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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元代奏议集录》《元代奏议集录》（上） 耶律阿海 劝谏停止杀戮和抢掠 石抹也先 议论攻取东京以及劝谏不要屠城 王□ 请求禁止掳掠 石抹明安 议论攻金应以神速为贵 劝谏不要屠城 郭宝玉 陈述攻打金国的策略以及颁布新令 粘合重山 劝谏不要饮宴 耶律楚材 进呈《征西庚午元历表》请求班师回朝 请求尽早确定宗社大计 分条陈述十八件便宜之事 奏请确定税法，并设立十路课税所 劝谏不要屠城，也不要杀死逃跑的俘虏 议论户籍和分封 劝谏选取民间女子入宫以及在汉地括取马匹 劝谏不要轻率拘系大臣 陈述时务十策 奏请任用儒臣，并考试儒士 论述孔子的教化 丘处机 论述治理国家的方法和长生之道 请求告诫人们不得不孝 劝谏不要狩猎 李守贤 请求安抚百姓 张晋亨 议论包银 朮速忽里 议论攻打蜀地的方略 高智耀 请求免除儒士的徭役 请求释放被列为驱口的儒士 史天泽 奏陈百姓债务和军籍之事 关于治理国家、安定百姓的奏疏 请求解除兵权 议论征讨宋国时将军队分属两省不便 刘秉忠 陈述时事所宜的奏疏 推荐邢州的牧守 议论朝廷礼仪 霸都鲁 论述都邑的地势和形势 廉希宪 陈述国家大计，劝进称尊 陕西、四川行省奏报政事 请求改革世袭官职制度 说明史天泽不应被罢免宰相之职 窦默 论述治国之道 请求任用正直的人和端方的士人执掌政权 请求设置国学 论述直言进谏 姚枢 论述治国之道八项目、三十条 提出屯田以备攻打宋国的策略 举荐教官，并陈言朝政和军队防卫之事 推料李□的叛乱阴谋 论述中统年间的政绩 议论征讨宋国应停止杀戮、安抚百姓 张文谦 请求选择合适的官员治理邢州 劝谏停止杀戮和抢掠 财赋事务应报告中书省 魏璠 论述治国之道 李冶 论述人才问题 论述治理天下的难易 论述地震 张德辉 论述任用儒士、农民劳役、孔子庙祭礼以及掌管军队和治理百姓的官员 奏疏陈述时务四件 议论军政 议论御史台条例 宋子贞 论述不得杀害投降者 上奏陈述十件便宜之事 议论朝政等事 王鹗 请求设立史馆编修史书 请求设立提举学校官 李昶 治理国家和用兵的要领 庆贺平定内乱的表文 徐世隆 议论不应嗜好杀戮 请求建立宗庙，制定朝廷礼仪 杨果 请求任用史天泽为宰相 王盘 论述右丞相安童不宜让三公之位空缺 议定朝廷礼仪 请求恢复曲阜孔庙的洒扫户 议论增加国学生员，并让许衡施教 议论缓征日本 议论抚慰安定江南新近归附的百姓 论述不应罢废按察司 奖赏功劳应加授散官，不宜授予实际职务 劝谏不要征讨日本 郝经 《河东罪言》《东师议》《班师议》《便宜新政》《备御奏目》《立政议》许衡 至元三年《时务五事》建国的规制和规模 中书省政务的主要纲要 论为君主的难处有六项：践行诺言、任用贤能、取得民心、防止受欺、铲除邪佞、顺应天道。发展农桑，兴办学校。谨慎对待细微之事，善于韬晦；君主亲自决断；重视农业；兴办学校；在经筵讲学；节制喜怒；减少变更；禁止告讦；抑制奔走钻营；知道欲速则不达。辞去中书左丞之职。上疏论枢密院不应与中书省合并，至元七年。上疏辞去左丞之职，至元八年。上疏请求裁汰冗余官员，至元十三年。上疏论述百姓生计的利害，至元十四年。上疏请求更改历法，至元十七年。关于当时政务的奏议。面奏皇帝。安童。进谏不要把阿里不哥的叛党全部杀掉。中书省上奏政事。进谏不要让近侍干扰选官制度。伯颜。请求乘胜攻取宋地。开凿南北河渠，以便利贡物运输。玉速帖木儿（月儿鲁）。御史台上奏政事。相威。澄清并整顿御史的选任。陈述便利百姓的十五件事。议论暂缓征讨日本，以及设置太子官属之事。请求撤罢干讨虏军。博罗欢。进谏不要招募军队去征讨江南的反叛者。和礼霍孙（火鲁火孙）。增加蒙古国子学生员名额。议论贡举取士制度。禁止用匿名文书告发事情。不忽木。上疏请求兴办和整顿学校。进谏不要任用搜刮聚敛的臣僚。建议把编户民众抽取出来，隶属于钦察军事系统。弹劾桑哥。推荐完泽担任宰相。进谏撤废廉访司。进谏不要再次征讨交趾。议论消弭天变的方法。完泽。奏报赏赐，以及天下每年的收入、支出和怀孟竹课等事。耶律铸。节省不必要的开支。议论采选室女之事。阿鲁浑萨理。进谏不要捕捉宋朝宗室。赛典赤赡思丁。建议云南宣慰司听从行省节制，并在州县设置令、长。纳速剌丁。建言云南的三件事情。上奏若干便宜施行的事项。昂吉儿。裁汰江南的冗余官员。请求停止用兵，使百姓得到休息。彻里。弹劾桑哥奸诈贪婪。朵儿赤。亲近君子，远离小人。登记南军子弟，充实西夏屯田。刘容。选用正直的人辅佐太子。郭侃。上呈整顿政务、平定宋地和兴办屯田的策略。张弘范。荒年免除租税。赵良弼。请求册立高丽世子为王，并遣送他回国。议论征讨日本。张雄飞。请求确立皇位继承人。请求设置御史台。进谏不要滥施大赦。董文炳。请求大赦天下。论述征发河南百姓服丁役以及将校没有俸禄的问题。进谏不要在边郡实行和籴。进谏不要搜括宋朝各处所藏的货物珍宝。董文忠。论述儒学。上奏政事时，先向太子禀启，然后再报告皇帝。进谏不要由官府出售农具，也不要迁徙猎户去郢地戍守。陈佑。上呈三篇奏书，至元五年十月上奏。高鸣。议论设置三省不便。死刑囚犯必须等待审议结果上报。王恂。论述太子应当致力于的事务。郭守敬。议论水利。论述京畿地区的水利。议论开通大都运粮河。论述历法的根本在于实地测量和验证。杨恭懿。议论选拔人才。上呈改定历法的奏疏。马亨。上奏六件便宜施行的事项。陈述交钞和备荒之事。魏初。论述君主应当掌握威权，防范奸诈虚伪。论述应当及早确定法制。论述选取人才。中书省处理重大政务，应先向燕王禀启，然后再入朝奏报。请求整肃君臣之间的礼仪。各类投项人户应当一并编入州县。议论襄阳的军事事务。论述盐货桩配的问题。论述上都和中米粮的问题。论述支取粮食却折算成钞币所造成的弊端。皇后应当举行册立礼。修撰《起居注》，随后交付史院。请求任用赵璧行省北京。请求让翰林院管理儒户。请求追赠阵亡将士。命提举交钞官由户部兼管。请求任用廉为平章，总理西省事务。进谏不要在中都签发军户。进谏大都不要免除签军，而把军户数额分散摊派到外路。请修缮邹邑的孟庙。论述大都捕盗之事。建议堵塞金口，以解除大都的水患。按察官、监察御史任职满一年，应举荐一人来代替自己。论述各部令史之事。军户承担差发，不应再摊派给余户。官员居丧时请假。建议招募民夫修筑城池。祭祀太庙时，应使用牛、羊、豕三牲。论述大都以和雇方式征用修建工程的人匠之事。论述禁止使用《泰和律》之事。选任大臣统领御史台。建议设置皇太子的官属。论述河南签军不宜之事。论述大都和雇、和买以及盐货等事。应趁襄阳投降之机，乘势向南进军。请停止征讨日本的战事。论述官吏考绩以及升降黜陟之事。奏陈御史台的事务和应办的道理。王恽。论左丞许公退位的奏状。关于郊祀圆丘配享祖宗的奏状。上给世祖皇帝的论政事书。程巨夫。整顿吏治的五件事。核取江南仕籍。打通南北的选官渠道。设置考功历。设置贪赃官吏名籍。发给江南官吏俸钱。民间的利益和疾苦。江南民间买卖细小零碎，宜准许使用铜钱，或者多设置零钞。军人作恶过重的，应责罚其主将；同时应加重各路达鲁花赤的权力。百姓私藏军器要处死，而劫盗只杖责一百零七下，所以盗贼日益滋多。宜与私藏军器同罪。江南和买物品以及制造官船等事，不问物品产自何地，一律向所属各处普遍摊派，处处造成扰害；应命令查明产地，只向产地所属处发文办理。江南各类课程中有许多虚报数额、任意增加的，应予以蠲免和减轻。建昌路分明小于抚州，但杂造段匹却是抚州的三倍，工役极不均平，宜只依照抚州的旧例办理。各处凡有类似不均的，都应比照办理。江南官吏家乡遥远，俸禄微薄，又不能人人都有职田，无法养活自己，所以多有贪婪残酷之事。宜从系官田地中拨给他们作为职田。议论安南之事。学校。好人。公选。

译论述行省之事。论述当时宰相之事。崔斌。弹劾阿合马。秦长卿。弹劾阿合马。刘宣。劝谏不要攻伐安南。劝谏不要征讨日本。议论钞法。崔彧。请把阿合马所任用的人全部革除。御史应当从御史台内部选拔。陈述时政十八件事。请暂缓东征。关于丈量大都土地亩数等事。议论桑哥的弊政以及赋役、户口等事。荐举、弹劾与平反。议论进言之事。论述桑哥党羽及其罪行。弹劾宣慰薛阇干以及擅自传达圣旨的使臣。恢复鄂州廉访司官吏因受贿而赴宪司首告之事。弹劾各个贪赃官员。劝谏官府括取商船。陈天祥。论述卢世荣奸邪行状。叶李。请恢复儒学提举司。请使用汉军讨伐乃颜。台臣进言，请准许使用实封奏章。请设立太学，并劝谏不要把宋朝宗室迁徙到北方。江南镇守军官宜任满三年后迁调。李淦。弹劾叶李。王忱。请及早确定皇太子。阿合马。增加盐课。议论在江南推行盐钞法。设立都转运司，掌管课程。卢世荣。议论给乞丐供应衣食，以及怀孟竹园、江湖鱼课等事。京师的酒应由官府自行酤卖。论述榷酤和钞法。论述市舶、盐铁、钞法、市易以及官牧等法。设立规措所。请减免课程赋税、增加官吏俸禄等七件事。在各处设立宣慰司兼都转运使司，并增加酒课。设立江南行枢密院。桑哥。按察司的文案由各路管民官查验核实。请清理核算各省的钱粮。增加盐、茶、酒醋的税课。议论诸王印章的制度。和籴、钞法、漕运、赏赐等事。赵天麟。论述心体与心用。论述帝王的德行贵在公正而不偏私。论述效法祖宗、爱护百姓。论述宗庙的礼制。论述观天文、察地文、来人文、守圣文。论述应当建立法制，以慎重处理刑狱。论述三理四维。论述东宫不应兼领中书、枢密院的职务。请以学问引导宗室。论述宗室、贵戚的爵禄和刑罚。畅通八□，以鼓励天下的正风，并救济困穷。建立八项措施，以充实天下的财货，专心发展农桑。论述实行籍田、公桑的礼制。建立八项措施，以充实天下的财货，并限制田产。畅通八□，以鼓励天下的正风，并节制服饰章采。建立八项措施，以充实天下的财货，并停止淫祀。《太平金镜策论》：论选官之法。《论礼大贤策》。论述清理门阀谱牒。论述约束逐利的官员。《太平金镜策论》：考察幽明。论述增加崇重都省，并在腹里另行设立一个行省。论述应当加强御史台的职权。论述杜绝冗官的三种弊端。论述举荐贤能之士。《太平金镜策》论述杜绝谗言和谄媚。颁行八项命令，使天下知道朝廷的恩德和威势，并厚待劳苦者、奖赏有功者。建立八项措施，以充实天下的粮食和财货，并禁止奢侈。论述杜绝奢侈的风气。颁行八项命令，使天下知道朝廷的恩德和威势，并处理贡物之事。畅通八项□，以鼓励天下的正直风气，彰明名分。论述选官之法，辨别三种德行，选拔八类人才。畅通八项□，以鼓励天下的正直风气，采纳公议。畅通八项□，以鼓励天下的正直风气，察访民间歌谣。畅通八项□，以鼓励天下的正直风气，革除副封制度。请求尊崇并设置谏院。《太平金镜策》请求颁布法典。请求在秋冬季节审理囚犯。论述籍没罪犯的亲属和家产。论述治理盗贼和奸宄。请求不要任意施行大赦。颁行八项命令，使天下知道朝廷的恩德和威势，并设置武举。颁行八项命令，使天下知道朝廷的恩德和威势，并停止战争。论述统率士兵以及统率将领的方法。颁行八项命令，使天下知道朝廷的恩德和威势，并考核、选任大将。颁行八项命令，使天下知道朝廷的恩德和威势，并考察将领的继承人。请求设立天驷监和群牧所。建立八项措施，以充实天下的粮食和财货，并考核义仓。论述差役不应妨碍农时。建立八项措施，以充实天下的粮食和财货，并宽待逃亡的百姓。建立八项措施，以充实天下的粮食和财货，并减轻差役和赋税。建立八项措施，以充实天下的粮食和财货，并扩大屯田。论述海运官员的赏赐，以及改修会通河。请求核验户口和产业，确定军役。杜绝谋利之门的策论。论述任用真正的儒者，而不应弃置文人。畅通八项□，以鼓励天下的正直风气，统一制度。论述百官犯罪时的刑罚。请求减少游猎。请求停止寺观的营造修缮。颁行八项命令，使天下知道朝廷的恩德和威势，并宽宥不服从者。颁行八项命令，使天下知道朝廷的恩德和威势，并安抚已经归服者。《元代奏议集录》（下）。辑录、校点说明。王恽。《元贞守成事鉴》。敬畏上天。效法祖先。爱护百姓。体恤军队。守成。清正内心。勤于政务。崇尚节俭。谨慎发布命令。制定法律。重视台谏官。选拔士人。慎重授予名位和爵位。明确赏罚。从长远考虑。贡举议。进呈《世祖皇帝实录》的表。陈天祥。论述赦令足以使盗贼滋长。征讨西南夷的奏疏。李元礼。劝谏皇帝巡幸五台山。尚文。论述蒲口不设关塞的便利。袁桷。进呈关于郊祀的十项议论的奏状。《郊祀十议》的序。关于昊天和五帝的议论。关于祭天名号和数目的议论。关于圜丘并非郊祀的议论。关于后土就是社神的议论。关于祭天不应间隔年岁的议论。关于燔柴于泰坛的议论。关于郊祀不应设置从祀的议论。关于明堂与郊天礼仪制度不同的议论。关于郊祀不应定在辛日的议论。关于北郊的议论。关于修撰辽、金、宋三史，搜访遗书并分条列举的奏状。关于国学的议论。郑介夫。上奏一项总纲和二十个分目。请求废除佛教和道教的奏疏。论述边远地区的奏状。论述抑制豪强的奏状。论述检阅武备的奏状。论述马政的奏状。因地震论述治理之道的奏疏。齐履谦。请求减轻专制过度的弊端，以回应上天的变异。元永真。关于罢遣真定玉华宫的太常礼乐人员的议论。阿沙不花。告诫戒除放纵欲望的奏疏。刘敏中。奉命出使宣抚后回朝复奏的奏疏。翰林院议事。另外两件事。皇庆改元时的年度奏议。月赤察儿。请求安抚款彻，并处分投降者。康里脱脱。论述爵位和赏赐不可过于泛滥。程巨夫。进呈三朝实录的表。李孟。论述任用人才的方法。章闾。请求实行经理之法。月鲁帖木儿。论述“太上皇”这一称号不值得仰慕。陈栎。策试文。陆文圭。策。选举。农桑。土地制度 流民、贪官和盐钞法的四项弊端 张起岩 劝谏不要谴责台臣的奏疏 许约 提出五项建议 张养浩 论述时政的奏书 劝谏停止修建灯山的奏疏 虞集 围海垦田的奏疏 奏请开设奎章阁的奏疏 论述救济关中的办法 拜住 论述如何取得民心 论述如何听取意见 论述敢于进谏的臣子 吴澄 论述宗庙神主的排列次序 刘致 关于太庙各室次序的议论 张珪 论述当世政治的得失 曹元用 论述应合天意在于务实而不在于讲究文饰 许有壬 关于风宪事务的十项建议 选取人员补充书吏 议会后返回本司 公文案件拖延迟滞 荐举官员 廉使频繁被罢免 边远地区缺少官员 冗员领取俸禄，妨碍政务 铨选任用御史 以赃罚收入赈济灾民 农桑方面的文册 封赠 丁忧服丧 吏员 弹劾副使哈只等人 为平章赵世延辨明 为廉使刘藻辨明 弹劾中丞等人 辽王 锁南 班丹等人 帖木迭儿门下等人的有关事情 论定恶党的罪行 端正政始的十项事务 马祖常 提出十五项建议 奏请慎重选任宫寮的奏疏 论秦州成纪县等地山体移动的事情 奏请酌情迁移流放罪犯 吴莱 论倭寇 孔思迪 奏请重视夫妇之间的伦理关系 把的于思 奏请停止近侍诸臣奏请恩赐 盖苗 劝谏不要把建康的潜邸改建为佛寺 劝谏不要泛舟游览玉泉 史惟良 奏请厘正不便之事，以消弭…… 张士弘 辨明赏罚的奏疏 陈思谦 关于四件事情的议论 乌古孙良桢 进呈经筵讲说的奏疏 奏请依从汉人、南人的礼制 欧阳玄 策论 进呈《辽史》的表 进呈《金史》的表 进呈《宋史》的表 进呈《经世大典》的表 余阙 元统癸酉年的廷对策论 宋褧 □异的密封奏事，至元三年丁丑 □□ 论述君主只要谨慎自持、修养德行，天意必定会回转 王思诚 论述应合天意在于务实而不在于讲究文饰 苏天爵 提出刑狱方面的五项建议 修订功臣列传 河南胁从者及受牵连而获罪者 论述不可以屡次赦免罪犯 请求增加国学生员名额 奏请详细制定朝仪和班次秩序 论述台察纠劾辨明方面的弊端 请求续编《通制》请求免除饥民的夏税 □异告白的十项事情 请求褒奖并追赠李延平 经筵进讲的奏疏 请求详细确定□殴打致人死亡罪 禁止用刑致死囚犯

译论述近年无辜受害者的家属应当昭雪并改正有关裁定 山东提出的三项建议 请求派遣官员审录囚犯 提出关于时政的五项建议 王喜 《治河图略》原序 禹河图（略） 汉河图（略） 宋河图（略） 今河图（略） 治河图（略） 河源图（略） 治理黄河的方针策略 历代黄河决口的总论 崔敬 迎接太子回京的奏疏 郑玉 为丞相请求建立文天祥庙的表章 辞让官职的表章 董抟霄 平定寇乱的议论 五十九 保卫京师的奏疏 脱脱穆而 请求挑选精锐军队来守卫河北 张桢 论述十种祸患的奏疏 根本方面的祸患 征发和惩罚方面的祸患 陈祖仁 劝谏修建宫殿宫阙的奏疏 请求诛杀朴不花、橐驩的奏疏 刘鹗 请求降旨增派军队的奏疏 直陈江西、广东事务的奏疏 耶律阿海 劝谏杀戮抢掠 癸酉年，攻取宣德、德兴，乘胜进军至北口，阇别攻下了紫荆关。阿海奏道：“爱护生灵，是圣人的大德。国家兴起创业之初，希望停止杀戮抢掠，以顺应上天的心意。”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元史》卷一百五十《耶律阿海传》） 石抹也先 议论攻取东京以及劝谏不要屠城 听说太祖在朔方起兵，便匹马前来归附。他首先说：“东京是金国开创基业的地方，荡平它的根本，中原就可以凭一纸檄文平定了。”太祖很高兴，命令他跟随太师、国王木华黎攻取东京。…… 乙亥年，军队转而包围北京。城池久攻不下，等到城破时，将要屠城。也先说：“王师是来拯救百姓于水火的，他们既然已经投降，却又把他们屠杀，那么尚未投降的人都会拼死守城，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呢！”于是把这番话上奏，皇帝赦免了他们。（《元史》卷一百五十《石抹也先传》） 王□ 请求禁止掳掠 乙亥年，中都投降。□进言说：“国家凭仁义取得天下，不可以对百姓失信，应当禁止掳掠，以安慰百姓的期望。”……他又建议：“田野长期荒芜，而战乱之后又没有耕牛，应当派官员到卢沟桥，搜取军队返回时驱赶的牛，每十头取一头，分给农民。”采纳他的意见后，得到数千头牛，分给附近各县，百姓非常高兴，重新恢复生产。（《元史》卷一百五十三《王□传》） 石抹明安 议论攻打金国，强调用兵贵在神速 后来皇帝想在北方暂时休兵，明安劝谏说：“金国拥有天下十七路，如今我们得到的只有云中东西两路。如果置之不理，等他们谋划成熟、合力来攻，就难以抵挡了。况且山前的百姓长期不知道战争，如今以重兵逼近，传下檄文就可以平定。用兵贵在神速，怎么能还犹豫呢！”皇帝听从了他，立即命明安率军南进。（《元史》卷一百五十《石抹明安传》） 劝谏不要屠城 皇帝又命明安和三合拔都率军从古北口出发，巡行攻取景、蓟、檀、顺等州。诸将商议想要屠城，明安奏道：“这些人本来应当处死，但现在如果让他们活下来，那么尚未归附的人听到消息，也都会闻风而来。”皇帝听从了他。（同上） 郭宝玉 陈述攻打金国的策略以及颁布新法令 木华黎带他谒见太祖，询问夺取中原的策略，宝玉回答说：“中原势力强大，不可轻视。西南各蕃部勇猛强悍，可以利用，应先夺取它们，借此谋取金国，一定能够实现愿望。” 他又说：“建国之初，应当颁布新的法令。”皇帝听从了。于是颁布五章条令，例如出兵不得任意杀人；刑狱中只有重罪处死，其余杂犯根据情节笞打判决；军户方面，蒙古人、色目人每一丁出一名军士，汉人有田四顷、三名丁男的签发一名军士；十五岁以上为成丁，六十岁为破老；站户与军户相同；百姓和工匠每户限定土地一顷；对无益于国家、反而有害于百姓的僧道一律禁止等，都是宝玉陈述的意见。（《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宝玉传》） 粘合重山 劝谏不要沉溺饮宴 【太祖】让他担任宿卫官必阇赤。……后来他担任侍从官，多次得以在内廷侍奉宴饮。于是劝谏说：“我听说天子把天下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忧虑这些事情的，就没有不能治理好的；忘掉忧患的，就没有能够治理好的。摆设酒宴寻欢作乐，是忘却忧患的方法。”皇帝非常赞许并采纳了他的话。（《元史》卷一百四十六《粘合重山传》） 耶律楚材

译进呈《征西庚午元历》的表章 臣楚材说：尧分命仲、叔到四方，按照春秋谨慎地观测各地的气候；舜观测璇玑、玉衡，早晚都严肃整齐地考察七政。这都是为了敬奉天象，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尧典》《舜典》《大禹谟》实在是六经中的重要经典，所以首先记载这些事情；尧、舜是五帝中最盛明的君主，把这些谋略作为首要事务。他们的道理如日月星辰般明白，记载在典册之中。由此说来，凡是建立国家的，历律之书无不放在首位。因此三代以来，凡是古代的大道，都遵循奉行；掌管星历的官员，历代都有其人。汉、唐以来，历法著作更加完备。经过元朝重新创制历法，约有百家。各历法所推算的气候早晚、朔望运行的迟速、日月两曜的盈亏、五星的隐现，疏密没有定准，先后也不相同。大概是由于各地建都立国各不相同，或者经历的年月逐渐久远，不能不产生差异。既然有了差异，就必定应当迁就调整，使它符合天象。唐代历法八次改移、宋代历法九次更改，确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金国采用《大明历》，一百年才改了一次。这里距离中原万里之遥，不止千程；过去推算密合，如今却疏漏，东方微弱而西方显著，是因为地域遥远、年代久远，所以形势不同、时令也不同。庚辰年，圣驾西征，驻跸于寻斯干城。这年五月望日，按照《大明历》推算，太阴应亏二分，食甚时在子正，月亮应当位于中天。当夜观测，初更还没有结束，月亮已经发生月食了。又在二月和五月初一，微月出现在西南方，拿它同历法校验，都属于先天。恭敬地想，皇帝陛下的德行与天地相合，光明可与日月相比，神武是上天所赐，圣明智慧是天生的，超过唐尧、虞舜的至仁，追比伏羲、轩辕的淳厚教化，希望使天下都归于仁德、达到义理，敬奉上天而谨慎安排时令，重视设置行台，广泛访求儒者。臣不过是鱼虫般微小的生物、草芥般卑微的人，粗略学习周公、孔子的遗书，私下仰慕羲和的职事；礼乐祭祀之事，尚且无暇顾及，祖传的事业又岂敢忘记在心中！只恨自己没有闻名当世的大才，却错误地承受了圣朝的明诏。恭敬承受皇帝旨意，在清台任职待罪。五年多来，白白荒废了掌管蓍龟的职责，现在姑且贡献万分之一的犬马之劳。既然校验历法而发现差错，便仿效东施效颦，重新制作历法。如今推演历数，推得积年二千二十七万五千二百七十岁，定为庚辰年。臣愚见认为，中元年应在庚午年。上天启发皇帝的心意，使他决意南伐；辛未年春，天兵渡江南下，不到五年天下大致平定，这是上天授予的，不是人的力量能够达到的。因此，上元庚午年天正十一月壬戌朔日的夜半为冬至，时刻在子正，日月如璧相合、五星如珠相联，一同会聚在虚宿五度，以应验我皇帝陛下受命的符瑞。臣又削减节气的分数，减少周天的余数，去掉文终的比例，整理月亮运行的余数，考察日月两曜运行的先后，调定五行星的出没；《大明历》所存在的误差，到这里全都焕然一新，经上天验证，完全符合。我又考虑到西域与中原相距遥远，创立里差法来加减修正，即使相隔东西数万里，也不再有误差。因此把它题名为《西征庚午元历》，用来记载我圣朝受命的符瑞，以及西域、中原地域不同的情况。现将全部历书随表一并进呈，恭请颁行给玄台，以备行宫使用。臣实在惶恐惭惧，叩头再拜，谨此陈奏。（《湛然居士文集》卷八） 请求撤军回师 【大军西征时】行军至东印度国铁门关，侍卫人员见到一只野兽，形状像鹿、尾巴像马，身绿色而只有一只角，还能说人话。它说：“你们的君主应当早些回去。”皇上【太祖成吉思汗】觉得奇怪，询问耶律楚材。耶律楚材说：“这种兽名叫角端，一天能走一万八千里，通晓四夷语言，是上天厌恶杀戮的象征，大概是上天派它来告诫陛下。希望顺承上天的心意，宽赦这几个国家的百姓性命，这实在是陛下无疆的福分。”皇上当天就下诏班师。（宋子贞撰《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十七） 请求早日决定宗庙社稷的大计 己丑年秋天，太宗将要即位，宗室亲属都已聚会，议论却还没有决定。当时睿宗是太宗的亲弟弟，所以耶律楚材对睿宗说：“这是宗庙社稷的大计，应当早日决定。”睿宗说：“事情还没有办成，另选一个日子可以吗？”楚材说：“过了今天就没有吉日了。”于是决定了策略，制定了礼仪制度，随后告诉亲王察合台说：“王虽然是兄长，但地位上是臣子，按礼应当下拜。王下拜，就没有人敢不拜。”察合台深以为然。到太宗即位时，察合台率皇族和群臣在帐下拜见。……本朝尊贵宗室向皇帝行拜礼，就是从此开始的。当时有因朝会集合迟到而按罪应死的人，楚材奏道：“陛下刚刚即位，应当宽赦他们。”太宗听从了。（《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 条陈十八项有利于政务的事项 中原刚刚平定，百姓大多因误触禁令而获罪，但国家法律没有赦令。楚材议论请求大赦，皇帝认为这迂阔，楚材却从容地单独向皇帝【元太宗】陈说。皇帝下诏，庚寅年正月初一以前的事情一概不追究。并且列出十八项有利政务的事项颁行天下，大意说：“各郡应设置长吏来治理百姓，设置万户统领军队，使权势均衡、彼此相制，以遏制骄横。中原是财赋出产之地，应当存恤百姓；州县没有奉到上命，敢擅自征发差役赋税的治罪。借贷官物进行贸易的治罪。蒙古、回鹘、河西等人，耕种土地却不纳税的处死。监主自己盗取官物的处死。凡犯死罪的人，要把案情缘由详细申奏，等待回报后再行刑。进献礼物，危害不小，应该严禁。”皇帝全都听从，只有进献礼物一事不答应，说：“他们自己愿意馈赠，就应当听任他们。”楚材说：“祸害的开端，必定由此产生。”皇帝说：“凡是你所奏请的，我没有不听从的，难道你连一件事也不能听从我吗？”（同上） 奏请制定税法并设立十路课税所

译自从太祖西征以后，粮仓府库里连一斗粮、一尺帛都没有了，而宦官别迭等人都说：“即使得到汉人也没有什么用处，不如把他们全部除掉，让草木茂盛起来作为牧地。”耶律楚材立即上前说：“凭天下如此广大、四海如此富足，还有什么求取不到？只是我们不去做罢了，怎么能说没有用呢！”于是奏请征收地税、商税、酒醋税以及盐铁山泽之利，一年可以得到白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粮食四十万石。皇上【元太宗】说：“如果真如你所说，国家用度就有余了。你试着办理吧。”于是奏请设立十路课税所，设置正副两名官员，都任用儒者。像燕京的陈时可、宣德路的刘中，都是天下杰出的人选。他还常常进言讲说周公、孔子的教化，并且说：“天下虽然是在马上取得的，却不能在马上治理。”皇上深以为然。……中贵人苦木思不花奏请拨给一万户，作为开采冶炼金银、种植葡萄等户。耶律楚材说：“太祖有旨，山后百姓与本朝人没有区别，是兵赋的来源，战事紧急时可以使用。不如把河南的残余百姓借给他们而不杀掉，用来充当这些役户，同时还可以充实山后地区。”皇上说：“你的话是对的。” 他又奏道：“各路百姓现在已经因疫病和困乏而衰弱，应当命令当地居住的蒙古人、回鹘人、河西人等，与当地居民一同承担应缴的赋税和徭役。”这些意见都得到了施行。（宋子贞撰《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十七） 劝谏不要屠城以及杀害逃亡者和俘虏 汴京将要陷落时，主将速不派人来报告，并且说这座城抵抗日久，杀伤了很多士卒，打算把城中人全部屠杀。耶律楚材骑马赶入进奏说：“将士们在风雨露天中已经几十年，所争夺的不过是土地和人民罢了。得到土地却没有人民，还要它做什么？”皇上疑惑不决。他再次奏道：“弓箭、铠甲、兵器、金玉等工匠以及官民中的富实之家，都聚集在这座城中。杀掉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只是白费力气。”皇上这才认为有理，下诏除完颜氏一族外，其余人一概赦免。当时为躲避战乱而在汴京的有一百四十七万户，楚材又奏请挑选工匠、儒士、僧人、道士、医生、卜者等人，分散安置在河北，由官府供给衣食。…… 当初汴京尚未攻下时，楚材奏请派使者入城，索取孔子第五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的孔元措，命他收集流散失亡的礼乐人员等；又征取名儒梁陟等数人，在燕京设置编修所，在平阳设置经籍所，以此开启文治。当时河南刚被攻破，被俘虏的人数不胜数。等听说大军北还，逃走的人有十分之八九。皇帝下诏，凡收留逃民和供给他们饮食的人都处死，不论城郭、保、社，一家触犯禁令，其他人都连坐。因此百姓惊恐万分，即使是父子兄弟，一旦有人被俘，也不敢正眼相看。逃民无处得到食物，倒毙在道路上的接连不断。耶律楚材从容进言说：“十多年间保存安抚百姓，是因为他们有用。若胜负尚未分明，还可以担心他们怀有二心；如今敌国已经被攻破，他们还能逃到哪里去？难道能因为一个俘虏的罪过而牵连杀死几百人吗？”皇上醒悟，下诏停止这项禁令。金国灭亡以后，只有秦、巩等二十多个州接连多年没有攻下。耶律楚材奏道：“我们中获罪而逃入金国的人，全都聚集在那里；他们之所以拼死作战，大概只是害怕被杀。如果允许他们不被杀，他们不必进攻就会自行投降。”诏令下达后，这些州都打开城门出降。（同上） 议论户籍和分封 甲午年，皇帝下诏清查户口，由大臣忽虎主持。……朝廷大臣都想以丁男作为一户，唯独耶律楚材认为不可。……他说：“自古以来拥有中原的君主，从来没有以丁男作为一户的。如果真的实行，百姓可以缴纳一年的赋税，随即就会逃散。”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丙申年】秋七月，忽虎把户口册上报，商议把州郡割裂开来，分赐给诸王贵族，作为他们的汤沐邑。楚材说：“这样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容易产生嫌隙，不如多赐给他们金帛，足以表示恩典。”皇上说：“已经答应他们了。”楚材又说：“如果设置官吏，必须由朝廷任命；除固定赋税外，不许他们擅自征敛，这样或许可以长久。”皇帝采纳了。就在这一年，开始确定天下赋税：每两户出丝一斤，供官府使用；五户出丝一斤，给受赐之家。（同上） 劝谏不要选取民间室女以及在汉地搜括马匹 侍臣脱欢奏请选取室女，中书省发诏实行，耶律楚材扣住诏令不下发。皇上发怒，召见他询问原因。楚材说：“先前选取的二十八名室女还在燕京，足以供后宫使唤；而脱欢又传旨要在各地普遍选取。臣担心再次扰害百姓，所以想先向陛下复奏。”皇上沉默了很久，说：“可以就此停止。” 又想在汉地搜括母马，楚材说：“汉地所有的特产是蚕丝和五谷，并不是产马之地。如果今天实行，以后必定成为惯例，这只是徒然扰乱天下。”于是皇帝采纳了他的请求。（同上） 劝谏不要轻率拘捕大臣 有两个道士争夺长幼名次，彼此结党。其中一人诬告仇党的两个人是逃亡军人，又勾结中贵和通事杨惟忠【杨惟忠就是杨惟中，传记见《元史》同卷】，把他们抓来虐待杀死。耶律楚材查办并逮捕杨惟忠，中贵又上诉说楚材违背诏制，皇帝发怒，把楚材拘禁起来；后来皇帝自己后悔了，命令释放他。楚材却不肯解开绑缚，上前说：“臣任公辅之职，国家政务都归臣负责。陛下当初下令拘禁臣，是因为臣有罪，应当向百官明示，罪行不可赦免。如今释放臣，就是说臣无罪，怎么能轻率反复，像戏弄小孩子一样？国家有大事，还凭什么施行！”在场的人都变了脸色。皇帝说：“朕虽然是皇帝，难道就不会有错误的举动吗？”于是用温和的话安慰他。（《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 陈述十项当务之策 于是陈述当时政务的十项策略：一是赏罚必须取信于人；二是端正名分；三是发给俸禄；四是封赏功臣；五是考核官员政绩优劣；六是确定财力等级；七是裁汰工匠；八是致力于农桑；九是确定土贡；十是设置水运。皇上虽然不能全部实行，也不时选择其中一些采用。（宋子贞撰《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十七） 奏请任用儒臣并考试儒士 丁酉年，楚材奏道：“制造器物一定要任用良工，守成治国一定要任用儒臣。儒臣的学业事业，如果不积累几十年，几乎不容易成就。”皇帝说：“如果确实如此，可以授予这些人官职。”楚材说：“请先考试他们。”于是命宣德州课税使刘中随同郡县举行考试。（《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

译论述孔子的教化 太原路课税使、副使因贪赃犯罪被告发，皇上责问楚材说：“你说孔子的教化可以施行，儒者都是善人，为什么也有这样的人？”楚材说：“君父教导臣子，难道会希望他们陷入不义吗？但不义之人也时常存在。三纲五常的教化，凡是有国有家的人没有不遵循的，就像天空有日月星辰一样。难道能因为一个人有过错，就使万世常行的道理唯独在我朝废弃吗？”皇上的怒意于是消解了。（宋子贞撰《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十七） 丘处机 论述治理国家的方法和长生之道 太祖在位时正在西征，每天从事攻战。丘处机常说，想要统一天下，关键在于不喜欢杀人。皇帝问治理国家的方法，他回答说以敬天爱民为根本；问长生久视的方法，他回答说以清心寡欲为要旨。太祖非常赞同这些话，说：“这是上天赐给我的仙翁，用来使我的志向觉醒。”命左右把这些话记录下来，并用来教诫诸子。（《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 请求诫勉百姓不要不孝 皇帝问雷震之事，丘处机回答说：“我在山野听说，国人夏天不在河中洗澡、不洗衣服、不制造毡子，野外有蘑菇也禁止采摘，是因为害怕上天的威严。这并不是奉行天意的道理。我曾听说，三千种罪行中没有比不孝更大的，所以上天特意用雷震来警告人们。如今听说本国风俗中有很多不孝父母的人，皇帝可以凭借威德告诫他们。”皇上高兴地说：“神仙这番话正合朕心。”命左右用回纥字记录下来。丘处机请求向全国百姓普遍宣谕，皇上听从了。（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 劝谏不要纵情狩猎 皇上在东山脚下打猎，射中一头大野猪，马匹跌倒，他失去控制；野猪站在旁边不敢上前，左右侍从送来马匹，于是皇上停止打猎，回到行宫。丘处机听说后，入宫劝谏说：“天道爱护生灵。如今圣上的年寿已经很高，应当少出外打猎。坠马，是上天的警戒；野猪不敢上前，是上天在护佑您。”皇上说：“朕已经深深反省，神仙的劝告确实正确。我是蒙古人，骑马射箭是从小所习，还不能一下子停止。即便如此，神仙的话我会记在心里。”（同上） 李守贤 请求安抚百姓 庚寅年，太宗南伐，路过平阳，看到田野没有得到治理，便询问守贤。守贤回答：“百姓贫困窘迫，缺少耕作工具，所以才这样。”皇帝下诏发给耕牛一万头，并把关中的生口迁来开垦河东土地。辛卯年，平阳应当运送粮食一万石到河东，守贤奏请以“百姓疲惫困敝，不能承担搬运装载”为由停止。皇帝嘉许并采纳了。（《元史》卷一百五十《李守贤传》） 张晋亨 议论包银 辛亥年，宪宗即位，张亨跟随忠济入朝觐见。当时包银制度正在施行，朝廷议定每户征银六两，各道长吏中有人擅自请求先在百姓中试行，张亨当面责备他们说：“诸位的职责在于亲近百姓，难道连百姓的利弊疾苦都不知道吗？如今皇上就在近旁，知道却不说，是罪过。奉命回去后，如果事情办不成，罪责应当怎样！况且五方土产各不相同，按照当地物产征赋，百姓便利而且容易缴足；如果一定责令缴纳白银，即使耗尽百姓的财产，也有人无法办到。”大臣把这番话报告皇帝。第二天皇帝召见张亨，他按原话回答，皇帝认为正确，于是免除每户定额的三分之一，同时允许百姓缴纳其他物品，后来成为固定制度。（《元史》卷一百五十二《张亨传》） 朮速忽里 议论攻打蜀地的方略 宪宗即位，大举攻伐宋朝，进攻钓鱼山，命诸将商议进取的策略。朮速忽里对皇帝说：“川蜀之地，三分中我们已经占有两分，尚未归附的只有巴江以下几十个州而已。它的土地被削减、势力衰弱，军队和粮食都依赖东南供给，所以才拼死守御，抵抗我们的军队。蜀地山岩险峻，重庆、合州又是它的屏障，都是新筑的城池，凭借险要坚守。如今把军队停在坚城之下，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不如在两城之间筑城，选精锐士卒五万人，命老将镇守，使他们与成都的旧军互相出入，不时骚扰敌人，以牵制他们的援军。然后我军乘新集结的锐气，利用投降者作向导，水陆并进向东，攻破忠、涪、万、夔等小郡，夷平城池，俘获百姓；等到冬天水位下降，瞿唐三峡很快就可以攻下，再从荆楚出兵，与在鄂州渡江的各军合成声势。这样，东南方面的事情就可以一举平定。上游的重庆、合州孤立危急、没有援军，不投降就会逃走。”（《元史》卷一百二十九《来阿八赤传》） 高智耀 请求免除儒士的徭役 蒙哥皇帝即位，高智耀又因儒人承担差役之事北上奏陈：“儒者所能做的，是以三纲五常治理国家、平定天下。自古以来，任用他们国家就能得到治理，一天也不能没有他们。因此凡是拥有国家的，都应免除他们的徭役，使他们得以培养成才。”他于是详细陈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对世间有补益，远非区区技术之士所能比拟万一【《元史》卷一百二十五《高智耀传》记载：“皇帝问：‘儒者比巫医如何？’高智耀回答：‘儒者以纲常治理天下，怎么能与方术医技相比。’】。皇上说：“有这样的道理吗？这是极为美善的事情，过去从没有人对朕说过。”于是下诏，汉地、河西的儒户一律免除徭役，不再承担任何差役。（《庙学典礼》卷一《秀才免差发》条附高智耀传） 请求释放被驱役的儒者 薛禅皇帝居于潜藩时，高智耀因八思巴国师得以进见，首先谈论佛教。皇帝非常高兴，高智耀说：“佛教固然美好，至于治理天下，则应当依靠儒者的道理。”他又反复论述其中的原因。皇帝非常惊异，开始采纳他的意见。即位后，皇帝刻制符印交给高智耀，汉地、河西的儒户全都交由他管理；凡依据他的意见发给文书，便作为凭证。当时汉地、淮地、蜀地的儒人很多被当作驱口役使，高智耀奏道：“把儒者当作驱口，古代没有这种事。皇帝正要用古道治理天下，应当革除这种做法。”皇上批准了他的奏请，命高智耀奉旨施行。前后被释放为民的有三四千人，因此触犯了权势人物。有人向皇上诬告说：“高秀才释放的许多人并不是儒者。”皇上责问高智耀，他回答：“譬如黄金有成色深浅，不能因为成色浅就说它不是金子。儒者的学问也有高下，不能因为学问浅就说他不是儒者。”皇上因此释然。……过了很久，有权臣想让儒户和普通百姓一样承担徭役，高智耀奏道：“从前孟尝君不过是列国的陪臣，尚且供养士人三千，直到今天人们仍称赞他。如今陛下富有四海，四海之人都是臣民，儒者只占其中万分之一，免除他们的徭役对政事有什么妨碍呢？” 然而，让他们安心讲习，幼年学习、成年实行，以帮助治理国家，这样的功效难道不是很多吗？陛下为什么要吝惜这一点而不这样做呢？”皇上认为他说得对，权臣的建议于是没有实行。（同上） 史天泽 奏陈百姓债务和军籍之事

译自乙未年登记户籍以后，政令繁杂、赋税沉重，征发急迫得像星火燎原。由于百姓困顿萧条，仓促之间难以缴纳，有司便向胡商借钱代为输纳，利息累积达到本金的数倍，称为“羊羔利”。年年月月逐渐积累，等到根据户籍查验征收时，百姓甚至卖掉田产、妻子儿女，也有人仍然无法缴清。当时军户、民户尚未分开，赋税徭役相互叠加，又遇到征兵戍守，就要在短期内赶办，朝廷内外都骚动不安，百姓几乎无法生活。史天泽对此深感怜悯，到关中上奏此事，请求由官府代百姓偿还债务，只计算一份本金和一份利息为止；军户则以中户充入军籍，征收赋税按照贫富确定数额。元太宗全部采纳，下令告示各路，永远作为固定制度【《元史》卷二《太宗本纪》记载：“【十二年】这一年，因官民借回鹘人的钱偿还官物，年息加倍，名为羊羔息，危害非常严重，诏令用官物代为偿还，共七万六千锭。又命令凡借贷已久的，只按本金和利息相等偿还，载入法令。”】。（王恽撰《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四十八） 治理国家、安定百姓的奏疏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首先召见史天泽，询问治理国家、安定百姓的办法。史天泽立即写成奏疏回答，大意说：“朝廷应当先设立省、部，以端正纲纪；设置监司，监督各路；广施恩泽，以安抚反叛和心怀二意的人；罢退贪婪残暴者，任用贤能；颁发俸禄等级，以养成廉洁之风；禁止贿赂，以防止奸邪；这样或许能够使上下大力响应，内外都得到休养生息。”皇帝嘉许并采纳了。（《元史》卷一百五十五《史天泽传》） 请求解除兵权 史天泽在宪宗时曾奏道：“臣起初代理先兄史天倪的军民职务，天倪有两个儿子，一个管理民政，一个掌握兵权；臣又蒙受恩遇而任职，一门之内担任三个重要职位，按情理应当辞去，臣可以退休了。”皇帝说：“你家世代忠诚勤勉，对国家有功，一门三职，有什么可惭愧、可嫌疑的！”最终没有准许。到了这里【中统三年平定李璮之乱以后】，有人说李璮之乱，是由于诸侯权力太重造成的。史天泽于是奏道：“兵权和民政之权，不可以集中在一家，请从臣家开始实行。”于是史氏子侄当天解除兵符的有十七人。（同上） 指出征伐宋朝时将军分置两省不便 【至元十一年八月】丁未日，史天泽说：“如今大军正要出征，荆湖、淮西各设置一个行省，双方的权势地位不相上下，号令必然不能统一，以后一定会误事。”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又把淮西行中书省改为行枢密院。（《元史》卷八《世祖本纪》） 刘秉忠 陈述当时政务应采取措施的奏疏【据张文谦撰《行状》，此文系庚戌年（公元一二五 ○年）夏天上给忽必烈的万言书。】典章、礼乐、法度以及三纲五常的教化，在尧、舜时已经完备，三王沿用它们，五霸却败坏了它们。汉朝兴起以来直到五代，一千三百多年间，依循这条道路治理国家的君主，只有汉文帝、汉景帝、汉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五位，而唐玄宗也并非没有瑕疵。然而国家治乱的道理，关联于上天，却由人来实现。上天降生了成吉思皇帝，他从一支军队起兵，降服各国，没有几年便取得天下。他辛劳忧苦，把帝位大业留给子孙，希望能够传承万代，永远保有无边的福祉。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在马上取得天下，不能在马上治理天下。”从前周武王是兄长，周公是弟弟。周公思考天下一切有益的事情，夜以继日，每当想到一件事，便坐等天亮，以匡正周室、保全周朝八百多年的天下；这都是周公的功劳。君上是兄长，大王是弟弟。应当思考周公的旧事并在今天实行。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不可错过。君主任用的人才中，在朝廷内部没有比丞相更重要的；丞相用来统领百官、教化万民。在朝廷外部没有比将帅更重要的；将帅用来统率三军、安定四方。内外相互配合，是国家的急务，必须首先办理。然而天下如此广大，不是一个人能够全部顾及的；万事如此细密，也不是一个人的心力能够全部察知的。应当选取开国功臣的子孙，分别担任京府州郡的监守，督促考察旧有官员，使其遵守王法；仍然派遣按察官负责监察，治理有成绩的升迁，治理不善的贬黜。这样天下不用费大力就可以平定。天下户数超过一百万，自忽都那演担任断事官以后，差役徭役非常繁重，又加上调发军马，使臣往来扰民，官吏索取财物，百姓无法承受，因此逃亡。应当在旧有基础上减半，或者减去三分之一，按照现有百姓确定差役和税额；招回逃亡者，使他们恢复生产，然后再行确定。官员没有固定的升迁次序，清廉洁白者无法升迁，污浊滥职者也无法降黜。可以依照古代惯例，确定百官的爵禄和仪仗，使他们家用充足、身份尊贵；如果有侵害百姓的行为，就制定条文规定罪罚。威权和恩宠是君主的权力，奉行君命是臣子的职责。如今百官自行施加威权恩惠，官员的进退、生杀都任意决定，应当按照禁令加以治理。天下百姓还没有受到教化，现有囚犯应当予以赦免，同时公开施行教令，使他们知道畏惧，那么犯法的人自然会减少。教令既已设立，就不应过于繁琐，依照大朝旧有条例，增补十几条民间确实需要的规定就够了。教令施行后，罪不至死的人都应交由提点、按察等官审察后再判决；犯死刑的人要复奏朝廷，得到许可后才能裁断，以免刑罚牵连无辜。天子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女；国家财用不足，就取用于百姓，百姓财力不足，就由国家供给，彼此需要，就像鱼和水一样。凡是拥有国家的，设置府库、仓廪，也是为了帮助百姓；百姓有了身体和劳力，经营产业、开垦田野，也是在资助国家用度。如今应当核算官府和百姓所欠的债务：如果确实是因为应当承担差役、赋税而借贷的，就依照合罕皇帝的圣旨，只偿还一份本金和一份利息，由官府归还。凡是没有名目的陪偿、虚假契约所负的债务，以及已经偿还超过原本的部分，一律赦免。缴纳粮食如果运到远处的仓库，往往运一份粮要废掉十份，应该改送附近仓库，以便输纳。凡是位于驿路上的州城，饮食供待负担偏重，应该核算所需费用，作为差发的标准。关市、津梁的正税按十五分取一分，应该沿用旧制。禁止横征暴取，减轻税法，以便利百姓。仓库加耗太重，应该命令统一校准权量和度量，作为一套标准，使锱铢、圭撮、尺寸都公平准确，以保存信用，杜绝欺诈。珍珠、贝类、金银都是艰难 добы取之物，淘沙炼石，实在不容易；如果一旦用来缠绕丝缕、装饰皮革、涂饰木石、妆点器仗，只取一时的华丽，最终废弃成尘而没有实际益处，实在可惜。应该加以禁止整治；除帝胄、功臣和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度规定外，无职之人不得僭越。如今土地广大而百姓稀少，赋税征敛繁多，百姓无法生活，哪里还有力量耕作来增加产业？应该选派一名劝农官，率领天下百姓致力于农桑、经营产业，这实在是国家最大的利益。

译古代的庠序学校从来没有废弃过。如今郡县虽有学校，却并不是由官府设置的。应该沿用旧制，修建三学，设置教授，开设选拔人才的科目，以经义为首要，词赋、论策次之。兼且科举的设置，已经奉行合罕皇帝的圣旨，趁此提出，容易施行。开设学校时，应该选择开国功臣的子孙接受教育，再从中选拔通达有才之人任用。天下没有比朝省更大的机构，亲近百姓也没有比县宰更近的官职。朝省虽然有法令，县宰更应慎重选择；县宰正直，百姓自然安定。关西、河南土地广大肥沃，是军马出入之地，治理已有成效但还没有富足。应该设置官员招抚，不出几年百姓就会回归故土、开垦土地，以资助军马使用，这实在是国家的大事。移剌中丞拘榷盐铁等各种产业，以及商贾经营酒醋、货殖等事务，以此确定宣课；即使命令他们按实数扩大办理，不足的仍取之于民，拖延兑纳而不能办成，这种负担已经不算轻了。奥鲁合蛮奏请在旧额基础上加倍实行专卖，往往又从民间科取。科取与专卖同时施行，百姓无所措手足。应该依照旧例办理专卖，或者再予减轻，停止繁琐事务，只进行科征；对那些借进献谋利的人，应予削除，以免他们害民误国。鳏寡孤独和废疾之人，应该设置孤老院，供给衣服粮食加以赡养。使臣到州郡时，应该设置馆舍，不得住在官衙或百姓家中。孔子是历代帝王的老师，确立了万世不变的法则。如今庙堂虽然废毁，保存下来的还很多，应该命令州郡祭祀孔子，按旧有仪式举行释奠礼。近代礼乐器具散失破坏，应该命令搜集整理，征召太常旧日的人员教导后学，使器具完备、人才留存，再逐步修复，这实在是太平的基础、王道的根本。如今天下广大辽远，虽然是成吉思皇帝威福所造成的，也有天地神明暗中保佑的缘故。应该访求名儒，遵循旧礼，恭敬祭祀天地上下的神祇，使天地之气和谐，使四时运行顺畅，让神明享受祭祀、百姓得到依靠，使德泽达到幽明两界，天下都享受君主一人的福庆。现在通行的辽历，日食月食的推算很有差错；听说司天台已经改成新历，却还没有施行。应该趁新君即位，颁布历法并改元。命令京府州郡设置更漏，使百姓知道时刻。国家灭亡而史书仍存，是古来的常道；应该编撰修订《金史》，使一代君臣的事业不至于在后世失传，这很有劝勉意义。国家广大如同天宇，应从万分之中取一分，用来供养天下有名的士人和老儒中那些没有经营产业的人，使他们不至于困穷。若有人经营产业，按照先圣的旨意，种植畜养而应缴纳的差税照常输纳，其余各种大小杂泛之税都一律蠲免，使他们能够自行供养自己；这实在是国家养育人才、勉励士人的大事。明君任用人才，就像大工匠使用材料，随着材料的大小、长短，施用规矩、绳墨。孔子说：君子不能从小处考察，却可以承担大事；小人不能承担大事，却可以从小处考察。这是因为君子所存的志向宏大，不能完全胜任小人的事务，或许会有一项短处；小人所受拘束的范围狭小，不能具备君子的器量，或许会有一项长处。充分发挥各人的才能而任用，是成就功业的途径。君子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言论而废弃这个人，也不会因为这个人的身份而废弃他的正确言论。大开言路，正是成就天下、安定万民的办法。天地如此广大，日月如此明亮，却有时也会被遮蔽。遮蔽上天光明的是云雾，遮蔽人的明智的是私欲和奸佞之说。普通人有了这些，就会遮蔽自己的内心；君主有了这些，就会遮蔽天下。应当经常选任身边的谏臣，使他们在事情尚未显露时加以讽谏劝告，在最隐秘之处谋划筹议。君子的心专一于理义，怀抱忠良；小人的心专一于利欲，怀抱谗佞。君子得位，对小人尚能包容；小人得势，必定排斥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加以辨别。孔子说要疏远佞人，又说厌恶能倾覆国家的利口之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今那些谈论谋利的人，并不是打算以利于国家、无害于百姓为目标，实际上是想残害百姓而使自己获利。应该把国内人民必需的场冶交给各路课税所，确定专卖办理办法；其余谈论谋利的人一律罢退。古代明王不把远方的珍奇作为宝物，所珍视的只有贤才。假如能使贤者居于官位、能者任职，这些都是君主一人的睿智，也是贤王辅成政业的结果。古代治理天下，均平百姓的产业；自从废除井田、开通阡陌以后，后世因循下来，不能恢复。如今贫困者更加贫困，富盛者更加增益。应该禁止从事谋利的人倚仗官势，居官在位者不得侵夺民利；商人与百姓和谐交易，不发生擅自夺取、欺骗蒙蔽的祸害，这才是真正的国家之利。笞打、棰击的制度，应该综合古制并斟酌当今情况，统一为一套法令，使人不敢超过规定。禁止私自设置牢狱、滥刑百姓、使无辜受害；鞭打脊背的刑罚也应禁止整治，以彰明爱惜生命的德政。设置朝省来统领百官，分设各有司来处理政务，直到京、府、州、郡亲民的官职都没有不完备的；上面的纲纪端正，下面的法度施行，所以天下不用劳苦就能得到治理。如今新君即位以后，可以建立朝省，作为施政的根本。其余百官不在于人数多，只在于能否得到合适的人罢了。（《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刘秉忠传》） 推荐邢州牧守 他又说：邢州过去有一万多户，自从战争兴起以来不足数百户，日益凋敝破败。如果得到像真定的张耕、洺水的刘肃这样的贤能牧守来治理，仍然可以恢复完整【徒单公履撰《太保刘公墓志》作“后来又向皇上进言说：‘如今天下困弊，邢州尤其严重。郡中多次请求派官治理，倘若答应他们的请求，邢州百姓得到的恩惠就多了。’】。朝廷随即任命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副使。由此流民重新恢复产业，邢州升为顺德府。（同上） 议定朝廷仪礼 【至元八年十一月】乙亥日，刘秉忠以及王盘、徒单公履等人说：元正、朝会、圣节、诏赦以及百官宣布敕令时，都穿公服迎接拜见并行礼。皇帝同意了。（《元史》卷七《世祖本纪》） 在此以前，至元六年春正月甲寅日，太保刘秉忠、大司农孛罗奉旨，命赵秉温、史杠访求前代懂得礼仪的人，学习朝廷仪礼。后来，秉忠上奏说：两个人学习，虽然知道仪礼，却没有人能够实际施行。得到圣旨，准许使用十个人。……秉忠又上奏说：没有音乐与礼仪相配合，礼制就不完备。奉旨搜访旧教坊的乐工。……秉忠与翰林、太常上奏说：如今朝仪已经确定，请配备执掌礼仪的人员。有旨，命丞相安童、大司农孛罗选择二百多名能够学习仪态举止的蒙古宿卫士，学习一个月。……【七年】冬十一月戊寅日，秉忠等奏请设置专官掌典朝仪，皇帝命令他们与尚书省议定后上报。（《元史》卷六十七《礼乐志·制朝仪始末》） 霸都鲁

