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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六 《何文简疏议》目录，诏令奏议类二【奏议之属】卷一 《建言疏》《节省营缮费用疏》《应诏万言疏》《抚恤边地疏》卷二 《时政疏》《端正祭祀疏》《马政疏》《马政第二疏》《地方疏》卷三 《请求施恩分豁赋税疏》《计算钱钞疏》《表明清白节操疏》《推行马政疏》《军务疏》《请求皇帝回銮疏》《议论马政疏》卷四 《议论国家赋税疏》《保全承袭祖传爵位疏》《地方疏》《请求施恩防捕疏》《急切救济百姓疏》卷五 《强盗激成变乱疏》《贪官苛征为害疏》《贪官害民疏》《贪官违法疏》卷六 《告诫边地官员疏》《地震疏》《积年草寇疏》《禁止苛扰疏》《议论国家赋税疏》《整治贪官疏》《议论剿灭草寇疏》卷七 《地方疏》《防御疏》《请求恢复学校疏》《陈述意见疏》《公议折扣俸禄疏》《辞免俸禄和荫封疏》《关闭银场第二疏》《裁减革除冗余官员疏》卷八 《陈述革除内官疏》《处置地方事务疏》《请求明确典礼疏》《解除禁令疏》《祠祀疏》《边务疏》《设置官职疏》《便利官民疏》卷九 《辞免改任疏》《陈述意见疏》《辞谢赏赐疏》《立即申明公义疏》《救灾防患疏》《请求彰显圣上孝道疏》卷十 《辨明斥责忠臣与奸邪疏》《回话疏》《认罪疏》《自我弹劾请求免职疏》【臣等谨案】《何文简疏议》十卷，是明代何孟春所撰。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弘治癸丑年进士，授任兵部主事，累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入朝任吏部左侍郎；因争论“大礼”而哭泣进谏，被降为南京工部左侍郎，不久削籍。隆庆初年，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简。其事迹详见《明史》本传。何孟春去世后，遗稿散失。万历初年，巡抚湖广佥都御史、汝阳人赵贤，才开始搜集编纂他的诗文，刻印于永州；又另行辑录他的奏议为一集，刊刻于衡州。前两卷是任兵部官时所作，第三卷是任河南防政官及入朝任太仆寺卿时所作，第四卷至第八卷是巡抚云南时所作，最后两卷是任侍郎时所作。何孟春年轻时曾游学于李东阳门下，学问广博，但诗文颇为质朴率直，不能自成一家。只是他一生以气节自许，历任官职所到之处，奏陈都恳切明白，很有可观之处。《明史》本传所记载的，例如救言官庞泮等人，请求停止万岁山工程，清宁宫发生火灾时陈述八件事情，出任陕西负责马政的官员，上奏整治弊病五件事，劝谏武宗不要前往宣府，以及嘉靖初年因旱灾水灾接连发生而条列上奏八件事，尤其是其中显著的建言，现在大多收录在本集之中。总的说来，这些奏议恳切真挚、详尽明白，直言无隐、确凿有据，确实有益于朝政，当然不是那些仅凭意气激发、想在一时取得名声的人所能相比的。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敬校订完毕并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何文简疏议》卷一，明代何孟春撰。《建言疏》。奏报建言之事。臣年轻时阅读古代史书，知道圣明君主在位的时代，必定没有因进言而获罪的人；圣明时代的大臣，也必定没有把进言视为忌讳的。大概正是有人因进言获罪，进言才开始成为忌讳。臣下把进言视为忌讳，由此便可知道那不是圣明时代。仰思皇帝陛下自登基以来，图谋求得良好治理，阅览奏章，采纳愚昧之人的思虑，择取狂妄之人的言论。几年之间，下有敢于进言的风气，上有不违拒谏言的美德。三代以后，臣没有想到还能重新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臣生逢圣明君主的时代，又成为圣明时代的臣子，叙述盛德、赞扬美政，感情实在没有止境。然而本月十三日发生的事情，却有一件使臣深深替陛下惋惜。臣最初听说科道官被拘留在宫阙之下，久久不能相信；朝廷没有忌讳进言，这正是时候。科道官近来没有听说有因进言获罪的人。后来诏令下达，把他们押入锦衣卫的监狱。臣向道路上的人询问，才知道事情缘于岷王上奏称武冈知州刘逊违法，科道官为此替刘逊分辩，违背了皇帝的裁断，因而到了这一步。岷王所奏之事，陛下未经核实查勘，便派官员逮捕押解刘逊赴京，陛下对宗室已经很优厚了。科道官共同议论说岷王所奏尚未查明虚实，请求免去派遣官校，陛下却又把科道官一并交给有关司法部门审理。臣认为，陛下对宗室未免过于优厚了。对宗室过于优厚，尚且仍可算作陛下的盛德；可是外间传言，竟说陛下一向不因进言者获罪，如今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科道官以前曾阻止幸臣晋用，不合圣心，又阻止贵戚的请求，长期积蓄了圣上的怒气，所以才这样。臣更加疑惑了。陛下以前对科道官的奏札，不但不加罪，反而听取采纳，这又该怎么说呢？陛下本来厚待宗室，后来却因此产生过失；臣下又这样议论，所以臣不能不替陛下惋惜。科道官只是熟知陛下必定不会因进言而加罪，因而感激自许，把直言不讳当作职责；凡是大小政事有是非得失，便动辄表现在奏议中，事情处理得不妥当、意见有差错，怎么可能没有呢？十三日的事情，臣不敢说进言者不应获罪，只是担心臣下从此把陛下看成会因进言而加罪的君主，于是就将进言视为忌讳。科道官在现任职位上属于言官，陛下如今因为他们一次进言失误而治罪，过失只在一件事，受牵连的却有五六十人，国家体面不能不稍有受损，公论也不能不稍受挫折。公论受挫，国体受损，圣明的治理从此便稍有亏损了。编修罗玘、御史张淳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曾分别具本亲自携带上奏，希望传达至陛下之前，使成命得以收回；他们惶恐不安地伏在宫阙前等待，过了三天仍未得到答复。臣因此又有请求。陛下对臣子如同腹心手足一样恩遇，痛痒相关，感受完全相同。如今科道官被逮捕拘禁，谁知道陛下不会早晨发怒、晚上消气，像阳光突然照在经霜之后，使他们得到宽宥，而臣等冒昧详细陈说，也只是草野之臣心中忠诚耿耿，并非不明白其中利害。臣又有一件替陛下担忧的事：科道众官被逮捕拘禁已经很久，如今时令已进入夏正，暑气将要炎热，监狱逼仄狭窄，毒热蒸腾如同火烤；万一有人染病而死，陛下怎么忍心？论罪不至于死却死了；他们在狱中时，圣明时代竟有这样的谏臣，臣不知道陛下将用什么话向天下谢罪。伏愿陛下包容污秽，扩大如山泽般的度量，早日下诏加以防止，予以从轻发落，使臣下不至于丧失敢于进言的风气，陛下也始终保全听从劝谏而不违拒的美德，天下实在幸甚。倘若认为臣的言论不足采听，又继续拖延，等命令下达之日，结果又不是臣所请求的，那么朝廷内外观望，谁还不会把明哲保身、全身自保放在心上？他们会像随波漂流的水鸟一样随波逐流，像驯马只知吃豆一样苟且度日，哪里还肯再批触龙鳞、冒犯虎口，牺牲不可估量的性命，去踏入不可预测的祸患呢？臣仰望上天、瞻仰圣明，战栗恐惧至极。弘治九年四月十八日。《节省营缮费用疏》。奏报节省营缮以光大治理之道的事情。臣私下看到，近日司礼监节次传奉圣旨，要营造乾清宫西七所，并增修万岁山后的毓秀亭；有关各衙门筹办物料，雇请工匠，抽调团营负责做工的官军。臣自从听到命令，内心便惊惧不安，独坐静思，半夜叹息。陛下即位以来，宫中表现出节俭，仁恩遍及天下；积于内心，施行于政事，无非是为了爱护国家和百姓。然而几年之间，土木工程频繁兴起，如神乐观等五处，直到现在还在施工。宫西七所，固然难免要营造；山后毓秀亭，却可以不再增修。如今前面的工程还没有完成，后面的工程又接着开始；这里还未完工，那里又相继而起。耗费府库钱财，疲劳军民力量，恐怕与陛下初政时爱民的心意不相符合。臣谨冒死进言。命令下达已经一个多月了，臣没有看到有人替陛下进言。难道是陛下锐意施为，进言必定获罪，所以大家自危而不敢说吗？本来应该进言，为什么却长久不说呢？虽然如此，臣心中对此也曾多有顾虑，想进言又退缩，想陈说又停止，这样的情况已经多次了。臣私下想，凭陛下的圣明，难道不能容纳狂妄的言论，却一定要治罪于正直敢谏之士吗？臣知道这件事应该进言，却畏首畏尾，和众人一样缄口沉默，这是自己欺骗自己。臣遍观史籍，前代君主没有不爱惜民力、却喜好大兴土木而能把政治治理好的人。百姓之所以劳苦，财力之所以受损，国家根本之所以容易动摇，国家用度之所以不足，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虽然不止一个，但土木工程造成的危害尤其严重。因此圣帝明君必定对此谨慎。事情要分别轻重缓急，时常斟酌是否应该施行，不是不得已就不轻易兴办；即使兴办，也必定都是出于为民。例如大禹开沟疏浚，文王修筑台池，开始时百姓没有受到困苦，后来君上和百姓都得到其利。《王制》规定使用民力，每年不过三日，又要根据一年收入来确定徭役人数。遇到防备灾害的年份，便不征用民力；施行整治新民的政策时，也不征发徭役。在役使百姓之中包含爱民的仁心，就是这样。如今天下各处的差遣像刺猬的毛一样繁多，贫民孤户没有不被波及的；大的工程如营建王府、供应军饷军需，百姓的困苦难以一一列举。至于耳目不能达到的地方，臣不举出来烦扰圣听。京师近年来的土木工程，难道都同古代役使民力的工程一样吗？斟酌时势和事务，难道全都是万不得已的吗？《春秋》记载庄公新建马厩，传文说：“说‘新建’，是因为原来已有旧物。”

译因旧有之物而重新营建，看起来似乎没有大的损害，但孔子仍然把它记载在《春秋》中，以表明这是不合时宜地役使民力。增修毓秀亭，与新建马厩有什么不同？鲁国人要扩建长府，闵子骞说：“仍然沿用旧规矩，怎么样？何必改建呢？”长府的工程没有见于经传，大概因闵子骞这番话而停止了。陛下对一切工程，难道偏偏不应当沿用旧制吗？《汉书》记载，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一概没有增加；有不便利的地方，就立即放弃，以便使百姓受益。他曾经想修建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费用，需用百金。文帝说：“百金，是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我供奉先帝留下的宫室，尚且常常怕辱没了先帝，为什么还要修露台呢？”汉文帝在位时，天下富足，都市和乡邑的粮仓都装满了，府库中还有多余财物，京师的钱财积累到巨万，太仓的粮食陈陈相因。即便如此，他尚且珍惜百金，认为那是中等人家十户的产业，那么其他方面所用的钱财，难道肯再随意超额浪费吗？他说供奉先帝的宫室还常常怕辱没先帝，那么在规制已经确定之外，难道肯再扩充，使其奢侈超过旧制吗？汉文帝是后世继承帝统、守成治国的贤明君主，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陛下的志向想与禹、文王并驾齐驱，难道反而不思考汉文帝的话吗？况且现在的时势，与汉文帝时的富庶相比怎么样呢？国家没有发生大事，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年；按理说正处在丰亨豫大的盛运，本来不应当比汉代差，可是民间的哀愁叹息之声、窘迫困顿的情状，却很不符合盛世。过去有若曾说：“百姓富足，君主谁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又怎么会富足？”臣看汉文帝在位时，两次把天下百姓应交的田租减免一半，免除田租而不再征收的时间有十多年；当时难道没有各种用度吗？只是国家有多余的储蓄罢了。陛下看看如今内帑的储备，果真有富余吗？为什么不隔几年便颁布免租诏书，让天下人明白地知道陛下爱护百姓之心，使他们感受到养育之恩；在禾苗枯槁的日子里，这样施行如油云霈雨般的恩泽，难道不是更加伟大吗？可是每年必定要足额征取，把各种筭榷之利拿来供应工程，臣没有看出今天有什么多余储蓄。陛下试算如今的工程费用，岂止是露台费用的百倍？两处工程的物料，寄放在七所的物料，以及有关监所收贮的物料，一旦不足，便不得不向外索取。向外索取，工部就不得不挪用调拨，顺天府等府也不得不向卢沟桥、张家湾等处的局厂摊派；这些地方原本用于公用的物资，曾经还不足以补足物料的一半。柱础等石料，都要开塘挖取；琉璃、素白砖瓦，也要设置窑炉烧造。凡是所需物品，无不造成纷扰。在宫内使用的物料，一份物资往往耗费两份；在宫外征取的物料，则常常要十份才能供一份使用。比如颜料中的石青、大青、大绿，每斤都价值数两银子；所用的动辄数万斤，需要的银两也动辄数十万两。木石等工匠，除去官府原有人员外，还要雇请三百人，每人每天工价七分银子，一天就要花二十一两银子。大略计算一年，工价已经花费七千多两。陛下正值春日气候调和，却不讨论赈济借贷，为什么反而把有用的钱财弃置在不急迫的事务上，把有限的收入耗费在没有节制的支出上？没有汉文帝那样的富庶，所做的事情却超过他，岂不是不可以吗？京营官军由三大营统领，按十二班编简，因此是护卫宫禁的肘腋、辅佐郡国的股肱，暗中蓄养精锐，专门准备仓促间调遣使用。他们的一半分属外卫四都司，春秋两季分班，按期轮换；这相当于汉代的南北军，又兼有番土之制，也如唐代左右衙兵兼并府卫，借此造成内重外轻、以中央控制地方，这正是我朝祖宗留下的谋略，并不是应当被土木工程役使的。臣考察古制，军役和民役是后代才分开的；成周役使民众的制度中，有编为五两、卒、旅的，那就是兵役。如今在比闾、族党、州乡之中，按户抽丁，已经专门服兵役了，却又不能免除其他劳作，岂不是役使过重吗？近几年神乐观等五处施工，调来做工的官军，有八千人的，有五千人的，少的也不少于三千人。三大营已经调走一万七千人，团营调走五千人，负责轮番值役的又要五千人。工程浩大，有做一两年的，有做二三年的，动辄经历两个寒暑。在京城土著人家稍有生计的，每月雇工等项就要花一两多银子。外卫中没有产业的人，连行粮也卖尽了，不能继续应差，自己估计难以支撑，便有许多人远逃；又因害怕罪罚而不敢返回本卫，这种情况也往往发生。人情谁不希望骨肉相互保全、乡里相互团聚？如今因服役而使他们离开父母妻子，因差戍而抛弃田地房屋产业，正如《诗经》所说的采薇之役，既无室又无家，饥饿干渴不断，难道不值得怜悯吗？如今两处工程，团营又要调去九千人，连同轮番计算就是一万八千人的数目。抽丝已经见到蚕蛹，形势恐怕还没有结束；竭泽捕鱼，今后还能靠什么继续呢？而且臣听说，各处管工程的官员，大多假借公事谋求私利，故意拖延来图谋利益，暗中推脱以求清闲，工程并不急于催促完工，军士因此荒废训练。如今留在营中听操练的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营中弊病是：家境富实的人私下花钱办理差事，精壮之人私下跟随他人，掌握技艺的人私下从事制作；教场操练和防务只是暂时命令他们挂名应差，号令刚刚完毕，便四散离去，查考人数时，竟无法弄清他们最终去了哪里；这是因为做工给了他们推托军务的借口。宫外使臣如今入朝，本营人马负责送迎、摆列仪仗已经显得不足；万一有意外忧患，突然发生不可预测的变故，想要一声号令召集十万人，难道还能办到吗？臣考虑这些，正是为国家根本忧虑。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臣却不惜反复详细陈说，是希望陛下今天能够察知这些问题。虽然如此，臣又听到道路上的传言，还有一件应当告诉陛下。外间纷纷传说，陛下增修毓秀亭，又大规模修建厨房、庑廊，丛设台榭，是要把游览观赏做到极致。陛下早朝很早、晚间才罢朝，励精图治，清闲休息的时候，哪里还会有其他念头？我太祖高皇帝在《皇明祖训》中规定，游玩观赏之处更不许营造，如今竟涉及此事，大概是因为祖宗旧制，不忍心使它废坠；而民间产生严重误传，是由于疑虑罢了。看见影子便怀疑形体，听到声响便怀疑发声之物；疑虑所在，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言论产生的原因，但一定是有某种事情引起的。京城之下众口喧腾，传到四方，讹传只会更加严重。

译仰思我太祖皇帝深沉的谋略和先见，创制法度、制定规章，以保佑启发后人，细微详尽之处全都具备。洪武八年营建大内宫殿时，诏令有关官署不要追求华丽，说：“使我的子孙后世守此作为法则。”又说：“游观之所，朕决不营造。”他曾指着宫中的空地对皇太子和诸王说：“这里不是不能修建亭馆台榭，只是现在让内使种蔬菜。”这大概是因为君主一人治理天下，不能让天下供养一人，担心奢侈容易萌生、宴饮安逸容易沉溺。陛下切实奉行中道，以成法为鉴；对于“游观”二字，臣哪里还容得下主观猜测？但外间从仿佛可见的迹象中产生疑虑，始终不能释然。宋代苏轼告诫他的君主说：“民间传言虽然未必属实，但相似可疑的迹象却可能招致诽谤。”臣愚昧，所以替陛下惋惜。若想使人不疑虑，不如根本不去做。陛下若能遵守祖训的告诫，对这些疑虑又有什么值得议论的呢？宋英宗在位时，有人请求在汴河筑堤，赵抃认为百姓多不愿意，便上奏停止了这件事。筑堤本是为了防患，但百姓不愿意，尚且因此停止。今天的工程，比筑堤更加复杂得多。我太祖皇帝刚刚兴起时，从宣府到徽州，有儒士来拜见，太祖问他：“邓愈筑城时，百姓怨恨吗？” 儒士回答：“很怨恨。”太祖立即命令停止。筑城本是为了保卫百姓，因为百姓颇为怨恨，便最终停止。今天的工程，比筑城更加复杂得多。陛下怎么能保证百姓全都愿意而没有怨言呢？难怪会有这样的传言。这种传言大概近于诽谤，然而害怕诽谤而悔过改正，若不是圣明如陛下，不能做到。道德的开端和淫逸的源头，都在于最初的防范；心念一旦转移，便会有天渊般的悬殊差别。《月令》记载对工师的命令说，不要制作淫巧之物来动摇君上的心。特意如此重申，是因为一件器物的奇巧奢靡，就可能使君心受到诱惑而放纵；何况还有更能动摇君心的事情，实在不可不慎。君主的心，是天下安危休戚的起点。谨慎守持它，财物就不会轻易浪费，民力就不会轻易被役使，向百姓征敛就少，动用百姓也简约；不谨慎守持它，就会反过来，天下的安危休戚也由此分开，这是常理。臣知道陛下圣明，心中并没有其他念头；但那些容易引起疑虑的迹象，仍希望陛下去除。乾清宫西七所的规制本来应当具备，毓秀亭的事情在情理上可以缓办。陛下如果能够察纳臣在这件事上的意见，斟酌之后减缓其中一项，使所有物料、工匠和官军都减去一半，那么朝廷将得到多么大的庆幸，百姓将得到多么大的福祉，而外间的疑虑也自然会消释了。如果亭子已经拆动了，那么只须加以修补，不增加一根楹柱，使它完整就够了。古代宫室只涂饰而不雕琢，只磨治而不刻镂。人君的孝，本来就在于谨慎守护祖宗的法度和训诫，难道在于在前面炫耀奢侈的土木工程吗？陛下幸望及早决断，不要因为事情已经聚集难以停止而拖延。唐贞观初年，太宗对公卿说：“朕想营建一座殿，材料已经备齐；以秦朝为鉴，因而停止营建。”正是这个道理。请不要因为臣的话愚直而厌恶、难以接受。贞观四年，太宗征发士卒修建洛阳宫，张玄素竭力进谏，把这件事比作隋炀帝的做法，太宗于是停止了劳役。臣认为凭陛下的圣明，一定不会治罪于进言者，所以敢于献上这片愚忠。臣不熟悉事情的体制，甘愿触犯忌讳；一个草野之臣内心耿耿，实在不能自已。惟愿陛下稍加察看。臣伏在宫阙前等待命令，惶恐战栗不能自安，因此亲自携带这份奏本，谨此具奏上闻。伏候敕旨。弘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应诏万言疏 臣为响应诏令，陈述万言，以帮助陛下修身省察之事。臣听说，从前范睢献给秦国的书信说：“其中最深切的话，臣不敢写在书中；浅近的话，又不值得说。”宋代苏轼向仁宗皇帝上书，也说：“臣姑且先论说小事，而大事还要等待时机成熟后再说。”言论关系于事情，事情有小有大；泛泛而谈就浅薄，深入探究才深切。臣如今有幸承受明诏，是要说浅近的小事呢，还是要说深切的大事呢？言论关系于事情，事情又取决于时势；当时势所急需的事情，即使是小事，也不是泛泛而谈，仍不失为深切的话；不是时势所急需的事情，君子便不拿来搅扰君主。言论固然应当先说急务，不过还要看君主听取它的态度如何。近来清宁宫发生火灾，陛下早晚都恭敬畏惧，思考上天的警戒，严肃地在深宫中敬畏神明，派遣官员分别向天地、太庙、社稷祈祷，以求知道发生灾祸的原因。首先停止已经完成的毓秀亭工程，并将其拆除；又特地下诏命廷臣痛切地修身省察，凡有见解，都允许直言。堵塞水流不能容许私下渗漏，微小的火光也希望能够帮助增添光明。中外任职办事的官员都深感欣慰喜悦，激发内心、申述诚意，谁能忍住不说？不到一个月，装在囊中的奏章纷纷投进诏令所指示的匦函，百司政务的弊端、奸邪贪污的明显罪迹、军民的利弊疾苦，都收集罗列、日夜磨勘，没有一样不上报朝廷。臣自以为朝廷没有忌讳进言的事，而时机又难得再遇，便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洗耳恭听、拭目以待，恭敬地等待批复许可。然而宫禁深严，情况若明若暗，所见到的施行结果没有达到进言者的期望。难道所说的事情都不是时势所急需的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道诏令就如宋代司马光所说，几年前也曾有过，如今不过是修饰旧例罢了。现在闰十一月发生日食的灾异，已经显现在上天面前，古代君臣尤其不敢忽视。陛下修身省察的诚意，应当不止于此，不要使臣下产生这样的疑惑。当今世上的事务，陷入弊病的很多；官员中的奸邪贪污，大概不容易完全察知；军队和民间还有许多被遮蔽、无法照见的地方，各种利弊疾苦多如九牛毛，一时之间靠刀笔怎么能够概括举出？臣奉诏从道路间访察，得到几件事情，也想献上曝背献芹的一点微薄之诚；但恐怕不是当时最急迫的事务，所以斗胆先以果断听断、公正任用委任来劝勉陛下，然后再谈其他事情，用来帮助陛下修省万分之一，可以吗？臣想到前些日子宦官李广尚未死时，桑雍等人酝酿忧患，狐媚邀宠，邪恶气焰盛大到几乎逼近太清。陛下在听断政事方面，不能说没有借重、委任他人，也不能说没有专擅。如今上天降祸于李广本人，他身死而罪行暴露；陛下在宵衣旰食之间，听断果断了，朝廷之上任用委任也公正了。

译臣之所以仍然进言，是想就已经发生的事情劝告陛下今后，希望陛下有所惩戒警醒，不致将来再出现像李广那样的作为。《尚书》称君主有万端政务，《诗经》歌咏普天之下、四海之内。人君驾驭繁杂事务、治理广阔天下，虽有人代替上天办事，但一举一动都要向上覆奏。假如听断不果决，意绪在迟疑、徘徊、松弛和紧张之间紊乱，因犹豫而滑失，明辨人才的眼光又被牵累蒙蔽，那么政令就会从多个门户发出，命令从宫中降下，纲纪便无法建立。爵禄不是士人共同赞许的，罪责也不是众人共同厌弃的，赏罚便无法明辨。前面认为对的就写成法律，后来认为对的又疏略地写成命令，号令也无法统一。太阿宝剑尚且会被人盗取玩弄，怎么能禁止它不被割伤别人呢？史书称汉宣帝神爵、五凤年间的政治清明、官吏称道、百姓安宁，是由于他赏赐诚信、惩罚必行，听断精审而取得的。汉元帝继承帝位后，权力落入弘恭、石显之手，汉宣帝的事业于是衰败，是因为他优游迟疑、不能决断，又被文书名义牵制而造成的。箕子《洪范》说沉潜能够胜过刚强，接着又说君主应当施福施威。子思在《中庸》中论天下至圣之人，也必然提到奋发强健、刚毅果断、足以执掌政事；这大概是因为果断最为可贵。陛下自即位以来总揽政事，本来如天体运行一样没有凝滞，可是两三年间，各衙门题请的事务，有的不能立即批出，积压十天半月，批出后又有不是原来议拟内容的。其中难道没有奔走于宠幸之门、结交近侍、攀附皇亲、依托亲信，以互相引荐救助的人吗？急躁的人希望迅速升迁，乖戾的人企求苟且免罪，自私的人希望独得利益。左右近侍只贪图利益，只亲近党羽，豢养谄谀之徒、引导奸佞之人，排斥耿直、阻挠正直。对所偏爱的人，就千方百计拔擢，曲意替他掩饰；对所厌恶的人，就严酷加害，另外制造罪名，不顾长远谋划，也不顾清正舆论。因此人心惶惶，众口沸腾。见某人某事本不应如此却偏偏如此，就说：“这是某人在暗中替他铺路。”某人某事本应如此却没有如此，就说：“这是某人在暗中从中作梗。”某人某事起初不是这样而最终成为这样，就说：“这是某人在暗中斡旋。”臣也不能不感到疑惑。比如都御史王越奉诏出征而最终没有任用，兵部议论推举总制西路的重臣，先推举、考察了数人，到了王越时却得到陛下的批准。王越得到陛下的知遇和擢用，追究根源，难道没有人在陛下面前称誉王越吗？给事中王纶奉诏补任外官，吏部原来多次以布政司参议的缺额委屈安排他；后来听说所补任的都是受到排挤的人，过了一年多才得到参议之职。他先前不能得到任用，必定有人诋毁王纶。团营官军方面，兵部题请并获准不许奏报调来计算军饷、从事工程，但毓秀亭等处的工程劳役最终仍免不了被征调，这固然是有人向陛下进言的结果。甘肃守臣上奏请求恢复哈密，表示怜悯，于是降下敕令，赐给金印和命服，封其国长为首领。陛下明断命令派官前往，兵部具奏想不派官。诏令仍依照前旨，于是拟派两名官员，奏章上呈后，过了一个多月，又得到旨意准许不派官。先前想派官，是陛下的意思；后来久拖不派，说明原拟派去的人中一定有不合陛下心意的人。怎么知道不是左右近侍不愿派遣他们所亲厚的人，想侥幸取得功名，却没有得到陛下的命令呢？所以这件事没有呈报到陛下那里。陛下正当盛年，英明睿智超过古人，内心深处的裁断，不应是左右近侍所能左右的。只是陛下处理事情稍稍崇尚安详从容，所以才有像李广这样的人得以进言。臣看近年科道官以及各位办事官员所上的封事，又有很多长期留在宫中不发的。他们所说的不是涉及朝廷政务，就是触犯权贵；在宫中战战兢兢，常常害怕像鹰捕捉狡兔那样，反而被兔子反咬。陛下却动辄将奏章留中，使他们不能请求明确命令，只能退步丧气，徘徊郁塞，叩问上天却无路可通，这是什么缘故？奏文是否可行，只要用“行”或“不行”两句话便可决定；陛下难道因为前代有容受直言的故事，就想让这些奏章常常留在御座前，等待有时再省览吗？还是想保全进言者以平息毁谤，并且把奏章交付史馆，以成就君臣之间的美名呢？臣不能知道。然而臣知道，陛下如果不采纳他们的意见，就一定不是因为这些打算；难道是因为他们的言论荒谬空泛、没有可取之处吗？他们敢于上达天听，倾尽心肝胆识，思考一定很成熟，谋划一定很审慎，并不是把这些当作自己的私谋。即使确实是为自己的私谋，小的可以谴责罢黜，大的可以按典刑正法，也就可以了。若不是为自己的私谋，而是出于国家的忧虑，即使其中有思考不周、谋划不审，因愚直而有所损伤、因失误而有所破坏，陛下也应当像山一样包容、像海一样接纳，从短处中取其长处，优厚地颁示旨谕，以奖励敢于进言的风气；不可把它搁置一旁，仿佛全无其事，含混不加辨白，使左右近侍得以称心，而造成这种暧昧不明的祸害，反过来诬陷有风骨节操的人。

译《尚书》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君主应当自己敬重德行、反省自己的过失，说这是我的过失，不敢心怀愤怒。” 有盛大德行的君主尚且能忍受匹夫无理的冒犯，并且一定反省自己，何况朝廷中的臣子是国家的贤士，怀着慷慨之情，以直言进献呢？商周之际，有因不进谏而获罪的人，墨刑就是这种情形；却没有因进谏而获罪的人。因进谏获罪，是末世才有的事。然而汉、唐有道的君主也不会这样做。陛下刚开始谋求治理，求取直言十分迫切，先朝因进言而被贬黜的人，如林俊一类，都重新得到起用。可是御史彭程因论事被罢职为民，按察司副使杨茂元因论事被降为府同知。彭程被罢、杨茂元被降，当时一定另有获罪的缘由；人们相互传说，便说是替某人、替某人做了什么。礼部郎中王云凤因为在皇帝祭祀牲畜的日子骑马跟随车驾而获罪，被降为知州。王云凤先前曾向陛下揭发李广的奸恶，所以议论者也说这是李广借事陷害他，正是所谓暧昧不明的祸害。如今给事中胡易、御史胡献都是因进言而获罪的人；胡献已被防范并降调，胡易还关在禁狱中，若要加罪，本来总能找出说辞。臣愚昧，只担心这并不是陛下当初求取直言的本意。臣听说彭程已经去世，杨茂元、王云凤将在论定之日重新得到任用。胡易、胡献这两位臣子，陛下如果查明他们没有重大过错，臣请求尽快赐予怜悯宽宥，以解除议论者的疑惑。从前唐太宗问魏征：“近来的政治怎么样？”魏征回答：“陛下在贞观初年引导人们进谏，三年以后看见进谏者就高兴并采纳；近年以来虽然勉强接受进谏，内心却并不平和。”魏征回答的虽然不是政治本身，但政治的进退实在由此决定。臣希望陛下对此加以察看。得到歌颂不如得到规劝，得到唯唯诺诺不如得到直言争辩，得到令人喜悦的话不如得到能够警醒自己的话。人的性情相差并不很远，他们难道愿意吹活将熄的灰烬来烧毁自己，吞食野葛来毒害自己吗？白璧不能靠容貌来装饰，容纳直言反而会带来长久的福泽。能够奋然不顾自身安危，把话全部说给天子听的人，本来就是素有风骨节操、难得一见的士人。可是话一出口，祸患便攻击自身，怨恨种在眼前，后患生于将来。如果他们不是丧失心志、置生死于度外的人，那么谁还肯再次进言？将来的流弊，是人人随波沉浮、谋求自保，心中和口头互相告诫，甘心苟且玩弄以夸耀太平，拘守文书具文以求表面美观，专事因循而滋长偷惰，徒然喜爱圆滑柔顺而憎恨刚直切实，迎合一时的好尚以巩固宠荣，用雷鸣般的声势制造是非以便依附和排挤。臣不知道这样的风气在盛世中有什么可取之处。这就是臣希望陛下听断果决的原因。人们常说：“天下是一个大的器物，把它放在安稳的地方就安稳，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人君拥有这个大器；这个大器可以由一人掌握，但要靠一人之力把它安置妥当，却不能成功，所以必须借助臣下的力量。借助臣下的力量，臣下才能参与出力；君子参与出力，天下就安定，小人参与出力，天下就危险，因此力量不可轻易借给他人。人君和臣下共同治理天下，任用委任可以不公正吗？《易经》泰卦初九说：“拔取茅草，连同同类一起拔出。”否卦初六的爻辞也是这样，这并不是没有道理。《师》卦六五说：“长子统率军队，弟子用车载尸体。”解释者说，这是君子掌事却让小人参与其中的过错。用参术来补益，用黄连、茯苓等苦寒药来泄泻，不能算良医；在墨线上作引导而背离斧斤的方向，不能制成器物；只用甘甜滑利来迎合，夹杂苦涩之物，不能成为好味道。道理本来就是这样，陛下看看如今所任用委任的人，情形怎么样呢？天下万国的黎民贤才，都是帝王的臣子；奉行命令、竭尽力量，并不缺乏人才。然而天地上下、尊卑悬殊，上下情意隔绝，苛细礼节尤其严重，文书上的诚意尚未取信，进言往往伤及舌头，举动动辄遭到牵制；宦官近侍乘机而入，暗中运作、潜自把持，阴邪的路径、货利的关口日益开辟扩大，争相奔走钻营，人才混杂，吏治弊病日益滋长。陛下甚至还不知道其中的根底已经安定下来了。陛下试着仔细想一想，造成这种局面当然是有原因的。古代君臣相互取用，共同谋求天下大治，彼此相得而十分欢悦；君臣之间有赞同、有叹息、有争论，一堂交谈宴饮，推心置腹，内外情形都能洞悉，细小的嫌隙不在其间萌发。因此臣下知道的没有不说，所说的没有不尽，为天下谋划而不顾自身，各自恪守职责，始终没有忌讳回避；君主所做的都能成功，所希望的都能实现。陛下能够这样吗？臣生长在外郡，看见本郡属下官员前来拜谒，必定先由门卒通报；属官急于求见，没有不贿赂门卒的。见到太守后把簿书呈上，簿书堆积如山，便交给房吏查阅详审；属官害怕房吏寻找空隙加以议论，也没有不贿赂房吏的。门卒、房吏与太守有什么亲近关系，却能借此牟利、假借权力？何况人主身边的近侍，像狐狸、像蜈蚣，像鬼怪、像蜮虫，难道没有牟利借权的人吗？外廷本来不如内廷接近隐密，士大夫本来不如宦官宫妾亲昵。前些日子李广没有死时，陛下的政事，他能够加以阻挠；人才的任用和舍弃，他能够加以议论；宫中不合时宜的旨意，他也可以随时假借。群臣在外廷畏缩不前、彼此龃龉，只能观望风向和旨意，比李广还不如，本来就应当有人在他门下行贿，彼此结成生死盟约。有的人名位已经显赫，想使根基稳固；有的人仕途尚未通达，想求得升迁；有的人身处偏远闲散之地，想招揽依附者；有的人处境孤立危险，想求扶植；有的人事情可能导致差错，想求回护。衣冠士大夫中的清流，难道真的不知道羞耻吗？只是无法与陛下结交知遇，所以转而与陛下身边的左右结交知遇。忧虑时局的念头，被谋求自身利益的私心夺去；以国事为重的诚心，不足以胜过经营自身的打算。士大夫风气如此，陛下能不设法挽救吗？科道官请求查验李广的赃物账簿，以治罪那些与他结交的人。陛下把它秘藏起来，只命令他们指名上报，最终却搁置不再追究。科道所指的人，是从听闻中得到的，未必全都属实；陛下搁置不究，议论者都归结为陛下能够顾惜大体。然而言路正盛，风采刚刚树立，陛下也应当罢黜其中一两个最为过分的人，以示后来者劝戒。陛下用意过于宽厚，认为他们依附李广，是因为李广当时受宠；李广死后他们无所依托，宠爱他们的势力也将自行消退，何必深加责罚而败坏他们这一类人的风气呢？陛下在这件事上还能够顾惜士风。臣认为陛下如果确有此意，不如从今以后在任用委任上实行公正。孔子不主持以瘠环为贵的做法，而臧仓却阻挠孟子；邪正必定不能两立。如今有些士大夫能够严肃面容、端正行为，不向李广求取什么；但如果像李广这样的人如今又存在，在他气焰炽盛、势力张扬的时候，又将怎么办呢？

译他们闲居时详细谈论，不过是低头叹息罢了；他们确实没有遇到能够知遇自己的君主，害怕嫉妒，无法施展才能、竭尽思虑，至于事业功效，也很难要求他们一定取得。臣认为，这是二三十年来任用委任不公所积累的弊病造成的。自古以来希望治理好天下的君主，没有不详细责求臣下、考察他们政绩的：详细责求臣下，使贤能与否不能隐藏；考察他们的政绩，使是非不敢由私人决定。使臣下不能隐藏、不敢徇私，并不是君主靠侦察、猜疑和防范的智术来做到的。臣看唐太宗评论房玄龄等臣子的优劣，只用几句话就能判断他们一生的表现，而且与各司所办的事务没有差错，事情的曲折原委全都知道。若不是太宗能够亲自接近群臣，早晚不废止地延纳进见，怎么能做到这样？恭敬追念我朝祖宗在位时，任官只取贤能，任事只用有才干的人，并且优厚接待臣下，不存任何表面形迹。早朝奏事没有完，常常在晚朝继续完成。正式朝会之外，尤其重视经筵劝讲之礼；遇到机密政务，便驾临左顺门，召六部大臣同他们商议；有时亲临内阁，命学士议定可否，然后施行。君臣彼此庆幸，同心同德，相互凭借、相互辅翼，众官和谐，百官都奉行法式。所以大学士杨士奇有《三朝圣谕录》，李贤有《天顺日录》，都详细记载列圣与臣下议论的话，亲切得像家人父子，传播到四方，见到的人都受到鼓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年〕 如今陛下早朝处理政事，能有多少时刻？除了通政司引领臣下奏事以外，再也听不到圣明的声音。晚朝荒废，经筵劝讲的礼仪虽然还存在，但圣意却没有得到咨询。侍从之臣讲讲经书后就赶快退下，大概只是用来粉饰治国的器具罢了。天下的事情，陛下一概只凭尺牍文书来了解，又怎么能详细责求臣下、考察他们的政绩呢？臣认为臣下向君主报告事情，见于疏奏不如当面陈述恳切；疏奏中的话也不如当面陈述的话容易收到成效。因为写疏奏时，感情常常难以尽情表达；当面陈述则能从容说出，往往还有余地。写疏奏的人只希望皇上实行自己的意见，而当面陈述的人可以反复探究利害的实际情形，使皇上采纳施行。勇于上疏奏事的人，能够远离谗邪之徒，却可能被人蒙蔽；而当面陈述的人则能向下传达实情，使上面获得益处。君臣相遇如云龙的朝廷，公正议论都在，彼此没有阻隔。如今群臣中有谁能轮流等待召见，向陛下当面陈述呢？天下的事情一概只凭尺牍来听取，因此贤与不肖、是与非，都能被左右近侍调停、消解，而陛下自己无从知道，也就无法详细责求臣下、考察政绩，怎么能没有弊病呢？臣听说，我朝设有内阁，就如同前代设有中书省。我太祖皇帝废除了丞相，革去了中书省。太宗皇帝特意选用老成的文儒居于内阁，专门准备顾问，预先参与机密政务。因此内阁是讨论治道、治理国家的地方。唐人说政事常在中书省，是治国的根本；宋人说事情不经过中书省，就成了乱世的法度。臣以今天的情形来比较，政事应当常在内阁讨论，事务不可不经过内阁。陛下何不提高内阁的礼遇并加重它的责任呢？大学士杨士奇、李贤，都承受列圣的眷顾信任，所以能够尽展才干。宫中有一言一事，都能在开始时得到议论，所以不至于公布到外廷后，造成喧哗纷乱。如今却不是这样，这就是任用委任不公的积弊。 《诗经》说：“虽然没有老成之人，尚且还有典章法度。”《礼记》说：“大臣不治理政事，近臣就会互相勾结。”所以大臣不可不敬重，因为他们是百姓的表率；近臣不可不谨慎对待，因为他们是百姓所遵循的途径。臣希望陛下扩大筹划治理的思虑，明察事物、通达听闻，兼听各方、广泛采纳意见，每天同内阁讨论当世事务；无论大小条目、内外利便，都一一交给有关各部掌管，再命该部共同办理，不厌其烦琐，务必探求今天与古代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同，得失的关键在哪里，施行的方法是什么，损益的尺度是什么，怎样做才好，要把祸害变为利益，应当采取什么办法。详细审察、斟酌权衡，既然得出统一的方案，就应当果断决定并施行；还应命内阁以及府、部的年高资深大臣，各自推荐所属的科道官，预先举荐他们所了解的人，以响应宣召，补救施政的不足。不因小恩小惠废弃大义，不因个人怨恨枉曲公法，不因旧习惯妨碍新政，不迷惑于模棱两可的话，不被相互争斗的言论阻挠。这样施行，错误就少了。即使仍有错误，六科可以封还驳正，十三道可以纠察举劾，绝不至于以水济水，泛滥造成无穷祸害。经筵之日，陛下如果确实喜欢询问、喜欢察考，听取可取与不可取之处，勤勉不倦，侍从之臣中应当有人把端正自己的学问转化为匡正君主的学问，讽诵《诗》《书》，乐于褒扬善行、引导善政，以不断光明圣德。我太宗皇帝曾下诏对武臣说：“上面能够推心置腹，下面就乐于竭尽力量。陛下能够在任用委任上公正，臣下受到感激，自然会百倍努力。不必赐马也会感到荣耀，不必授斧钺也会知道畏惧，同心同智，彼此磨炼，以尽微薄之力，必然会自己奋发不止。陛下在这方面若能按照名分考核实际，确定罢黜升迁，才能的长短、事务的轻重，都在皇帝的观察之下。不能胜任的人，科道官弹劾他，而他并不是只承受一纸空文；陛下罢免他，他也不会怨恨。他知道上天不可欺骗，也知道陛下洞察一切，哪里还肯用贿赂诱使左右近侍来取得罪过呢？”在这个时候，即使有成百上千个李广，又能做什么？清除宫闱内的弊端，使自己免受其他责罚，就已经很幸运了。外廷既然昌盛，内廷自然收敛；士大夫的志气既然振作，宦官宫妾的势力自然不能施行。这就是臣希望陛下在任用委任上公正的原因。陛下幸望裁察。果断听断、公正任用这两件事，臣反复详尽地说来，都是紧切而重要的。陛下听取这些意见，即使不是当前最急迫的事情，也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陛下如果听断确实果决，任用委任确实公正，言路没有阻塞，贤能没有妨碍，官员能够尽到职守，言官能够尽到忠诚，还担心奸贪之人不能除去吗？还担心军民的利弊疾苦没有人替他们兴革治理吗？董仲舒有句话说：“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朝廷端正了，天下就能治理。”道理就是这样，臣敢以此劝告陛下。臣的话不是老学究、迂腐士人的泛泛空谈。至于臣从道路间访察所得的事情，请另行分别说明，最后陈述。第一件是：臣听说郡守、县令是百姓的师长统帅，古人有这样的话。县令用人得当，一县百里都受其恩赐；

译郡守用人得当，千里之内都蒙受他的庇护；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百里、千里之内就都遭受他的祸害。圣明的君主在上，想到天下哪怕有一个匹夫匹妇没有得到安置，尚且认为不可以，何况百里、千里的百姓，怎么能托付给不称职的人呢？臣观察如今替陛下担任郡守、县令的人，已有不合适的。狼和羊相互放牧，以禽兽幼畜为资粮；卑陋无能、鄙琐龌龊的人，到处都是。陛下的百姓已有不能安居乐业的；筋骨被荆棘般的苛税劳役所供取，肌肤被锋利的刀刃般的刑罚刮削，终年创伤累累，疼痛刚平息又再次疼痛，懂得治理体要的人能不惊惧吗？古代郡守入朝可以任宰相，郎官出任县宰，郡守县令的职务实在十分重要。如今担任知府的，都是四品廷臣，历日积久之后才升到此职，应该少有不才的人；但府佐以及知州、知县的佐贰等官，并不都是进士出身，进士出身的只有十分之三四，监生、吏员出身的占十分之六七，这难道就是郡县用人不得其人的原因吗？世人所看重的是进士。考课之法、旌异的典章，只对进士出身者规定得详细；监生、吏员出身者无才的，考课时反而宽恕，有才的，表彰奖励又简略，这就是弊病。议论者说：进士年少气盛，州县职务不是他们最终的归宿；他们能以黄甲进士的身份自爱，所以不安于小小成就，而多能举办公务，旌异的典章常常优先对待他们。监生、吏员出身的人，大多像钟声响起、漏刻已尽、日暮途穷的人，志气消磨，精力疲惫，仅仅能够穿戴衣冠，实际上没有才干和办事能力。他们看见利益就贪求，遇到事情就顽劣，沿袭风气、跟随同类；考课如果不宽恕他们，他们漂泊无所归，哪里还有归宿？十个人中有九个都列在可以罢黜的行列，无法酬报他们寒窗苦读、久困迟滞的期望和奔走尘埃的劳苦。其中也有像铁中铮铮、萧艾丛中散发兰香的人，即使上司偶尔也加以旌异，有关部门却因为他们不是进士，便认为没有什么可表彰的。臣认为不应如此。赵禹的才干出自佐史，龚胜的贤能发迹于郡吏；黄霸、丙吉、薛宣，难道不是汉代的名相吗？他们都曾做过卒史、狱吏、书佐。人才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培养他就会振作，摧残他就会衰颓，提拔他就会奋勇向前，贬退他就会退缩，所依靠的只是上位者掌握这个关键。天下善良的人少，不善的人多；有才的人很少，没有才的人到处都是。号称进士的人，外表如玉、内里似石，其中也有不才者。如今郡县职务又不都是进士出身，监生、吏员出身者常常占大半，而上面又没有培养、提拔他们的机会，只取出身名目而不取实际才能，只拘泥于出身而不考察才干，使监生、吏员出身中有才的人无法显示能力，不才的人于是更加无所顾忌，说：“我不是进士一类的人，白白辛苦又有什么用？” 于是他们收受贿赂、营谋私利，不再把承接上级政令、宣扬教化当作职责；巧取严算，一丝一毫也不放过。上司到来时，就厚重地奉迎，以宽缓对自己的指摘；拿出珍玩供赏，以换取姑息；侥幸没有丢官，便凭借年资岁月为子孙谋求地位。这就是监生、吏员出身者前面没有劝勉、后面没有惩罚，怎么会不带坏天下人，使他们都归于不才呢？如此一来，天下百姓有什么罪过？祖宗时代取用人才范围广，考察又严密，对待各种出身一视同仁；凡从各条途径出身的人交错任职，都英姿勃发、蒸蒸日上，各自能够树立事业。如今却彼此完全不相干：一个大府连接数州县，分设几十名官员，除进士之外，很少有人得到旌异；考课之法不严，旌异的典章又有所偏向，这正是弊病。臣愚昧，想请求今后巡抚、巡按以及布政、按察二司的分守、分巡官，凡遇所属府、州、县掌印官和佐贰官员有政绩卓著、堪当大任的，分守、分巡官便呈报巡抚、巡按，由他们核实后奏报旌异，不要因为出身途径不同而偏高偏低地衡量。有关部门应根据受到旌异者历次表彰的多少，逐级提拔任用；既不废弃资格递进的常规，也不拘泥于表面形式。进士将会更加受到激励，监生、吏员出身者也将不肯自暴自弃，而会磨炼品行节操，希望在当时士流中树立名声。如果再有旷废职守、荒废事务、残害百姓的人，就应在考课中督察；对进士不要因为他们的名次、出身而加以偏护，对监生、吏员也不要因为他们平生可怜而加以宽贷。臣认为古今考课的方法有两条：一是考察操守，二是考察作为。操守以廉洁为本，作为以才能为本，这两点都是考核官员最重要的标准。臣认为考核治理百姓的官员，还应以得到民心为根本。世上有廉洁的人未必有才能，有才能的人未必得到民心；百姓爱戴他，不是靠嘘寒问暖、温柔宽厚的政令，而是没有叹息愁怨的声音不能做到。因此臣把得到民心作为考核府、州、县官的最高标准。郡县官员中有廉洁的、有才能的、有得到百姓爱戴的，旌异之事由有关部门办理。有关部门既依此考核提拔任用，又应每年查考，选取其中廉洁而有才能、并且受到百姓爱戴的一人，奏报为最高等第，如同汉代的旧例。陛下特地下诏赐玺书加以奖谕，以此教化天下；即使不得民心的人文案上没有可供查出的漏洞，也不取为旌异对象，使天下担任守令的人知道爱护百姓是最重要的，那么循良官员归于百姓、百姓受到庇护和恩赐，就会不断扩及四方。第二件是：臣听说建国初年各地未曾设置巡抚官，宣德年间才以侍郎、都御史担任巡抚。当时只有南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常设巡抚，其他布政司则由诏令派遣，有时任期一年、两年便都返回。如今巡抚的品秩都是都御史，除浙江、福建外，其余各地也都有常设巡抚。臣认为今天的巡抚，就是魏代的慰抚大使、隋代的宣抚大使、唐代的存抚使、安抚使。宋代也不时任命这类官员，而如今巡抚在边方掌握制置权，在腹里兼有转运职务，手持敕书可以便宜行事，三司都归其管辖，数郡百姓的安危休戚也系于其手。从前宋神宗对文彦博等人说：“诸道使臣职任极其重要，应当谨慎选择人选，并让他们长期任职。”文彦博等回答说：“治理的要领，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所以熙宁、元丰年间，各道使臣有长期任职十多年而不更换的，劳绩显著就增加品秩、赏赐金钱；怠慢失职就削减官阶、收回赏赐。他们乘驿车入朝奏事，轮流赴阙。吕祖谦到任后，把这些记载下来，作为一代制度。如今的巡抚比宋代诸道使臣职任更重，其人选自然不可不谨慎选择，并让他们长期任职。臣切实看到，吏部推举各处巡抚都御史，腹里地区由吏部会同有关部门核议；

译户部负责边方的核议，兵部揣度比较、安排妥当，然后上奏请陛下亲自选择，还有什么比这更谨慎的呢？然而他们接受任命后，往往不能长久任职。人正适合地方，地方却不能留住他；地方正感念他的恩德，他本人却不能继续共处。功业将成时，人已经来交替；事情尚未完成、谋划尚未落实时，任职者已经更换。还有更糟的情况：所属府尚未来得及考核，部下的情况尚未来得及体察熟悉；六条考察事项尚未来得及举劾，众多事务尚未来得及兴革，座席还没有坐暖，职位已经不是原来的人了。如今制度规定每年派一名御史巡按各处。如果巡抚不能长期任职，那就与巡按没有区别，又何必另外设置巡抚呢？臣听说宋代司马光有句话：“古代各人守着一个官职，终身不轻易更换。”如今任官的人，任职三年几个月，便动辄改换，使政务修治、功业成就成为不可能。臣以今天观察，京官分属各曹、排列各署，同僚繁多，似乎没有任职不久的弊病；至于外官，如果不能久任，上面就不能考察其作用，下面也不能享受其恩惠。陛下想把久任的办法施行于外官，也应当从巡抚开始。近来的惯例，巡抚官每年一次进京议事；但到了议事之年，往往因地方有事而不能成行。臣请求以腹里、边方分别限定期限：腹里三年，边方五年，任期内必须有一次赴阙。陛下亲自降下仁德的诏令，询问百姓的疾苦，一方面用来表示优厚和特别待遇，一方面用来考察他们治理地方的根底。六部各自奏报他们所施行的事务，确有成绩的，就丰厚赏赐并慰劳遣返；有不称职的，科道官可以指实情加以论劾。巡抚是先慎重选择人选，最后又让他长期任职。在轮流赴阙的时候，有增加品秩、赏赐金钱的褒奖，也有削官、夺赏的羞辱，那么能够长期任职的人，必定会努力使地方受益，不辜负陛下。陛下日后任用股肱辅弼之臣，也一定能多得贤才；那些只想空手侥幸攫取陛下崇高官阶、优厚俸禄的庸才，就不会再有了。臣又听说，巡抚官是为抚治地方而设置的，浙江、福建却独独没有巡抚，是什么原因呢？闽越之地濒临海岛，番人、倭寇出没，并不是没有事情。贼首叶宗留、刘通、邓茂七曾经占据当地，僭越称王，攻打劫掠城邑，凶猛吞噬、无人能挡。直到朝廷勤王军队前往剿灭，血流遍布通衢，才取得控制他们生死的胜利。拿今天与过去相比，这两省地方难道可以独自忽视吗？湖广郧阳、江西赣州，如今因流民不安定，都增设了巡抚官；而且所管地方还牵连其他省，其他省难道反而没有巡抚可以任责吗？臣认为这样会使地方事务东牵西制，下属官员难以奔走听命、遵行办理。赣州巡抚官可以改为专门管辖江西；郧阳巡抚所管之地，并不像山西延绥、陕西甘肃那样必须设置，可以裁撤。至于江西、福建两省，则不可不增设巡抚。伏望陛下把臣的这项意见交给有关部门，斟酌施行，使大臣不至于独自承担巡抚的责任，各处都能得到巡抚的恩惠。第三件是：臣听说古代明君最珍惜名器，是想用它来驱策天下之人、磨炼世间懒惰之士。正因为珍惜，所以人们不容易得到；一旦得到，就十分看重。后世不懂得这个道理，爵禄混乱，根源污浊、流弊泛滥；如果一个男子就都能受到波及，便无从选择，把肉眼看作珍宝、把乳臭未干的人安置在众人之上，认为名器不值得用来抬高其身价。名器都不足以使他看重，那么他对上位者又有什么德行呢？上位者按照制度应当给他，下面的人也按照制度认为自己应当得到；于是认为上位者给我的东西本来就是我的旧物，即使获罪受谴，也不足以成为自己的过失。这样一来，上面的爵禄轻如粪土，不足以劝勉下面的人。这大概就是后世任子制度受到有识之士当时议论的原因吧？臣认为我朝祖宗立法，凡文职大臣必须在朝廷任职长久、劳绩和声名显著，德望隆盛的，才录用其一两个子孙，以荣耀后代；这出于特别恩典，不是通常的制度。近年三品以上官员才大致可以请求恩典，让子孙入国子监，但也有所裁减节制，不至于像宋代任子制度那样毫无意义，使儿子任用自己的孙子，孙子又任用自己的儿子。武臣则不是这样：父亲死后由儿子继承；没有儿子，就由同胞兄弟继承；没有同胞兄弟，就由堂兄弟或弟弟继承，而且比任子制度的范围还广。大概是因为我太祖皇帝平定四海、太宗皇帝肃清内难，多半借助武臣的力量；他们披坚执锐、冲锋破敌，在九死一生中保全性命，正因为艰险，所以对他们的报偿特别延长。如今天下卫所已经安定，官位常常满额，而后来任官的人往往成倍增加，不论事情难易、功劳大小，按例都能世袭。其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亲临战阵，只因参与参随、充当头目末役便冒滥邀功；他们所得首级，哪里是阵前亲手杀死的贼人？有的是凭势力邀取，有的是拿钱买来，有的是从尸体中取得，守臣都一并奏报，夸张功劳次第，把没有的画成有，把虚假的织成真实。有关部门虽曾逐条施行各边的禁约，但弊端竟然没有稍减。如今新近任用、因功升迁的人，恐怕没有一个能比得上祖宗时代的武臣；难道因此就不让他们世袭吗？因为担心出问题便废止奖赏将士立功的心志，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我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要让这种职位世袭下去吗？这样一代接一代地防范，也没有终止的时候。车载斗量，杷椎腕脱，其如后来之冗何？朝廷对此一定应当有办法处理。臣愚昧，不能彻底探究，只私下希望朝廷珍惜名位器物。臣想，如今文、武两途，享受君王俸禄，实际上全都成了世袭。既然已经优待武职，那么法度对于文、武官员的防范，难道还能再有不同吗？如今问刑衙门规定，文职犯赃罪，必定罢职；枉法贪赃满贯，必定充军。可是军职犯监守自盗、盗卖公物，或犯侵吞欺诈、枉法贪赃满贯，按罪应当绞斩的，只降级调往卫所；枉法而未满贯，按罪应当徒流的，只留在原卫所带俸。犯罪相同而定罪不同，十分不合情理。臣考察律文：军官犯私罪，按罪应笞的，记录过失后收赎；按罪应杖的，解除职务、降等候用；按罪应罢职且不叙用的，降为总旗；按罪应徒流的，发往各卫充军。皇祖制定律法，从来都是与文职犯罪同等处理，但刑官却特意遵循近年的条例。近来条例又载明：犯窃盗、掏摸、盗窃官府牲畜，白昼抢夺，奸宿军人妻子，行为有亏，败坏伦理、伤害教化的，一律发回原籍为民。子孙仍可承袭。唉！败坏伦理、伤害教化的人，罪当处死却只落得为民，惩治恶人的法已经削弱了；而他的子孙还可以承袭，这就是说，职位只是从这个人转给另一个人，只有为民的名义，却没有罢职的实际。

译这样的罪，难道不比降级调卫而不能立即替换的罪还轻吗？有人说，降级调卫的人还保留职位；为民的人，职位已经没有了。职位本来是他的先人凭功劳取得的，职位在他本人身上消失，所以应当立即由他的子孙承袭，以报答他先人的功劳。皇恩浩荡，本来就应当如此。臣认为，如今提升为世袭的人，并不都是祖宗时代开国佐命功臣的后代；到了犯罪时，又常常从宽赦免。根源不清，流弊不加节制，爵禄越来越泛滥，名位器物又怎么能保持其应有的尊严？请求敕令该部计议：今后各边有警，守臣上奏请求出兵，形势果真紧急，该部立即发文给当地张榜，告示随征官军。临阵时如果有人能奋勇争先，擒获或斩获首级，回军时径直前往镇守、巡抚等官处辨验，等待具奏后升赏。其中官军有贫苦而应当升迁却愿意领赏的，经镇守、巡抚等官辨验属实后，给予厚重的赏赐犒劳。若再有人奏报时迎合附和，替人首告，或该部、当地巡按御史日后察访发现，凡涉及关节和贿赂的，一律按欺罔治罪。又请求该部会同法司议定，军职犯有上述罪名的，一概依法判决，不得引用成化年间的事例。仍通行各处问刑衙门知晓：凡审问后应当罢职为民的人，必须等到本人死亡，才允许其子孙承袭。其先人如果不是开国佐命功臣的后代，在承袭之日革去一级，仍在原卫所带俸差操。这样或许能使他们考虑后果，不敢轻慢皇上的名位器物，也不至于轻率地蹈犯法罪。第四件事：臣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所以山依附于大地，君依附于百姓。周文王把百姓看得如同受伤的人，并不是百姓真的都受了伤，而是他的内心常常担心百姓或许会受伤。陛下的百姓，就是文王的百姓；陛下的心，也就是文王的心。陛下在深宫闲居时想到天下，也会想到百姓或许正在受伤吗？周公告诫成王，称文王不贪安逸，说：‘要怀抱、保全民众，惠及鳏夫寡妇。’这正是文王把百姓视为受伤者的实际表现。陛下施行政令、推行仁政，只要做到合宜即可。天灾流行，时常不能大为太平，天下也不可能年年三登、仓廪充盈。旱灾、水灾，哪一年没有百姓受害、没有灾民得不到救济？朝廷却有不能完全知道的情况。臣根据天下郡县每年防备荒年的情况，看到百姓的税粮有一丝一毫没有获得蠲免，便知道朝廷并没有完全了解实情。守令的职责在于治理百姓，百姓受到水旱灾害，他们本应不忍心；可是也有能够忍心不救的。臣亲眼看到，每逢防备荒年的地方，耆老向府、州、县报告，官府不敢认为确实如此；派官员踏勘，踏勘官回来报告属实，才向上司、镇守、巡抚等官申报。镇守、巡抚等官又不认为属实，再派官员踏勘，踏勘官回来报告属实，才请求朝廷裁决。命令下达到该部，查照条例应当施行，才发文转达府、州、县，然后根据受灾程度减征或缓征赋税。灾民哪里能够迅速获得赈济呢？遭受荒年的百姓空着肚子等待哺食，如同干涸车辙中的鱼，盼望在早晚之间得到一斗一升的水，尚且不足以救命；可是公文来回往复，动辄经过数月甚至半年，哪里承受得了？所以如今防备荒年的地方，耆老不向府、州、县报告，因为知道没有益处；府、州、县也不向上司、镇守、巡抚等官申报，因为知道没有益处；府、州、县派官员踏勘，不过是骚扰一番；镇守、巡抚等官派官员踏勘，又是一次骚扰。最后虽说发放借贷和赈济，等到真正救济时，能救活多少人？这本是守令不应忍心让百姓受苦的事情，却也有忍心不救的人。这就是天下防备荒年而朝廷不能完全知道、也无人得到救援的原因。防备荒年却无人救援，百姓就会像【原文疑误：“▯腊突絶”】一样骤然断绝生路，炊烟断绝，扶老携幼接连逃亡，尸体交错倒毙，谁来为他们流泪？无赖之徒乘此机会啸聚乌合，盗贼一定会增多。本来还可以生活的人，也都会受到危害；而有司又催逼督促租税，家门前常有胥吏，身上常戴枷锁，连良民也将流离迁徙。太可悲了！臣认为，陛下居九重而忧念百姓，想完全做到文王那样把百姓视为受伤者，就应当在事情发生以前采取措施，下诏谕告各地官员：如果所辖之地遭遇水旱，成为防荒年，该府、州、县应预先委派一名公正官员，遍历田亩，把受灾分数勘查清楚，开具申报镇守、巡抚等官。若属于半灾，即把当年夏税、秋粮按照所勘分数开除；若属于大灾，即设法处置。令分守、分巡官从该府、州、县的预备仓粮中拨放赈济。事情办完后，取得受委官员姓名及借贷、赈济数额，回报朝廷，以备奏闻；不要拘泥于通常法规，必须等待命令。古人权宜处理以救荒，有人实行救荒之道，就应当迅速，不应迟缓；迅速办理，则骨肉般的恩惠人人都能得到；迟缓办理，即使挨门散发粥食、沿街分发米粮，也来不及办成事情。汉代谒者汲黯巡视河内发生的火灾后经过河南，见百姓受到水旱灾害，便持节发放粮食，不顾擅自发布诏令的罪名。如今镇守、巡抚等官在外办理政事，并非汲黯当时的情形；而且地方距离京师遥远，赋予他们救荒的权力，并不是专擅。有人说，朝廷如果真的下达这道命令，各地凡遭水旱而不赈济，就会开仓借贷，那么仓廪储蓄从哪里来？百姓会不会有夸大灾情、冒称防荒的？臣说，不是这样。汉文帝即位后曾两次把天下百姓的田租减免一半，后来又全部免除田租而不征收十多年；连并非防荒的时候尚且如此，何况真正防荒时怎么可以吝惜呢？储蓄本来就是君上用来救济百姓的；只要君上不把财物妄用于其他事情、不让冗员白食俸禄，又何必害怕储蓄减少？防荒是水旱灾害造成的，所谓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有耳朵的人都能听见，情势难道会严重到可以欺骗吗？第五件事：秦朝开阡陌、废井田，后世沿用，于是天下产生了土地兼并的弊病。但这种弊病所造成的结果，不过是民间贫富、强弱彼此对立。如今还有更严重的，那就是皇庄吧？先朝把京畿内的空闲土地登记为公家所有，由佃民耕种并收取收入；土地面积有固定界限，收入有固定数额，并不是要使百姓受害。近年看庄人役不顾国家体统，侵占靠近庄田的百姓赖以衣食的土地，横加侵占，从寻逐渐扩展到丈，跨越田亩、连接道路，贪求增益不止。住在庄田旁边的人，土地被夺而赋税仍存；征收科派一到，便要承担赔补，富人因此变穷，穷人更怎么能够安居养生？民间的马、牛、羊、猪有时误跑到庄地，就不可能指望归还；有人因为靠近庄田，祖坟被挖掘，房屋被拆毁；耕田的农夫、送饭的妻子稍有不肯退让，动辄遭受鞭打，只能闭口忍痛，敢怒而不敢言。

译巡按使者经过那里却不敢过问，守牧官员接近那里也不敢直言，只说：‘这是皇庄，没有办法。’既然如此，陛下深厚的爱民之意又从哪里体现出来呢？自天下太平以来，人口日益繁多，竭尽土地的力量也不足以供给百姓粮食，而如今庄田反比过去扩大，难道是荒地等待开垦吗？庄田的赋税如今比过去增加，不过是从无辜百姓那里掠夺罢了。国家没有得到庄田的利益，民间却受到庄田的危害，这已经毫无道理了。况且‘皇庄’这个名称，臣愚昧，还有不明白之处。天子拥有四海的财富，各地根据土地物产进贡，难道这几个庄田就是天子的私产吗？过去汉景帝下诏让百姓迁往宽阔肥沃的地方，汉宣帝下诏把没有供皇帝游幸的池苑借给贫民，郡国的宫馆不再修治；流民还乡时，借给他们公田、种子和粮食。汉元帝也曾用公田和苑囿赈济贫民；属于少府的江海、陂湖和园地，借给贫民耕种而不收租赋。如今天下没有宽阔肥沃的土地用来便利百姓，京畿内的庄田本来就是公田。即使不能把它借给贫民耕种并免除租赋，难道还可以从百姓已经耕种并缴纳租赋的土地中夺走，使百姓因贫困而不能生活吗？京畿近在咫尺尚且不能有不危害百姓的土地，何况远离京师的地方呢？陂湖、园池等征收收益而归王府所有的地方，王府中私自蓄积聚敛的臣下各自操持捕渔狩猎的工具，当地百姓能够不受苦吗？臣听说，勋戚世族因皇帝恩赐而在京畿附近所得的庄田，他们的家人也有倚仗权势、侵吞他人土地的；军民中不安分的人，又把自己的产业投献给权贵，凭借权贵作为藏身之所，再向他人索取补偿。有的投充为陵户，以便把粮差附在京畿；如此一来，外地王府所认领收纳的土地，恐怕又会加倍。平民中的奸邪之人，是太平时代的盗贼；他们心中经营谋划，造成的危害不可估量，不能不严加处置。臣愚昧，想请求陛下敕令该部官员前往勘查皇庄地面，按实际情况丈量。如果军民申诉认领原有产业，邻里证据能够核实的，就割出归还。皇庄占有已久的土地，收作本庄余地；土地坐落在哪个府、州、县，就由哪个府、州、县按地起科；佃民耕种时只称公田，不得仍然使用皇庄名目。丈量确定以后，造册缴送该部；每年收取其收入，查明内外哪个衙门需要使用，就交给哪个衙门作为年度费用。若遭遇水旱灾害，与民田一律开除赋税。这样既不损失庄田的赋税，也不使管理庄田的百姓受害，京畿之内便不会再有滋生毒害的弊病。该部还应通行各省有王府的地方：凡陂湖、园池等收益属于王府、由王府奏请取得的，有司依照此例每年送纳租赋，免得王府派人催取。今后各世族之家都要分别加以戒饬，管理产业的家人不得惹事生非；军民等一切人员，原来不是陵户等身份的，户籍不许冒报，也不许把自己的产业投献给权贵，更不许在外投献给王府。若胆敢再不悔改，也不自行首告，一旦事情败露，产业没收入官；军户发往边卫充军，民户发往口外为民；涉及接受投献的人，奏报朝廷处置。这样，土地兼并的弊病，其中严重的或许可以革除。第六件事：臣任职属于司马之属，私下查阅军政条例，由此看出我朝历代圣主对军政的殷切关注。太祖皇帝以武力平定元朝，治理国家而不忘乱世，设置卫所，供养天下军队，卫所若干、军士若干，偏远荒僻之地也到处充满军队。如今经过一百三十年，不曾有大规模征伐来消耗军队。各地府、州、县如今都有清军官，又有钦命御史，上下相互配合，专门以清查军籍为职责。他们清查出的军丁，按例编册批解；军丁到达卫所，按例予以存恤。府、州、县清军官清查出的数量少，等候考核期满便黜退解任。有人纵容军丁在家拖延留住，或在途中卖放军丁的，一并按军罪治罪。卫所官员、旗官啖食侵削所管军丁，导致军丁逃亡的，降级调卫。立法如此严密。此外，问刑衙门还有审问发遣充军的法律，清军御史又有张榜招募为军的规定，日积月累，越来越多。按理说，各卫所的伍符、尺籍不应有任何冒名顶替，迁徙、谪戍、刺配，每年还应有所增加。如今查看祖宗时代的定额，却是十存五六、七存三四，为什么呢？臣知道其中的原因。军队的新旧相继，有抽充的，有垜充的，有配充的，有投充的，遍布天下，商籍、民籍彼此参杂，无法统一。军丁从卫所逃亡或死亡，户籍就从原籍清查勾取。年年清勾不断，而逃亡死亡却使原有编伍常常空缺。太平时期人口难道反而越来越少吗？奸猾之徒，有的逃入大户家中改换姓氏，有的入赘妇家以躲避，有的借调往其他卫所而脱离原籍，有的因流落异地而改变差役身份。军籍本来就不容易清查。清军官又是外地人，在任不久，哪里能完全知道本军充调的来历？里书作弊，动辄说查找不到文册，辗转多次，徒然烦扰；在成百上千张破纸中，侥幸才能清出一两个。起解时，又不是亲生军丁被解送；即便是亲生军丁，也不能让他的正妻一同解送离去。解送去的，竟是他的义子、义女、女婿，或临到期限才略买来的妾婢罢了。这类人到了卫所，哪有不逃跑的？该卫所距离原籍往往数百上千里；逃跑后再次勾取，通常要过几年，勾取后再解送，又要在几年以后。按法律逃亡三次应当处死，但他们往往声称原来逃亡的人没有捕获，或者说已经死亡；官司因为人命至重，往往不肯追究，这有什么奇怪的？所以逃亡死亡的名额总是空缺。至于按律审问发遣充军的人，由官府押送，沿途防护；所经过的地方有烟瘴、沙漠，筋骨拘挛、藤蔓纠缠，按照规定充实边地，可是边地军伍仍不能充实；这不仅使戍守者没有生路，也连累押送者不能回来。张榜招募的人，近来又能得到多少？现役军丁、正式工匠以及等待承继军籍的丁口，所在卫所都不允许招募。那些像浮萍一样无所依靠的人，谁来保证他们能够收籍？如今的时代不同于建国初年，土著百姓都有原有产业，谁愿意去当军？这种条例施行下来，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这就是如今卫所军队不能免于缺乏的原因。国家的大事，没有比戍守更大的；历代圣主殷切关注军政，制定这些条例，无非希望军队兴盛，为国家亿万年根本作打算。然而考察各卫所，军额竟不及祖宗时代的一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里〕 臣愚昧，想请求陛下今天实行使军队安定的办法。臣听说唐代陆贽论述镇守军队时又说：‘不合乎事物的道理，就不能安宁；不合乎人情的愿望，就不能稳固。’

译他论述选置镇守军队时又说：‘一定要衡量他们的性情习惯，辨别适合他们的土地环境，并用合乎人情便利这一句话总括。’ 如今天下当军的人，北方人调到南方，南方人调到北方，使他们永远抛弃族人亲姻，耗费资财，走在无穷无尽的道路上，僵倒困顿于不可穷尽的路途，并在已经到达的地方【原文缺字：“□瘵”】；这难道合乎人情吗？所以军户被清查，如同剥皮；军丁被解送，如同被弃置于市；只要原籍还能隐瞒，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只要卫所能够保存而不亡，就不担忧后果。律文表示可以免死，却使人怀有等死之心；榜文招募人报效国家，却不能使人产生主动报效的念头。既然如此，陆贽所说的‘合乎人情的便利’，就是使军队安定的办法吗？今天使军队安定的办法，正如陆贽所说，只是衡量其性情习惯、辨别其土地环境罢了。应当由该部计议，转行各处清军御史，督同各清军官员，把所属府、州、县的军户与伍项文册逐一核对，清出军丁中缺伍、失勾，以及往年清出后登记在官、远方却始终没有到卫所的人，分清次序，造册缴送该部。大略仿照弘治三年题准改编的事例，把两直隶、十三省所属府、州、县按卫所南北分到南北两方；再分别衡量路途远近。南北及远近确定后，就核算清出的军丁人数与之兑换：南方解送的补南方，北方解送的补北方，近处不超过五百里，远处只到二千里。这一处收取军丁，另一处就分开核销；另一处收取，便将这一处分开核销。命令天下卫所分开核销以后，不许再从原籍勾取，那么治理严密而耐寒的人就不会失去燕、代之地；治理严密而耐暑的人，也不会违背扬、粤一带的风土，免受水土艰难，容易熟悉并适应。逃亡者将会自行首告，居官者也会乐意服役，哪里还担忧军额不能恢复呢？各处问刑衙门审问发遣的人犯，确定发往的卫所，即使罪行应发极边，也应按南北分配，并且都拘连本房家小随同前往。这样虽然会使长途押送的人役更加劳累，但本犯不至于逃亡，行伍也能得到补助。若说罪犯戍守之地不够遥远，便无法警戒众人，臣认为，要警戒众人，应当在遇到赦免时不轻易宽释。这样军队哪里还需要依靠招募呢？军户已经清查出来的军丁中，如果有不愿前往者，就命令其一户在本地或邻近卫所顶替两名军丁，登记入籍、领取粮饷、承担差操；该户其余丁口依例优免。安土重迁的人应当很多，这也是充实军队的办法。臣的这些建议都合乎人情，是使军队安定的办法；如果蒙赐施行，天下军民幸甚。臣从道路上的所见所闻得到这些意见，其中也有急于时务的，所以最后陈述，希望陛下最终能够听取。陛下处理政务如果确实果断，任用委托大公无私，群臣将都会受到激励，在陛下所作的裁断和任用委托中各尽其职；这样一来，所兴办和革除的事业，必将远远超过今日。正是因此，臣以果断听断、公正任委来劝勉陛下。臣本是草野间如虮虱般的微贱之人，承蒙陛下天地覆载般的生成之恩，岂敢忘怀？臣以一片微薄之心有所见闻，冒昧烦渎圣听。臣这万余字的陈说中，仍不免像乱丝一样纷杂，陛下幸望察知臣的愚诚，只是爱君爱国，此外别无他意。臣仰望天颜圣德，实在不胜敬畏，俯伏屏息，至诚待罪。因此亲自携本具奏，谨此奏闻。伏候敕旨。弘治十一年闰十一月十七日 抚恤边地疏 奏为陈述防备边患、以激励人心之事。臣任职司马，凡军国大事，都得以参与知悉。臣切见近来大同守臣奏报，北方军队拥众侵扰，侵犯边疆城邑，无辜百姓横遭荼毒。皇上日夜忧劳，已在诏谕中有所表现，并命将出师，设置监督、提督等官，恳切地怀有拯救溺水、救援火灾的心意。军马、钱粮等事项的处置十分【原文疑字：▯】。臣忧虑大同百姓，难道唯独不能效献一言吗？臣考察大同各路沿边地方，都有营屯田地。正统十三年，经总督边储户部侍郎刘琏奏准，将各卫所旗军所耕种的田土，令其自行耕种、自行取食，不缴纳税粮。景防元年兵乱以后，巡抚等官分拨屯田、团种等项，由军人、舍人和余丁办理缴纳子粒。成化十三年又经踏勘田土，官府逐亩丈量，在原有官田中增加粮草。成化二十二年，总督军务兵部尚书余子俊又把新开垦的田土，不论山坡、沟涧，一律清查登记、造册征科，这种做法沿袭至今；还设置山西按察司佥事一员，专门督理其赋税，真是连极小的利益也没有遗漏。如今正值这一场大警，沿边地方即使不是遭受侵害的冲要之地，所在官军也都属于调集征发的部队，其中的田土难道会没有荒废的吗？臣听说，北方军队从大同右卫盘石岭等屯抢掠到大同左云川二卫城西北海子等各屯，共四十余处；男女老幼被杀害、掳掠过半，头畜、粮食荡然一空。副总兵马升在新城堡与他们遭遇，参将秦恭在草沟与他们遭遇，游击将军王杲在小村子与他们遭遇，张俊在东荆庄与他们遭遇；官军各有死伤，王杲的全军几乎覆没，张俊只剩一支孤军屹立，尸体横陈、鲜血流淌，遍布原野。如今计算起来，自张俊奏报以后已经过了半月有余，还没有听说这支北方军队已经出境离去，官军死伤又不知有多少。对受害者进行抚慰、巡视和优厚救恤，朝廷的典章都具备，当然应当立即施行。至于没有受害的地方，官军已经被调集征发，连自身性命都无法保全，剩下的妻子儿女、孤儿寡妇，根本没有力量；即使间或有些余剩的人可以依靠，也可能因惊惧逃散，过了一段时间才回来，春夏来不及耕种，秋冬必然没有收成。如果一概拘泥于通常的规格，认为这些田地和储蓄仍应照常征收，而且每年一定要征足数额，那么他们又将凭什么勉强活下去呢？臣认为，李牧镇守云中、赵充国屯田金城，实行的就是如今的屯田制度，只是取耕种和守备相互资助的作用，起初并不着重向他们督征赋税。如今大同的战事还没有平息，正是将士效命的时候；皇上对于出征、调集征发的官军都发给银两和布匹，无非是想广施恩惠、振作士气。

译前面所说的田土既然无法恢复，李牧、赵充国以耕种辅助守备的便利，难道反而不应当考虑怎样处置吗？从前汉高帝下令，平城守卫城邑的人终身免除租赋；宋太祖也曾下诏，攻城的役夫免除赋役三年。我们太祖高皇帝凡是大军经过的地方，必定赦免当地税赋，这正是帝王解救百姓倒悬之苦的仁政。臣恭敬地希望皇上体恤边方，特敕有关部院行文给现任提督、巡抚等官员，详细查明前述地方的田土在何处，哪些属于遭受侵害的冲要之地，哪些军队属于调发征战的数目，哪些田地已经荒废过时，军人、舍人、余丁家中的孤儿寡妇无力耕作、又因警报来不及种田等情况，查勘清楚后，就把该年应缴纳的粮草分别予以豁免；过去已有的拖欠也一律免除。并且准许明年应缴粮草酌情减免五分或三分，用作军装费用。如果边地储蓄不足，就在河东实行开中引盐，或者多方筹措，以互相补助。圣恩如果如此，边方将士怎能不感激？人心受到激励，士气自然加倍，视死如生，受创的地方也都会恢复起来。仅仅这一件事，未必不是抵御边患的策略。臣冒昧陈述，战战兢兢等待治罪，因此亲自携本进呈，谨此具奏，恭候敕旨。《何文简疏议》卷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何文简疏议》钦定《四库全书》《何文简疏议》卷二，明代何孟春撰，时政疏 奏为陈述灾异、议论时政的事情。近来礼部因灾异上奏，皇心敬畏，如商汤、汉宣帝一样，诏谕群臣，痛切地进行自我修省。各部门、各府署每天封递奏章，凡是能够辅助圣治、答谢上天眷顾的办法，无不竭尽所能。臣忝列末班，得以听闻圣明的警戒，虽然职责不在进言，但事情有所感触，草野之人的心怀实在不能释然。谨分条陈述四件事，仰请圣明阅览：一是爱惜国库储蓄，二是宽减百姓赋税，三是防止军户弊病，四是处置匠役。这些都是针对当前时政的大略。如果陛下宽赦臣狂妄浅陋的言论，早日赐予施行，天下百姓怎么能不感到万分幸运！和气充满天下，欢声传播四方，天人相互感通，灾气自然不会发生。因此具成本章，亲自携带，谨此具奏上闻，伏候敕旨。具体列举如下：一、爱惜国库储蓄。如今的储蓄，与祖宗旧制相比，已经有所不及。祖宗时期，制度尚未完备，一切从创始做起；战争刚刚结束，耗费很多，但公家剩余的陈粮、私家剩余的储藏，又有足以留给后代的积蓄。到现在已经一百三十年，正值皇上垂拱而仰赖臣下成事之日，也是国家重熙累洽之世；人口繁多，田野日益开辟，商贩范围扩大，货物流通更加便利，可国库收入仅仅够支出，积存的财物也只够取用而已。边方稍有警报，不多时日，公私之间已经消耗缩减，这不能不忧虑。如今天下每年征收粮税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余石，其中三百二十五万九千石折银八十一万四千余两；户口钞、商税钞除折米外，加上船料钞一万四千六百一十三万余贯，折银可得四十三万九千余两；各矿银课每年办理一十五万一千余两；两淮折盐场每年售盐所得银两，通常不少于数万千两。这些收入年年相承，尚且足以取用。为什么外府、内藏收贮的钱粮，反而不能达到祖宗旧制的水平？平日朝廷的费用，一定有超过祖宗旧制的地方。臣愚昧，伏乞皇上想到守住皇位必须依靠财用，思考没有积蓄就不能治理国家，特敕该部把收贮上述钱粮的仓库、监、局逐一查核计算：一年收入多少，历年积存多少，每年应当支发多少，能够存积多少？建国初年之所以有余，根本在哪里？如今之所以不及，弊病又由何而来？应当明白开列，听取皇上裁断，革除损害财用的事情，讲求理财之道，以求恢复祖宗储蓄的旧制。凡是各种用度，都务必节俭；内府衙门供应物件，一律依照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年间的则例办理。近年增加的项目，就是浪费的数目，可以节省革除。某件物品过去用多少已经足够，某件物品现在支用多少已经过多，就保留过去足够的数目，削减现在过多的数目。皇上裁断革除、削减以后，确定为常规。各衙门如果不致力于节约，又奏请增加，允许该部会同科道官员弹劾查办。国家富强的关键，实在就在这里。伏望圣恩留意。一、宽减百姓赋税。如今天下各地征收赋税，百姓已经承受不了办理缴纳了。《禹贡》说根据土地物产进贡，《周礼》说以九贡供给国家费用；解释的人说，是根据当地所有的物产，不强求当地没有的；听任它自然送来，不强迫它不能送来的。祖宗时期对天下赋税都有固定数额，如丝绢、牲口、药材、厨料、颜料、纸札、皮角、翎鳔、桑禳、柴炭、油蜡等项目，也只是按照郡邑所产分派给各地，各有常数，每年各有固定收入，远近都称便利。如今虽然官府征收仍沿用旧额，但额外征收实际上成倍增加，狡黠胥吏和奸徒藏身其中；下户编民被催逼得像星火一样急迫，拖欠积压，每年往往不得不加倍偿还，借贷经营生活，哪里承受得了？不能不实行宽减政策。百姓每年的赋税中，本来有些不是当地物产，只能到外地转买，临近期限又难以按实物办齐；计算其费用，往往是所纳实物价值的十倍百倍，而所纳实物又不是官府急需的物资。对于这种情况，允许折银缴纳，公私岂不是都便利吗？臣愚昧，伏愿皇上怜悯民生极其艰难，爱惜财力有限，特敕该部查勘近年分派各地办理缴纳的物料，核对其所摊派的地方和规定数目，与祖宗旧定数额是否相同。如果有超出定额的，请立即敕令取消，以免百姓遭受重复征收、过重赋税的困苦。每年例行办理的正额，该部仍应令内外库藏官员通盘计算：哪些物品不足，哪些有余，哪些不宜久存，哪些可以经常出售，都逐项列举、总合核算。计算清楚后，行文给各有关司、府；不足的仍按旧例征收实物，其余有余的、不能久存但可以出售的物品，酌量按照当地当时价格从轻折银办理缴纳。当地如果确实发生水旱、疫病，百姓贫困而赋税沉重，连续多年不能办理缴纳，也应就实际情况减免或停止征收，等到下一年仍按定额办理。今后内府紧要缺用的物品，只要属于临时需要，只允许暂借官银，灵活购买补充；额外一丝一毫也不得再行摊派，扰害百姓。这样百姓赋税得到宽减，天下都受到恩惠，库藏财物也不至于损失，哪里还担心定额办理不足使用？臣认为财物是否够用，取决于朝廷供给使用是丰厚还是节俭。我姑且举用度中较小的一件事来说：正统以前每年使用黄蜡三万斤，正统十四年增加一万斤，景泰年间增加到八万五千斤，天顺年间遂使用八万五千斤，成化十一年又增加三万五千斤，于是用到一十二万斤。由此推知，其余财物的耗费也就可以知道了。超出定额征收赋税，确实有其原因。皇上改元初年，罢斥斋醮，立即削减以前的数目；如今的供用，难道独独不能恢复正统以前的旧额吗？皇上如果确实把这件事推广到其他各项，不轻易征取，也不在祖宗所定的赋额范围内浪费，每年就会有余财了。

