上海一个口岸每年的贸易额达四五千万，其中丝茶是大宗商品，他们用鸦片和洋货来抵偿还不足，必须用白银来补足。假设他们有鸦片，我们没有丝茶，中国早就支撑不住了。劝种桑树的事前面已经议论过，至于茶，适宜种植在岩石嶙峋、不能生长其他树木的地方，如果推广种茶，其利益不可胜计。

关于开矿一事，有人怀疑矿税会祸害百姓，矿徒会扰乱百姓，而且妨碍风水。不知道风水是渺茫无据的说法，不是治理国家的人应该谈论的。开矿不是为了贪图税收，即使除了经费之外全部给予百姓，也不失为藏富于民的方法。矿徒不同于盗贼，关键在于驾驭得当罢了。各国都以开矿为常政，没听说发生事端，而且外国书籍上说中国地下有很多未开发的利益，假如我们不开采而他们来开采，坐视他们装载而去，那该怎么办？又外国书籍常说鸦片害人应该禁止，将来和议稳固之后，讲明道理给各国听，他们禁止贩运，我们禁止吸食，即使仍执行吸食者斩首的旧令，也不是不可以慢慢商议的。使国家富裕的方法，不外乎这些。

杜绝亏空的议论

如今各省积欠的数额以千万计，以前从未有过。积欠的原因在于亏空，亏空的原因在于挪用，挪用的原因在于毫无稽查考核。以一县的主官，独自掌握收支大权，上任之初，公用之后先满足私用，家庭妻儿的种种需求，旧债新欠交织在一起，大体上有收入管理却没有支出核销，任凭他指挥，没人敢过问，等到上司知道时，亏空已经很久了。于是因为亏空而进行清查，清查一次，亏空又增多一次，白白浪费笔墨，对国库毫无益处。

想要杜绝亏空，只有宽待既往而严格对待将来这一种方法。清查之后，废除摊派赔偿的弊政，有能力弥补的，以一年为期限，就以期限届满时的实际数额为准，对各位官员定罪，按照常规例子不减刑，此后如果有亏空一钱的，杀无赦。重新制定稽查的方法，在于将四柱册公之于众，在大堂左右按日张贴榜文，旧管和新收列在左边，开除和实在列在右边，其方法务必详细完备。比如征收某都图某户的钱粮多少，必须写明细数，收到银两后当天发给凭证，当天列入榜文，月底用活字板印刷征信录四柱册一百本，完整列出榜文，分送上级官员和各图绅士。如果某户完粮而榜册上没有列入的，允许向府衙揭发，立即给予重赏。有经手解送领取开除款项与榜册数目不符的，去揭发也给予同样的奖励。大吏应当采用汉高祖驰入赵壁夺取张耳、韩信印符的方法，不时派遣人员飞骑视察，有弊端的依法论处。至于地方公款，如义仓之类，由绅士富户管理而州县登记其数目，富户没有侵蚀的道理，而官绅水火不容已成积习，必定不会庇护，而且可以节省州县稽查的繁琐。这就是杜绝亏空的方法。

虽然如此，必须前面议论的十倍养廉法实行，这个说法才能实行。不然的话，终究不能实行，强行实行必定会多方施展其荼毒，危害比亏空更严重，令人畏惧。

再次陈述诗议

如果后世谈论诗，只认为它是吟咏性情的作用，圣人为什么将它与《易》、《书》、《礼》、《樂》、《春秋》并列为经？说它可以配乐演奏供奉于寝庙，那么变风、变雅又是做什么的呢？曾经体会群经才明白，诗是民风升降的龟鉴，政治张弛的根本。《左传》：师旷引用夏诗说“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官员互相规劝，工匠执掌技艺以进谏”。《礼》说“命令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郑康成说“陈列各国的诗歌，将要借此知道缺失”。圣人大概是害怕上下之情不通，而用诗来沟通。旁考传记，黄帝设立明台听取议论，尧有衢室询问民意，舜有告善之旌，禹设立谏鼓而完备讯问。春秋时，晋文公听取舆人的歌诵，子产不毁乡校。《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行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以采集诗歌，献给太师，比对其音律，以让天子听闻，所以说王者不窥户牖而知天下”。《风俗通义》说：“周秦帝王在每年八月派遣輶轩使者采集不同的方言，回来奏报收藏于私室。”《管子·大匡篇》：“凡是庶人想要通达，乡吏不传达，七日，囚禁。”《公羊》宣十五年传注：“从十月到正月为止，男女有所

译人们怀着怨恨，相继跟着歌唱，饥饿的人歌唱他们的食物，劳苦的人歌唱他们的事情。男子年满六十，女子年满五十而没有子女的，官府供给他们衣食，让他们到民间采集诗歌。乡里采集后送到县邑，县邑采集后送到诸侯国，诸侯国再上报给天子。所以王者不出房门就能完全知道天下的疾苦，不下殿堂就能了解四方情况。这无非是为了沟通上下之间的情意，让进言的人没有罪责，让听闻的人足以警戒。含蓄而显豁、委婉而讽刺，没有比诗歌更好的了。后世认为这种做法迂腐空泛而废弃了它，难怪上下之间的情意积压而不能沟通了。

译君主与臣下不宜过分亲近，亲近则君主的权威不尊，如同倒持太阿剑柄，祸乱由此产生。君主与臣下也不宜隔绝，隔绝则民间疾苦无法上达，蒙昧之气乘虚而入，祸乱又由此产生。夏商周三代以后，招致祸乱的根源不外乎两方面：臣下深感痛苦的政令，君主却照样推行，甚至雷厉风行地督促执行；臣下深恶痛绝的人，君主却照样任用，甚至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们。于是凤凰与猫头鹰无法分辨，鹿与马可以随意指认，沸腾的羹汤可以当作清雅的宴席，哀嚎之声可以当作山呼万岁，五尺高的孩童都认为不对，君主却仍然认为正确。不仅如此，当今各部院的大臣，习惯于与京城官员相处，完全不了解外省的情况；地方大吏习惯于与下属相处，完全不了解民间的情况。甚至州县官员习惯于与幕僚、衙役相处，也完全不了解民间的情况。我平生愚钝直率，偶尔担任地方大吏或州县官时，直言民间疾苦，大多人惊愕地说闻所未闻。这就是上下不通的弊端。另外提议重视儒学教官、恢复乡官职位、公开选举，也是为了沟通上下之情。现在提议恢复陈诗的制度，应当命令郡县的举人、贡生、生员、监生中，平日有学问有品行的人，创作竹枝词、新乐府之类的诗歌，抄送学校山长，挑选其中的佳作，将原本收藏在匣中，抄录副本隐去姓名，送给学政进呈给皇帝。国子监由祭酒进呈，等候皇帝采择施行。有效的，由祭酒、学政上报姓名给予赏赐；无效的，不予处罚。诗中涉及重大事务，而祭酒、学政不收录的，予以处罚。九州之大，万民之众，如果有令人深感痛苦的政令、深恶痛绝的人，应当一定有长歌咏叹来传达的人。文人固有的习性，感时伤事，没有人强迫，尚且会脱口吟诗。现在有赏赐来激励他们奋发，没有惩罚来断绝他们的顾虑，不显示主事者的姓名，使他们没有招致怨恨的担忧；不忌讳姓名，使他们没有告密的嫌疑，引导他们说话。像这样，难道还有不明目张胆、直言无讳的人吗？

然而有人说：为什么不直接恢复明朝允许举人、贡生、生员、监生上书言事的旧例呢？这又有所不可。为什么呢？汉代王咸在太学举起旗帜，上书营救鲍宣；陈蕃率领诸生进入承明门，辩白大将军无罪；晋代嵇康将被处刑，太学生请求拜他为师；唐代鲁傥等人到宫阙挽留阳城，宋代陈东率领诸生请求任用李纲、杀掉蔡京等人。百世之后人们仍然称颂他们。然而柳宗元给诸生的信中，论述挽留阳城的事，极力说明当时太学生聚集结党，侮辱老人、轻慢贤者，恶言相向、争斗诉讼等各种陋习。现在却振奋志气、厉行道义，超出千百年之上，认为时势不同、人物不同。周密《癸辛杂识》记载：景定末年，三学横行恣肆，甚至与君主抗衡，动不动就用坑儒的恶名加诸君主。贾似道做宰相也无能为力，只能用恩惠结交他们，为他们增加餐费，放宽科举的恩例。等到贾似道去职，他们上书赞美挽留，称他为元老、周公。唐代、宋代的太学，有善也有弊，就是这样。如今世道日益衰落，未必不如唐代、宋代，如果稍微赋予他们权力，不做出唐代、宋代那样行为的几乎没有。现在只允许他们陈诗，不让他们呼朋引类来开启党援，不让他们投匦击鼓来接近告发诉讼，大概就没有流弊了吧。

又如今制度：百姓有冤屈也允许叩阍向京城控诉，然而老实的百姓不敢做，傲慢的百姓不知道做，大抵是奸诈的百姓才开始做，所以虚假的占十分之九，真实的占十分之一。等到移交原审衙门复审，就连那十分之一也变成虚假的了，坐诬告罪罢了，加重处罚罢了，而沉冤于是永远无法昭雪。然而这只是一人一家的冤屈，逐渐扩展为一乡的冤屈，再扩展为一境的冤屈，于是傲慢的百姓倡导，奸诈的百姓跟随，老实的百姓被胁迫，大乱由此发生，这也是上下不通的弊端。陈诗的制度实行，即使有一人一家的冤屈，断然不会有一乡一境的冤屈了。事情有看似迂阔实则切中要害，看似闲散实则重要，看似微小实则重大的，这类就是，这也就是实行古道的道理。虽然如此，这还是说偏远之地难以知晓，民间疾苦难以看见。上下不通的原因，还有最近最明显，不需要陈诗就能沟通的，比如京城内的要路私书，官员挟持优伶，科举关节，十个人中有七八个。于是偶尔几年兴起一大案，触犯这些的人竟然依法论处。圣人治理天下说公平，两人同罪而处罚不同已经不公平，何况千人同罪而只处罚一个人呢？宰相大臣以下没有不知道的，不让知道的只有皇上罢了。好像几年中枉法的人不过这几个人，亲近的、显赫的如此，疏远的、隐蔽的可以想见，那么上下之情不通已经很久了。

变科举议

往年侍奉先师林文忠公在署中饮酒，客人有人说：“用八股文取士，所取的不是所用的。”座中有龙岩饶孝廉廷襄，向来有狂名，是公的老朋友，已经喝醉，漫骂说：“您被明太祖欺骗了。明太祖以枭雄阴鸷猜忌驾驭天下，害怕天下瑰伟绝特之士起来与他为难，认为经义诗赋都将借道读书稽古，不啻于给老虎插上翅膀，终究不可控制。寻求一条可以禁锢活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再做读书稽古有用之学的途径，没有比八股文更好的，所以毅然采用它。其事是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是唐、宋英雄入彀之术，其心是始皇焚书坑儒之心，用点名、搜索防弊之法来压抑，以折损他们的廉耻。用鹿鸣、琼林优异之典来宣扬，以产生他们的歆羡。三年

译某一科考落第，下一科还可以再考，一科接着一科，转眼之间，那人已经老了，不能再成为我的祸患，而明太祖的愿望也就实现了。他的本意是要败坏天下的人才，而不是想要造就天下的人才。您发表这样的议论，明太祖在九泉之下难道不会拊掌大笑吗？”于是文忠举杯劝酒说：“真是奇论，应当罚饮一大杯！您狂放的态度果然和从前一样。”两人相视一笑，便结束了话题。

译我年少时坐在末席，不敢发表一言。退下来思考，洪武年间曾停止科举十年，随后又与吏员荐举并用，比如典史提拔为都御史、秀才提拔为尚书、监生提拔为布政使，晋升的优待几乎超过了科举。专用科举是在隆庆以后，所以我知道孝廉并非正统的言论。况且明朝初年的时文，未曾不根植于经史，孕育于唐、宋古文，程墨有程墨的规范，中式有中式的格式，不可草率从事。嘉靖、道光以后，逐渐不如从前。到了近二三十年来，竟像抽签一样，极其工巧的不一定录取，极其拙劣的不一定落选，谬误的种子流传，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断不可再用来选拔士人。穷尽变化而通达变化，现在就是时候了。

纵观古代，选拔士人的方法屡次变更，而人才辈出，不能分出高下。议论的人说，容器圆则水圆，容器方则水方，无论用什么方法选拔，所得的人不外乎这几类。柳宗元《送崔子符罢举诗序说：“只要崇尚什么，就选拔迁移而跟随它。”可以说是通达的言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大概用考试选拔士人，不过是辨别聪明智巧的高低而已。所考的是经义，聪明智巧就用在经义上；所考的是词赋，聪明智巧就用在词赋上，所以方法不同而所得仍然相同。然而所考的事情太容易，那么聪明智巧的高低就不太容易辨别。考八股始于王安石命令吕惠卿、王雱所撰写的熙宁大义式，元祐年间中书省就说工拙相差不远，难以考试，大概是说太容易了。直到今天的时文，更容易到了极点。

顾炎武说：“科举的方法，希望它难不希望它易。”这话确实正确。因为难，那么能否胜任可以自知，中等才能以下的人有衡量德行和力量的心思，不能不知道难而退却，而侥幸的人就少了；难，那么工拙可以众人知晓，中等才能以上的人有实至名归的效果，更加愿意因难见巧，而奋勉的人就多了。而且多一个攻苦的时间，就少一个荒嬉游冶的时间；多一个闭门苦读的人，就少一个营求奔竞的人。文风振作了，士人的习气也端正了，而主持考试的人，优劣容易识别，不至于朱碧迷离，高下难以凭心意决定，不敢黑白颠倒，这也是难的成效。