译论述都城的形势 【世祖】登上帝位后，曾说：朕居此地统临天下，是霸都鲁的功劳。原来他过去曾与霸都鲁谈论建都的地势【《元史》卷一百一十九《木华黎传》记载：世祖在潜邸时，从容对霸突鲁说：“如今天下渐渐平定，我想劝主上驻跸回鹘，以休兵息民，怎么样？”霸突鲁回答如下。】武靖【武靖是霸都鲁的谥号】说：帝王必定居于天下中央，安抚八方，接受各地朝觐会同，使道路远近大致均等。中都向南俯视吴越，向北连接朔漠，左边控制燕、齐，右边挟制韩地。大王如果一定要辅佐天子统一天下，除了这里没有别处可以做到。到这时便决定在燕地建都，所以有这一道旨意。（元明善撰《丞相东平忠宪王碑》，《元文类》卷二十四） 廉希宪 陈述大计，劝进即位 宪宗的讣告传到，……廉公跟随世祖从北方回来，趁机陈述大计说：殿下是太祖的嫡孙、先皇的同母弟，先前征讨云南，按期克服平定；直到如今南征，又率先攻取鄂州，天道由此可知。况且殿下招揽贤能俊杰，全都顺应人望；把百姓当作子女来抚养，天下人都归心。如今先皇突然抛弃万国，帝位无主，而殿下地位亲近、声望崇高，功劳和德行都很盛大，天意人心显然可见【元明善撰《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作：“况且收揽英贤，施政正当今日，神器所归，除了殿下还能是谁！”】。皇帝很赞同这番话，并命廉公先行，察看事变。廉公听说刘太平与先朝大将霍鲁怀又回到关右，又想到先帝征讨蜀地时，曾留下大将浑都海率骑兵四万人屯守六盘，而南征各军还分散驻扎在秦、蜀一带。刘太平自先朝掌权以来，和各位将领相互结交，向来熟悉险诈，又害怕主上英明果断，便凭借关中的地势便利，煽动民心，惊扰汾晋、河南，这实在不是小事。世祖渡河后，廉公把这些情况全部奏闻，请求派赵良弼向西行进，假托其他缘故，侦察窥探事情真相【元明善撰神道碑及《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廉希宪传》都把这一段记为廉希宪的奏言】。皇帝深以为然。庚申年春天，皇帝在开平，诸王和宗室相继劝他即位，皇帝谦让而没有答应。廉公以天时和人事进言说：阿里不哥虽然是殿下的同母弟，但他以前曾经留守并专擅政权多年；假如有奸人拥立他，授予正式名号，再拿玺书来征召我们，我们就错过时机了。如今如果早日承继大统，颁布诏告和恩德之令，那么即使他拖延停留，也立即成为叛逆。安危、逆顺之间只差一线，应该早定大计。（《元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高鸣撰家传） 陕西、四川行省奏报政事 廉公上奏说：四川投降的百姓都分散居住在山谷中，应该重申敕令，军吏不得无故掳掠；违犯者从本千户以下，都与犯人同样论罪。又禁止各人贩卖、交易生口。由此四川终于安定，投降的百姓也日益增加。（《元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高鸣撰家传） 朝廷下诏征括京兆各郡的马牛，以接济河西。廉王上奏说：关中经历兵乱，凋敝困顿已经到了极点，年度赋税尚且不能充足，哪里还承受得起这项差役？奏章送入后，皇帝特别恢复马牛免予征括两年。（元明善撰《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十五） 请求改革世袭官职制度 廉公说：国家自开创以来，凡是纳土归附的以及最初受命的臣子，都命令他们世代镇守；到如今将近六十年，所以他们的子孙都把所管辖的部众视作奴隶，而郡邑长吏也全成了他们的奴仆和僮使，这是古代从来没有过的。应该实行改革，使官员依据考课升降黜陟。于是开始议定施行迁转法。（《元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高鸣撰家传） 进言史天泽不应罢免丞相 有人控告史丞相的子侄分布在朝廷内外，威势权力过盛，长久下去将难以控制，皇帝下诏让廉王停止丞相政事，等待审问。廉王上奏说：最了解史天泽的人没有超过陛下的。自从他还在潜邸时起，就多次接受任用，领兵牧民，全都显著地取得治理成效。因为认为他可以担当大任，所以固然让他主持丞相之位。小人虽然确实有这番说法，陛下考察他的心迹，他果真有跋扈不臣之处吗？如今陛下相信臣，所以臣得以参与这道旨意；将来如果有一个人控告臣，臣也会被置于疑忌之中了。臣等承乏政府，皇上如此忽而相信、忽而怀疑，怎么敢自保？史天泽既然罢免，也应当罢免臣。皇帝说：卿暂且退下。第二天召见廉王，说：昨天仔细想过，史天泽没有可以与他对质的控告者。（元明善撰《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窦默

译论述治国之道 皇帝【元世祖】还在潜邸时，听说窦默贤能，便召见他。他到后，首先以三纲五常进言。皇帝问：什么是三纲五常？窦默逐一说明。……窦默又说：帝王的学问，贵在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内心已经端正，那么朝廷内外、远近之人没有谁敢不端正。从此皇帝更加恭敬优待他，不让他片刻离开身边。一次谈到治国之道，皇帝问当今明白治道的人是谁，窦默以姚枢回答，于是皇帝召用姚枢。请求任用正直端方的人主持政务 【中统】二年，窦默对皇帝说：臣侍奉陛下十多年，多次承蒙陛下召问，因此看出陛下急于求治，从来没有不把使百姓获利、使国家安定作为心愿。由于先帝在位，奸臣专擅权力，总管天下财赋，把持在手；进献奇珍，炫耀奢华，以娱悦皇帝的心意。他们煽动结成朋党、离间骨肉亲情，都是这些人的作为。这些人当权，是陛下不能实现最初心愿、拯救世人的念头【据《元史》卷一百五十八《窦默传》补】的原因，涵养等待已经多年了。如今时运与人心都相应，陛下登上大宝，天下百姓无不欢欣踊跃，伸长脖子等待盛世治理。然而治理天下，必须任用正人端士；小人只凭口舌宣扬一时功利的说法，必定不能确立国家的根本，不能为子孙制定长远计划。那些出卖利益、献媚求宠的人，应使他们不能施展自己的意图，这就可以了。至于拒绝揣摩迎合、却以利害关系惊动君主的人，没有别的目的，无非是想排斥各位贤臣，独自掌握政权罢了。这就是苏秦、张仪一类的人，惟望陛下明察。恭敬地希望另行选拔公正贤明、有道德的人，授予他们重任，那么天下就大为幸运了。当时平章王文统掌握政权，所以窦默的话涉及了他。（《元名臣事略》卷八《内翰窦文正公》引李谦撰墓志） 请求设置国学 窦公上奏说【据《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张文谦传》及卷一百五十八《许衡传》，当时在至元八年】：夏、商、周三代所以历时长久、风俗纯厚，都是设置学校、培养士人造成的。如今正应当建立学校、设置老师，广泛选取贵族子弟加以教育，以此显示移风易俗的根本。于是任命许衡为国子祭酒，教育培养贵族子弟，这些都是窦公进言促成的。（同上） 论述直言进谏 窦公曾与太保刘公、左丞姚公等人在皇帝面前侍奉，皇帝问及治国之道，窦公说：君主有错误的举动，做臣子的应当直言匡正，不可诡诈顺从；君主可，臣下也说可，君主否，臣下也说否，这种同声应和，是上古所崇尚的。如今却不是这样，君主说可以，臣下也说可以；君主说不行，臣下也认为不行，没有人敢稍有不同，这不是好的政治。（同上） 姚枢

译论述治国之道八项目、三十条 皇帝【元世祖】还在潜邸时，派原平章赵璧来征召姚枢。姚枢到后，皇帝非常高兴，每天以宾客礼相待，让他住在宿卫随从的后列，只是不让他值夜，常召来交谈，随问随答。过了很久，皇帝问及治国之道。姚枢见皇帝聪明圣睿，才干世所罕有，能够虚心接受意见，可以成就大业；感念自己一介之士却受到深厚信任，又受到恳切询问，于是愿意献出身躯奔走效力，尽其平生所学，披肝沥胆，写成数千上百句话。开头以二帝三王作为为学和治国的根本，以及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大经，总合为八项目：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其次谈到挽救时弊，列为三十条：设置省部，使各种政务归于一统，纲举目张，不至于诏令早晨在朝廷发布，晚上就改变；征召有才有行的人，举荐被遗漏的人才，慎重铨选，淘汰冗员，这样就不会只依靠世袭爵位，人才也会出现；按等级发放俸禄，这样贪赃污秽的行为就会被堵塞，公道也会得到伸张；确定法律，审理刑狱，这样就把生杀大权收归朝廷，诸侯不能专擅，像山丘一样大的罪恶不至于苟且免除，丝毫的过错也不至于遭受极刑，而且冤屈可以得到申诉。设置监察司，明确黜陟，那么善良和奸恶、能干和无能之人都可以得到举荐或弹劾。抑制征敛，使各部族不至于横行诛求；精简驿传，使州郡不困于索取；修建学校，崇尚经术，表彰节义孝行，以此作为培养人才、敦厚风俗、美善教化的基础，使士人不流于浮华文饰；重视农桑，宽减赋税，减少徭役，禁止游荡懒惰，那么民力就会得到舒缓，不会趋向浮伪；同时也免得学习工艺技术的人年年更加富足，而勤于耕织的人却日益陷入饥寒。整顿军政，使乡里百姓不再受到军队往返驻扎的扰乱。周济贫困，抚恤鳏寡，使颠沛困苦、无处申诉的人得到供养。推行屯田以充实边境守军，疏通漕运以供给京城。抑制债务，使胡商不能实行以子息作母本、像母牛生小牛一样，十年增至千头的借贷办法，摧破放贷人家。扩大储蓄，恢复常平仓以等待灾荒；设置平准制度，以调节物价；便利有益的事务，以堵塞侥幸求进的门路；杜绝告讦，以断绝诉讼的源头。各条奏疏还分别说明了施行和推展的方法，上下本末兼顾，细节大事无不涉及，文章太长，不能全部记述。皇帝惊异于他的才干，从此凡有行动都要征询他的意见。（姚燧撰《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十） 提出屯田以准备攻宋的策略 姚枢的策略【元宪宗二年向忽必烈献上此策】：太祖承受上天的大命，凭武力夺取天下，功业还没有完成就去世了。太宗平定金国，派二太子统率大军南征，降服唐、邓、均、德安四城，攻取枣阳、光化，留下军队戍守边境；襄、樊、寿、泗随后也归附了。但寿、泗的百姓全被军官分割占有，因此投降归附的道路断绝了。虽然每年都向淮河、蜀地增兵，军将只图劫掠杀戮，子女财帛全都归入自己家中，城中没有居民，野外尽成荒草。哪里比得上把这些秋去春来的军队分驻在要地，敌人来就作战，敌人离去就耕种，积聚粮食，充实仓廪？边防既已充实，等待时机大举进攻，那么宋国就可以平定。皇帝认为很好，于是开始在汴地设置屯田经略司。（同上） 举荐教官并陈述朝政、军卫等事 姚枢上奏【据《元史》卷四《世祖本纪》，是中统二年九月所奏】：太宗在位时，下诏命孔子第五十一代孙元措仍世袭衍圣公。元措死后，他的儿子与族人争着请求确定继嗣，诉讼牵连到潜藩。皇帝当时说：你只管回去努力学习，等有了成就、德行和才能，我就任用你。又听说曲阜有太常雅乐，便命东平守臣把歌工、舞郎以及乐器、祭器、祭服运到日月山，皇帝亲自前往观看，并告诫东平守臣补充缺员，不得停止学习演习。臣巡视安抚东平时，曾怜悯先圣大贤的后代不通诗书、不明义理，与普通百姓无异，便与洛士杨庸选取孔、颜、孟三族子孙中的俊秀者，教给他们经书并学习礼仪。何不正式授予杨庸教官之职，以完成国家培养人才、等待任用的制度，形成风化影响四方的美政？又详细议论说，王镛也是贤能之士，熟悉旧日典章，应该命令他提举礼乐，使礼乐不至于因年代久远而崩坏。皇帝全都听从了。姚枢又具体奏陈八件事：举荐老成之士辅佐皇子，尊重省臣以振兴朝廷纲纪，确定法制以整齐各种政务，建立铨选制度以调动百官；其余四项如军卫、屯田、学校、农桑，都是他多次陈述过的。又具体提出四件事：保全民众、守信用；加强中央、削弱地方；修治内政、经营外部；厚重根本、抑制末业。关于军卫，他又上奏说：内地百姓不习武事，也不能忍受劳苦，只能让他们出纳财赋来资助国家用度。西京、北京各路的百姓习武而能耐劳，可以全部恢复他们的差赋，让他们充任本路的保甲和屯田人员，使他们进则有所取用，出则有所归宿，可以镇压内部盗窃并抵御外部侵侮。汉军除留下守御南边的以外，可以选拔精锐勇敢、富强有力者三万人，在燕京东西分设屯营，以壮大京城。左右中三卫的创设，就源于此议。（同上） 推测李□的叛乱谋划 李□召来充作人质的儿子彦简，暗中逃归，反叛已经有□了。皇帝问：你估计他会怎样做？姚枢回答：假如□乘我军北征的机会，趁留守兵力少时，沿海袭击燕京，封闭居庸关，使人心恐慌，这是上策；同宋国结盟，凭险固守，长期坚持，不断骚扰边境，使我国疲于奔命救援，这是中策；如果出兵渡过济南，等待山东诸侯前来援助，那就会被我们擒获，这是下策。皇帝说：如果这样，贼人将采取哪一策？姚枢回答：会采取下策。（同上）

译论述中统年间的政绩 姚枢出任河东、山西行省，第二年回朝。有人说中书的政事大坏，皇帝震怒，认为上天降下灾祸；大臣中有些人罪责严重，甚至将遭遇不可测的祸患。姚枢上奏说【据《元史》卷六《世祖本纪》，至元二年闰五月姚枢行省西京、平阳、太原等路，因此此章应上于至元三年】：太祖开创大业，超过前古，但还来不及施行治理。此后几朝，官员过多，刑罚滥用，百姓困苦，财赋耗尽。陛下天性仁慈圣明，早在潜邸时就听习圣贤经典，访求老成之士，每日讲论治国之道。像邢州、河南、陕西，都是治理最差的地方，于是设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选拔人员任职，发给俸禄以养廉，去除污浊滥政以澄清政治，劝导农桑以使百姓富足；不到三年，就号称大治。各路百姓都像婴儿盼望母亲一样盼望陛下治理他们。先帝去世后，国难相继发生；上天开启圣人，陛下承继大统，随即采用历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对内设置省部，对外设置监司。自中统到现在五六年间，外部侵侮、内部叛乱接连不断，然而能够使官员摆脱债务，百姓安定地承担赋役，府库大致充实，仓廪大致完备，钞法大致流通，国家用度大致充足，官吏得以调换，政事得到更新，全都是陛下能够保守祖宗基业、信奉先王法度所造成的。如今陛下对于基业是在守成，对于治道却是在创始，正应当使圣心安定，报答天心，团结民心，和睦亲族以巩固根本，建立储君和副贰以重固帝位，确定大臣使其主持国政，开设经筵以端正圣心，修治边防以防备祸患，储积粮饷以等待歉年，建立学校以培养人才，劝勉农桑以厚生。这就可以光大先祖功烈，可以成就帝王德业，可以遗留给子孙，可以使美名流传久远。凭陛下的才略，实行这些绰绰有余。近来臣恭敬地听说，陛下每天听取的政务越来越繁多，朝廷政令也日改月变，就像刚栽下的树木长起来后又被迁移，已经架好的房屋建起后又被毁掉；远近的百姓和臣下无不战栗恐惧，只怕国家根本一旦废坏，长远事业就难以成就，这将成为陛下后世的忧患、国家的重大祸害。皇帝的怒气因此消解。（同上） 议论征讨宋国应停止杀戮、安抚百姓 第二年【至元十二年】，姚枢又说：由于陛下颁下降服者不杀的诏令，伯颜渡过长江，大军行动不过时日，西起蜀川，东抵海边，降服城池三十座，户数超过百万；自古以来平定南方，从未有像这次这样神速的。然而从夏到秋，没有一座城投降，都是因为军官不考虑国家的大计，不体察陛下深厚的仁德，以贪图财物、劫掠杀戮为利。已经投降的城池，四面之外的县邑都成为废墟，土地荒芜而没有百姓，国家将用它做什么？近来听说扬州、焦山、淮安的百姓拼死作战，我们虽然取胜，所受伤亡也很多。宋国已显然不能成其为国家，但临安还不肯轻易投降。贪生怕死是人的常情，他们大概是不敢投降，只是害怕我们招抚、止杀的信用不坚定，担心我们欺骗前来投降的人，所以才竭力抵抗。应该再次派遣有才干的官员专门辅佐伯颜，宣布止杀的诏令，违犯命令的人一定诛杀，绝不赦免。这样赏罚一定能够建立，恩信一定能够施行，圣上的忧虑不必劳神，军队的力量也不会耗费。老子说：大规模战争之后，一定会有荒年，疾病瘟疫也会随之而来；军队即使没有作战，百姓也只能剩下一半。如今百姓离开田地，明年的粮食将依靠什么？那些裹着帕头、腰佩刀剑的人，必然会鼓动叛乱；一旦有人袒露手臂呼喊，聚集数十万人并不困难。即使他们不是强大的军队，凭借山岭筑壁、临水设栅，官军也不容易迅速平定；这等于一个宋国尚未灭亡，又重新产生了一个宋国。况且南方官府徇私枉法，鞭打背部、在脸上刺字，有的还把人装进竹笼投入江中。盐、铁、酒的专卖从汉代就开始了，后来沿袭下来没有废除；如今南方刚刚归附，如果又向他们征收这些专卖税，人们必然离散。（同上） 张文谦 请求选择官员治理邢州 邢州最初分配给功臣的二千户作为食邑，每年派人轮流监督管理，大多都不懂得安抚治理。……适逢郡中百姓到王府申诉【指忽必烈的藩府，当时应在元宪宗元年】，张文谦公与太保【刘秉忠】替他们先行引见，并一同对世祖说：如今百姓的生活困苦，没有哪个地方比邢州更严重；救火救溺，实在不可拖延。为什么不选择合适的人前去治理，要求他取得成效，使四方诸侯都以我们为榜样？这样天下百姓都将受到恩惠。世祖听从了。（李谦撰《中书左丞张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十八） 进谏停止杀戮掠夺 起初大理之战时，我军来到大理城下，大理国主高祥抗拒命令，杀死我方使者，连夜逃走。世祖震怒，想要屠城。张文谦入朝进言说：杀害使者、抗拒命令的只是大理国主，不是百姓的罪过。世祖听从了他的意见，特别免除屠杀和掠夺，救活的人数无法计算。汉中、鄂州之战时，王师正要出发，张文谦多次进言说：王者的军队只奉征讨而不以杀戮为事，应当一视同仁，不可嗜好杀人。世祖说：我会替你们守住这句话。（同上） 财赋事务应当关白中书省 【中统】三年，阿合马兼领中书左、右部，总管财赋，每件事情都想专擅办理，直接奏报皇帝，而不向中书省和府第关白。皇帝下诏让廷臣议论此事，张文谦直率地说：分掌财用，古代确有这样的道理；但不关白中书省，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财与赋只是一回事，中书省不敢诘问，难道天子要亲自管理它吗？世祖说：仲谦说得对。（同上） 魏璠 论述治国之道 大元庚戌年，皇帝征召魏璠到潜邸。他分条陈述三十多件事，例如确定官号、颁发俸禄、功罪分别给予赏罚、才能高低分别升降，【署】这些都是治理天下的急务【“皆”据文义补】。他又说：农桑是天下的根本，不可不重视，所以明君重五谷而轻金玉。告讦的风气兴起，刑罚殃及无辜；侥幸求进的门路打开，官员便不再顾及善行。汉代的常平制度、宋代的经筵制度，都是万世可以经常施行的制度。他又举荐中州名士大夫六七十人。（王恽《中堂事记下》，《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二） 李冶

译论述人才 世祖当时还在潜邸，丁巳年五月，派按忒木儿、董文用骑驿传命前来召请李冶。……李冶到后，皇帝问：你在河南时，任官的人谁最好？李冶回答：一百多年间，人才不容易一一列举。若论今天的人才，在顺逆祸福面前始终如一，完颜仲德很值得嘉许。皇帝又问：仲德读书吗？李冶回答：仲德是策论进士；看他以国家忘却家庭、以官位忘却自身，这确实是从读书中得来的。皇帝又问：完颜哈达和蒲瓦怎么样？李冶回答：两人的将帅谋略都不足，少帝却任用他们而毫不怀疑，这就是金国灭亡的原因。皇帝又问：魏征、曹彬怎么样？李冶回答：魏征忠诚正直，敢于直言，知道的没有不说，实在是唐朝第一名臣。曹彬征伐江南，从未无故杀过一个人，应当列在方叔、召虎一类；至于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就不必谈了。皇帝又问：如今任官的人中有像魏征的吗？李冶回答：如今侧身逢迎、媚上取容已经成风，要和魏征相比，实在大多惭愧。皇帝又问人才，李冶回答：天下从来不缺人才，寻求就能得到，舍弃就会失去，道理和形势本来如此。况且如今的儒生，如魏璠、王鹗、李献卿、兰光庭、赵复、郝经、王博文等，都是可以任用的人才，也都是贤王素来知道、曾经聘问过的人。把他们举荐任用，有什么不可以？只怕任用他们还不能充分发挥其才能罢了。天下四海之内，难道只有这几个人吗？如果确实能够广泛从外面延揽人才，就会看见他们像云一样聚集、像车辐一样汇集到朝廷。皇帝又问：回鹘人可以任用吗？李冶回答：汉人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回鹘人中也有君子和小人；只是他们贪财好利，廉洁谨慎的人较少，国家只需选择其中合适的加以任用。（《元名臣事略》卷十三《内翰李文正公》引《王庭问对》） 论述治理天下的难易 皇帝又问：天下应当怎样才能治理好？李冶回答：治理天下，想把它弄难，就难如登天；想把它弄容易，就容易得像翻手掌。因为有法度就能治理，按照名分考察实际就能治理，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就能治理；这样治理天下，难道不是比翻手掌还容易吗？没有法度就会混乱，有名无实就会混乱，进用小人、斥退君子就会混乱；这样治理天下，难道不是难如登天吗？况且治国的方法，不过是建立法度、端正纲纪罢了。纲纪，是上下相互维系；法度，是用赏罚来表示劝善惩恶。如今大官小吏，直到编户百姓，都任意放纵，以私害公，这是没有法度。有功的人未必得到赏赐，有罪的人未必受到惩罚，甚至有功者反而受辱，有罪者反而获宠，这是没有赏罚。法度毁坏，纲纪败坏，天下没有发生变乱就已经是万幸了。（同上） 论述地震 皇帝又问：昨天发生的地震是怎么回事？李冶回答：天裂，是阳气不足；地动，是阴气有余。大地之道属阴，阴气太盛就会发生变异。如今发生震动，或者是奸邪之人在身边，或者是女谒之事盛行，或者是谗邪之人太多，或者是刑狱处理失当，或者是突然频繁征伐；这五种情况必有一种存在。然而上天爱护君主，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所以用这种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能够辨别奸邪，除去女谒，屏退谗邪，减少刑狱，停止征伐，对上符合天心，对下合乎人意，就可以把灾异的征兆转变为祥瑞的征兆。（同上） 张德辉

译论述任用儒者、农民劳苦、孔子庙祭礼以及掌兵牧民的官员 皇帝在王府时，丁未年派使者来召张德辉。见面后，皇帝从容地问：孔子去世已经很久了，如今他的本性在哪里？张德辉回答：圣人与天地同始终，无论到哪里都在。大王能够实行圣人的道，便成为圣人；圣人的本性本来就在这座帐殿之中。皇帝说：有人说辽国因为信奉佛教而衰废，金国因为任用儒者而灭亡，有这回事吗？张德辉回答：辽国的事情臣不完全知道；金国末年的情况臣亲身经历。宰执中虽然任用了一两个儒臣，其余都是武职世爵；如果谈到军国大计，他们也都不参与。内外各种杂职中，通过儒学晋升的不过三十分之一，而且只不过查阅文书、审理诉讼、管理财赋罢了。国家的存亡自有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儒者有什么过错呢？皇帝很高兴，于是又问：祖宗的法度都还存在，但没有施行的很多，应当怎么办？张德辉指着御前的银盘说：创业的君主制造这样的器物，就像精选白金，请良匠依照规矩制作完成，交给后人，传之无穷。如今应当寻找谨慎厚重的人来掌管它，永远作为宝物使用；否则不但会残缺损坏，恐怕还会有人偷走它。皇帝沉默了很久，说：这正是我心中不能忘记的事。皇帝问：农家也很劳苦，为什么衣食还不能充足？张德辉回答：农桑是天下的根本，衣食都由此产生。男子耕种，女子纺织，整年辛勤劳苦；把其中精美的部分选择出来输给官府，剩下粗劣的还要用来供养上事父母、下养妻儿。可是亲民的官吏又横征暴敛，把剩下的也搜刮干净，因此百姓很少有不挨冻受饿的。戊申年，张德辉举行释奠礼，把祭肉送给皇帝。皇帝说：孔子庙中享受祭祀的礼制是怎样的？张德辉回答：孔子是万代帝王的老师，有国家的君主尊奉他，就应当庄严修饰他的庙宇，按时举行祭祀。这种尊崇与否，对圣人本身没有增损，只是可以看出当代君主尊师重道的心意如何罢了。皇帝说：从今以后，这种礼制不得废弃。皇帝又问：如今掌管军队和治理百姓的人，谁造成的祸害更严重？张德辉回答：掌管军队的人使军队没有纪律，专门从事残暴之事，所得抵偿不了所造成的损失，罪责固然重大。至于管理百姓的人，按人头聚敛、像簸箕一样搜刮，使祖宗的百姓如同踏入水火之中，造成的祸害也不小。皇帝沉默了很久，说：那么应该怎么办？张德辉回答：不如另行选择像口温不花那样贤能的宗室，让他们掌握兵权；选择像忽都虎那样的功臣旧臣，让他们主持民政，那么天下都会受到他们的恩惠。（《元名臣事略》卷十《宣慰张公》引王恽撰行状） 奏疏陈述当时政务四件事 【[中统]】中统二年春天，张德辉在京师考核政绩，名列十路之首【中统元年，设置十路宣抚使，张德辉任河东南北路宣抚使。】。入朝觐见时，皇帝慰劳他，命他分条陈述当时最急迫的政务。他列举四件事上奏：一是严格保举制度来选用人才，以杜绝请托，得到真正可用的人才；二是发给俸禄来养廉能之士，以禁止贪赃和滥取，不使他们侵夺百姓；三是改变世袭官职并调迁官员和都邑，以考核治理成绩，革除旧弊，为百姓伸张冤屈；四是端正刑罚，不要屡次赦免，以断绝侥幸犯法之民，止息盗贼，最终达到无需刑罚的境地。这些意见都深切切中时事，皇帝嘉许并采纳了。（同上） 议论军政 有人说边境将校冒领功劳，军士空耗廪禄和钱币，皇帝大怒，命使者查办，并把这件事告诉张德辉，让他陈奏。张德辉上奏【当时是至元五年】：『从前将校备尝艰难险阻，与士卒同甘共苦；如今年轻子弟承袭爵位，有的凭微小劳绩便得到任用，哪里懂得军旅之事！以致朝廷派使者复查，这是省、院一向失于约束的缘故。若把他们全部严加依法惩处，人心就会不得安宁。如今只须改换他们的部署，选用勇武坚毅而有才略的人任职，那么军政就会焕然一新；同时不时委派风宪官详细查究，大概可以革除弊端。』 议论御史台条例 宰执传达圣旨，命张德辉议定御史台条例。张德辉上奏说【至元五年设置御史台，应当就在此时】：『御史是执掌法律的官员。如今法令尚未明确，凭什么执行？这件事一旦施行便不容易，又很难中途停止，陛下应当慎重思考。』几天后，皇帝又召见他说：『朕已经考虑成熟了，卿应当竭力推行。』张德辉回答：『如果一定要推行，请设立宗正府来整治皇族，使外戚也能被纠察弹劾，不许女谒干预奏事，各局承应人也都可以追究治罪。』皇帝沉默了很久，说：『可以逐步推行。』 宋子贞

译论不杀降兵 己未年夏天，皇帝南征，派使者到濮地聘请宋子贞，并谦虚自抑地向他询问。宋子贞回答：『本朝威武有余，但仁恩还没有普遍施及。天下百姓悲号，失去依靠；他们之所以抗拒命令，只是因为害怕死亡罢了。如果投降的人不杀，受胁迫而从乱的人不追究，那么宋朝百座城池就会传檄而降，成就太平大业指日可待。』皇帝认为他说得好，给予他非常优厚的礼遇。（《元名臣事略》卷十《平章宋公》引李昶撰神道碑） 上奏便宜十事 宋子贞上奏便宜十事【《元史》卷五《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元年三月，『命尚书宋子贞陈述时事，子贞分条具奏』。此章就是在至元元年上奏的。】，大意说：『官爵是君主的权柄，应当由朝廷自行授予；凡一命以上的官职，都交给吏部办理，作为永久制度。律令是国家的纲纪。如今百姓犯罪，各由主管官司任意加重或减轻罪责，应当尽早刊定法令，明确颁布天下，使官员知道应当遵守什么，百姓知道应当躲避什么。况且监司总管一路政务，现在所任用的人混杂不堪，不能满足民众期望，请选拔公正廉洁而有才德的人担任。治理百姓的官员都相互世袭，非法征收赋税，使百姓困苦而无处申诉，也应当调迁，以革除长期积弊。还应设立国学，教育皇太子及贵族子弟；命州郡提学考核考试诸生，每三年举行一次贡举，考中者出仕，这样人才就会不断涌现。』诏令中书省施行。（《元名臣事略》卷十《平章宋公》引徐世隆撰墓志） 议论朝政等事 【[至元二年十二月]】庚午日，宋子贞说：『朝省的政务不应当屡次施行、屡次更改。刑部所掌管的事情关系人命，而尚书严忠范年纪尚轻，应当选用熟悉刑名事务的老臣担任。』他又请求撤销北京行中书省，另设宣慰司来控制东北各州郡。皇帝都听从了。（《元史》卷六《世祖本纪》） 王鹗 请求设立史馆修撰国史【《元史》卷四《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秋七月]】癸亥日，首次设立翰林国史院。王鹗请求修撰辽、金二史，又说：“唐太宗设置弘文馆，宋太宗设置内外学士院，如今也应当授任学士院官员，培养人才。请让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史，并继续采访遗闻。”皇帝全都听从了。』王恽《中堂事记》记载：『【[中统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丁亥]】这一天，有诏书通知设立翰林国史院：“传谕翰林承旨王鹗：据保奏翰林院官修撰国史一事，准奏，着手收集材料。在这里先任命职名的人员，外地尚未到达的，等到来时再定夺。”……【[承旨王公]】上奏谈修史说：“自古以来国家灭亡而史书并不灭亡，唐朝取隋史为鉴，宋朝也取五代史为鉴。金朝没有替辽修史，直到今天天下人还引以为憾。我国家凭神武平定四方，都是太祖圣武皇帝谋划深远、决断雄伟的结果；如果不趁此时记录下来以昭示万世，我私下恐怕年代久远后会渐渐遗失。』 王鹗又举出前朝几位著名文人，于是皇帝特地下达了这道诏书。】史书还在。我国家凭威武平定四方，天子的兵锋所到之处，没有不臣服的，这都是太祖谋划深远、决断雄伟的结果；如果不趁时记录下来，我私下恐怕年代久远后会渐渐被遗忘。金朝的实录还保存着，其中有不少善政；辽史却散失不全，尤其缺乏完备的记载。宁可使人的国家灭亡，也不能使人的历史灭亡；如果不设史馆，后世也不会知道今天曾有这样的国家。』皇帝非常重视他的话，命令修撰国史，并附带修撰辽、金二史。（《元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康公》引徐世隆撰墓碑） 王鹗又说：『唐太宗刚平定天下时，设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继太祖开创的基业之后，设立内外学士院。史册灿然，号称文治兴盛。堂堂的本朝，难道没有像唐、宋那样的英才吗！』皇帝全都听从了。于是开始设立翰林学士院，王鹗随即荐举李冶、李昶、王盘、徐世隆、高鸣为学士。（《元史》卷一百六十《王鹗传》） 请求设立提举学校官 王鹗又说：『学校长期废弛，无法培养造就人才。应当选拔博学多闻之士，提举各路学校，严格加以教导，以备日后选用。』皇帝认为他的奏议可行，于是设置十路提举学校官。（《元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康公》引徐世隆撰墓碑） 李昶 论治国用兵的要领 己未年，皇帝将要讨伐宋朝，驻军濮阳，召李昶询问治国和用兵的要领。谈治国时，他以任用人才、建立法令、实行赏罚、君主之道、致力根本、澄清源头作答；谈用兵时，他以讨伐有罪、拯救百姓、不嗜杀戮作答。皇帝嘉许并采纳了。（《元名臣事略》卷十二《尚书李公》引李谦撰墓碑）

译祝贺平定内难表 中统二年春天，内乱平定，李昶上表祝贺，因而进献劝谏说：『患难的发生，是上天用来保存警戒的【李谦撰《墓碑》作“患难的发生，是上天用来保存警戒的”。】；祸乱将要用来开启圣明。伏愿陛下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虽有休美也不要自以为满足；战胜不要自夸，成功不要据为己有；和睦宗亲，安抚将士；增修各项政务，选用百官；节俭以使财用充足，宽厚以养育百姓；身处安定不忘危险，政治清明不忘祸乱；永远把北征时日夜勤劳的精神，作为南面为君后安逸享乐的警戒。』世祖称善，赞叹了很久。（《元史》卷一百六十《李昶传》） 徐世隆 论不嗜杀人 皇帝居于潜邸时，唯独喜欢儒士，……壬子年，皇帝从漠北派使者来征召徐世隆，他在日月山的帐殿拜见皇帝。当时皇帝正在整顿军队，准备征讨云南，便问：『这次行动怎么样？』徐世隆回答：『从前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说：“安定于统一。”襄王说：“谁能统一天下？”孟子说：“不喜欢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作为君主，如果不喜欢杀人，天下就可以安定，何况区区西南夷族呢！』 请求建立宗庙、朝仪 【[至元]】六年，在燕地营建新的大都，但宗庙的制度还没有人议定。徐世隆上奏说：『陛下既然在中原称帝，就应当实行中国的礼制。礼制中最重大的事情，首先是祭祀；举行祭祀一定要有清庙。』于是把图样献上，请有关官署按时兴建。皇帝听从了。（同上） 当时宫阙已经落成，但朝仪还没有建立。徐世隆上奏说：『如今四海一家，万国来会，朝廷的礼仪不可不严肃。应当制定百官朝会的仪式。』皇帝听从了。（同上） 杨果 请求任用史天泽为宰相 【[中统二年五月十八日]】皇帝在内殿召见前济南宣抚宋子贞、真定宣抚刘肃、河东宣抚张德辉、北京宣抚杨果，询问提拔任用辅弼大臣的意见。杨果等上前奏道：『王文统的才略和谋划规模，朝廷官员中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然而因为骤然加以提拔任用，舆论对新旧之间不免有所议论。像史天泽这样，是历朝的旧臣，功勋显著；如果让他总理百官，必定大大满足人望，再让王文统等人在其中筹划办理，那么中书省的政务就能办成了。』皇帝说：『任命史天泽为宰相，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卿等所说正合朕意。』 王盘 论右丞相安童不应以三公虚衔取代 权臣阿合马掌握政权，暗示大臣上奏说尚书省应并入中书省，并任命右丞相安童为三公【据《元史》卷七《世祖本纪》，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在至元九年正月。】；表面上是表示尊崇，实际上是夺去他的宰相权力。奉旨议论此事时，王盘说：『两省合为一省，命右丞相总领它最为便利；如果不是这样，两省就暂且仍按旧制。三公既不参与政务，就不应当空设。』权臣私下议论，设法阻止了此事。（《元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忠公》引李谦撰墓志） 议定朝仪 王盘兼任太常少卿。当时宫阙尚未建成，朝仪也没有确定。每逢接受臣民称贺，无论贵贱，所有人都聚集在帐殿前；执法人员嫌人数太多，便挥杖驱打，赶走后又有人回来，片刻之间反复数次。王盘担心被外国讥笑，上奏说：『按照旧制，天子宫门不应进入而擅自进入的，叫作“阑入”；从外门到内门，罪责轻重各有差等。应当命宣徽院登记两省以下各部门官员的姓名，依照班次顺序，由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才准进入。有人敢越过次序，应由殿中司纠察并罚俸；不应进入而进入的，应按阑入治罪，这样或许可以使朝廷礼仪严肃。』后来朝仪终于按照王盘所说确定下来。（《元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忠公》） 请求恢复曲阜孔庙的洒扫户 王盘又说：『曲阜是宣圣孔子的乡里，孔林、孔庙都在那里。前代供给百户人家为其洒扫，并且本朝沿袭旧制，免除并复还这些人家的差役赋税。百姓一家的年赋，折合钞不过六百两，只相当于朝廷一个六品小官的俸禄。本朝疆域万里，每年财赋收入以亿万计，难道会吝惜一个六品官的俸禄，不肯用来供养孔子吗？这对府库增加的收入不多，对国家体制造成的损害却很大。』起初历朝都给孔林、孔庙洒扫户一百家，免除其家赋役；到这时尚书省大臣清查户口，把他们全都收归普通民户，所以王盘提到了这件事。（《元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忠公》引李谦撰墓志） 议论增加国学生员，使许衡施教 国子祭酒许衡将要告老还乡，皇帝命中书左丞张文谦询问王盘。王盘说：『自古以来，凡建立国家的，必定要和人才共同治理；如果没有学校，人才从哪里得到？许衡教导学生很有方法，几年以后，他们都可以参与政事，这件事关系重大。许衡性情廉洁耿介，我猜想他想求退，莫非是因为学生太少，却白白耗费廪禄，心里有所不安才这样吗？应当增加生员，使他们能够进学，这样人才或许可以成就，许衡领取俸禄也可以稍稍心安了。』诏令听从了他的意见。（同上） 议论缓征日本 皇帝又将要对日本用兵，派使者询问王盘。王盘上奏说：『如今正全力攻打宋朝，应当用尽我们的力量，或许可以一举消灭它。如果又把力量分给东方夷族，恐怕日久拖延，最终难以成功。等灭掉宋朝以后再从容谋划，也不算晚。』 议论安抚江南新近归附者 江南平定以后，王盘上疏，大意说：『禁止约束军士，选择任用官吏，奖赏有功、惩罚有罪，广泛施行恩惠和信义；这些都是安抚新近归附者、消除盗寇的方法。』他的意见切中要害，都得到施行。（《元史》卷一百六十《王盘传》）

译论不应撤销按察司 【[至元]】十三年冬天，朝廷议论裁汰冗官，权臣认为按察司不便于自己，想借此将它裁撤。王盘上奏说：『外路州郡距离京师遥远，贪滥的官员和污吏侵害百姓，百姓无处控告，只能依靠按察司为他们申诉处理。如果把按察司指作冗官，一概撤去，那么小民即使含冤而死也无处申诉了。若说京师有御史台，足以纠察四方事务，那就大错特错了。御史台纠察朝廷百官，连京畿州县还有顾及不到的地方，难道能周全外路千百城的事务吗？如果想把按察司并入运司，如今运司专门以谋求利益、增加课税为职，与管民官一向分工，各管一边，哪里有空顾及百姓的冤屈呢？臣认为保留按察司更为便利。』按察司因此得以没有撤销。（《元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忠公》引李谦撰墓志） 赏功应加散官，不应授予实际职位 江南被安抚平定以后，朝廷赏赐有功之人，只是不断升迁、增加职位，甚至有二十多人升到宰执。于是朝廷议论重新制定官制，王盘上奏说：『历代制度中，有官品、爵号和职位。爵号用来表示荣宠，职位用来委任实际权力。臣下有功有劳，应按大小用官品、爵号酬赏；有才有能，则按照其所能胜任的程度安排职位，这就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臣认为有功之人应当升加散官，或者赐给五等爵号，像汉、唐封侯的制度那样即可，不应当授予实际职位。』 劝谏不要征伐日本 【[至元]】十九年，元军将要大举征伐日本，王盘入朝劝谏说：『日本是海岛上的小国，海道险远；战胜它并不显得武勇，战败则会损害威望，不去征伐才是便利之策。』当时军队已经确定出发日期，皇帝认为这不是他应该说的话，天威震怒，对王盘说：『这件事按我国法律，进言的人不得赦免；你是怀有别的心思才这样说吗？』王盘回答：『臣一片赤心都是为了国家，所以才敢进言；如果怀有别的心思，先前为什么要从叛乱之地冒死归附本国呢？况且臣已经八十岁，又没有子嗣，怀有别的心思，究竟想做什么呢？』说完便退出。第二天，皇帝派侍臣用温和的话安慰他，使他不要忧虑恐惧。郝经 《河东罪言》我私下听说，上天所赐予的能够承受并奉行，叫作顺应天意；上天所赐予的却不去顺应，叫作背弃天意。天意可以背弃吗？所以凡是拥有天下和国家的人，即使是一个百姓、一尺土地，也不敢忽视而不加治理；这不只是为了顺应天意，也是为了奉承上天。国家光复并拥有天下已经五十多年，疆域绵延数万里，军队所到之处，没有不臣服的。可惜纲纪还没有完全建立，法度还没有完全推行，治国之道还没有完全实行；上天所赐予的还没有完全顺应，百姓的期望也还没有完全满足。近年来，关右、河南、河北的河朔一带很少见到治理的措施，而河朔没有治理好的地方，以河东、河阳最为严重。近年河阳三城也在整治清理，分裂停滞的只剩河东了。河东内外有山河屏障，是形势险要的地区，控制夷夏，俯瞰中原，自古称为天下府库，君临南面以治理天下。上党又号称天下的脊梁，所以尧、舜、禹三位圣人相继称帝为王，交替建都于此，以巩固鼎命、临制诸侯，是政治治理的极致。到了后世衰乱之时，五霸相继兴起，河东独自做了诸侯盟主一百多年。自汉代以来，从刘元海以下，李唐、后唐、石晋、刘汉都从这里建立国家，金源氏也凭平阳一路甲于天下。因此河东是九州岛的冠首，难道可以任其分裂停滞，困苦到极点，反而落在九州岛之下吗？我私下认为，国家实行封建制度，不只是为了增强本国根本，也是为了与亲王、贤臣共享，以显示最大公无私。既分封本国土地，使诸王世代享有，如同殷、周的诸侯；汉地各道，则分别让侯伯专制本道，如同唐代藩镇；又使诸侯分食汉地各道，侯伯各有所隶属，这又像汉代的郡国。尊卑相互维系，强弱彼此制约，共同享有土地，进退依次而行，不敢互相逾越，条理清楚，就像农夫划分田界、分配公赋使之成为私食一样；这也算一代的新制度，并非错误。平阳一路隶属于拔都大王，又兼辖真定、河间道内的鼓城等五处，因为属籍最为尊贵，所以分得的土地最大，户数特别多。假使像其他各道一样，只缴纳十户四斤丝、一户包银二两，也自然不会困苦。近年公赋仍照旧征收，但王府赋税都改为贡金，不用银、绢及其他杂色物品，因此唯独河东比其他各道困苦。河东的土产，蔬菜多而桑树少，土地适宜种麻，专门纺纱织布，所以有大布、卷布、板布等。百姓除留作衣被外，还要折价贸易成白银，用来供应官赋。百姓淳朴，官吏质实，但全道征收的银课却高居天下第一；还要把银铸造成器皿，运送万里进献，这样也不能亏负王府了。又一定要进贡黄金，起初白银十两折合黄金一两，后来变成十五两，再后来达到二十两、三十两，甚至白银二两才能换黄金一钱。从出卖布匹换得白银，再换成黄金，费用增加了十倍；百姓掏空筐篚中的纺织品，拿尽妻女的首饰钗钏，仍然凑不够数额，还要遭受榜打、拷掠、械系，苦楚不堪，却不敢逃命，这已经到了极点。如今王府又要把全道细分，让各位妃子、王子分别征收自己的百姓。全道的州郡竟被分成五十、七十个头项，有人得到一座城或几个村落，各自派官员前来监督；这简直又像汉代分封诸王，王子、诸侯各自供养官吏还嫌不足，除了贡金之外，难道还要无止境地搜刮吗？于是百姓辗转迁徙、逃亡离散；帝王的都邑、豪杰聚集的地方、礼乐盛行的风土和富庶的人口，都荒废空虚、湮没无闻，全变成穷山恶水，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起初还把河东看作诸道中最尊贵的地方，如今却成了困弊最严重的地方。国家经过数十年浴血奋战才拥有这片土地，为什么唯独重视陕右、河南和河阳，却把河东置之不问，坐视百姓颠沛辗转而不加怜恤？难道河东百姓不是国家的赤子吗？这难道不是把上天赐予的中原冠首之地撕裂开来而不肯接受吗？这样可以吗？

译希望陛下颁下一道明确诏书，约束王府，停止征贡黄金，停止细分民户，使河东像其他各道一样。选拔明达能干、通晓政务而正直的人，任命他总管全道，使他掌握纲纪、统一号令；减轻征敛和赋税，以养育民力；政令简约安静而不繁琐，以安定民心；裁省官吏以去除冗余俸食；清理刑罚以施布仁爱和利益；明确赏罚以确定升降黜陟；设置学校以激励风俗；敦厚节义以树立廉耻。这样，分裂的就能统一，停滞的就能振兴，九州岛的冠首之地就能恢复其地位；实现治道的枢纽可以影响四方、震动天下，能够充分承受上天的赐予，上天也会再次无穷无尽地赐予它。郝经本是河东人，在外地寄食二十多年，不能回去拜祭祖坟、守护先世的破旧房舍，所以希望治理河东的心情，比其他人更加迫切。天庭遥远，我只能徒然仰望猜想；太行山色黯淡凋残，我伸长脖颈抬头远望，也只能如此而已。身居高位、掌握权势而能够以仁德治理天下的人，难道可以对此毫不在意吗？这不是平民所应当说的话，所以援引杜牧的先例，命名为《罪言》，冒着获罪受诛的危险，谨托使者上报。平民陵川郝经言。」 《东师议》臣郝经自乙卯年十一月奉旨北上，丙辰年正月在沙陀拜见皇帝。皇帝不因臣鄙陋卑微，向臣询问时事，并命臣斟酌时宜分条上奏；于是臣上奏建立国家的规模和治理安定的急务，各有几十条。臣带着笔墨、束载行装，跟随军队防守边牧，后来便掌管军国机务，与各位执政大臣共同奏事；凡是出兵的利害，臣没有不反复详尽陈述的。等到奉命评论、裁定植斋的奏议，便写成《七道议》，共七八千字，臣愚昧浅陋的见识也已经全部用尽。近来奉命宣抚江淮，因为即将先行，又命臣把军旅利害写成文字，派使者送来上奏。我私下想到，大军既已出发，不能中途停止；先前所陈奏的意见，都将成为无用之言。臣跟随驿骑走得越远，思念君门就越迫切；汲黯并不因身在淮阳而忘情于李息，大概是内心受到激发，有不能停止的缘故，他所关切的事情比这更为重大。因此国家这次举动，关系极其重大，国家的存亡安危，就在于此。既然不能把事情开头办好，就一定应当设法保全结局，所以不敢缄默，又写成《东师议》一篇，让权府官武济乘驿传送上呈，请各位执政大臣翻译后奏报。议论说：我听说，在事情尚未发生时谋划天下之事容易，在事情已经发生后挽救天下之事困难；而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又有尚未发生的变化，要使过去的事情不至于失误，并使将来的事情得以完成，就更加困难。国家凭一支军队从朔漠奋起，转动北斗以谋取天下；马首所向，没有不被摧毁的。国家灭亡金源氏，兼并西夏，蹂躏荆、襄，攻克成都，平定大理，践踏各族，席卷征服西海，拥有天下十分之八，囊括元魏、金源的旧地而且更加广大，疆域开阔，没有谁能与之相比。唯独宋朝尚未攻下，未能统一天下；两国连年用兵、结下祸乱，已经超过二十年。为什么从前夺取天下那么容易，而如今谋求宋朝却如此困难呢？取得天下，有的可以凭武力兼并，有的可以凭谋略图取。凭武力兼并就不能长久，时间一长军力疲弊，便无法振作；凭谋略图取则不能急迫，急迫就会寄希望于侥幸而难以成功。所以自汉、唐以来，凡是建立国家、攻取天下，有时五六年，从来没有超过十年的；因此军力不会疲弊，最终能够保全并完成统一大业。晋朝攻取吴国，隋朝攻取陈国，宋朝攻取南唐，都经营筹划了十多年，所以谋略得以成功，最终能够统一天下。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总之成功都在适当的时候，不过是不妄自行事罢了。国家建立大统、传承国运将近五十年，却要用武力来统一天下，使遗民残存的姓族、苟延的气息和惊惶的魂魄，遭到残杀、摧残、荡涤，几乎要被消灭殆尽。自古以来用兵从没有像这样长久而且频繁的，军力怎么能不疲弊呢！况且征集士兵、催收赋税，早晨下令，晚上就出师；亲自披甲戴胄，跋山涉水，全国大举出动，用来攻伐宋朝、谋求统一。论志气是锐利的，论力量是强大的，论土地是广大的，但谋略还没有完全周密。如果在诸国平定以后，暂且休兵抚民，推行治理、成就教化，创立法令制度，布置纲纪条文，使上下秩序井然，不受扰乱、不相混杂；任用老成之士为辅相，起用英勇杰出者为将帅，选拔贤能者担任使令，聚集有智谋者参与机要；平定赋税以使财用充足，屯田务农以使粮食充足。内政既已整治，外部防御也有准备。若宋朝不服，就暂且以文书诰令晓谕；它拒绝不从，然后伺察空隙、观察事变，以正当的天讨征伐。从东海到襄、邓，分几道部署重兵，旗帜相连、步调相接，作为正兵；从汉中到大理，部署轻兵迅速出击，攻击敌人薄弱和要害之处，作为奇兵。统帅任用得人，军队出动有纪律，君主安坐九重宫中，海外也会归服。这些事情不做，却在相隔一年便仓促大举出兵，使上下震动，兵祸连结，把本来安定的局面推入危险；这是事情已经发生，却无法停止了。东方的军队尚未出发，大王仁慈明智，那么事情仍有尚未发生的变化，难道可以不加以议论吗！国家用兵，一概以本国习俗作为制度，而不效法古人。不计算军队多少、地势险易、敌我强弱，必定合围擒取，把敌人像禽兽一样猎取。军队聚集时像山丘，分散时如风雨，迅疾如雷电，敏捷如鹰鹘；鞭弓所指，约定日期，万里行军也不失期，掌握了兵家的诡道，尤其擅长出奇制胜。自浍河之战以来，乘胜攻下燕、云，随后留下军队便离去，似乎并不在意夺取；后来攻破回鹘、灭掉西夏，又出兵关陕击败金军，然后才知道应当深入夺取，这是擅长出奇。接着实行斡腹之举，从金州、房州绕到潼关背后进攻汴京；采用捣虚之计，从西和直入石泉、威、茂，夺取蜀地；施行示远之谋，从临洮、吐番穿越西南，平定大理，这些都是使用奇兵。攻打敌人没有防备之处，出现在敌人意料之外，然后才可以使用奇谋。哪里有把万乘之国的军队连成一片，首尾绵延一万多里，天子车驾亲自出动，竭尽天下兵力、倾动四海，纵横宇宙、开拓天地，远至极边土地，近及偏僻巷陌的百姓，像撞响钟却捂住自己的耳朵、咬自己的肚脐却遮住自己的眼睛一样，在这种情形下还谈得上使用奇兵吗？这就像拿着价值千金的璧玉去投掷瓦石，难道不可惜吗！