译一、防止军户弊病。如今天下军户告乏已经很久了。各卫所年年发册清查勾取，但原籍不能解送补充的，十之八九。清军官员害怕不去勾取，按三分之例，将来考核期满会对自己不利；若想加重查勘，逃亡死亡者的踪迹已经湮没；稍微宽缓责罚，隐瞒欺骗的弊病又更加严重。谁能找到良法妥善处理呢？臣亲眼看到，各处有司往往把在官军户中原卫所有军丁、现今当役却没有被册勾的，也解送卫所查办；甚至前一次批文尚未销除，后一次批文又发下来。这些户丁解送到卫所，不过是随批文带回去，白白耗费文书，有什么益处？又有专门派遣解送人携带空批，代为查找别户军役；无论有无军丁，都要注销；道路关隘之间动辄数千百里，军户承受无尽痛苦，解送人员遭受无妄灾祸。究其原因，都是主管部门想凑足清军数额，以便把功劳算在自己一方罢了。如今若不谋划善后，天下将因事务繁多而受到骚扰。臣愚昧，请求敕令该部转行各处清军御史，行文给各府、州、县清军官员：今后除奉该部册籍逐年勾取逃军、仍照旧勾取解送，以及军黄册内清出而卫分迷失等项户丁仍解送该部裁定外，其余卫分明确、有军丁在籍而军户未奉清勾的，不论已经还是尚未满十五年，一律先按卫所分类造册，申送清军御史；每卫造册两本，缴该部一本，留存备查一本，另一本发给该卫所在地方的清军御史。调集各卫编军食粮底册，查勘各军在卫所有没有人丁继承承担本军，是否属于本卫名伍，务必查明，填注在发去的册内，转缴回来，然后再勾取解送补伍。如果有司开写的卫分不真实，卫所填注的名伍不实，或者清军官仍像以前那样含糊其辞，把军丁差解来查办，而该卫官旗串通现役军人隐瞒其在逃，导致被勾取的军丁到卫后却声称原来服役的人仍在，强行索要帮贴；主管上司一经查究发现，一律治罪。这也是清军事务中合乎人情的一件事。一、处置匠役。如今天下徭役纷乱，用来危害百姓的事情不止一个方面。富户耗尽财产，贫户用尽力气；户籍分为九等，门役分为三甲；家中没有年少男丁，田里没有隔夜粮食。轮班来京服役而有固定数额的，是兵部的皂隶和工部各色人匠。臣查得工部职掌：浙江等八布政司、南北直隶轮班的各色人匠，自天顺八年按例除豁以来，实际在册的还有二十一万余名。除隶属南京该部的轮班人匠，以及拨往清江造船、苏州杭州等府织造缎匹、遵化铁冶服役的以外，该部所管四年轮班、现存的数目，每年尚有二万五千余名，每季轮班也有五千六百名以上。核定其班次，如果都按数目到来，内外监局足够分拨使用；但逃亡和事故多年来不能避免，甚至连续几个季度都有。主管部门的作头人等，遇到监局有工作而无人应役，有的预先以自己名义写下文约，有的借用官府其他项目的银钱，雇请街市上守艺的人前去制作。等到有关府、州、县把此前因事故缺役的人匠清查解送到京时，期限已经过了；作头人等怨恨他们来迟，而先前的借贷又加倍百倍索取偿还。年复一年，季复一季，人们不堪忍受，逃亡和事故越来越多。那些轮班服役的皂隶，河南、山东、山西、北直隶每年解送到七千四百余名，分拨到各衙门、各官员名下，从未听说有逃脱服役的；这是因为缴纳柴薪的人都是府、县征收银两，差遣官吏集中解送前来，再按数分送。那些直隶等项的本人也多轻装来到京城，雇人代替服役，自己回去谋生。各衙门因为没有禁止的条例，大多听任他们方便；受雇的人按工领取钱财，怎么肯逃跑？工部的人匠却不是这样。臣想，弓、冶、箕、裘等技艺，必须世代传承其业，才能靠技艺谋生。如今乡村愚民一旦被征充匠人，本来就不熟悉这些技艺；官府一有事情就要雇人应役，他们力量不足，衣食又依靠官府，离开官府后靠什么生活？这就是逃亡和事故产生的原因。臣愚昧，请求敕令该部行文各府、州、县清匠官员：今后清查解送人匠，务必考验其技艺；技艺熟练并愿意亲自服役的，解送该部服役；技艺不通又不愿解送服役的户口，依照轮班皂隶的事例，计算其班次，酌量征收若干银两，铸成银锭，派人集中解送该部，以便雇人。凡雇人的工钱，都在当月服役期满以后，由作头总领，然后分发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拖欠，官府也可以预备缓急之需。不能从事本业的人免于在市井间奔波，靠本业生活的人可以常守自己的田地房屋，岂不是便利吗？古人本来就有差役、募役、雇役的办法，关键只在主管部门筹划安排，不违背人情罢了。弘治十五年六月初三日 正祀疏 奏为崇奉正统祀典的事情。臣听说，教化百姓、形成风俗，没有比兴办教育更优先的；尊崇德行、报答功绩，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四代的制度，弦歌诵读都有场所，释奠都有固定时日；先圣、先师，各有应当尊崇之处。到了周朝衰微之时，孔子诞生；自有百姓以来，德业盛大，没有超过孔子的。而亲自接受熏陶、私下继承其道的人，又有其他贤者。后世崇尚文治的朝代，设立学校、确定祭祀，本来应当无所不用其极。恭敬地思念皇帝陛下，在改元开创治理之初，举行临幸学校、尊崇儒学的典礼，使圣道如日月般光明，万古增辉；用来更新桥门耳目的事情，已经很多了。但先圣的称号还没有达到极度尊崇，诸贤列于从祀之中，也有应当厘正的；这些都是唐、宋没有实行的，臣不能不对今日有所期待。臣所见如管中窥天，愚昧而诚恳；现在正逢明诏征求言论之时，敢于详细陈述请求。如果下令主管部门复议施行，圣圣相承，后世一定都会以此为法式。陛下刷新政务的美名，将与天地同久，这难道只是我道一时的幸运吗？因此开列事项具成本章，亲自携带，谨此具奏上闻，伏候敕旨。具体列举如下：

译一、考察孔子庙的祭祀。汉、晋和隋代，有时称孔子为先师，有时称先圣、宣尼、宣父，都没有超出公爵的称号。到了唐玄宗时，才开始追谥为文宣王。至圣的谥号，是宋真宗时加上的；“大成”的称号，是元成宗时增加的。本朝初年尚未改动。那么，追谥孔子为帝号，难道不正应等待今日吗？宋真宗尚未加谥以前，曾下诏让礼臣议定孔子是否应称帝。李清臣说：“周王室称王，陪臣不应称帝。”这件事于是停止了。李清臣的话，难道没有可以更改之处吗？孔子是大圣人，有没有爵位，并不能损益他的圣德；他的道足以与天地相配，他的功业胜过尧、舜。后世尊崇孔子，只应知道他是万世帝王的老师，这与周代异姓陪臣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可疑忌的呢？李清臣只是根据孔子的爵位来议论；如果一定按他的说法，那么孔子连公爵也不应称了。李清臣得罪了圣门，直到今天，人们心中仍不能没有以笔墨诛责他的愤懑。近来有进言的人，又替他辩解说：“周天子称王，孔子是周朝人；称王，就是把他尊为天子了，不应再改称帝。”这种说法，臣也私下认为不妥。帝王本来都是古代天子的称号，确实没有等级差别。然而自秦、汉以来，天子称皇帝，分封有功的臣下和皇族支系为王，直到今天仍是这样。圣朝的制度既然已经把王看作低于帝，那么当时尊崇孔子，又何必拘泥于周代所谓的“王”，说“这是周天子的称号”呢？大圣人不凭借爵位而尊贵，最为尊崇、极其美盛的称号，并不是在天之灵对后世有所企求；但尊崇孔子的典礼，却不能不随着时代而更加隆重。元成宗加“大成”的称号，出自《孟子》“集大成”的说法，可以说是尊崇孔子了；但孔子的名位没有进一步提高，仍不足以完全表达尊崇之道。孔子用帝王之道教诲万世，在圣朝得到广泛施行；历代圣明君主用帝王之道治理天下，也正是以孔子为依据。国朝孔庙祭祀沿袭旧制，乐舞使用六佾，宪宗皇帝又增加为八佾。即使百代以后，谁敢更改？这正是臣之所以再次殷切希望今日制定追谥孔子为帝的典礼。梅福劝勉他的君主所说的“不灭之名”，指的就是这个。一、考察孔庙弟子配享的情况。隋代以前，只有颜子一人配享。东汉时虽然曾祭祀七十二弟子，但祭祀范围没有超出阙里。唐开元年间追赠十哲和七十弟子爵号，从此天下才一并从祀。考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其中受业于孔子且自身通达学业的有七十七人。索隐说：《孔子家语》中也有七十七人。《史记》记有公伯寮、秦冉、鄡单，《家语》没有记载，另有琴牢、陈亢、悬丰。这样计算三人之差，但如今流传的《家语》只得到七十五人。《史记》所载郑国、申党、颜何，《家语》没有记载，却记载了薛邦、申绩，这又是《史记》没有的。杜佑《通典》记载唐开元年间的赠爵典礼，从《史记》七十七人中删去蘧瑗、林放、陈亢、申枨、琴牢、琴张六人。宋真宗祥符年间、宋徽宗大观年间加封配享，除去琴牢，其余都沿用了这一做法。悬丰，如今《家语》作悬亶，字子象。《礼记·檀弓篇》的县子，疑即此人，但现行祭祀典制没有包括他。《家语》记薛邦字子徒，申绩字子周；与《史记》所载郑国、申党同字。这就是说，薛邦就是郑国，申绩就是申党。琴牢与琴张本来就是同一个人，只是传写者讹误罢了。《论语》释文记申枨，郑康成说大概就是孔子弟子申续。《史记》说申棠字周，《家语》说申续字周。如今《史记》把“棠”写成“党”，把“续”写成“绩”，显然是传写讹误。后汉王政说：“有羔羊一样的洁白，却没有申棠那样的欲望。”这说明他把枨当作棠。《史记索隐》说文翁的画像有申枨；如今的画像有申党而没有申枨，这说明又把党当作枨了。唐、宋加封时，申党、申枨都列入从祀，实际上把一人当作两人。薛邦是郑国，姓氏还相差很远。两个申氏就像两个琴氏一样。本来不祭祀薛邦，却又把两个申氏一并祭祀，岂不是太亵渎了吗？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孔庙从祀是祭祀中的大事，何况这些人是亲自受教于孔子门下的弟子，怎么可以亵渎？臣愚昧地请求，今日补赠悬亶爵号，把他列入从祀；同时削除那些重复祭祀的人，并载入法令制度，以改正数百年来的缺误。至于公伯寮，他是季氏的党徒，并不是孔子的弟子。蘧伯玉是孔子所敬重侍奉的人，不应列入弟子之列。宋代儒者曾经辨明这些错误，臣也曾私下议论过；对于不应祭祀却重复祭祀的过失，实在不能有一天不加以纠正。弟子姓氏方面，最可信的莫过于《家语》。依据《家语》来确定封赠和祭祀，难道还会再有以前的错误吗？一、考察先儒从祀孔庙的情况，始于唐太宗时期。唐代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祀，是因为采用他们的著作，使其流传于国学，所以在国学中祭祀他们。卜子夏本来就是圣门中的高等弟子，此处无暇论述。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有传授经典的功劳，不是世俗儒者可以相比的。至于高堂生以下十八人，他们所述作的不过是辑录篇章、训释文义而已，却都列在配享孔子的席位上。大概当时取舍的标准就在这里，所以汉代有董仲舒这样的醇厚儒者，反而没有列入。儒家子书中有公孙尼子，汉代《艺文志》认为他是七十子弟子，隋代《经籍志》认为他是孔子的弟子。《史记》说《乐记》是公孙尼子编次撰成的。李善《文选》注引沈约说，《乐记》取自公孙尼子。马总《意林》引刘璠说，《缁衣》是公孙尼子所作。公孙尼子的地位大概不只相当于公羊高、谷梁赤，而且亲自受业于孔子门人；他的言论可以补充六艺经典的文字，难道不算对圣人经典有功吗？唐、宋后来封爵却都没有包括他，只是因为没有详细考察罢了。公孙尼子见于可信的史书诸书，证据如此确凿，《乐记》《缁衣》出自他手，在这一点上没有疑问；若还要怀疑，那么将来还要相信谁呢？

译戴圣一类的人，与公孙尼子的时代和地位相距已经很远了。忽略创立学说的人不予祭祀，却祭祀那些传录、训解著作的人，这不是把人物、事理颠倒了吗？臣认为，在如今崇尚文教的朝廷，公孙尼子不能不祭祀。有人说：唐、宋时期已经没有议定此事，如今突然提出，恐怕不合适。臣听说过“已经举行的事，没有人敢废止”这句话，却没有听说缺失的典章就不可以补行。董仲舒直到我太祖高皇帝时期才加封从祀；英宗皇帝时期，胡安国、蔡沉、真德秀、吴澄的祭祀也随即举行。祖宗对于汉、宋儒者尚且如此拳拳重视，那么悬亶、公孙尼子的封赠和祭祀在今日施行，阐明幽微、发掘潜德，以昭示天下和后世，岂不是圣朝的一件盛事吗？马政疏 题为边方马政利弊事。节略奉到钦命：边方武备，没有比马匹更急迫的。近来各边官军不考虑马匹出自百姓的脂膏，完全不肯用心喂养，每每声称因灾害、疾病、追捕盗贼等原因倒毙、损失很多，便上奏请求拨补。除本色马匹外，连年发去的买马银两也不知有多少。当地又有余粮、屯田、草场、桩头等项银两，主管人员中不免有玩忽法令的奸徒，任意进行侵吞克扣。现在特命你前往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会同各有关行太仆寺官员，遍历各地，把前项发去的马价银以及余粮、屯田等项银两，从弘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赦令以后至弘治十八年年终，逐一详细清查。必须查明某年发去银两多少、本地收过银两多少，买过马多少匹，发给某官、某军领养，现存、倒失情况如何，领出而未买马的银两多少，拖欠马匹多少，以及现存银两多少、由哪个衙门收贮，或者被挪作其他用途，并立即追究去向。果真有侵吞欺骗等弊端，应当由你直接审问的就直接审问，应当上奏请旨的就查实后上奏，听候处治。钦此，钦遵。臣资质本来如劣马，甘愿安处于豆棚马槽之中，却错误地承受了这项差遣，实在不能胜任长途奔波。如今跋涉一万多里，将近一年之久，三边的马政大体已经调查清楚，四镇所属地方也确实都走遍了。除了会同各有关行太仆寺官员，依照敕令中所列年份逐一清查太仆寺发到以及本地收过的银两、买马给军的详细缘由，并对拖欠和现存银两中挪移侵吞等弊端追缴查问、查明下落，另行造册具奏请旨处治之外，臣采集民情没有成绩，回京复命的期限又已临近。既然以马匹为名任官，怎敢忘记兵事中马匹的重要；考察车乘、考核牧养，何况又是职责本来应做的事。臣谨因查勘之余，冒昧提出一些条陈。伏望皇上把臣所说五件事交给主管大臣，推广到各边，未必没有补益。斟酌旧例，应该是可以实行的。马政修治好了，还忧虑什么马价？边储充足，也不必耗费京师的储备。那时就可以在西北实行“騋牝三千、公车千乘”，歌咏其盛了。为此开列事项，写成奏本，专派舍人陈聪捧送，谨题请圣旨。所列如下。一、查得成化元年等年间，因陈述边务等事，节略载兵部议定，命陕西各边卫所办理屯田。除缴纳额外粮草外，每顷另出银一钱，委托管理屯田的官员征收，带回卫所，寄发有司仓库收贮。如遇边地操练的官军马匹倒毙，原领马匹的官军报明情况后，令其寻找购买堪用的良马，用先前储存的官银买来发给骑操，不许挪作其他用途。镇守、巡抚等官每到年终，都要详细将收过银两、买过马匹的数目具奏，以备查考。这个例子实行已久，额外征收的粮草确实是加征，只有边方实行，专为马价而设。无奈法律防范不周，事情中弊病很多。查考案卷、弹劾名册，始终没有可以凭据的材料。查得陕西都司等衙门开具所属屯田原定顷亩与各卫所实际征收的数目，大多不相同；一个卫所相差竟达一千多顷，少的也不下几十顷亩。追究原因，不是说旧日荒废，就是说多年以前已经分豁钱粮、积年拖欠，而文卷连一张纸也没有保存。再交有关部门查勘，竟然无法回复。这是卫所征银者没有凭据。内地卫所的官军大多在各边备御，一个卫所常分驻数处，每处通常分为两班。前项银两在卫所征收，却在边地领取支用。各边分守、守备、副参等官，只知道派人领取银两；由于没有印信文书，也没有银两数目，卫所方面能够取得作为凭据的，只是委官的领状而已。卫所解送到边地的银两，边地的印信申文又没有保存，便以为查案时卫所征银和班操之事互不相干。轮到该班买马时，卫所没有办法预先知道买马数目。询问分守、分备衙门，百件中也未必知道一件；询问把总、管操官员，他们不过让防守、集合的识字人役凭记忆拼凑，哪里能得到真相？如果事情涉及下一班，他们又可以推说不知道。下班官军有的改为按伏，有的改作游骑，不在本边，也不回原卫；遇到逃亡、事故，又从何查起？游骑、按伏人员只是暂时委托领军官员回报，没有印信公文，更加不足相信。查勘之时，这边人数多，那边人数少，人名差错，年份不合，弊端显然，但罪责应由谁承担？这就是卫所和边地领取银两、买马者难以取得凭据的情况。陕西各卫所中，内地卫所少，边方卫所多；分派屯田征收粮草，每顷征粮六石、草九束，另外还要额外出银一钱作为马价，实在是不得已。官府不得已在额外数目之外向军队加征，又是在苦寒的天气、盐碱荒僻的土地上征取，榨尽百姓微薄的积蓄；这些无不由民脂民膏形成，如今却免不了被奸人侵吞，装入私人的袋囊。若专门追究，罪责又无所归属；若一概诛罚，则又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杀尽。大概是因为事情不全由巡抚衙门办理，防范周密方面缺少人手，查考没有依据，而年终又没有凭据可以具奏，具奏的数目自然不能详细，所以才造成这样。臣愚昧地请求敕令有关部门查照陕西屯田马价的旧例，行文给总制边务兼督理马政以及各有关巡抚官，分别查明所属卫所原定屯田顷亩、每年征收马价银两的数目；内地卫所应解送银两的，各边共有几处；边地备御应由原卫领取银两的，共有几个卫所。今后各卫所管理屯田的委官征收前项银两，内地的都要寄存于附近府、州、县，边地的寄存于所在地仓库或有司衙门收贮，各自设置印信簿册，由官府掌管。遇到本城骑操官军马匹倒毙，由把总、管操官开报巡抚衙门，取得明文回复卫所后，才允许领出银两，依例支给。若是内地卫所应解送银两到各边，或者边地备御应由原卫领取银两，未奉明文不得擅自领取、解送。

译内地解送银两后，立即取得边地官司领取银两的印信文书；边地领取银两后，立即取得军衙门买过马匹数目的文书，分别回报巡抚衙门查照，并且仍在原先设置的簿册内，把上述事项和支销情况详细注明，以备日后调取查验。若管理屯田的官员征收银两后仍违反规定，不寄存于有司仓库；以及各卫备御、各边人员携带白批，声称是副参等官派往卫所领取银两，本卫掌印官仍像以前一样不向巡抚衙门申报，擅自取得领状，把银两领出解送，都要一并追究，按重罪治罪。巡抚官仍依照旧例，在年终具奏，将收取的屯田银和朋合、桩头等银两详细开列：某卫所原收多少，买过某处马匹支销多少，现存于某处仓库多少，或者扣除买粮银后准作前项银两寄库多少，一并奏报。对于拖欠未完的数额，议定办法，比较核实后追缴执行。这样，法令才不至于徒然设立，弊病也可以稍稍革除。一、查得成化十三年等年间，因军务等事，节略载兵部议定：各边骑操马匹遇有倒失，酌量让官军共同出银买补。每年六个月，按月由都指挥出银一钱，千户、镇抚出银七分，旗军出银五分。马匹倒毙时，马主为都指挥的出银三两，指挥出银二两五钱，千户、镇抚出银二两，旗军出银一两五钱；走失、被盗的，各再加五钱，依照当时价格依次买补。镇守、巡抚等官每半年一次，将发放过的银两以及倒毙马匹已经、尚未买补的数目奏报。所收银两如有侵吞作弊，听凭巡抚官从重禁治。所买马匹以十成计算，把总官买到八成的，免除停俸，责令限期补足；不足八成的，须停俸至补足后才准许关支。这个例子虽说正在实行，但各边实际办理很不一致。如今查得陕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地，朋合银有的只向养马者征收，有的连步队也征收；有的不分官军都减征，都是一钱五分；有的加征到一两；有的从官府扣除月粮折色；有的在操练备御的地方直接收发，本卫完全不知道；大体上都是看倒毙马匹的多少来决定征银的多少。这就是朋合制度不一致。桩头银有的按上、中、下户分等，有的不分官军，一概征收一两五钱、二两、二两五钱或三两；有的因公外出倒毙与槽下倒毙一律征收；有的槽下倒毙与走失、被盗只增加五钱，称作免责银。有的由卫所掌管，有的由操练处收取。大体上，官军若领有官马，马死后才征收桩头银；没有官马而由军士自备的，多数只责令自行筹价购买。因此陕西等地又有征收的，也有完全不征收的，这就是桩头制度不一致。内地领取马匹的官军常在各边备御，前两项银两在边地收发，原卫不能预先知道；调取边地簿籍，大多只是没有正式格式的旧纸。既然征银不一致，对定例可以任意违背，查考又很可疑，怎么能保证委任的官员不发生欺弊？陕西都司、行都司两司边务文册呈缴的数目，以及镇守、巡抚等官奏报的数目，又只是纸上编造，有什么根据？城中遗失的事情，谁能追查？平凉、巩昌、岷州、洮州等地城内操备，朋合银已经数年没有征收，有关部门却仍造册报称征过多少；庄浪、凉州、固原、靖虏等边地备御，拖欠马匹数以百计、千计，而原卫从未开具呈文。十一处责任实在没有专门管理，行文往来徒然成为空文。这是近年来各卫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户〕 这是官员侵吞作弊而没有受到惩罚、已经或尚未买补马匹却达不到规定成数而没有受到处罚的原因。臣愚昧地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再次申明以前的条例，张榜告示各边：今后共同出银买补马匹，不要把步队也列入征收对象。没有马匹的人，已经有田地也难以舍弃；有马匹的人，外面的马厩可以补偿。官军因贵贱而有区别，品级就是贫富的分别；出银有等级，立法十分明确。假如不得已需要加征，也不许混同一律征收，任意扩大范围。至于桩头银应不应征收，听凭总制边务兼督理马政以及各有关巡抚衙门斟酌处理。马匹倒毙，令官员自行买补，必定能够增加价格以凑足购买。马匹发给军士时，即使一起领取，也未必一群全都是良马；贵在称量物价、平均施予，上者有所损而下者得到补益，才是有道理的。追贼、烧荒等因公倒毙的马匹，旧例本来免于追赔，查勘明白后，就应免除追缴。槽下倒毙的马匹，报明后剥取皮毛、肉脏自行变卖；至于走失、被盗的马匹，即使责任在旗军，也都令其出银三两交官买马，并不算多。只是马匹死亡报官之日，不要从中刁难；买马给价之时，也不要拖延困难。这样即使处于困窘之中也能得到帮助，贫困者就不会积累债务。在边地或卫所，委任官员收取的前项银两，都应依照屯田马价的旧例，收存于所在地有司仓库；从月粮折色中扣除、存于官府的银两，也要另立封号收贮。操备、把总等官一遇到各军马匹倒毙，就立即开报巡抚衙门，行文查核并拨给银两。巡抚衙门仍行文给各有关行太仆寺官员，核对印烙后回复，再汇总奏报施行。这样，收银、买马的数目就容易查清，欺弊也没有容身之处。规定的成数无法隐瞒，而本部掌握的奏报数目也可以作为依据。一、查得弘治五年等年间，因清查草场租银等事，节略载兵部议定：两京以及在外各边的巡抚等官和委任官员，应在各有关卫所清查原定牧马草场的土地。若有被人耕种成熟田地的，应根据土地肥瘠分别出银，逐年征收；收齐后，如果属于各边卫所，就发交都司官库收贮，并将数目具文呈报巡抚、巡按知悉。等候官军骑操马匹倒毙时，再酌量拨给，贴助买马。这一条例通行于内外各边。先前只有京卫所及辽东、山西、大宁等都司卫所查过草场租银、买马的文册送到兵部；陕西等处除苑马寺草场牧放、繁殖马匹外，各卫所都没有造册回报。臣行文取得陕西都司、行都司两司查报，查得西安前卫草场六十二顷五十亩，每年征银买补骑操马匹；其余各卫所都查不到因草场征银买马的缘由，各自具结呈送。臣又查得弘治元年等年间，因分豁亏免草束、马匹等事，甘肃巡抚都御史罗明题称：甘州城北有一处草湖，名叫喂马房，历年采草二十余万束，卖银二十余两；另外葫芦湾、黑河滩等湖采草也不少于一万束，却都被本边镇守等官占为己业。

译户部覆奏，转行镇守等官退出一半，给没有草湖的人采集、缴纳草束；另一半变卖成银，买补倒毙的马匹。后来太监傅德奏请前述草湖，户部又题准：把喂马湖地拨给傅德二百顷；其余小葫芦湾、大葫芦湾、黑河滩，全部退出；军迷黑湖地拨给总兵官一百五十顷；其余军鸭子渠湖、居家湖共七顷一十八亩五分九厘，给副总兵；教场湖、碱滩湖共七顷一十四亩一分七厘四毫，给监枪官，各自管业。按照退出给军的湖地，每年所采草束，或者折纳草束，或者变卖银两，用来买补倒毙马匹，这属于臣应当查核的事项。臣行文取得陕西都指挥佥事陈瑄、甘肃行太仆寺卿陈宽、寺丞田美分别呈报：共同踏勘后，喂马房湖地现存只有九十余顷，在镇守太监杨定名下管业；迷黑湖地三十七顷二十五亩一分三毫九丝，在总兵官刘胜名下；鸭子渠湖、居家湖地二十三顷六十一亩四分一厘四毫，在左副总兵白琮名下，比原先拨给的土地多一十六顷四十二亩八分二厘四毫。教场湖、碱滩湖地八顷二亩五分三厘七毫五丝，在监枪左监丞王欣名下，比原先拨给的土地多八十八亩三分六厘三毫五丝。黑河滩等湖，除尚在官府名下、未丈量的土地外，相邻土地有四十二顷三十八亩九分七毫。总兵刘胜名下大葫芦湾一十四顷二十九亩五分六厘七毫七丝，其中有五顷九十亩。副总兵白琮名下八顷三十八亩八分一厘七毫七丝，另有小葫芦湾二顷三十九亩九分三厘七毫五丝。监枪王欣名下承管各湖的四至、弓口，都已经合计丈量清楚，此外没有舞弊等情由。各官管业的土地和拨给军士的土地，分别划定界限，设置界堆，填绘图样，取得各项证人的亲自供述，分别呈送到臣这里。查照前项勘过的湖地，除各官应得管业的土地外，余地七十六顷三十九亩五分九厘九毫七丝，正是先年拨给军士采草、卖银、买补倒毙马匹的数额；已经转行甘肃巡抚都御史曹元，按照题准的办法查照，作出定夺并拨给。臣深思，各边都有草场、湖地；如果一定要求土地已经耕熟，那么屯田以外就没有可以指认的土地了。官军采集草料，不担心没有草，只担心路远；镇守官占据土地，不以路远为可贵，只以近便为可贵。这件事难道只有甘肃如此吗？只是罗明先前在甘肃办理过，所以臣后来才能据此议论罢了。臣愚昧地请求敕令有关部门议定：是否可以通行于宣府、大同、辽东、山西、陕西、榆林、宁夏以及顺天、保定等府；有总制的地方，由总制衙门办理；没有总制的地方，由巡抚、巡按等官办理。各自把沿边一带内外守臣原先占据的、空闲而适宜采草牧马的土地，逐一清查顷亩数目，明确拨给官军采打草束，先用于补偿因亏免、事故造成的缺额。军人应得草数有剩余的，卖银收存在官；遇到官军马匹倒毙，就与屯田朋合等银一并支给，用来买补，不许挪作其他花销。巡抚官仍在年终将收过银两、买过马匹一并奏报施行。这样，或许能对边地马匹稍有万分之一的帮助，而此前关于草场的清查也不至于徒有虚名。一、查访灵州盐课司。大小盐池自祖宗以来，就和茶法一起作为各边买马之用。两池的额定盐课只有一万三千九百多引。以前延绥、宁夏二镇轮流招商，用盐换马给军士骑操：每匹上等马给盐引一百道，中等马一匹给盐引八十道。每道盐引应支盐二百斤，一百道就是应得盐二万斤，八十道就是一万六千斤。通常一万斤盐值银二十五两；应支给上等马的二十五两银、给中等马的二十两银的盐，却只换来价值十两、八两银的马。投入的本钱如此，而盐引常有剩余，马匹却常常不足。满车运走的盐都进入权贵之家，牵来的几匹马只剩皮包骨。这种利益既不在商人，也不在公家。弘治十三年，边臣建议改为收取银两，用来买马，这个办法才得以实行。后来宁夏巡抚衙门又借支两年的银两修理河渠，工程没有完成，盐也白白浪费了。近来总制边务兼督理马政都御史杨一清，在额定数目以外奏请盐引若干，招商纳银。一年之间商人云集，地方日见成效，盐银收入增加了数倍。臣因查核各边马价，也了解到盐银近来买马的数目，对边地帮助确实很大。其中转运、办理的方法，怎样安排才合适，臣不能全部详述；但私下认为，这项利益既然在商人，也就同样在公家。过去马匹少，盐引常有剩余；如今盐引多了，盐却没有短缺。天地所生的财货，本来没有穷尽，只看人怎样使用罢了。臣经过灵州花马池，听说两池的盐一向不需人力煎熬；夏秋天气晴暖，水面白得像霜雪，随取随有。以如今盐课和盐引的情况衡量，旧定额实在太狭小了。又查访得知，巩昌府漳县、西和县也有盐池；御史王恺曾奏请发给洮河、岷州，把折银用来买马。至于河西镇番卫、镇夷所有的盐池，虽然没有规定盐课，除镇夷盐池应供驿站公用外，镇番境内外盐池很多，难道就没有可以资助官府的吗？臣愚昧地请求敕令有关部门转行都御史杨一清，就按照已经见效的办法，扩大实行，作为长远规划。前述盐池如果再请求盐引、手续过于繁重，不如增加盐课定额更方便。应立即统计近年发给盐引的数目，斟酌将来交纳盐的定额，在雨旸、干旱、水涝之间，调节征收多少、收入盈亏的限度，大概可以增加到十万引。盐引数目确定后，就可以计算盐课银两，每一百引可得银二十五两。

译商人不论是外地客商还是本地商人，缴纳二十五两银便得到盐引一百道；每道盐引按下池取盐七石，运到行盐的地方，车辆运脚和盘费占余利的五分之一，应计银五钱；一百引所得的银两，应该是五十两。这样本钱和利润相当，谁会不愿意参加呢？这些盐又是当年支放而没有支尽的，第二年允许继续支取，旧盐占三成、新盐占七成，两方面都不会浪费。两池每年所得盐课银，应该不少于二三万两，都寄存于附近的平凉、固原、庆阳府收贮。遇到各边缺少马匹，由镇守、巡抚等官具奏，行文查照后拨给；买马补足完毕，再造册奏缴。巩昌、镇番地方的盐池是否也应照此定夺，也要清查筹划后施行。其余河州、阶州、狄道、鱼河等地的土盐、小盐以及一切私盐，都要加以禁约，不许采集贩卖，以免破坏盐课。若有权贵之家、豪门势族插手越过商人，多支取盐石，或者另行奏请而造成无益浪费，都依律例从重治罪。这样将来国家用度会更加充足，军需有所依靠，库中积存余财，边军自然不会缺马。一、查访洮州、河州、西宁三卫各茶马司的茶斤。洪武、永乐年间，都由派出的官员征调军民夫役，在四川保宁府巴县等处搬运茶叶，送到茶马司交收，每三年一次。派京官选调各卫所的大批官军，深入番境扎营，调集番夷部众，核对金牌、信符，把前述茶斤交给各部落，征收他们应纳的差发马匹。如有拖欠，第二年再去催收，所得马匹都发给各边官军骑操。祖宗的法制不但可以使边方得到马匹以供使用，而且还可以羁縻番夷，使他们知道军威，不敢作恶。后来因地方事务繁多，陕西夫役忙于军饷，无暇运茶；内地卫所官军多赴甘州、宁夏等处征调操练，也没有其他官军可以调遣，于是旧例都停止了。各茶马司改为催取汉中等处民户交纳的茶，以及巡查捕获的私茶来充用。当时有时派堂上官，有时只派行人巡察整顿，后来又改由御史巡查禁止私茶，每年一次招抚番夷、交换马匹。成化初年，三处换马还得到一万匹；从此以后，每年所得仅够一千匹而已。弘治十八年，督理马政都御史杨一清建议恢复茶马旧制，充分推行安抚驾驭、安定边地的办法。本官在奏疏中要求以弘治二十年作为招抚番夷的日期，请求派廷臣携带上号金牌，防同本官以及陕西、甘肃两处巡抚官，督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三司官，在三卫驻扎；派委官员、通事分头调取各番部，各自携带原先颁发的下号金牌，驱赶马匹前来交纳，分别上、中、下三等，给付相应茶叶，并厚加赏赐慰劳，遣送回本部落。如不足原定数额，听任第二年征收补还，以后三年举行一次。按他说的招抚日期计算，就是今日正德二年。臣经过洮河等处，听当地人传说，往年洮州招抚番夷只涉及附近的纳郎、驼罗、火把、哈藏等部落；河州也只调来川下陆部、乞台、撒刺，以及归德中左所、西番达子二州七站和内地老鸦癿藏等部落中已经熟悉归附的番人，换取中等马匹给茶。朵工等部落是近年杨都御史招调后才出来的；过去他们与黑章咂、上下哈加、阿劄尔、远竹等部落专门埋伏道路，抢杀经过的官军，劫夺粮饷财物牲畜，以此为得计，致使愿意换取中等马匹的熟番受到牵连，马匹数量减少。西宁地方除巴哇等十三部外，曲先、阿端四卫相距遥远，彼此不通；而肃州…… 肃州所管的葛罗黑巴等部落，时常前来作乱。大体而言，番夷各部族性情强悍固执，多次抚慰仍不听从的，十中有五六。如今若让廷臣携带金牌前往三卫，想像旧制那样选调大批官军深入番境，那么我方的举措又会造成纷扰和劳费。若按照现在拟定的办法，只在三卫驻扎，派官员调番夷前来纳马，那么当地顽强梗阻者又不可能一一听从。臣愚昧地请求敕令有关部门行文给本官，再加审慎处理。是否可以今年暂免派官员携带金牌，而由陕西三司选派能干官员，分别前往洮河等处，会同守备官；各自派遣熟悉夷情、能够办事的指挥、千户，携带通事和军马，分头到境外抚慰、招调番部。或者由师禅师、番官、指挥、千户、镇抚、驿丞、头目、番人等，赶带马匹前来交纳，分别上、中、下三等，给付相应茶叶，比往年增加而不减少。衣服、靴帽、酒食等物，酌情赏赐慰劳，务必使他们满意而归。期间马匹如有不足，听任第二年征收补足。仍要向他们说明朝廷的恩威以及杀伐利害，使他们回去后转告未来各部落。今后三年举行一次，朝廷必定派近臣携带金牌前来，核对并征收原先认纳的差发马匹，发给茶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户〕 各部落如果还敢不来，必定加以诛灭剿除，使其不留遗类。他们也是有良知的人，难道不知道感恩和畏惧吗？从今以后，再过三年，如果能够使潼关以西、肃州以东、汉中以北以及四川碉门、黎雅等处的私茶完全断绝，巡查禁茶的官员有办法，贩卖私茶的人一概不赦，那么那些番部没有茶，就只能把命运悬在我们招调上，哪里还有不来的呢？这样以后，再请求派廷臣携带金牌，实行旧制；如此或许不会徒劳，各番部原先认纳的马匹也不必担心不能按数交足。正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马政第二疏 题为边方马政利弊事。节略奉到钦命：边方武备，没有比马匹更急迫的。近来各边官军不考虑马匹出自百姓的脂膏，完全不肯用心喂养，每每声称因灾害、疾病、追捕盗贼等原因倒毙、损失很多，便上奏请求拨补。除本色马匹外，连年发去的买马银两也不知有多少。当地又有余粮、屯田、草场、桩头等项银两，主管人员中不免有玩忽法令的奸徒，任意进行侵吞克扣。年久日深，奸弊多端，民力已经穷尽，马匹却常常不足。现在特命你前往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会同各有关行太仆寺官员，遍历各地，把前项发去的马价以及余粮、屯田等项银两，从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赦令以后至弘治十八年年终，逐一详细清查。必须查明某年发去银两多少、本地收过银两多少，买过马多少匹，发给某官、某军领养，现存、倒失情况如何，领出而未买马的银两多少，拖欠马匹多少，以及现存银两多少、由哪个衙门收贮，或者被挪作其他用途，并立即追究去向。果真有侵吞欺骗等弊端，应当由你直接审问的就直接审问，应当上奏请旨的就查实后上奏，听候处治。

译钦此，谨遵圣旨。查得，先前为处理上述事务，分条奉本部札付称：太仆寺卿储巏等题奏说，各边屡次奏请马匹及马价，数目很多；各处原有的余粮、屯田、草场、桩头等项银两，也应当奏请派本部风力郎中一员，会同该寺督理马政少卿前往查勘。本部议定：历年发下的马价银和各边前述银两，数目既多，历时又久，除已经领取实物马匹的免予查验外，其余各项银两，拟从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赦以后至弘治十八年为止，宣府、大同的银两由本部派风力郎中一员，会同太仆寺督理少卿，共同请发一道敕令；陕西、延绥、宁夏的银两，均行文给当地巡按御史，会同陕西行太仆寺；甘肃、辽东、山西的银两，均行文给当地巡按御史，会同本地行太仆寺堂上官，各请发一道敕令，前往各该地方，逐项彻底清查前述银两。奉圣旨：陕西等处也是如此，各选派本部官员一员前往，会同各该行太仆寺，查清明白后奏报。钦此，谨遵圣旨。又据本部题奏说，各地之间也有相近的地方，或许可以兼管；所派官员必须一向有才干，才可以委任。本部拟选派风力郎中二员，其中一员何孟春，请发一道敕令，乘驿站车马前往陕西、延绥、宁夏，会同陕西行太仆寺；在甘肃，会同本地行太仆寺各堂上官，务必遍历各该地方，依照原拟年份，逐项查清，造册具奏，并另造一本送本部查考。奉圣旨：是。钦此，谨遵圣旨。行文期间，臣等奏称：所查事情遍历数镇，其中偏僻地方，拟委托当地守备、巡按等官先行勘报。分条奉圣旨：是。钦此，谨遵圣旨。又据本部题奏太仆寺少卿于瑁关于前事的题奏，本部议定：是否仍照郎中何孟春等原奏的办法，行文各官，等敕令到达当地之日，遇有应当勘查的事情，委托布政司、按察司二司及所属官员勘查申报。奉圣旨：仍着郎中等官亲自遍历查勘，务必查明，不许辗转委托。钦此，谨遵圣旨。随即行文到臣，臣奉敕亲自前往陕西、延绥、宁夏，会同陕西行太仆寺卿王琰等；在甘肃，会同本地行太仆寺卿陈宽等，遵照敕令和钦依所定的事理，遍历各该地方。据陕西都司、行都司二司以及西安、甘州左等卫、凤翔、古浪等所报，各自将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至弘治十八年年终，太仆寺发到的马价银，以及本地原额屯田、草场顷亩、官军朋合、桩头等项银两的收支数目文册，分别附具缘由呈送前来。按照案卷拘传经收委官、屯甲、操总、知数等多人到官，逐一清查，查得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上述年份中，太仆寺马价银以及陕西布政司等衙门借支的盐粮、赃罚银，和陕西都司、行都司二司所属卫所屯田、草场、朋合、桩头等项银，共五十七万五千九百七十两三钱八分七厘二丝一忽，铜钱二百七十七万九千五百七十五文。已经支用银五十万九千九百六两八钱四厘八毫六忽六微，铜钱二百四十一万六百九文。共买过马八万七千九百六十四匹。现存银二万四千二百六十四两四钱二分三厘五毫四忽四微，铜钱三十六万八千九百六十六文。现今查追银四万二千七百九十九两一钱一分九厘四毫，已经追完银三万八千九百六十两四钱八分一厘六毫八丝，限期一并追缴银二千八百三十八两六钱七分七厘七毫三丝。除陕西等处西安左等卫所往年收支数目查无违碍，以及这次奉令追征的款项尚未全部完足但各有明确下落，另行造册具奏并送本部查考外，臣查得：延绥弘治十四年太仆寺发到银一万两，原为紧急缺少战马、以防边患之用。除买马外，余银三千五百五十八两五钱四分。巡抚右佥都御史陈寿不应不加查照，因这是京运马价银，本年却将上述银两发给延安、绥德二卫官军蓝海等，作为俸禄、月粮、口粮、马匹料草等项支用完毕。弘治十六年十月间，又因该官为巡抚地方之事，委派广有仓守支副使袁聪跟随东路出巡，将广有库收贮的榆林卫弘治十二等年屯田马价银一百两二钱三分六厘，以及延安、绥德二卫解到的弘治十六年屯田银一千九百五十五两一钱六分四厘支领前往；除买马外，余银九百一十五两四钱，又不应违法将这些银两与该库领出的赃罚冠带银、银牌、银钱、缎匹、大小红绢混同，均作为犒劳官军等项支用完毕，与先前太仆寺银两都从未补还。甘肃弘治十四年太仆寺发到银一万两，原为紧急招募土兵、以防御边境之用。除弘治十五等年巡抚右副都御史刘璋发给军队买马外，余银三千四百一十五两七钱。弘治十八年，右副都御史毕亨共同借用赃罚、驼价等银共四千二百八十三两九钱，解送庄浪等处给军队买过马九百七十五匹。该官后来奏称，为补足边地马匹、抵御边患，不应妄称暂借盐粮等项银共四千二百一十二两，说是折抵军粮、赈济饥荒的数额，请求从太仆寺马价银中拨发补还，再另发若干银两买马，致使该部听信奏报，行文太仆寺从马价银中支出一万两解送到边。该官又不应不予改正札付，委派官员到库中明确开列原数。

译这些银两被支用买马：广盈库马价银三千四百一十五两七钱；赃罚、驼价以及原奏之后续支的驼价课程银共四千二百八十三两九钱，仍声称用于补足边马、抵御敌患。银两按前述数目称量出库，另用鞘封，题作折粮等项。固原卫弘治十八年屯田银一百二十三两三钱，及本卫委官指挥同知申甫朋合银三百一十两三钱八分，指挥同知赵防均已征完，却不应不发交官库。正德元年十月二十五日，掌印指挥使王爵呈缴马价揭帖，不应代为捏报；该年屯田朋合银共四百三十二两四钱，均寄存在固原州库。后来申甫等因州中正在查盘，且没有追究前述银两，直到本月三十日才凑足补送州中，取得库收缴照。平凉卫弘治十六年屯田银一百五十两，本卫百户曹文领取解送备御庄浪官军买马，不应将三两送给本卫兵房典吏裴昭，裴昭也不应接受；又将解送庄浪的银两在申参将苏泰文中只开列一百四十两，连同银两交给掌印指挥同知杜钦。杜钦不应不仔细查验，却盖印钤记，在申文上签押后交曹文领出；曹文私自拆开官封，将少开列的二十两侵吞入己。泰州卫弘治十二年屯田银一百三十两一分，其中七十五两由千户王诏、百户孙钺解送备御庄浪，交给领军指挥黄宰，给军人孙哈都等买马十三匹。已经命指挥使向泰班查明回报，但该卫掌印指挥使吴继政不应含糊地在册中写称前银一百三十两一分均由王诏等解往庄浪买马；又据署印指挥同知张贤重造的手册，所开王诏等领取解送的银两与向泰班的册籍相同。余银五十五两一分，本应查究，却把靖北卫备冬军人王吉等冒充为领取前银买马二十五匹；查无解银的靖北委官，以及所谓王诏、孙钺为庄浪备御人员，原卷中也都没有。各官却把银两分解到靖虏，制作领状。巩昌卫…… 弘治十二等年，兰庄备冬官军指挥李能等名下有马的官舍二十九员，每人应出朋合银八两七钱。掌印指挥同知种勋在册中开列均已征完，并发到巩昌府寄库收贮。其中弘治十二年李能支银五两，十五年指挥汪麟支银四两三钱五分，十七年汪麟及千户陈钦、百户郭登各支银四两三钱五分，十八年银八两七钱由千户侯宣等支领完毕。扣算现存银应为二十五两四钱五分；随后调取该卫历年库收、领状，却都不完整。据巩昌府经历司呈称，查得该卫送到弘治十八年下半年官军朋合银四两三钱五分，寄存在府库；到正德元年七月间，本卫已经支用完毕，再无寄库银两，案卷中也没有该卫支用上述银两的印信领状等凭据。岷州卫弘治十三年屯田银五十六两四钱，委官指挥佥事梅泰、千户虎威、刘玉、厐鉴均不应擅自截取弘治十二年屯粮，转关宁夏中护卫。宁夏中护卫弘治十二年屯田银一百八十八两五钱七分，委官副千户汤新不应擅自折换成粟米六百零三石四斗二升四合，交纳到宁夏广武足用等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百三石〕 临洮卫弘治十七年屯田拖欠银八十二两五钱，正德元年十二月间，本卫委官千户周雄、谈经、田俊、费英，百户胥瀚、刘能、朱显、邹杰，因奉令清查，均不应互相勾连，并与掌印指挥使晏钦一起捏称土地抛荒、户民逃亡、无法征收，列明数目上报。兰州卫原额备御凉州官军三百二十五员、马三百二十五匹。弘治六年，蒙总制边务尚书秦纮准令官军抽回固原操守，遗下现有马九十三匹，拨给洮、岷、河、临、巩五卫旗军骑马操练；已经命分守凉州副总兵把琮委派把总指挥杨威查明回报。该卫掌印指挥同知方珤先年把凉州备御官军与副千户王进分两班带回马二百三十五匹，不应隐瞒上述事实，概称已按班交兑给洮、岷等卫备御千户郎宣等部下军人刘浦等骑马操练，并据此登记在册。后来据守备兰州地方都指挥孙隆查勘，前述马匹回到卫所后都已倒毙，没有征收朋合银予以补买。甘州中防卫弘治十六年屯田银七十五两六钱六分，掌印指挥周伦在册中…… 开列为弘治十七年备御凉州百户单谏领取解送、给军买马。据凉州单谏班查验，查得弘治十七年止领取本卫屯田银二十五两，给军人刘子山、郭胜先、孙旺、刘成各买马一匹；余银五十两六钱六分，没有到边查验的凭据。该卫及边地都没有足可信的文卷。庄浪卫弘治十六年委放屯田及抛荒脚价银，副千户黄钦支放买马银二百六十两，余二两八钱八分；十七年朋合、桩头委官百户张洪支放银七百五十两，余一两三钱九分；十八年屯田委官百户郑铭支放银八十两，余三两三钱六分；高台守御千户所弘治十八年朋合委官百户刘英支放银一百六十二两，余五钱四分。黄钦、张洪、郑铭各不应侵吞入己。黄钦等先据掌印指挥同知史镇的册籍，开列各人名下均有余银；查出上述情况后，发文责令该卫追缴银两、寄库。黄钦又不应以私情请托，史镇也不应听从，只单独与回呈称银已交库收贮。

译又查得，秦州卫弘治十三等年指挥张谊、向泰，巩昌卫弘治十三年指挥使雷鸣、千户孙林、南宁、钱永、田英、百户陶经，弘治十五年指挥同知赵云、千户卢珤、陈英、百户武林、陶经，以及镇夷守御千户所弘治十五等年的副千户邹祺，各自委管屯田银，均不应不加用心防范，致使秦州卫屯甲马得山等侵吞。弘治十三年银十九两二钱一分由王文全侵吞；十四年银七两由许亮等侵吞；十五年银十八两九钱五分二厘五毫。巩昌卫计粮知数张景花等侵吞十三年银十三两，屯甲杜文得等侵吞十五年银十七两。镇夷所军人丁玉侵吞十五年银七两一钱三厘六毫八丝四忽；十六年十两六厘八毫四丝；十七年十两二钱九分五厘三毫四丝；曾桂侵吞十八年银一两七厘三毫九丝。平凉卫城操有马舍余戴秀等七名，临洮卫城操有马舍余王英、邵羊家等二十五名，每人按例各应出朋合银三钱。平凉卫指挥杜钦不应故意违反旧例，将戴秀等历年的朋合银不予追征。临洮卫指挥佥事郝镇也不应不依照原来所管朋合总甲舍余王英、邵羊家等办理，弘治十五、十六年应缴银两不予上缴。十七年，郝镇随各边出征剿贼，副千户闻英暂时管理城操，征完本年舍余马英等二十七人的朋合银八两一钱；王英等八人仍倚恃顽抗不缴，闻英也不应不予追比，却将前述八两一钱连同自备桩头银三两买马一匹，印烙入官骑操。十八年正月，本卫已故指挥周祯负责军政、管理操练，闻英将前马交给周祯骑操；王英、邵羊家等应缴朋合银又各不予上缴。杜钦、郝镇等均不应屡次把本卫城操舍余未征的朋合银，含糊地列作已征完数，编造陈述边务的文册。岷州卫城操官军，弘治十二年指挥张溥，十三年许庆，十四年包永，十五年至十八年张玄；西南三路按伏，十二年许庆，十三年李世勋，十四、十六年陈谟，十五年吉镛，十七年张概，十八年安镇。兰州备御，十二、十三、十七年为杨谊，十五、十六年为厐寿。固原游兵，十四年为厐寿，十五年至十八年为杨谊。环庆游兵杨谊任内官军朋合银均不应不予征收。掌印指挥佥事叶勋也不应不加查核，却在边务册中写称：十三年银二百二十二两三钱，十四年一百五两二钱，十五年一百一两五钱二分，十六年一百二两一钱二分，十七年九十七两六钱二分，十八年九十五两八钱二分，均已收到卫所。洮州卫城操以及东西北路按伏、固庆等处游兵指挥杨坤等，弘治十二年共征银三百五十六两五钱二分，十三年一百八十六两，十四年一百八两三钱；弘治十五年至十八年，掌印指挥使张纶在册中写称，均依“维持治道、弥灾御敌”事例停止征收。查得边务册内，十五年收过银三百六十八两八钱二分，十六年一百八十三两三钱六分，十七年三百两四钱六分，十八年一百六十一两七钱三分。该官先年也不应妄报，致使与平凉等卫一同蒙镇、巡衙门据此凭证类奏。环县管操、庆阳卫指挥使张隆原领操守官军，以及西固城掌印、岷州卫千户虎威所掌管的该所屯田和官军朋合、桩头等项应征银两，据兵备衙门和卫所回报，曾多次调取查验，但都没有文卷送到，无法查报。又查得，平凉卫典吏裴昭已经役满回籍，百户曹文被拘到官，并提到舍人戴秀、余丁朱兴、朱受、后文斌、王玘、杨小狗、孙智，均发往陕西行太仆寺；秦州卫屯甲马得山、贾春、屈恺、夏友安、王文全、许亮、曾文、孔秀、刘绪，巩昌卫计粮知数张景花、李雄、陈景春、李友信、陈廷秀，屯甲杜文得、梁梅、蔡彪、王禄、李英，均发往该卫；临洮卫舍余王英、邵羊家、卜牛儿、张斌、周曹家、陆进、孙千家、薛海、王锁锁，马户保孙、回军刘升、刘让、张旺门札石、刘得、王俊、马英、张义、朱得林、刘牟子、王宏道、周凉州、沈茂、陶四巴、唐杰、张章家、柴能、霍四安、福顾重喜、崔英、张成岳、刘家、李马长，发往陕西按察司巡茶佥事李几；庄浪卫散拘副千户黄钦、百户张洪、郭铭，发往该卫；高台守御千户所散拘百户刘英，镇夷守御千户所军吏丁玉、曾桂，均发往西宁道，由甘肃行太仆寺卿陈宽带管。曹文、马得山等、张景花等、黄钦、张洪、郑铭、刘英、丁玉等侵吞屯田银，以及戴秀等弘治十七、十八年，王英等弘治十四年至十七、十八年未收的朋合银，均按数追缴完毕，寄库候买马。此外，曹文、黄钦、张洪、郑铭、刘英，以及戴秀等、马得山等、张景花等、王英等、丁玉等，均已分别拟罪发落。岷州卫截取弘治十二年屯粮、转关银一事，已经命该卫查追补还；临洮卫抛荒屯田一事，据临洮府经历司呈报，佥事李机下令提取该卫中等所余丁孙原、马文景、刘世杰、魏廷甫、叶锐到官审问，已经查明并追完弘治十七年拖欠银，以及补还岷州卫的银两，均已寄库。

译秦州卫弘治十二年解送庄浪的银两，查缺五十五两一分；巩昌卫弘治十二等年寄存在巩昌府的银两，查缺二十五两四钱；甘州中防卫弘治十七年解送凉州的银两，查缺五十两六钱六分；宁夏中防卫弘治十七年折米银一百八十八两五钱七分；岷州卫城操等项官军朋合银，除按例蠲免的外，弘治十七、十八年各有未征银两；兰州卫备御凉州，弘治十六年两班带回后倒毙的马二百三十五匹；以及典吏裴昭接受曹文银三两等案，均待查追征收后分别开报。查过的文卷册籍，发回各该衙门收存。参照固原卫指挥申甫、赵防各自把已经征收、属于官府的财物藏入私家，指挥王爵妄称钱粮未曾到官，寄存在州库，清查后才补还；在收掌期间，难道没有借贷情弊吗？平凉卫百户曹文领取解送的官银，预先克扣；庄浪卫千户黄钦、百户张洪、郑铭，高台守御千户所百户刘英支放马价，擅自隐匿余银，所得虽不多，按法律也难以宽恕。庄浪卫指挥史镇接受黄钦请托，罪行与王爵没有区别。秦州卫指挥吴继政、张贤，巩昌卫指挥种勋，甘州中防卫指挥周伦、百户单谏呈送文卷，同一卫所前后记载互不相同，钱粮出纳一事彼此矛盾；数目怎能容许篡改、侵吞而已经归入私囊？这些事情关系到边地备御人员，应当等候下令提解到案，对质审理，分别定罪。岷州卫指挥梅泰、千户虎威、刘玉、厐鉴，宁夏中防卫千户汤新，把买马的价银充作仓中粮食，只图便利而不顾擅自挪用。临洮卫指挥晏钦、千户周雄、谈经、田俊、费英、百户胥瀚、刘能、朱显、邹杰，因屯田银两各有拖欠，竟捏报土地荒废、户民逃亡，事情已经勘明，依法应当惩戒。兰州卫指挥方珤、千户王进当年抽回固原操守马匹，实出于奸谋；近年来马匹倒毙而未追究，幸逢恩宥，方珤竟敢隐瞒带回的死马，统称已经交兑在边。岂止朋合银无处追查，甚至连马匹数目也都被湮没，弊端竟到了这种地步；其他情况也就可想而知。秦州卫指挥张谊、向泰，巩昌卫指挥雷鸣、赵云，千户孙林、南宁、钱永、田英、卢珤、陈英，百户武林、陶经，镇夷守御千户所千户邹祺，负责管理屯田，却不修举职守，对额定课银不加筹划，催征之事任由胥吏侵吞。此事虽出于所属典守人员的责任，他们也难以推卸。平凉卫指挥杜钦，临洮卫指挥郝镇、千户闻英，岷州卫指挥叶勋、张溥、许庆、包永、张玄、李世勋、陈谟、吉镛、张概、安镇、杨谊、厐寿，洮州卫指挥张纶，丧失征收朋合银的职责，已经积年累月，只顾编造虚文，竟不再知道法例为何物，因循旧事，终于欺骗朝廷。杜钦从前曾被狡猾胥吏蒙骗，这次也难逃宪法惩处。岷州卫千户虎威还在西固城，所掌印的官员，以及环县管操、庆阳卫指挥张隆，各自都有地方任职，也都负有军务，却屡次奉令查取，仍不回报。钱粮如果确有明白文卷，事情还可说无妨；如今连隐匿的公文都已经不存在，弊政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如果对此不加惩罚，人们将会竞相效仿。上述各官都应提解审问。延绥巡抚都御史陈寿，办事可以因时制宜、创立法规，难道不应考虑长久供给俸禄粮饷？国家自有常规，军国所需，制度上不能轻易耗费。可是他却耗用了京运银两，不补充军务，既没有增加边地储备，只是招致众议。私下施恩不是买卖，纷纷拿钱犒劳军士，哪里有公道可言？何况簿册文书还不完备。甘肃巡抚都御史毕亨，平素颇称刚直，任官也稍能尽到公勤，却没有想到自己举奏他人的话，反而做出欺骗蒙蔽之事。想来当初他是考虑到，如果不说是借银买马，该部就不会准行；后来见银两已经解到边地，主管部门便可以办理出纳，因此委派官员到库中办理，仍说另行封装、折作粮银，这实在不是贤者所应做的事。图谋利益，难保日后不产生弊端。上述各官也都应追究治罪。伏乞圣明裁处。由于陈寿、毕亨是京中堂上官，申甫、赵防、王爵、曹文、黄钦、张洪、郑铭、刘英、史镇、吴继政、张贤、种勋、周伦、单谏、梅泰、虎威、刘玉、厐鉴、汤新、晏钦、周雄、谈经、田俊、费英、胥瀚、刘能、朱显、邹杰、方珤、王进、张谊、向泰、雷鸣、赵云、孙林、南宁、钱永、田英、卢珤、陈英、武林、陶经、邹祺、杜钦、郝镇、闻英、叶勋、张溥、许庆、包永、张弦、李世勋、陈谟、吉镛、张概、安镇、杨谊、厐寿、张纶、张隆，均属军职。并且分条奉敕令，要求据实奏闻、依法处治，以及遵照钦依查清明白后奏报。为此具本亲自赍送，谨题请圣旨。正德二年四月日。地方疏。为地方紧急贼情之事，谨按：本职原籍湖广郴州所属五县，南面接连广东乐昌、仁化等县的边界。象牙山、延溪山、石花峒、东坑、西坑等地，都有徭獞，以及从两广、福建、江西流来的贼众盘踞。桂阳县延寿山、老虎峒与石花峒、东西坑相连，强贼往来其中，隐匿踪迹。一天之内，他们从山店出来就能侵犯桂阳；从官坑、滁口出来就能侵犯兴宁；向西经过赤石，从两路口出来就能侵犯郴州及宜章县。郴州四十里山，也都是强贼借道、寄宿的地方。贼人到了兴宁青草，郴州、桂阳、永兴便不得安居；贼人到了益将濠村，桂阳、桂东都可以遭到抢劫。上述地方并非没有军堡、巡司，只是力量单薄，眼看贼势猖獗，没有人敢于制止。自去年冬天直到今年秋天，各处百姓深受涂炭。掌管军务的人困守孤城，仅仅能够自保，一遇野战就败退而回。紧急告急于朝廷，至今已经上了四道疏，眼前的祸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止息。本职的父母之邦、祖坟所在之地，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实在痛心疾首。现将处置地方贼情的各项事宜列述如下，具本亲自赍送，谨此奏闻，伏候敕令防处。具体列述如下。

译一、郴州所属各县，深山穷谷绵延相接，一眼望去千里，猺獞居住其中，善良百姓很少到达，只有亡命之徒聚集于此。他们带着妻子儿女远逃，差役、税户和各种人群杂处，逐渐养成顽强凶悍的习惯。即使年成丰收，也像狼吞虎噬一般，完全没有积蓄；稍遇灾荒，便没有活命的办法，有时数十、上百人结群，有时多到四五百人成党，甚至达到千人、百人以上，出来抢劫财物、掠夺牲畜、杀人放火、抗拒官军。这里加强防御，祸害就流向那里；那里禁防有方，祸患又转移到这里，难以约量，也无法尽知其数。但古人说过：“匈奴虽然众多，也不过相当于汉朝一个大县。”那些山峒中的凶悍恶徒，本来就没有匈奴多。如今地方遭受他们蹂躏，将士因此受挫，贼势更加炽盛，百姓祸患日益增多，实在只是因为我军不知道分兵、合兵的办法罢了。这股贼人先被广东官军截断、阻遏南路，所以逃奔到我方门庭。如今我军调集各卫，既然已经有数千人，应定期进剿；但必须先派机警健步的人前往各处要害，打通与贼人有关的水路关口，秘密严密地侦探，并在紧要道路设置塘铺、架设火炮，昼夜巡哨了望。还要预先从各卫官军中选出勇敢之士，编为头拨若干、次拨若干，其余选出的人员专门守卫城池。头拨、次拨之中，有的分为三队，有的分为五队，选择官员统领，等候各路侦探的消息，待回报确实后，酌情部署：头拨某等先出某一路，某队应当埋伏在某处；次拨某等暂驻某处，某队应当支援某一路。如果头拨与贼交战，次拨便率兵接应，埋伏的部队可以截击其中，支援的部队又从后面乘隙攻击；把战报飞报四方，边战边进，必然形成可以取胜的态势。我方门庭既已扫清，敌方藩篱尽数撤除，贼众只能像游魂一样苟延残喘，远逃、穷奔；危巢败穴也必然自行崩溃。釜中的鱼、网中的兔，哪里能够长久生存？我如果下令趁势抚慰他们，招募乡间向导，利用间谍诱导他们，他们那些被胁迫的随从和残余党徒，应当会擒杀首恶，押送首级到军前，以求赎罪。一、郴州所属各县，天顺、成化年间曾被贼人攻破。那时贼人是苗人，流民实际上充当他们的耳目；弘治四年等年以及去年、今年，又屡遭贼人劫掠。此时贼人是流民，苗人实际上成为他们的肘腋。什么叫苗人？就是前面所说的徭獞。什么叫流民？就是前面所说的逃亡之徒，即从两广、福建、江西流来，先年作乱，经大军征剿后残留下来的同类人。大体上，苗人居住的地方，常有流民纠集党徒；流民成为贼人时，也常有苗人附和助成其恶。村民受到凶焰逼迫，失去产业、无处归宿，因情势改变、权力被夺，只好互相充当乡间向导，这样的人往往十中有四五。跨岩据险，忽聚忽散，路径万条、岔道千处，早晨来、晚上走。如今要剿灭他们，不调集大军，势必不可行；可是大军一到，事情早已被他们听闻。他们估量力量不能抵抗，一定预先藏匿踪迹。我军到哪里去捕捉？山谷低洼、水道曲折，不是用武之地；山岚深重、瘴气发生，也不是行军的时候；如果旷日持久，更不是对我方有利。他们困守险要，抱着必死之心，困兽仍有挣扎之气，我军难道能保证必胜吗？即使能够取胜，势必也难以全部歼灭；如果一味务求全歼，冤屈必然牵连无辜。用兵是不得已之举，但被胁迫的众人也免不了横遭刀兵之祸，从而有损于上天好生的至大仁德。除恶固然没有比斩尽更好的办法，但迷途不返的人仍会凭恃险岩阻隔，给后世留下难以治理的大患。这两种办法都不是良策。那么，今天应当怎样剿灭他们，又应当怎样处置他们，才算妥当呢？如今的事情，首领、首恶各有姓名。那些共同谋划违法作乱的人，如果能在阵前俘获或斩杀，自然没有其他异议。只是他们藏在老山深处，无法根据一点声影追寻；若不分善恶而一并惩处，玉石俱焚的情况太多。现在应预先张贴告示，遍告贼众，使他们全都知道朝廷怜悯宽宥的恩德和诛杀惩罚的威势。顺从就可以改过自新，有求生之路；违抗就有王法制裁，无可逃避之地。两方面的利害，让他们慎重选择。那些被胁从者、窝主，以及随同前来的新旧党众，告示到达之日起一个月以内，允许到官府自首免罪。如果能够擒杀一同起事的贼徒前来献纳，或指引我军追捕而立功，照例与普通百姓一样给予赏赐。他们即使有狼心狗态，难道就没有改过归化的人吗？前述愿意接受招抚的人犯，除近亲属检举揭发的外，其他省流民若能报明贯籍、住址，分别另造册籍。有人告知愿意恢复产业的，递送回原籍借居的官司接收，准其复业。应当严格制定禁令，不许再与苗人交通往来。愿意报入户籍的，就在附近县分办理入籍，册上注明某人住在某里、某人寄居在某地、或在某家歇宿；原来荒废的田地，任其开垦耕种，并且免除粮税和差役三年。亲自管辖的里老要经常知道他们的所在，不许他们作奸犯科；这样既可防备日后，也可以消除他们的邪恶念头。招抚命令一下，贼势自然瓦解。登记在案的首恶能有多少？到那时我军再乘势剿灭他们，就不必担心把无辜者全部杀尽了。用兵之后，罪犯已经捕获，妖氛既已清除，残余的种类和余党才出来自首。这些人犯与接受招抚者不同，但与阵前俘获的罪犯相比，罪责终究有区别。是否可以免其死罪，分别解送湖广都司，再转解巡抚衙门，防送官编发到本省各边卫，永远充军？彼此分散安置，依照规定接受管束；但若逃跑，则按最重刑典处置。若有漏网的兵余，重新躲入山林沟壑、藏在乡村而不向官府自首，事情败露后，按从贼、谋叛本罪拟罪，奏请发落。幼男仍发往边卫，登记充军；窝藏之家依法审问。官军调发到边卫服役操练。这样或许可以使地方不至激变，早日分清善恶，军功容易建立，民间祸害容易平息，并且使朝廷的威德始终不至有滥杀的惨祸，最终也不至有姑息养奸的过失。这就是愚臣所认为的剿灭他们以及处置他们的办法。

译一、郴州宜章、桂阳二县的三处守御所，都是因洪武等年土人倡乱以后设置的。所辖有笆篱、寒口、新坑、烟竹、黄沙、栗源、镇安七堡，并与各巡司分设在要害之处，专门防备意外。然而每逢贼盗发生、军情紧急时，却没有听说官兵稍微发挥过截击遏制的作用。山林竹丛幽深，山谷溪流曲折；贼人出没的道路很多，而官军所能守卫的地方有限，彼此相距悬远，谁肯主动前进？各堡原来分辖的地方相距又远，听到贼情不能合力追剿，发生事情也不能提前传报。担任守备的官员又住在桂阳州城，相互望见却相距遥远，导致贻误地方，实在根源于此。先前奏请设置都指挥一员，守备郴、桂二州地方，原本拟定驻扎宜章；但派来的官员见桂阳州城和各堡房舍空闲整齐，便迁移家属，在桂阳城定居。离兴宁、桂阳、桂东动辄三四天路程，遇到警报传递已经困难，临到事发时再防守救援哪里还来得及？宜章县东面距桂阳、桂东，西面连接蓝山、临武，南面接连乐昌，北面抵达郴州、桂阳，各方向路程大致相等。是否可以从今以后仍令守备官依照原先拟定的办法，在宜章县城建造公廨，居中驻扎，并不时往来上述城堡，操练人马、整顿器械，这样或许能及时救急，不至于事后后悔。郴州永宁乡原先设置石陂巡检司，驻守野牛等峒。弘治年间，该司官员以衙门毁坏倒塌为由，上报后承蒙金都御史批准，迁到州城南面的两路口另行创建，并增设铺舍，挑选弓兵防守南路。今年春天，强盗劫掠杀害乡民，正是从野牛等峒出入。因此，原先驻守上述地方的官兵，应当调回原设地点，照旧守把。但两路口和东路的山河口两处，也都是盗贼出入的要害之地。如果迁回复设巡检司以后，在这里各建一座军堡，再从长沙卫、瞿塘卫等卫所抽调轮流戍守的官军二百人前来防守，使营垒更加严密，军威得以振作，传递消息容易听闻，遇到紧急情况也有准备，实在是对地方有利的办法。兵法所说‘不要依仗敌人不来进攻，而要依仗我方有不可攻破的防备；不要依仗敌人不来，而要依仗我方已有办法等待他’正是这个意思。一、郴州虽然据守上游之地，但城池周长不过三里。城内没有一个百姓入住，城外也没有一支军队守望。养兵卫民的办法，似乎不应如此。前些年有人上奏请求分拨地土，但因城小而没有市场，有人已经嫌它偏僻冷落；土地高而缺水，众人又苦于取水，因此居民留恋产业、难以迁徙而作罢。没想到去年冬天强盗突然来到关厢，放火杀人，家家户户都遭受祸害。今年春天以来，人们收敛退避，含痛思过，人人都有这样的心情。百姓租地求得容身之处，但城中没有空房。守备等官所统领的戍兵，也不肯在关厢扎营，全都进城住进军营房屋，彼此挤住。人口密集，污秽恶臭蒸腾，疫病互相传染，这种情况时时发生。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办法，难道也应如此吗？近来有人提议请求扩展城池，但旧城的工程建筑全都坚固完好，一旦拆毁，恐怕难以立即恢复。郡志记载，本州原有外郭，周长八里三百五十多步，遗址还在，年长的人都知道。如今打算东至苏仙桥，西至周家塘，南至南关张▯冲，北至北湖社坛岭，把民居尽头的坡岸连接起来，筑建一座土城。城基宽一丈，城顶收窄为七尺，顶部筑设垛口五尺，连同城脚总高不过一丈八尺。三条河流和秀美的水流贯穿其中。城墙圈用砖石层层砌成，城门用铁叶包裹，城垛用石灰涂白。城角左右各设置敌楼，敌楼左右各设置冷铺。冷铺旁的空地，各酌量设置若干草盖营房。所需夫役，由所管辖的道官、军户和民户按三七比例承担，酌量征调。所需钱粮，由布政司负责筹划，现已奏请拨给；等盗情稍稍平息、雨季结束后，定当委派州、卫掌印正官用心监督，合力兴工。守巡官员仍须按时巡视督察，务求取得实际成效，以成就长远规划。百姓可以免除迁徙转移的劳苦，军人可以摆脱征战的痛苦。本地居民起居没有忧患，客籍戍军安置也有处所。有人或许会怀疑，地方刚经历骚乱，军民正盼望休养，却兴办这样的工程，难免引起叹息和怨言。但百姓不能同他们谋划事情的开始，却可以同他们共同享受事情成功的结果。本州兴宁县的城墙建于洪武二十九年，宜章县筑城于成化二年，桂东县筑城于成化六年，桂阳县城在弘治十二年左右重新扩建，都是盗乱刚刚平定时兴办的，如今受其好处已经很多了。立志长远建功的人不计较眼前的费用，谋求长久安逸的人不推辞暂时的劳苦。俗话说：看见兔子才回头叫狗，羊丢了才修补羊圈。这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事。一、郴州五县，一年以来遭受贼盗劫掠的惨状，土地几乎没有一处幸免；百姓遭受荼毒的痛苦，每个月没有一天间断。肥沃田地有一半变成了荒草，小村大村都长久断绝烟火；死者的尸骸已经发臭，仍未收拾完；活着的人满身创伤，痛苦还没有停止。有的人逃入山林，无处存身；有的人离开乡里，不能回归故土。人口逃散死亡，牲畜家禽全被荡尽，呼天抢地，却无处申诉。今春的播种和秋季的收获都已经荒废，明年春天的困苦也可以想见。本地土地贫瘠，百姓向来缺少储藏；在防治蝗虫之后又遭逢这场大难，其中无赖之徒大概有逃入贼党、甘愿被贼胁迫跟从而替他们做事的人。主管部门却正要以繁重的差役和税赋驱逼他们，这正是贼党因此更加增多、地方因此更加败坏的原因。应当奏请湖广镇守、巡抚衙门考察政务得失，询问百姓疾苦，督促都、布、按三司官员，酌量本州遭受灾害的情形，一面平定盗贼，一面抚慰安置军民，哪些有利之事应当兴办，哪些有害之事应当革除。对于流离迁徙、尚未恢复产业的人，应尽早招回安置；对于饥寒交迫、难以度日的人，应立即赈济；对于没有耕牛和□种子、无法维持生计的人，应全部设法供给。户部、工部原先派征的物料以及一切征收科派，还有今年税粮中可以宽免的部分，应酌量宽免；可以暂时停止的，也暂时停止，务必使人人都得到恩惠，不至于失去生计。查得本州规定征收的税粮，还不到江南一个大县的数目，近年所派拨的只够当年中途支用。如今盗贼尚未平息，进兵才开始，支用日益繁多，无法预料尽头，应当把明年以后征收的税粮全部留在本州上缴，以充实仓储，准备军饷，免得百姓折价输纳，也可减少向邻国请求买粮，这也是有利的办法。《礼记》说：‘国家没有储备三年的粮食，就是危急；没有储备一年的粮食，国家就不像国家了。’意外的忧患，贵在暗中消除；事情发生以前的筹划，确实不可不预先安排。正德四年九月初七日

译《何文简疏议》卷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何文简疏议》> 钦定《四库全书》《何文简疏议》卷三，明代何孟春撰：《乞恩分豁疏》奏请为粮价不足、乞求恩准分担亏欠事。查得先前开封等府通判王淮等官员联名呈报此事，又据永城等县山海等仓大户卢士原等分别申诉说，京仓、边仓的粮草价格高昂，各人赔付的银两很多等情。臣已经全面查核，并备文呈报户部转奏。后来又承蒙接到本部批示，说明粮价低而赔付重，请求体恤民困。该部题准：山海、紫荆关、新城、浮图峪口、唐县、新兴、密云、龙庆、石匣、古北、喜峰口等七仓的粟米，以及唐县、新兴军城二仓的小麦，都照原先批文所列的银价，解送各仓，委派官员监督，按数称量收取，用来发放官军的月粮等事。文书已送到臣这里，除遵照执行外，现查得边粮隆庆等仓所书写的价格如下：隆庆卫粟米每石原价九钱，现用银一两二钱；陆矾仓粟米每石原价六钱，现用银一两二钱；昌平县黄花镇仓粟米每石原价八钱五分，现用银一两一钱；保定府广盈左右二仓粟米每石原价六钱，现用银九钱七分；涿州常盈仓粟米每石原价六钱，现用银九钱七分。良乡县丰济仓粟米每石原价六钱，现用银一两零五分；白羊口巡检司黑豆每石原价六钱，现用银八钱；保定府易州仓大麦每石原价六钱，现用银一两零五分；广盈左右二仓小麦每石原价六钱，现用银九钱；内地京仓粟米每石原价八钱五分，现用银一两一钱五分；光禄寺粟米每石原价九钱，现用银一两二钱；粟谷折合米每石原价一两一钱，现用银一两九钱；京仓黑豆每石原价六钱，现用银七钱四分；御马仓黑豆每石原价七钱五分，现用银九钱二分；坝上仓黑豆每石原价六钱，现用银一两二钱；坝上北仓郑家庄马房、金盏儿甸仓黑豆每石原价六钱，现用银八钱四分；北高仓、汤山草场、仓峪口张家庄马房仓黑豆每石原价六钱，现用银八钱三分；南石渠西仓、黄土仓、▯石桥南仓、南石渠仓、峪口官庄马房仓黑豆每石原价六钱，现用银八钱。酒醋面局黄豆每石原价一两，现用银一两四钱九分。光禄寺坝上仓、坝上南北仓、北高仓绿豆每石原价九钱，现用银一两零七分。御马仓绿豆每石原价一两，现用银一两二钱。司牧局、司牲司绿豆每石原价九钱，现用银一两。供用库芝麻每石原价一两三钱五分，现用银一两七钱五分。酒醋面局小麦每石原价一两一钱，现用银一两五钱五分。坝上东马房仓大麦每石原价六钱，现用银九钱八分。御马仓大麦每石原价七钱，现用银一两一钱。豌豆每石原价九钱，现用银一两四钱。坝上仓、坝上北仓的草每束原价四分，现用银五分五厘。义河仓、北高仓、南石渠仓、郑家庄马房仓的草每束原价四分，现用银四分八厘。汤山草场、坝上南仓、金盏儿甸仓、天师庵外场的草每束原价四分，现用银五分四厘。黄土仓、湖渠马房仓的草每束原价四分，现用银四分四厘。北草场的草每束原价四分，现用银五分三厘。御马仓内场的草每束原价七分，现用银八分二厘。京场西城坊的草每束原价四分，现用银七分五厘。台基场、京场明智坊外象房的草每束原价四分，现用银六分三厘。锦衣卫驯象所内象房的草每束原价四分，现用银八分五厘。北新草场的草每束原价四分，现用银六分八厘。司苑局的草每束原价四分，现用银八分三厘。供用库的草每束原价七分，现用银一钱八厘。京库阔布每匹原脚价五分，现用银七分九厘。棉花每斤原价六分，现用银七分二厘。丁字库锡每斤原价九分，现用银一钱四分二厘。生铜每斤原价一钱一分，现用银一钱四分三厘。白芨每斤原价一分五厘，现用银六分六厘五毫。总计内外仓场的米、豆、麻、麦、布、花、锡、铜、白芨，折合米麦共四十一万八千三百三石三斗七升，草一百二十万五千二百六十束。除去正常收取的价银外，目前大户书写缴纳、应赔的银两共十万九千。五百余两。又查得外地宣府等仓二十九处的粟米、豆、麦、布、花、折合米，以及内地京仓等仓三十二处的黍、稷、豆、麦、矾、蜡、铅、靛、丹粉、红花、槐花、牛皮、牛筋、黄铜、红铜、折合米麦，共二十五万二千四百六十一石三斗二升，草二十六万七千四百一十三束。大户都因价格昂贵、原有银两不足，尚未书写缴纳，不知如何赔补。又据臣私下了解到，河南地方近来遭受兵灾，各处的创伤和呻吟还没有停止；去年秋收歉薄，百姓诉说粮食困难；直到冬天也没有下雪，麦苗不能出土，百姓困苦到了极点。此时起运钱粮，关系国家储备，固然不能不完纳；但民间隐情所在，也不能不加以防范。征收各项粮价都有定数，交给大户前来上纳，他们奔走道路、租赁房屋、盘缠耗费，已经非常多。书写买纳时，价格竟比原价增加一倍多，外乡小民将拿什么赔补？赔补不上，又将如何完纳？如今若督促他们完纳，免不了勒令借贷；借来的债将来必须偿还，倾家破产也难以偿清。追索到家门，他们必然逃窜。

译于是官府不得已而加重征收，百姓不得已而加倍搜刮，弊端越来越多，危害越来越严重。普遍连累这些承办花户，怎能不使他们愁苦怨恨？伏望皇上广施恩泽，润泽濒临困境的百姓，体察下情，特敕该部将河南一省运往外地各仓场的粮草，依照近日题准山海等仓折银事例，一体下令由解户运送并收取折价银，在仓中折发官军月粮，等到年成丰收后仍以本色粮草上缴。至于运往内地仓场粮草所需赔付的价银，应令本布政司及各府、州、县全面查核库中余下的粮价银、抛荒粮银、河夫工食银等款项，查出数目后扣留封存，派人解送京城，交给各府部负责运输的官员，查照各州县大户所亏欠的粮价数目，发给他们补足上纳。其中仍有不足的数目，由本布政司下令各府、州、县查拘正德八年一、三、五、七、九甲上中六则中尚未登记的空闲人户到官，量力出银，通融帮助补足。这样或许可以使钱粮早日完纳，解户不至于受到过多损失，实在是有利的办法。臣此事专属责任，按理不能坐视不管，因忧惧之情，特此撰成本章亲自携带，谨此奏闻。伏候敕示。正德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计钱钞疏》奏请陈述筹划钱钞、以此调节国家财政之事。臣听说，《大学》所说的任用贤能、治理财货，是平治天下的重要原则。先王的制度，是三种货币并用，管仲所说用来守护财物、治理人事、平治天下的办法，正是如此。后世珠玉、黄金、贝币、刀币、布币等货币废止以后，铸造铜钱，太公九府的圆形钱法独自盛行。到了宋代，才开始用楮纸制成交子，以救济偏困、应对急需，只是当时、当地的权宜办法；金、元继承这种做法作为钞币，当然不能长久而没有弊端。我朝制定货币制度，钞票和铜钱同时流通，起初一贯钞可折合钱一千文、银一两。后来钞法不能流通，钱一千文、银一两只能折合钞八十贯。再后来钞的用途更加微弱，一贯钞才值钱二文。如今钞票长期废弃不用，价值更加低贱。一千贯钞合为一块，拿到市场上出售，连二三百文钱也没有人买。可是天下各郡县、关市、山泽、课程、户口、食盐、商税、船料等项目，仍旧沿用原来的定额，钱和钞各缴一半作为税课，难道能说钞足以调节财政吗？内府各监局供应物件，一年中买办时议定货物只值若干，估价却常常超过原价数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百钱〕 内库支出虽然说是钱钞并给，但铺户、本等商家用来收回成本的资财，按铜钱计算已经得到利润，再看钞票所得，又有额外的暴利，哪里还会按实物价值计算呢？近年来，凡内府发出的钞票，因为价值轻贱、难以出售，于是有一类奸诈之人倚仗权贵，广泛收购，成船成车地运出贩卖。各处的钞关、府县衙门，他们假借姓名，托请关系，凭情面、靠势力逼迫，无所不用其极。府县官员低头听命，替他们分派钞票，替他们摊派征收，这种事情往往发生。一块钞能卖得银三四两，大概百姓缴纳钞票时，有司每贯还要收取铜钱三四文；这正是无赖之徒得以借此挟制百姓、谋取利润的原因。臣不知道这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从百姓那里取来，藏在官府，官府没有得到利益；从官府发出，散给百姓，百姓却受到祸害。这就是今天钞法弊端的极点。想要除去这种弊端，也只在于决定使用还是不使用罢了。有人说：钱钞并行，是皇祖制定的法令，载在制度和律法之中，确实有三币并用的遗意，难道可以停止吗？但这种尺幅纸钞质地低劣，不能同金属货币相比；国家初年钞法以及法定的钱钞折算数额，形势已经决定不能再拘泥于旧法。钞关折钱一贯二文一分，就是如今实行的条例。如今如果决意使用钞票，臣希望以此作为标准：新钞每贯折合钱三文，字迹昏暗但纸质完整的每贯折合钱二文，折损严重、边缘破烂的每贯折合钱一文，并在流通钱钞的地方张榜公布，制定为固定制度。凡有买卖交易，使用钱时必须同时使用钞，使用钞时也必须同时使用钱；除非是价值一贯二文的物品及与之相当的物品，不许只用一种货币，收受者也不得偏收一种。至于钱钞数量多少的问题，就由有关官府制定办法调节其价值涨跌：钱多时发行钞票以收回铜钱，钞多时发行铜钱以收回钞票。古人对此已有成熟见解，钱钞两种货币的轻重贵贱适当调平，如此施行，百姓可以不受损害，官府也未必没有收益。有人说，钞是前朝弊坏的法令，国家钱钞并行的法律没有用来统治天下，从祖宗的意旨可以仰知其中原因。如今税课收入不改变旧额，赏赐暂且拟定如昔日，而印造钞票以后不再继续，这是历代圣明君主深远的见识。既然如此，如今钞票既然不用，臣希望从今以后，内府所藏宝钞只用来作为皇帝偶尔赏赐的恩礼，以此作为臣子的荣耀，不要使它成为通过多种门路进行无益买办的积存物，成为民间的负担。天下税课中凡由百姓、商人缴纳、原应一半用钞的，一律命令折交银钱；每贯钞折银三厘，或折钱二文一分征收解送上缴，使钞不被侵吞，财物不致滞留，押解的人容易携带，缴纳的人也不担心毁坏，国家可以收到其利益，而百姓从未因此受害。臣所说要废除钞法，是认为今天的弊端关键在于决定使用还是不使用，理由就是这样。否则，钞票就是今天损耗国家财力的大蛀虫，法令禁条纷繁复杂，却只在枝节上做功夫，又有什么益处呢？臣想到乾清宫、坤宁宫发生火灾，朝廷正要进行营缮工程，天下百姓都侧耳而听、踮足而立，不能安居，财利权柄的关系十分重大；如果仍不采取措施，在其中灵活调剂、转圜安排，臣私下实在忧虑。钞票究竟使用还是不使用，这两种意见，恳请皇上特敕该部详细议论、周密筹划，并由此推类处理其余事项，或许对于调节国家财政，能够略有万分之一的帮助。臣忝列藩服、参与知晓国家财政，若有所见，不敢闭口不言；冒犯天威，惶恐战栗至极，恭候治罪。因此具本亲自携带，谨此奏闻。正德九年七月日