至于所谓的难，大概不外乎功令中的经解、古学、策问三者而已。适宜以经解为第一场，以经学为主，凡是考据在三代以上的都是，而小学、算学附在其中。经学适宜先汉而后宋，没有其他原因，宋空而汉实，宋易而汉难。以策论为第二场，以史学为主，凡是考据在三代以下的都是。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文、赋、各体诗各一首。[注，宋高宗设立博学宏词科，共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赞、颂序，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裁一古一今]三场各有一位主考而分校，大概合校则有所偏重，弊端必然导致以一门技艺的优劣作为取舍，不如分校好。适宜命令科甲出身七品以上的京官，每场各举荐堪任考官、同考官的三人，交给军机处进呈，发给吏部汇总为一册，以得到保举的多少为先后，届时吏部拟定前列而籍贯不同的十人听候简拔，多拟定以备简拔，以杜绝流弊；不拟定的不简拔，以显示大公。扃试事宜，一如旧制，只是体裁既多，怀挟无益，搜检可以比旧制加严，搜出的焚烧驱逐而不处罚。三场各编各号，分送三位考官，各按原额加倍录取。送监临官，核取三优者作为举人。两优者作为副贡生，一优者按其廪生、增生、附生的旧例，而作为廪贡生、增贡生、附贡生。次科副贡生得一优，廪增附贡生得两优，都准许递升。不论经策古学，一体并计。大概专精与兼长足以相抵。会试一切如乡试之法，而以三优者为贡士，两优、一优者为副榜，如中正榜誊录之法，下科准许并计。殿试也分三场，而删去复试。朝考仍得相准，只是减少篇数，令穷日之力足以办到。钦派读卷官三人，各分去取。吏部大臣汇总核取，首列三优，次列两优、一优者，都以经、策、古三者间列，周而复始，就是长榜。分三甲进呈钦定，胪传授予职如旧仪，至于学政令大小京官举荐三事兼长者为之，也不论省分官职的大小。童生县府试三场，不复试，以求简易。学政试三场，都分取倍原额，提调汇总校阅，以三优者为附生，两优、一优者为佾生，仍籍之与下届并计。

生员则在新章初试后，即按三优、两优、一优造册，以后历代考试，都并计优的多少，随试而变。又与山长保优的册子参互定册，由学政主持。只是山长不保优的不与贡，遇有拔贡、优贡、恩贡、岁贡及廪生、增生缺额，都按册序补，拔贡、优贡、恩贡、岁贡考试都省去。经过岁科十试，各按其廪生、增生、附生的旧例，而成为廪监生、增监生、附监生，准许出学。其捐贡、捐监一概停止。童生游京师者，令寄大、宛应试。

译待遇与在原籍时完全一样。按照人数规定名额，生员允许将原有的资历合并计算，被咨送回原籍的也照此办理。凡是国学、全国各地的学校、书院，都采用三项内容同时考试的方法，一旦取得做官的资格后，就不允许再参加这种考试。国家选拔贤才，是为了治理国家、安定百姓，却只在文章辞藻中寻求，只是因为普通人无法识别贤才，这才不得不采用这种方法。既然已经登上朝廷任职，已经用实际事务来考核，正应当磨砺经世致用的才能，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留恋于书本诵读呢？侍奉皇帝宴饮赋诗，赏花钓鱼，从容文雅，这还符合虞舜朝廷唱和诗歌的意趣。至于对京城官员出题封闭考试，这是古代所没有的。二品、三品的高官，五六十岁的年纪，戴着老花镜，练习楷书，实在毫无意义。自从散馆、大考、试差、御史、军机处、中书科、学政等各种考试，都可以一律停罢。

译关于改革会试的议论

国家将要培养士人，应当寻求体恤士人的方法。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人最为尊贵，也最为贫困。商贾不必说，农民和工匠勤劳出力，大抵能够自给自足，唯独安分守己读书的士人，靠教书所得的收入，往往不足以养活一家八口。平日的困苦，已经超过了普通百姓，等到参加科举考试时，舟车旅费、住宿房屋、干粮食物，以及聘请代笔、准备试卷，到处都需要花费，他们的困苦更加严重了。乡试路途较远，时间较长，他们的困苦加倍严重。到了会试，就必须放弃平日教书的地方，储备粮食整理行装，辗转跋涉数千里，历时超过一年，劳顿花费十倍于前，他们的困苦更加严重了。计算聚集到京城下的数千名考生，家资丰厚、生活便利的人十中不过一二人，中等家产的人往往因此家道中落，何况贫寒之士呢？谚语说：“举人是破家之子，亡命之徒。”又说“举人老了，盘缠少了”，这不是虚言。借贷不足，接着就典当抵押；典当抵押不足，接着就四处求人。软弱的人在深夜乞求怜悯，求取富贵的恩惠；强悍的人在乡间横行霸道，分沾官吏的肥缺。寡廉鲜耻，败坏法纪，习以为常。得志后就将这种作风带到官场上，怎么能指望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办事呢？不得志就更加放纵恣意无所不为，黄巢、李岩之类的人，只是其中特别严重的罢了。其中那些安分守己、自爱自重的人，只是裹足不前罢了。偏远省份的举人一次考不中，或许终身都不能望见京城城门，即使有皋陶、夔、伊尹、周公那样的才华，不也将终身被抛弃吗？这件事对士人有害，对国家无利，最终大害仍然归于国家，这是上位者应当触动心弦的。

我私下认为，生员和监生突然考中举人，论其晋升阶梯，在举人考中贡士之上，法令可以授予乡试考官选拔举人的权力，为什么不可以将选拔贡士的权力一并授予他们呢？应当请求在乡试放榜后一个月，就在省试考场借地举行会试，规定每若干人录取一人，一切按照乡试的办法进行。考中的人这才让他们进京参加殿试，这也是体恤士人的一种方法。

关于扩大取士范围的议论

明朝初期选拔人才的方法，三条途径并用，即科举、吏员、荐举，可以说是广泛了。只是可惜实行这三者的方法不够完善：专门重视时文，是科举运用得不完善；不区分流品，是吏员运用得不完善；至于荐举的权力，应当用众人而不应用一人，应当用下级而不应用上级。历代用人，大都是宰相举荐百官，长官举荐属吏，然而知人善任是明智的，只有帝王觉得难。宰相以一个人的耳目，收罗天下的贤才，遗漏的固然是十之八九，滥用的也有十之二三。至于属吏，他们的途径极其狭隘，事情极其寻常，只是例行保举而例行任用罢了。这两者都不足以得到人才，魏国设立九品官人法，郡县各设置大中正，似乎是用众人、用下级了，然而由一个人来评定千百人的品级，依然是用一人。大中正不能纠举，依然是用上级，难怪其不公不明。现在想要在科举之外，推广取士的方法，幕职已在前面的议论中具备。又应当命令各州县在籍、在京、在外的各位绅士以及诸生、各乡的正副乡董，各自举荐才德出众的人一人，都选取那些数奇不遇、公论认为受委屈的人，以及才德上等、文学中下的人，间或涉及隐居山林、不应试的人，奇材异能、别有绝技的人，州县核查举荐最多的一二人上报大吏，会同学政、山长，广泛采纳舆论，挑选其中最优秀的人，列入荐举名单。诸生赏赐举人功名，举人赏赐贡士功名，一体参加会试、殿试。三年举行一次。这样荐举的权力就是用众人不用一人，用下级不用上级，应当可以十得八九了。

关于停止武试的议论

天下有优劣高下显然为众目共知共见的，即使亲爱之人不能徇私，即使仇敌也不能压制，没有侥幸也没有委屈的，没有比武事更合适的了。凡是弓力的强弱，射中的多寡，不像文艺那样没有固定的评比标准。自从顺治十二年恢复武殿试，于是与文科一一相准，看待汉代六郡、良家、羽林、期门的选拔，唐代翘关、负重的选拔，几乎超过了它们。选举的方法不能说不够完备，应当能网罗天下豪俊而没有遗漏。然而事情竟然有大不相同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重文轻武的观念太重，而循名责实的方法不讲究。承平日久，文官视武官如奴仆。郭隗说：“靠着几案拄着手杖，斜视指使，那么厮役之人就会到来。如果恣睢奋击，呵斥怒骂，那么徒隶之人就会到来。”所以武科这一途径，衣冠之族不屑于参与，这是第一。力士多出身贫寒，而考试的费用十倍于文科，贫寒之士不能参与，这是第二。武职有教师垄断，不是他们素来相识就没有门路进入，穷乡僻壤的人不能参与，这是第三。所选取的途径既然狭窄，所以所得的人才不真实。试以有文学的普通人十人与十个文生比较，胜过文生的终究少；以有勇力的普通人十人与十个武生比较，胜过武生的比比皆是了。即使是举人、进士也是如此。

当世做大将、立大功的人，行伍出身多而科举出身少，武科得不到人才，比文科更加严重。所以武职以行伍为正途，而科举出身不参与，明显与国家设立科举的意图不合，而沿袭具文做什么呢？既然优劣高下有一定之数，何必取一日之短长，何必取一人之衡校，何必取关防之琐碎，何必取考试之劳费？应当停止

译废除所有大小规模的武科考试，统一改为荐举制度，但仍保留进士、举人、生员作为出身的名号，专门以体力强弱来评定高低，不授予正式的官阶品级，而绿营军官的升迁必须经过这一途径。由兵部明确规定统一标准，能举起若干斤重物者入选生员，能举起若干斤者入选举人，能举起若干斤者入选进士，不分满汉，各省一律遴选，没有固定名额。命令各州县在登记烟户门牌时，凡是有成童以上、力气能举起相应等级重量的人，造册从县报到府，再报到督抚、学政，经考验符合标准，都登记在册，像对待文士一样礼遇他们，废除一切先前跪拜、报名等旧例。其中入选进士者，发给凭证送交兵部引见并授职，留任京师的在京营学习，外放的回本省营学习，其余分别作为举人、生员，都留在营中学习，按次序补入军官和士兵的名额。其中不愿留营，愿意继续从事士农工商旧业的人，即使是状元授职后也听任其选择，过期后愿意来的也听任。每三年举行一次，定为法令，此后绿营军官和士兵没有出身资格的不得补任。凡是由武职改任文职的，武生作为佾生，举人及以上作为附生，一同就学，都保留他们原有的服饰。

译有人说：专门以膂力的高低来评定优劣，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针对那些容易观察但难以强行提升的能力来使用的。如果旁涉到马术、步战、弓箭、刀法，就会有一日之间的长短优劣，就会有幸运与不幸的情况，不如专门凭借膂力作为确定不变、不可更改的标准。

又有人说：不给予选官的阶梯，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专门凭借膂力，可以做士兵但不能做将领，可以做副将但不能做大将。有的人凶狠强悍，有的人贪婪鄙陋，有的人胆量不足以临阵指挥，有的人智慧不足以制服敌人，有的人才能不足以驾驭部下，即使有膂力，仍然不可任用。让他们回到军营学习，让上司考察他们的品行，这是为了表明慎重。

又有人说：不区分省份又没有定额，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文科考试就地定额，没有确定的评价标准。明明有确定的评价标准却颠倒高低，这是什么道理呢？我曾经遇到顺德府的一个武童，是百人之敌，因为射箭命中次数不够，在小试中被三次黜落，而在我们吴地参加考试就被录取，还达不到定额。圣人治理天下说“平”，像这样算是平吗，还是不算是平呢？

又有人说：允许他们以武科改考文科，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宋嘉定十年，才规定武举不得应考文科，所以武举应考文科，是古代的做法。希望有文武全才的人从中出现，逐渐可以恢复文武不分的旧制。

又有人说：允许他们来去自由，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笼络天下勇士的方法。骁勇雄健、强悍鸷猛的人，大多不喜欢束缚，所以不肯归附我们。而且这些人往往不从事生产，等到日后迫于饥寒流落成为匪徒，即使想归附我们也来不及了。现在在他们弱冠之初，用举人、进士的荣名来招揽，明确告诉他们没有束缚，他们必定欣然归附我们。等到饥寒到来，更没有不归附我们的道理。有余力的人用虚名来牵制他们，不足的人用实惠来安抚他们。开始有余力而后来不足的人，则预先为他们安排位置来等待他们。我知道甘心做匪徒的人很少了，在转移之间，将上述三种弊端全部消除。有科举的荣耀，没有武夫的耻辱，衣冠之士怎么会不屑一顾？这是第一点。按户寻求，不遗漏偏远地区，这是第二点。不经过教师，没有额外的花费，这是第三点。这样招揽既广泛，不仅干城腹心之选可以收到实效，还可以清除伏莽之源，而消除无形的祸患。

