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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三朝圣谕录》（明）杨士奇撰 ●《三朝圣谕录》上 永乐一 ○永乐一 永乐二年六月的一天，臣进呈文华殿大学士的讲义，皇上看完后连声称好。于是说：“先儒说《尧典》讲的‘克明俊德’，一章一节，《大学》的道理都包括在内。”臣回答说：“确如圣谕，尧、舜、禹、汤、文、武这几位圣人，凡是修养自身并施行于家庭、国家和天下的道理，都属于《大学》的道理。”皇上说：“孟子说：‘讲性善，必定要举尧、舜为例。’你们在讲说道理时，一定要引用上古事例作为证明，这样才容易使人明白、接受。”又说：“帝王之学，贵在切合自身、务求实用。（‘帝王之学贵切己实用’中的‘实用’二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讲说时，一切浮泛而无益的话都不要采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友献上自己所著的书，专门斥责濂、洛、关、闽学派的学说，肆意丑化诋毁。皇上看了这部书，（“上览之”中的“之”原作“上”，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非常愤怒，说：“这是儒学的贼。”当时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侍读胡广、侍讲杨士奇在旁侍候，皇上把书给他们看。解缙看完后回答说：“迷惑世人、诬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李至刚说：“不治罪他，就无法显示警戒。应当杖打他，把他放逐到边远地区。”杨士奇说：“应当把他所著的书毁掉，或许可以避免误导后人。”胡广说：“听说这个人已经七十岁了，毁书示警就够了。”皇上说：“诽谤先贤、毁坏正道，是非同寻常的罪过，处理他难道可以拘泥于通常的法例吗？”随即下令让行人押送朱季友回饶州，会同布政司、府、县官员以及乡里的士人，公开说明他的罪行，笞打他以示惩罚；并搜查他的家，把他所著的书集中起来当众焚毁。又告谕群臣说：“铲除恶行不能不彻底，全部毁掉他所著的书最为妥当。” 永乐二年，一天，臣进呈给边将的敕令稿。皇上说：“武臣、边将不通晓文章义理，只要用直白的话和俗语使他们明白，才不至于误事。将来编入《实录》时，再改用文言文。” 永乐五年冬，广东布政使徐奇进京进香，带着岭南土产，准备赠送给各位大臣和在职侍臣。有人得到徐奇列出的礼物清单后把它呈给皇上。皇上看完后，第二天早晨在西角门临朝，翰林诸臣奏事退下后，特意召臣杨士奇回来，命他到西角楼去，派宦官拿徐奇的清单给他看。（“遣中官赍奇单目示之”中的“遣”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过了一会儿，又把他召到榻前，（“已而复召至榻前”中的“已”“召”二字原本均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问道：“为什么唯独没有你的名字？”臣回答说：“徐奇以前任都给事中时，和翰林、六科官员都住得相近，彼此往来，我也同样与他往来。现在清单上没有我的名字，大概是因为徐奇刚赴广东时，大家都作诗写文章赠送给他，而我因生病没有写。赠送土产，大概是为了答谢那些诗文。”皇上说：“你当时如果没有生病，也会作诗吗？”臣回答说：“一定会作。那样的话，现在的清单上也一定会有我的名字。”皇上说：“他把礼物送给各位大臣，是什么意思？”臣回答说：“臣在下位时，从未听说大臣接受外地大臣的馈赠。这也是徐奇不能卓然自立，任凭自己的意思行事。” 但最终还不知道他们是否接受了。况且臣看清单中的土产，不过是藤枕、藤席、苏合香丸之类，（“藤枕藤簟苏合香丸之类”中的“簟”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都是微薄的物品，不是贵重财货，必定没有别的用意。”皇上说：“你说得对。”随即把清单交给宦官，命令毁掉，不再追问。皇上又告谕臣说：“做臣子的应当戒除私下交往，做士人应当务求清白谨慎。”臣叩头说：“谨遵圣谕。” 永乐五年冬，一天，胡广独自在武英门进呈文章，皇上看后再三称好。（“称善再三”中的“善”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随后，皇上从容地问：“杨士奇的文学才华如今很难得，而黄淮屡屡容不下他，为什么？”胡广回答说：“黄淮有处理政务的才能，杨士奇的文学胜过他，而且为人简朴沉静，没有追逐权势利益的心。大概是因为解缙看重杨士奇和臣而轻视黄淮，所以黄淮心存怨恨。”皇上说：“我知道你也不为黄淮所容，只是我没有被他迷惑。”胡广叩头退下，对臣说：“皇上恩德如此，我们子孙世世代代都不敢忘记。”从此，我们两人对待黄淮更加谨慎了。（“盖自是吾二人待淮谨矣”中的“是”原作“古”，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 永乐六年六月，礼部尚书郑赐去世。此前，礼部事务繁多，郑赐任侍郎时，赵翀一向忧郁，而且有病，奏对时屡屡失措，皇上对他很厌烦。这天早晨，突然有人把讣告送来，皇上召翰林诸臣问道：“从未听说郑赐生病，难道是他自尽了吗？”众人没有回答。臣进言说：“臣看郑赐已经病了几天，只是惶恐害怕，不敢退下立即回去休息、求医服药。昨天晚上臣和郑赐一同站在右顺门外，（“昨日晚臣与赐同立右顺门外”中的“右顺门”原作“左顺门”，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郑赐体力不支，倒在地上，旁边的人奇怪他的鼻口只有呼气而没有吸气，臣立即让他的属官把他扶到午门外……”皇上不等臣说完，便告谕翰林诸臣：“郑赐本是君子，只是才能不足罢了。为他撰写祭文，派官员去祭奠。”又命工部为他料理棺木。当天晚上，臣和黄淮奏事退下，（“其晚臣与黄淮奏事退”中的“其晚臣”三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皇上召臣回来，告谕说：“早先若不是你说这些话，几乎就误以为郑赐是自尽的了。” 今后遇到事情，只管直说，不要隐瞒。”

译永乐六年冬，皇上巡行北京，下诏命臣杨士奇起草诏书。皇上反复看后，高兴地说：“简明恰当，不要再改了，选择日期书写颁发。”又说：“拿去给各位尚书看看。”各位尚书都称好，只有兵部尚书刘隽私下对杨士奇说：“请把‘自’字改成‘有’字，怎么样？”杨士奇说：“好。”随即把这意见告诉众人，众人说：“意思相差不远，没有必要改，而且皇上已经认为很好了。”杨士奇却单独把这件事报告皇上，请求改字。黄淮在皇上面前坚持说没有必要改。臣说：“从国家大体来说，应当采用刘隽的意见。”皇上看着杨士奇说：“听你的，听你的。”第二天，皇上告谕胡广说：“杨士奇能够接受正确意见，很难得。” 永乐九年三月，一天，翰林诸臣在右顺门奏事，退下后，皇上特意召臣杨士奇回来。皇上问：“你辅佐监国已经很久了，东宫所做的事情究竟怎么样？”臣回答：“孝顺恭敬。”皇上说：“试着说说具体事例。”臣回答：“他对我朝宗庙非常虔诚，凡是笾豆等祭器，都亲自查看。一天正逢时享祭祀，他偶然头痛发作，医生说应当发汗，殿下说：‘一出汗就不敢亲自参加祭祀了。’身边有人说可以派人代替，殿下说：‘皇上把这件事交给我，我又怎么能派别人去呢？’到了祭祀时间，他便亲自参加。祭祀完回来，还没到宫中，全身就出了汗，不用服药病便好了。每当尚膳监把供皇帝使用的物品送到行在，都一件件检查过，然后封缄作记号派人送去，从不轻易信任下人。自从皇上的车驾北征以后，他一直忧虑不安，无暇安居，直到中午过后才吃饭。等到传达皇上敕令的使者到来，才释然宽慰。”皇上说：“这些也是做儿子的本分。”臣回答：“古代圣贤也都尽力做到自己应尽的本分。”（此二十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皇上说：“听说辅臣中只有你能坚持正道，没有受到他的厌恶吗？” 臣回答：“臣性情愚直刚戆，殿下总是能够容纳我的意见。不过殿下天资很高，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他有时犯过错，从来没有不知道的；知道后，从来没有不后悔并立即改正的。而且殿下最用心的地方，是把爱护人民作为根本。将来宗庙社稷的重托，他确实不会辜负陛下的托付。”皇上非常高兴，命尚膳监赐给臣酒食。永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鸿胪寺奏请演习正旦朝贺礼仪。皇上召礼部、翰林院官员询问：“正旦那天发生日食，百官朝贺的礼仪还能举行吗？”尚书吕震回答：“日食和朝贺的先后时间并不冲突。”侍郎仪智说：“即使在同一天，免除朝贺才是妥当。”（“总然同日免贺为当”中的“总”原作“乃”，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皇上转头问翰林诸臣：“古代发生日食时，举行朝贺礼吗？”黄淮、杨荣、金幼孜都没有回答。臣杨士奇回答：“日食是上天变异中最重大的灾异，前代正月初一发生日食时，多数不接受朝贺。宋仁宗时，元旦发生日食，富弼请求停止宴会、撤去音乐，宰相吕夷简不听。富弼说：‘万一契丹这样做，岂不是成为中国的羞耻？’后来有从契丹回来的人说，契丹在那天停止宴会，仁宗深感后悔。如今免除朝贺确实妥当。”皇上说：“君子以道德爱护别人，而不是姑息迁就。免除朝贺和宴会，但仍赏赐百官节日钞币。”皇上敬畏上天、表达诚意，总是寻求合乎道理的处理，从不苟且顺从别人的意见，大多类似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正日〕 永乐十一年十二月，一天，臣独自在武英门呈进敕令稿完毕，皇上从容问道：“你现在兼任东宫的什么官职？”臣回答：“左谕德。”皇上说：“我曾经观察过，只有胡广和你所做的事情没有辱没东宫官员的身份。胡广现在兼任什么职务？”臣回答：“左春坊大学士。”皇上说：“好。”又说：“我听说留守官员中，你和黄淮遇到事情肯直言，但听说东宫对你们的意见有的听从、有的不听。”臣回答：“殿下以诚心对待下属，遇到我们进言，总是亲自斟酌；如果意见合乎道理，没有不听取采纳的；如果不恰当，也不会勉强听从。”皇上说：“这样很好。”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橚、楚王桢按照惯例相继来朝。第二天，前往拜谒孝陵。周王先到，恰好遇到节日，皇上命东宫、皇太孙和小皇孙陪同拜谒。已经出了东华门，皇上突然召翰林臣，当时杨荣、金幼孜和杨士奇都到了。皇上问：“二王、东宫、皇太孙和小皇孙拜谒陵墓时，表示敬意的站位应当怎样？我的意思虽然大致定了，你们三人试着说说。”杨荣、金幼孜没有回答。皇上转问臣，臣回答：“周王、楚王宗属尊贵，应当列在稍前的位置，分列两旁；东宫殿下稍后，居中；皇太孙殿下也居中，列在东宫殿下之后；各位皇孙与皇太孙同班，分列两旁。”皇上说：“你说的有依据吗？”臣回答：“大体依据宋儒朱熹的《家礼》。”皇上说：“我从未熟读《家礼》，只是根据自己的看法写下了站位次序。”于是拿出一张纸，上面亲笔写的站位次序正好与臣所说相合，但下面还有六个字没有写完，皇上把笔交给臣，命臣补足。随即派鸿胪丞周升带着诏翰急赴陵墓，让他依此安排礼仪。不久，周升回来复命，把皇上的亲笔文字呈上，皇上将它交给臣。皇上天资极高，自己的见解暗中与古人相合，往往都是这样。