译《表清节疏》奏请表彰清白节操以激励众官之事。臣深切想到，已故湖广道州致仕右都御史熊绣在世时，侍奉母亲能够尽孝，侍奉兄长能够友爱；身居显贵仍能安于贫困，平日生活能够节俭。在内外任职四十多年，守法奉公，推举贤能、憎恶奸邪，不求一时声誉，不急于取得眼前功劳。言语没有失误于属垣之际，行为也没有亏负于回头顾影之时。他只守着祖先留下的田地房屋，从未稍有增加。俸禄分发下来，总要分给同宗亲族，从不把收入据为己有。他在任官时，常常以吃蔬食来磨炼自己。因此任巡抚时，即使廪米有余，也退还给官府。他在家时，只住在山中，以此远离尘俗。凡是馈赠之物，即使是至亲厚交，也不容许玷污自己。乡人曾评价他，说他可以算是到老仍守持清白节操、一生没有过失行为的人。有人说，读书人懂得礼法，谁不愿意清白？但熊绣的清白，确实超过了一般的清白。人不是尧舜，谁能没有过错？但熊绣的过错，恰恰是清白过度的过错。无奈苍天悠悠，竟然没有留下子嗣。过继的兄长之子又先夭折，遗留下的孤儿年幼无知，尚未长大成人。如今熊绣去世，远近听闻此事的人，都相互悼念惋惜。巡抚都御史秦金因采集舆论，为他奏请办理葬祭，并兼请追赠官职、荫庇后代。该部复奏，已经承蒙恩准。熊绣地下的幽魂，怎能不感激？臣生长在与熊绣相邻的州，过去曾经做过他的属官，对他的人品了解得很详细。熊绣如今事情已经定论，按礼法应当得到谥号。皇帝高居九重，日月般的恩明实在照临一切，只是主管部门没有理由主动提出罢了。臣近来听说，熊绣的同州人、现任吏部主事周卿和候选大理寺评事许恺都说：熊绣过继之子留下的孤儿年幼柔弱，不懂人事，今后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谁又知道呢？臣私下恐怕，熊绣死后的声名无人表彰，日后就会逐渐湮没。臣往年看见都御史戴▯、张敷华去世时，他们的门生、属吏和子孙都曾请求赐谥。主事张凤翔、孔琦去世时，他们的乡人曾请求，家属也都承蒙诏令准许。熊绣的贤德不愧于张、戴二人，那两位王事，哪里能够相比？臣因此冒昧上言，再次为他请求。伏望皇上将臣这份奏疏询问朝廷群臣，如果臣所说不假，请皇上亲自裁定，嘉奖赐予谥号；仍敕令该部查照张凤翔等人的事例，每月发给食米，抚恤保护他的孤孙。这个孙子日后如果足以承受荫补，就让他读书求学并依例办理；继续供给，使天下人知道皇上的仁德足以补助天道尚未顾及之处，使行善者得到报偿，按理没有遗漏。《表清节以励庶寮》。秦金说，按照治理国家的原则，这件事不是没有补益，而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臣的言论虽然近于朋党私义，却并非出于私情。冒犯天威，惶恐战栗，恭候治罪至极。因此具本亲自携带，谨此奏闻，伏候敕示。正德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推行马政疏》题请推行马政事。节录钦奉敕令：顺天等府所属州县寄养的马匹，年久以后官吏懈怠、百姓轻慢践踏，倒毙遗失的数量很多，倘若遇到紧急情况，贻误大事非同小可。现特命你前往该府，遍历所属地方，专门督理上述马匹；如果有应当禁止革除、整顿振兴的良好办法，即使条例没有载明，也允许你类推施行。一年期满之日，交给接管官员，一体加以整顿。钦此。除恭敬遵照敕令外，臣管见所及，不敢不说；任期如今已满一年，谨陈愚诚，敢奏三事：一是审慎分派，二是严格比较，三是便于查核折换。分派审慎，是实行严格比较的基础；比较严格，是便于查核折换的条件；而查核折换便利，都是分派、比较取得成效的结果。意见或许不够完善，但所说都是实情。伏望皇上早日赐准推行，其余马政也或许能略有补益。臣冒犯天威，惶恐战栗至极。因此具本谨题请示。具体开列如下。一、审慎分派。如今顺天等府所属、靠近京城的三十七个州县，都是寄养备用马匹的地方。旧例规定，免粮地五十亩养马一匹；顺天等府共免粮地三万五千七百余顷，编派人户养马五万五千九百余匹。南北直隶、山东、河南各州县每年解送备用马匹有固定数额，但各营、各边请求折换拨给却没有固定期限。上述编定领取养马的人户，自弘治十二年科道等官清查审定以后，到如今已经十七年；权贵豪强吞并土地，差役使人负累，许多人已经死亡，册籍却没有除名；土地已经卖尽，马匹的名额却仍在这些户下。派来代领、替养的马匹越来越多，损耗越来越大，拖得越久积得越多。比如涿州等州、上坡等里、静海等县、独流等处，临到交纳时经常不能有人到官府，马匹年年倒失，怎么能使马匹达到规定数目？又如武清等县，原先编定领取养马的人户有二千多户，现在实际马匹不过九百多匹，而倒失马匹竟达到一千三百多匹。今年按例解送京城的马匹将陆续到达，如果把空闲人户以及上述县分再行派令领取，实际上领取马匹的人无非是应当追究倒失马匹责任的户口。这些人户原有马匹的赔偿尚且不能完足，又有什么力量能够再养新马呢？又如昌平等州里，与从前合并裁省的漷县等县居民相比，已经逃亡将近三分之一。京城附近有能够领取马匹的人户却没有领取，有不能承担养马的人户却代领多匹。管理马匹的官吏往往庸弱懦怯、不能振作，虽然责任专有归属，却多半坐视不管。掌印官中有用心办事的，也不过是拘集群医，轮流责打而已，不知道将来如何善后。臣近来出巡所属地方，各州县倒失的马匹都已查追，但找不到应负责任的人户；于是下令查问、提讯主管官吏，依例进行比较之外，臣私下想到，祖宗休养民力的政策，应当在今日圣明时代实行；国家有用的财物，竟被投到填不满的溪壑中，令人痛心疾首，面对这些事情怎能忍受？如果蒙准乞请敕令兵部议论，是否可以查照近日题准的派官清查事例，行文给兵科等衙门，选派科道等官，会同本部属官前往顺天、保定、河间三府寄养马匹的州县，督同各掌印官等，调取原编免粮养马的人户册籍，逐一审查：某州某县原应免粮地亩多少，编定养马人户多少，如今实际有多少户，逃亡多少户，遗留下来的地亩由什么人管业？

译土地典卖了多少，买主是否承接领取马匹？把马匹审查清楚后，就将住处偏远、贫困艰难的人户所获得的免粮地，和附近坊市中有能力的人户所得到的地亩相互折换，收除粮差；仍照近来拟定的增加地亩事例，再给免粮地二十亩。对于里分合并裁省后居民逃亡的州县，原先编定领取养马而多出的马匹，照顾近地百姓的事例分派给邻近州县，使他们得到优厚安置；并令行太仆寺全面查核上述倒失马匹过多的州县所余空闲人户。若属于往年倒失马匹、如今追征尚未完结的数额，这次解到的马匹暂时免于分派。各州县掌印官、管马官吏都暂时停发俸禄，比较各户买补马匹的情况，以十分为标准，补足达到八分的，才允许照旧关支俸粮。倒失马匹的人户限期追征完毕后，才准照旧领取养马。养马人户靠近马匹，官府容易防护管理；让有能力的人家领取马匹，则倒失后容易追补；如今又增加免粮地二十亩，共七十亩，百姓也容易服从，马匹不再成为负担。倒失马匹过多的州县，掌印官和管马官吏都停发俸禄；比较买马情况，就有马匹可以补足的期限；等马匹人户赔偿完毕后才准领取马匹，这样百姓也不会遭受重复压迫。这就是臣所说的审慎分派。二、严格比较。如今南北直隶、山东、河南解送来的备用马匹，都是由繁殖牧养地监督追究人户，几个人合力才能起运交纳一匹马；亏欠几匹马驹，才可以买一匹抵偿。近年兵部担心以前的马匹被营中、边地取用后不足，于是奏请派官带银买马；官定价格每匹马十五六两以上，民间摊派购买每匹还要贴补五七两多，加上往返路费，一匹马岂止要用三十多两银子？这些马来之不易。上述两项马匹经过本寺查验，肥壮无病后，才发往各州县寄养。臣曾奉命何时出巡查看时，马匹中已经有倒失的；现存的马中，有腿肿、眼青、脊背生疮受伤的。那些倒失的马，有人说是突然得病，事情实在迫不得已。如果只是腿肿、眼青、脊背生疮，寄养人户稍微知道畏惧爱惜，怎么会突然严重到这种程度？大概是贫苦百姓中的无赖之徒倚仗蛮横、藐视法令，知道新马按次序交纳、折换不便，便任意装载奔驰，经营谋生；甚至租给别人耕田、传递物件，终于导致残伤。残伤不医治，倒失随即发生。孤儿寡妇，哪里有闲暇为日后打算呢？马匹从民间得来十分不易，却又丢弃在民间，使它们不幸落到这种地步。保定、河间所属州县的倒失马匹，按例追缴本色马匹，还能得到马匹使用。顺天所属地方却只追缴银十两，即使追缴完毕，也是高价取得、低价弃置，损耗已经很多。何况又多年拖欠，难道不令人深切痛惜吗？这就是倒失马匹应当赶紧追缴、不能宽赦的情形。臣想到，营操马匹规定官军闲暇时不许带鞍骑坐，也不许驮载物件；两人合骑，以及借给别人私自骑乘，违犯者送交审问，追究处罚并补买马匹；借马的人也一并问罪、罚马。法禁十分严格，但只在京营施行，民间却没有实行。民间寄养的马匹，按照先年题准的三年拣选事例，马匹年满十八岁、不能骑乘操练的，奏请或送交光禄寺，或卖银后分类解送本寺，并酌量依例追罚。马匹有瞎眼、跛脚等不能使用的情形，在原养马人户名下追罚银二两，该银与马一同解送本寺。马匹刚发下时，法令规定不得有十岁以上的，必须肥壮无病、没有残伤；如今却使它们变成老瘦、瞎、跛，都是人户多年践踏作践造成的，而只以此禁令处置，罚得不是太轻了吗？臣又查得，顺义等县都有往年辽东等处折换来的骑操马匹，房山等县都有四卫勇士营退回的马匹，定兴等县都有近日陕西交来的折换马匹。辽东等处的马匹先前奉命拣选变卖，不过得银二三两；倒失的只追银八钱。如今按现行条例，倒失数量很多，现存的也多已老瘦不能使用。这些马匹曾被官军骑乘操练、出征追贼，筋力劳累疲惫，才换给人户寄养。勇士营的马匹，当时也是因为不能骑乘操练，才退回民间。如今它们倒失的数量也很多，与辽东等处的马匹一样，似乎不应过分责罚。陕西交来的折换马匹，有的在当地镇城守候日久而倒失，有的在途中得病而倒失，都是向负责交马的官员具报后割除收回的，只登记存案备查。有关县份都因人户艰难，尚未追补。以上三类倒失马匹，若论马匹本身，各有不同；若论情由，都有可以宽恕之处。如今若拿它们同刚发下、尚未骑养就倒失的马匹一律相比，追银、补马、罚款不已，难道不是太重了吗？这又是倒失马匹应当逐步减轻、酌量追补的情形。如果蒙准乞请敕令兵部议论，是否可以斟酌前例施行，并移文本寺，转行督理少卿、分管寺丞办理。今后马匹倒失，按例追缴本色马，或折银补偿，照旧比较追补。老、瘦、瞎、跛等情形，如果属于正德九年以前的，仍照拣选及酌量追罚的条例奏请处置。至于正德十年以后发下的马匹，若有瞎、跛、瘦损等情形，已经成为病废、不能供军骑乘操练的，查验明白后，即予退印，责令变卖；将卖得的银两照倒失条例加银买马，并补足应追折银。如果有打破迎鞍、折断脊梁、疮伤等情形，但不属于顽固疾病、尚可调治的，应责令群医和人户加意喂养调治；仍须追究人户作践马匹的情弊，或照营操马匹的处罚办理，或只按酌量追罚条例处置。如果马匹调治不愈，就照现行条例变卖并追补。至于辽东等处折换的、勇士营退回的、陕西交来的倒失马匹，各州县应分别按照原先和今年的年份，确定等级；或酌量追银一半，或较重追三分之二，或较轻追三分之一，使人知道遵守，不至于彼此差异过大。以上议定追缴各项马匹的银两，无论已经完纳还是尚未完纳，各有关司府衙门都必须按月开列数目，年终造册送交兵部查考。事情条例严格，马匹就不会损耗；情理和法律都考虑周全，人们就不会怨恨叹息；革除惠待恶人、助长奸弊的弊端，实行称量事物、平均施政的政策，就能使官府不亏损、百姓不受损害。这就是臣所说的严格比较。

译三、便于查核折换。如今京畿附近寄养的马匹，专门用于预备征调，以及供京营和各边缺马时取用。旧例规定，凡遇到取用，必须按次序拣选交纳折换。这是因为担心管马人员把新到的、年齿较小的马匹一概交出，却把原先寄养、年齿稍大的马匹留下，使民间长期养马而受累。但新马中有年齿大于旧马的，旧马中也有年齿小于新马的，如果一定要一匹匹按次序选取，也不是灵活变通的办法。因此近日本寺凡遇取用马匹，便行文给各有关州县，不论新到还是旧养，只开列应取的数目。各州县掌印官、管马官又大多不能事先拣选，一遇取用，立即派群医等人分头下乡，把现有马匹全部催赶到京城、边地，听候拣选折换，根本没有时间考虑马匹是否肥壮，是否适合折给，只求不耽误原定期限，达到原先取用的数目而已。马匹取用没有定期，人们奔走不得安宁的日子也没有尽头；喂养不能到位，折换交给也不能及时进行，妨害官府、困苦百姓，积累的弊端不止一项。臣深切认为，马有新旧，取用时不必一定区分；但年齿大小应当以此作为先后次序。马匹按齿龄大小起运交纳，有时难以完全拘泥；但是否肥壮，应当以此决定是否可以出动交纳。马的年龄既然较大，按惯例应先行起俵；但马没有膘，不能充数交给军队，若因此少取马匹，那么年龄稍大而有膘的旧马也可以凑足数目。若因此多取马匹，那么年龄虽小而有膘的新马，自然不能不被征用。至于那些瘦弱受伤、不能交给军队的马匹，掌印管马官平日既不留心督促爱惜饲养，如今要征用时，难道还适宜驱赶它们奔走道路，白白劳累往返，更加增添困苦吗？臣查得旧例，马政册每年编造两次，夏季以前为新册，秋冬以后为旧册，开报马匹有膘无膘的分数，正是要使本寺便于查取、交给军队，不致漫无目的地征取，劳民费日。如今法令久已废弛，州县编造申报的册籍竟成了具文，临事时再无凭据可查，所以造成今日的局面。臣近来奉命巡视地方，已经因编册马数不明以及奉例起俵马匹时不查验是否堪用、数目多少而连累马匹和养马户，除漷县、新城、任丘、文安等县官吏停发俸禄、审问治罪外，如蒙准许，请敕令兵部计议：今后编报马政册，不必拘泥于新马、旧马，依弘治三年事例，按马匹年龄次序选取，不必拘泥于儿马八岁以上起俵、七岁以下留存，骟马十岁以上才起俵、九岁以下留存的旧规。以上马匹起俵，九岁以下留存，依照弘治七年事例。顺天等三府所属州县寄养的前项马匹，掌印管马官每月各须查验两次，查看膘情。每年应编造申报册籍，一律以膘情分数为主，分别列项，写明养马户姓名、原领马匹的毛色和年龄，以及其中有膘若干、无膘瘦弱若干、患疮正在调治若干，全部据实登记在册，一式两本，送兵部及太仆寺查考。本寺督理少卿和分管寺丞按季度出巡查验比较，每月仍须取得膘情增减多少的总数，行文报送本寺。凡遇京营及各边方奏请奉旨取用马匹时，应查照前项季报、月报中的马匹膘情分数，在三分以上的膘情马匹中按数征取，先取旧马，次取新马，并按年龄大小依次接续。旧马年龄小，不得因为是旧马就先取；新马年龄大，也不得因为是新马就后取。马匹送到本寺后，本寺堂上官以及坐营等官，都要依照弘治六年题准的疏通兑军马匹事例，秉公持平，当场唱名，以革除挑选、侵占、求换的弊端。若管马官吏解送来的马匹，经查看没有原先申报的膘情分数，不能交给军队，本寺官员就应将主管官吏严加责治，并令督理少卿依照敕书事例停俸比较。如果少卿等官出巡查验时，膘情在两分以下的马匹多于三分以上的马匹，就说明瘦弱马匹太多，应将各有关官吏停俸比较。这样可以使法令相互发挥作用，官吏知道畏惧，内外都得到防察，彼此不能规避责任；同时也使养马户知道马匹有膘就能早日兑给军队，从而不再有长期养马的拖累。没有膘的马匹也免得往来奔走，养马户还可以尽力爱惜饲养它们。臣所说的便于查验、兑给马匹，就是这个意思。正德十一年五月日。军务疏。题为军务事：准本寺关于前事的关文，奉兵部札付称，该部题文中开列：近日宣府出征返回的马匹，有的逃走、受伤、瘦弱，交给团营军士领养，草料又不足，必然全都倒毙。应否行文太仆寺，转行提督京营少卿会同该营坐营官，将以前已经交在营中而不堪使用的马一千零六十八匹逐一验看，其中可供领养、骑乘操练的若干，不堪使用的若干，就此从长计议：或者查明后交给殷实官军领养，暂免骑操；或者发往附近州县寄养，听候调用；或者估计变卖价银，用来买马支用，务使事理相宜，官民双方都便利。对其中倒毙的马匹，也一并查验皮张、鬃毛、马尾，依例交官，肉和内脏送光禄寺收用，并将查议经过的缘由一并具奏，请求裁决等因。奉圣旨：是。钦此钦遵。随即备札移关到臣这里。根据奋武等十二营委派的官员、把总、都指挥郭英等人的申报，各营分别将原经查验的出征返回不堪使用马匹及现存、倒毙数目编造册籍呈报。此外，臣会同鼓勇营坐营官、都督张安验看得：奋武营马一百一十三匹现存，其中没有膘但尚可领养骑操的马八匹，老瘦、青盲、患癣疮但尚可寄养调治备用的马五十五匹，老瘦、盲瞎、患疮、跛腿、患癞而不堪使用的马三匹，倒毙马四十七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六十八匹〕

译耀武营马一百零二匹现存，情况同前：尚可领养的十一匹，尚可寄养的四十九匹，倒毙四十二匹。练武营马一百匹现存，尚可领养十九匹，尚可寄养五十一匹，不堪使用三匹，倒毙二十七匹。显武营马六十四匹现存，尚可领养十二匹，尚可寄养二匹，不堪使用九匹，倒毙四十一匹。敢勇营马二十四匹现存，尚可领养四匹，尚可寄养五匹，不堪使用五匹，倒毙十匹。果勇营马七十一匹现存，尚可领养十四匹，尚可寄养十九匹，不堪使用四匹，倒毙三十四匹。效勇营马九十匹现存，尚可领养十一匹，尚可寄养三十五匹，不堪使用二匹，倒毙四十二匹。鼓勇营马一百零六匹现存，尚可领养十五匹，尚可寄养四十五匹，不堪使用九匹，倒毙三十七匹。立威营马一百二十五匹现存，尚可领养二十九匹，尚可寄养三十一匹，不堪使用十六匹，倒毙四十九匹。伸威营马六十八匹现存，尚可领养二十六匹，尚可寄养七匹，不堪使用四匹，倒毙三十一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六匹〕 扬威营马一百匹，现存尚可领养五匹，尚可寄养二十六匹，不堪使用十二匹，倒毙五十七匹。振武营马一百零五匹，现存尚可领养二十八匹，尚可寄养十九匹，不堪使用六匹，倒毙五十二匹。前述各营现存马匹共五百九十八匹，已经逐一验看清楚，分别列定等级。没有膘但尚可领养骑操的马共一百八十三匹，军人卢山等已经自行申领领养。老瘦、青盲、患癣疮但尚可寄养调治备用的马共三百四十三匹，原想召商估价变卖，所得银两存入库中。因为这些马匹经过逃走、受伤，价值已经不高，估卖给别人实在可惜。万一边方有事，需要仓促用马，再用银子购买又会增加耗费，因此应发往附近州县寄养，以备日后驮运军马之用。但寄养户免不了要承担调治费用，主管官员应当特别加以保护防范；如有死亡或遗失，依照辽东等处对回马匹的事例，酌量追赔银两，以免使寄养户受亏累。老瘦、盲瞎、患疮、跛腿、患癞等不堪使用的马共七十二匹，发卖无人承买，即使有人购买也无人愿意接手。近来因急缺供应之事，查得准本寺关文，营操用残疾马匹依例验送光禄寺，用作筵宴供应，已经行文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匹〕 据此，前项不堪使用的马匹，应由各营直接送去供应。倒毙马共四百七十匹，皮张、鬃毛、马尾都已经查验属实，责令委官郭英等会同军人韩章等领回，肉和内脏送交各有关衙门收用。其间韩章等申称，肉和内脏尚未奉命处理就已经腐坏，眼下没有地方购买补充，各军生活艰难，请求酌量折算银两交官，用来买马，以便军需。随后郭英等人的禀报也都相同。查得成化四年事例，骑操倒毙马匹的皮张、鬃毛、马尾、肉和内脏，听任原主人变卖，所得价银交官，凑合买马。如今前项倒毙马匹的肉和内脏既已不存在，若依照变卖事例，连同皮张、鬃毛、马尾一并追收价银交官买马，确实对军队有利。因此，除已经验看过的、现存尚可领养和寄养的马匹，命令该营遵照兵部原奏办理：应领养的，官军暂免骑操；应寄养的，送到本寺，再发往所属地方寄养；应送光禄寺的，送光禄寺供应；倒毙马匹的皮张、鬃毛、马尾，领回，肉和内脏送各衙门；其余应送各衙门的，领回听候裁夺。除此之外，如蒙准许，请敕令兵部对臣所议再加斟酌，裁定施行，使官民双方便利，马政不致废弛。因为这是关于验看出征马匹并议定处理办法的事情，臣不敢擅自办理，谨此题奏请裁示。正德十年某月某日。请还驾疏。题为督理马政、出巡地方，恭请圣驾还宫，接受大朝贺，以慰藉臣民的殷切期望。臣切切思量，天子以居处为尊贵，人君以恭敬自持而成就治理。自古有道的帝王，很少有不谨慎对待自己举动的。因此，我太祖高皇帝在《宝训》中规定，离宫别院不许兴建土木工程；除非祭祀上天、亲自耕耤，未曾轻易出都城。列代圣主相继遵守，把它作为家法。至于我孝宗敬皇帝的行事，又是我皇上亲眼见过的。皇上聪明不亚于列圣，对两宫太后的孝爱也无微不至；但近年来杂役太多，逸游过于频繁，今天竟然有幸临宣府，难道不是走得太远了吗？因此，部院大臣、科道官和近侍，因君臣情义深切、父子恩情深厚，各衙门分别派出一人，彼此相随在道路上，想到行在有所陈说。到了居庸关，却奉制不得再往前。臣忝列侍御史，身为仆从之末，奉命出巡，更加感念激动；这种道义相同，这种情感也相同。区区如蝼蚁一般的臣子，怎么忍心默不作声？臣想到郊野之地，早晨要受风雾侵袭，白天苦于尘土雾霾，夏季仍有暑热，秋天寒气又来得早。何况边关所在，干戈并非朝廷礼仪，烽火还带有墩台、堠堡的警报，所有戍守劳役，人们都叹息说艰难。今天这次出行，不是适宜前往的地方。这正是廷臣们共同惶惧不安的原因。况且圣节即将到来，天下都在庆贺；在外的亲王以及各司官员，都带着贺表，远方四夷来朝称臣，上国各地也都要在此时前来祝贺。如今聚集在礼部、鸿胪寺的官员，谁不侧耳等待銮驾的声音，注目仰望皇帝的御座？何况两宫太后在上，如今已经年近暮年，屈指计算皇上诞生的日期，又重新追忆流虹降瑞的祥兆，那么凡是承受皇上寄托、充当股肱耳目心腹之臣而不能每日侍奉左右的人，内心的期望又会怎样呢？今天这次出行，不是适宜的时机。这正是廷臣们不能停止陈说的原因。臣愚昧但诚恳地思量，皇上身处这样的地方，又正逢这样的时节，应当回转六龙驾车，迅速驾返。祝告封禅、呼唤山岳的盛典，所希望的日期即将到来；仰望圣颜、瞻视天子，实在是极大的幸事。臣在途中仓促上奏，言语失于条理，但愚诚恳切，俯伏祈请，愿望至为迫切。为此具本，派人赍捧，谨此题奏请裁示。正德十二年九月初三日。议马政疏。

译题为议定马政大纲、兴革官民利弊之事。臣听说，国家大事没有比军事更重要的，武备之中没有比马匹更优先的。三代以后，夏官卿特意以司马为官名；两汉以来，太仆正专门以管理马匹数量为职责。臣等忝任掌管御马之事，归结责任、完成成效还没有边际，实在谈不上报效完毕。臣私下认为，今天马政应当议定的有五项，而这五项中应当兴革的又有十件。所谓五项，就是畜牧、征俵、收买、寄养、关换，这是马政的大纲，也是应当议定的事项。所谓十件是：畜牧方面，在于清理户籍、核正课额；征俵方面，在于选取备用马、责成管领解送；收买方面，在于平定价格、扩大储备；寄养方面，在于验收交纳、及时兑给；关换方面，在于预先稽核、斟酌缓急。这些都是关系官民利弊、应当兴革的事情。臣以管窥之见，偶然窥见其中机密，实在不敢沉默，冒昧凭借愚见上渎圣聪；不追求文辞，只求查究事实。请敕令兵部再加议处，应当兴革的断然施行，这样对公家和私家或许略有些微补益。臣等不胜欣喜，翘首等待至为殷切。为此开列具本，亲自赍送，谨此题奏请裁示。具体开列如下：一、所谓清理户籍，旧例规定，北直隶府属州县按土地养马，每免粮地五十亩养儿马一匹，一百亩养骒马一匹。山东、河南府属州县按丁口养马，每五个有力之丁养儿马一匹，每十丁养骒马一匹。南直隶府属州县按土地的，二顷养儿马一匹，三顷养骒马一匹；按丁口的，十丁养儿马一匹，十五丁养骒马一匹。弘治年间，兵部因本寺卿彭礼建议，奏请派给事中等官查勘；此后直到现在二十多年，土地已经典卖，丁口已经减少，不知道情况究竟如何。当时各官也曾预先议定，要在大造黄册的年月，命令本寺各有关分管寺丞，督同各府州县掌印官和管马官，按照旧例查勘原有丁口、土地。如果土地卖了而马还在，或者马匹连累丁口而丁口贫乏，就把现有马匹交给取得土地的人，并由丁口较多的户领养。如今已经两次编造册籍，却还没有来得及实行。臣认为，民间册籍所载丁口并不都是有财力的人；有财力之家往往通过私情、行贿请托，隐瞒丁口、逃避差役，而没有财力的人丁口必定被登记服役，服役又必定较重。按丁口养马，免不了加重贫民负担；贫民便把原来养马的土地伪称开垦、未曾纳税，私下盗卖给别人，数量多少不等，各地都有这种情况。买主一时不知道内情，只贪图这些土地不纳粮或粮额较轻，便与之交易。后来被告发，便牵连帮贴、加派和横征强索，兴讼争执没有止境。按土地养马，又免不了被大户混赖侵占。如蒙准许，请敕令兵部计议：是否应斟酌先年事例，奏请派给事中等官，或者只派兵部属官会同本寺各有关分管寺丞，督同该府州县掌印官、管马官，调取先年查勘过的人丁、土地文册到官，再据实查勘。前述按丁口的地方，应分乡逐里按三等九则核查，务必查明某人有什么产业；除京官、军户、匠户等按例优免的户籍外，其余不论豪民还是奸猾胥吏，都逐一审实，按照养马丁数增编、兑佥。某人应当算作一丁，某人应减为半丁，某人与某人合并作为一丁，共计若干丁，以补足原额，领养一匹马。按土地的地方，务必查明某人承种的免粮土地有多少，曾经买得的有多少；如果已经全部买得并承种原有土地，不论官员、监生、吏典，就把这些土地应养的马匹交给其领养。若只承种若干、买得若干，官府应计算后按照则例确定：每亩应出银若干，每年应出银若干，作为帮贴养马及凑合买马之用。购买备用马匹时，前述丁口和土地还要分别根据各户认领产业的多少，划分上、中、下户等级。上户作为马头，常年养马；中、下户作为贴户，分别贴助所认领的马匹，务必使奸徒不能巧妙逃避，也使无赖之徒不能胁迫索取。查勘、审定、编册完毕后，仍应编造马头、贴户以及土地、丁口册籍，一式两本，送兵部和本寺查考。这样可以使养马户籍、丁口和土地得到清理，既不使贫民受害，也不使大户受牵累。一、所谓核正课额，旧例规定额设种儿马二万五千匹，种骒马十万匹。北直隶、山东、河南府州分摊八万七千五百匹，南直隶府州分摊三万七千五百匹。一牡马配四匹牝马，组成一群。祖宗制定法律，让民间饲养种马，正是想让它们繁殖马驹，以备起俵使用。后来年久日深，种马和马驹亏欠的数目很多；偶有繁殖，也都不堪起俵。因此有人建议，定下亏欠、倒毙、遗失者追补，或变卖征收价银买马的条例。各有关官府便按照土地、丁口数额摊派银两，凑钱买足后解送。正德初年，御史王济因奉差给马匹印烙，发现民间虽有种马之名，却没有种马的实际；虽有繁殖之名，却没有繁殖的用途。于是奏请兵部把各地种儿马、种骒马全部重新拣选，高大者留存，不堪用者卖掉取银买补，仍按原制配群。各有关官员只负责查看膘情和疾病、瘦弱情况，送问倒毙、遗失和赔补之事，至于是否繁殖则不必追究。每年备用的大马，只按照种马定额，在马群中议定合伙购买，每群一匹；共计二万五千匹。若群中生有良马驹，听任本群帮价起俵，其余一切烦苛事项全部免除，民情比从前都认为便利。但各有关掌印、管马官员一年只查验四次，三个月之间，若养马户把马雇给别人，甚至可以带到二千里以外再返回。管马官员如果不在查验时节查看，又究竟在做什么呢？臣近来访查得知，各府州县因为征取马驹的条例废止，本寺分管官到地方，专门比较、追赔倒毙和遗失的种马；凡是马头所属群中生下的马驹，往往被压制，拨到别群去抵补倒毙、遗失的数目。繁殖所得不能由本群自行使用，而倒毙、遗失反而没有惩戒，这实在完全违背先年改拟条例的本意。又查本寺近来因更换种马以备寄养之事，蒙兵部题准，通行北直隶七府，将种儿马中身量高大、年龄较小、力气强健、堪供骑操的拣选出来解送本寺。等到送到京城，仍有很多不堪使用而被退回，白白耗费小民财力。由此看来，今天民间尚且没有种马的实际和繁殖的功用，其微弱程度可想而知。如蒙准许，请敕令兵部计议：今后种儿马、种骒马所在州县的掌印官和管马官每半月查验一次，该府管马官每三个月比较倒毙、遗失和赔补情况；按例应在一个月以内到官府印烙。若有违反，听任分管官将掌印官和管马官停俸并追赔。凡生下的马驹堪供起俵者，帮价起俵；堪作种马者，按价买来补充种马；务必听从本人自愿，有司不得强迫压抑养户补充种马。分管官仍依照先年事例拣选，身高四尺、五岁以上、十岁以下，才准作为种马。

译矮小、年老、衰弱的，变卖取价，务必凑足原定数额。选补、置换全部完成之日，应详细将养马户姓名、马匹毛色、年龄、膘情和分数编造两本册籍，送兵部及本寺备案查照。这样，马政课额将来不至于在边方失散，临到紧急时期也能够调遣使用。一、所谓选取备用马，前述各府州县养马地方，按例解送备用马匹。自景泰年间以来，兵部题准，每年派取共二万匹。弘治初年，因为顺天府所属养马户寄养马匹日益积累、困难不堪，每年都暂时派取一万匹。正德二年，因御史王济建议，将种马补足群数，每群每年合伙购买本色或折色大马一匹，共计二万五千匹。正德九年，军士关兑频繁，增加到三万匹及四万匹。自正德十一年以来，兵部才重新查照王济奏议，派取二万五千匹。正德十二年重申前例，定为规制。从此以后，每年派取本色、折色马匹，间或根据地方丰歉而增减，但二万五千匹确实成为不可更改的数额。臣认为，前项马匹都由各有关分管寺丞督理，本色马多的地方每年分两次运送。主管寺丞如果能够勤勉尽职，各府州县掌印官又尽心办理马政、法令严明，一遇派取解送本寺，不但不会超过期限，而且都会提前送到，身量高大，毛色光亮，年龄小，力气强，没有不中选的。有的地方若任用非人，只凭管马官吏、马贩、群医彼此串通，虚报估价、胡乱耗费，马匹既送到得迟，选验又不能通过，还要重新买换，更加使小民困苦。治理政事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制定法令又在于归于统一。查得弘治三年等年间以来，兵部曾议定，命各府州县将派取的前项马匹以及收买的马匹，有的规定身高四尺、儿马四岁以下、骟马六岁以下；有的规定身高三尺七寸以上；又有的规定身高四尺以上、儿马五岁以下、骟马八岁以下。又议定，如果繁殖的马驹膘情、力气强盛，只是身高尺寸略有不足，也听任拣选。正德二年等年间议定的文书，大多没有统一标准，都是各因有人建议，前后反复议论，年龄、尺寸各不相同，并不是有意变更制度、使宽严不同。各有关有司如果尽心办理，选取解送到本寺的马匹，身高必有四尺，矮的也有三尺八寸，年龄在四五岁之间，老的也不超过七岁。那些不才官吏选送到本寺的，身高仅三尺七寸，有的只有三尺五六寸；年龄有七八九岁，甚至超过十岁，精神、膘情、力气也各不相同。本寺对于前一批堪中选用的马，立即印发，实在是怜惜百姓花费过多；对于后一批选验不合格的马，深恨那些官吏，本想将解送官员送问治罪、把马匹退回，又怕耽误马政，而且原有文书也有可以从宽的地方，只得在年龄、尺寸之间勉强挑选，宽容将就留用。然而退回重新购买的事情，也有很多。何况先年被斥退的青眼、腿瘸等患病马匹，直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完，百姓的困苦怎么能得到缓解，国家大事实在应当忧虑。臣等切实认为，先年营伍和边方使用马匹很少，马匹寄养在民间，年久衰老而不能使用，因此当时选取马匹要求儿马四岁、骟马六岁以下，便于按次序兑给军队。如今的情况，可以不必再顾虑这一点。至于马匹身量尺寸，也应斟酌调整，以便遵守。如蒙准许，请敕令通行各有关分管寺丞：今后凡遇年例派取以及收买前项备用马匹，都要亲自到各府州县，会同掌印官、管马官公平拣选；儿马身高三尺八寸以上，骟马九岁以下，蹄腿端正，才准作为数目起解。若有胆敢将三尺七寸以下的儿马、七岁以上的儿马，或十岁以上的骟马起解来搪塞充数的，本寺验看查出后，比照弘治十年事例，呈报兵部参究提问治罪。至于马匹偶然因受伤发热而眼睛稍小、因长途行走而青腿略有跛行的，可以调治，听任治愈后，陆续报请印发。若马齿不真实以及有各种隐蔽疾病，本寺仓促之间没有看出，就印发到州县寄养，并允许寄养州县连同人、马一并申送前来，以凭查究问责。仍应给已经印发的马匹加盖退回字样，命令有关方面变换、补偿。若寄养州县的官吏、群医接受请托，不立即说明实情，日后马匹不能兑给军队，就要追究他们的责任。这样一来，派取便有固定规制，百姓可以免受额外增加的负担；拣选也有固定方法，官府可以宽严适度，奸弊能够预先防范，事情不会偏颇失当。一、所谓责成管领解送，按照备用马匹旧例，各有关分管寺丞应预先亲自到各府州县，将已经印烙的繁殖儿驹以及买补马匹中堪中选用的拣选出来，编造小册，详细开列养马户姓名、马匹毛色、年龄、身量，用州县印信钤记，责成交主管官吏解送兵部，再送本寺验收。后来寺丞因公务差遣，带管事务不一，各地方来不及提前逐一巡视比较。兵部又因边事紧急，不时需要买马，议令各府所属州县，将派取备用马和收买马分别解送本府掌印官处，会同管马官吏、兽医等人验看妥当，一并造册。近年以来，马驹课额不再实行，每群中应派的本色马，都按丁口、土地出银，由官府追收购买并负责解送；每匹用价大多达到二十余两，再加草料、盘缠，路远之处费用超过三十两。若有司用心严密，下属不敢欺瞒，购买解送到本寺后验明确实值原价，这种情况固然很多；但如果用人不当，马匹实际不值十余两，也混同购买解送，导致本寺频繁拣退，历年挂欠，始终没有完结。这些收买、管解人员，难道都是一个个奉公守法的人吗？最初收买马贩、兽医相互勾结作弊，到了管领解送时，又由另行选派的管解人员产生新的弊端。

译他们在本州县多讨取空白的印信册子，有的把好马留在家中骑坐或变卖，有的在途中调换，有的到京后又与无赖、马贩串通，反复贴换以谋取厚利；直到贴换已经确定，临到投送文书时，才把先前的空白册子填上解送户姓名、马匹毛色、年龄、身量，送交兵部和本寺。本寺验看时既然已经不是原来的马，哪里还会有与原价相符的马匹？马匹年龄过大、身量不足，想要加以诘问，却因为弊端发生在如今管解的人身上，没有人告发，他们可以推诿给最初收马的人；若再追究最初收马、验马的人，事情已经脱卸，马匹又没有可以对证的依据，行文询问当地，他们也可以借口说责任在交付管解者和如今验看者身上。如蒙准许，请敕令兵部计议：今后行文各有关分管寺丞，督察各府州县；遇到派取、收买前项马匹买补完毕之日，解送府掌印官处，依例选验年龄、身量；确实是堪中、良好且价值相当的马，才准倒解。负责管领解送的人，还必须登记最初收买、验看者姓名；该府仍将验看合格马匹的毛色、年龄、身量、膘情分数，以及原买价格数目、原兽医姓名编造册籍。册内所列差人，应预先送到本寺等候，所属马匹到达时，凭此进行验看。如果该州县解送到的马匹，毛色、年龄、身量经本寺验看与府册不符，马匹又不值原定价格，不能用于起俵、骑操，就说明其中有调换、贴换而未查清。应将有关管解作弊的官吏、兽医、马户等人一并送交法司，从重究治。这样，罪责有所归属，人人都会知道畏惧，价银不会虚耗，马匹也容易补足。一、所谓平定价格，备用马匹先年取自繁殖所得；繁殖马驹有倒毙、遗失、亏欠，才议定折银。成化年间，兵部议定各地折银买马的事例，通常每匹十两以上、十二三两以下。每四匹马驹凑合买一匹堪供骑操的儿马或骟马，作为数目解送。那时一匹马的价格大约十两，都足以骑操，所以定下这个办法。弘治初年，本寺卿王霁因各地备用马匹拖欠相继不断，奏请兵部每匹折银十两解送本寺，买补备用马。其中有拖欠四户大马的地方，每匹折解银二十两；愿意解送本色马的，改为解送备用马二匹。当时解送到的备用马，以及本寺召商收买、发给民间寄养、交给军队征骑的，都是这种价格的马匹。后来因事情需要，收买官员有时增加价格，但总共也没有超过多少。弘治十五年，御史公勉仁奏称，各地解送本寺的马匹价值不过十四五两，而一匹马的费用却不少于二十四五两等情；兵部覆奏，命令查勘，但没有回报。正德二年，王济又因照额办理的议案提出建议。从此以后，各地按土地、丁口摊派马价，折色定银十五两；购买本色马解送的，有每匹按十八两、二十两计算的，也有按二十四五两计算的。正德九年等年间，兵部派官买马，以十五两为标准分派各府州县；有的每匹还要帮价六七两，有的帮价八九两，草料、盘缠又另在其外。这难道是过去的马价特别便宜，而今天单独变得昂贵吗？本寺近来因急缺骑征马匹，奉兵部札付称，该部题准行文本寺派官买马，价格不得超过十五两；即使亏损原定折色价，也不得强迫百姓包赔，以免贻害地方；仍严禁权豪势要强行出售不堪使用的马匹，多取价银。兵部对此考虑得已经很周全了。但以前备用本色马匹没有预先议定价格，各地收买标准不一，价格高的大马与价格低的马匹解到本寺兑给军队，难免更加引发争论，彼此挑选。如蒙准许，请敕令兵部计议：是否应行文各有关分管寺丞，转令各府州县责成掌印官、管马官吏查照派取备用本色马的标准；除已经买到的以外，未买的数目全部以二十两为标准，依例每群合伙凑足银两，购买一匹堪供骑操的儿马或骟马，解送分管官和府官验看妥当，按期限解送起俵。不得听信马贩、兽医与吏胥勾结，多征马价、侵吞克扣养马户的钱财；也不得借此为借口，把老弱、瘦小、不堪使用的马匹一概滥收充数，致使交纳不完、反复换买，损折民财，耽误国事。如果该府州县掌印官和管马官接受请托，买来、解送到本寺的马匹经查验不值所定价格，本寺就依照旧例，连同马匹呈送兵部参究提问治罪，并将分管寺丞一并议处。这样，百姓可以免受无辜承担高价之苦，军队也能够取得良马供给。一、所谓扩大储备，各地旧设草场，先年都由兵部题准，派官清查丈量界限，拨给人员佃种，缴纳租银。在北直隶，上等地每亩五分，中等地三分，下等地二分；在南直隶，上等地每亩七分，中等地五分，下等地四分；在山东、河南，每亩四分。每年秋后征收，解送府，再类解兵部，送本寺入库，作为购买京营、边方马匹的费用。分管寺丞依例严加督促比较；州县掌印官、管马官以十分为率，年终有三分未完的停俸；寺丞以及知府、管马通判，以所管州县十分为率，有四分未完的停俸，都等到完结后才准关支俸禄。北直隶河间等七府、南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四府，以及和州、滁州、滁州一卫，属于专门按土地养马的地方，先年定额编户领取种马后，都还存有免粮余地，听任领取繁殖的儿驹。正德元年以来，各地不再征课马驹，余地便闲置。在北直隶，巡抚都御史韩福具奏，每年每亩征银二分，寄存在府库。正德十年，本寺分管寺丞陈希文奏称，真定府库所收的前项银两关系马价；兵部又题准札付本寺，行文各有关七府分管寺丞，亲自到各府州县清查并起解。

译以后各年都限在次年三月以内送到兵部，若有违误，听任各寺丞追究等因；此令已经通行发布。如今查得前项草场银，正德十二年以前各地多有拖欠未征解的，已经送到兵部的数目也有很多尚未完结；分管寺丞在册中申报为已经征收的数目，又有很多写成已经用于买马。由于前项租银近来正用于处置帮忙购买种马、使百姓困苦得到缓解等事，兵部议定不得擅自支用一丝一毫。因为本寺储备的买马价银不多，近年马价又比过去昂贵，边方紧急，费用非常巨大。所有余地银两，河间等府所属州县，自正德元年至十年大多是小民拖欠未征；有的已经征收，又被不才官吏侵吞、克扣、挪借，现正由巡抚衙门提问，尚未结案。如今正德十三年夏季将尽，兵部原定追征正德十一年、十二年应追数目，各府都还没有起解。本寺除了行文催促外，又查南直隶前述地方的余地，弘治九年给事中倪天民等的奏文明确说，保留这些土地，听任领取繁殖马驹，并作为零散余地之数；如今闲置已经很久，与河间七府的情况相同，只是没有人具奏。如果利益遗留在民间，还可以说是好事；万一贪官污吏暗中征收、私自敛取，白白消耗侵吞，实在非常可惜。如蒙准许，请敕令兵部移文南、北直隶以及山东、河南巡抚都御史，调取各巡抚所属府州县草场余地的卷册到官，逐一查勘：原登记的地名、顷亩实际数目，每年应征租银若干，已经征收若干，尚未征收若干，已经征完并解送若干，已经征收但尚未完结若干，尚未解送若干，支用销耗若干。除已经征收完毕并解送的以外，尚未征收的，应依据哪一种则例确定征收；尚未完结的，应追究何人；尚未解送的，现在存放在何处；已经支销的，有哪个衙门的明文凭据；从某年起至某年止，主管部门是否曾经行文征收，百姓是否曾经送纳，中间遇到灾害的地方是否曾经予以蠲免，养马户是否曾经申告请求帮贴助办，都要一一查明下落。确有侵吞、克扣、挪借等情弊的，应当提问的提问，应当参奏的参奏，究治后移文报告，以供查考。兵部仍应行文本寺及南京太仆寺各有关分管寺丞，遵照先前和现行的办事规制，一体清查，依例比较，按期限起解。每逢年终编造册籍，回奏施行。这样，旧草场收入的马价银不至于长期空缺，余地征收和马政也可以一并得到办理。一是所谓查验交纳。先前本寺因天长县解送马匹的主簿潘荣来京，以及军人有印官马被买走、在京马贩王端兜揽溧阳等县马匹等事，发文交有关部门审问，并据此制定一条条例：司、府、州起解备用马匹，都必须经过分管寺丞等官员查验合格后才能起解；如果马贩勾结官吏、兽医作弊，一律问罪，枷号后发往边卫充军。又一条：各地解马赴京，如果有人兜揽价钱，把老马混杂其中，企图通过查验盖印的，一律发往边卫充军。起解马匹除按例折纳之外，如有携带银价赴京串通收买的，问罪；罪责不能说不重，法令不能说不周详。然而前面的车已经翻覆，后面的人仍不引以为戒；前一案尚未结清，后一个犯罪者又接踵而来。查本寺卷宗，有一宗是缉访案件：蠡县百姓刘松向锦衣卫告发，正德十一年马头曹堂等人盗卖有印官马，蒙混过关。正德十二年，他们因已尝到便利，仍像从前一样作弊，后来被拿送镇抚司审问明白，送交刑部拟定罪名完毕。又有一宗是抵换官马案件：南阳县解马吏张兰向本寺呈报，正德十二年桐柏县百姓戴成等人克扣价银，购买并解送马匹，又把马留在家中，反而赴京买马等情。于是行文命本府将各犯问罪，原马仍解送本寺。最近正德十三年正月内，商河县县丞陈纲把马解送到本寺，经审查，其中一匹马是换得勇士杨均儿的马；衡水县义官魏鼎把马解送到本寺，经审查，其中两匹马是从马贩陈庆处买来的；安东县大使吴碧把马解送到本寺，经审查，马户李玺等名下都没有原来登记的马匹。此事又分别送法司并呈报兵部参问。至于管理解送马匹的责任，臣已经在前面详细说过了。由于各地相邻，内外耳目总有顾及不到之处；事情彼此隔手，双方的内情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交纳马匹时，人马混杂，府县众多，如果不广泛查究，多方访察缉拿，虽然法令全在，人们终究没有顾忌。如果蒙皇上敕令兵部计议，是否可以查照天顺年间巡马圣旨榜例办理：移令在京缉事衙门的巡视等官，督同五城兵马，多派旗校等人；凡遇各地派取备用马匹以及买到马匹、驴等项的管解人员到部送寺交纳，务必暗中详细察访。若有马贩勾结官吏、兽医作弊，互相兜揽价钱，私下调换马匹，把不堪用的马混杂进来以求查验盖印，以及积年光棍假托姓名，指称打点，教唆在官各役，乘机伺隙，偶因查验合格便诈骗财物的，拿送法司依法审问，照例发落。应当令该城兵马司预先通知各有关地方知晓：今后管理解送马匹的人员一到，就立即把歇家、邻佑的姓名具报本寺。如果仍有以前的弊端而不检举察觉，事情败露之日一并问罪。本部仍在本寺门前张贴榜文，长期悬挂，永远遵守。这样，既可使在官者办事不至徒劳，也使下属知道畏惧避罪。法令既然严密，弊端自然绝迹。

译一是所谓取兑发给。臣孟春先任少卿时，曾上奏推行马政，其中一件事是查验兑换，大意说：寄养马匹的州县，掌印官和管马官员每月都要查察两次，查看马匹的膘情和生长状况。每年应当编造册籍，以膘情等级为主，列明人户姓名、原领马匹的毛色和年龄，以及各等级膘情多少、没有膘而瘦损的多少、疮伤需要调治的多少，都要如实登记在册，送兵部和本寺查考。督理少卿及分管寺丞按季度出巡察看，每月仍须取得膘情升降多少的总数，报告本寺。凡遇京营、边地奏请马匹，就按照前项报来的膘情等级，在三分以上的马匹中定数取用。如果管马官吏解到马匹，而查见其没有原先报告的膘情、不堪取兑发给，本寺官员就严厉责罚这些官吏，并令督理少卿依照敕书中的事例停发俸禄，进行考核。如果少卿等官出巡查验，发现膘情二分以下的马匹多于三分以上的马匹，就是瘦损马匹太多，应将有关官员停俸考核。这样可以使防范法令彼此配合，官吏知道畏惧；也使人户的肥膘马匹能够早日取兑发给，不再有长期饲养的负担；没有膘的马匹则可免去奔走交涉，让它们得到充分休养。兵部议定上述事项后，依拟具题，奉圣旨准照拟议办理，谨此敬遵，并备文送到本寺通行。臣孟春近日蒙皇上钦升，仍任原职掌印，奉兵部札付，因急需征战骑乘马匹，文中说明：本寺掌印官应查照顺天等府受灾严重的州县，选取好马六千一百八十四匹，在居庸关听候兑换。文书到寺后查得，本寺近年并没有各州县编造的寄养马匹膘情等项册籍；查本季度，也没有月报汇总膘情等级的明文可据。除已行文本寺少卿等官及各有关州县，斟酌马匹数量，按数选取，并将所选确有膘情等级以及留存的有无膘情、瘦损、疮伤等项马匹，查照先前和现今情形编造册籍外，臣等深思，先前臣孟春之所以建议、兵部之所以依拟，正是因为原属各处官吏不能事先把马匹拣选好，一遇取用，就派群医下乡，全部催赶前来，根本不计马匹有无膘情、是否堪供兑换，只求足够原定取用的数目罢了。取用马匹没有固定时间，人员奔走也没有安宁的月份；饲养不能周到，兑换不能及时，妨害官府、困扰百姓，长期积累的弊害不止一端，所以预先提出此议。因此议定办理，哪里想到各官不遵守钦准的事例，仍旧故意违犯？如果不加重追究治理，将来所牵涉的误事关系就非同小可。臣等又访闻，近年寄养马匹，各州县官吏既不督促人户好好饲养，每逢使客经过，便擅自借调马匹迎送、往来应差，只顾眼前急需，完全不考虑日后受到重责，导致马匹瘦损、倒毙或遗失。年深月久，因为没有膘情册籍，马匹也不再上报；拖延敷衍，正是由此造成的。如果蒙皇上敕令兵部计议，是否可以把故意违犯的有关府管马通判，以及各州县掌印、管马官吏，照先年考核新旧马册的事例，俸禄和粮食一律停支。各州县掌印官立即把册籍编造完毕，送兵部和本寺，等候本部委派的官员及管马官吏兑换军马回来后，查勘各州县所兑换的马匹，与本寺按数取用的数目是否足够；已经足数的免罪；不足数的，若管马官吏不足七成，就把该府管马通判和该州县掌印官一并查问参劾治罪。以后兑换发给马匹，都照此例查核数目、追究惩治。本部仍行文巡按御史及分管寺丞严加禁约，若敢像从前一样借调寄养马匹用于迎送应差等事，查访属实、应当提问的就提问，应当参奏的就参奏。提问时，照先年题准防止亏耗等事例办理：每借调两匹马，追罚一匹，等追罚完足后才准许复职管事。分管寺丞每年年终把有无追罚及追罚数目奏报，以便施行。这样可以把警戒留给后人，使已经衰败的事情重新振兴。一是所谓预先稽核。查宣德年间的事例，官军每领一匹马，发给勘合一道，填写毛色、年龄和年月作为凭证；遇到马匹倒毙、遗失等情况，申报买马补充时，仍把补买马匹的毛色、年龄附注在勘合上。如果领马人因故不能骑乘，就把马匹和勘合一并向官府报告，转交给别人；没有马而有能力的官军可以顶替骑操。正德年间，官军领马时行文移送本卫造册，送兵部及本寺；原文“kao”字疑为OCR误字，具体字义不明；并仍令有关营所查勘，符合条例应当领取的，才准发给。天顺年间，官军领过马匹后，由本卫造册送兵部；如果关领数目多而上报数目少，或者马匹倒失、转交而隐匿不报，允许任何人首告，问罪并追罚马匹。所有这些事例，无非是想厘清骑操马匹，革除重复领取、欺诈冒领的弊端。天顺年间，本部题准，官军等人强行夺取已经起解、正在官府的马匹，问罪、枷号，并罚马一匹。弘治年间题准，领马官军不按次序、混乱争夺的，问罪罚马，马匹交给本人骑操，以后不许再发给。又有各营领马官军故意刁难、勒索钱物，导致百姓等候很久不能办完的，本部一并查究惩治。这些事例，无非是为了便利寄养制度，禁止强横顽劣者需索财物的弊端。可是近年以来，官军所领马匹的勘合旧制已经废止，京营奏请关领马匹时，临到期限也不查造文册；本部和本寺委派官员到营，只凭一张纸写着姓名就发马，马多军少，兑换不够若干。第二天到营仍然如此。各地解送官诉说困难，便以一名军人代为留养数匹马；本营队长责备时，又往往因一匹马而查退数群马。街市米粮、草料价格昂贵，百姓自身和马匹的盘缠都已耗尽，不免逃回原籍。该营见马匹少，又任意声称要前来催促；本寺立限催办，期限到了，仍像以前一样超过十天、数月也不能交付。至于彼处四卫勇士等营，没有兵部委派官员管理，困难更可想而知。弘治二年，本寺曾呈报兵部，详细说明营中官军和识字军吏坑害人的事情；本部据此加以禁约，恐怕如今也不能没有这些弊端。寄养马匹兑换不足的管马官吏之罪，臣等已经在前面详细说明。营中的弊端，岂能任由其独自放纵？即使今天没有明显犯罪者被送到官府，也应重申预防措施，以杜绝祸患的渐变。如果蒙皇上敕令兵部计议，今后各营奏请关领马匹，务必由把总、管队官查勘各官军先前是否曾经关领过马匹，领过多少，有无拣选后变卖、倒失等应追银两，以及是否已经解送本寺，全部查明，编造同样的文册两本，送兵部和本寺查考。

译如果查明并非重复冒领，而是确有其事，就把册籍交给本部和本寺各委派的官员，约束监督。该营坐营官应于某月某日，按照取用马匹、疏通办理的事例，一同选取马匹。马匹必须是十三岁以上、没有残伤、并且有膘情的，照例发给；不许依仗强势的官军专门占有好马。突然前来印烙时，如果寄养马匹兑换发给之际，本部和本寺委派官员查见原马没有损伤、膘情良好，却被各官军故意刁难而不肯领取，准许管马官吏赴部申诉。如果马匹确实瘦损、残伤，兵部和本寺委派官员就把寄养马册中相应的数目多少注记清楚，事情办完后呈报兵部，一并参究。各州县新解到的备用马匹，本寺按例应当验印、收受并发往寄养，不许缺马的官军到本寺取便告兑。若有人破坏马政，违犯者照强夺、混争马匹的事例问罪。关领完毕之日，该营照前例编造两本册籍，回报备案。这样，日后就不会无法稽核马匹数目，军民双方也不至于因眼前事务耽搁。一是所谓斟酌缓急。先年京营官军关领、调换马匹骑操，年久没有选退；遇到马匹倒失，都由本人买马补偿。后来因为赔买困难，逃亡接连发生。成化年间，抚宁侯朱永开始提出让众人轻易合朋、凑集桩头银的办法：两项银钱一并出纳，官员多、军人少，各自在本队中计算。如果合朋银多于桩头银，倒失数目少，可以通融买补，没有不能足数的；如果桩头银多于合朋银，倒失数目多，银钱用尽，数目也难以补足。弘治初年，本部因该营倒失马匹多有未能买补，奏请把把总、管队等官查算后停俸；倒失超过三分而买补未完的，即使三项银两已经收完并用尽，也停俸一个月；超过四分，停俸两个月；超过五分，停俸三个月。坐营的侯、伯、都督等官，最多也只停俸两个月。骑操马匹就是这样考核的。至于奏请本寺寄养马匹，一年中不过十次里有两三次。弘治四年，保国公朱永等因预先防备祸患等事，分条奏报奋武等营已经收取的合朋、桩头银两，要求查盘清楚；又因街市缺马，买补不能及时，请求把银两送本寺，在顺天府所属地方取兑马匹。又本寺卿李温等为暂缓兑换以补足备用马匹等事，也分别上奏说，寄养马匹有限，如果该营把积存银两拿出来买马，仍需送本寺兑换寄养，恐怕会导致客商不肯贩马进京，仓促之际耽误事情。本部题准：今后各营合朋、桩头银钱不论多少，务必陆续买马补足骑操，不许积收到一万两以上，以免难以全部买马。等到顺天府马匹积存达到三四万匹，如果本营亏欠数目太多，买补又不能及时，就具奏请旨裁定。对于寄养马匹，他们爱惜、吝惜到这种程度。到了兑换马匹时，又有本寺卿宋琮具奏；本部题准了处置寄养马匹以纾解百姓困苦的事例：该营确因征调紧急需要马匹，才准许把银两奏报送到本寺，由本寺斟酌现有马匹的多少，明确具奏，决定调取兑换。骟马十二岁以上至十五岁、儿马十岁以上至十三岁，调取交兑；不许委派官员等故意刁难、挑拣。其余骟马十三岁至十七岁、儿马十一岁至十五岁，在宣府、蓟州等处交兑。边地缺马的官军，每领取一匹马，各出价银四两解送本寺；不愿意的，听其在交兑之间另行斟酌。这些都是二十年前后京营、边关奉行的事例。臣孟春当时任兵部属官，亲眼知道这些情况。正德元年，又奉敕令清查陕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处的马价，所有边地提出的建议，也曾由本部议定处理。可是近年以来，营地、边地骑操马匹倒失的数目，比起从前更加严重。出银的人不知道是哪一类官员，停俸的官员也不知道是哪一些人。顺天等府寄养马匹调取的数目，回头观察前些年，常常增加一倍甚至数倍。合朋、桩头银钱不见兑换，数目东边发给、西边交接，也不见有空闲的年月，致使人和马疲于奔命，既频繁又困难。买马的价银处处转为昂贵，发给军人的马匹人人勒索，要求强壮肥膘；新收的马匹不能及时入册，原来留存的旧马又不能调出。百姓的脂膏已经耗尽，贪求的深沟却难以填满。想到这些，实在痛心。臣伏望皇上俯察军民的困苦，公平施恩，忧虑国家根本，把马政作为重大忧患。今后交兑之间，全部听凭本部斟酌缓急，决定可否办理，分别等级，查明奏报施行，使百姓和万物生灵稍得安全休息。《何文简疏议》第三卷。《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何文简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何文简疏议》第四卷，明代何孟春撰：《议国课疏》。题为议论处置国家赋税、以安定边地百姓的事。臣想到，天下的事情，有利就必然有害；议论事情的人不能不知道利与害。事情的利害，有的少、有的多；知道利害的人，也不能不斟酌其多少。如今云南地方有银场，有人说应当开采，有人说应当关闭。主张开采的说这是利，主张关闭的说这是害。主张开采的人说：这关系到国家赋税。近来矿脉产出虽然不多，但有矿夫包赔粮银，又有夫丁承担认缴的银两，赋税定额已经确定，怎么能够关闭呢？这就是所谓的利。主张关闭的人说：朝廷富有四海，难道还要依靠偏远荒僻之地一点微薄的利益吗？矿夫、夫丁全都是朝廷的赤子，经过一百五十年的教化熏陶，本应逐渐得到安抚涵养，不能用法令剜肉削取。如今矿脉微弱，赋税定额却不予减免，矿坑又不封闭，竟使贫困的军人、瘦弱的士卒赔偿、抵补铸银，所赔超过所得十倍，难道不会违背皇上爱养百姓的本意吗？这就是所谓的害。臣深切思量，利害两端一少一多，听取人们的话，已经大致可以分辨；但事情关系国家赋税，究竟应关应开，臣在任抚临之初，不敢自行决定，于是会同镇守云南总兵官、征南将军、太子太傅、黔国公沐昆，巡按云南监察御史万镃，以及都、布、按三司官员共同查议，得知云南大理等府地方原设新兴等银场九处，原来拨各卫军充作矿夫采掘，每年办理银两；除去前巡抚都御史李士实奏请减免的数额外，共有军人一万七千四百零四名办理银课三万一千九百二十两。后来因镇守内臣派遣人员分别管理各银场，招集义夫采掘，难免有人从中侵吞私囊，致使每年应办的银课不足，于是把矿夫的口粮折算办理，又让各夫的余丁承担认缴银两，共同补足赋税定额。大致计算，一年银场产出不过三千多两，矿夫、夫丁折办和认认的银两却达到二万八千多两，加上损耗费用，超过产出的数倍。正德六年，镇守总兵官黔国公沐昆、巡按御史张羽因此上奏，要求各银场照福建等处的办法封闭，免除银课，以纾解百姓困苦，蒙皇上特别允准；三四年间，地方获得安宁，百姓都称庆。正德九年，澜沧卫军周达妄自上奏请求开采，随即又恢复科派骚扰，侵害百姓，侵欺等弊端重新出现。正德十三年，前巡抚都御史范镛、巡按御史唐龙又因灾异感应等情由建议封闭银场，相关部门议定后覆奏，却没有得到皇上批准。今年镇守太监史泰又上奏请求专任提督。后来查得，矿夫口粮折办银两解送布政司，先年因丽江、蒙化、宁州、浪穹等府州县年年拖欠很多，在抵补铸银时，恐怕耽误解送京师，曾挪借库中备边等项银两共二万五千多两凑数解送，至今尚未补还。至于夫丁承担认缴、解送都司的银两，年年夫丁办理缴纳都不及时，官府追逼合并而且紧急，以至于卖儿卖女、破产荡家，接连凑钱补缴；又被经手收取的人员耗费、侵吞和挪用，军民遭受横征暴敛的苦难，国家却没有收到完整赋课的期限。云南地方地土贫瘠，物产最少，家中没有积蓄，米谷又十分昂贵，计算一年的赋税，仅够维持一年的供给。况且边境容易动荡，夷人的情势变化无常，事变往往没有预兆，军粮应当预先储备。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这些银场，朝廷绝不会因为一千几百缗钱的增减而影响大局；而矿夫可以各自回到原卫操练备战，这样就得到军人一万七千四百零四名；口粮若令有关官府收积，就可得到粮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石；夫丁可以免除一万三千余两的认缴银，用来奉养上面的父母、抚育下面的子女，于是各家都能维持生计，感戴皇恩，远方异域也会欢腾。这样看来，关闭银场，是为地方消除祸害，其意义非常多；开采银场，是为公家谋利，又能得到多少呢？从利害来看，关闭反而足以成为利，开采恰恰足以造成害。从利害的多少来看，关闭所消除的害处多，而所损失的利益少；开采所得的利益少，而带来的害处多。这就是此前镇守、巡抚、巡按接连上奏请求封闭银场，而有关部门具文覆奏、极力主张其说的原因，大概是斟酌少利、衡量多害，珍惜大体、舍弃小利，凡是以国家为重的人就应当这样做。臣愚昧，但如今既已知道利害多少的实际情况，今天又亲耳听见、亲眼看见，更加验证确实不假，岂敢不再为皇上说明？皇上下令交给有关部门详细查考议论，必定会验证臣所说并非虚妄。有人说：奉行公事、执行法令，贵在得到合适的人；利益虽小也不可抛弃，祸害虽大也不可不除；天下没有不能处理的事情，财源也没有永远堵塞的道理。臣愿请求把原先拨出的军人充作矿夫一事全部查明革除，各自按照原编制操练、服差；原来拟定的口粮也一并免除派征，命令各府州县酌量征收折色银，全部解送布政使司，听凭用作备边及营建宫室的支出。九处银场中，判山、窝村、广运、宝泉四场，既然先前因矿脉原因已经除豁；新兴、南安、白塔、白崖、黄矿五场，则查照近来的规制，由镇守衙门命令三司掌印等官，在各府州选派谨慎、勤勉、有能力的佐贰官，每场一员，管理招募人员采掘砂矿，办理缴纳国课。如果原来开挖的洞口矿脉衰弱，不能足额缴纳，就命令查勘附近新开的地方，一体采掘。矿脉衰弱的地方产出或许少而不足，矿脉旺盛的地方产出或许应当有余；虽然难以拘定统一定额，但务必要把实际所得全部缴纳解送，使上面能够收取天然自有的利益，下面免受主管人员追求盈余的祸害。如果各委派官员敢有侵吞欺骗、科派骚扰、隐匿、借贷、钻营、勾结等弊端，该道守巡官应访察、拘提并参呈究治；罪犯情节严重的，奏报皇上处置。这实在是此地兴利除害的一件大事。臣不胜恳切，伏望圣明垂怜偏远荒僻之地，臣将不胜荣幸。此事关系议处国课、安定边民，臣不敢擅自办理，因此具本，派承差陈起鹏亲自赍送，谨此上题请旨。正德十四年五月十五日。《保袭祖爵疏》。

译题为保留世袭祖爵、镇守地方的事。据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呈报，准本司掌印右布政使许淳咨文，又准本司咨文，奉臣批示。据云南左等六卫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申铠等，云南府昆明县儒学生员纪崇儒等，军民舍余、里老董曦等联名呈告前事，批令布政司会同都、按二司查议呈报。奉此，行文准云南都司查得：现已故镇守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昆的五世祖沐英，多次跟随太祖高皇帝征伐，因功封西平侯。洪武十四年奉命平定云南，便留在那里镇守。已故族中高伯祖沐春承袭爵位并镇守，后来去世而无子嗣。沐晟以弟弟身份承袭爵位并镇守。永乐四年平定交阯，因功封黔国公。已故族中曾伯祖沐斌承袭爵位并镇守，已故族叔祖沐琮承袭爵位并镇守，后来去世而无子嗣。沐昆是族侄孙，承袭爵位并镇守。今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八日病故，沐绍勋是嫡长亲男，应当承袭公爵等情。到司后，会同云南都司都指挥使刘宗仁、按察司副使史良佐等查得：各呈告词中说，云南偏处遥远荒僻之地，受王化较少，蛮夷习性强，容易动乱而难以安定。自洪武年间西平侯沐英克复云南以后，奉命镇守；其后世代平定交阯，晋封黔国公，赐给诰券，子孙世代承袭。沐琮承袭爵位镇守，因故无子嗣。沐昆是他的侄孙，当时云南全境的土官、流官、官舍、夷人、军民共同呈告保奏，奉皇上钦准承袭公爵，就在那里挂印镇守至今二十多年，地方安宁，军民信服。现在沐昆既已病故，他的嫡长亲男沐绍勋现年十六岁，读书知礼，请求照弘治九年黔国公沐琮病故后保举沐昆承袭的事例议奏，留在当地镇守以安定地方。这一条充分显示人心有所归附、众望都愿归于一人；何况沐绍勋是沐昆的嫡长亲男，并无其他妨碍，应当承袭。是否可以采纳众人告保的情词，仍查照先年承袭事例，代为奏请，准其在当地承袭爵位、镇守地方，以求便利等情，已经备文呈到臣的案前。照先前办理此事，已经批令查议；现在据此前情由，会同镇守云南以及金齿、腾冲等处地方、兼提督银场的内官监太监史泰，巡按云南监察御史万镃议定：牧守边地的将帅，是百姓的主宰和生命所系；沐氏父子历经六代，留镇云南最久，云南地方数千里，仰赖、了解沐氏最为深切。这是因为沐氏家族的声望足以弹压蛮夷，累代功勋足以安抚边境。皇帝深宫中的心腹，不可轻易托付；一道地方的锁钥，也必须选择合适的人掌管。因此历代圣主都特别命令沐氏世代镇守云南，先皇又命沐昆在那里承袭公爵。朝廷的谋划深远，皇上的恩眷优厚。朝廷收获了长期任职的功劳，荒远边地获得了长久安定的福分，原因正在于此。沐绍勋是沐昆的长子，由夫人樊氏所生，年龄尚未成年，众人都说他贤良。如今父亲去世、儿子继承，这是国朝的恩典，哪里还需要臣多说？而全境的土官、流官、官舍、夷人、军民、生员、里老人等众人异口同声，前来臣处告保。既经三司官查议呈报，臣不敢沉默，代为奏请。伏望圣明裁决，地方将十分幸运。此事关系保袭祖爵、镇守地方，臣不敢擅自办理，因此具本，派舍人吴金亲自赍送，谨此上题请旨。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二日。《地方疏》。题为地方事务。据兵部咨文，该部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的文书：镇守云南总兵官、征南将军、太子太傅、黔国公沐昆等题报，据临安府申报，又据建水州申报，又据河底等寨里长阿者等状告：他们的祖先世代守把交南隘口；后来交南管辖下的土舍刀祝前来，在本州所管的大判山、乡河底等大小五邦寨侵占居住，告发后蒙派官员驱散。直到正德十二年，刀祝的孙子刀兰倚仗恶势力和人多势众，带领交人再次前来，建起楼房数十间，修筑土城约五里，常常带人持械，科派、侵害百姓。又据临安府纳更山巡检司申报，火头李石革把所管大小五邦二寨，以及蒙自县地名为五邦冲阿爱夷、苴郑冲三寨的地方，大量收受金银、棋沉等香，盗卖给宁远州土舍刀兰，招集交人居住在那里，建造九架大楼，修筑土城、排栅和深沟，又侵占本司蛮贴等二十多个寨子。刀兰专门听从李石革及逃民张福荣的唆使，聚集、调动交人越境，暗杀果桶寨，抢掠人财；又派人分别带着鸡毛木刻，上面写着本司大小村寨的名称，声称如果不服从，就要在近日统兵杀害，请求派官军，调集附近土官、土舍、勇夫等人，将其擒拿解送官府。于是逐层行文，据守巡该道兵备等官吴便等呈报，已经委派官员前去抚谕刀兰等人，并勘报其不服的缘由。议定按照安南国夷人刀兰等越境侵占临安府所属五邦等寨，建造楼房、修筑土城、扰害边民，甚至杀人抢财、抗拒抚谕的情形，罪行深重，依法应当剿灭。于是案行分守、分巡、兵备等官吴便等前往临安地方，督同府、卫官员筹措粮饷；并调拨守备及沿边衙门的官军、土兵，严格操练，防守关隘，振扬威声；又调临安所属附近土兵，委派可靠的汉、土官舍人等统领，前往相应地点驻扎，先把朝廷的恩威以及顺逆祸福晓谕刀兰、刀谨、刀贡等人和我国境内受其胁迫而服从的夷民。

译命令他们把杀害、抢掠果桶寨百姓财物，杀死蒙自县皂隶张英等人的事情，以及拖欠粮差、逃民张福荣等人的情况，一一查处；应当赔偿的，依当地习俗赔偿；应当退还的，按数退还；并把拖欠的粮差交官解送出去。张福荣等人要治罪，不许继续在我国境内占住各寨，应迅速返回本国，以保全性命。如果刀兰等人不听抚谕，或者敢于抗拒我军，就应增加调派官兵，火速呈报，伺机擒拿剿灭。事情平定以后，还要查明原来设置巡河官军及个旧哨堡的官军后来革除的原因，考察如今是否应当照旧增设，一并呈报。上述各项分别具本题奏，奉圣旨，令该部知道，谨此敬遵，并抄送有关司。查得奏报所说，安南国夷人刀兰等越境侵占临安府所属五邦等寨，建造楼房，修筑土城，杀人抢财，扰害边民等情，已经各官议奏，委派守巡等官前去抚谕，并相机擒剿，此外难以预先决定。何况云南距离京师万里，边夷事务尤其难以遥控，是否可以由本部行文镇守等官，令黔国公沐昆等会同三司官从长计议，酌情抚慰或剿办；关键在于巩固边境，不使衅隙发生，才不辜负朝廷的委托。如果处置失当，导致边患发生，责任必定有所归属。将议定办理的事项，以及地方是否已经安宁的缘由，具奏以备查考等情，题奏奉圣旨准许。谨此敬遵，并备文咨行镇守太监、三司等官，一体敬遵施行，文书到达臣的案前。照先前办理此事，前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范镛已经具本题奏；随后据整饬临安兵备、兼管临元道的云南按察司副使吴便呈报，会同分守本道左参政朱应登，依据临安府牒文呈报：本府掌印知府朱琉会同临安卫指挥孙玺，调取建水、阿迷二州纳楼长官司等处兵力，并借拨临安卫旗手、铳手、鼓手等共二千五百名。命土官副长官普铨率领部下兵一千名为前哨，通判李宥、千户侯璋率领五百名为左哨，吏目王征、百户孙锐率领五百名为右哨，职同孙玺率领五百名为后哨，于正德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起程前去抚谕。本月初三日到达河底阿土寨附近驻扎。派人据该寨火头刀板及应捕老人赵仕良等探得，刀兰将五邦附近陇墩、蛮昧等寨的黑脚夷民聚集在五邦，准备抗拒官军，不肯接受抚谕。各官议定：阿土寨距离五邦还有三十里，而且位于河外，敌情难以从远处测知，于初四日把军队移到五邦对面的阿邦寨下，隔河扎营。派人据阿邦寨火头刀供探得，刀兰看见官军人数众多，害怕了，带领一百多名黑脚夷人，驾十只船，连夜逃入五邦城内；夷民也都各自逃散。初五日，派赵仕良等带领兵夫追到蛮引等寨，各寨紧闭寨门，声称刀兰和刀贡等人在蛮板聚兵，准备返回迎战一场后才离开。赵仕良等人不敢前进。又探得各寨夷民，有的四五十人，有的一百多人，都披挂盔甲，聚集在山箐中，抚谕他们也不出来。各官议定：如果不渡河，兵士和草料粮食就没有供给，楼房无法拆毁，城墙无法夷平，河外夷民也无法使其服从；如果没有更多军队支援，河也无法渡过。于是又调来土舍普显的兵一千名、土舍龙星的兵八百名，在对岸要害路口驻扎。各官随即砍伐木材，编成筏子，于初七日率兵渡河，逼近五邦左右山顶扎营。把刀兰积存的草料粮食分发给尚未支取行军粮的兵夫，作为长期驻守的打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然后派李石革的弟弟阿得和赵仕良等人前往各山箐，再三进行抚谕。原住五邦、已经去世的里长刀愠的侄子刀甫等人到官报告说：刀兰派他的弟弟刀谨暗中前来探听，得知官军又增加了兵力，便和刀贡等人带着妻子儿女以及亲信黑脚夷人一百多人，从蛮板登陆，经过懒枕寨，前往交南绥阜州，那里还有一天路程。那里的山高箐大，不知道他们停留在什么地方。蛮板、蛮引、蛮贴等寨的夷民全都逃散一空。又派龙星手下的亲信拐他等人探报，也说法相同。于是每天分拨兵夫二千名，把刀兰所建的九间大楼全部拆倒烧毁，把原来修筑的五里城墙全部挖平。城内凡是黑脚夷人居住的房屋也全部烧毁。蛮板寨原来由刀贡占据，蛮引寨由刀谨占据，蛮贴寨由刀兰的妻子占据，上下相互联络，各处都有大楼、排栅。又派老人赵仕良、赵仕均、李质、李仁等各带兵一百名，带同刀甫前往，把各寨楼房、栅栏一一烧毁。又派熟悉当地的人前去招抚，找到刀兰原来占据的建水州、蒙自县、纳更山等处各寨火头六虎、卜害、伊泊等，向他们说明逆顺祸福，各发给告示、下帖，命他们照旧在原管辖衙门纳粮当差，不得再听从刀兰所设的管寨，任其苴科害民。又把刀甫立为五邦寨火头，招抚本寨夷民恢复生产和生活，并加以禁约：如果刀兰再次回来，就立即传报各寨，合力把他驱逐出境，不得容留他在寨中居住。又查得陇墩寨原属蒙自县地方，先被纳更山土官巡检龙震占据，后来又被刀兰占据；也发给告示、下帖，将该寨拨还蒙自县管辖。其同党恶犯张福荣，先在十一月间听说各官带兵前去抚谕，害怕获罪而自缢身亡。易铳袁成等都逃入山箐，无法凭据拘捕。各官本想发兵搜捕，又担心他们一时抗拒，难免将其格杀，反而造成擅自杀人的罪过。至于抢杀果桶等寨、夺取人财，以及杀死皂隶张英等事情，刀兰既已逃走，也没有凭据追究。如今夷民都已经归服；又议定今后应当恢复设置巡河的备御官军、民兵以及个旧哨堡，使夷民知道警戒，边境情报也容易传达。各官本想在那里长期驻守，更换火头，取得各寨结状后回报；但兵士多染上瘴病、痢疾，难以长期驻守。除率领军队返回外，又派赵仕良等人在当地催取各寨火头的结状，另行办理等事，备文呈报到道。

译续据临安卫经历司呈报，奉本卫案行命令，准掌印指挥使孙玺会同办理前项事务。臣等会同分守本道左参政朱应登查得：刀兰的祖先原属黑脚交人中的一支，宣德初年潜入五邦地方，搭盖草房，索取年例钱粮。起初为害并不严重。自宁远州归并交南以后，临安府所属建水州小判山乡管下的大小五邦、六呼仆刺等寨，蒙自县和泥里管下的辄它、辄玉等五寨，以及纳更山巡检司管下自大小蛮昧直底蛮王等二十余寨，因为都处在偏僻的河外，且与绥阜州接壤，援兵少而势力孤单，日渐受到侵削。成化二十二年间，刀兰的祖父刀祝占据蛮昧地方，奸淫嫂嫂，南下劫掠边境百姓的男女，索取赎命银，起盖楼房，虚张声势，禁绝渡船，阻断边情报告，作恶多端。此前都按察司、都指挥司兵备副使刘肃和都指挥陆卿议定，奉镇巡衙门案行，督同指挥、千户、百户等官抚谕夷民，驱逐首恶，设誓讲和，追认差发，地方才稍稍得到安宁。但那些委派的官员只到大石洞口，从未到过河底。等到刀祝逃走以后，他在蛮昧所盖的楼房只是由抚谕火头刀刺等人自行拆毁，并没有出动一次兵役；因此河外百姓仍把交人视同从前，有人甚至说中原只是寄居之地，致使刀兰重蹈旧恶，私自占据地方，横征年例，擅自杀害差役，还要建起九架楼房，定居并筑造五里长的城墙，自卫扩张，以至河内的陇墩、阿邦、阿度等寨也都被他侵占。如此违逆民心，难道还只是没有将领吗？如今知府朱琉、指挥孙玺能够承受委任，奋勇直前，倡率官兵直趋河底；既分派各官设置防哨，作为先登，又调集普显的民兵作为后援。因此刀兰开始时埋伏观望，仍怀有觊觎之心，后来便驾船逃走，暗中夺路，丧失了贪狼般的气势；随后又转而编扎木筏，再次渡到河外，遣散兵夫，在山顶扎营，拆毁他的楼房并放火烧成灰烬，毁平他的城墙变成瓦砾。行动历时十多天，终于取得成功。此行的支出，借用了石屏州剿贼赃物的盈余；在当地所需的草料粮食，则取用刀兰寨中的储积。半个月内支用的行粮只有二百九十二石五斗。刀兰住在五邦，他的叔父刀贡住在蛮板，他的弟弟刀谨住在蛮引，他的妻子住在蛮贴，各处楼栅全部烧毁，荡然无存；驱逐狡黠夷人，收复原有疆土。各官所据功劳确实值得嘉奖，应当相应按礼奖赏劝勉。随行通判李宥、千户侯璋往来两次，不怕劳苦；吏目王征、百户孙锐、副长官普铨、土舍普显、应捕老人赵仕良等也都能出力，也应酌情加以犒劳。臣等又查得，往年兵备衙门因为各寨地方隔河遥远，曾设置巡河千户二员，每月轮流由一员率领军夫巡视河底，遇到交人在那里私自居住，就督令各寨夷民烧毁其房屋，把他们驱逐出境；每到月底，还要取得各寨保证不隐瞒交人的结状，回报上司。后来因为派去的官员多不得其人，往往索取年例，所带军夫又不能约束，反而扰害边民。弘治十五年间，前兵备副使王一言查访得知这些弊端，于是把巡河官军一并裁革。开始虽是为了保护禾苗、铲除杂草，最终却造成因噎废食的弊病。所以上述巡河官军应当恢复旧制，但必须由兵备衙门慎重选派一名确实适当、勤谨的官员，不拘指挥或千户，责令酌量带领临安卫操军五十名。不必每月出巡，但每一季末必须亲自到河底巡历一遍，冬春交替时或巡历两遍；如遇刀兰聚集余党仍像以前那样入侵，一面督率军队在那里防守地方，一面迅速报告兵备衙门，酌情调遣兵夫，迫使他们出境。随带军人的往返，以十日为期限，全部发给行粮；务必严格约束，不许像从前那样骚扰村寨，事情败露则连坐治罪。按季度具结，回报守巡兵备衙门查考。一年期满之日，呈请另行委派相应官员交接，如此地方才有防备，事情也有专人负责。再照临安府大路九十里到倘甸，倘甸七十里到个旧村，个旧村七十里到它白，由它白八十里到陇墩，再由陇墩直趋河底；个旧村正是军民、客商等往来入河的大路。先年设置军哨、民哨各一处，每逢河外有警，五邦等寨互相传报，彼此声势相连。自从巡河官裁革以后，原先设置的哨堡无人管理，客商私自与交夷往来，贩卖禁物，经过哨堡下面时多被挟取，众人都说不便，不久也废弃了。如今军哨年久逐渐倾颓，民哨仅存的也多已逃散，应当仍按原制修建。应当仍令临安府、卫再行委官估计工程，修理完工之日，属于军哨的，由该卫选派百户一员，挑选余丁二十名；属于民哨的，由蒙自县编设总甲一名，拨补民兵四十名，各自携带家属在那里居住，长期轮流哨守。遇到河外紧急军情，立即传报；仍须禁止约束客商等人，不许私下进入夷方，引发边境事端。巡河委官务必往来巡视，防守关闸内外，互相支援；其中有逃亡、空缺役额的，听凭指名呈报，查究治罪。