减兵额议

减少士兵名额而增加士兵粮饷，前人持这种观点的很多。有人说不可减少，当时或许认为是老成持重的见解，本来是说一旦有事，希望能在万一之间得力，但到今天其效果可以看到了。粤贼所到之处，完整的城池只有百中之一二，都得力于勇丁。天下大营共有四五处，大多招募勇丁，官兵每营不到万人。那么平日所说的养兵百万在哪里呢？即使最愚蠢的人也知道必须减少了。天下士兵共百万，其中守汛的二十万，十十五五，零星散处，不便于操练，而有缉捕、防守的责任，但人数既少，实际上也不能缉捕，不能防守，这是应该全部淘汰的。各营大多虚额占十分之三，甚至四五成，老弱占十分之一，炊爨洒扫的仆役占十分之一，实际可以备阵的不到一半。另议用武生充任士兵有几处好处：人有名籍、有年貌，虚额老弱无法冒充，而且又不肯做炊爨洒扫的杂役，各种弊端不除自绝。应请求无论大小官弁，水陆马步，大大合并精简，以保留三分之一为准，而口粮则增加三倍于旧额，表明朝廷不是出于吝啬，有不三军挟纩的温暖吗？况且分文武、分兵农，是后世的陋习。士兵之中又分水、陆，是陋习中的陋习。应当合而为一，分开则显得少，合并则显得多。又如另议仿造洋船，计算十八省最远的行程，两个月可达，援应既快，人数就可以减少。而且行军以练胆为先，而安坐无事，无法试验，只有风波之险与战阵之际正相当。造船之后，应令各弁兵轮流驾驶，出使西洋各国，那些畏缩不前及仓皇失措的人淘汰掉，这正是练胆的一种方法。英国、法国两国士兵三十万，已横行七八万里之外。俄罗斯地窄而长，需要士兵应当多，也不过六十万。那么中国士兵三四十万不算少了。

严盗课议

历来天下的动乱，每每从盗贼增多开始。涓涓细流不绝，汇成江河，虺蛇不摧毁，变成大蛇怎么办？粤匪、捻匪，就是明显的证据。对盗贼的考核，能不严格吗？一个县之大，百里至三五百里罢了，其中当冲要的地方尤其少，文武官员足以联合声势，百姓足以助力，商贾足以资助费用。清查保甲以断绝他们的巢穴，训练丁壮以树立声威，多设耳目以防备，厚赏劳绩以购捕，勤护送以伺察，有时聘请技勇伪装成商人以引诱，只要使中等才能的官吏尽心尽力，什么盗贼不能治理？应当严格考核，所治理的期限内盗贼发生两三次而没有抓获的，文武官员都剥夺职务，终身禁锢，隐瞒盗贼的杀无赦，盗贼之风大概会稍息吧？有人说：现在考核并非不严格，正是因为过于严格所以隐瞒盗贼。汉代沉命法，群盗没有发觉，发觉而捕不满定额的，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管者都处死。官吏害怕诛杀，有盗贼不敢上报，官府也让他们不说，所以盗贼渐渐增多。自从汉代以来就是这样，不如放宽考核使不必隐瞒，那么发觉多而盗贼可以少。不知道这是近在眉睫的议论。境内有无盗贼，万目昭彰，这

译从避讳的情况，就可以推知当时的政治教化状况。唉，夏商周三代以后，君主与百姓隔绝，上下之间的情意无法沟通，其造成的流弊不止一种了。解决之道又在于回归根本。

译论制造西洋器械

有天地开辟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凡是有心智、有血气的人，没有不怒发冲冠的，那就是今天以幅员万里、地球上第一大国，却受制于小夷！以地球三百六十度，每度二百五十里［有人说二百里，有人说二百三十里］，像圆周那样累计计算，大海占去三分之一，实际面积为方一里的有十三亿五千万。我们大清国北起兴安岭，南至崖州，相距四十三度，计一万七千多里；东起库页岛，西至噶什喀尔，相距七十七度，计一万九千多里。截长补短，大约南北八千里，东西一万一千多里，面积为方一里的八千八百万，这是一个国家占据了地球十五分之一的面积。其余一百多个国家，俄国、英国、法国、美国是最大的，根据英国人的《地理全志》考查，我们中华的疆域是俄国的八倍，美国的十倍，法国的百倍，英国的二百倍。仅就本国而言，不计算附属部落，土地如此广大，五大洲之内，日常百种需求，不依赖他国而自给自足的，只有中华。土地如此富饶，即使他们那里的地理书籍，也必定把中华排在首位，不是畏惧我们，不是尊崇我们，只是以国家最大，天时、地利、物产没有不居地球之首罢了。而现在却羞愧地屈居四国之下，这不是天时、地利、物产不如他们，而是人实在不如他们！他们的人并非奇首重瞳的异类，我们的人并非矮小三尺的弱族，人为什么不如他们？况且中华大地灵秀之气磅礴郁积，巢父、燧人、伏羲、轩辕几位圣人，为百姓利用万物所创始的，那些夷人后起，何尝不是窃取我们的余绪，人又为什么不如他们？那么不是上天赋予人不如他们，而是人自己不如他们！上天赋予人不如他们，是可耻的；可耻却无能为力，人自己不如他们，更是可耻。然而可耻却有所作为，如果感到耻辱，不如自强。

所谓不如，确实是实在不如，忌妒没有益处，粉饰不能做到，勉强没有用处。过去中国积习和长技都无处施展，道理在于切实知道不如的地方在哪里，他们为什么小而强，我们为什么大而弱？一定要寻求达到他们那样的方法，仍然在于人罢了。以现在来看，大约有几点，人没有废弃的人才不如夷人，地没有遗漏的利益不如夷人，君民没有隔阂不如夷人，名实必定相符不如夷人。这四点道理在于反求自身，［以上各种议论已经完备］只要皇上整顿纲纪，一转念之间罢了，这不需要依赖夷人。

至于军事方面，船坚炮利不如夷人，有进无退不如夷人，［注：夷人练兵首先重视步伐，先测定远近多少丈尺，走多少步，又测定钟表多少分秒，走多少步，千人整齐划一，行军时两胯齐举，其间即使流矢洞穿，也不妨碍阵法的完整，确实胜过我们。但这难道是我们做不到的事吗？《尚书》说：“不超过六步七步，就停止整齐。”古法本来就是这样，也是礼失求野的一个证明，又用《左传》“看他们的车辙混乱”的说法来说，那么古代车战，即使是乘马的步伐也是整齐的］而人才健壮未必不如夷人。这是夷人具备三点，我们具备一点，所以难以取胜。北兵也能有进无退，这是我们具备两点，所以偶尔取胜。广东人的军械一半购买于夷人而不完备，也能有进无退，这是我们具备两点半，所以半胜。然而即使良将劲兵，依赖敌人的器械，如果上天保佑，十战十胜，但他们能来我们不能去，扫荡敌营本来就没有这种事，后患正没有尽头的时候，何况胜负还不可知呢。具备三点与具备两点半，终究有差距，哪里比得上完全具备三点那样相当呢。如果真的完全具备三点，不仅主客形势不同，劳逸态势不同，而且我们有可以穷追的方法，他们有惧怕我们报复的心思，几乎不亚于相当，这就是百战百胜的方法了。具备两点的效果，道理也在于反求自身而不需要依赖夷人，那么需要依赖夷人的，只有船坚炮利这一件事罢了。

魏源论述驾驭夷人，他说：“用夷人攻击夷人，用夷人款待夷人。”无论语言文字不通、往来聘问不熟，突然想要用疏远的人离间亲近的人，万万不可行。况且这是想用战国时期的心态看待诸夷，而不知道他们的情势大不相同。魏源看到的夷人书籍、新闻纸不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大概他生平学术喜欢自居于纵横家一流，所以有这个弊病。我认为不能自强，只是逞弄诡诈，正好招致失败罢了，只有“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是得当的。九州之人，亿万民众的心思材力，集中精神竭尽思虑于一件器械，而说竟然没有能做的，我欺骗谁呢？只是公输班、倕这样的巧匠太难得了，不是上智之人不能做；泥瓦匠这样的役使太低贱了，即使是中等人才也不屑做。愿意做的不能做，能做的不屑做，必定是不合的局面，这就是把独能让给夷人的原因。道理在于重视这件事，尊重选拔，特别设立一科来等待能者。

应当在通商各口拨款设立船炮局，聘请夷人几名，招募内地善于运思的人，跟随他们学习技术，传授给众工匠，工成与夷人制造无区别的赏给举人资格一体参加会试，超出夷人制造的赏给进士资格一体参加殿试，供给工匠的俸禄加倍，不让他们另谋他职。国家重视科举科目，深入人心很久了。聪明

译聪明灵巧的人，耗尽毕生精力，消磨在时文、试帖、楷书这些无用之事上，而且优劣得失没有定数，却没有人肯改换行业，是因为朝廷重视这些。现在命令他们分出一半精力，去从事制造器物、研究形象（科技）的途径，优秀就得到奖赏，低劣就受到惩罚，界限分明确定，而且仍然可以得到时文、试帖、楷书的奖赏，谁会不乐意听到呢？况且这些人有超过常人的天赋，为什么不能用余力来研习文学，讲求吏治，这比起捐纳所得难道不是更好吗？比起时文、试帖、楷书所得难道不是更好吗？即使另有议论，改定科举，但这科却可以并行不悖，中华的聪明智巧必定在各国之上，过去只是没有使用罢了。上面喜好下面就会极力效仿，像风一样吹过，像回声一样响应，应当会有特别优异、敏捷，能在西方方法之外提出新意的人，开始时学习并效法他们，接着就与他们相比并齐，最终就超越他们。自强的道路，确实就在于此。

译从前吴国从晋国学习乘车作战的阵法，却与晋国争夺盟主地位；赵武灵王改穿胡服从而战胜了胡人。近代的事例中，俄罗斯有位比达王，曾微服私自在英国工厂做工三年，完全掌握了他们的精巧技艺，国家因此迅速兴盛。安南、暹罗等国，近来都能仿造西洋的船舰和火炮。前年西方夷人突然闯入日本国都，要求通商，日本答应了，不久后，日本也驾驶十几艘火轮船遍历西洋，回访各国，提出许多要求，各国知道他们的意图，也都答应了。日本不过是个小国，尚且知道发愤图强，唯独我们大国，难道要含垢忍辱直到永远吗？孟子说：“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应当趁此时整顿政治刑法。”又把敌国外患比作法家、拂士（治国贤臣）。尹铎说：“把土地委托给贤人，可以成为师保。”如今各国夷人在中原通商，聚集在此，正好有这和平无事的闲暇，大概是上天赐予我们自强的时机。如果不在此时奋起抓住机遇，只是辜负上天的眷顾，后悔就晚了。有人问：管仲抵御夷狄，孔子称赞他仁德；邾国使用夷狄礼仪，《春秋》贬斥它。现在所讨论的，莫非不是圣人的道理吗？并非如此，所谓抵御，必须有实际的手段去抵御，不是虚骄之气。在当今谈论抵御夷狄，请问凭借什么去抵御？所谓不采用（夷狄之法），也是确实看到它不足以使用，不是迂腐空泛的言论。世道变迁，质朴趋向文饰，笨拙趋向精巧，这是必然的趋势。时宪历法，钟表、枪炮等器物，都是西洋的方法。在当今依据六种历法颁布朔日，修理刻漏来考察时间，拿着弩箭去临阵作战，说：我不使用夷狄的礼仪，可以吗？况且使用他们的器物，并不是使用他们的礼仪，使用它们正是为了抵御他们。从经费来说，军械的价格常常高出十倍，但锋利与迟钝的区别，胜败取决于此，本来应当另外讨论。轮船也是如此。然而他们一年可以航行一次，我们一年可以航行一二十次，把以往盐船、粮船的费用用来改造轮船，即使造一百艘船，其效用也不止千艘船，无事时可以运盐运粮，有事时可以调兵赴援，呼应奔走没有不快捷的，岂止是十倍的利益呢？

有人问：购买船只雇佣人员怎么样？回答说：不可以，能够制造、能够修理、能够使用，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利器；不能制造、不能修理、不能使用，那么仍然是别人的利器。利器在别人手中，用它来转运漕粮，一天就可以让我们挨饿；用它来运盐，一天就可以让我们吃淡饭；用它航行江海，一天就可以让我们翻船溺亡。仓促间出现变故，他们突然倒戈，舟中敌国的说法，就会成为事实。而购买费用巨大、每年维修费用巨大、赏赐犒劳费用巨大、使唤不便、驾驭不易，这些还是小问题。这还不如借兵雇船来得好，借兵雇船都是暂时的，非常态的。目前固然没有变故，所以可以暂时如此；日后难道能一定没有变故吗？所以不能成为常态，终究以自己制造、自己修理、自己使用为没有弊端。这样之后，对内可以平定疆域，对外可以称霸世界，这样之后可以恢复本有的强盛，这样之后可以洗雪从前的耻辱，这样之后才能完整地成为幅员万里、地球上的第一大国，而正本清源的治理、长治久安的规划，才可以从容商议。

穷兵黩武，不是圣人的道理，原本不必特别效仿。但只要我们拥有潜在的威慑力，战则必胜，不战也能使敌人屈服，那么我们中华才能自立于天下。否则，有可以自强的道路，却暴弃不知珍惜；有可以雪耻的道路，却隐忍不知谋划，这不仅仅是俄、英、法、美等国所担忧的。我们中华将要被天下万国所宰割，怎么忍受得了呢？这就是贾谊之所以痛哭流涕的原因啊！