译一天，东宫殿下传达皇上的命令，召来吏部、翰林院官员，命他们推举年长老成、正直端方的儒者，侍奉皇太孙讲学读书。第二天，东宫殿下特意召尚书蹇义和臣杨士奇，问已经找到人了吗？蹇义回答：“我们两人共同推举礼部侍郎仪智，但众人很少了解他，讨论还没有决定。”殿下说：“过去我推举李继鼎，实在是大错，后来后悔也来不及了。仪智很端正，只是觉得他年纪太大了。”臣回答：“虽然有些年老，但他出身于学官，道理明白，坚持正道，精神不衰。目前朝廷大臣中，年长老成、正直端方的，还没有能和他相比的。”这天午朝，皇上问东宫：“皇太孙身边侍讲读的人已经找到吗？”东宫回答：“已经推举礼部侍郎仪智，但讨论还没有决定。”皇上高兴地说：“这就找到合适的人了。虽然年老，却懂得朝廷大体，能够直言而不阿附。先前元旦发生日食，吕震等人都想举行朝贺，只有这个老人和杨士奇说应当免除朝贺，朕采纳了。仪智可以任用。”于是召礼部、翰林诸臣告谕说：“仪智很好，朕了解他，命他侍奉皇太孙讲学读书。”皇上对于臣下哪怕只有一句好的话，也都记得而不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正日〕 九月，擢升教授，选拔从善林长懋、教谕徐永达，一并任为翰林编修，侍从皇太孙讲学读书。按语：祖宗最重视学官这条仕途，凡是辅导东宫，必定从学官中选人；编纂修订书籍、主持会试、校订文章，也必定参用学官；凡是经过考核举荐以及任满九年考核优等的，必定授予翰林、春坊、六科等清要显贵的职位，监察、部曹以下的职位就不必说了。看永乐年间所选拔来辅导宣宗的官员，从仪智以下的张瑛、戴纶等人，无不是从学官起家的，未曾专门只用进士。所以杨文贞推荐仪智时说，他‘出身学官，道理明白，坚持正道，朝廷大臣中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由此可见，当时十分重视从学官起家。因此当时做学官的人，都振奋兴起，自我尊重、自我修养，出仕后为世所用，人才济济，多得到众人的称誉；用来激励世人、磨砺庸才的制度，就在这里。近来却日益轻视学官，把从学官起家看作不屑一顾。最近被举荐、考核评定为优等的人，即使授予部曹之职尚且吝惜，何况其他职位？这几乎是登天无望。这样下去，还能指望有什么激励世人的功效呢？唉，世道的变化真是令人叹息不尽！” 永乐十四年，皇上在北京，听说高煦有叛逆的意图，便通过驿站召隆平侯张信来询问。皇上仍未完全相信，车驾于是返回南京，向皇太子询问。（“车驾遂还南京以问皇太子”中的“皇太子”原作“皇太孙”，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皇太子回答：“传言不能马上相信，而且父皇在上，他应当还不敢有这样的心思。”一天，翰林诸臣奏事退下后，皇上召杨士奇回来，问道：“你和蹇义在这里，汉王府的事情都应当清楚知道。昨天我询问蹇义，他坚决推说不知道，不肯说。你应当替朕说明。”又说：“如果朕还不知道，你们或许会顾虑被说成离间。朕既然已经知道了，你还顾虑什么？”臣回答：“臣和蹇义一同侍奉东宫殿下，外人本来就不敢把这些事告诉我们。即使偶尔有人谈到，也不过百人中的一两个，（“虽间有言者亦百之一二”中的“亦”原作“一”，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而且多半出于臆测，并非亲眼见到实际迹象，所以臣本来不敢贸然回答陛下。不过汉王最初受册封，封国在云南，他不肯前往；后来改封青州，他又坚决不去；如今知道朝廷将迁都北京，他只想留在南京。” 此天下之人疑其心，亦岂待事有实迹哉！惟陛下早善处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贻永世之利。」上默然起，还宫。后数日，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舡教习水战，及僭乘舆服物、挟私击死无罪官民、纵护卫官军京城内外劫掠悉有实迹，大怒，褫其冠带，絷之西华门内。（「絷之西华门内」，「内」原作「外」，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东宫殿下叩头恳为救解，乃免。上命翰林条示其罪，且曰：「若此所为，将来必不静。朕今削两护卫，处之山东乐安州。」盖去北京甚迩，即其作祸，可朝发而夕擒也。●三朝圣谕录中 永乐二 洪熙 ○永乐二

译永乐二年七月，翰林侍读学士王达讲干之九四，举储二为说。讲毕，殿下召问臣士奇：「经旨于此必无储二之说，达不含讥否？」臣士奇对曰：「讲臣非正道不陈，岂敢含讥。此出宋儒胡瑗之说。」殿下云：「对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举此说乎？」对曰：「殿下此问最好。」因举程子云： （「因举程子云」，「因举」原作「回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圣贤有圣贤用，众人有众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又举王昭素对宋太祖之言以对。殿下悦。又对曰：「今翰林、春坊诸臣分撰诸经讲义，有上旨命内阁之臣阅过， （「有上旨命内阁之臣阅过」，「有」字原无，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有未当处，悉与改正，然后呈御览，允当然后以讲。」 内阁解缙专阅书，胡广阅诗，金幼孔阅春秋，臣士奇阅易。昨日进呈此条，上问：『储二说有据否？』臣士奇对以胡瑗之说，上甚喜。盖讲臣非有据不敢妄出意见。」殿下喜。自是，讲义有疑处，必召解、胡等四人相与辨析，畅而后已。遂作数巨册，命春坊司经局臣分录讲章，以备常阅。殿下监国视朝之暇，专意文事，因览文章正宗。一日，谕臣士奇曰：「真德秀学识甚正，选辑此书，有益学者。」臣对曰：「德秀是道学之儒，所以志识端正。其所著大学衍义一书，大有益学者及朝廷，为君不可不知，为臣不可不知。（「为臣不可不知」，原无，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君臣不观大学衍义，则其为治皆苟而已。」殿下即召翰林典籍取阅。既，大喜曰：「此为治之条例，鉴戒不可无。」因留一部朝夕自阅，又取一部，命翻刻以赐诸子。且谕臣士奇曰：「果然为臣亦所当知。」遂赐臣一部。盖殿下汲汲于善道如此。上在东宫，稍暇即留意文事，间与臣士奇言欧阳文忠文雍容醇厚，气象近三代，有生不同时之叹。且爱其谏疏明白，切直，数举以励羣臣。遂命臣及赞善陈济校雠欧文，正其误，补其阙，厘为一百五十三卷，遂刻以传。廷臣之知文者，各赐一部，时不过三四人而止。恒谕臣曰：「为文而不本正道，斯无用之文。为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欧阳其无忝矣，庐陵有君子。士奇勉之。」臣叩首受教。永乐七年，赞善王汝玉每日于文华后殿说赋诗之法。（「每日于文华后殿说赋诗之法」，「于」原作「与」，「殿」后衍一「道」字，据清胜朝遗事二编本改。）一日，殿下顾臣士奇曰：「古人主为诗者，其高下优劣何如？」对曰：「诗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熏之诗是唐虞之君之志，最为尚矣。后来如汉高大风歌、唐太宗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作，则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汉武帝秋风辞气志已衰，如隋炀帝、陈后主所为，则万世之鉴戒也。如殿下于明道玩经之余，欲娱意于文事， （「欲娱意于文事」，「文事」原作「文章」，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清胜朝遗事二编本、清胜朝遗事二编本改。）则两汉诏令亦可观，非独文词高简近古，其间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殿下曰：「太祖高皇帝有诗集甚多， （「太祖高皇帝有诗集甚多」，「诗集」原作「诗籍」，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 何谓诗不足为？」（「何谓诗不足为」，「何谓」原作「何为」，据东里文集本、清胜朝遗事二编本改。）对曰：「帝王之学所重者，不在作诗。太祖皇帝圣学之大者，在尚书注诸书，作诗特其余事。于今殿下之学，当致力于重且大者，其余事可姑缓。」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诗否？」对曰：「儒者鲜不作诗。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记诵词章，前辈君子谓之俗儒。为人主尤当致辨于此。」 太宗皇帝在北京， （「太宗皇帝在北京」，「太宗」原作「太祖」，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清胜朝遗事二编本改。）有白鹊之瑞，行在礼部行南京庆贺。监国下及五府、六部例各进表。时臣士奇以病在告，监国表命庶子、赞善撰。呈稿，殿下不怿，命尚书蹇义持以示臣士奇，曰：「甚寂寥，且不着题，以贺白龟、白鹿皆可。」命臣士奇改益。臣士奇改一对云：「望金门而送喜，驯彤陆以有仪。」后增一对云：「与凤同类跄跄于帝舜之庭，如玉其辉翯翯在文王之囿。」义以进，殿下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鹊。」适内厨进膳，遂命内使陈昂撤以赐臣，且传旨谕臣曰：「其勉进药食，早出。非但倚卿文学，久不闻直谅之言，虑有过不知，急得相见也。」