译当初是凭奇兵取胜的：关陇、江淮以北多是平原旷野，而我军擅长骑战，所以所向无敌；兵锋新锐，人口物产稠密，军队一拥而上挤压敌人，郡邑便自行溃败；而我军又擅长攻城，所以攻击之处无不攻破，这就是使用奇兵而迅速获胜。如今被大山深谷限制，被重重险阻阻隔，被危险道路和曲折小径拖延，我军借险使用奇兵很难，敌军凭险制约奇兵却容易。客军与守军的形势悬殊，积蓄和意图已经暴露，没有可以掠夺的物资作为资粮，也没有俘获的人作为劳役；凭有限的力量冒无限的险，即使有奇谋秘计，也无处施展。力量无从使用，就等于没有力量；勇气无从施展，就等于没有勇气；计谋不能实行，就等于没有计谋。这样便成了泰山压卵的形势，却要做河海洗火的举动，结果被阻遏停滞，盘桓而不能前进，正所谓强弩射到末端，连鲁地的薄绢也射不穿。现在的办法，只应当挽救已经造成的过失，防止尚未发生的变化罢了。【两】【[西]】【据《元史》卷一百五十七《郝经传》改。】军队既已交战，突然之间无法解脱，就像两只老虎互相扭斗，已经进入险阻之地，旁观者躲避还来不及，又怎么能用道理相劝，使它们徘徊自行退去呢？宋朝知道形势危险，必定倾尽全国与我军拼命；我军也必定要夺取它，没有机会悔改。如此兵祸相连，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大王殿下应当派人向行在所传达命令；大军压境后，派使者晓谕宋朝，向它显示最大的诚信，命它投降、进献财帛、割让土地、交纳人质。宋朝一定会接受命令；姑且同它讲和，停止兵戈、休养百姓，以保存我军力量，谋划日后的举动，这是天地人神共同的福分。如果下令后宋朝不听从，那么殿下的义理就已经尽到了；此后再全力进兵东方，慎重周详地谋划，不要急躁轻率、飘忽不定；预先制定谋略，以堂堂正大之师统一天下，借西方军队作为奇兵，而以我军作为正兵。等到军队向南转进，先向宋朝显示恩德和信义，重申文书，晓谕祸福利害，使它知道殿下仁慈而不嗜杀，不是喜欢攻战、贪图扩张土地，而是迫不得已才用兵。等诚意明显、恩信流布之后，再考察选取精锐勇士，另编一军，作为帐下亲兵；起用老成而懂得兵法的人担任将帅，轮流值宿守卫，以防意外。其余军队分别交给侯伯统领，让王府的大官和元老重臣分掌各军，作为作战部队。新近编入部曲、懵懂而不懂军事，虽名义上是士兵、实际上是役夫的人，让他们沿边修筑工事【[筑，与]】，同敌方州郡犬牙交错、相互牵制，作为屯戍部队。推选体弱单薄者，彻底查究逃亡藏匿之人，整编队伍，让有声望的重臣负责抚育，统一驻守近里旧有屯所，作为镇守部队。使牵制我军的计谋无法实行，使妄图行事的人屏息不动，内外防御没有缺口，然后掌握节制逐步推进。进入宋境以后，厚重地陈列坚固的阵势，缓慢行动。宋军善于防守而我军不攻；宋军依仗城墙不战以使我军疲惫，我军便合围长久不攻以困乏宋军；我军使用自己的长处，使宋军无法发挥自己的长处。选取进退便利的地方作为长期驻军的基地，显示一定能够攻取的形势。不要焚烧房屋，不要伤害百姓，给他们留下生路，以收拢人心；不断训练使其疲惫，用多种方法扰乱误导，使其力量衰竭。军势振作、积蓄和意图已经显露后，就派轻兵掠扰两淮，断绝宋军砍柴取薪的道路，阻塞其粮道，使其血脉和联系断绝，各自守着孤城，显示这些城池不足以夺取。随即推进大军，直抵长江；沿江上下列置万名屯兵，号令明确严肃，部曲整齐严密，首尾互相联络，各自备有船只，并声称要直接渡江。宋军一定会震惊动摇，自行发生变故。宋军的精锐全在两淮；江面宽阔，依仗险阻，士兵都柔弱脆弱，用兵以来从未交战一次，怎么能抵挡我军百战磨炼的精锐？一处崩溃，其他地方就会望风溃散；臂膀和大腿不能相互接续，内外受到阻隔，勇者不能发挥，怯者不能抵敌；退后的不能返回，正面的不能防御；水陆两军相互拥挤，必定会被我军乘隙攻击。这就是兵家所说的避开坚固之处、攻击薄弱之处，避实击虚。如果想保存军力，逐步推进，以谋求万全，那么就先取荆州，再取淮地，先取淮地，再取长江。宋朝一向的说法是：有了荆、襄就可以保住淮甸，有了淮甸就可以保住江南。此前我军曾经拥有荆、襄、淮甸和上游，却都自行失去了。如今应当从宋朝所依靠的地方发起进攻：命一军从襄、邓出发，直接渡过汉水，造船搭桥，使水陆军队会合。用轻兵袭取襄阳，断绝其粮道；重兵全部趋向汉阳，出其不意，等待长江的空隙。否则，就以重兵逼近襄阳，以轻兵迅速出击，穿过均州、房州，远攻归州、峡州，以响应西路军。若交、广、施、黔的先锋军穿出，夔门不能守住，大势顺流而下，就合并军队大举出动，摧毁荆州、郢州，横向冲溃潭州、湘州，以形成犄角之势。一军从寿春出发，乘着锐气，同时夺取荆山，在淮水上架桥，以沟通南北。轻兵抄掠寿春，重兵分布在锺离、合肥之间，夺取湖泊水网，攻占关隘，占据濡须，堵塞皖口，向南进入舒州、和州，向西到达蕲州、黄州，自由行动，以窥察长江入口。广泛在乌江、采石设置戍守和巡逻，侦察江面渡口的险易，测知防备的疏密，慢慢谋划，然后再推进军队。这就是所谓击溃两淮的腹心，扼住长江的要害。一军从维扬出发，连接楚地，跨越长淮，与我军的强敌相邻。通州、泰州、海门以及扬子江面，紧邻宋朝京畿，必然防御坚固厚实；如果仓促攻击，必定使军队疲劳、耗费财力。应当以重兵逼近维扬，合围形成长围，显示必定攻取；同时以轻兵从通州、泰州出发，直接堵塞海门、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骑在上下江面往来，吞吐江海，兼施威势和信义，拖延一月半月，以观察宋朝的变化。这就是所谓谋划缓慢持久的形势。三路军队一齐出动，东西相互联结，殿下可以亲自统领一路，负责节度，使我军力量始终有余。这样一来，尚未发生的变化或许可以消除，已经造成的过失也许有一天能够挽救。

译议论的人一定会说：『三路一齐推进，军队分散，势力就会削弱；不如集中力量朝一个方向进攻，那样就没有谁能抵挡我们。』他们却不知道，夺取国家的策略与争夺土地的策略不同：集中力量攻向一处，是争夺土地的策略；各路同时推进，是夺取国家的策略。从前统一天下的战争，都像这样。晋朝攻吴时六路进军，隋朝攻陈时九路进军，宋朝攻南唐时三面齐进，从未听说仅凭一支军队就能攻克一个国家。即使有这样的情况，也只是侥幸之举。堂堂大国，拥有百万军队，难道能采取侥幸取胜的办法吗？宋朝渡过长江建立国家已有一百多年，纲纪修明，风俗完厚，君臣和睦，内部没有祸乱；东西南北纵横万里，也不能轻视。自从盟约破裂以来，没有一天不整治军备、加强警戒；它在多次挫折中徘徊，却面对强敌而从未遭受大败，不能说它弱小。难道可以轻视它，说秦国没有人，竟只想让一支军队侥幸取胜吗？从前秦王问王翦讨伐荆楚需要多少军队，王翦说：『非六十万不可。』秦王说：『将军老了。』于是命李信率二十万前往，不能取胜，最终还是交给王翦六十万军队，才攻取楚国。因为有些力量是必需的，事情的形势不能悬想估计后寄望侥幸取胜。所以，王者举兵一定要谋求万全；那些靠侥幸行事的人，不过是没有依靠、突然崛起之徒罢了。唉！西路军出征，已经到了瓜期戍守的期限，却仍未取得成功。国家最强盛的力量在东部，如果也径直向前，以迅猛精锐的兵力求取成功，那么一举攻下金陵、夺取临安，是可以做到的。若兵力消耗疲敝，征役戍守拖延不决，进退两难，反而被敌人乘隙利用，到那时后悔还来得及吗！所以本来就应当慎重周详地审察，以谋略筹划此事。若依照我先前所陈述的办法，保全我方力量，这就是所谓坐而取胜。虽然如此，仍有值得忧虑的地方。国家攻取各国，行动迅疾猛烈，本来凭借武力取胜；如今却无故发动大规模进攻，如果又安排失当，不能挫败豪杰的气势、使天下人心服，那么那些阴险怀奸的人便会窥伺空隙而乘机插入，国内空虚，就容易被动摇。臣之所以对东路军反复恳切论说，认为问题不在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在尚未发生的后果，原因就在这里。《易经》说：“把房屋建得高大，把家遮蔽起来，从门缝窥看，里面竟没有人。”这正是当前的形势。挽回国家元气，收回已经放纵的心志，守持约束、充实内部，以建立皇极，实在是殿下的责任。臣这些浅陋的瞎说，妄自冒犯圣听，内心战栗恐惧至极。谨此陈议。（同上） 班师议 臣奉命与各位执政在聪书记【即刘秉忠。】帐中议事，所有陈说已经命身毒和者斯译成汉文上奏。退下后又担心没有说尽，想再陈述一番。如今疫病大规模流行，不能登山。臣认为今天应当迅速退兵，回去安定国家大事，所以写作《班师议》，把前后的陈说逐条说明。议论说：《易经·文言传》说：“亢龙的意思，是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道退却，只知道生存而不知道灭亡，只知道得到而不知道丧失。能够懂得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的，大概只有圣人吧！”乾卦龙德，体现天道运行刚健，六个爻位按时而成，顺应时机驾驭六龙以顺应天时，说的就是每一步都合乎时宜。因此可以潜藏时就潜藏，可以显现时就显现，可以警惕时就警惕，可以跃进时就跃进，可以飞腾时就飞腾。五个爻位都各得其时，这是圣王的德行。到了上九，只知道进取和生存，不知道退却和灭亡，既不合时宜又违背时势，所以到了这种地步。事情发展到极点便有悔恨，不能像前五个爻位那样适时进退，却仍被称为亢龙；龙德于是衰败，不足以成为圣王。因此古代圣王无不根据时势进退，掌握乾道而知晓征兆。舜从耕田、种植、制陶、捕鱼直到成为帝王，是懂得进取；【把天下禅让给别人，不把帝位私留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禹，是懂得退让。】周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却仍臣服侍奉殷，是懂得退让；周武王于是讨伐殷而拥有天下，是懂得进取。汉高帝不与项羽争强，在汉中屈身退守，是懂得退让；返回后平定三秦、讨伐项羽，是懂得进取。光武帝在更始帝杀害其兄齐武王时不与之争，辗转于黄河以北，是懂得退让；后来一旦自立，中兴汉室，是懂得进取。所以前代称圣王，以舜为首，其次称文王、武王；后世称圣王，以高帝为首，其次称光武。他们都懂得进退存亡的道理，顺时驾驭天道，最终凭借龙德登上天子之位。至于魏孝文帝，虽然比不上文王、武王、高帝、光武，迁都洛阳后整顿军政、讨伐有罪者，理由正当而退兵；齐人侵犯边境，便以军队报复，听闻丧事便收兵，进退合乎礼法，不使将士遭受损失，最终保全龙德，成为以汉夏文化改变夷俗的贤主，也可列在其次。那些依仗威势、凭借武力来满足无边欲望的，都是亢龙之师。秦苻坚、金海陵王，是亢龙而不知悔悟；汉武帝、唐太宗，是亢龙而最终有所悔悟。虽然同为亢龙，但悔悟后知道退却，也可以列在其次。舜是无法企及的，文王、武王、高帝、光武、魏孝文帝、汉武帝、唐太宗，足以成为后世君王进退的老师。臣恭敬地思量，大王殿下聪明睿智，足以君临天下；奋发强健、刚毅果断，足以决断大事。进退存亡的正道，殿下早已知晓。从前在沙陀时，殿下命令经书说：“时机还没有到。”又说：“‘时’这个字，最应当加以整治。”又说：“可以行动的时候，你自己会知道。”殿下的话实在伟大，“顺时驾驭六龙”的道理，殿下早已明白。自从出兵以来，只知进取而不退兵，经书中还有不能理解的地方，所以臣在真定、曹州和濮州、唐州和邓州，都多次反复进言，始终没有得到开纳允准。如今事情紧急，所以再次进献狂妄之言。

译国家自从平定金国以来，所用军队都是亢龙之师，只图进取，不遵循养精蓄锐、等待时机的原则，军队疲劳，财力耗费，最终没有成功，已经三十年了。先皇帝即位后，政治本应以安静为主来谋求安宁，却忽然无故大举用兵，只进不退。把东路军交给大王时，本来不应进攻，却仓促进兵，以为既然奉有命令便不敢自行退缩。到了汝南，已经听到凶讣，就应当派使者遍告各路主帅，依次撤回，修好于宋，回去安定国家大事，本不应再进兵，却又因已有约定的出师期限而继续前进。在江边会师后，派使者晓谕宋人，停止战争、安定百姓，整顿军队回师，本不应再进，却又继续前进。既然不应渡过淮河，难道又应当渡过长江吗？既然不应妄自进攻，难道又应当攻城吗？如果认为机会不可错失、敌人不可放纵，那么既已渡江，就不能中途停止，便应乘虚攻取鄂州，分兵四出，直达临安，做到迅雷不及掩耳，这样宋国也还可以图谋。如果不能做到，就应知难而退，至少不会失去金兀朮那样的声誉。军队本不应前进却前进，长江本不应渡过却渡过，城池本不应攻打却攻打；应当迅速退兵却不退，应当迅速进兵却不进，反而在江边迁延徘徊，意图暴露、形势屈服，调动天下兵力却不能攻下一座城，那么我方已经竭尽而敌方正充实，还等待什么呢？况且各军患疫已经十四五天，又拖延了许多日月，冬春交替之际，疫病必将大规模发作，恐怕想回来也不能了。宋军在上游既然没有后顾之忧，吕文德又已经合并兵力据守，知道我国的弱点，士气自然加倍；两淮的军队全部集中在白鹭，江西的军队全部集中在龙兴，岭南、广东的军队全部集中在长沙，福建、两浙沿海的大船巨舰接连到来，伺机进攻。若他们在江、黄的津渡拦截，在大城关口邀击遮阻，堵塞汉东的石门，封锁郢州、复州的湖泊沼泽，那么我军将从哪里回去？如果无路可走，就只能突入江浙，捣击宋人的腹心。听说临安、海门已经备有龙舟，即使前往也只是白费；返回抵达金山，再下令求战，难道没有韩世忠一类的人吗？况且鄂州与汉阳分据大别山，中间夹着大片水域，号称活城；如果以兵力贴近强攻，拼死攻下，宋军就会弃毁坏的城墙和空城而去；若溯流而上，便可进入洞庭，保守荆州、襄阳；若顺流而下，凭借精兵健橹，突然冲过浒州、黄州，实在不易阻挡。这样也不过白白耗费人命，我又能得到什么呢！仅仅一座城，胜了也不算武勇，失败则大损威望，还等待什么呢！即便如此，依照大王本来的心意，原本不想渡江；渡江以后，不想攻城；攻城以后，不想与人拼命，不焚烧民居，不伤害百姓，不改变他们的衣冠，不毁坏他们的坟墓，三百里以外不许侵掠。有人劝说直接赶往临安，说：“那里百姓密集，即使前去不杀戮，也会遭到践踏蹂躏，这是我所不忍心的。上天如果把它赐给我，不必杀人也能得到；上天如果不赐给我，杀人又有什么好处。”于是最终没有前往。诸将把罪过归给士人，说士人不可任用，正因为不杀人，所以不能攻下城池。大王说：“守城的不过是一个士人贾制置，你们上千上万人都不能战胜他；杀了几个月人还攻不下城，是你们的罪过，难道是士人的罪过吗！”于是更加严禁杀人。大王巍然保持仁德，上通于天，早已有回师的意愿，只是不能立即实行罢了。然而今天事情紧急，不能不果断决断。宋人正害怕强大的敌人，虽然用于自救的军队已经全部集结，却无暇谋划对付我们。只是我国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彼此依靠，正处在后背和胁肋；西域各胡族窥伺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祸害百姓的奸人各持两面态度，观望谁能建立势力，无不觊觎神器、垂涎帝位。一旦有人作乱，或者引发戎狄之心，敌人先行举事，我国腹背受敌，大事就完了。况且阿里不哥已经颁行赦令，命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凭借燕都，查按图籍，号令各道，已经在行使皇帝的权力。大王虽然一向深得人望，又掌握重兵，难道没有看到金世宗与海陵王的事情吗！如果阿里不哥果断行动，声称奉受遗诏，立即正定帝王名号，向中原下诏，在江上实行赦免，想要回去还能做得到吗？昨天臣奉命与张仲一察看新月城，从西南角到东北角，城中可容万人，城上可以并行大车，排列着栅槎和串楼，构筑重重叠叠，必定无法攻取，只有答应议和后回去罢了，还等待什么呢？愿殿下以祖宗为念，以社稷为念，以天下百姓为念，奋发乾刚之德，不再犹豫退缩，果断班师，迅速决定国家大计，把祸患消弭在尚未发生之时。先派精锐部队把守截断江面，与宋议和，答应割让淮南、汉上、梓夔两路，确定疆界和岁币。留下辎重，率轻骑回去，渡过淮河后乘驿站车马，直达【燕】都，则如从天而降，阿里不哥等人的奸谋和僭越之志便会像冰雪消融、瓦片崩解一样。派一支军队迎接蒙哥罕【《元文类》卷十三所收《班师议》作“大行皇帝”。】的灵柩，收取皇帝玺印。派使者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以及诸王、驸马到和林会丧。派官员到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进行抚慰安辑；召太子镇守燕都，把形势说明给他。这样帝位便有归属，社稷也就安定了。在东隅失去的，可以在桑榆之时收回来；以退为进，以亡为存，如飞龙升天而利于见大人，就没有亢龙悔恨的后患了。十一月二日，臣郝经冒死进呈。（同上） 便宜新政 臣郝经说：臣昨天承受和者斯传达的圣旨，命臣分条陈奏当今的急务，交给执政官听取上奏。臣谨慎地裁定新政中便宜行事的十六件事进呈，惶恐战栗至极。条目如下：一、积极有为以确定国家根本。自古帝王兴起，无不先有所作为，然后才能达到无为而治。所以舜除去四凶、使有苗归服；周成王讨伐三监、诛杀管叔和蔡叔，然后才实现垂衣拱手的无为之治和刑罚废置、天下歌颂的美政。宋太祖刚即位，还没有足以安定人心的作为，赵普说：“陛下刚登上帝位，必须彰显光明威武，使豪杰的气势受挫，使天下人心服。”于是亲自平定三叛，天下因此安宁。今天的形势不能说无事，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应当大举出兵，讨伐不服从朝廷者，明辨逆顺，使天下知道应当归向哪里。如果因循苟且，被别人抢先，那么祸乱一旦发生，就不能很快平定了。

译二、严格加强防御以防备意外。国家凭借强盛武力自负，所以历朝都疏于防御。今天的事情尤其不同于往日，应当秘密整顿军队，严密做好防备，以等待意外。况且即位之初，兵卫也不能撤除警戒。过去周康王即位时，正值无事，齐侯仍在南门外以虎贲军迎接太子姬钊。先皇帝有防备，所以能够取胜；昔剌木没有防备，所以被突然袭取。将来即使没有意外，京师宿卫的军队也应留下数万人，这难道不是平日应有的形势吗。三、确定都邑以显示形势。在这里建都固然胜过从前，但仍不如定都燕地更好。燕都东面控制辽、碣，西面连接三地，背靠关岭，俯视黄河以北，面向南方统治天下。和林设置一处分司，镇守控制根本之地；北京、丰州、靖州各设置一处分司，作为两翼辅佐；京兆、南京各设置一处分司，作为藩篱屏障。燕、云本是王者之都，一旦有缓急，便可以取得万人之众；即使发生意外，敌人也不敢越过关岭、穿过各分司而出。形势确定，根本稳固，太平就可以期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四、设置省部以统一纲纪。如今执政者各自上奏办事，彼此不能统一，结果都让陛下亲自处理。即使圣明有余，也不可能每件事都处理得当，所以奸人得以经营迷惑、谋求私利。如果省部建立，名分确定，大事总揽纲领，小事掌握要点，那么天下事务即使【原文有脱字，句意不完整】，也会像没有事情一样。五、建立监司以治理诸侯。各镇诸侯分别掌握军队和百姓的权力，不可能突然罢免，应当设置监司来收回他们的权力，限制他们的作为，这样军民可以减轻负担，政事也就能够建立起来。六、诛杀凶恶首领以显示奖惩。历来扰乱政事、残害百姓的人，都必须诛杀其中罪恶最重的。否则，他们害怕被处死而逃走，必定会为国家制造事端。七、亲近诸王以庇护国家根本。诸王既然共同拥戴陛下，就应当加以恩惠，并用义理劝导他们，使他们的尊荣超过往日，这样才可以。八、施行宽缓政令以凝聚人心。历来积存的弊病，都可以加以荡涤；至于今年的丝包银，应当分等减免；一切拖欠的赋负，都应全部免除。九、赦免罪过以清除旧日污垢。历来新君即位，必定赦免天下。况且如今西北地区疑惧阻抗，人心反复，各路筹算又造成纷扰，应当实行大赦，同时停止打算，以安慰安定百姓。十、裁撤冗官以减轻百姓负担。各州县管民官员的数量应当规定上限，小的机构可以合并；例如乐人、打捕、鹰房等名目下的官吏，都应裁撤归并，交给管民官管理。各种工匠的头目尤其多，有的只管三五户，也称总管并佩带金牌，都应裁撤；每一路只设一名头目，总领制造事务。天下百姓和工匠仅仅用来供养官吏都已经做不到了，这是最急迫的事务。如果裁去这些好家门户的计策，补充军民的力量，益处将非常大。十一、总管钱粮以供给国家开支。天下的差发、宣课、交钞和各色粮食，可以设置一个大司分总管，不经各路官府之手，也不让人承买承扑，那么所得都可以供国家使用。裁撤各路宣课、盐铁官中的冗员，废止常平仓。虽然名为常平仓，实际上从来没有使百姓受益，只是养活了成百上千名无用官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十二、减少吏员以怜恤善良百姓。各路以及州县的吏员没有数量限制，把持官府，结党营私，苛刻虐待良民，肆意横行为害。应当明白下诏，限定大小州县的吏员人数，必须责令地方保举；其中尤其贪污暴虐的，应加重治罪并罢黜。十三、坚定凝聚、果断决策以成就中兴。君王初掌政事，无不锐意进取，但往往不能坚持，少有能够善始善终的。必须凝聚上天赋予的本心，奋发乾刚之德，不被众议改变，果断坚决地实行，使没有人能够阻挠，这样才能保全大定之功。汉元帝优柔游移、不能决断，最终丧失汉朝国运；唐宪宗果断决策，平定蔡州而实现中兴，这就是成效。十四、扩大充实诚信和明察以杜绝猜疑阻隔。把猜测别人怀有欺诈之意作为不信任，是圣人所讥刺的；推诚相待，是王者的明智。一切用小巧权术来干扰圣听的人，都应当停止并杜绝。十五、明辨赏罚以确定功过。有功不赏，有罪不诛，即使尧、舜也不能因此实现善治。天子没有别的主要职事，只是分别君子和小人，确定他们的功过而施行赏罚，这就是天子的职责。十六、确定储贰以堵塞祸乱的阶梯。国家数朝在帝位更替之际，都要仰赖群臣推戴，所以近世以来几乎导致动乱，原因就在于没有及早确定储贰。如果早早确定储贰，上下便没有人可以觊觎帝位，那么从此以后谁还敢争夺呢？并且可以让太子早晚侍奉父皇饮食，或出外抚慰军队，或留守监国，练习通晓政务，这是盛大的好事。庚申年四月十七日，臣郝经进呈。（同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备御奏目 臣郝经说：臣刚离开朝廷时，还不知道朝廷用兵的次序；虽然分条陈奏了新政，却不敢贸然多说，只提出备战预防的大略一条。如今听说西北地区抗拒命令，朝廷的处置从辽东到丰州、靖州以及河西，各处关隘的防御一定没有缺漏；但不知道西域的回鹘诸国，以及土波、大理从西南绕出，是否曾经设防？这些地方土地辽阔，兵力强悍，而且酋长多有反复诡诈之心，恐怕会乘虚作乱，与西北地区联合，拦截旭烈大王；应当议定会集兵力，转相劝诱惑乱，使人产生反顾忧虑。况且西蜀两川刚刚平定，也可能发生动摇，立即出现意外变故。应当派一名懂军事的大官，选调回鹘诸国、土波、大理一带的军马，在水草良好而又险要的地方驻扎，与关西宣抚司相互呼应；这既是截断西北的右臂，也能张扬声势，接应旭烈大王的军马。这样国势将日益强盛，西北势力将日益受挫，各国不敢觊觎，两川也能有所倚重。如果不设防，或有漏洞，几千骑兵就可以突然冲出关西，河南没有可以阻挡的屏障，中原便会震动。臣又深切地看到，自江上退兵以来，宋人颇有轻视中原的心思。只是他们创伤尚未痊愈，不敢窥伺进犯，然而国家不能不为此防备。四川、河南、京东、山东应当设置四名总帅：四川从成都到兴元，连接上均州，设置一帅；河南从唐州、邓州到陈州、颍州，设置一帅；京东从睢州、亳州到宿州、泗州，设置一帅；山东从邳州、徐州、沂州、海州直到东北海口，设置一帅。在陕西、河南择取适中的地方设置一座大行台，总统东西两地，以壮大国家的藩篱。即使宋人请求议和，边境防备也应当如此。臣这点微小的见识，像微弱的烛火一样，不敢自我遮蔽；况且臣即将进入宋境，心中十分眷恋朝廷，所以又提及此事，恭请圣上裁决。中统元年六月七日进呈。（同上） 立政议

译臣郝经说：前一年臣跟随军队守卫牧圉，到了武昌，听闻先皇帝升天，认为天命和帝王的气数已经归于陛下，太平盛治可以期待，于是想有所进言，却仓促回军。臣郝经又因背负柴薪之忧，匍匐跋涉在道路上，今年三月才抵达顺天。陛下顺应天命、飞龙在天，诏令臣出使宋国；臣仓促入朝应对，辞别陛下后出发。和者斯传达圣旨，命臣分条陈奏当今应施行的事务，臣便倚着马起草《便宜新政》，交给仲谦、和者斯等人翻译上奏。想说的话仍没有说尽。如今既已渡过淮河进入宋境，臣引颈向北眺望，回头瞻看宫阙，每每自己诵念：有这样的君主，难道可以终于不说话吗？于是写作《立政议》，虽然有尸祝越俎代庖之嫌，极为僭越，也顾不得这些了。臣听说，天下归属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君主能够革新创制、树立事业，成为明圣之主，使德泽施加于百姓，使美名流传后世；并不是说只因志愿满足、意气得意，苟且混过一时罢了。志得意满、苟且一时，最终与草木一同腐朽而没有声名，只是为了保全自身，这对天下有什么意义？有志于天下的人不会以此为可贵。能够做别人不能做的事，建立别人不能建立的功业，改变别人不能改变的局面，卓然与天地并立，充沛地与造化同流，行动如雷霆、兴起如风云，日月星辰明亮而江河奔流，天下没有不尊重他的人；但他自己并不把这些看得尊贵，只认为这是自己本来应尽的职责。古代拥有天下的君主无不如此，后世拥有天下的君主也都应当如此。天下是一个巨大的器物，使用日久就必然破旧、低劣、残缺，严重时甚至会破碎分裂；放置而不修理，就会被弃置而离开它。百姓和万物，是容纳在这个器物中的东西；器物破坏而被弃置，其中的百姓万物也必然腐坏而无人收拾。有志于天下的人，就应当为天下倡导，率领群臣修治它，精雕细琢使它完整，扶持安置使它稳固，文饰更新使它焕然一新，洗涤清理使它洁净，使其中的百姓能够吃饱、储藏、积蓄而富足、饱食无忧；这样君主才成为天下之主，天下人拥戴他，使他安定、富裕、尊贵、荣显而享有天下。那些志得意满、只图苟且一时的人，只看见器物中已有的东西，看不见器物的残破；他们贪得无厌，大吃大喝，开始时腹中空虚，后来便肆意吞食；吃饱以后，就把器物连同剩余的一起抬走丢弃，却不知道饥饿还会重新到来。等到神器没有主人，内部储藏全都丧失，天下人又饥饿时，众人便一起争夺残余，天下就乱了。纲纪礼义，是天下的元气；文物典章，是天下的命脉【原文“命▯”疑为OCR或缺字】。没有这些，天下这个器物就不能安稳。小的废弛会造成小的败坏，大的废弛会造成大的败坏；小规模修治完整便可达到小康，大规模修治完整便可达到太平。因此有志于天下的人，必定要修治它而不能弃置。应当以实现大治作为自己的期望，以天下为己任，勤勉急切地扶持、保护并安定天下，一定要到成功之后才停止，使天下和后世称颂他说：天下的祸患到某位君主时才被消除，天下的动乱到某位君主时才被平定，天下将要灭亡的局面到某位君主时才得以保存，天下尚未完成的事业到某位君主时才得以创成；与上天相配，树立皇极，继承统绪而成就帝业，使盛大的名号永远流传。这样才可以说是有志于天下。自汉代以来，崇尚志业、积极有为的君主先后有六七位；汉代有高帝、文帝、武帝、昭帝、宣帝、世祖、明帝、章帝，共八帝；三国有昭烈帝一帝；晋有孝武帝一帝；元魏有孝文帝一帝；宇文周有武帝一帝；唐代有高祖、文皇、玄宗、宪宗、武宗、宣宗，共六帝；后周有世宗一帝；宋代有太祖、太宗、仁宗、高宗、孝宗，共五帝；金源有世宗、章宗，共二帝。这些君主都光明显赫，没有辱没君主的名分，对天下功劳极大，对百姓恩德深厚。人类没有因此全部灭亡，天下没有全都变成草木鸟兽；天下人还知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关系，人伦没有大乱，纲纪礼义、典章文物没有严重败坏，都是这几位君主的力量。唉，上下数千年，有志于天下的君主仅仅这些人，为什么苟且偷安一时的君主很多，而致力于大治的君主却很少！即便如此，这几位君主能够独自树立事业，功业成就、天下安治，声名传扬于千年之后，难道不正是英主吗？与那些败坏法令、扰乱纲纪、败坏人伦、毒害天下、覆灭宗庙社稷，却庸庸碌碌只求偷生、孤单地只求自我保全，甘愿做懒惰怯弱之人的相比，实在可以令人怜悯而又可笑。国家光大地拥有天下，延续经历四个世代，拓展疆域，古来没有可相比的；可惜攻取天下的谋略过于急切，而修治完善的功业没有跟上，天下这个器物日益破败，百姓也日益疲惫。大概关键一旦错失，弊病便随之形成。最初攻下燕、云，占有黄河以北，就应当创立法令制度，却没有这样做；兼并西域、灭亡金源、蹂躏荆州和襄阳之后，国势大为张大，兵力强盛，百姓和物产繁盛，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如果这时整顿纲纪、建立法度、改元建号，使制度和声威与前代相当，使天下焕然一新，就可以像汉、唐那样有所作为，但也没有这样做。于是法度废弛，纲纪便灭亡；官制废弛，政事便灭亡；都邑废弛，宫室便灭亡；学校废弛，人才便灭亡；廉耻废弛，风俗便灭亡；纪律废弛，军政便灭亡；守令制度废弛，民政便灭亡；财赋制度废弛，国用便断绝。天下这个器物虽然还存在，实际上已经空无所有。依靠社稷神灵和祖宗福佑，兵锋所向无不摧毁，穿透山海的锐气、凌驾宇宙的气势、腾跃天地的力量，隆隆震荡，天下无不震慑屈服。太宗皇帝临朝时，耶律楚材担任宰相，确定税赋，建立制造制度，专卖宣课，划分郡县，登记户口，审理诉讼，区别军民，设置科举，推行恩赦，才开始有志于天下；但有一两个不得志的人乘机寻找缝隙，互相排斥攻击，百般诋毁，趁宫中违和之时肆意捏造诬陷，最终使楚材愤懑忧郁而死。

译后来又牵连朋党，倚仗关系反复构陷，援引提拔小人，把政权交给他们，彼此剥削天下，天下也遭受他们的祸害，辗转受毒害十多年。百姓仰首企盼，无不伸长脖子盼望明君出现。先皇帝刚登上帝位时，人人都认为能实现大治的君主是难得一遇的；后来下令收集符节玺印，督察驿传，派使者四处出巡，查核徭役赋税，以求了解百姓疾苦，贪污官吏和滥任官员几乎都受到黜责，他求治的心意也很迫切。可惜他任用的都是过去残害百姓最严重的人，旧弊没有革除，新弊又产生，造成的烦扰反而更加剧烈，实现大治的机会又一次丧失。如今皇帝陛下继承先王事业，圣明谋略英武宏大，胸襟开阔、正直宏远，具备统一天下的形势。自金源以来，纲纪礼义、文物典章都已经失落，残余的旧制如同泥土草芥，万分之中也难以保存一分。如果不大力振兴整治，与天下一道重新开始，依据本朝已经形成的法令，援用唐、宋的旧典，参酌辽、金遗制，设置官署、划分职掌，建立政务、安定百姓，形成一代完整法制，那么仍旧因循苟且，最终将无可作为；天下后世便会认为陛下无志于天下，历代纲纪法典到今天全部断绝，前代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后人谋划，后世也没有什么可以取法；这将败坏天地的元气，使百姓耳目愚昧，后世之人因此暗自讥笑非难，痛惜叹惋。过去元魏刚在代地建立政权，便参用汉法；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完全以汉法治理，典章文物灿然完备，与前代相当，天下至今仍称他为贤君。王通撰修《元经》，便把元魏列入正统，这可以作为借鉴。金源氏起于东北小夷，部众只有几百人，渡过鸭绿江、攻取黄龙府，便建立帝王名号，一概采用辽、宋制度，招收两国名士，置于亲近重要职位，使他们文饰王化，号称十学士。到世宗与宋朝订立盟约，内外没有战事，天下安宁，法制修明，风俗完备淳厚。真德秀说，金源氏的典章法度比元魏还好，天下至今也称世宗为贤君。燕都的故老谈到先皇帝，必定流泪。他的德泽深入人心到了这种程度，这又可以作为借鉴。如今拥有汉、唐的土地而且更大，拥有汉、唐的百姓而且更多，即使不能马上达到汉、唐的盛况，做到元魏、金源那样的治理也是可以的。臣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睿智仁慈，是上天赐予的勇略和智慧；喜欢衣冠制度，崇尚礼让，爱护养育中原百姓，早已立志求治，豪杰归附、百姓盼望也很久了。只是应当果断有为，保存典章，建立纲纪，以安定天下这个器物，不要采取苟且图一时的办法；奋发乾刚，应顺天命而革新政权，决定进退、黜陟，使各方面都心悦诚服，不劳民力而使天下得到治理。如今自即位以来，陛下颁下明诏，免除苛细烦扰，建立新政、清除旧日污弊，擢用杰出人才，任用老成之臣，以文饰修明政教，附会采用汉法，收回江上的军队，先派使者输诚求和，以仁德一视同仁，兼爱两国，天下人无不仰首盼望见到盛大的德化和至治的美政。只是恐怕残害百姓的余党依附奸邪，彼此援引，接连提拔；如果不及早辨别，便会重蹈前日覆辙。凭借有为的资质，占据有为的位置，乘着有为的形势，却不做有为的事情，不能与前代英主并列，陛下也必定惭愧。《尚书》说“没有什么不在于开始”，《易经》说“踩到薄霜，坚冰就要到来”，《诗经》说“像那降下的雨雪，先聚集的是霰”，《春秋》记载“元年春王正月”，都是在开端谨慎、及早辨别。有施展作为的志向，却不及早辨别奸邪而加以排除，便会使刚强被柔弱消磨，使明察被昏暗遮蔽，最终不能有所作为。那些奸人容易结交而难以驱除，用甜言蜜语诱惑，用和悦脸色迎合，用重宝行贿，逢迎讨好，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不及早辨明并拒绝他们，就都会落入他们的计谋，被交给他们权柄而只能跟随他们。过去王安石拜为参知政事，吕献可立即上章列举他的十条罪状，司马光认为太早，吕献可说：“铲除天下的祸害不能不迅速，将来各位一定会受到他的祸害。”王安石掌握政权后，宋朝果然因此灭亡。司马光说：“吕献可的先见之明、范景仁的勇气，我都比不上。”月有晕就要起风，柱脚潮湿就要下雨，这是事理必然如此；天地尚且可以预见，何况人事呢？当前的形势在于卓然有为，作出决断罢了。清除旧日污弊，建立新政，创制法令制度，辨别人才，维系皇纲，文饰王化，停止干戈，修文而成太平，这是陛下今天的责任。不要因为认为困难就不去做，也不要因为认为容易就觉得不值得做；抓住时机、把握机会，使功业与前代君王相当，政事就在此时。不要被小人牵累，不要被众说迷惑，兼听并纳谏，使一代制度焕然有文，号称英主，这就是臣的愿望。臣如草木般愚昧，既然蒙受陛下知遇，又远离宫阙和圣颜，日益隔绝；迫于时势和事务，所以不避斧钺刑罚，冒犯圣威，只希望奸党减少、纲纪大致建立，即使死上万次也没有遗憾。中统元年八月，附在入宋奏目中进呈。（同上） 许衡 时务五事【至元三年】臣某诚惶诚恐，谨奏呈《时务五事》。臣自念性情见识愚陋，学问荒疏，没想到虚浮的名声偶然传入圣听。陛下喜爱贤能、乐于善行，舍弃短处而取用长处；即使以臣的无能，也得以蒙受宠遇，自甲寅年至今已经十三年，前后八次承受诏旨。臣内心常常自我思量，究竟怎样才能报答陛下的厚恩。又日前臣当面奉承德音，陛下叮咛恳切至深，允许臣对中书省的大事尽情进言。臣虽然昏愚，但承蒙陛下如此深厚地知遇信任，怎敢不竭尽所有，思图稍有补益。只是臣迂腐笨拙的学问，本来就不是为了求取仕进；言论鄙陋直率，不能迂回婉转，也不能违心迎合时俗。孟子把向君主提出难以做到的要求、陈述善道以闭塞邪说视为恭敬；孔子说以正道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臣所坚守的，大意就是这样。希望陛下宽容臣不善言辞，体察臣的至诚，那么臣这一点愚见，或许也能略有补益。建立国家的规划

译治理天下、建立国家，都有大的规划。规划确定以后，按照次序实行，使它没有过度、没有不足，治功就可以期待。否则心中疑惑、眼光迷乱，反复改变、纷纷更易，每日计算似乎有余，按一年计算却不足，是看不到成功可能的。过去子产处在衰落周王朝的诸侯国中，诸葛孔明凭借西蜀一隅之地，尚且都有确定的方略，并终身遵循；堂堂天下，难道可以没有一定的方略而妄自施行吗！古今建立国家的规划虽各不相同，但大要在于取得天下人心。取得天下人心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仁爱和公正。仁爱则民心顺从，公正则民心信服；既顺从又信服，治理天下还有什么困难？然而创业之初，功臣倚仗功劳而难以控制，可能损害我们的公正；小民成分复杂而尚未统一，可能阻碍我们的仁爱。在这种情况下谋划，确实困难；如果不是英明睿智的君主、贤良能干的辅佐，就不容易处理。形势即使难以控制，也必须寻求控制它的办法；人心即使尚未统一，也必须寻求使它统一的办法。事先深思熟虑，顺应时势和事理，对人有时给予、有时夺取，有时进用、有时退斥；内心主意极其坚定，对外施行又极其灵活，日月磨治、周旋曲折，必定要使我们的仁爱和公正通达天下才停止。到了这个地步，纲纪法度便有了施行的基础，天下虽大，也可以不劳民力而得到治理。然而其中先后的次序、缓急的适宜，暗中都有确定的法则，可以用心领会，却不能用语言传授，这就叫作规划。本朝疆土辽阔，各类民众杂居，风俗既不相同，议论也难以立即确定。考察前代，北方民族占有中原之后，必须实行汉法才能长久，所以后魏、辽、金延续年代最多；其他不能真正实行汉法的政权，都相继陷于混乱和灭亡。史册记载完备，明白可见。【后魏拓跋氏改姓元，定都云中，迁都洛阳，共十六帝，延续一百七十一年。】【辽朝耶律氏改为刘氏，定都临潢，迁徙不定，共九帝，延续二百一十八年。】【金朝完颜氏，定都上京，后迁都燕地，共九帝，延续一百一十八年。】【前赵刘元海，占据平阳，共三位君主，延续二十五年。】【后赵石勒，定都襄国，共六位君主，延续三十二年。】【前燕慕容皝，定都蓟，后迁都邺，共三位君主，延续三十四年。】【前秦苻坚，定都长安，共五位君主，延续四十四年。】【后秦姚苌，定都长安，共三位君主，延续三十四年。】【南燕慕容德，占据广固，共两位君主，延续十二年。】【南凉秃发乌姑，占据广固，共三位君主，延续十八年。】【西秦乞伏国仁，占据金城，共四位君主，延续四十七年。】【后燕慕容垂，占据中山、邺，共四位君主，延续二十五年。】【夏赫连勃勃，占据朔方，共三位君主，延续二十五年。】【据《元文类》卷十三所收《时务五事》补。】国家仍处在北方荒远之地，若无事而论这件事，按照今天的形势，若不采用汉法，实在不合适。陆路行走要靠车，水路行走要靠船，反过来就一定不能通行；幽燕以北，衣食应当适合寒凉，蜀汉以南，衣食应当适合炎热，反过来就一定会发生变异。由此看来，国家应当实行汉法，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延续万世的国俗和历朝的勋贵，一旦驱使他们屈从臣下的主张，改行中原的制度，他们势必很难接受。若不是聪明通达、确实明白中原是历代帝王施政之地的人，他们一定会叹息怨愤，喧哗反对，说这是不可行的。我私下曾思考：寒冷和暑热固然不同，但寒冷转为暑热，起初只是稍微温暖；由温而热，由热而暑，经过一百八十二天，寒气才开始完全消尽。暑热转为寒冷，情势也是这样。山中树木的根，力量可以穿破石头，这也是积累力量的一个证明。只要能够逐渐引导、慢慢磨合，给它以岁月，意志坚定，事情就会变得容易而且成为常规，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然而事情有大小，时间有长短；把小事定在很远以后，便会拖延空耗而毫无成效；把大事定在很近的时候，便会急迫仓促而不能达到目的。这是开创基业、垂示后世所应当慎重选择的。要把北方的习俗改用中国的法度，不经过三十年不能成功。当年金国刚刚灭亡时，本来就应当商议这件事；这件事却不去努力办理，实在可惜【《元文类》作“孰为可务”】。可是后来竟然安于宴饮享乐，延续了三十年，养成了尾大不掉的势力：祖宗在前面失去了机会，陛下在后面承受了困难。对外要进行征伐，对内要安抚创伤，虽然说是守成，实际上却如同创业；谋划规模的确定，又比从前更加困难了。不过，尾大不掉的局势，圣明的计谋已经有了处理的方法，不是臣这点才力所能比及的。除此之外，只应使百姓的财富和实力趋于均等，兴办学校，训练军队，随着时势增减损益，逐步建立定制。像臣等这样的人都能谈论这些问题，关键就在陛下能够笃信而坚定地守行，不让小人混杂其中，不经营小利，不苛求眼前成效，不被浮言迷惑【“惑”字，《元文类》作“恤”】，那么天下的人心或许可以得到，治理天下的功业或许可以成就。中书的大要 中书掌管天下事务，本来就不胜烦劳；但其根本大要，不过在任用人才、建立法制两件事罢了。近旁举例来说，头发长在头上，不用手梳理而用梳子梳理；食物放在器皿中，不用手拿而用匕取食。手虽然不能亲自完成这些事，却能使用梳子和匕，这就是手发挥作用的方式。君上任用人才，与此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不先任用有司，偏要亲自处理各种事务，就会一天比一天勤劳辛苦，却一天比一天没有空闲。古人说得到士人便昌盛，依靠个人自用则格局狭小，意思正是如此。贤能的人能够认识治国的根本，知道事务的要领，与庸人相比，差距大概是十倍百倍乃至千倍万倍。把贤才布置在各个职位上，使百官各司其职，由宰辅总揽要领而统摄他们，不烦劳、不辛苦，这就是所谓的省力。然而人的贤与不肖，不能一下子完全明察，当然不敢轻率任用。有时已经知道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却又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看弊端而不敢对他们升降进退，只是说自己知人，实际上却不能用人，那又有什么益处呢？人人都饮食，只有膳夫能调出美味；人人都能看见日月，只有术数家能推算日食月食的度数。

译能否得到适当的人和适当的法，本来不能一概而论。有马却不能驯习，就一定要让别人来驾驭；有玉却不能琢治，就一定要请玉工来雕琢。小事尚且如此，堂堂天下神器这样重大的事务，难道可以让不懂方法的人来办理吗？古人说筑山必定凭借丘陵，挖地必定凭借川泽，意思正是如此。治理人的，是法；遵守法的，是人。人和法彼此维系，上面安定，下面顺服，宰执在朝廷上从容处理政务，不烦劳、不辛苦，这就是所谓的省力。街巷间的议论，动不动拿古人作笑骂，却不知道今天人口中所吃、身上所穿，都属于古人留下的制度，不能违背；天下这样广大，国家这样重要，难道古代已经建立的法制反而可以违背吗？这实在是太不加思考了。任用人才、建立法制，如今虽然还不能立即完全恢复古代的做法，但已经入仕的人，便应当颁给俸禄，使他们能够养廉；尚未入仕的人，暂且应当放宽条格，使他们得以按次序任用，这样失职失意者的怨气多少可以舒缓。外部设置监司，纠察贪污滥用；内部专责吏部，考核确定资历，那么非分的请求便可以逐渐止息。任职两任、三任时，压抑资历过高者而提拔资历较低者，那么人才与爵位大致可以趋于公平。舍弃这些办法，便会造成积压壅塞、参差错乱，只是苟且拖延岁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尽头。俸禄的数额、叙用的等级、监司的条例，应当先行拟定。至于贵族世袭、品官任子，以及驱良抄数之类的便利措施，随后也应当议定，同样不能拖延。这就是其中的大要。必须深入探究古人任用人才、建立法制的用意，再推演扩充开来，那么还有什么难以看明白的呢？至于能否实行，取决于君上委任得怎样；能不能真正实行，又取决于执政者是否得到合适的人才。这不是臣所能办到的。做君主的六件难事【践行言语、任用贤才、取得民心、防止受欺、铲除邪恶、顺应天道】百姓有欲求，没有君主就会陷入混乱。上天眷顾并授予使命，立君主为百姓之君、为百姓之师，必定给他聪明刚断的资质和深厚包容的器量，使他成为万物之首，成为天下万国的表率。上天这样做，大概是把最困难的责任交给他，并不是给他一个可以安逸享乐的地位。自尧、舜以来，圣明的帝王没有不兢兢业业、小心敬慎的；中午也没有闲暇，天还未亮就起身求衣，他们确实知道上天所赋予的是极其困难的责任，绝不能用轻忽的心态来对待。知道它困难而以慎重态度处理，困难或许可以变得容易；不知道它困难而以轻易态度处理，将来困难到来时就可能无法应对。孔子说过：“做君主很难，做臣下也不容易。”这句话的道理由来已久。做臣下不容易，臣已经把它告诉安童了；至于做君主的困难，更是陛下应当专心注意的。臣请求把其中紧切重要的事项列举出来，逐条陈述在后面。践行言语　君主不担忧发言困难，而担忧践行所说的话困难。知道践言困难，发言时就不能不谨慎。从前刘安世拜见司马温公，问一项尽心处世、可以终身实行的要诀，司马公说：“大概在于诚。”刘公问应当先从哪里做起，司马公说：“从不妄语开始。”刘公起初认为这很容易，退下后便把自己当天的行为和一切言语加以检点，发现彼此牵制矛盾的地方很多；努力实行了七年才成功。从此以后言语和行为一致，表里相应，遇到事情坦然处置，常常显得从容有余。臣考察刘安世不过是一名士人，他交往的不过是一家的亲属、一个乡里的人，以及同列的臣僚几十人或一百人而已；可是把言语行为相互比较，尚且有自相牵制、彼此矛盾的地方。天下如此广大，兆民如此众多，事务有万般变化，每天有万般政务，而君主凭一人一心来应付处理，想要发言毫无过失，哪里容易做到呢？所以会出现从前说过的话，今天却不记得；今天发布的命令，后来自己又违背。可与不可、相同与不同，纷纷更改变化，纲纪不能施行，法度不能建立。臣下即使想勤勉努力，最终也没有可以遵循的准则，只能埋没在琐碎事务之中，最后仍然毫无补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由此造成的弊端又日益增多、日益严重而无法遏止，下面的人疑惑惊惧，并且议论说，竟然到了这样无法度、无信用的地步。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处在极其困难的地位，却不以困难的态度处理，而以轻易的态度处理。假如遵循古代《大学》的道理，以修身为根本，每当一件事到来、每当一句话发出，都一定探求它为什么如此以及理所当然的道理，不被爱所牵引，不被憎所蒙蔽，不因喜悦而偏向，不因愤怒而激动，虚心正意，熟思慎重处理，那么即使有处理不当的时候，也必定很少。无奈身为君上的人多喜欢放纵舒适，身为臣下的人多从事逢迎取悦。逢迎取悦本来是为了私利，私心强盛就不怕别人；放纵舒适本来是为了欲望，欲望炽烈就不怕上天。用不怕天的心，与不怕人的心相互感应、毫无间隙，那么他们所做的全都是使自己快意的事情。心里快意，嘴巴想说就说，身体想动就动，又哪里肯兢兢业业、以修身为根本，对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熟思慎处呢？这就是君主践行言语之难所以又比天下一般人更难的原因。防止受欺　人的真情和伪饰，有容易察知的，也有险诈难察的；险诈的难以知道，浅显的容易知道。容易知道的，即使在谈笑之间、席几之前，也能了解其底蕴；难以知道的，即使共同居住、共同办事，经过数月乃至多年，仍然不能测知他的意图。虽然如此，这只是说人的险诈与否、浅显与否罢了。还有多寡的分别【原文“寡之辨”疑有脱文】：寡则容易知道，多则难以知道【原文后句疑有脱文】。难以知道，并不是没有智慧，而是只使用一种智慧；容易知道，也不是智慧很多，而是把小智慧汇合成大智慧。所以处在上位的人难以了解下属，而处在下位的人容易了解上位者，这是形势造成的。处在难以被人了解的地位，又驾驭难以了解的人，想不受欺骗，实在困难。从前包孝肃刚强严厉、峭直无私，号称明察。有一个编户百姓犯法，应当杖打脊背；小吏接受贿赂，同他约定说：“今天见府尹时，他一定会把责状交给我，你只管大声呼喊自行辩解，我和你分担这个罪名，你受杖刑，我也受杖刑。”随后包孝肃提囚犯来审问，问完后果然把责状交给小吏，囚犯按照小吏的话不停辩解。小吏厉声呵斥他说：“只管受脊杖出去，何必多说！”包孝肃认为小吏是在倚仗权势【“市权”《元文类》作“恃权”】，便把小吏揪到庭中，杖打十七下；特意宽减囚犯的罪，只按应受杖刑定罪，以挫败小吏的威势，却不知道自己反而被小吏欺骗，最终仍按原先约定办了。

译臣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京尹受骗，他受骗也只不过误办一件事、伤害一个人罢了。君主处在亿万百姓之上，所掌握的是给予和剥夺、升迁和罢退、赏赐和惩罚、生杀的大权；不幸受到欺骗，把错误当成正确，把正确当成错误，其危害哪里能够说尽呢？君主最好没有偏激的喜怒；一旦有喜怒，便有人迎合他的喜悦来谋求恩宠，煽动他的愤怒来扩张势力。君主最好没有偏私的爱憎；一旦有爱憎，便有人借他的宠爱来成就私事，凭他的憎恶来报复怨仇。甚至君主本来没有喜悦，却有人欺骗他使他喜悦；本来没有愤怒，却有人激怒他；本来不值得喜爱，却有人极力称誉使他喜爱；本来没有可憎之处，却有人极力诋毁使他憎恶。这样一来，升迁的人未必是君子，退黜的人未必是小人；授予赏赐的人或许没有功劳，被夺去权位的人或许有功劳，甚至赏赐、惩罚、生存、诛杀，很少有能合乎正理的。君主自己不觉悟，每天都处在欺骗之中，却还倚仗你们这些人揭发细微隐情来防止天下的欺骗；欺骗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还能防得住吗？大体说来，君主最重要的是了解人才，最急切的是任用人才；任用得人，就没有必要防范欺骗了。若不从这里着手，那么君主身边的不过是争相求进的人、贪图利益的人、无知的人罢了。他们依仗诈术，设置千条万条路径来蛊惑君心，在这种情况下想防止受欺骗，即使尧、舜也做不到。任用贤才　贤能的人以公心为心，以仁爱为心，不因利益而改变，不因权势而屈服。把他们置于百官之列，各项事务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天下百姓都能受到他们的恩泽。贤者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本来就是这样。然而有的人生逢时运不济，致力于收敛才华、隐藏锋芒，甚至举世之人都不知道他；即使有人知道他，当权者中没有同类，不能提拔引荐他，只有君主自己不知道。君主即使知道他，召见他、任命他，却把他像对待厮役、仆养一样泛泛对待，贤者便有不屑就任的。即使有时表面上接待他、礼节上优待他，但他的言论不被信任采纳，他也会超然离去。即使信任任用他，又让小人参与其中，苛求小利，要求眼前成效，只取得任用贤才的名声，却没有任用贤才的实际，贤者难道肯占着职位白吃俸禄，徒然耗费廪禄，受天下人的讥笑吗？不过，这只是说难以进用的贤者；还有难以契合的贤者。君主地位崇高，每天都听受逢迎取悦的话，大多喜欢听别人的过错，却不喜欢听自己的过错；只求使自己心里痛快，却不求使百姓心里痛快。贤者一定想匡正君主、扶助君主使国家安定，直到达到尧、舜那样的正道与安定才肯罢休，所以双方情势难以契合。奸邪谄佞之人嫉恨正道、厌恶直言，肆意诋毁贤者，用各种办法陷害他；这样一来，贤者将免不了获罪，又怎能指望各项事务得到正确处理、天下百姓蒙受恩泽呢？从古至今，正直端方的人和高雅贤士之所以重视被进用、轻视退处，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大禹是圣人，听到善言就行拜礼；益告诫他说：“任用贤才不要三心二意，除去邪恶不要犹豫。”“三心二意”这句话，即使对大禹也应当警醒，后世的君主又应当怎样呢？这就是任用贤才的困难。铲除邪恶　奸邪之人，内心险诈，使用的手段巧妙。正因为险诈，所以千姿百态，别人无法察知【补文：“如用甘甜的言语、卑下的辞色诱导人犯错，然后揭发他之类”】；正因为巧妙，所以有千条万条路径，别人无法防御【补文：“如势力在君主近习身边，就谄媚近习；势力在宫闱之中，就谄媚宫闱之类”】。君主不能察觉，把谄媚当作恭敬，把攻讦当作公正，把欺骗当作可信，把谄佞当作可以亲近。喜怒爱恶，君主本来不能没有，但有适当的，也有不适当的；奸邪之人一味迎合，窃取君主的势力来树立自己的威势，满足自己的欲望来结取君主的宠爱。上面的宠爱越来越深，下面的威势完全掌握，大臣不敢议论，近亲不敢进言，毒害遍及天下，而君主却不知道。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城狐”、所说的“社鼠”；到了这种地步还想除掉它们，不是太困难了吗？不过，这还可以说是由于君主没有觉悟，错误发展到这种地步；像宇文士及那样的谄佞，唐太宗明明看透了他的实情，却最终不能斥退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四年〕 李林甫嫉妒贤能，唐明皇完全看透了他的奸邪，却最终不能罢退他。邪恶迷惑人的力量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值得畏惧吗？取得民心　上位者以真诚爱护下民，下民以忠心报答上位者，有感必有应，道理本来就是如此。然而考察过去的事，有些却不能按通常的情理来判断。大禹治退洪水以拯救天下，功劳很大；启贤明，能够恭敬承继大禹的治国之道，恩泽很深。然而传到太康，一次出外到洛水打猎，万民立即怨恨他而离弃他，唉，真是奇怪！汉高帝从平民起兵，天下士人像云一样聚集、像回声一样跟随。他被困在荥阳时，纪信甚至舍弃生命前来救急，可见人心归附于他。等到天下已经平定，百姓却又聚集在沙中，有人谋反，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臣私下曾思考，百姓拥戴君主，本来根源于天命，起初并没有不顺从的心，只是君主使他们失望，使他们感到不公平，于是才产生怨望。大禹、启爱护下民如同爱护赤子，百姓奉事君上也如同奉事父母。如今太康尸居其位，以安逸享乐毁灭自己的德行，这不是做父母应有的行为，所以使百姓失望。秦、楚残暴，所以天下背叛它们；汉朝政令宽仁，所以天下归附它。如今高帝凭自己的爱憎施行诛罚和赏赐，不是宽仁应有的做法，所以使人感到不公平。推究这两个原因，参照比较古今，凡是曾给百姓恩泽而百姓却怨恨愤怒的，无不与此相类似。大体说来，君主刚即位时，大多发布美好的言辞，诏告天下，天下人因此喜悦，希望他能够兑现；后来实际不能符合这些话，于是怨恨之心便产生了。同一类别的人彼此大体相当，并没有很大差别，君主却只因个人偏好，独独优厚其中一人，那么没有得到优厚的人已经产生嫉恨；对有罪的人加以优待，对有功的人反而薄待，心中怎能不愤怒呢？失望所生的怨恨和不公平所生的愤怒，郁积而不能消解，即使说是爱护百姓，又哪里能算真正爱护呢？必须遵循古代《大学》的道理，以修身为根本，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可以作为天下人的法则；每一次赏赐、每一次惩罚，都可以符合天下的公道。这样，亿万人的心就会不求而自然获得，又哪里会有失望和不公平的负累呢？无奈这种道理不明，做君主的不喜欢听过错，做臣下的不敢把话全部说尽；把这两种人的心合在一起，想要取得天下人的心，当然实在困难。