译陇墩这一寨原属蒙自县地方，与个旧村、它白、阿邦、阿度等寨相互联络。自从往年纳更山巡检司土官龙震侵夺以后，一直被刀兰占据。如今府、卫委派的官员既已查勘明白，应当退还给蒙自县，并下令选取即苴二人管辖夷民，办理并缴纳差发。万一刀兰再次过河扰害，就责令他们联合阿邦、阿度、火头人等共同拒敌。这样，河底居民便容易协同防守，河外的消息也不难传递，实在是安定边疆、抵御侵扰的紧急事务。另有原捕获的犯人李石，已审问定罪，拟发充军。以上招由备文呈到臣这里，臣查核办理。现准照前项事由，臣会同镇守云南以及金齿、腾冲等处地方、兼提督银场内官监太监史泰，巡按云南监察御史万镃议称：刀兰不过是蕞尔小夷，苟活在外国，竟敢凭借同类，窥伺边境，继续逞凶作恶，筑造五里城墙来巩固巢穴，建起九架楼房来夸饰居处，肆意劫掠远近人财，吞并善良村寨。涓滴之患如果不堵，凭一捧土、一点火星，终将发展成燎原大火。如今兵备副使等官吴便等委任知府等官朱琉等，能够尽心办事，兵不见血，役不满两时，借用敌人的粮食成就我方功绩，终于使恶鸟收敛羽翼、恶狼隐藏踪迹，灰烬和城墙都已毁灭，逃跑的道路也被断绝；楼房烧毁，城墙夷平，村寨因此得以保全，原居民归还故业，地方也因此重新获得安宁。上述各官的功劳，确实值得嘉奖；各项处置事务，也都安排妥当。除将呈请奖赏犒劳以资鼓励，以及设置哨守、恢复拨派巡河官军、发遣犯人等事项，全部依照拟议施行外，因为这是该部题请并奉钦依的案件，现将所议处置的事务以及地方是否安宁的缘由，具奏以备查考。为此具本，差遣承差杜茂林亲自捧送，谨此具题知悉。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乞恩防捕疏 题为各省强盗往往越界劫掠大路和乡村，杀害人民，惊散百姓，使逃亡迁移者负担粮差，请求施恩防捕，并召回逃民恢复产业，以安定地方等事。准兵部咨文，据该部题请，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的镇守云南总兵官、征南将军、太子太傅、黔国公沐昆等所题前事。该部查得，奏称擒获曲靖、寻甸等处的强盗阿空宰等人，其中俄等已问拟斩罪，均依例枭首示众；安白、阿卦、阿尤、董文刚等尚未捕获，均已下令缉拿。又参奏说，霑益州土官知州安慰年幼无知，贪婪残害而不加检束，对内引起军营火灾般的猜疑，对外导致贼众四处流劫。虽说后来已有功劳，终究难以完全赎清先前的罪过。指挥同知曹梦吉既承掌印提督之职，防守不严，又是安慰的女婿，竟巧作文辞加以遮饰；百户刘珉在贼到时没有防御，贼退后又不追赶。安慰、曹梦吉、刘珉都应有罪，依法应当审究。右参议刘鹤年、佥事刘瓒各负有分守、巡察之责；指挥佥事陈勋、金玺，知府戴鳌各负有巡捕、掌印之责，地方出了事情，都难辞其咎。刘鹤年分守之时，正是俄等与安慰结仇的开始，他首先能够谋划策略，分散俄等的部众；又与刘瓒督令安慰擒获阿空宰，铲除首恶。并且刘瓒、戴鳌、陈勋、金玺各自能够协同右布政使席书，成就后来的功劳，似乎都可以用功劳赎除先罪。又查得，接任分守的右布政使、现升任福建左布政使的席书，计谋铲除正在壮大的贼寇，使两路获得安宁；调解并释放积有嫌隙的军士，使一州没有受到扰乱。贵州守备署都指挥佥事杨仁擒获首恶，以此报效邻近封疆。席书、杨仁上述微小功劳，似乎都应予以记录。被杀的副千户徐宗，生前勇敢刚毅，固然值得嘉奖；死后仍尽忠，更令人怜悯，应酌情加以抚恤，以此劝勉死忠之士。席书、杨仁应酌情加以犒劳，以嘉奖有功。至于安慰、曹梦吉、刘珉，应行文提解到官，各自审问应得的罪名，依例发落。刘鹤年、刘瓒、戴鳌、陈勋、金玺姑且准许以功赎罪，但仍须一并提审，以上各项事由如此。既然云南镇守、巡抚等官沐昆等会同议定具奏，本部应移咨都察院，令巡按御史将阿空宰等重新审问；若无异议，就在当地凌迟并枭首示众；并将土官知州安慰、平夷卫掌印指挥曹梦吉、百户刘珉提审，依律议定罪名。依例发落。议称，刘鹤年佥事、刘瓒、寻甸军民府知府戴鳌、曲靖卫指挥佥事陈勋、云南中卫指挥佥事金玺，虽说有功，似乎可以赎罪；但安白等是首恶犯人，尚未捕获，难以保证以后必无后患。因此应下令各官设法追捕安白等人，务必擒获，并用心安抚处置地方事务，不得再出差错，具奏请旨裁定。又据分守右布政使席书、贵州守备署都指挥佥事杨仁既然有功，应行文各该巡抚都御史，酌情加以赏劳，以示激励。副千户徐宗因平日捕盗结仇，被贼杀死，也应由巡抚都御史直接给赏，优恤其家。以上事由题奏，奉圣旨：‘阿空宰等，着令巡按御史重新审问，若无异议，就在当地处决并枭首示众；安白等还要赶紧设法追捕，务必擒获；安慰等提解审问。刘鹤年等准许以功赎罪；席书、杨仁既然有功，各依拟议赏劳；徐宗被贼杀害，情状值得怜悯，着给赏优恤。’钦此。现备咨文，敬谨遵奉施行。依此案查照，先前办理上述事务时，前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范镛已将俄等的认罪供词，以及有功、失事人员和抚处缘由具题。后来该官因事赴京，尚未捕获的犯人也未报送。臣接任后催问得知，云南按察司分巡安普道呈报：已经捕获贼首安白、阿卦、阿尤、董文刚并审问定拟。安白、阿卦、阿尤以强盗罪夺财，董文刚参与谋划并分赃但未实际行劫，均拟斩罪，立即处决，不必等候秋审；供词已经呈送巡按云南监察御史万镃详细审定，监禁候审，等候复核转报后处决。其间安白、阿尤在狱中病死，已委官埋葬。这些情况均已备文呈报在案。

译如今依照前项事由，除阿空宰等和安慰等均应由巡按衙门直接办理并查覆，刘鹤年等均准许以功赎罪，席书、杨仁应由各巡抚都御史酌情加以赏劳外，又据云南布政使司呈报：平夷卫千户徐宗被贼杀害，奉该部题准给赏优恤。应否令曲靖府从库中支领官银和米粮发给家属，以上事由呈到臣这里。臣批令曲靖府，从库银一十六两八钱中支出：一两八钱折钞六百贯，五两折防段一表里，作为给赏之数；十两并米四石，作为优恤之数；全部交付千户徐宗家属收领，具领状回报。后来又据云南布政、按察二司守巡安普道呈报：曲靖地方是交通要冲。先年因为剧贼安白聚众抢夺，百姓无法生活。自从擒获安白以后，夷民知道警戒，道路畅通，客商少有被截劫之忧，村落没有被劫杀之苦，盗贼大为减少，地方稍得安宁。以上事由呈到臣这里。臣会同镇守云南以及金齿、腾冲等处地方、兼提督银场内官监太监史泰，巡按云南监察御史万镃议称：如今安白等既已捕获，上述地方比过去确实安定许多，已没有其他骚扰。只是阿尤等人尚未捕获。除仍令该道官员下令曲靖等府、卫宣扬德威，严加告诫安白等人附近各村寨的百姓，不许像从前那样违法作乱；并责令土官知州安慰用心巡逻，设法缉捕阿尤等人解送审问，以安定地方，不许再重蹈覆辙。若故意纵容而贻害百姓，依该部议定，应将安白等继续追捕，并将地方事务妥善抚处，不得再有失事，具奏请旨裁定。又据题奉钦依：阿空宰等着令巡按御史重新审问，若无异议，就在当地处决并枭首示众；安白等还要赶紧设法追捕，务必擒获；安慰等提解审问。刘鹤年等准许以功赎罪；席书、杨仁既然有功，各依拟议赏劳；徐宗被贼杀害，情状值得怜悯，着给赏优恤。为此具本，差遣承差杜茂林亲自捧送，谨此具题知悉。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急救生灵疏 题为《急救生灵以安地方事》。准兵部咨文，据该部题请，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的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范镛所奏前事。该部议称：自古圣王治理天下，详细治理内地，简略处置外夷，所以汉武帝放弃珠厓，光武帝拒绝西域，都是这个意思。我朝考察古制而制定制度，对于穷边荒远之地，都设置长官司，以夷人治理夷人，姑且表示羁縻的意思。永乐年间曾设立交阯布政司，不久又废除。如今安南长官司的那代因犯罪而灭绝，当时镇守、巡抚、巡按等官不考察古制，轻率改变旧章，把土官改为千户所，又没有尽心安排处置，骤然驱逐土著军队，远远迁徙到炎热荒僻之地，使人情难以忍受，又没有地方申诉。事情经过三年，仍未见办结。给事中刘洙指出其中不便，但都御史范镛等却认为刘洙的意见不当。刘鹤年等改议在沟旁山岗筑城，说那里地势高爽，官军都称便利。可是后来又奏称军余吴友仁等告说不便，要改迁到蒙自县旁边，这仍是拘泥于原案，没有果断决定的意思。而且刘鹤年等的议论，只知道安南长官司的地方可以设置千户所来控制外夷，却不知道安南长官司本来就是夷人之地，难以设置千户所。切实考虑到这类改变旧制的事情，如果处置稍有不当，不但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必定还会给地方留下祸患，确实会像给事中刘洙所说的那样。因此本部应行文云南镇守、巡抚、巡按等官，不必辗转委派官员徒然制作文书，务必亲自承担此事，从长计议处理。如果冷水沟防山岗可以设置千户所，生产生活便利，民情也乐意服从，就依照拟议修筑，文书送到当地后，限期半年以内完工，具奏以备查考。如果沟防山岗与沟相距不远，利害没有差别，但民情仍不愿意，难以用刑罚强迫、用势力逼迫，就依照给事中刘洙所说，在冷水沟附近勘察交通要冲、稳妥便利、地势高阜宽平之处动工修筑，确定安置期限，回奏以备查考。如果民情不顺，事情确有困难，另有长久妥善的办法，应立即飞驰具奏，请旨裁定。如果因循草率，不顾下情，导致逃亡并遗患地方，辗转推诿，长年不能决定，听任当地巡按御史访察纠劾，罪责自有归属。以上事由题奏，奉圣旨：‘关于改设军所的事务，仍着镇守、巡抚、巡按等官选派三司官各一员前往当地，再加审处，务必安排妥当，即行兴工修筑，不得延误。’ 钦此，谨敬遵奉，备咨文送来。前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范镛会同镇守、巡按等官，案行云南都、布、按三司，选派堂上官一员亲自前往勘察处置。后来续据云南布政使司呈报：本司右布政使席书咨文会同整饬临安兵备副使吴便、都指挥佥事刘玺，亲自到临安府，督同掌印知府朱琉、通判周京、临安卫掌印指挥佥事冯登、新安守御千户所正千户樊阵、蒙自县署印县丞苏仁等，一同到蒙自县冷水沟等处勘察。查得蒙自县在临安东南一百六十五里，县城东、南两面都与交阯相接；交阯各处以大河为通道，上通元江，下入莲花滩，这里就是交人的关口。永乐、宣德年间，大军征取交阯，经过蒙自，从莲花滩口进兵；后来废除交阯，以安南长官司那代一支作为交人的屏障。近年那代被剿灭，镇守、总督、巡抚、巡按等官行文三司等官，议定调临安卫中所官军在响水河筑城防御。随行守巡等官勘察后认为，响水河山势险峻，没有筑城的地基；冷水沟偏在西边，也不是扼守要害的地方，只有在长官司这一贼寇通路的总防处设置军所才相宜，正准备绘图回报。

译随后中所旗军罗受通等人误听说冷水沟地方宽广、田地很多，意图求得便利，便声称那里原是中所旧址，愿意在此筑城开屯；又说长官司地方没有水源，不便利等情由，呈报后得到镇守、巡抚、巡按等官奏请并奉钦依修筑。其间各军纷纷申诉，认为在那里生产生活不便；言官也上疏说那是死地，难以居住。等到实际勘察时，有的勘得蒙自县西边名叫十八家的地方，可以随处防守应援；有的勘得冷水沟正是隘口，适合在此筑城。从大势来说，蒙自县除旁边的小路外，通往河底的道路主要有三条：东路是长官司，中路是冷水沟，正通入蒙自；西路是箐口分判村的一支路，旁通蒙自，与前两路共同防守。三路之中，东路长官司最重要，中路冷水沟次之，西路箐口又次之。如今除西路之外，如果专在冷水沟设立城所，也足以抵挡这一路；但东路长官司比冷水沟更为冲要，不能没有防御。若把城所迁到长官司，专门屯守东路，冷水沟一路又似乎空虚。因此蒙自县城坐落在川原之中，正面防守东、中两路，旁路防守西路；应当在三路紧要关口各设置军民哨堡，并各自修筑烟火墩台。一旦发生警报，蒙自城中可以随处传递消息，三路都可以互相策应。地势似乎有利，民心也和顺。以上事由详细呈报到都察院后，都察院批令布政司分守临元道官员，会同分巡该道及临安兵备等官再行查勘。臣接任后催问得知，整饬临安兵备并带管临元道的云南按察司副使吴便呈报，会同分守本道左参政朱应登亲自到普瓦寨、冷水沟等地方。查得先年交人背叛之后，设置安南长官司，控制要害，堵塞隘口，这确实是要冲之地，作为边疆防守，再没有比这里更紧急的了。正德八年，因为那代违法，自取灭亡；当时守巡兵备等官议定，上述地方紧邻交阯，应当防守。但由于战事之后夷民都已逃亡，所遗军民田土只有三千余亩，土地少而人口稀，不适合设置县治，应当改设千户所，在那里守御。该意见咨报本司，都、布、按三司议呈镇巡衙门，奏请兵部，奉钦依，准许将长官司改设为新安守御千户所，修筑城堡，建立衙门，抽拨临安卫中所全所官军在那里长期防守，已经成为定制。后来因为委派官员勘察筑城形势，有人认为长官司山势险峻、地面狭窄，又没有通达的水源，难以设置军所，因此改议冷水沟地方。议论者又认为冷水沟偏在西边，不是防御、控制要害的地方，只是因为当地较为宽平，军士可以栖息，姑且迁就民情，采取顺从的办法，并没有真正认为那里一定可行、一定可守。臣等奉命前来，督同临安府、卫掌印知府朱琉、指挥孙玺、管操指挥李遵、署理蒙自县事务知县项美、新安所千户樊阵等，带领熟悉地利的屯老人等，亲自到上述地方详细访察，略微得知其中实情。临安府大路到蒙自县一百六十里，从蒙自县进入交南，道路有三条：县城以东三十三里到李海寨，十五里进入长官司，三十里到曲村，四十五里到小窝则，五十五里到阿克骨，四十里到祁栖驿，三十里到阿母干腊，五十里进入莲花滩。近年来委派官员往来，河底筑立封堆，必经这里，这是入河的东路。县城以南十五里到松林哨，二十五里到冷水沟，七十里到花丈驿，二十里到曲白，四十里到绿水河。先年设置交阯布政司时，许多人经过这里；如今山林竹箐荒芜，人马难以通行，这就是入河的中路。县城西南三十里到鹦鸲塘，三十里到判村，二十五里到箐口巡检司，六十里到汪亮桥，五里进入清水河。隔河为界的蛮勒揽枕地方，正是刀兰居住之处。近年来客商私自贩卖禁物，秘密往来，必经这里，这是入河的西路。然而，三路共同防守的地方都通达蒙自县。此前右布政使席书等官会同议定，在蒙自县共筑一城，军民杂居；在冷水沟、小窝则、鹦鸲塘各设一哨，彼此救援，这个意见并非毫无根据。但蒙自土民习惯于偏僻粗野的生活，把服役筑城看作背负大山，认为军队到来是在欺压自己，于是划分彼此，坚决不肯服从。有的讹传冷水沟是旧日筑城的基址，有的妄称花丈驿是进入河底的总路，上下喧嚷，互相煽动；众人听信上司的话，稍不加以察验，误信这些说法，很少有人不把它当成事实。然而如果让熟悉道路的人稍加追问，就没有一句话能够回答。如今从事理推测，眼下军民之心既然不相投，将来争讼的端绪必定由此而起。何况军民同处一城，势必难以彼此制约；万一交人入侵，终究缺少后援，不可不加考虑。臣等又仔细比较三路，只有长官司最为要害，其次是冷水沟，再次是鹦鸲塘。而普瓦寨地方尤其是长官司的出路。先年那代定居在那里，旧址至今还在；土地平坦开阔，可以背山居住；沟壑曲折环绕，可以顺着水流取水。此前议论者说长官司山险地窄，不能筑城，肯定就是因为这个说法。假使那里真能筑城，那代早就应当先居住在那里了。何况戍守以屯田为要，军士以粮食充足为先。过去汉代赵充国曾议定留下军队分屯要害，诸葛孔明屯兵五丈原，说的就是一边耕种、一边防守，采用这种办法。如今查得新安千户所应拨屯田一百六十七分，其中在响水河、阿三、李海、曲葱等处、靠近普瓦寨的共有九十九分，在小窝则有一十五分。如果在这里筑城，守御军队出城耕种，入城防守，便利之处尤其明显。冷水沟只有田三十分，龙潭寨靠近冷水沟有田三分，花丈驿有田二十分，而且山地寒冷、土地贫瘠，耕作费力艰难，所以民心不愿服从，实在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译假如在普瓦寨筑城以后，再在冷水沟设一座哨所，拨给七分领田的军士兼在那里居住耕种；在鹦鸲塘设一座哨所，拨给三分食粮的军士在那里防守，再把各军名下的余丁抽调来贴补帮助，就不必另行差拨。平时各自安于生产生活，有警时彼此防守应援。既有新安所作为外部屏障，又有蒙自县作为内部支援，这样把士兵归于农耕，巩固内地而抵御外患，民心一定会乐意服从，地方可以保证无忧。镇守、巡抚等衙门批令布政使司，会同都察院、按察院二司官员查得：各官亲自到地方访察，众人都说普瓦寨原是那代旧居之地，地势宽平，足以筑城设所；至于在冷水沟、鹦鸲塘各设一哨，再将附近屯田拨给军士居住耕种并防守，确实事情稳妥，民心乐意服从。应当备文通知守巡、兵备官员，取得该所官军的甘结呈报后，就依照原拟，令各委派官员择日动工修筑，限期安置，具备缘由回报。其间如有谋划处置不周的事务，也听凭各官临时具呈，详细请示裁定。以上事由呈到臣这里。臣又据整饬兵备副使吴便呈报，所委官临安府、卫通判周京、指挥王臣称：各职率同新安守御千户所官军以及熟悉地理的驿丞夏俊等，亲自到普瓦寨察看，查得此地原是那代祖先居住的旧址，地势宽平，周围二百一十丈，东西各六十丈，南四十丈，北五十丈。计划修建城楼三座；所内基址周围二十二丈，修建大门三间、后防三间，左右厢房各一间。千户、百户、镇抚二十七员的公廨地基，每员门面宽二丈，深五丈五尺。三分旗幼军共二百四十四名，建营房二百四十四间，每间门面宽一丈一尺，深四丈。前后正街、偏街共八条。南门外已有屯军居住，北门外原来划给屯军的田亩也足以安置居住。屯军、舍余以及各职官员详细审察后，都说该所官军认为便利，乐意服从，以上情况回报到来。臣会同镇守云南以及金齿、腾冲等处地方、兼提督银场内官监太监史泰，巡按云南监察御史万镃议称：临安府上述地方确实是夷、夏分界之处，筑城设所、拨军置屯进行防御，关系到要害，必须考虑长远。一旦有差错，遗害不轻。先前委派的勘察官员，因为都没有亲自到地方逐一查看险易，有的听信一人的偏见，有的任凭自己的私意，彼此说法互相否定，这与按图索骏有什么不同？图中把房屋画在道路旁，动辄隔年，始终没有确定的议论，致使烦劳部文一再查处。如今兵备等官吴便等亲自到蒙自县冷水沟等处踏勘，查得上述三路，只有长官司最为要害，其次是冷水沟，再次是鹦鸲塘；而普瓦寨尤其是长官司的出路。先年那代定居在那里，旧址仍然存在，土地平坦开阔，可以背山居住，沟壑曲折环绕，可以顺流取水，而且田地相近。如果在这里筑城，守御军队出城耕种，入城防守，便利尤其明显。这一点与先前勘察官所说长官司是贼路总防、应当在此建所的议论，大体相同。又查得普瓦寨田地比冷水沟等处多，军士既能实现耕种愿望，又便于戍守，在这里筑城没有任何其他疑问。至于所说在冷水沟、鹦鸲塘各设一哨，再把附近可以耕种的田地拨给军士居住耕种并防守，按照实际情况也很相宜。除行文兵备副使吴便，将踏勘应当修建的城楼、公廨、房屋地址以及设置哨守等事项，全部查照原拟动工修筑，限期安置，具备缘由回报查考外，其间如有未尽事务，也听凭再行呈报，详细请示裁定。仍要严格命令官军用心操练，防守疆界；彼此不许私自往来、交通贸易，以免招致边境事端，违者罪责不得轻赦。另据前项奉圣旨所载关于改设军所的事务，仍着镇守、巡抚、巡按等官选派三司官各一员，前往当地再次审察处置，务必安排妥当，立即动工修筑，不得迟误。为此具本，差遣承差赵祯亲自捧送，谨此具题知悉。正德十四年九月初六日。《何文简疏议》卷四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何文简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何文简疏议》卷五，明代何孟春撰：《强贼激变疏》题为强盗结党作恶、势力众多，流窜劫掠乡村、杀害人命，酿成边患；奏请任用的官员受到属下偏袒枉法，激变地方等事。准本院咨文，准刑部咨文，准兵部咨文：元江军民府土官知府那端具本，派通事杨明奏报前项事务。该部题称：查得没有先前奏请勘问的缘由，题奏奉圣旨：‘关于这个土官所奏的事情，着镇守、巡抚、巡按等官会同议处，务必妥当。原先委派的官员如果确有受贿、偏袒枉法等情形，就提解审问、参究后回报。’钦此，谨敬遵奉。又该部议称，那端土官知府所奏的上述情词，都属于诉讼案件，应当移咨刑部查议，再转行云南镇守、巡抚、巡按等官会同议处。以上事由题奏，奉圣旨：‘是。’钦此，谨敬遵奉。现备咨文转行到此。查照先前据云南等处提刑按察司呈报，据本司经历司呈报抄录，奉巡按云南监察御史张羽案验；又奉都察院勘合，行文元江军民府已故土官知府那忠次子那璘的妻子封氏婻罗具状，令义子那阿道抱状到登闻鼓下申诉：有人奸诈弄权，挑拨土官结党谋划，调兵抄杀祖母，屠害危及宗族，肢解杀人，劫掠良民，轻视国法，大肆横行违法等事。备文查照现今和先前的事理，会同镇守等官通行查提各份奏诉中关系紧要的案卷，进行勘问并结案，奏请发落；以上事由备行守巡该道官员勘问。又据前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顾源照验在案。后来据该府土舍那受的妻子封氏婻闷告称：她的侄子知府那端调集并率领象、马军队，围困祖寨，把他们刻五十余家全部抄杀，房屋也烧毁了。此事多次行文，据云南布政使司呈报，委派云南后卫指挥佥事陈经、广西府通判周宪前往该府会同勘察。又据婻闷及其儿子那仙申诉：陈经、周宪收受那端的金银、象牙、犀角等物，将她的丈夫和儿子杀害、掳走，致使地方残破。又经行文，据本司会同云南都、按二司议称：那受与那端是叔侄之间的争斗，其中曲直是非必定有适当的判断。如今周宪、陈经擅自调动兵夫攻杀那受，各官擅自杀人的罪责以及受贿情形，也都不可宽宥。以上情况备文呈来；案行守巡等官，督委寻甸、临安二府知府戴鳌、黄翱押带陈经、周宪亲自到该府勘察。有关报告以及会同查办情况，另行具题。续据云南按察司呈报：洱海道关报称，戴鳌等呈说，奉命查勘前述事情，查明陈经、周宪收受那端金银等物。因陈经尚未被提解到案，而且他与周宪、那端都是职官，难以审讯。云南布政使司呈报防议称：土官知府那端与土舍那受叔侄相争，只是委派官员查勘裁断罪情，并没有捉拿剿捕的文书；陈经、周宪却不依原文书擅自调兵杀人掳掠。况且那端正在与那受互相讦告，即使那受罪当处死，其中擅自调兵并受贿的情节，依法也难以轻贷。必须由方面官员押带各官，亲自到当地会同防勘，才可结案。此前巡抚都御史王懋中具题后，又准本院咨文称：查陈经所奏前述事情，关系重大，依法应提审追究。拟仍咨请本官提陈经到案，追问明白，查照律例议拟后奏请施行。奉圣旨，钦此钦遵，特备文咨送前来办理。又准本院咨文：元江军民府土官知府那端具本，派通事杨祐奏报强横贼人结党作恶、势众流劫乡村、杀人、酿成边患等事。本院认为，那端所奏属于地方夷情，移咨本院，烦请会同镇守等官查勘，具奏裁定。此前巡抚都御史范镛会同镇守等官议定：土官知府那端所奏情词，查与土舍那禧及其亲族舅翁封氏婻罗、封先，以及已死那受的妻子婻闷、那仙、白士斌等所奏告的情词相互关联。于是令都、布、按三司转行守巡及该道右参议刘鹤年等，带同知府戴鳌等前往该府，查取有关审讯卷宗，抚慰拘提并查勘裁断。后来右参议刘鹤年等呈报：依奉亲自到该府地方，分头拘拿知府那端、抚提那禧及应审的目把人等到案，将各奏词中杀人、抢夺人口、财物、牛马等事项逐一查问；应赔偿的令其赔偿，应追还发给的令其追还发给，具备缘由回报本院。查办期间，又据云南按察司转据经历司抄报：承蒙巡按云南监察御史唐龙案验，奉都察院勘合札付，元江军民府被杀土舍那受的妻子封氏具本，命义男那阿三抱奏，称豪恶土官妄凭蛮例剪除宗亲、轻视国典、贪得无厌、将来还会作乱等事；又本府土舍那禧具本，命义男阿永抱奏，称悖逆土官听凭恶人横行，诛杀谋害宗族，竟将翁斩首支解，违法乱纪等事。

译云南后卫指挥佥事陈经奏称，请求陈述实情、乞求恩典，辨明诬陷，说明久禁所受的冤苦；广西府通判周宪奏称，请求陈述实情、乞求恩典，体恤并记录功劳，明辨冒功之事，说明自己舍身效死、抚治夷人的功绩，却反遭诬陷、久禁并影响前程。二人的案件都已行文令该道守巡兵备官查问，并备文呈报本院查照。又准兵部咨文：元江军民府因远罗必甸长官司土官副长官白琥等奏报，请求陈述宿弊、除去叛恶、安靖地方以解除百姓困苦；本府儒学教授李相等奏报，请求陈述时弊、辨明冤枉、消弭边患以安定地方。又准本院咨文：元江军民府已故土舍那珉的妻子封氏婻先具本，命家人阿伱抱奏，称忤逆贼妇吞并地方、违法等事，移咨本院，会同各司转行查问处置。如今又因上述事情，经前巡抚都御史范镛会同各该守巡兵备官亲自前往抚处，仍未回报。臣接管后，催令整饬临安兵备、带管临元道的云南按察司副使吴便呈报防议；会同分守本道左参政朱应登，行文临安府知府朱琉、临安卫指挥佥事冯登，将审勘过的犯人刀伦，即刀中成等人的招供呈报到职。又会同接管分守本道左参议罗方提取各犯到案，审问得刀中成供称：自己是元江军民府土官知府那端属下的头目。往年本府已故土官知府那忠娶已故妻封氏，生已故男土官知府那璲；又娶妾李氏等，生已故男那璘、那珉、那珩、那英等。那璲娶已故妻封氏婻当，生已故长男那禄，以及现居次男那禧；那珉生今被杀的那受、已故的那相和在任的那旺。那禄娶未到头目封哀壐，即封爱壐的已故姐姐封氏婻燕，即婻板，生已故男那靖及现被拘拿的土官知府那端。那璲在世时，将南马这一地名、忻瓦迦道阿肆乡拨给那璘；甘庄、他刻等处村田拨给那珉；末龙、罢蒿等寨拨给那瑛；他郎因远伍寨及小▯、南沔防榔园拨给那禧，各自令其管业。当时议定：以后如有绝嗣的支系，就把庄田送归其有官职的子孙，免得争乱，作为定规。那瑛病死后，遗下末龙、罢蒿等寨；他现有的妾赵氏把罢蒿寨典当所得银两拿来使用。成化年间，中成被杀的父亲刀匪与被杀的叔父刀粉共同出工开垦必朔寨的一片田地，告报本府征收秋粮六十七石，逐年缴纳从未短缺。成化十年，刀匪、刀粉互相争占这片田地，刀粉把刀匪杀死。当时中成与已故兄长刀中旺都因年幼，不能据理争辩。那璘娶已故妻封氏婻罗，生已故男那昂、那升、那晟，把南马肆乡的村田分给他们居住管理。那昂生已故男那铨。后来那璘、那昂父子相继去世，把南马四乡的村田遗给那升、那晟、那全叔侄。当时那全年幼，财产都由那升、那晟掌管。后来那璲病故，那禄护印听候袭职，因而与那禧兄弟争夺。因远五寨地方互相讦奏，承蒙委官查勘裁断，仍把产业拨给那禧，照旧管业。弘治十年，那禄病故，那靖袭职，娶现任土官副长官白琥尚未成年的女儿白氏为妻。那禧见那靖年幼，便按土俗收纳嫂子封氏婻板为妾，随她一同住在府中，帮助那靖办事。第二年生一女，名召罕先。弘治十三年，刀中旺与中成长大后，想到父亲刀匪无辜被叔父刀粉杀死，便纠集同谋，也把刀粉杀死。刀粉的妻子婻粉向抚按衙门具告，官府委官查勘。中成又与刀中旺各自因害怕获罪而逃躲，委官把婻粉安置在必朔寨居住，已回报完毕。弘治十四年，因贵州叛贼米鲁作乱，奉调本府官军前往征剿；那瑛妾赵氏所管末龙寨应出兵夫四十名，赵氏不肯供应，致使头目封爱壐只好自行雇人前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后来军队班师回来，承蒙委官追究裁断，赵氏把末龙寨折作封爱壐雇军所需，又令封爱壐出银三百两，赎回赵氏当日典给他人的罢蒿寨，交由赵氏母子管业。本年那升、那晟也相继去世，均无子嗣，家财仍由二人的未成婚妻子封氏婻车收管。此前南马等寨的通把人等把那全接到寨中，帮助他管理并办理粮差。因那全年幼懦弱、不能自立，他们却把南马寨管下的小寨道阿瓦迦二处献给那珉，又把南马大寨及者忻小寨献给那禧，于是投靠那禧，认作其子。那禧便替那全聘娶禄蓬寨未成年火头罗防的已故妻子罗氏为妻。后来那靖病故而无子，那端袭职，也娶封爱壐未成年的女儿婻罕为妻。封爱壐随女儿住在府中。当时有未成年的生员李长春、舍人魏海、脱逃老吏杨杰、流民杨士连、刘道明、刘山四等，均不应与已故赵敖一起违犯云贵等处规定；凡汉人交结夷人、挑起边衅、潜住苗寨、教诱作乱、贻害地方的，一律审问后发往边卫，永远充军。案情是：李长春、魏海、赵敖、杨杰拨置那端，杨士连、刘道明、刘山四拨置那禧，各自结成怨恨，互相仇杀。那禧害怕被那端暗害，潜回他郎寨居住，一直不再与原先奸通并收纳为嫂的婻板往来。弘治十八年，那全因患水肿病故，罗氏也因生产患病去世，断绝了子嗣。遗留财物全被罗氏尚未成婚的母亲封氏收回禄蓬寨。南马四乡的村田，那禧会同本府头目、把事人等，依照原先议定，将绝嗣支系的田地全部送给那端管业。刀中旺也因时疫病故。正德元年，那珉现有妾婻先的儿子那相，年仅七岁，患病去世；婻先怀疑是已故妾白氏婻当的儿子刀旺，即那旺，用药毒死那相，因此一直怀恨在心。正德二年三月，那珉想夺取南马村寨，便与已被杀的儿子那受及今已故的召霸白珩，即白亨等商议，借调他郎夷兵三百余人，各带盔甲器械，骑乘象马，拥入南马寨，趁机杀掠、夺占人民、家财、牛马。本月初八等日，白亨等又到亏老等寨围困；本寨未成年的民集作阿永、阿甸、阿车先等秘密报知府那端，那端派白琥等前来退兵。

译那珉不听从，那端又央求那禧前去解散他们；那禧却不应而坐视不理，双方的仇恨更加深重。本年九月二十日，那端的母亲婻板前往瓦迦寨收取租种大蒜的租赋。那珉得知后，命白亨和未成年哀麻等拦截并杀害婻板。婻板的随从、今已故的召霸宋寜等上前抵抗；哀麻却不应如此，将婻板所乘卧轿砍碎，杀死轿夫阿轮、使女阿业，并把他们身上的金银首饰器皿全部抢走。那端得知后，立即派封爱壐带领兵夫、象马前来与白亨等交战，双方各自退去。封爱壐等领兵回府，把详情呈报镇巡衙门；镇巡衙门行文布政司，委派指挥张铠、知州何子奇到府实地查勘。那珉、白亨、那受又抗拒不服，出官对抗。本年十一月，那珉又命白亨夺占哈桑管下沼鐡等五寨，杀死村民阿▯、阿章、阿且，捉掳阿折等人，以及牛马猪羊等物；又进攻南洞寨，杀死寨民光艾等，因而被本寨未成年头目刀丙、刀闷、刀车、刀卯上前抵抗，杀死那珉的侄孙封彪、阿先、摩先以及刀爱家人阿肿。刀丙命未成年的民光爱等到府告发。那端又不应命封爱壐擅自依从，将那珉原先置买的新化州嶍峨县私庄南戞坝江等村寨，以及那禧所管小▯、南沔两处防榔园夺占，并烧毁嶍峨县私庄房屋六间。那禧又不应将那端所管车夫能邦、卜永、孔等六十八寨夺占。正德三年三月，那旺与那受不和，又害怕婻先寻机加害，投奔那端处依住。本年五月，那珉在家中病故，尚未下葬。封爱壐想到白亨等长期占据南马村田，便想夺回并杀人。当时赵敖、杨杰、魏海、李长春，以及未成年夷民张辅、李平、何全、张永昂、杨昆玉、李孟坚，头目刀兵、刀勒、张府、封车、封兰等跟随那端，明知地方纷扰，却都不加劝阻。那端又命封爱壐带领夷兵前去围困，杀掳白亨手下男女五十人而未退。婻先告发后，承蒙巡按周御史节委指挥张铠等官前往各寨查勘、抚慰拘提，将那禧、那受、那端、封爱壐、白亨到案当面审问；众人都认罪服供。于是责令那禧等依照土俗讲和，并把那璘分管的南马绝嗣田地，以及那禧原先占据的那端邦、卜永、孔等六十八寨，全部退还知府那端管业。那珉置买的新化州嶍峨县南戛坝江等处田地，退给那珉的妾婻先管业。那端原先占据的小▯、南沔村田及防榔园，也退给那禧管业。又令那受赔备马二匹、牛三头、银三十两；那禧赔备牛一头、马一匹、银三十两，均交给那端母亲婻板赔礼，并将掳去的人口追还给各自亲属完婚；杀人、抄抢财物等项，全部依土俗赔偿。又令各方立下明确合同，取得那禧等退领的供词存案，各自问罪并罚谷，通呈镇巡衙门详允施行；府中追征的谷物都尚未缴纳。后来那受又备马二匹、鞍一副、牛二头、银六十两，请未成年的族妇陆氏到府行礼，表面结交和好，内心却藏着怨恨，暗中命婻先出面，也不应听从诬称；那端派人将那全夫妇毒死，并领兵把其财产抢掠一空。那端与封爱玺等人和那旺领兵前往甘庄攻打焚烧房屋；有个男人那珉逃命，那旺追赶并将其刺死等情，都是虚词。又把那璲、那禄等往年夺占的田土一并牵连进来，事情已经查明，具状命侄子阿小于正德四年间抱赴登闻鼓下奏报。都察院发勘合札文，命巡按罗御史转行三司会同查勘。承蒙陈参议等官亲自到本府，抚慰拘提知府那端及那禧、那受、封氏、白亨、婻先、封爱玺、知情人白琥等到案当面审问，各人都依实供认。于是将甘庄以及本府管下邻近的阿东、那补达坝、章孟山坡、补凹坡、烈摽、哈糯、白邦□涧等十寨，拨给那受、婻先管业并办理粮差；南马村寨田地仍归那端管业。封爱玺、白亨等杀人的事情，先前已经由委官赔偿完毕；又令那禧、那端、婻先等众人明确证明，写立合同，取得那禧等供词，呈报镇巡衙门议定：那禧、那受、封爱玺、白亨、刀闷、刀丙、刀奉等与那端的前述罪情，既已由三司各官查勘呈报，且各人夺占村寨、杀掳人口财物等事也已依土俗断给并赔偿清楚，应该将那端等分别量情罚米赎罪，婻先等则按情节发落后回奏。那禧虽然与婻板讲和，却仍怀有旧仇，也不再与婻板母子往来照料；又不应把本应退还的邦、卜、永、孔等六十八寨中的糯巴、补干、甸苴三寨占据管理。正德五年正月，婻板不甘心，便把多年争地仇杀、已经查断的旧事，以及添造的关于那受占据不退还南马、甘庄、他刻两处村寨、杀掳人口财物而未获断给、又攻打府城夺城等虚假情节，具状控告。那端也不应诬称那受逐年侵收秋粮、制造军器衣甲、招集贼首普海等杀掠人口财物、坐地分赃等。双方各具本奏报，都察院发勘合札文，命巡按罗御史转行本道查勘。本年二月，中成想到必朔寨是其父叔刀匪、刀粉共同遗留的产业，却被婶母婻粉独占，自己不甘心，想夺回却无计可施。他见那端、那禧、那受互相讦奏，便想趁机投靠那端，请其作主，报复那禧等人的私仇，夺回必朔寨管业。于是他不应听信那端主使，诬称那禧擅自调夷兵攻打府治、抄抢村寨、霸占地方、擅自斩首，并称那禧与兄刀中旺商议购买必朔寨不成而发怒，统兵杀死良民、掳去男女等，均属虚假情节。

译具本奏报后，都察院发勘合札文，命巡按罗御史转行本道查问。婻先听知此事后，又不应把前面已经裁断的事情，以及添造的关于那端明知罪情、主使家兵围困先母子、断绝粮食企图饿死、又想挑选夷兵前来，将先母子居住的甘庄和那禧所管的他郎地方全部吞并、谋害并斩尽其宗族后裔等虚假情节，具本命光爱抱赴登闻鼓下奏报。都察院题奏后奉钦依，行移镇巡衙门转行本府晓谕约束，并催促查勘那端等所奏事情，尚未结案。本月内，那旺又不应把前面已经结断的旧事，以及添造的关于那受见庶母婻先有姿色，欺天背父、暗中通奸，恐怕父亲察觉便用药毒死她，以及南马等处良民全遭杀戮等虚假情节，具本命儿子那阿伦奏报。都察院发札命巡按罗御史会同镇巡等官查阅，认为所奏与此前奏报并行防勘的缘由相同，难以再次查勘，于是说明缘由案行本司，转行戒谕。其间，那禧、李长春、魏海、杨杰、杨士连、刘道明、刘山四、婻先、那旺、张府、李平、何全、张永昂、刀兵、刀勒、张辅、封车、封兰等人的罪名，都因本年九月十八日赦令获得赦免。李长春、魏海、杨杰、杨士连、刘道明、刘山四等都不应不自行首正。正德六年正月，那禧不应主使那璘妻封氏婻罗替自己向那端报仇，把前面已经查明的旧事重新提出，又诬称那端将孙子那全夫妇毒死，并调夷兵、象马到南马，分兵六营，纵令党恶刀斌等把百姓光你等绑缚剖腹斩首，把所管人民的家财、牛马、谷米等全部抢掳，命义男那阿道抱奏那禧。又不应把前面已经查明的旧事，添造那端托付白琥等向那禧说，要把被杀叔父那珉的尸体作主焚化，借虚假和谈掩饰；占据的南马村寨又不退还，每天操练兵马，准备攻打甘庄和那禧在他郎的住寨，意图灭绝一族等虚假情节，具本命义男那阿得抱奏。两案都由都察院发勘合札文，命巡按张御史查问。本年六月，那端想到自己奏告那受等，恐怕上司不肯相信，便想让小民出面告发；又不应主使未成年的火头阿白、阿赛、光里等，也不应听从捏造那受督令贼兵杀死村民、抄抢牛马家财等虚假情节，到府呈告，并备文送抚按衙门缉捕。那受得知后，便对已经格杀封丙等人的同党商议说：“那端屡次连累我，被奏告说成贼人抢掠；如今我们要到他的地方抢杀几场，即使死了也甘心。”封丙等听从了。本月十五日，那受带领封丙及已格杀封胖等人的家人闗鲜等，各自披甲携带枪刀，前往本府管下的通凹鸠班村，把本村未成年的民人光里者哈等家的牛马、猪羊、家财全部抢走，又杀死民人巴乍等，烧毁房屋；回到本寨后分掉财物，并把牛马猪羊陆续杀食殆尽。当时委官指挥刘纲正在当地查案，光里者哈等将此事告报；刘纲会同本府去任经历顾洪查实，责令尸亲领回巴乍等尸体安葬，并备文呈报镇巡衙门缉捕。正德七年五月，本道把前项未结事情委派临安府卫指挥厐松、教授孔完亲自到本府抚慰拘提那受。那受因害怕获罪不肯出来，只拘提那禧等各案所涉及的审问人证到案。查得那禧、婻板、那旺、婻先所奏事情确实，但只是因为那禧与婻板自讲和后感情又疏远、互不往来，仇恨日益加深，于是各自拾掇旧事；那禧主使婻罗、婻先，那端主使婻板和那旺，分别报复。双方把旧仇重新翻出，欺骗奏报的事情属实。于是将那禧原先占据的糯巴、补干、甸苴三寨田地退还那端，并将婻板原先占据的小▯田园退还那禧，各自收领管业。前述南马、甘庄、邦、卜、永、孔等寨，因先前三司委官已经断定拨给清楚，仍令那禧出银五十两、纱段各二匹、牛马各二头匹，送给婻板；又令婻板出银十两、纱段各一匹、牛马各一头匹，回送那禧，双方和好收讫。那璘妻婻罗、那珉妾婻先，都是那端的嫡亲或庶出叔祖母；那禧是那端的亲叔，那受是那端的堂叔。又责令那端备办羊酒向各方赔礼谢罪，告诫众人改过向善，不许再怀私怨、聚兵仇杀。取得那禧等人再次具结的供词，回报守巡本道，行文命委官再次将那禧等提到案，进一步审查。前后情形相同；关于那端所奏那受纵贼抄抢等情节，以及中成所奏缘由，另行查问。将那禧等问罪并作成口供，通呈镇巡衙门具奏。其间，本年六月本道又将前项未结事情，仍令厐松、孔完亲到本府抚慰、拘提、查问。那受顽抗不肯出面听审，只拘获中成等到案，审出中成谋杀叔父刀粉的缘由。于是将必朔寨断令母亲石氏与婶母婻粉依照土俗盟誓讲和，仍按旧例共同管业并办理粮差。承蒙将中成拟为谋杀期亲尊长之罪，已杀者凌迟处死，立即执行。又查中成原情，是因争占村寨，叔父刀粉先杀了其父刀匪，中成兄弟才杀死刀粉，双方人命相抵。因此查照中成所犯死罪，以罚赎代刑，作成口供呈报；本道转呈巡按张御史，张御史呈详都察院，尚未得到批示。婻粉不服，把中成与刀中旺杀死刀粉的缘由添造为：刀中旺等恶党与封爱玺等借雇夷兵勇闯入寨内，将丈夫刀粉、弟弟刀琼、侄子刀哀、刀糯、刀鸣以及随从哀补等全部杀死，并把尸体扔进火中等虚假情节，具状命儿子刀三抱赴登闻鼓下奏报。都察院发札命巡按张御史备文转行本道守巡官查问。

译正德八年正月，那受诬称那端不遵长幼之序，主使拨置并调领夷兵、象马，围困甘庄，抄抢、杀掳并烧毁房屋等，命儿子那仙告发。承蒙镇守沐总兵官批示布政司会同议处。其间，那禧又不应诬称那端图谋袭职，专听封爱玺等拨置，屠杀宗族，具奏防报；并诬称委官指挥厐松等收受贿赂、偏断不决等，具状命义男阿容告发。承蒙巡抚洪都御史批行布政司会同议处。那禧又称委官指挥厐松等受人请托、偏私裁断，难以再次委派，于是将前后未结事情抄录供词，改委云南后卫现任指挥佥事陈经、广西府现监故通判周宪，会同查勘。那端又不应主使未成年的夷民光里白，也不应听从捏造那受带领召坝、封丙等前来本村，杀死寨民阿别等并抢走牛马等虚假情节，具告本府，通申镇巡衙门。承蒙巡抚洪都御史查明，将刘纲、顾洪以及那端节次申报那受杀抢事情合并催办，行文整饬临安兵备；今已故副使王昊负责查勘。本年二月，那端又不应诱骗婻先回府，主使婻先听从捏称逆男那受故意放纵贼首召坝、封丙等杀死良民等虚假情节，具状命儿子阿伱告发。承蒙巡按张御史批行本道，将各案及抄录供词合并，委陈经、周宪到元江府抚慰、拘提那受；那受不肯出来。那禧又不应拿出银十三两二钱、马一匹帮助那受送给陈经、周宪；二人嫌少，便将银马先送本府，转解兵备王副使处，将马发往临安卫镇抚司变卖，得时价银六两，与原银一并发交该卫入库。那受见财物被没收入官，便命封丙胁迫各寨未成年光先等男女入寨修筑敌楼、陈列军器，昼夜防守。杨杰、李长春、魏海怨恨那受、那禧多次告发并拨置上文之事，想趁机报复，又都不应与赵敖向那端挑唆说那受扬言，等委官回去后就要勾结外夷夺占南马等处；不如趁此准备礼物，贿赂属官和委官，发动文书把他办结，免得日后仇杀争夺。那端不应听从，于本年三月初八日将土产七成色银二百两、银壶二把共重三十两、金台盏二副、银酒杯二个各重十两，命已被杀的通事宋寜转送给陈经；又不应故意违犯法令，向文武职官索取土官、夷人的财物。按规定，犯罪应判徒刑三年以上的，发往边卫充军。案例如下：那端与周宪将上述银物作为枉法所得收受，均分入己，并听凭那端、封爱玺各自调发夷兵，竖立栅栏，围困那受所住的寨子。那受、封丙等藏身敌楼，从楼上发弩，陆续射死领兵头目封鹃及兵夫阿召等。本年五月，陈经、周宪见被杀兵夫人数很多，才把调兵缘由具文呈报兵备副使王昊；王昊未详细审查来历，便擅自派临安卫千户潘衡携带彩绢、红绢、羊酒、果品犒劳陈经、周宪，并陆续将被胁从的那受、夷民光先等扶出，安置在原居的蔓东等村寨居住耕种。本月十三日，那受见被围困日久，粮食吃尽、人心离散，便带领闗鲜等及封丙等，联合刀胖等，各持枪刀凶器，骑马从本寨北门冲出交战，杀死那端手下的刀坝哀及兵夫者伱等。那端手下未成年的家人刀旺不应使用弓箭，将那受从左胁射伤坠马；封爱玺想要报功，便不应主使刀旺，也不应听从，擅自斩下那受首级。封丙等也被乱箭射杀。那受积存的金银器皿、牛马、罗段、布匹等财物，数目不明。那端又不应主使封爱玺，封爱玺也不应听从，把这些财物全部抄回，分赏给兵夫。封爱玺又不应把那受已经省发的女儿婻罕、闷婻端的家人阿教等共十五人捉回收养；又把封丙等斩取首级，连同那受共十二颗，具备缘由呈解兵备王副使验看，转发枭首悬挂，并备文通报有关上司。那端又不应把甘庄寨田地占为己业。当时那受现任妻子封氏婻闷与她的儿子那仙在省城告状尚未回来；其未成年家人阿哀、阿三各自潜身报知婻闷、那仙，却都不应不加查访核实，反把上述事情及已经裁断的旧事牵连在内，添造那端与陈经、周宪杀死丈夫及寨民召坝、封丙等四百余人的虚假情节。又诬称陈经、周宪收受那端金二百两、银四千两、象牙、犀角等物，并将尸体抽肠支解等，混入实情具告。承蒙镇守、总督、抚按衙门批示布政司，会同都、按二司掌印及该道守巡等官查议。其间，那禧想要帮助婻闷。闷子母女又不应把已经裁明的旧事，以及帮助婻闷等人的前述真假情词，具状命义男阿鸠抱赴巡抚洪都御史处告发。承蒙批示布政司查核前后呈告事情，会同二司掌印及该道守巡等官议定，随后委派寻甸、临安二府知府戴鳌、黄翱亲自到甘庄寨抚慰查勘。其间，那端的舅翁现居封先，先前因与那端结仇，不应把已经裁明的旧事和混捏那端、封爱玺调兵、将其儿子封别支解斩首祭旗等情，以及帮助婻闷的情词，具状命妻子婻先抱赴本院告发。承蒙批示布政司，并行委官戴鳌、黄翱查出前情，断令那端依土俗赔备时银三百六十两、金镶宝镯一双重八两七钱、缎十匹、马十匹、牛十头，给婻闷、那先抚养赡养；仍具缘由通呈镇巡等衙门。又承蒙批示三司，议定行令该道守巡官查问，具招开详。其间，婻先、婻粉、那仙、封先、光里、阿白、阿赛、光里、白与李长春等人的罪名，都因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日赦令获得赦免。李长春、魏海、杨杰、杨士连、刘道明、刘山四又都不应与未成年的生员王俸违犯前例；王俸与李长春、魏海、杨杰仍在那端处，杨士连、刘道明、刘山四仍在那禧处，各自教诱作乱。

译本年三月，婻闷想到那端抄去的家财很多，赔偿不足，便与那禧、封先商议，又不应把前述真假情词混杂开列，将被抄财物的清单具状，命家人阿那鲜、阿笼、封、阿赛抱赴登闻鼓下具诉。当时现居土舍白士斌不应与婻闷、那禧等商议，也想结党加害那端，把已经裁明的旧事和帮助婻闷、那禧等人的真假情词合并，又添造白亨的儿子白仕贤前往云南买卖，那端暗中派白玉探听事情，白仕贤将其捉拿但被他逃脱，白仕贤告知那端后那端发怒调兵烧毁房屋、夷兵全部被杀等虚假情节，具状命义男白阿怒也抱赴登闻鼓下，与婻闷等人的诉词一并奏报。都察院发勘合札文，命巡按李御史备文转行本道守巡官查问。正德十年正月，那禧又不应诬称那端主使封爱玺毒死那俊所管的邦牛等寨，以此赏给封爱玺管业、供食等，具不实情词，命家人阿得抱赴登闻鼓下奏报；都察院发札命巡按李御史查勘。听说本年四月，现任土官那福与母亲赵氏想争夺前项已经准给封爱玺的末龙村寨，赵氏便不应出名，把已经裁明的旧事以及诬称封爱玺欺凌赵氏母子孤寡、图谋夺取丈夫遗留的末龙大寨、调兵杀死赵氏侄孙女婻刺等、抢去家财牛马等虚假情节，具状告发。承蒙巡按李御史批示会同查勘，尚未结案。正德十一年正月，承蒙巡抚王都御史具本，将陈经参奏，奉钦依提解陈经与周宪监候。到本年七月，那禧管下因远新村有一口养鱼水塘，因大旱水干无鱼，怀疑是现居民人董全、张子才、赵景、段索偷吃，想加以惩办。当时那禧手下未成年通事周暹、民人赵添禄、张文清、郗四、张思学等不应乘机教唆；那禧手下未成年通事刀者寺也不应听从，追罚董全等银五百两。董全等因凑不齐银两，便逃投那端；那端又不应乘机命母亲婻板带领董全等前往因远安置，因而在当地占住、竖立栅栏、集结兵力防守。李长春、王俸又不应拨置那端，也不应主使董全、张子才、赵景、段索听从，添写未成年村民光得等混入其中，捏造那禧派刀者寺等追罚银两、致使董全等各村人民只得逃命等真假相杂的情词，告到府中并通报镇巡衙门。那禧得知后，又不应捏称那端全凭封爱玺调兵围杀因远五寨等虚假情节，具状命妻子男罗氏、那穻松、那罕彻，并命其管下火头叚勒等听从，陆续分次到镇巡衙门告发；承蒙批示会同查勘，尚未结案。本年八月间，通事李孟坚、杨昆玉二人不应擅自拨置那端等事，又不应把前项奏告、申呈中关于那受等人罪行虚实的供词，以及捏造禧主使杨士连等人先后谋害官员、夺取官职、攻打府治、杀死良民、抢占地方、绞死叔父那宗和尊长封风等事，又与叛贼刀三猛杀死知府刀伱，又杀死叔公封反等人、取胆分尸等虚假供词，开列成单，具本令通事杨佑抱送，奏报都察院，再由都察院咨行巡抚范都御史，转行本道议处委办。知府戴鳌、推官王鐈亲自到元江府，分头拘拿那端及一干人犯到官审问。那端又不应隐瞒前项实情，婻闷等人也不肯认罪服输。戴鳌等再次斟酌情节判决，令那端另备时银三百两、牛马十五只匹，赔偿婻闷。那仙回报期间，那端又不应扣留前次判给的牛马不交，婻闷也认为赔偿不足，便再次告到本道，改委指挥孙玺与王鐈押解，将婻闷、那仙送到甘庄寨安置，并取那端不得谋害他们的结状。再次勘问审理时，王俸、魏海又不应教唆那端，也不应主使他听从捏造，声称王鐈、孙玺收受那禧金银台盏四副、银一千余两、犀角、象牙笏、梳子，并称他们不办理所奏事情等虚假情节，具申镇巡衙门，请求批示并勘问。正德十二年四月间，婻闷担心那端杀害自己，又返回省城居住；此后又不应把前述虚实供词和已经审断清楚的事情牵扯进来，捏称王昊与周宪是乡里亲友，又因知府黄翺贪利，便托生员等人厚贿黄翺，请他与王昊串通，令周宪将夫那受斩杀等虚假情节具本，令义男那阿三奏报都察院，由都察院札行巡按唐御史转行勘问。魏海、杨杰又不应教唆那端，也不应主使白琥，更不应依从他们，把那受、那禧前述为恶事情的虚实供词，以及已经查明的旧事牵扯进来，又捏造那受把官兵阿笋骗去杀死、扶助那端诬告委官收受金银等物的各种虚假情节，具本上奏。此后，本府儒学现在的生员刘仕俊、张铨、徐贵、赵玘、姜秀、赵文防、杨得先、沈荣、曾銮、罗友质、张伦、张朝宗、杨宣、张经、杨伏秀、马汝莭等十六人，不应为了替那端申冤，把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一概含糊地具呈本学。现任教授孚相却擅自听信，具本分别奏报都察院，并移咨巡抚范都御史勘问。那禧又不应把前述各节奏告中的虚实供词具本，令义男阿勇抱送上奏，陈经、周宪要求申辩；二人又不应声称受到亏枉，也具本上奏，令家属陈永才、周升分别抱送都察院，由都察院札行巡按唐御史勘问。那端又不应把前述各节奏告中那受、那禧等人的虚实供词，逐项抄录成卷，誊写开列款项，并捏称委官戴鳌、王鐈饱受那禧等人的贿赂、不肯提取勘问等虚假情节，具本令通事杨明抱送都察院，再行文给抚按衙门，转行勘问。

译正德十三年八月间，周宪在监中病故，已经埋葬。本年九月，那仙、封氏、那禧、赵氏又分别把前述虚实情词告诉上来，得到巡按万御史批示，行文布政司催促办理。本道分守朱叅政、兵备兼管分巡吴副使发文，委派临安府卫知府朱琉、指挥冯登亲自到元江府督办，并会同本府经历赵崧等拘拿那禧等人，同时分头拘拿那端等人，解送到官。连续多日逐一审查勘问，前述事实已经明白，于是依照当地土俗审断。除知府戴鳌等两次判给婻闷的赔偿数额外，仍责令那端备办时价七成银六百六十八两、金盏两个重四两六钱折时价银四十两、金宝縧环一个、金宝镯一对共重十六两五钱折时价银一百二十两、金茨镯一对重二两折时价银二十两、银台盘两个重七两八钱折时价银十一两、银壶两把重三十二两折时价银五十两、缎六十六匹、纱绢四匹共七十匹折时价银三百三十两、马二十一匹、牛六头折时价银二百六十一两，共计银一千五百两，给婻闷、那仙作为赔偿。那受被杀及家财不足抵偿的数额，婻闷又因多年控告一直没有结案，也愿意收领前述银两，以供养度日。又把甘庄大小村寨的田地，以及追缴出来的封爱玺原先强行夺回、婻闷的女婻罕闷、婻端和家人阿教等共十五名人口，退回拨还给婻闷、那仙收领并管理产业。又把罢蒿寨以及近城感孟的两处空地，令那端另拨一段田地给赵氏和其子那福，照旧安置居住。至于远新村五寨的小▯、南沔、梹榔园等处村寨田地，都退回拨给那禧父子照旧管理产业；南马四乡田地仍按原判给那端管理。发给盖有印信的下帖，命令退还木刻，交各方分别执照；又派人把婻闷、赵氏等送回各自划定的寨分安置，一并听候发落。另行取得中成等人的统一供词回报，本道会同提取陈经，重新复审前情，没有差异，于是省令那福。土官那端、白琥暂缓候审；经查审，陈经前述情罪关系边方夷情，不在宽宥免罪的范围。将中成等人提取审问，定罪结案：银每两折钞八十贯，金每两折钞四百贯，供认结案属实。共二十九名人犯：陈经原籍直隶扬州府高邮州人。始祖陈九一从军，历代相承；高祖陈罩儿调任云南后卫左所，已故曾祖陈良补充军伍，宣德元年因功升小旗；已故祖父陈顺补充军伍，景泰元年在贵州等处有功，历升本所正千户；已故父亲陈昱承袭职务，因年老患病由陈经代职，弘治十五年在贵州普安等处立功，升任本卫指挥佥事。那禧、赵氏、婻先、那旺、婻闷、那仙、封先、白士斌、董全、张子才、赵景、段索、刘士俊、张铨、徐贵、赵玘、杨伏秀、姜秀、张经、赵文泰、杨得先、沈荣、杨先、曾銮、罗友质、张伦、张朝宗、马汝莭等人的供词，与刀中成的供词相同。议定：刀中成等所犯各罪中，刀中成、那禧、封先、婻闷分别革除原有职役；婻闷、陈经均革除奏事资格；那禧革除申诉资格；其余不实的轻罪均不追究。刀中成仍依原拟，以谋杀期亲尊长且已经杀死者的法律，凌迟处死，立即执行；陈经依官员受财枉法、有俸禄者收受八十贯的法律，判绞刑，属杂犯，准徒刑五年；赵氏若控告封爱玺调兵杀害侄子、刺杀孙女婻等情属实，封爱玺应按故意杀人判斩；现查为诬告他人死罪且尚未判决，依律杖一百，流放三千里；那禧、婻闷、婻先、那旺均依奏事不实的法律，各杖一百、徒三年；封先、白士斌均依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的法律，各杖一百；董全、张子才、赵景、段索、刘士俊、张铨、徐贵、赵玘、姜秀、赵文泰、杨得先、沈荣、曾銮、罗友质、张伦、张朝宗、马汝莭等……

译都各有告纸；刘士俊等十六人，各折官纸一分。各缴谷五斗；赵氏、婻闷各缴赎罪钞二千二百五十贯，另收赎钞：赵氏十八贯，婻闷十五贯。那禧缴赎罪谷三十石，封先、白士斌各九石；刘士俊、张全、徐贵、赵玘、姜秀、赵文泰、杨得先、沈荣、曾銮、罗友质、张伦、张朝宗、杨宣、张经、杨伏秀、马汝莭各七石，均发交临安府追缴完毕，送预备仓缴纳，钞则收入库中。陈经原先收受那端贿送的土产七成色银一百两、银壶一把重十五两、金台盏一副、银酒杯一个重十两，都是彼此共同构成犯罪的赃物，应没收入官，发交云南府追缴解送云南布政使司入库，作为正常支用，各取实收凭照。周宪原先分受那端的一百两赃银、银壶一把、金台盏一副、银酒杯一个；因本犯已经身死，那受等原先劫掠通凹、鸠班等村的牛马猪羊和家财等物，据供称已经杀食花费，现已没有存留。尚未到案的白氏等人都已提交供状，张辅等人均遇革除，罗氏等属于家人共同犯罪，均免予科罪并免予追提。封爱玺等人以及土官知府那端、副长官白琥，另行办理并参照议处。刀中成谋划同亲兄长杀死亲叔叔，按法律论处，死有余辜。但刀中成的父亲刀匪因争夺村寨被叔父刀粉杀死，刀中成为父亲报仇，也将刀粉杀死，双方的人命相互抵偿。若处决本犯，情理上似乎有可怜悯之处。元江军民府土官知府那端争夺村寨，残害骨肉，倚仗拘捕之权让人擅自杀害小功尊长；又因私怨调兵抄抢居民财物，酿成祸乱多年不能解决，诬告奏报积成的案件无穷无尽。本府因远罗必甸长官司土官副长官白琥与他朋比为恶、相互助长，奏报事情不实，都应依法参问。但那端让人斩杀堂叔那受以及随从等人，都是依法应当处死的犯人；他们原先抄没的家财，又已经由委官依土俗判明赔偿，各方已经和好。况且他们属于边地土夷，性情与野兽相近；如果完全依照律例提解审问，恐怕又会因此产生新的仇衅。该府地方又靠近交阯、车里等外夷疆界，也需要有人守卫。应否将那端、白琥免予提解审问，与刀中成一并依照土俗，根据罪情轻重改为罚米，送到附近临安府官仓收贮，作为边防储备使用？以上意见具文呈报，请裁察。察司呈称：查得本司另卷有一案，内容是屡次作恶、挑起战事、杀人抢掠村寨、灭绝嫡系、谋杀祖母、请求宽恩以及论定官职等事。卷中记载，镇沅府土舍刀三猛、刀赐等人，都是因为争夺承袭祖职，抢杀所属村民多人；委官勘问判决，依照土俗折算赔偿。三司官员将各犯按情节轻重分别处理，酌量罚纳谷石，回报镇巡衙门，奉钦依后转行本司发落完毕。又查元江军民府卷内，正德二年，土舍那珉等人与土官知府那端争夺村寨，擅自发动夷兵杀掳人民、混抢财物，也由三司官员勘查呈报镇巡衙门，依照土俗判给赔偿，那端等酌情罚米赎罪，奉钦依后发落完毕。会同都司、布政司两司官员议称：设置刑法，是为了用法律约束中原；羁縻制度，则是用来对待远方之人。刀中成等既是极边之人，不能完全用法律绳治，那么劝善惩恶的制度，也应当超出通常条格另行处理。况且他们的事情与刀三猛等攻掠村寨、杀掳许多无辜百姓相比，情节颇有不同，而刀三猛等尚且只拟罚米赎罪，本卷前案也有这样的先例。况且刀中成的罪情，可以抵偿那端杀害那受的罪；此案又多年反复奏告，赔偿次数多、数额大，何况那受本来就是因强盗杀人而应当处死的犯人，若按当地土俗来论，也恐怕足以抵偿他的罪过。经查勘合文书明确记载有依土俗办理的事例，因此律法既难以完全按常法拟断，也已有先例可循。若要另行议处，又没有其他可依据的事项，是否可以安抚夷情，查照旧议，将土官知府那端、副长官白琥均免予参提，与刀中成一同根据罪情轻重，照例罚米：刀中成、那端各罚一百石，白琥罚三十石，缴纳以赎罪，作为边防储备使用。再查前述各犯的不法行为，追究根源，都是因为无赖之徒投靠土官、土舍之家，挑拨煽动以引发争端；祸患形成后，又各自捏造虚假言词，妄自奏报扰乱，情节十分可恶。应否仍令李长春等人由各有关衙门缉捕，捕获后查照律例从重审问拟罪，以警戒将来？以上意见回报到臣。除陈经等人的罪名已详察合律，已行文将刀中成、陈经照旧监候；赵氏、那禧、婻闷、婻先、那旺、封先、白士斌、董全等各按罪名提解发落；封爱玺与李长春等缉捕审究外。会同镇守云南以及金齿、腾冲等处地方、兼提督银场内官监太监史泰，巡按云南监察御史万镃查得：前述各犯屡次奏告，情节和供词重大。既然整饬兵备副使吴便会同勘问已经明白，刀中成如果仍按原拟判处，便与那端一起都犯死罪以上。只是他们都是极边土夷，凶猛贪婪是其常性，高兴时像人，发怒时像野兽，强者必然欺凌弱者，大者必然侵害小者，这是他们族类中难以避免的情形。况且刀中成为父亲刀匪报仇，杀死亲叔刀粉；据臣等妄自议论，法律本有正条，应当依照‘父母被人杀死，子孙擅自杀死行凶人’的律条，杖六十。但勘问官拘泥于已经形成的成案，案件已经呈报本院而尚未得到批示，所以不敢改拟。有人说侄子杀亲叔叔与普通人报仇不同。臣听说汉代有后妻杀死丈夫，她的儿子于是杀死继母，有司应当……

译筑成京观，又哪里比得上爱惜生命的盛德？即使怀抱如鸱鸮般凶恶的人，也希望听到好听的话；何况这里与交阯相连，地势险要狭窄，守御各地、抵挡鬼魅般外患的人不可缺少，作为屏障的人也不能轻易更换。根据前述各犯的事情，查考与按察司所呈报的往年处置夷情，大体相同。副使吴便所呈意见，参照三司所议，与臣等所见不过如此。伏望皇上体恤边民，俯从臣等愚诚，特令有关衙门共同议处。是否可以依照臣等意见：改拟刀中成免予科罪；那端、白琥免予提解审问，均依照土俗办理。那端罚米一百石，白琥罚米三十石赎罪，都运到附近临安府官仓缴纳，作为边防储备用。各犯径行发落；陈经也就地定拨边卫充军，追赃完毕后，拘拿同房家小一并发遣，并再次严加告诫。那端等人务必恪守朝廷法度，保全身家，和睦宗族亲戚，爱护防卫百姓，缉捕安定边境。如果再不改掉从前的过错，仍然重走旧路，挑起争端、制造嫌隙，擅自调兵、专门杀人，就是自取灭亡，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样或许可以使情理和法律都得到兼顾，同时施行恩惠与威严。因为那端、白琥都是土官，陈经是依据功劳议定的军职，刀中成原拟判处极刑，如今改拟免予科罪。后来节录奉到钦依：这件土官奏报的事情，着令镇守、巡抚、巡按等官会同议处，务必办理妥当。原先委派的官员如果确有收受财物、偏私枉法等情节，就提解审问、参奏究治后回报。事情关系重大，不敢擅自办理，因此具本，派承差赵祯亲自赍送，谨此题请批示。正德十四年九月初六日 贪官科害疏 题为《贪官科害事》。据云南布政使司分守洱海道右叅议刘鹤年呈报审问，查得犯人陈洪供称，他是楚防卫前所百户朱锦部下的军人。正德十四年六月间，本所现任散行副千户罗辅奉上司委任，征收矿夫银两。原定每名夫丁连耗征银一两一钱。罗辅本应按数征收才是，却不应向各夫丁欺骗说：‘今年的课银都要缴足色好银一两七钱，才能交差。’陈洪与同为矿夫的陈潮、楼保、陈瑀未到、王刚、陈瀚、张济、张连、平玊、郭友珍、黄辅、周鸾、周华等人，都不知道这是欺骗，便听信此话，每人各拿出足色纹银一两七钱交给罗辅收下，而罗辅只开出一两一钱的收帖给陈洪等人作凭证。共计三十名夫丁，除应收的正数外，多收七两八钱。罗辅不应把这笔钱侵吞入己。陈洪与陈潮、陈瑀、楼保不甘心受骗，便不应添加捏造虚假言词具状，到分巡洱海道告发获准；于是行文拘拿罗辅到官，当面对审，前情属实。追缴出先前骗取的银两，发给各军收领，并取得领收文书附入案卷。将陈洪、陈潮、陈瑀、楼保均按不应减等的笞罪拟罪，执行笞刑。千户罗辅另行备具供词，呈报详审，送到臣这里。除已经会同审详并批示发文，将陈洪等依拟发落外，参照云南都指挥使司、楚防卫指挥使司前千户所副千户罗辅奉委征收矿夫银两，擅自加耗，已经属于过额征收；又将加倍征收的钱据为己有，借征课之政而助长官府虐民，责任确有归属；实行欺骗之计欺上瞒下，情节尤其可恶。按法律，应当提解审问。又查上述矿夫原来办理的课银，都是穷困军户承担的定额；因而受害的军丁不只是该卫这几名，借军职营私的也不只是该卫这一名官员。官员施行残害百姓的威势，军人抱怨生计受困，已经不是一天了。臣近来因议处国课、安抚边民之事上奏，蒙皇上明察万里，全部依照有关部院覆奏办理。军户充作矿夫的事情已经一概查革，地方百姓无不感戴天恩。但恐怕军卫所属还有这类无耻之人，性情习惯贪婪猥琐，志在苟且求利，或在巡察不到的地方，仍像从前一样欺骗无告的军丁；军丁中事情败露、罪情显露的，百人中不过十一个。如果不严加禁止、从重惩治，难免人心轻视法令，弊政难以革除。若蒙皇上准许，请部院议定：是否可以行令云南抚巡官员，通行所属大小问刑衙门，今后除矿夫已经奉成命查革外，如有人仍像从前那样借口征收课银，欺骗军丁，每次骗取各户银两达到二十两以上，事情败露后，不论官吏、军民、舍余等人，都依照各边沿海常人盗银二十两，发边卫永远充军的条例审拟发遣。这样或许可以使法令严明，下面的人不敢轻易犯法，弊端断绝，军队稍得安宁，夷地边境可以保无忧患，皇上的大恩也能长久惠及地方。此事关系提解审问军职及援引条例议定刑罚，不敢擅自办理，因此具本，派承差杨文昭亲自赍送，谨此题请批示。正德十五年正月十七日 贪官害民疏 题为《贪官害民事》。据云南等处提刑按察司分巡洱海道佥事周愚呈报，奉臣批示：据楚防府定远县民人、现监候的李▯状告，要求分辨长期监禁之事。行由本道审问，犯人李悌供称：他是本县琅井巡检司土舍。正德十一年十二月间，本县地方发生盗贼，尚未到任的土官主簿李元珍带领现任官李▯、黄冠以及尚未到任的杨溥等人，不应跟随本官，以捕盗为名，到现任官尹文德和未到任的兄长尹文政处恐吓说：‘你家窝藏强盗，快把银两送给我本官和手下人，才饶你们。’尹文政认为自己是良民，坚持不肯答应。李元等人各自回报，本官把这件事记恨在心。当月，李元珍捕获已故贼首李朝等人后，在县中不应与杨溥等人以及尚未到任的施恩等合谋，也不应听信并挟私教唆各贼，写下伪造姓名尹文秀在内的供词，因而定罪，把尹文政捉拿拷打，勒令认罪。众人不应声称：‘快把钱拿来买命。’尹文政只得备银十八两，其中十两送给李元珍，二两送给李▯，六两由杨溥等人分受侵吞，这才把尹文政放回。

译本月二十六日，广通县巡捕土官主簿段永聪与李元珍发牌缉拿盗贼，得知尹文政被李元珍等人恐吓收取银两，便不应把他捉拿，恐吓索取银一两五钱据为己有。后来尹文政把事情告到巡抚范都御史处，获准批示，行文分巡洱海道，洱海道发牌给本府，命县里拘提李元珍；李元珍又不应因害怕获罪而逃脱，只捕获李▯与李悌等人送府审问。因尹文政久病，便将李悌等人解送洱海道审理发落，本府暂时监候，等待审问回报。李▯又不应粉饰言词，到巡抚何都御史处上诉，获批后，本道提取并查验人犯卷宗，审查明白，将李悌等问罪；杨溥等人与李元珍的人犯、赃物另行备具供词，呈报详审到臣这里。随后又因土官暴虐害民致死等事，据云南布政使司分守洱海道右叅议刘鹤年呈报，奉臣批示：据定远县里长李宗亮状告前事，行由本官审问，犯人王子明供称：他是本县民兵。正德十二年二月间，散行在官土官主簿李元珍因事情被提到按察司，直到正德十三年五月事情办完返回任所；他不应命王子明与同为现任的民兵李二，又不应听从命令向所属土民索取所谓拜见父母官的礼物，说事情办完返回时，你们每人都要准备礼物拜见。众民兵中，尚未到任的甲首鲁该被派定缴银八两；鲁该不应再向户丁阿落分派缴银二两。阿落没有办法，只好把幼子希引卖掉，得银一两，另加一只羊折银五钱，送给李元珍；李元珍不应接受并据为己有。阿落还欠银五钱没有缴清，鲁该又不应逼迫他凑足办理。阿落无计可施，于七月某日投河身亡。他尚未到任的妻子张氏告理期间，李元珍害怕获罪，拿青布两匹，鲁该拿小牛一头，各自不应以此买免，张氏也不应接受这些东西，私下和解了事。本年间，本府已故陈知府征调民兵四人到府听用；正德十年裁革其中二人，每人解送银六两，共银十二两送到府中。李元珍借此考逼夷民，使他们不得安生，导致许多人逃窜。本年七月间，本府同知萧澄应诏入朝，暂代掌管府印；未到任的通判谭冠不应故意违背上司明文，擅自下令本县佥选兵夫二人护送。等到李元珍看到文书催得紧，便自行备白银十六两，解送府中给萧澄；萧澄不应接受，收下后便启程离去。李元珍把送出的银两分摊给所属八十四名民兵办理归还，每人征银三钱，共银二十五两二钱，侵吞入己。现任官李宗亮想到阿落是自己甲首户下的丁户，因而致死，而且又多次受到李元珍侵扰，便将事情告到巡抚何都御史处；获批后，行文分守刘叅议，提取王子明等人的卷宗到官审问。前情已经查明，将李元珍暂候发落，将王子明等问罪；谭冠、鲁该等人与李元珍、萧澄的人犯和赃物，另行备具供词呈报，送来查卷。臣近来因禁止革除横征扰民、安定军民之事，查得抚属云南地方只是狭小的蛮夷边境，舟船不通，往来的货物全靠肩挑背负，山田收成微薄，市集获利很少，徭役繁重、百姓艰难，如今已经严重到了极点。各土流衙门中有许多无能官吏，苛政如虎，贪心似狼：有的征收钱粮，一斗竟收至二斗；有的折收银两，一钱加收到二钱。贫困百姓遭受不合义理的征求，私衙又滥行没有名目的索取；奉命办事的人多乘机作弊，掌管支取的人又往往以一项名目征收十项，收来的人视为数额轻微、不值得计较，出办的人却要计算前后负担，苦累不堪，以致军民困苦、盗贼横行。如今各官应朝的日期临近，应该相应禁约。查朝觐事例，司、府官员随行皂隶不得超过六名，州县不得超过四名，首领官不得超过二名。路费听由镇巡衙门核定数目，从没有妨碍的官钱中支用，不许擅自巧取一钱一物。根据云南布政使司呈称：往年朝觐时，布政、按察两司堂上官各配长夫十名，首领官三名，吏典和书写人役的费用各十八两，都从本司济用库收贮的赃罚银中支给。所属各司、府的土官、流官各配长夫四名，州县土官、流官及提举司官配三名，首领官配二名，都从现役里甲中出办。以上意见已经批示，命令遵照旧规支给，并通行禁约。所属府、州、县官都要查照则例，不许额外多带一人、多征一毫，事情败露后即行参究。又为安抚地方之事，据云南布政使司右叅议刘鹤年呈报，奉臣查验前事后呈称：云南地方所管小民，一半是夷猡，近来抢掠横行，年年不得安宁。推究祸乱的根源，实在土官身上。土官如果不横征扰民，夷猡自然可以安生；但土官又被亲自管辖他们的无能官员公开索取，上官向土官索取，土官分派给营长，营长向火头征敛，火头再向小民夷猡索取。小民既不能安心耕种，又不习惯经营生计，也不从事抢劫，拿什么来应付这些征敛？盗贼不能平息，地方受到祸害，正是这个缘故。现在若想严明捕盗之法，不如先清除盗乱的根源。如果所管官司能够端正自己，对上不横征扰民，即使土官有所剥削，也会有所顾忌，不至于公然横行，小民的困苦也可以稍稍缓解。请求下令禁约。臣议论认为：扬汤止沸，不如撤去柴薪，柴薪去掉沸腾自然停止；捕盗安民，不如治理贪官，贼盗自然平息。贪官只看见眼前百姓容易欺凌，难道不知道将来上天难以欺骗吗？眼前百姓最容易受虐待的地方，没有比边远地区更严重的；至于上天不可欺骗，他们却把它看作茫昧无知。监司竟还忍心坐视、塞耳不听，罪责如果一概不追究，依法首先应当治理监司。此前已经通行抚属各大小衙门，命令禁约遵守。如今据前述原因，均已详加参议，合乎法律。除批示各道，将王子明、李悌等依拟发落；谭冠、鲁该等提解审问，报告后听用民兵一并查革外，参照云南布政使司楚防府同知萧澄故意违背明文规定，擅自征取兵夫，假借公差之名私受贿赂；定远县土官主簿李元珍因索取拜见礼物而致人死亡，又妄自牵连盗贼，恐吓收取民财，罪证已经昭彰，依律应当提解审问。再查云南地方距京城万里，军卫中杂居夷猡，多以异俗自居；府州中土官群集，多以地处偏远自我宽恕。执掌刑宪的大臣又常常省略细节，只求地方安全，姑息因循，实在不是一天了。臣初到任时就加以申饬，无奈积习成常，他们执迷不改。

译像右叅议刘鹤年所呈报的情况，衙门难道只有楚防一府，流官难道只有萧澄一人，土官难道只有李元珍一人吗？各处往往都有这种情形。臣除亲自访察并加以禁约外，若蒙皇上敕令都察院议定，是否可以通行各处抚巡官，再转行所属军卫、有司大小衙门：今后如不是因紧急重大公务，并且未奉抚巡官处明文，擅自在所属土官衙门滥增差役、征敛财物，哪怕一名差役、一文钱，以及巧立名目，如征取听用民兵、佥选防送兵夫之类；又有把自己的货物分发给人发卖，或低价买进物品却多取价钱获利，导致征敛者，事情败露后，都依照索取土官、夷人财物的条例，审问后发边卫充军。土官、流官所属官员如果阿意逢迎，也一体查究参奏，从重惩治。这样或许可以使人心警惕，边远之地知道畏惧，清除盗乱根源，平息百姓疾苦。此事关系提解在外五品文职、土官以及议处法律条例，不敢擅自办理，因此具本，派承差段鳌亲自赍送，谨此题请批示。正德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贪官违法疏 题为《贪官违法等事》。据云南布政使司分守金沧道右叅议刘鹤年呈报，奉臣批示：据大理府大和县民人、充任云南县伱甸巡检司吏的杨玉枝状告前事，又据本巡检司弓兵杨接告发违法之事，均批令有关本官审问。犯人任大防供称：他是四川顺庆府岳池县人，由吏员出任大理府赵州云南县伱甸巡检司巡检，正德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到任。本司额定弓兵三十六名，除投军、死亡、绝户外，现有三十二名。先前拨出十六名跟随散行拘捕，现由土官巡检李钦负责缉捕盗贼。自正德元年以来，李钦不应把未到任的弓兵李应、李清、李甫、二杨胜、光蘓山五人占用，令他们缴纳月钱；每人每年缴银一两二钱，一年共银六两，都交给李钦。李钦不应收受据为己有，还令这些人停役在家，以致巡逻缺人，盗贼滋生，地方不得安宁。李钦的罪名曾在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日蒙赦宥，不应不自首改正。到正德十三年为止，前后共计，李钦收得银七十八两。任大防身为掌印官，不应不加查举。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现任弓兵杨接被盗贼偷去黄牛一头，报告土官李钦；李钦随即派尚未到任的弓兵李甫等人找到牛蹄印，送到李钦处。本官不应命令未到任弓兵杨五四去向杨接索取，说土官已经找回原牛，要你准备礼物来道谢赎回。杨接只得借来盐一百块，折银六钱，托现任弓兵杨松送给李钦。李钦不应收受据为己有，这才把先前的牛交还杨接。本年十二月间，李钦借口接待往来公差使客，又不应向李暹等三十二人征敛，每人谷二斗；又令未到任的弓兵苏威、英罗六等人在伱甸一村分头向军民、客户张子防等四百六十八家征敛，每家谷二斗，连同前项共谷一百石，全部送给李钦；李钦不应收受据为己有。正德十四年二月间，任大防不应把苏威、英罗六以及未到任的弓兵张祥、李继森、杨凤轮流役使，每人服役三日，共十五日。本年四月间，布政司把现任吏员杨玉枝拨补本巡检司已经问革的吏员杜凤的名缺。杜凤不应向杨玉枝索取顶头银两；杨玉枝不给，便把事情告到兵备林副使处。林副使下令提解杜凤问罪，革役发落完毕。五月初一日，杨玉枝服役期间，杜凤又命令自己尚未到任的父亲杜达揪扯杨玉枝，再次索取前项银两。杨玉枝又把事情口头告到任大防、李钦处，他们始终不肯为双方分辨处理。杨玉枝怀恨在心，于是把各役占用弓兵以及杨接、李钦征敛财物的实情，分别不应添加捏造虚假言词，混在一张状纸中到巡抚何都御史处告发获准；各案均批令分守金沧道刘叅议，将任大防等提解到官查审。前情确已查明，将任大防、杨接等问罪；李钦的人犯、赃物另行备具供词，呈报详审到臣这里。除已经会同审详、确认合律并批示发文，将任大防等依拟发落外，参照云南布政使司大理府赵州云南县伱甸巡检司土官巡检李钦私自占用弓兵、令其缴纳银两，只知获利肥己，不顾捕盗缺少人手；又索取失主财物，借接待使客为名向全村人户征敛，所作所为都违背并枉曲法律，应当提解审问。又查各处设置巡检司，专为盘查奸细、防御盗贼；而云南设置尤其多，是因为所属地方民人与夷人杂居，争斗成性、抢劫成风。因此各司弓兵多是当地土著，与其他省份佥选编制不同；该司又设置土官巡检，可以与流官共同办事，希望他们熟悉地形、察觉同类，不分彼此，各自承担责任。无奈这类流官不过是老吏出身，接受委托后如同木偶；土官又是当地部族遗孽，习性与狼一般贪婪，卖放罪犯、索取财物，已成为多年惯例。负责御盗的人离开职守反而成为盗贼，要害之地因而更加生出祸害；他们不怕公文法令，这种情形到处都有。查现行条例中有一款规定：各边关、堡寨、墩台等守备之处，如果官军用钱买闲，官员问罪后调往极边卫所，旗军人等发往沿边，戴枷号示一个月，并长期守哨。另有一款规定：文武职官索取土官、夷人、猺獞财物，犯徒刑三年以上的，都发边卫充军。如今云南是西南极边之地，关隘和巡检司所负责任尤其重大；但前述条例只说边备官和文武职官，对于各处土官，因顾虑其夷俗强悍，未曾议及，所以他们轻慢恩典、玩弄法律，完全没有畏惧。现在若不严禁重治，将来日复一日，地方哪里会有安宁之时？若蒙皇上敕令都察院议定，是否可以查照前例，斟酌科断：今后沿边一带的土官巡检，如果敢于不把地方盗贼放在心上，仍像从前一样卖放弓兵，致使盗贼抢掠、遗患军民，事情败露到官后，该土官比照文武职官索取夷人财物、犯徒刑三年以上的条例，发边卫充军。