译永乐十五年，上在东宫卜筮，专用揲蓍，而断以周易，凡后世俗占法皆不用。尝命臣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氏本义要旨为一编。既进，上悦，名曰周易直指。（「既进上悦」，「上悦」原作「上曰」，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臣进曰：「周易固为卜筮作，然文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辞，凡修齐治平为君为臣之道悉具，请编辑以进，用备览阅。」从之。踰年，辑成以进，上览之，大喜。名曰周易大义。赐臣士奇绣衣银带。先是，徐好古作尚书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已进。上谕臣曰：「凡此皆书数本，于斋阁、书殿、寝室各置一本，得备观览。」盖上素好学如此。按：文皇孜孜好学，日亲大臣，讲论不辍，且惓勉励东宫学问，诚万世圣子神孙所当法也。夫典故、史书岂独劝惩将来，实以观示后嗣也，故曰：「书而不法，后嗣何观？」窃谓先朝典故，嗣主宜时省览，则自动法祖之思，启绳武之志，天下国家可不劳而理矣。奈何动云法祖，而不一念及哉！永乐中，臣同尚书蹇义侍仁宗皇帝监国。义重厚老成，更历多而疑虑深，临事寡断。每同承顾问，一事之间，义常持两端，犹豫久未决。臣进曰：「有事须行，无终不决之理。」上曰：「然。受事皆应复命，岂得不决。」义曰：「事当熟虑，虑不熟有后患，故必应详审。」上曰：「义言亦是。」臣对曰：「凡事岂得不思，但思多则惑。既思而有疑，则择一端近于理而可对上言者行之。」上笑曰：「此须兼知仁勇。自今议事只如士奇言，择当理者从之，不须思多致惑。」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学士杨荣自行在还，报大行宴驾。东宫殿下即遣皇太孙出居庸，赴开平迎梓官。时京师诸卫军皆随征，聚行在，惟赵府三护卫军留京师，一时浮议籍籍，虑护卫为变，遂秘未发丧。皇太孙濒行，启东宫殿下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识无以防伪。」东宫殿下顾臣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制则不及。」臣对曰：「殿下未践祚，今居丧无所事，有事，自应行常用之宝。东宫小图书亦闲，太孙出外无行事， （「太孙出外无行事」，「出外无行事」五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惟有上禀朝廷之事，可假行之。此出一时之权，归即纳上。」东宫殿下即取付太孙曰：「有启事，以此封识来。此亦久当归汝，汝就留之。」既行，殿下顾臣曰：「汝此说是，虽出从权，亦事机之会。昔大行临御，储位久未定，浮议喧腾。吾今就以付之，浮议何由兴！」又曰：「自今朝廷事仗蹇与汝，但蹇亦有迟疑，汝须尽心。汝二人吾当重用不轻也。」对曰：「殿下嗣位，朝廷大小事皆当尽公以厌服天下之心，须溥恩及下。然必先扈从征行之臣，若汉文即位，首进宋昌，史书之以为贬，此当深戒。臣两人日在侍近，殿下必不遗，惟不应先及此。殿下初政，收人心之机也。」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臣士奇新改华盖殿大学士，谢恩毕，闻析薪司奏准循岁例赋北京、山东枣八十万备宫禁香炭之用，士奇入，将奏之。时蹇义、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见士奇，笑谓蹇、夏曰：「新华盖学士来奏事，必有理，试共听之。」臣言：「诏下裁两日，今闻惜薪司传旨赋枣八十万，得无过多？虽是岁例，然诏书所减除者皆岁例。」上喜曰：「吾固知学士言有理。吾数日来宫中事丛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审。」即命减除四十万。又顾蹇、夏及士奇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轻，但有事须尽言，庶几以辅吾不逮。」 永乐甲辰九月癸未，礼部尚书吕震言于上曰：「今丧服已踰二十七日， （「今丧服已踰二十七日」，「日」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请如太祖仿汉制，释缞易吉服。」震奏已，遂退，徧语羣臣明旦易服。士奇谓震曰：「今丧服未可比此例，盖洪武有遗诏，且仁孝皇后崩， （「且仁孝皇后崩」，「仁孝」原作「仁宗」，据东里文集本、清胜朝遗事二编本改。）太宗皇帝在，上缞服后仍服数月白衣冠绖带。今上于皇考乃遽即吉乎？」时黄淮同余意，然不敢明言忤震。震厉声忿余曰：「朝廷每事被尔拗众。」尚书蹇义从旁解之，曰：「渠言当理。国家事公岂应偏执己见？（「国家事公岂应偏执己见」，「事公」二字原误倒，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请兼取二说，明旦，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带。」

译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报可。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绖出视朝，文臣惟学士、武臣惟英国公如上所服， （「武臣惟英国公如上所服」，「惟」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清胜朝遗事二编本补。）余文武羣臣之服皆从义等所定。朝退，上召蹇义、夏原吉及臣士奇等谕曰：「吕震昨奏易服，云皆与汝等议定然后奏。时吾已疑其非，但听臣下易之。梓官在殡，吾岂忍易。后闻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执是。」因叹曰：「张辅知礼，六卿乃有不及。」又顾义曰：「汝所折衷亦未当，然不必再以语人，羣臣听其便。」 上御思善门选用东宫官，命户部尚书郭资为太子太师，仍兼尚书。蹇义、夏原吉力言资偏执妨事，且多病，请令致仕。上意未可，召臣士奇语以二人之意，且曰：「先帝初举义，一切军需粮饷皆出资调度， （「皆出资调度」，「资」原作「孜」，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吾时居守，竭诚佐辅，甚得资力。今出危履安，吾嗣大位， （「吾嗣大位」，「吾」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乃遂弃之，吾诚不忍。」臣对曰：「故旧无大故不弃，此皇上圣仁。」上问臣：「资为人果如何？」对曰：「资强毅，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执，甚至沮格恩泽不流于下。」上问其故，对曰：「诏敕数下蠲免灾伤租税，资不听开除，必责有司依岁额征纳，此其过之大者。然耿介能守廉，非众所及。」上曰：「吾在此，又有原吉与之同事，当不复偏执矣。」 乃不从二人言。无几，蹇、夏又数数言资偏执妨事，不去资，仁政必为所格。上强从之，命资以太子太师、户部尚书致仕，玺书褒谕，赐银钞、彩币甚厚。资归踰月，上念之不置，间谕臣曰：「无使大臣怨乎不已，资其谓我何？吾欲遣人视之，且少加赐赉。」对曰：「赐赉有时而尽，洪武中有尚书致仕给全俸者，今北方仓廪少储，得减半给之，可常足用。」上喜，即命户部给资半俸。上之笃于故旧概类此。十一月十二日，恢复大理卿虞谦的官职。此前，虞谦上奏办事时，有侍臣说，这件事应当在皇帝御榻前秘密请旨，不应在朝班中当众陈奏，否则就是卖弄皇帝的恩典；又有人说，虞谦的属官杨时习曾先行秘密陈奏，而虞谦没有听从。因此降虞谦为大理少卿，升杨时习为大理卿。后来，臣士奇独自进奏完毕，还没有退下，皇上问我：“你还有想说的吗？”我回答：“有。”“是虞谦的事吗？”我回答：“是。”皇上说：“我也很后悔，你试着说说。”我回答：“外面都说杨时习实际上没有先行陈奏过。时习是臣的江西同乡，他也亲口对臣说本来没有这句话，如今冒居卿位，惭愧恐惧，心中不安。”臣又说：“虞谦历事三朝，一直担任通显之职，很有大臣的体统，而且这次所犯不过是小过错。”皇上说：“我后悔，也是想到这些。”于是问：“杨时习这个人怎么样？”我回答：“他虽然起于吏员，但明通熟习法律，公正廉洁。”皇上高兴地说：“我自有办法处置这件事。”（“吾有以处之”中的“以”，原本作“一”，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 适逢吏部说交址缺少按察使，皇上告诉尚书蹇义：“降虞谦的官，是我的过错，恢复他的大理卿职位。改任杨时习为交址宪使。”皇上这样迅速改正过错，大多就是如此。十二月，翰林院进呈三孤的诰命草稿。皇上看完后，拿笔亲自增加了两句话：“不要认为地位崇高就难以进言，不要因为有所听从或违背而有所懈怠。”皇上回头对臣士奇等人说：“这是我的真心话，你们要努力。”又告诉臣士奇：“近来我觉得群臣的心意很好，事情有时处理得不恰当，他们就立即上封章进言。”臣士奇回答：“这是因为陛下以圣德容纳直言。过去富弼说过：‘希望不要因意见相同或不同而产生喜怒，不要因喜怒而决定任用或罢黜。’”皇上说：“我的志向正是这样。我每次听到群臣进言，退朝后没有一次不反复思考的。有时我的话有过错，退朝后也没有一次不后悔。”士奇回答：“成汤改正过错毫不吝惜，所以成为圣人。希望陛下常以古人为法。”（“退未尝不反复思之”中的“反”，原本作“及”，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 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兵部尚书李庆对皇上说：“今年北方百姓养的马很多，都送到了京城，已经分给军队操练使用。还剩下几千匹，若分给民间饲养，百姓已经很困顿，不能再加重他们的负担。现在远近各处的郡县朝觐官都聚集在这里，请每人发给一匹马让其饲养，这样可以分掉一千多匹。正官给公马，佐贰官以下给母马，由太仆寺、苑马寺每年考核繁殖所得，亏损的处罚与百姓相同。”皇上命令李庆与蹇义、夏原吉商议可不可行后上报，两人奏报说可以按李庆的建议办理。命令已经下达，臣士奇听说后，对李庆说：“这件事一定不能实行。”李庆非常恼怒，不肯接受。臣士奇于是到御座前，竭力陈说不可行：“朝廷以礼征召贤才，上等人才授以方面郡守，次等人才授为百执事，如今却都让他们养马来减轻百姓负担，这是看重百姓而轻视官员了。”当时蹇义、夏原吉都在旁边，皇上说：“士奇说得对。李庆固然没有见识，你们两人也说这件事方便可行，为什么？”两人回答：“起初李庆对我们说，这是出于陛下的意思，陛下一定要实行，并不是说出自李庆本人。”（“士奇论当”中的“论”，原本作“谕”，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