译顺应天道　三代以后，称得上盛治的，没有比汉文帝、汉景帝更好的。然而考察当时的情况，天象多次发生变化，如日食、地震、山崩、水灾、长星、彗星、孛星之类，很难一下子数清。此前此后，凡是出现这些天象，小则有水旱灾害的应验，大则有动乱灭亡的应验，从没有白白出现而已的；唯独汉文帝、汉景帝能够承顺天心，消除平息变异，使四十年间海内富足，百姓安乐从业，把互相告讦的风气改变为醇厚的习俗，并且建立汉家四百年不可动摇的根基，真是伟大啊，从未见过可以与之相比的【“有此”《元文类》作“其比”】。秦国使天下困苦已久，又加上楚、汉相争，百姓死亡殆尽，户数不过一万。汉文帝承接诸吕之乱以后，入朝继承正统，专心以养育百姓为要务；他忧虑，不把自己的忧虑当作忧虑，而把天下的忧虑当作忧虑；他快乐，不把自己的快乐当作快乐，而把天下人的快乐当作快乐。今年下诏劝勉农桑，是担心百姓不能顺利生活；明年下诏减免租税，是忧虑百姓的财用可能不足。爱护百姓如此恳切，民心自然应当归附，和顺之气也应当响应。臣私下看见，前年秋天孛星出现在西方，彗星出现在东方；去年冬天彗星出现在东方，又出现在西方，议论的人都说应当革除旧弊、施行新政，以回应天象的变化。臣认为，与其妄自揣测，不如直接效法汉文帝、汉景帝恭敬节俭、爱护百姓，使治理合乎明理正义，这样才可信。天建立君主，本来就是为了下民【“树”意为建立、树立；据万历刻本《鲁斋遗书》补】，所以孟子说“百姓最重要，君主次之”，《尚书》也说：“上天所看见的，来自我的百姓所看见的；上天所听见的，来自我的百姓所听见的。”由此看来，天道总是在下民一边，总是在不足的一边。做君主的人不向下民寻求，而向高处寻求；不从不足处寻求，而向有余处寻求，这就是招致天变的原因。变异已经产生，天象已经显现，乖戾的苗头已经萌发而不可遏止，却还因循旧习，压制下民，削减不足者的利益，还称这是顺应天道，不是很难说得通吗？以上六项，是“难”的条目。概括其要点，不过是修养德行、任用贤才、爱护百姓三件事，这叫作治理的根本。治理根本确立，纲纪就可以施行，法度就可以推行，治理的功效就可以预期。否则爱憎彼此冲突，善恶交相为害，百姓免不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把这种情况当作治理，绝不可能成功。农桑与学校 谈到古代的圣明君主，一定说尧、舜；谈到古代的贤相，一定说稷、契。大概尧、舜能够认识天道并顺承它，稷、契又能够体察尧、舜的心意并辅佐赞助他们；这就是他们能够成为天下人的法则、流传于后世的原因。天道的特点是爱护生命而不偏私，尧与舜也爱护生命而不偏私。像尧那样彰明俊德，使百姓受到教化而改变；像舜那样恭敬地教导百姓掌握农时；直到各项功业都兴盛，这就是顺承天道的实际。稷播种百谷以使百姓生活富厚，契广泛施行五教以使百姓心地向善，这就是辅佐赞助尧、舜的实际。这一道理，见于《尚书》的首篇《尧典》《舜典》。臣从十七八岁时就已经能够诵读讲说，后来反复温习，推演扩充，反复思考，苦心竭力，到五十岁才完全明白。用它参照往古，古代圣贤的言论没有不相同的；用它验证历代，历代治乱的情形没有不符合的。从此臣胸中豁然开朗，再没有疑滞，确实断定这一道理就是古代圣君贤相平治天下的要道。臣幸运地得到它以后，常常把它告诉别人；可是听到的人往往忽然茫然，都不把它放在心上。考察他们所达到的程度，正如臣十七八岁时一样；他们没有臣这样多的思考、这样多的功夫，所以不能领会其中道理，本来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偶尔同一两个有见识的人相互讲论，彼此心领神会，即使整日整夜，也不知道疲倦懈怠。因为这一道理一旦实行，百姓可以富裕，军队可以强盛，人才可以因此增多，国势可以因此增强；臣日夜思考，已经十分熟悉。如今国家只知道搜刮财物的技巧，却不知道产生财富的根由【《元文类》将“不惟不知生财”以下列为双行小字：“不但不知道生财，而且搜刮财物的苛酷又损害了生财。”】；只想防止别人欺骗，却不想培养人的善性【《元文类》将“所以防者”以下列为双行小字：“之所以要防，是因为有欺骗；没有欺骗，就没有防范的必要。想使人不欺骗，不用衣食使其生活富厚、用礼义培养其内心，就做不到。”】；只担忧法令难以执行，却不担忧法令没有可以执行的社会基础【《元文类》将“上多贤才”以下列为双行小字：“上面多有贤才，都知道办事应出于公心；下面多有富民，都知道自我珍爱，那么命令自然实行，禁令自然停止。”】。如果从今天开始，优待厚待农民，不让他们受到扰害，把所有游荡懒惰的人都驱使回到田地，逐年考核他们种植树木的情况，恳切晓谕并督促实行，十年以后，仓库一定会充盈积聚，绝非今天可以相比。从上都、中都以下直到各司、各县，都设置学校，使皇子以下直到庶人的子弟，全都从事学习；每天明白父子、君臣的大伦，从洒扫、应对这些日常事务，一直到平治天下的要道。十年以后，上位者知道怎样驾驭下属，下位者知道怎样侍奉上位者，上下和睦，又不是今天所能相比的。能够做到这两件事，其他各项事务就都能兴举；不能做到这两件事，其他事情也都不能指望。这一道理，就是尧、舜之道。尧、舜之道爱护生命而不偏私，只有能够实行这两点，才可以真正做到爱护生命而不偏私。孟子说：“不是尧、舜之道，我不敢陈述在君王面前。”臣才智浅陋，也私下愿意学习这种道理。谨慎对待细微之处【用晦、独断、重农、兴学、经筵、节制喜怒、减少变更、停止告讦、抑制奔走竞争、欲速则不达】。其中《元文类》此处另列“安定民志、崇尚退让、谨慎喜怒、守信”四项；万历刻本《鲁斋遗书》注称本篇并非全文，已有多处删削。善于收敛锋芒，反而会一天比一天明智；过分向外显露，反而会一天比一天受到蒙蔽。北辰居于中央，众星共同拱卫；君王应效法上天，总揽大的纲要。【崇尚退让】臣听说，夺取天下崇尚勇敢，守住天下崇尚退让。不崇尚勇敢，就没有办法夺取天下；不崇尚退让，就没有办法守住天下。夺取和守住各有适宜的方式，做君主的人不能不审慎。

译【安定民志】民众的志向安定，天下就不会混乱；下民知道自己的本分，上位者就会安稳。天下之所以安定，就在于民志安定。民志安定，士人安于士人的身份，农民安于务农，工商之人安于从事工商，那么居于上位的君主就有安定天下的道理。百姓不安于住在平民之家，就一定追求做官；做官的不安于低微职位，就一定追求尊贵荣耀。四方万里的人像车辐汇聚车毂一样一齐奔竞，各自怀着贪得无厌、毫无羞耻之心，居于上位的人难道不寒心吗？【本条据《元文类》补，疑即原目“抑奔竞”之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谨慎喜怒】审慎之后才发作，发作便不会不中正。否则遇到事情就突然高兴，喜悦的神色显现在脸上，喜悦的话说出口，人人都知道；慢慢考察其缘故，发现并没有值得高兴的事，就一定会后悔高兴失当；没有值得愤怒的事，也一定会后悔发怒失当。甚至先高兴后发怒，先发怒后高兴；如果先前高兴是正确的，那么后来的愤怒就是错误的；如果先前发怒是正确的，那么后来的高兴就是错误的。号令屡次改变，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喜怒不能节制。古代的先王因此专心于恭敬沉默，不轻易表现喜怒。他的情绪尚未发出时，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不能知道；发出之后，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不能改变。这样号令简明而没有后悔，没有后悔就不会自行改变。人们揣测君主的心意，一定从喜怒上观察。最了解君主喜怒的，没有比近臣和受宠爱者更好的了，所以下面那些希望求进的人，便设法依托近臣宠爱。近臣宠爱而不能察觉，竟同他们一起制造机会，甚至把本来没有的喜悦制造成喜悦，把本来没有的愤怒制造成愤怒。上位者只认为自己喜爱或愤怒合乎道理，却不知道天下四方的讥笑、怨恨、诽谤，正是认为这不合道理。最应当深切思考的是：过失在于不能守住大体，容易被喜怒左右。【守信】频繁改变已经不可取，频繁失信尤其不可取。周幽王无道，不敬畏上天，不爱护百姓，沉溺酒色，所以不值得怜悯。如今并没有这些情况，何苦却使人失去信任呢？【《元文类》补“守信”一目，疑即原目“省变更”之文】辞去中书左丞 【至元】七年正月，授任中书左丞。入宫拜见、奏报政事完毕后，在皇帝面前辞职，皇帝没有允许。大意是说：“臣之所以不敢接受这一任命，有三点原因：第一，臣只是一个普通书生，突然担当重大职务，既不是功臣，也不是旧臣，不能使内外信服；第二，臣没有德行，也没有才能，不能办好陛下所托付的事务；第三，臣所学迂远，与陛下的圣明谋略、神妙筹算还没有完全▯合。陛下并没有完全了解臣，也没有完全信任臣，只是因为虚名而错误地蒙受提拔。臣如果不自量，冒昧承受圣上的宠遇，很快必定招致悔恨和罪责。”皇帝说：“这件事全出于朕意，不必再多作谦让。”【《鲁斋遗书》附《考岁略》；“▯合”为原文异字符，疑有讹误】论枢密不应与中书合并的奏疏【至元七年】军队对于国家，在古代已经很重要，在后世尤其重要。所以设置枢密院，特意使它与中书省相对峙，号称二府；战争兴起时由宰相主持军务，战事平定后由枢密院负责军政事务。宰相总揽并评议军国大事，所以可以了解军务，但军籍不归他掌管；枢密院兼管兵马，所以可以掌握军籍，但调兵的兵符又不在它手中。这样体制相互维系，没有偏失；制度虽属近代，含义实际上仿效古制。有人说把枢密院并入中书省，是合乎古代冢宰总领百官的意思，却不知道古代冢宰只有一人，而如今担任宰辅的动辄十几人；这种体制本身尚且不古，难道却说枢密院单独合于古制吗？国家最急切的事务，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如果人才没有得到，徒然在这件事上纷纷更改，也没有益处。【《许文正公遗书》卷七《奏疏》】辞去左丞的奏疏【至元八年】臣私下想到，臣是出身草野、贫寒的士人，见闻浅陋狭窄，本来就不是良才，学问又迂远。陛下喜爱贤才、乐于善行，广泛访求隐逸之士，臣某偶然凭借虚名，冒犯圣听，蒙陛下征召延请，询问治国的方法，提拔担任国子祭酒。正感到惭愧，无法用来报答陛下殷切的眷顾，哪里想到非同寻常的宠遇忽然从天而降，把臣从陪列之中拔擢出来，骤然升到台鼎这样重要的职位。臣接受诏命后震惊惶恐，不知所措，恭敬地到宫门前再三恳切辞让，而陛下坚持得更加坚决。因此臣惶惑战栗，虽然凭着衰弱多病的身体，也忘掉自己的固陋，想进献一言以图报效，总是竭尽愚诚，指陈当时的政事；然而臣庸钝鲁直，不能迂回婉转，言辞常常过于矫激切直，触犯实情。幸蒙陛下圣恩广大，不但没有立即加以诛责，反而仍然让我尸居相位。责任重大而功劳微小，白白辜负了皇上的宠光，更增加忧惧，因此从前的疾病日益加重而没有减退。臣私下自我衡量，对于国家实在没有丝毫补益；对于自身则日益陷入危困，难道不可畏惧吗？如果有毫厘差错，就会使天下海内产生弊害，难道可以苟且贪恋荣宠，来妨碍天下贤才吗？请求恢复原来的职位，以空出陛下用来对待贤才的位置；广泛选择百官中的贤能之士，以发扬陛下敬天的美德，那么臣某就感到万分幸运了。【“方且腼”原文疑有缺字或讹误】本句所述内容与上一条相同。裁汰冗官的奏疏【至元十三年】国家如果能够裁汰、削减冗官，就可以提高名位器用的分量，抑制侥幸求进，激励廉洁能干之人，这无疑是好的政治。但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人的常情大多患得患失，所以凡是得到就高兴，凡是失去就怨恨；这就是所谓已经夺去的还可以再给，已经给出的却不能夺回。任用官员之初，正应当甄别审察，不凭私亲，不凭贿赂，不凭权贵，按照员额限制择取任用，自然不会有冗员。如今既然在前面已经滥授官职，突然又想在后面贬黜他们，那么恩惠留在私门之中固然没有损失，怨恨却都归到君上，这怎么可以？过去的事情既然不能追回，从今以后就应当彻底改正过去的过失，使天下的官职都有固定员额，每年录取的人都有固定数目。科举、荐举、考课的制度，前代史书中都有详载，可以考察而知。然而又必须加强风宪官的权力，任用廉洁能干的人，使他们巡行天下，纠察弹劾，考核升降，无一不恰当；那么前面所说的冗官就会日益减少，新进人员也不会积压，或许可以弥补过去的过失。【同上】

译论百姓利害的奏疏【至元十四年】中丞转达皇帝圣旨说：“把当今危害百姓的政事、对百姓有利的政事，和姚承旨两人一同写在一份文书中送来。”臣等敬谨遵旨，将所见逐条上奏。百姓的安乐与困苦，取决于用人是否得当。用对了人，百姓就能享受他的利益；用错了人，百姓就会遭受他的祸害。自古论说治国之道的，必定把用人列为首要任务。用人得当后，他所实行的善政才有可能推行；用善人来施行善政，对于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皇帝陛下顾念百姓，实在是天下的幸运。但朝廷任用人才，失之于过于宽泛；在委任之初，不知道审慎选择，使善恶、邪正混杂而没有区别。既然授予他们政权，他们便处在百姓之上；其中本来就会有暴虐扰民、侵夺搜刮的祸害，这是形势造成的。如今不寻求根本，只想直接改动其中一两件事情，作为便利百姓的举措，那么将会看到一个弊端刚除去，另一个弊端又产生；日后改行的事情，其危害百姓之处未必不比从前更严重。这样徒然纷纷更改，恐怕最终没有益处。臣等恭愿皇帝陛下，顺承考察古代治道，简拔任用真正有才干的人，重视御史、按察司的权力，严格执行纠察弹劾和考核的职责，使贤能者日益进用，不肖者日益退黜，那么天下百姓还有什么可忧虑而不能安定呢？臣等浅陋的意见不过如此，唯请圣明的君主裁断。【同上】更改历法的奏疏【至元十七年】【又见《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记载为郭守敬与诸臣共同上奏】臣某等私下听说，帝王的事务没有比历法更重要的。黄帝迎接太阳、推演历数；尧设置闰月来确定四时、成就一岁；舜观察璇玑玉衡来校齐日月五星七政。到了夏、商、周三代，历法还没有固定的法则；周、秦之间，闰月和余日次序错乱。西汉制定《三统历》，经过一百三十年，是非才开始确定。东汉制定《四分历》，经过七十多年，仪法才完备。又过一百二十一年，刘洪制定《乾象历》，才开始认识到月亮运行有迟有速。又过一百八十年，姜岌制定《三纪甲子历》，才开始懂得用月食冲日来校验太阳所在的宿度。又过五十七年，何承天制定《元嘉历》，才开始懂得确定朔、望和上弦、下弦的大小余数。又过六十五年，祖冲之制定《大明历》，才开始认识到太阳有岁差的数值，北极星距离不动的位置一度多。又过五十二年，张子信才开始认识到日月交道有表里之分，五星运行有迟速、留、逆。又过三十三年，刘焯制定《皇极历》，才开始认识到太阳运行有盈缩。又过三十五年，傅仁均制定《戊寅元历》，较多采用旧有仪法，才开始使用定朔。又过四十六年，李淳风制定《麟德历》，认为古历以章、蔀为周期，元首分度不齐，才开始制定总法，并采用进朔来避免晦日清晨出现月亮。又过六十三年，僧一行制定《大衍历》，才开始根据朔日有四次大月、三次小月，确定九服地区日月交食的差异。又过九十四年，徐昂制定《宣明历》，才开始认识到日食有气差、刻差、时差三种差异。又过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辅制定《纪元历》，才开始认识到食甚时刻有泛余差数。以上合计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历法经历七次改订，创制新法的共有十三家。从这以后又过了一百七十四年，恭敬地想到本朝统一天下，开创疆土，专门命令臣等改订新历。臣等采用新创制的简仪和高表，依据实际测得的数值，考订校正的共有七项：一是冬至。自丙子年立冬以后，按照每天实测的日影长度，逐日比较，取冬至前后日影差相同的日期为标准，测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以后八刻半；又定丁丑年夏至在庚子日夜半以后七十刻；又定戊寅年冬至在癸卯日夜半以后三十三刻，己卯年冬至在戊申日夜半以后五十七刻半，庚辰年冬至在癸丑日夜半以后八十一刻半。各项都比《大明历》少十八刻，远近相符，前后都可作为准则。二是岁余。自刘宋《大明历》以来，凡是测量日影、验证节气而得到冬至时刻准确数值的共有六次，拿这些数值相互比较，各自所得的岁余都符合实际。如今考验了四年，彼此相符而没有差异；又从宋大明壬寅年算到今天，共八百一十年，平均每年应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这就是新历所采用的岁余数值。三是太阳运行位置。利用至元丁丑年四月癸酉日望日月食已经发生的记录，推求太阳运行的位置，得出冬至时太阳位于赤道箕宿十度、黄道箕宿九度有余；又依据每天实测的太阳运行度数，或凭星测月，或凭月测日，或直接依据星度测日，制定方法推算。从丁丑年正月开始，到己卯年十二月为止，共历时三年，得到一百三十四项数据，太阳都运行在箕宿，与月食记录相符。四是月亮运行的位置。自丁丑年以来直到现在，依据每天逐时测得的太阴运行度数推算，改用黄道求出月亮运行的极迟、极疾以及平均运行位置，前后共十三转，合计五十一项。除去不真实的以外，有三十项显示月亮入转比《大明历》推迟。又因考验日月交食，在《大明历》基础上增加三十刻，与天道相合。五是入交。自丁丑年五月以来，依据每天测得的太阴距北极度数，与黄道距北极度数相比较，得出月道与黄道相交的情况，共有八项。仍依照日食的法则推求，都有食分，所得入交时刻与《大明历》相差不多。六是二十八宿距度。自汉代《太初历》以来，各宿距度不同，彼此有增有减。《大明历》在度数以下附加余分，并标注太、半、少等等级，都是凭主观意图牵强凑合，从未实际测量这些数值。如今新仪器把周天度分细刻，每度分为三十六分，以距线代替管窥，星宿度数和余分都依照实测，不凭主观意图牵强附会。七是太阳出入以及昼夜刻数。《大明历》所定太阳出入和昼夜刻数，都以汴京为标准，其刻数与大都不同。如今改为根据本地北极出地的高低以及黄道出入内外的度数，制定方法推求每天日出、日入和昼夜刻数。测得夏至昼最长：日出在寅正二刻，日入在戌初二刻，昼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昼最短：日出在辰初二刻，日入在申正二刻，昼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以后永远以此为定式。

译所创立的历法方法共有五项：一是太阳运行的盈缩。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正点来确定节气，作为升降的界限，再依据立招差法求出每天太阳运行分数在初、末的最大差值和积度，比古法更加精密。二是月亮运行的迟疾。古历都采用二十八限，如今把一日的万分之八百二十分作为一限，细分为三百三十六限，依据垛迭招差法求得月亮运行分数的进退；其迟疾度数每时都不同，这是从前没有的。三是黄道与赤道的差数。旧法用一百零一度相减相乘，如今依照算术中勾股、弧矢、方圆、斜直之间的关系，求得度率和积差，所得差率与天道实际情况完全相合。四是黄道、赤道内外度数。根据多年实测，黄道内外的最大度数为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圆容方、直矢接勾股为法，求出每天距北极的度数，与实测相符。五是白道交周。旧法由黄道变化推求白道，以斜推斜；如今采用立浑比量法，测得月道与赤道正交处，距离春分、秋分两个正点黄道与赤道正交处十四度六十六分，以此作为法则，推算每月月道交点经过二十八宿的度分，按道理已经完备。（同上） 《时务奏议》【万历刻本《鲁斋遗书》将此条附在《时务五事》之后。】臣某私下认为，国家自壬辰年以后，就应当访求贤哲，商议历代开创基业、传承统绪的适宜办法，参考古今，逐渐制定一定的制度，使后世子孙能够垂衣拱手守成，这正是有国家者的首要事务。每天沉溺于安逸享乐，已经是不可行的；而所委任的人又多是残害百姓、蛀蚀国家的一类人。自壬寅年以来，百姓更加困苦，到己酉、庚戌年，百姓的困苦达到极点。困苦到了极点，恐怕就要起来作乱。当时，陛下有爱民的声誉、喜爱贤能的名声，传遍天下，天下人盼望陛下，就像久旱盼望下雨。因此先皇帝继承帝位时，百姓都欢欣喜悦，以为一定会听从陛下的意见，选用善人，革除弊政，使天下兴起太平。没想到仍然承袭以前的错误，再次任用这类人，把天下百姓交给他们，使他们任意刻剥；把天下财物交给他们，使他们任意侵吞欺骗，令天下人大失所望。所幸的是，分治河南、关中时，得到陛下委任的几位贤人，不到一两年，疲敝的百姓就大为安定。虽然恩惠还没有普遍施及天下，但天下人的人心已经归附他们了。这些人畏惧贤人的威名，不敢公然横行，只是在君臣骨肉之间暗中进谗诬陷，想要对陛下不利。但天命和人心都在这里，所以没有使他们的愿望得逞。不过，把政事委托给他们，确实不可行。而且其中的具体条目，也很少有可以或不可以的分别。所谓可以的事情，已经包含在不可行的事情之中，不能算作可以；所谓不可的事情，又是不可以中的不可以。臣的浅见如此，不知是否正确？臣某恭敬地记得先皇帝的圣旨，叮嘱恳切至深，其大意不过是希望办成政事、使百姓安定这两件事罢了。然而所委任的人，只会刻薄对待官民，阿谀依附权贵，肆意欺骗蒙蔽，暗中把持宠信和权力，又哪里知道政事为什么能够办成、百姓为什么能够安定呢？自壬寅以后，百姓已经困苦；到己酉、庚戌年，百姓的困苦达到极点，虐政施加于民，百姓无处申诉。先皇帝尚在潜邸时，本来就知道这些弊端；等到继承帝位，不但没有把这些人罢黜驱逐，反而立即恢复他们的大权并加以任用。由此可见，先皇帝在这件事上受了欺骗，而所下的命令全都属于不可行，不必再在其中辨别什么可与不可。好比借给敌人兵器、送给盗贼粮食，不必再指着那些兵器说哪件锋利、哪件钝，也不必指着那些粮食说哪份新、哪份陈。（同上） 面见皇帝答对 至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檀州北面的李家庄后山上，面见皇帝，亲自接受皇帝的训谕：“窦汉卿独自谈到王以道的事，当时你也知道，为什么有真实情况却不说？难道孔子的教法使你这样吗？还是你不遵循孔子的教法，自己故意这样做吗？过去的事不再追究，以后不要这样了。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可以实行的就实行，不可以实行的就不要实行。我今天召见你，没有别的事情。以前虽然命你参与中书省的事务，但心意还没有完全说明，今天特意当面命令你。人人都称赞你，想来必有真实才能。你的名位分际如何斟酌安排，在于我；国家如何不致有失误、百姓如何能够安定，其谋划就在于你。说你年老，你还不算老；说你年少，你也不算少。正应当勤勉办事，不要辜负你平生所学。安童还年轻，经历世事不如你，你要谨慎地辅佐教导他。你有好的谋略，先告诉安童，再由他转达给我，我将从中选择采用。” 回答说：“圣人的道理广大而深远，学习的人所得有深有浅。臣一生虽然读过书，但所得非常浅薄。不过既然承蒙特别任命，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说出来；至于不知道的，也不能勉强装作知道。安童聪明颖悟，而且很有操守和主见，把古人的言论告诉他，他都能领会理解。臣所知道的，一定全部告诉他，只是担心中间有人从中阻挠，事情就难以实行；或者外面有人凭借势力把人塞进来，事情也难以实行。臣进入中书省任职的时间还短，浅见如此，不知是否正确。（《鲁斋遗书》卷七） 安童 进谏不要把阿里不哥的叛党全部杀掉 【[中统]】四年，叛乱者被平定，抓获叛党一千多人，依法论罪。皇帝问：“朕想把这帮人全部处死，【这样】如何？”【此处原应有发问语，这里依据《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安童传》补入。】【[王]】当时安童十六岁，回答说：“两位君主争夺国家，他们哪里知道有陛下？况且神器刚刚平定，不推行宽宏广大的恩德，反而发泄个人怨恨，杀害无罪之人，凭什么使心怀疑惧的人安定下来？”皇帝惊异地说：“少年怎么能说出老成的话？你的话确实使朕心胸开朗。”一千多人都因此得以活命。（元明善撰《丞相东平忠宪王碑》，《元文类》卷二十四） 中书省奏报政事 【[至元三年十月]】太庙落成，丞相安童、伯颜说：“祖宗的世代次序、尊谥和庙号、增加祭祀的四代祖先、各庙的神主、配享的功臣、法服和祭器等事项，都应当议定。”（《元史》卷六《世祖本纪》） 【[至元四年三月]】壬寅日，安童说：“近来省中官员的名额，平章、左丞各一员；如今丞相有五人，向来没有这样的制度。臣等商议，拟设置两名丞相，臣等蒙古人三名，听凭陛下任命。”诏令以安童为首，史天泽次之，其余官员蒙古人、汉人交错任用，不要使员额过多。（同上） 【[至元]】四年春季三月，公上奏：“内外官员都应当委任年长而有经验的人，像姚枢这样的一两名官员，可以到中书省议事。”皇帝说：“这些人虽然闲居，也应当优厚供养；命他们入省参与议论省中事务。”（《元名臣事略》卷一《丞相东平忠宪王》，引元永贞撰《东平王世家》）

译【[至元]】七年夏季四月，公上奏：“臣近来说过，尚书省、枢密院的宣奏都应照常制办理；国家重大纲要和重要事务，先由臣等议定，然后上报皇帝，已经得到圣旨认可。如今尚书省的事务一概直接上报皇帝，似乎违背了先前的奏议。”皇帝说：“难道是因为阿合马认为朕很信任他，所以擅自这样做吗？不与你们商议是不对的，应当依照你所说的办理。”（同上） 至元八年【据《元史》卷七《世祖本纪》，为至元八年二月癸卯日。】，陕西行省也速迭儿上言：“近来由于饥荒，盗贼越来越多；如果不公开处死，就无法显示惩罚。”皇帝将此事交中书省议论。公上奏说：“强盗和窃盗，若一概处死，恐怕不合适。罪当处死的人，应仍按旧例等待皇帝批报。”皇帝采纳了。（同上） 【[至元九年]】三月乙丑日，皇帝谕令中书省，日本使者应迅速议定遣返。安童说：“良弼请求调走金州的戍兵，不要使日本无端产生疑惧。臣等认为，金州戍兵的情况日本已经知道，如果再次调动，恐怕不合适。只须向来使说明，这支戍兵只是为防备罗暂时设置的，你们不必疑惧。”皇帝称好。（《元史》卷七《世祖本纪》） 【[至元十年]】十二月乙酉朔日，安童等说：“从前博赤伯都认为总管府权力太重，应当设立运司，并设置各军的奥鲁来分散其权力。臣认为，现在的民官都是按照惯例调迁的，可以保证没有邪谋；另设官府，对百姓不方便。”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元史》卷八《世祖本纪》） 【[至元十年]】【[阿合马]】又任命他的儿子忽辛为大都路总管，兼任大兴府尹。右丞相安童见阿合马擅权一天比一天严重，想挽救这种弊病，于是上奏说大都路总管以下的官员多不称职，应当另行选人替代。不久又上奏：“阿合马、张惠倚仗宰相的权力经商牟利，网罗天下巨利，使百姓深受毒害，困苦得无处申诉。”阿合马说：“是谁说的这话？臣等应当与他在朝廷上当面辩论。”安童进言说：“中书省左司都事周祥从中取利，罪状清楚。”世祖说：“像这样的人，等征收完毕后，应当公开罢黜他。”（《元史》卷二百五《阿合马传》） 【[至元二十二年二月]】皇帝问中书省大臣：“行御史台为什么要罢除？”安童说：“江南盗贼屡次兴起，行御史台在镇压平定方面作用很大，臣认为不可以罢除。不过它与江浙行省同在杭州，地处偏远，迁到江州，位于江浙、湖南、江西三省之间，比较便利。”皇帝采纳了。（《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 进谏近侍干扰铨选制度 【[至元]】二十三年夏季四月，中书省列上拟定的漕运司官员姓名。皇帝对公说：“像平章、右丞这样的官职，朕应当亲自选择；其余官员，都是你们的责任。”公于是上奏说：“臣近来听说圣意想把近侍诸人作为耳目。如今臣冒昧承受任命，若有人所行不合法，允许他们举奏；罪责轻重，听凭陛下裁处。可是如今近臣窥伺机会，援引不应任用的人，说某人任某官、某人任某职，把自己署名的奏文直接交付中书省施行。臣认为铨选之法本来有固定制度；尤其没有先例的，臣曾经按照制度驳回而不执行。臣担心有人在陛下面前诋毁臣，恳请陛下明察。”皇帝说：“你说得对。今后有这种事不要执行；有人妄自上奏，立即进宫告诉朕。”（《元名臣事略》卷一《丞相东平忠宪王》，引元永贞撰《东平王世家》） 伯颜 请求乘胜攻取宋朝 【[至元十二年]】四月乙丑日，有诏令说天气正值酷暑，不利于出兵，等到秋天再行动。伯颜上奏说：“宋人占据江海，就像野兽凭险自保；如今已经扼住了它的喉咙，稍稍放松它就会逃走。”世祖对使者说：“将领在军中，不能听从朝廷临时节制，这是兵法。应当听从丞相的话。”（《元史》卷一百二十七《伯颜传》） 开凿南北河渠以便利贡物运输 到上都入朝见皇帝【《元史》卷九《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十三年“五月乙未朔，伯颜把宋主带到上都”。】，上奏说：“江南的城郭、郊野彼此相连，市场相接，河流沟渠相互贯通，各种物资都用船运输；与车相比，船能够承载更重的货物而耗费力气更少。如今南北已经统一，应当开凿河渠，使四海的水道相通；远方来京师朝贡的人，都可以由水路运达，这实在是国家长久的利益。”皇帝认可了他的奏议。（《元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淮安忠武王》，引李谦文集） 玉速帖木儿（月儿鲁） 御史台奏报政事 【[至元十六年二月]】乙未日，玉速帖木儿说：“行台的文书命令行省检查核对，对办事不方便。”诏令改正。（《元史》卷十《世祖本纪》） 【[至元二十一年春季正月甲戌日]】御史台大臣说：“被判罪罢黜的人，过了很久就忘了他们的姓名，后来又上奏任用，请求加以戒约。”皇帝说：“你们说的固然对，但其中难道没有罪行较轻、可以重新录用的人吗？”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回答说：“应当把每个人所犯的罪状详细明确地上奏，由皇帝裁决是否任用。”皇帝采纳了。（《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庚辰日，月儿鲁等上言【此条又见《元史》卷一百七十三《崔彧传》，是御史中丞崔彧与月儿鲁共同上奏的。】：“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一党，依附桑哥，肆意违法；楮币、铨选、盐课、酒税等事务，没有不被他们任意更改扰乱的。奉命到江南清理核算的人，都严厉催逼缴纳期限，百姓甚至嫁妻卖女，祸害还牵连亲属邻里。维扬、钱塘受害最惨，无故丧命的有五百多人。起初士人和百姓还怀疑事情是国家的命令，如今才知道天子仁爱百姓，而使百姓陷入这种极端困境的，实际上是桑哥及其凶恶党羽所为，人人都恨不得吃他们的肉。臣等商议，这三人既然已经伏罪，请依照条文定罪，以向天下谢罪。”皇帝听从了。（《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纪》）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壬寅日，御史大夫月儿鲁等上奏：“近来监察御史商琥推举过去任词垣、风宪之职、当时有声望而现在在外任职的人，如胡祗遹、姚燧、王恽、雷膺、陈天祥、杨恭懿、高道、程文海、陈俨、赵居信十人，适宜召入翰林，充任顾问。”皇帝说：“朕还不了解他们，等召来以后再上奏。”（同上） 相威 清理御史的选任

译【[至元]】十四年，召见并任命相威为江南诸道行台御史大夫。于是他上奏说：“陛下把臣作为耳目，臣则把监察御史、按察司作为耳目。假如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那么这些人的耳目首先就自行闭塞，下面的实情又怎么能够上达呢？”皇帝嘉奖他，下令御史台清理、整顿御史的选任。（《元史》卷一百二十八《相威传》） 陈述便利百姓的十五件事情 接着又陈述便利百姓的十五件事，大略是：合并行省，裁减冗官，整顿镇守军队，收缴官船，使流民有产业，录用旧官，禁止收受赃物馈赠；淮浙盐运司直接隶属于行省；把行大司农司并入宣慰司；处理诉讼不分南北；公田招人承佃仍减免其租税；革除宋朝旧有的公吏，不许他们作弊。皇帝全部采纳了。（同上） 议论缓征日本以及设置太子官属 【[至元]】十八年，右丞范文虎、参政李庭率十万军队渡海征讨倭国。……八月初一日，飓风大作，士卒十人中死了六七人。皇帝震怒，又命行省左丞相阿塔海征讨，当时没有人敢进谏。相威派使者入朝上奏：“倭国不奉行职贡，可以讨伐而不可宽恕，可以缓办而不可急进。从前出兵时期限逼迫，战船又不坚固，前车已经倾覆，后来者应当改走别路。如今的办法是预先修造战舰，训练士卒，炫耀兵力、宣扬武威，使他们听到消息后严加防备；拖延一些年月，等他们疲惫懈怠，再出其不意，乘风迅速进发，一举攻下，这是万全之策。”皇帝的怒意开始消解，于是停止了这次战事。他又陈述说：“皇太子既然已经受命处理中书省事务，就应当承担抚军、监国的职责；选用正直端方的人，设置詹事、宾客、谕德、赞善等官，护卫辅佐在左右，这是树立国家根本。”皇帝深以为然。（同上） 请求停止干讨虏军 本院【指枢密院。】查得，先前据千户塔不歹呈报：御史台大夫相威说：“近来听说省里的官员每次交给干讨虏的人，都跟随忙古歹向南出兵；他们没有到达我们出兵的田地，沿途却骚扰愿意投拜的百姓，回来以后也还是如此。像这样的干讨虏人，今后不应再照一般军队派遣。请将这些情况奏报上去。”塔不歹于三月十七日【至元十六年。】在茶罕脑儿，当着省、院官员的面，把相威大夫所说的话奏报了。奉圣旨：“枢密院立即行文，查问是谁派他们来的。今后不要再派干讨虏人。”谨此。（《元典章》卷三十四《兵部一禁干讨虏军人》） 博罗欢 进谏不要招募军队去讨伐江南叛乱者 适逢南方各地有很多叛乱者，诏令招募愿意跟随大军进讨的百姓，让他们自行编成军队；其中百夫长、千夫长只听从万夫长的节制，不服役于其他军队，所用的制命、符节与正规军完全相同【《元史》卷九十八《兵志》记载：“应募而集者称为答剌罕军。”就是指这种军队。又称干讨虏军。《元典章》卷三十四《兵部一禁干讨虏军人》记载，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相威于至元十六年三月奏报这种军队危害地方的事情，应当与博罗欢在同一时期。】。诏令已经施行，博罗欢因病不能亲自陈述，便让董司徒文忠代为进言：“如今朝廷每天调动的军队，精锐之师何止百万，哪里需要借助这些无赖侥幸之徒来壮大军威？臣担心他们一踏上南方土地，就肆意贪婪暴虐，杀戮平民，奸污妇女，掠取财物；百姓既畏惧又仇恨，叛乱反而会更加滋长，这并不便利。”皇帝召他带病入朝，见他面色憔悴，赐座并与他交谈；博罗欢又详细陈述董文忠的奏议，皇帝认为正确。（姚燧撰《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十九） 和礼霍孙（火鲁火孙） 增加蒙古国子学生员 【[至元九年七月]】壬午日，和礼霍孙上奏：“既然设置了教授蒙古文字的国子学，而汉族官员的子弟还没有入学；况且官府文书中仍有使用畏吾字的。”诏令从今以后，凡诏令一律使用蒙古文字发布，并且派百官子弟入学。（《元史》卷七《世祖本纪》） 议论通过贡举选拔人才 到【[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人说；十一月，中书省大臣上奏，都认为天下学习儒学的人少，而凭借刀笔吏身份取得官职的人多。皇帝说：“那该怎么办？”回答说：“只有实行贡举、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才合适。凡是蒙古士人以及儒生、吏员、阴阳术士、医术人员，都命令参加考试选拔，他们就会专心求学了。”皇帝认可了他们的奏议。……事情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实行，但选举制度已经建立。（《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 禁止匿名投书告发事情 【[至元二十年春季正月乙丑日]】和礼霍孙说：“去年冬天，中山府奸民薛宝住写匿名信上呈，妄自仿效东方朔的书信，欺骗蒙蔽朝廷，企图求得官职和赏赐。”诏令将他处死。他又说：“从今以后，凡是要申诉事情的人，必须如实写明所告发的事情，到省、台陈述告发。若有人敢用匿名信告发事情，罪重的处死，罪轻的流放到远方；能够揭发此事的人，把罪犯的妻子儿女赏给他，并且再用钞币赏赐。又，阿合马专权时，衙门设置过于冗杂，白白耗费俸禄，应当依照刘秉忠、许衡所定的办法合并省并，以求便利。”皇帝全部听从了。（《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 不忽木 关于兴办学校的奏疏 至元十三年，不忽木与同舍学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人上疏说：臣等听《学记》说：“君子如果想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大概一定要从办学开始吧！”“玉石不经雕琢就不能成为器物，人不学习就不会懂得道理。”所以古代称王的人建立国家、统治百姓，都是把教育放在首位。自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来，没有哪个时代没有学校，因此上面的政治昌盛，下面的风俗美善，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到了汉朝，也建立学校，诏令诸生接受考核考试，以补授官职。魏道武帝从北方兴起，平定中原以后，增设学生三千人，儒学因此兴盛。这些都是历代设立学校的证据。

译臣等现在又把平定南方后建立学校的君主事迹，陈述给陛下。晋武帝曾经平定吴国，开始建立国子学。隋文帝曾经灭掉陈国，于是让国子寺不再隶属于太常寺。唐高祖曾经灭掉梁国，下诏各州县以及乡里都设置学校。到太宗时，多次亲临国学，把校舍增加到一千二百间；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也增加学生名额，各自设置经学、算学博士，甚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国的酋长也派子弟入学，国学中达到八千多人。高宗沿袭这一做法，于是命国子监统领六学：一是国子学，二是太学，三是四门学，四是律学，五是书学，六是算学；各学按照等级设置学生，都继承了高祖的意旨。然而晋朝平吴只得到五十二万户，隋朝灭陈只得到五百个郡县，唐朝灭梁只得到六十多万户，而它们尊崇重视学校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如今我堂堂大国，全部占有江岭地区，据统计灭亡宋朝所得户数不少于一千万，这是陛下神明的功业，自古未有，不是晋、隋、唐三朝所敢相比的。然而学校的政务还没有完全兴办起来，臣私下对此深感惋惜。臣等过去承受圣恩，得以学习儒学。恭敬地想到圣上的意思，难道不是因为各种身份的人做官常常很多，而蒙古人做官还少，希望臣等了解世间事务，以便承担陛下的差遣吗？然而由于学校制度尚未确定，同学人数又少，这就好比只凭几株禾苗要求得到优良的谷物，只凭几匹马寻求千里良骥，臣等担心人才不容易得到。就今天的办法来说，如果想使人才增多、通晓汉法，必须像古代那样建立学校才行。如果说暂时无暇全面兴办，就应当先在大都弘扬国学。选择蒙古人中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上、资质优良的学生一百人，再选百官子弟和普通百姓中的俊秀子弟一百人，供给廪禄，分别制定固定制度。选取德行、学业完备、足以成为师表的人，担任司业、博士、助教来教育他们。使教学一定以人伦为根本，明白事物的道理；为他们讲解经书传注，教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学校下设若干科目，如小学、律学、书学、算学之类；每科设置教授，各按本业训导。小学科命令学生诵读经书，教给他们应答、进退、侍奉长辈的礼节；律学科专门要求通晓吏治事务；书学科专门要求熟习书写；算学科专门要求精通计算。有的学生精通一门技艺以后再改学另一门，有的在一天之内轮流学习各科。让国子学官总领这件事，经常加以考核检查，务必使他们都能通晓；仍以义理为主，有余力的人才允许学习写文章。按日、月、季、年，根据学生资质的利钝，分别考核他们完成的功课，依据勤惰实行奖惩。勤奋的升入上舍，懒惰的降入下舍，等他们改正过错后再升回去。休假日允许学习射箭；不是休假日，无故不许离开学校。几年以后，上舍学生学业有成，才允许学官保举：蒙古人按照什么品级任用，各色人等按照什么途径出仕。尚未完成学业的，暂且照旧学习，等到可以从政以后，每年允许学官举荐其中贤能的人，使他们按照规定入仕。最终确实无法教导成才的，三年后允许离开学校。凡学校政务的沿革、学生名额的增减，如果能够及时上奏，学校就不会产生弊政，天下人才也都会受到观感而奋发兴起。然后继续建立郡县学校，用来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就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了。臣等愚昧年幼，从书中看到、从老师那里听到的就是这些。不敢断定一定能够实行，恭敬地希望圣上仁慈，将臣等这篇奏章交给诸位老先生以及左丞王赞善等人商议，分条上奏施行，臣等将感到万分诚挚的愿望得到满足。（《元史》卷一百三十《不忽木传》） 进谏不要任用搜刮聚敛的大臣 【[至元]】二十一年，召不忽木参与议论中书省事务。当时榷茶转运使卢世荣阿谀依附宣政使桑哥，说如果任用自己，国家赋税可以达到旧额的十倍。皇帝把这件事问不忽木，不忽木回答：“自古以来搜刮聚敛的大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流，掌握谋利的手段来迷惑当时的君主，开始时没有不称赞他们忠诚的；等到罪恶积累、恶行显著，国家和百姓都陷入困境，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姚燧撰《不忽木神道碑》（《元名臣事略》卷四《平章鲁国文贞公》引）作：‘汉、唐搜刮聚敛的大臣，如桑弘羊、刘晏。’】。臣希望陛下不要采纳他的主张。”皇帝没有听从，任命卢世荣为右丞；不忽木于是辞去参议之职，没有接受任命。（同上） 进言反对把编户百姓编入钦察军籍 有一位在北部边疆作战有功的将领某【指土土哈，《元史》卷一百二十八有他的传记。】，请求把钦察人的奴仆中适合当兵的人都征来，隶属于自己麾下，皇帝批准了；于是他大量把编户百姓收入军籍。中书省派签行省臣王国用核查，纠正了其中十分之七。将领便进谗说王国用擅自行事、不奉诏命，皇帝震怒，想杀掉王国用，刑曹已经接受了成命。公入朝陈奏：“诏令只是把钦察人的奴仆中适合当兵的人征出为兵，从未听说把编户百姓按奴籍编入钦察军。假如西域、河西等地的人都援引这个先例，任意混杂征取编户百姓来扩充军队，那么天下户口就会减少。王国用忠诚，应当表彰，为什么反而要杀他！”公反复譬喻解释数次，王国用因此获免。（《元名臣事略》卷四《平章鲁国文贞公》，引姚燧撰神道碑） 弹劾桑哥 【[至元]】二十八年春，世祖在漷北打猎，也里审班、也先帖木儿、彻里等人弹劾上奏桑哥专权贪赃。当时不忽木出使在外，皇帝三次派人催促召他回来；他到后在行宫朝见，世祖把这件事问他。不忽木回答：“桑哥堵塞陛下的视听，扰乱政事；凡是有言论的人，就诬陷他们犯有其他罪名而杀掉。如今百姓失去生计，盗贼纷纷兴起，祸乱就在早晚之间；如果不赶快杀掉他，恐怕会成为陛下的忧患。”（《元史》卷二百五《桑哥传》） 推荐完泽担任宰相

译【[至元]】二十八年……罢除尚书省，把六部重新归并中书省，想任用不忽木为丞相，但不忽木坚决推辞。……不忽木说：“朝廷中勋旧大臣中，年齿、爵位在臣之上的还有很多；如今越级任用臣，无法使众人信服。”【姚燧所撰神道碑作：“丞相认为只有国人完泽才合乎义理。”】皇帝说：“那么谁可以任用？”回答说：“太子詹事完泽可以。从前籍没阿合马家产时，近臣所收受的贿赂都有账簿记录【姚燧撰神道碑作：“得到一本黑账，把贿赂他家的人姓名全部列入其中”，与本传文意完全相反。】；唯独没有完泽的名字。他又曾说桑哥做宰相一定会败坏国事，如今果然如他所说，因此知道他可以任用。”皇帝说：“如果不是卿，没有人能够替朕承担这件事。”于是任命完泽为右丞相，不忽木为平章政事。…… 有人诬陷完泽徇私，皇帝把这件事问不忽木。不忽木回答：“完泽和臣都在中书省任职，假使真如所说，难道能够专擅行事吗？臣等虽然愚昧浅陋，但身居宰辅之位；如果有人揭发我们的隐蔽过失，应当让他当面质证，明确表示责罚和降职。如果内心怀有猜疑，这就不是人主大公无私的做法。”进言的人果然理屈。（《元史》卷一百三十《不忽木传》） 进谏不要废除廉访司 当时正把提刑按察司改为肃政廉访司，上都留守司木八剌沙认为不方便，入朝进言：“同知西京的臣下说，河东、山西的廉访副使收受贿赂，数额达到千缗纸钞的有五十人。”他想借此废除各地廉访司。皇帝召来公询问，公上奏说：“这件事如果确实存在，他们为什么不向中书省、御史台陈奏？上都留守司与此事有什么关系，怎么会知道？这一定是告发者获罪，廉访司便用这种诬告来拖延此事。即使廉访副使收受贿赂，罪责也只在他本人，天下的宪司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全部废除？”皇帝的疑虑于是消除了。（《元名臣事略》卷四《平章鲁国文贞公》，引姚燧撰神道碑） 进谏不要再次征讨交趾 元军征讨交趾失利后，又谋划大举进攻。不忽木说：“岛夷诡诈，天子的威势降临，他们难道不会震惊恐惧吗？野兽被逼到绝境才会咬人，这是形势迫使它这样做。如今他们的儿子日燇继承王位，如果派一名使者向他说明祸福，他能够悔过自新，就不必动用军队也可以使其归降；如果他不肯悔改，再出兵也不迟。”皇帝听从了。（《元史》卷一百三十《不忽木传》） 议论消除天变的方法 【[至元]】三十年，有彗星出现在帝座星附近，皇帝为此忧虑，夜里召不忽木入禁中，询问消除天变的方法。不忽木上奏说：“风雨从天而来，人就建造房屋来抵御它；江河是大地的界限，人就用船和桨使交通畅通。天地有做不到的事情，人就替它做到，这就是人能够与天地并立为三才的原因。况且父母发怒，子女不敢怨恨，只能更加恭敬孝顺。所以《易经·震卦》的《象传》说‘君子因此恐惧而修养反省’，《诗经》说‘敬畏上天的震怒’，又说‘遇到灾变便心怀恐惧’。夏、商、周三代的圣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很少有不能善终的。汉文帝时，同一天有二十九处山崩，日食、地震连年发生；他善于采用这种方法，上天也悔改而停止降祸，天下于是安定。这是前代留下的借鉴，臣希望陛下效法他们。”于是他诵读汉文帝的《日食求言诏》。皇帝肃然说道：“这些话深合朕意，可以再诵读一遍。”于是他详细论述并陈奏各项情形，一直到了四更【《元名臣事略·鲁国文贞公》引王构所撰墓志，记载不忽木诵读汉文帝求言诏：“刚读到‘天下的治乱，在于我一人；只有几位执政大臣仍是我的股肱，他们都应思考自己的过失，请求把它们启奏给我，务必节省徭役费用以便利百姓’时，皇帝拱手加额说：‘朕的诚意已经萌发，卿再为朕诵读。’”】众大臣再次进前，请求再诵读一遍。公奏道：“圣人的心与天地相通，事情并不难以平息。像桑哥这样的人，向来能言善辩，特意试用他，谁知他越来越奸诈邪恶，肆意毒害官吏百姓；中书省不敢诘问，御史台也从未纠察。只因一个人的进言，便立即治他的罪，天下人都称快。臣知道圣心与天地相通，只是汉文却有所不及。”又说：“如今星芒显现的警示，过错在臣下。”详细论述接待事宜，从四更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完泽 奏论赏赐以及天下每年的收入、支出和怀孟竹课之事 至元二十九年冬十月，癸丑日，完泽等说：“凡是赏赐各类人物，有的达到二十万锭。赏赐数额既然很多，先受赏的人已经全部得到，等到后来再赏时，可能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发给，极不均平。如今统计怯薛带、怯怜口、昔博赤、哈剌赤等近侍人员，上等以二百户为标准，次等减半，下等再减半；在下等人中选择尤其贫困的，每年增加赏赐，这样就不会有不均的问题了。一年之内天下总收入为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五锭，今年已经办到的只有一百八十九万三千九百九十三锭，其中有的尚未运到京师而在途中，有的已经拨给军队以及织造物料、馆传和俸禄使用。从春天到现在，总支出为三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三锭，支出数已经超过收入数六十六万二百三十八锭了。怀孟竹课每年应办一千九十三锭，尚书省把它分摊给百姓，百姓实在苦不堪言，应当停止这项税。”皇帝全都赞许并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耶律铸 节省浮费 至元十四年三月庚寅朔日，因为冬天没有下雨雪，春季的雨泽又没有接续，皇帝派使者到翰林国史院询问便利百姓的事情。耶律铸、姚枢、王盘、窦默等回答说：“使粮食充足的办法，只有节省浮费。浪费粮食最多的事，没有超过酿造醪醴。自周、汉以来，曾经都有明确禁令。祭祀酬神、赛会神社，花费也非常多，应当一概禁止。”皇帝听从了他们。议论采选室女 至元十九年冬十月庚戌日，耶律铸说：“有关官府的官吏借采选未婚女子之机，乘势侵害百姓。例如规定大郡每年选取三人，小郡二人，挑选其中合适的，厚赏她们的父母；如果不合适，就遣送回家为宜。”皇帝听从了。阿鲁浑萨理 劝谏不要捕捉宋朝宗室

译正逢有人声称江南人中有宋朝宗室谋反，皇帝命令派使者把他捕到朝廷。使者已经出发，阿鲁浑萨理赶快入朝进谏说：“告发的人一定是在胡说，使者不应派遣。”皇帝说：“你凭什么这样说？”他回答：“如果果真谋反，郡县怎么会不知道？告发者不经过郡县，却直接向朝廷报告，一定是他的仇人。而且江南刚刚平定，百姓疑虑尚未消除，也还没有归附；如果因为普通百姓的一句浮言就立即捕人，恐怕人人都会自危，只会中了告发者的计。”皇帝醒悟，立即召回使者，并让人把告发者戴上刑具押到郡县治罪。告发者当即服罪，果然是因为曾经借钱给他而他不肯偿还，便捏造罪名诬陷他。赛典赤赡思丁 请云南宣慰司兼理行元帅府事务，听从行省节制；并在州县设置令长 至元十二年，他上奏说：“云南各族中尚有许多没有归附的，如今拟令宣慰司兼理行元帅府事务，并听从行省节制。”又上奏说：“哈剌章和云南，土地面积相当，但州县都由万户、千户主持，应该改为设置令、长。”两项建议都得到采纳。纳速剌丁 提出治理云南三件事 至元十七年，授任资德大夫、云南行中书省左丞，不久升任右丞。他提出三件事：第一说：“云南省按规划设置、制作金簿进行贸易，已经成为扰民之事，应当废止。”第二说：“云南有行省，有宣慰司，又有都元帅府；近来宣慰司已经奏请撤销，但元帅府还存在。臣认为行省既然兼管军民事务，都元帅府也应当撤销。”第三说：“云南官员的子弟入京做人质，臣认为达官的子弟应当遣送，其余人的子弟应当停止。”奏请得到批准。上奏若干便民措施 至元二十三年夏四月庚子日，云南省平章纳速剌丁上奏若干便民措施：第一，放宽道路禁令，使百姓能够往来；第二，禁止贩运之徒，不要让他们随军出征；第三，停止丹当站向百姓征收金钱作为饮食费用；第四，允许百姓砍伐木材进行贸易；第五，告诫使臣不要扰乱民居，设置急递铺，以减少驿站马匹的使用。诏令讨论施行。昂吉儿 裁汰江南冗余官员 江南刚刚平定，官制正在草创，权臣阿合马收受贿赂、出卖爵位，江南官员冗滥尤其严重。郡守以下佩金符的官员往往多到三四人，由行省官员举荐而越级授任宣慰使的也很多，百姓不堪其扰。昂吉儿入朝，把这些情况全部告诉皇帝，并逐一列举数名不按资历而突然升迁的人。皇帝惊讶地说：“竟有这样的事吗？”随即下令裁减淘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十五年、六月〕 请求停止战争、让百姓休养 日本不肯臣服，皇帝命阿塔海等率领十万士卒征讨。昂吉儿上疏，大意说：“臣听说军队以士气为主，而上下同心同欲就能取胜。近来连续对外夷用兵，三军屡次失败，不能说士气旺盛；国内骚动不安，一遇到征发，君臣上下都忧愁怨恨，也不是所谓同心同欲。请停止战争，使百姓得到休息。”皇帝没有采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十年〕 彻里 弹劾桑哥奸诈贪婪 彻里于是当着皇帝的面，详细陈述桑哥奸诈贪婪、误国害民的情状，言辞激烈。皇帝发怒，认为他诋毁大臣、失去礼体，命左右侍从打他的脸。彻里争辩得更加有力，并且说：“臣与桑哥没有仇怨，之所以竭力列举他的罪行而不顾自身安危，正是为国家打算。如果害怕圣上的愤怒而不再说话，那么奸臣凭什么能够铲除，百姓所受的祸害凭什么能够平息！况且这样会使陛下背上拒绝进谏的名声，臣私下对此感到害怕。”于是皇帝完全醒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十八年、正月〕 朵儿赤 亲近君子，远离小人 皇帝以西夏子弟大多俊秀洒脱，想要考察任用他们，便召他们到见香阁。皇帝说：“朕听说儒者往往有很好的言论。”朵儿赤奏道：“陛下圣明仁智，统有四海，只应当亲近君子、远离小人罢了。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因小人而灭亡的，唯愿陛下明察。” 登记南军子弟，以充实西夏屯田 皇帝于是问他想担任什么官职，朵儿赤回答：“西夏的营田占用了正规军，假如遇到调遣，就又会妨碍耕作。那里土地贫瘠、原野空旷，十成土地还不到一成被开垦。自南军屯聚以来，子弟逐渐繁衍；如果把其中已经成丁的另行编入户籍，用来充实屯田力量，那么土地的收益会增加，军队也会有余力。请任命臣为总管，以便把这些事情全部筹划安排。”皇帝批准了，于是授任他为中兴路新民总管。刘容 选用正直之人辅佐太子 适逢设立詹事院，刘容上言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如果不能得到正直之人和端正之士在身边辅佐，却让奸邪、谄媚之徒进用，必然会损害太子的美德。”听到这话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十九年〕 郭侃 上奏建国、治政和平定宋朝、实行屯田的策略 世祖即位后，郭侃上疏陈述建立国号、修筑都城、设置省台、兴办学校等二十五件事，以及平定宋朝的策略，大意说：“宋朝占据东南，以吴越为根本，关键之地只有荆州、襄阳。如今的计策，应当先攻取襄阳；攻克襄阳以后，扬州、庐州等城不过是弹丸之地，暂且置之不顾，直接进取临安，使其来不及应对；这样江淮、巴蜀便会不战自平。” …… 至元三年，郭侃上言说：“宋人扣留我国使者，应当兴兵问罪。淮北可以设置三百六十处屯田，每屯设置牛三百六十具；估计一屯的产出，足以供应军队一天的需要。” 张弘范 荒年免除租税