善驭夷议

如今国家把夷务作为第一要政，而剿灭贼寇次之，为什么呢？贼寇可以消灭，夷狄不能消灭；消灭一个夷狄，其他百个夷狄不会一起消灭；消灭一个夷狄，另一个夷狄会取代它，仍然不能消灭；一个夷狄被另一个夷狄消灭，而那个夷狄更加强大，不如不消灭。盛衰相互依存的说法，可以就一个夷狄而言，不能就百个夷狄而言，这个夷狄衰败，那个夷狄兴盛，夷务依然如故。那么驾驭夷狄的方法可以不讲究吗？不讲究驾驭夷狄的方法，应当作战反而求和，应当求和反而作战，夷务就会败坏。忽而求和忽而作战，夷务就会败坏。作战不专一于作战，求和不专一于求和，夷务更加败坏。现在既然议和，应当专一于和，坦然以至诚对待他们，猜疑忌恨的迹象，一切都没有用处，耳听墙壁，钟声传到外面，对事机无益，反而开启瑕疵和争端。子贡说：“没有报复别人的志向却让人怀疑，是笨拙；有报复别人的意图却让人知道，是危险；事情未发生就先传出去，是危殆，这三者是举事的大患。”（见《史记·孔子弟子传》，《战国策·燕策》苏代的话大致相同，大概是本于子贡）用今天的情况来实行，简直就是所谓没有报复别人的志向却让人怀疑，那么将要一切曲意顺从吗？回答说：不是的，我正是认为表面曲意顺从、内心猜疑忌恨不是好计策。

夷人动不动就称道道理，我们就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还治其身，道理可以遵从的就遵从，道理不可遵从的就据理驳斥。各国夷人不懂三纲但尚知守信，不是真能守信，一旦不信，百国就会群起而攻之、钳制之，使他们不得不信。吉勇烈之事（见《重专对议》）就是能使他们理屈的明证。那么和约可以长久依赖吗？回答说：难以说定。

译我曾广泛搜集资料、多方咨询，得知各夷狄国家并非没有异心，但在目前这几年中还没有表现出来。中国是地球上最大的国家，平原低湿之地广阔肥沃，人口众多、物产丰饶，本来就应该被各国所垂涎。近年来他们到处绘制地图，足迹遍及云南、贵州、四川、陕西，他们的意图是什么呢？然而目前必定不会发生战事，是因为俄国、英国、法国、美国这四个国家实力相当，表面上和睦而内心互相猜忌，彼此牵制，谁也不敢率先发动战争。俄国与英国、法国议和不久，［注：咸丰三年，俄国攻打土耳其，想要灭掉它。英国、法国以及奥地利、萨丁尼亚救援土耳其。到六年三月才议和，战争持续了四年，大小几十次战斗，阵亡以及黑海遭遇飓风、冬天冻死、夏天病死的人，俄国数十万人，英国、法国十万人。这是近代西方的一大事件。］美国曾经被英国严重困扰，［注：美国本是英国的属地，乾隆年间，英国与法国长期交战，征收赋税苛刻急迫，美国人无法忍受，众人推举华盛顿为统帅抵抗英国，英国支撑不住于是议和。嘉庆十七年，英国人又攻入美国首都］英国、法国也世代交战，［嘉庆二十年，法国皇帝拿破仑死后才议和］它们与其他国家也没有哪一年不发生战争，但总的来说，议和的多而兼并的少。所以各夷狄国家大多有千年、数百年的历史，［注：各夷狄国家只有美国是新建立的，俄国卢里克建国在唐懿宗时期，英国威廉建国在宋英宗时期，法国路易建国在宋理宗时期。各个小国也大多历史悠久。至于日本从周惠王时期至今没有改朝换代，与西方夷狄无关］不仅兼并困难，即使让别国臣服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各夷狄国家心中都有一个想法，即如果那个国家独自强大，那么我国将会变弱，所以一个国家遇到急难，无论远近都会援助它，这不仅仅是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注：英国曾经帮助俄国攻打土耳其、埃及，后来后悔了。英国的志向说：任由土耳其变弱、俄国疆域扩大，至今成为障碍。其意图可见］他们的见识远远超过秦朝时的六国，比如土耳其想要兼并希腊，俄国、英国、法国救援它；俄国想要兼并土耳其，西班牙想要兼并摩洛哥，都是英国、法国救援它们，最终归于议和。他们对小国尚且如此，何况敢觊觎一个大国的呢？

译天津戊午年的战事，起因于英国，却连带着三国一起来，没有其他原因，只是英国不敢独自专享利益，害怕三国在背后议论它。庚申年的战事，本来当时就可以停止的，也是害怕俄国、美国在背后议论它。可以夺取却忽然放弃，可以前进却忽然后退，哪有兴师动众、历经艰险跋涉八万里之遥，无缘无故地离去、又无缘无故地回来的道理呢？不用等到智者就知道这不是事实。所以说目前一定不会有战事，可以坦然无疑。将来四国与我国的交往如果稳固，联合起来谋划对付我们，或者四国互相争斗，一国战胜而三国被它控制，然后波及到我们，然而四国之间的仇恨，胜过仇恨我们，交往一定不能稳固，而互相争斗的日子一定不远，这是值得忧虑的。

另外，西藏以南以及新疆天山南路，都与英国所属的孟加拉、本若等地接壤，值得忧虑。俄国疆域东起兴安岭，西至科布多，相连数千里，近来听说俄国人的踪迹已经到达绥芬河一带，距离长白山、吉林不远，更值得忧虑。既然如此，那么先前议论的自强之道，确实片刻也不能延缓了。不自强而有战事，是危险的道路；不自强而没有战事，是侥幸，但不能长久侥幸。况且怎么能因为猜疑忌恨，而加速招致战事呢？自强而有战事，那么我们有准备来应对。况且一旦自强就可以消除战事使其平安无事呢？自强而没有战事，那么我们不是祸端的起始，这就是中外百姓的福气，又何必使用那些猜疑忌恨呢。

采西学议

《传》称左史倚相能够阅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说：“九州的地志，叫做九丘”，《诗经》列举了十五国的国风，郑玄《谱序》说：“想要知道源流清浊的所在，就顺着上下去考察；想要知道风化芳香气泽的影响，就旁通去观察。”孔子作《春秋》，有采纳百二十国的宝书。自古以来的儒者，没有不博古而又通今，综合上下纵横来治学的。

然而现在的天下，不能和三代时的天下相比了，《周髀算经》有四极、四和以及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等说法，后人不能理解。《周礼》职方疏：神农以前有大九州，后世德行浅薄，只治理神州。神州，是东南的一个州。驺衍谈论天文，中国名叫赤县神州，中国之外像赤县神州的有九个。当时怀疑是荒唐的话。顾炎武不知道西海，其实西洋就是西海，那时已经在人口中习以为常。《职方外纪》等书已经进入中国，顾炎武或许没见到，或许见到而不相信，都难以知晓。现在地球九万里，没有不是舟车所能通达、人力所能到达的，《周髀》、《礼》疏、驺扬所说的，一一都有实地，根据西方人地图所列，不下百国。这百国中经过翻译的书，只有明末意大利以及现在英国两国的书共几十种，其中讲述耶稣教的，大多粗俗鄙陋不值一提。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等，都得到格物的至理，舆地书详细列举百国的山川险要、风土物产，很多是中国人所不及的。从前郑国的公孙挥能知道四国的作为，子产能列举晋国实沈、台骀的典故，列国尚且有这样的人，难道中华大一统的国家却没有吗？这也是学士的羞耻。

现在熟悉夷务的人叫“通事”，这些人大多都是市井轻浮游手好闲之徒，不被乡里所齿列，没有地方获得衣食的人才做这个。他们资质愚鲁、见识浅薄、心术又卑鄙，除了声色货利之外，不知道其他，而且他们的能力不过略通夷语、偶尔认识夷字，仅仅像货物目录的几个名字和浅俗的文理而已，怎么能指望他们留心学问呢？只是西方人也不满足于这些人，特意设立义学，招收贫苦孩童，兼习中外文字。不知道乡村孩童，聪明悟性的极少。［我曾经在我们乡村的私塾、义塾中物色奇异灵敏的人才，几十年没有收获］而又逐渐沾染了夷场的习气。所以所得到的仍然和那些人一样。现在想要采纳西学，应该在广东、上海设立一个翻译公所，选拔附近郡县十五岁以下聪明悟性的文童，加倍他们的廪饩，住院学习，聘请西方人教授各国语言文字；又聘请内地名师，教授经史等学问，兼习算学。［注，一切西学都从算学出来，西方人十岁以外，没有人不学算。现在想要采纳西学，自然不能不学算。或者师从西方人。或者师从内地懂算的人都可以］听说英华书院、墨海书院藏书很多，又：俄国道光二十七年所进献的书一千多种，存在方略馆，应该发出由书院选择其中有道理的翻译。由此而历算的技术、而格致的道理、而制器尚象的方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当不止一端。如历法，从古没有几十年不变的道理，现在《时宪》以乾隆甲子为元，沿用已经过百年，逐渐多有差错。甲辰修改，墨守西方人旧法，进退其数，不足以依据。必须寻求纠正它的方法，听说西方人现在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可以凭借它来授时。又如河工以前制造百龙搜沙的器具，因为无效而停止，听说西方人海港刷沙，方法非常快捷。［注，方法是用千匹马大火轮放在船旁，可以上可以下。在潮退时下其轮，使附着于沙而转动，沙四飞随潮而］

译离开。凡是通潮的地方都适宜这样做。黄河水性湍急，更没有不适宜的地方。从下游蜿蜒而上，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想要恢复黄河从地中流走的旧道并不难。这不仅仅黄河可以这样做，北河也可以这样做，即使南运河徒阳等地也可以这样做。况且东南的水利长久没有治理，几天下雨，积水几个月不退，适宜在通潮的各个海口按照方法疏浚，使下游水流迅疾。那么上游即使不疏浚，自然会有落千丈的强劲势头，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可以用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百工所需要的，多使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这可以用来谋生。其他凡是有益于国家经济和百姓生活的，都是奇技淫巧，不包括在内。三年之后，那些读书人对于各国书籍能够随口背诵的，允许补入本学。诸生如果有神妙的变化，能够实际看到并付诸行动的，由通商大臣请求赏赐举人，按照之前的提议。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一定有超过夷人并且反过来胜过夷人的。这确实是当今讨论学问的一项重要任务。

译学问是治理国家、经世济民的来源。太史公评论治国时说：“效法近代的君王。”（此语本于《荀子》）因为近代君王离自己时代近，风俗变化相似，议论切合实际且容易推行。我认为在当今时代，更应当说：“借鉴各国。”各国与我们同时并存于世界，唯独它们能够自己达到富强，这难道不是情况相似且容易推行的最明显、最显著的例子吗？如果以中国的伦理纲常和名教为根本，辅以各国的富强之术，不更是好中之好吗？况且通商二十年来，那些夷酋中学习我国语言文字的人很多，其中优秀者甚至能阅读我国的经史，对于我国的朝廷典章、官吏治理、地理形势、民情风俗大多能说得头头是道，而我国从都护以下的官员对于他们国家的情况却茫然无知，相比之下，怎能不感到羞愧呢？于是不得不依赖那些愚蠢荒谬的通事（翻译）作为耳目，言语语气轻重缓急，辗转传述，往往失去原本的意思，几乎就要因为小的嫌隙酿成大祸患。

驾驭夷人是当今天下第一重要的政务，却把关键事务托付给这类人，难怪他们不了解彼此的情况，分不清真情与虚伪，无论是议和还是议战，都抓不住要领，这是国家的隐忧啊。如果这个建议实行，那么学习他们语言文字的人一定会增多，人多了就必然会有正直通达、通晓治国大体的君子从中产生，然后才能抓住要领来驾驭他们。《地理全志》成书于癸丑年，书中记载日本国欺侮亚墨利加触石渔船时想着报复，对安南国极其厌恶其讥防严密、榷税沉重，对缅甸国也怨恨胥吏横征暴敛。不久日本、安南都发生了战事，可见那些国家的书籍不可不读。如果能知道那些未翻译的书籍，所得到的益处必定加倍。安抚边疆，道理也在于此。如果说天下之内，只空谈而不商议，固守旧见而限制听闻，恐怕古代博学的君子一定不会这样。

**关于重视专对人才的议论**

春秋时期，善于辞令是学问的一个方面，像臧文仲、子产这类人，代代都有。孔子评论士人的品格，把出使四方不辱没君命，排在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诚信果敢之上。又说：“熟读《诗经》三百篇，却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可见当时对专对（独立应对）的重视。列国时代以后，这门学问就废弃了，偶尔有像富弼、曹利用这样的人，也只是个别的人和事，被传为美谈。大概是因为不再专门培养这类人才很久了。如今海外的夷人，就像春秋时期的列国，不仅形势相同，风气也相近。势力相互较量而说话必定讲道理，诡诈相互崇尚而口中必定讲信用，两军交战，不废除通使往来，一旦讲和，竟然成为友邦。也是大欺小、强凌弱，但必定有借口的理由，没听说有不讲道理、不讲信用，像战国时期那样的情况。那么在当今谈论经世济民，应对之才，又怎么可以缺少呢？比如吉尔杭阿公在甲寅年上海的事情，官军在上海攻打刘丽川，驻扎在洋泾西营，士兵在洋泾嬉戏，杀了两个夷女，士兵也伤了两人。第二天夷人勾结贼人攻打我们，八营溃败。剩下的布政使吉尔杭阿公有十一营未动，到了傍晚，一张纸条送来，大致说某等百余名弁兵侵犯我国界杀人，今晚全部绑来，否则明天早晨就要践踏你那十一营。那百余名人都 是我朝良将劲兵，公把纸条给刘存厚看说：今天的事可见不可战，我想效仿郭子仪单骑见虏的事，以理力争。他们平时见面动不动就讲理，应当能侥幸成功万一。不然，你能率领偏师摧毁夷人的场所，我死也无怨恨。刘君说：能。第二天早晨公带着四名骑兵到达理事官阿里国门，阿里国拒绝见面，强迫之下才出来，便重申前面的话。公说：哪有我大皇帝的兵勇，可以无故杀人的？只杀吉某可以，我带着我的头来了。伸长脖子做出就杀的样子。阿里国大笑说：何必这样？公于是说：兵勇侵犯你的边界，理亏在我。如果你派一个使者索要这些罪人，敢不听从命令？现在你与逆贼勾结攻打我，理亏在你了。贵国不讲清浊是非，上天实在鉴察。这不是吉某所畏惧的，只有战而已。胜负哪有常理？阿里国无言以对，最终定约通好而回。这是咸丰四年三月十日的事。大家都说这次战役，大军得以保全，苏州省得以安定，都是吉公一句话的力量。通商二十年来，善于驾驭夷人的没有比吉公更好的。戊午年天津的议和，如果有一个吉公，一定不会到这个地步。这是专对得到合适人才的成效。过去汉武帝下诏考察茂才异等可以出使绝远国家的人，古代有先例，当今尤其急迫。应请特别下诏给中外大臣，各自举荐所知道的有口才胆气、机智应变的人，时常召见应对以检验他们，酌情给予差遣以试用他们，用来储备日后通商大臣的人选。希望能在酒宴间挫败敌人，不至于败落遗羞。