译皇上说：“几乎误了我！”回头对臣士奇说：“过一会儿我就批示停止这项命令。”第二天早晨，臣又上奏：“陛下既然答应臣停止分发马匹的命令，难道竟会中途停止吗？如果一定要实行这道命令，天下怀抱才德的人从此谁还肯出来做官？因为损失一匹马，就一定要责令赔偿，弄得家破产尽，还会连累子孙。而且分发的马还不到三千匹，朝廷却要在天下和后世留下这样的名声，实在不是好事。”皇上说：“我只是偶然因事耽搁了，今天一定批出。”又过了一天早晨，臣再次上奏：“内批两天还没有发出，兵部已经催逼责令朝觐官领取了许多马。而且现在领到的多是小马驹，刚刚受过笼络，南方人柔弱怯懦，不能控制它们，只能眼看着它们奔逃，已经有人在道路上号哭了。臣担心将来有远见的人不但不愿做官，也没有心思求学，这道命令造成的损失不小。”皇上说：“我立即批出，绝不会耽误。”中午时分，皇上在思善门召见士奇，对他说：“内批难道是真的忘了吗？我起初听了你的话，立即派人去察看李庆、吕震等人的意思，他们异口同声地恼怒你。我想到你孤立无援，担心你受到众人伤害，所以本来不愿因为你的话而停止这道命令。现在已经有了名义。”说着拿出一份奏章给他看，原来是陕西按察使陈智上奏，说饲养马匹使风宪官受到牵制。皇上说：“你就根据这份奏章起草敕令，停止分发马匹。”臣士奇叩头回答：“古人说过：‘陛下了解臣，臣就不孤独了。’只是马匹已经有人领走，请问应当怎样处理？”皇上说：“已经领走的，按照洪武年间官员乘马的先例发给他们，不责令繁殖马匹，亏欠了也不责令赔偿。尚未领走的全部停止分发；没有分出的马，发给边军操练使用。”皇上又回头对臣说：“今后命令有不便之处，只管秘密告诉我。（‘惟密与朕言’中的‘与’，原本作‘典’，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这些人多半不识大体，但都是先朝旧臣，不能立即罢退他们。” 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庚午，百官在海印寺演习新正仪礼，使用了音乐。第二天，臣士奇等进言：“近日礼部已经和臣等议定，新正朝仪不用音乐，但昨天演习仪礼时仍然使用音乐，没有改过来。如今四方朝觐官都聚集在这里观看礼仪，请下敕礼部设置乐器但不要演奏。”皇上没有答复。原来尚书吕震又说臣等的议议不恰当。杨荣、金幼孜都想作罢。杨荣立即快步出去，臣士奇和杨溥认为不可，两人于是再次进言。到了夜漏十刻，仍未得到圣旨。午门官进去奏报臣等还没有退下，于是皇上下旨命礼部设置乐器而不演奏。正月初二日，皇上特意召臣士奇四人到奉天门，对他们说：“吕震每件事都误导我，你们坚持停止音乐是对的。做君主的，以能接受直言为贤明，不接受直言，过错就会更加深重；做臣子的，以能够直言为贤明，不能直言，忠诚就没有尽到。假如昨天朝会听从吕震的话，今天后悔还来得及吗？”（“卿等所执停乐是”中的“卿”，原本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 幸亏你们尽心尽力，才免得有这个后悔。从今以后，看到我行事有不恰当的地方，只管尽情进言，不要因为我不听从而有所顾虑。”每人赏赐钞一千缗、文币一表里。洪熙

译洪熙元年正月，吏部传达圣旨，命臣士奇兼任兵部尚书，三份俸禄都领取。（“三俸俱支”中的“三俸”，原本作“二俸”，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第二天士奇见皇上，叩头辞谢尚书职位，说：“少傅、殿学士两个职位，臣已经承受过分了，尚书一职更不敢当。”皇上严肃地说：“黄淮、杨荣、金幼孜都担任三个职位，只有你担任两个职位，外面的人将会怎样议论我？你一定不要推辞。”士奇叩头说：“请允许臣辞去尚书的俸禄。”皇上说：“你为我勤劳二十年，始终专心不懈，所以用这份俸禄酬谢你，为什么一定要推辞？”士奇回答：“请一定允许臣辞去俸禄。尚书每月俸禄六十石，国家可以用来养活六十名士卒，臣领取两份俸禄尚且害怕过分，哪里敢希望再增加！”皇上说：“不领取俸米，可以领取折支的俸钞。”士奇回答：“钞也是俸禄，只是和米名称不同罢了。”当时尚书蹇义在旁边，对皇上说：“听任他辞去学士的一份俸禄也可以。”（“敢望复加”中的“敢”，原本作“散”，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 臣士奇说：“辞俸禄应当辞去较多的那一份，何必只取一个虚名？”皇上说：“我成全你的志愿。”于是同意臣辞去俸禄。（“朕成汝志”中的“志”，原本作“忠”，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皇上又回头对蹇义说：“廉洁耿介的风范，士奇具备了。”于是也准许杨溥辞去户部尚书的一份俸禄。永乐年间，御史李祥、舒仲成曾奉敕查办木植税课的弊端，王汝玉也参与其中。王汝玉是皇上监国时所宠爱的人，监国令旨命李祥等削去王汝玉的名字，不要上奏。两人竭力说不可，认为万一皇上听说此事，他们获罪反而会更重。由于违逆了皇上的意思，后来已经犯事的人都苟且免罪。等到皇上继位，尚书蹇义因另一件事上奏舒仲成。皇上问：“他是不是曾任御史查办南京木植税课的人？”回答：“是。”皇上又问：“李祥在哪里？”回答：“因母亲去世服丧离职了。”当时舒仲成已经升任湖广宪副，皇上立即命都察院逮捕审治舒仲成。臣士奇听说后，进疏说：“过去获罪的小人大多已经得到陛下宽宥。如今又派人追究以前的事情，就是使诏书失去信用。汉景帝还是太子时，召见卫绾，卫绾称病不赴；汉景帝即位后仍起用卫绾，前代史书称赞此事。”皇上看完奏疏很高兴，立即下旨停止审治舒仲成，并下敕令奖谕臣士奇，还赏赐米、钞币。又当面告诉他说：“有你这样尽心尽力，我还忧虑什么呢？”（“是尝为御史查理南京木植税课者乎”中的“者”，原本没有，据清《胜朝遗事二编》本补。） 玺书附载：“敕令少傅杨士奇阅看：你所上奏，是引导我施行仁政，以德行辅助我，希望我成为唐尧虞舜那样的君主，爱惜贤能俊才，共同成就王化。这确实是金玉般的言论，你实在是忠良的股肱之臣。我朝夕所忧虑的，是担心你们因为我尊居帝位，害怕受到责罚，而不肯进言。如今看了你的奏疏，我非常欣喜，足以慰藉内心。只希望你始终如一，知道什么就无不直言，以符合我托付你的心意，共同成就王道的美业。我深深感激你，特赐你白米十石、彩币二表里、实钞二千贯，以明确表示我的眷顾和优待，并不是按照惯例赏赐。你应当领取它们，以安慰我的心。特此敕令。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特赉卿白米十石丝币二表里实钞二千贯”中的“白米”，原本作“曰米”；“二表里”的“二”原本作“上”，“里”字原本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改、补。） 洪熙元年二月初一早晨，臣士奇独自在武英门接受皇帝召见。皇上问近日外间的事情，臣回答：“我觉得告发攻讦的风气又开始萌发，而且动不动就给人加上诽谤之罪，祸及本人和家族。请下谕令法司禁止。”皇上说：“不只是这一件事，像自宫这种事，也是我非常厌恶的，更应当严令禁止。”臣回答：“这应当用玺书施行。”皇上说：“你再想想还有两三件事可以办理的。”这大概是因为圣心始终专注于仁政，没有一刻忘记。赵王已经前往封国后，郑村坝有很多护卫占用耕地。皇上命太监左角挑选两顷肥沃土地赐给臣士奇，因为此前已经赐给蹇义两顷了。到这时臣听到命令，恳切辞谢。皇上说：“你对我表里如一，始终没有阿谀两可、首鼠两端；你给我的帮助很多，这就是我心中一直不能忘记你的原因。你先前辞去俸禄，如今又辞去田地，为什么这样固执？”臣回答：“臣出身寒微，幸逢圣明之主，如今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身份界限，难道还不知道满足和收敛吗？幸亏陛下大恩，不让臣的福分过度盈满，也许还能苟延残喘，侍奉陛下两三年，得以归老于山林，这些全都是陛下的恩赐。”皇上说：“你不必担心终身之事，我会送你入土，你死后的事情也都不用忧虑。”臣回答：“圣上的仁德在上，臣还有什么忧虑呢？”于是皇上允许臣辞去田地。第二天，皇上告诉蹇义：“士奇真是既廉洁又能干。假如做官的人都这样，世上哪里还会有贪官！”（“郑村坝多护卫耕地”中的“郑村坝”，原本作“郑材坝”，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 四月初，有人进言说天下太平，皇上召蹇义、夏原吉、杨荣和臣士奇，把那份奏章给他们看。不久皇上说：“如今朝廷没有缺失的政务，百姓都安定了。”蹇义三人都认为“是”，只有士奇认为还不是。蹇义等回答：“臣等观察陛下即位以来，诏书敕旨无不属于仁政，百姓没有被横征暴敛和繁重徭役所困扰，可以说是太平之世。”臣士奇回答：“臣看陛下的恩泽已经遍及天下，但流离迁徙的人还没有全部回来，战争创伤还没有恢复，远近仍有粮食困难的人，还需要再休养两三年，才可能人人各得其所。”皇上笑着说：“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我和诸位卿相交往，都是出于真心，去年分别赐给你们‘绳愆纠谬’图书，切望你们匡正辅佐。只有士奇曾封上五份奏章，我都听从了他的意见。最后一份奏章谈周王求药的事，我没有听从，后来也后悔了。蹇义三人却一句话也没有说，难道朝政果真没有一点缺失，百姓果真都安定吗？”三人都叩头，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岂朝政果皆无阙”中的“皆”，原本作“能”，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