译其中弓兵如果用钱买通而逃避或暂歇服役，也应审问定罪，给犯人戴枷示众后发落。这样或许可以使法令明确严厉，使人心生警惧，让边地百姓稍得安宁。因这件事涉及提问土官，并请求议定处理条例和具体事理，不敢擅自办理，所以特具奏本，派舍人佘定亲自赍送，谨此题请裁决。正德十五年二月十二日。《何文简疏议》卷五。钦定《四库全书》。《何文简疏议》卷六，明代何孟春撰：《申戒边官疏》。题为申明戒饬边官、以整肃国家法纪事：据云南等处提刑按察司呈报，为查办军职之事，承奉臣的信牌，依令查得并开列如下。第一案，提问犯人钏保，供称：大理卫太和所管操千户汪琮，在正德七年、八年间先后卖放操军何益等三十二人，收受每月钱款共海蚆九千六百索；正德九年又卖放操军杨定等十六人，收受每月钱款共海蚆四千八百索。赃款已经入己。事情败露后，他持刀追赶并杀害差役，又让使女抱着小儿拦阻；后来将他连同刀械捕获，审讯属实，等省下具招详报批准。查得本官另案在正德十年奉都察院勘合，传提至今尚未到案。第一案，分巡金沧道提问犯人杨玮，供称：正德十一年，洱海卫指挥王官将军丁冯铎挟私责打，送入监中，因受伤患病，领出后死亡。第一案，分巡洱海道提问犯人邹学，供称：正德十一年，楚雄卫千户许宏将原经收寄库的秋粮银两领出，发给军人口粮以外，余银四两八钱侵吞入己。第一案，整饬金腾兵备副使刘节提问犯人杨景祥，供称：正德十年，腾冲司百户张鉴以镇守内外官员名义，向军人杨紞等科收银五十九两四钱；除送给王太监外，余银四十一两四钱侵吞入己。第一案，整饬临安兵备副使吴便提问犯人沈济，供称：正德十二年，临安卫千户单文以兵备官员名义，骗取土舍普显金镯一对，重十两；银碟十五个，重五十二两，全部侵吞入己。第一案，管屯副使史良佐提问犯人董庆元，供称：大理卫千户朱麟侵吞正德八年秋粮银三十九两二钱四分五厘二丝，正德九年麦粮银一百三十八两六钱，秋粮米二百八石五斗九升；并将银三两五钱送给掌印千户陈忠，二人收受入己。第一案，带管分巡金沧道副使汪标提问犯人赵礼，供称：大理卫指挥戴瓒因捕盗失职，停发俸禄和粮食，却在正德十三年三月内隐瞒实情，向卫中开支，直到正德十四年四月；每月盗支粮米三石，共三十九石，全部侵吞入己。第一案，带管整饬澜沧兵备佥事周愚提问犯人金璨，供称：澜沧卫千户金琳侵吞弘治十一年马料折银一百五十一两八钱六分四厘一毫，又侵吞官府罚没银四十两五钱；千户杨泰侵吞正德六年麦粮银二两七分，又冒领正德八年、九年军人许义的口粮，共二十一石，均已侵吞入己。第一案，整饬金腾兵备副使汪标提问犯人吴奏，供称：腾冲司百户吴泰侵吞弘治八年购买谷物以备边的银四十两；弘治十三年至十六年本所每年征收、预备防御边患的稻谷共八十石五斗；弘治十七年马料谷一百九十三石；弘治十八年至正德四年稻谷共一百一十九石；正德五年、六年、七年、十年预备防御边患的稻谷共一百一十石五斗，均已侵吞入己。第一案，管屯副使史良佐提问犯人路亨，供称：楚雄卫定远所仓署掌印记百户陈俸，在正德十四年八月因事将印记暗中交给省祭官杨福杰代管，并收受银十两。以上各案都是侵吞入己的情形。事情败露后拘捕审讯，已经查明，具招详报获准并关送有关司。指挥王官、千户许宏、单文、朱麟、陈忠、百户张鉴等，已陆续具本奏报；指挥戴瓒、千户金琳、杨泰、百户吴泰、陈俸等，均尚未解送审问。这些情况一并呈报到臣这里。除已行文令该司派人看守并提解王官等案犯，等候提审戴瓒等人后立即奏报外，臣查得弘治六年因公务之事，该部院议定并题准：云南军职犯罪，除索取、科敛、诓骗、恐吓等轻罪外，都依旧制，待奏报到达后再提问。若涉及人命、强盗、谋杀人命、故意禁锢、故意拷讯等一切确属死罪的案件，以及监守自盗、常人盗窃、诓骗夷方、侵占上官承袭财物、受财枉法等赃罪达到满贯者，都由问刑衙门详细呈报巡抚官，拘捕审讯明白，同时追查赃物，暂时发往羁候，并列明实际情节，奏请提问发落。若奏报已经到达，却不服从提审，或拖延三个月以上仍不出官结案；以及倚仗凶顽，捏造言词上奏告发，或买通、请求他人主使奏告无辜之人，审查属实而情节虚妄的，拟罪后改调边卫；一年以上不赴官受审的，依逃官事例治罪，发为民，子孙承袭。仍然改调别的卫所，带俸服役，不许管理军队和军务。因为天下军职官员大多出于恩荫，明知国家法令，而云南各卫所司御之地设置土官，地方又受到各夷族习性的熏染，形成傲慢上司、虐待下属、趋逐利益而忘义的风气，尤其放纵，几乎没有什么不敢做的。等到犯罪被拘捕，又往往倚仗军职身份，不肯出官受审；有的张扬声势、申诉伸冤，却高坐在本家之中；有的抛弃职守，暗中逃居夷地。官司查究奸恶却没有惩处，因此先年特意制定严禁，用来警戒边官，不同于通常的法典。但是上述事例，弘治十三年已经革除，如今问刑条例中也不再载入。切实考虑云南距离京师万里，因事等待审察的职官，仍旧支领俸禄、上奏申报；公文上下往返，动辄超过一年才能提审，使人不再知道畏惧法律，法律也不足以树立威严。像汪琮、王官、戴瓒这些人，长期逃避正刑，白白耗费国家常禄。自从事情败露以来，拖延六七年的有之，四五年的有之，少的也拖过两年。这样助长邪恶、滋生奸弊，对政事的危害不小。若蒙准许，乞请敕令都察院会同有关官员计议，是否可以查照先年题准的事例，再加斟酌。今后云南军职犯罪，除徒、流、笞、杖等轻罪依照旧制支领俸禄、听候审理外，若属杂犯死罪以上，如前面所说已经革除的事例，都由问刑衙门详细呈报抚按官，先让犯官戴冠束带而拘提审讯，查明事实，同时追查赃物，暂时发往羁候；命令原卫所停发其俸禄，并列明实际情节，奏请分别处理。

译如果有人抗拒违命，不肯出官受审，拖延到三个月以上，即使声称尚未审究，也应视为事实已经查实、因害怕获罪而逃避；一面命令停发俸禄，一面将有关证人和犯人追问清楚，具实奏报。若奏报已经到达，却不服从提审，或拖延三个月以上仍不出官结案；以及倚仗凶顽，捏造言词奏告，或买通、请求他人主使奏告无辜之人，审查确属虚妄的，也依前例定罪，改调边卫。超过一年仍不赴官的，依逃官事例一并治罪，发为平民；子孙承袭的官职，也改调别的卫所，带俸服役，不许管理军队和军务。胆敢隐瞒实情的，将其子送赴部中替代任职；都司以及该卫掌印官吏，都分别依枉法收受赃物之罪审问，照例施行，并且不准替代任职。这样或许可以使严禁重新明确，使人心有所警戒，威令得以施行，刁悍风气得以平息。因这是请求恢复旧例、戒饬边官以整肃国家法纪之事，事理重大，不敢擅自办理，所以特具奏本，派承差亲自赍送，谨此题请裁决。正德十五年三月初七日。《地震疏》。题为地震事：据云南府安宁州申报，正德十五年二月初八日午时发生地震，从西北方传来。随后据本州禄丰县申报，当日发生地震，也是从西北方传来，声响向东南方而去。又据姚安军民府申报，当日发生地震，从西方传来，声音如雷，把本府公署以及军民房屋都震动并造成损坏，向东南方而去。又据大理府、卫分别申报，当日巳时发生地震，从西南方来，向东北方去，声音震响，军民房屋都受到震动。又据本府宾川州申报，当日午时发生地震两次，从西南方来，向东北方去，并有声响。又据蒙化府申报，当日发生地震：从西北向东南大震七次，声如雷鸣；到午时又从西北向东南震动一次；到亥时又从东南向西北震动两次。初九日寅时，又从西北向东南震动两次，因地震墙倒，压死百姓王宪的幼子一人。又据蒙化卫申报，日期、时辰和次数相同，并称北门城楼下西北角外墙倒塌，高七尺，横长一丈；东北城墙垛子倒塌十个，损裂二十多个；月城垛子损裂七个；东南城墙角损裂，高一丈，横长一丈六尺；本卫经历司公房屋脊摇倒一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又据白盐井盐课提举司申报，本月初八日巳时发生地震两次，从西南方来，震动军民房屋；初九日夜间发生轻微地震一次。又据鹤庆军民府申报，本月初八日午时发生地震两次，从西北方来，向东南方去，随后又从东南方震回西北方，摇动公署、军民房屋等。这些情况分别申报到臣这里。查阅案卷，正德十年以来，大理等处不时发生地震，都已经由前任巡抚官陆续具题上报。现在据上述情况，臣听说大地属阴，按理应当安静；如今应该安静却发生震动，是阴气有余的表现。百姓以安居为生，夷人也属阴类；云南地方又是各夷杂居之地，如今连年出现这样的灾异，正是百姓不得安生、夷情尤其值得忧虑的征兆。推究其原因，大概是臣以及各有关官员任职地方以来，应当兴办的有利之事没有推行，应当赶快去除的弊害没有革除；民间不免有被诛求搜刮的叹息，边境之内常有被抢夺侵扰的忧患；职务没有修治，罪过也就由此产生。除臣当痛切自我修省外，还应行文云南都、布、按三司，转行所属府、州、县、卫、所等大小衙门，一体修省；对于城墙、官房倒塌或损裂的地方，责令…… 所属衙门查照办理，修理房屋，并抚恤因房屋压死百姓的人家，酌量给予赈济，务必实行切实的政务，以消除灾异的征兆。因这是地震之事，特具奏本，派承差李载亲自赍送，谨此具题上报。正德十五年四月初九日。《积年草贼疏》。题为积年草贼聚集山林、劫杀人财、攻打焚烧村寨事：据整饬临安兵备、带管分巡临元道的云南按察司副使吴便呈报，奉臣信牌札付前事。正德十五年三月十九日，据广西府申报：本府署理府事、澂江府通判王鐈关报，弥勒州永白村被掳监生杨志聪的弟弟杨志明、杨志宗以及佃民李景等联名状告：往年十八寨强贼阿海、亏洪等作恶，抗击官军。杨志明的哥哥因承委捕解四名贼人，受赏后，千夫长王仲明却私自纵放前贼阿保、阿吾等，使他们聚成五寨，吹响器、张旗号，分别率领八百多名徒众，各持器械，将烟白山、曲纳乐等寨佃民阿令者览等家人的财物劫掠并掳走。此事屡次告到官府。正德十四年捕获贼首阿保并押解审问后，本年六月内，先前的贼人又聚集五百多人，分为三哨，将佃民阿令者比、有召等两个村的房屋烧毁，抢走水牛、黄牛五十多头以及家财、谷麦等物，已经具状告到州府，请求发兵捕捉。因贼势众大，官府无可奈何，反被洪州村暂住的江西人艾廷松引领阿保的义子阿鲊以及先前贼人者所者妥等，率马步兵七百多人，各持长枪，打着黄旗号头，分为四哨。正德十五年二月初十日，他们将本村以及老悟土防三寨围困攻杀，烧毁房屋一百余间；又因记恨旧仇，将杨志聪及其妻杨氏、儿子杨俊德、杨九五、侄子杨贤、女儿桂月、桂任，以及佃民那本者、韈有歹者、方奴、春冬奴、阿定、进安等十五人掳走；又杀死杨志聪的弟弟杨志通和义子杨车龙，射伤杨八有来等七人；还抢走杨志学、杨洪、李景、叚春、阿自必五等一百多家的马五十多匹、耕牛一百五十多头、猪羊三百多只，连同监生路引一纸、家财、器皿、衣服全部掳走，百姓被杀散。这些情况都已告报。又据火莫龙村庄户何志聪、阿革、阿胜、李七联名告称：正德十四年五等月内，十八寨强贼阿勿者特、韈希、马柰、阿土木色等三次围困本村，烧毁一百五十户房屋，烧死幼童和男女十人，掳走伯夷二十一人，杀死阿留、阿尚等九人，抢走牛马、猪羊一千六百多只，并将衣服、谷米抢掠一空，导致全户绝灭、人亡户尽。此状告到本府张知府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口〕

译本年十月二十九日通行申报：承蒙兵备官差委千户马珉，带领受害者范朝宣、普文得等人的告状获准，明文命他会同本府牌差千夫长王仲明、老人李有也，前往十八寨抚慰查勘。强贼势力凶恶，不容进入寨中，各差役只得回来呈报。本官亲自到本州调集兵力，师宗州土舍龙节、千夫长自那，以及本州千百夫长龙泉、番洪等兵夫，自备干粮，准备进寨抚捕。上司见贼势凶恶，恐怕发生失误，命令暂且停止出兵。本官回府后，兵夫四散，强贼更加放肆。本年二月初十日，他们又将总速牙官庄一带烧毁，五十多户的牛、马、猪、羊全被抢掠。又据本州丰笃村民阿双、阿习等联名告称：自本年二月初十日起，被法果路、韈卜、高头甸、黑土等寨的强贼者革、者摆、阿寺、阿革、阿少、阿俄、阿必沙者、阿方、阿吐者、讨者、黑者、得阿豆、阿旦赤立等七百多人，分作四哨，攻打杨志聪等寨。其中一哨围困双一寨，抢走马二十八匹、牛四十八头、羊一百三十六只、猪三十多头，掳走男女泥吉、母厄柰黑、柰卜适作、番受阿旦、阿鹗柰自、阿鲁怕防额乃者方、阿弟等二十六人，另抢走稻谷一百多石以及家财、衣物、毛毡等。又据矣勒村生员杨玺的弟弟杨通告称：前面所说的日期，十八寨强贼阿上、阿吾赤普、阿赤、阿希者托等，分批将其管下普特、小黑、旧纳勒、白虐、摆习、初白五村的百姓杀散，牛羊和财物全部抢走。又据禄克村贡生杨仁的弟弟杨定告称：本年三月初三日，十八寨强贼阿摆、阿乂等率领马步兵五百多人，将本村围困焚烧；抢走佃民李章等五十家的马二十七匹、牛四十三头、猪羊一百多头，使全村百姓被杀散。臣切思，十八寨强贼将法果、高头甸等寨的贼首阿革、阿勿、阿摆等，僭称主人、侍长、总兵等名号，每天聚集数百上千党徒，凭借山险林深，不时出没流窜抢劫。今天掳掠一个村，明天杀害一个寨。不仅宁州、通海等地受到祸害，如今本州所辖永白、矣勒、禄克等三十多个寨，也全被攻打焚烧，户口断绝、百姓死亡，幸存者所剩无几，却还留下粮差负担等情形，各项告状都已送到府中。查照先前事例，承奉兵备副使吴便信牌，办理劫掠杀害地方之事。承奉抚按衙门批示：前面所说的事情，牌示本府，责成掌印官会同指挥查俊督率，并会同土舍龙节、千夫长自那以及有名的龙泉、赵成等，酌量调集兵夫、牛丛、火甲，亲自到十八寨等有名贼巢，将有名贼首抚慰拘捕到官，向他们说明朝廷恩威以及杀伐的利害，命令他们改过悔悟。将近来各次被告发的强贼全部押解出官，原先劫掠、杀人及抢夺的人口、财物、牲畜，照数追回赔偿；其余党徒一概不再追究，让他们各自安生度日。如果仍像以前一样顽抗，不听抚谕，就根据时机和形势，设法缉捕，务必将真正的罪贼捕获押解，以安定地方。如果贼势众多强大，一时难以擒获，应当如何处置，立即呈报施行。这道文书移关到任。臣会同临安卫指挥查俊遵奉办理，陆续收到本官为前事发来的关文；又会同牌差、在城驿驿丞郭森、把事尹杰、赵玘，督同弥勒州土舍昂继先、义官段绍先、老人李有也等，携带抚谕印信告示前往各寨抚慰拘捕。不料贼首阿勿、阿利等仍然聚众，又纠合叛逆那代等漏网强贼，在当地凭险逞凶，追赶并杀害差役，不许他们进入寨中，只得回来呈报到任。查得本府历年卷宗中，建水、宁州、阿迷等州受害百姓范程林、范玉鲁、法者、哀者、旧鲊矣等，以及本府弥勒州百姓赵林、杨永、杨受宗、阿丁余、昂杨仲芳、杨志明、何义等，多次告发十八寨、法果等寨贼首阿勿者特、阿利、阿革者个等勾结作恶、聚集众人，不时越界劫掠、攻打村寨，抢夺财物牲畜、杀害人命等重大罪行，案卷中的诉状难以全部列举。如今看来，十八寨草贼滋生，积累罪恶已经多年；近年来多次委派官员招抚，却一经招抚便再次叛乱。当时贼众不过五七百人，尚且凭借寨子险峻、林箐深密而无法抚捕。如今草贼发展起来，骑兵步兵约有三千多人，养成滔天大恶，更加放肆；吹响器、张旗号、披挂盔甲，劫杀百姓、抢夺财物、攻打焚烧村寨，一天比一天严重。被害者已经成为流转的尸体，逃散者都成了饥寒交迫的鬼魂。如今附近贼巢所属村寨有三十多处，妇女恐惧而逃入深箐躲避，男子日夜拿着兵器防守。像这样遗患地方、荼毒百姓，罪恶滔天，神人共同愤怒。这些贼人既然不肯接受抚慰，按法律实在不能容忍。若派巡捕官兵，每处不过三五十人，哪里能够捕获他们？切查兵部关于飞报贼情的事例，其中规定：各地只要有草贼滋生，所属官司就应立即依律调拨官军，乘机剿捕，并火速派人申报；如果含糊隐瞒，不立即申报，贻误军机、危害地方，就依律从重审究。这是职等的责任所在，万一前述贼人更加凶恶放肆，以致防守失误，死罪又如何能够赎免？如果蒙准许，乞请命副使吴便查照抚按衙门历次批词、信牌的事理，命令酌量调集本府以及师宗、弥勒二州土舍龙节、千百夫长自那、龙泉，义官赵深、赵伦等所属民兵五千人，各自备办数日行军粮和炒面。由本职会同指挥查俊督率，本府经历刘勤、土官照磨高世安带领兵夫人等，前往十八寨，分哨驻扎，进行抚慰和捕捉。但是十八寨连接各州地界，到处都有通行道路，恐怕贼人逃逸，又会造成麻烦。前面调集的兵夫自行携带炒面，实在难以长久支持。本职预先向本府及弥勒州富实之家借取饭米约三四百石，行文弥勒州转委维摩州吏目郭澄，会同老人、把事收取发给，以暂时补助行军粮食。

译事情办完之日，申请归还补足。又担心以后用尽便难以继续，均请裁定施行。这些事项绘图详细申报本院。经查，调动兵夫、支用钱粮去抚捕长期作恶的贼众，事情重大；该道官员没有先行禀报，难以在远处估量。牌示本职，立即会同分守官员亲自到该府地方，审察形势，斟酌从长计议后定夺。如果必须进兵围剿，就应当捕治；遇到险要之处，必须占据要害，怎样才能使贼人不至逃逸？若要长期行动，粮饷不可缺少，怎样才能使贼人坐困而死？既不能贪功妄杀，损伤好生之德；也不能养寇自娱，给将来留下严重祸害。只有谋划万全，才可能一举成功。申报中所说应预先准备的事项，应立即处置，呈报裁夺施行。承奉此令，又承奉本院为前事发来的札付，会同镇守、巡按衙门办理。查得十八寨中的高头、黑土、法果、法鲊、六石、足卜、龙潭、路阿卜等村寨，都是藏匿贼人的巢穴，贼人栖身藏匿之处不止一处。澂江、路南、阿迷、弥勒、建水、宁州等府州，都有通向贼境的道路，贼人出没也不止一条路。这些强贼如果再次抚慰而不听，告谕而不从，按法律必当诛杀；出兵也是不得已。如果要害处没有人驻守，寨防分散、军队截击阻遏不住，兵势就不能彼此联络，贼徒最终仍能逃脱。临事时即使善于谋划，没有战败的忧患，却因防守失误、行动迟延，终究很少能取得俘获斩杀的战果。况且军队出动，首先要把粮食裹带好；行军还要考虑后续炊爨供应。如今想要驻兵攻坚，又必须不断开仓供应粮食。现牌示本职以及临元道守巡官，会同计议应当抚慰还是剿捕；命守巡官秘密迅速派人前往澂江、路南、阿迷、弥勒、建水、宁州等府州，责成各有关应捕人员率领当地兵夫，预先把守通往十八寨的道路。兵备官还应酌量选调临安等卫操守官军，支用无碍官银，与守巡官分别在广西府、弥勒州驻扎，再详细斟酌，命委官王鐈等率领土官、流官、舍人，召集所属民兵，直抵十八寨贼巢，振扬军威，昭示刑罚与恩德。如果他们改过自新、改变图谋，俯首谢罪，把近来各案中被告发的有名强贼送出，就依照往年处置夷情的办法抚慰办理；如果再三不听不从，也要随机应变，相机行事，明确赏罚以振作士气，申明号令以统一人心，秘密招募乡导，广泛召集勇于赴难之士。等贼人上天夺去魂魄，我们出兵又名正言顺，他们溃散后无处可逃，聚集之地也会丧失；这样十天之内，凶秽之气就可以消除。如果该府申报的办法不合时宜，各官另行议定处置，随即具呈飞报，请求裁夺施行。承奉此令。查阅卷宗，先前因强贼聚众，白天攻打村寨，杀人掳物，烧毁房屋等事，承奉镇守、抚按衙门批示：据广西府申报，知府张缙关报前事，行令本职会同分守左参议罗方议处。议定十八寨强贼凭险固守、屡次作恶而不悔，知府张缙请求督调官兵设法扑灭，固然是安定地方的上策；但查访得知，本官征调兵夫，已经命令他们自备半个月的行粮，却又向民间大户小户科派银两约二千多两，逼得百姓逃窜，先已失去人心。是否应仍命本官重新勘查，确保不再留下后患，再行申报裁定。这些意见呈报巡抚衙门后，巡抚衙门议称：安抚百姓的事情，不专在于治理盗贼；治理盗贼的办法，没有比禁止贪暴更重要。知府张缙既残酷又贪婪，却想驱使积怨已深的百姓去 临死作战，必然难以成功，必定导致败事。批示本职加以戒谕。其间，本官自知事情已经难以办理，罪行也将要在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败露，于是弃任逃跑。该分守左参议罗方具呈本院，批示命本职会同勘查上报，以便据此参奏。这些文书在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初二等日期办理；正德十五年正月等月份日期不一。承奉抚按衙门批示，据军民舍余范玉杜、见刘宇、郑杲、杨宗美、王能、波美、白林师哄、杨玘悟节、李昊等先后告发；又据临安府、弥勒州、临安卫镇抚孙镇、冠带总旗李▯、曲江巡检司、曲江驿罗台、旧驿千户陈琼、吏目袁栋、百户聂麟、广西府学生员何镛等分别申呈，都是关于劫掠、杀害地方之事。都已经批示，分头命巡捕指挥等官会同广西府掌印官督率，并会同土舍、千百夫长、通把等人前往抚捕。现在承奉前因，查得广西府署印通判王鐈申称：弥勒州管下十八寨强贼阿勿等，历年劫掠人口财物、烧毁村寨，积恶有名，肆行无忌；多次委派官员招抚，却每次招抚后都立即叛乱。如今自正德十五年正月以来，又大肆劫掠，张旗号，杀死哨军，抢夺官马，以致失主纷纷告扰。等到派人前去抚慰告谕，他们又凭借险要地势逞凶，追赶并杀害来使。因此，酌量调集民兵，会同官军缉捕，似乎是相宜的办法。至于所说预先向富实之家借取饭米，委派官员收取以暂时补助行军粮食，又担心以后用尽而难以继续。查得临安卫如今收贮有正德十三年支剰、揭拨余丁银一千六十四两五钱七分五厘，正德十四年银八百一十一两四钱一分；以及通海前前右右二所正德十四年银五百一十四两四钱三分。这些银两都收在官府，属于可以动用的无碍官钱，可以从中酌量支取。于是本职命令通判王鐈、指挥查俊率领本府经历刘勤、土官照磨高世安等，调集本府所属民兵直抵十八寨贼巢，多方威胁、招抚贼人。关于贼人通往澂江、路南、阿迷、弥勒、建水、宁州的道路，遵奉牌札，先已拨派各有关应捕人员率领兵夫用心把守。此外，本职会同分守左参政邓相调拨临安卫官军四百九十员名，云南右等卫协守官军五百一十员名，随军声势推进；并动支临安卫收贮的正德十三、十四年支剰余丁银一千八百七十五两九钱八分五厘，以备赏赐使用。

译他们于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带兵出发，从临安起马，先到阿迷州。因为所经过的道路逼近贼巢，便整顿部署防守民兵。到次月初一日早晨，才抵达弥勒州。据署印知州卢元恺、巡捕指挥查俊分别禀报：贼党人数众多，不肯接受抚慰。本州虽然奉有明文，调集兵夫一千多人，另有路南州兵夫二百八十人，但通判王鐈还在本府调兵，尚未齐集，难以发动围攻。审问头目等人，他们也说兵力太少，难以进兵，因此职等不敢轻举妄动。职等会同审察上述强贼，他们凭险为患已经多年；若要采取万全之计，必须预先准备粮草，调集元江、临安、澂江、罗雄等处象兵、马兵等，约一万名，呈请持旗牌的人员督率前进，这样才可能奏效。但事情需要长期进行，不是早晚之间能够完成的。职等虽然已经发牌给上述府州，命令它们调集兵力听候调用，私下担心农忙即将开始，或者阴雨连绵，再加上天时正值暑热、瘴疠交作，事情又会难以办理。因此只能酌量增加附近精兵，困围并威胁招抚，争取让贼人献出首恶，暂且集中在一处，等有了成算，再另行呈报裁夺。再查，通判王鐈勇于捕盗，志向也值得嘉许；但他把事情看得过于轻易，惊动了贼党。他申称调兵五千，却至今还没有得到一千人，原定二十五日进兵，到现在还没有到达州城，以致各官到了这里，仓促之间难以举事。这些情况具呈到臣这里。查照先前已经分次行文办理的事项，现据上述情况，臣会同镇守云南以及金齿、腾冲等处地方兼提督银场内官监太监史泰、巡按云南监察御史陈察议定：恩德没有比爱惜生命更大的，政务没有比使恶人改化更好的。十八寨强贼属于各夷杂处之人，禀性不同、风俗特殊，把死亡不当回事，以杀人抢掠为能事。往年官府多次勤加招抚，防备他们桀骜不驯，想以羁縻抚慰的办法使其归顺，却还没有成功，附近百姓已经被他们反复吞噬，恶性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正德十年春，镇守、抚按官曾将此事奏报，专意剿捕；然而贼人被杀的首级不过寥寥，而我军却战死百户一员，战死和受伤的兵夫不下百几十人，事情于是中止。盗贼怎会不更加肆虐，地方又怎能安宁？当时兵备等官已经参奏提问，到今天才结案。如今猛虎窥伺内地，藩篱日益深陷；恶狼吞噬百姓膏血而无所顾忌。抚慰，他们已经知道却不肯听从；剿捕，又担心不能成功。伤疮未愈而又受到弓伤，经过其地的人实在难以振翅前进；眼看百姓如同坠入井中，身当其任的人怎能不动心。现今的计策，应当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以谋求善后。哪里只是兵粮应当集结，尤其重要的是先选择好将领。副使吴便查带的支剰余丁银还不到二千两，应当留作军务兴起时赏赐犒劳的费用。如今要调集各属象兵、马兵等一万人，每人每天需要粮一升五合，每天共需粮一百五十石；按一个月计算，需要粮四千五百石，两个月就要加倍。应当在路南、弥勒、宁州等靠近十八寨的州县分屯，以便支用。万人集结以后，应从各府、州、县、卫、所的文武职官中选取有谋略、勇敢、忠诚、勤勉的一二百人统率调度，这才称得上任用得当。用兵贵在神速，固然可以突然出兵来掩袭敌人不备，但事情也必须预先筹划；只有有备，才可以没有忧患。如今将要发生的事情，既然天时、人事难以仓促举动，乘机等待时机也应早作考虑。通判王鐈根据参政邓相等人的呈报，应当提审究问；但正值用人之际，姑且记下此事，等待以后再议。除已经案行都、布、按三司，行文掌印官以及该道守巡、兵备、督粮、督屯等官员查照逐一议处，并请镇守衙门钦降旗牌，督促土兵预先准备，听候相机抚捕，以及将在逃知府张缙的科派情罪勘查上报另行奏闻之外，因这是地方重大贼情、调动兵夫、支用钱粮之事，特具奏本，派承差李载亲自赍送，谨此具题上报。正德十五年四月初九日。《禁科扰疏》。题为禁止科派扰民、使军民安宁事：据整饬金腾兵备云南按察司副使汪标呈报，奉臣信牌办理前事。该官审问犯人董天福，董天福供称：自己是大理府太和县百姓，充任腾冲军民指挥使司户房典吏。本司一切公务，每年由揭拨余丁出办银两，均由指挥陈廉经收支销。正德十四年按例应当朝觐，本年六月内，承蒙巡抚何都御史查验并备文说明，吏部咨文送达朝觐事例，行文云南布政使司，通行所属应朝衙门的土官、流官，应当携带的吏典、书役、皂隶等人员，都依照现定的缠费数目出办支给；不许额外多带一人，多科一文酒席等物，一切从简革除。守巡官到任后要严加访察，凡不顾军民、故意违例科害的，查访属实后，不必等候告发，立即参究。各道仍应将所属官吏领取朝觐缠费银共若干、已经在何处支取，以及其中有无额外科取的缘由，呈报说明。后来转行兵备官，再由其备文行到本司，委派指挥冯鉴带同该吏杨一霑办理朝觐。陈廉本应从前述余丁银中依数支给，但他却命冯鉴、杨一霑照往年自行备办酒食，邀请本司各所、经历司、巡司、税课司、馆驿等衙门的指挥、千百户、大使、驿丞等官员，各自按礼节酌量资助缠费并馈赠路费。

译冯鉴、杨一霑各自得到足够原定缠费数目的银两后，陈廉却想乘机侵盗，又从余丁银中支取六十两，只拿三十两给冯鉴、杨一霑，作为各自雇用夫役、马匹赴朝觐之用。余下三十两，陈廉不应侵盗，却侵吞入己。本年十一月内，承奉兵备江副使牌示，命本司查理朝觐官吏的缠费银两；陈廉又捏称从左等所银差中支取六十两，给官员四十两、吏员二十两，已经领讫，并将这套虚假情况关文行到本司。董天福在户房承办此事，明知其中弊端，却不予查举，反而照原文书写转呈江副使，以致被查出。于是备文呈报本院，牌示本官将董天福提解到官，查审前情，审明后将董天福治罪；至于指挥陈廉等人的赃罪，另行办理。这些供词已经具文呈报到臣这里。除会同审核，依律批行，将董天福照拟发落；冯鉴、杨一霑等候返还后再行查究外，参照云南都指挥使司、腾冲军民指挥使司指挥使陈廉，借应朝觐官吏之名，私自侵盗官银入己，属于违法犯罪，依法应当提审。因其属于军职，不敢擅自办理，所以特具奏本，派承差李载亲自赍送，谨此题请裁决。正德十五年四月初九日。《议国课疏》。题为议论处置国课、以安定边民的事。户部咨文称：本部云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的户科抄件，载臣等前次所题之事。臣等会同镇守云南总兵官、征南将军、太子太傅、黔国公沐昆，巡按云南监察御史万镃，以及都布按三司官员共同查议得知：云南大理等府地方，原来设置新兴等处银场，拨各卫军充作矿夫采掘，每年办理银课。近来因镇守内臣派遣人员采掘，难免从中侵吞，以致每年应办银额不足，于是把矿夫口粮折银办理，又让夫丁承担干认银，共同补足课额。大致每年银场所产不过三千多两，而矿夫口粮、夫丁折办和干认等项竟达二万八千多两。正德六年，镇守总兵官和巡按御史奏请封闭各银场，免除银课以缓解民困，三四年间地方获得安宁。正德九年，澜沧卫军周达妄自上奏要求复开，随即又发生科派骚扰，产生侵欺等弊害。到正德十三年，抚按官又以灾异感召的情势建议封闭银场，该部议定拟具覆奏，但没有得到皇帝批准。本年镇守太监专任提督以来，查得矿夫口粮折办银解送布政司一项，先前因丽江、蒙化、宁州、浪穹等府州县年年拖欠甚多，在铸银解送时，恐怕耽误进京，便借用库中储备边防等项银两二万五千多两凑数解送，至今尚未补还。夫丁干认银解送都司一项，年年夫丁缴纳不及时，官府追逼严急，以至卖儿卖女、破产荡家，接连凑钱补纳；又被经收人员耗费侵用，军民承受横征之苦，国家也没有能够足额征收课银的时候。由于云南地方土人称为不毛之地，物产极少，百姓家中没有隔夜储藏，米谷十分昂贵，总计一年的赋税，仅仅够一年的供给。况且边境容易发生变动，夷情没有常态，事变难以预料，军粮应当预先储备。假如这个地方没有这些银场，朝廷绝不会因少收几千缗钱而有得失；矿夫能够各自回原籍操练服役，则可得到军士一万七千四百零四名；口粮由有关官司收集储积，则可得到粮食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石；夫丁免除干认银一万三千一百多两，用来供养上下老幼，则人人都能各自谋生，感恩之情上达昊天，欢腾之声传遍异域。这样看来，封闭银场，是为地方消除祸害，其意义十分重大；开采银场，是为公家谋利，又能得到多少呢？从事情的利害来说，封闭反而足以成利，开采却正好足以造成祸害。从利害的多少来说，封闭所消除的祸害多，而所防止的利益少；开采所得的利益少，而所遗留的祸害多。这就是此前镇守、抚按官员接连陈奏请求封闭银场，而该部具文覆奏、竭力支持这一主张的原因，大概是权衡少数利益和多数祸害，珍惜大局而舍弃小利，本来就应当如此。臣今天怎敢不再次为皇上说明此事？皇上如果下令该部详细查核议论，必定能够验证臣所说并非虚妄。有人说：奉行公事、执行法令，贵在得到合适的人才。利益没有小到可以抛弃，祸害没有大到可以不去除。臣愿请求将原来拨作矿夫的军士全部查革，分别按照原来的编伍操练服役；原拟给付的口粮也一概免除派给。下令各府州县酌量征收折色银，全部解送布政使司，听其作为备边以及营建宫室的支用。九处银场中，判山窝村、广运宝泉四场，先前因没有矿脉，已经除名豁免；新兴、南安、白塔、白崖、黄矿五场，则查照近来的规例，由镇守衙门下令三司掌印等官，在各府州选任廉洁谨慎、勤勉能干的佐贰官，每场一员，管理招募人工采掘沙矿，办理缴纳国课。如果原来开采的洞口矿脉衰微，不能达到缴纳数额，就听任查勘附近新开的地方，一体采掘。虽然难以拘定额数，但务必将所得全部缴纳解送，这样上可以收取天然自有的利益，下可以避免主管人员为求足额而取盈的祸害等情。奉圣旨：户部知道。钦此。该户部参看并议论认为：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何孟春所奏银矿一事，先前抚按官奏准封闭银场，民困才开始缓解。如今都御史何孟春承受巡抚重任，安定地方本是他的职责。假如镇守等官议定应当开采，他自然应当竭力支持；如果确实看出国课难以完成、矿夫困苦，也应建议免除采办，却反而奏请开采附近新矿洞，不仅是轻信他人之言，而且辜负了任用他的使命。况且银矿所得利益很少，造成的祸害很大。如果准许他所奏，实在恐怕有人假借办理银课，弊端从多方面产生，因而进行科派骚扰、侵吞欺诈，势必如此；不能安民，反而祸害百姓，将来激成其他变乱，罪责归谁？应当按照抄出的条例执奏施行等情，抄送有关司查核。正德六年因地震之事，该镇守总兵官、黔国公沐昆等会同题奏，请将云南大理等府新兴等银场，比照福建等处事例封闭。该本部议定拟奏，奉圣旨准议，钦此，已经通行钦遵。又因遵照旧制恢复银场、以便利军民生计、办理课银、禁绝私采、安靖地方等事，云南都司澜沧卫军丁周达接连奏称，各场封闭，应当恢复开采；该户科将周达参奏，送去审问后递回原籍。

译又因照旧采办银课、以备国家使用并安定地方等事，镇守云南太监张伦奏请准备器具、雇用夫役，开矿采掘、煎炼，办理缴纳银课，以安定地方。该本部议定是否应照旧封闭，题奏后奉圣旨：是。钦此。周达的弟弟周进又奏请恢复开采，也被户科参奏；本部议定照旧封闭，题奏后奉圣旨：你们每每还要议处，议定后再来说。钦此。该本部又议定，仍令镇守、巡抚等官从长计议，作出决定，题奏后奉圣旨：矿场不必实地勘察，只照先年崔安等事例采办，仍令镇守、巡抚等官梁裕等管理。钦此。又因灾异之事，巡抚云南都御史范镛、巡按御史唐龙分别题奏称：云南大理等府新兴等场靠近螳螂、赤石崖贼巢，其中夷人和盗贼勾结为奸，请求仍旧封闭。该本部议定，行文给当地抚按衙门，将正德十二年采办、现存的银课照数煎炼解送京城；正德十三年正月以后立即封闭银矿，停革矿夫，免办银课。题奏后奉圣旨：银课照旧办理。钦此，已经通行钦遵。案呈送到本部后查得：镇守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昆、巡抚都御史何孟春、巡按监察御史万镃分别题称，云南大理等府新兴等场每年银场所产不过三千多两，而折办、干认竟达二万八千多两；请求将原拨充作矿夫的军士全部查革，原拟口粮也一概免派；将新兴等五场在各府州选任廉能佐贰官，管理人工采掘沙矿，办理国课；如果原开洞口矿脉衰微、不能完成缴纳数额，听令查勘附近新开的地方，一体采掘。关于云南矿场一事，前后本部议定具奏，均奉有上述钦依。既然新兴等五场矿脉衰微，利益少而祸害多，彼此已经具奏请求封闭，那么附近新开的地方原来从未采掘，怎么可以创行此举而开启祸端？既然户科已经参奏前情，应当等候命令下达本部后，通行云南镇守、巡抚等官和都御史何孟春等，将原拨矿夫全部查革，归伍操练，原拟口粮也一概免派；把新兴等五场及新开之处一体封闭，每年应办课额暂且停办免除，等到矿脉旺盛时再另行具奏决定等情。题奏后奉圣旨：这些矿场应当开采还是封闭，仍着镇守、巡抚等官查议明白后报告。钦此。钦遵之后，备咨送来。已经行文云南都布按三司，将原拨矿夫查革、原拟口粮免派，以及矿场应否开闭等事，送镇守、巡按衙门查议。过了很久仍未报告，除行文催促外，查阅案卷得知：正德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前巡抚都御史范镛接到户部咨文，内容是遵照旧制专门督理银场。镇守云南及金齿、腾冲等处地方内官监太监史泰题称：前任太监刘昶、崔安等奉敕，不妨碍镇守职务，专门提督本地银场，听其选择武职官员管理办理银课，并限期完成解送。近年以来，降敕命太监梁裕与总兵、巡抚官共同管理，议定委派文职官员办理银课，彼此牵制，难以办事，请求专任提督等情。该本部议定后题奏，奉圣旨：办理银课，准照刘昶、崔安的事例提督管理，写敕书给他。钦此，钦遵通行在案。正德十四年四月二十日，臣接任巡抚，切实考虑前项银场课额利益少、祸害多，地方的休戚、兴革都与此事相关，这是臣的职责。臣到任之初，就立即查议此事，认为这是最应优先办理的案件。案卷中原有镇守总兵官沐昆、前巡按御史万镃按照上述意见所议之文，他们与臣意见相同；臣便与他们共同斟酌，立即上奏请求。臣并不敢轻信他人之言，只是当时臣初到任才一个月，听见和看到的情况恐怕不真实，言语不能专断，若辜负任使，罪责实在难以推辞。如今臣会同巡按云南监察御史陈察再次查议得知：云南地方原设银场，按法应当封闭，这在以往抚按官员那里已经屡次说得十分恳切，该部屡次坚持奉行，也已经十分明确，只求皇上以睿智明断下一道旨意罢了。那些想开采的人无不粉饰其利，以此诱惑圣心；我们这些想封闭的人，岂敢不一一陈述其害，以使上天的意旨得到明白。大体说来，银场所得利益确实很少，造成的祸害确实很多，利益不过十分之一，祸害却达到千百倍；而这十分之一的利益又不能全部归于公家，千百倍的祸害却常常涉及官府和百姓。判山等场，自弘治十二年奏请废除以后，后来又有采掘九次，臣不得知晓。新兴等场自正德九年奏请复开以来，开采附近地方的洞口名目有九处，臣也不能全部听闻。既然如此，附近洞口数年的利益，臣没有参与其事，也不知道其中供给皇上的究竟有多少。臣去年曾奏报新开之处，追究既往已经没有益处，便没有再追查根源，以免烦扰圣听。本年三月初八日，云南府安宁州禄丰县、大理府卫宾川州、鹤庆府白盐井提举司，都分别申报发生地震，而靠近银场的地方震动尤其厉害。臣等已经另行奏报。天下近年来地震的灾变，云南独多；云南地方地震的灾变，又以银场附近最为严重。这实在是由于采掘银矿过于深酷，损伤地脉，致使阴气不宁，所以如此。灾变必然有相应的祸患，祸患应当预先防备。如今螳螂、母喜、龟山一带盗贼出没，百姓饥困，万一形势激变、利益驱动，彼此结伙聚集，必将给境内再次留下大患。臣等各自负有地方责任，即使死了又怎能赎罪？恳请皇上俯从此前抚按官员的意见以及该部坚持奏请的主张，毫不犹疑，早日封闭银场；仍应载入法令，禁止聚集奸徒再次开启祸端，使夫丁永远加强城池守卫，使银米充实仓库储备，地方百姓将无比庆幸，臣等也无比庆幸。因为奉有钦依，矿场究竟应当开采还是封闭，还请镇守、巡抚等官查议明白后报告，事情关系重大，臣不敢擅自专断。因此具本，派承差张时霖捧送，谨此题奏请旨。正德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治理贪官疏

译题为处治贪婪残酷官员的事。臣近日奉到钦颁敕谕：文武大小衙门管事官员，有才能不足以胜任、妨碍荒废政务的；有肆意贪婪残酷、虐害军民的，听凭你们查察属实，轻则酌量情节贬黜惩罚，重则拿问审究。依法应当奏请的，便参奏处治。钦此。臣谨遵奉行。臣到镇以来，至今已经两年。对于地方事务，怎敢不先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又必须依靠属吏贤能，彼此协力共同治理。但人才本来就不整齐，边远之地尤其难以责求完备。居上位的人，应当舍弃其短处而取用其长处，按照器能任用；处在下位的人，若能图求更新、改正旧习，也许可以善终。臣从未轻率荐举一人，也不敢轻率议论一个士人，总要经过较长时间观察，以等待其品行稳定，再在实际办事中考察其真情。至于妨碍荒废政务、肆意贪婪残酷、罪迹显著应当拿问的，臣不敢不施行黜罚。至于应当奏请的，如云南布政司等衙门布政使等官许淳等，近来据布政司呈报，称为预先处置考察后应黜退调任的官员、以防奸弊之事。主管部门实际上只掌握一面之见，而皇上已经具有洞察万里的见识。楚雄府同知萧澄违反条例，擅自征取兵夫，借公务差使之名私下接受贿赂。白盐井盐课提举司提举陈元宪欺诈声称应当进朝敛钱，擅自离开原任回到原籍。臣已经参奏，尚未奉到明确旨意。广西府知府张缙蛮横挑起猡贼事端，开启事变后却不平息，支持暴虐征敛土民，事情败露后竟自行逃走。有关情况臣已下令查访，另行奏报。又查访得知，寻甸军民府知府戴鳌在任时，衙门修理虽有名目，但冒领虚报、侵吞开支的弊病很深；缉捕盗贼似乎有功，但牵连攀诬所获私利不可计算。词讼已经判处罚款赎罪，额外所得岂是官府收入？钱粮经常被加征，其中大多成为私入。并且他有狡猾的家奴戴益，代他收受贿赂；又有奸吏张本全，替他招引贿赂、迎合心意。因为这个狡奴强占娶取民人妻子，便与她的原夫马辉结仇，使马辉死在棍棒刑讯之下；又因奸吏抽取料价，便把祸害假借给别的犯人任亥、羊得等，使他们死在监狱之中。等到查知本官自正德十三年冬天领给由文书离任后，至今二十多个月仍未回来。其他任内侵吞钱财、私害人命、被人告发以及官府替他弥缝遮掩的事情，正在追查，尚不能全部列举。本官不顾公堂长久空缺，水程久被耽误，难道只是拖延畏避吗？还是想希求升迁？臣认为本官领给由后不立即依限回任，即使有一点长处可取，也已经妨碍荒废政务，何况是这样的人呢？他在任内侵吞钱财、私害人命并被人告发，在任官期间只要有一件属实，就已经显出肆意贪婪残酷，何况竟有这样多的事情呢？如果还让他继续实现奸谋，人们以后还会害怕什么呢？国法如同蒙蔽不彰，恳请敕令有关部门再次详细查察。如果与臣所议相合，应立即将本官革职为民；或者按照考察不谨慎的事例，下令让他戴冠束带闲住，另行选任其他官员管理府事；仍等待云南按察司将他任内各项情节勘问施行。这样政务或许可以逐渐修明，凶恶贪婪之人也会知道警戒畏惧，臣幸甚。此事关系到处治领给由后久不回任的贪酷官员，臣不敢擅自办理，因此具本，派承差杨岐凤亲自捧送，谨此题奏请旨。正德十五年闰八月初一日。议论剿除草寇疏 题为多年草寇聚集山林，劫掠杀人、抢夺财物、攻烧村寨等事。正德十五年闰八月十四日，接到兵部咨文，内容是多年草寇聚集山林、劫杀人财、攻烧村寨之事。该本部题奏，臣等会同题奏，本部议定拟奏。本年七月初一日奉圣旨：这十八寨的强盗聚集人众，攻烧村寨，劫杀人财，地方受害十分严重；吴便、张缙都着巡按御史提拿审问。何孟春等议奏地方事务，持守两端，含糊不决，实在辜负委托；着他们赶紧查议妥当，奏来听候决定。如果仍像以前那样怠慢玩忽，导致耽误事机，罪责自有归属。钦此。又因地方贼情之事，该本部题奏；刑科都给事中刘洙具题，本部议定，奉圣旨大意是：边方贼情多年以来，镇守、巡抚等官因循苟且，不遵守成命，处置不当，本应查究，但他们都已经升迁离任，姑且都宽免；抚剿事务已有另行旨意，着何孟春等会同查议具奏。钦此。钦遵之后，各处咨文送到臣的案前。臣照前后奉旨题奏之后，行文得守巡临元道防政等官邓相等呈报：本年三月二十三日，原先委任的备御、巡捕指挥等官李遵等，各自选调附近军民兵夫，跟随各职官员到弥勒州，又增拨本州及路南州民兵，各自率领，前往构甸、者圭山等处；将招抚告示交给把事李和等携带，进入各寨晓谕贼人，不许他们进入寨中。又据巡捕指挥查俊等陆续擒获路韈卜寨贼人一名阿旦，法果寨贼人二名者柰、者宁，言者龙寨有名贼首一名张七，各寨有名的纵贼窝主二名王仲明、杨清，以及贼党二名黑都等，审讯属实后押解上报；还缴获被盗耕牛十一头，因无人认领，发交州里卖得银三十一两，用来发给兵夫行军粮食。四月初四等日，广西府署印通判王鐈、师宗等州土舍龙节等、豆温等乡千夫长自那等，各自率领民兵到达。初九日，责令通判王鐈督率前进。该官呈报称，十二日到达莫索甸扎营，当夜望见法果、路韈卜寨都有火光冲天。第二天派兵出哨：龙节、自那等兵夫为一哨，义官赵琛、番洪、段一青等兵夫合为一哨，土舍昂继先、秦升、杨廷秀、杨志明、何志聪等兵夫为一哨，携带告示前进。法果等寨接受招抚后，发现各贼有一百十多家，已经烧毁逃散，不见踪迹。贼人番洪、昂轩等与自那等人一同走到路韈卜寨的山箐中，遇到骑兵、步兵三百多人，拥来抗拒。

译我方兵士奋勇向前抵抗交战，各寨贼人这才退逃。昂继先、秦升、何志聪等因为见天色已晚，山林竹箐深密，不敢贸然进入。各兵又返回，将高头甸、陆油、木头革三寨的房屋全部烧毁。在附近山箐中搜获贼党二人普的等，带回本营。十四日，没想到龙节、自那等人只想贪图所得，见各寨未被烧毁，不能获得大批战利品，便自行解散逃回，以致广西府弥勒、路南等处的兵夫不肯继续前进。上述情形具呈后，职等暂且命该官带兵退回州里，将龙节、自那等人交广西府提问，并将贼人情况审问报告。另议得：该府弥勒州十八寨地方，四面都是山岭大崖，地势陡峭，中间林木茂密、山箐深邃，又有盘江险溪急流冲绕其下；上下相连二百多里，聚集的贼徒不止三千人。他们依仗险要固守，把那里当作虎窟，拥有肥沃田地却不肯耕种，只凭夷人本性劫掠，不缴纳国家赋税，不服从官府管束。邻近临安府所属建水、阿迷、宁州、通海县，以及澂江府所属路南、江州等州县的军民庄户，没有不遭受他们残害的。先前曾多次调集兵夫征剿，但由于贼巢广大险要，各贼容易藏匿，调来的兵夫又不熟悉当地道路险隘，反而遭受损伤，造成贻误军务的责任。兵夫撤回后，贼人又重新出动，大肆施行各种诡诈，屡次接受抚绥又屡次反叛，实在无可奈何。近来从正德十三年三月直到现在，他们仍然大肆行凶作恶，动辄千百人结群，少时也不下三四百人；有时在本州地方，有时越过前述府州县界，甚至深入临安府，沿大路行进，逼近府治二三十里，张挂旗号，吹动响器，劫杀人财，攻烧村寨、哨堡，杀死官军民兵，抢夺官马，没有什么不做的。以致从宁州婆兮乡直到建水州大曲江、丰乐等乡，从阿迷州部沼等处连接到澂江一带，上下百余里荒无人烟，田粮地土全都长满草木，百姓纷纷逃徙，粮税差役无从办理。其余邻近地方也都时时心怀惊恐，朝不保夕，虽然处在太平时代，却如同身居战乱之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里〕 像这样罪恶滔天，神人共同愤怒。职等亲自到地方，派人抚慰晓谕，不许他们进入寨中；进兵并进行招抚，他们又出兵抗拒。如果不调动大军加以剿捕，将来酿成大患，后果实在难以言说。应当趁现在预先积储粮草，将正德十五年各有司夏税中酌量派征若干折色银，解送广西府收储；如果数额不足，就动支临安府库银收买，临安卫历年屯粮折色银两，委派可靠官员领带银两买粮，收入仓中储藏；又下令附近建水、路南、阿迷、宁州、通海、江川州县，也分别留存本色税粮，或者将预备仓粮食碾米，以备守卫或征调兵夫时支用。臣看得，贼人既不可抚，便决不可不动兵；调兵既多，粮饷费用就更加广泛，只有事先有所准备，才能乘时有所作为。各官所议与本院此前施行的缘由大体相同。除批示都布按三司查议后呈报裁夺外，臣会同镇守、巡抚衙门议定：此前贼人的罪恶已经累积满盈，按法应当诛灭；但恐怕各村寨虽然都称为贼巢，其中难道没有善良百姓？各处夷人、猡人虽说不听抚谕，以后或许知道悔改。查得先年曾奉钦颁诏书：各处强盗聚集作乱，诏书到达之日，官司张榜，允许他们自首；有能擒捕首恶并将党类首领送到官府的，照例升官奖赏，并酌量发给犯人的财产。钦此。钦遵。如今十八个贼寨，如果不再审慎处置，仓促发兵，烈火蔓延之处玉石难分；大军经过，鸡犬也不得安宁。况且此前贼寨分布的地方险远，林箐深密，道路崎岖：东面与建水、阿迷二州相接，西面与宁州婆兮村以及盘江上、中、下三渡相接，北面与路南州母丈矣相接；豆温乡、竹子箐、尖山、小明凹、梁王山、龟山口等乡村寨，和近年来剿捕未尽的余贼唇齿相依。贼人知道自己罪不可赦，天兵即将到来，难免提前潜逃，或者互相窝藏，或者彼此勾引，同恶相助，党徒必然更加繁多。因此仍应张贴榜文，详细开列恩诏，确定委派可靠官员捧持，亲自到达当地，再次抚谕，委婉指示他们回头自新的道路，大开宽宥免死之门，希望他们自新并保全整个同类。又行文布政司，备取所奉恩诏，书写大字榜文数道，责成现今确定的官员指挥张铠、顾浩，千户何经、缪俊，酌量带领军兵，在防护张鉴、顾浩的协助下，前往广西府弥勒州，交给各处土官、流官、舍人，并访取熟悉道路、通晓夷语的乡导，让他们指引，直达各村寨，张挂榜文，使他们改过归化。各寨应将有名的强贼送出，将原来杀人的命案和烧毁房屋按照当地习俗赔偿，把抢夺掳走的人畜退还原主；并让寨中贼党取得保证，立下不再聚众劫掠杀人的重罪甘结，统一缴送报告。何经、缪俊分别前往澂江等府、阿迷、建水、师宗等州，经过十八寨道路地方，张挂榜文晓示。豆温乡、竹子箐、尖山、小明凹、梁王山、龟山口等乡村寨的乡村千百夫长、通把事等，凡有十八寨强贼经过逃避，不许窝藏容留，应就地擒拿送官，照例给赏。上述命令已经通行下达。又据豆温乡百夫长阿完男沙者告称：千夫长自那临阵逃走，致使他的父亲以及夷民阿恕、阿者、马卜沙乃、阿线、杨洪等七人被贼人伏兵杀死，并被掳去盔甲、鞍马；何志聪等也分别来向臣报告。臣看得，近来接连发生的贼情，过去的不能说不严重，将来的更值得忧虑。臣私下恐怕四月十三日的事情中，被贼杀死、掳去盔甲鞍马而尚未报告处理的，不知有多少；而二十三日以后直到现在，强贼再次出动抢掠掳夺，也不知有多少次。前述贼势如此猖獗，暴虐气焰已不可再容，天诛不能不加。

译该道守巡等官如果不趁现在及时处置，专在地方赶快调度，使祸患得以消除；将来一旦获罪，必有归属，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又行文命三司立即令该道守巡兵备、管粮、管屯以及统兵都司，查照此前批行的事理，赶紧议定，分别指定某人、某人前往各处，尽心竭力逐一处置；粮食务必不能有缺乏之患，军兵务必布置得当。假如有什么办法可以招抚贼众，有什么计策可以消灭首领，哪些要害之处应当及早加以防守，乡导应当在哪里及早招集，有罪犯以及被害乡村应当及早勘查处理等。都布按三司据此将查议处置兵粮等项的缘由具呈到臣。臣议定：兵备副使吴便等四月间带兵并进行招抚，率领官民兵夫四千多人，尚且不能使贼人归顺。如今委派官员捧榜前往，守巡兵备官又亲自到当地驻守招抚，如果仍然只是前面那批兵夫，贼人长期凶顽成习，必定仍会抗拒，白白拖延岁月而耽误事机；而且招抚不服就要剿捕，剿捕必须接续粮饷，粮食既已储蓄，军队就可以征调。又会同太监史泰牌示派遣云南左等卫所官舍王昂等，将现在议定的各府州县卫所官军民兵选调出来，按照数额拣选。武定府先调民兵五百名，寻甸府五百名，沾益州五百名，新化州三百名，罗次县三百名，嶍峨县一百名，易门县二百名，定远县二百名，亦佐县一百名，旧越州土舍海潮部下五百名；协同守卫的官军中，云南左卫三百二十六员名，云南中卫三百员名，曲靖卫三百六员名，越州卫五十二员名，宜良所三十六员名，全部令各地汉、土官舍、目把等人员统领跟随。左参政邓相、副使王忠、都指挥同知方仲，拟于六月十二日出发，前往各处关隘驻守，同时进行招抚。其余人员都要置备鲜明器械，在各衙门中经常操练，听候调遣。这样或许可以振扬军威，使首恶不能逃遁，使地方知道警戒，使余党得以及早解散。上述命令已经通行下达。后来又据委派官员云南右、前二卫指挥张铠、顾浩呈报：各职于本年六月初九日出发，前往广西府及弥勒州。本月二十七日，据本州申报，老人王惠、王志聪等领榜前往，在百夫长龙经率领下进入十八寨法果、路韈卜、高头甸、维所等村寨，张挂抚谕榜文，并与贼首阿勿者特等交谈。各贼说：可以把有官职的人员送到我们每个寨子里来，我们才会把现有的赃牛、马匹和人口退还；如果要把有名的贼首送交官府，如今我们已经彼此盟誓，还要增加人员，也难以把他们交出来。王惠等再三抚谕贼人，但他们坚持原先的话，不接受榜文，不听抚谕。实在恐怕发生伤亡，只得返回。到了本职处，又据义官杨瑞、赵林，老人李友也、王仲和等呈报，内容与高世安相同。臣会同广西府署印通判吴奎发牌，派本府巡捕土官照磨高世安亲自前往十八寨，与强贼当面交谈，抚谕他们；如果肯接受抚慰，就把阿勿等擒拿献送出来；如果仍然不服，也要据实回报。此后，各职亲自前往弥勒州，会同署印澂江府通判王鐈，又派土舍昂继先、百夫长龙经、义官赵林、杨瑞、老人李友也、王仲和等携带榜文前往张挂，再次进行抚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月、一日〕 后来据高世安呈报：他督率原先派去的老人、百夫长和后来派去的义官等人到达羊白寨，命龙经村民阿歹者方进入十八寨内的路韈卜等寨，与贼首阿勿者特、阿俗等交谈，说明榜文内容并加以抚谕。阿勿者特等却说：先前已经有两次来抚慰，我们决不会听从了。众贼聚集呐喊，要到羊白寨捉拿职等。阿歹者方跑回来报告职等知道，强贼随后追赶砍杀，职等一同逃命返回。到本职处后，又据义官杨瑞、赵林，老人李友也、王仲和等呈报，内容与高世安相同。臣查得：十八寨强贼屡经抚谕，却仍然顽固抗拒，不容许差人进入寨中，也不接受榜文；他们依仗山势险恶，聚集强众结党，出入劫杀，全无畏惧，各村百姓时时心怀忧恐。如果不预先裁度，难免给地方留下祸患。呈到臣处后，除批示布政司行文该道守巡兵备及统兵官查照计议外，又据守巡兵备统兵官、参政邓相等揭帖禀报：七月初十等日，土舍秦升等擒获强贼者速等九人；土舍禄世爵擒获强贼者鲁等四人，斩获首级三颗，缴获马一匹。

译署印通判王鐈等擒获维所寨有名大贼首阿革及余党一人，又斩获首级两颗，具报禀告到臣。查得另一本卷关于地方事务：正德十一年二月间接到兵部咨文，载户科给事中刘洙奏报前事；前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王懋中曾行文都布按三司及该道守巡兵备官计议，要求呈报详细情况，后来却一直没有报告。臣查出：本院文卷堆积如山，簿书积尘，事情不是官吏亲自交接三司掌印及分守官，交接不一致，情形尚可推诿；兵备副使吴便兼管分巡，却连一个字也没有照办。这导致臣此前失于查核，又重复题奏，均应获罪。除等事情平定后再议处置兵备官、另行查提有关吏员外，又行文三司守巡兵备统兵官邓相等，拘传携榜进入寨中的人员到官查审。如果强贼阿勿等屡次接受抚谕后仍负险固守、执迷不悟，不肯听从，确如指挥张铠等所呈，应当剿捕，立即会同议定日期进行搜剿。原来调集、听候使用的军兵是否应按数调用，仍须酌情选调。如果贼势众多强大而守御军兵太少，原调军兵必须全部调来；不足的数额，是否应从附近土官衙门选调各夷人的象马补充使用，也一并议定妥当，具文呈报裁夺。务必要谋划出万全之策，不能在关键时刻有任何失误。抚剿之后，需要防守、守御等各项事务，也应照刘给事中所奏逐一处置妥当，以便据此具奏，不得苟且从事。上述命令已经通行下达。后来据云南按察司呈报：为预先处置考察后应黜退调任官员、以防奸弊之事，该臣批示，命佥事潘某暂管临安兵备。又据委派官员云南左卫、中卫千户何经、缪俊呈报：六月十一日前到达澂江府，将榜文发给各处张挂晓谕。又据该府经历司呈报：查得该府河阳县梁王山、竹子山、尖山三处，先年剿捕之后，仍有贼党阿邦革等人在那里勾引十八寨强贼出没抢劫。正德十五年四月间奉上司明文，将阿邦革、奴革、阿未等斩获首级，详细申报抚巡衙门。其余贼人近来听说调兵，已经都到府里报到，缴纳粮差并安置。这个月十三日，前往路南州，走到黄草坝，侦察得知哨所下面河中有两只船，立即命哨头必八哥、铺司俞宽等将船扛抬、扣留在哨所。十四日到达州里，据该州回复：所辖小明凹、大尖山、竹子箐、梅子箐、芦柴箐、龟山口、末旧、母丈矣等村，先有罗雄等州以及邑市等县的强贼潜伏在那里，与十八寨相互勾通劫掠。近来听说调来的军队也分别前往各州领取、认领粮饷和差役，并已安置完毕。二十日前到达宜良县所属地方，抚谕该县，县里回复说：查得尖山、明凹、梅子箐、芦柴箐是路南州管辖的村寨，距本县四五十里，过去和如今都有人以盗贼为业；其中清水塘是良民和盗贼混居之处。又已行文让巡捕千户刘昂复查。二十八日前到宁州进行抚谕，据本州吏目史钦的结状称：土舍禄世爵的私庄中，只有哈乐、阿白等村与十八寨相通、窝藏盗贼。哈小、水井二寨善民和恶人各半；西龙山址、开北二寨全是贼巢；阿白寨窝藏那牙寨的贼人歹等；哈乐寨窝藏西龙寨的贼人阿古等；山母多寨窝藏维所、高头二寨的贼人纳亨等；阿金寨窝藏禁非、木本二寨的贼人牛答等；阿勿寨窝藏西黑村的贼人阿番等，都是十八寨强贼目前藏身之处。上述寨子全都负险顽抗、执迷不悟，不服管束，其中黑土、维所、西龙三寨都是十八寨所属的贼巢。又据临安府经历司申报：除已行文建水、阿迷二州查勘，并直接回复守巡兵备衙门转呈外，丰乐、大小曲江等乡村寨，靠近盘江一带，年年屡遭广西府十八寨强贼聚众越界劫掠。如今承蒙调兵前来剿捕，乡民得以安宁，相关缘由已到职呈报守巡兵备官查勘。本职查访得知，宁州土舍禄世爵虽然曾擒获并斩杀盗犯，解送首级交官，但逃到宁州地方的十八寨强贼很多，现藏在各寨，白天登山瞭望，夜间住在架格山洞等处，以上情形已具呈送到臣这里。批示分巡副使王忠：立即防守分守之地并统领军队的官员，务必追查清楚，回报实情，使将来不致发生冒领赏赐、滥施刑罚的过失，从而使官府确有收获功效的实绩。此后，据叅政邓相等呈报：议定广西府弥勒州管辖的十八寨强贼阿勿等，占据险要、倚仗强暴，聚众作乱，世代劫杀，前后已有一百多年。他们邻近的临安、澂江等府所属建水、阿迷、宁州、路南、通海江、川等州县，以及本府州的构甸等地方，无不受其残害。往年他们杀害官军，朝廷曾具奏采取抚慰和剿捕办法，却始终没有取得完整功效，养虎遗患，终于发展到今天：成百上千地结群，骑着健马、凭借强兵，在境内横行，劫掠、绑架、焚烧、杀人，几乎没有一天停止；商贾断绝往来，军民无法维持生计，钱粮被他们消耗，子女被掳去作为囚徒和奴婢，逃亡迁徙的人越来越多，粮差和赋役无法按期完成，乡里萧条，哀声不断；屡次抚慰，屡次反叛，没有人敢于过问。这是太平盛世所不能容忍、必须讨伐的事情。近来奉抚镇巡按衙门具题，要求根据情势采取抚慰和剿捕，同时体察朝廷爱惜生命的德意，不忍立即用兵，命各职官酌量带领官军，先行以武力威慑并加以抚慰，张贴大幅榜文，派官员晓谕他们，令其交出首恶，赔偿抢劫财物，发还掳去的人口，并免除其族类，使他们得以保全性命。本应改过向化、束手听命，他们却仍然像以前一样负险顽抗，不许官军进入寨中，轻率地拒绝榜文。等到多次派通事前往交涉，委曲开导，向他们说明王法、以军威威慑时，他们反而行凶叛逆，率众追赶杀害。执迷不悟。近来通判王鐈已擒获贼首阿革，解送交官；阿勿等仍敢扬言报仇，拥众攻城，以致地方人心惊疑震恐。如果不大力彰明国法，及早彻底消灭他们，凭什么警示各夷、消除后患？但贼势强大，巢穴广大而险要，功业难以迅速完成，粮饷必须大量积储，军民、兵夫、夷兵以及象马都必须调集齐备，才可以举事。大约等到军马粮饷齐集、雨水瘴疠也消退之后，听候明文，按限定日期进军剿捕。如果首恶被擒，余党投首，也就加以抚慰处置，然后班师。

译事情平定之后，应当重新安排防御事宜，另行呈报议定，使进兵不至于苟且行事，而成功之后有长久防御的计划。再据宁州等处土舍禄世爵等窝藏强贼、罪恶深重而不悔改的情形，也应议定处置办法，以消除后患。此事到臣这里后，据都布按三司掌印官、都指挥使刘宗仁、左布政使方璘、按察使陈洪谟等呈报：上述强贼猖獗横行，劫掠杀人没有满足。每当官府前往抚谕，他们便负险顽抗、执迷不悟；既想追杀派去的官员，又扬言报仇，完全违背人道，蔑视天刑，罪恶极重、凶暴至极，人人怨恨，神明震怒。况且奉钦定旨意，已经可以预先筹划抚慰和剿捕的机宜；现在铲除他们，形势刻不容缓，应当增添兵力、增加粮饷，依照原议查照处置。其余事情似乎难以预先确定，都等到临事时根据情势相机办理。以上已经备文呈报，均已行文安排。现又根据前述缘由，除咨文中所题奉钦依的事理外，一并通行钦遵。另据防同镇守云南及金齿、腾冲等处地方并兼提督银场的内官监太监史泰、巡按云南监察御史陈察议定：天地化育万物，要经过肃杀才能成就一年的功业；帝王治道，也要以威武来辅助文德。道义在于禁止暴行，难道本心是喜好用兵吗？广西府弥勒州十八寨的强贼阿勿等，不接受有关官司的约束，不缴纳本分应交的粮税差役，聚众时便各自携带刀枪，出山就以抢劫杀人为业。远近地方都遭受他们蹂躏，往来道路因此阻塞，祸患由此滋生、乱象由此形成，延续多年；他们暴戾放纵，叫嚣冲突，恶行无以复加，罪过再没有比这更重的了。臣等特别想到，他们不过是愚蠢的蛮夷，类别近似禽兽；仰体皇上招抚携带、怀柔远方的心意，俯察臣等保卫边境、安定百姓的用心，不敢犯下因为没有教化便加以杀戮的罪过，所以一向竭尽先抚后剿的考虑。过去罗雄旧越州邑市县等处解散的众人，幸而各自接受安置，得以保全性命。那么这些寨中的顽固之徒，既然坚决不接受怀柔招徕，难道还容许曲意宽宥，使他们再次成为虎患而反噬，像毒疮从内部侵蚀一样吗？决定采取剿灭办法，正是适宜的时机。其他别卷所说的元凶、逃亡者和窝主，现在正诱导他们归顺，安抚那些心怀疑惧的人；如果他们另有异志，等到临事时再处理。或许乘破竹之势之后，自然会有压卵般的优势。最重要的是，三军司命必须任用得人；将领任用得当，军事事务就能成功。左叅政邓相、副使王忠、佥事潘▯、都指挥方仲方略，长期经营筹划，已经历时三个月；奔走劳作的人，常常往来于数州之间，相关意见已写入公文，颇有成算。臣史泰近因镇守之职缺少总兵官，已故黔国公沐昆原来掌领的印信、符验、旗牌，都已交付收贮，正应当坚固守卫防城，谨慎防备意外。臣孟春暂且等待，催促督责粮饷充足、兵力齐备后，应当前往军前亲自调度处置。为此再次申明有关案件，命三司转行各官，通行附近贼巢所属各军卫、有司等衙门，先在贼人紧要关隘、道路、江口派拨官兵等人，用心守把；如有船只经过，立即撤去，昼夜侦察，不许贼人逃出。同时晓谕邻境乡村夷民，使他们知道官军只剿捕十八寨、法果等寨。调来的官兵都已经告诫，必不扰害百姓，大家不必惊疑。如遇贼人逃出经过，能够就地擒获送官，一律给予赏赐；如果贼势太重难以擒获，立即飞马报知当地负责把守道路等官兵追捕。不得结党帮助作恶，不得因私放纵、收受财物后隐匿贼人，也不得妄自捉拿平民，否则自取重罪。一面移文调取先前已经议定、各府州县卫所防选听调的官军：武定府民兵三千名，寻甸府二千名，元江府一千名，景东府一千名，蒙化府五百名，鹤庆府五百名，霑益州二千五百名，姚州二千名，北胜州七百名，邓川州五百名，劒川州五百名，安寜州二百名，镇南州三百名，马隆州三百名，顺州三百名，南安州二百名，大姚县一千名，亦佐县四百名，嶍峨县四百名，云南县四百名，广通县三百名；云南在城右、前、后广四卫官军共七百员。六凉卫一百八十员，越州卫一百员，杨林、宜良二所各一百员，安宁、易门二所各五十员；各处委派的土官、汉官，包括指挥、千户、百户、同知、知州、知县、土舍人等，由张铠等以及高凤等分别管领，都由佥事周愚督率，从东西北各府州县地方进入，防同各官分为三哨：一哨由左叅政邓相、都指挥方仲从路南州拖白村进入；一哨由副使王忠、都指挥方畧从弥勒州火莫龙村进入；一哨由佥事潘▯率领指挥马升等从宁州婆兮村进入。仍要严格告诫，不许扰害经过的地方和邻近贼巢的乡村，也不许在中途退缩停留。进剿捕盗时，如捕获原来被掳的良民男女，都要送官审实后交还原主；有功人员一律给予赏赐。如有违法行为，以及贪图功劳故意杀害良善、泄露消息、卖放真正贼人，临阵不齐心奋勇、畏缩退避、不听调度、轻率妄动而贻误战机者，一定依军法处置。三司领兵官员查照执行。若各路所统官兵有不够使用的，立即具呈请示定夺；仍须先筹划万全，布置妥当，按期同时进军，直捣巢穴，务求一举取胜，首恶一个不留，党羽全部消灭，以安定地方人民。

译如果官军等人立有功劳，就立即查验属实，给予赏赐并登记记录，事情完毕后缴报。凡是进退行动的机宜以及案卷查验中没有完全载明的事项，都听凭各官临事之时根据情况适宜应变办理；尤其必须察看下情，协调同心商议，使士兵不白费劳力，粮饷不徒然耗费。功成之日自然有公论，不得固执己见、不询问众情，坐视事情延误，从而再次留下后患。还应由守巡官查明上述附近曾经抚处过的贼寨地方；如果没有窝藏、包庇有名有姓的凶恶强贼，不必搜捕；如果再次发生变故、帮助作恶，则与法果等寨一体处置。所需粮饷以及随营赏功的银两等物，由布政司掌印官和右叅政晁必登立即筹措发给。另查得臣史泰节次钦奉敕谕，其中说：凡有军机、夷情等事，必须与总兵官以及巡抚、巡按、三司等官共同商议办理。钦此。臣孟春节次钦奉敕谕，其中说：只要有贼寇发生，就应防同镇守、总兵等官同心商议，酌量调遣官军，设法进行抚慰和剿捕，不要让事态滋长蔓延。钦此。钦遵并防同巡按云南监察御史陈察参照办理。另外，考虑到上述盗贼已经由兵部题奏并奉成命，要求根据情势抚慰、剿捕；又查照弘治十三年剿捕竹子箐、正德二年剿捕豆温乡、正德七年剿捕安南长官司贼人的先例，都是一面剿捕，一面具奏，这是因为云南极其险远，距神京有万里之遥，离外国却只有几程路，地势偏远、天高路险，苦于奏章难以到达，又担心风吹草动便容易被仇敌听闻。近来镇守之职既然缺少总兵官，而总兵在往年兼任巡抚，实际掌管军务；如今情况已不同，事情和形势也不相合。臣等私下想到，皇上责备臣等执持两端、含糊不决，是要臣等知道只有果断才能成就功业；又谕令臣等上奏请旨定夺，并说如果仍像以前那样怠慢玩忽，以致贻误战机，罪责自有归属，是要臣等知道不应事事等待中枢制约的道理。臣孟春职专统御，谋划如果不善，实在辜负万重罪责。因为此事关系到调动官军剿捕盗贼的事理，不敢擅自办理，因此具本，派承差李如松赍捧，谨慎具题报告。正德十五年闰八月十七日 《何文简防议》卷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何文简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何文简疏议》卷七，明代何孟春撰，地方疏 题为地方事务。准据兵部咨文，其中说：大同、宣府以及云南等处各该巡抚官员，今年一律免于赴京议事。如果有益于政体、便于军民而应当议处的事件，应当明白分条陈述，派人赍送奏章，由有关官员共同商议，奏请皇帝定夺。所奏事件务必直言、简明，不许虚饰繁文，也不许把本应自行处理的琐碎寻常事情一概混杂上奏等情。题奏奉圣旨批准，钦此，钦遵，相关咨文已备送前来。臣自知本来庸愚，却侥幸担任巡抚，离开内地仆从，身在边远夷地，耳闻目睹当地情形。本应自行处理的事情，臣常常希望尽力办好；至于内心筹划、亲手筹办而不敢擅自决定的事情，实在愿意陈述一得之见。回顾治理此地，忽然已经三年。查得抚属地方有十二件事情，参考众人意见，凭自己的判断决定，都是关系到应当议处的事项，现应明白分条陈述。因此不加虚饰繁文，只以简明的话上报。伏望皇上体念边远荒僻之地，特降敕令有关部门共同议处施行。这样即使不能对政体有很大帮助，对军民也颇为便利。臣不胜拳拳之心。因事关地方事务，现开列成册，具本派承差杨金赍捧，谨慎题奏请旨裁决。具体列举如下：一、查得鹤庆军民府在洪武初年辖有六州：劒川、兰顺、北胜、蒗蕖、永宁。当时由土官掌印，必须辅以流官；因地方广大遥远，所以官员全部设置。后来洪武十七年，改兰州隶属丽江；二十九年，改北胜、蒗蕖、永宁隶属澜沧。本府只管辖劒川、顺二州。这两州完全没有赋役供给，劒川州只缴纳知府的马夫一名，其余柴薪等项都由本府十三里分派供应。而府官和首领共八员，钱粮、词讼等事，知府一人管理已经有余；守御二所的屯粮只须通判督理，其余官员都没有事情可办。又因地处极边，每选一名官员到任，俸禄、柴薪不能及时供给，往往贫困难以存身；民间送旧官、迎新官，又不胜劳扰。因此官民至今常常申诉不便。布政司、按察司分守、分巡官据此呈报，要求本府只设置知府、通判、经历以及现有土官知事共四员，同知、推官、照磨、检校四员全部裁革，使官员不致冗滥，百姓可以休养生息。臣认为，上述府所分管的地域既比从前狭小，设置官员就应比旧制减少。如今事务简少而官员过多，百姓疲困而差役繁重；如果把议定的同知、推官、照磨、检校裁革，以减少冗员、纾解民困，衡量事情和制度，确实相宜。一、查得鹤庆军民府与劒川州相距一程山路，中间清水江巡检司额设官吏二员、弓兵五十名。因为衙门位于深险陡峻的山箐中，四周都是夷贼巢穴。往年巡检及其妻子曾被杀死，吏员、兵丁不敢守住衙门，历久倒塌，只剩空基。官吏至今寄住府中，不过白白耗费俸禄。本州额设弓兵数目很多，随时解送、随时逃亡，文书往返，年中没有一天停止。官府因此受到搅扰，百姓也被其拖累。后来被抢劫的人因没有衙门负责，地方又常常控告临近守哨人员，要求赔偿赃物。因此百夫队长、土军人等只能备用每年例定的谷麦，雇人募兵。幸亏本府宣化关罗罗守把保障一带山路，商贾才开始通行，而巡检司竟成了虚设。布政司、按察司分守、分巡官据此呈报，要求裁革本巡检司衙门和弓兵，官吏起送别处补用，印信缴还有关部门；另委本府能干官员，将附近宣化关等处的罗罗召集二三十家，迁来本巡司所在地居住，负责保障防御。允许他们在那里开垦山地，自种自食；免除一切差徭和供给，不足之处，将原额弓兵应免的丁粮酌量追收，分给他们作为资助，使罗罗弓兵、土军人等都乐于服从，地方没有忧患。臣认为，上述府所属清水江巡检司设置在贼巢之中，不能维持，而雇募附近罗罗却能够防御，这足以说明以夷治夷是可以依靠的。若让这些人在那里居住并供给生活，又听任他们开垦山地自给，再令原额弓兵按照优免丁粮的数额出工食资助他们，更足以坚定他们乐于获利、安心守防的心，而只听从我方约束，确实有益于地方。巡检司官吏一向寄住本府，既不能尽到职责，裁革并起送别补，衡量事情和制度，确实相宜。一、查得大理府宾川州是在弘治年间增设的，所以赤石崖里的各个夷民寨子，户籍虽然属于宾川州，但赤石崖巡检司仍属于云南县的夷民，因此不服所在地巡检司的管束。神摩洞、蔓神寨、白羊市、金沙江巡检司衙门，也都设立在宾川州未设置以前，各司分别隶属赵州、北胜州、云南县、太和县等衙门管辖。后来增设宾川州，各巡检司分属不同衙门，彼此如秦越相隔，不服从差遣调动。因此年间遇到贼人经过，常常导致失去时机、贻误事情。布政司、按察司分守、分巡官据此呈报，要求把各巡检司改隶宾川州统一管辖，使临事时便于调用，有事时可以明确责成。臣认为，上述府所属五个巡检司都处在贼人通行的要道，而宾川州又是贼人出动必然侵犯的地方；手足必须由身体保护，头目和身体的手脚必须靠手臂指挥，不加以统一控制，就不能互相役使。如今既然宾川已经设立州治，那么州治境内的衙门就应归其统属。如果将五个巡检司都隶属于附近的宾川州，以便调用，衡量事情和制度，确实相宜。

译一、查得大理府浪穹县所属十二关巡检司设在万山之中，四周全是夷罗贼巢，道路通向浪沧，盗贼不时出没。洪武初年设有土官巡检张防、李▯二员，掌管印信和巡捕事务；后来二人都因事或患病去世，子孙衰微，如今只剩李▯之后的一名土舍防守管理印信和公事，长久以来已经废弛。又查县属凤羽乡上下江嘴、箭杆场、师并顺荡等巡检司，都有土官，也设置流官，唯独十二关没有裁除流官，因此掌印缺员，捕盗无人负责。布政司、按察司分守、分巡官据此呈报，要求在该巡检司增设流官巡检一员掌印，由土舍李伯琳巡捕盗贼，使公事容易办成，盗贼稍微减少。臣认为，上述府所属该县巡检司的土官既不能承袭职务，土舍一人又不能办事；如果照凤羽乡各巡检司的做法增设流官，就把先前清水江裁革的官员调来此处掌印，由这里的土舍专门负责巡捕，衡量事情和制度，确实相宜。一、查得大理府地方最难缉捕的盗贼，没有比铁索箐、赤石崖等处更严重的了。这些地方巢穴很多，地域广大，山溪险要，但道路彼此相连。南面的铁索箐等九村属于姚安府；中间的禾头等村属于云南县；北面的赤石崖等处属于宾川州。那里地势险要、居民为夷，教化难以到达，而且各寨一向结成亲党，出动时彼此呼应，锋芒无人能敌；退入时分散居住在各自巢穴中，踪迹难以追寻。如果不责成各处负责捕盗的土官，使地方安定，那么各地即使有一两个哨堡、三两个巡检司，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又查云南县原有土官二员，新设宾川州原本没有土官。布政司、按察司分守、分巡官据此呈报，要求把云南县土官杨训调驻宾川州，由官府替他建造房屋，把家小安置在州城中；赤石崖也修造衙门，令他在那里督捕盗贼。当地居民、里甲、徭役、钱粮，均委托他征收并解送州府。磨石旧一带靠近宾川州的地方，多是杨训的庄户；凡宾川州的盗贼，都委托杨训督捕；姚安府地方，专门任用本府土官同知高凤督捕；云南县地方，专门任用本县土舍张太清督捕；各自分界所属地方若有盗贼，各自承担责任，使督捕事务无人缺位，责任都有归属。臣认为，上述府所属地方捕盗，本来就是土官的职责；要了解盗贼的虚实、熟悉地方的险易，没有比土官更合适的。近年土官竟敢把盗贼视为祸患而置之不理，甚至纵容盗贼、分取赃物，一方面是因为责任没有专门落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驾驭土官没有充分运用办法。如果把高凤、杨训、张太清等依照所议调遣，在各自地方责成他们督捕，衡量事情和制度，确实相宜。一、查得大理府云南县楚▯巡检司与十二长官司衙门设置在同一处。先前因为已故土官副长官李应宗懒惰怠慢，不肯住守衙门，常年贪图安逸，居住在你甸弥陀庄等处，衙门只是徒然设在那里，以致贼人劫掠往来人员和财物，内外盐路不通，夷民因为没有生计，往往纠集盗贼劫掠，年年没有一个月停止。布政司、按察司分守、分巡官据此呈报，要求把长官司迁到一泡江以西的孔全桥新哨，增修为本官衙门，统领手下兵夫二百名，照旧免除差役，自备粮食住守在那里，专门把守，不让贼人出没；再把赤石崖巡检司迁到东南俄打喇只苴之间，责成土舍张太清督促附近各村开通从赤石崖直达孔全桥的官道，使轿马能够通行，疏通盐路，西面通往伱甸，北面通往力角，使夷民能够运盐谋生，夷情得到便利。既然有了生计，自然不会做盗贼。臣认为，上述府所属楚场地方已经设有巡检，足以担任查问和捕盗之责；若把那里的十二长官司迁到一泡江以西，以遏制贼人冲突；再把赤石崖巡检司迁到俄打喇只苴之间，占据要害；再从这里开路直达孔全桥，以打通官道；又开路向西通往伱甸，向北通往力角，以便利货物流通和贸易。衡量事情和制度，确实相宜。一、查得大理府云南县伱甸巡检司设在平川，对捕盗没有帮助。向东约五里，石沈江位于自▯浪至十字官道之间，正是贼人必经必出的道路。布政司、按察司分守、分巡官据此呈报，要求把原巡检司迁设在石沈江自▯浪至十字路之间守把，使要害之处有防守，奸细得以遏制。臣认为，上述府所属地方彼此紧密相连，东面小庙山、磨石旧小尖山、力角以东三处，都靠近贼巢，山高路险，山箐深、树林密，贼人常在那里窥伺往来人员，官道因此阻绝。如果把巡检司迁到那里，衡量事情和制度，确实相宜。一、查得临安府石屏州宝秀铁冶所，额设大使一员、攒典一名、冶户二十四户，额定办理铁课一万七千三百九十四斤。到正德七年，本府因看到每年储存的铁斤数很多，而支用数目很少，申报巡抚衙门，获准由本府执行，命本所委派官员估价折纳。每铁一百斤，计价银二钱八分，总价四十八两七钱三厘二毫。每年由冶户办理，缴纳本府储库。由于设置一名官员，每月支给食米一石，一年共十二石；折色米每月二石，折成钞钱数额不等，一年应支银六两有余。一年之中，仅官员俸禄就有这些；逐年计算，所费相当不少，而每年缴纳的铁课还不到五十两。设置一官一吏，却只管理四十多两的铁课，可见缴给官府的少，官府耗费的多，得不偿失。布政司、按察司分守、分巡官据此呈报，要求裁革原来的衙门，把原定铁课改由该州兼管征办，使供给不致冗费而事务也能集中办理。臣认为，上述府所属铁冶所缴纳的铁折银数额不多，而官员、攒典的俸禄粮食逐年积累不少；如果实行裁革，只令该州兼管征办，衡量事情和制度，确实相宜。