**关于改变捐纳例子的议论**

道光年间，我戊子年的同科进士安徽朱孝廉凤鸣，叩阙进献他所写的尚书题论，皇上温和地下诏褒奖他。他关于任官只任用贤能的一论，颇在京师传诵，其中有说：“国家使用科举科目，君子、小人各占一半；使用捐纳班次则专门任用小人了。”又说：“皇上以急公好义为号召，特意假借为名；下级以利市三倍为契约，将务求其赏赐。”又说：“捐纳班次的人逢迎必定工巧，贿赂必定丰厚，交结必定广泛，趋避必定熟练，上司必定喜爱，部吏必定庇护。”又说：“与其开捐，不如勒派。富民百十家的勒派，其害偏颇；开捐则将为贫

译百姓数以亿计的勒派，其危害是普遍的。与其开捐，不如加赋。有形且有限度的加赋，其危害较近；开捐则将成为无形且无限制的加赋，其危害深远。”揭露开捐的弊端，可以说极其透彻了。平心而论，这实在是苛刻的言论。本朝捐班出身的人中，也有李公世杰、傅公鼐等人，怎么能说专门任用小人呢？不过这只是千百人中的一二人罢了。在千百人中求得这一二人是困难的。近十年来，捐纳的途径增多而吏治更加败坏，吏治败坏而世道变化更加急迫，世道变化急迫而财政更加窘迫，财政窘迫而捐纳的途径更加增多，这是招致混乱的恶性循环之道。在当今谈论治国，确实应当以停止捐输为第一要务。

译本朝自招募百姓担任知县以来，时常开放捐纳官职的条例，都是暂时实行而非常设的制度。道光、咸丰两朝，刚即位之初，就首先停止捐纳。后来因为大规模战争和徭役，顺从朝廷大臣的请求，才开始又实行捐纳，由此可知开放捐纳并非历代圣明的本意。然而如今军务尚未结束，急需费用，该怎么办呢？考察商鞅赏赐百姓爵位，是轻视名器制度的开端。汉代晁错跟随其后贩卖爵位，比商鞅更甚。至于出资补任官吏，始于汉武帝，泛滥于东汉及晋代，延续于唐、宋、元，而在明代几乎断绝。景泰元年，才命令缴纳钱粮者授予冠带，二年命令世袭武职，四年命令生员纳粮补任国子监学生，仅此而已。那么如果一定要采取权宜之计，不得已的话，不如修定赏赐百姓爵位的法令吗？商鞅的法令，贫穷者可以将爵位卖给别人，汉代也有允许百姓卖爵的法令。又规定公、大夫以上的爵位，令、丞与之平起平坐。如今捐纳的推广，无孔不入，唯独这两点没有涉及。新例中移奖有卖与他人的实质，却必须设定中表至亲的限制，明显诱导欺骗，这是为什么呢？至于郎中、道员这样的高官，一个县令就能坐在大堂之上侮辱他们，哪里还指望平起平坐呢？这也相差无几。

应当请求保留封典、虚衔这两项，加倍或五倍其捐纳数额，允许在若干年内，移转名额若干次，已有官职者不参与，再仿效令、丞与高官平起平坐的制度，明确规定礼节以荣耀他们。韩菼曾经有过此议。实行它没有弊端，因为那些夷人以利益为国家，富商往往与大酋长地位相等，而完全没有入仕做官的路径，一旦犯法，早上还是座上客，晚上就成了阶下囚，所以富商加倍重视犯法，这也是平起平坐没有弊端的一个证明。其实职、升衔、加级以及贡监一切停止，现任有政绩者，由上司特别上疏保留，改其籍贯为荐举，其余无论实缺、候补、候选者，都根据原来缴纳的银两数额改入民爵，以显示大信，并且让天下人清楚明白，知道这不是以往刚停止又开放的情况。捐纳班中如果真有才士，无所希望侥幸，无所需要等待，将会成群结队地在正途上磨砺振奋，这样官制才可以澄清有序，人才可以奋发兴起了。

绘地图议

《周礼》中大司徒掌管建立国家的土地地图，周知九州地域的广狭长短，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这本来就是王政的首要事务。《史记·萧何传》：汉王之所以能够详细知道天下的险要关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百姓疾苦，是因为萧何完整地得到了秦朝的图书档案。《宋史·袁燮传》：袁燮担任江阴尉常平使时，命令每个保绘制一幅地图，田地、山水、道路都详细记载，合并保为都，合并都为乡，合并乡为县，征发赋役、争讼追捕，展开地图就可以立刻决断。这是说都图之始。《嘉定县志》：图就是里，因为每个里的册籍开头列有一幅地图，所以名叫图。都图应当有地图是旧制了，如今江南州县有鱼鳞册，还沿袭这种制度，只是在明代以前，绘制地图不知道计里开方的方法，地图与实地不能紧密吻合，没有什么大用。大概不审察偏东偏西的经度、北极高下的纬度，不可以绘制千里、万里的大地图；不审察罗盘三百六十度的方位以及弓步丈尺，不可以绘制百里、十里的小地图。而绘制小地图比绘制大地图更难，因为没有明显的天度可以依据，全在于辨别方正位置、测量丈尺，如果有差错，就不能严丝合缝。［阳湖李兆洛制定向尺十八枚，地图绘制颇为准确，但仍嫌其繁重］如今确定一种简易的方法如下，请下达各直省州县依法绘制：任意选取本州县的一个城门，左边立一根石柱作为主柱，即为起数的根本，依照此作子午卯酉纵横线，以一里三百六十度为度，各立一根柱子，让四根柱子之内为一幅图，容纳田地五百四十亩，各图中乾坤艮巽四个角落都有一根柱子，而以艮角的柱子为本柱。用千字文作为编号，刻在上面，柱子直径一尺、高一丈，埋入地下和露出地面各一半，露出的部分尺寸有标记，如果遇到山水市舍就省略，或者向西，或者向南，后退若干步补上，绘制地图则用大约二尺见方的纸。十步为一格，纵横各三十六格。那么一里内的阡陌、庐舍都能详细具备。这样地的广袤就显现了，再用水平仪测量高低。即以主柱旁边的城门石槛为地平起数的根本，来测量各图的石柱，从而得到各图立柱相对于城槛的高低。又普遍测量本柱前后左右四里的高低，从而得到四里内相对于本图的高低。又普遍测量东西南北毗连州县城槛的高低，从而得到各城槛相对于本城槛的高低。将这些数据录入地图，就用着色来识别。凡是高低在一尺以内的不着色，其余分数色，以一尺为一色。到若干尺以上则统一为一色，高山土阜又别为一色，仍然在上面标记若干尺。这样地的高低也就明白了。这幅地图完成后，用途很大，一用于均平赋税，一用于考察旱涝，一用于兴修水利，一用于改道河流。详见后议。

（附，绘地图法：

方法制造反罗盘如下式。分二十四字，七十二向线［注：两线空隙也可看作一线，是七十二向实际得到一百四十四向的用途，不必再分三百六十度，反而容易混乱

译○ 一向分为六向，一子正，一子兼癸稍，一子兼癸太，一癸，一癸兼子太，一癸稍兼子。其余仿此二十四向，共成一百四十四向，每一向两度半。

译另外，制造定向尺，形制如同界尺，顶端安装圆盘，即正罗经。圆盘边缘划分若干刻度线，与反罗经的刻度相校准，中间制作十字线，以取子午线的正中位置。中心用钉子固定在尺上，但仍保持活动，可以旋转。尺上制作中线，如甲乙线，尺的边缘任意刻划细分刻度，如丙丁线。又制造图纸，用朱红丝线画出正方形网格，网格的大小依据定向尺的细分刻度，任意以十分或二十分为一格。测量土地的方法使用反罗经，人位于子位朝向午位，对准想要测量的土地，观察针头所指的方向，就知道朝向何方。这是使用反罗经的巧妙之处。用软步弓测量出若干尺，直到转弯处停止，随即在簿册上记录某方向共多少步，这称为一节。随后转向其他方向，都照此办理。凡是转向一次就为一节。清丈田亩时，每一块田的四面都使用这种方法来驾驭。

其简便的方法又有三种：第一种叫人行计步，先校准本人行走多少步相当于弓步丈尺多少，即以行走步数的多少为标准。第二种叫车行计轮，先量准车轮周长多少尺，任意在车轮的一根辐条上做标记，只计算车轮行驶了多少周即可。［这三种方法中，此法最为准确］第三种叫舟行计橹，先校准划动多少橹相当于多少步，只是因风水顺逆造成的误差很大，应当随时酌情调整。［注：此法只能驾驭直线，不能驾驭弧线。遇到弧形的土地，应当在弧线旁做标记，构成直线纵横的直角三角形，代入算术计算，此处不再详细记载］大体上如果只是为了绘制地图，这三种方法已经足够了。

清丈田亩，则必须用弓步实地测量得到数据，才能精密地绘制地图。先在图纸上占据位置，做一个定点作为起始之地，再在定向尺顶端的圆盘上取所记录的某方向线，移动指向中线甲乙，并将尺边的丙位移到定点上，仍审视上层十字线，上为子下为午，地图原本上北下南，与纸格不要稍有偏斜，于是沿着尺边在定点上的丙位起笔，按照刻度绘画，甲乙为方向线，丙丁线既然与甲乙平行，也就是方向线了，这称为一节。继续绘制下一节，即在前一条线的末端接起后一条线，以下都照此办理，地图就绘制完成了。

兴修水利的议论

为什么说绘图可以兴修水利呢？国家休养生息二百多年，人口数量是乾嘉时期的数倍，而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增加开垦，于是就有了遭受饥饿的人。弱者饿死在沟壑，强者逃入山林荒野，小则偷窃抢劫，大则造反起义。有人对我说：英国纵横不过数百里，只是因为能跨越重洋，不远万里，开垦田地拓展国土，所以人口繁衍更加兴旺，国家用度更加充足。中国没有这样做，所以贫穷。他的话是对的。虽然如此，近来将要放弃的事情，何必谈论遥远的呢？

一亩稻田可以养活一个人，十亩高粱或麦子也仅仅可以养活一个人。直隶省的田地共有七百四十多万顷，［注：《会典》乾隆四十三年数据，《通典·田制》记载大禹平定水土，九州之地确定开垦的有九百一十万八千二百顷，数量反而更多。只是九州的疆域以及步法、亩法没有确切的依据，不能立即进行比较。至于汉朝以后，历代开垦田地的数量相差悬殊，杜氏说史书记载失实，这话接近事实］种植水稻的田地占一半，其余难道都不适合种稻吗？《职方氏》记载适合种稻的州有七个，现在仅存荆州、扬州，这也是后世各种制度废弛的确凿证据。西北地脉深厚，胜过东南的泥泞土地，而所种的只是高粱麦子，所用的只是高燥的土地，那些低平适合种稻的地方，下雨时水汇聚，一片汪洋，不适合种高粱麦子。适合种稻却种高粱麦子，已经使十人的口粮变成一人的口粮，何况并不能种高粱麦子呢？那么被废弃的土地多了，我们百姓夭折受阻的也多了。

人口众多而追求富裕，没有比推广稻田更好的了。林文忠公编纂《西北水利说》，广泛采纳宋、元、明以来何承矩等几十家的言论，我曾参与编校工作。文忠公又自己撰写奏疏草稿，大意是说西北可以种稻，即东南可以减少漕运，应当从直隶东部多水的地区开始。［注：草稿说：私下考虑国家建都在北方，从南方转运粮食，京仓储存一石粮食，常常耗费数石的费用，执行久了，转运固然不会穷尽，但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务必为万年做打算，私下希望再有进一步的建议。恭敬地查考雍正三年，命令怡贤亲王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不到几年开垦成六千多顷，后来功业虽然没有完成，但当时的成效有明确的证明，至今议论者感慨追忆遗踪，称道不绝。大概近畿水田的利益，自宋朝臣子何承矩、元朝臣子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朝臣子徐贞明、丘濬、袁黄、汪应�、左光斗、董应举等人相继议论施行，都有成绩。本朝各位臣子的章疏文书指陈直隶开垦田地利益的，如李光地、陆陇其、朱�、徐越、汤世昌、胡宝�、柴潮生、蓝鼎元，都详尽地论述了。以臣所见，南方地亩比北方狭窄，而一亩田在中等收成的年份收获谷物大约有五石，那么就是米二石五斗了，苏州、松江等属地的正耗漕粮每年大约一百五十万石。如果使原来开垦的六千多顷修治而不废弃，其数量就足以应付。又曾经统计南方漕运四百万石的米，如果有二万顷田就足以满足产出，倘若担心每年收成不齐，再得到一倍的田地，也必定不会有短缺，而直隶天津、河间、永平、�化四府州，可以作水田的地方听说颇有