译退下后，皇上又召蹇义回来，对他说：“你和士奇，是我监国时期的旧辅臣；原吉贤良，都是我所倚重任用的人。我给你们图书，完全出于我的本心。士奇恳切地说，对待臣下应当一视同仁，也希望把图书赐给杨荣、金幼孜。赐给他们以后，我常常听说杨荣有怨恨诽谤的话。”蹇义回答：“杨荣对我有所不满，是因为他的官品在我们几人之下；其他诽谤的话，臣确实没有听说。左右近臣的谗言，希望陛下谨慎考察。即使他确实有这些话，也希望陛下容忍他，时间久了自然会平定。”皇上说：“我也不相信这些话，只是偶然提起，用来说明我所任用的就是你们三人罢了。事情有不恰当的地方，都必须直言，不要有所疑虑和避讳。”皇上求取直言，真是恳切到如此地步。（“以明吾所任者尔三人耳”中的“三人”，原本作“二人”，据东里《文集》本、清《胜朝遗事二编》本改。） 皇上亲自临朝执政以来，大理少卿弋谦多次进言，皇上很厌烦他的琐碎烦杂。尚书吕震、吴中、都御史刘观、侍郎吴廷用等人交相上奏，说弋谦沽名卖直。于是皇上召臣士奇等到御榻前，把弋谦越分进言的事情告诉他们。臣士奇回答：“弋谦不懂大体，确实有这一点；但他是感激陛下破格提拔的恩德，想要图谋报效。古人说：‘君主圣明，臣子就会直言。’希望陛下容忍他，否则进言的人就会害怕。”皇上虽然没有治弋谦的罪，但临朝时，常常在言辞语气中流露出不满。又过了几天，皇上在奉天门临朝，臣士奇独自进奏，趁机说道：“陛下颁布诏书征求意见，进言不恰当的人也不治罪。弋谦不明事理，激怒圣上，近几天朝臣都很恐惧，反而彼此以进言为戒。如今远近朝觐之臣都聚集在宫阙之下，亲眼看见并口头传说，将使弋谦的名声更加显著，而朝廷却蒙受不能容纳直言的诽谤。”皇上警觉地说：“这件事本来就是我不能容忍，吕震等人又迎合我，使我的过错更加严重。从今以后我不再谈弋谦。”于是免除弋谦入朝参拜的礼仪，命他专门坐在所属司署处理事务。从此过了一个多月，入朝进言的官员少了。皇上特意召臣士奇，对他说：“你料事没有错。自从免除弋谦入朝参拜后，进言的人不来了，难道果真没有事情可以说吗？”臣回答：“臣下谁不想进言尽忠？只是要靠君上宽容，才能使他们前来。”皇上说：“我并不是恼怒弋谦进言，只是他的言论也有矫激、超过事实的地方。你可以把我的真心告诉众人。”臣回答：“这不是臣说几句话就能使他们相信的，必须得到皇帝亲自颁发玺书晓谕，才能显示圣德的真实。”于是皇上命臣在御榻前书写敕令，承认自己的过错，命弋谦照旧入朝参拜，并命百官进言办事不要以弋谦为戒。皇上又告诉臣士奇：“我有过错并不难改，虽然一时不能容忍，但最终知道后悔。你了解我的心意，不要吝惜进言。”不久，有人进言说中官谢安在四川伐木，虐待百姓。于是皇上召弋谦来，对他说：“你本来是清廉鲠直的臣子，我现在要起用你的清廉鲠直。”于是升弋谦为副都御史，赏钞一千缗，命他乘驿马赶往四川，停止伐木劳役，并纠察谢安等人。洪熙元年四月，皇上下旨：“邹济、徐善述、王汝玉都赠予官职、赐予谥号，应当在墓旁建立祠堂，春夏秋冬四时赐祭。”臣士奇对皇上说：“礼制贵在适中。朝廷只有宗庙按四时祭享，社稷和孔子都在春秋两季祭祀。邹济等人虽然有旧日功劳，也不能超过社稷、孔子而同宗庙一样享受四时祭祀。”皇上说：“这是我的过错，过错啊！实在是想到他们过去的功劳，不能忘记，所以轻率地下令而没有察觉过分之处。现在幸亏你纠正了这个错误。”臣回答：“先儒说过：‘周公的功劳固然很大，但都是臣子本分所应当做的。’何况邹济等人呢？”皇上说：“是。”立即召礼部改为春秋两季祭祀。皇上从来没有固执己见，内心一旦转向义理、改行善政，便快得像转动车轮一样。皇上从年少时侍奉太祖皇帝起，就通晓星象。臣士奇在皇上监国时侍奉左右，皇上间或教导臣说：“宋、元的儒者多有通晓和熟习星象的，不可以忽视。”洪熙元年四月中旬，尚书蹇义、夏原吉、杨荣和臣士奇在奉天门奏事完毕，皇上问：“昨夜的星象变化，你们看见了吗？”众人都回答：“没有看见。”皇上说：“蹇义三人即使看见也不能理解，士奇应当知道。”臣回答：“臣愚昧，也不能知道。”皇上说：“这是上天的命运啊。”叹息着起身。第二天早朝结束后，皇上召蹇义、臣士奇到奉天门，对他们说：“我监国二十年，被奸邪小人构陷，内心的艰难危惧，我们三人共同经历。幸赖皇考仁慈英明，才得以保全。”说完泪流满面。蹇义、士奇也流下眼泪。臣士奇回答：“如今已经脱离险境而平安无事，都是先帝的恩赐，也是陛下真诚所致，陛下不必再多加忧虑。”皇上说：“即使我死后，又有谁知道我们三人同心同德、真诚一致呢？”于是拿出两道敕书、两枚印章赐给两人。臣士奇得到‘杨贞一’印，敕书内容如下。”（“对曰臣愚”中的“臣”，原本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补。） 两人都拜谢接受后退下。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皇帝就驾崩了。唉，悲痛啊！玺书附载：“敕令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过去，国家刚开始营建两京，政务正繁重，我接受监国的命令，你以翰林院亲近臣子的身份兼任春坊官职，留在我身边侍奉，协助处理各种事务，陈述答复章奏。在筹划决策之时，恰好处于两难境地，我常常因此忧虑，还依赖你和一两位臣僚同心合德，奉行国事而忘却自身，多次经历艰难险阻，却始终没有改变志向。自从我继位以来，你们把嘉谋嘉猷奏告于内，希望帮助我治理国家，使百姓得到恩惠，使国家没有二心，这些都记在我的心中。现在按照我的意愿特制‘杨贞一’印一枚赐给你，用来收藏在家中，传给后世，使你的子孙由此知道你能获得显荣十分不易，只有经历艰难才能思考如何守成。我的子孙也由此知道你辅佐我的功劳，从而保全你的子孙，使他们与国家共同享受安乐，永远不厌弃你。《诗经》说：‘没有一句话不酬答，没有一种德行不报偿。’又说：‘没有谁不能有好的开端，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希望我们彼此修养勉励，共同成就君明臣良的美誉。特此敕令。勤民之玺。洪熙元年四月十五日。”（“兹以己意创制杨贞一印一枚赐卿”中的“枚”，原本作“敕”，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改；“洪熙元年四月十五日”九字原在下文按语后，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移改。）

译皇上怜悯体恤百姓贫困，召见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命他们起草诏书，免除一半税粮并停止官府买办。左右近臣说：“地方方圆千余里，其中未必全都没有收成，也应当分别处理，这样才不至于滥施恩典。”皇上说：“体恤百姓，难道宁可过分宽厚吗？做天下的君主，难道还要和百姓一点一点地计较吗？” 按语：仁宗登上帝位不久，但所施行的无不是仁爱百姓的政令。而且他听从善言、迅速改过，改正错误毫不吝惜，规划宏大深远，件件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向前代寻找相 comparable 的君主，商高宗、周成王和周康王可以与他相提并论，汉文帝、宋仁宗也未必更胜一筹。可惜他享有国祚太短，百姓没有福分，真令人痛惜！洪熙元年五月，礼部带领郡县每年贡入的贡生入朝奏事，请求按照旧例由翰林院出题考试。皇上召士奇到奉天门，对他说：“监生不能任用，都是翰林院考试不严造成的。这种弊端已经有几十年，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如今不能再沿袭旧弊，必须严格考试。即使参加考试的人全都在下等，只得到一个合格者也可以；即使全都没有可取之处，也不妨，但一定要得到真正有才干的人。”皇上又说：“科举考试的弊端也必须革除。”臣士奇回答：“科举必须兼取南北士人。”皇上说：“北方人的学问远远比不上南方人。”臣回答：“自古以来国家都兼用南北士人，才干优长、器识宏大的人多出于北方；南方人虽有文才，却多浮华。”皇上说：“那么应当怎样考试？”臣回答：“试卷按例封住姓名，请今后在试卷外面写上‘南’或‘北’两个字。比如一科取一百人，南方取六十人，北方取四十人，那么南北人才都能得到任用。”（“请今后于外书南北二字”中的“于”，原本没有，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清《胜朝遗事二编》本补；“惟得一人亦可”中的“得”，原本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清《胜朝遗事二编》本补。） 皇上说：“北方士人能够进用，北方的学者也会受到感发而奋发求学。往年只是因为北方士人没有得到进用，所以懒惰成风。你说得很对，去和蹇义、夏原吉以及礼部商议各地的名额数目后上报。”议定但尚未上报，皇帝便驾崩了。宣宗皇帝继位后，于是奏请准许实行。《三朝圣谕录》下卷。宣德 宣德

译宣德元年，高煦谋反。皇上决意亲自出征，命郑王、襄王监国。第二天早晨，皇上亲自率领各军出发，以阳武侯薛禄为前锋，日夜兼程前进，没过几天便抵达城下。高煦没有料到皇帝亲自出征，军队突然到达，城中震惊恐惧，部下纷纷溃散，于是给高煦戴上刑具押回京城。从八月出兵，到九月初六日返回京城，军队没有交战流血，不到十天便擒获罪魁，于是平定了大难。四海从此长久清平，这是杨荣、夏原吉两人的功劳。后来高煦被押到京城，皇上赐令他自尽。（从“上决意亲征”到“后高煦械至京，赐自尽”这一段，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清《胜朝遗事二编》本都没有；三本此处另有一段文字，抄录如下：“皇帝亲征，罪人已经擒获，军队回师。六部派尚书陈山迎接圣驾。陈山见到皇上说：‘应当乘胜转移军队，向彰德进发，袭击擒拿赵王，这样朝廷就永远安定了。’皇上召杨荣来，把陈山的话告诉他，杨荣回答：‘陈山的话，是国家的大计。’于是皇上召蹇义、夏原吉晓谕此事，两人不敢提出异议。杨荣说：‘请先派敕令给赵王，责问他与高煦合谋的罪行，同时让大军突然到达，就可以擒获他。’”） 皇上听从了他。杨荣于是传达皇上的旨意，命士奇起草敕令。士奇说：“事情必须有事实根据，天地鬼神难道可以欺骗吗？而且敕旨应当用什么理由来写？”杨荣严厉地说：“你难道可以阻挠国家大事吗？命锦衣卫逼取所拘押的汉王府属人的供状，说他们与赵王合谋，这就是事情的起因，还怕没有理由吗？”士奇说：“锦衣卫逼取供状，怎么能使人心服？”杨荣说：“你不同意我的话，就去和蹇义、夏原吉说。”士奇去见两人说明此事。蹇义说：“皇上的心意已经决定，众人的意思也已经决定，难道还能从中阻挠吗？”夏原吉说：“万一皇上听从你的话，今天不行动，赵王以后或许发生变故，像永乐年间孟指挥的举动那样，谁来承担责任？”士奇说：“现在的形势与永乐年间不同。永乐年间赵王拥有三卫护军，如今已经去掉两卫；而且当年孟指挥所做的事，赵王本人确实事先不知道，否则赵王哪里会到今天！”蹇义说：“既然如你所说，如今应当怎样处置？”士奇说：“现在的办法，是朝廷尊重宗室亲属，优厚地对待他；如果有所怀疑，就严加防范，这样也一定不会有忧患，同时也合乎国家体统。”两人说：“你的话固然有道理，但皇上特别相信杨荣的话，这件事并不取决于我们两人同意不同意。” 士奇退下后对杨荣说：“太宗皇帝只有三个儿子，如今皇上有两个亲叔叔；其中一人有罪，不可宽恕；没有罪的那一人，应当更加优厚地对待，这样或许可以仰慰皇祖在天之灵。”杨荣说：“你既然不肯起草敕令，那我就把这件事上报。”当时只有杨溥和士奇的意见一致。杨溥说：“我们两人请求入内谒见皇上，向皇上说明其中的大义，军队一定不能转移。”杨荣听到杨溥的话，已经快步入内求见。杨溥、士奇也跟在他后面，但守门人阻止我们两人，不许入内。不久，有旨召蹇义、夏原吉入内。蹇义、夏原吉把士奇的话告诉皇上，皇上心中不高兴，但也不再提转移军队的事，于是返回京城。从此在路途中有事咨询，只召杨荣和蹇义、夏原吉，不再召士奇和杨溥。到了良乡，我们两人才得以见到皇上。皇上的心情似乎仍未平复，忽然厉声说：“这么好的机会不能乘势利用，回到京城后皇太后一定会出面阻止。”皇上到京城后，非常后悔，不再提彰德的事情。然而进言的人仍然喋喋不休，请求把赵王的护卫全部削除，并请召赵王到京城拘禁。皇上都没有听从。一天，皇上特意召士奇，对他说：“进言的人议论赵王越来越多，怎么办？”士奇回答：“如今宗室中只有赵王与陛下最亲近，应当设法保全他，不要被众人的言论迷惑。” 皇上说：“我也这样想。皇考对赵王最为友爱，而且我如今只有这一个叔叔，怎么能不爱护他？但也应当考虑保全他的办法。我现在准备把群臣的言论封好，让都御史刘观和公侯中选一人带去给他看，使他自己作出安排。”士奇回答：“如果实在不得已，就在皇亲中选择一人与赵王心意相投的人，和刘观一同前往，也许可以对他加以开导。”皇上说：“那么谁合适？”士奇回答：“广平侯袁容是至亲，而且善于开导劝谕；如果再给他玺书，亲自晓谕赵王，就更好了。”皇上听从了，于是派袁容、刘观前往。赵王得到玺书和进言者所上的奏章后，非常高兴地说：“我活下来了！”立即献出护卫，并上表谢恩。进言的人顿时停止议论。皇上对赵王一天比一天亲厚，却逐渐疏远陈山，最终斥退了他。大概皇上起初虽被陈山迷惑，后来终于清楚地知道陈山是不对的。过了几个月，皇上召士奇到南斋宫，对他说：“我对待赵叔没有失去亲亲之礼，这其中有你的功劳。从今以后，不要因为触犯我的意旨而有所顾忌。”于是赐给他白金、宝钞、文绮。”） 按语：杨荣、夏原吉两位公卿采取这个行动，是鉴于建文帝的失误。当时事情突然发生，人心骚动，高煦一向以勇猛强悍、善于作战著称，是各位将领所畏惧的对象。假如宣宗稍有犹豫，没有立即决定亲征而只是命将出兵，那么天下的事情就很难预料，九州的百姓恐怕又要无法承受他们的荼毒了！幸亏皇上奋然决策，迅速作出决定，如迅雷疾风一般出击，所谓迅雷使人来不及掩耳，于是使众凶顽土崩瓦解，不到一个早晨便消灭了大恶，永远安定了宗庙社稷。这难道不是当世和百姓的大幸吗！”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派人进呈前安南陈王三世嫡孙陈暠的奏表，请求立他为陈氏后裔，言辞恳切悲切。皇上看后秘密拿给英国公张辅看，张辅回答：“这件事不能答应。将士们辛苦多年，才得到安南，陈暠这份表章是黎利的诡计，应当立即发兵诛杀这个贼人。”张辅退下后，皇上又召尚书蹇义、夏原吉给他们看，并问两人：“应当怎样处置？”两人回答：“把安南交还给他，没有名义，只会向天下显示软弱。”两人退下后，皇上又召杨荣和士奇，拿出奏表给他们看，并把前三人的回答告诉他们，说：“今天由你们两人决定。”杨荣回答：“永乐年间耗费数万人的生命才得到此地，直到今天劳苦的人还没有休息，困顿的人还没有恢复，发兵的主张一定不能听从。”（“此表出黎利之谲”中的“谲”，原本作“适”，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何以处之”中的“处”，原本作“遽”，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清《胜朝遗事二编》本改；“出表示之”中“出表”二字原本倒置，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