译一、查得防化府地方与顺宁府接壤相连，蒲夷因为没有巡检司守把，得以自由地年年越过边界，抢劫杀害本府百姓，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顺宁、防化两府隔界相对，往年虽然设置过备溪江巡检司把守拦截，但本巡检司设在荒山山顶，对事情没有益处。布政司、按察司分守、分巡官据此呈报，要求把备溪江巡检司迁到本江江口，负责拦截过渡人员、盘问奸细，使原巡检司不再徒然设置，也让蒲夷知道有所警戒。臣认为，上述府所属邻境如今正互相申告越界抢杀之事，备溪江口正是他们过渡的地方。如果把原巡检司从那里迁到这里，衡量事情和制度，确实相宜。一、查得武定军民府在元代已经建立学校，后来土官弄积妻商胜任本府事务，学校才废弃。明朝初年天兵南下，商胜出粮饷供军，仍承袭土官知府兼管儒学的事务。当时上司在当地，妇女本来不应受到责望。如今太平日子已经很久，云南的文教大为兴盛，与中原相同。本府距离防城不过两程，府中街市大多是汉人，土军下屯寄种，夷民与汉人相接，语言逐渐改变，应当承袭土官的人也颇知书史。所属州县都由流官管辖，僰人子弟多致力读书。五七年间，有人进入云南府学，也有人进入昆阳州学。父兄耳闻目睹，都有教导子弟的愿望；子弟也都有求学的志向。布政司、按察司分守、分巡官据此呈报，要求把本府东岳庙改为文庙，把梓潼祠改为明伦堂，命应袭土官与各流官共同谋划安排。凡是应当修备的廨舍、门宇，查取所辖和曲等州县中附籍于别府州县的学生员，召回本府肄业；再选取二州一县的优秀子弟来接受师资教育，各自免除其家的一切杂泛差役，并据此奏请建立学校衙门，设置官员督导教育，使夷俗大为改变，真正取得成效。臣认为，上述府距离防城很近，风俗习气本来没有不同；与元江等府那些处在外夷之地的荒远州郡相比，更是大不相同。往年本府土官跋扈无忌，使原有学校逐渐废弛，教化没有成效，才发展到今天。如今元江府已经设有学校，难道能让距离防城两程之外的地方反而成为不受教育的夷地吗？现在应当承袭土官的人已经颇知书史，所辖二州一县又有很多优秀子弟；加以开导引领、规划处置，事情都极其容易，没有困难。如果为他们建立学校衙门，设置官员督导教育，衡量事情和制度，确实相宜。一、查得澂江府潞南州民和乡距离州治一百五十多里，相距要走两天路。我朝过去曾设置为邑市县，虽然后来裁减了衙门，但土地广大，人口稠密，钱粮每年都按期缴纳课税，从没有拖欠。弘治四年，新任知县陶钺嫌县小，捏造缘故，申报巡抚衙门，奏准并入本州。时间久了，民夷距离州治遥远，于是不再知道官府法令，逐渐变得顽固强悍。起初该州派人前去拘取办理公务，他们还只是用财物买通嘱托，希望他们回到防城；如今已经习以成风，公然不出来，甚至拒捕，擅自起兵报仇杀人，官府都不能禁止。将来未必不会因为这一隅之地而给邻境造成忧患。布政司、按察司分守、分巡官据此呈报，要求奏请本乡照旧设置县治。该乡街市、坊厢、公共房屋基址，仍是旧日县治的规制，只是房舍已经被拆去建造哨房，现在需要重新建造。因为本乡依山近水，树木取用方便，砖瓦灰石容易烧制，所缺木匠工食也不多。乡民听说要恢复县治，无不欢欣鼓舞，愿意自行出资办理，不必动用官钱。如果担心官吏、差役的费用，查得本府新兴州三里，知州、吏目各一员；潞南州里分也不过三里，只应设置知州、吏目各一员。而且路南州原来是土官知州，改设流官同知一员加以镇守辅佐；如今土官已经更换，应当把同知裁去，将他的俸禄、柴薪移来供给知县；其余只增加典史的柴薪、俸禄，也不过恢复过去旧制。当地百姓从未因此感到扰累。这样就可以使远近都有统属，夷民日渐遵守规矩，地方可以没有后患。臣认为，上述府所属县，既然近年废弃反而造成危害，那么今天恢复就不应害怕困难。况且土地没有改变，人口没有改变，人心思念旧制，众人说法一致。如果依照所议准许恢复邑市县，就把本乡开垦田地、繁衍人口、分立里甲；裁去潞南州同知的俸禄、柴薪，移给知县；只少量增加典史、吏典等项费用，直接从本乡税粮中编派支给，使百姓服役适宜，粮税差役有了落实之处，上下都得到便利。衡量事情和制度，确实相宜。一、查得广南府维摩、宝山二州都是烟瘴严重的极边地区，选派去的知府、知州以及佐贰官员，大多不到那里赴任，只在防城或临安地方暂住，等待上司差遣。如今上述府所属州，流官知府、知州各选派一员，尚且没有事情可办；如果再设置佐贰官员，放在什么地方呢？又查得云南左、右、中、前、后广陆卫衙门设在防城，每年合计应征夏、秋税粮约十一万有余；这些屯田分布在附近的澂江、新兴、嵩明、晋宁、昆阳、安宁、昆明、江川、阳宗、易门、三泊、富民、罗次、呈贡、归化、河阳、禄丰等府州县地方。往年设有屯仓，按例应委派官员前去收取，但因为没有原先设置的文职官员监督管理，只得从各卫指挥、千百户中选派人员征收。无奈近年来，不才的军职官员中奉公守法的百无一二，致使他们擅自把钱粮折成银色，收入私家，任意花费。等到事情败露、被监禁追赃时，却甘愿受刑法处置，坐等死期。如今被监禁的，有五六年的、八九年的，甚至一二十年的，既不能补完官粮，也无可奈何。

译都布按三司掌印官以及督粮、督屯官据此呈报，要求酌量裁革广南府通判一员、维摩州和宝山州同知各一员；在防城云南府，除本府原有管理有司税粮的通判外，再增设管理屯粮的通判一员，监督云南左等陆卫管理屯田的指挥、千户、百户等官，专门收取各卫夏秋屯粮。其他卫所的屯粮，临到征收时，由三司掌印、督粮、督屯官会同选派附近文职官员监督收取；此前委派的收粮指挥、千户、百户一律裁除，使官员不致滥设，可以节省俸禄，事务能够专门办理，奸弊得以清除。臣认为，上述府所属州司官员到任后既没有土地可管，也没有差事可办，往往空过年日；如果不暂时授予他们署理权力，他们与等待缺额的闲员有什么不同？必须暂时委用，也多少能使他们尽心办事。如果依照所议酌量裁革，将裁去官员的俸禄、柴薪移作增设管理屯粮官员的费用，衡量事情和制度，确实相宜。正德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防御疏 题为防御地方事务。臣听说，养鸡的人不蓄养狸猫，放牧牲畜的人不饲养豺狼。治理政务没有比安定百姓更急迫的，安定百姓又没有比铲除盗贼更优先的。然而官员如果不得其人，百姓凭什么安定？如果没有专门负责的人，盗贼也很难铲除。切实考虑到云南距离京城远达万里，地方又与各夷杂处，深山大泽，实在是龙蛇滋生之地，盗贼祸患并非一处。如东路弥勒州贼首阿勿等、霑益州贼党折苴等，臣已经防同镇守、巡抚官具奏请求征讨剿捕，并根据情势加以抚慰和捕剿。至于西面一带，如大理府宾川州的赤石崖、螳螂、古底等处，云南县的石沈江上七村等处，姚安府的铁索箐、稗子沟等处，都是盗贼巢穴；山高箐深，彼此联络二百多里，频繁出来劫掠，来去没有定时。事情被朝廷听闻后调兵扑捕，往往全都逃散；事情过后撤兵返回，他们随即又聚集作乱，经过多年，实在难以防备。过去议论的人认为，这是因为地方空旷，官司相隔遥远，不容易号召调遣所造成的，想在赵州迷度市巡检司增设一县，以便控制管理；又因为编户数目少，民力不能承受而停止。臣查访得知，该州所辖定西岭驿与洱海卫白崖川城堡相连，村落居住稠密，古代曾是龙佑那开始建立政权、设置治所的地方，古铁柱至今还存在，川原平坦开阔。我朝在当地拨置了大理、防化、景东、洱海四卫的屯田，又有本州九里的百姓杂居，大约有六十多个村庄。西面到飞来寺，计七十里；东面到金鸡庙，计一百一十里。大体说来，前面所说的盗贼有三条出路：从东路出来的，从马喇提外居左一带前往金鸡庙以及姚安地方，经过英武关、小孤山进行抢掠，又回头经过镇南州，顺路抢掠白崖川后返回；从西路出来的，从力角鸡坪关向北抢掠邓川州的罗陋，向南经过飞来寺前往防化地方，也有经过白崖川抢掠后返回的；从中路出来的，从磨石旧经过梁王山进入白崖川，流窜抢掠，或向东或向西返回。这里正好都是盗贼出入的中路，近来曾修建哨所、增添兵力，选派指挥等官统领，凭借居中的位置加以控制，本来是占据了有利地势。无奈军职官员威望轻微，士卒很少听命，其中贪婪的人又多，暗中接受盗贼贿赂，造成的祸害更加严重。臣已经多次按照公案巡行，令布政司、按察司及该道守巡官员查勘处置；他们先后回报，都说不如在大理府增设一名捕盗通判或同知，把当地的青龙铺改设为府馆，令其常驻。给他临时驻扎的处所，授予相应权柄：西面从赵州，东面到镇南州以及姚安府、宾川州、云南县所属的土官巡司、哨堡，全部听其管辖、控制并纠察土官的奸弊，同时审理军民诉讼。一切平息盗患、安抚百姓的事务，听凭他逐步修治兴办，呈报上司详细裁决。仍在盗贼出入三路附近，察看左右适宜聚居的风水形势，修筑堡城，建盖营房，调取各卫土军、民兵，每处兼拨二百名；每人照旧每月发给行粮四斗五升，听其调度，分别委派军职、土官管领守把。飞来寺到沙桥二百里以内沿途，仍都秘密设置烽火台，就近拨给各哨兵夫守望。如果盗贼从飞来寺出来，各墩接连点放烽火，中路、东路军兵便一齐防备应援，或在前面截击，或在后面追击。东路、中路有盗贼出来时，也照此办理。对于贻误战机而不行动防援的人，听凭依法惩治，务必使军兵首尾相互援助，使盗贼腹背受敌；军威一振，盗贼的气势自然受挫。这样，西边一带的祸患或许可以稍稍平息。臣反复熟筹，又多次广泛访察，各官所议的事情颇为合宜。伏望皇上体念边远地方，特命该部议定施行。臣又考察当地盗贼虽然是夷猡所生，但也都是人类，各有土官作为他们的主宰；考察地势险易和盗贼虚实，也必须责成土官负责。例如姚安府地方，有土官府同知高凤、州同知高椿；宾川州有土官知县杨训；云南县有土舍张太清。应当命令他们各自按照边界往来督捕。若姚安地方有盗贼，就责令高凤、高椿追击袭捕，务必捕得真正盗贼，解送上报；如果捕获不到，就拘拿所属的通把，监禁治罪。如果土官暗中与盗贼勾连，替他们隐瞒，应准许增设的捕盗官据实查究处治。宾川州、云南县也照此办理。这样，官员能够得到相应的人，事权不至于涣散；各人专门承担自己的责任，盗贼自然可以逐渐消灭。臣既然负有镇守地方的职责，不能不恳切陈说，只愿圣明留意，臣就十分荣幸。因这是请求增设捕盗官员、防御地方的事理，不敢擅自办理，特具本章，派承差杨金亲自赍送，谨此题请裁决。正德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乞求恢复学校疏

译题为陈述诚意、乞求恩准修复学校、设置官员、颁降印信，以便培育人才、图谋补报国恩事。据云南按察司带管提督学校按察使陈洪谟呈报，奉臣批示查验并准总司移文前项事务，依令催办。据金齿司经历司呈报。据永平县申报查得，本县与永平御前、前右二所彼此相连，官舍、军余都寄居民户，粮差事务完全相同。本县现有已经成材的生员赵完等六名，尚未成材的阮郕等七名，都附寄在本司儒学读书；相隔道路二百多里，实在遥远，往返供应接送困难，以致人心厌倦，士气沮丧。民间俊秀子弟中，在城内以及关厢社学就读的学生，据军民杜闰等联名呈报，有男生杜橒、张绅等四十二名，很值得教养，愿意报名入学。又查本城原来设有文庙一所，正殿塑像齐全，春秋祭祀不缺；两庑、明伦堂、两斋的墙垣也完备，只是棂星门和公廨尚未建盖，地基还在。本县原本是出产木材的地方，容易修理，所需费用不过是工食之资。查得本县赃罚、赎罪以及听解的麦粮银，共有二百二十多两，可以动支。斋舍、膳房、门房、库房等役役，就在本县九里均徭民户中编派。廪禄从本县秋粮中各属官吏每年支用后剩余的四百石米内拨给。俸钞从两所每年办理酒醋、征收课程所得的银一十一两三钱内拨给。关于用人和各项事务，彼此都相应合宜。又据永平御前、前右二所分别申报，军余人数少，差拨不足，不愿依照原议开设学校；他们回报说，这关系到风化教化等事。臣会同云南布政司、按察司二司守巡金沧道左参政邓相、副使汪标议定：永平县与永平御同处一地，军民杂居；该御只有二所，军丁不过一千多人。该县虽然编有九里，但百姓多是阿昌、蒲罗，不通汉语，难以接受汉文化教化；又兼道路处于交通要冲，人口少而差役繁重。先年虽然已建县治并设文庙祭祀，但门房、廨宇等都没有营造，原是因为人才不足，不足以建立学校，所以中止。现在本县典史杨丽金奏请仿照通海、呈贡等县设立儒学一事，详细查考该司回文，实在只是想求速成，没有考虑后患。查得永平生员附寄金齿司儒学一处，只有一十三名，其余社学子弟大都顽劣。那些儿童不过是勉强凑数罢了，目前都不堪教养；人才尚未兴盛，哪里适宜立即设立学校？事情既然耗费钱财，即使勉强建学，也免不了要补充廪生、增加名额。本地没有人才，金齿城中的士人又贪图领取廪禄，凡是应当参加贡举的，必然争先冒充本籍应试，挤占名额。况且设置官员，斋膳的费用、门房库房的差役，都要依靠县里供给，这样只会耗尽贫困军民的财赋，反而供养异乡富裕的士人；百姓不但认为事情不合道理，也恐怕心中不平。再看本司儒学的人才，比起往昔已经相当兴盛，规模可以和一府相比；原来只设训导一员，一旦遇到事故缺少掌印官，不免权且让斋长、生员轮流防守，学生很多而教学废弛。永平生员到金齿儒学读书，道路实有二百多里，往来供应确实不便；他们所说人心厌倦、士气沮丧，或许也确有此事。是否可以转为奏请，将金齿司儒学比照各府增设教授一员掌管印信；永平生员不必到金齿儒学读书，原设训导奉令分教本学诸生，并往来永平提调当地生员。永平原有的官地，也可以为其营造斋舍、膳房和号房；按照实际拥有的廪膳数额，令其分出膳夫银两，常驻学校办理膳食、讲读。当地社学学生，也命令一体考核、讲习。每逢春秋祭祀，师生与县官酌情行礼；人才也可以就地培养。以上意见呈到臣的案前。查照此前本院咨文所准、礼部咨文所准的事项：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永平县应朝典吏杨丽金奏请前事，该部认为，应当令云南抚按衙门督同提学、守巡以及该道等官，查勘该县生员是否众多，附寄本司儒学读书是否道路遥远，详细查明；如果人情、事务、条件相应，就把设学所需钱粮等项议定妥当，具奏施行；如果不堪设学，就径自立案办理。该意见到臣后，臣已经行文查勘。现在据上述缘由，臣会同巡按御史罗玉议定：党庠、术序，是先王造就士人、兴举贤能的地方；家家诵读、街巷歌咏，是国家教化人民、形成风俗的事务。教化应当逐步进行，以期用华夏文化改变夷俗；施教也应有适当方法，尤其重视厚待亲近之地而荐举远方人才。如今金齿司儒学既然人才颇为兴盛，教师教导不可缺员；永平县地方既然学生不多，学校难以仓促设立。其中的曲折情形，确实又如提学及该道守巡官所说，应当斟酌处置。伏望皇上体念边远地方，特命该部再加议处。是否可以准许在金齿司增设教授一员，掌管印信；由原设训导分教本学诸生，其中包括附寄在永平的生员，免除他们远赴金齿读书，令分教官往来提调，并对社学生一体考核讲解。其余事务，全部依照此次查勘拟定的办法施行。经过多年，如果教养已有成效，人才逐渐兴起，户口增多，财力宽裕，足以单独设立一所学校，再行奏请；这样或许可以使将来官员不缺，读书人得以安居，而且学校不是徒然建立，财力也没有浪费。臣除已行文该司听候施行外，因这是督同提学、守巡、该道等官查勘的事务，不敢擅自办理。特具本章，派承差杨金亲自赍送，谨此题请裁决。正德十六年五月十七日。陈述意见疏

译题为《陈述意见，乞求重视天命以兴盛圣治事》。臣听说，国运将要兴盛，是上天命运所眷顾；皇帝的心意被上天记取，众人的诚心归附于此。皇帝陛下在南方藩国兴起圣德，与北极之天相配；藩国的称号显现在征兆之中，无人促成却自然形成；帝王历数的传承显现在广泛施行之中，无人招致却自然到来。陛下应合天符而出现，亲自承受天命，本来就知道天命的重要。自登上帝位以来，心中存有圣治，当然应当思考兴盛圣治的方法。臣身处炎热荒远之地，遥望宫阙，作为草野之臣内心忠诚，实在不胜愚拙。臣私下思量，如今这几个月，在朝群臣从元老直到众位官员，幸逢清明之时，共同谋求竭尽心力。事情的是非，政务的得失，官员的好坏，百姓的安乐忧苦，没有不全部陈述的。法令的斟酌，纲纪的整顿，人才的进退，威权和恩赏的施行，弊端革除、祸害消除，阻塞疏通、积滞涤除，忠臣显明、奸佞辨白，赏赐守信、刑罚坚决，正是时候了。臣愚昧地想，今日群臣所陈述的，心中有万般思虑，口中有万般言语；万般思虑极其深远，万般言语极其丰富，所列条目不可胜数，各项名目也都有所指向。臣远在外地，无法参与听闻，但大略知道他们的愿望，只在于陛下修养德行、勤勉政务，始终不间断罢了。修养德行，是勤勉政务的根本；勤勉政务，是修养德行的表现。修德与勤政并不是两件事。所谓修德，宋代吕公著曾告诫他的君主说：“君主刚即位时，应当端正开端以端正天下，修养德行以安定百姓。修德没有比学习更优先的。君主所应学习的，是观察古代圣人如何用心，讨论历代帝王兴亡治乱的事迹，寻求建立政令、办理事务的要领，讲求爱民利物的方法；这样自然会日有所进、月有所长，德行惠及天下。”《尚书》说：“君王应求取广博的见闻，这正是建立事业的基础。”又说：“念念不忘始终以学习为常法，他的德行就会修成而自己不觉。”傅说告诫高宗的话，不过如此。扬雄说：“学习成为君王的事业，已经很久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勤勉不懈地学习，是因为要学习治理天下，这是君王的事业。因此，从尧舜禹汤文武做君主时起，都勤勉于学习。后世继承帝位、守成的君主，生来骄纵安逸，忘记祖宗创业的艰难，只看到天下太平，便以为祸乱无从发生；有的沉湎于酒，有的沉溺于游猎，有的穷奢极欲，事情小的丧失自身，大的导致亡国，都是因为不能通过学习来修养德行。学习是为了修养德行，而政事也由此建立。因此，修德是勤政的根本。所谓勤政，司马光曾告诫他的君主说：“君主刚即位，正是整顿四海、天下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仰望的时候。如果深深执守谦逊，端坐不言，群臣奏事也不加以裁断，内外的情况能不郁结吗？《易经》说：‘圣人兴起，万物都能看见。’又说：‘天帝从震方出现，在离方与万物相见。’志向不可懈怠，时机不可错失。不回头听察和反复省视，就无法开创新的太平根基；不改变旧有的车辙，就无法挽救衰颓的形势。如今近处有京畿，远处有海边的百姓，都注目于革新，如饥似渴，必须赶快有所作为来安慰他们。各种办事之中，君子和小人的心情各不相同，彼此窥测深浅，互相争胜负。有些事情又应当及早回应。《诗经》说：‘不亲自做，不亲自过问，百姓就不会相信；不询问、不任事，就会使君子受蒙蔽。’这是说，君主勤于政务，无论远近、幽隐显著，都要了解各种事情，做到这样才能治理天下。如果有行动却不亲自办理，有事务却不亲自过问，即使有盛大德行，百姓凭什么相信？不能询问以穷尽事情，不能察看以了解事物，小人就能够蒙蔽君子。” 百姓不相信，就不能安定百姓；不能使君子免受蒙蔽，就不能识别人材。不能识人，凭什么求得治理？君主不怕没有超世的资质，却怕没有求治的心意；不怕没有求治的心意，却怕没有真正好学的行动。修德在于好学，求治在于勤政。因此，勤政是修德的表现。要实行这条道理，没有别的，也只在于识别人材，急切地亲近贤能罢了。孔子说：“舜有五位贤臣，天下就得到治理。”孟子说：“尧把得不到舜看作自己的忧患，舜把得不到禹、皋陶看作自己的忧患。”古代帝王把这些作为首先急办的事务。程颐告诫他的君主说：“君主大体上一天之内，接见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那么自然会改变气质，成就德性。”商代高宗早年长期在外劳苦，后来成为天子，不敢荒废政务、贪图安逸，因此享有国家长久，成为后世君王的法则。周成王十三岁即帝位，起居、言语、行动都十分谨慎，后世守成君主没有能赶上他的。高宗向甘盘学习，由傅说担任宰相；成王以召公为保傅、周公为老师，所以德行昌盛，政绩美善。陛下从外藩兴起，像商高宗一样；年富力强，像周成王一样；但在朝士大夫一向未曾与您相接，文华殿讲学也正在选取天下博学大儒，如今才刚开始。如今既然深居九重宫禁，远离万里之外的人，如果又高高在上、深沉沉默，日益显得威严严重，那么对上来说，自己认为贤明圣德，却缺少涵养熏陶的功夫；对下来说，没有周旋辅导的帮助；在外面那些偏远地区含冤失职的人，又怎么能够让皇上听到他们的情况？地位疏远卑微而怀有才干德行的臣子，又怎么能够自行通达？臣愚昧地希望陛下追法历代帝王的旧典，继承恢复祖宗的旧规；天未明就起床穿衣，辨别天色临朝，每天到经筵讲学，不分寒暑。有时退朝到便殿，选取二三位大臣及各位侍从，再轮流召见进来，与他们从容讨论古今治国之道以及民间人情真伪，使他们各尽胸中所怀。至于文武百官，凡是因有职掌而应当进见的，也一定命令他们上前，给予温和的脸色，留出充足时间，亲自详细询问，曲折周详地了解情况，使下面的实情能够上达，没有阻塞隐蔽；又由此了解他们的志趣趋向、才能资质和所能担任的职务，再加以考核评定。对于经学通明、有操守而不畏惧、魁伟磊落而淳厚茂盛的贤士、年高德劭之士，以及博通古今史传、智谋卓越、可以参与谋划朝廷大计、裁断国家议论的人，陛下应当安排在优闲职位，召入宫禁近侍，使他们专心讨论，以备早晚召见、咨询顾问，秘密地提出可行或不可行的意见；务必使朝廷士大夫中的有道之士和山林中笃行的儒者，不远离朝廷，不被遗弃在野。

译正如程颐所说，经筵结束后，常留下两人值班，白天夜里由一人值宿，只等待皇上不按常时的召见，以便对皇上有所启发辅益。若有人因事故请假，必须与次一级官员互相替换轮流值班。这样，群臣之间将人人都有一句话可以补益时政，人人都有一项善行可以报答君恩，人人都能分担陛下忧劳勤勉的寄托，人人都能副合朝廷委任使用的诚意，不敢苟且偷安、贪图俸禄，只养望等待升迁。陛下也将更加聪明，渐渐受到道义熏陶，成为商高宗那样中兴殷室的君主，成为周成王那样专美周室的君主；德行不待刻意修养就会自然修成，政务不待刻意勤勉也会自然勤勉。有人说：陛下刚刚登临大宝，一天两天之间，万般政务白天已经研读经史，夜间还必须省览章疏，探究尚未显露的隐患，穷尽思虑所未及之处；如果又想同大臣、侍从官从容交谈应答，直到日偏西、夜深时分，仍将不能应付，恐怕不是保养精神的办法。臣私下认为并非如此。治理国家有体要，勤政有关键；政务有本末，事务有大小。只看眼前的人不能看见百步之外，只看百步之外的人又不能看见眼前；提举纲领，万目就会张开；抓住衣领，众毛就会理顺。陛下如果确实修德勤政，识别人材而亲近贤能，臣下中贤能的就提拔，不肖的就斥退，才能足以担任某项事务的就任用他，有功必赏，有罪必诛，先掌握了政务的体要、本根和大事，自然自身不劳累，每天也有空闲来讲学了。至于簿书繁杂，文书格式琐碎严密，核计钱粮，细分毫厘，那是百官众僚所主管的事务。《大明会典》内已经详细载列列圣历朝的品级、格式和成例。陛下遇到有人以这些事项陈奏，只需命令有关衙门查阅、核对、详细审看、斟酌妥当后作出决定施行；即使不亲自留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古人说：“习惯与智慧一同增长，教化与内心共同形成。”又说：“年少时养成的习惯如同天性，长期习惯如同自然。”在可以作为、也正适宜作为的时候有所作为，正要依靠今天。臣所说的重视天命以兴盛圣治，不过就是这些。惟愿陛下裁察，臣对于瞻望依恋、恳切至诚之情，实在无以为任。特具本章，派承差施廷秀亲自赍送，谨此题请裁决。正德十六年六月十三日。请求公平折算俸禄的疏 题为《请求公平折算俸禄以劝勉小官事》。臣听说，子路说：“背负重物走远路，不会选择地方才休息；家里贫穷、父母年老，也不会选择俸禄才出仕。”不计较俸禄而出仕，就是孟子所说的“出仕并不是为了贫穷，但有时也会因为贫穷而出仕”，说的是身居卑位的人。《易经》说：“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人并推及万民。”解释者说，养民必须先有贤人，所以先养贤；养贤又必须有俸禄。俸禄丰厚，才可以要求他们廉洁，使他们安于职守。因此《中庸》论述九条经常之道，其中一条是“体恤群臣”。体恤群臣，士人报答君主的礼意就会深厚，忠诚信实也会加强；俸禄正是用来劝勉士人的。如今官场中品级低的官员，本来就是为俸禄而出仕，如果折算俸禄过于微薄，就没有维持日常生活的资财。人的品行各不相同，他们所学所志，哪里能都自信而坚守？国家想要他们不接受赃物、不触犯法网，就困难了。云南是边远地方，土地贫瘠，百姓多为夷人，水路不通，不能与其他地方相比。府佐以及州县官员都缺额；养马丁夫、府卫州县首领、各儒学及驿递、巡司、仓场、所库、务局等官，地位卑下、俸禄微薄，前来任职的大多是按例被调往远方以及出于不得已的贫老之人；他们携带妻子儿女，离开家乡关塞万里，奔波一年，才到任所。末流杂职官员既少，隶卒又没有马匹，甚至没有可以栖身的住所。到任以后，只得租赁房屋，揭借柴米，全家悬望俸禄为生。到了季度末，具文申告请求支取俸禄；主管衙门一向把这视为寻常小事，过了期限也不给，导致房吏索取钱财不得，办事人员也不给他们禀报供应。这些小官在任所穷困到了极点，有的把女儿嫁给富裕人家以图借贷，有的把衣服典当给别人作为路费。到了办理事务的时候，哪里会不知道畏惧刑法而侵盗官钱、收受赃物？只是顾不得长远，先想着糊口罢了。事情败露、罪迹显明后，监禁、追赃、发配，罪罚并非不当，但他们的处境实在可怜。其余因疾病死亡、丧事不幸而棺柩尸体暴露、妻子儿女流离失所的，也有其人；幸而任期届满，却又因为没有力量返回家乡，只好寄籍州县，终身怀有狐死首丘的遗恨的，也有其人。臣自从抚临此地以来，耳闻目睹的事情不止一件。对这些情况应当为他们清查并处置，情节大略已经施行的除外；近来因筹划粮储而行文，据云南布政司把所属大小文职官员每月支领的俸粮造册呈报到臣。查得布政司等衙门大小文职官员每月支领的俸粮，除本色米以及折海运米外，折算的钞米中，布政、按察二司、云南府、昆明县、都司以及驻镇城陆卫的首领官，每石折银二钱八分五厘；大理、临安、鹤庆、姚安…… 武定、防化等府以及剑川州官员，每石折银一钱三分三厘。楚雄、曲靖、寻甸、澂江、广西、镇沅、广南、永宁、顺宁等府，新化、北胜等州官员，以及所属州县各该衙门官员；安宁五井黑盐、白盐提举司官员；还有云南府、大理等府所属安宁等州、呈贡等县各该衙门官员，每石折银一分六厘。虽然支领名目相同，所得的折算数额却不一样。臣认为俸粮每石折算相同，才应当统一。如今高的每石二钱八分五厘，或一钱三分三厘；低的只有一分六厘。钞钱每贯价格相同，也应当统一。如今高的每贯一分四厘二毫，或六厘六毫；低的只有八毫。轻重厚薄相差如此悬殊。八品、九品官不在镇城衙门，每月除本色米一石外，折钞米银总共只得到二两或一两。未入流官每月总共只得到三钱五分七厘。这些官员靠什么度日？饥饿困窘、逼迫急切，靠什么保全始终？这不是我朝祖宗钦定的折算俸禄通制，也不是古代圣人用来养贤、劝勉士人的常道。

译有人说，末流杂职和儒学官员之外，少数是由科举、贡举出身，多数出自吏胥，哪里值得供养？又哪里值得劝勉？臣私下认为，官职没有尊卑之分，都是承受朝廷任命；职务虽有高下，都是国家臣子分掌职务、管理事务，不可有的得到任命服色而有的却不加体恤。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一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生活保障，尚且认为是自己的责任，何况是与国家治理相互依赖、各有职务的人呢？如今幸逢皇帝陛下更新各种政务，大大施恩于四方，恩泽所到，枯朽之物也同样受到滋润；凡是有出身而任官的人，都想着改过自新、竭尽微薄力量，愿意在报效之时贡献如海岳般的力量。伏望圣恩察看臣的这番话，特命该部详细查考往年云南以及各布政司大小文职官员折算俸禄轻重厚薄的成例，斟酌衡量，把云南边远地方选用的末流杂职官员折俸钞米，或者按照本地某项等级，或者按照其他地方若干分数，略微从厚给付，使各得适中；使小官能够实际沾受恩惠，使外郡与镇城没有差别。两广、贵州等地各布政司小官折算俸禄有差池的，也照此查议筹划施行。这样或许可以使上天雨露般的仁恩实现一视同仁，使下土蝼蚁般的卑职也能效力于万分之一；而那些手持符节、掌握刑斧的使臣，遇到事务时也能够责成官员，遇到犯罪时也能够依法办尽。这对于政体也并非没有补益。因这是请求明确成例、公平折算俸禄以劝勉小官的事理，不敢擅自办理，特具本章，派承差施廷秀亲自赍送，谨此题请裁决。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请求辞免俸禄荫庇的疏 奏为乞求恩典、辞免俸禄和荫庇之事。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一日，接到兵部咨文，事由是捷报。该部题称：据臣等会同题奏，兵部议定，云南十八寨蛮贼阿寺等凭借深山大箐，凶恶地僭称王号，连年抢劫杀人、掠夺财物，骚扰地方。兵部先因都给事中刘洙论奏，议定命镇守、巡抚等官查勘议处，抚慰并剿捕，数年之间一直没有成功。都御史何孟春等奉命督促激励文武官员，统领土官、汉官和军队，分路并进，出奇制胜，首恶已经授首，余党也被削平。这全是皇上圣明的武威神威昭示远近所致。巡抚都御史何孟春、镇守太监史泰，经略周密，兵粮充足，战守都有准备，因而取得这次胜利；论其功绩，实在是他们最为突出。巡按御史陈察同心协力调度，记录查验详细明白，功劳也值得嘉奖。参政邓相、副使王忠、都指挥方仲，方略得当，都有领兵督战的功劳。参政晁必登、佥事周愚，都有监军督饷的劳绩。佥事潘▯、都指挥刘玺、布政使方璘、按察使陈洪谟、都指挥刘宗仁，也都能随事效劳，协助办理军务。以上各官的功劳都可以记录，应当查照近年平定盗贼升赏的成例：何孟春、史泰各加禄秩，陈察酌情加以升用，邓相、王忠等各酌情提升俸级，潘▯、刘玺等各酌情增加赏赐；又查照都给事中刘洙在事变发生前提出建议，使强盗得以平定、地方得以安宁，其功劳也难以泯灭。正德十六年三月初二日题奏，奉圣旨：史泰每年增加禄米十二石，何孟春升俸一级；另外各赐给子侄一人任百户。刘洙事前提出建议而取得成功，与陈察以及邓相、王忠、晁必登、周愚、方仲、方略各升俸一级；潘▯、刘玺、方璘等各赏银五两、纻丝一表里。钦此，钦遵通行在案。关于应当荫赐的子侄，因为没有姓名和职役，特行咨文前去，烦请按照本部题奏奉钦依的事理，将应当荫赐的弟弟、儿子、侄子的姓名咨报，以凭上请荫授等事。臣接到命令后，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臣私下认为，地方上的事务都是臣职责分内应当办理的，盗贼能够平定，并不是臣凭自己的智力力量所能造成的。却因先皇帝俯从该部查照近年各地方平贼升赏的成例，滥行涉及臣等。臣自我衡量，有什么功劳，敢于同各处受恩赏的人一起接受恩赐？伏望皇上容许臣辞免，使臣不至于超越界限、逾越本分，迅速招致罪责和怨尤。臣对于感戴上天恩典的至诚之情，实在无以表达。为此激切具本，派承差张云亲自赍送，谨具奏闻，伏候敕旨裁决。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日。请求关闭银场的第二疏 题为《请求查照原奏，早日关闭银场、免除国课以安定民生事》。正德十四年五月间，臣会同镇守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昆、巡按云南监察御史万镃，共同与都、布、按三司官员查议认为：云南大理等府、新兴等处的银场，屡次因镇守内臣派人员采挖，难免有人从中囊括私吞，以致每年应办的课额不足。矿夫口粮折算办理，又把夫丁的费用折算认缴，合起来补足课额。大约一年银场产出之银，不到应有数额的五分之一；矿夫口粮、夫丁折办认缴的，竟达到十分之七八。正德六年，总兵等官奏请封闭各场，免除地方办纳，地方才稍得安宁。正德九年，被澜沧卫军人妄行奏请重开，很快又恢复科派骚扰，民生受害、侵欺弊端随之出现。正德十三年，镇守太监具奏领得敕令，专职提督以来，每年必定要取足额。矿夫口粮折办银，因为布政司所属丽江、防化等府逐年拖欠，恐怕耽误解送京城，便借用库中备边银共二万五千多两凑数解送，至今没有补还。夫丁折办认缴的银，都司逐年追并催逼，将各土军卖儿卖女凑钱缴纳；又被经收人员耗取侵用，军民遭受横征暴敛之苦，国家也没有按期收到足额课银。

译应当把充当矿夫的军人全部查革，分别照原编军伍操练、备战和服差，口粮也全部免除派给。下令各府州县酌量征收折色银，解送布政司作为备边之用；银场照旧封闭。户部题奏后奉先皇帝圣旨：“这些矿场应当开还是应当闭，还要交给镇守、巡抚等官查议明白来说明。”钦此，钦遵移文前来。臣已经行文云南都、布、按三司，查革矿夫、免派口粮，并令各银场分别呈报镇守、巡按衙门查议，之后一直没有回报，除按时催促外，正德十五年七月间，臣又会同巡按云南监察御史陈察再次查议认为：云南地方的银场，依法应当封闭。从前抚按官员多次陈说，已经十分恳切；该部坚持奏请，也已经说得很明白。大体说来，银场所得的利益确实少，造成的祸害确实多，利益不过十分之一，祸害却常常达到千百倍。而这十分之一的利益，又不能全部归于公家；千百倍的祸害，则常常概及官府和百姓。判山等银场，弘治十二年奏请革除之后，后来仍有采挖，九重宫中的皇帝并不知道。新兴等银场正德九年奏请开放，附近各处以峒口等名目开采，九重也不能全部听闻。附近峒口数年所得的利益，巡抚等官没有参与其事，也没有核实来供给皇上的，究竟有多少？臣等去年会同奏报新开采的地方，那是追论既往之事，既往已经发生，再说也没有益处，不必再详细说明。今年三月初八等日，云南大理等府州县分别申报发生地震；而靠近银场的地方震动尤其厉害，实在是由于银场矿坑采挖过深过酷，伤害了地脉、使阴间之道不得安宁所造成的，应该尽早加以封闭，不许奸徒再次开启祸端；使夫丁永远加强城池守备，使银米永远充实仓库储备。以上意见具题后，直到现在还没有奉到明确批示。臣谨再次会同接管巡按云南监察御史罗玉议定：前面所说的银场，先前镇守、巡抚等官议论开设或关闭，意见甲可乙否，向来不能一致。这是因为镇守太监就是原先奏请开放银场的人，今日难以改变自己的议论。臣等原奏请求封闭银场的事情，始终决不苟同于开采之议。议论开放的人正是把利益欲望推到极处；议论关闭的人则历数祸害，希望以此使上天意旨得到醒悟；两种说法相互矛盾，当然各有缘由。如今幸逢皇帝陛下新承天命，光明普照；先朝各种政务革新，积年奏章在匦函中没有滞留。银场应当早日封闭，只要陛下查出原先的奏章，一句话就可以决定。陛下登基以后，节俭的德行表现在诏令之中，仁爱的声誉传遍众人耳中；富有四海，难道会以几千万缗钱的增减为得失吗？何况没收入籍的罪人财产已经有数以万万计的数目，伏望早日降下诏令，把这件事列入正式法令，令前面的银场永久封闭；地方百姓将感到无比幸运。因这是请求查考原奏以安定民生的事理，不敢擅自办理，特具本章，派承差张云亲自赍送，谨此题请裁决。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日。请求裁革冗员的疏 题为《裁减革除内外冗员，恢复设置守臣府治，抚慰安定夷民，以消除地方大变乱事》。卷查先前因巡抚地方事务，据云南布政司呈报，奉臣批示；又据此前整饬金腾兵备的云南按察司副使刘节呈报，奉臣查验前项事务；行文准许接管兵备副使汪标的牒文到司，臣会同都、按二司查议意见相同等情由，具呈到臣。臣会同巡按云南监察御史罗玉、巡按云贵监察御史席书议定：天下的事情，在变乱尚未萌发时消除它，是上策；在变乱将要萌发时防备它，是中策；等变乱已经形成后才救治，就没有防备可言了。臣深切看到，云南地方都有各类夷人；但是西到大理、东到临安，都是府、卫相互防守，事务有一定规章，赋役有固定制度，所以百姓虽然还不富裕，仍然能够粗略安定。唯独金齿一司，实际上是古代的哀牢郡、汉代的永昌府。考察元代以前，这里一直都是府治；后来元朝致力于经营远方，在银生崖甸创立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该地在伯夷防乐山下，距离金齿司南面一千多里；当地夷人覆亡后，以金箱装殓二齿而葬，所以因此得名，与永昌府完全没有关系。后来元朝因该地难以守卫，改设为金齿卫，移归永昌府共同治理。元朝末年道路阻隔，流官多有缺额，只剩土官通判在任。本朝洪武十五年，金齿卫向指挥王真投降归附；十六年春，附近各夷因不满王真设立卫所镇守、却不体恤府中事务，便共同推举已经退职的土官高公，引麓川思可发夷兵数万人前来进攻，活捉王真，将他的城池全部毁坏后离去。同年十月，云南指挥李观请求恢复设置永昌府、金齿卫，以招抚安定当地。十七年闰十月，朝廷降下永昌府印信，又从南京及各处调发军士一万人，充实军伍，使府、卫互相防守，军民得以安居。二十二年十二月，李观病故后，指挥胡渊以旧城已被夷人毁坏为由，改建新城；因想要自尊自专，便借口民户少、粮饷不足以供给俸禄，于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上奏裁撤永昌府，改金齿卫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兼管军民事务。当时胡渊以筑城有功，意在专擅其权、任意行事，又以指挥都是长官、按单独掌印的惯例无人考选，想使军政世世代代专属自己，却把永昌一府的百姓并入永昌、金齿两个千户所；还有归附府治的良民无所归属，便编立东西太和、陆军等里，直接隶属于本卫。

译本卫所属的施甸等县，以及后来设置的镇夷等州，都被裁撤，改为长官司、百夫长等衙门；只有永平一县，因为是古代博南县，百姓不宜裁撤，便一概隶属于指挥司统辖。当时胡渊倚仗自己的功劳，不愿同府治抗衡，终于实现了他的私下谋划。然而，他亲眼承受过屠城的惨祸，深深结下夷民之心，所以当时索取较少，粮差负担较轻，军民和睦，调发事务也简便；又因为府、卫所有物资都专供一个衙门使用，夷民都很安定，财用也相当充足。后来承袭此制的人肆意贪婪剥削，近城寨落的状况已经不如从前。此后由于麓川反叛，又加上征调，夷民逐渐困苦。到景泰末年，都督毛胜因随麓川出征，知道金齿司指挥供给最为丰厚，便经营谋求镇守之职。有内臣看出毛胜能够获利，监承黎义等人也接踵而来，广泛侵占夷民田地作为官庄，大量掠取夷民财物以供各项费用。边地夷民从此开始无法生活。但当时名目还少，尚且可以勉强支撑；相沿至今，名目逐月增加，典马钱、典军钱以及各种诛求多达万数，官员一露面，动辄就要数千钱，此外还有过江钱、子粒钱、听事钱、家火钱、差马钱、马草钱、马料钱、油刷钱、椒盐钱、料丝灯钱、进贡弩手钱、下京盘缠钱、笼杠钱，没有什么时候能够缴清；又有白米户、马料户、麦子户、柿饼户、香笋户、酒米户、鸡鸭户、牛皮户、柴薪户等名目，无日不在征取。再加上跟役小人百般制造事端、害人为乐，地痞、牢子一时横行，榨取人的骨髓、剥取人的血肉，公然说不顾恤夷民。夷民害怕死亡，没有谁敢不服从。于是强壮者出外做盗贼，弱小者逃入外夷。比如近城的凤溪长官司，如今只剩几户人家，已有两代没有土官承袭，由此就可以看出情况了。与宣德、正统年间相比，环城百里内的夷民已经十亡八九；与成化、弘治初年相比，二三百里内的夷民也减少了六七成。那些无法逃走的人，赤身裸体，以草为食，挖山求生，气息奄奄，死者无数；上下官员却交相征取，丝毫不以为异。施甸夷民受害到了极点，甚至想要发动变乱。正德十年三月，城门因此白天关闭；正德十一年，太监住所曾被攻围。直到如今，木邦起兵夺占孟定府，又起兵进入陇川、临芒市；又起兵进入湾甸州，该州距离永昌老徭寨仅四十里；孟养又起兵渡过金沙江，凿山开路，从茶山直抵腾冲；孟密还敢要求宣慰司转交缅甸书信，说什么“你们侍长派刘京官来拜见”等话。臣访问地方官吏和年高有德的老人，他们说：自从讨平麓川以来，至今已经八十多年，从未有夷人这样侵犯，实在是因为金齿、腾冲二司的军官无能，又仗恃镇守内臣和将官暗中为他们撑腰。附近夷民受害后，不过是各自逃往别处诉说怨恨，而那些地方又加以招纳，使他们的势力更加壮大；既知道二司空虚疲弱，又完全了解二司的贪婪残暴，而内外守臣还年年下番诱骗夷人交纳宝石，月月设法欺骗索取金银，于是使远方夷人产生凌辱轻视之心，逐渐兴兵试探、准备作乱。如果不及早处置，实在担心大变立即发生。附近夷民本是二司的藩篱，如今都怀恨入骨，藩篱已经撤去了；附郭军民是地方的根本，如今都痛恨忧苦，根本已经生病了。藩篱和根本都已败坏，大变本来就不会远了。臣承蒙接受巡抚的任命，忧虑如同火烧，坐卧都像在毡毯下藏着针一样难受。我广泛采集意见、询问各方，众人都说：防守城池既有镇守云南以及金齿、腾冲地方的太监，金齿、腾冲地方又有镇守太监；防守城池既有镇守云南总兵，金齿、腾冲地方又有镇守防将，一处有两名镇守官，政体本来就有不便之处，官员过多而扰民，百姓的苦情实在难以承受。往年金齿、腾冲的镇守时设时罢，只是因为旧制中本来没有这一职位，又属于冗员。如今夷民十分艰苦，边事又多有祸患苗头，镇守官员不同于其他文职，即使完全没有搜刮渔利，最终也会造成供给上的烦难；没有他们，看不出有什么损失，却能看见他们带来的危害。能够裁省一天，百姓就得到一天的宽松；能够裁省一年，百姓就受到一年的恩惠。今天替金齿、腾冲谋划，只有裁撤前面所说的镇守内臣和将官；裁撤之后，仍然恢复府治来抚慰安定百姓，这样内患可以消除，外部变乱自然平息。臣以此事考察前十多年，巡抚等官本来就有比臣更早忧虑此事的，曾经上奏二三次陈述过。但有关部只照常令云南镇守衙门查勘上报，却没有想到镇守衙门的太监同类一心，总兵与防将结为一体；镇守官在附近夷民那里每天取得的财物，必定以千以万计；从远方夷人那里每年取得的利益，则无人考核、无人稽查。他们既然只图自身获利，谁肯为国家办事？一旦接受查勘公文，反而更加恐吓夷民，声称要治罪诬告者，倒过来说是在替他们解释；又派官员到各寨逼迫夷民索取请求留下镇守官的保证状，不愿恢复府治的甘结，还命令各处摊派、准备礼物、磕头行礼。因此夷民更加畏惧，积蓄的怨恨也更加深重；二司的剥削更加肆无忌惮，声势更加嚣张，这不仅无益于平息动乱，反而正是在促使祸患发生。如今幸逢皇上入继大统，圣明声誉日益显著，天下都更新了见闻，百姓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太平，所以臣才敢竭尽愚诚，希望消除变乱。臣近来恭敬看到登极明诏，其中规定：自正德元年以来传升、乞升的大小官职，一律裁革。各边凡属正德年间新添设的分守、守备内臣，诏书到达之日立即回京。分守、守备内臣将官若在正德元年以后改用镇守等名目，兵部应查明上奏，予以改正。谨此请求，前述镇守金齿、腾冲太监和防将，也应列入裁革并立即回京、查明改正的规定之中。请求敕令兵部早日施行。至于恢复府治一事，更希望圣明俯察，不被群议迷惑，由皇帝亲自裁决。应交户部查考前后巡抚、巡按的奏词，查明不应设置镇守的缘故，以审察实情，不要再交镇守衙门查报，以免造成掣肘的困难，反而留下祸患。应将金齿司所属永昌、金齿两个千户所的夷民，以及附郭各里的百姓，仍按旧制恢复设置永昌军民府统治。再请求敕令吏部精选四川、湖广、贵州三地有守有为、进士出身的知府一员，举人出身的通判一员，推官一员，经厯司经厯一员，照磨所照磨一员，司狱司司狱一员，令他们领受印信，立即前往到任。

译原来划归各州县的长官司及所属衙门，都等知府到任后，按照人民户籍多少、地理远近，依旧分别设置为州、县、长官司等，另行上奏请求铨选官员、颁降印信。腾冲司原本也是府治，后来改为腾越州和腾冲守御千户所。当时腾越州隶属永昌府，腾冲守御千户所隶属金齿卫，后来仿照金齿改为军民指挥使司。如今它造成的祸害也同金齿一样；如果金齿恢复为府、卫，腾冲也应恢复为州或县，将司改为卫，使土军和土民互相防守、共同管理。其大小事务也应仿照金齿依次办理。至于公堂、衙署等房屋，臣已经访查到两处空闲地方，房屋很多；镇守内臣将官离去后，各有关官员到达，完全可以不费力就准备妥当。这样，附近夷民自然可以安定，远地夷人自然会畏服，大变这种不可挽救的灾祸，也就可以坐等它自行消除。不仅可以暗中消除将来的祸变，还可以把利益恩泽广泛施及永久。臣请略加陈述：原来两司都是指挥、千百户等官，凡是收取钱粮，都先拿去阿附奉承权势，因而偷偷收入私家，全部花费掉。等到盘查时，就说是借来充作账面上的钱粮，随后又偷取出去；等花费事情败露后，监追到死也无处赔偿，因此守巡官无法依法治理。将金齿、腾冲的官银多解送大理府库收贮；如今恢复府治，就可以免去寄存大理，既能省去五日的押送时间，又可以应付紧急需要，这是第一项好处。又凡是接受委任去抚慰夷人、审问诉讼、征收钱粮等事务，竟然没有一件不是由不识字的人办理；地方诉讼和钱粮也无法办集。如今恢复府治，就有人承办这些事务，各项事情都容易办理，这是第二项好处。又永平县以文职县治受军卫统属，民情上很不方便，而且那里还设有学校、招收生徒；提调官却只是一个愚蠢的武夫，哪里能够振兴士类？如今恢复府治，府、县上下承接，有司的体统各得其宜，金齿司学仍恢复为府学，士类也各有所观感，这是第三项好处。又驿课、巡司缺官而不报，各方还要花钱买通求得署掌；如今馆驿每天折算干办公费二两，而供应物资还要从外地取得；税课征商超过常额，课额却仍有亏欠；灾异屡见，也不敢上报；吏员长期服役，也不愿起送。如今恢复府治，就能使官职没有空缺荒废，馆驿得以恢复，税课可以减轻，商贾可以通行，灾异可以得到警戒，吏役可以恢复正常，这是第四项好处。凡元宵烟火、料丝灯等，都要从操办处支银五十两制造；永昌所又到处向夷寨摊派。春牛、芒神天下同样制作，如今还要多造两份，交由承奉分派给夷民各坛祭祀；只有衣冠和祭祀时分食祭肉，却还要售卖、补贴两倍，分送给跟随官员的地痞、牢子等人。如今恢复府治，这些费用也可以断绝，这是第五项好处。又金齿没有鱼利，比较大理还不如；但东湖各塘坝、河池所产的鱼，市场上从不缺少出售，南北河道每年运来的竹木也从不缺少进入，而鱼课征收和抽分所得的利益却都流入私门。如今恢复府治，财用自然充足，这是第六项好处。过去官舍、军民之家如果有不得已要在丧期嫁娶的，都在夜间举行，只怕被人察觉。如今指挥等官向官府禀报后，便任意举行婚嫁，有的父母去世后三五日便白天婚娶，有的半年内白天婚娶，鼓乐喧闹，向街市夸示；众人都羡慕并送贿请求，把这当作荣耀，人心完全丧失，风俗彻底改变。如今恢复府治，这种弊病可以消除，风俗可以恢复旧样，这是第七项好处。恢复府治，能够消除祸变的大患，永久的利益又如此之多；然而十几年前巡抚等官已经提出，却没有作用，镇守衙门查报后竟然格拒不办，这件事的原委可想而知。臣如今幸逢圣明登极，政事全面更新，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绝不能错过。臣在这里考虑此事已经三年，忧虑深重；如果又畏首畏尾，不把它全部陈奏出来，岂不是上对不起所负的责任，下对不起地方百姓吗？臣还担心有人想专擅地方权力来谋取利益，或者希望地方发生变乱以借此激发功劳，因而从中曲意阻挠。臣请逐项驳斥这些说法：如果说永昌府是太祖高皇帝时裁撤的，只应遵守旧制，不宜再次恢复，那么胡渊裁撤府治时，府学也一并裁撤为足食仓了。为什么自正统以来，历代圣君又因臣下请求，按照府学的旧例恢复设学，一直到今天呢？如果说金齿、腾冲地界连接外夷，规划已经确定，忽然恢复府治，恐怕兵力薄弱，不能控制防守；那么现在临安同安南接界，比各夷距离金齿更近，安南的疆域直抵南海，比各夷的宣慰司更强大。临安因为有府、卫，足以控制强大的安南；金齿却不是这样，正是由于司治贪污，才常常引起夷人想要变乱。如今有永昌府、卫相互防守，又加上腾冲作为外部防线，难道还不能控制几个宣慰司辖下偏远的夷人吗？如果说民户太少，不足以按一府的编制供应皂隶、门子、库役；粮食太少，不足以供给一府官员的俸禄和粮饷，那么查考如今裁去镇守衙门后，隐占白米户的丁力，足以暂时充当皂隶、门子、库役；私下收纳的白米数量，也足以暂时供给官员俸禄。何况还有三十寨的秋粮以及各里的民赋民役呢？如果说从来没有缓征、权宜处理的成例，那么如今云南的大理、防化、景东、楚雄、临安、曲靖都同时有府有卫，这就是现成的成例。况且内地之中，只有临安、大理两府是上等之地，民户、财产、田亩才同金齿、腾冲相等，其余各府都因偏远而不能相比。何况如今夷民困苦到了极点，大变将要兴起，救火救溺如果稍有迟延，祸患必然发生，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哪里还能拖延呢？其余安置处理的细防事务和曲折情形，不是这份奏本所能全部说清的，臣已经同布政、按察二司官员昼夜计算筹划，全部安排妥当，确定可以在大患萌发之前消除它，把利益恩泽施及永久。如果有一项没有奏效，臣愿以万死来谢罪，承担妄言轻举之罪。臣恭敬祈望圣恩怜悯百姓长期遭受荼毒、无处控诉，洞察民情已经将要酿成祸患但尚可消除，迅速施行刚断，俯赐允准，那么地方幸甚，百姓幸甚，臣等也幸甚。因事关裁撤镇守官、恢复府治、抚安夷民、消除地方大变的道理，臣不敢擅自办理，特此具本，派承差郭景文亲自携送，谨此题奏，请求裁决。正德十六年八月日。《何文简疏议》卷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何文简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何文简疏议》卷八，明代何孟春撰：《陈革内官疏》。题目是陈述镇守内臣给地方带来祸患的事情。正德十六年八月初四日，臣按节次恭敬接受诏书：第一，各处镇守等官违反规定奏请带领人员，到地方上征敛财物；当地官员又乘机以一分为名征取十分，贪利成风，以致百姓受害，实在令人痛心。诏书到达之日，凡超额奏请带领的人员，立即各自回原卫、原籍，闲住或听候差遣；违犯者，准许巡抚、巡按以及按察司官员查访上奏，拿捕审问。镇守等官更替时，仍照旧例书写敕书，不许干预钱粮、诉讼，侵越各衙门职掌；也不许借进贡之名，编取皂隶、摊派银两，扰害军民；额外进贡一律停止。第二，自正德以来，刘瑾、钱宁、江彬相继擅权，京内京外各衙门弊政很多，诏书不能全部记载的，议定后上奏裁革。钦此。臣谨敬遵奉。臣查得，正德八年十月间，兵部发来一件咨文，题为陈述情况、请求恩典以便利镇守地方事务。该部题奏说：镇守云南以及金齿、腾冲地方的御马监太监梁裕奏称，到任以来日常所需，只靠俸禄米五升；奏请带领官舍五人，每日支给口粮七升五合，还不够一天使用；其余随从没有口粮，舍人二十名缺少粮食，生活艰难，希望按照前任镇守太监钱能等人的先例，拨给柴薪、军伴等项供用。兵部议称：镇守内外官员按例应有军伴二十四名，此外并没有拨给柴薪、皂隶的成例。是否应令云南巡抚都御史会同巡按御史，调取查考前任镇守太监钱能等人是否曾奏请并奉准过此项成例；准许在所属府、州、县编派柴薪、皂隶若干名，后来在何年何月何日又曾奉有成例予以查革；如今是否应当拨给，请一并具奏，听候裁定。题奏奉先皇帝圣旨：只照钱能的成例办理，不必查考。钦此。臣谨敬遵奉，已将咨文备送前来。前任巡抚都御史洪远通行之后，都御史王懋中、范镛以及臣相继接任巡抚。臣访查得，往年镇守太监钱能、张威仗势贪财害人，直到现在人们还恨得咬牙切齿。拨给柴薪、军伴等项，都是他们开创的先例；后来太监王举、覃平、刘昶、崔安、张伦等任镇守时，又接着把它变成成例。太监梁裕奏请依照前任太监的办法拨给，正是在刘瑾、钱宁、江彬相继擅权之时，正属于应当裁革的弊政。但如果要镇守太监衙门自行议定裁革，不免迟误。臣广泛询问、秘密访查年高老人等人，他们再三才说：云南过去没有镇守太监，百姓和夷民都安乐。自景泰年间太监到来以后，取用的财物不可计数。每年在云南左等六卫、曲靖、平夷、大罗、六凉、越州、临安、楚雄、洱海、大理、澜沧、防化、景东、易门、安宁、定远、中屯、姚安、宜良、杨林、马龙、木密二十七个卫所，编派柴薪、军伴、大认、小认银，共三千三百八十七两。左等六卫征取稻草、青草以及屯田稻草银五百两。澂江、元江、石屏、南安宁州、建水、罗次、禄丰、易门、河西、广通、嶍峨、元谋十三个府、州、县，征取子粒银五百二十八两八钱。昆阳、昆明二州县征取门子、皂隶、菜户、松子银一百六十两。个旧锡场银二百五十两。近城的西南二坝、菜海子、石厂、大西门、二马房、北门外窑地、石虎冈租银，西海子的芦席，呈贡县草场，以及洱海、蒙化二卫的租谷，共银三百七十二两一钱。罗罗关、归化县以及近城地区，征取鸡鹅房、鱼塘银四十五两。洱海卫、武定府、寻甸府征取羊毛银三百二十两。左、右、中、前四卫以及元江、元谋、禄丰三府县征取酒米八百八十六石，折银一百七十两。归化寺、石虎冈、路南州、东沟、龙王庙、昆明县、澂江、嵩明、归化、宜良四府州县，以及杨林、宜良二所，征取子粒、租豆酱、麦，共二百五十四石。广备仓征取马料银七十二两。楚雄卫征取麂皮三十张。武定府银九两。临安府卫、景东卫征取纸札银八十五两。大理府卫、防化卫征取奏表尺、夹牌、榜、手本、单纸，共三万七千四百张，墨一百二十锭，笔一百五十枝。临安、元江二府，临安卫、纳楼长官司、禄蓬、普台五亩三寨，征取新槟榔五万个、干槟榔二万七千串。临安府卫征取蒌子一百斤。黑盐井以及广通县鼻板冲征取食盐银九十两。和曲州灶户马文林以及加常村征取硝盐，共三千六百斤。广通、禄丰、永平三县，以及永平御和南平关土官巡检，共征取鸡鸭二百斤。武定、新兴、晋宁、昆明、易门。

译江川、河阳、河西、罗次三泊十个府、州、县征取鸡鸭和工食银九十五两；云南右、中二卫征取蜂蜜一百九十斤；左、右、中、前四卫征取猎户银四十两；昆明县征取酒米，以及捕猎、看守草场、数珠等户的丁力，共二百七十九丁；澜沧卫征取腌腊余丁六十四丁，共办理银四百余两。这是计算一年所得。除槟榔、硝盐、鸡鸭、纸札、蜂蜜等名目进贡费用尚未估价外，柴薪、子粒、租米等银共有六千五百多两，米、豆酱、麦共有一千一百多石。各地官员乘机摊派征敛，没有不狠心加害所管辖百姓的；受害的军民逐年办理缴纳，没有谁敢吐露实情、向法司申诉。云南镇守太监如此，其他地方的内臣也可以推知；云南地方受害如此，其他地方受害的情形也可以推知。臣在正德十四年十一月间因公务查得，云南都司每年办理镇守太监进贡的棕衣、锁索、杠架、油纸、笼罩、黄红毡毯、铜环、小嚼、脂皮、草辔、旗仗、什物等银一百八十五两四钱，便命分守安普道会同议论，裁减一百五十六两四钱，只保留二十九两，十份中已经减去九份。以如今听到的情况计算，二十份中还没有去掉一份。如今幸逢皇上登极，明诏颁布，属吏改变了看法，宪台的权威也更加受到重视，臣得以查访出前述镇守太监衙门每年办理的银两、每年摊认的军伴丁夫，现正行文云南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三司查革处置；并将金齿、腾冲镇守衙门所有科索项目及应当裁革的缘由一并具奏。只是考虑到在革新之时立法容易，而在长久以后守法很难。成化年间钱能镇守云南，巡抚都御史王恕凭借德望多次上书陈说，最终却没有能够伸张；正德年间梁裕镇守云南，巡按御史张璞以风纪裁断同他争辩，遂被梁裕陷害，未能伸张。张璞当时有公论，最终成为名臣；被梁裕陷害的人却无人申救，最后死于诏狱。圣明在上，从今以后万万不会再有这种忧虑；然而要堵塞水流，必须先从源头做起，要除去野草，务必连根拔除。近日言官上奏请求裁撤镇守、巩固国家根本，所指陈的镇守太监成为地方祸患的情形，想来已经说得十分详尽；但奉圣旨说：各处镇守官属于旧制，令有关衙门知道。臣听说，各处由内臣镇守始于永乐年间，当时只有辽东、开原以及山西等处；宣德以后，各边相继增设，沿袭到今天，这并不是太祖高皇帝的旧制。陛下为什么还要对此疑惑，认为镇守不可缺少呢？今天的天下只担忧镇守太多，并不担忧没有镇守。认为设置镇守有益吗？今天的天下只担忧它造成祸害，看不见它有什么益处。既然如此，镇守并非旧制，本来就应当裁革，这是明白的。云南镇守太监始于景泰年间，比各处更加不是旧制。前有钱能，后有梁裕，他们诬陷巡抚、巡按等风宪官，挫伤其气势；王举、覃平、刘昶、崔安、张伦等人因此得以磨牙争肉，肆意妄为、毫无顾忌。当时他们取用的财物，还多于臣如今所说的数额。现任太监梁裕镇守云南，正好应当调回；新任太监史泰镇守云南，幸好还没有说已经到达。如今正值革新的时候，也是立法的开始，臣既然已经提出行动，又有谁会不听从呢？然而经过长久以后，能够守法的人，臣私下认为那将很难。臣恭请皇上振奋非凡的资质，成就大有作为的治理，将各处并非旧制的镇守太监全部查明调回。地方有事需要用兵，自有总兵官负责；其余军马、钱粮以及官吏、民人、夷人的事务，一律责成巡抚、巡按和三司等官办理。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以及三司等官，如果确有显著功劳，朝廷应立即提拔并优厚任用；否则就加重罪责，迅速罢免。这样，地方祸患可以消除，天下百姓和夷民都会感戴陛下与民更新的恩德，直到万万年无穷无尽。臣亲眼看见、亲耳听到这些事情，心中怀有愚忠，白天叹息，夜里思考，实在不能默不作声。因事关陈述镇守内臣给地方带来祸患、请求裁革的道理，臣不敢擅自办理，特此具本，派承差杨福亲自携送，谨此题奏，请求裁决。正德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处置地方疏 题目是处置地方重大事务、开设建置所治、建立营屯以谋求长久安定的事情。据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呈报：多年以来，草寇聚集山林，劫掠杀人，抢夺财物，攻打焚烧村寨等事。臣查验前事，准据本司掌印左布政使方璘的咨文，又准据本司咨文办理后，接着又准据本司咨文，奉臣批示：据布政、按察二司督粮以及临元等道守巡官右布政使彭等呈禀、揭帖，奉批示称，据呈文所报，现应说明建置所治的形势、范围、四至八到，道路地点，踏勘过的水田、旱地所在及地名，各隘口巡司、各路哨铺分别应依哪座险山防守、应在哪些地方防御盗贼，以说明设置的缘故；还要说明施工所需军民夫役，须用土军多少、民夫多少，分别从哪一府、卫、州、县征取。本所建成后，应当调取官军，官员多少、军士多少百名，各处巡司、哨铺兵夫分别需要多少，从哪些卫所、州县凑集调拨，共计多少，分置在哪些地方驻扎耕种、供给粮食。本所及各处应当准备的衙门、廨宇、营房、司仓、堡寨、哨铺、住房，以及修筑城垣所需石料、木材、砖瓦、钉线、灰斤、油料、刷饰、彩画和一切什物；承委人员雇觅工匠、役使夫丁，以及工价、工食等各项费用和钱粮数目，都应在呈文中逐一说明，并经勘估计算。

译将要举办一项事务，必须先订立规章；事情开始时不能谋划周详，最终就不能做到完善；规章不先确定大要，也就不能类推办理细节。仰请布政司命有关道官务必亲自到地方，委派官员踏勘、区划、处置，把各项事由重新详细核查，分别确定修建、设置的先后次序，绘图造册，回报施行。奉此办理并再次行文之后，接着奉臣批示：据右布政使彭等揭帖，奉批示称，据呈文查考，与委官王鐈原先编造的册籍从头到尾都相同；但田地一项，王鐈册中除十八寨山地之外，另有王敬等所属村落的水田三百亩、旱地四百亩、秋粮十五石未计入，实际有水田八千九百五十四亩、旱地二万五千九百二十亩、夏秋税粮一百二十三石三斗。如今揭帖却把王敬等水田起科征税的数额也一并列入前述粮数，不知因何发生差错。至于当地，自防政晁必登呈报设置哨铺以后，尚不知盗贼是否有窥伺；田地自委官踏勘以后，也尚不知有无民户告争。仰请布政司会同都、按二司再加查议，务求可以长久实行，详细查明尚未完备之处，呈报裁决施行。奉此查得，王敬等人的田粮中确实有差错，盗贼事务也确有问题；按察司已经发文办理，又行文各有关司、道复查勘验。又奉臣批示：据布政、按察二司守巡有关道左参政邓相、副使王忠呈文，奉批示称，仰请布政司立即会同都、按二司，查照本院历次查验、批发的事理，商议妥当后呈报裁决，具文缴送。奉此行文。按察司牒文呈报：自防政晁必登呈报设置哨铺以来，据委官澂江府通判王鐈等设防，擒获十八寨强盗窝主何志聪；守把哨驿的丞李揖擒获盗贼乍喜其色者俄沙、陀沙的者；该盗贼妇女聂则，以及建水州曲江驿驿丞王重擒获的盗贼王一言、老阿赛、阿宁、阿哀，盗贼妇女阿亦、阿屋及盗贼家属恰林、阿赛，都已解送按察司监禁审问。此后再没有盗贼窥伺。又分守本道左参政邓相咨称：查得田地自委官踏勘以后，只有百姓史文广、王仲英、杨志明招集佃种田地的夷民，到法果寨擅自声称要恢复原业，所幸并无作恶之心；本职已经委派官员，将他们安插在山外村分，依傍亲属熟人居住。又由委官澂江府知府童壐、通海御指挥储祥，会同河西县知县张佐、弥勒州知州周在，调取本州实际征收的文册，亲自到该寨再次丈量踏勘，查得十八寨土地中，水田实有九千二百五十四亩，旱地二万五千九百二十亩，原额夏税三石五斗、秋粮一百三十四石八斗。此前水田三千五百亩中，莫索甸据火莫龙庄户何义占称三百亩，言者龙一百五十亩，都说是沐总兵官庄田的数额；寨外王敬等田一百五十亩、赵进等旱地四百亩以及秋粮共十五石，未计入在内。实际有水田八千六百五十四亩、旱地二万五千五百二十亩，原额该州夏秋民粮共一百二十三石三斗。是否应当具奏，分别说明、划清这些事项。于是行文本司左布政使方璘、右布政使彭，会同都、按二司掌印按察使陈洪谟、都指挥使刘宗仁以及督粮右参政晁必登议定：按照广西府十八寨地方原拟建立所治、设置巡司哨铺、配置官属、拨给职田、征用夫役、估计物料、支用钱粮等各项，均已由守巡该道官参政邓相等以及委官知府童壐等重新复查勘验，全部相符。田粮差错如今已经查明；至于庄户何义妄自占有莫索甸、言者龙田地共四百五十亩，声称属于沐总兵官庄田，随即传唤千户何经审问。查明总兵庄田中并没有莫索甸和言者龙这两个地名，显然是何义妄自侵占，图谋据为己有。至于百姓史文广等人，没有奉明文许可，便招集夷民，擅自到法果寨，妄称要恢复原业；虽然没有作恶的心思，也难免故意违犯之罪。对于何义、史文广等人，应当提解审问；前项田地应当追还官府。再查十八寨偏僻地处万山之中，是盗贼巢穴，人迹很少到达，田地大多荒芜，同腹里地方大不相同。本寨虽然征收税粮，原来都设有千户、百夫长分别管理，召集四处流民、散户耕种，但很多人不愿租种，以致所征粮额很轻，这种情况已经相沿很久。如今盗贼平定，建立所治、设置官员，议定调拨屯军，按照成例领取田地、缴纳粮税，本来是旧制。但在开辟设置之初，虽然已经议定处置办法，若只增给各屯军旱地，恐怕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应当把水田也宽缓地拨给他们，希望屯军不至于负担过重。如今本寨夏秋民粮不足一百二十三石三斗；如果派令该州山外部落的二十一村百姓陪同缴纳，也不是安养夷民的办法。况且前项民粮只有一百二十三石三斗，如今作为屯田，却能收米三千四百一十三石一斗六升；这样可以增加军粮三千四百多石，虽减少民粮一百多石，损失很少而所得很多。奏请将两者分别说明、划清，实在并没有失当之处。再查各官所议，施工所需兵夫五千名，每年支给米一万三千五百石，想从正德十六年有司应征的秋粮中派给。查得所属有司每年收入的秋粮数目，只够官吏、教师和生员每年使用，并没有多余，无法从中办理。只有旷夫的口粮已经奏请免除，可以斟酌银价多少，征收解送布政司，再转发到施工地点支给，这样或许能够满足使用。各项呈文送到臣的案前，臣按照此前办理此事的情形，已经通行行文；又据云南布政、按察二司督粮以及临元等道守巡官右布政使彭等呈禀、揭帖，逐次批发办理。正德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准据兵部咨文，题为报告捷音之事；该部题称，臣等已经题奏，兵部议定拟办事项如下。

译奉先皇帝圣旨，钦此。有关咨文已经送到臣这里。臣又将前项议处地方事务命令有关方面查议，限期急速回报。现据此前缘由，臣会同镇守云南总兵官、征南将军、黔国公沐绍勋，巡按云南监察御史罗玉议定：各官先前呈文中称，广西府十八寨一带，崇山峻岭，是盗贼长期肆意凭恃、侵扰的地方；各类夷人杂居，确实是官府无法号令的人，积累百年来成为一方祸害。近来大军攻克并扫除这些丑类，土地已经空闲，按法应当充实。若不创建所治以控制其中，分设巡司以协同守卫外部，又没有屯营作为长久之计，那么祸患必然有重新萌发的忧虑。臣等原先议定，事情平定以后应当筹划善后，意思正是如此。现经各委派官员踏勘，村名叫召白陆，土地周围六百三十余亩；河川平原宽广，山陵山麓回环，坐北朝南，左环右抱，明堂开阔明亮，活水周流，土脉肥沃，草木繁茂，用来筑城建所，气势十分相称。因此，现议定创建一座守御千户所，应当选择这里。委派官员从这里开始丈量踏勘土地：水田共九千二百五十四亩，旱地二万五千九百二十亩；原额夏税三石五斗，秋粮一百三十四石八斗；所前水田三千五百亩。所城应筑地基约六百丈，合计开设东、南、西三门，开通东西南三条大道。东至弥勒州火莫龙烟白山，并以搆甸坝为界，八十里；南至建水、阿迷二州▯沼寨一带，以盘江为界，一百七十里；西至宁州婆兮，以盘江为界，八十里；北至革泥寨底、潞南州竹子山，并以▯丈黒村为界，一百七十里。本所应设置文职吏目一员，武职正千户三员、副千户三员，所镇抚二员，百户十二员；屯种旗军五百名，操备旗军三百名。查得六凉卫后所官军八百一十九员名，设置在偏僻之地，应当将全所官军调拨到那里守御。原所印信缴回礼部，另请铸造颁降守御千户所及十个百户所印信，共十一颗，并颁给夜巡铜牌以供掌管。限定期限安插完毕。将前面踏出的水田照例拨给各官作为俸田：正千户三员，每员七十八亩，共二百三十四亩；副千户三员，每员六十八亩 共二百四亩；所镇抚二员、百户十二员，共十四员，其中除纳粟的一员不给田外，仍有十三员，每员拨给四十八亩，共六百二十四亩。合计一千零六十二亩，全部不起科、不纳粮。屯种旗军四百九十九名，每名给田十五亩，共七千四百八十五亩；每亩照例起科屯粮，征米四斗五升六合，共三千四百一十三石一斗六升。每名旗军再给旱地二十亩，共九千九百八十亩。仍等耕种三年以后，按实际收成数目，每亩酌量征收夏税麦粮，缴纳官府。▯沼寨负责盘江三渡等处，革泥寨负责竹子箐、大小尖山等处，这些地方都是旧日夷贼出没的紧要关隘，应当各设一所巡检司：▯沼一所、革泥一所。每司各设官吏一员，请求颁给印信各一颗，并各签发弓兵五十名。官吏的俸粮都从附近弥勒、路南二州支给；弓兵则在附近巡检司官地中，每名拨给二十亩，共二千亩，编成弓牌，由一人招募百姓领种并充任差役。法果寨正处在当地适中的位置，可以四面瞭望，应当设立法果哨所；西面的清水塘、额白冲村，设立清水、额白二哨。这些地方正是通往宁州、婆兮、盘江等处的要路。东南面的言者龙寨、平鼓山二处，设立言者龙、平鼓山二哨，正是通往阿迷州等处的要路。南面的山黒口、补足寨二处，设立山黒口、补足二哨，正是通往建水等处的要路。北面的大宁山、拖白寨、摆头目寨、拖果村，设立大宁、拖白、摆头、拖果四哨，正是通往路南、弥勒州等处的要路。共设十一哨，每哨设哨兵五十名，共五百五十名。就从臣等原议设立守把拖白等四哨、原拨路南、阿迷、弥勒等州的民兵八百名中调拨守卫，仍照旧由各州分支给口粮；又在各哨附近旱地中，每名拨给二十亩，共一万一千亩。各设哨头，督令长期防守这些土地三年；开垦成熟后，由本人自行耕种、自给粮食，取消口粮。山黒口、补足、▯沼寨、大宁山、革泥寨、拖白寨、拖果村七处，各设一铺，共七铺，均沿用当地地名；每铺设司兵八名，共五十六名。负责传递公文；又在附近各铺旱地中，每名各给二十亩，共一千二百二十亩。巡司、哨、铺的兵夫共七百零六名，共拨给旱地一万四千一百二十亩，全部令其自行耕种、自给粮食，不起税、不纳粮。境外的大黒旧、普龙二村，合设一哨一铺：大黒旧取名大黒哨，设兵五十名；普龙村设一铺，取名普龙铺，均属弥勒州地方。大者夷、板桥二村合设二铺，也称者夷板桥铺，均属路南州地方。每处司兵八名，就在各村百姓中签取报充，不给田地。前项官军兵役共应拨给水田八千五百四十七亩、旱地二万四千一百亩，剩余水田一百零七亩、旱地一千四百二十亩。应臣孟春批允，将越州、六凉二卫过户等项军人毛帖、驴戴、广等调往新所，查明拨给田地领种，按亩起科，办理缴纳屯粮。查得十八寨原额夏税三石五斗、秋粮一百一十九石八斗；前项水田计算应起科的屯田秋粮为二千四百一十三石一斗六升；该州原额夏秋民粮为一百二十三石三斗，削减少处、补益多处，委实应当分别划分。

译筑城建所所需的工役民夫，应在附近临安、广西、六凉、师宗、路南、江川、寻甸、嵩明、曲靖、弥勒、阿迷、马龙、宁州、石屏、嶍峨、罗雄、河阳、阳宗等府州县斟酌征取，共一千三百名。汉、土军人方面，臣孟春近来因办理清理土军、整顿积弊一事，查出云南左、右、中、前四卫，以及后广、临安、曲靖、越州、宜良、通海、马隆等卫所，应调拨三千七百名，合计五千名，分为两班，每班二千五百名。每人每日支给口粮一升五合，每日共需米三十七石五斗，每月共需米一千一百二十五石，按一年计算，每年需米一万三千五百石。应照该司所议，从矿夫口粮银中支给匠作四百名。查有旧例，也从上述卫所取用，每人每日给工食银三分，共银一十二两；每月支银三百六十两，每年应银四千三百二十两。确定委派指挥贺镛、崔汉、赵昻、郭伦、陈棋、曹武，千户黄鋭、施雄、陈鼇、江辉、梁秀、龚胜、胡▯、陈恩、王斌，百户郑壐、杨胜、陈世全、李翔凤、刘升、瞿鉴、任寛、蔡继宗等督工修理。义民老人则在弥勒、阿迷、路南、宁州签取，负责监造。广南府通判谢文章、临安府推官江鱼、弥勒州知州周在负责收放钱粮。总理提调的通判、推官、知州、指挥每日支米三升，千户、百户每日二升，义民老人每日一升五合。所需木材、石料，应委派官员督率民夫在附近山场采办；砖瓦、石灰开窑烧造。铁器、锹、锄等物，先尽量使用上年军前置办的器物，查取可以更换的备用物品；不足的，再到马龙或昆阳、石屏州铁冶所取造。调制石灰所需糯米约三十余石；担土、竹箕、拖木、麻绳、调灰用纸斤、油刷、彩画、烟煤、桐油、粉青、水胶、黄丹、紫土、官粉、青绿、水桶等物，合计应需价银五千三百余两，均应支用官钱。应从云南都司以及云南、澂江、曲靖、临安等府库中收贮的赃罚银和剩余军饷银内拨给，委派官员购买办理。事情完毕后造册缴报。以上各项委派官员查勘计算，似已明备，均应依议施行。臣等除将建立所、分设巡司哨铺、设置官属、拨给职田、起用夫役、估计物料、支用钱粮等事项行文交付都、布、按三司，均依各官原议的事理施行外，又将何义、史文广等人交该道分巡官从重追问，查明后通行具结详报；仍将何义原先占据的莫索甸言者龙田四百五十亩追缴退还，拨给该所四百九十九名屯军，作为宽裕的田地数目。弥勒州原额十八寨夏秋民粮一百二十三石三斗，免予征派，等候奏请明文到达后再行定夺。又行文给广西府及弥勒州，责令各该掌印官严督应捕人员，带领兵夫长期前往十八寨地方巡逻，不得使残余盗贼重新聚集、扰害地方；如有违反，从重治罪。伏望皇上体恤边远地区，使鬼魅般幽暗的山崖开始沐浴天日之光，使荒芜弃置的土地重新获得桑麻丰收；军民困苦疲惫，希望借此得以休息；疆土的经营，到如今幸而大体有了头绪。特请敕令有关部院早日加以议处，将应当创建的所治赐定所名；已经划定的水田、旱地营屯，原有土地所负担的民粮照例免除，命令臣等遵照施行。地方百姓幸甚，臣等也幸甚。因为这是处置地方的重要事务，创建所治、建立营屯，以图长久安定；又因有关部院题奏并奉钦依，此事的具体处理不敢擅自办理。因此具本，差承差杨福亲自赍送，谨此题奏请示。正德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乞请明定典礼疏 题为《乞请明定典礼，以端正尊亲名分事》。正德十六年八月初四日，钦奉登极诏书颁行，远方僻域也为尚草之德而风动，命令如同水源之流畅通。凡处在天地之间、承受诏命的人，怎能不因这难得的际遇而欣喜？臣拜读诏书，见朝廷政事的得失、天下军民的利病，准许各人直言无隐。钦此。臣负有治理地方的责任，军民的利病正是臣应当陈说的职责。除另有条目详细陈奏外，至于朝廷政事，近日邸报传到这里，臣又得以仰承陛下登极下诏以来，明察四方、广听众议，进谏必从、言语必听，积弊已经没有遗留，教化从此焕然一新。臣此前所说有关圣躬的事项，已经施行了。臣如今还有什么话可以用来副合圣明的谕旨呢？邸报中载，司礼监传奉圣旨：‘朕既以兴献王长子的身份入承大统，兴献王的坟墓还在藩府，关于建立祭祀以及使用何种称号，你们礼部立即会同诸位官员详细议定后进来说。’钦此。臣身在边远地区，不得参与听闻其中详情。邸报中的一条，进士屈儒奏疏中有尊圣祖母为太皇太妃、尊圣父为皇叔考兴献大王、尊圣母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等语，那么恐怕是礼部官员所议定的内容。屈儒这道奏疏，奉圣旨令礼部看过后进来说。钦此。这样看来，就是礼部所议还没有奉到皇帝批准。臣想到秦、汉以来，帝王有的从旁支入承大统，推尊自己的生身父母，其得失的事例都详细记载在史册中。汉宣帝以汉武帝曾孙的身份承继昭帝之后，不敢给卫太子、史皇孙增加尊号。光武帝中兴，也自认为是汉元帝之后，不敢给钜鹿都尉、南顿君增加尊号。守住礼制而抑制私情，这确实是正确的。司马光所说‘当时归美，后世颂圣’，正是这种情形。哀帝、安帝、桓帝、灵帝却追尊自己的祖父，违犯义理、侵越礼制，这确实是错误的。司马光所说‘取讥当时，见非后世’，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司马光的这些议论，是因争论其君主想要尊崇生身父母而发。宋英宗时，执政大臣中有人提出邪说，三省、台谏和御史都起来争辩。仪礼《丧服》说，为别人后嗣的人，传文解释：‘为什么服丧三年？因为承受了重大的继承责任，就必须以尊贵的服制为其服丧。’又说，为别人后嗣的人替自己的父母服丧，传文解释：‘为什么只服一年？因为不能同时服两种斩衰。为什么不能同时服两种斩衰？因为特别看重大宗，所以降低对小宗的服制。’父母是天下最尊贵的亲属。到了继承大宗，就降低为生身父母服的丧服等级，而转移到所继承的亲属身上，大概是因为名分不能有两重。