译至元二年，调任大名守。……这一年大水几乎淹没了全部房屋，租税没有办法缴纳，张弘范便立即免除。计相以擅自作主的罪名责罚他，他请求到皇帝面前进见，说：“臣认为替朝廷储存粮食，不如替朝廷储存百姓，这并不是擅自免税。”皇帝说：“这是什么意思？”张弘范说：“年年因为水灾没有收成，却一定要向百姓追缴租税，那么府库虽然充实，百姓却会死尽，第二年的租税又从哪里来？让百姓活下来，使家家都能得到充分供养，以后每年收取固定的租税，这不就是陛下的府库吗？这就是所谓的大仓。”皇帝说：“你知道大体，不要再追究了。” 赵良弼 请求立高丽世子为王，遣送他回国 赵良弼说：“高丽虽然名义上是小国，但依凭山海险阻，我国用兵二十多年，仍未能使它臣服归附。前一年高丽世子王倎来朝，正好遇上皇帝西征，已经滞留两年了；朝廷对他的供给和接待很薄，无法使他的内心感怀亲附，他一旦能够回国，将不会再来了。应当优厚供给他的馆舍和粮食，以藩王的礼节对待他。如今听说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如果真诚地立他为王，遣送他回国，世子一定感恩戴德，愿意履行臣子的职责。这是不费一兵一卒便得到一个国家。” 议论征讨日本 皇帝下诏授任赵良弼为四川经略使，不久又召回他商议进讨日本。赵良弼奏道：“臣前一年渡海，在那里居住将近两年，熟知当地民俗凶悍勇猛。他们不懂父子亲情，也不懂上下礼义，蹲坐横行，和禽兽没有区别。家家都置有兵器，百姓全都可以成为士兵。那里山地水面居多，可以耕种的土地极少，又没有桑蚕、丝和麻。即使得到那里的人，也无法役使；得到那里的土地，也不能增加财富。况且船只依靠风力航行，忽然遇到风向变化，漂流、碰撞和沉溺的灾祸无法预防；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有张良、陈平那样的智谋，也将无从施展。臣奉使时，同行三艘船，被风吹散，后来重新会合时，先后相隔有二十多天。若用兵，至少需要一百艘船，随波漂散如同星星分布，各自把性命寄托在大海上；想要进退一致、协力成功，实在困难。这等于用有用的民力去填塞没有尽头的巨大沟壑。臣认为不要攻打才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十年〕 张雄飞 请求建立储贰 世祖命令通过驿站召张雄飞前来，问他当前最急迫的事情是什么。张雄飞回答：“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希望早日确定人选来凝聚人心。普通民户中的小人尚且有一斗一升的储蓄，也知道预先托付；天下这样广大，社稷这样重要，却不早立储君，不是最好的计策。假使先帝当时知道这一点，陛下能有今天吗？”皇帝当时正躺着，突然惊起，称善很久。请求设置御史台 有一天，张雄飞与江孝卿一同被召见。皇帝说：“如今任职的官员大多没有才能，政事废弛，譬如高厦将要倾倒，不是良工不能扶持，你们能够承担这件事吗？”江孝卿推辞说不敢当。皇帝转向张雄飞，张雄飞回答：“古代有御史台，是天子的耳目，凡政事的得失、民间的疾苦，都可以上报；百官中奸邪、贪污、污秽和不称职的人，就应当纠察弹劾。这样一来，纲纪就会振作，天下就会得到治理。”皇帝说：“好。”于是设置御史台，任前丞相塔察儿为御史大夫，任张雄飞为侍御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五年〕 劝谏不要滥行赦免 至元二十一年春，册上尊号，商议大赦天下。张雄飞进谏说：“古人说：没有赦免的国家，刑罚一定公平。所以赦免，是不公平的政令。圣明的君主在上，怎么可以屡次赦免！”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对张雄飞说：“大规模打猎以后才能看出谁善于射箭，集中议论以后才能知道谁善于进言。你说得对，朕现在听从你。”于是停止颁降减轻刑罚的诏令。董文炳 请求赦免天下 中统元年，皇帝命董文炳宣慰燕南各道。他回来后奏道：“百姓长期放纵，一旦突然用法律束缚，心怀危疑的人还很多。应当给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赦免天下。”诏制说：“可以。”于是心怀疑惧的人都安定下来。论述征发河南民丁以及将校没有俸禄 皇帝召来公，秘密商议，想要大量征发河南的民丁。公说：“河南紧邻宋境，当地人熟悉江淮的地形和利害。河北以耕种来供应军需，河南以作战来开拓疆土；宋朝平定后，河北人将长期编入兵籍，河南人则削去兵籍恢复为民，这样才便利。况且将校一向没有俸禄，连年用兵，甚至有身为大校却出门没有马可骑的。请允许臣让所属的千户私自役使士兵四人、百户二人，并听任他们出钱雇役，略微取食于这些人的劳力。”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起初颁给将校俸钱，按照品秩分别确定数额。（同上） 劝谏不要在边郡实行和籴 至元七年，改任山东路统军副使，治所设在沂州。沂州与宋人接壤，镇守军队依靠内郡供应粮饷。皇帝下诏，命本部实行和籴。公立即命人收集州县转来的文书，……于是派使者入朝上奏，大意说：“敌人和我们接壤，知道我们的虚实，这是第一件不可行的事；边民供应军需、服劳役十分困苦，又加重了这项差役，这是第二件不可行的事；使我们的百姓困困苦，以至于使后来者畏惧，这是第三件不可行的事。”皇帝大为醒悟，仍旧从内郡实行和籴。（同上） 劝谏不要搜括宋朝各处所藏的货物珍宝 至元十四年四月，公从临安回来，……于是上奏说：“臣在临安时，阿里伯奉诏检查搜括宋朝各处所藏的货物珍宝，追查索取那些被没收、隐藏的财物，细密到了极点，人人都以此为苦。宋人还没有充分感受到我们的恩德，却又因财物之事使他们受苦，恐怕不是安抚怀柔人心的办法。”皇帝当即下诏停止此事。（同上） 董文忠

译论说儒学 至元八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想上奏请求实行贡举。他知道皇帝重视佛教中的教门而轻视禅宗，于是说儒学中也有类似情形：科举好比教门，道学好比禅宗。皇帝大怒，召姚枢、许衡和宰臣在朝廷上辩论。文忠从外面进来，皇帝说：“你每天诵读《四书》，也是道学之人。”文忠回答说：“陛下常说：士人不研究经书、讲习孔孟之道，却去写诗作赋，这同修身有什么关系，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因此天下的士人渐渐知道要从事实学。臣现在所诵读的，都是孔孟的话，哪里知道所谓的道学！而那些庸俗的儒生守着亡国后遗留下来的旧习，想推行他们的主张，所以用这种说法来迷惑圣明的德意，恐怕并不是陛下教人修身治国的本意。”这件事于是作罢。（《元史》卷一百四十八《董文忠传》） 奏报政事应先向太子请示，然后再让皇帝知道 至元十六年十月乙亥日，董文忠从万寿宫祈福的地方回来，上奏说：“陛下起初任命燕王为中书令、枢密使，他才到中书省一次；后来册立储君，又屡次让他明习军国事务达十多年，但他始终恪守谦抑。这并不是他不奉行明诏，也是朝廷处置此事还没有完全合乎道理。事情已经奏请裁决后才去启奏说明，作为人臣只能唯唯诺诺、默然听命，不过是避免不敢以命令来决定制敕可否而已。依臣所知，何不令有关官署先向皇太子启奏，然后再让陛下知道？其中如果有不妥之处，由陛下裁断并颁下制敕，那么道理顺当，名分也不逾越，必定不敢再推辞责成元良之任。”当天，前省、院、台的官员将近一百人一同入见，皇帝当面谕示说：“从今以后，各项政务都听凭皇太子处理，然后再入朝奏闻。”（姚燧撰《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十一） 劝谏不要官卖农具以及迁徙猎户戍守郢地 公曾进言：“田间农具古来没有限量，这是为了勉励农业。如今冶官设置店铺来谋求盈利，甚至锄、镈之类也都卖给耕作者，这不便利。”诏令于是停止了这件事。他又说：“掌管虞政的官员将要把猎户全部迁徙，约有数千人去郢中戍守，猎户们往往抵押妻子、卖掉儿女，哭声震动道路，有的甚至上吊而死。这些人本来就孤单弱小，不适合迁徙，只会造成骚扰而没有益处。”诏令于是停止了迁徙。（《元名臣事略》卷十四《枢密董正献公》，引卢挚所撰墓志） 陈佑 《三本书》【至元五年十月上奏】嘉议大夫、卫辉路总管臣陈佑，谨慎斋戒沐浴，拜了百拜，向皇帝陛下献上这封书信。臣如今越过职权进言，所说的是三件根本大事，都是国家的大计，臣并非不知道这样会获罪于当时的人。只是臣出身微贱，臣的先王【指穆哥大王。】把臣从田野之中选拔出来，进荐给陛下。陛下任用臣承担方面重任，赐给臣佩带虎符的荣耀。臣承蒙居于陛下的官位，享受陛下的俸禄，将近十年了。因此臣早晚感激惭愧，常常想到要陈述治国方略，效死来报答陛下，也借此报答先王。倘若蒙陛下察知臣愚拙而忠诚，认为臣的话万一对时局有所补益，赦免臣不死，使进言的道路得以畅通，那是臣的幸运。若认为臣的话狂妄昏昧，冒犯当时的忌讳，臣罪当死；若能死于国家大计，正是臣的义分。伏望陛下在燕闲之暇，仔细阅览臣所说的话，那么臣微小如纤芥的忠心和重如山岳的罪过，全都无法逃脱圣明的鉴察了。只求陛下仁慈圣明地裁断。臣听说，殷、周、汉、唐拥有天下时，上天生下开创基业的君主，也必定生下守成守文的君主。因为开创基业的君主，是上天用来平定祸乱的；守成守文的君主，是上天用来达到盛隆太平的。从前我圣朝兴起时，太祖皇帝在朔方崛起，声势如雷震云集，天下纷纷响应，统一四海，君临万国，即使商汤、周武王的盛业也不能超过。上天眷顾圣朝，确实又生下了陛下。陛下神武圣文，能够经天纬地，完全发挥守文之治的美德，同时兼具开创基业的根本，使亿万百姓欢悦安康，万物都得到发展，典章制度和民生万物都灿然可观。直到那些远方异域、上古以来都不能使其臣服的百姓，陛下也全都能够使他们臣服；即使唐高宗使殷朝复兴、成王、康王、宣王使周朝复兴、汉文帝、汉景帝、汉光武帝使汉朝复兴，以及唐太宗、唐宪宗使唐朝复兴，也都没有超过陛下。因此天下豪杰之士都一致归向您的声教。有人说，上天命陛下开启太平之运有四项，百姓希望陛下建立太平根本有三项，臣请逐条陈述。陛下过去初居藩邸时，奉命讨伐罪人，向西攻取大理，势如摧枯拉朽；向南渡过长江，神速得如翻掌。这是上天命陛下宣扬万里威势、平定四方祸乱，将把重大使命降给陛下。即位以后，内部的祸难正很严重：藩王中在北方作乱的，逆贼中在东方连结酿成祸患的，都在这时出现。然而天戈一指，他们全都被平定荡除。这是上天命陛下削弱有罪藩镇的权力，更新唐尧、虞舜无为而治的教化，将要把百姓提升到仁爱长寿的境域。因此臣说，上天命陛下开启太平根本的事情有三项。第一，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建立储君的计划应当尽早。臣听说三代的盛王拥有天下，都把帝位传给儿子，并不是不想效法尧、舜禅让的美德，只是考虑到形势上做不到罢了。为什么呢？时代风俗有厚薄不同，百姓的情势有变迁差异；如果把帝位传给不是合适的人，祸乱的根源一旦开启，后世争夺帝位的祸乱就难以平息。由此可见，圣人以天下为公的忧虑是多么深重。所以孟轲说：“上天把帝位给贤人，就传给贤人；上天把帝位给儿子，就传给儿子。”所谓上天把帝位给儿子，并不是说上天有反复告诫的话，告诉君主传位给儿子的办法，而是说时运推移，无非天理；圣人能够顺应时势消长，行动完全合乎天意，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正因为如此，三代享有的国运长久，甚至有超过六七百年的，是因为他们传给儿子的心是为了天下而公正，并不是偏私于自己。从前臣看见圣朝兴盛，却没有尊立储君，所以在皇位授受之际，天下忧虑危险。过去建立藩屏之国，授予诸侯军队，是为了尊崇王室、保卫社稷，实在是祖宗开创基业的宏大规制。到了中统初年，情况很不相同。有人倚仗国家强大，图谋倾覆王室；有人倚仗兵力强盛，图谋危害社稷。

译在这个时候，幸赖陛下从圣明的内心果断决定，谋划没有遗漏，所以总揽权力纲纪，藩镇之祸便消除了；深深巩固国家根本，朝廷的谋划便确定了。这是陛下守成守文的良好常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天下是太祖的天下，律令是太祖的法令，难道陛下想要改变旧章，制定新制度，只是为了满足天下人耳目的观听吗？实在是因为时势迁移、事情变化，按道理和形势本来就应当如此，不得不这样做，所期望的只是宗庙社稷安定罢了。由此看来，建立国家根本的议论已经十分明白，不能再拖延。古语说：“即使有智慧，也不如乘势；即使有锄头，也不如等待时机。”今年粮食屡次丰收，四海安宁，这就是时机；亿万百姓拥戴您的恩德，诸侯和王公都向往教化，这就是形势，实在是万世难逢的一次机会。上天给予的机会却不接受，就是违背天意；百姓的期望不能满足，就是失去民心。失去民心就值得忧虑，违背天意就令人恐惧，这种关系安危的关键不能不察看。伏愿陛下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体察三代宏大长远的规制，效法《春秋》尊嫡长的道义，在内亲近九族，在外协调万邦，在春宫建立皇储，在圣朝隆盛帝业，使太子入朝监察国事，出外抚治军政，断绝觊觎帝位之心，统一中外的希望，那么民心不会动摇，国家根本自然稳固了。陛下蕴含谦逊谦光的德行，即使不想把天下传给子孙，难道独不思念宗庙神灵、社稷的重大责任，以及百姓生灵涂炭的情形吗？愿陛下反复谋划并实行此事，那将是天下臣民的大幸。第二，中书省是政务的根本，责成办理事务的权力应当专一。臣伏见陛下励精图治，近年以来，设置官职、划分职掌，纲纪和事务的治理，可以说已经完备了。有中书省，有御史台，有枢密院，有制国用司，有左右部。承受诏命、宣布制书、执行文书、铨选官员品流、编定户籍、均平赋役、审理狱讼，这是左右部的职责。疏通漕运，谨慎办理出纳，使府库充实，使仓廪充盈，百姓富足，国家费用充备，这是制国用司的职掌。整顿军政，严明武备，开拓疆场，整肃号令，谨慎做好事变发生前的防备，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使士卒战马精锐强健，敌人畏惧臣服，这是枢密院的职责。至于屏退权贵近臣，斥退奸邪，杜绝臣下擅行威福，强化公室，堵塞私门，纠察弹劾违法违纪，肃清朝廷内外，非御史台不能做到。中书省如同北斗承接上天，调和斟酌元气，使四时运行，分条统举纲纪，彰明纪律，总理百官，处理万机，访求贤能、审慎任官，进谏可行之事、替换不当之事，在内亲近同姓宗室，在外抚绥四夷，用利益安抚他们，用安静镇定他们，培养人才，改变风俗，建立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制定长久世代的大政议论，勤勉奉行国事，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开创新的太平教化，这些事情非中书省不能完成。况且上天把亿万百姓的性命悬系在陛下手中，陛下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上天，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所要采取的办法没有别的，关键只在于慎重选择宰相，委以重任并责成其完成罢了。恭敬地想，陛下是元首的尊位，中书省承担股肱之任，御史台掌管耳目监察之职。现在的适宜做法是，没有中书省，就无法尊崇君上；没有御史台，就无法肃正臣下。臣下不肃正，内部就会怠慢；君上不受尊崇，外部就会受到侮辱。内部怠慢、外部侮辱，是动乱的开始；君上尊崇、臣下肃正，是治理的根基。所以《虞书》记载君臣相得的歌辞，贾谊提出朝廷堂陛的议论，其中的旨意难道不深远吗？如今之所以还没有达到至治，实在是因为法令没有固定体制，人的职责没有固定分际，政令从多个门户发出，彼此不能统一。臣认为，各外路掌管军民钱谷的官员，都应当全部委托中书省统一办理升迁调转；他们的赏罚、黜陟，都听凭中书省决定；他们的善恶、才能与否，都由御史台审察。这样，官职就有名实相符的固定制度，法令就有划一的规范了。大臣还应当重视和谐而不重视苟同：在道义上和谐，公道就彰明，会出现谦让的政治；在利益上苟同，私怨就会萌生，争斗的祸乱就会发生，这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如果确实能够内外合力，将相同心，彼此和谐如同盐梅相调，关系牢固如同金石，各自仰慕蔺相如、寇恂彼此谦让的道义，共同辅佐王室，协助赞成圣明的谋略，陛下以日月般的明察统御他们，以天地般的气量包容他们，掌握施加恩威的权力，执掌文武大权，使法令有固定体制，人的职责有固定分际；上级使用下级，如同身体运转手臂，手臂支使手指；下级侍奉上级，如同脚承载身体，身体尊奉头部。这样各自勤勉履行职务，各自尽心尽力，天下还担心什么不能治理，国势还担心什么不能振兴呢？即使西北各位诸王还没有来朝觐见天颜，东南一隅还没有沾受圣明教化，他们来朝、称藩的议论和奏表，也可以指日等待，不值得成为陛下的忧虑。真正值得忧虑的是，大臣之间还不和谐，重大政务还不能畅通办理，群小散布流言，迷惑圣听，干扰各项政务，损害国家威望，使壮士丧失信心，使正直之臣闭口不言，以至于人情把沉默不言当作贤能，把尽忠守节当作愚蠢，把告发攻击别人当作忠诚，把直言进谏当作忌讳。这些都是奸人和敌国所希望看到的，并不是陛下的福分。臣恐怕这种弊病如果不停止，逐渐习惯而形成风气，将会看到下面的私门纷纷开启，上面的公道孤立无援；即使有夔这样的贤臣为臣，伊尹、周公这样的贤人辅政，也不能治理好国家。陛下已经有将要成就太平的功业，却又有小人酿成祸乱的端绪，这就是臣替陛下痛惜的原因。如今大臣如果确有奸邪不忠、窃取玩弄威权的人，御史自然应当指出，这是他们的职责；百官自然应当议论，这是他们的职分。怎么能让那些无赖小人、连乡党都不齿的人，突然在朝廷上兴起互相攻讦的风气呢？臣知道，国家承平吉祥的话，必定不会从这类人的口中说出。只愿陛下远离他们，那就是天下的大幸。

译第三，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选拔任用人才的方法应当审慎。臣听说，统治天下的君主，劳苦在于寻求贤才，安逸在于得到人才，这种道理由来已久。天地之间有中和至顺之气，生成为聪明卓异、通达不凡的人，等待当代君主任用。因此圣王遇到合适的时代制定制度，不必向异代借用人才，都是在当时选取士人。臣愚昧地认为，如今的天下仍然是古代的天下，如今的君臣仍然是古代的君臣，如今的人才仍然是古代的人才，难道贤能杰出、具有经纶之才的人只生在过去，偏偏不生在今天吗？只是看陛下是否去寻求他们罢了。臣看见，如今关于取用人才的方法，议论此事的人各有不同：有人认为选举最为完美，而轻视科第；有人认为科第最为公正，而轻视选举。这些都是个人的偏见，并不是古今通行的公论。自二帝、三王以后，隋、唐以前后的数千百年间，明君睿主所得到的社稷之臣、成就王业霸业的辅佐之才，也实在很多。他们丰厚的功勋和盛大的功业，清楚显著地留在天下后世的耳目中，其来历也可以考察。有的起于耕种，有的从版筑筑墙的工役中求得，有的从屠宰、垂钓者中寻访，有的因献言而被召入侍，有的由他人推荐进用而登上朝廷。至于贤良方正、直言、孝廉、贡举等名目，士人的遭遇和际会各不相同，无法一一记载，难道都是出自科第吗？自隋、唐以后直到宋、金，数百年间，每个朝代都不缺人才，名臣和伟大器识之士，通常都是通过科第入仕的，难道都是单凭选举产生的吗？等到他们得到君主的知遇，在朝廷上聚精会神地办事，都能够尊崇君主、庇护百姓，讲论治道、辅佐时政，哪里还存在谁优谁劣的区别呢？士人立身处世，也如同鱼生活在水中。如今鲂鱼在河中、鲤鱼在洛水，人们都知道；至于捕取它们的方法，固然有用筌、罾、罟、钓的不同，但目的都是捕得鲂鱼和鲤鱼。臣愚昧地认为，现在选取士人应当设置三科，以网罗天下人才，使天下人才得到公正任用。亡金之士中取得进士第的人，以及历任显官、年高德重而老成的人，分布在台省之中，咨询他们典章旧事，这是第一科；内则由将相、公卿、大夫各自推荐所知的人，外则由府尹、州牧每年按等级贡举；推荐贤良就给予奖赏，推荐不才就予以惩罚，这是第二科；颁降诏书，向天下布告，限定在这一年，开设科举，这是第三科。三科之外，再辅以门荫和功劳业绩来参验，这样可以兼收才德，并进功勋之臣和贤能之士。如此一来人人都会自我勉励，哪里还敢苟且行事？这样差不多可以做到田野间没有被遗漏的人才，众多士人充满朝廷；朝廷之上将相都能得到贤才，朝廷之下郡守县令都能称职，时世和谐而发生巨大变化，政事教化日益更新，陛下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就太平了。天下好比一件重器，器物的安危，取决于安置和使用它的人。陛下如果确实想使天下安稳如泰山，使国家根基坚固如磐石，难道能不把求取人才作为急务吗？《诗经》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说的就是这个吧！不过臣又听说，凡是臣下向君上进献深远谋略，自古以来都是困难的。过去汉代贾谊处在汉文帝治平之时，进言说：‘诸侯势力强大，将会对国家不利，这就好比把火抱来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却睡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烧起来，便因此说是安全，这实在不是使上位者安稳、使国家保全的办法。不如分封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可以说切中了当时的弊病。然而当时朝廷上下都认为贾谊的话不对，所以文帝虽然赞许他，却不能采用。到了汉景帝时，七国联合起兵，汉朝几乎陷入危亡，贾谊的话才在此得到验证。董仲舒处在汉武帝刚开始穷兵黩武、重税苛刑之时，正是一味承袭秦朝灭亡后遗留下来的弊病，只崇尚浮华文饰，却想求得天下大治。董仲舒认为，应该变更政治教化却不变更，虽然有大贤人，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这就像琴瑟音调不和，严重时应当更换琴弦、调正瑟弦却不更换，虽然有高明的乐工，也不能把琴瑟弹奏好。他又说，站在深渊边羡慕鱼，不如退回来编织渔网；面对政事而希望天下大治，不如退回来变更政治教化。这可以说是深刻懂得治国的根本。然而当时满朝官员都认为他的话迂阔，所以武帝虽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却最终没有实行。到了武帝晚年以后，天下空虚耗损，户口减少了一半，武帝于是发表仁慈圣明的言论，下达哀痛自责的诏书，董仲舒的话在这里得到实际验证。假如当初文帝采用贾谊的话，武帝实行董仲舒的策略，那么祸乱的极端一定不会达到这种地步，汉朝作为汉朝，难道还会仅仅如此而已吗？到了唐朝统治天下时，太宗皇帝自身清明，把采纳劝谏作为本心；像魏征这类臣子，认为自己的君主还比不上尧、舜，因此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了的没有不听的，听了的没有不实行的，所以能够亲自达到太平。若比较功劳、衡量德行，他远远超过了前代君主。臣实在才智浅陋，不能同前代贤人相比，好比云霄与大地、泾水与渭水，本来就有差距；但臣有幸遇到圣明之君，确实诚恳真挚，志向在于尽忠进言，这一点与他们是相同的。臣请从人的身体状况来说明：冬天极其寒冷，夏天极其炎热，这是上天时令在上面的变化；人应当修治人事来适应它，所以严寒就穿皮衣，酷暑就穿葛布衣，并不是人性厌恶常态、喜爱变化，而是道理和形势本来如此，不得不这样，目的只是使身体安康罢了。如果有人安于沿袭旧习，昧于变通，那么冬天的皮衣还要加在烈日如流火、能熔化金属的夏天，夏天的葛布衣如果偏偏施用在坚冰裂地的冬天，就会看到严酷的气候使人受害，危险转眼即至，又怎么能够顺应天地正常的规律，享有如高大松柏般的长寿呢！国家大计的安危，道理也是这样。臣愚昧而恳切地认为，‘三本’的策略如果施行于太祖用兵的时代，或许还没有时间顾及；在陛下文明昌盛的时代实行，实在是适宜的。这是天下共同的意见，并非臣一人的私意。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其言，努力实行它，那么就可以堵塞祸乱的根源，可以兴起太平的教化，可以使子孙万世得到保全，可以使百姓永远蒙福。臣卑微地寄居外藩，不明白国家大体，加上性情见识愚鲁刚直，冒犯天威，内心极度战栗惶恐，惭惧失措。（《元文类》卷十四） 高鸣 论设立三省不便

译【至元】七年，朝廷讨论设立三省。高鸣上密封奏事说：‘臣听说三省制度设置于近古，其制度是政令由中书省发出，移送门下省；如果议论不合，门下省便驳正，或者将诏书封还；如果议论相合，就移还中书省。中书省再移送尚书省，尚书省于是下达六部和各郡国。如今天下比古代更大，事务也更加繁多，只设一个省，尚且有人说会发生壅塞，何况三个省呢！况且设置许多官员，是为了避免政事失误；只要使贤能俊杰集中在同一朝堂，共同署名、参与裁决，自然可以避免政事失误，哪里一定要分设不同官员、各处办公，然后才能没有政事失误呢？所以说：治理政事贵在得到合适的人，不贵在官员众多。不如设一个省便利。’世祖认为很正确，设立三省的讨论于是停止。（《元史》卷一百六十《高鸣传》） 死囚必须等待审议上报批复 四川、陕西盗贼兴起，行省大臣为此忧虑，请求特许将其中罪大恶极者立即处死，以此平息盗乱，朝廷的议论将要同意。高鸣进谏说：‘制度规定天下上报死囚，必须等待审议后上报批复，是为了慎重使用刑罚、珍惜百姓生命。如今如果听从这个请求，就是为天下打开擅自杀人的道路，对仁政的危害太大。’世祖说‘好’，命令立即停止此事。（同上） 王恂 论太子应当致力的事务 王恂上笺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所托付的责任重大，应当让有声望、有德行的人陪伴太子居处；还应让太子兼领中书、枢密的政务，圣上颁下的诏令条文应当阅览，各项政务的根本也应当屡加省察。官吏因罪被罢免的，不要让他们侥幸重新进用。军官害人尤其严重，在改任使用的时候，尤其不能任用不合适的人。百姓最为愚朴，却又最有灵性；在变乱之后，只要我不怀疑他们，他们就会由心怀反侧转变为忠厚，国家的势力也会更加稳固。’【真金于中统三年封为燕王，任王恂为太子赞善，这篇奏章应当是此后所上。】（《元名臣事略》卷九《太史王文肃公》引墓志） 郭守敬 论水利 中统三年，张忠宣公推荐郭守敬熟悉水利，而且巧思超群，他受到召见，在上都便殿当面陈述水利六件事：‘第一，中都旧有漕河，向东通到通州，暂且引玉泉水入河行船，每年可以节省租车费用六万缗。通州以南，在蔺榆河口直接开渠引水，从蒙村跳梁务到【（□州）】【杨村】再回入旧河，以避开浮桥、盘浅、风浪以及迂回转运的祸患。第二，把顺德的达活泉开渠引入城中，分成三条渠道，引出城东，用来灌溉当地田地。第三，顺德沣河向东到古任城，失去了旧河道，淹没民田一千三百多顷。把这条水道疏通修成河，这些田就可以耕种。河道从小王村经过滹沱河，汇入御河，能够通行船只。第四，在磁州东北滏水、漳水合流的地方开渠引水，经滏阳、邯郸、洺州、永年向下流经泽地，汇入沣河，沿途可以灌溉田地三千多顷。第五，怀州、孟州的沁河虽然已经用于灌溉，但还有溢出堰坝的余水，向东同丹河余水汇合，开渠引水向东流，到武陟县北面汇入御河，沿途还可以灌溉田地二千多顷。’ 【第六，黄河从孟州以西开渠引水，分出一条较小的渠道，经过新、旧孟州之间，沿着黄河古岸向下，到温县南面重新流入黄河，沿途还可以灌溉田地二千多顷。】【据《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补。】每奏明一件事，皇上总是说：‘当今能担当事务的就是这个人，他确实不是白吃俸禄的。’随即授任郭守敬为提举诸路河渠。（齐履谦撰《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十） 论京畿水利 【至元】二年，授任都水少监。郭守敬说：‘先前自中兴城返回时，特意命令船只顺流而下，四个昼夜到达东胜，可以通行漕运；又看到查泊、乌梁海一带古渠很多，可以加以修理。’他又说：‘金朝时，从燕京以西的麻峪村分引卢沟河的一支向东流，穿过西山流出，这叫作金口。这股水从金口以东、燕京以北，可以灌溉若干顷田地，利益不可胜数。自从战乱兴起以来，掌管守护的人害怕有所损失，于是用大石把它堵塞了。如今如果按察巡视旧址，使水能够畅通，上面可以取得西山水利的好处，下面可以扩大京畿的漕运。’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郭守敬又说：‘应当在金口以西预先开设泄水口，向西南回入黄河，并使河道深而宽，以防涨水突然冲入的祸患。’（同上） 论开凿大都运粮河【《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一》记载：‘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奉诏兴办水利，于是建议：疏通开凿通州至大都的河道，改引浑水灌溉田地；沿旧▯河的遗迹疏导清水，上游从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水，向西转而向南，经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等水道，到西水门进入都城，向南汇入积水潭，再向东南流出文明门，向东到通州高丽庄汇入白河。全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堵塞清水入口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设置坝▯十处，共二十座，用来节制水流、通行漕运，确实便利有益。’世祖同意了。工程开始于至元二十九年春，至三十年秋完成，赐名为‘通惠’。这与《行状》的记载在详略和内容上互有不同。】【至元】二十八年，有人进言漕运事务便利的办法。……郭守敬因到上都，另外陈述水利十一件事。第一，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的旧水源，另行引北山白浮泉水，向西转而向南，经过瓮山泊，从西水门入城，环绕汇入积水潭，再向东转而向南，流出南水门，汇入旧运粮河。每十里设置一座闸，到通州共设置七座闸；距闸约一里，上游又设置斗门，彼此提起和关闭，以便船只通过、蓄止水流。皇上看了奏章后高兴地说：‘应当赶快实行。’于是重新设置都水监，让郭守敬主管此事。工程开始于至元二十九年春，至三十年秋完成，赐名为‘通惠’。（同上）

译论历法的根本在于测量验证 这一年【至元十三年】，朝廷设立机构改治新历，……于是让郭守敬和太子赞善王恂率领南北日官，分别在下负责测量验证和推算；让忠宣、枢密二位张公【张文谦、张易】在上主管此事并裁定上奏；又共同推荐前中书左丞许衡能够推明历法原理，让他参与此事。郭守敬首先说：‘历法的根本在于测量验证，而测量验证所用的器具，没有比仪表更重要的。如今司天台的浑仪，是宋朝皇祐年间在汴京制造的，与这里的天度不相符合；测量南北两极，大约相差四度；表石年代久远，也已经倾斜。’郭守敬于是全面考察它的弊病并迁移安置。……【至元】十六年，改机构为太史院，以王恂为太史令，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赐给印章，建立官府。这一年，上奏呈进仪表式样，郭守敬于是面对皇帝指陈其中的道理，……因而上奏说：‘唐代一行在开元年间命令南宫说测量天下日影，书中记载的共有十三处。如今疆域比唐代更大，如果不在远方进行测量验证，那么日月交食的分数和时刻会不同，昼夜长短会不同，日月星辰距离天空的高下也会不同。’ 现在立即进行测量验证，人员太少，可以先在南北两地设置表，进行正南正北的日影测量。皇上认为他的奏议可行。（同上） 杨恭懿 论选取士人 侍讲徒单公履请求设置选取士人的科目，皇帝诏令少师文献公【姚枢】、司徒窦文正公【窦默】和杨恭懿共同讨论。杨恭懿上奏【据碑文，当在至元十二年春夏之间】说：‘夏、商、周三代凭借德行和六艺推举贤能；汉代举荐孝廉、贤良，同时考察经术；魏晋崇尚文辞，却还没有遗弃经术。隋炀帝开始专门考赋诗，唐朝沿袭这种做法，并让士人自行投递文书，贡举制度于是衰废。即使有明经科，也只是考查记诵。宋神宗才开始考试经义，也成为定制。哲宗又恢复赋诗，辽、金沿袭旧习。要挽救这些弊病，只有遵照明诏中曾说的话：‘士人如果不研治孔孟经学之道，每天只作赋诗空文。’这句话足以成为万世国家治安的根本。如今想选取士人，应当由有关官司推举有品行、通晓经史的人，不许士人投递文书自行荐举；考试五经、四书的大小经义、史论和时务策。既然从事实际的学问，士人的风气就会恢复淳厚，民间习俗趋于厚重，国家也就能得到懂得治理的人才。’奏章送入后，皇上认为很好。（姚燧撰《领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十） 上奏改定历法的疏文 【至元】十七年，《授时历》完成，郭守敬上奏说：‘黄帝迎接日光、推算历数，颛顼记载时令、观察天象，尧恭敬地遵循天道，舜使用璇玑玉衡，周代太史确定岁首和年数以安排政事，这些都是日官世代守护自己的职事，随时占候考察，使历法同天象相合。暴秦焚烧书籍，废弃古代制度，错误地把闰月置于岁末。两汉沿袭这种做法。制定历法的根本，必先建立历元；历元建立后，才能确定日法；日法确定后，才能测量周天，以确定冬至和夏至。贾逵讥讽固守一个历元而不随天时消息变化，杜预认为应当顺应天时以求相合，而不是先求相合来验证天时，这些都是正确的论断。臣如今制定历法，废除旧历的历元和日法，把旧仪器中的六合、三辰、四游分别析出而加以区别，省去天经和黄道，只使用四游；把天常赤道游仪移到南轴之下，以便观测时没有阻碍；把八尺高的表加倍为十六尺，再增加五倍，以影子来校正日晷的进退，使其不差毫厘；每天测量考察，积累月份成为一年，积累年份成为一代，必定使历法越来越精密。不仅可以纠正十几年便修改一次的弊病，而且还可以向上追溯黄帝、虞舜和三代的旧法。’（同上） 【至元十六年】九月入朝觐见，皇帝诏令太史院改定历法。十七年二月，副枢密使领太史易、教领太史衡以及郭守敬等上奏改历说：‘臣等遍考汉代以来四十多家历书，精心思考推算，昼夜测量验证。旧仪器难以使用，而新的仪器尚未完备，所以太阳运行的盈缩、月亮运行的迟疾、五星运行一周天的情况，详细情形都还没有精细考察，四方各地也没有测量验证以资参考。臣等共同商议，暂且用新制仪器和表与旧仪器所测结果相比较，得到今年冬至的日影长度和太阳所在位置，以及它同列舍分度的差别；大体考察北极高度，昼夜刻数长短，参照古代制度，创立新法，推算编成《辛巳历》。虽然有些地方还不精密，但同此前改历者附会历元、重新制定日法、完全沿袭旧习相比，也没有什么惭愧。然而一定要每年测量验证并修改，积累二三十年，才差不多能穷尽其中的方法。这样可以使他们像三代日官一样世代守职，长期测验，不再发生每年改历之事。’ 又有《合朔议》说：‘太阳运行一周历经四时，称为一年；月亮运行超过一周，又重新同太阳相会，称为一月。所谓一月的开始，就是日月相合，所以称为合朔。自从秦朝废弃历法纪年，汉代太初年间只采用平朔法，大小月交替，有时连续出现两个大月，所以日食多在月末或初二发生，测量验证的时刻也很少准确。宋代何承天测量验证四十多年，进呈《元嘉历》，开始根据月亮运行的迟疾确定小余，以校正朔望，使日食一定发生在朔日，这叫定朔法；其中有三次大月、两次小月，当时因不同于旧法而被废止。梁代虞氏制定《大同历》，隋代刘焯制定《皇极历》，都采用定朔法，却受到时论阻碍。唐代傅仁均制定《戊寅历》，定朔法才得以实行。贞观十九年，四月连续成为大月，人人都感到奇异，最终又改用平朔法。李淳风制定《麟德历》，虽不采用平朔法，但遇到四个大月时，害怕舆论，便在其中插入一个平朔月；又迎合当时人的意见，采用进朔法，使元旦不发生日食。到一行制定《大衍历》，说：‘天象确实精密，出现四个大月、【二个】【三个】小月又有什么妨害呢？’ 这确实是正确的论断，但也仍然沿袭旧常而不加改变。臣等重新制定新历，完全依照前代贤人的定论，推算时都改为以实际天象为准。如今十九年的历法，自八月以后，连续四个月为大月，实际上正是日月合朔的数目。（《元名臣事略》卷十三《太史杨文康公》引墓志） 马亨 上奏便宜六事

译马亨又上奏便民利国的六件事：第一，东宫的保傅应当任用正直的人，以巩固国家根本；第二，中书省的重要政务应当选择任用儒臣，以树立朝廷纲纪；第三，任用宰相只求贤能，官员不必齐备，如今宰相多达十七人，应当加以裁减淘汰；第四，左右郎署辅佐赞襄重大政务，如今却任用豪门贵族子弟，他们哪里能够辅佐政事？第五，六曹的职掌是分别处理各种政务，如今只设置左右二部，事情凭什么办理？第六，自建元以来，便利百姓的条文措施已经很多，有关官司往往把它们看作具文，应当命令宪司纠察举发，务必切实实行。疏章传到皇帝那里，皇帝立即召见马亨，下旨说：‘你近来在哪里，为什么不早说？’马亨回答说：‘我刚从陕西来朝觐见。’【据本传，马亨于中统四年迁任陕西廉访都转运使；又据《元史》卷六《世祖本纪》，至元二年二月任马亨为户部尚书，此章应当是至元元年所上。】皇帝告诉他说：‘你长久以来显著地忠诚勤勉，从今以后不再让你到远方任职了。’（《元史》卷一百六十三《马亨传》） 论交钞和备荒之事 至元三年，马亨升任嘉议大夫、左三部尚书，不久改任户部尚书，掌管钱粮出纳，条理清楚而不紊乱。当时有一个胡商倚仗制国用使阿合马，想买卖交钞本，私自获取平准之利，并以增加每年课税为借口。皇帝拿这件事询问马亨，马亨回答说：‘交钞之所以能够调节各种货物，是因为法律使它如此。法律是君主掌握的权柄，如今却让一个商人擅自操纵它，废弃法律而服从私利，将凭什么号令天下？’事情于是搁置。马亨又建议设立常平仓、义仓，说这是防备灾荒的措施，应当立即实行。然而当时以财用不足为由，只设置了义仓。（同上） 魏初 论君主应当掌握威权、防范奸伪 【至元】六年正月六日，臣等初次当面奉承圣旨：‘像魏征这样的人，找得到吗？没有像魏征这样的人，就找像魏学士这样的人。’臣愚昧地私下认为，天下从来不缺少人才，只看君主怎样任用他们罢了。像魏征这样的人，陛下如果一定想得到，也不是难事。况且魏征之所以成为魏征，是因为唐太宗能够听取和接受他的意见。假如太宗不听，魏征即使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刚正直言而不屈服，又能施展什么呢？如今陛下将要同尧、舜比肩争高，太宗所做的事，臣知道陛下完全能够做到。如果确实能够收敛至尊至大的威势，运用至聪至明的判断，委曲自己的情意，勉力依照礼义行事，使臣下都能尽情进言而无所忌讳，魏征自然会来到，还何必到处寻找呢！一、生杀、给予和剥夺的权力，是君主所掌管的，不能让它稍有转移到臣下手中；一旦转移给臣下，欺骗玩弄和祸患就会立即到来。这不是臣个人的私言。《尚书》说：‘只有君主能够施福，只有君主能够施威。’《春秋》称道‘君主能够制定命令，这就是义’，《史记》说‘能够专擅一国政权的才是王’，这些都是自古以来明白的告诫。虽然如此，宰相是代替君主处理政事的人，如果不把政务委托给他并责成他办成，又凭什么治理呢？这也不是臣个人的私言。孔子曾说：‘先责成主管官员办事，小的过错可以宽赦。’这是说，不先责成有关官员，事情就没有统属；不宽赦小过，臣下就没有完整可用的人才。臣希望生杀、给予和剥夺的权力应当掌握在陛下手中，但‘先责成有关官员、宽赦小过’的道理也不能不加以说明。一、人心中的奸诈虚伪，不可不防范。古代治理天下的人设置了严密的防禁，百姓仍然会逾越。在朝廷中失去防范，就会出现百姓只知有臣而不知有君，如鲁国三桓专权；在边境上失去防范，就会出现尾大不掉，如唐代藩镇之乱；在诸侯方面失去防范，就会出现号令不能实行，如秦、楚、吴、越僭越称霸；在百姓方面失去防范，就会出现甩开臂膀大声呼喊、因一点怨隙便杀人的情况，如陈胜、郭解一类人。这些固然不能不防范。然而防范得当，就可以控制祸乱；防范失当，反而足以制造祸乱。至于任用正直之人，任用时要使其才能与职位相当而不过分，这是朝廷的防范。军队不能不精心训练，训练精良以后，必须分散其势力，使权力不能长久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这是边境的防范。封地不能过于广大，百姓不能……，而且如今迁转官员的规定已经实行，这是诸侯的防范。百姓固然不能让他们贫困，也不能让他们过于豪富；贫困就容易成为盗贼，豪富就容易骄横作乱，这是百姓的防范。陛下如果一定想防范奸诈虚伪，应当用这些办法来防范。如果因为害怕蒙蔽而使人们互相告发揭短，臣恐怕奸人会因此肆意诬陷大臣，以此制造事端。如今已经逐渐看出这种苗头：小的方面，是恐吓逼迫他人交出财物；大的方面，是扼住他人的咽喉而夺取其职位；甚至有同僚彼此不能相容，聚集一群不得志、无所作为的人，用利益诱使他们互相揭发，使当权者不敢追问究责，逐渐形成风气，实在不能任其发展。圣上明察万里之外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洞察。臣愚昧而恭敬地接受圣旨，所以不敢不把愚见全部说出，恭请圣上明鉴。（魏初：《奏议》，《青崖集》卷四） 论及早制定法制 【至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监察御史进言：法律，是用来维持天下的工具；宪台，是掌守法律的机构。如今没有确定统一的法律，各个官司都没有可以遵循的依据，虽然中书省、有关府署已经上奏讨论过，却没有立即施行。应当由御史台再次举奏，及早制定一代的法律，使有司有所遵守，百姓有所畏惧和避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同上）

译论选取人才 【至元八年】四月初二日。臣私下认为，想使天下达到大治，必须寻求治理天下的工具。所谓治理天下的工具没有别的，就是人才。选取人才的方法全都记载在典籍中：三代有乡举里选的制度，汉代有孝廉、贤良的科目，隋、唐以来又加上词赋、明经，辽、金沿袭这些制度，也能够得到人才。国家拥有天下六七十年间，还没有来得及顾及选取人才的方法。如今皇帝圣明，各项职务都已兴举，如果选取人才不依照法令，那么奔走求见、请托关说、凭借亲党势力，便会无所不用其私。一个职位空缺，上司所要任用的人、下属亲友旧交所托请的人，肩挨着肩、脚接着脚，使人不知道听从谁。最终人才没有被选取，反而让靠行贿、图利、互相揭发制胜的人得到职位；等到那些污秽负罪的人有了投递名帖求见的地方时，他们已经登上重要职位而肆意奸猾了。想让他们使政事公平、诉讼得到治理，恐怕办不到。应当采用近代的制度，如文武科举、考试吏员、任子等法；至于方技、医术、卜筮等技能，也都通过考试后补授职位。这样人才各得其用，侥幸求进的门路就会堵塞，国家的治安功业就可以期待了。（同上） 中书省重大政务应先禀告燕王而后上奏 【至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臣私下看到，圣主即位以来治理天下，中书省总理朝廷纲纪，尚书省掌管各项事务，枢密院主管军队，御史台纠察弹劾违法非礼之事；把这些统合为一，能够分担陛下忧劳的安排，圣上的考虑本来已经确定了。臣又看到，燕王曾恭敬接受圣旨，兼任中书令和枢密使，名义上虽然如此，实际上却没有听说真正这样执行。当今的办法，应当精心选拔天下贤能而有德业的人辅佐燕王；依照已经颁下的圣旨统领中书省，凡是军马、刑杀、重大除授、大宗钱粮以及应当上奏的事情，都必须先禀告燕王，然后再上奏皇帝。这样，政权就归于统一，圣上的忧虑稍可安定，天下国家的大根本也就确定了。（同上） 请整肃君臣之礼 【至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臣私下认为，君主如同天，臣子如同地；天尊地卑，礼仪不能不严肃。如今宫内有太常，有国史馆，有负责修撰起居注的官员，用来讨论典礼、记录君主的言语行动；朝廷之外，交趾称臣，高丽入贡，日本和江左都仰望朝廷的德化。自从祖宗开国以来，创立法令、建立制度，到陛下时最为完备，所以外域远方都仰望朝廷，认为中原是礼义之国。近日听说御前举行吃肉活动时，输掉的人赤裸身体歌舞，恐怕不是用来端正朝廷、对待臣下、尊崇天子的礼仪。从今以后，御前不可再作这样的游戏举动，务必顾全大体，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同上） 各类投下人户应一并编入州县 【至元八年】五月七日。查照近来的规定，不满一千户的州县应当合并；军户奥鲁【四库本作‘鄂啰’，今改正。以下凡是四库本擅自改动的非汉语名称、词语，原文明显可以看出的，一律径直改正，不另作注释。】、转运司也都分别并入总管府，这是为了裁省冗员、禁止侵扰。臣私下看到，如今除诸王所属的户计之外，属于大官名下数目之内、缴纳差发米粮、种田等项目的户户，如耶律丞相、南合中书、杨中书、贾答剌罕等投下人户很多；各官府头目都有长次，以及首领官、令史、催差人等。各人既然没有俸禄来养廉，就不能没有侵扰百姓的弊病。详细考察，既然是按照规定缴纳丝银的人户，应当没有不依照合并州县、奥鲁、转运司的体例，并入现居州县，和百姓一起统一办理科差。如果有应当返还丝银的地方，就命令他们到官库按数领取，不必再另行设置官员。这样看来，官民双方似乎都能得到便利。原属各官府的头目中，如果有曾经接受宣令、办理事务且任职年久的人员，拟议量才任用。（同上） 论襄阳军事 【至元八年】五月八日。襄阳不过是一座小城，国家以河南一道的力量，又加上内地的供给，从开始用兵到现在将近三年了，却没有成效。如今水势正在上涨，对方一定会大举前来救援。我军虽然已经形成包围，也应当据守险要，磨砺兵器、喂饱战马，等待一战，这正是各位将领运用奇谋、随机应变的时候。朝廷应当派遣使者把这些情况告诫、晓谕将士，并且检查兵甲、军队编制、粮饷中不利、不足的地方，督促责令有关官吏，务必使其精良完备，以求取得战功。如果不及早做好防备，使敌军内外相互呼应，冲破包围逃走，那么即使得到一座空城，又有什么用呢？不但不能补偿所受损失，也会辜负朝廷对将士竭尽军力、建立功业的期望。恭请陛下详细斟酌施行。（同上） 论盐货的桩配 【至元八年】五月十六日。近来听说朝廷因为山东遭受蝗灾和旱灾，许多地方缺粮，已经派官员发放粮食赈济，并且暂缓征收拖欠的税粮，百姓确实已经感到幸运了。现在盐货仍实行桩配制度，这种办法施行在丰收年景尚且有难以承受之处，在蝗灾旱灾之后、百姓缺粮之时，难道还不应当加以变更吗？如今查知，盐货原先只在靠海的地方实行桩配；现在滕州、峄州、淄州等地，距离海边七八百里，也都实行桩配。每户每月桩配三斤，按毫厘品答供应给近上的户计；每年每户桩配的盐不少于三百斤，每斤盐价四分钞，丝绢麻布一概不收。大绢一匹长二丈八尺、重十三两，在街市上折算成钞七钱；布一匹长十八尺，折算成钞五钱，然后还要到盐局缴纳。又设置主首、信牌，定立期限约束，催促百姓到州县官局领取购买；远的地方距离城三百多里，正值农忙时节，往返不少于十天，而且每年四季都如此。到了城里没有钱，很多人只好向铺户人家借贷，以应付官府催逼。领取盐货出局后，在城内每斤按市价折算二三两转卖；每斤盐价三分钞，卖完后把钞还给原先借钱的铺户。臣等详细考察，如今既已发粮赈济，又暂缓征收拖欠税粮，那么朝廷优待抚恤百姓的心意可以说深切而明显了。如果把上面所说的盐货事情再从长计议、妥善施行，这也是赈济百姓的一件大事。古人所说的‘施惠而不耗费’，顺着百姓有利的事情来使他们获利，大概就接近这个意思。（同上）

译论上都和籴米粮 【至元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如今查知，外路客商在上都和籴所交纳的米粮，都是借取利钱买来各处的白米；至元七年十二月间，运到和籴所，卸在永盈、万盈两仓交纳。那两座仓库见百姓搬运来的米粮很多，便推说原先和籴的粮食数目已经足够，不肯收受。百姓在客居地停留很久，牛只损失死亡，盘缠费用全都用尽，只好把运来的米粮折本低价卖掉。本都官员、豪富和要人家属从中勒价压低收买，再送入仓中交纳，仓官彼此勾结、徇私包庇，反而立即收受。像太原的王乌德美、西京的杜阿萨尔、冯琪、李春等客商交来的米粮，都被刁难不收，现在在两仓露天堆积，约有一万石，以致损耗，实在是使人受苦。详细考察，上都每年所需米粮不少于五十万石，所以提高价格，让百姓和籴，这是为了供应国家用度、便利贫民。如今客商交纳的米粮在两仓受到如此刁难，现有露天堆积至今的米粮。倘若因雨水而变坏，那么百姓借来的钞本将无法加倍偿还，还敢说这是有利的事吗？百姓本来只是想谋求斗升之利，却不远千里来响应和籴；如果这样百般刁难，恐怕四方不再信任，以后就没有人来应籴了，那么国家所需的粮食将要依靠什么呢？如今虽然收纳和籴米的数目已经足够，如果把仓中露天囤积的客商米粮查验数目后再行收受，不仅能救济客商处境危急的困难，也可以作为储备，并且表示没有失信于百姓。又据查，仓官因为客商米粮很多，推说数目已经足够，关闭仓门不收，导致官员、豪富、要人家属压价低买后送入仓中，随即被收受。这种欺骗公家、损害百姓的弊端，没有比它更严重的了，应当严加禁止惩治。今后不论贫富，只要查验确实运到仓中的米粮，都要依照日期先后按次序收受；把当天实际收受的米数，以及应当领取折钞的人的姓名，合并开列成一张清单，到支钞库核验领取。这样不仅不能作弊害民，承办此事的官吏也不至于因此倾家荡产、获罪。（同上）

译论发粮折钞的弊病 【至元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近来因查察上都万盈仓私下倒卖支钞之事，询问监视官、运司知事赵瑄，得知他曾从拔都军人乌尔古处买到三百石粮食的支帖，每石用钞一两二钱，却在官库中每石领取二两五钱钞，已经具文呈报御史台，等待审核施行。臣等如今详细考察：国家储存粮食本来是为了供养军队，但粮食发到军队手中的不足，这是第一种弊病；发给钞票让人交纳粮食，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但粮食不能全部交纳，这是第二种弊病；军队得不到供养，百姓得不到便利，官库的钞票落入富强之人作弊的手中，这是第三种弊病。三种弊病的产生，只是由于买卖筹券。今后军人以及按规定应当领取粮食的人，无论是否听从本人意愿，都应让发帖官司审问；如果军人或应当领粮的人想要领取钞票，先取得本人的文书，分别写明应当领取的粮食数和折合领取的钞数。粮价如果是在和籴数额尚未足够时，依照官府规定的价格；如果是在收籴数额已经足够以后，就按照仓中米粮的市场价格如实折算。发帖官司凭借有关人的文书，按照应发的实际米粮数从仓中发放；折算的钞数则从库中发给并办理完结；仍要在本仓门前明白张榜，告知军人及应当领取粮食的人。还要禁止私下买筹、卖筹，或者拿支帖抵还拖欠、短少的钱债；违反者一律治罪。这样就能使军队得到实际使用的粮食，官府没有亏损，也是革除弊病的一种办法。（同上） 皇后应当举行册立礼 【至元八年】六月五日。臣私下认为，皇后的尊贵同天子一体相连，对上要奉祀天地，对下要承奉宗庙社稷，所以历代天子即位后，立即举行册立皇后、颁行册文和玉玺的礼仪，用来尊崇三纲的开端，端正风俗教化的根本。如今皇后作为天下母仪已经十多年，册文和玉玺的礼仪却还没有施行。恭请让御史台上奏此事，交付太常、翰林考究典故，举行册立礼，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同上） 修撰的起居注应随时送交史院 【至元八年】六月十七日。查照唐代制度，宰相修撰《时政记》，每月送交史馆；又有起居郎，天子到正殿时，起居郎在殿下相对站立，皇帝有命令就登临殿阶俯身听取，退下后记录下来，作为《起居注》；凡是册命、启奏、封授、任命和罢免，都记载并送入史院。过去曾恭敬接受圣旨，修纂祖宗的事迹。恭敬地思量，主上即位以来，建立宗庙，讨论礼乐，确定官制，各项制度都得到整治和兴举。如今两省、御史台、各院以及修撰起居注的官员，凡有军国大政，以及册命、启奏、封授、任命、罢免等事情，都应按照中统建元以来直到现在所实行的事理，每月送交史院，以便修撰实录。这样，主上的丰功盛德就能够光耀万世，也是臣下所应当做的事。（同上） 请任用赵璧主持北京行省事务。【至元八年】七月十三日。听说中书省奏请由国王头辇哥与廉平章【廉希宪】主持北京行省事务。我私下认为，赵右丞【赵璧】往年曾与国王一起主持东京等路的行省事务，能够审慎权衡时势的缓急，而且勤勉谨慎、毫不懈怠，终于取得了安定民众、使其归附的功绩。如今如果让他继续前往任职，那么对当地的民情物态已经十分熟悉了；这样不仅能与国王相处融洽，大概也会使事情容易办理、百姓容易安居。廉平章聪明敏达、很有作为，如果请求他回到中书省任职，那么对内对外都便利。起初我地位卑微、名望不高，职责又在于进言，见到有利于国家的事情，不敢默默不言。（同上） 请任用翰林院管领儒户。【至元八年】八月十一日。我私下认为，国家开创以来，增崇文治、讲求典章礼仪，没有比今天更盛的了。然而大的原则和重要的节制仍有未尽周全之处，大概是因为启发说明、开导扶持还没有做到位。如今孔子的祭祀已经断绝，庙户还要服差役，其余儒户又已经有散落到田帖中的，几年以后，实在担心圣人之道会湮没废弃。追究其根本，是因为没有大人君子把主持和维护圣道当作自己的责任。查得现在的儒户，各自散处于州县，没有统一的管理和纪律，不像释、道两家那样有机构总领。因此，其中的利害安危，没有一个人曾经加以省察。我私下见到，翰林承旨学士和礼霍孙早晚侍从皇帝，而且天性雅正厚重，如果让他管领各路儒户，一定能够有方地教导和保护他们，这也是维护圣道的一项措施。又查得太常寺旧例，掌管典礼的机构起初并没有统属户口；如今太常卿合丹【《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纪》至元十年二月条记有太常卿合丹】所管的礼乐户，已有将近五百户。翰林院在今天是衣冠人物的表率，让它管领各路儒户，也有先例可循。我认为，天下的事情，有些表面上缓慢而实际上紧急，表面上迂远而实际上切要，这件事大概就属于这一类。（同上） 请追赠阵亡将士。【至元八年】十月十一日。我私下认为，古代将士之所以敢于战死、勇于立功，是因为上位者能够用奖赏激励和劝勉他们。否则，将领会偷安，士卒会懈怠，却希望他们在天下建立奇功，是不可能的。听说原河南路统军郑江，于今年四月在襄阳城下战死，至今将近半年，朝廷还没有下达追赠奖恤的命令。如今看来，国家正要统一天下，如果有人为国事而死却不加追奖，那么那些偷安苟且、只求容身的人就会以为自己得计了。查得近来的事例中，以其他功劳追封的往往有之。那些身披铠甲、手执武器，不顾死亡和艰难，为国家效力的人，如果不酌情加以追赠，实在担心在激励将士、克敌制胜的方法上仍有所欠缺。（同上） 令提举交钞官由户部兼领。【至元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查得先前提举各路交钞事务的官员，如王涣等，都是由户部郎中兼任的。制府总管天下钱谷事务，与户部并不相统属，所以另行设置提举官。如今尚书省命令总领六部，像运司、铁冶等机构都已经并入省中，至于外地的提举司官，也应当令户部兼领。这样既统一钱谷事务的管理，又能节省一年费用。至于现任办事官吏，如果没有牵连拖累，请依照惯例升迁转任，似乎是适宜的。（同上） 请任用廉平章总领西省。【至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我私下看到，西南是国家的重要地区，要抚养军民、镇压敌寇，必须得到朝廷中有声望、有德行、有才能并且有作为的大臣，才能胜任。如今赛平章【赛典赤赡思丁】已经停职，主持省政、整饬纲纪的人应当慎重选择。伏见廉平章聪明敏达、有志向有谋略，闲居已经很久，如果符合这项选择，实在对朝廷和军民都有利。（同上） 劝谏不要在中都签发军役。