译不如顺应他的请求把安南交给他，这样可以把祸患转变为福分。”皇上回头问士奇怎么看，士奇回答：“杨荣说得应该听从。请求立陈氏后裔，是太宗皇帝最初的意愿；求不到，才把那里改为郡县。十多年来，军队和百姓被交址战事困扰，已经到了极点！他们都是祖宗的赤子。实行祖宗最初的愿望来保全祖宗的赤子，这正是陛下的盛德，怎么能说没有名义？而且汉朝放弃珠崖，前代史书还称赞它，怎么能说是向天下示弱？士奇长期侍奉仁宗皇帝，圣心多次追悔这件事，臣希望陛下今天明决。”皇上说：“你们两人的话正合我的心意。关于皇考的意见，我也多次听说过。今天我们三人可以说是同心同德。”于是命尚膳监赐酒食。第二天早朝结束后，皇上把陈暠的奏表拿给文武群臣看，并对他们说：“太祖皇帝刚刚平定天下时，安南最先来朝贡；等到黎氏篡位弑君，毒害虐待本国百姓，太宗皇帝便发兵诛讨。”（“圣心数数追憾此事”中的“此事”二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补；“及黎氏篡弒”中的“篡弒”，原本作“谋篡”，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 本来是要寻找陈氏后裔立为国王，求不到，才开始把那里改为郡县。到了我皇考在位时，他每每追念往事，常常流露出感慨。这几年来，一方不得安宁，不得已多次劳烦王师，难道是我的意愿吗？如今陈氏已经有了后裔，你们试着看看奏表中所说的，答应他的请求好，还是不答应好？”群臣回答：“陛下的心就是祖宗的心，而且这样可以停止战争、休养百姓，符合上天的心意，答应为好。”皇上说：“议论的人不明白停止战争的意义，一定会说答应此事是不勇武。但只要能使百姓安定，我何必顾忌世人的议论！就答应他的请求。”（“必谓从之不武”中的“之”，原本没有，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 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皇上将要赦免交址，命群臣推举奉使的人选。众人共同推举的人选上报后已经确定，第二天，尚书蹇义想改用伏伯安，众人都不敢表示异议。士奇私下对夏原吉说：“这是一个没有凭借的小人，任用他一定会使朝廷受辱。您应当在御榻前竭力支持原来的人选。”当时皇上常常赞同夏原吉的意见。不久，有旨召众臣一同入见，蹇义于是奏请任用伏伯安。皇上回头问夏原吉，夏回答：“不能任用。”蹇义说：“伏伯安善于言辞，这是众人比不上的。”士奇说：“伏伯安品行污秽而没有学识，派他出使一定会辱没国家。”于是没有任用他。又过了几天，皇上单独召见士奇，说：“我暗中查问伏伯安的品行，原来是个贪婪淫乱、毫无廉耻的人，蹇义为什么想任用他？”士奇回答：“蹇义不过是看中他能说会道，但他说话不合道理，即使蛮夷之邦也无法实行；而且任由他放纵行事，一定会被蛮夷之人鄙视。”皇上说：“蹇义举荐他固然不对，众人为什么都沉默不说？”士奇回答：“他们并不是和蹇义一样，只是也看重伏伯安能说会道。”皇上说：“蹇义难道不责怪夏原吉和你吗？”士奇回答：“蹇义平日温和宽厚，不存排斥他人、抬高自己的心思，何况是关系国家大事，谁敢偏执地坚持个人意见？”皇上高兴地说：“君子和睦相处而不盲目苟同，说的就是这个。” 先前因为你言辞劝服的力量，所以决定不任用他；朕已经知道你的心意了。从今以后，只管一心为国，不要害怕违逆众人的意见。」（“毋惮违众”中的“毋”原写作“母”，“违”原写作“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清《胜朝遗事二编》本改。）士奇叩头说：“谨遵圣谕。” 宣德三年十月，刘观因犯罪被关进监狱。此前，六月的一天早朝结束后，皇帝召杨荣和士奇到文华门，命光禄寺赐给他们食物。随后皇帝说：“我们三人商量一件事。京师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地方，祖宗在位时朝臣没有贪污的；近年来贪污污浊的风气遍布朝廷，这是什么缘故？”士奇回答说：“贪污的风气在永乐末年已经形成，只是到现在更加严重了。”皇帝问：“永乐年间怎么样？”士奇回答说：“永乐十五六年以后，太宗皇帝患病，经常不出宫，扈从的臣下放纵肆意、毫无顾忌，托人请托、收受贿赂，公然进行而毫无忌惮。这件事已经传到宫禁深处，只是还没有被揭发。仁宗皇帝曾对我说，他刚到北京时，太宗皇帝问：‘南京的臣僚中，有能够守廉洁的吗？’他回答：‘没有谁敢不守廉洁。’太宗皇帝说：‘随从来到这里的人竞相贪赃受贿，能够守廉洁的只有吏部侍郎师逵一人，你应当知道。’”杨荣说：“那时贪赃的人中，方宾最严重。”皇帝问：“如今的贪污，谁最严重？”杨荣回答说：“没有比刘观更严重的。”臣下说：“风宪官的职责是警戒整肃百官，宪长如果这样，那么不肖御史都会仿效他；不肖御史被派往四方，那么不肖的有司官员也都会仿效他们。” 皇帝拍手叹息说：“铲除恶行务必从根本做起。”又问：“朝廷大臣中，如今谁可以掌管风宪？”两人很久没有回答。皇帝说：“难道竟一个人也没有吗？”士奇回答说：“通政使顾佐廉洁公正而有威望，曾任御史和按察司官，都很有风采。”杨荣说：“顾佐也曾任京尹，能够防禁下属官吏，政务清明，弊端革除。”皇帝高兴地说：“顾佐竟然能够这样。”命人赐茶后退下。几天后，皇帝下旨命刘观巡阅河道。刘观走了十几天，（“观行十数日”中的“十数日”原作“数十日”，据清《胜朝遗事二编》本改。）顾佐升任右都御史，皇帝赐给他玺书，命他考核罢黜不肖官员，清除积弊。顾佐上奏罢黜所属官员中不肖者二十多人，罪行严重的发往辽东。于是，御史接连上章弹劾刘观贪赃狼藉，并上奏说他的儿子刘辐胁迫控制各道，放纵私欲、灭弃公义，全部明确列举了实际罪行。皇帝大怒，追召刘观父子到来，拿出御史的奏章给他们看。父子承认服罪后，司法官认为刘观应按重法论罪；刘辐因与父亲同犯，免于科道官另行具奏。第二年四月，皇帝召杨荣和士奇，把奏章给他们看，并且说：“刘观辜负朝廷，处以重罪并不过分。” 士奇回答说：“刘观确实有罪，但他经历四朝，几次受到显要任用，希望暂且屈法，使他保全性命。”杨荣也请求宽免他。皇帝说：“看在你们两人的情面上，曲法免他一死，发往边地做官。”杨荣说：“这样羞辱他太过分了，和死没有区别。”皇帝说：“你想让父子二人都得到宽免吗？”杨荣说：“把他的儿子发往边地戍守，而让刘观随同居住，这样恩情和法度就都兼顾了。”于是命司法官把他们发往辽东。