译名分，是天下辨别关系的依据，用来区别容易混淆之处、明确礼法界限，不能不谨慎。为别人后嗣的人，既然成为对方的儿子，就不敢再顾念自己的私亲，这是圣人制定的礼制。尊奉礼制不能有两个中心；如果对上和恭敬、亲爱之心分施于两边，就不能专一于此，正是这个缘故。陛下天性聪明，这项礼制本来应当完全明白。如今诸位大臣详细议论，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此事至今没有得到回复，难道是‘皇叔考’这个称号还不恰当吗？‘皇考’、‘帝考’、‘某皇’、‘某亲’这些称号，宋英宗时诸臣进言，援引古制、考证当今，明确断定绝对不可，已经说得极为清楚。如今这件事，丧服本应降等，名分却是至尊，陛下决不会这样做。若邸报所传的‘考’字是误写的，那还可以解释；否则臣愚昧，私下也不能没有疑问。《礼记》说：‘活着称父母，死后称考妣。’《白虎通》说：‘父，就是法度，是以尺度教导儿子的人；考，就是成就，说明具有成就的德行。’《广雅》说：‘母，就是养育，说明抚育儿子；妣，就是匹配，与父相匹配，称教导、养育，是亲爱之辞；称成德、匹父，是尊崇之辞。’所以礼书有‘世父母’、‘叔父母’的说法，却没有‘世叔考’、‘世叔妣’的说法，这就是用来区别名分的。如今想称兴献王为‘皇叔考’，在古代典礼中有什么依据？宋英宗时有人请求给濮王增加‘皇伯考’的称号，宋敏求上言说：‘父和考，只是生与死的名称不同罢了。考，是成就的意思，说的是德行已经成就。祖和考，是有君主之德并且已经成就的人。’晋武帝称景帝，唐玄宗称中宗，宋朝真宗称太祖为‘皇伯考’，都是因为兴起帝王事业、取得尊贵地位，才可以称为‘伯考’。吕公著也说：‘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不是可以加给濮王的称号。’那么，如今‘皇叔考’这一称号，难道可以加给兴献王吗？有人怀疑‘考’字是误写的，但即使改称‘皇叔父’，意义也仍不妥。《荀子》和《史记》都记载，周公自称：‘文王是我的父亲，武王是我的哥哥，成王是我的叔父。’《诗经·鲁颂》说：‘王说叔父，建立你的长子，让他在鲁国封侯。’郑玄笺注说：‘叔父指周公。诗人追述成王封伯禽时，周公还在世，所以称叔父，这是活着时的称呼。已经去世以后，就没有称叔父的了。’此外，经书称‘伯父’、‘叔父’，也是对同姓大臣的称呼。前代帝王中，许多人不把亲属关系直接说出，而把亲属称谓冠在爵位之上。西晋封望为‘皇从伯父’、义阳王，封干为‘皇叔父’、平原王，这也都是活着时的称呼。宋英宗时有人请求给濮王增加‘皇伯父’称号，宋敏求便以此为证，说不如遵从两制、礼官最初的议论，只称‘皇伯’，以此昭示万世。那么，如今‘皇叔父’这一称号，难道还可以加在先朝已经有谥号的亲王身上吗？宋王珪、司马光等人的议论，正是今天应当效法的，为什么议论此事的人却不这样认为呢？《尔雅》说：父亲的兄弟，年长的称世父，年幼的称叔父。黄干说：古人认为父亲的兄弟有长幼之分，所以称父亲的哥哥为伯父，称父亲的弟弟为叔父。如今人们只称伯、叔，去掉‘父’字，这是不对的。因此大学士丘濬也说：伯、叔是同辈的称呼，应当像《尔雅》那样加上‘父’字。议论此事的人，大概就是依据这一点。然而这只能用于活着时称呼亲属的说法，死后便不能这样称呼。邸报中没有说明，究竟是谁擅自改动了文字？那宋程颐代彭思永所作的奏疏，传布这种庸俗见解，仍然拟定把已经有谥号的伯父称为皇伯父，而新安胡氏竟相信了它。他哪里知道这些道理呢？宋真宗称秦王为皇叔，仁宗称楚王昭成太子为皇伯。臣拜读前一份诏书，其中陛下称先皇帝为皇兄；如果陛下称兴献王为皇叔，正如前人所议，也就合宜而妥当了。天下是太祖高皇帝的天下，传到宪宗皇帝时，生有孝宗皇帝和兴王。孝宗皇帝以嫡长子的身份拥有天下，后来从宗室中传位给先皇帝，特意选拔圣明之主，将大业授给他。陛下对于兴献王虽有天性至亲之情，且蒙受他的恩德深重；然而陛下所以能够登临九重、富有四海，使子子孙孙万世面南而王，都是先皇帝的德泽，也是孝宗皇帝所遗留下来的。宋代苏颂说，前代帝王从旁支入承大统，尊崇本生亲属而不失礼的有三位皇帝：汉宣帝、光武帝对于父祖，只营造坟墓、设置园庙，令丞的待遇与诸侯不同；晋元帝因为父亲恭王没有其他儿子，便立皇子裒为琅琊王，以奉恭王祭祀，后来又都改立为王，终晋之世祭祀没有废止。这些也是今天应当取法的。诸位大臣详细议论时，应当把这些前代事例完备记载下来，作为成法旧例。如果不是古代已有的名分、正当的称号，就不是臣今日所愿意看到的。邸报中又有一条，司礼监传奉圣旨：朕既已入继大统，虽然不敢顾念私亲，但母妃在藩府无人侍养，立即写敕令，派司礼监太监秦文、内官监太监邹恩、御用监右监丞方永前去奉迎。钦此。臣深切想到，陛下的大孝感通上天，不忘生身亲属，想要以天下来奉养母亲，只觉得一天就像一年那样漫长。只是慈寿皇太后在上，按义理难以同时把尊奉推到最高，所以在言辞和意思中委婉地表达成这样，真是大圣人的孝心。圣母计算日期已经在路上，三宫慈爱的容颜不久就要从天子之所来到。都给事中邢寰奏疏中应当讲明的有三件事，臣私下估计，举行已有日期，先后次序也已经归于圣裁。至于每日朝见的礼仪，又应当审定尊卑等级；问安寝宫的安排，更应当预先分别确定次序。我朝列代圣主相承的家法，严明端正，远远超过前代。宫闱制度，外臣不敢妄加过问；但应当谨慎防范左右近侍，不容许留下小小的裂隙；查察斥退进谗作恶之人，不要制造异端。使皇太后、皇兄后、圣祖母、圣母各自安享福祉，永远遂其欢心。这也是陛下施行大孝时尤其应当深加体察的。臣听说，君主所作的举动一定要记载，而记载事情尤其要谨慎开端。以上各项都是朝廷的大政大典，言语一经施行，就会在朝廷上宣告、使天下震动；事情也一定会写入史册，成为后世谈论的对象。一得一失，关系都不轻。过去濮王之议，议论者认为其君主刚刚结束祥禫之礼，还没有来得及到太庙行礼，不应立即举行这样的举动，于是导致数年纷争不能决定，最后只好罢止而未能施行。

译如今康陵的陵土还没有修复，正德年号还没有改换，祥禫之礼的期限也还很远。万一把兴献王称为考，或者称父不合古礼，正如臣所说的这些情况，那么前面所陈奏的事情，希望陛下再次加以深思熟虑，重新命令有关方面讲求考订，谨慎而又慎重，斟酌先后次序，缓缓施行，务必符合舆论，这样或许可以保全公论，使臣下免遭私下诽谤，使陛下消除日后的悔恨。臣冒犯天威，内心诚恳惶恐至极。因为这是请求明定典礼、端正尊亲名分的事理，不敢擅自办理，因此具本，差承差高泰赍送，谨此题奏请示。正德十六年九月初七日 开禁疏 题为《开通旧例、解除禁令，兴起民利以充足国用、安定地方事》。据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呈报，收到本司掌印左布政使方璘的咨文，又据本司咨文，奉臣下案验前事的卷宗查阅，先前收到户部咨文，内称前任巡抚云南都御史王懋中上奏：‘云南楚雄府南安州、临安府宁州、澂江府路南州、云南府易门、罗次二县所辖地方的表罗、登楼、矣达、摩车、西沙龙、曲则山等处，产有铜矿。过去曾听任百姓开采，征收课税入官；军需所余，也可以稍备官员折俸支用；军民贫困的，还可以到矿场谋生度日。成化年间，巡抚都御史呉诚因为担心临安矿场逼近交阯，恐怕有人私自贩运出境，为其提供军器，奏请封闭。然而利益所在，人们必然趋赴；禁令虽严，私下盗采仍和从前一样。数十年来没有听说有兴贩出境而被查获交官的，只是把有用之物放在无用之地，反而资助盗贼、奸豪私自窃取，实在也是没有深思的过错。是否可以仍将上述产铜地方，选派各该有司廉干官员专门管理，招募夫丁开挖采集，酌量征收课税，每季分类解送布政司入库，以资助军需等事。’ 该部议定并题奏，奉武宗皇帝圣旨：‘这件事还要着令巡抚都御史赶紧会同议处后进来说。’钦此。遵奉办理，随即咨文送来，已经行文云南都、布、按三司会同勘查议处，但后来还没有回报。访查得知，上述产铜地方，过去奏准封闭归官管理；虽然有禁令，却一直没有实际施行。近年各官司具奏请求开挖，因为难以定议，没有工夫追究私自盗采的所在；奸徒和贫民成百上千结群，获利既多，私自贩运日益扩大。此前镇守太监衙门的京官史镇、徐倚、韦洪、张荣、曹鉴等，往来任意抽分，上下互相遮蔽；镇守者以补充凑办进贡为名进行采集，采矿者不知道已有封闭禁令，甚至发展到互相告发，而有关司署没有人裁断处理。如今镇守衙门的京官等已经依例取回，事情过去已久，暂且不再追究；如果不早作处置，后来接任者必然又会仿效。抄回司署，责令有关官吏查照过去和现在的事理，立即由掌印官会同都、按二司掌印官，将以前产铜矿场从长远考虑加以议处。如果全部开放有益、可以保证没有后患，应专门委派哪些人员管理，务必赶紧具明理由呈报，以凭据题奏。’ 如果计算开采以后反而使军民更加劳累，就仍旧封闭，不得擅自开采。至于不属于先年奏准封闭的矿场，不属于逼近交阯的地方，以及其他地方人民、客商开采并贩运铜斤来防城的，本司应行文云南府、卫及各该地方，务必令其全部报明并纳税。本府每季分类解送布政司入库，以备军需和各官员折俸支用。如果店户、牙行借机隐匿，纵容私贩，以及豪强权势假托名目邀截抽分，听任府、卫巡视等官以及总甲、小甲、邻右等人擒拿首告，将犯人治罪；擒获并告发属实的人给予赏赐。仍行文赤水鹏等陆关巡检司，如遇贩卖铜斤的客商经过，照数验明，每一防铜应征多少官税，就在每月上报各项货物的揭帖内申报，以供查考。若敢有申报不实、放纵作弊，被人告发，或经调查访察查出，定按律例审问拟罪，决不轻易宽贷。奉此行准。本司掌印官左布政使方璘会同都、按二司掌印按察使陈洪谟、都指挥使刘宗仁议定：宁州的矿属于临安府，靠近交阯，虽没有听说捕获一人通番贩卖铜斤，但因为距离近，应当严加防范，因此应予封闭。楚雄府、南安州、澂江府、路南州、云南府，以及易门、罗次二县所辖表罗等处矿场，与交阯相隔遥远，道路阻塞难以通行，假如一概封闭，反而会资助盗贼、奸豪之徒偷取，因此应当开挖。应将临安府及其所属地方中靠近交阯的场分照旧封闭，不许擅自开采，责令所辖衙门巡捕人员用心看守。楚雄、澂江、云南等府所属地方中与交阯相隔遥远的矿场，照旧开挖；选派各府佐贰官中廉洁能干者管理，招募夫丁采集，酌量征收课税，解送布政司作为正常支出，年终造册呈交巡抚、巡按衙门查考。仍行文各该把隘巡司等衙门，务必严加拦截、盘问，不许把铜斤贩往临安，私下与交阯人相通出售。如有违反，追捕到官，依照先前奉钦依中的事理审问，拟处死刑或充军。这样或许可以使国课略有增加，穷苦百姓也有所依赖。又查各处铜矿，都是先年奏准开放的地方，并不属于封闭之数。除遵照案验，将不靠近交阯地方以及其他地方人民、客商采挖贩运铜斤来防城者，由布政司行文云南府、卫及各该地方，全部报明纳税施行外，现将咨文所到及议处缘由呈报，请求照详办理等情，具呈到臣。臣批示，命令遵奉施行。

译又据本司呈报，云南府申称：行查防城店户李裕等、客商萧嵩等，各自声称，铜驼号票过去由布政司收取，每一防铜抽铜一防；后来因收发不便，按数折收白银交司，每一防纳银六钱。后来镇守太监私自派人抽分，逐渐加收，每一防纳银一两二钱四分，请求赐令备文通达，确定规则等情，呈到本司。查得前项抽分铜课，弘治十八年本司奉例铸造铜钱，每一防铜重一百四十斤，每一百斤铜抽取十斤，以备铸造铜钱。后来因为云南地方不用铜钱，改为红铜每防一百四十斤抽收白银六钱，黄铜每防一百四十斤抽银七钱，白铜每防一百四十斤抽银一两。后来由太监衙门管理，每一防铜抽银一两二钱四分。如今太监已经依例取回，前项铜课归有司管理；假如照太监所抽数额，似乎过重；想要依本司旧例收银六钱、七钱，又似乎太轻。应当酌情取中：红铜每防一百四十斤抽白银八钱，黄铜每防一百四十斤抽银九钱，白铜每防一百四十斤仍照旧抽银一两，通行所属地方出示告示晓谕。凡有贩运铜斤的，都必须从防城经过，不许偷偷走小路；如属漏税私铜，将所在官司、随行脚夫以及原来防守的头目和牲畜一并拿获入官，审问治罪并枷号示众。又行文云南府，依照本司旧规，设置内号簿、外号簿两本，编印花兰号纸；内号簿由本府收存，外号簿发给交水税课局，并给商人一张号纸，在其中填写斤数。只许运往赤水鹏等巡检司，直到交水税课局，由号纸核对斤数相同后，将号纸存下，随即放行等情，具呈到臣。臣又批示行文办理。臣会同镇守云南总兵官、征南将军、黔国公沐绍勋，巡按云南监察御史罗玉查得，云南铜课如所属宁州摩车场、河阳县七佛村、陆凉州草排场、易门县沙矣山等处矿场，过去由镇守、巡按等官奏准，命令云南布政司照例委官招人开挖采集；每一百斤铜抽取四十斤送官，卖银解送本司济用库，等待各项支给，永远作为定规。至弘治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户部题为公务事，将上述场分封闭。弘治十八年，云南布政司左布政使周宏呈称：各处矿场虽说已经封闭，实际上却被无籍之徒串通当地土、流官吏，假称办理课税，聚集人众成百上千结群，昼夜盗挖，公然贩卖，奸人从中获利，法度荡然无存。近来户部奏准行文本司，铸造铜钱五百八十三万二千文；先前抽取的铜斤如今将要用尽，库内各项银两大多是边储、备用和解送京城的款项，如果要支银购买铜，难免使库藏空虚。因此应当规定，今后每逢客商贩运铜斤到城，每一防约重一百四十斤，抽取铜十斤入库储存，以备铸造；这些都已经由巡抚、巡按官批令依议施行。正德二年二月间，前项铸造铜钱的数量完成，原来抽取铜斤的办法停止。同年十一月间，镇守太监崔安行文布政司，作为传奉事项，内称近来奉钦命制造铁制减金银靶、缅刀、斗牛、飞鱼、草兽等物，大约需要白银二千余两，无从筹措，命司署将前项铜斤发给抽分号票、簿册和印押，交付抽分。后来崔安被取回，镇守太监张伦沿袭抽分，张伦取回号票，交还布政司。正德九年九月间，镇守太监梁裕以镇守地方事务为名，行文都、布、按三司，内称：伊凡各项进贡、谢恩以及买办金石方物等物件，费用很多；查得先前镇守崔安等人在任时，都曾命令收取铜斤号票，抽分银两来凑补进贡。如今本镇事务相同，命令将铜斤号票送还本镇，兑换银两使用。到了正德十年，镇守太监史泰也照前例行文，以谢恩等事为名，直接发给防随人员抽分，布政司不再参与，课税全部归入消耗，这只是地方长期积弊中的一项。臣等深切想到，我朝各处凡是产金、银、铜等物的地方，有的因事情有所妨碍而立法封闭，有的因形势难以放弃而派官设法管理；对于盗挖私采，禁令之所以极严，是因为山林川泽的自然利益若放弃而不守，恐怕不法之徒会争利起乱，留下无穷祸害。如果允许百姓开挖以供课税，官府能够申明禁令、严防奸恶，那么既可备边济荒，日后有所资助，眼前贫苦人家也能谋生，官民双方都便利，上下都合宜。如今前项铜矿被盗挖私采，法律难以把贫困百姓赖以衣食的行为一概禁止；防止私自贩运的同时，逐利之人又相继而来，最后都归入镇守太监的抽分。数十年来没有人明确裁决，原因大概是苦于权贵借进贡为借口，又担心地方因此发生激变。过去管仲说，山海是天地所藏的财富，居上位的人应当取得其中利益来使国家富裕，不可以让豪强百姓擅自占有。把财富藏在百姓手中，就像寄存在外府，管仲尚且认为不可；如今宦官私室自行收取、自行使用，却不为国家分毫助益，难道可以不追问吗？各处镇守的用度增减，臣等无法知道，姑且只据云南一处来说。此前各任官员在镇守期间认纳柴薪、子粒等银，一年大约将近万两。如果他们果真有报国敬君之心，每年进贡只花费其中十分之二三，也足够使用，何至于巧立‘凑补’名目，搜取铜斤银两？不知道一年从百姓那里取得像上述数目的钱财，究竟用到哪里去了？这种贪婪欺骗，法律不能容忍。关于前项抽分号票的事务，臣已经命令有关司署查照往年旧规，将抽分钱银储入库中，听候公用。此外只是此地远在万里之外，弊端因袭多年；如果不制定为固定条例，以后镇守的随从人员难免拨置人手仿效，借口纷乱，实在非常不便。谨此请求，乞敕有关部院定议，将云南铜课抽分依照前面拟定的办法，行令云南布政司严督云南府收取银两，解送入库公用。

译此后镇守不得假借凑补进贡为由，扰乱旧规，侵吞国用。何况如今恭逢诏令，各处镇守内臣不得假借进贡名义，签取皂隶，征敛银两，扰害军民；额外进贡一律停止。钦此。钦遵。云南镇守过去进贡多属于额外数目，何况防随人员又借此肆意剥削，官府失去应得利益，百姓遭受其害。献给天府的不过十分之一二，进入私室的却达到十分之八九，何况还要从万里之外肩挑运输，把祸害带到其他地方呢？伏望皇上以圣谕反复丁宁，严加禁止革除，地方幸甚，百姓幸甚。因为这是开通旧例、解除禁令，兴起民利以充足国用、安定地方的事务；又因有关部院题奏并奉钦依，命令会同议处其事理，臣不敢擅自办理。因此具本，差承差袁璋亲自赍送，谨此题奏请示。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祠祀疏 题目是设立祠庙祭祀，以表彰忠义、报答功臣贤者。臣听说，显扬仁德、褒奖节操，尊崇德行、报答功劳，是教化的首要事务，也是明哲君王的法典。古代对于前代国家的忠义之臣，从未稍有忽略旌表；对于本朝的功臣贤者，也不忍使他们湮没无闻。大凡君王的器量没有界限，只要能够作为劝勉臣下事奉君主的榜样，即使是仇敌也一定加以记录。圣人对于旧交不会遗忘，凡是可以用来激励世人的事，即使年代久远，也要追念祭祀。晋朝韩延之拒绝宋高祖的征召，言辞不够恭逊，宋高祖却认为事奉他人就应当如此。宋朝房叔安揭发齐高帝的谋划，中途被捕，齐高帝认为各人都应当为自己的主人效力，最终没有责罚他。他对于仇敌中活着的人尚且如此对待，何况为前朝守节而死、与本朝隔世且没有嫌隙的人呢？过去各国的贤臣辅佐汉王，尚且寻求他们的后代；仲父作为诸侯辅佐魏君，后人仍然礼敬他的墓。不同朝代的功臣都列入祭祀典礼，自古如此，更何况亲身参与开国建制、功绩铭刻钟鼎、开辟土地疆域、为众人所乐意推戴的人呢？臣私下看到近日刊刻的《皇明功臣录》和《云南志》等书，记载我太祖高皇帝洪武五年天下已经统一，唯独云南不肯归附。太祖不愿因远征而劳苦军队，便派翰林待制王祎持诏前往晓谕。王祎到达后，见到梁王巴图，便把天命和人心的道理晓谕他，命他赶快奉上版图，归属职方司；这样即使一尺土地、一个百姓，也能像原来一样安居，自己则可保有高官厚禄，身名俱全。巴图不听，便把王祎安置在别的馆舍，供给的粮饩反而增加。几天后，王祎再次晓谕他，巴图命员外郎贾宽另换馆舍，并提高礼遇。后来，防守元朝遗民在北方自行立国的人派使者来征取军饷，逼迫巴图杀死我方使者，巴图便把王祎藏在民间。使者得知后责骂催逼得更加厉害，王祎不得已出藏，因而被害。洪武十四年，皇上命颖国公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副将，前往征讨云南。军队从辰州、沅州进趋贵州，攻下普定、普安，继续攻取曲靖。巴图派司徒达尔玛防守，失败后，带着母亲嘉僖、妻子和尔德济等一百多人乘船逃往滇池。他对行省右丞律尔、左丞达德说：“我们是皇室宗亲，没有投降的道理；我服毒而死，妻子儿女也都投水而死。”律尔、达德给梁王进毒后，也都自杀，妻子儿女跟着殉死的有二百多人。傅友德分兵攻城乌撒，夺取七星关，打通毕节，又攻克可渡河。于是东川、乌蒙、芒部等地望风归降，副将军也投降了。元朝各司省及各路缴获金、银、铜印七十四枚，马匹数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匹〕 第二年攻克大理，夺取鹤庆路、丽江，攻破石门关、金齿、车里、平缅等地，各地相继前来投降。傅友德奏请在要害之处设置卫所来防守，并督促布政司核实卫所的粮储，以供给军粮。乌撒再次叛乱，傅友德派兵进攻。乌撒派指挥顾成救援普定，叛军全部败逃。于是将乌蒙、乌撒、芒部三府划归四川。第二年，傅友德等已经平定云南，便按照当地风俗制定租赋，兴办学校，掩埋战死者遗骨，扩大屯田，安抚军队、体恤百姓，大力施行恩惠。在大理、六诏以及乌撒、普安等地，创建各司衙门，从而牢固安定边境。洪武十七年凯旋而还。这就是云南归入我朝职方管辖的始末。傅友德最初受命时，宣德侯金朝兴确实随军出征，攻取临安诸路，征讨建昌时立有功劳，进兵至防川时去世。云南刚刚平定，皇上考虑需要亲信镇守，便命汝南侯梅思祖署理云南布政司事务，安抚、招集汉人和夷民也有成绩，不久便去世。以上事情都详细记载在前面的书中，可以查考。臣再次查得，元朝御史大夫福寿镇守集庆，即今天的南京；至正十六年，皇明军队包围集庆，城破后福寿死于凤凰台下。太祖嘉奖他的忠节，如今南京有卫国忠肃公祠。元朝知政事余阙镇守安庆，至正十八年城破，余阙死于清水塘中，太祖也嘉奖他的忠节，如今安庆府有余忠襄公祠。这两位臣子的死亡，应当修入元史；既然史书都记载了他们的忠义，有司奉命又专门为他们建立祠庙祭祀。我太祖这样对待前朝臣子，大概正是为了劝勉亿万年后的臣子尽忠。梁王巴图、右丞律尔、左丞达德之死，发生在修史以后，元史没有记载，事情又发生在万里之外，直到今天还没有建立祠庙。那么，如果想效法祖宗来表彰忠义，臣愚昧而恳切地希望在今天办理此事。沐英作为傅友德的副将平定云南，共同成就大功；傅友德班师后，沐英留下镇守，安抚夷民，历年最久，而平定祸难、宣扬威势的功劳，本来就不比前人少。如今云南有黔宁王祠。顾成是傅友德的部将，从指挥佥事逐步升至都指挥使，在贵州、普安等处的功劳，都是奉征南将军调遣所取得的。后来他挂征南将军印，充任总兵官镇守贵州，封为镇远侯；论其内政上辅佐主将、对外震慑敌人的威势，本来就不是前面的主将可以相比的。如今贵州有夏国公祠。这两位臣子的功劳，死后享受庙祀，祖宗已有成命，本来就是祭祀典礼所应当包括的。

译两家又各有贤能子孙，世代承受爵位俸禄，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傅友德、金朝兴、梅思祖的功劳，都是经过百战取得的；他们镇守、战死的地方，却唯独没有得到祭祀。听说金朝兴、梅思祖的后代，尚且有人获得爵位，虽然没有承袭，也还得以世代做官；傅友德的子孙却已经沉没无闻，连祭祀鬼神、使亡灵不致饥饿也长久无人顾及。那么，如果想效法祖宗来报答功臣贤者，臣愚昧地也恳切认为应当在今天办理。臣向云南布政司、按察司两司官员询问，左布政使方璘、按察使陈洪谟等异口同声说应当征询云南府官员；知府邵镛等又询问地方官、儒学生员和乡里年高有德者等，也无不赞同。臣据云南府委派的官员实地勘察，查得云南府儒学西侧，能仁寺因主持僧人近来犯罪被遣离，寺院空置狭小；西门外接官厅西面的官地基，南门外社坛南面的官房，也都空置。官渡妙湛寺长期没有僧人居住，木料瓦片零落，适合拆卸搬移，掺以修缮改造，建立祠庙祭祀。有关情况已经申报到臣，臣批准令其办理。如今新祠共建三所，工程都已完成，规模颇为整肃。布政司呈报说，正德十三年承准礼部关于记录遗漏的忠臣以激励人心一事，曾将已故左布政使张紞、巡抚都御史王恕移祀于云南府儒学明伦堂前东舍；那里不便于生员读书学习，所以应当迁移祠宇等，后来已经把社坛南祠一所迁走。儒学西侧的祠堂一所，臣等想立为颖国公祠，将颖国公傅友德的神位置于中央，以宣德侯金朝兴、汝南侯梅思祖配享。接官厅西侧的祠堂一所，想立为元梁王祠，将梁王巴图的神位置于中央，以右丞律尔、左丞达德配享。如蒙乞请敕令礼部查议奏请，赐予祠额，增加祭品，并命布政司、云南府从臣近日所议处的“差发以苏民困”钱粮中，每年收取一部分置办祭品，按时致祭，那么就可以借前例警示后人、奖劝后世，使以一劝百的道理不致废坠，更加彰显前朝忠义之臣的英魂，也感念本朝功臣贤者的旧劳，使他们永照后世，恩泽及于生者和死者、幽冥与显明之境。凡是我皇明亿万年后的臣子，难道不会各自受到激励和劝勉吗？这件事关系到建立祠庙祭祀以表彰忠义、报答功臣贤者，臣不敢擅自办理，因此写成奏本，派承差袁璋亲自携带，恭谨题奏请示。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边务疏 题目是陈述边防事务以防备外患。根据兵部咨文，兵部题报云南道监察御史孙孟和所奏前事，其中说：第一，整顿边兵，请兵部通行各边巡边、清军御史，将各边军士加以拣选，并公开实行赏罚。兵部议定，拣选军士、充实营伍是重大事务，应当行文各边巡抚衙门，转令分守、分巡、兵备官员亲自拣选、补充所属军士，不得把它视为具文，以免辜负委任。如果军士逃亡，或者年老体弱不堪任用，而巡抚官不加防选，允许镇守衙门直接具奏；巡按衙门应当据实查究等。正德十六年六月十二日题奏，奉圣旨批准，钦此钦遵，备咨送到臣。除已经行文遵照办理外，臣认为御史孙孟和原奏以及兵部奏准的拣选军士一项，无非是为国家充实兵力、安靖边境的深意。按照祖宗旧制，凡天下要害地方需要防守的，必定设置统兵将官，掌管军队，由都司、卫所镇守该地。凡拣选军士、充实营伍、操练人马、守卫城池、剿捕盗贼，都是他们的责任。各官原先奉到的敕令、圣谕以及历年题准的事例，一一列在后面。由于各镇守以及都司、卫所官员不能都尽到职责，宣德二年推举御史十四人，派往各处清理军役。景泰四年又改派巡视大臣为都御史，前往巡抚；钱粮、军械等事务虽然无不管理，但他们的责任专在总揽大纲、纠察弹劾奸弊。农耕、妇女纺织各有专门主管，如今如果巡抚衙门的守巡、兵备官一一亲自拣选军士，那么镇守以及都司官员却袖手旁观、坐享清闲，还要他们做什么？何况各边军士武备不精、训练不振，都是因为精壮富实的人户投托镇守内外官员，被充作头目、伴当等。镇守内外官员甚至额外占用名额，强行征收每月钱财，奸弊多端，难以一一列举。平时巡抚督令守巡、兵备官亲自拣选，正是要查究革除上述弊端。既然查清了，巡抚就应当弹劾上奏；镇守衙门本身既然违法，也就很难由它具奏。况且巡抚都御史是掌管风纪宪察的长官，如果他不称职，巡按查见各种实际情状后上报即可。如果因为拣选军士一事难免有得失，就让镇守内外官员都可以袖手旁观、指手议论，恐怕对国家体制也不合适。如今假使赋予镇守衙门直接具奏的权力，就会开启凶暴贪婪之徒日后挟私报复、罗织罪名的苗头，天下公论谁肯容忍？奏辩纷纷，何时才能停止？万一守巡、兵备官中有不称职的，因为害怕镇守衙门具奏，做事处处受到牵制，就会全都不尽心办理。臣恐怕武备从此更加废弛，上下相互包庇，这不是国家的福分。如蒙允准，请敕令兵部重新详细议论。应当遵照历年事例，将应当办理的军政事务仍由镇守总兵衙门负责督率都司、卫所官员尽心总理，各自依法拣选军士，按时操练。营伍中的空缺，需要勾取、补充的，由布政司、按察司两司的清军官专门负责。如果都司等官操练没有方法，或者阿谀奉承上司，役使、占用军士，纵容下人投托并妨碍军务，镇守衙门以及布政、按察两司的清军官辜负任用，都听凭巡抚、巡按衙门据实弹劾，从重治罪。这样或许可以使责任落实，官员不致互相推诿，各官职掌不至混乱，近来的奸弊也能稍有革除。这件事关系到言官陈述边务以及兵部题奏奉钦定办理的事项，臣不敢擅自处理，因此写成奏本，派承差袁璋亲自携带，谨慎题奏请示。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设官疏

译题目是恢复设置流官以安定地方。根据云南等处提刑按察司为灾异之事所呈报的文书，按察使陈洪谟发来关文。此前又接到总司关文，据经历司抄送的巡按御史案验，奉都察院勘合、札付办理前事。现行文三司转告有关道的守巡、兵备等官，亲自前往临安府宁州地方审察勘验：当地民情和实际情况是否应当选派流官掌印？禄俸是否有应当承袭的儿子，其本人有无罪过？是否应当递降为佐贰官？巡捕事务务必查勘明白，不得含糊；议处要周详，不得反复更改。怎样做才事情稳妥、民情不受违拂？怎样做才舆论一致、对地方有益？仍须把勘察经过和缘由一并呈报，以备议覆等。负责整饬临安兵备、兼管分巡临元道的副使吴便方会同分守本道左参政邓相，勘察议定：云南各府、州、县大小土官，没有不成为民害的。不使用法律，只凭个人私情；罪罚轻重，随着怒气威逼百姓，设法索取财物以满足欲望。承袭职务时，就勒索装送费用；拜见上官时，又公开索要拜见礼。朝觐时有盘缠，平时有年例；婚嫁、丧葬，索求永无满足，名目叫作“贴婚”“贴殡”。均徭、里甲所需索取的数额各不相同，号称“日供”“月供”。每三年一次把壮丁大批聚集起来，按人口收钱，巧立名目，称为“冷讹”。一名壮丁死亡，全户交钱，才允许把尸体送回安葬并注销户籍，称为“放死”。这些土官像封豕长蛇一样，任意吞噬百姓，贪得饱足；与那些危害百姓的军职相比，危害大十倍、百倍乃至千百倍。军职如果犯强盗罪，依法处死，子孙按例不得承袭；而土官却查不到明确的处理条例。不过，处置他们的方法，关键在于把握时机，随宜裁断。如今主张任用土官的人，总是说“以夷治夷”，却不知道这句话可以施行于草创蒙昧之时，却不能用于天下太平之世。国家初建时，边民刚刚归附，王化尚未深入人心，叛服无常，难以骤然统辖，于是对当地势力强大者加以利用，听任他们在当地互相争雄，使那些凶恶之类能够专门相互残杀；这就像医家以毒攻毒的方法。如今声教没有边界，夷人、僰人都已纳入版图，也都承担差役，正应当赶快任用清廉善良的官吏，广泛施行爱民如子的仁政。这就像人的病毒、瘕积已经消除，应当使用平和的药物来护卫元气；如果长期服用刚燥的药剂，元气就会日渐耗损，生命也会倾覆。长期任用土官，与此有什么不同？然而如果尚未有适当时机，本来也不可轻率变动。如果已经有了适当时机却置之不理，日后就会形成尾大不掉的祸患，留下蔓延滋长、难以清除的忧患，那时罪责将归于谁？姑且以本道所属地区来说，广西、寻甸、新化、阿迷、防自等府州县，起初都由土官掌印的衙门管辖，后来革除土官，改设流官，直到今天百姓才得以安居谋生，地方也因此平安无事。虽然其中不免有一两处盗贼窃发，但从未有人认为改设流官是不妥的。临安府宁州过去设置过一名流官知州，负责巡捕；正德年间他被……，如今已经处决。知州禄俸暗中贿赂逆贼刘瑾，借机裁革流官知州，于是任意行事，窝藏广西府弥勒州十八寨的强盗，纵容他们抢劫财物、杀人，分取赃物，罪恶已经满盈，神人共同愤怒。幸而被逮捕入狱，依法公开处决。这正是可以革除土官的时机。即使作为禄俸的儿子，能够守法循理、改过自新、补救先前过错、不再危害百姓，也应当以唐代因赏赐恶人而助长罪恶的弊端为鉴，不应长期姑息恶行、助长奸邪，拘泥于旧例而再次让他承袭。如今他的儿子禄世爵，具有犬羊般的习性、鸱獍般的家风，驱逐母亲、使其另居，宠妾毒害妻子；听信刁民王宋儒等人，招集十八寨中熟悉山溪的强盗格什等三四百人，窝藏在私庄、阿金等寨，时常纵容他们抢掠百姓财物、杀人、截劫客商货物、刺伤官军、剥夺军衣军甲，就地分赃。近来失主钱明等人曾告发请求捕捉，但没有捕获；他们又统领贼党抢掠乡里，勒索里长和番人家庭的财物，杀死男女五人，剖开肚腹取出肠子，悬挂在树枝上；又进攻州治，劫走释放囚犯，暗中命令私庄中的一群恶徒帮助对抗官兵。像这样悖逆桀骜、放纵恣肆、执迷不改，所窝藏的盗贼比从前多，所造的罪恶超过其先世。过去的事情足以惩戒，前人的教训并不遥远；如果现在不加治理，反而再授予他官职，将来的无穷祸患，恐怕有难以言说的。况且本州疆界，东面接弥勒，南面抵达建水，西面到河西，北面邻接河阳；东南、东北与路南、阿迷土地交错，西南、西北与通海、江川疆界相连，四方八面都是流官掌印的衙门，并不像元江、丽江、镇沅等地处在极边，必须依赖土官守把隘口；这里革除土官非常容易。若不办理此事，反而暗中迎合其劫掠骚扰、借此求取名位的图谋，那么今后如果再有强悍凶恶之徒出现，而且比本州更靠近内地、处置位置更在边远地区之外，又将如何处置？大抵无限膨胀的僭越之念，往往起于凶恶之徒没有受到惩罚；叛乱不轨的谋划，多由逃亡之徒相互依恃而产生。如果不防微杜渐，恐怕以后会发生变故。事情非常紧急，应当秘密行文三司掌印官，再作详细议论。趁现在这个时机，酌量调拨官兵，将禄世爵以及窝藏十八寨强盗格什等人、帮助作恶的王宋儒等，一并擒捕到官府，依法明正其罪。另请推选一名廉洁正直、素有才干、曾任知县等官、老成练达的知州前来管理州事，妥善施设安排，安集抚绥百姓，那么全州人民就能脱离水火而得到安宁。边地土官也都会知道警戒畏惧，云南汉人、僰人、夷人、罗人共同享有长久安靖的福祉，事情稳妥，对地方尤其有益。如果一定认为土官与军职不同，父祖即使遭受极刑，子孙也不能立即革除承袭，那么可以另行选择禄俸父祖旁支中没有过失的子孙承袭，送吏部降授本州判官或同知，使其专门管理巡捕，这样也足够了。有关意见呈报后，奉巡抚衙门批示：看这份议论反复千言，已经穷尽土官危害百姓的实际弊端。禄世爵搜罗邪恶、隐藏祸患，凶狠傲慢，违背明德，扰乱天常。如今趁势顺便办理，正是应当与此案一并处理的。着令按察司会同布政司、都指挥使司再加详细审查议处，回复报告。奉此命令后，该司掌印按察使陈洪谟会同云南布政司、都指挥使司掌印左布政使方璘、都指挥使刘宗仁议定：土舍禄世爵本来就是暗中孕育的妖孽，后来又依仗宠势而灭绝义理，驱逐母亲使其另居，毒害妻子致死，广泛窝藏强盗，劫夺杀害人财，攻打监狱大门，抢夺囚犯。

译兵备等官已经查究他的罪状，法律难以容许。至于十八寨强盗阿勿等人猖獗一事，如今也已经具奏请求调兵安抚、剿捕。因此应当等调拨的军队到达后，趁势顺便办理，将土舍禄世爵、助恶的王宋儒等人与强盗格什等一并擒拿到官府，审查清楚，迅速依法处死。有关意见呈报后，奉抚按衙门议定，命三司统兵官督同姚安府土官同知高凤等，将土舍禄世爵、助恶的王宋儒等人与强盗格什等全部捕获，解送本司审问。查得禄世爵所犯除谋叛等罪名外，按杀死一家中三名非死罪之人的规定，应凌迟处死。王宋儒、格什等人都按逃入山泽、不服拘传、抗拒官兵，依谋叛已行的论斩罪定罪，供词已经具备并呈报，等待详细具奏。现在查核该州土官、流官知州尚未议定之事，移文到任，会同云南布政司、都指挥使司掌印左布政使方璘，以及署理都司事务的按察司佥事翁素议定：临安府宁州土官知州禄俸，以及他的儿子土舍禄世爵，世代积累凶恶，竟敢作叛逆之事。如今既已明正其罪，地方百姓才得以卸下负担。如果仍把禄氏的儿子降授官职，让他负责巡捕，就像把老虎放回山中，又给老虎添上翅膀，实在不是妥当的办法。此前有关道的守巡、兵备等官议定，应当比照广西寻甸、新化、阿迷、防自等府州县的事例，革除土官职务，重新设置流官管理地方；事情确实相宜。因此应当依照他们的意见，革除该州土官知州的职务，照旧选任一名流官知州管理州事，或者从本省各官中推选一名老成练达的官员，奏请调任，这样对地方或许有益。有关意见呈报到臣这里。臣查阅案卷，先前已经为此事行文批示，现据上述情况，会同镇守云南总兵官、征南将军、黔国公沐绍勋、巡按云南监察御史罗玉议定：临安府宁州土官知州禄俸、土舍禄世爵，罪恶贯盈，罪行滔天；其父已经依法处死，其子也将被处以枭首示众。土官既然难以继续承袭，其族中流官也不能长期空缺。该道守巡、兵备等官和该司掌印官先后查勘议处，已经明白妥当，臣等没有其他疑问。如今广西府弥勒州十八寨强盗刚刚平定，建所设屯的大工程正开始兴办；宁州是其邻近辖区，巡司、哨堡事务相互关联，官职长期空缺，靠什么来办理事务？况且禄氏的凶恶势力刚刚铲除，原来窝藏的强盗还没有全部肃清。让同党去做地方牧守，过于宽缓就会有欺骗抵抗的忧患，过于急迫又会有驾驭失当的危险。治理如果能得到合适的人，或许容易办理；防御如果不得其道，难免最终失去民心。宁州知州的员缺，如果只按常规具奏等待任命，别处官员前来后，不仅一时不了解夷情，难以安抚处置，又恐怕赴任迟延，妨碍政务。臣等访得丽江军民府通安州知州坚晟，先前任顺天府通州知州，颇有能干的声誉，只因刚直得罪权贵，被贬为兰州同知，后来又升回原职；这两次任职都在云南寄居听差。他既熟悉夷情，也通晓当地风俗。伏望圣明体恤边地急需正官，特敕吏部再加访察询问，如无妨碍，就把坚晟调往宁州到任管理事务，这对地方最为便利有益。这件事关系到恢复设置流官以安定地方，臣不敢擅自办理，因此写成奏本，派承差赵稹亲自携带，谨慎题奏请示。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便利官民疏 题目是便利官民以安定地方。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新任镇守云南太监王嵩在镇守任所病故；另行具奏不论。臣查阅案卷，先前曾为议处国课以安定边民一事，多次会同镇守云南总兵官、巡按云南监察御史上奏说：云南大理等府、新兴等地的银矿场，因为镇守内臣派人开采，从中侵吞，以致每年应办的课额不足；于是把矿工口粮折算办理，又把夫丁强行摊派，共同补足课额，获利少而危害多，依法应当封闭等。户部覆奏，正德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奉圣旨：这些矿场既然已经查议清楚，都着令照旧封闭，以后不许妄自开采，以免产生扰害。钦此。除移咨臣等通行遵照办理外，后来又为制定开矿禁令、兴利于民、充足国用、安定地方一事，臣等议定：云南楚雄等府、表罗等地出产铜的地方，挖出的矿场先前已经奏准封闭。虽然有禁令，一向却没有实行；近年各官司具奏请求开采，因为难以定罪拟处，也无暇追究私下开采之处，奸徒百姓成百上千结成群体，获利既多，贩运日益扩大，以致此前镇守太监衙门的京官等人往返其间，任意抽分，上下替他们掩护。镇守太监以补足进贡为名开采，采矿者却不知道已有封闭禁令。如今镇守太监、京官等人都奉例召回，额外进贡一律停止，前述铜课抽分的票据簿册也应尽早处置。臣据云南都指挥使司、布政司、按察司三司查报的文书，作了详细批示并行文办理；又会同镇守总兵官、巡按监察御史具奏之后，又陈述镇守内臣遗患地方一事。臣查访得知，云南镇守内臣每年从柴薪、子粒、军伴等项目中拨取银两数万两，都是先前太监钱能、张威仗势贪财害民开创的弊端；后来王举、覃平、刘昶、崔安、张伦等镇守相继沿袭成为惯例。梁裕继任后，又奏请照先年太监拨给的数额办理，误得武宗皇帝批准；当时正是刘瑾、钱宁、江彬相继擅权之时。如今幸而承蒙恩诏裁革弊政，又已经行文云南都司、布政、按察三司查处裁革并具奏，臣仰望成命自天而降，早日确定。臣近来为折支俸钞一事，据布政司呈报，都司、布政、按察三司以及云南左等六卫的首领、各府文职官吏的俸钞，因本司盐课、商税不足而无法足额发放。查得臣原案中曾规定：各地人民、客商采运贩卖铜斤来到边城的，本司应行文云南府、卫及各有关地方，务必让他们全部缴纳税款；云南府每季度汇解布政司入库，以备军需和各官员折支俸禄。

译卷内规定应当将如今解送到的铜课银两一并接济发放等，臣已经批示行文办理。又为宣读文书一事，据布政司呈报：本省正德十五年税粮，已经征收并解送、能够取得正式关文实收凭据的，不过十分之三；已经征收但尚未解送、没有取得正式关文实收凭据以及小民拖欠本应蠲免的，大约占十分之七。这样以后各年官吏、师生、军士、孤老、勇夫等人，不免缺少粮食支用。查得臣原案曾备文行告守巡各道，将各自所辖有司、卫所每年为镇守太监衙门揭办的各项银两数目查明。正德十六年八月，太监史泰回京后，按例以后各年应拨给镇守衙门的柴薪等银两应当革除；剩余的卫所军伴、各有司田地均徭银两应当从宽处置，究竟办理哪些粮差、征纳哪些课税，以及镇守金腾地方内外官员如今奉命召回后遗留的办理、缴纳项目，也都要逐一查明回报。卷内规定应当把这些与司、府各项银两通融，准作官员俸给和月粮等，臣又已经批示行文并具奏。臣听说，内臣出镇始于永乐年间；如今各边都有内臣镇守，这不是我太祖皇帝的旧制。永乐年间各边只有辽东、开原以及山西等地设置内臣，如今连腹里地区也全都有了，这也不是我太宗皇帝的旧制。太监称为内臣，本应居于近侍之职；各边却是外地，不必劳其远行。而正德年间前后相继有人经营谋求不止，只因借岁时进贡之名，便得以日益从征求中获利。然而如果当地没有大量所得，距离遥远的地方为什么愿意前来？恭敬地思量皇上圣明登极以来，不允许额外进贡取回的诏令，已经多次见于诏书之中，四海百姓怎能不感恩戴德？云南等处以及金腾地区的旧任太监，有的召回，有的裁革，继任者又病故，一时之间百姓大为减轻负担。恩诏以后，公私钱粮臣已经查清，各有归属；地方百姓感戴皇恩的深情，尤其超过其他地方。云南以及金腾地区设置镇守太监，不合旧制，臣先前已经多次具奏详陈。金腾已经由兵部先行奏准，那么边城之内皇上必定还会另有处置；如果又派继任王嵩的人到前述银矿场去，矿场既已封闭，太平盛世在那里也无所凭借。铜课又归有司管理，他还想希求什么？柴薪、子粒、军伴等项目的办纳，按例以后都属于官府户籍中的财物，谁忍心再阿谀奉送？况且那里距京万里，动辄都必须遵守朝廷革新后的法度，恐怕不是这类人所能承受的。臣巡抚这里，忽然已经超过三年，承蒙皇上厚恩，改任留都；臣自料此生即使捐躯也难以报答。兵部咨文记载历朝成命，命臣等候交接，实在难以擅自离任。臣怀着至诚而愚拙的忧虑，唯恐辜负此地，因此再次冒昧烦扰圣听。如今王嵩已经病故，倘若有人请求设置镇守太监，皇上念及这里是遥远荒僻之地，体察臣的愚诚，务必下谕停止此事。上述公私钱粮，还请敕令接替臣的巡抚官以及巡按官不时清查考核，不要让人欺瞒隐匿，以免制度再次改变，臣将万分庆幸。这件事关系到便利官民、安定地方，臣不敢擅自办理，因此写成奏本，派承差洪思明捧送，谨慎题奏请示。嘉靖元年正月初四日。《何文简疏议》第八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何文简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何文简疏议》第九卷，明代何孟春撰：《辞免改任疏》。奏为请求恩典，辞免改任，允许臣退职休养一事。臣先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等处地方，承蒙圣恩升授现任职务。按照云南等处巡抚官的惯例，应当等候新官到镇交接后，才允许离任。臣先后接到吏部、兵部咨文说明缘由并送达臣这里，遵照办理，于嘉靖元年三月间与接任云南巡抚都御史王启交接完毕，已经具奏前往南京兵部到任办事。其间本年五月臣途经湖广地方，又接到吏部关于官缺的咨文，该部等衙门具奏，会同推举南京兵部右侍郎何孟春、翰林院侍讲学士刘龙都可担任吏部右侍郎等，奉圣旨：何孟春改任吏部右侍郎。钦此钦遵，咨文送达臣这里。臣深思，各曹之中以吏部为首，素来号称六部之长；小宰作为天官的副职，实在享有位列八座的荣誉，是士大夫的领袖，掌握着衡量、选任人才的重任。若才能不足以胜任所授官职，最终将被议论为任用不公。臣是什么人，竟想承受这个职位？臣听闻圣上如大横之兆所示获得吉祥，目睹昌盛国运如飞龙腾起，幸蒙圣上没有遗弃臣，反而加以提拔抚慰。此前对臣的升擢，已经过分了。右侍郎吴廷举、梁栋都是可资任用的人才，却不能长久留在内朝供召；都御史胡世宁声望芳名已经显著，也不能免于言路的讥议。臣的才干愧不及这两位贤者，罪过却聚集了百般过失，如今又从南方调往北方，由武职改任文职，感念天地般深厚的恩典，即使发誓以赤诚之心报答，也难以报效。臣如同站在深渊薄冰之上接受非分之职，双脚越陷越深而更加危险，哪里敢冒然承受，重新招致跌倒？伏望皇上赶快收回特殊恩典，俯察臣的愚诚；或者允许臣以原职回乡休致，或者仍暂保留旧官职，等以后有缺再行任用。至于这个重要部门的优选职位，请留下来储备清正有见识的杰出人才，这样上面可以没有越格赏赐的嫌疑，下面也免除尸位素餐的责任。臣披肝沥胆，仰望圣明，如面天颜，惶恐不安。为此写成奏本，专门派家人何文亲自携带，恭谨具奏上闻。嘉靖元年六月初三日。陈言疏 题目是《陈述修省之道以消弭灾异》。臣听说，阴阳二气不和，必然会表现为灾异；五行发生变化，没有比水灾、火灾更严重的。火气发出而成为风，风象征号令；猛烈的风不是正常的号令。水气蒸腾而成为雨，雨象征恩泽；暴雨不是正常的恩泽。二者有一种出现，就称为灾咎的征兆。陛下聪明睿智，承受祖宗宏大的基业，严肃恭敬、勤谨戒惧，接受皇天的眷顾和使命。自从登上帝位，诏令颁行天下，欢声震动海角，本来各种福气祥瑞都应当纷纷聚集。然而在这次改元之年，正月火气乘春木而发，宫禁之中却因此发生火灾，这是火的性质没有向上炎升；七月水气侵泄秋金，旧都却遭受水害，这是水的性质没有润泽下行。风雨又助长灾害，情况更加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呢？臣考察古事、验证今日，凡是这类现象，都是人事感召所造成，也是上天仁爱、归结于人的地方。今年春天京师发生灾异，臣正在外地，私下忧思。陛下初政确实美善，但中间难道没有招致这种灾异的原因吗？如今国家根本重地竟发生这样的灾害，难道是对尚未发生的事情预先告诫吗？还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将要应验吗？陛下遭遇灾异而知道恐惧，把罪责归于自己，避居正殿，减少平日膳食，斋戒积聚诚意，恭敬地祭告天地、宗庙、社稷，深切反省自我修治，并且命令两京文武臣僚一同加强修省。对上思考如何答谢上天之心，对下思考如何安慰万物和百姓的期望，这正是商王高宗得以实现中兴的原因。臣平日才干谋略没有什么成效，职位却愧居大臣之列。在修省之余，臣岂敢不进言献策？万一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如今下发的敕谕，说这次灾异是由于政事乖违、刑罚失当、百姓困苦尚未复苏、国事大计尚未确定，这些情况确实存在。陛下为什么不也查求造成政事乖违、刑罚失当，以及民困未苏、国是未定的原因呢？臣恭敬观察陛下近年来号令失常、恩泽不合正道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译《尚书》说：“命令发出，就只应当实行，不应当反复改变。” 君主发布号令，怎么可以反复无常？如今却有早晨更改、晚上又改的情况。赏赐本应是酬答功劳，没有功劳却赏赐，人民就不会真正感恩；刑罚本应惩治罪恶，放纵罪恶，人民就不会畏惧法律。如今还有因私人进用而获得宽免的情况，内批与外廷议论常常彼此抵牾；后来下达的诏令与先前的诏令各自划定方圆，互相冲突。法律曾经禁止的事，不到一年又重新施行；事情已经停止、废除的，不满一个月又重新增加条文。有司将依据什么执行？天下又凭什么尊重信从？陛下不妨取出登极以来发布的诏令，反复考察；再看各衙门坚持上奏的意见和各位言官陈述的主张。陛下曾经嘉许他们说得有道理，曾经认可他们的说法正确，或者笼统批示“是”，回答“知道了”，到了后来却完全不加注意，所实行的甚至与先前主张相背离，这样的事情哪里数得完？部院、科道进呈章疏，直言危论，无非想帮助陛下革新政治、推行新政。然而陛下刚开始谋划迁移或改革，就又先行考虑，暗中开启许多门路；意向一旦接受了别人的请求，就回答说：“已经有谕旨了。”又说：“已经多次下过旨意了。”或者说：“成命已经下达了，怎么能顾及外廷的议论？”指挥已经发出，遇到反对言论又回答说：“罢了。”“不准。”有时于是从宽处理，有时仍然免予查究；那先前的诏令又如何解释？臣所说的号令失常、恩泽不合正道，陛下只要从这些事情上考察寻求，那么政事乖违、刑罚失当、民困未苏、国是未定的原因，就全都清楚地呈现在圣心之中了。陛下既然已经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就应当改采外廷的议论，一概依照前诏办理。倘若再次产生疑问，应令各府、部、院、寺、科、道等衙门的官员，把过去曾经执奏陈述、已经奉到的谕意和事项，再行斟酌筹划，详细列出款目奏请处理。陛下把这件事交给参与议预的诸位元老，秘密而慎重地详加勘核后上报，作出决断并施行。在上天明鉴日日临照之下，谁敢上违天心、下拂众望而独自提出这种意见？万一有人舞文弄墨、巧言诋毁，凶狠贪婪、奸诈盗窃，不肯守法奉公，勉力修治职事，混杂在其中，事情若在内廷败露，罪责就在台阁和宦官；事情若在外廷败露，罪责就在府、部、院、寺、科、道等官。陛下应明正施行严刑峻法，丝毫不要宽宥赦免，天下后世谁会不服从圣明的威严决断？陛下凭借上圣之资，处在中兴的时运中，使法令必定推行、禁令必定止绝，形成统一的政令，建立长久的规制，掌握权力纲纪，抓住政务要领，使四海内外都遵循同一轨道，以光大宏伟的功业，保全上天眷顾的国命，延续亿万年的太平福祚，岂不是美善吗？古人说过：‘修养德行是用来战胜妖异的，即使灾祸也可以转化为福祉。’商王高宗不应独自专美于前代，臣希望这一美事能够在今日实现，只愿陛下留心审阅。臣惶恐焦灼、祈求恳切到了极点，因为这是陈述言论、修身省察以消弭灾异的事理，所以编具奏本亲自呈进，谨此题奏请示。嘉靖元年九月某日。辞谢赏赐疏 奏请皇恩，辞免赏赐事。嘉靖元年十月十五日，奉本部咨文，因纪功之事，又奉兵部咨文，前件中开列：巡按云南监察御史罗玉奏请查勘征剿云南广西府十八寨强贼有功的官军人员及其功劳等第缘由。本部题奏，奉圣谕：各处有功官军人员，都依拟定的等次升迁赏赐；罗玉赏银五两，纻丝一表里；史泰则取回现存资料，如何按病故开报，禄廕仍照条例查办。钦此。本部查议认为：太监史泰因前项军功加授禄廕职，与御史何鳌等所奏的事理相抵触；况且巡抚都御史何孟春、巡按御史陈察已经辞免，事情属于同一体例，难以再行施用。另据查，都御史何孟春巡抚地方时，调动官军，筹划粮饷，在他的指挥之下没有一项不周详，因此使各寨逃避诛讨的贼寇被荡平殆尽，多年受害的百姓得以依靠而恢复生计。论其劳苦功绩，与太监史泰、御史陈察都不可埋没；所加俸禄、禄廕已经奉旨依准，准许辞免。有功劳而不居功，本来是士大夫自处的常道；有功绩应当赏赐，确实是国家激励劝勉臣下的办法。何况如今复核功劳等次，御史已经受赏，而巡抚、镇守、巡按官员反而似乎有所遗漏，恐怕在事体上不妥，舆论也不会服气。据此，先任巡抚、现升任吏部右侍郎的何孟春，先任镇守太监、现被取回的史泰，以及先任巡按云南、现任巡按四川御史的陈察，也应酌量加以赏赐，以酬答他们的劳绩等情。本部题奏，奉圣谕：史泰、何孟春各赏银二十两、纻丝二表里；陈察赏银五两、纻丝一表里。钦此。臣恭敬遵奉，将咨文备具转行到臣。臣私下认为，古人说过：‘德行尚未被人信服却接受高爵，贤能之臣就不会进用；功劳尚未得到众人认可却接受厚赏，有劳绩的臣子就不会受到劝励。’从前正德年间，爵位授予无德之人，赏赐不属于有功之人；陛下即位以来，已经改易并整顿纠正了许多，但主管部门请求施行时，在轻重之间仍不免沿袭旧习。大概是居上位者只求普遍施恩，掌权办事者又不肯承担招怨的责任，所以才会这样。比如十八寨的功劳等次，臣何孟春凭什么接受这项赏赐呢？御史陈察因为御史罗玉曾经受赏，所以赏及他还可以；臣因为查考太监史泰的条例，便也赏及臣，这可以吗？臣去年因辞免俸禄、禄廕之事上奏，蒙受恩命嘉许允准；又因查核钱粮功劳之事，主管部门已经查明办理，幸而逃过舆论非议，难道还可以再次接受赏赐吗？云南布政司、按察司有功官员因辞免赏赐、俸级之事，臣曾经替他们具奏；先前的功劳都是那几位官员的力量，臣有什么力量呢？难道臣也要接受这项赏赐吗？贫困的人看重的是不取非分之物，年老的人要警戒的是贪得。臣年近老年，官俸也不能说贫薄，却因为微小的功劳，竟然劳烦内府赐予贵重的黄金和丝帛，以留下不能劝善的讥讽，这不是臣一向自处的本心。臣私下观察今日朝廷，赏赐繁多，用度没有节制，天下百姓供给输送的负担日益繁重，边境每天都令人忧惧，战争尚未止息，水旱灾害不断告急，赈济借贷缺少资财，掌管财利权力的人无计可施，防禁严急而赋税征敛又紧迫，上面失去了生财之道，下面多有‘深挖我们财力’的叹息。臣愚昧无能，也有过失，难道又可以承受这项赏赐吗？伏望皇上察知臣的愚诚，收回已经作出的成命。今后凡是内外臣工按例可以得到的赏赐、俸级、禄米等项目，都一律加以节省，使府库仓廪的积蓄不至枯竭、储藏不至耗尽，以宽缓民力，拯救百姓灾难，那么事体就安稳，舆论也会服气了。臣感激戴恩、满怀愿望到了极点，因此编具奏本亲自呈进，谨此具奏上闻。伏候敕谕。嘉靖元年十月十六日。赶紧伸张公义疏

译奏请赶紧伸张公义，以彰明典礼之事。臣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时，曾经奏请明确典礼，以端正尊奉生身父母的名分。奏疏下到有关部门时，正值先前奉到慈寿皇太后懿旨，称兴献王为兴献帝。又奉圣谕，在安陆建立祠庙，派遣官员恭敬奉上册宝。太常寺题奏奉准，按照太庙的例制祭祀，使用笾豆十二。臣先前所说的事情，有关部门因为已经停止施行，便不再加以议拟。近来改任入京，又听说治中王槐迎合戚畹，进献谄媚之词，致使皇上又在安陆增设祠祭署。于是授蒋轮之子蒋荣为奉祀官，命其世袭供职。蒋荣奏请兴献帝陵庙应使用的祭器、乐器、乐舞生等项目；监生何渊又心怀奸诈，当面欺罔，甚至想在太庙旁暂立世室，企图动摇皇上的心意，罪行尤其可恶。有关科道官员已经参驳，科道官也已把是非纠论清楚。有关部门会同官员在廷议论，还有什么可疑的呢？然而如果说过去尊崇的典礼，是由于圣母的慈爱而降定、由于皇上的孝心而成就，满朝臣子没有谁敢参与议论，那么其中指挥安排的道理有许多不妥，也就可以知道了。此前颁给中外的敕谕，难道皇上想把责任推给圣母吗？宋英宗治平三年，德寿太后曾经亲自下书，命英宗对本生亲属各自增加称谓；范纯仁极力进言，认为非常之事不可假借母后的诏令，于是此事被阻止。过去的事情和道理，皇上不能有所推诿。廷议的臣子自己说不敢参与议论，实在是害怕公义不能彰明，天下后世必将归罪于皇上，所以才这样。皇上究竟依据什么，竟想任由此事发展而使自己蒙受牵累呢？近日有关部门因为奉到钦依再次议论，想把科道等官前后的章奏一并交给有关官员议定，请皇上裁决。科道等官的章奏，恐怕不只是为了乐舞而已。臣虽然平庸愚昧，实在也列在朝班之中，侧耳听闻本月三日在朝廷的臣子都说，前项典礼先前已经有人提出，皇上的谕意也已经下达，只是没有得到允准；这次再议，实在不知道皇上的意旨究竟在哪里。万一并非如此，想要仍然照太庙的例制办理，那不是臣下所敢参与的。太庙的礼乐用于天子，不可代替天子用于臣下；用于京师，不可分用于藩国；有只能用于一处而不能同时用于两处的规制；有只能用于内廷而不能用于外地的规制。然而议论者却担心万一要照太庙例制办理，并说这是臣下不敢参与的事情。所谓不敢参与，正是知道这样做不可行，只是万不得已而听从皇上的意思。皇上如果像过去那样由自己从宫中裁断，即使违背公义，也必将严重损害盛德。古人说过：‘有这样的君主，难道忍心辜负他吗？’臣不忍心。臣认为今日的议论，应当先议定宗法。宗法确定后，大宗、小宗各有自己的所主；用它来议论宗庙，宗庙就有固定的规制；用它来议论祭祀，祭祀就有恒常的法度。我们的祖宗用来鉴戒古代帝王、为一代垂示典章、留给圣子神孙亿万年遵循的制度，没有一项是错误的。礼书说：‘别子作为祖，继承别子的作为宗；别子作为宗，继承别子的作为祢。’这是祝告称号的固定辞式。有传百世而不迁的宗，有传五世便迁的宗，也有无宗而没有人奉为宗的，这是立宗的固定法则。父子相继称为世，兄弟相继称为及。父子交替居于昭穆之位，兄弟相继则按世次确定昭穆，这是宗庙祭祀定位的法则。夏代自仲康以后，兄弟相继的有二人；商代从河亶甲到小辛、小乙，兄弟相继的有十一人；周代共王、定王，兄弟相继的情况也如商代。当时没有听说有奸邪之臣敢于发表高论而不顾礼法，也没有听说有异姓之人介入宗法而使其失传。大概是上面礼制明白，下面名分确定。到了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时，就封楚孝王的孙子景为定陶王，让他主持共王的祭祀。宋英宗以濮安懿王的长子身份继承仁宗，也立懿王的次子宗懿主持濮王的祭祀。尊敬祖先，所以敬重宗子；敬重宗子，所以收合族人；万世不变的法则就是这样。皇上从亲王藩府起身，光明地承继大统，想到兴国不能缺少祭祀，那么主持祭祀的人就不能长期空缺。过去礼官会集廷议，立崇仁王为兴王，主持兴献帝的祭祀，这是天地常经、社会纲纪和人心公义。如今却被王槐的邪说迷惑，命蒋轮的儿子暂代，将来造成的祸患不可胜言。汉代王根等人接受侯爵封赏，黄雾四面弥漫；唐代武三思被周后封为王，太白星又经过天空。如今京师发生地震，白昼昏暗、青霾弥漫，并且连月波及四方，疾病灾害不断显现，月中不知有多少处发生异常，未必不是异姓主持祭祀所招致的应验。传说说：‘神不享用非同类的祭品，百姓不祭祀非同族的人。非同族就没有义，非同类就没有仁。没有仁便是不孝，没有义便是不忠。’兴献帝既有神灵，难道肯享用外姓祭祀吗？《礼器》说：‘礼制有以数量多为尊贵的，天子有七庙。’荀卿也说：‘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代先祖。’所以《尚书》说商代七世之庙可以观察德行；周代的制度则以仁爱来统率亲族，以义理来统率祖先，因为文王、武王有大功大德，所以称为文世室、武世室。至于炀公只是诸侯，季氏向他祈祷而为他建造宫室，那就不是常规的典章了。后世行事不以古制为师，汉宣帝竟为悼考建立庙宇。悼庙令韦玄成说：‘父亲不祭祀旁支庶出的住宅，君主不祭祀臣仆之家。’汉哀帝又为共皇在京师建立庙宇。师丹说：‘舍弃一国太祖永不废止的祭祀，却采用无主、应当毁去的不正礼制，实在没有意义。’如今何渊竟想在太庙旁边建立世室，太祖、太宗及列位圣人在天之灵，难道肯安居并享受这种祭祀吗？何渊不过是一个平民，竟敢放纵邪说，亵渎触犯天常，固然是因为今日小宗法废弛、主持祭祀无人，才给了他可乘之机。礼书说：‘天子的笾豆为十二。’又说：‘鼎俎用奇数，笾豆用偶数，这是阴阳的意义。’《春秋》记载‘开始献祭时使用六羽’，众仲说：‘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天子用八，是用来节制八音、推行八风的。《公羊高》说：‘僭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尸绞也说：‘这是开始献用乐舞。’笾豆、乐舞，是圣人制定的，用来象征天地万物，使祭祀适宜并赞美天地的通达。十二笾豆、八佾乐舞，又是天子独有、用来尊崇自身的制度。如今蒋荣奏请使用乐器、祭器、乐舞生等项目。

译使用祭器，是专属于天子的礼制；使用乐器，是专属于天子的乐制。让异姓专擅天子的礼乐，是履霜将至的渐变征兆，难道可以不害怕吗？胡寅说：‘用义来处理礼，祭祀就不会过于频繁烦琐；用仁来处理礼，祭祀就不会疏忽怠慢。’说的是贵在合乎中道。臣伏愿皇上光耀离宫、远鉴古昔，近法祖宗，割舍私爱，遵从公义；立即查考有关部门原来的奏章，在宗室近亲的昭穆次序中选择按序应当继承兴献帝之后的人，立为王，主持安陆的祭祀。主持祭祀的庙宇，一概依照我朝祖宗施行于藩国的常规。凡庙中所有祭器、乐器，以及古今雅俗、多少数量，都拟定为恒常规制，并扩大其规模、充实其体制，以表明其特殊尊异。将蒋荣召回，仍按外戚给予恩廕；把王槐、何渊逮送法司，明正其罪，那么公义得到伸张，典礼得到彰明，宗法得以确定，庙祀所用仪物又何必多加议论呢？臣心中有诚恳的请求，愿望之情无比迫切；因为这是赶紧伸张公义、彰明典礼的事理，所以编具奏本亲自呈进，谨此具奏上闻，伏候敕谕。嘉靖二年正月某日。救济灾害、防范祸患疏 奏请借议论救济当前灾害来预防日后祸患之事。过去宋代苏轼任杭州官时，正逢年成饥荒，便上奏君主说：‘事情预先准备就能成功，不预先准备就会失败。救济灾害、防范祸患，尤其应当及早。灾民在尚未饥饿时救济，所需物资少而救及的人多；等到已经饥饿时才救济，所需物资多而救及的人少。’臣深切看到，今年户部两次会同有关官员议论赈济淮州、徐州等地的灾伤，已经是在百姓饥饿之后救济，物资用得多而救及的人却少了。然而还有可以预先忧虑的事情。古人说：‘天灾流行，国家世代都会遇到。’将要到来的灾害，如同人刚开始生病；接连到来的灾害，如同疾病复发。病势虽然相同，但人的气力已经衰耗，恐怕难以支撑。如今各地连年遭受灾伤，幸亏蒙受圣上的慈悲大力拯救，百姓在百死之中才稍稍看到一线生机；明年的收成究竟会怎样，谁能知道呢？苏轼所说应当在还能够救济之前及时救济，不要等到已经无法救济之后才救，实在是前事的鉴戒。宋孝宗时，朱熹论述荒政说：‘减免赋税、赈济借贷，固然应当在开始时急切办理；安抚保存、休养生息，尤其要在最后阶段谨慎办理。譬如得了伤寒重病的人，正在患病时，汤药、针刺、艾灸都不可稍有迟缓；但病愈之后，饮食起居方面用来调养、节制、宣导的措施，稍有不合适，就会出现劳复之证，可能九死一生，更不可不深切畏惧。’ 如今饥民虽然免于死亡，但都形容枯槁、面黄肌瘦，疲弱不堪，和大病初愈的人没有区别。如果有关官员加以恩惠抚慰，宽缓他们的财力负担，经过一两年，筋骨、身体和气血或许能够恢复原状。如果因为他们已经痊愈，便不再为他们调养，只看见他们还能够耕田种地、勉强支撑门户，就突然责令他们偿还多年拖欠的赋负以及积压未交的官物，那么这些人必定没有完整活下来的道理。朱熹所作的这个比喻，正是苏轼所说的意思。朱熹说，乾道年间旱灾，税粮、苗税都曾经蒙恩宽免，但流离饿死的人仍然很多，长期不能恢复，实在是由于第二年带纳旧欠的催逼所造成的。到了淳熙初年，才因连续饥荒而开始蒙受蠲免，三年之间已经损失很多，再也来不及补救；这也是第二年应当鉴戒的事情。臣谨将上述内容通通记录下来，恭请皇上勤加阅览，希望下诏令朝廷官员及早筹划。臣听说汉宣帝时，魏相因为年成不好，便援引旧例，请求诏书二十多项；凡是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所说的，都逐条请求施行。唐、宋各位臣子因灾害向君主进言，多按前代旧例办理。我朝祖宗体恤百姓疾苦的真实德意，已经通过诏令形成荒政，十分完备，具体记载在主管部门，臣不必全部叙述。只愿皇帝陛下特别敕令有关部门详细查检并迅速施行，敬畏上天、保全百姓、救济灾害、防范祸患的办法，一定有所依据。如果再稍加整饬，斟酌议论，那么前代旧例见于史册，也极其详尽。臣敢于再摘录一二项与今日很切合的，私下附托愚忠，列在后面。幸望陛下稍加省察。臣忝居议论之列，向上冒犯天听，惶恐激切、战栗不安到了极点。因此编具奏本，亲自呈进，谨此具奏上闻，伏候敕谕。现分条开列如下。一、北魏孝文帝时，年成饥荒，韩麒麟上奏说：‘自从太平日子长久以来，逐渐形成奢侈的风俗，车马服饰、府第住宅，奢侈僭越没有限度；丧葬、婚嫁，花费实在太多。贵富人家吃玉食、穿锦衣，而农夫只能吃酒糟米糠，养蚕妇女连粗布短衣也缺乏，所以导致耕田的人越来越少，田地荒芜。粮食和布帛耗尽于府库，珍宝货物却充满市场；家中衣食匮乏，道路上华丽服饰泛滥。饥寒的根源，确实就在这里。请把一切珍玩之物都予以禁止，吉礼、凶礼分别制定完备的格式，使贵贱有别，百姓归于朴素。这样经过几年，公家和私人都能充足，即使遇到灾荒，也可以免于流亡。’臣认为，今日奢侈风气彼此攀比，财物用度最为广泛，大概是因为征求搜刮无所不至，所以耗损侵蚀到处都是。韩麒麟所说的饥寒根源，只愿圣明留意：上面若有所阻塞，法令就不能下行；施行禁令、建立规范，应当从近处、从自身开始。一、唐德宗时，陆贽上奏说：‘圣人制定法则，都以天地为根本，以阴阳为开端。庆赏，是顺应阳气的功用，应当施行于春夏；刑罚，是取法阴气的性质，应当用于秋冬。事情如果违背时令，人就一定会遭受灾祸。典籍留下的告诫，言语本来不会虚妄。天与人相互符应，按理一定会得到响应。既然人事关系到天地舒畅或惨怛，就能够招致灾祥。即使上天降下灾变，不在京城近郊，然而四海之内都是一家，不应论及远近。愿陛下以德洗涤瑕疵，以和气消除灾变，使威严与恩惠相互配合而适宜，使阴阳运行各自恢复秩序。’臣认为，如今赏赐多有滥得，刑罚失去公正评判；可以使用的财物没有归入府库，最严重的罪行也没有依法正刑。按照《月令》推究，违背时令而出现灾咎，水旱灾害一同到来，实在是有其原因的。陆贽所说的庆赏和刑罚，只愿圣明留意：省减新近恩赐和惯常俸禄，可以用来供养穷困者；追征巨罪之人的拖欠赃物，可以用来补充租赋。检查台谏官前后的章疏，一切听凭公议办理，就可以消除先前的过失。

译一、宋太宗时，王禹偁上奏说：一谷不收称为馑，五谷不收称为饥。发生馑灾，大夫以下都要减损俸禄；发生饥灾，就全部没有俸禄，只供给禄廪粮食而已。如今旱云还没有降雨，去年播种的麦子还没有发芽，既然没有积蓄，百姓饥饿实在可忧。希望下诏明白说：君臣之间在政教方面都有缺失，从皇帝乘舆服御以下，直到百官的俸料，除宿卫军士、边庭将帅外，全部按等级减省。这样上可以回应上天谴责，下可以使人心满足。等雨水充足后恢复旧制，即使朝廷官员中家境最贫、俸禄最薄的人，也愿意首先减俸，以赎回耗损侵蚀的罪过。只要感动人心，必定能够招来和气。臣认为，今日达到饥灾程度的是淮南、江北等地，达到馑灾程度的则湖广等布政司各处都有。成化年间，布政使彭韶曾奏请，将在京、在外文武官员中职位高、俸禄厚者按额设置的皂隶减去名额，把钱粮归还官府公用。有关部门查照条例，具奏减省的多少和次序，已经斟酌办理。那时并非灾伤之年，尚且有这样的议论；近日侍郎吴廷举又奏请，南京府、部、院等衙门值堂皂隶应当退出若干，赈济次序也已经说明清楚，深合古人按等级减省的意思。四品以上俸禄丰厚，家境就不能说贫困；五品以下如果家贫，俸禄也不能再积存。王禹偁所谓上答天意、下安人心，只愿圣明留意。四品以上官员全部按等级减省；文官五品以及武官四品以上，听任他们自行审度，只要确实没有积蓄，就不必强行要求他们减俸。在京、在外官员如果因办事而增加俸禄、添给皂隶费用，也应当裁减下来，用作拯救灾害的储备。至于皇帝乘舆服御和宫禁用度，应当体察大禹能够节俭的德行；内帑何愁没有余财？内廷贵近和外戚各项赏赐，无论旧例还是现行制度，在这样的歉收之年都应当一并省免，等灾伤安定之后再共同议定。一、宋仁宗时，范镇上奏说：‘如今百姓困苦到了极点，但朝廷仍不停地向他们征取。百姓竭尽力量来供给公家和君上，却不能供自己使用。这样，哀叹怨恨的气息就会触犯天地，这正是水旱变灾发生的原因。希望召集大臣，让他们考查自祖宗以来兵员的数目、官吏的数目以及天下赋税收入的数目，斟酌增减，制定上下共同遵守的制度，那么国用就有常规，民力也有余裕，天地间的和气就会到来。’他又奏说：‘水旱灾害发生，是由于百姓物力不足而产生怨恨；百姓物力不足而怨恨，是由于有关官员过重征敛；有关官员过重征敛，是由于官员冗滥、兵员过多、土木工程费用过大，而经常性的制度没有建立。国家自从增加兵员以来，赋役就更加繁重。近些年又不惜授予高爵、厚禄，借给非正当的人使用，搜刮虐害，这就是百姓怨恨的原因，也是触犯天地和气、导致水旱灾害的原因。请敕令大臣考查现在官员数、兵员数和赋税收入数，建立经常性的制度。又停止土木工程的费用，使百姓能够吃饱并得到较少的休息，那么天地之和就会到来。’臣认为，如今官员数量冗滥，员额和俸禄尚未革除；兵员数量虚列冒领，仍和以前一样；天下赋税收入的数量，供给不足以满足所需；京师土木工程的费用，刚在内廷开始经营，戚里又兴起修缮治理。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吃饱？民力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休息？范镇所谓的哀叹怨恨、触犯天地，只愿圣明留意。如今高爵厚禄借给非正当之人的已经很多，搜刮虐害的政令，见于纠举弹劾的，是否曾经全部施行呢？现在如果真能像范镇所说的那样建立经常性制度，裁减官员和兵员，节省土木工程费用，禁止搜刮虐害的政令，使百姓没有怨恨，天地之和就可以立即招致。一、宋神宗时，韩维上奏说：‘如今气候运行错乱，寒暖不正常，各道州军有很多地方发生旱灾，百姓艰难求食，流离迁徙，还没有能够自行谋生的道路。天道和人情，大概已经与事情开始时不相同；恐怕朝廷在言语、思考、视察和听闻之间有不恰当之处，希望思考上天的警戒，以百姓困穷为念，君臣同心，讲求谋划惠民的政令，来救济这一急难。’哲宗时，苏辙上奏说：‘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和畅，雨水才会降临。君主广泛听取意见以接纳下情，臣下竭尽言论以奉告君上，上下相互沟通，元气才会调和。如今侍从近臣，即使是六部尚书，也都不能进见。听取意见既不广泛，政事就不能不偏颇；听取意见狭窄、政事偏颇，阴阳就会亢盛隔绝，和气不能发挥，这是必然的道理。应当趁此时明白下诏，准许百官当面奏报公事，上可以穷尽群臣意见的异同，下可以考察人才的贤能与否。人情不被堵塞，天道必定顺从，长期旱灾或许可以止息。’臣认为，如今官府中备荒的社仓、义廪，大多只是空有名目。农家平日很少有能吃半年的粮食，一遇到水旱灾害，公家和私人都匮乏，嗷嗷待哺的百姓朝不保夕，形势一激发、利益一诱导，谁没有拼死一搏的念头呢？上天降下灾咎，多在凶年；年成凶歉，百姓饥饿；百姓饥饿，盗贼就会兴起；盗贼兴起而官吏不能禁止，给国家留下祸患，那就不可胜言了。韩维等人所说的‘天道、人情’，只愿圣明留意。上下如果不能同心，听取意见就会狭窄，政事就会偏颇，感召灾伤，必定没有止息的时候。皇天并不偏爱谁，它观察下情而降下吉凶；休咎的征兆，都由人事招致。如今想要修养德行以回应上天、转灾祸为祥瑞，只在陛下一念之间，关键看陛下如何责成大臣和谏官罢了。一、宋高宗时，李光上奏说：‘当前的祸患，没有比州县官吏更严重的了。大概公正廉明的人多不被容纳，而贪赃受贿者却有时得到幸免，百姓所受的弊害不可胜言。’庆历年间发生旱灾，范仲淹请求派遣使者前往慰劳、招抚百姓，于是任命范仲淹为江淮安抚使。如今发生旱荒，百姓多有流离迁徙，希望选拔公正忠诚、诚信正直、通晓民情、熟悉吏治的臣子，以安抚为名，察访郡县中贪婪苛刻的官吏。宋孝宗时，赵汝愚上奏说：‘讲求施行荒政，完全在于任用得人。任用适当的人，他就能根据事情随宜安排，不至于乖失疏漏；任用不适当的人，很少有不败坏事情的。那些不堪任用、不能倚靠的守令，应当交给各路监司体察。监司的责任，在今天尤其必须谨慎选择。如果旱灾程度稍重，各路必须选择有才干声望的帅臣，专门负责筹划施行。’臣认为，如今各处主管官员中得人很少，灾伤地区又有贪婪苛刻的官吏，百姓怎么承受得了？李光等人所谓安抚、体察，只愿圣明留意。右都御史吴廷举等人通晓民情、熟悉吏治，责任正在他们身上，本来应当追效古人，颁下敕谕反复告诫督促，使任职人员有赏格等待能干者，有刑条惩治不称职者。应当创建更新济农仓，大力施行惠民政令；这样就能使百姓得到救济而免于饥饿，使饥民不至于流离，使流民不至于饿死，这才符合朝廷爱惜生命的意旨。

译一、宋高宗时，廖刚上奏说：‘过去晋国发生饥荒，派人到秦国请求购买粮食，秦伯向群臣询问，百里奚说：救济灾害、援助邻国，是合乎道义的。施行道义会有福报。郑国的公子豹正在秦国，请求攻打他。秦伯说：他的君主可恶，他的百姓有什么罪？于是把粮食输送给晋国。所以后世没有不认为秦伯对晋国有德，也都认为晋国封闭粮食贸易是背弃道义。秦、晋两国尚且是敌国，还看重互通有无来救济百姓，谁说统一国家之内竟要分彼此呢？去年旱灾，各地没有收成，如今旧粮将要吃完，百姓又将艰难求食。臣私下担心州县官吏各自偏护本地百姓，像胡人、越人一样彼此相视而不相救，那么老弱者将有弃尸沟壑的忧患，壮年者聚集为盗贼，已经迫在早晚之间。希望申明告诫各路监司，令他们检查所属官吏，不得阻止粮食外运，这样或许可以互通有无、周济急难，使国家没有饥民。’臣认为，如今灾区与丰收区相邻，地方上有米愿意出售，有钱愿意交换，商旅为了获利，装船运车；有关部门正应招引他们，使有无相通。但州县官各自偏护本地百姓，邻路、邻郡有米的地方，便阻止粮食出境，这难道是臣子与国家同甘共苦的心意，是朝廷一视同仁的义理吗？臣访查得知，各地作为监司而阻止粮食外运的，也偶有其事。廖刚所说互通有无、周济急难，只愿圣明留意。请敕令有关部门，转行抚按官：今后有灾的地方召集商人兴贩粮食；无灾的州县遇到邻郡粮商来收买粮食，准许依市场价格平价买入，并约束有关征课事务，不得阻拦收税。这样商旅都愿意经过这些道路，有无一旦相通，价格自然降低，饥民也就得到接济了。[原文缺失，无法翻译。]嘉靖二年十二月某日。乞求彰隆圣上孝道疏 奏请彰隆圣上孝道，以光大治理教化之事。臣先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时，正德十六年九月上旬，得到传到官邸的邸报。臣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派官员奉迎圣母，并传谕说：‘朕既然已经入继大统，虽然不敢顾念私亲，但母妃在藩府没有人侍奉赡养。’臣伏读此谕，感动流泪。由此仰知陛下大孝，不忘生身父母，想要用天下的奉养来奉养他们；只是慈寿皇太后在上，按义理难以同时隆重尊奉两方，所以言辞和意思才委婉曲折到这种程度，这真是大圣人的孝道。臣当日就上疏，大略认为圣母即将到来，三宫从天子处降下的礼仪安排，日常朝见之礼也应当审定尊卑等级，问安侍寝的宫室尤其应当预先分定差序。我国列位圣祖相承传下的家法严正，高出前代宫闱制度，不是外臣所敢妄知的。但应谨慎防范左右近侍，不容许出现小小的嫌隙；检举斥退谗佞邪恶之人，不要制造异端，使皇太后、皇兄后、圣祖母、圣母各自享有福祉，永远遂其欢乐之心。又如今日陛下大孝所应当深切体察的事情，臣拳拳的愚忠已经得以通达御座。若能推尊生身父母、确定称号的典礼，臣实在愚妄狂直，已在这篇疏中极力陈说；后来蒙恩命屡次转调回京，又有机会承奉皇上以孝治理天下的道路。如果能够使深宫内廷都安处得所，使天下凡是作为人后的人都不敢不尊重宗族，凡是有私亲的人都能够均等地得到奉养，岂不是足以成为这个时代的庆幸吗？没有想到近来主事桂萼又提出意见陈奏，上面误导了天听；这正是宋人所斥责的邪说，而桂萼的说法比那还要严重。礼部会同官员详加审议后覆奏，如今经过再次议论，又过了十多天。本月二十七日，臣等百官退朝后，听说皇上召见内阁辅臣，赐予询问，辅臣才出来。到了午时，又听说皇上传召礼部官员，诘问他们与御史马明衡所奏之事，臣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缘故。召见内阁如果是为了推尊生身父母的典礼，那么礼部会同官员议论已经多次，公议已经确定，议论也已经详尽；辅臣有幸接见皇上，所说的应当没有不同。御史所奏之事，有人说是因为此前礼部官员曾奉到谕意，昭圣慈寿皇太后圣诞节命妇免于朝贺；礼部已经发布告示，应当朝贺的命妇各家都知道了谕旨。那位御史因为告示上没有看到陛下奉皇太后懿旨的字样，不敢不借此事来尽忠。于是外间纷纷传说，陛下想称兴献帝为皇考，想称兴国太后为皇太后；又有臣子不敢听闻的说法，即想把桂萼等人的邪说全部照样施行。这样的话，孝宗皇帝在天之神灵凭什么安处？兴献帝在天之神灵凭什么安处？既然礼制规定继承大宗，尊位不能有两个，这难道是武王、周公对待在世父亲的道理吗？