译【至元九年】二月二日。我私下认为，京都是天下的根本，关键在于使它繁盛，以镇服四方。古代尊崇上都而使万国朝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近年皇帝车驾临幸，修筑城阙，调运粮草，一切应办的和买事务，都由中都百姓承担办理，与其他路相比实在繁重。近来听说将要与外路一样签发军役，这不仅使内外轻重失当，而且向天下显示京都并不宽裕。天子车驾所在之地，怎么至于如此惊扰百姓！（同上） 劝谏不要把大都免除的签军数额摊派到外路。【至元九年】二月十九日。我私下看到，大都路最近承蒙圣恩，免除了这次应当签发的军役数额，大小臣民没有不欣喜的。近来听市场上的人传说，将把大都免除的军额摊派到外路，以补足原来的数额。仔细想来，内外臣民都是朝廷的赤子，天子圣明，认为大都应办的和买事务比各路更加繁重，所以才施加这种非常的恩典；如果又把这些数额摊派到外路，实际上就成了重复加派。若一定要使原额不致减少，自然应当用钱招募，一定能够得到勇健有力的人，足以供国家驱使。如果还不能这样，是否可以把河南的干讨虏等军签入正军？这不仅足以补充军额，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声罪致讨；与干讨虏相比，二者性质实在不同。（同上） 请修缮邹邑孟庙。【至元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查得恭敬接受登上皇位诏书，其中一款大意说：“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以及历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载入祀典的，各地官司都要按时举行祭祀。”敬请遵行。我私下认为，孟子是亚圣，他在邹邑的庙宇，历代都尊崇奉祀，从来没有废缺。如今国家增崇文治，远远超过前代；近来听说邹庙已经毁坏倾塌，祭祀礼仪也断绝了。现在考察下来，应该由官府出资修补，这样或许可以仰副圣朝崇尚文德的意旨。（同上） 论大都捕盗事务。【至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查察得知，大都自今年正月至今，已经多次遭到强盗劫掠，却一直没有捕获。考察起来，都城位于天子车驾所在之地，四方汇聚，人口和事物都十分繁多。如今强盗竟如此猖獗，如果不慎重选任捕盗官吏，并督促责成府尹等官，实在担心积弊一久，人人都无所畏惧，那就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了。至于减少浮费、减轻赋税、革除杂乱冗繁的扰民事务，使百姓重视农业、抑制商业末业，仓廪充足而懂得礼节，这又是从根本上制止盗贼的方法。（同上） 议论堵塞金口以解除大都水患。【至元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大都下了大雨，积水泛滥，居民房屋倒塌，人口被淹死或压死，财物、粮食损失极其严重。通元门外的金口，黄水高得像房屋一样；新建的桥廊以及各门原有的五六座桥，一时之间全都毁坏，像拉断朽木、冲走枯木一样，长楣巨栋不知被冲到哪里去了。乡里的老人没有不惊异的，都说自从居住在燕地以来，从未见过这样的洪水。伏想两都的宗庙、宫室、省、台、府库，以及一切军国所需的物资都集中在这里，如今大雨才下了两天，就已经漂没到这种程度；如果连续下雨超过三天，实在担心灾害未必仅止于此。考察起来，两都承受金口下游的水势，形势如同从高处倾水而下。水势凶猛，平时尚且不能遏止，如今西北方向已经冲刷到城边。如果积雨汇合，漂没之势偶然大过这次，那么所谓节省木石漕运费用、收取渠道灌溉之利，恐怕不容易抵偿损失。又查得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尚书省奏请开通泸沟，以疏通京师漕运，金世宗批准了。到大定二十七年，尚书省奏道：“孟家山金口闸下的地势，比都城高一百四十多尺，一向只让射粮军守卫；这些人不足以倚靠，若遇暴涨之时，或者有作乱的人，所涉及的利害非同小可，应当下令堵塞。” 原来由它灌溉的稻田，都改作陆地，种植禾苗和麦子，也并不是荒地。否则，就请求另行设置重闸，并在岸上设置埽官的官署和埽兵的住所，这样或许能够尽心巡护，不致疏忽失误。”金世宗认为这番话正确，派官员前去察看，于是最终把它堵塞了。大凡兴建功业、办理事务，都必须权衡利害轻重后再决定取舍；利大于害，尚且应当实行；如果害处大于利，怎么能拘泥固执、抱残守缺而不加以改变呢？担心奸恶之事暗中发生，前代本来已经考虑到了。况且从今天房屋倒塌、人口淹压、财物粮食漂没等情势来看，不如堵塞金口更为便利。（同上） 规定按察官、监察御史任职满一年后各举一人代替自己。【至元九年】七月十七日。查得唐代制度规定，常参官和刺史任职期满三日后，要举荐一人代替自己；这种巡行纠察弹劾的职务，难道能与按常规升转的官职相同吗？郡县官的职责在于安抚养育百姓，以此作为功绩，所以必须经过日月积累、考核期满，才能按次序升转。只有按察官和监察御史不应如此，因为人情相处久了就会熟悉，熟悉了就会怠慢，怠慢了事情就办不成。如今按察官已有任期超过规定而离任的地方，却没有人转任接替；监察御史又必须等到按例期满、接任官员到来后才能离职，这些都不是妥善的办法。是否可以命令按察官和监察御史任职满一年后，不论内任外任，各自举荐一名资历声望相称的人来代替自己？这样不仅可以振作新的风气、激励懒惰革除弊病，也可以广泛收罗人才，以备任用。（同上）

译论六部令史。【至元九年】七月十三日。我私下看到，天下事务都集中在中书省，中书省的事务又责成六部办理；六部事务的呈报、复核、收纳和发出，都掌握在各科分的令史手中。由此说来，部令史名义上虽然地位卑微，但掌管的事务最为重要，关系也最为重大。用对了人，各项事务就会流通，没有阻塞；用错了人，事务就会杂乱废弛，欺诈虚伪层出不穷。比如近来有人插补检目、冒用中书省和户部印信，以及撕毁关文、检查文书等事，按照这种心术发展下去，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希望政务公平、诉讼公正，恐怕很难做到。如今各部正式补用的吏员，如果没有过犯，能够以廉洁勤勉自我约束，又有才干和办事能力的，不必追究他们过去的事情。如果各科事务确实繁重、令史缺额较多，也应当酌量收补。如果仍不知道警戒畏惧，胆敢进行欺骗诳诈，就应当根据事情予以黜退惩罚，这样才能区别有能与无能。他们在资历考核期未满时，就掌握着权柄；期满以后又要到州县任职。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怎么能够担当？应当制定固定的选补格法，像岁贡制度那样，始终坚持，不轻易从其他途径补入；这样人们就不会心存觊觎，也会知道应当受到什么劝勉和警戒，奔走竞争求取职位的门路就会被堵塞。六部是各路的表率，如果不先整顿肃清，四方又拿什么来取法效仿？当前最为紧急的事情，这也算其中的一项。（同上） 军户的差发不应摊派给其余民户。【至元九年】七月十五日。我私下看到，上一年的包银、丝料、税粮等差发，各路都分别核验贫富等级，平均摊派。如今查察得知，各路新签的军户，多数是各地上等户计，只按额数扣除包俸钞五两，剩余应缴数目却摊派给较下等户计，此外还有各种横杂科差，名义上说是和买，但有关官司又不立即给价。为此略加询问，安平县尹孔奎说：本县新签军户七十七户，其中除一户应当缴纳丝料外，应缴包银的七十六户全是上等户计；原来应缴包银二十四锭七两四钱七分，每户按额扣除五两，共扣除七锭三十两，剩下包银一十六锭二十七两四钱七分；又因老幼户增加包银六锭三十三两二钱五分；又省下人夫盘缠等钞一十锭八两；又替真定府使司发放碧香三千七百斤，立即强行索要钞一十四锭四十两。以上四项共计八十八锭八两七钱三分。又和买制造铠甲所需的皮革、船只、马匹等一切物品，自至元八年三月开始，到现在已经十五次；除缴纳实物外，折纳钞六十五锭三十二两七钱四分四厘，已经发给钞二十一锭一十七两七钱三分，尚未发给钞四十四锭一十五两一分四厘。现在考察起来，安平县不过是一个下县，从至元八年三月至至元九年五月，十五个月内，除去原定的包钞外，摊派给新签军户的差发以及其他科差，共计银四十八锭八两七钱二分；和买物品除实物外，折纳钞六十五锭三十三两七钱四分四厘。由一个县推算一整路，由一整路推算天下，这种摊派差额和和买不立即给价的情况，哪里只是这些数目而已！如今计算国家宫室、廪禄的费用，宗藩每年固定的赏赐，再加上向南谋取江汉、向西镇抚川蜀、向东安抚高丽并进而到日本，每年支出不下数万之多。追究这些财物从哪里来，并不是从天上来，只能出自百姓。如果百姓富足充实，国家有什么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如果一旦耗损百姓的力量，流亡和盗贼就会无处不至。因此，要为国家成就长久治安的事业、建立长久安定的形势，没有比培植百姓更重要的了。如果不在这方面用心，恐怕会渐渐走向衰败。现在姑且把包银、俸钞相互对照，也可以看出其中的大概。原定每十户应缴钞五十两，其中包钞四十两、俸钞一十两，按贫富等级平均摊派。除去从壬寅年至今历次签军已经签定的三户，这些军户多属于上等户计，暂且按每户十两计算，三户应缴包俸三十两；如今官司却只按额扣除一十五两。其余七户是下等户，原定二十两，每户应缴二两八钱半；如今官司按额摊派，应缴三十五两。与上等户和下等户一起按等级平均摊派时相比，已经多加一十五两，每户多加二两一钱半。又有代替弓手以及事故等户承担差发的情况，其丝料、税粮、课程、和买各物、修城人夫，也与前述情形相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十两〕 是否可以规定：军户除按额扣除五两外，其余数额在正额之内从长计议，酌情增加减免？这样或许可以避免百姓耗损，使国家日益富足，足以成就我们圣天子的太平功业，让百姓享有生存的乐趣，岂不是美事！至于和买，国家调度不一，不能完全没有，但有关官司应当按实际情况给价，不扰害百姓；如果把拖延付款、克扣财物当作能耐，恐怕名义上是和买，实际上几乎等同于搜刮。如果不加改变，恐怕长久下去将无法承受这种弊害。（同上） 官员居丧应当告假。【至元九年】九月十日。我私下认为，父母去世服丧三年，自古以来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如今做官食禄的人，是下层百姓的表率；如果不幸遇到父母丧事，却有人只过一个月或十几天，就脱去丧服，回到官府任事，起居、饮食、衣服、言笑都和没有丧事时一样，这对败坏风俗、毁灭天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难道只是因为他们不是合格的人子，竟忍心做出这种违背人情的举动吗？也是因为在教化风俗方面有所未尽而造成的。如今查察得知，大都路霸州益津县尉于今年六月因父亲去世，赶赴安州高城县，回来任职，往返并停留共二十七日。八月间，他接到州里的文帖：按照总管府札付，应当备文申报省部；又奉符文规定，除去往返所需的马程外，准假一十五日。总管府据此下文到本州，要求依照办理。又说：查得没有立即听候上司明确批示，却擅自让本官前去，事情属于不应当这样办理；今后凡应当申报请假的官员，必须等候申复后的明确批示，不得再有这样的违错。如今考察起来，应当请假的官员必须等候申覆后的明确批示，才允许离职，按道理固然如此；但人子听到父母去世的消息，就像天塌地陷、五脏崩裂一样，怎么忍心安居一天？

译如果按照通常规定，必须等候申覆后的明确批示，这在情理上并不妥当。是否可以从今以后，凡遇父母丧事，听到消息就立即前往，不受通常规定拘束；同时允许其告丁忧，等服丧期满后再依例升转。如果某人的才干深厚长远，除了这个人便没有别人能够办理这件事，确实必须任用他，那么之后夺情起复，便属于特殊情况。其余人都应当依礼居丧，这也是使风俗厚重、保存天理的办法。（同上） 议论召募筑城的人夫。【至元九年】十月六日。我私下认为，国家爱护养育百姓，是为了在需要时使用他们；即使使用他们，也应当爱惜他们的力量，在适当的时候役使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使用，民力就不会耗尽；民力不耗尽，国家的使用就没有穷尽。如今国家修筑宫城，正是役使民力的时候；但是如果役使他们而夺去了农时，实在担心民力终有耗尽之日，就无法供国家使用了。当前大都所供应的役夫，从春天一直到秋天，虽然发给盐粮和工价，实际上仍然妨碍、夺取了农事。为此询问户部盐粮科令史燕珍，他呈报说：每名役夫每天发工价钞一钱三分，盐粮折合一分，工项折合钞一钱四分。百姓担心妨碍一年的生计，除得到工价、盐粮之外，还要另贴钞，或一钱，或一钱有余，来雇人代替自己服役。如今考察起来，是否可以把应发的盐粮、工价一并折算成钞，再稍微增加一些数额，令各路召募年轻力壮、不从事田亩生产的男子，使他们长期供役，按月领取工钞；并告诫督役官吏稍微宽缓鞭打责罚。这样一来，百姓踊跃来服役，就不只是古人所称赞的情形了。（同上） 祭祀太庙应当使用三牲。太庙祭祀前省察牲畜时，因为没有看到使用牺牲，询问太常寺杨寺丞，他说：这件事已经曾经上奏过了。如今考察起来，祭祀太庙是国家大事，三牲的礼制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要。如今只使用羊，应该再次上奏，以完备供祀祖宗的礼仪，天下幸甚。（同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九年、十月、八日〕 论和雇大都修建工程所需的人匠。【至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我私下看到，大都修建宫殿所需的各种工匠，每年都逐次从各路召取，有的人甚至逃避隐藏，劳烦有关官司派人追捕，不仅会耽误工程，也担心日久之后民力无法承受这种烦扰的弊端。如今考察起来，是否可以从各处查取各种工匠的现有人数，依照和雇的办法，合理支付工价。利益所在，人们自然会争相前往；古人所说的以使民众喜悦来役使他们，使百姓像子女归父母一样踊跃前来，大概正是这个道理。如果认为国家养育百姓，正是为了有事时使用，所以每件事都必须和雇，恐怕府库积蓄不足以供应无穷无尽的需要。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如今国家可以用谷物换成金钱，用桑蚕换成银钱；只要不使民力困乏，什么事情不能办成，什么要求不能满足？如果不按正确的办法筹划，实在担心一旦衰败困敝，就严重违背培植国家根本的本意。（同上） 论禁止使用泰和律。至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恭敬接受圣旨，其中一段说：“泰和律令不再使用，不能依照施行。”谨此遵行。听说史开府与各位老臣正在商议制定大元新律，已经历时多年，却还没有奏请施行。如今考察起来，周代承袭殷代，殷代承袭夏代，本来就有一些制度是绝不能改变的。至于礼乐、刑法、政令，在稍有过度或不足之间，也应当因时增减，不可以用一成不变的律令规定。泰和律并不只是金朝的法律，它还旁采五经以及三代、汉、唐历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如果删去金朝所崇尚的风俗及其条文，增加开国以来的圣旨条令和奏准的成例，编成一部书，就是至元新律。而且，法律是用来维持天下秩序的工具，对于御史台来说尤其不能不以立法为根本。【原书次序如此。本条应排列在至元八年奏议的末尾。】（同上） 选任大臣主持御史台。【至元十年】正月二十一日。我私下认为，御史台承担着天子的耳目之责，除本朝官以下的各类官员外，应该精心选拔一名朝廷中有声望、有德行、为皇上所倚信的大臣主持，使他足以坐镇、规范雅俗，大概才能符合天下的共同期望，振作御史台的纲纪。这不是我个人的私下意见，实在是朝廷内外共同的议论。（同上） 议论设置皇太子的官属。【至元十年】三月十五日。皇太子册立礼已经完成，这实在是社稷和百姓的福气，远近臣民无不欣喜；至于镇服藩国之心、维系天下人的拥戴，关键正在今天。从前周成王年幼，出外有周公、召公、太公、史佚为他训诫劝导、匡正辅弼，入内又有太颠、闳夭、南宫适、散宜生等人从旁辅翼、周旋侍奉，所以能够制定礼乐、开创太平，为周家八百年的基业奠定基础。如今皇太子仁慈孝顺，四海人心归向，唯独官属还没有设置齐备。应当广泛考察贤能人才，精心选拔朝廷中年高有声望、德行功业卓著的人担任保傅；再选明晓政事、谨慎严密、有才器和办事能力的人担任左右前后官属。这样，凡是他的施政作为，必然能够超群出众。所谓镇服藩国之心、维系天下人的拥戴，大概就在这里。我职位上负有进言的责任，内心这点诚意，不敢不全部陈说。（同上） 论河南签军不宜实行。【至元十年】八月四日。我私下看到，《兵法》说：“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条件。”又说：“军队能够取胜在于和睦团结，不在于……”如今襄阳、樊城刚刚归附，宋人正惊恐不安，乘此机会寻找空隙、统一天下的谋划，确实正在于此。然而如果安排失当、谋划不周，实在担心不容易取得功效。近来听说河南等路的行旅往来传说，新签军三万人；河南民户数量少，又加上贫困，有的甚至要把三户、五户合并成一军。此前他们已经困苦地供应襄阳，转运飞挽的劳苦延续了好几年；今年又遭水灾，居住在巢穴和野外，衣服粮食都已耗尽，孤弱怯懦，连自救都来不及，又怎么敢指望他们能够派上用场？古代将要开拓疆土，必定先培植边镇，使其强盛，然后才能建立功业。如果藩篱已经摧弱，不仅不能建立功劳，实在担心鼠辈窥伺侵扰，很容易发生惊乱。是否可以移文枢密院，再行详细研究，奏闻后施行。（同上）

译论大都和雇、和买以及盐货等事务。【至元十年】六月二十一日。我私下认为，天下之内全都是朝廷的赤子，本来没有内外之别。古人从近处推及远处，所以有先后缓急的不同。大体说来，京师是根本，四方是枝叶；根本茂盛坚实，枝叶自然繁茂，这是必然的道理。殷、周两代的王畿方圆千里，大诸侯的封地不过方圆百里；秦、汉把天下的豪强迁来充实京师，也是为了强干弱枝、尊崇上都而使万国朝观的意思。如果京师根本不稳固，四方一旦有战乱的警报或饥馑的忧患，又凭什么镇压遏制寇盗劫掠？如今我观察大都的形势，它是四方的根基；对这里的百姓应当更加爱护养育，厚待、保存他们的力量，以巩固根本。近余年间，大都的赋役科差比外方更加繁重；每年除包银、丝料、课程、税粮外，粗略从总管府各科分询问得知，打造石材、运输木料以及一切营造事务，役工不下于一百五六十万；和买秆草、烧草又不下数十百万束，料粟不下数十万石，车辆不下数千余辆；其余杂项细目，无法逐一计算。如今考察起来，所谓买、所谓雇，并不是正常的法令，只有在前代遇到无法预料的需要时才使用。如今却一件一件、逐次地雇买，侵吞牟利的人又借机克扣削减，以致官府和百姓互不信任。凡是应付的价钱，按十分计算，必定扣留一二分，等估价、核定规格以后才分批发放；有的经过调动迁延，几年都不能足额付清价钱。如今营造工程才开始，这类事情不可能立即停止，必须研究好的办法，拟定明确价格，张榜公布；钞一发出，货物就应交入，货物交入，钞就应发出，使侵吞牟利的人不能稍有克扣。如果估算安排不周，遇到确实必须使用而又无法预料的物品，价格应当比市价稍微增加。利益所在，百姓自然会争相前来，哪里还担心有办不成的事！况且百姓之所以不受饥寒，是因为该耕种时耕种、该纺织时纺织。因此农民有剩余的粮食，女子有多余的布匹。如今农事正忙，役夫却如此繁重，怎么能不妨碍、夺取一年的生计？想让民力不困乏，是不可能的。大都是四方人口汇聚之地，闲散百姓很多；如果把将要发给的工价、盐粮以及额外少量增加的钱数张榜公布，招募百姓服役，并且不许克扣，也足以救济贫民。如果招募人数不足，等农闲时再普遍征募，也可以。若农事尚未空闲，除农民家庭外，其他各色人户暂时承担科差，也不妨碍农务，不耽误营造，似乎可以长久实行。此外，本路盐货的价格与外地相比也更加偏重。河间每袋重四百五十斤，价格是钞一十四两一钱一分四厘；山东每袋重四百五十斤，价格是钞一十二两六钱六分二厘。大都每引重四百斤，正价应为钞一十六两三钱，另加利禄钱七钱，每引合计钞一十七两。与山东、河间相比，重量少五十斤，价格却比河间多二两八钱八分六厘。是否可以参照河间、山东，酌情取其中间数拟定价格；官府出售盐引，允许各人贩运，这样就足以稍微宽缓民力，也算是爱护养育百姓的一项措施。古代将要使用民力，必定先有办法养育他们；养育到富足并且懂得义理，然后才使用他们，这样还有什么功劳不能取得、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如今国家正要统一天下，而天子车驾所在的京城已经相当困弊，关系的利害非同小可。皇上仁慈，爱护养育百姓，像近来免除多年拖欠的钱债、免除军人垛兑的差发，都是世所罕见的洪大恩典，能够在今天重新施行，实在是百姓的大幸、社稷的长久福祉。至于大都的和买、和雇、夫役、盐货等事务，只是还没有贯彻培养根本的本意罢了。（同上） 应当趁襄阳投降，乘机向南进军。【至元十年】四月十六日。我私下认为，襄阳是宋人的重要藩镇，如今既然失去它，宋人难道会不惊恐吗？而且吕氏是宋国的大族，与吕氏抗衡的人必定会因此遭到诛杀，这实在是可以乘势利用的机会。为今后的谋划，不如等待吕安抚，以特殊礼遇接待他，加给他尊宠的名号，把他安置在朝廷内部；另行选拔吕氏家族中可以倚重任用的人，与本朝有名的卿大夫共同守卫襄阳；宣布朝廷恩德，秋毫不犯；再分派各位将领水陆并进。这样人心就不会动摇，统一天下可以期待。如果等到宋方的安排已经确定、人心渐渐安定，那么大事就错过了。这个机会紧迫得不能有片刻迟疑，朝廷之上必定已经有成算；我实在是出于一点诚意，职位又负有进言之责，不得不这样陈说。（同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月〕 请停止对日本的征伐。至元二十年五月□日，治书侍御史【此处脱文，魏初当时任治书侍御史，原文应有“魏初言”字样】、行御史台御史大夫相威奏请停止对日本的征伐，奉旨不准。仔细看来，盗贼四起，百姓流离困顿，又加上饥荒，军队接连兴动，实在经不起这样的骚扰。相威所说的，是社稷和百姓的福祉。虽然圣意暂时没有批准，本台自然应当坚持上奏，直到第二次、第三次，务求有利于国家和百姓才停止；这样上天的光明一定会回照。（同上）

译论官吏考核政绩及黜退升迁。八月□日。我私下认为，古代任用人以考核其才能和是否称职为根本，如今却不过是笼统计算任职年月，压低或迁就资历品级罢了，这与古人考核政绩、据此升降的本意几乎毫无关系。直到各官员的贪污罪行暴露，才有停职、解任、降等的办法；但这样一来，他们所管辖的地区，百姓果真安定而没有逃亡迁徙吗？盗贼果真平息而没有耗损扰乱吗？诉讼果真减少而没有冤屈压抑吗？赋税徭役果真公平而没有偏重吗？田野果真得到开辟而没有荒芜吗？这些都不加以考察，只因为收受钱财获罪，便突然升迁或降职，这就是治理一直没有达到完善的原因。今后某官任某职，经历了多少年月，其中五项政绩中的某一项没有办好，就应当判定他属于哪一等考核结果：县由州考核，州由府考核，府由各道按察司考核，御史台年终奏请派监察御史分道考察核实后呈报中书省。各道按察司也应当对所属路分按五项政绩综合考核，依据优劣实行升降。既然要这样考察，选取人才的途径就不能不谨慎。如今司、县的吏员取用没有法度，因而升到州、升到府，直至部、台、院、省，无不从这条途径出来；至于各衙门新近创设的保举人员，也都是靠经营求请而取得职位。这些人积累了一些年月，就让他们面对百姓、治理军队、掌管财赋、担任风宪官，要想从中找出超出同辈、肯为国家效力的人，能有几个？前代有乡举里选的办法，有贤良方正科；还有科举、任子、考试吏员等制度，选人的途径并不相同。如今却只在贴书、写发之间取用，哪里能够网罗天下全部人才？应当由吏部会同各位有名望有德行的大臣研究，制定一代选举的典章制度。这样人才才有希望，浮薄的风气才可以收敛。（同上） 奏陈御史台事务及其处理原则。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本条前面记载了御史台奏请任命魏初等人为南行台官的事情，这里略去】。我听说，要清理水流，不如先疏浚源头；要寻求善于治理的人，首先必须自己治理好自己。宪台承担天子的耳目之责，拾遗补阙，进用贤能、黜退不肖，使百官敬畏肃然、内外安定，这是它的职责。如今却专门致力于揭发隐私、追查赃物，文书簿册堆积，反而超过了有关官司。近来台政正在更新，有些事务应当加以研究，现分条列举如下：一、御史台的台官和监察御史，这不是一般的选任，前代大多出自皇帝亲自裁定。至于其余负责纠察审理的职位，应由中书省选拔后奏请任命；如果有人选不当，御史台弹劾就是了。如今御史台自行另立一套选任办法，其中有的出于公心，有的出于私情，有的合适，有的不合适，不能不引起舆论非议。一、罚库，前代没有这种制度。御史台的职责在于纠察弹劾，如果有应当追缴的赃物和罚款，就交给有关官司办理。现在却令御史台察院自行追查审理，另行设置罚库；即使红历上的按验都清楚明白，终究也不合御史台的体制。一、各道按察司的书吏，不应只从府、州司吏中选取，还应兼用通晓事物、明达事务的儒生。府、州司吏虽然已经熟悉业务，但能够卓然自立的有几个？一旦把他们放在清要之地，掌握官员升降、取舍的权力，引起舆论哄然议论的事情，大多就由此产生。一、各道按察司让奏差负责察访、查究、问事，十分不便利。如果奏差专门负责察访、体察、查究、审问，那么不知道司官掌管什么事务？而且在掌握操纵、升降取舍的权力时，怎么能完全做到公正？今后应当减去一半奏差人员，用来补充书吏；体察、查究、审问的事情，应由司官亲自办理；奏差只承奉、传达使者的奏报即可。（同上） 王恽。论左丞许公退位的奏状【《秋涧集》卷八十三至九十二《乌台笔补》收录了前后上奏的一百五十多篇事务奏状。该书容易见到，文章又太多，这里只选奏状两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章〕 臣听说，贤能之人是教化的根本，云是降雨的凭借；得到了贤能之人却不任用，就如同阴云久积却不下雨一样。伏惟中书省，是礼乐、刑政、纪纲、号令发出的地方，实在是朝廷的大权所在，也是内外臣民寄托希望的地方。丞相属官这一职位，不应任用不合适的人，使其荒废上天赋予的职责。臣伏见左丞许公衡以《大学》陶冶心性，涵养正气达到刚强境界，独立敢于发表危言，清贫自守，挺然具有勤勉正直、不顾自身的操守；拿他与古人相比，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自中书省建立以来，至今已有十二年，前后担任宰相、辅臣而像许衡这样竭尽心力的人很多，却没有谁像许公这样切直敢言、不把荣华尊贵放在心上。本官正是遇到了非同寻常的际遇，正当有所作为的时候；十多年间，皇帝对他的恩遇礼待十分隆重，从平民擢升到宰相职位，推想他最初的心愿，也不过是竭尽心力报效国家罢了。然而自从辅佐朝政以来，虽然期间有所建言，但没有听说有按次序施行的。许公认为自己处在责任重大、职权重要的职位上，却没有丝毫补报国家的功劳，早晚思量，深感惭愧；因此忧虑惶恐，疾病日益加重。如今恐怕长久妨碍贤能之人的仕进道路，所以卧病不出，哀切恳求退职，已经再三提出。揣度他的情状，恐怕不只是气血方面的疾病罢了。伏惟陛下以圣明智慧君临天下，明察万事，求得善治之心急切如饥渴；一旦得到这样的臣子，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况且，君主圣明，臣下就会正直；老虎长啸，风势就会凛冽，这是气机相互感召，实在是必然的道理。这样一来，就是国家的福分、天下的幸运。像左丞许公这样的人，伏望陛下时时加以体恤礼遇，置于论思之职，希望他能够充分施展才识，以报答陛下的恩宠。他在谋划王道、裁断国家大政时，一定能够竭尽忠言，提出有益的意见，以慰藉朝廷内外的期望，实在不应听任他离职，从而堵塞忠臣进谏的道路。臣职在掌管言责，冒犯忌讳，惟愿陛下留心省察。郊祀圆丘配享祖宗奏状

译臣谨奏：我想到，我朝历代圣主相承，拥有天下已经六十多年。如今四海统一，自尧、舜以及汉、唐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盛大的局面，这大概是由于陛下天资神圣，孝治日益兴盛，凭借举世罕有的大有作为之才，临御天下而治理有道的缘故。然而，仍有一些重大典礼尚未举行，按照臣子的职责，礼制上理应提出建议。所谓当今的重大典礼，就是郊祀。为什么呢？孝敬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又没有比让父亲配享上天更大的。自尧、舜以来直到金、宋，上下二十多个朝代之间，无不郊祭天地以及五方帝神，使父祖配享，实在是尊崇到了极点。祖宗圣德深厚，历代相继兴盛，郊祀之事一直没有正式举行，是因为礼文不完备，有些时候来不及办理。如今陛下即位二十多年，功业成就，治理安定，明敬天地，尊礼百神，几乎没有一年虚度。若举行一次大礼，把各有次序的神位合并在圆丘举行禘祭，岂不是能够大大通达神明，使丰厚的福佑降临吗？又想到，自古以来偏远地区的小国，尚且都竭力尊崇显扬祖宗，把祖宗作为天地百神的主宰。恭敬地想到，陛下所受的庇荫护佑遍及海内外，天下都置于您的覆护之下；而且上帝已经把重任托付给陛下，这一点也更加明显了。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报答根本、显扬祖宗，以答谢上天的恩德，那么对于世世代代继承相承的大道，终究会成为缺失。况且旧有的典章，自金章宗举行过一次以后，已经湮没散失，残存得像细线一样将断未断。如今恰好还有三两位老儒，连亡宋的典籍也搜集到了，正在考究并加以整理阐明；一旦成功，所得必将万倍于寻常。那时让陛下垂下旒冕、穿戴礼服，面对并敬奉上帝，与三皇五帝建立同样的功业，并向上承接数千年的统绪，向下更新万方的见闻，使王道彰明，废坠的典礼复兴，天地明察，上下和顺；圣明的政事和教化，不待严肃整饬便能形成治理，这正是所谓圣人兴起而万物随之变化，岂不是盛大之举吗！由此看来，自古圣帝明王承继先人事业，所承担的责任没有比这更重的。所以《左传》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惟请陛下裁察。上给世祖皇帝论政事书（据其子王公孺撰写的神道碑《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首，此篇是至元二十九年上奏的。） 臣近来承蒙礼部发来文书，奉中书省札文所载，又因宪台恭敬奉行圣旨，召臣王恽乘驿传赶赴朝廷。臣王恽自从恭敬接受圣明命令以来，早晚都惶恐敬畏，不知如何是好。想来大概是宪台过分举荐，想让我充任顾问，希望我能有所阐发。于是臣自己思量，国家的事务每天有万千机要，不是愚昧浅陋之人所能完全了解的；然而臣自中统年间直到今天，长期叨受仕进之恩，凭着自己微小而有限的见识，也并非没有一点看法，所以冒死把时务中应当优先办理的几件事，谨慎地上奏让陛下知道。臣听说，自古开创基业、垂示统绪的君主，必定制定制度、规划法令，传给子孙，使他们遵循守持，把它作为国家长久存在、不可动摇的根本。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文德神武，以大有作为的资质，承受大一统的时运；以长远的谋略安抚驾驭天下，所统辖的疆域和民数远远超过汉、唐，您所渴望的只是治理之道罢了。然而，三十年来励精图治，因时制宜，良法美意本来已经十分周详。如今若能有所变更振作，讲明制度，统一法令，像悬挂日月星象那样昭然公布，使臣民明白知道法律为什么这样规定，岂不是很便利吗？所以臣认为，建立法律、确定制度，是谈论治理的开端。第一，议定宪章，以统一政治体制。《左传》说：‘法律，是辅助治理的工具，一天缺少它都不可以。’君主在上制定并永远作为成法，官吏在下承受并遵守为固定格式，百姓明白法律，就容易躲避而难以触犯，如同周代的三典、汉代的九章。如今国家拥有天下已经六十多年，大小法律还远未定议；内有宪台作为天子执法的机构，外有廉司作为州郡执法的机构，这是具备掌管司法的官员，却没有可以遵守的法律，犹如有医生却没有药。至于平定刑狱、议定判决，常常临时斟酌处理，难免有衡量拟定的差异，彼此之间轻重不一。臣愚见，应把已经制定的律令颁布为新法；其中如有不能通行、规定不完备的地方，就把历朝圣训以及中统以来的条格通盘议定、参照采用，与百姓一同重新开始。这样，法律就不会有两套，刑罚轻重适当，官吏知道遵守什么，百姓知道躲避什么而难以触犯，天下幸甚。第二，确定制度，以抑制奢侈僭越。制度，是用来明辨尊卑、区别贵贱，效法天道而确立人间纲常的。因此古代对于衣服、饮食、车舆、马匹、房屋住所都有固定的制度；至于庶人、仆从和妾，禁令尤其严格，关键在于统治人民的君主制定节制限度，并以身作则教化臣民。为什么呢？上位者的一举一动，是人民劳苦或安逸的根本；上位者的奢侈或节俭，是人民富裕或贫困的源头，怎能不引以为鉴！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临朝以来，亲自率先俭朴质素，考虑恢复淳厚的风俗，例如轻视纻衣而重视紬缯，去掉金饰而使鞍具和鞋履朴素，至于衣服等物品，以及销、织、镀、砑之类的制作，也一概禁止。由于奉行这些规定逐渐疏远，不能没有松弛懈怠。如今臣民的衣服和饮食超过公侯，妇女的服饰等同贵戚，以至于聘财超过卿相之家，男女不能婚配，正是因为使用没有制度，僭越而浪费，有些人无力供给。于是物价不得不飞涨而昂贵，钱币不得不贬值而轻薄，上下困乏，一天比一天严重。假如大家族中，亲属和奴隶的衣食全都各有等级差别，如果一概按照同样的标准办理，难道不会困乏吗？臣愚见，应当一律裁定，大力加以禁止，使民心安定，不再稍有僭越。使用既有定额，物资自然丰足，这恐怕也是充实楮币、压低物价的一条途径。

译第三，节省俘费，以充实财政。一个时代的财富足以供应一个时代的用度，不必专门增加财富，只要去除损耗财富的因素就可以了。如今国家的财赋与中统初年相比，每年的收入何止增加一倍五倍，可是每年的经费终究不能充足，难道不是因为事务超过财力，花费过度了吗？今天的办法，正应当量入为出，以超过财力的兴作作为戒律。除了供奉宗庙、供应皇帝车舆、供给边防、奖赏战功、救济荒年以外，像冗余士兵、无理请求、俘食、冗费，以及不在常规之内的支出，都应核查，一律削减，以充实财力。财力充足，事务顺利，粮食充足，士气旺盛；用兵进攻就能取胜，作战就能获胜，以柔和手段治理就能使人服从，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君主不一定自己富有，而是让财富藏于民间，所以即使支出很多，财源也不会枯竭。孔子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况且财富不是从天上来的，都是从百姓那里产生的；把水塘的水抽干、把树林烧光，谁能抵御这种做法的后果？只是使民力竭尽、财物耗空，并不是养育百姓、强盛国家的办法。从前金朝亡国前世宗时，有诸王因为供给不足而请求告假，世宗说：‘你们这些人多么愚蠢！竟不知道府库的财物就是百姓的财物。我只是总管并主持它们，哪里敢任意浪费！’ 直到今天，人们还称述这番话，认为这是统治人民的君主最重要的至理名言，难道不值得鉴戒吗？第四，重视名位爵禄，以收揽威权。古人把官职爵位称为上天所授的秩序，君主代替上天授予爵位，鼓舞一代人，使天下人奔走效力于我，靠的就是这个。爵位和俸禄不能轻易授予别人；所谓贤能有才，能够获得它们，正是用来砥砺世人、磨炼庸钝的工具。如果轻易得到，人们就会轻视它；人们轻视它，就不会尊重它；人们不尊重它，就会看到君子远去、小人到来，这是必然的道理。只要君主把磨砺和驾驭的权力掌握在上面，不轻易授予他人，并且授予与其才能相当的职位，又何必担心士气不能振作、力量不能竭尽、事情不能成功呢？如今四海如一家，权宜借用权力的做法日益少见，正是国家收回并掌握威权的时候。像近年委任稍微重要一些职务的人，不考察其平素表现，就授予崇高品秩；用此来激励他们建功立业，固然是驾驭英雄的重大权术，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也难免有窃居高位、内心不安的忧惧。如今内外无事，朝廷应当更加慎重并珍惜这些名爵。从前唐朝有使职官有时兼带宰相之职，但只是在礼仪和名义上行使相应职权，从来没有分省的实际权力。第五，议定廉司制度，以激励各级官员。臣听说，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让人产生懈怠不振的情绪。如果这种情绪发自内心而损害政务，若不是用德行振作他们，就必须衡量时势，体察人情，用法律整齐约束他们，因此大小官员都竭力办事，上位者不劳苦而事业能够成功。如今州郡官员的品秩和流品混杂，既没有选举甄别，只是沿袭通常资历，人员纷纷杂乱地聚集、分散于吏部，按惯例得到一个官职，很少有人不因循苟且，只靠年头积累资历和考核罢了；希望他们承流宣化、趋事赴功，卓然施行革新的政治，也已经很难了。臣曾看到汉、唐驾驭官吏的办法：有才能的增加秩禄、赏赐金帛，公卿职位有空缺就补任他们，以表彰其贤能；不称职的则放归田里，不再任事。唐代又召集七品以上官员到朝廷，亲自询问，查究政绩得失，然后决定升降。不过这两种办法也只是用爵禄来劝勉，爵禄到了极点，心意便满足；心意满足，懈怠之心便产生，也有无可奈何的人。因此，持斧、直指、采访、黜陟等使者每年接连出现在道路上。而本朝的举措远远超过前代，近来设置廉司，开始时声势很盛，内外官员都惶恐地有改过自新的念头，大奸大猾之徒也害怕震慑而不得安宁，庸人懦夫将会奋起而有所建树。实行没有多久，法禁渐渐宽松，使负责监察的人刚劲有力的气势不断自行收敛，使听从者心中滋生的奸弊暗暗增长而重新坚持下去，恐怕只是改变了名目，却不能革除州县的旧习。刑罚崇尚宽大，固然是国家的美政；然而分别善恶，以显示奖赏和惩罚，难道能够只一味追求宽恤吗？从前金朝大定年间，尚书省奏报顺州军判崔伯时收受赃财但没有枉法，按照制度应削除官职、停止任用。世宗说：‘他收受财物而没有达到枉法的程度，是因为熟知法律。但他的奸诈狡猾，已经成为习惯和本性；以后再任用他，难道能自行悔改吗？虽然他所犯的罪只在于应追夺官职，但若没有特别诏旨，不得再录用。’因此后来犯禁的人很少，这就是事先明察的明证。如今风俗浇薄，遇到违法犯罪，只要侥幸免罪便毫无羞耻。臣愚见，法律应当稍微加重，以权宜应对一时；关键在于法律和人事任用并重，精心选择官员，优厚增加吏禄。宪纲一旦确立，公道大为推行，官员有革新振作的气象，吏员没有只为糊口的忧虑，我们的政令既然严肃，他们哪里敢有私心！这就是所谓上行下效、源清流长；将会看到风气和声誉百倍振兴，出现登临而总揽、澄清天下的希望了。第六，议定保举制度，以核实名声与实际。如今亲自治理百姓的官员和参佐官中，没有比县令、经历更重要的了。县令是百姓的师帅，师帅贤能，德泽就能施行；参署官掌管一路的纲纪，纲纪振作，政务就能办成。如今按惯例从普通流品中出任，哪里能取得特殊政绩？臣愚见，如果实行品官保举法，或许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具体办法是，使举主和被保举者的品级、资历相称；果真两方面都合宜，再精心加以磨勘考察，确认没有谬妄和私意，然后才允许递交保举状；根据人才才能大小，授予繁简不同的职务，并限定任期年限（如唐制中掌理事务满二百日的规定），考核其政绩优劣，决定升降黜陟。举主保举得人，就受到知人善任的奖赏；被举者不称职，举主就因保举不当而受罚。这样，举官自然会尽心，被保举者也常常害怕连累举主，如此或许能多立功而少犯过。南选尤其应当施行这个办法。为什么呢？江南直到近来才平定，实在来之不易；凡是归附的地方，军队秋毫无犯，可以说是仁义之师。只是以前省中调任官员，接受贿赂而任意放纵；行省注拟官员，更加滥杂；侵夺盘剥，比兵灾还惨，以至于盗贼暗中发生，常以此作为作乱的名义。幸蒙上天恩德，才有幸没有发生大事。现在应当委派官员分别拣选，实行此法。那些被停职革职、但还不至于罢黜的人，应降职调往边远地区；边远地区现任官中确有声望、政绩显著的，应调入内地，这也是激励劝勉的一种办法。这大概是从汉、唐、五代直到金朝灭亡都遵行的制度，当时都称为能够得到人才。不过，内廷必须设置审官、考功等专职机构，专门掌管这件事。

译第七，设置科举，以收取人才。如今有名的儒者和道德高尚的人既已年老又逐渐凋零，后辈晚进又没有仕进的希望，按惯例大多不学习；州、府、乡、县虽然设有教官，讲授经书、组织课试，却都只是虚名，几乎没有实际效果，以至于非凡的人才中听不到一个士人的名字，州郡的政治也似乎没有值得称道之处，想要得到大儒硕德就更难了。臣愚见，不如开设选举，通过考试选拔，这是收取人才最快的办法。进士选是历代号称选取士人的正科，将相之才都从这里产生，前代已经讲论得很充分，按道理不能废止。如果限定年限举行考试，将会看到士人争相努力学习，人才成批出现，指日可待。议论者一定会说：如今官员人数多而职位空缺少，现行任用已经壅滞；如果再实行科举，就会使壅滞更加严重。臣认为不是这样。科举的设置，本来就是为了核实真正的学问、收罗众多士人，清理仕途、息止杂流，希望得到兼具将相才略的完整人才，为国家议论治道、准备大用，难道不是胜过学校徒然设置、空泛无成吗？第八，考试吏员，以整肃政务。前代选取吏员的办法，条目十分严格：如宰相子弟由宰相辟举，命令选取后充任尚书省杂职；考试结束的举人，试用补任台掾；品官子孙、吏员、班祗、合门等出身的人，考试补任六部令史。所谓‘令’，就是明白法令；所谓‘史’，就是通晓经史。如今府、州、司、县所使用的各类胥吏，大多从帖书中出身，官府没有其他办法选材，势必要依靠他们；他们所学习的既然浅陋，见闻又可能有限，希望他们明了刑政、认识大体、清除弊端、革除旧习，就很困难了。臣愚见，当前不如把符合岁贡资格的吏人按吏员法进行考试，中选者仍允许作为贡员上贡，补充为随朝身役；外州、府、郡正在任用的吏员，则由廉司按照法律加以考验，或许可以逐渐激励他们肯于学习。至于按月领取的俸禄，也应当裁定；能够让他们足以糊口，然后才可以责求他们廉洁。为什么呢？如今廉司专门压制吏权，察究违法违纪之事，稍有贪鄙，不考虑是否足以养廉，便立即按法治罪；这等于放纵他们去偷窃，却责问他们为什么盗窃，难道合乎道理吗？第九，体恤军民，以巩固国家根本。近来下令新省整治事务以来，一切政务都从简从静，可以说是不严厉而得到治理，不严肃整饬而取得成效；朝廷内外安乐和悦，一致有拭目以待太平的希望。这大概是皇帝陛下屏除奸邪，保合大和，善于维护国家根本，并专门任用官员、责成其事的成效。然而仍有应当忧虑的地方。治理国家的道理，政令贵在均一，不能稍有偏重；否则就必须加以调整，使极为公平的原则普遍施行。国家自从攻围襄阳以来，征发军役大概已经四次了，将中等和物力相当的民户全都充作军站户，其中能够留下上等民户的还有几个？剩下的都是贫困艰难的下户，而军队兴动所需的各种物资都要依靠他们供应。江南刚刚平定，又遇到前省强行和顾、和易，紧急征收、横暴搜刮，侵夺盘剥、违法乱法；又把军站闪下的差税，不论多少，只减除四两，其余分摊给现有民户；那些逃亡者应缴的差税，又让其他人每年陪纳。几年之间，编入户籍的百姓已经被损耗得很厉害，小户的困苦更不必说。臣考虑如今正值事务繁重之时，对于代为缴纳的差税，应当下令免除，涵养保存、救济小民，使他们达到小康；这样一旦另有征求，也容易责令办理。至于军站户，富裕的有田地连绵成片，家产累计数万，成年男子按丁编入什伍；贫困的每天只求维持生活，家中没有储粮，连一石粮食也没有，田地少到无处插锥。如今不分贫富难易，一律承担差役。又如至元十一年签发充任军役的人，多是接近下户等级的民户，当时征发遣送已经使他们很受苦了。臣愚见，都应命令重新拣选裁定，希望不要使他们困乏逃亡，以免耽误临时调遣。不均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第十，恢复常平制度，以扩大储积。常平仓自至元八年设置，按各路收贮粮食约八十余万斛。如今仓库虽然还在，粮食却长期空虚运尽，实在违背朝廷救荒恤民的本意。常平法是：年成丰收时提高价格收购粮食，使农民重视种粮、厚植根本；年成荒歉时降低价格出售，因此百姓有所依靠，安定而不至于面有菜色。像前些年规定时价来平抑物价，最终不能实行，实在不如常平仓中有粮。因为粮价涨落的权力掌握在主管官员手中，兼并者也不能专擅谋利。若恢复充实常平仓，遇到灾荒歉收时，拿出两三千石粮食出售，粮价自然平稳，楮币也会重新增值，而且可以避免赈济耗用军国正常储备，实在是古今的良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石〕 第十一，扩大屯田，以减少远方运粮。臣听说，边地储粮和远途运输，自古以来就没有什么好办法。像飞挽负载、卖爵赎罪、引种和籴等办法，都难免产生弊端、造成困苦，很多也不能实行，全都不如留下士兵屯田，这是古今长久有效的策略。臣试以唐朝振武的事情来说，宪宗元和七年，李绛说：‘天德、振武（今丰州等地）两边的良田约有四千八百顷，收获粮食四十万斛，每年可以节省度支钱二十多万缗。’这难道不是明显的验证吗？如今振武、丰州界内河流两岸，除去营帐和百姓耕种占用的土地外，其余荒闲土地还很多。如果大力治理屯田，只要不是遭遇水旱灾害，田地生产稍有成效，国家储粮一定能得到补益。唐代陆贽所说的‘边地土壤肥沃却长期荒芜，收获一定丰厚’，正是这个道理。近几年山后流离迁徙的民户很多，将来会看到他们抛弃土地；不如暂时借给他们土地，命令他们营田屯种，也是一种办法（富弼曾经说过此事）。此外，除核查侵占土地、招募愿意迁居耕种的民户听其自便外，对于边地已经设置营屯的地方，也应派遣刚强果断、确实愿为国尽心办事的能臣，重新仔细勘验；其中一切可以实行而尚未实行、已经实行而不完备的事项，都应尽力办理，以充分发挥土地的力量。还应把迤南一带所有设置屯田、现有闲置民户的数目查明，并迁徙到边地防守，以救济一时。这是急于治理外部边防的意思。

译第十二，停止远方的谋略，以安抚已经拥有的土地。臣常听说，老子以恬淡无为为根本，孔宣父告诫人们要满足于已经得到的。两位圣人垂示教诲，都是把合乎天理、顺其自然作为原则，并不是徒然设置的空话。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圣明神武，统治天下三十多年，彰显了上天盛大的功业，承接了千年的统绪；自三皇五帝以来，从没有这样盛大的成就。对于太祖圣武皇帝创立的事业，可以说已经大功告成。然而，拥有已有的事物就应使它安定，致力于扩大德泽才能使国家强盛。审察如今的形势，就像蓄养牲畜：大户人家按河川计算、按粮食估量，数量已经十分丰足，现在正应当选择合适的人管理牧场，使饲料供应得当罢了。这样，牛羊就会茁壮成长，每天繁殖而不减少。否则，不顾惜现有的，又一味追求得到更多，就会看到新的求取尚未获得，已经拥有的反而瘦弱损耗，难道不可惜吗！伏望陛下停止远方扩张的谋略，安抚现有的疆土，以恬淡作为心志，以满足于已有作为戒，保养圣明的寿命，与天一样无穷无极；这是宗庙神灵、四海臣民的愿望。臣又曾观察天地之气，四时运行，万物生长，都是自然而然的。它们的升降也只在三万里之中，天地的范围不超出三十万里以内；至于更远之处，则混沌旁杂，即使圣人也有置而不论的地方。伏望陛下效法天道、体察大道，调理天地、辅佐万物，功业已经无法完全记述，还有什么可说、可忧虑的呢？第十三，感通和气，以消除水旱灾害。战争是凶器，作战是危险的事情，只有不得已时才使用，而且应当以逞强求胜为戒。我国凭借神武平定天下，凡日月出没、霜露沾落的地方，没有不臣服而奉我为主的。然而土地广大、物产繁多，其中难免有一些祸乱的杂草，所以三十年中用兵十多次。如征讨大理、云南，渡过鄂渚，平定内部叛乱，讨伐盗贼，取得江南，攻破襄、汉，驾临洋海，攻下占城，平定高丽，问罪交州，扫清辽甸，这些都是除暴安民、保全生存，彼处一动、此处响应，不得已而用兵的行动。然而士卒忧愁困苦，死伤暴露在外，边郡困乏，朝廷内外忧劳的气氛不能不损伤阴阳和气，从而招致水旱灾害的报应，所以圣人对此慎重而畏惧。老子因此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军队所驻扎的地方，荆棘就会生长。’所以近年以来，水旱灾害没有定时，霜灾屡屡发生，山崩地震，灾变接连出现；奸臣掌权，盗贼暗中发生，百姓哀号，日益陷入困苦。臣常读中统元年以来国家的诏书和条文，没有一次不把百姓的生计放在心上，抛弃细小的旧怨，讲求信义、修好和睦，把用兵看作重大之事；这是尧、舜爱惜生命的德行，也是禹、汤宽厚而不自满自大的仁德。愿陛下亲自体行玄默之道，保养圣明的寿命，与天一样无穷无极；以初元时的心志作为心志，以恬淡的思虑作为思虑，为百姓向上天祈求、请命，使灾害不发生，祸乱不起，使百姓知道陛下没有喜好战争的心意，使天地鬼神体察陛下实在是出于不得已，或许上天能够回转而垂下哀怜和眷顾，使乖戾之气转为和平，使荒歉转为丰收，聚集四时的五福，广泛赐给百姓，使他们都进入仁德长寿的境域，天下幸甚。第十四，崇尚教化，以厚实风俗。自古以来，风俗美好，是由礼义产生的。如今礼义已经衰落，所以风俗日益趋于浅薄；一项法令出台，奸弊就产生；一道命令下达，各种欺诈就兴起。为什么呢？百姓赖以生存的所得一年比一年没有增加，而我们过度向他们征求的东西却一天比一天增多，所谓救济生计尚且不能使他们富足，哪里有空闲治理礼义呢！有关官员不放下这些事情加以考虑，却总把厚实风俗作为职责，例如孝行者免除差役、节妇加以旌表、议定婚姻、设立学校和教师、表彰善恶、每年按常规给忠臣义士以赏赐之类，不是没有逐家逐户地让人知道，但最终没有一点效果，只是徒有文书和虚名。天下的事情有根本和枝末，知道先后次序，教化才能确立并推行。臣愚见，推行风化，没有比国家更重要的；应先以四教为根本：仁，用来养育人民；义，用来取用有度；礼，用来使上下安定；信，用来推行政令。什么叫仁？就是父亲爱护子女、养育子女，使人民安居乐业，以温饱来养护他们的内心。什么叫义？就是减轻徭役、减免赋税，征收合乎标准，使百姓宽裕，从而舒畅其气。什么叫礼？就是上下有分别，不要任意侵凌侮辱、诛责百姓，使赏罚与功罪相当。什么叫信？就是发布号令、施行政令，一经宣布便不再改变，以诚实明确地表示约束，这就是信。而前任执政者（指桑葛）从来不致力于此，专门放纵威暴，任意施虐，以督责作为命令，只求一时办成，流毒天下，不知道风俗日益衰败、偏邪，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甚至使法令成为祸害的地步。比如拖欠的负担和差役，有的已经免除，有的还没有免除；贫困艰难的军人，有的已经得到间免，有的还没有得到间免；百姓出钱出力供应祗应，却没有得到拨降，反而反复偿还本来不应偿还的数目；百姓办理和买，虽然蒙受官府退还，却从未补足原来的价格；杖刑重责本来不应施加于大夫，但无论尊卑高下，品秩之间没有丝毫区别，全都遭受这种侮辱。像这样，又凭什么要求民心亲近、风俗厚重淳朴呢？只有仁、义、礼、信这四项根本确立，天下人才会肃然产生忠厚和知耻之心；然后再用礼让使他们敦厚，用学校使他们谨慎，用乡饮酒礼让他们观摩，用冠、婚、丧、祭等礼仪教导他们，百姓将亲眼看见而心里明白，安稳地实行并从中有所收获。二三位大臣在上面匡正辅弼，时时跟随而振兴德教，哪里还会有儿子遗弃父亲、臣下把君主置于后面呢？这就是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如果不说这是风气安定、习俗美好，那又将归于什么呢？第十五，减少行院，以统一调遣。臣近来看到，设置四处行院，大概是想蓄养军力、分省权力，并避免横加差役。然而行院不可设置太多；设置太多，一旦遇到调遣，号令彼此不能统一，到了合兵出征时，如果前进中遇到险难，就不肯同心协力、一致行动，以求取得成功。江岭阻隔，动辄相距数百里；盗贼在这里离开、在那里作乱，想要增兵时，对方却说‘我已经向那里投降了’；等到相互通知，盗贼已经杀人抢掠后离去，如同先前锺贼的事情。江西方面，我追击他们使其出境，他们却只是旁视而不理；福建方面，又追击使其出境，他们也坐视不问。直到朝廷专门派遣重臣，汇合三道兵力，由上面统一指挥，才终于剿灭。臣所以说不可多设行院，原因就在这里。如果只在江州设置一院，地理位置居中，号令可以传达四方；再命皇子震在上面统率，使其跨有江淮、从远处控制军势，那么还有什么冲击不能折断，什么命令不能统一呢？实在简便。