译我，有的居住在低洼之处而沦为沼泽，有的接纳海河之水而延伸为芦苇荡，如果施行沟洫之法，似乎都可以成为肥沃的良田。臣考察宋代臣子郏亶、郏乔的议论，认为治理水患应先治理农田，这确实是正确的论断。直隶地区如果等到众水全部治理完毕后再经营农田，那么就没有成功开垦田地的那一天，以前在道光三年举荐后又停止，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如果仿照雍正年间的成法，先在官荡试行，兴工之初，自然需要酌情给予工本费用，如果开垦有成效，那么利息每年增加一年，譬如开垦成田千顷，就能得到米二十多万石，或者先酌情将南漕十万石折征银两解送京城，而疲帮九运的船只就可以停止制造十只，此后每年收获北米多少，一概核定其一半的数量折征南漕，作为归还原开垦工本及继续开垦佃户劳力的费用，实行十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州的漕粮，都能从京畿地区获取，如果能够多多益善，那么南漕折征每年可达数百万，而粮船既然不需要报运，凡是漕务中按规定给予的银米所节省的也应当相当，而且河工经费因此可以更大地节省，对上有利于国家财政，对下有利于百姓，都是可以预见的成效。至于漕船逐渐减少，不用担心突然遣散水手的困难，而漕运弊端不禁止也自然断绝，更没有调剂旗丁的苦处。我朝万世的长远计策似乎就在这里，是否命令朝廷大臣及直隶总督筹办，恭敬地等待圣上裁决］打算将述职之事上奏给宣庙，被当权的某尼阻挠，召对时也没有来得及提及，事情于是没有成功实行。

译草稿中说：“如果等待所有水系都治理完毕再去开垦农田，那么就没有成功开田的日子了。”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即使不能将所有水系全部治理，也应当选择要务优先治理，因为未曾听说水患未治理就能成功开田的。怡贤亲王曾经尝试施行且有效，为什么一旦废止就不再推行呢？是因为水患未治理罢了。水患为什么没有治理？是因为没有区分水源与水流，没有理清脉络，测量高低时顾此失彼，不能选择要务来治理罢了。水患未治理就去开田，要么在高处开田而水淹不到，要么在低处开田而大水涌至，一旦不见成效，便因噎废食，林文忠公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如果真如前议那样绘制地图，那么水源、水流和脉络屈指可数，然后观察地势高低，适宜疏浚的就疏浚，适宜筑堰的就筑堰，适宜放弃的就放弃，不仅平坦之地能成为肥沃良田，低洼之地可用于蓄水，即使高原之水有了宣泄之处，高粱和小麦也能加倍丰收了。［湘阴郭中丞嵩焘说，天津的水质咸涩，每年必须灌洗三次，才能成为农田。这种说法前人未曾提及，应当参考］不仅如此。就以东南地区来说，同样是高地，靠近水源的地方容易提水灌溉，远离水源的地方难以提水灌溉，［注：我家乡西郊贞山脚下先父墓穴左侧有几十顷田地，地势高且远离水源。有一条旧河长期堵塞，我居住在那里时勘察发现了它，于是在乙卯年冬天劝告乡人疏通恢复旧河道。第二年大旱，田地获得了中等收成，乡人非常高兴。这是行之有效的事例］收成截然不同。甚至有所谓“镬底潭”的地方，地势低洼却不与外部水系相通，一下雨就泛滥，一不下雨就干涸，这都是沟渠不修缮的弊端。得到这种方法并勘察疏浚，贫瘠之地变为肥沃良田的情况就多了。

均赋税议

为什么说绘图可以均平赋税呢？赋税不均，是由于田界不正，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宋熙宁五年，重新修订方田法，分为五等确定税额。［《宋史·食货志》，又见《王洙传》］明万历八年，丈量民田使用开方法，用直径和周长进行乘除截补。［《钦定通鉴纲目三编》］康熙十五年，命令两名御史前往河南、山东实地丈量土地，山东藩王的田地以五百四十步为一亩，现在按照民田标准，统一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皇朝文献通考》］乾隆十五年重申弓步长短不一的禁令，部议认为只有直隶、奉天遵守部颁弓尺，没有参差，至于山东、河南、［可见康熙十五年的举措仍属形式主义］山西、江西、福建、浙江、湖北、陕西等省，有的以三尺二三寸、四尺五寸至七尺五寸为一弓，有的以二百六十弓、七百二十弓为一亩。长芦盐场以三尺八寸为一弓，三百六十弓、六百弓、六百九十弓为一亩。大名府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如果命令各省都使用部定弓尺作为一亩，倘若新弓大于各省旧用之弓，势必导致田亩缺额；若新弓小于旧用之弓，势必必须逐亩加征，一时难以骤然更改，应当无需讨论。）此后有新涨、新垦的田地，务必遵守部颁弓尺，不得仍使用本处的弓尺。［《大清会典》］这不仅体现了朝廷宽大的恩德，卓越不可及，也可见当时部臣深明大体到了如此程度。只是旧田与新田截然分为两类，终究不符合统一度量衡的本意，可惜当时没有将各省田亩一律用工部尺丈量，并增减赋税来适应它，这不是更好的办法吗？现在吴地的一亩田，大多不足二百四十步，甚至有打七折、八折的情况，林文忠公疏稿［见《兴水利议》，即南方地亩狭于北方的说法］所说的就是这个原因。大概自从宋朝以来，所谓的清丈，无非都是形式主义罢了，都是因为不知道前议中罗盘定向、四角立柱的方法作为规范。只有零数没有总数，可分不可合，有的多有的少，甚至有的隐匿，百弊丛生，［注：丈田官吏拘泥于梯田宽窄折半的方法，方田十亩斜剖为二，可以变成十一亩，其余可以类推。又遇到陡峭的山地应当使用圆锥求面积的方法，这也是丈田官吏未必知道的，《苏州府志》记载吴县办理清丈，因为山地多难以丈量而中途停止，可以作为笑柄。所以丈田也必须要略懂算术，不能专门依赖丈田官吏］不能像网一样井然有序，必然导致治理丝线反而更加混乱。

如果真如前议那样使用绘图的方法，然后明确确定亩数，［北省有六亩为一垧、四十二亩为一绳等名目，也应当删除］采用顾炎武所议，用一县丈量的土地，来摊派一县的粮税。［见《日知录》］也就是朱熹通县均纽、百里之内轻重齐同的方法，［见《朱子文集》卷十九条《奏经界状》］按亩均收。仍然遵守康熙五十年永不加赋的谕旨，不得借口田亩增多，丝毫增加税额。这样豪强就无法欺瞒隐匿，善良懦弱的人就不会遭受赔累了。又旧例各县税则多达数十等，对国家没有益处，对百姓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对吏胥私下侵吞转换大有益处。地图绘成之后，地形高低、水口远近，清晰可见，应当请求各州县在境内采用宋代方法分为五等确定税额，这也是杜绝弊端的良策。又《日知录》所列州县，有距离治所三四百里的，有城门外就邻接其他境界的，有县境间隔跨越如《周礼》所说的华离之地的，按照地图核查，一并更改非常容易。这就叫做平定天下，这就叫做天下国家可以治理

译平均。

译关于考察旱涝的议论

为什么说绘制地图可以考察旱涝呢？州县一旦遇到水旱灾害，吏胥就会列出荒废田亩的费用名目，有费用就是荒年，无费用就是丰年。官员即使亲临乡村实地勘察，四顾茫然，发号施令、指示方向完全听凭吏胥摆布，虽然勘察了却如同没有勘察一样。先前议论绘图的方法，所说的石柱，就是现在水则碑的制度。吴江垂虹亭有两座水则碑，并没有遍布各个乡村，又没有比较的比率，那么它的作用仅仅与石步相当，有这样的东西有什么好处呢？只有实行在四方角落立柱的方法，查验石柱，翻阅地图。今天不下雨，那么多少幅地图所示区域将干旱，明天又不下雨，那么又有多少幅地图所示区域将干旱。水位增加一寸，那么多少幅地图所示区域将被淹没，水位又增加一寸，那么又有多少幅地图所示区域将被淹没。坐在宽敞的房屋、细软的毡毯之上，本来就已经对情况了然于胸，船只车马既已出发，勘察一处水情而百处水情可知，勘察一个乡村而四个乡村可知。假如有不符合的地方，那一定是高地阻隔，港汊不通，不难随时修缮疏浚，还哪里会有以前的弊端呢？

关于改换河道的议论

为什么说绘制地图可以改换河道呢？汉代贾让治理黄河的下策说：修补完好的旧堤，增高低矮处、加厚薄弱处，劳民伤财没有止境，多次遭受其害。现在治理黄河，守着这几句话当作金科玉律，竭尽天下的膏血来供奉它，国家受害而百姓也受害，为万世考虑的人，怎么忍心安于这种状况呢？唉，把催缴赋税、审理诉讼当作治理天下的方法而天下败坏，把增高低矮处、加厚薄弱处当作治理黄河的方法而黄河败坏，庸人误国，只是一个道理罢了。

近来十年三次决口，前所未闻，大概是因为云梯关淤积变浅，入海不畅，从近一二十年来最为严重，我们家乡王司马熙文的话说［道光末年所说］：小时候侍奉父亲兰仪同知在衙署，衙署临近黄河，堤坝高于门槛一二尺，幼年时的事就像在眼前一样。后来三十年我代理这个职务，衙署门外东西两边，都要在半里外下斜坡才能进入衙署，堤坝巍峨地占据在牌坊上，据此逆推清初，难道水是在田地中流吗？一定不是这样。询问老吏说，三十年中，起初每年增高三寸，逐渐增加到如今，每年增高一尺左右。”这是近年来淤积增加的确实而有证据的说法，大概不仅不是从地中流，而且不是从地上流，简直是从城上流了。

修补完好的旧堤的方法，到今天已经万万不可用，计策必然出于改道。既然想要改道，应当寻求一劳永逸的方法而改定它。癸丑年以来，决口后的河水由大清河入海，这是夺取了济水的河道。大清桥旁有牌坊，康熙年间刻有对联，其中有“岳色”“河声”字样，大概是借用韦庄的诗：心如岳色留秦地，梦逐河声出济水。而以泰山为岳，济水为河，却不知道济水不可以称为河。在今天则当地人把它当作谶语，说河流从此安定，不必另外寻求改道，但也应该审察它的高低，才能知道它适宜因循与否，如果适宜因循，就可以使用西方人刷沙的方法。［注，方法是用千匹马的大火轮放在船旁，可以上可以下，在潮退时下其轮，使附着于沙而转动，沙向四周飞散，随着潮水而去。凡是通潮的地方都适宜。黄河水性湍急，更没有不适宜的地方，从下游逐渐向上，积日累月，锲而不舍，虽然想要恢复从地中流的老样子也不难。这不仅黄河可以用，北河也可以用，即使南运河徒阳等处也可以用。况且东南水利长久不治理，数日的霖雨，积月不退，适宜在通潮的各海口如法疏浚，使下游迅疾，那么上游虽然不疏浚，而自然有一落千丈强劲的趋势，可以收事半功倍的效果］治理黄河的书，如《行水金鉴》之类，汗牛充棟，大多纸上空谈，难以作为实用。做下游必然要依据川泽，没有改换河道而不先审察高低开始的。各种书偶尔提到测量，只说想要施工的地方，从来没有普遍测量的说法，也是由于不知道方法罢了。应当请求将先前议论的绘图法下达给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普遍测量各州县的高低，缩为一幅地图，然后选择那些低洼远离城郭的地方，连接成一条线以达到大海，这确实是数百年的利益。

近世议论治理黄河的人，靳辅、夏骃等人，痛斥贾让的策略。夏骃不值得说，靳辅以治理黄河闻名，为什么这样说？也是自我文饰他所不能做的罢了。至于附会“修太原”为修堤，“九泽既�9”为堤坝，那么禹又是一个鲧了。考查《说文》：“陂，山坡也，一说沱也。”《诗经》“彼泽之陂”，《毛传》说“陂，泽障也。”泽障就是沱，大概水旁浅滩，所以蒲荷生长在那里，难道是堤坝的意思吗？至于高平叫原，与治水尤其无关，其不足辨明已经很明显了。《周髀算经》说：“所以禹之所以治理天下，这些数就是由此产生的”，汉代赵君卿注说：“禹治理洪水，决开江河，观察山川的形状，确定高低的气势，消除滔天之灾，解除昏塾之厄，使向东注入大海而没有浸溺，这就是勾股产生的原因。”这是赵君卿本来就知道治水必然要用算学，而他的方法没有流传。元代郭守敬，算学名家，史书记载他熟悉水利，巧思绝人，陈述水利六事，又有十一事。又曾经以海面比较京师到汴梁，确定地形高低的差异。又自从孟门向东沿着黄河故道，纵横数百里间，各自测量地平，

译有的可以分散削弱黄河的水势，有的可以灌溉农田土地，这说明郭守敬也懂得治理水患必须运用算学，然而他的方法却没有流传下来，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确实有人实行过这种方法。