译如今昭圣慈寿皇太后、兴国太后两宫都万福，正享受陛下以天下奉养她们；如果这样，昭圣慈寿皇太后凭什么安心？兴国太后又凭什么安心？而那些身为陛下臣子、稍知经义、不接受桂萼等邪说的人，无论在朝廷还是在天下，又凭什么安心呢？人情彼此相差并不很远。前面所说命妇免除朝贺的事情，虽然出自慈寿皇太后的懿旨，但人情感到不安，内心不能没有疑惑；这正是想要尽忠的臣子应当赶紧向陛下说明的。臣从前所奏之事在万里之外，直到如今已经过了两年，臣有幸列在议论的末位，又对此深有感触。所谓‘谨慎防范左右，不容许出现小小嫌隙；检举斥退谗佞邪恶，不要制造异端’这几句话，如今本来没有实际情形相应，只是臣拳拳的愚忠，预先忧虑、过分筹划罢了。尤其希望皇上深加体察，始终以孝道治理天下，早日赐准礼部会同官员的议覆以及臣等对大礼的覆奏并施行，以杜绝后来因形迹而产生的疑惑，这对社稷是大幸，对天下也是大幸。因为这是请求彰隆圣上孝道、光大治理教化的事理，所以编具奏本亲自呈进，谨此具奏上闻，伏候敕谕。嘉靖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何文简疏议》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何文简疏议》卷十，明代何孟春撰：《辨斥忠邪疏》题为《辨别小人、斥责谗说，以保全大礼、维护治道》事。臣等听说，气化有阴阳，人生有邪正。正者是君子，邪者是小人。时局将要太平时，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否则就相反。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时并立。自古以来希望天下得到治理的君主，没有不希望得到君子而任用他们的。怎样任用他们呢？就是听取他们的言论。然而君子侍奉君上，动辄说匡正、规劝的话；小人在朝廷，每每假托顺从君意的说法。顺从迎合的说法一旦施行，邪就会侵害正；匡正规劝的话不能被采纳，君子就会避让小人。自古以来太平日子少而混乱日子多，并不是希望治理天下的君主少，而是希望治理天下的君主不能辨别臣下谁正谁邪、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自古帝王没有比尧、舜更圣明的了，但《尚书》说：‘只有帝尧也难以正确辨别邪正，君子小人的区分，果真很难吗？’《尚书》又说：‘我憎恶谗言邪说和败坏德行的行为，使我的众臣震惊。还说：为什么要害怕那些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而极其奸邪的人呢？’尧、舜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尚书》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正道上求证；有顺合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非正道上求证。’古人希望君主能够寻求辨知君子、小人的方法，就是这样。陛下兴起革新的政治，正值丁方泰的时代，日夜向往唐尧虞舜，任用贤能俊杰，为什么不也听取并考察他们的言论呢？违逆内心却合乎道理的言论，必定是正确的，必定是君子的言论；顺从心意却不合乎道理的言论，必定是邪说，必定是小人的言论。近来讨论大礼，邪正各不相同。陛下听取言论并从中寻求合乎道理与不合乎道理之处，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如今大礼已经定成，礼官、执政，以及九卿之中和各台谏官提出匡正劝阻意见的，累计已有千万条。所谓违逆内心的言论，陛下也曾考察它是否合乎道理吗？可是有几个小人竟敢制造一味迎合的说法，又招集那些被罢职闲居、身处下位而不学无耻的人，彼此依附，设置圈套来引导、阿谀圣意。所谓顺从心意的言论，陛下也曾考察它是否不合乎道理吗？为什么他们的说法容易施行，而我们防止错误议论的言论却不能被采纳呢？我们只看他们近来所陈述的，从第一条到第十二条，用来假托迎合、迷惑误导皇上的地方，数不胜数。其中第六条说，陛下只应称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赶快去掉“本生”二字，改称孝宗皇帝为皇伯考、慈寿皇太后为皇伯母，这才合乎礼；第十二条又说，新近颁布的诏令决意应当大加修改，这是多么不顾纲常！这种说法表面上容易说出口，考察其实质却是大逆不道，罪行严重到不容诛杀。这正是我们即使死也不敢听闻的事情。第十三条又提出所谓“今日议礼是朋党之故”的说法，我们实在私下感到恐惧。宋代欧阳修说：“士人不能忘记自身安危，就不能算忠；言语不能逆耳，就不能算进谏。小人的谗言与忠良的言论，相距并不远。想要广泛残害善良之人，不过是把他们指为朋党；想要动摇大臣，必定要诬陷他们专权。除掉一个善人，而众多善人还在，这还不能算小人得利；只有把他们指为党徒，才能在一时之间全部驱逐。至于大臣已经受到知遇并蒙受信任，难以用其他事情动摇他，那就只有说他专权；专权是皇上所厌恶的，所以必须用这个说法才能倾覆他。”我们因此在大礼已经定成之后，不得已再次进言，而且必须逐条为之辩明，实在是希望圣明能够察看这些情况，知道他们所坚持的说法是欺骗妄诞。宋代张方平说：“历代败乱的征兆，都是由于朝廷树立彼此之论罢了。彼此之论一立，朋党就分裂；朋党一分裂，胜负就产生；胜负一产生，攻击争夺就兴起；攻击争夺一兴起，败乱便由此发生。”我们对此私下深感恐惧。唯望圣明明察，早日赐予辨明斥责，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因此我们共同署名联名，写具奏本，恭谨题请防止此事。现分条列举如下。一、他们说：“古代天子没有成为他人后嗣的礼制。”又说：“三代以前，天子没有后嗣的，都实行兄长死后由弟弟继承，没有立后嗣的礼制，这是为了防止奸臣从拥立幼主中获利，并非社稷之福。”所以《商书》中凡是兄弟相继的，不称为“嗣子”，而称为“及王”。到了汉成帝立定陶共王之子为后嗣，宋仁宗又立濮安懿王之子为后嗣。大儒朱熹说：“古礼的败坏，从定陶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大概成帝不立弟弟中山王，是认为按照礼制兄弟不能相继进入宗庙，所以立定陶王，大概是把他当作儿子来行礼。”孔光依据《尚书·盘庚》中的“及王”来争辩，但没有成功。当时关于濮王宗庙的争论，都是因为没有好好阅读古礼，不懂得古人的意思。由此看来，可以知道古代天子没有成为他人后嗣的礼制。如今议礼的大臣违背古代礼书，强行主张陛下成为孝宗皇帝的后嗣，这是他们第一处欺骗妄诞。以上以《通鉴前编》和《朱熹语录》作为证据。前面这件事，我们认为，自从三代实行家天下以来，父亲死后由儿子继承，兄长死后由弟弟继承；“继”和“及”都是父子、兄弟传位的名称，用来区别世次中昭穆关系的不同罢了。汉代孔光所谓“及王”，本来就是殷王传位的名称。怎么知道殷代兄弟相继时，不称为先君的嗣子呢？《商颂》说：“啊，伟大的先祖啊，福禄有条有理，继续赐予无穷的福泽，直到你所到之处。”又说：“顾念我举行烝尝祭祀，汤的子孙来奉行祭祀。”这也是商代“及王”承继大宗的一项证据。汉成帝因为认为兄弟不能相继进入宗庙，舍弃中山王而立定陶王，从此兄终弟及的典制在世上很少见了。唐代敬宗、文宗、武宗三宗，虽然相继由弟弟继承，但都是乘时制造祸乱，继位并不正当。宋太祖对于宋太宗，起初曾打算传弟之后再传子；至于哲宗以后，更没有足以评论的。这样看来，前代兄弟相继，情理和礼文都具备，从来没有像我武宗皇帝遵奉祖训、亲自捧持神位器物交给我皇上这样明确的。夏拥有天下，传了十五世，共十七位君主，其中弟弟继承兄长的有两人：仲康继太康，扃继不降，这是兄终弟及的开始。商拥有天下，传了十七世，共三十位君主，其中弟弟继承兄长的多达十三人，这就是孔光所谓“及王”。

译周拥有天下，传了三十二世，共三十七位君主，其中弟弟继承兄长的仍有五人。此前议礼的人说，三代宗庙祭祀的文字如今虽然无法考见，但凡是继承先君的人，从未不称为嗣，也从未不以臣下之道自处。弟弟对于兄长，又与儿子对于父亲有什么不同？《春秋》记载“公孙婴齐”，却称作“仲婴齐”，就是以弟弟作为兄长的后嗣。列国的陪臣尚且明白这个道理，何况拥有天下的人呢？胡氏《春秋传》认为，兄长不能把弟弟当作儿子，以免扰乱昭穆；又说弟弟不能成为兄长的后嗣，难道不是没有看到《春秋》记载太庙中的大事、关于逆祀的说法、使先公按次序配享而恢复正位的说法，以及臣子一例的说法吗？按照君臣之道来比拟，却仍不废弃兄弟的名分，以免扰乱昭穆次序，本来就是《春秋》所赞许的。汉代周举引用闵公、僖公的事情，判定殇帝、顺帝的昭穆次序，说殇帝在前，按次序是父；顺帝在后，按亲属关系是子。这也是按照君臣之例来判断，在《春秋》的义理上有所依据。宋代刘原父解释“从祀先公”说：“阳虎憎恶季氏，认为臣下凌驾君主，正如僖公的儿子排在父亲之前，所以先纠正逆祀，以此警戒说明他的意图。” 这大概本于“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先于父亲享用祭祀”的说法，直接把僖公称为儿子、闵公称为父亲；而兄长成为弟弟的后嗣，也是按照君臣关系比拟父子关系。何况弟弟成为兄长的后嗣呢？唐代宣宗举行禘祭时的祭文中，对穆宗以及敬宗、文宗、武宗都称为“嗣皇帝”。臣某昭告：穆宗、宣宗都是宪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都是宪宗之孙。而宣宗对于敬宗、文宗、武宗，是弟弟对于兄长、叔父对于侄子，却都称为嗣、称为臣。大概当时曾与群臣讲明成为他人后嗣的义理。弟弟对于兄长、叔父对于侄子，按照君臣关系来比拟，与父子关系没有不同之处吗？君臣的名分重要，兄弟叔侄的亲属关系较轻。何况兄长具有君主之道，可以命令弟弟呢？大儒朱熹说，古礼的败坏，从定陶王不能成为成帝后嗣时就开始了。孔光的意见没有得到实行，定陶王于是被立为后嗣，听从了董宏、冷褒、叚犹等人的意见，从而败坏了古礼。所以朱熹紧接着说：当时关于濮王宗庙的争论，都是因为没有好好读古礼，不懂古人的意思；成为他人的后嗣就是作为他的儿子，其中的义理非常详细。朱熹说“成为他人的后嗣就是作为他的儿子，其中的义理非常详细”，是向他的门人说明古礼根本原则时说的。《语录》中保存的证据就是这样。所谓古礼，没有比《仪礼》更重要的了。《仪礼》说：“成为他人后嗣的，继承谁？继承大宗。”大宗，是尊贵一系的统属。诸侯上及其始祖，天子上及其祖先所出自的始祖；尊贵者尊奉上面的统属，卑下者承接下面的统属。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天子成为大宗的后嗣，是因为重视大宗的统属。又怎么能说古代天子没有成为他人后嗣的礼制呢？他们却删去朱子“成为他人的后嗣就是作为他的儿子，其中的义理非常详细”这句话，又删去周公《仪礼》中“天子成为大宗后嗣”的文字，用来欺骗陛下，反而说如今议礼的大臣违背古代礼书，强行主张陛下成为孝宗皇帝的后嗣，是欺骗妄诞。我们不知道他们所谓违背古代礼书，究竟违背了哪一条古礼？所谓强行主张陛下成为孝宗后嗣，又从哪里看出是强行主张？他们列举的其余各条，妄加注释某些书籍，保存的证据大多如此，都是借助证据删节、截取文字，文饰他们自欺欺人的妄言罢了。这是他们第一处欺骗妄诞。一、他们引用祖训说，天子没有成为他人后嗣的礼制。又说祖训规定：朝廷没有皇子，必定兄终弟及，但必须立嫡母所生的弟弟。说“必定兄终弟及”，可知不立后嗣；说“必须立嫡母所生的”，可知有严格的伦序。兄终弟及，国家有年长的君主，是社稷之福；立嫡母所生的，如果嫡长子没有后嗣，就立下一位嫡弟的嫡长子，这是不可改变的。这正是太祖高皇帝真正考察三代礼制后制定、用以垂示万世的法则。如今礼官强行主张陛下成为孝宗皇帝的后嗣，不仅违背古礼书，即使是高皇帝的训诫也不遵守。这是第二处欺骗妄诞。以上以《祖训》作为证据。前面这件事，我们恭敬地认为，我皇明《祖训》的意思是：朝廷既然没有皇子，那么亲属中没有比同胞兄弟更亲的，所以必定采用殷代的制度，兄终弟及；而兄弟之间有嫡有庶，所以又必须立嫡母所生的，使庶子不能干犯嫡子，严格确定名分，以遏制祸乱的根源。他们却说“不立后嗣便可知道”，这到底是在防备什么？朝廷的亲弟弟、先帝的次子，先帝的本统并没有改变，旁支何必立后嗣，改变对亲生亲属的礼制？陛下入继大统，是孝宗皇帝亲弟弟所生的嫡子；武宗皇帝没有皇子，也没有亲弟弟，按照伦序应当由陛下继位。武宗遗诏确实记载了这些话，他们怎么又在这里说“伦序可知”呢？他们说嫡长子没有后嗣，就立下一位嫡弟的嫡子，不可改变；这是把孝宗看作陛下的父亲，难道不是说应当成为朝廷的大宗后嗣吗？“国家有年长的君主，是社稷之福”，这是宋代杜太后临终时对她的儿子宋太祖所说的话。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传位给弟弟，后来宋太宗询问应当立谁为继承人，问臣子赵普，赵普说“太祖已经错了”；他们引用这些话，究竟想做什么？《祖训》明明说兄终弟及，前提是朝廷没有皇子，正如前日武宗的不幸。如果有皇子，就自然应当遵守祖训，难道是想让圣子神孙重蹈宋代的错误吗？他们竟敢厚颜诬蔑制书，随意触犯朝廷应当深切忌讳的事情来欺骗陛下，怎么忍心这样做呢？我们仔细考察，他们在前一条开头说：“三代以前，兄终弟及，没有立后嗣的礼制，是为了防止奸臣从拥立幼主中获利，并非社稷之福。”这里又引用杜太后的话说“国家有年长的君主，是社稷之福”，可见他们的意图不在于议礼，必定另有牵强附会之处。此前台谏弹劾他们所奏“君主昏暗软弱而臣下强盛”的说法，不过是想离间陛下与群臣的君臣感情，为自己谋求富贵，这已经看清了他们的肺腑。他们的意图就在这里，却不知不觉把话说得如此隐晦而急切，竟到了这种地步。有人说：他们曾上奏说“尧舜传位给贤者以及三代传弟，国家多因此兴盛”，又曾说“尧以得不到舜为忧，舜以得不到禹为忧，却不忧虑失去天子祭祀”。我们认为，舜继位时，到文祖庙接受命令，那是尧的宗庙，天子的祭祀并未断绝；尧又有丹朱这个儿子，甚至到了汉高祖还说自己是“尧的后裔”。禹继位时，在神宗庙接受命令，那是舜的宗庙，天子的祭祀并未断绝；舜又有商均作为儿子，后来延续为虞思、陈胡公一类的人。尧舜哪里曾说过“我的后嗣不一定继承，而天子的祭祀可以轻视”呢？

译尧、舜、禹是异姓之间通过禅让承受帝位的；舜在尧那里接受命令时称尧为“艺祖”，而瞽瞍的名号仍旧不变。禹从舜那里接受帝位时称舜为“神宗”，而伯鲧的名号仍旧不变。哪里曾像今天这样极力推尊呢？他们逐一列举传弟而兴盛的例子，除了太戊、盘庚两位君主之外，大多都是牵强拼凑。儒家先贤曾说，仲丁以后不断改立诸弟，历经九世而混乱，诸侯都不来朝见宋国。宋宣公传位给弟弟穆公，穆公却驱逐宣公之子；殇公又被杀身亡。吴国诸樊、余祭、夷昧兄弟依次传位，因而引发僚、光篡位弑君的祸乱，这也能说是兴盛吗？从禹到今天，传位给儿子而兴盛的，何止千万，难道偏偏不能举出来说明吗？按照他们的说法，祖训中的兄终弟及既然是取法帝王，那么父子相继就成了不可取法的事。最高帝位应当以传弟为正确。皇上的圣子神孙将万世承继大统，究竟要把传子作为法则，还是把传弟作为法则？像前日的事情，武宗是幸运，还是大不幸？这本是不得已的事情，他们却屡屡拿来向皇上陈说，究竟有什么用意？鲁庄公将死时，召见季子，把国政交给他，说：“我将把鲁国交给谁呢？”季子说：“般还在，有什么可忧虑的？” 庄公说：“叔牙对我说：‘鲁国一生一及，这件事君主您已经知道了。’庆父也还在。”季子说：“这个人将要制造祸乱，那怎么敢把国政交给他呢？”于是季子召来叔牙，给他饮鸩酒，将他杀死。他们这些人自己犯下滔天大罪，却还不知道。陛下如果认真思考一下，再追问他们不道之罪，即使死一万次也还罪有余辜。高皇帝考察三代礼制，用来垂示万世的法则，陛下应当深切鉴戒，凡是我的臣子没有谁敢不服从。至于成为他人后嗣的礼制，高皇帝已经在《孝慈录》中确定了。《孝慈录》序说：“朕观察前代君主喜好山林中的隐士，突然使他们显贵，导致君主被文义牵制，优游而没有防备，于是制定五服：成为他人后嗣的，为所后父母服丧，称为正服；为自己的亲生父母服丧，称为降服；为自己的兄弟及姑、姊、妹服丧，称为义服。这一明确训诫完整地保存着。”他们却完全背弃这些训诫，还说今天的礼官一定是强行主张陛下成为孝宗皇帝的后嗣、违背古礼书。即使是高皇帝的训诫也不遵守，真不知道究竟是谁违背、谁不遵守？他们连祖训都要加以厚颜诬蔑，更何况其他书呢？究竟有什么书可以作为他们的证据？这是他们第二处欺骗妄诞。一、他们说，成为他人后嗣，是孔门所鄙视的。又说，天子、诸侯自古都没有成为他人后嗣的礼制，末世才由诸侯的大夫以下开始有成为他人后嗣的人。从前孔子在矍相之圃射箭，让子路负责邀请参加射箭的人，说：“败军的将领、亡国的大夫，以及成为他人后嗣的人，不得入内。”由此可以看出，成为他人后嗣的人，是孔门弟子深深鄙视的对象。如今议礼者不把陛下看作入继大统的君主，却忍心把陛下比作民间乞养、过房的儿子，这是为什么？何况古礼中族人以支子承继大宗，实际上是大夫、士的礼制，从未听说臣下竟敢把天子强行规定为他人的后嗣。这是天地变化、古今罕见的事情，是他们第三处欺骗妄诞。以上以《仪礼》《礼记》《射义》作为证据。前面这件事，我们认为，关于成为他人后嗣的说法，见于《仪礼·丧服篇》；“成为他人后嗣就是作为他的儿子”的说法，见于《春秋公羊高传》。《仪礼》是周公制定的礼书，公羊高确实是子夏的弟子，子夏又是孔门的高才弟子。公羊高这句话与礼经相合，其传授是有来历的。至于矍相之圃射箭时拒绝成为他人后嗣的人，儒家先贤解释说：宗子死后没有儿子，族人用支子作为后嗣。这种人不是宗子的近亲，只因有所图利才再来求做后嗣，是忘掉亲属的人，所以可以拒绝。孔子并不是拒绝所有成为他人后嗣的人；如果没有成为他人后嗣的礼制，《孔子家语》也不会记载此事。成为他人后嗣的人如果被孔子拒绝，就说明人不可以成为他人后嗣；大宗如果断绝，就无人能够继承大宗；不继承大宗，就等于有父亲却没有祖先。不知道尊重祖先，就不知道尊敬父亲，这样纲常就会大乱。孔子梦见周公，而且遵从当时的制度，所以儒家先贤特意说孔子并不是拒绝成为他人后嗣的人。《仪礼》传文说：“成为他人后嗣的，继承谁？继承大宗。”大宗不能断绝，所以族人用支子继承大宗。既然如此，嫡子不能继承大宗，是因为还有支子可以继承。汉代戴圣说：“大宗不能断绝”，意思是嫡子不作为后嗣，只是不能越过庶子而已。族中如果没有庶子，就应当舍弃父亲的继承关系而继承大宗。魏代田琼、晋代范汪也都持这种意见，大儒程颐还说：“没有兄弟而继承大统的宗子断绝了，也应当设法继承。礼书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可以根据义理创制。”由此可见大宗不能断绝。这正是前日陛下入继大统的事情。成为他人后嗣就是作为他的儿子，陛下继承先帝的帝位，主持大宗，死后服丧、祭祀、安葬，生前侍奉以及称谓等，至今已经四年了。成为天子的后嗣，然后才能拥有天下；成为诸侯的后嗣，然后才能拥有他的国家；成为卿、大夫、士的后嗣，然后才能拥有他的家。为什么呢？因为继承的是大宗。陛下是成为天子的后嗣；天子，是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宗子。自古帝王没有后嗣、由诸侯入继大统的，从来没有不明确说明成为他人后嗣的义理的。继承他的大统，承担他的宗庙祭祀，这就是成为他人后嗣的义理。霍光迎立宣帝时议论说：“礼制规定，大宗没有后嗣，就从支子子孙中选择贤能者作为嗣子。孝武皇帝的曾孙病已，可以承继孝昭皇帝的后嗣。”魏明帝诏书说：“选择诸侯来继承大宗，就应当继承王统、奉行公议，哪里还能顾念私人亲属关系呢？”

译又说：“后嗣万一有从诸侯入朝奉承大统的，就应当明确说明成为他人后嗣的义理。”宋代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前代诏书中只有这一道特别加以全文收录，用来彰明示范于万世。前些年礼官已经随奏章呈给陛下御览了。陛下奉行武宗遗诏，遵守祖训，作为入继大统的君主，到现在已经四年。凡有血气之人没有不尊敬亲属的，何况议礼者都是朝廷中的臣子。他们竟然不把陛下当作入继大统的君主，却忍心把陛下比作一般成为他人后嗣的事例，岂不是故意说这种狂妄荒谬的话吗？礼制所说族人以支子继承大宗，指的是大夫以下的情形。他们说继承大宗是大夫、士的礼制，于是又说诸侯、天子没有宗法，天子、诸侯没有成为他人后嗣的礼制。却不知道礼制只说明通常情况。天子一娶十二女，诸侯一娶九女，是为了广泛延续后嗣。如果只说通常情况，难道会有无后而以小宗为后嗣的吗？然而也有不能遵循通常情况的：拥有天下的大宗宗子没有后嗣，又没有同胞弟弟，难道可以不为天子立后嗣吗？旁支本来没有不成为天子的后嗣而拥有天下的。这些都由《仪礼》明确记载，所谓天子及其祖先所出自的始祖，而大宗的统属就是宗法。礼制中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即使是天子、诸侯的儿子，如果没有得到君父的册命，上面没有所承接的名分，下面没有所接受的臣民，凭什么形成他的尊贵地位呢？诸侯即使有世子，也必须请天子册命之后才能继立，所以说：没有一个诸侯不是接受天子册命的。诸侯没有儿子，他立后嗣的权力在天子，这一点更不必说。况且大夫的宗子负责收聚族人，尚且必须以支子继承大宗。诸侯是一国的大宗，天子是天下的大宗，怎么可以说没有成为后嗣的礼制呢？他们只看到了嫡子不能成为他人后嗣，却不知道宗子不能没有后嗣，这就是程颐提出“可以根据义理创制”的原因。《诗经》说：“宗子是城墙，是天子的宗子。”《春秋》传说：“鄫国娶取莒国公子作为后嗣，这是诸侯立后的证据。”只是立异姓为后嗣是应当治罪的。他们说成为他人后嗣与民间过房、乞养一样，其实民间小人所做的，本来是立异姓之子为后；而卿、大夫以上懂得宗法的，则是立同姓同宗之子为后。所以说：“禽兽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野人说父母有什么区别呢？”大夫和读书人则懂得尊敬祖先，诸侯、天子则懂得尊敬自己的太祖以及祖先所出自的始祖。陛下对于孝宗，是同姓而不是异姓，是同宗而不是异宗。孝宗有陛下作为他的儿子，大宗的统属就不会断绝；武宗有陛下作为他的弟弟，大君的统属就不会断绝。《诗经》说：“作为君主的宗子”，说的就是这个。可是他们竟然指斥皇上，把他比作乞养的儿子。用这种话激怒陛下，真是这种事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呢？汉宣帝曾下诏讨论已故太子的谥号，有关官员奏报说：“礼制规定，成为他人后嗣的就是作为他的儿子。”汉成帝讨论应当为谁立后嗣时，翟方进等人都依据礼制说：“兄弟的儿子就是犹子，成为他的后嗣就作为他的儿子。”汉哀帝想在京师为定陶共皇建立宗庙，师丹说：“成为他人后嗣的就是作为他的儿子。”光武帝时期宗庙制度尚未确定，张纯、朱浮奏报：“礼制规定，成为他人后嗣就作为他的儿子；既然侍奉大宗，就应降低对亲生亲属的服制。”唐代陈贞节劝告玄宗，宋代张齐贤劝告真宗，司马光、范镇、吕诲等劝告英宗，都引用“成为他人后嗣就是作为他的儿子”的说法。他们却说：“从未听说臣下竟敢把天子规定为他人的后嗣，却说今天议礼的人所主张的是天地间的大变、古今罕见的事情，这难道不是他们在说自己吗？” 这是他们第三处欺骗妄诞。一、他们说陛下确实是入继大统的君主。武宗皇帝遗诏说：“朕的皇考的亲弟弟兴献王的长子，贤明仁孝，按照伦序应当继位，迎接他来京城，继承皇帝之位。”说的是“继承皇帝之位”，即继承武宗皇帝的大统，原本没有成为孝宗皇帝之子的说法。到了陛下登极时，他们才改变说法，把陛下当作孝宗之子，继承孝宗的大统，使陛下违背武宗皇帝的遗诏，背弃献皇帝的恩德，最终导致父子、君臣全都失去应有的道义，这是他们第四处欺骗妄诞。以上以迎立诏书作为证据。前面这件事，我们仰仗陛下确实是入继大统的君主，已经在前文详细陈述。议礼者在三四年间对此说得已经很详细了。“统”和“嗣”所表示的继承，并没有两样。武宗遗诏迎接陛下来京，继承皇帝之位，不只是说“按照伦序应当继位”，还特意说“朕皇考的亲弟弟兴献王的长子，贤明仁孝，按照伦序应当继位”。孝宗皇帝与献皇帝是最亲的兄弟，武宗皇帝与陛下是最亲的兄弟。诏书中的“亲”字，是说陛下亲近；“长”字，是说陛下年长；“贤”字，是说陛下贤能。亲、长、贤三者都在陛下身上，而皇祖又有“兄终弟及”的训诫，因此陛下按照伦序应当继位，成为大宗后嗣而继承大统，这是上天授予、人民归附的结果。他们却引用遗诏中“伦序当立，嗣皇帝位”的话，说陛下只是继承武宗的统绪、没有成为孝宗之子的说法，这是什么道理？近来有人为大礼设置问题说：“遗诏没有成为后嗣、作为儿子的文字，如今可以强行规定为后嗣吗？”遗诏本来已经说“伦序当立”，又说“嗣皇帝位”，说“立”，说“嗣”。为什么呢？“立”，就是立为后嗣；“嗣”，就是成为他人的后嗣。

译既然都说是后嗣，怎么能说没有文字依据？况且陛下主持重丧，服丧三年、祭祀、安葬以及生前侍奉和称谓，已经实行三年了，如今却想抓住空隙背弃它吗？这个答复，大概是为邪说而发的。他们说陛下登极之日才改变说法，把陛下当作孝宗之子，继承孝宗的大统；那就是我太祖高皇帝的统绪，是大宗的统绪，后来传给武宗；武宗的统绪难道会不同于孝宗的统绪吗？武宗遗诏把陛下看作同胞弟弟，陛下奉命迎接入京时，天下臣子谁不庆贺？亲近陛下、尊重陛下年长、称许陛下贤能，使陛下继承先帝、奉行大统，陛下正处在上天授予、人民归附的时机，自己已经知道并相信这一点了。在朝臣子和劝进的人，有谁改变了武宗的遗诏吗？有人说：“他们曾提出‘继承统绪不一定要继承后嗣’的说法。”天子以天下和万世为念，本来重视正统。然而自从家天下以来，禹、汤、文王、武王都传位给儿子，并不认为这是错误，怎么能说后嗣不值得重视呢？如果说只要帝王的统绪不断绝，那么商汤对于夏桀，夏的统绪并未断绝；武王对于纣王，殷的统绪并未断绝；汉高祖对于秦，唐高祖对于隋，宋太祖对于周，元世祖对于宋，我太祖高皇帝对于元顺帝，都可以说是继承统绪。皇上奉行先帝遗诏入继大统，他们却说不必继承后嗣，只是继承统绪；这是想把皇上比作商汤、周武王。这样一来，打算把先帝置于什么地位？礼官和进言的大臣希望在初政时实行的，是仁爱到了极点、义理尽到了极点的做法。他们却说这会使陛下违背武宗遗诏、背弃献皇帝恩德，最终导致父子、君臣全都失去应有的道义，这是多么心意颠倒、言论悖谬啊！这是他们第四处欺骗妄诞。一、他们说，礼官主张陛下称孝宗皇帝为皇考、称慈寿皇太后为圣母，把恭穆献皇帝、章圣皇太后作为本生父母，这是不合礼的。他们引用《仪礼·丧礼篇》说：“成为他人后嗣的，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三年？因为承受了重大责任，就必须用尊贵的服制为他服丧。’又说：‘成为他人后嗣的，为自己的父母服丧一年。’传文说：‘为什么呢？因为不能同时为两位父亲服斩衰。’对于所后父母服丧三年，称为重服；对于本生父母服丧一年，与伯叔父母相同，称为轻服。如今孝宗皇帝本是陛下的伯父，慈寿皇太后本是陛下的伯母，反而称他们为皇考、圣母，服重服；献皇帝本是陛下的父亲，章圣皇太后本是陛下的母亲，反而称他们为本生皇考、本生母，服轻服。轻的反而成了重的，重的反而成了轻的。议礼的大臣也各自有父母，试着设身处地想一想，内心能够安宁吗？这是他们第五处欺骗妄诞。”以上以《仪礼》作为证据。前面这件事，我们谨按《仪礼·丧服》说：成为他人后嗣的，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三年？因为承受了重大责任，就必须用尊贵的服制为他服丧。怎样才可以称为后嗣？同宗之人可以作为后嗣。怎样的人可以成为他人后嗣？支子可以。为所后者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以及如同儿子、孙子的人服丧；为所后者兄弟的儿子，视同自己的儿子，所谓视同儿子，是说如同真正的儿子。如果不是真正的儿子，又有什么服斩衰的理由呢？”又说，成为他人后嗣的，要为自己的父母服丧一年。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因为不能同时为两位父亲服斩衰。为什么不能同时为两位父亲服斩衰？因为对大宗特别加重服制，就要降低对小宗亲属的服制。”治理亲疏贵贱的等差，只有丧服制度能够详尽说明，为什么呢？因为它依据亲情而制定礼文。所以说：“服丧三年，是悲痛到了极点，除了父母没有谁配得上这种服制。”至于服丧一年而称为“报”，就有所区别了。为父母服丧时，父母还没有服一年之丧，却仍然称为父母；这就是所后父母与亲生父母的区别，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守、古今一致、不可改变的制度。然而《仪礼》对于本生父母有“父母”的说法，司马光认为这样制定礼文是恰当的，胡寅则认为姑且称作父母，是为了说明应当降服；既然降服，就不能称作父母了。他们引用的就是这些话，却说“为所后父母服丧三年，称为重服；为本生父母服丧一年，与伯叔父母相同，称为轻服”，这难道不是他们解释经文的意思吗？他们曾经沿袭宋代欧阳修《濮议》的说法，认为“成为他人后嗣、作为他的儿子，并不是圣人的话”。《礼记·丧服记》明明说“成为他人后嗣的，为自己的父母服丧一年”，这说明所后者称为父母，并没有改称伯叔父母的文字；如今他们却说出这种话。既说称所后者为父母是不对的，又说称所后者为父母是正确的，这正是近来主张议礼的人所说他们“天夺其魄”的地方。前面他们说“天子没有成为他人后嗣的礼制”，这里又引用成为他人后嗣的文字，为什么自相矛盾到这种地步？不是“上天夺去了他的魂魄”才使他这样吗？《礼记》说：“从仁的原则推及亲属，逐级向上到祖先，称为轻；从义的原则推及祖先，顺次向下到父亲，称为重。”本来就有适当与不适当之分。衡量轻重、考察礼制，对于陛下来说，正是应当顺着祖先一系推行的时候。他们之前所谓“轻”和“重”，大概就是偷取这里的意思来立论。他们此前说所后者称为父母，本生父母称为伯叔父母，虽然《仪礼》没有明文规定，但宋代大儒程颐、司马光等人曾经这样说过，这正是今天礼官和议礼大臣所坚持的正义。他们又说，如今孝宗本是陛下的伯父，慈寿本是陛下的伯母，却反而称为皇考、圣母，作为重服对象；献皇帝本是陛下的父亲，章圣本是陛下的母亲，却反而称为本生皇考、本生母，作为轻服对象。他们所说的“重”“轻”，是承接前面“称为重服”“称为轻服”的名义来说的。但他们又这样说，轻的反而成了重的，重的反而成了轻的，与前面的说法极不相称。这是他们第五处欺骗妄诞。一、他们说，陛下只应称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称章圣皇太后为圣母，赶快去掉“本生”二字，改称孝宗皇帝为皇伯考、慈寿皇太后为皇伯母，这才合乎礼制。他们说，唐玄宗称中宗为皇伯考，宋真宗在太祖庙中称太祖为皇伯考、皇伯妣；又恭敬阅读祖训，凡亲王若是天子的侄子，生前称天子为伯父皇帝、陛下为叔父皇帝，活着可以称伯父，死了难道唯独不能称伯考吗？如今陛下本来是按照伦序入继大统，对于孝宗皇帝，活着应称伯父，死后应称伯考；如今礼官却认为庙中没有伯考的称呼，抛弃礼书、背弃祖训。这是第六处欺骗妄诞。以上以祖训和《文献通考》作为证据。

译前面这件事，我们认为，“本生”二字确实不是古代礼书中原有的说法。献皇帝、章圣皇太后为什么会有“本生”的称号？称为本生，是因为陛下恭敬亲爱父母的心没有穷尽，必定想尊称献皇帝为皇考，尊称亲生的章圣皇太后为皇母；但又不愿严重违背朝廷中的议论，所以加上“本生”二字，以区别于入继的大宗。这实际上是根据义理创制的礼制，不是礼官敢于擅自拟定的。献皇帝起初尊称为兴献帝，后来称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章圣皇太后起初尊称为兴国太后，后来称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这样的尊崇隆重，是古代从未有过的。汉高祖尊奉太公，汉宣帝尊奉悼考，光武帝尊奉南顿君，都没有称为皇帝。哀帝尊定陶王为共皇，安帝尊清河王为孝德皇，桓帝尊蠡吾侯为孝崇皇，灵帝尊父亲为孝仁皇，也都没有称为帝。礼官和执政考虑到陛下孝亲之情的逼迫，于是顺从到这种极点，他们也可以满足了。陛下起初尚未满足时，他们趁机进言说，执政只保留一个“皇”字以等待时机，又说一百个“皇”字也不能换一个“考”字，陛下于是深信他们，才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献皇帝曾经是武宗的臣子，当初少用一个字，是想有所区别，体现尊无二上的道理。如今在皇考之上加“本生”二字，也是想有所区别，体现礼制中不能有两个皇考的道理。宋代王曾所谓称“权”还足以给后人以启示，礼官和执政在这件事上实在不是完全出于不得已。皇上爱护亲属，虽然有无穷的感情，也有不能完全自行表达的限制；臣子侍奉君主，虽然有必须服从的道义，也有不能曲意盲从的原则。他们却屡屡进献危言来激怒圣上，怎么忍心这样做呢？陛下称孝宗皇帝为皇考，在祭文中称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并增加徽号，写入册宝，诏告天下，已经四年了。如今想改称皇伯考、皇伯母，义理上怎么能心安？近来有人为大礼提出问题说：义理只随时势而定，所以礼制在宫门以内，恩情压过义理；在宫门以外，则由义理裁断恩情。况且陛下已经接受武宗的诏书称武宗为君，又接受昭圣皇太后的迎立而称她为母，已经以孝宗为考；纲常就在这里，而不在别处，难道还要在四年之后改变称呼吗？唉！孝宗升天已经二十年，称他为考，不知何时已经改称为伯考；不知道已经改称，他们却忍心提出这种说法，还屡次上疏，要求一定实现。昭圣太后在上位时，那个人从前多次上疏，尚且没有改称“伯母”，如今却可以连同这样称呼了。他本来就知道前面那些话是可以拿来欺骗人的。既然昭圣已经改称伯母，章圣就应当母仪天下，而昭圣在一切事情上都理当退避，天下的表章也都应当停止并革除旧称。皇上这样能安心吗？章圣这样能安心吗？他一定会说：“那就姑且仍按旧制吧。”古今天下，哪里有母后在上，而又让伯母行母仪天下之礼的道理呢？他曾说，奉迎章圣到来以后，儿子已经做了天子，就不可以用臣妾的礼节来对待别人。可是他偏偏不想想，昭圣为天子之夫十八年，儿子为天子十六年，作为皇上的母亲又四年，难道可以降用卑下的礼节去事奉别人吗？他在这里一定又会改变说法，说：“孝宗虽然是伯父，但有祖父的道理，那么昭圣也有祖母的道理。”臣恐怕昭圣不能以祖母的身份自处。为什么呢？因为她不能成为皇上的母亲。名分和实际已经不同了。陛下即使想像从前那样实行尊奉皇上的礼节，先尊昭圣，后尊章圣，也有不能这样做的地方。说这些话的人，难道不是先帝的臣子吗？他竟忍心背负先帝到这种地步，还希望他能忠于陛下，能做得到吗？他还说，唐玄宗称中宗为皇伯考，宋真宗称太祖的神主为皇伯考妣，因此陛下也应当称孝宗为皇伯考。事情果真相同吗？玄宗、真宗对中宗、太祖的称呼，果真可以作为法则吗？《春秋》的大义是，臣子一概如此，不能因为亲亲而损害尊尊。晋元帝在太庙举行祭祀时，钟雅上奏说：“景皇帝不应因为是伯祖而升入太庙，称为伯祖也不安妥。”诏书采纳了他的意见。唐玄宗时太庙毁坏，孙平子上言说：“臣继承君位，犹如儿子继承父亲，孝和皇帝应当迁回太庙，何必在礼制上降低标准而同于鲁、晋呢？”陈贞节、苏献等人不以为然。孙平子援引经义，辩说得很清楚，苏献等不能驳倒他；但苏颋却支持博士和诸儒，因为孙平子孤直刚强而触犯礼官，所以对他的公议不平。真宗时张齐贤等人制定宗庙祭祀礼仪，说：“天子除服不过期年，宗庙中怎么能有称为伯氏的呢？”唐朝、五代虽有这样称呼，是礼官的过失；请从今以后在太庙举行祭祀，太祖神室应当称孝孙，太宗神室应当称孝子，但这个主张没有实行。真宗既然以太祖为伯父，就应当自称侄子，可是终其一世仍称孝子；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当时内心实在不能安宁。况且玄宗、真宗之所以把中宗、太祖称为伯父，是因为睿宗继承了中宗，玄宗有睿宗作为父亲；太宗继承了太祖，真宗有太宗作为父亲。睿宗、太宗都曾做过天子，太庙中有作为父亲的神主，能够承继大宗的统绪。献皇帝从未继承正统，而陛下只是特意起用来继承武宗的皇位。因此，陛下是武宗之后，这一点不必多说；对武宗来说是弟，对孝宗来说却无疑是儿子，怎么能称作伯父呢？又怎么能让太庙没有父亲之庙呢？《礼记·祭法》说，天子建立七庙：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远祖之庙称为祧，有二祧。这是天子的七庙。祖训说：“凡亲王，如果是天子的侄子，就称伯父皇帝陛下、叔父皇帝陛下。”这是进呈贺表、笺文时的称呼，哪里曾说过入继大统、承继大宗统绪的君主，可以在太庙祭祀时称伯考呢？自从以天下为一家以来，宗室藩王入继的很多了，只有元魏孝庄帝不懂礼制，所以敢称高祖为伯考。他的臣子临淮王彧上表劝谏，认为高祖对于圣上，亲属关系实际上犹如父子。陛下既然继承了大统，怎么能加上伯考的名号？遍查史籍，从来没有这种事。元魏以后，中原的君主难道还会有这种事吗？而他竟敢提出这种说法，还说如今的礼官抛弃礼书、背弃祖训，这是此人的第六种欺骗妄言。

译一是他说，陛下应当在京师另为献皇帝建立宗庙。他说汉宣帝另为父亲史皇孙建立皇考庙，汉光武帝另为父亲南顿君建立皇考庙，这是合乎礼制的。又考察汉哀帝追尊定陶共皇帝，在京师建立寝庙，排列昭穆，仪式如同孝元帝。大概是成帝曾立哀帝为儿子，所以师丹认为不可，因为共王是哀帝的本生父亲。如今礼官强行把陛下说成孝宗皇帝的儿子，把陛下比作定陶王是成帝的儿子，因为献皇帝是陛下的本生父亲，便引来邪说纷纷。这是第七种欺骗妄言。以上以《文献通考》为证。前面这件事，臣等谨切实考虑：汉宣帝继承昭帝之后，昭帝是他的祖父，他得以尊史皇孙为考，但仅谥为悼，庙也只是因园为寝。有司上奏说：“做别人的后嗣，就要成为他的儿子，所以应当降低对本生父母的礼制，不能祭祀。”魏相又请求毁去园庙，不再修建。汉光武帝起于平民，荡平天下，名义上是中兴，实际上等同于开创变革。等到建立亲庙时，张纯、朱浮也认为：“做别人的后嗣，就成为他的儿子；既然事奉大宗，就应当降低对本生亲属的礼制。”建立亲庙不合礼意。假如不是遭逢王莽搜求宗室，陛下继承统绪，怎么还能顾念本生亲属而违背礼制呢？张纯等说继统者不能顾念本生亲属，大概就是因为既然事奉大宗，就应当降礼对待本生亲属。张纯等大概是明白继统意义的人。又说，宣帝以孙子的身份继承祖父，不敢把本生亲属置于私人关系中，所以只为父亲建立庙，而由群臣侍祠。如今应当撤除亲庙，以此遵循旧典。戴涉等议论认为，应当用宣帝、光武以下的旧例取代如今的亲庙，于是南顿君的庙建立在章陵，也只是由群臣侍祠而已。宣帝对于悼考，尚且没有同时尊奉两位考；何况光武帝从已经断绝的汉室手中夺取天下而恢复汉朝国祚，难道能同太平时代入继大统相比吗？他的臣子对礼制尚且这样议论。两位皇帝都能听从，这所谓礼制，是否自有其所在呢？汉安帝只是奉祀孝德皇和清河嗣王而已。汉桓帝只是为孝崇皇、博陵设置令、丞奉祠而已。晋元帝对于恭王，是以皇子琅邪王的身份继承而已；宋英宗对于濮安懿王，只以濮国公的身份祭祀而已。安等诸帝虽然不能与宣帝、光武相比，仍没有完全抛弃礼制。只有定陶共皇在京师建立宗庙一事，后来桓帝有烈庙，灵帝有奂庙，后世议论到这些事，没有不唾骂的。这是冷褒、段犹等人开创恶例；而他引用这段文字，说其中有“共皇帝”的称呼，又说排列昭穆、仪式如孝元帝，这些说法根据何在？难道是想同冷褒等人争相附会，妄自尊奉吗？他用前代的事来诱导今天。他曾上奏请求今天一定要尊本生父为父，以效法尧舜，却又想另立宗庙，反而把皇上引向哀帝、桓帝、灵帝的旧例，他究竟存的是什么心？关于做儿子、做本生父亲的说法，臣等前面已经详细说明，不再辩论。大内的奉慈殿，是因为周人有祭祀先妣的典礼，汉、宋沿袭了它。祭祀孝穆太后援引这个例子，所以有根据。今天的事情却不能与它类比。程颐曾说：“神明之道不能远离人情。”献皇帝向上看孝宗、武宗，是君主、兄长；向上追溯宪宗以上，是父亲、祖父。他们对献皇帝的亲近和尊贵，都如同皇上对献皇帝一样。皇上以事奉生者的礼节来尽孝，献皇帝俨然在上。假如设宴会同席，献皇帝独自占有一室，难道是在把皇上当作私人之子来养吗？皇上同时事奉二宗，诚敬之心必然有所分散，九庙神灵难道会享用这种诚敬不专一的祭祀吗？这样就使献皇帝处于父祖与君兄之间，不能得到孝敬；那么皇上对献皇帝又能说是尽孝吗？如今观德殿已经将要落成，献皇帝的神主也即将奉迎到来。按照典礼来看，虽然已经超过常情，但这是陛下至孝的表现；他的主张既然已经实行，却还喋喋不休地诬称礼官强行执守成说，这是何等倚仗恩宠、务求取胜啊？这是此人的第七种欺骗妄言。一是他说，礼官把陛下比作宋朝濮王，事情的体制完全不同。他说，宋濮安懿王赵允让是第十三子，起初名叫宗实。仁宗没有嗣子，便把宗实接入宫中，命曹皇后抚养，年仅四岁；仁宗亲自命学士王珪起草诏书，立他为皇子，在宫中养育了二十八年，这与陛下不同。何况仁宗立濮王之子为嗣，大儒朱熹已经连同定陶王的事情一起论说，认为那是破坏礼制。如今礼官牵强附会，把这件事拿来比陛下，这是第八种欺骗妄言。以上以《通鉴》为证。前面这件事，臣等查得礼官最初议论时，引用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继承仁宗之后的事，并载录当时司马光等人的奏议以及程颐代彭思永所作的奏议，认为今日的事情是：兴献王对于孝宗是弟弟，对于皇上是本生父亲，也如同濮安懿王对于仁宗、英宗一样。皇上应当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后来从第二次议论到第五次议论，都不敢违背原来的说法，于是才奉敕尊本生父为兴献帝、本生母为兴国太后。后来因为他继续上奏，议论又进行了多次，仍然沿用原说，才又奉敕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兴国太后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而他又再次上奏。臣等谨切实认为，陛下入继大统与宋英宗的事情，表面迹象虽不同，礼义实质却相同。他说陛下从未以宗室之子的身份入宫、由孝宗养育，与英宗不同，这是从表面迹象而言似乎不同。礼官所说前代选择旁支继承，有的先在生前让其主持神器，有的则在死后让其主持宗庙，并不是说生前成为儿子的才能做别人的后嗣，而死后入继的就不能做别人的后嗣。

译假使英宗从未在宫中养育，从未被封为皇子，仁宗死后曹太后才援引他立为继承仁宗的人，那么英宗难道就可以不把仁宗和曹太后当作父母吗？仁宗在位很久，年老仍无子，于是预先立英宗为嗣；其他中途去世、没有后嗣而由人入继统绪的，难道都可以说：“我从未亲自接受诏命做他的儿子，我是自行继承统绪，不是做他的后嗣”吗？这种说法成立吗？这就是从礼义实质而言虽然表面不同、实际相同。近来有人论说做别人后嗣时说：“按晋代杜瑗的话，所谓做别人的后嗣，是说有先后之名，意思是对方去世以后承继他，并不是双方同时在世时的称呼。”子夏说：“族人以支子承继大宗，说明做别人的后嗣，是宗子已经去世后族人立他继承，并不是宗子还在世时就立他。”按照这些话，仁宗把英宗养在宫中，只是立他为嗣子；到仁宗去世、英宗继承统绪时，才符合做后嗣的礼制。所以，生前成为儿子的只称立嗣，死后入继的才称为后嗣。他说孝宗从未命陛下为子，于是认为陛下不是做后嗣，这正是不懂做后嗣的意义。臣等愚见，这个道理比礼官所说的更加明白。宋朝宗室都在京师，不像如今分封在外，所以可以挑选宗室子弟预先养育。仁宗曾告诉臣下说：“宫中养一个儿子，后来只立宗实为嗣。若说到养育，那么一同被养育却没有被立为嗣的人，也可以说是做后嗣吗？”假如仁宗立了皇子以后又亲生了儿子，天下究竟应当归于所立的皇子，还是归于亲生的儿子？这样看来，被立为皇子的，也不能立即说就是别人的后嗣，这一点很清楚。因此，当时司马光请求建立储君的奏疏也说：“大宗没有儿子，那么小宗做他的后嗣，就成为他的儿子。”希望陛下选择贤能的宗室，暂摄储贰之位，等待皇嗣确立后退居藩服。宗实奉命为皇子、将要入宫时，也告诫舍人说：“谨慎守住我的住所，上面有嫡嗣，我就回去。”他竟说养育和亲自立为后嗣才算后嗣，而死后入继却不算后嗣，实在是因为根本不懂做后嗣的意义。如今有人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死了，次子、三子难道不能承继父亲吗？长子的儿子服三年丧，称为承重，就是代替父亲做后嗣。庶子虽然是叔叔，却不能主持父亲的祭祀；长子的儿子虽然是侄子，却能主持祖父的祭祀；孙子死了，孙子的儿子也是如此，所以称为做后嗣。皇上既然主持孝宗、武宗的祭祀，怎么能说不是他们的后嗣呢？朱子曾把定陶王的事情一并论定，说明古礼被破坏；在语录中回答门人关于濮议的问题时说：“欧阳修的说法绝对不行。譬如现在有人做别人的后嗣，一天，所后之父和本生父亲相对而坐，他的儿子来称所后之父为父亲，难道还会再称本生父亲为父亲吗？这在道理上本来就是行不通的。”假如把仁宗和濮王分别安排在这里，让英宗经过，英宗终究不能把两个人都叫父亲。只是因为众人说死后成了鬼神，无法考察，胡乱称呼也无妨，却都不想想道理本来不能如此。先前仁宗有诏书说：“朕的皇兄濮安懿王之子，也如同朕的儿子。”这已经十分清楚，当时只凭这一点作依据就够了。亚夫问，古礼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破坏？朱子说：“从定陶王时就坏了。大概成帝不立弟弟中山王，是认为按照礼制兄弟不能相继入庙，所以才立定陶王，大概是按儿子的名分行事。”孔光拿《尚书·盘庚》中殷王的事来争辩，却没有成功。当时濮王庙的争论，都是因为没有好好读古礼，没有看懂古人的意思。做后嗣就成为他的儿子，其中的意义说得很详细。以上就是语录所记载的内容。而他却说，仁宗立濮王之子为嗣，大儒朱熹已经连同定陶王的事情一起论说其破坏礼制。由此可见，他完全不懂文章的意义，根本没有看出大儒所说的破坏礼制之处，却敢厚着脸皮议论大礼，还说礼官牵强附会来比陛下。近日进言的人之所以说他是上天夺去了魂魄而毫无廉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此人的第八种欺骗妄言。一是他说，陛下应当把献皇帝的神主迎到京师，另立新庙。古代迁移国都或迁徙国家时，按礼制要载着各宗庙的神主一同迁徙。如今礼官认为史籍中根本没有迁移神主的事情，这是第九种欺骗妄言。以上以《礼记·曾子问》为证。前面这件事，臣等认为他所引用的，是迁国时载着神主同行的礼制，指的是原本就是天子的君主，如盘庚迁都；或者原本是诸侯而迁移封国，并不是指今天以旁支入继大统、成为天子的情形。假如按他的说法，献皇帝受封已经历数代，有继承别子的大宗，也有继承父亲的小宗。倘若陛下还有亲弟弟，迎他到来后，陛下以宗社为重，必须接受命令，而亲弟弟承袭王爵，成为献皇帝的后嗣，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陛下自然就不能把献皇帝当作父亲。献皇帝的神主在原来的宗庙中，由嗣王共同祭祀，又该怎么办呢？此前礼官说安陆陵园应当由嗣王共同祭祀，才合礼制。他却把这同古代迁国的事情相比，说献皇帝的神主应迎到京师，同时又知道绝不能让它进入太庙，于是想另立新庙祭祀它；这种做法不合礼制、没有依据，已经显而易见。这是此人的第九种欺骗妄言。一是他说，陛下入继大统，遵循高皇帝的祖训，不应擅自称慈寿皇太后的懿旨为干预外朝政事。他说，恭读祖训，凡皇后只许管理宫中事务，各等妇女对于宫门以外的一切事务不得干预。何况立君继统，确实遵循太祖高皇帝“兄终弟及”的训示，慈寿皇太后本来就不得专擅干预政事。如今礼官竟说慈寿皇太后的懿旨违反祖训、干预外事，这是第十种欺骗妄言。以上以祖训为证。

译前面这件事，臣等敬考祖训，这句话见于《内令》第四条，正是《礼记》所谓听任天下内治的意思。他引用祖训说，陛下入继，应当遵守祖训，不应擅自称慈寿皇太后的懿旨。那么慈寿皇太后的懿旨难道有不遵守祖训的吗？臣等恭读武宗遗诏：“朕的皇考亲弟兴献王的长子，贤明仁孝，按照伦序应当立为君，已经遵照祖训‘兄终弟及’的条文，告祭于宗庙，请示慈寿皇太后，当日派官员迎接他来京，继承皇帝之位。钦此。”这是继立的大事。武宗把此事告知宗庙，也告知八庙中的太皇太后和孝宗皇帝在天之灵，确实是让他们知道。圣母既然还在世，难道不应请示她而让她知道吗？向慈寿皇太后请示后立即派人迎接，正是慈寿尊重祖训。随后慈寿皇太后的懿旨说：“皇帝病重濒危，已经遵奉祖训‘兄终弟及’的条文，告祭于宗庙，当日派官员迎接兴献王长子来京，继承皇帝之位，君临天下，一切事务都等嗣君到来的那天再施行。钦此。”这样看来，慈寿皇太后什么时候敢违反祖训、干预外朝政事呢？礼官又什么时候有过所谓防范她的事情呢？懿旨难道是礼官同她共同制定的吗？天下是太祖高皇帝的天下，法度也是太祖高皇帝的法度。没有依据，就不敢创立新制。祖训说，朝廷没有皇子，必定兄终弟及；这是子孙万世都应遵守、奉为法度的规定。他曾说，武宗皇帝没有儿子，又没有亲弟弟，献皇帝在世时，实际上是孝宗皇帝的亲嫡弟，按伦序应当做天子；至于陛下，因此皇帝和皇考都应当追尊。假如武宗病危之时献皇帝还健在，先帝遗诏和母后的懿旨下达，朝廷大臣集体议论，都认为祖训从来没有叔父继承侄子之位的规定，只迎接陛下，而献皇帝恰好下令不派人迎接，说：“按照伦序，难道应当轮到我吗？可以立他，不可以立我。”陛下也说：“我不知道天下，只知道我的父亲；我要做父亲的后嗣，不能离开本国，最终不接受命令。”这样可以吗？又或者当时有像他这样阴险奸诈的人，身居执政之位，倡议说献皇帝只生了一个儿子，不能做别人的后嗣；圣母的意思另有所属，而孝宗尚有其他亲弟弟，先帝同辈兄弟也不止几十人。陛下果真按照他的说法，只以祖训为借口，不采用诏书和懿旨，自己说应当即位，这可以吗？如今帝位必然归于真正应当继承的人，即使是皇祖的训示、先帝的遗诏，本来也都是圣母的意旨，英宗复辟时，孝恭太后的懿旨在朝廷内外实行。而他却想断绝陛下作为大宗后嗣所受的恩义，说武宗与此无关、圣母不得干预，这是想让陛下不把她当作母亲。他究竟存的是什么心？陛下心里也同意这样吗？有人说，他曾提出过正名的说法。即使按他说的，献皇帝在世时本来一定会成为天子，武宗是君，献皇帝是臣，这是万世不变的名分。难道要把武宗称为侄皇帝也可以吗？又如皇上在藩邸时是臣，今天是君；天下的亲王，无论是伯父、叔父、兄长还是伯叔祖父，今天都成了臣。这些名分也能说是正名而不可改变吗？天下的名分和实际，本来有实际存在而名分消亡的，也有名分保留而实际消亡的。舍弃实际而只保全名分，端正名分以统摄实际，是圣贤所说名分的大法。陛下不能把献皇帝当作父亲，这是名分；可是陛下一旦离开潜邸而继承统绪，献皇帝就是天子的父亲，章圣皇太后也享有天下奉养，这是父母的实际。子孙万世能够守住宗庙，陛下的后嗣就是献皇帝的后嗣，这是拥有天下实际的证明。他难道没有想到，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不是武宗的遗诏吗？孝宗君临天下十八年，仁德深厚，恩泽广大，士人百姓至今还思念他而流泪。武宗遗诏颁下，陛下入继天下，万国一致仰望拥戴，也都称陛下为孝宗之子；昭圣皇太后以母仪天下将近四年。恰逢先帝驾崩，皇室近亲人丁不足，逆臣江彬等伺机作乱，宫禁被侵扰，慈寿皇太后的懿旨从宫中发出，逐一诛除乱臣；她又能严格遵守祖训，空置天位一个多月来等待陛下，并且遵守家法，不沿袭太后垂帘听政的旧例，一切政务都用懿旨告示群臣，统统等嗣君到来的那天再施行。这样的后德，在古代也是难得的；她对皇上的功劳，不在生育之恩之下。尚且希望陛下体念先帝托付的重大责任，极尽孝养，也不过是在上面确立父母的名分而已，而他又请求连这一点也夺去。不知道他又打算怎样对待庄肃太后呢？这难道是臣子忍心说出口的话吗？难道也是陛下忍心听到的话吗？祖训说，凡风宪官把亲王的小过失上奏、离间亲属关系的，处斩。近来有人进言说，他并不是风宪官，太后又没有小过失，陛下的母亲也不能同亲王相比，所以他才敢如此诽谤离间。假使太后因忧思而身体不适，即使把他碎尸万段，恐怕也没有益处。这是此人的第十种欺骗妄言。一是他说，寿安皇太后不能率领天下服满三年丧，实际上会成为陛下终身的遗憾。礼经规定，嫡孙承重，应当为祖父母服丧三年。寿安皇太后只生了献皇帝，献皇帝只生了陛下。如今献皇帝已经不在，陛下实际上是承重的嫡孙，应当率领天下实行三年丧礼。礼官却定为哭临一天，穿丧服十三天，只以文书通知两京而已。按照以日代月的办法，三年丧应当是二十七天，期年丧应当是十二天。那么十三天的规定究竟依据什么制度？寿安既然已经是皇太后，又是天子的祖母，就应当下诏让天下实行丧礼。如今只用文书而不用诏书，只通知两京而不通知天下，又依据什么制度？这些已经过去的事情，实在是最大的过失，将被天下和后世嘲笑。陛下即使想追悔也来不及了，前日已经错了，今天难道还容许再错吗？议论礼制的人却都安然自若，毫无惭愧和醒悟，这是第十一种欺骗妄言。

译前面这件事，臣等谨切实考虑，古代天子一生只娶一位正妻，其嫡庶名分已经确定，所以诸侯不能再娶，礼制上不能有两个嫡妻。鲁隐公为仲子建立宫室，《春秋》认为这是不合礼制的。到了汉朝，才引用《公羊传》“母以子贵”的说法，当时已经被认为是不合义理。寿安皇太后在宪宗庙中原为贵妃，历经孝宗、武宗两朝。皇上继承统绪后，推究本源，所以尊称她的典礼特别隆重。说到她的丧事，他把陛下比作承重的嫡孙；那么陛下究竟承继哪一位祖先的重任，才应当率领天下服三年丧？不知道这到底出自哪一种礼制。《公羊传》和《春秋》规定，天子去世称“崩”，诸侯去世称“薨”。献皇帝以兴王身份于正德十四年去世，他却说“献皇帝不在”；他知道不能称“崩”，又不敢谄媚地称“薨”，于是说“不在”。“不在”可以作为死亡的称呼吗？他说出这种话已经可耻，并且在议论礼制时暴露出来。大体上都是这样，古礼没有的东西太多，臣等今天没有时间一一辩明。臣等恭见太祖高皇帝《孝慈录》所规定的服制：儿子为父母服丧，庶子为本生母服丧，嫡孙为祖父母承重服丧，做别人后嗣的为所后父母服丧，做别人后嗣的为所后祖父母承重服丧，都是斩衰三年；孙子为祖父母、父母服丧，众子为本生母服丧，都是齐衰不杖期。寿安皇太后的丧事，陛下能够服三年丧吗？不是承重就不能服三年丧，那么陛下所承的重任是什么，也就可以知道了。宪宗的正后是孝贞纯皇后，孝穆太后、寿安太后都是宪宗的妃子；孝穆是孝宗的母亲，寿安是陛下的祖母，却都尊称为“后”。陛下若以嫡孙身份论，承重在宪宗的孝贞纯皇后那里；若以为人后身份论，也在孝贞纯皇后那里。礼制的曲折细节，不是臣等能够全部说尽的。他所说的是遵循古礼吗？是遵循御制《孝慈录》吗？他前面想让陛下不把孝宗当作父亲、不把昭圣当作母亲，这里又想让陛下不把孝贞纯皇后当作祖母，恐怕不是宪宗愿意听到的话。因此大学士丘濬议论汉孝元陵时说：“为大宗之后、承继正统，不只是继承父亲，也继承母亲。”哀帝做成帝的后嗣，而把元帝当作祖父，那么元后就是他的祖母；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者，按理应当与元帝合葬的应是元后，但傅氏却得以合葬。哀帝对于傅太后固然仿佛提升了她的尊位，难道不是降低了自己的祖母吗？寿安太后的丧事，在这以前礼官议定服期，哭临一天，穿丧服十二天。至于十三天的制度，实际上出自皇上的裁断，是陛下不能自我抑制的孝心所致。至于情理方面，只用文书在两京施行，而不用诏书，也只到两京，不及天下，礼官只是考察前朝旧例后有所增减而已。所以大学士李东阳《燕对录》记载：“弘治十七年，孝肃太后崩，孝宗召内阁大臣商议陵墓、宗庙的事情，说孝庄睿皇后下葬不合礼制，想加以厘正，又说祔庙的礼制尤其应当讲究。刘健等上奏：‘前几年上奏议定的制度是，慈懿太后居左，如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葬于裕陵，配享英宗。’并且引用唐、宋旧例作为证据，臣等不敢轻易议论。其实汉代以前一帝只有一后，唐代才开始有二后，宋代也有三后同时祔庙。孝宗说：‘两个后已经不合礼制，三个后就更加不合礼制。事情必须以古礼为师，后世鄙陋的做法不值得学习。宗庙之事关系纲常，极其重大，怎么可以有丝毫僭越差错？太皇太后抚养我成人，恩泽深厚，我怎敢忘记？但这只是个人的私情。钱太后是皇祖册立的正后，我朝自祖宗以来一向是一帝一后；如今若让二后同时祔庙，就等于从我开始破坏，后世杂乱，恐怕没有尽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孝穆太后是我的生身母亲，只尊称为皇太后，另在奉慈殿祭祀。如今仁寿宫前殿很宽敞，我想把太皇太后奉安在那里，日后再把孝穆太后奉安在后殿，四时祭享一如太庙，不敢有丝毫缺少。”这就是孝宗之所以成为圣人、庙号称“孝”的原因。假如孝宗顺从先前已经议定的制度，让二后一同祔庙，世人就不会再有人议论，但他仍然一定要改合古礼。若不是孝宗有超越当世的见识，那么在今天又会怎样呢？他难道不会请求把寿安太后也与宪宗合祔吗？他说过去的事情是最大的过失，会被天下后世讥笑，想追悔也来不及了，这些话都是把持君父的说法，使皇上因此忧惧不满，以为前日确实错了，今天不能再错；这又怎么忍心呢？他为什么说议论礼制的大臣安然自若、毫无惭愧醒悟？如今主持政务的礼臣为此事提出建议，如果说他们不能积累诚意以感动圣心，不能坚守正理以改变皇上的听闻，那确实有可惭愧之处，但并不是他说的那种情形。这是此人的第十一种欺骗妄言。一是他说，新近颁布的诏令绝对应当重新改定。他引用记载说：“活着称父母，死了称考妣。”因为人出生以后，必定各自承受父母的生养，不可能有两个父亲，怎么可以有称两位考的说法呢？即使是里巷的儿童，也会以这样称呼为羞，难道可以把它加在万乘之尊身上吗？神主上称两位考，不知道旁边的注释和奉祀时究竟怎么称呼？近来传闻，陛下对孝宗皇帝称嗣子，对恭穆献皇帝称长子。对恭穆献皇帝称长子，这是对的；对孝宗皇帝还可以改称嗣子吗？长子、嗣子是两种不同称谓，神主旁边注为“子”，这种称法自古经传从未听说有此礼。如今陛下改诏，只需一句话、花费一张纸；不改，就是百世的羞耻、万古的笑柄。这是第十二种欺骗妄言。

译前面这件事，臣等听说《尚书》说：“命令发出就只应实行，不应反悔。”《易经》说：“像汗水流出一样发布重大的号令。”诏书是帝王用来号令天下的文书，要告知天地、宗庙，传达给各邦国；一经确定就不能更改。这就是所谓“宏大的谋略确定了命令，长远的计划及时告知”的意思。陛下远远体察祖宗的心意，辅佐引导群臣；臣等上体陛下的心意，于是把它写成诏令，传播为号令，传布为典章法则。天下各藩的宗室听见后遵守，群黎百姓听见后遵守，九夷八蛮听见后遵守，怎么可以更改呢？如果有所更改，就必然有悔恨；只有改后合乎礼制、悔后合乎义理，确实能够合乎天理的正道、使人心安定，然后才可以更改。但这已经触犯了谨慎开始、不可反悔的戒条，反悔而改变命令，已经不是治理朝廷的美好节操。何况天理还没有完全端正，人心也没有得到安定呢？他竟敢公开说新诏绝对应当重新改定，竟敢擅自议论宗庙，诋毁诏书。按照汉代制度，这属于“大不敬”，必定诛杀而不赦免。臣等认为，他所引用《礼记》中关于“父母、考妣”的说法，里巷儿童确实也知道。称两位考的过失并不小，正是臣等认为大宗礼制重大而应当提出的问题。他却反过来把这件事说错了。《仪礼》所谓“不二斩”，正是说以小宗继承大宗，就应当把大宗所后之人当作父母，为之服斩衰；因此对本生父母降为期服，这叫“不二斩”，是为了避免出现两个父亲。陛下入继大统，自然应当以孝宗为皇考、以献皇帝为皇叔，这样以后就没有两个皇考的嫌疑。如今已经以孝宗为皇考四年，又把献皇帝称为本生皇考，怎么能罢休呢？他所说以嗣子、长子作为旁注来说明奉祀的事情，不是臣等所能知道的；但这确实是经传中没有的礼制。他的这种说法，似乎像是合礼，实际却不合礼。他所说的话表面像礼制，却不明白正统大义，也如同王莽借周公的礼制来文饰自己、曹操借文王的功业来比拟自己一样。因此大学士丘濬撰写《世史正纲》，记载汉宣帝追尊悼考为皇考、建立寝庙，并评论说：“后世从外支入继大统，为本生父母建立宗庙，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没有儿子的人，立兄弟的儿子为后嗣；做后嗣的人就成为他的儿子。我既然把他当作儿子，他就必然把我当作父亲。如果他是我的兄长所生，就称我为伯父；如果他是我的弟弟所生，就称我为叔父。这是天地间的大义、活人的大伦，是不能改变的。宣帝继承孝昭帝的统绪，又尊奉自己的生身父亲为皇考，说明他看到了生身之恩不可忘，却没有看到继承统绪的礼义不能在伦常上有两个父亲；因此礼制紊乱而失当。后世从旁支入继的人，往往引用这个例子作为依据，却不认为这是错误。伊川程氏有句话说得好：“衡量事情的体制，可以另立特殊的称号。比如称为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并让他的子孙承袭爵位、奉祀先祖，那么对于大统就没有把两人并列为父亲的过失，对于本生父亲也达到了极为尊崇的办法。”这句话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孝宗皇帝命翰林儒臣编纂《历代通鉴纂要》，记载宋仁宗立宗实为皇子，并作注说：英宗被召为皇子时，告诫他的舍人说：“谨慎守住我的住所，上面有嫡嗣，我就回去。”这固然表现了他谦让避祸的心情，也可以看出古代大宗礼制中关于后嗣的意义还保留着。这个道理如果明白，立嗣的人就不会有立得太早的嫌疑，做后嗣的人也不会有迟迟不能确定的忧患，天下的大计就可以确定了。这条注大概是详定官李东阳等人所写。续编中诏书称濮王有亲自建立的园庙，并注程颐说：“议论此事的臣子知道称亲属是不对，却不明白尊崇的礼制，使濮王同诸父一样；如果尊称为皇伯父濮国大王，那么对濮王来说是极为尊崇的办法，对于仁宗也没有把两人并列为父亲的过失。” 丘濬完成此书是在成化十七年，李东阳等进呈此书是在正德二年，当时还没有今天的事情。他们在论议和注文中已经说得如此清楚，假使先朝的老成大臣还在，为陛下议论今天的事情，也不过如此。陛下难道还忍心深加责罪吗？而他因为朝廷群臣议论礼制、向陛下进言，都斥责他的错误，于是便挽起袖子起来，竭力诋毁执政和礼官，称他们为欺骗妄言的人。假使丘濬、李东阳等人在成化、弘治年间那样掌权，他敢肆意丑诋、指称他们结党吗？大礼已经完成了，他却打算在三年以后重新更改；大诏已经颁布了，他却直接斥为只花费一张纸。礼制规定，嘲弄君主乘骑的臣子尚且要被诛杀，而他却想更改已经形成的礼制，以奇邪之说惑众而不听从；悬挂法令于象魏、使天下观看的人必定处死而不予赦免，而他竟敢诋毁已经颁布的诏书。这就是朝廷群臣不得不联合上奏、向我皇上申诉的原因。陛下如果再次错误地采纳他的说法，重新改定诏书，那么他所谓百世的羞耻、万古的笑柄就真的出现了。这是此人的第十二种欺骗妄言。一是他说，今天议论礼制之所以形成朋党，是因为把陛下视为孝宗之子的说法，最初只是由一个奸邪的权臣改变而来。礼官附和他，九卿、科道也附和他，根本不顾事情体制的重大和礼义是否正确。九卿、六科、十三道官员联名上疏，难道真是各自独立议论相同吗？例如九卿中的党首独自起草一份奏疏，不让众人看，只拿空白纸列上九卿官员的官衔，交给吏员送去，让各人画押表示“知道”；有人不画，就回报上去，随即命令科道中的党羽以此为由弹劾他。内阁批示让他自行陈述，吏部复议令他退休，即使大臣多有含冤离去，也没有人敢出声。至于科道官员联名上章，也同样如此：掌事的一人执笔，其余人只画押表示知道。如今朝廷上支持臣等议论的人不能说不多，却瞻前顾后，只是点头称是而已。这是第十三种欺骗妄言。

译前面所说的事情，我们这些臣下曾读过宋代欧阳修的《朋党论》，其中说：君子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友，小人因共同逐利而结为朋友。所以，做君主的，只应斥退小人的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朋友，那么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尧在位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结为一朋。尧斥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凯这样的君子朋党，天下便大治。舜做天子时，皋陶、稷、契等二十二人一同在朝廷任职，彼此称许善处，互相推让，结为一朋，而舜把他们全都任用了，天下也大治。这大概是因为尧、舜能够任用君子的真朋党。我们又曾读欧阳修《五代史传论》，其中说：小人想要掏空一个国家、排斥其中的君子，就一定会提出朋党的说法；想要孤立君主的势力、蒙蔽他的耳目，就一定会提出朋党的说法；想要夺取国家而把它交给别人，也一定会提出朋党的说法。排斥君子时，只要把他们以朋党罪名治罪，就没有谁能够幸免。善人日益远离，小人日益进用，那么作为君主的人，还能同谁谋划治理国家、安定天下的计策呢？只要还有一个君子在，群小人即使众多，也必定有所顾忌，不敢妄为。只有把国家掏空而不留君子，然后小人才会肆意妄为、无所不为；汉、魏、唐、梁之间的情形，就是这样。夺取国家而把它交给别人，是因为国家中没有君子，也是因为用朋党的罪名把君子排斥掉了。朋党的说法，正是《左传》所说“一句话可以丧失国家”的那种话。而那篇奏疏在这里，篇末竟又说出“今日议礼是朋党的缘故”这样的话。皇上承受上天赋予的聪明，难道会看不清吗？近来皇上奉遗诏入继大统，代皇上起草诏令而施行的事情，虽然不能每一项都详尽说明，但天下人听到后，都知道其大体是正确的。礼官奉敕令会同商议大礼，负责此事者提出的辩论，虽然不能每一项都详尽说明，但天下人听到后，也都知道其大体是正确的。那个人所认为不对的小人，实际上正是主张顺从皇上、迎合圣意的人。将顺之说便于逢迎，匡正补救的话却容易遭到阻挠和触忤。公议本来就不可能立即完全一致，今天议论大礼的事情正是如此。他所说的“权奸大臣一人”，必定有所指涉。如果入继的君主给人作后，那么公议就不敢改变。礼官附和他，九卿、科道附和他，众人同声说话，也只是附和公议，并不是附和某个人。礼官近来有的确实是受到陛下孝情的迫切感召，而公议不能充分伸张。士大夫们虽然能够体谅他们当时的不得已，但史册最终不能不在后世对他们作全面责备。而那个人又借着“将顺”来迎合取悦、激怒皇上。在这之间，我们这些臣下更加担心，接受他所承担的责任的人将难以应对。权奸不是太平盛世所应有的，也不是大臣所敢担当的。他此前曾说，强臣会乘着君主昏暗懦弱的苗头而逐渐坐大，以此激怒陛下。陛下英明睿智，天性超群，远远超过周成王、汉昭帝，而他竟敢说陛下昏暗懦弱；这种狂妄悖逆、全无人臣之礼的情状已经太过分了，难怪会有“权奸”这样的说法。我们太祖、太宗以来分任大臣，不设置丞相，臣下的事权与古代相比最为轻微；老臣侍奉年少君主，只担心恭敬得过了头。所以宋代韩琦说过：“一个小黄门来到，就可以制伏大臣了。”什么叫作跋扈？就像他们两三个奸邪之人，过去远在千里之外，却附在快马传递的尺牍中，任意进谗言，以此惊动圣听；而师保辅臣被罢免，尚书、卿官被逐去，却像扔掉破鞋一样，臣强君弱，难道竟有这种事吗？议论大礼时，九卿、六科、十三道以及各部署、南北两京都陈述自己的意见，大约有一百一十篇章疏，都是以尊崇正统、重视大宗为说。人心和义理，不约而同地一致；可是他却因为近日各衙门有防范性的奏本，又说九卿的党首亲自起草一篇奏疏，不让众人看，只用空纸列写官衔，叫吏员送去，让人画押表示知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章〕 科道官接连上章，也是这样：由掌事的一人执笔，其余的人画押表示知悉。至于他说朝廷中帮助他议论的人不能说不多，只是瞻前顾后、点头称是，这种诡诈欺骗最容易看清。陛下如果在御殿门前召见时，命令九卿、科道等官当面议论，那么当时有谁没有看见奏疏草稿？有谁的议论不同？这样，党首和掌事者的说法自然就可以被驳倒了。又命群臣中愿意遵从礼官议论的列在左边，愿意遵从他议论的列在右边，那么赞成双方议论的人数多少自然就能看见了。至于他说没有画押表示知悉的人，就命科道官员结党弹劾他们，批示令其自陈，又覆奏令其退休；即使许多大臣含冤离去，也不知道他指的是谁。他只是拾取欧阳修《濮议》残余的说法来议论大礼，却不能以欧阳修关于朋党的论说来反省自身的奸邪，反而又用来迷惑陛下，使君子遭到倾覆，实在是欧阳修的罪人。九卿党首，正是他所指的人，其中必定另有所在。我们恭敬地看到，太祖高皇帝仿效《周官》的制度，建立六部，以吏部尚书为百官之长。因此凡是德行、功业、声誉、威望足以称为君子的人，吏部可以荐举他们，使其显达；凡是纠集琐碎、足以称为小人的人，吏部可以罢黜他们，使其隐退。所以当时圣上的论断说：“众人都厌恶他，而有一人喜欢他，未必就是正人；众人都喜欢他，而有一人厌恶他，未必就是邪人。”出自众人的，是公论；出自一人的，是私意。又说：“谗人的能力危害国家，就像稂莠能够危害禾苗一样。所以善于治理田地的人，一定除去稂莠；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除去谗邪。稂莠刚刚生长时，看起来像真的禾苗；等到时间久了，禾苗就无法胜过它。谗人刚开始说话时，听起来像忠言；等到时间久了，正人就无法胜过他。”他们两三个结为朋党、共同逐利、谋求进身的人，又跟着附和他们。这正是欧阳修所说的小人的假朋党，也正是我太祖所说的稂莠、谗邪以及凭私意好恶的人。他们还巧妙地散布诽谤，像苍蝇污染洁白的锦帛一样，什么坏事做不到呢？竟把九卿说成党首，把六科、十三道说成党羽，这是多么无礼、毫无根据啊！如果放任这种心思发展下去，必然会像汉代的党祸那样，使众多贤臣遭到禁锢；必然会像唐代的党祸那样，使李德裕等人出外躲避牛僧孺；必然会像宋代的党祸那样，禁锢司马光等人，却进用王安石推行新法而扰乱天下。古人说：“注释《本草》错了，祸害来得快；而为六经作小注错了，祸害来得慢却很大。” 又说：“邪说危害正道，比洪水猛兽造成的灾害更严重，比夷狄篡夺、弑君造成的祸患更惨烈。”说的正是这种情形。这就是此人欺骗妄为的第十三条。伏望圣明加以察看，治他欺骗妄为之罪，这样或许可以使九庙长久安宁、两宫没有隔阂，并保全亿万年延绵长久的福祉。嘉靖三年七月十三日。回话疏

译为请求恩典、认罪并作答一事上奏。嘉靖三年七月十六日，由吏科抄出。此前臣等上奏请求辨明小人、斥责谗说，以成全大礼、保全治道一事，奉到圣谕：“已经下敕令办理了。但朕承受上天的明命，继承大统，只是奉祀宗庙，怎么会有逾越尊称、妨碍大礼之事？这完全出自朕心。何孟春等既然身居大臣，却不各司其职，反而任意上奏扰乱，诋毁君上，损害正道，妄作妄为，混淆是非，而且不加查究。张璁等所奏十三条原本尚未发出，你们怎么会预先知道而加以论奏？现在命令你们回奏说明。有关衙门知道。”臣等恭敬遵奉。臣等听到诏命后惊惶失措，不知如何处置。谨按，南京刑部主事张璁、桂萼奉召到京时，先上奏请求昭示圣断、停止妄议，以成全大礼。奏本尚未投送通政使司，他们就把私人稿本中列举的七件事传给众人，以炫耀他们的邪佞能够得逞；而奏本被留在宫中，没有发出。所以此前言官说，皇上聪明出于天授，自然能洞察其中的是非；而且大礼的尊号早已确定，天地和祖宗都在鉴察，天下臣民也都已经知道，必然不会轻信他们的说法而贸然改动。但他们的奏章长期留在宫中，舆论因迟疑不决、纷纷议论而未能平息，群情惶惑而没有定论，正是这个缘故。后来他们又上奏请求列举证据和典籍，请求昭示圣断以成全大礼。奏本尚未投送通政使司，他们又把私人稿本中列举的十三件事传给众人，以炫耀他们欺骗妄为能够得逞；而这份奏本也同样被留在宫中，没有发出。本月十二日，礼部官员恭敬奉到一份敕谕，臣等被召到左顺门，确实亲眼见到。臣等想到自己忝居大臣之后，参与议论大礼的末议，听说他们的奏章确实被留在宫中，又看见他们的欺骗妄为确实得以施行。于是分别在通政使司查得张璁等两次上奏的副本仍在。臣等实在不能忍受他们的欺骗妄为，想揭露其狂妄愚昧，与之辩论，于是共同署名上奏，把事情逐项列明，呈报皇上。臣等冒犯天威，罪当万死。伏望圣明加以察看，分别谁是正、谁是邪，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谁是忠直耿介、谁是逢迎迎合；从而赦免臣等并无其他意图的罪过，仍准许臣等原先的请求，并将一时因愚直进言而被逮捕下狱的臣溥一并加以怜悯宽宥。如此，或许朝纲不至败坏，国体不受损害，众人的心情得以安定，公议可以平息，天下都感到庆幸。臣等不胜幸运。缘由是请求恩典、认罪并作答，以及其中节略所奉钦依：“张璁等所奏十三条原本尚未发出，你们怎么会预先知道而加以论奏？现在命令你们回奏说明，有关衙门知道。” 事情的缘由如此，因此撰具奏本，亲自携带，谨此上奏。伏候敕谕。嘉靖三年七月十六日。自认罪过疏 为请求恩典、认罪并作答一事上奏。嘉靖三年七月十八日，由吏科抄出。臣等上奏前事，奉到圣谕：“尊崇大礼，出自朕心，已经下发敕谕。何孟春等不把君命当作重要之事，动辄上奏扰乱；等到命令他们回话，又不实情承认、服罪，竟敢任意玩法，实在不明白大体。暂且不追究治罪，但仍须查明究竟是谁倡议率领的，令其据实回奏说明。有关衙门知道。钦此。”臣等恭敬遵奉。臣等再次受到天威，更加冰惧恐惧。所有奏辩，针对张璁等原奏各项条件，臣何孟春与尚书臣秦金、臣金献民、臣赵鉴、臣赵璜、臣俞琳，侍郎臣王承裕、臣郑岳、臣刘玉、臣陈雍，都御史臣王时中、臣张润，通政臣张瓒、臣陈霑，参议臣陈经、臣葛桧，少卿臣张缙、臣徐文华，寺丞臣袁宗儒、臣毛伯温，都怀有管窥之见的忠诚之心，各自积蓄着涓滴报国的愿望。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义理，难道甘愿被说成狂妄愚昧吗？起初并没有人能够容忍“倡率”这一说法，而各衙门的次序又不能调换，所以臣等姓名的排列便以先后次序为准。回话理应据实陈述，是否垂怜，只在于皇上推行仁德。臣等实在惶恐到了极点。缘由是请求恩典、认罪并作答，以及其中节略所奉钦依：“仍须查明究竟是谁倡议率领的，令其据实回奏说明。有关衙门知道。”事情的缘由如此，因此撰具奏本，亲自携带，谨此上奏。伏候敕谕。嘉靖三年七月十八日。自劾请求免职疏 为奉敕修省、自劾不称职，请求退休以消弭灾异一事上奏。近来仁寿宫发生火灾，臣仰想到皇上承受上天的警戒，亲自降下有德之音，向群臣公布，并让大家一同修省。臣得以听闻圣训，想要体察皇上的心意，怎敢不竭尽微薄的忠诚，以辅助皇上深远的思虑？臣实在惶恐诚敬，除向北叩拜谢恩之外，私下想到臣天性愚昧刚直，言语行为狂妄疏略；承蒙天地覆盖承载的仁恩，有罪却没有被处死，蒙受雨露滋润般的恩泽，没有才能仍被录用来充任官员。臣身居三品官、历任两京职务已有八年，辅佐六卿并专任一职已有四任。如果不再请求闲退，灾异如何能够消除？而且还将更加积累过失，重新招致沉沦和谴责贬谪。伏望皇上若能特意征召策免，允许下诏让我归退，使臣晚年的操守能够在暮年得以保全，也或许不会让共工之类的人在盛世尸位旷职。臣无任惶恐不安，等待命令到来。缘由是修省并请求退休，事情如此，特命办事官陈表顺路赍捧奏本，谨此上奏。嘉靖四年五月日。《何文简疏议》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