译第十六，断绝交趾的进贡，以显示宽宏气度。边远的小国，对外表示臣服，内心其实在观望。我们以诚意相待，他们却总是用诡诈来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依仗地处险僻，不明白天理，怀有苟且偷安、暂求喘息的念头；如果不以文德修治来感化他们，就只能用计谋攻破，难以仅靠兵力摧毁。如今交趾，不过是汉代几个郡的土地罢了；几年来，虽然奉献贡物、派使者前来，却始终没有到宫阙之下叩头，也没有诚心输纳。今年进贡一头犀牛和一头象，明年献上翠羽器物若干，这些全都是我们的物产，他们不过登记为己有，调换文书措辞、拖延年岁罢了，这是最不可信的。过去汉文帝得到千里马，下诏命郡国不要让它进献；而越王尉佗过了不久，就悔恨自新，去掉自己的称号，面向北方称臣，终身归属于汉朝，正是因为汉文帝用德礼怀柔他罢了。臣愚见，他们从今以后进贡交趾的物品，应当辞谢而不接受。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三项好处：不把远方物产当作珍宝，以此显示宽宏气度，这是第一；对于鳞介之类的水族，深浅虚实难以测知，使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虚实；他们因而自行断绝往来，使自己的私下谋划陷于穷途，这是第二；又使他们惊惧于天子的明察能够照见万里之外，畏惧上天、侍奉大国的心思或许能够使他们反省自身的是非曲直，这是第三。（至于剌竹药弩之事，缓办就会给奸诈者留下活动机会，急办则能够使其完全服从。） 伏望下令公卿集中议论，把这件事交付有关官司办理。臣所说的虽然极为浅近，但在陛下不避讳言的时期，远道蒙受宠召，如果一句话也不能补益报答，反而缄默不言、随众退下，岂只是自己放弃自己，更是辜负朝廷虚心求言的本意。只是臣庸陋愚昧，哪里值得使事情因此有轻重取舍。万一臣的一句话有可取之处，使四方大贤大德之士听说：像臣这样的人尚且得到采择，那么他们都会欣然前来，全都为陛下所用。臣不胜俯伏待罪，忧惧至极。臣王恽冒死再拜，谨此奏言。程巨夫 吏治五事（至元十九年上奏。） 查取江南仕籍 昨天恭敬奉行圣旨，允许江南过去做过官的人赴省换授官职。这是最好的办法，却被奸臣卖弄权术，弄到了颠倒混乱的地步。求取官职的人凭外省的咨文，而外省贪婪暴虐尤其可怕：有钱的人即使没有凭据也可以得到咨文，没有钱的人即使有凭据也得不到咨文。有些求仕者卖掉家产、丧失产业，最终连一个官名也没有得到；也有些人完全没有根由，花大钱打通关节，本来是白身，却一旦之间接受宣命。还有外省等官员，拿着空头咨文来到内省，寻找有钱的人，填写姓名；也有内省官吏相互勾结设局，公开增添插入人员。又有一类泼皮恶人，在京师设局，花钱买通保官，捏造根保明文而取得官职。吏治的弊病到了极点。如今省府想要考察追究，似乎觉得很费力。现在有一个简便办法，可以永远除去病根：希望选拔清正强干、通晓事务的官员，无论南北，每省派两人前往，与本道按察司一同查取江南州县、城郭、乡村、邻甲的保明文书，查实原来在亡宋任过官的人员姓名，统统登记入籍，详细写明本人的乡贯、三代以及出仕凭据，携带回到省部，以便查照考验。以后遇到求仕人员，一查就知道真假，极为便利。还应当再次告诫外省：遇到求仕者，应当发文给本郡，命乡都、邻甲出具保明，说明本人是什么出身，然后按照情节轻重发给咨文，不许阻拦刁难。外省官吏如果迁调人员，只允许求仕者到御史行台及按察司申诉告发，这样公事和私事大概都能得到便利。登记册完成以后，再与有关方面商议白身人求仕的格式，发文通行江南。贯通南北的选官 圣明的君主统一车书，兼爱南北，所以南北人士都可以入仕。可惜北方的贤能之士中，偶尔有人把江南看作偏远孤立之地，有不屑前往的意思；因此在南方任职的人，除了行省、宣慰、按察等大衙门的官员由圣上亲自裁断选用外，其余郡县官属的空缺，愿意前往的有一半竟是贩卖丝织品、屠狗之流，以及贪污横行的无赖之辈。南方的贤能之士把姓名列入新附人员名册，又被讥讽为不懂体例，因此北方州县根本没有南方人士。况且南方归附已经七八年，怎么会有这么难懂的体例呢？希望命令省部把南北府、州、司、县官员的类别编制清楚，互相参照，决定今后南北选官部门的流转办法。如果认为南方人不懂体例，那么请求在北方各州郡每处暂且参用一两名南方人，任期届满回任时，再统一决定通行办法。北方人被注授南方缺额却不赴任的，应当加重罪责。这样或许可以使官吏称职、百姓安定，从而充分符合圣主兼爱南北的心意。设置考功历 本朝建立御史台，虽然有考课的项目，却没有掌握要领，因此无法据此追究核问。希望按照前代体例，凡各道府、州、司、县，直到曹掾等吏员，都发给一卷出身印纸历子，在前面写明本人的姓名和出身，使各地长官联名承担罪责作保，之后记载其历任的年月日和在任期间的功过。任期届满时，有关部门详细审视并区分其政绩优劣，那么人的贤能与否一看便知，考核也能得到实际情况，或许可以杜绝侥幸。设置贪赃名籍 本朝内有御史台，外有行台、按察司，用来防范贪官污吏的制度可以说很严密了，可是贪污横行的人却到处都是，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弊病在于把追征赃物作为急务，对于按察弹劾却只做成空文；所以今天在东边被斥退罢免，明天又在西边被提拔任用，随倒随起，这边抛弃、那边任用，多方钻营安排，反而得到美官，彼此仿效成风，越来越无所顾忌。希望省台一体办理：凡内外各路官员因贪赃被罢免的，都登记入册以备查考，不许重新收用；吏员犯赃的，依法从重处置，永远不得叙用。内外一体照此执行，或许可以使官吏知道警戒。发给江南官吏俸钱 做官的人有俸禄，是古今确定的法则；没有俸禄却想要求他们廉洁，是很困难的。江南州县的官吏自至元十七年以来一直没有支领俸钱，实在是明明白白地放任他们去搜刮百姓、剥削百姓。希望从今以后，一律发给各官员应得的俸钱；其中有贪赃的，就从重治罪，不予宽恕，官员自然无话可说。（程巨夫《程雪楼文集》卷十） 民间的利弊（至元二十四年上奏。） 江南民间买卖细小，应当允许使用铜钱，或者多发行小额钞票

译臣私下认为，江南小民很多，而使用钱币的交易金额很小。最初归附时允许使用铜钱，当时每一贯钞可以兑换四贯铜钱；自从不再使用铜钱以后，每一贯钞所能买到的东西，与归附时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二。以前上级官司指示官府收取铜钱，对私自藏匿铜钱的人按重罪论处；被拘收到官府的铜钱必定很多，民间也许还有窖藏的铜钱，只是难以全部知道。估计江南铜钱与宋朝旧时相比，即使有的已经熔毁废弃，到达官府的难道没有十分之五吗？留在民间的难道没有十分之一吗？如果把官府所藏的铜钱全部发出，允许百姓拿一贯钞到官府购买若干铜钱添贴使用；对于民间窖藏、尚未入官的铜钱，规定期限让他们自首缴官，可以免罪；如果过期不自首，私自挖掘出来使用，允许邻里、里正及各种人等捕告，查验属实后按原来的罪名治罪；如果有人诬告，也反坐其罪。先试行一两年，如果公私确实便利，就永久实行；如果不便利，再行禁止，公私也没有损失。如果不再恢复使用铜钱，就更应增加铸造小钞。近来物价上涨，正是因为小钞稀少；比如起初价值三五分的东西，后来竟涨到一钱。一件物品涨价，百种物品都跟着上涨。省府虽然有小钞发下来，但州郡库官不以便利百姓为心，往往害怕多做一点小事而不去领取，提调官也置之不问。于是做小买卖的人全都无法经营，百姓日益困苦，而钞币日益贬值。应当命令增加铸造小钞，数量达到平常年份的几倍，分发到江南各州郡，专门便利小民进行小额交易，这也是使百姓重视钞币的一种办法。军人作恶严重的，应责罚其主将；同时大大加强各路达鲁花赤的权力 各路管理百姓的官员和管理军队的官员彼此不统一，军卒肆意行凶，小民受到伤害；管军官不肯过问，管民官又不敢过问。更严重的，如临江的士兵挥刀威胁总府，吉州的士兵挥拳殴打府官，这种风气怎么可以任其逐渐滋长！国家设置达鲁花赤，本来就是命令他们兼管军民。江南各路的达鲁花赤固然有许多失职，也因为地方偏远、军队骄横，所以不能控制。应当特地下旨：今后各处经过或屯戍的军兵，如果敢在民间抢夺、奸污，本路达鲁花赤立即依照法律处断犯人。如果遗漏、放过犯人的姓名，就把管军官的姓名写明呈报省中；从其牌子头直到百户，分别定罪。如果十人以上同犯一罪，就治罪于其主将；事情严重的，奏请裁决。这样看来，希望每翼头目都务必约束部下，不使他们惹事，军民相安，远方幸甚。百姓藏匿军器要处死，而抢劫盗窃只判杖刑一百零七下，所以盗贼日益滋长；应当与藏匿军器同罪。盗贼危害百姓，其中以抢劫最为严重；抢劫不止，群盗便会滋生。因此自古以来制定法律，都规定抢劫者必须处死。江南近年到处都有杀人放火的盗贼，被害之家刚刚告发，巡检、县尉以及吏卒名义上说是前往查验，实际上被害之家和邻近人家先受到一番骚扰。等到案件交给有司办理，主办官吏又教他们把罪责转摊给平民，拖延岁月。即使侥幸定罪，也不过杖责一百七十下；而且牵连蔓延，四处捕拿，平民因被关在狱中而死的竟有十分之四五。抢劫者侥幸逃脱后，必然图谋报复，于是告发之家的后代往往一个不剩。被盗贼抢劫的人，谁还敢告发？盗贼的势力日益猖獗，其祸患哪里说得尽！既然私藏兵器的人都处死，拿着兵器抢劫，而罪罚却只到杖责，这是什么道理？所以盗贼无所畏惧，党羽一天比一天增多。今后强盗持军器抢劫他人财物，只要赃证明确，就按私藏军器的罪名论处，由郡府斟酌办理，并免除等待上报批复的程序，希望使凶恶之人有所警戒畏惧，使平民安宁，这对于治理形势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江南和买物品以及制造官船等事，不论物品产自何地，一概遍行文书到所属各处，处处扰害百姓；应当命令拣选出产地，向相应地方行文办理。凡是物品，都各有出产和聚集的地方；不在该地却胡乱求取，就像爬到树上去捉鱼、凿开冰去求火一样，对国家没有益处，只会徒然扰害百姓。例如纻丝、邵缂、木绵、红花、赤藤、桐油、鳔胶等物，并不是各处都出产、家家都有的。可是行省每逢和买，不问产地在哪里，件件都遍行文书到所属各处。各道宣慰司承接行省的文书后，也照样遍行到所属总管府；总管府又遍行到所属司、县，于是江南百姓因为“遍行”二字，到处受到祸害。等到申报和买的各种物品，又要发文查验；今天查验，明天查验，动不动就拖半年一年。等到上司拨发价钱，官吏相互勾结，不再分发给百姓，只在文书中虚写已经收管，粘入案卷，以备查核，结果公私双方都受其弊。希望令行省先行核算确实需要和买的物件，分别查明某物出于何处、聚于何处，采纳公众意见，置簿登记。如果在江东，就只向江东行文；在两浙，就只向两浙行文，并按远近确定期限。还应命令当地宣慰司只向物品出产、聚集的地方行文，委派一名廉洁能干的正官，按时发给价钱，直接从系官钱中拨付，并结保申报。如果以后经手的官吏作弊事发，应依照至元十九年圣旨所规定的条文，对盗取官府财物的罪犯追究判决。再说造船一事，它的弊端与前面大致相同。自至元十八年至今，打造海船、粮船、哨船，行省发文时一概不问某处有没有板木，某处有没有板木；某处临近河流，采伐方便，又有船匠，某处却在深山，采伐不便，又没有船匠；只是笼统核验各道的户计，摊派造船数目，遍行到所属宣慰司，宣慰司仍像以前一样遍行到所属总管府。以江东一道来说，溧阳、广德等路也要到建康打造，信州、铅山等处也要到饶州打造，征调丁夫，远的五六百里，近的三二百里，离家远役，辛苦万状，冻死、病死的不知有多少。又有木材生长在深山穷谷，离水很远，只能雇人肩扛，翻越三五十里的山岭，仍不能运到河边，官府还要加以鞭打。因此至元二十一年宁国路旌德县百姓余社等因此聚众喧闹，也足以作为鉴戒。再者，所需木材、铁炭、麻灰、桐油等物，官府只是摊派给民户；民户困急时，价值一文钱的物品，却要用一两钱购买缴纳，各处都如此，根本不问当地有没有。

译这样造出的船只，都是仓促应办，本来就不牢固，随手便会损坏，甚至可能耽误事情。今后应规定，凡海船，只在沿海州郡如建德、富阳等处打造；粮船、哨船，只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处打造。还请依照故宋时期打造官船的规例，派官员带钱，与河船、海船匠人议定价格进行打造；每个匠人愿意打造多少只船，领取多少价钱，都写立文书，必须保证船只十分坚固；如果违约，就追缴罚款，并依法治罪。所委派的官员在那里守候，完工后交接领取船只，再返回任所。这样，民户没有远役的费用，匠户没有差役的痛苦，官吏也没有催督的劳苦。若有欺骗盗取行为被发现，就依照盗取官府财物的条例追究判决。公私双方都方便，所造船只也可以长久使用。江南各色课程多有虚报额数、妄自增加的，应当予以减免。江南的茶、盐、酒、醋等税，近来屡次增加，比刚归附时高出十倍以上。现在又按季度增加。这正是因为一等管课程的官员虚报增加课额，以讨好上司；实际所得大体都归入自己囊中，虚增的额数却长期挂在欠籍上。姑且拿酒课来说，从前有司突然增加酒课，每一石米收取利息钞十两，而江南糯米以及所用曲等成本合计不过七两；成本七两，官府却先收十两和息，哪有这样的道理？所以杭州、建康城里的酒价，不到半个月，每瓶就突然上涨二百文，其他物品也可以类推。此前曾钦奉圣旨，规定各色课程都要按实际数额征办。既然允许按实际数额办理，怎么可以虚增？除去屡次增加的课额实数以及后来继续虚增的数目，特别加以查核，并一并减免，按实际数额征办，希望将来不至于亏失岁课，也不至于使民力更加困乏。建昌路的辖分小于抚州路，杂造段匹却是抚州的三倍，工役极不均平，应当只依照抚州的规例办理。各处凡有类似这种不均平的情况，也应比照办理。我私下认为，建昌虽然名义上是一路，但在宋代只是称作军；宋初本来是抚州所属的县，两地的民户、物产相差很大。建昌原有四县，近来又从管内划出南丰一县设置为州，力量已经十分薄弱。如今江西命令建昌路设置织机一百张，每年制造生、熟段匹二千二百五十段，而相邻的抚州路只设置织机二十五张。为什么建昌的负担这么重，抚州却这么轻？抚州、建昌相距很近，土性相同，并不是建昌特别适宜织造，只因建昌从前有一路官员刻意加重百姓负担，讨好上司，妄自增加数额，于是便无法削减。首倡这种做法自有其人，流毒却无穷，本路百姓不堪其扰。臣过去曾居住在这里，对此确实全都知道。如果命令建昌比照抚州的规例办理，特别予以减省，似乎可以使公私双方都较容易完成任务，段匹也会更加精美，而本路百姓也能稍微得到一些宽缓。不过这只是建昌一路织造一事；其他路分以及工匠等事，凡有类似这种不均平的，也请命令各处有司比照上述道理施行，百姓就十分幸运了。江南官吏多为远方人，家在很远的地方，俸禄微薄，又不能人人都有职田，无法自行养活自己，所以多有贪婪残害百姓的行为。应当从系官田地中拨出土地作为职田。江南官吏多是北方人，携带家属跋涉万里而来，所得俸禄名义上有、实际上微薄，如果不搜刮百姓，又靠什么养活自己？中省此前曾命令依照腹里郡县的规例，分别给他们职田；然而行省下令时，却一定要求从荒闲田地中标拨。江南州郡怎么可能处处都有荒闲田地？只是因为这句话含糊空泛，得到职田的人于是没有几个，反而更加困窘，任意贪婪残暴。现在如果给每个人增加俸禄，所费钞币会更多，虚钞也会更加严重，哪里比得上职田方便？应当命令行省下文给各道、各路的郡县，凡是各处系官田土，都拨给各官，充作应得的职田，比照腹里的规例，不得减少。这样，使洁身自守、谨守职分的人免除饥寒忧患；那些危害百姓、侵蚀国家的人，则自甘接受惩罚和淘汰。如此之后，才可以希望达到治理安定。议论安南。九月二十日，撒里蛮承旨、答失蛮官人以及枢密院官员等传达奉行圣旨，命令臣等议论安南国的事情。臣等恭敬接受了这一旨意。臣等议论认为，自古帝王招徕海外各蕃小国，大多只是用恩惠和信义加以羁縻，使它们称臣进献财币而已，很难一一责求完备。安南臣服归属已久，不过是个小小的夷国，怎么敢同我国抗敌？只是大军突然进入它的境内，使其愚妄慌乱、失去措置，于是竟动用兵力。按正理说，应当加以诛讨；但那里的百姓无罪，实在值得哀怜。况且安南进贡将近三十年，如果一下子灭掉它，恐怕海外各蕃不了解内情，听到此事会震惊害怕，有损圣朝招徕远方的本意。近年又出兵占城，沿海州县的百姓已经劳苦不堪。如今安南既已知道自己的罪过，愿意增加岁币，陛下圣度宽宏，也应当加以包容。但安南方面还没有派遣使者请求旨命，朝廷却突然以诏命答应它，恐怕会轻损国体。应当命令行省移文安南，说明圣上宽大之意，命它派使者奉表谢罪，并将增加的岁币作为贡物送来。它如果不来，只是用空话表示怀疑和二心，拖延我军，那么以后再加兵也还不晚。臣等愚见如此，恭候圣裁。学校【至元二十三年奏上。】

译臣听说，国家立于天地之间，必定需要人才来供国家任用；而人才的兴盛，并不是自然兴盛的，完全在于国家是否勤于教育。人才衰落也是同样道理，参照历代情况便可考见。国家自中统建元以来，内外臣僚中也时时可以听到杰出伟大的人物，他们都是受到从前故老宿儒长期熏陶培育而形成的。时间久了，这些人相继凋零离世，近来已经像清晨的星星一样寥落，所剩无几。我不知道再过十多年，人物将会怎样琐碎平庸。可是主持国政的人安然不以为怪，把学校看作不急之务，认为诗书没有用处，却不知道人才盛衰的根基正在这里。过去曾有诏旨推行贡举、访求优秀秀才，皇上的意旨不是不恳切，但狂妄之人总是暗中阻挠；他们敷衍故事而召集议论，已经几次半途停止了。这样看来，选任官员不具才干、政治不能治理，也就不奇怪了。如今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今后应当怎么办？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明发诏令给有司，重视学校之事，慎重选择师儒。京师是首善之地，尤其应当兴建国学，选当时的名流作为国人的表率，优厚供给廪饩，以隆重礼节相待，希望四方受到观感而有所振兴。外地的名都大邑，教官有缺员时，也不能只按常例选取庸人，必须让廷臣推举选择能够作为人的表率者，列明情况上奏，使他们有俸禄可以供养而不至匮乏；其职务虽接近亲民官，待遇却应更加优厚，并把教化的兴废作为考核官员等第优劣的依据。其中诸生有经学明通、品行修洁的，应当特别予以免除赋役，依照已经下达的诏旨施行。这样看来，希望国家教育有方，众多士人受到鼓舞而不知疲倦；将来需要人才时可以随时选取、随时充足，不再有临事之际缺乏人才的叹息，天下百姓就十分幸运了。恭候圣裁。访求好人【至元二十三年奏上。】臣谨奏：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必须用尽天下的人才，所以说选用贤能不应限于一途，又说要广泛招来俊杰。若以地域加以限制，征求人才又只看技艺，即使说是在用人，实际上仍等于没有用人。国家既然已经统一江南，南北人才理应参照任用，可是放眼内外，为什么人才仍这样寥寥？难道是因为他们地处疏远之地，便因此轻视他们吗？这是群臣的私意，并不是陛下至公的胸襟。臣凭什么知道呢？臣过去在江南时，屡次听到明诏：一再说要访求优秀秀才；可是把优秀秀才荐送给陛下的，究竟有几个人？江南不是没有士人，也不是陛下不喜爱士人，而是群臣辜负了陛下。况且陛下派遣使者到江南，反复叮嘱他们说“访求好人”。所谓好人，大而言之，是当时可以任用的人；小而言之，是能够在具体事务中得到验证的人，所涵盖的范围实在没有什么不能包括的。可是所有出使者都昏昧浅陋，不能领会圣意的高明，只把卜相、符药、工艺技艺之类的人当作好人中的佼佼者，这算什么道理？他们不仅不能领会圣意，还使远方有见识的士人可能因此以浅陋的认识窥测朝廷，臣私下对此深感忧虑。臣虽然愚昧浅陋，还不足以称为好人，但世人所谓好人，假如没有也就罢了；如果有，臣一定能够识别。江南地域广阔，有数百多年的教养积累，难道会没有一两个杰出于当世、能够不辜负陛下任用使命的人吗？臣奉命前往，宣扬布告皇上的恩德意旨，希望能够遇到这样的人。如果得到此人来验证臣的话，希望陛下先授予他一个职务，让他从低位逐渐升到高位，从较难的事务逐步转向较易的事务；略有功效便略加升进，有大功便重用他，经过岁月磨炼，自然可以看出他的才干如何。况且陛下如果任用这样的人，就不只是愚臣得以举荐自己所知的人而已；以后奉命出使的人也都会知道陛下的德意，于是将会看到奇异人才不断出现，不远数千里来为朝廷效用。人才兴盛，纵观古代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臣的愿望实在无比恳切。谨将此事记录上奏，恭候圣旨。公正选用官员【至元二十三年奏上。】臣某谨奏：臣于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恭敬接受圣旨，其中说：“你们省得的事情，都说出来；官人们好的、坏的，都说出来。”臣恭敬接受了这样的旨意。臣私下考虑，国家自平定江南以来，内有省、部、枢密院等衙门，外有行省、行院、宣慰司、总管府、州、县官，都兼用南人；只有御史台、行台、按察司独不用南人，臣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南北人的情性、风俗、地理各不相同，如果要熟悉各地的利害，就必须兼用各地人员。江南归附以来已经十多年，而偏远险恶的地方，盗贼仍时时窃发；这虽然是官吏贪婪残暴所造成的，也因为行台、按察诸司的耳目达不到那里。每年按察司官员名义上叫巡按，实际上哪里曾经遍历各地？他们只在安静的地方拖延盘桓；听到有一点警报，马上退避，至于偏远险恶之处，空过数年也不敢到一次。其间小民受到官吏苛虐，没有地方申诉，被激迫而成为盗贼；官吏反而想借此掳掠，每有一两个人偷盗，便说某郡某县全都一起作恶。上司听到后，欣然出兵，子女财帛任其抢夺；真正的盗贼哪里曾经捕获，反而使无辜百姓一概遭受灾祸。朝廷在江南设置行台、按察，正是想要察访各地的利弊和百姓疾苦；如果任用得当的人，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这不仅是因为官员没有选对，也因为南北事务的情形不同，所用的全是北人而没有南人，所以不能熟悉各地利害，就像舟车分别适用于水路和陆路，不能调换地方来发挥作用一样。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特别降下睿旨：御史台、行台从中丞以下，随路按察司从察使以下，都应公正选用熟悉南方事务的南方耆老，以及有清誉、有声望、有办事能力的人；每路一人或二人，不限定人数，与北方官员共同讨论规划。这样或许能够熟悉江南事务，全面了解远方百姓的真实情况。内台从侍御史到监察御史等官，也应兼用一两个南官，以备采访，这将是百姓无比的幸运。谨将此事记录上奏。如蒙采纳，恳请交给中书省，召集耆老大臣共同议定施行。恭候圣裁。

译论行省。我私下认为，“省”是古来宫禁的别称，宰相常常在其中议事，所以后来宰相处理政务的地方称为省。如今天下偏远的地方也设置行省，这是什么意义呢？当初只是因为伯颜丞相等人带着省中宰相的官衔出兵平定江南，便借用这个名称来镇压远方之地，不过是权宜制度。如今江南平定已经十五多年，仍因循不改，名称太过，威权太重。凡是到行省任职的人，都以宰相自居，骄横跋扈、纵意行事，没有人敢过问。因此很容易产生各种奸弊：钱粮有盈余，便百般欺骗隐瞒，把它当作自己的财物；盗贼发生，便各自保守地界，互不接应。甚至把持兵权，进退伸缩都由自己决定。这样说来，设置行省有什么好处，不设置又有什么损失？而且各地辖境大小不均：江淮一省管辖两淮、两浙、江东，延伸绵延万里，都是繁忙重要的都会之地；其他省份有的还不到它的五分之一。这样轻重失衡，难以成为长久制度。现在如果要端正名分、裁省冗官，应当罢去各处行省，设置宣抚司：一为浙东西，二为江东西，三为淮东西，四为福建，五为广东西，六为湖南北；江淮以南，只合并设置六个宣抚司。担任宣抚使的人，允许沿用旧日宰相的官衔。外面的各道宣慰司，如今只是经过性的衙门，设置与否并不能增加或减少什么，应当全部革除，把它们的权力归于宣抚司。凡是旧日行省、宣慰司的职务，都由宣抚司负责办理。江淮各道的军马，分别设置六个元帅府；凡有宣抚司的地方，便设置一个元帅府，管理万户以下的军官，专门讨伐消灭盗贼。这样军民事务有什么差错和不当，哪里还需要让外面的权臣借着显赫的名分，窃取巨大的威权，在东南肆意横行呢？论当时的宰相【至元二十六年奏上。】臣听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选择宰相更大的；宰相的职责没有比荐举贤能更大的。如果不把荐举贤能放在心上，只把聚敛财货作为念头，就不是替君上树立德行、替百姓谋求福祉的意思。从前汉文帝拿狱讼、钱谷之事询问丞相，周勃不能回答，陈平回答说：“陛下问狱讼，应当责问廷尉；问钱谷，应当责问治粟内史。宰相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对下使万物各得其宜；对外镇抚四夷，对内亲近百姓。”看他说的话，可以说他懂得宰相的职责了。如今权奸掌权，设置尚书省，把考核钱谷、剥削百姓作为事务重点，所委任的都是贪婪逐利之徒。四方盗贼不断窃发，确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臣私下认为，应当清理尚书省的政务，削弱行省的权力，罢免专门以言利为务的官员，实行抚恤百姓的法典，这对国家有利。臣冒昧上奏，恭候圣旨。崔斌。弹劾阿合马。【至元十五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上奏说：“先前因为江南官员冗滥、任用不得其人，于是命令阿里等人加以澄清裁汰。如今已经明显有了征验，却隐瞒不报，这是欺罔皇上。杭州地方广大，委托的责任不轻，阿合马沉溺于私爱，竟然让无能的儿子抹速忽担任达鲁花赤，佩带虎符，这难道是量才授任的道理吗？”他又说：“阿合马先前自己陈请免除其子弟的任职，如今自己做了平章，而儿子和侄子有的做行省参政，有的做礼部尚书、将作院达鲁花赤、会同馆主管，一家人全都处在重要职位上，自己违背从前的话，有损公道。”于是下旨将他们一并罢免贬黜。秦长卿。弹劾阿合马。当时尚书省已经设立，阿合马专权，秦长卿上书说：“臣愚昧，却能看清阿合马；他处理政事，擅自决定人的生死，人人都畏惧他，当然没有人敢说话，但人们对他的怨恨和毒恨也已经十

译分深了。看他禁止不同意见、堵塞忠言，情形像秦朝的赵高；私下积蓄的财产超过公家资财，又觊觎非分的权位，事情像汉朝的董卓。《春秋》说人臣不可图谋作乱。请趁他奸谋尚未发动时将他诛杀，这才是有利的办法。” 刘宣。劝谏不要征伐安南。【至元】二十二年，入朝任礼部尚书，调任吏部。将要征伐交趾时，刘宣上奏说：“连年进行征讨日本的战争，百姓忧愁悲戚，官府扰乱不安；今年春天停止战争，江浙军民的欢呼声如雷。安南只是小国，臣服事奉已有多年，年年进贡从未误期。边帅制造事端、兴兵征讨，因安南逃往海岛，使大规模出兵没有功效，将帅也伤亡残废。如今又下令再次征讨，听到的人没有不恐惧的。自古兴兵，必须顺应天时。中原平地尚且避开盛夏，交广是炎热瘴疠之地，毒气害人，超过刀兵。如今在七八月间会集各道军队于静江，等到抵达安南，因疾病死亡的人必然很多；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和敌军，怎么应付？而且交趾没有粮食，水路难以通行，没有车马牛畜可以驮运，不能不靠陆路运输；一个人挑五斗粮，往返途中除去自己食用，官府实际只能得到一半。如果需要十万石粮食，就要动用四十万人，也只能供应三个月。军粮搬运、船只材料、军需物资，哪里只是动用五六十万人？广西、湖南频繁调度，百姓大多流离，家家都要服役，也无法办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十二年〕 湖广紧邻溪洞地区，盗寇一向很多；万一奸人窥伺空隙，大军一出，便乘虚制造事端，即使留下后援，军马也已经疲弱衰老，最终很难应变。为什么不与安南方面深知事务情势的军官共同商量，筹划万全的策略？否则又要重蹈前面的覆辙。” 劝谏不要征伐日本。又将要再次征讨日本【据《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二年十月设置征东行省，征讨日本；此章应当是在此时上奏的。】刘宣上奏说：“近来有人议论重新设置征东行省，再次兴起征讨日本的军队。这场战争如果不停息，国家的安危就系于此事。至元初年，高丽的赵开建议通过日本来窥伺宋朝，数批使者奉命出使，最终没有订成盟约；率军征伐，也没有取得成功。驱使有用的军民，取得无用的土地，就像用珠子弹鸟一样，已经是错误的策略。平定宋朝之后，奸邪之臣专权，卖官鬻爵，江南郡县遍布贪婪之徒，剥削官民。后来又有追求功劳、制造事端的臣子倡议东征，轻率地采用他们的谋划，在江淮、两浙创制海船，寺观、坟园的树木几乎被砍伐殆尽；每株大树，不下三百人拖拽，翻山越岭，近的走一百里，才运到船场，民间耗费超过木材价格十倍，夫役和工匠死伤无数，无法一一记载。制造军器、衣甲以及各种物料，也全都出自百姓；被征役的税户，大多因此破产。大军到达海岸后，连一箭也没有交锋，飓风就毁坏了船只，把十几万人丢在荒岛上；他们不是被杀害，就是饿死，实在令人悲痛。” 为国事战死的人家，完全没有得到优厚的抚恤；主将仅仅自己逃脱，朝廷还宽宥他，让他输钱赎罪。天下人知道刑罚和赏赐都不能实行，还凭什么惩罚和鼓励，使人效死？至元十九年冬，四处行省督促各路制造胶河粮船一千艘，又相继在江南、平滦制造东征海船，江南的骚动超过以往。平滦所需的船料、油、竹、藤，大都从南方征取，肩扛运输络绎不绝，工匠、牛畜死亡相接。幸而承蒙停止，百姓所受的创伤还没有恢复，军户中的老人和孩子哭声也没有停止，如今又议论大举出征，百姓已经不堪承

译受。汉军自从围攻襄阳，渡过大江，征讨二王，戍守闽、广，攻打占城、攻破交趾，死伤损失极大，已经有绝户和破产的人家。江南各路除守城、把渡、巡逻、递送、仓库占役之外，临时调发常常不足。南方新近归附的旧军，十多年间老病、逃亡，加上出征损折，从前的精锐已经丧失在东海。新招募的军队，都不是熟习武艺、惯于作战列阵的人，用他们来制敌，必然坏事。国家经营南方，用兵已经四十多年，中原几乎被弄得疲惫不堪。归附以来，百姓没有得到抚慰教养，实际上并非心服，只是畏惧兵力而已。

译江淮地区轻捷剽悍、横行不法的人，暗中潜伏在山林海岛，谁能说没有呢？他们窥伺我军兵力虚耗，一旦聚众呼啸而起，驱使轻薄狡猾的无籍百姓，到处杀人抢掠；如果当地镇守官军不足以资助弹压，那该怎么办？唆都建议征伐占城，阿里海牙主张平定交趾，短短三数年间，湖广、江西供应船只、军需、粮运，官民受到极大扰乱。广东群盗一齐兴起，官军远渡江海，进入瘴毒之地，死伤过半，直到现在战事还没有平息。况且交趾与我国接壤，不过是个小国；派亲王带兵深入，尚未见到报功，唆都反被贼人杀死，自己留下羞辱。日本隔着万里海洋，疆土广阔遥远，不是交趾等两个国家可以相比的。如今出兵，行动就会步步遇险；即使没有遇到风暴，能够到达彼岸，日本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对方军队四面会集，而我军没有援助；万一战事不利，想要派遣救兵，难道救兵能够飞渡过去吗？隋朝征伐高丽，三次大举出兵，多次失败，损失军队百万。唐太宗自恃英武，亲自征讨高丽，虽然攻取几座城池后返回，却徒然留下追悔。况且高丽的平壤等城都处在陆地上，距离中原不远，隋、唐两朝以大军进攻，尚且不能攻克；日本偏僻地处海外，与中国相隔万里，难道能轻易攻取吗！” （同上） 议论钞法。【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中书传达旨意，命令议论更改钞法、铸造钱币；刘宣献议说：“考察交钞的起源，自汉、唐以来都未曾有过。宋朝绍兴初年，军饷接济不上，才制造这种纸币来招引商旅，作为在边境购买粮食的办法；与携带铜钱相比，它轻便，百姓非常方便。稍有阻滞，就使用现钱，仍保留古人所谓子母相权的意思。可是日积月累，钞法逐渐败坏，从一界、二界直到十九界的关子；计算江南立国一百五十年，平均不到八年就更换一次。金朝灭亡后流通会子，也因此多次更改名称，如小十贯、大十贯、通天宝会之类，随发行随即败坏。国家初年，法度尚未统一，各路分别发行交钞，有的与现银相同，有的与丝绢相同。中统建元时，王文统执政，全部废止各路交钞，印造中统元宝交钞，以钱作为标准：每二贯钞折合白银一两，每十五贯钞折合黄金一两。稍有阻滞，就拿出银两收回纸钞；又恐怕百姓疑惑，便在各路积存元本金银，一文不动。当时支出而没有本金的宝钞不多，容易权宜治理；诸位老臣反复讲求扶持，日夜战战兢兢，像捧着破釜一样，只怕失手坠落。这样施行了十七八年，钞价没有高低波动。后来阿合马专权，不考察公私利弊，也不顾出纳数量，每次支贴钞币，有时达到十余万锭；又把各路平准库的金银全部运到大都，以求显示功劳，因此大大失去了百姓的信任，钞法日益空虚。每年支用发放，又超过从前的原额，民间流通的全是没有本金的纸钞，以至物价飞涨，哪里只是上涨十倍？挽救治理的办法，不过是停止印发贯钞，只印小额钞，发往各库，兑换昏钞，以便百姓使用；查验原来发行纸钞时作为本金的金银，发放出去以安定民心；严禁权贵豪强和官吏冒领百姓名义，将钱财送入库中倒买。国家用度应当根据收入来决定，按支出来核定；比如一年征收的赋税、课程可以收入一百万锭，而一年支出只能发放五七十万锭，那么剩余的旧钞便立即烧毁。这样施行，不出十年，即使不能恢复旧日情形，物价也可以降到今天的一半。若想在眼前迅速见效，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新钞如果一定要创制，也不过是利用旧钞，改换名称；没有金银作为本金来维持它的价值，军国支用也不会再有折损，过三数年后同样会变成元宝钞那样。宋、金的弊病，足以作为深刻的鉴戒。至于铸造铜钱，也应当详细研究。秦、汉、隋、唐、金、宋的利弊，都记载在史书中，不必逐条陈述；本朝废止钱币已经很久，一旦重新施行，功夫和费用将不可估量，并不是长远之计。总的说来，想要使百姓获利、使物价得到权衡，必须从不妄自使用货币开始；如果只是想填补无底洞般的支出，不但铸造的钱币不够用，而且不久也会自行败坏。” 崔彧。请求把阿合马任用的人全部革除。【至元】十九年，授任集贤侍读学士。崔彧对世祖说：“阿合马掌国政时，同列官员都知道他的罪恶，却没有一个人加以斥责；等到他被诛杀后，才各自认为自己清白，这实在是最大的欺骗蒙蔽。先前已有旨意，凡是阿合马所任用的人都革除；臣认为，即使是守门的卒隶，也不可以留下。比如参知政事阿里，请求让阿散承袭父亲的职务；倘若这件事获准，他造成的祸害又将不可胜言。幸赖陛下圣明，明察他的奸邪，拒绝而不允许。臣已经列举他的奸恶十余件事，请求召阿里到朝廷辩明。” 御史应当由御史台本身选拔。于是崔彧由刑部尚书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崔彧说【此事也见《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至元十九年十二月癸卯日记载。】：“台臣对于国家政事的得失、百姓的安危、百官的邪正，即使是王公将相，也应当纠察。近来只有御史可以有所进言，臣认为台官都应当建言，这样或许对国家有所补益。选用台察官员，如果由中书省办理，必然有偏袒徇私的弊病；御史应当由御史台自行选拔。起初可以任用汉人十六员，如今可以任用蒙古人十六员，彼此参杂，一同巡历为宜。”朝廷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论时政十八事。

译【至元】二十年，崔彧再次以刑部尚书身份上疏，陈述时政十八件事【据《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这是至元二十年正月丙寅日上奏的】：第一，扩大进言的渠道，多选正直之人，轮番入值皇帝面前，掌管传达言论的职责，希望避免结党依附、堵塞言路的祸患。第二，阿合马专权时，台臣没有人敢纠察他的错误；等到事情败露，才一个接一个随声附和，只是徒然招来讥笑。应当另外选用官员；旧有人员除蒙古人由圣上裁决外，其余都应当问罪。第三，枢密院决定军官的任用，赏罚不当，多半听从阿合马的暗示。应当选择有声望的人担任正副长官，这样或许号令明确、赏罚得当。第四，翰林院也曾歌颂阿合马的功德，应当广泛访求南北耆儒和有硕望的人，以重视这一选任。第五，郝祯、耿仁等虽然已经按典刑处理，但像这样的人还很多，罪行相同而刑罚不同，公论没有得到伸张，应当依次屏退清除。第六，贵族游宦子弟，一任用就做显官，年幼时不讲求学习，凭什么处理政务？如果能像左丞许衡那样教导国子学，人才就会成批出现。第七，如今起居注所记录的，不过是奏事的目录罢了。应当选择有声望的蒙古人和持重敦厚的汉人担任此职，分班入值；皇帝的言语行动都必须记录下来，以便为后世永久垂示法则。第八，宪曹没有可以遵守的法令，所以奸人无所顾忌。应当制定律令，作为一代的法制。第九，官员冗滥，如果只是减少一个官员、合并一个衙门，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应当共同议论，制定确定的规章。第十，官僚没有足以养廉的俸禄，责备他们贪污就显得苛刻。请将各路大小官员中有俸禄的酌量增加，没有俸禄的特别给予。但费用不要取自官府，只从百姓赋税中征取；官吏既然有了供养，就不至于危害百姓，岁赋略微增加，百姓也会乐意承担。第十一，内地百姓为逃避赋役而流移到江南的，已经有十五万户。离开家乡寄居异地，难道是人的本性吗？是赋税沉重、政务繁琐把他们逼到这一步。请特别降下诏旨，招集他们回乡复业，免除他们后来五年的科役，其余积欠一并免除，原有田产房产当天发还。民官任满替换时，以户口增加或减少作为升降黜陟的依据。迁到江南而不返回的人，与当地土著依同一例服役。第十二，凡是丞相安童迁调任用的良臣，都被阿合马排斥贬黜，有的安置在闲散之地，有的派在远方，应当全部重新提拔。第十三，登记没收奸党财物，这本来是国家的财物，不可以看作意外横财，因而随意滥用；应当用来充实国库，供给每年的经费。第十四，大都并不像上都那样只是准备皇帝巡幸，不应当设置留守司；这些都是阿合马借此安置私党。现在应当改置总管府。第十五，中书省有两名右丞，而左丞一职空缺；应当把增加的右丞改置为左丞。第十六，外地行省不必设置丞相、平章，只设置左右丞以下的官员，这样或许可以使朝廷权重，不致内外势力均衡。那些说不提高名位就不足以镇压地方的人，是奸臣欺骗蒙蔽的说法。第十七，阿剌海牙掌握军政和民政权力，他的子侄、姻亲、党羽分别占据权要职位，出自其门下的官吏十有七八，其威权并不在阿合马之下。应当罢免他的职务，令其接受核算；他的党羽即使没有受到污染，也应当调任到其他地方，不要让他们长期盘踞湖广。第十八，铨选官员时只按类别上奏，贤能与否无人知道。从今以后，三品以上官员必须引见皇帝之后才能授官。奏疏上达后，当天就命令中书省施行其中几件事，其余的命令崔彧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共同商议施行。请求暂缓东征。【崔彧】又说：“江南盗贼相互煽动而起，共有二百多处，都是由于拘刷水手、强造海船，百姓无法生活，受到激发而酿成变乱。日本之役，应该暂且停止。江（西）南（从《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年五月甲子条所载改。）四省（“应办”据同上卷《世祖本纪》所载补。）的军需，应根据百姓的承受能力，不要强行征取当地没有的土产。凡是给百姓物价补偿的，必须按实际价值支付。招募水手，应当依从他们的意愿。等民气稍稍恢复、我们的力量大致具备之后，过三两年再东征也不迟。”世祖认为这些话不切实际，说：“你所说的就像射箭一样，拉弓虽然好看，放出的箭却不对。”（同上） 丈量大都土地亩数等事 又说（据《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劝谏选取室女等事也是至元二十年五月所奏）：“昨天中书省奉诏，派官员丈量大都及各州县的土地亩数，本来是为了革除权贵豪强兼并土地的弊端，想把情况查明白，就不得不在军户、民户以及各种人户中普遍核实。又因为查勘牲畜数量，起初本来不是要扰民，但近来流言四起，恐怕会耽误农时。请下旨予以省谕，并诏令中书省立即执行。”又说：“进言的人很多，谁对谁错，中书省应当集中讨论；可以实行的就实行，不可以实行的，就明确告诉进言者其中的缘故，以便处理。”又说：“各路每年选取室女，应该停止。”又说：“宋代文思院的小口斛，用来收支官粮，没有可以隐瞒的余地，应当颁行。”这些意见全都得到采纳。（同上） 讨论桑哥的弊政以及赋役、户口等事 被召入朝，授任中书右丞。他与中书平章政事麦朮丁上奏说（据《元史》卷十六《世祖本纪》，这是至元二十八年五月甲辰日所奏）：“近来桑哥执掌国政四年，朝廷内外的各级官员，很少有不是靠行贿才得到官职的。他的兄弟、故旧、妻族，都被授予重要官职和肥美土地，所做的只是欺骗蒙蔽皇帝、盘剥削弱百姓。应当命令中书省、尚书省两省和御史台严格考核，凡是加入其党羽的人，都淘汰驱逐。那些出使的臣僚以及按察司官员中接受贿赂的，应依法论罪，并追缴所领宣敕，除去名籍，降为平民。”又奏道：“桑哥所设置的衙门，其中闲散多余、无关紧要的官职，只是白白耗费俸禄粮食，应当命令百司集中讨论，裁汰罢废。今后调任官员，应当依照旧制，回避自己的籍贯所在地，以免损害公义。又，大都富有资产的人户，多被桑哥等人包庇，各种徭役都只让贫民承担。今后徭役无论涉及什么人，都应当平均负担；有谁敢像从前那样用贿赂求取包庇的，应予治罪。又，军户、站户等人，每年官吏不按名目私自索取，赋税加到原来的数倍，百姓大多流亡迁徙。请从今以后，除非奉有诏旨以及中书省、尚书省等部门的文书，凡敢私自向百姓征敛或征发军户、工匠服役的，都依法论罪。” 又说：“忽都忽那颜登记户籍之后，各投下不得擅自招集人口；太宗已经实行过这一办法，请求依照太宗所实行的办理。”这些意见全都得到采纳。（同上） 荐举、弹劾与平反

译至元二十八年，由中书右丞升任御史中丞。崔彧上奏：“太医院使刘岳臣曾经在宋朝任职，熟悉而通达政务，近来奉命参与机密政务的谋议，众人都称善。请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使他参与讨论朝政。”又说：“行御史台上言：‘建宁路总管马谋，因为捕盗而牵连平民，将许多人拷打至死；又抢掠俘获百姓的财物，强迫处女与人通奸，接受百姓财物累计达一百五十锭。案件尚未审理完毕，恰逢大赦。依臣等议论，马谋以非法手段杀人，不应适用赦免条文。’应当命令行御史台审问马谋，查明事实，定罪。”又说：“从前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周祚，弹劾尚书省官员忙兀带、教化的、纳速剌丁、灭里贪污受贿，纳速剌丁、灭里反过来诬陷周祚有罪，派人到尚书省告发桑哥。桑哥含糊其辞地上报，把周祚流放到憨答孙，妻子儿女和家产也一并没收入官。周祚到和林后遇到动乱，逃回京师。桑哥又派他到云南清理核算钱粮，以此赎罪。现在他从云南回来，臣与省臣查阅他的服罪文书，认为罪行很轻，应当归还他的妻子儿女。”这些意见全都得到采纳。《元史》卷十六《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二十年七月戊申，“归还行台监察御史周祚的妻子儿女。” 崔彧奏请归还周祚妻子儿女，应当就在这个月。（同上） 讨论进言之事 至元二十九年，崔彧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等上奏：“四方的人来到宫阙之下，大多通过进言来求取进身。国家的名位、官爵以及资品高下，都有确定的等级制度。臣等认为，中书省、枢密院应当及早予以铨定，符合资格的就授予官职，不应授予的，就明确说明原因，让其离去。至于进言内容的是非、是否恰当，也应当及早详细审察。进言确当的，立即议定施行；其中有些事项需要诘问、要求逐条说明的，就命令进言者加以研究说明，否则便罢遣。”皇帝嘉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同上）

译论罪桑哥党羽 又上奏（《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庚辰日也有记载）：“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结党依附桑哥，肆意违法，楮币、铨选、盐课、酒税等事，无不任意更改扰乱。他们奉命到江南，清理核算长期拖欠的赋税，期限严厉急迫，差役和士卒到处追捕拘拿，半数倒毙在道路上，百姓甚至嫁妻卖女，灾祸还牵连亲属邻里。维扬、钱唐所受的祸害最为惨重，无故丧失生命的有五百多人。近来阇里审问他们，他们全都承认罪行并请求处死，士民才知道圣明天子仁爱百姓，而使百姓陷入这种极端困境的，实在是桑哥及其凶恶党羽所造成的，人人都恨不得吃他们的肉。臣等共同商议：这三个人既然已经认罪伏法，应当命令中书省、御史台根据公论定罪，以向天下谢罪。”皇帝采纳了。（同上） 弹劾宣慰薛阇干以及擅自传达圣旨的使臣 又说（据本传，也是在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上奏）：“河西人薛阇干，统领军队担任宣慰，他的属吏到廉访司告发他三十六件罪行，廉访司发檄文命令佥事审讯查问，薛阇干却率领军人把前来查问的人捉住侮辱，还夺走告发者押走。臣等议论：应当由行御史台选派御史前往审问薛阇干，并先夺去他的官职。”又说：“行御史台官员说，去年桑哥败亡以后，有些从皇帝那里来的使臣不带玺书，只口头传达圣旨，擅自释放罪犯、登记没收人家财产，真伪无法辨别。臣等请求：从今以后，凡是使臣出行，必须颁发玺书；中书省、御史台、翰林院等各司，也必须发给印信文书，以杜绝奸诈欺骗。”皇帝说：“什么人竟敢这样做？”回答说：“蛟剌也奴、伯颜察儿，近来曾经传旨释放罪人。”皇帝全部批准了他们的奏请。（同上） 恢复鄂州廉访司，并令受贿官吏到宪司自首告发 又上奏（据本传，也是在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上奏）：“松州达鲁花赤长孙自己说不愿担任钱谷官，愿意充任廉访司的属员，让木八剌沙上报。传达的圣旨到了行台，特意命令任用他，这是行台大臣应当奉行的。但他直接自行陈述请求，而且过去又有罪，本应区别处理。”皇帝说：“这是你的事，应当审慎办理。”又奏：“江南李淦说叶李有过错，奉旨赴京辩白；现在叶李已经去世，有些事情已经不必再辩。李淦本是儒生，请授予他教官之职，以表彰他的直言。”又奏：“鄂州一道过去设有按察司，要束木因为它妨害自己，便让桑哥奏请罢除。臣看鄂州等九郡，地域也很广大，应当恢复设置廉访司。行御史台过去治所在扬州，如今扬州隶属南京，而行台迁治建康；淮东廉访司过去治所在淮安，现在应当迁到扬州。”又奏：“各级官吏受贿，在朝廷的就到御史台首告，在地方的就到按察司首告，已有成文法令。自桑哥执掌国政以来，受贿者不赴宪台、宪司告发，却到各部门首告，所以案件反复拖延，长久不能结案。臣认为应当依照先前的诏旨，只许在本台、行台以及各道廉访司首告，各部门不得擅自接受。” 又说，监察御史塔的失曾经说过：女直人教化的，去年东征时，妄称用一千石米供给阇里铁木儿的一万军队，上奏请求支取钞四百锭。应当命令当地廉访司查究审问，并由当地行省追缴赔偿、议定罪名。”这些意见全都得到采纳。（同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弹劾各贪污受贿官员 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又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上奏：“近来耿熙告发河间盐运司官吏盗窃官库钱财，中书省、御史台派人与告发者一同审问，合计亏欠二万二千多锭，已经征缴八千九百多锭，仍欠一万三千一百多锭。运使张庸曾把妹妹献给阿合马，得到宠幸；阿合马死后，又让官婢侍奉桑哥，再次得到宠幸。因此张庸攀附亲属关系，得以长期留在漕运机构，单独盗取三千一百锭。臣等议论：应当命令台省派官员，会同廉访司加倍征缴。”又说：“月林伯察江西廉访司官朮儿赤带、河东廉访司官忽儿赤，擅自释放盗贼，压制夺取百姓田地，贪污违法。现在月林伯因事来到京师，应当就地命令他接受审问。”又说：“扬州盐运司收受财物，多给商人发放食盐，折算价值应为钞二万二千八百锭。臣等认为，追征足额后，将课税交还中书省，将赃物交还御史台，斟酌情节定罪，以清除弊害的根源。”皇帝都采纳了。又奏：“江西詹玉，起初凭借妖术取得集贤院的官位。桑哥执掌国政时，派他去核查江西的学校粮，贪婪残酷、横暴专断，使学校大为废弛。” 近来他对臣说：撒里蛮、答失蛮传达圣旨，说江南有谋反的人，命他乘驿车前往审讯。第二天，查访得知这是秃速忽、香山欺骗蒙蔽而奏请派遣的。詹玉身在京师，竟然还敢这样欺骗胡说，应当立即追回来审问。”皇帝说：“这是个恶人，派他前往的事朕从来不知道。赶快把他捉拿回来。”（同上） 谏官劝止征用商船 至元三十年，崔彧说：“大都百姓的粮食全靠从外地买入，近来因为官府征用商船运输各种物资，导致贩卖货物的商人减少，米价飞涨。臣等议论：不要让有关部门征用商船，以便民生。”皇帝采纳了。（同上） 陈天祥