译宣德四年十月，一天早朝结束后，我在左顺门陪侍皇帝，远远望见大学士陈山。皇帝说：“你试着说说陈山的为人。”我回答说：“君父有所询问，臣不敢不竭尽诚意回答。陈山虽然侍从陛下已经很久，但这个人学问少而欲望多，又不明白大局，不是君子。”皇帝说：“确实如此。赵王的事情几乎被他耽误，我已经很鄙薄他了。近来听说他每天向各司求取请托，永远不知满足，不能再让他混在内阁里。”皇帝刚即位时，因为陈山和张瑛是东宫旧臣，便都升入内阁办事。这两人的行为相类似，（“二人行相类”中的“行”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到这时逐渐被皇帝听闻。几天后，下旨调张瑛任南京礼部官，陈山专门教导内侍，二人都被免去内阁职务，朝廷士人都称颂皇帝明断果决。陈山于是逐渐被疏远，再也不能接近皇帝了。宣德四年，顾佐升任都御史后，执掌风宪严明，长期积弊得到清除革新；下至吏卒，（“下至吏卒”中的“吏卒”原作“使卒”，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都惊恐畏惧。一个被笞打的官吏搜集顾佐的过失，说他接受皂隶的贿赂而放他们回去，（“谓受皂隶赂放归”中的“谓”字原无，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于是把相关人员的姓名全部写出，向通政司申诉上报。皇帝秘密把申诉状给士奇看，并且说：“你不是举荐顾佐廉洁吗？”士奇回答说：“申诉中所说的事情确实存在，并不是诬陷。如今朝臣每月的俸米只发一石，柴炭、马料都要依靠皂隶供给，不得不遣送一半回去，让他们准备所需。皂隶也都乐于回乡耕种，实际上对官员和皂隶双方都有好处。京师大小臣僚都是这样，臣也是这样。自永乐以来一直如此，仁宗皇帝本来就知道，所以增加了朝臣的俸禄。”皇帝叹息说：“朝臣的困难竟到了这种地步。”因而恼怒那些申诉者说：“朝廷任用一个好人，总被小人排挤。” 皇帝想把申诉者交给司法官治罪。士奇回答说：“这是枝节小事，不值得因此触怒圣上，只交给顾佐自行处置，就能使恩情和法度同时施行。”士奇退下后，皇帝召顾佐来，把吏员的申诉状交给他，告诫说：“放皂隶回乡耕种，让他们供给柴草和马料，京官都是这样，不足以构成过错。小人不愿受约束，诬陷正直之人，你自行处置他。”顾佐叩头退下，召来那个吏员给他看申诉状。吏员非常恐惧，顾佐说：“皇上命我治你的罪，我姑且宽容你，但你要改过行善。”最终没有治他的罪。皇帝听说后，高兴地说：“顾佐懂得大体了。”几个月后，有囚犯告发顾佐屡次枉杀或重判他人，并且不听取申诉、审理冤情。皇帝大怒，召杨荣和士奇，告诫说：“这一定是重囚教唆他来排挤顾佐。小人陷害正人，不可不追究惩治。”于是命三法司审讯，查明其实是千户臧清杀害一家中无罪的三个人，（“实千户臧清杀一家无罪三人”中的“三人”原作“二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又代替他书写状词，教他诬告顾佐。皇帝说：“不杀了他，顾佐凭什么办事！”立即命令把臧清在市集上肢解处死。皇帝除恶护善，明断果决大多都是这样。宣德五年二月十九日，皇帝驾临南斋宫，召士奇告谕说：“我想颁下一道宽缓抚恤的命令，现在只同你商量这件事。但我不能全部了解情况，你应当帮助我。”（“尔当效帮助”原作“尔当益效助”，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于是命内侍准备纸笔。皇帝说：“免除灾害造成的税粮，应当是第一件事。我听说民间亏欠了畜养马、骡、驴的费用，主管官司追偿得非常急迫，百姓无计可施，也十分艰难，而部官却坐视不言。”士奇回答说：“陛下圣明的关怀想到这里，是百姓的幸运。各部只知道督责下民以供给公家，却不顾民心离散，所以各种民间疾苦都被隐瞒而不上报。如今应当宽缓抚恤的，大概不只是这两件事。”（“殆非此两事”原作“非恃此两事”，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皇帝说：“你所知道的，都详细说出来。”士奇回答说：（“对曰”中的“曰”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百姓多年拖欠的柴草费用以及采办、买办物品的钱，主管官司催促偿还得很急，都应当宽免。” 各地官田征收科税不一，但租额都很重，贫苦百姓困乏不堪，郡县已经上报，苏州尤其严重。户部固执己见，完全不肯减免，贫民中有许多人弃家逃徙；这件事应当酌量减免。各部发符文到郡县采办、买办各种物品，却一概摊派征收，完全不区别当地是否出产；不出产这些物品的地方，百姓只得用数十倍的价格买来缴纳。请下令告诫有关部门，今后凡是物品，只许向出产该物的地方派征，不许一概平均摊派来苦害百姓。近年来刑狱中冤枉和滥刑很多，感召旱灾水灾恐怕就是由于这些，请告诫法司，切实采用公平宽恕的原则，务必查明真实情状。如今工匠制度的弊端尤其多，四方远近，不问每户有几名男丁，全都征调到京城服役；真正为公家服役的十人中不过一二人，其余都被管事之人私自役使，不能谋生，怨声载道。请命官员巡察究治，并将每户丁口分出一半，放回只有一名男丁的家庭；老弱病者免除，家中没有其他男丁的除去工匠户籍。又有平民本来并非工匠，却被仇家诬陷牵连的，应当审查属实后予以免除。南方运粮到这里，耗费人力非常艰难，而仓廪缺乏防范，奸人盗窃，动辄达到数万；（“奸人盗窃动辄数万”中的“盗”原作“益”，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改。） 前一批刚被捕，后一批又接连而来，安然毫无警戒畏惧之心。请命风宪官加强防范并巡察。”皇帝叹息说：“朝廷任用六卿，他们只知道苛刻责罚百姓，却不能察办奸人、清除弊端，实在有愧于优厚俸禄。你所陈述的事情有益于我，也有益于百姓，这些都应当施行。”命令立即起草敕书，第二天早晨颁布下去，于是命尚膳监赐给士奇饭食。敕谕颁下后，皇帝听说众人心悦诚服，召臣士奇来，赐钞三千缗、文绮二端以及羊和酒，臣叩头接受赏赐。皇帝笑着说：“只是略微用来润笔罢了。”

译宣德五年三月清明节，皇帝奉皇太后前往拜谒陵墓。拜谒完毕，皇帝在行殿侍奉皇太后，赐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以及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四人入见。太后说：“你们都是先朝旧臣，要努力辅佐嗣君，如此等等。”于是赐给他们酒食、白金和彩色币帛，众人都叩头退下。回到京城后，士奇偶然得到机会独自进见，皇帝说：“前日在陵上，你们拜谒太后退下后，太后对我说，皇考往年在宫中谈论你们的姓名和行事，十分熟悉，太后都能记得。你们之中谁的才学优、谁的才学劣，谁肯任事、谁不能任事，太后都有评论。她说：‘张辅虽然是武臣，却通达大义；蹇义为人稳重厚道、小心谨慎，只是多思考而少决断；你能够坚持正确意见，不避讳触犯皇帝的心意。议事时，先帝几次因你而不高兴，但最终还是听从了你的意见，因此没有把事情办坏。曾有一两件事没有听你的话而办错，先帝非常后悔。’太后又对我说：‘凡是正直的意见，你不可以因为它触犯自己的心意就不听从，要谨慎，要谨慎。’” 士奇回答说：“太后的盛德，也就是仁宗皇帝的盛德。希望陛下常常奉行太后的圣谕。” 宣德五年六月，一天，皇帝在文华门御道屏退左右，单独召臣士奇告谕说：“杨荣家中蓄养的马很多，起初我从张瑛那里听说时还不相信，现在查察此事，发现那些马都是从边将那里得到的。杨荣同边将交往过于密切，怎么可以让他任职于亲近机密的地方？”我回答说：“杨荣同各位将领交往，大概是因为永乐年间随从北征，太宗皇帝命他掌管兵马数目，因此同诸将十分熟悉。如今内阁大臣中，只有杨荣一人详细知道边将的强弱和才干、边境的远近和险易、四方夷族的顺逆曲折，我们都比不上他。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不能贸然把杨荣调作别的任用。而且他处在机密之地，所有制敕中官员的任免升降都要禀承皇上旨意，又有臣等共同商议施行，哪里是杨荣一人能够独断的？况且臣同他共事很久，也曾看过他的马厩，只有三五匹马，多了也养不起，因为草料豆料并不容易办到。” 皇帝说：“你不知道，他家里的马很多，随即就卖到市场上去了，朕对此已经查得很清楚。他多次请求恢复永乐以来调卫军官的制度，朕询问兵部，兵部说因犯罪而调卫，是洪武旧制，没有恢复的道理。朕本来就已经怀疑他了。”士奇回答说：“这件事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他这个人还有其他长处可以任用，希望暂且宽容他。”皇帝说：“我刚继承皇位时，如果只相信杨荣的话而不听蹇义、夏原吉的意见，那么士奇就不能在这里待这么久了。如今士奇竟然竭力庇护杨荣吗？”士奇回答说：“陛下曲意宽容臣，是天地一般的恩德。臣今天也希望陛下推行天地般的宽大，宽容杨荣，让他改过自新、为国效力；这正是陛下今天应当实行的道理。”皇帝的心意于是缓解了，但从此不再专门任用杨荣。（“然自是不专任之矣”中的“然”字原无，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 按语：皇帝在文华殿召见臣下对答时，对杨荣的疑心已经很深了；如果不是士奇维护调护、竭力为他解释，杨荣恐怕就危险了！然而杨荣曾在皇帝面前说士奇的坏话，士奇却这样保全他，和王旦推荐寇准是一片公心。唉！同僚朋友之间，因名望而相互倾轧、因职位而相互争斗的，不在少数。像士奇这样的人，难道常能见到吗？况且鸟儿共处一根树枝就互相啄，马匹共在一个马槽就互相踢，这是世俗的常情；刚一共同办事，嫉妒之心便顿时产生，因利益和便利而弯弓射人、落井下石，毫不遗余力的，也是西杨的罪人。与此相比，难道不应惭愧至死吗！宣德六年七月，当时皇帝很喜欢微服出行。一天晚上，漏刻已过二十刻，皇帝带着四名骑士出行，经过臣的住所前，报信的人说：“范太监来了。”士奇仓促出门迎接，皇帝已经进门，站在月光中。（“上已入门立月中”中的“立”原作“之”，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士奇俯伏在地，惊恐地说：“陛下怎么能以宗庙社稷所系之身，亲自轻易涉入尘埃？昏暗之中谁能认出至尊？万一有人认出，仓促间发生变故，拿什么防备？”皇帝笑着说：“我想见你说句话，所以来了。”于是屏退左右。谈话结束后，皇帝回头对士奇说：“这处居所将要破旧了，应当替你修葺整理。”士奇叩头诚恳推辞说：“陛下的宫殿尚未建成，臣绝不敢接受。（“陛下宫殿未建臣必不敢当”中“陛”“必”二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况且皇帝车驾今晚屈尊来到这里，外面明天一定会有人知道；以后万万要谨慎出行，事变不可预测，必须加以考虑！” 皇帝回宫。第二天早晨，派太监范弘秘密问士奇：“皇帝车驾幸临，（“车驾幸临”中“车”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补。）你为什么不道谢？”士奇回答说：“至尊夜间出行，愚臣直到现在内心仍然恐惧不安，哪里敢说谢恩。”又过了几天，皇帝派范弘问士奇：“如今天下太平，皇帝偶尔微服出行，有什么值得过分忧虑的？尧不也曾微服出行吗？”臣回答说：“陛下身居九重深宫，恩泽哪里能够遍及幽隐之处？万一有蒙受冤屈的人或怀怨的士卒暗中窥伺、突然发难，确实不能不忧虑。”后来过了十多天，锦衣卫捕获了两个盗贼。他们一向杀人，官府追捕得很急，于是暗中约定等候皇帝车驾前往玉泉寺，带着弓箭埋伏在道路旁的树林荒草中准备作乱。当时恰有一名捕盗校尉也变装混入盗贼群中，真正的盗贼没有怀疑，把他们的谋划告诉了他，于是被捕获。皇帝杀掉两个盗贼后，叹息说：“士奇的话没有错。”当天就派范太监赐给士奇白金和文绮。第二天早晨，士奇入宫谢恩，皇帝告诉他盗贼的谋划，并且说：“爱护朕没有比得上你的，从今以后就照你的话办，不再微服出行。”士奇叩头。原来大臣中先前有人引导皇帝说天下太平，可以微服出行，因此每天得到赐钞和马匹；所以到这时皇帝才有“爱护朕没有比得上你”这样的说法。