译关于加重酒类专卖的议论

酒禁由来已久。大禹疏远仪狄，《酒诰》惩戒聚众饮酒，《周官》中司虣禁止那些在街市上游荡饮食的人，汉初对聚众饮酒者处以罚金，汉武帝时桑弘羊开始实行酒类专卖而酒禁废除，只有诸葛亮治理蜀地时禁酒严厉，道路上没有醉汉，其余就不听说了。王应麟说酒类专卖的危害比鲁国初行田赋更严重，没有别的原因，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酒是粮食的蛀虫，统括五谷来计算，以每升粟米酿成酒一斤半为比率，统括万民来计算，以十个人中有一人饮酒，饮酒量也是一斤半为比率，这是十个人消耗了十一人的口粮，亿万民众中必然有十分之一的人因此挨饿，怎么能不禁酒呢？然而不能禁酒。大凡民间日常饮食、起居贸易，一切细微琐事沿袭已久，习以为常的，一旦想要改变它，即使以天子的尊贵临驾其上，以死刑的重威威慑他们，最终也无法实行。不考察古代的事例，不采纳近来的见闻，不通晓人情事理，或者任性妄为，或者倚仗才力，都是不知道酒禁不可实行，不知道不可实行却强行禁止，恰好只是扰乱百姓，最终无法禁止。雍正年间曾禁止使用铜器，先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准许使用铜器，后来改为只有一品官员可以使用；乾隆初年尚书海望上疏，认为禁铜没有效果请求解除禁令；也曾严厉禁酒，乾隆初年孙嘉淦上奏罢免了酒禁。奏疏中说直隶省一年中被拘禁的人有千数百人，承受不了连累，而酿酒卖酒依旧如故。世宗朝正当鼎盛之时，整齐严肃，朝廷内外都顺从，按理应当可以令行禁止，然而不能禁止，这就是不能禁止了，都是前事之师，又何必谈论近年来的鸦片禁令呢？

我私下认为像酒这种东西，只适宜加重专卖来困住它，厘金捐税原本抽取百分之一，唯独酒可以规定整批购买抽十分之一、零散购买抽十分之二，舞弊行为加倍处罚，经过三四次厘金捐税后酒价加倍了，使贫穷的人不得不节制饮酒，尤其贫穷的人不得不停止饮酒。而且能够减少一分酿酒，就多若干米，也就多活若干人，这是有利无弊的。至于收取捐税有效，应当酌情减少五谷、棉布的捐税，尤其应当广泛颁布戒酒的谕令，加重酗酒的法律，对宴饮之事加以节制。沉溺酒色的人，不要提拔任用，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皇上的心意所在，或许能够有所好转吧？至于孙嘉淦奏疏中说：“不酿酒则粮食弃置在地，反而使百姓受害。”这就像说赌场、妓院，贫民转行从事这些行业，赖以谋生，这是什么议论呢？这没有值得辩驳的。

关于收容贫民的议论

法令如果不善，即使是古代的先贤我也排斥；法令如果善，即使是蛮夷我也效法。我曾经博览夷人的书籍而得到两件事，不能因为是夷人的缘故就抛弃它们：一是荷兰国有养贫、教贫两个机构，路上有乞丐，官员或绅士就收容他们，老幼残疾的人进入养贫局，供给他们粮食罢了。少壮的人进入教贫局，有严厉的老师，又有极大的力量，根据他们所能做的每天给他们定下任务，不完成任务的就严厉责打，完成任务后才停止。国民子弟有不听从教导的，就说驱逐你，你将进入教贫局，子弟就畏惧而改正行为，因此国家没有游民，没有饥民。一是瑞颠国设立无数小书院，不进入书院的官员必定强迫他们，有不进入书院的刑罚，有父兄放纵子弟不进入书院的刑罚，因此国家没有不识字的人。这两件事都见于米国人祎理哲所著的《地球说略》中，我又嘱咐学生管嗣复向夷人询问，更加得到详细的情况。唉，好啊！所谓“礼制衰败而向荒野寻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用三代圣人的法令来说，宗族有资助不足者的法令，州党有互相救济的情谊，国家有赈济穷困、体恤贫民的命令，乞丐的名号，出现在春秋以后，文、武、成、康的时代，哪里能得到乞丐而收容他们呢？又党、庠、术、序遍布郊野角落，野外人士男女都知道学问，哪里能得到不学习的人而惩罚他们呢？这两个国家的事情还是抓住了末节，而没有探究根本。然而就后世而言，可以说已经知道根本了。现在浙江等省颇有善堂、义学、义庄的设置，但没有普遍建立，也没有尽善尽美，其他省份或许根本没有。另外商议推广义庄，更应当命令郡县普遍建立善堂，与义庄相辅而行，官府制定制度，选择绅士统领其事，设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读书室严教室，完全依照义庄的法度，以弥补无力建立义庄的不足。严教室教导耕田、治圃以及各种技艺，严厉执行扑打作为教育刑罚的法度，以制约那些顽固不化的人。凡是民间子弟不听从教导，族正不能制约的，赌博、斗殴、盗窃初犯未入罪的，入罪而遇赦或期满回籍的，都进入这里。三年后改正行为，族正愿意担保领回的释放他们。另外设立化良局，专门收容妓女，选择诚实朴素的老年妇女教导她们纺织，三年后担保释放也如同这样。期望境内没有游民、没有饥民、没有妓女才停止。

百姓贫穷成为匪盗，也是不教导不养育造成的，等到陷入刑罚，治理者尽法处置就罢了，不再过问，而成为匪盗的人依旧如故。判窃贼流徙，就成为远地的窃贼，驱逐娼妓出境，就成为邻县的娼妓，哪里比得上养育他们教导他们，使他们不盗窃不卖淫更为完善呢！堂堂礼义文物之邦，竟然不如夷人的法令，令人感慨啊！至于官府强迫百姓进入塾馆，是中国难以实行的，只须责成族正稽查族人，有十五岁以下不读书、十五岁以上不习业的，称其有

译没有过错却惩罚他们，仍然让他们进入善堂读书学习技艺，这也是好的办法。有人问：贫民将会像鹿群一样聚集而来，拿什么来供给他们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举措实际上是一种禁锢。衣食的匮乏，使唤的苛刻暴虐，是不用说的。那些人到了连匮乏、苛刻暴虐都不害怕的地步，可怜悯的程度还有谁比他们更甚呢？这正是仁人君子所不忍心抛弃的，况且我知道他们的人数一定不会很多。

译劝种桑树议

西北稻田的利益，前文已经详细讨论过了。然而治理农田应当先治理水患，这工程重大，不容易施行；还有极其简单容易的事情，那就是养蚕种桑。西北各省，千百里的广阔平原，没有不适合种桑的，却全部弃置不用，其可惜的程度比农田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前我侍奉先母在京城的住所，后园有几株桑树，每年养几批蚕，缫出的丝与南方没有两样。这是因为西北地脉深厚，外表干燥而内部湿润，所以梨桃蔬果之类反而胜过南方，桑树的习性也是如此。由此可知西北被废弃的土地很多。天下的事情本来在开创时就很难，愚昧的人尤其如此。十年树木，利益在日后，而费用在眼前。我们吴地西郊，山地每亩值几百钱，桑园每亩值三十千钱，然而不能把山地全部变成桑园，也是因为人们习惯于眼前利益，开垦土地种桑，必定三五年没有利益只有费用的缘故。东南地区尚且如此，何况西北地区呢？

劝种的方法，应当由官府倡导。命令编检部中籍贯为嘉湖的人，携带家眷到城外，发放国库银两购买土地种桑，招募他们家乡善于养蚕的人作为师傅，雇佣本地人学习他们的技术。五年之后，招引本地人承买，归还国库银两，永远作为世袭产业。民间有能够仿效实行的，呈报清楚发给执照，永远不允许王公府邸、八旗子弟争夺，并且永远不加赋税，使他们安心经营。十年之后，桑树的绿荫将布满京城地区了。靠近京城不太寒冷的省份都仿照这样做。

经典传文中所说的蚕桑利益，不曾提到吴越地区，［注：郭子章《蚕论》说：《七月》篇说“爰求柔桑”，那么豳地可以养蚕。《将仲子》篇说“无折我树桑”，那么郑地可以养蚕。《氓》篇说“桑之未落、其叶沃若”，那么卫地可以养蚕。《十亩》篇说“桑者闲闲兮”，那么晋地可以养蚕。《皇矣》篇说“其檿其柘”，《桑柔》篇说“菀彼柔桑”，那么周地可以养蚕。兖州进贡漆和丝，筐里装着织锦，桑土已经养蚕。青州筐里装着檿丝，徐州筐里装着黑色细绢，扬州筐里装着织贝，那么齐鲁地区可以养蚕。荆州筐里装着黑色和浅红色的丝织品，豫州进贡漆、麻布、细葛布，筐里装着细丝棉絮，那么楚地可以养蚕。《孟子》说“树墙下以桑”，那么齐梁地区可以养蚕。蚕丛建都蜀地，教百姓养蚕种桑，那么蜀地可以养蚕］不知什么时候利益唯独归于吴越？看适宜种稻的七州仅剩下荆、扬两州，恐怕比这更严重。振作起来使之实现，大概有待于大贤人吧？［注：又宋代秦观《蚕书》说：“戎治，唐史记载于阗蚕蛾飞尽，治理茧可以做成丝。”如果得到这种方法，所保全的生命不可胜计，这也是应当留意访求的。］

统一权量议

《虞书》说：“统一律、度、量、衡。”《论语》说：“谨慎对待权量。”古代帝王都把它视为开国成就大业的大事，即使是商鞅治理秦国，也知道统一斗桶、权衡、丈尺。秦始皇、李斯也以度量衡明确统一为兢兢业业之事。现在度量有工部尺、匠尺的区别，衡器有库平、曹平、二两平的区别，各省又有市尺、市平，量器更是各省不同。［见上文均赋税议］其不统一太严重了。应当合并天下的度量衡而统一它们，由部颁行铁尺、铁斤、铁斛，通行于各直省，从前各种名目不得再使用，使用的人以违反制度论处。凡是内外官员上下行文之外，如一切试卷的尺寸，行数、字数，都应当一律，以示整齐，这也是平定天下的一项措施。

稽查户口议

小司徒的职责，是平均土地以稽查人民，从而详细知道他们的数量，意图在于平均他们的徭役罢了。大概田地就征税，人身就服役，没有对人征税的。汉高祖初年设立算赋，是后世地丁银的开始，百姓年满十五岁征算口赋，二十岁编入户籍，供给徭役，这是既征税又服役了。现在地丁银并入田赋，南省的徭役也并入田赋，向百姓征收的项目简单，不能说不是现在胜过古代。于是烟户门牌就随意编造，于是无法详细知道户口的数量，其弊端是百姓轻易离开家乡，四方之人混杂居住，逃亡者成为聚集地，名册追捕关提，十个人中抓不到一个，这就是有利即有弊。另议恢复宗法、恢复乡职，用族人来详细知道本族人数，用乡董来详细知道本乡人数，事情必定不难。应当由部颁行一种执照格式，每人给一张执照，乡董造册，州县盖印，男女一律，贵贱一律，［如淳说：丞相的儿子也在戍边的征调中］命令收藏保存，像贡单、捐照一样。人口增减生死关涉乡董，出行流寓也这样。老子说：治理达到极盛，老死不相往来。孟子说：死亡迁徙不出乡。在今天已经不可行，有了这一方法，他乡可以据此禁止以讥讽奸宄，游民大概会稍微减少吧？有人怀疑案牍的烦杂，回答说：蒙受诸议所节省的案牍不知有多少，所增加的也仅仅一点，况且是古法，无可怀疑。

崇尚节俭议

节俭，是美德的共同特征。奢侈，是大恶。从古以来没有因为奢侈而昌盛而因为节俭而败亡的。《诗经》中的《葛屦》、《蟋蟀》，讽刺节俭不符合礼制。《礼记》说：晏子豚肩不掩豆，浣洗衣帽上朝，君子认为狭隘。都是有针对性的言论，不是普遍的道理。却恰好被喜好奢侈的人借为口实，对风俗人心造成的危害很大。好啊，《论语》说：“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喜好奢侈的人可以无话可说了。全盛时期的天下尚且应当节俭，何况凋残时期？承平时期的天下尚且应当节俭，何况战乱时期？

近来战争兴起十年，

译戒严令传遍天下，征发调遣、供应物资，登记车辆、征用马匹，出行携带、居家送迎，远近各地人心惶惶，农桑生产因征发呼喝而荒废，百姓的血汗因转运粮饷而枯竭，饿死的人倒在街头，面色菜色的困于家中，天下的贫困，至此达到了极点。想要有所作为以保护百姓、恢复元气，改变淡薄的风气、养育瘦弱的民众，只有坚持节俭这一条路罢了。《礼记》说：“国家衰败破落，那么车就不雕刻几案，铠甲不用丝带缠绕，食器不雕刻花纹，君子不穿丝鞋，马匹不常年喂养。”唉，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难道仅仅是国家衰败破落吗？只是骄奢淫逸、自夸炫耀，习惯已经成了本性，偶尔有一省、一郡、一县完好无损的地区，风俗依然如故；残破的地区稍稍安定，也渐渐恢复如故，不采取措施挽回是不行的。然而方法确实难以实行，如果去劝导他们吗？必定不会听从。如果去惩罚他们吗？扰民的祸害太大。梁武帝所说的“家家搜检，细微之处已经过分，互相恐吓威胁以索取钱财”，未尝不是确切的论断。况且奢侈也没有多大的罪过，法令穷尽而几乎无人遵从，计策只有亲身实行来感化他们。

译奢侈与节俭的开端，没有超过宫室、车马、饮食、衣服这四个方面。宫室、车马超过制度规定的尚且很少，饮食无法禁止，因此禁止奢侈应以衣服为第一要义。帝尧冬天穿鹿皮裘，夏天穿葛布衣。卫文公穿粗布衣服，戴粗帛帽子。汉文帝身穿黑色粗厚丝织品。我朝世代崇尚节俭的德行，超越前代，皇上日常服御，不能再进一步抑制缩减。现在议论王公以下大小百官，一律穿布衣，锦绣纂组，或者作为内衣，或者作为地位低下者的服装，不得作为公服。有人说：这不会损害国家体面吗？卫文公作为国君尚且穿布衣，朝廷大臣有什么害处？汉文帝作为天子仅穿弋绨，朝廷大臣可想而知。贵人穿布衣，风俗必定重视布衣，重视布衣则一切文饰都不相称，不用提倡节俭而自然归于节俭了。又衣服中最奢侈的莫过于皮裘，千金万金没有止境，应该禁止反穿皮裘，《玉藻》说“表裘不入公门”，疏解说表裘在衣服外面显得鄙陋亵渎。《诗经》说“彼都人士，狐裘黄黄”，诗意是一望可见的词语，都是古代反穿皮裘的证据。然而秦、汉以后就没有了，似乎可以禁止，连同貂裘的制度也一并删去。这也是崇尚节俭的一个好方法。

复宗法议

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井田、封建，一旦废除就不能恢复。后人颇有议论恢复的，我私下认为恢复井田、封建，不如恢复宗法。宗法，是辅助国家养育百姓、教化百姓的根本。天下的乱民，不是生来就是乱民，不养育不教化导致他们如此。地方官有养育教化的责任，所谓养育，不能解衣推食；所谓教化，不能家至户到。尊贵而不亲近，广泛而不切近。父兄亲近、切近，或者没有父兄，或者父兄不成才，百姓于是失去依靠，只有设立宗子来养育他们、教化他们，那么地方官所不能治理的，宗子能治理，地方官远而宗子近。父兄所不能教化的，宗子能教化，父兄多从宽而宗子可从严。宗法确实能弥补地方官、父兄之间的缝隙，《诗经》说：君之宗之。公刘建国之初，就把君与宗并重，《左氏传》晋国抓住戎蛮子交给楚国，楚国司马赐予城邑设立宗族，来引诱他的遗民。正与公刘的诗相表里。大概君民以人合，宗族以天合。以人合的必定借助以天合来维系，那么他们的结合更加牢固，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始与井田、封建一起废除。秦朝灭亡之后，叔孙通等浅陋的儒生，不知道治理的根本，坐视古代良法美意逐渐消亡不可恢复，所以汉朝初期知道迁徙大姓，借他们的财力充实边疆和陵邑，却不知道恢复宗法。魏晋知道设立图谱局，却不知道恢复宗法。唐朝重视门第，甚至让宰相统领图谱事务，却不知道恢复宗法。只有宋朝范文正公创立义庄，现在世人沿用的列入表彰典制。又法令规定，长子去世必须立承重孙，这两件事颇得宗法遗意，自然可以因势利导，作为推广义庄的命令。

有一个姓氏就设立一个义庄，作为荐飨、合食、治事的地方，义庄制度分别设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凡是族中的寡孤独进入其中。读书室，无力从师的人进入其中。养疴室，重病的人进入其中。又设立严教室，不肖子弟进入其中。设立一个宗子，恢复古礼。宗子去世，族人给他服齐衰三月，他的母亲妻子去世也这样，以加重这件事。［又有宗妇去世，丈夫即使母亲在世也给她服禫，宗子的长子去世给他服斩衰三年，那么骇俗不可行］命名为族正，辅以族约，［注，桂林陈文恭公议论。他在乾隆中年巡抚江西有此令，没来得及完成就离任，继任者因为其他案件牵连到祠户，于是一律毁祠追谱，与他的意思正好相反］族正以贵贵为主，［安阳许三礼议论］先士人，次举贡生监，贵同则长长，年长相同则按年龄排序。没有贵人的，或者长长，或者贤贤，族约以贤贤为主，都由合族公举。如今义庄主奉行法令无力建庄的，借庙寺作为。嫁娶丧葬以告，入塾习业以告应试以告，游学经商以告，分居徙居置产斥产以告，有孝弟节烈或者败行以告，一切有事于官府以告。无力的随事资助，一个义庄以一千人为限。超过一千人的分一支庄，增一族约。单门如果稀姓，如果流寓，有力的也允许立庄，无力的选择所依附，如吴则同出泰伯之类。又如韩愈所说的何与韩同姓为近之类。无可依附的则合数百人为一总庄，也领以庄正、庄约，期望于亿万户都有所隶属而止，《周礼》宗以族得民，是概括的话。有人说庶人无宗的不是，前人已辨明。立庄之后，敦劝集资，令经费充足。另议永停捐例，只存民爵，正可以作为奖励立庄之用。

宗法既然作为养育百姓教化百姓的根本，它对国家的功劳很大，承受这上赏，不为过分。我私下认为今天下的大患，有可以用宗法消除的不止一端：

一，宗法实行而盗贼可以不发作。人性本善，谁不知道

译廉耻之心，谁不畏惧刑罚？那些甘愿触犯法律网罗的盗贼，不过是迫于饥寒交迫罢了。宗法制度一旦推行，百姓不再受饥寒之苦，便会自重而不犯法。《大传》说：“爱护百姓，所以刑罚适中。”顾炎武对此解释说：“天下的宗子各自治理自己的宗族，不兼管其他的诉讼案件，而百姓自然就不触犯官府的法令。”又说：“百姓安定，所以财物充足。”顾炎武说：“收拢宗族的制度实行，每年按时有共同进食的恩惠，遇到吉凶之事有互通财物的道义。”《周礼》中安定万民的六项措施，第三项是联结兄弟；六行的条目，一是和睦，二是抚恤，不需要等待王政的施行，那些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残疾者都能得到供养。这就是同样的事物和志向啊。

译一，宗法得以施行，邪教便不会兴起。宗法的好处，在于族人有余财就归公于宗族，不足时则由宗族资助。邪教的宗旨，大多窃取这两句话，来聚集无赖之民，起初是救济他们的不足，最终却是搜刮他们的有余。乡间愚民无知，贪图眼前的利益，陷入叛逆而不觉悟。宗法既然施行，谁愿意跟随教主而不跟随宗子呢？

一，宗法得以施行，争讼械斗之事便不会发生。如今山东、山西、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份，百姓多聚族而居，强宗豪族中的狡诈之徒，往往结党成群，横行乡里。小则纠合诉讼，大则械斗，为害极大。这都是族中不肖之徒号召所致。一族之中难道没有贤者吗？只是他们无权无责，闭门不闻罢了。宗法既然施行，那么贤者就有权有责，君子之道兴盛，小人之道衰微。即使有一两个不肖之徒，何难用家法治理他们呢？

一，宗法得以施行，保甲、社仓、团练等一切事务便可推行。宗法以人人有所隶属为主，这样亿万户人家便已如同网在纲上，条理分明。于是以保甲为经，宗法为纬，经纬交织，相互考证，平时社仓易于集资，变故时团练易于合力。议论者说三代以上的百姓聚合，三代以下的百姓离散。使离散者聚合，必须先聚合于家，然后才能聚合于国。宗法为先，是聚合于家；保甲为后，是聚合于国。那商鞅的什伍连坐之法，也是当时井田制未完全分离、宗法未完全败坏的证明。如果后世的百姓没有固定居所，五方杂处，邻居或许互不相识，却想让他们连坐，商鞅虽然酷烈，也势不可行。商鞅借宗法来推行他的法令，随即又废除宗法，小人的举动往往如此。如今保甲诸法不能推行，是因为没有宗法作为先导。《尚书》说“黎民在变革时和睦”，始于亲爱九族。《诗经》以《关雎》、《麟趾》作为王化的开端，《孟子》说“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敬重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大学》说“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天子宫齐自己的家，是治理太平的开始；亿万百姓各自齐整自己的家，是治理太平的终结罢了。

重儒官议

先儒说师道确立则善人多，师儒的盛衰，是人才升降的根本。如今郡县没有不设有学校的，学校没有不设有老师的。诸生数以百计，仅认识面目的只有廪生，增生、附生都是陌生人。每年征收学租，伺候学使者巡视，争夺新入学者的贽礼。诸生获罪，州县官像狱吏一样对待他们。此外无事，完全没有教育人才的意思。唉，师道不被重视已经很久了。没有其他原因，地位既低微权力也轻微，流品近来更加混杂。汉成帝诏书所说的被下属轻视，不是用来尊崇道德的做法。

如今天下只有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的意思，而省城最为显著。我所见的湖南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地位尊贵声望隆重，大吏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诸生一百多人，分屋居住，读书声传到户外，坐在虎皮椅上，问难没有空过一天，可谓兴盛了。可惜他们学习的不过是科举业，不及经史；所研究的不过是文章技艺，不及道德。而楚地南方人才众多，往往在其中发迹，况且能由此进而研究经史、道德呢？考查《宋史》：晏殊知应天府，聘请范仲淹来教导学生。那是书院。后来沿袭其制度作为学校，那么学校之初本来是这样，后来才逐渐衰微以至于今天。朱熹说：“必须罢免堂除及注授，教官请本州的乡先生担任。”陆世仪说：“教官不应有品级，也不得称为官。因为教官是老师，老师在天下就尊于天下，在一国就尊于一国，在一乡就尊于一乡，没有常职也没有常品，只看德行。”顾炎武说：“师道的灭亡，始于赴部候选。”又说：“教官必须聘请本乡的贤者作为老师，而不隶属于仕籍。”从前贤人的论述如此，如今时势情况如此。我认为只有将书院、学校合而为一，然后师道才可尊崇，人才才可振兴。

将书院移至明伦堂旁，建造精舍可容纳一二百人，由郡县主管。省会则由督抚、学政主管。春秋祭祀及学政、考试事务归州县。出纳琐碎事务，由城绅统领，集合通学之人来教导他们。举人、贡生愿意来的参与，同列甲乙等级。童生则选拔其中特别优秀的参与，另列甲乙等级。选择老师的方法，不由官府决定，令诸生各自推举本郡及邻郡的乡先生，有经师、人师声望的一人，官府核查推举最多者聘请他。不论官职大小，都与大吏平等行礼，以示尊师。厚待诸生的廪饩，居住在书院的为内课，使其足以代替训蒙。不能居住在书院的为外课，减半。每月官课一次，亲自前往以重视典礼，有事则改日。师大课一次，小课一次，家远又不能居住在书院的，为附课。每季度一次课，不给廪饩。非游学连续三个季度不到者，山长报告学政而黜退他。有败

译推行起来也是如此。学生犯小过，便降入童生宿舍，期限届满后再升回原处。患重病者供给冠带，病愈后再升回原处。其升降制度大致采用宋、元、明三舍法的积分制，并加以变通。方法是将大课的名次一并计算，以所得分数多少决定先后，制作积分册，随考试升降，年终挑选积分最高且品行也优秀的人选几人，送交学政参酌审定，按次序贡入太学。经过岁试、科试共十次考试，凡十五年才出书院，愿意留下的仍听任其便。实行几年后，文风不日益兴盛，士风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未曾听说过。

译有人说：文风固然进步了，士人的习气又怎样呢？回答说：也在于选择老师得当罢了。老师选得合适，看到正确的事，听到正确的话，走正确的路，和正直的人相处，不可能没有正直的品行。香气和臭气、光泽和润泽所波及的地方，有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的人，听说风气尚且将使人振奋兴起，何况同处一堂呢？况且观察人的方法，不只凭暂时表现而要看常态，不只凭显著表现而要看细微之处，不只凭矜持表现而要看疏忽之处，而能在常态、细微、疏忽中看出问题，只有朝夕相处的人，责成他们保举人才，其中出现滥竽充数、侥幸得逞的情况就很少了。这难道能和凭一个人的推荐文书、一天的文章所能相比的吗？于是太学里的人都是天下的精英，不是那些靠一百八金捐官的人所能相比的。司成等职位必须选拔天下最优秀的人才，才足以符合人们的期望，也应当由诸生公推翰林官请求简拔，按每屋容纳一千人为标准，供给他们像郡县学一样的廪膳，在国子监读书，三年后授予官职。所谓天下的文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多么兴盛啊！

跋

我和景亭先生虽然同乡，却没有见过面。等到先生从京城回来，我住在上海，管君小异，时常为我称道先生。先生不介意，多次把我平时所议论的文章邮寄到苏州，比如给周弢甫徵君的信，都得到先生的认可，说可以担当洋务的先锋。我也时常把欧洲近况转告先生。太平军南窜，江浙沦陷，先生避居冲山，随即来到上海，本可以早晚往来，聆听先生的高论，但人事牵绊，来不及拜见先生，行弟子之礼。因为严主政驭涛是先生的高足，我小时候曾向他请教经义，应当以小门生的礼节相见，但不敢无故轻易造访。同治初年，我去广东游历，一去不返二十年。一代大儒，千秋硕学，竟然失之交臂。可惜啊，但读他的书，思其人，无异于当面会晤。先生上知数千年历史，深明世故，洞察人情，补偏救弊，能痛切指出症结所在。不拘泥于先前的法则，不固守成见，以古为鉴，斟酌今事，舍短取长。知道西学可行，不惜仿效，知道中法已弊，不惮变更。事事都折衷得当，绝无虚骄之气。行其间，坐而言者可起而行。唉，这是当今有用的书，贾谊、陈亮也比不上这样切中要害。今天了解先生的人还多，但实行先生言论的人恐怕没有了。这是我的臆测之谈，所以覆瓿而不出。乡后学王韬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