译八月，皇帝车驾巡察边境、检阅武备，到了蓟州遵化，在石门驻军。边境报告说兀良哈一万多骑兵入侵，已经逼近塞下，将士请求出击。皇帝说：“用兵贵在神速，朕率铁骑争先赶去，必须快到迅雷来不及掩耳。将士依次慢慢赶来。”皇帝率兵到喜峯口前，包围了敌军阵势，飞箭如雨，敌军狼狈不堪，死者很多，其余逃走。皇帝又率数百铁骑绕到敌阵后面，把他们全部俘获，斩杀了敌军首领，随即命将士捣毁敌军巢穴，全部收取其部落的人口、骆驼、马匹、牛羊和军需物资，数量多得无法计算。按语：宣宗皇帝的英武仅次于成祖，所以平定内部祸乱、剪除外族，都亲自进入战阵，行动如同摧枯拉朽。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宣宗做太孙时曾借打猎讲习武事，跟随成祖北征，熟悉用兵之道，所以后来能够如此。也因为距离开国不久，凭借祖宗百战所积的余威，将士习惯于作战，战胜敌人、攻克城寨当然不是偶然。到了正统末年，国家太平已久，英宗生长于深宫，王振不懂这些却想仿效，终于造成英宗蒙尘的灾祸。因此我曾认为，正统年间土木之役，是宣宗这次亲征造成的误导。九月，皇帝车驾巡察边境，到了洗马林后返回。按语：宣宗在位六年，巡察边境、检阅武备共有四次。这确实有助于警肃人心、振扬威武、整饬激励边防；胡虏因此知道畏惧，边境地区因此不受惊扰。近来边防玩忽松弛已久，如果圣明的子孙能够继承祖宗武功，时常实行一次巡边，对安定边境并非没有好处。有人说，后来武宗屡次巡行边关，难道不是这样吗？回答说：宣宗巡边，是为了边防；武宗巡边，是为了游乐巡幸。二者的得失相差如天壤之别。宣德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宣德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中的“二月”原作“八月”，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清《胜朝遗事二编》本改。按语：后文又记载“八月”，这里也有错误。）皇帝召臣士奇到文华殿，告谕说：“还记得宣德五年二月我同你在南斋宫商议宽缓抚恤的事情吗？如今两年过去了，民间事务难道又没有值得抚恤的吗？”我回答说：“确实有。只是宣德五年官田减租额一事，圣恩已经下达，玺书也已明确，民间已经知道，但户部把它搁置不实行，直到现在仍按旧额追征，小民含冤不止。”皇帝恼怒地说：“户部可以治罪。”我回答说：“这是因循积习造成的弊端，永乐末年许多事情都这样。往年高煦谋反时，把夏原吉指为奸臣之首，正是拿这件事作为诬陷的说辞。”皇帝的怒气稍稍缓解，说：“如今想再次下达敕令，宽缓抚恤的内容一定把这件事列为第一条，只是在末尾增加一句：中外各有关管辖的官司不许故意违抗。”（“却于其末增云中外该管官司不许故违”中的“该管”二字原无，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清《胜朝遗事二编》本补。） 皇帝又说：“如果再次搁置不执行，朕一定严惩不贷。你试着说说今天有哪些事情应当宽缓抚恤。”我回答说：“有些事情应当变通，不能拘泥于一端。比如逃民一事，最初本来是因为赋税和劳役繁重苛刻，百姓不得已采取逃亡求生的办法。经过多年，朝廷虽然已经赦免他们、允许他们恢复原业，但他们的家业已经全部丧失，不仅回去没有生活依靠，又受到公私债务的困扰，事实上不能回乡；而当地官司又不能容纳他们，于是他们往往逃入山林聚集，互相结伙作乱。小患积累成大患，实在值得忧虑。希望得到恩旨，下达给有关部门：凡逃民愿意回乡的，命郡县用心抚恤，优先免除差役；不愿回乡的，听任他们在所在地编入户籍作为百姓，由官府拨给空闲田地房屋安置，免除差役三年。这样或许可以安定他们的危困，也能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消除它。”皇帝说：“这件事必须施行。无论他们在原籍还是在此地，都是朝廷的百姓，何必一定强迫他们回去？只要能使人安定就够了。”臣又说：“各地的课程起初因为钞法不通，便把征收数额加倍，这是当时的权宜之计。如今钞已经比较流通，应当酌量减少加倍征收的数额。”又说：“天下的课程都缴纳钞，只有湖广、广西、浙江的商税和鱼课按旧例缴纳白银，百姓承受不了这种弊端，请裁定统一改为一例。” 皇帝笑着说：“这两件事都必须变通。凡是原来缴纳白银的课程，全部改为缴纳钞，一两白银折合钞一百贯。”臣又说：“田野百姓不得安生，都是因为原有司贪污暴虐，请命风宪官考察后上奏罢免。”皇帝说：“确实如此。先前如果不罢免刘观，风宪也不能清明。你的话是对的；但有司中也有廉洁能干、能够兴利除害的人，也应当把姓名一并报上来，以便据此奖赏提拔。”臣又说：“各地郡守都是重要职位，吏部往往按照资历循序升授，难免使愚昧和贤能混杂进用。请命吏部今后在各地郡守有空缺时，令三品以上京官以及布政使、按察使荐举，务必选取廉洁公正、端正厚道、明白大体、能够为国家和百姓办事的人；仍由吏部审查荐举者所保举的人，果真可以任用后，再上奏皇帝，酌量授予官职。” 以后如果犯了贪赃罪，荐举者也一并治罪。又请命法司规定：凡有人保举授官后，有人指控他犯有罪行，必须先提取有关人员审问，查明干证，然后上奏皇帝，请旨提审对质，这样或许不至于被小人诬陷。”皇帝说：“如果所荐举的人确实是贤才，就必须保全他，这样才不至于落入小人的计谋。”皇帝又说：“还要责令吏部谨慎选任县令。”臣又说：“近年来吏员太多，其中有许多人昏昧愚劣、不通文理。今后请命六部、都察院、翰林院会同考试后选用。”（“今后请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会同考试选用”中的“六部”原作“吏部”，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东里文集本改。）臣又说：“如今军民中难道没有文学才能和品行卓异出众，以及有智谋、才干、勇力、精通武略的人吗？请命群臣访察，荐举保荐后选用。”皇帝说：“进用贤才的道路应当扩大，这些都应当施行。如果有人被旧例拘束，应当设法放宽。”臣说：“唐虞时代，刑罚不连及后代。如今被判极刑的人家中如果有贤能子弟，按例却不许进用。”皇帝说：“舜杀鲧而任用禹，正是圣人至公的心意。”

译皇帝又说：“刘翀也是极刑犯的家属，如今不就在近侍之列吗？你在敕谕中明确写明：被判极刑的人家，除犯谋反、大逆之外，其余罪犯的子弟如果有文学才能和品行，都听任荐举任用。”皇帝说：“这几件事都可以写入敕书颁布下去了。”臣进言说：“愚臣一人的见闻不广，希望再找一个人共同讨论这件事，这样或许可以扩大圣上的恩泽。”皇帝说：“如果让太多人知道，那么敕谕还没有下达，事情就已经传遍外面了。”臣回答说：“大臣中本来有谨慎厚道的人。”皇帝说：“胡濙谨慎厚道，你同他秘密商议，整理记录稿送进来。”于是臣退下，同胡濙商议，增加十多件事一并记录，第二天早晨进呈，皇帝很高兴。三月初一，玺书于是下达。宣德七年八月，皇帝在宫中阅览尚书黄福赞助漕运时所陈述的几件便利百姓的事项，拿出他的奏章给臣士奇看，并且告谕臣说：“黄福所说的都考虑深远而且可以实行。如今六卿之中，谁能和他相比？”我回答说：“黄福受到太祖皇帝的知遇，是最早受到重用的人。他为人正直、明察果断，一心为了国家和百姓；如今六卿之中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永乐初年建立北京行部，（“永乐初建北京行部”中的“行”字原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清《胜朝遗事二编》本补。）命他安抚整顿凋敝困苦的地方。平定交阯后，又命他总理藩、宪方面的政务，安抚新近归附的民众，亲自早晚勤劳办理，确实取得了成绩。他才德兼备，具有大臣的气度，各位卿确实都比不上他。黄福今年七十岁了，许多后进少年高坐公堂处理政务，享受安逸，乘车骑马出入，前呼后拥、意气扬扬；黄福是历经四朝的旧臣，却还要早晚奔走道路，劳苦不止，这恐怕不是国家优待老人、尊敬贤才的做法。”皇帝说：“若不是你，我还听不到这些话。我曾想得到一位老成忠直的人，把他安置在南京这个根本重地，遇到缓急可以依靠。如今把这件事交给黄福，难道不是十分恰当吗？”士奇回答说：“黄福一定不会辜负陛下的任用。” 第二天早晨，皇帝命吏部改授黄福为南京户部尚书，朝廷内外听说的人都很高兴。皇帝采纳直言、明智用人，大体上都像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