译论卢世荣奸邪的情状 我私下认为，御史台受国家腹心重托，是朝廷的耳目机构，选拔设置官员，扶持国政，整肃纲纪，镇压遏制奸邪。卑职等在朝廷内外各部门之间察访违法不正的事情，知道了就没有不弹劾的，并不是因为同某人有旧仇私怨而怀着报复之心；实在是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大事，臣子的本分决定了不得不这样做。从前阿合马凭借凶恶如枭獍的资质，处在宰辅的重位，内心阴险狡诈，对外欺骗蒙蔽，独揽朝廷权力，收罗奸邪党羽，子侄亲戚分别控制州郡和军队，心腹爪牙遍布朝廷内外，威权福祸都由自己决定，生杀任凭己意，积累罪恶的心思和谋划实在不浅。幸赖圣上的洪福，他最终丧命，妻子儿女被诛杀或流放，没有留下一个余孽；这正是前车之鉴，也是后人的明镜。他的贪婪暴虐，是历代罕见的，遗留下来的毒害至今还没有洗清，人们思念至元初年那几年的治理，没有谁能够忘记。去年春天，安童大丞相从远方回来，天下听说后，家家相互庆贺，都希望他重新受到任用、执掌大权，再次整顿宏大的纲纪，期待太平之期，认为这一天可以立即到来。十一月二十八日，忽然听说丞相果然承受皇恩诏命，重新掌管中书省事务，贵贱老幼都使京师为之欢欣。随后又知道有前任江西道榷茶转运使卢世荣，也被授为中书右丞，朝廷内外一片喧哗，都说他其实是阿合马的党羽，是当时最贪婪横暴的人。访察他的根由来历，人们往往都能详细说出始末。如今他从获罪罢废之中侥幸突然崛起，轻率地骤然担任宰相职任，分布党羽，勾连内外，见到的人都为此寒心，听到的人无不惊骇。这是关系百姓祸福、国家利害的大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卑职享受俸禄、身居官位，又担任言官，若对此事避而不言，那还要言官有什么用？况且宰相对于国家，就像栋梁对于高大的房屋一样，所担任的职务责任重大；如果没有足以使人心悦诚服的才能和声望，将来必然造成倾覆的祸患。《易经》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小人不可任用，否则必然使国家混乱。’《左传》说：‘让小人治理国家，祸害会一并到来；即使有善良的人，也无可奈何。’由此说来，任用宰相，难道可以不慎重吗！卢世荣这个人，向来没有文才，也没有武功，实在是由于趋附奸臣阿合马，才被滥加提拔任用。他起初凭借经商贩卖的资本，想以平民身份进入仕途，车载赃物、成车行贿，送到阿合马门下；所献的还不够，又另立一份声称能够增加一千锭课银的文书，买得并充任江西道榷茶转运使。” 他在任所无恶不作，所犯贪赃营私之事，动辄以万计。那些隐秘的罪行固然难以全部列举，只有已经暴露的才可以明确说明。凡是他从别人那里收受的以及盗取的官物，合计有钞二万九千一百一十九锭、金二十五锭、银一百六十八锭、茶引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马十三匹、玉器七件，其余繁杂物件现在都不记录；已经追缴入官以及尚未缴纳、现今应当追征的，都有文案可查，人人皆知。如今他竟不悔悟从前的过错，反而更加狂妄悖逆，把苛刻作为自保的策略，把搜刮作为求取进身的门路，既怀有永不满足的贪心，又广设贪夺财物的计策，而且本人身居要路、手握重权。虽然他的官位在丞相之下，朝廷和中书省的大政却实际上都由他专擅，这就如同让盗跖之类的人掌管阿衡的宰辅之任，不仅会把灾祸流传给当代，也恐怕会被后世讥笑。朝廷相信他的虚妄之说，让他担任宰相职务，名义上说是试验，实际上却授予了正式权力。考察他的才能，败坏和缺失竟到如此地步；考察他的品行，没有丝毫可称道之处。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真实迹象，可以说是业已显现的明证。如果说必须再次试用，也只能先叙用为其他官职，宰相的权力哪里可以轻率授予！” 治理天下，就好比织造锦缎。起初想检验一个人能不能胜任，首先应当让他试织布帛；如果没有成效，损失或许还小。如今却拿宰相之位来试验贤能和愚劣，也如同舍弃美锦来检验工匠的技术优劣，一旦导致锦缎毁坏，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即使旁边有优秀工匠，也无可奈何了。现在安童丞相凭借孤忠处于上位，卢世荣一伙人以志同道合相互勾结，中间即使有两三个善良的人，形势上又怎么能同他们抗衡？只是凭一个齐国人的说法，哪里禁得住楚国人的喧闹？最终恐怕事情没有成效可见，大家都会归结为不能胜任职务。自古以来，国家有著名贤能的人，却不能信任任用，反而被群小阻挠，以致大事败坏废弛的情况很多。比如乐毅对于燕国、屈原对于楚国、廉颇作为赵国将领、伍子胥作为吴国臣子，以及汉代萧望之、杨震之流，唐代陆宣公、裴度之类，千百年以后，人们读到他们的传记，想起他们这些人，没有不收敛容色、长声叹息的。如今丞相也是国家的著名贤臣，时政治理得好还是不好，民心安定还是不安，都取决于丞相是否得到任用。又如玉昔帖木儿大夫、伯颜丞相，都是天下敬仰、海内仰望依靠的人。朝廷如果果真专门任用这三位名相，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定取得他们同意后再施行，不让其他人有机会阻挠；还应当让三位丞相广泛向朝廷内外的年高有德者征求意见，从中选取一向声望显著、为众人推尊的人来担任参赞。这样，天下人才就都能发挥作用，有能力的人各自尽其才能，善于治理的人都能施行其善政。这确实是巩固天下的根本、治理天下的宏大策略。今天谋求达到治世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又何必任用聚敛刻剥的人，倚靠他们来治理国家呢！如果让三位丞相总揽纲领，使群才各得其职，下合百姓愿望，上合天意，百姓的气息既然和顺，天地的和气就会相应；天地交感而万物顺遂，风雨调和而年成丰熟，上天所赐予的利益，将会非常多。” 如果听任聚敛财物的人专门实行刻剥百姓的计策，民力已经困竭，国家费用也就空虚，百姓必然遭受惨痛，天地也一定会发生灾异；水灾旱灾接连而来，螟虫蝗虫造成灾害，年成荒歉困窘，百姓流离失所，那么国家所受到的损失难道会小吗！

译我曾经推究考察古今的事理，国家和百姓，上下就像同一个身体：百姓是国家的血气，国家是百姓的肌肤形体；血气充足坚实，肌体就康健强壮；血气受到损伤，肌体就瘦弱生病。从来没有耗损血气却能使肌体丰盛荣茂的。因此，百姓富裕国家就富裕，百姓贫困国家就贫困，百姓安定国家就安定，百姓困苦国家就困苦，道理就是这样。从前鲁哀公想向百姓加重征敛，问有若，回答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足，君主怎么会富足？’由此推论，百姓必须赋税轻才能富足，国家必须等百姓富足后才能充裕。《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安宁。’历来考察前代国家，从来没有因为百姓富裕安乐而导致动乱、因为百姓贫困而导致治理成功的，自有天地以来从未听说过。减轻赋税和徭役，天下从来没有不安定的；急于征收、暴虐聚敛，天下从来没有不危险的。所以孟献子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臣。’确实是因为聚敛之臣造成的祸患超过盗贼，侵蚀国家、危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财物是土地所生、民力所聚集的，天地之间每年都有一定的产量，只有取用有节制，财物才不会用尽。如今卢世荣想在一年的期限内取得十年积累的财物，危害万民的性命，以换取个人的荣耀，广泛邀取增加赋税的功劳，却不顾百姓颠沛困苦的祸患，务求把每一分财物都搜取干净，率领上下级官府相互征敛，把百姓看作仇敌，为国家聚集怨恨。如果他果真不替国家作长远考虑，只想在眼前取得速效，肆意搜刮征求，还有什么得不到的？然而既然生财的道路已经不存在，聚敛财物的方法又凭什么维持？将会看到民间因此凋敝耗损，天下因此空虚，安危利害的关键，恐怕有说不尽的地方。我计算他任事以来已有一百多天，考察他的所作所为，证据都清楚明白。现在列举他所做的同他所说的不相符合的几件事：起初说能使钞法恢复旧状，如今纸钞反而更加贬值；起初说能使百物自行降价，如今物价反而更加昂贵；起初说课程可以增加三百万锭，不向百姓征取也能自行办成，如今却逼迫各路官府，强令它们全部包认承担；起初说能使百姓都快乐，如今所做的一切，无非是破坏法令、扰害百姓的事情，已经涉及百姓的，百姓已经无法生活；还没有涉及百姓的，百姓又难以预料日后的祸患。如果不及早改变，等到他的所作所为自行败坏，即使除去了蛀虫，树木也已经病得很深；开始时嫌弃没有及时疏导烟道、搬移柴薪，最终只会落得头部烧伤、额头焦烂，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再想挽救又怎么来得及！” 所谓及早改变，应该把卢世荣调到别处，酌情授予一个官职，等到他的行为果真不同于从前、治理政务确实有成效之后，再提升任用，也不算晚。不要让他骤然专擅超出本分的职任，不要使他获得横行奢侈的权力，那么朝廷就没有将来后悔的忧患，卢世荣本人也没有遭受像阿合马那样家破人亡的灾祸，君父与臣子之间、上下双方都能得到好结果。这不只是国家的幸运，实在也是卢世荣本人的大幸。如果他内心能够自己审察这些道理，卑职必定不是憎恨他；如果他不能这样，我又怎么敢回避愚昧直言呢！我也知道，阿附权贵显要，就可以期待宠爱荣耀；违逆重臣，祸患就难以预料。缄口沉默、自我保全，难道做不到吗？正因为事情关系国家，关系十分重大，忧虑深切，不能不说。况且阿合马事情败露之后，朝廷大臣因为当时没有进言，很多人都受到圣旨责问。如今卑职有幸列在言官之中，恰逢有这样的事情，如果又默默不发一言，实在害怕将来受到责备，所以正应当竭尽这颗愚直之心，希望免除明知而不言的罪责。既然已经说了，恭敬地听候裁决，俯伏在这里，等待治罪而已。（《元文类》卷十四） 叶李 请求恢复儒学提举司 世祖召见叶李于披香殿，据揭徯斯所撰《翰林学士承旨程公行状》（《雪楼集》附录），程巨夫于至元二十三年奉诏到江南访求贤才，至元二十四年春与赵孟俯、叶李等回朝复命，世祖召见就在这时。世祖慰劳问道：“卿从远方来，辛苦了。”又说：“卿从前为讼论似道而写的奏书，朕曾经记得。”又进一步询问治理国家的道理从何处产生。叶李逐一陈述古代帝王得失成败的原因。世祖点头赞许，赐他入座并赐宴，又命令他每五日入朝一次参与议事。当时各道儒学机构都因官员旷职而被罢废。叶李于是上奏说：“臣敬奉先帝的诏书，当初创业之时，军务繁多，尚且招致士人。如今陛下统一天下，停止武事而修治文教，难道不可以培养人才，以弘扬治国之道吗？各道儒学提举以及各郡教授，实在关系风俗教化，不应罢废。请恢复设置提举司，专门提调学官，考核诸生，讲明治国之道，并把成才者上报太学，以备录用。凡是儒户的徭役，请求一律蠲免。”世祖批准了他的奏请。《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辛未，“设置江南各道儒学提举司”。” 叶李的奏请应当就在这个月。（《元史》卷一百七十三《叶李传》） 请求使用汉军讨伐乃颜 当时（据《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纪》和卷一百六十二《李庭传》，至元二十四年五月，世祖亲自征讨乃颜，李庭随军出征），乃颜在北部边境叛乱，诏令李庭出兵讨伐他，但将校大多任用蒙古人，或是他们的亲近之人；他们骑在马上彼此用本族语言交谈，往往放下兵器不战，徘徊退却。皇帝为此忧虑。李庭秘密启奏说：“用兵贵在出奇制胜，不贵在拘泥常法，临阵应当用计谋取胜。他们既然都是亲近之人，谁肯尽力作战？只会白白耗费陛下的粮饷，使四方转运十分劳苦。臣请求让汉军排列在前面步战，再用大车连接起来阻断后路，以表示决死之意。他们曾经轻视我们，必定不会防备，我们趁机大败他们，就没有不能取胜的。”皇帝把他的计谋告诉将帅，军队果然取得胜利。（同上） 台臣请求进言时允许使用实封 至元二十四年，特意授任御史中丞，兼任商议中书省事。……李庭坚决推辞，得到允许，于是叩头谢恩说：“臣如今虽然不担任这个职务，然而御史台是天子的耳目，日常事务可以呈报中书省。至于监察御史的奏疏，以及西台、南台的咨文，关系军国大事、利益涉及百姓的，应当允许他们酌情直接上奏，以扩大皇帝的视听，不应一一拘泥于法律条文，最终使制度成为空文。臣请求诏令台臣进言时，都允许使用实封，臣就感到万分荣幸了。”又说：“宪臣以纠正过失、检举错误为职责，如果自己不检点，哪里还有资格弹劾别人！对于贪婪无度、败坏法纪的人，应当交付司法部门增加条文定罪，以惩罚欺骗蒙蔽之罪。”制书说：“可以。”从此台宪官员得以用实封进言。（同上） 请求建立太学，劝谏将宋朝宗室迁往北方

译适逢尚书省建立，授予叶李资善大夫、尚书左丞之职（当时在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见《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纪》）。……当时刚刚确定至元钞法，叶李又请求建立太学。有一天，他随从皇帝到柳林，上奏说：“良好的政令不能只是空自推行，人才也不能骤然进用，必须用德义训导他们，用《诗》《书》磨砺他们，使他们懂得古代圣贤行事的方略，然后贤能之士才会成批出现，恩泽才能流布下去。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都设有冑学；汉、唐的明主，多次亲临辟雍，并不是为了观赏美景。”于是推荐周砥等十人担任祭酒等官职，把庙学的规章制度逐条备具上奏，皇帝全部采纳。当时皇帝想把江南的宋朝宗室和大姓迁到北方，叶李趁机说：“宋朝已经归顺，百姓安居田里。如今无缘无故听说要迁徙，他们一定会疑惧；万一有奸人乘机而起，对国家并无好处。”皇帝大为醒悟，这件事于是停止。（同上） 江南镇守军官应当三年调任一次 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己酉，桑哥、玉速帖木儿说：“江南归附已经十年，盗贼至今仍未平定，应当下旨规定期限招抚捕捉，并把安抚聚集百姓的责任交给州县官吏，不能做到的就罢黜。”叶李说：“臣在漳州十年，详细了解其中的事情。大体来说，军官贪图利益、同盗贼勾结的，尤其难以平息。应当命令各地镇守军官，按例三年调任一次，希望能够革除这种弊端。”（《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纪》） 李淦 弹劾叶李 扬州儒学正李淦上书说：“叶李本来是一个受过黥刑的罪徒，得到皇帝简拔知遇，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他刚刚接近天子，就把举荐桑哥作为第一件事；禁止近侍进言，以无罪杀死参政郭佑、杨居宽；逼迫御史中丞刘宣自杀，囚禁治书侍御史陈天祥，罢免御史大夫门答占、侍御史程文海，杖责监察御史；改变钞法，扣留学校粮，征收军官俸禄，削减士兵粮食；设立行司农司、木绵提举司，增加盐、酒、醋的税课，官民都受到他的祸害。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要束木给湖广带来祸害，沙不丁给江淮带来祸害，灭贵里给福建带来祸害。又大规模考核钱粮，百姓怨恨而盗贼兴起，上天震怒而大地震动，洪水接连而来。幸亏皇帝圣明，改变政令教化。人人都知道桑哥任用群小的罪过，却不知道叶李举荐桑哥的罪过。叶李虽然已经被罢去宰相权力，却还没有受到刑戮，天下人往往私下议论。应当斩杀叶李，以向天下谢罪。”奏书送达后，……有诏令通过驿站召李淦到京师。（《元史》卷一百七十三《叶李传》） 王忱 请求及早确定储君 裕皇去世，储君之位空缺，皇帝年事已高，朝廷内外都为此忧惧。进言的人虽然很多，却没有见到皇帝准许。王公上书进言：“陛下临朝统治已经多年，至元初年预先册立太子，天下人心归附。如今裕皇升天，臣民忧虑恐惧，只有及早确定大计，才能使宗庙社稷获得幸运。”奏章连续上了三次，皇帝更加赞许他的意见。不久，皇孙佩带信宝，出镇朔方军幕，大业于是确定。（孛朮鲁翀撰《参知政事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十八） 阿合马 增加盐课 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马说：“太原百姓煮制小盐，越过境界贩卖；百姓贪图价格便宜，争相购买食用，因此解盐卖不出去，每年收入的课银只有七千五百两。请从今年起增加五千两；无论僧、道、军、匠等户，全部平均缴纳赋税，民间通用小盐则听任百姓方便。”（《元史》卷二百五《阿合马传》） 议论在江南实行盐法和钞法 至元十二年，伯颜率军征伐宋朝，渡江以后捷报接连传来。世祖命令阿合马与姚枢、徒单公履、张文谦、陈汉归、杨诚等商议在江南实行盐法、钞法以及贸易药材的事。阿合马上奏说：“姚枢说：‘江南不实行交钞兑换，必然使小民失去生计。’徒单公履说：‘伯颜已经张榜宣布交钞不兑换，如今急忙实行，就会失信于百姓。’张文谦认为：‘能不能实行，应当询问伯颜。’陈汉归和杨诚都说：‘用中统钞兑换宋朝交钞，有什么困难？’”世祖说：“姚枢和徒单公履不懂得事机。我曾经用这件事询问陈岩，陈岩也认为宋朝交钞应当赶快更换。如今意见已经确定，应当依照你的话实行。”阿合马又奏：“北方的盐和药材，姚枢、徒单公履都说可以让百姓随意贩卖。臣等认为，如果让小民经营此事，恐怕会造成混乱而不统一。拟在南京、卫辉等路登记征集药材，由蔡州发盐十二万斤，禁止各人私下贸易。”世祖说：“好，就这样实行。”（同上） 设置都转运司掌管课程 至元十二年，阿合马又说（据《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为至元十二年九月庚午）：“近来因为军务兴起以后，减免编户百姓的征税，又罢除了转运司官员，命令各路总管府兼管课程，导致国家用度不足。臣认为，不如根据各地户数多少，远处依附近处，设置都转运司，酌量增加旧有数额，选派廉洁能干的官员分别办理此事。凡公家和私人所用的铁器，都由官府设局铸造并出售，同时禁止各人私自制造铜器。这样，百姓的力量不会困竭，而国家用度就会充足。”于是上奏请求设置各路转运司。《元史》卷八《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十二年十一月丁丑，“阿合马奏请设置各路转运司，共十一所”。（同上） 卢世荣 议论给乞丐供给衣食以及怀孟竹园、江湖鱼课等事

译第二天（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壬寅），卢世荣与右丞相安童上奏：“我私下看到老幼病弱的百姓，衣食不足，在市场上行乞，这不是太平盛世应该看到的景象。应当由官府供给衣粮，委派各路正官主持办理此事。”又奏请讨论怀孟竹园、江湖鱼课以及襄、淮屯田等事。过了三天，安童上奏：“卢世荣所陈述的几件事，请求诏告天下。”世祖说：“除供给乞丐衣食之外，其余都依照所陈述的办理。”于是下诏说：“金银是民间通行的财物，自从设置平准库以来，禁止百姓私下买卖；今后听任民间方便交易。怀孟各路的竹货，是百姓自己栽种的，有关部门却拘禁后发卖，使百姓更加困苦，又导致南北竹货不能流通；现在罢除各处竹监，听任百姓自行贩卖并收取税。江湖鱼课已有固定条例，长久以来以采捕为生的贫民依靠它生活，却处处受到拘禁；今后听任百姓采捕。军国事务往来完全依靠站驿，近来马价增加，又令各户供应使臣饮食，以致疲惫困弊；今后除驿马之外，其余费用由官府支给。”据《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此诏颁于至元二十二年正月戊寅。（《元史》卷二百五《卢世荣传》） 京师的酒应由官府自行酿造出售 卢世荣说：“京师的富豪人户酿酒出售，价格高而味道淡薄，而且酒课不能按时缴纳。应当一概禁止罢除，改由官府自行酿造出售。（按照过去每年的课额，一个月就可以办成。）”据《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癸亥条补。（同上） 论榷酤法和钞法 第二年（至元二十二年）正月壬午，世祖驾临香殿，卢世荣上奏：“臣说天下每年课税为钞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除此之外，臣还可以筹划经营，不向百姓征取，抑制权势侵占的部分，可以增加三百万锭。事情还没有下达实行，朝廷内外已经有人非议，臣请求同台院官员当面在皇帝面前商议后实行。”世祖说：“不必这样，你只管说。”卢世荣奏道：“古代有榷酤专卖之法，如今应当设置四品提举司，统领天下酒课，每年可以得到钞一千四百四十锭。自从王文统被诛杀后，钞法空虚败坏，当前的办法不如依照汉、唐旧例，收集铜材铸造至元钱，并且制作绫券，与钞一同流通。”于是把织成的绫券呈上。世祖说：“有利有益的事情，应当赶快实行。”（同上）

译论市舶、盐铁、钞法、市易、官牧等制度 又上奏（至元二十二年正月所奏）：“应当在泉州、杭州二州设置市舶都转运司，造船并给予资本，让人经商贩卖，官府得七成利益，商人得三成。禁止私自出海的人，没收他们原先积蓄的珍宝货物，由官府收买；有隐匿不报的，允许别人告发，没收其财产，其中一半赏给告发者。如今国家虽然设有常平仓，实际上却没有积蓄。臣将不花费一文钱，只需全面禁止权势之家擅自生产铁器的地方，由官府设置炉冶铸造器物并出售，把所得利润同常平盐课合并起来，买粮食储存在仓中，等价格上涨时卖出，必定能够使物价经常低廉，同时获得丰厚利润。国家虽然设置了平准机构，但没有通晓调节运输的人，以致钞法空虚败坏，各种物品价格飞涨。应当命令各路设置平准周急库，降低每月利息，用来借贷给贫民；这样，借贷出去后，本金又不会损失。朝廷官吏已经增加俸禄，州郡还没有来得及增加，可以在各都设置市易司，统领各地牙侩，估算商人的货物价值，每四十分抽取一分，按十分为比例，其中四分给牙侩，六分作为官吏俸禄。国家靠军队取得天下，不依靠粮食运输，只需要羊和马；应当在上都、隆兴等路用官钱购买破旧丝帛，到北方换取羊马，选蒙古人放牧，收取皮毛、筋角、酥酪等物，按十分计算，官府取八成，二成给牧人。” 马用来准备军务兴起时的需要，羊用来充作赏赐。”皇帝说：“你先前说的几件事都很好，本来就应当赶快实行。这件事也很好，祖宗时也想实行却没有成功，朕应当考虑。”（同上） 设置规措所 中书省奏请设立规措所，官秩为五品，所辖官吏由善于经商理财的人担任。世祖问：“这是掌管什么的职务？”卢世荣回答：“是筹划钱谷的。”世祖于是同意了。卢世荣又奏道：“天下善于筹划钱谷的人，从前都在阿合马门下，如今登记在册，视为贪污滥用之人，这难道能全部废弃不用吗？臣想选择其中可用的人，但又担心有人说臣任用了罪人。”世祖说：“何必说这些？可用的人就任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十二年、二月〕 奏请减免赋税、增加官吏俸禄等七件事。卢世荣既然把谋利之事视为自己的责任，又害怕触怒他的人，于是用九件事劝说世祖下诏天下：第一，免除民间包银三年；第二，官吏俸禄不再由民间承担缴纳；第三，免除大都地税；第四，江淮百姓失业贫困、靠卖妻卖子生活的，由当地官府出钱赎回，使他们恢复良民身份；第五，逃亡迁徙后重新恢复产业的人，免除差役和税赋；第六，乡民酿造食醋的，免收课税；第七，江南田主向佃客征收租课的，减免十分之一；第八，内外官吏俸禄增加五分；第九，制定百官考核、升迁和擢用的法令。这些大体只是想借此消除怨恨、求取声誉罢了，世祖全都同意了。设立各处宣慰司兼都转运使司，并增加酒课。不久又奏道：“应当设立真定、济南、江淮等处宣慰司兼都转运使司，以管理课程，并制定条例；禁止各司追捕拘摄负责征课的官吏，也禁止派人擅自到办理征课的地方阻挠骚扰；按察司不得检查相关文卷。”又奏道：“大都酒课每天耗用粮米一千石，天下各地与京师相比，按理应占京师的三分之二；酒课每天也应耗米二千石。如今各路合计每天只耗米三百六十石，其中的欺骗、盗窃和隐瞒竟如此严重，怎么能不禁止？臣等已经责令各官在旧课额基础上增加二十倍；以后有不按数额完成的，要加重治罪。”这些意见都得到批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十二年、二月〕 设立江南行枢密院。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乙未，卢世荣请求罢除福建行中书省，改设宣慰司，隶属于江西行中书省。他又说：“江南行中书省事务繁多，恐怕造成壅滞；如今随着行省设立行枢密院，统领军队，以便分担其事务。”皇帝说：“设立行院的事情，前些日子已经说过，只因阿合马想让他的儿子忽辛兼掌兵权而停止。现在可以议定施行了。” 桑哥。按察司的文案由各路管民官负责检核。当时是至元二十四年。江南行台与行省之间没有公文往来，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先咨报内台，再呈送行省，最后上报奏闻。桑哥认为这样往返稽留、耽误事务，应当按照内台的例制，分别呈报各省。他又说：“按察司的文案，应由各路管民官依次检核，彼此纠举。而且太祖时已有诏旨，凡参与处理政务的官员，都要相互察觉检举，这是旧例。”皇帝同意了。奏请清理核算各省的钱谷。至元二十五年十月，桑哥奏道：“湖广行省的钱谷，已经责令平章要束木自首并偿还了。外省欺骗盗窃的情况一定很多，请派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参议尚书省事阿散、山东西道提刑按察使何荣祖、札鲁忽赤秃忽鲁、泉府司卿李佑、奉御吉丁、监察御史戎益、佥枢密院事崔彧、尚书省断事官燕真、刑部尚书安佑、监察御史伯颜等十二人，分别清理核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六省，每省两人，并特别给他们印章。省、部官员既然离任，事务不能废止，应选人代替他们，俸禄仍听其领取原有数额。核算期间，应给他们配备士兵，以供差遣，同时作为护卫。”世祖全部同意。增加盐、茶、酒醋的税课。

译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桑哥说：“国家经费既然扩大，每年的收入总是抵偿不了支出。按往年计算，不足之数超过一百万锭。自从尚书省考核天下财赋钱谷，依靠陛下的福佑，用征收所得来补足，未曾加重百姓负担。臣恐怕从今以后难以继续采用这种办法了。为什么呢？仓库中可以征取的已经很少，盗窃的人也少了，臣对此很忧虑。臣愚昧地认为，盐课每引现在值中统钞三十贯，应增加为一锭；茶每引现在值五贯，应增加为十贯；酒醋税课，江南应增加十万锭，内地增加五万锭。协济户共有十八万户，自入籍至今十三年，只缴纳一半赋税，听说他们的力量已经恢复，应增加到全赋。这样，国家用度或许可以维持，臣等也可以免于获罪。”世祖说：“照你们议定的实行。” 议定诸王印章的制度。至元二十四年冬十月戊寅，桑哥说：“北安王王相府没有印章，而安西王王相府独有印章，实在不合事例，请收回。诸王胜纳合儿的印文写着‘皇侄贵宗之宝’，‘宝’字不是臣下适宜使用的，因其封地改为‘济南王印’较为合适。”皇帝都同意了。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丁酉，桑哥说：“先前皇子忙哥剌受封为安西王，统辖河西、土番、四川诸处，设置王相府；后来又受封为秦王，掌有两方金印。如今嗣王阿难答仍沿用安西王印，他的弟弟按摊不花另使用秦王印，其属下又用王傅印行事。一藩之内有两个王，恐怕不合制度。”诏令阿难答承袭安西王爵位；仍设置王傅，但收上秦王印，罢除按摊不花所署的王傅。和籴、钞法、漕运、赏赐等事项。至元二十五年夏四月辛酉，桑哥说：“自至元丙子年设置应昌和籴所以来，其中一定有很多盗骗行为，应当加以考察。扈从之臣耕种的土地很多，应依照军站的例制，除去四顷之外，按亩核验征收租税。”皇帝都同意了。至元二十五年五月乙未，桑哥说：“中统钞流通将近三十年，省中官员都不知道它的数目。如今已经改用至元钞，应派官员分道设置机构，考核中统钞的本金。”皇帝同意了。至元二十五年冬十月庚午，桑哥请求明年海道漕运江南米必须达到一百万石。他又说：“安山到临清之间，有一条二百六十五里的渠。如果开挖疏浚，需要劳工三百万人，使用钞三万锭、米四万石、盐五万斤。陆运夫一万三千户可以恢复平民身份，免除其役；由此减少的赋税收入和刍粟折价为钞二万八千锭，费用大致相抵，但水渠建成也是万世之利。请在今冬准备粮食和费用，明年春天疏浚。”制令批准。至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桑哥说：“有封地的臣下，按惯例总以贫困为借口，希望得到赏赐。财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地下生出来的，都是取自百姓；如果不慎重处理财物的出入，恐怕国家用度会不足。”皇帝说：“从今以后，不应当发给的，你就立即勾除；应当发给的，应当复奏，由朕亲自裁处。” 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庚辰，桑哥说：“当初改用至元钞，是想把中统钞全部收回，所以命令天下盐课用中统钞、至元钞各一半缴纳官府。如今中统钞还不能急于收敛，应命令税赋一律缴纳至元钞；商贩手中若有中统料钞，听任他们兑换成至元钞流通，这样以后中统钞就可以全部收回。”皇帝同意了。赵天麟。赵天麟的奏议中有一部分是在成宗时期上奏的，现在一并辑录于此。论心体与心用。世祖时期，赵天麟上奏策论说：“臣听说，心放展开可以包容六合，收敛退藏又能深隐幽密，这是心的本体；它可以包容天地而不过分，使万物各得其所而无所遗漏，这是心的作用。这两方面其实就是体和用。以本体统摄作用，便能建立神妙的教化，使天下人都归服；以作用通达本体，便能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使真实的根源自然澄净。心含藏时好像虚空，发用时又无穷有余；内外周遍，上下如一。三皇把它发扬光大，道理贯通古今；五帝以它为本性，德泽流传后世；三王亲身实践它，仁德流布万邦；五霸借助它，功业只加于一时。为什么这样说呢？四端如同四时彼此运用，五常符合五行而不差错，混合为一，称为太极；通畅而显示幽微，称为无极。不是无极，就不足以认识神人圆融灵妙的境界；不是太极，就不足以看见圣人宏大的宗旨。太极就是无极，圣人就是神人。人的本性无不善良，人无不具有相同的本性，即使凡夫愚人也不可能没有道心。道心幽微，所以圣人贯通天下的道。人受气禀拘束，又被物欲改变，即使神圣之人也不能没有人心。人心危险，所以圣人尊崇天下的教化。道的名称虽不同而道理相同；离开心便不能圆满；教化，是从学习浅近的事物逐步通达高深的道理；离开心便不能建立。性，是心的平正状态，并且具备道理；情，是心的发动，表现为具体事务；仁，是心的爱；义，是心所认为适宜的原则；礼，是心的节制；智，是心的觉察；信，是心的真实。这七者，分别以道理保存精妙，以事务应对实际需要，以爱心实现公正，以适宜原则规范外在行为，以节制使礼文畅达，以觉察照亮昏暗，以真实彰明诚意；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性情。性安定而情自然受到检束，这是心；情安定而性自然恢复，也同样是心。凡处于下位的人心安定，非分的欲望就会消失；凡处于上位的人心安定，教化养育的方法就会完备。恭敬地想到陛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把四海作为家园，超过三皇而比肩六帝，仰望三王而俯视五霸。凭借非凡的资质，驾驭非凡的尊位；凭借不世出的德行，承受不世出的时运。您一言发出，神鬼都会迅速聚集；您一意施行，风雷都会随之变化。动，是静的末端；静，是动的根本。明察根本与末端，心自然安定；推究动与静，心自然端正；精通道与教，心自然诚实；明白体与用，心自然明彻。心定而正，便能契合天人相通；心诚而明，便能洞察天人与万物并无二致；哪里还需要细密地劳神观察、孜孜不倦地求取感应呢？” 五常由此得到包容贯通，四时由彼得到调和；掌上运转天下，胸中照明天下；无为而无所不为，不主宰却能实现主宰。这些都是陛下本来固有的道理，也是已经实行的常事。恭敬地希望陛下慎终如始，谁不会因此得到依赖呢？”

译论帝王的德行贵在公正而不偏私。天麟又上奏策论说：“臣听说，运行元气的神妙力量，使五行安定并充分发挥自然刚健之性的，是天；调和五行的位置，使万物形体安定并具备无边顺遂之性的，是地；居于五行之中、处在五方中央，效法天的刚健而行动，效法地的柔顺而安静的，是帝王。帝王的德行配合天地，最贵在公正而不偏私。公，是义；私，是利。衡量义理而行动，就能以天下人的忧患为忧、以天下人的快乐为乐，王道便完备了。放纵私利而行事，既会失去百姓的期望，又会失去民心，王政便衰怠了。因此圣人治理百姓时，戒惧得如同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安抚百姓时，温柔得如同慈母看护婴儿。百姓所希望的，就替他们聚集；百姓所厌恶的，不要施加给他们。况且下层百姓都是国家的百姓，百姓的财物也都是国家的财物，又何必从下面泛取财物，却在上面轻率使用呢？臣私下看到，郡县征收赋税时，乡司、里正评定贫富，擅自增减赋额，从中谋利。富裕人家的财力宽裕有余，贫困人家无力承担，便只好向别家借债。有的逾期不能缴纳，罪责无法逃避；官府用号令整齐约束，用刑罚威逼，愁怨之气、冤苦之声充满天地，谁来救助他们？” 又有不能办齐赋税的，官吏也会因此获罪。等到把账目汇报给上司、收入府库时，遇到灾荒年却不发放积储，贫民得不到救济；乐工一类人献上戏技来图谋赏赐，受宠之人迎合制造喜气来求取恩宠，这难道不是最不公正地使用财物吗？况且发怒是圣人也不能完全避免的；但一怒之中也应当合乎万理，所以《中庸》以合乎节度为和，颜子以不迁怒为德。臣私下看到，近年来北征叛乱，东伐隔海之国，近来又大举南征，马鞭从未停止，战马的缰绳从未解下。谚语说：‘天子发怒，尸体倒伏万里。’确实如此，怎能不加以警戒！臣以为四方远地还不知道礼乐本应遵循的道理，迁徙不定，往来于边境；即使战胜也不值得高兴，得到他们也不足以治理，如今却烦动天威而发怒讨伐，难道不是最不公正地使用武力吗？恭敬地希望陛下思考地利的艰难，向上体察天心的仁厚；知道百姓希望富足，就少取财物以使他们生息；知道百姓希望安逸，就常常爱惜他们的力量，务求保存；知道喜悦过度会损伤阳气，就加以节制；知道愤怒过度会耗散阴气，就停止它；知道王者贵在无私，就施行大公来治理；知道诚信可以向天下显示，就推诚相待来治理。财物积聚而下层富足、上层充裕，民心稳固而下层安定、上层安宁。喜怒适宜，内外没有可供后悔的机会；公正和诚信已经宣明，上下没有互相猜疑的心意。关系坚固如胶漆，和谐如埙箎。君主最终达到无为而治，百姓不知道这是帝王之力；然而百姓不富足、四方不归服的情况，从来不会有。” 论效法祖宗、爱护百姓。天麟又上奏策论说：“臣听说，在万物出现以前，动植物的形态已经具备；在无名的开端，乾坤已经分判；阴阳二气流通，五行分布。唯有人能够包容万象而独具灵性，守持中正而不偏倚，最初朦胧得如同醇酒使人酩酊，又寂静得如同混沌初始。等到清浊逐渐分开，视听相互引导，聪明与愚笨相差悬殊，强弱难以相等，人类纷纷出生，成群结社，浑厚的本性逐渐下降，良心也放失了。中等资质以下的人，放纵于纷乱争夺的利欲；极为愚昧的人，被痴迷束缚而不知回头。以至于剥夺与争战交相发生，暴戾之人互相欺凌；有的人顾影自怜而无所依靠，有的人呼天喊冤却无人申诉。于是诞生大圣人，广泛救济风波，开启三皇的时代，继而流传十纪，维系造化，掌握阴阳。天地人三才由此安定，天地各居其位；尊卑秩序确立，万物得到养育。由此看来，大概是上天为了百姓而设立君主。君主之道贵在仁，天道则辅佐有德之人。经历五百年，天命降临我皇家。祖先帝轩辕的遗芳流衍不绝，扫除金朝、宋朝割据的偏狭疆域。东边漂渡洋水，西边越过昆仑，南边延伸到交广以南，北边抵达玄虚以北。虞、夏时代万国来贡献玉帛的盛况，可以与之相比；汉、唐时代天下一家的局面，也难以与之并论。功业已经成就，德行已经兴盛，道已经推行，政事已经平治，陛下难道能不思考吗？” 陛下难道能不警戒吗？想想这份事业的奠基者，是祖宗。当初风云骤起、猛虎吞噬，神鬼帮助其建立功业；形势如电击雷奔，龙蛇在陆地上奋起；想要起来却没有闲暇安坐，想要自得安闲也无法做到；栉风沐雨，在战事频繁的岁月中劳苦身心，披荆斩棘，在烟尘弥漫之际坚持志向，直到拥有天下，这是多么艰难啊！如今天下已经安定，守成并不容易，能不思念当年的艰难吗？应当警戒这份事业的根本在于百姓；百姓所依靠的是政事。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轻慢；没有百姓就无法建立统绪，也不能守住国家。担心他们饥饿，就少收他们的粮食；想到他们受寒呼号，就减少征收他们织造的绢帛；希望他们懂得礼义，就用孝悌教导他们；想让他们知道禁令，就把应当喜爱和厌恶的事情明白告知他们。使他们劳作，招徕安置他们，像臣属一样使其正直，像辅翼一样帮助他们，又进一步施以恩德救济他们。况且政事虽然道理相同，每天却有万端事务。一件事还没有显现就立即防备，一句话虽没有大害也立即加以考虑。堤坝从蚁穴溃决，气体从针尖泄漏，骨头因不断毁谤而消磨，车轴因丛生的荆棘而折断，难道能不警戒吗？还应当以古今成败作为借鉴，参照天人感应来考察吉凶。即使冕旒遮蔽眼前，也不要自恃目光敏锐，而应以极端公正的态度观察；即使黈纩堵塞耳旁，也不要自恃听觉灵敏，而应听取天下共同的意见。委托贤能之人承担职务，衡量才干而任用；以敬慎自处，以简约施政。勤勉却不烦扰，安逸却不过度，清明却不偏激，沉默却不闭塞。披着▯服，端坐拱手面向朝阳；手执镇圭，安坐于朝堂正位。这样，帝位就能安定，国运也能牢固。把这些传给子孙，使光辉永远照耀，让史官欣然赞叹说：‘大元天子的德行，光耀盛大，无人能与之相比；崇高而美善，没有人能够仿拟。’ 这不是很光荣吗！这不是很痛快吗！愚臣胡乱进言，罪当万死。恭敬地希望陛下检点自身，唯恐有所不及；行善总以为还不够；考察伯禹不自满自夸的品德，体察成汤圣明恭敬、日日进益的精神；过分听取愚臣的话，委曲地免除臣狂妄进言的罪责。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心胸如海，不舍弃涓滴细流，并且不断增加深度，所以才能使大宝之位与天一样长久，使亿万年无边无际、绵延不绝地永远镇守。

译论宗庙之礼。元世祖时期，东平赵天麟上奏策论说：“臣听说，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重要的；设立七世祖先的宗庙，就可以观察德行。尧有文祖，舜有神宗，他们超越万国的良好谋略，超过诸子百家的高深境界。商、周以后，秦、汉以来，世道暗中逐渐背离，很少有人传习仪礼，儒士也难以明白其中学问。如今国家的道统光耀五叶，恩泽遍及六合，各种事务安康，百姓安乐，这都是祖宗的功德以及陛下圣明神武，光大发扬、继承承接而达到的。臣曾早晚研读经史，私下考察礼书，大略知道宗庙制度，现在请求加以申明。按照礼制，天子设立七庙，位于都城内东南方。太祖居中偏北，三昭在东，三穆在西，庙宇都朝南，神主都朝东。外面以都宫环绕合并，里面修筑墙屋加以区分。门、堂、室、寝一一分开方位，庭院台阶和堂陈各有不同位置。屋梁刻成山形、椽头绘藻纹，以显示崇高；设置重檐、削整楹柱，以显示严肃；削治磨砺椽角，以显示华美而不奢侈；屋顶覆盖茅草，以显示俭朴而有节制。这大概就是宗庙的制度。祖宗的功业和德行，百世不变；亲属关系尽了的庙，就因新主入庙而迁祧。把旧神主迁藏在太祖庙的夹室，把新神主附祭在南庙的正室。” 昭，是取其向着光明，因此按次序列在昭位；穆，是取其深远，因此总是列在穆位。穆位神主附入时，昭位不移动；昭位神主附入时，穆位也不迁移。第二世祖祧迁时，第四世迁到第二世的位置，第六世迁到第四世的位置，把第八世神主附入昭位以南的庙中。第三世祖祧迁时，第五世迁到第三世的位置，第七世迁到第五世的位置，把第九世神主附入穆位以南的庙中。孙辈因此附祭于祖父，孙辈也可以作为祖父的尸；这是因为昭穆相同，并不是有尊卑区别。所以，已经迁祧收藏的神主，举行袷祭时才取出，平时不取出。附入宗庙贵在更新，要更换屋檐，重新涂饰。这大概就是宗庙祧迁和附入的制度。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祭牲肥壮，甜酒美粮，祭器中的黍稷丰盛洁净，器皿齐备，衣服鲜洁，水火也都明备。祠祭宜用羔羊、猪，并供以膏香；禴祭宜用腮月▯肃，并供以膏臊；尝祭宜用小牛、小鹿，并供以膏腥；烝祭宜用羽物，并供以膏膻。设置守祧官掌管的先祖遗衣，陈列历代相传的宗器。王后和宾客完成九献之礼，诸侯、公卿、士人奔走执掌豆笾。以上大概就是宗庙四时祭祀的制度。太祖庙神主按常例面向东方。将昭位移向南、穆位移向北而合食；按照已经毁去和尚未毁去的庙来制定礼制。四时祭只陈列尚未毁去的庙而祭祀，五年大祭则连同已经毁去的庙一起祭祀。” 这大概就是宗庙的袷祭。三年举行一次大祭，在始祖所出之地祭祀，并以始祖配享。这大概就是宗庙的禘祭。子思子说：‘明白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理国家就像把事情放在手掌上看一样容易。’这是说天下虽然广大，但关键在于致力于根本。恭敬地希望陛下扩充恭敬、肃穆、慈爱、和善之心，尽力实践仁爱、孝顺、诚实、敬慎之意，出自天心作出决断，努力实行古道，使天下士民更加仰望；永远报答本朝神圣祖宗，使太庙礼仪焕然一新，严格举行春秋祭祀。希望陛下在天下人之前率先尽孝，坐镇而弘扬偃草般顺从的风气，使天下百姓感化于陛下的神明，都懂得把忠心移用于事亲之道。这样，上下和睦喜悦，朝廷内外没有忧患，哪里还会有那些求取名声、触犯名分而故意投身宽大法网的人呢？有子说：‘一个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冒犯上级的，这种人很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译论观察天文、审察地文、招徕人文、守持圣文。赵天麟上奏策论说：“臣听说，天凭借文理才能生成万物，地依据文理才能成就万物，人因为文理而更加灵秀，王者守持文理而成为天下的正道。日月运行有度数，星辰运行有轨道，以雷霆鼓动，以风雨滋润，千变万化却不失常规，这是天的文理。山岳由积聚而成，河海由深厚而成，五土有高下，百谷有繁茂，能够守持中正，黄裳而得大吉，这是地的文理。君臣父子、礼乐诗书，大道理通达于圣贤，英华精粹流露于文章笔墨，灿然相接，曲尽各种适宜，这是人的文理。经纬天地，统治百姓，勤行善政，广施宏大谋略；无私无欲，能够长久为长、为君；使天下振作舞动，充分发挥神妙作用；光明盛大，以彰显德行，这是王者的文理。恭敬地想到陛下正承受盛大时运，安居而超然。臣认为，文是质的光华，质是文的骨骼。保存质，就已经成就伟大教化的宏基；修饰文，就可以彰显我一家的伟大功绩。因此，质文的道理与道、器一同归于一致；文质的情状充实显明、幽微隐显而无间隔。从前新莽篡逆，光武中兴，正当赤龙腾跃、汉祚复兴之时，尚且放下兵器讲习经艺，停止战马讨论道义；要成就四海太平的政治，难道能不以文为要务吗！” 所以，夏禹厌恶华美服饰，却把精美礼服用于黻冕；使宫室低矮简朴，却竭力修治沟渠；下车便为有罪者哭泣，设置虞官等待贤能，这实在都是文命的作为。周文王的德行显著于西土，道化遍及南国，使二老生出归附的念头，使各诸侯国只向正道供奉，这实在都是文王的作为。汉文帝像上天覆盖万民一样仁爱百姓，把百姓当作子女，前半夜便设席访求寒士，怜悯少女而废除肉刑，这实在都是文帝的作为。唐文皇忧勤不怠，以古鉴今，以仁义达到太平，广建众多学舍，任用十位名臣，这实在都是文皇的作为。这四位君主都有统一的德行，百姓享受当时的福泽，史书传扬后世的芳名，究其根本，确实值得效法。如今国家在内由省、台、院、部总领，在外由路、府、州、县分治，职官无不齐备，事务各有所司；如同心安而四肢协调，提纲挈领而衣襟下摆整齐。以天威临御，以天恩抚恤，理应使天地人三才达到极致，功业与四代圣王相齐。然而现在只能达到一般的治理，还没有完全达到太平和谐。南方荒远地区的小国彼此相持，中原的狱囚常常满额；陈述意见、递交奏疏的人，没有救治弊病的方法；在位享受俸禄的人，只知道援用法令罢了。难道是官员没有选用得当，因而不能完全符合圣意吗？” 还是贤能之材已经安排了职务，但他们虽有方法却不能全部施行？或者百姓中有些极其愚昧、难以改变，不能遵循尧、舜的教化，必须除恶务本，然后才能平息祸患？臣曾经深切思考，实在是有原因的。宫门深邃，四海遥远，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上面的意旨不能下传；枢机一旦开启，便把责任交给群臣，但养育百姓的方法或许还不周全，用人的办法或许还没有达到恰当程度；办事的人把簿书和期限作为急务，进言的人却把法令的末节当作根本。这就是现在只能达到治理，却没有完全达到太平和谐的原因。恭敬地希望陛下忧念圣心而加以思考，穷究至理来谋划；详细推察今日的施政，仔细选择群臣的得失；观察天文以效法阴阳，审察地文以驾驭柔刚，招徕人文以教化四海，守持圣文以照耀无疆；与夏禹文命相比肩，与周文王并列，超过汉文帝，胜过唐文皇。这样的治理成效清楚可见，可以加以议论。臣愚昧地看，这没有什么困难。因为古代的天下和今天的天下，换一个地方道理也都一样；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有所作为的人也都是如此。”

译论应当制定法令以慎重处理刑狱。天麟又上奏策论说：“臣听说，人凭借短暂而不过百年的寿命，处在天地之间、养育万物之中而独受尊贵；人凭借微小的七尺身躯，却能周旋于各种事变之中，具备完整的道理，关键在于心。等到青、黄、白、黑的色彩交错，眼睛就不能清楚看见；淫靡、喧哗、正声、雅乐的声音混杂，耳朵就不能灵敏听闻。视力不清、听力不灵，心神也就被遮蔽而不能明彻。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哪里有心神开阔明朗而没有凝滞的呢？由此可知，没有凝滞的，只有圣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圣人的智慧已经格外明彻，而天下万事没有不合乎道理的；凭借我格外明彻的智慧，面对那些合乎道理的事务，即使万般事务聚集在面前、百般行为接连在后面，哪里还会有需要滞留心中的呢？如今国家设置后、王、君、公等爵位，又以大夫、师长承接辅佐，尚且担心内外官吏有审察不到而反复改动的地方，怎么能不立法加以确定呢？财物有可以取的、有可以不取的，处在两者之间的，正是为民父母者的心，只想使百姓得到更多。无奈关隘要害之地，人人都在窥伺观察；天下通达事理的人常常少，不通达的人常常多。今天突然征取，十天又停止，或者姑且取用而等待日后议定，或者最终取用而损伤廉耻教化，这些情况哪里说得尽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事情有可以实行的、有可以不实行的，处在两者之间时，正在议论它，认为并不紧急，于是拖延多年而不能确定；等到实行时，有司只按公文应付，怠慢苟且，不能认真办理。有些事情极其细微，却关系到极大的利害；有些言语极其细小，却深深影响风俗教化，怎么可以轻视呢？刑罚有可以减轻的、有可以加重的，处在两者之间，这又是当今弊病中尤其严重的一项。我看到郡县之间，一个人被关进狱中，九族都怀着悲痛；家业因此停顿，田宅因此被卖。国家还没有统一的律令，有司任意施刑；臣私下担心，贫穷者犯罪未必不被重罚，富裕者犯罪却未必不被轻罚。况且在鞭笞之下，还有什么要求得不到满足？所以有家产的人便向当权者行贿，用曲折手段造成轻罪的文书。那些贫寒之家，家中贫困空虚，所求不能得到满足，便把愤怒发泄在无处申诉的人身上，挟持怒气，使他们所犯的罪名扩大。贫民知道这种情形，即使无罪而与官吏有牵连，也有的典当器物借钱，有的立下文书借贷，把钱送给官吏，希望获得怜悯。这样一来，本来没有疑问的案件，只要想判轻就轻，想判重就重，全都变成疑狱了。” 这样还想使教化普及、政治和洽，怎么可能做到呢？如果案件确实有疑问，却拖延不决，有的人死在狱中，有的人甚至过了十多年还没有结案。犯罪之家为行贿私谒，花费不可计数；犯罪的人长期拘押在牢狱中，所受痛苦无穷。汉代谚语说：‘即使只在地上画一个监狱，也会有人议论而不肯进去。’这不是空话。如今虽然还没有严重到这种地步，也应当立法加以防止。恭敬地希望陛下广泛颁布明确诏令，向有司说明：凡财物有可以取、有可以不取的，应明确说明其中道理，减半征取；凡财物有可以给、有可以不给的，应明确说明其中道理，减半发给；凡事务有可以实行、有可以不实行的，应明确说明其中道理，以便百姓办理；凡疑狱有可以从轻、有可以从重的，应明确说明其中道理，按照从轻原则处理；凡通常案件本来容易处理，但如果有人贪赃枉法、玩弄法令，就应当按照臣先前所说慎重使用名器、堵塞谋利门路的办法办理，这种现象自然会断绝。如果愚昧而不悔改，还有宪职官员负责纠察。这样，清明风俗、恩泽下达的方法自然形成，以威严显示恩德的道理也就没有缺憾了。”},{

译论述三理四维。元世祖时，赵天麟上奏提出治国方略说：“臣听说，继承祖先的功业而承受上天的保佑，是周武王继承周文王的事业；兼取三王之道而施行四项政事，是周公旦忠于周朝的表现。商高宗命令傅说说：‘引导我效法先王，使天下百姓安宁。’孔子告诫曾子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不断修养先祖的德行。’为什么祖宗的事业都可以效法，而子孙却不敢忘记呢？这是因为祖宗用来建立功业，子孙用来守成，都必须具备三理四维的缘故。道不足以驾驭天下的……，又怎么能够取得天下呢？德不足以统一天下人的心，又怎么能够使天下人信服呢？仁不足以广施于天下，又怎么能够使天下安定呢？立志于道，依据于德，依靠于仁，这就叫作三理。然后用乾卦的刚健来推行，用坤卦的柔顺来调和，用震卦的勇猛来鼓舞，用咸卦的感通来协调，这就叫作四维。用三理来治理，用四维来维系，这样才能建立万世子孙帝王的事业。有人认为，平定乱事应当崇尚武力，守成保盈应当崇尚文治，进攻和防守并非同一途径，时局动荡也有万般变化；如果拘泥于旧有成例来调理政事，就像把琴柱胶住后再调弦一样；拘守旧章而求得治理，就像刻舟求剑一样，最终只会使琴弦无法调准、宝剑无法找到，白白劳心而没有益处。” 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臣所说的是根本道理，他们所了解的是具体事务。各种事情虽然各不相同，但最终都归于同一个道理，难道会有不相合的吗！我圣朝太祖建立功业时，英雄豪杰都被罗致，才俊之士谋求建功；驾驭福运长驱直进，灿然的天光向下照耀；强暴豪横之人闭口不言、忍气吞声，悖逆之徒则粉身碎首；用礼来确定庆赏，用义来制定刑罚，以庆赏来激励有功之人，以刑罚来惩治违法邪僻之徒；上则顺应天时，下则协调民意。这些都是立志于道。金朝的国运已经衰落，水德的运数正要到来；冠绝一家的天子和先王，应合四海人民共同归附的盛会；战乱尘埃还未平息，但皇恩如雨露时常滋润，已经归服的人返回原有产业而安居，尚未归服的人则不得已而出兵征讨。这些都是依据于德。手持三尺之剑，奋力拯救众生；奋起于遥远的边方沙漠，攻取龙庭，居处于历代帝王封建的疆域；虽然还来不及完全承袭前代的礼乐，但无不暗中运用权衡之术，留下治国谋略给子孙，亲自考察上天的意旨。这些都是依靠于仁。又不顾不上安居休息，平日常常警戒自励，掌握乾卦的符征而大有作为，统率军队而会同人众；恭敬谨慎、勤勉戒惧、战战兢兢，难道不是刚健吗！通达事理、处理事务时，能够舍弃己见而听从众人，不抢先行事以开启日后悔恨的大门，不延误时机以损害先见之明的智慧，难道不是柔顺吗！果断地救济世人，坚定地树立言论；符契具有结绳记事时代的淳朴风气，戈甲具有无可匹敌的实用价值，难道不是勇猛吗！皇恩如水四方流溢，教化之日光明昌盛。正当太祖之道通行时，圣心开拓了江北地区；及至国运昌盛，神孙又平定了江南之地。七八九六之方、亿兆三千之众，无不思服，各遂其愿，这难道不是令人感戴吗？伏望陛下永远追念孝道，以孝思为准则，保守太平的大业，察看圣祖的宏大规制，向四方推行，彰明美好的法典，颁布给史馆，用以传播皇上的德化，转变时局，使其由乱趋平，成为今日守成的凭借，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来尽陛下的孝心，不也是可以的吗？以道修养自身，以德治理天下，以仁爱抚慰百姓，以刚健引导人们迁善，以顺理调和人性，以勇气改正过错，以感化之道团结众人。三种治理原则在内发挥作用，四种纲维在外维系秩序；宗庙常享有祭祀，陛下常亲奉祭祀，卿士常守其职，小民常依托您的庇护。这不只是追述先祖、继承后代的孝道，也是为后世子孙留下长久的福泽。

译论东宫不应兼领中书、枢密的职务 当时东平人赵天麟上策说：“臣听说，不宜轻率举行的，是四海共同尊奉的大事；不可长期空缺的，是三台的职位。因此，忠贞之臣坚守正道，虞人拒绝了析羽之招；贤明的君主防微杜渐，汉帝拒绝了郎官的请求。这些还只是小节，尚且关系到大原则，何况国家的根本，正系于太子。太子年幼时，只须按年龄学习、振兴教化；长大以后，只须安心修养、奉行孝道，哪里有空暇顾及其他事务呢？如今国家铺设治理机构，整顿法令纲纪，内有三公九卿，外有各疆域的诸尹，通常都选举贤能、推崇德行，使他们分别居于高下不同的官位，考察事务、分掌职司，严格纠察奸邪之类。这样做，是希望有生命的都能快乐，没有事物不得安宁，并推广恻隐之心，接续文明的治理。至于中书一令、枢密一使，曾经让东宫兼领，连续十天、数月，却只是等待储宫乘坐铜辇前来临视；空置的楼榭和帷幕，陈设着银棨、金墀作为大座；政事专归副相办理，政权与同僚并列。臣认为，中书是机要政务的关口，是天门的锁钥，关系着四海百姓的性命，掌管万方朝廷之事。任用得当，就可以高枕无忧、国家稳如磐石；任用不当，就会官职失守、政事受病。这实在是国家股肱心腹之臣。” 枢密是边疆的守卫，是熊虎般武力的纲纪，使武臣效力而有所归依，使强敌畏惧而暗中消除变乱。贤能之才掌管军令，就能安坐而使尘氛清平；昏昧之人执掌权衡，就会多生偏僻乖张的事。这实在是国家爪牙统领之臣。由此看来，军权和民政两种权柄，关系着治乱；即使设置了官员而没有合适的人才，尚且恐怕难以推行，若设置职位却使官员空缺，又怎么能够治理呢？况且太子正式确定名分以后，虽然诸王都不能与他相比，却有三师三少等官属，设立詹事府及其属官机构。凡臣民都仰望他，但只有父母是永远尊贵的。君主出行，太子留守；有留守，就由太子跟从；跟从叫作抚军，留守叫作监国。作为天子的长子，他的尊贵已经没有可以超过的了；作为天下的副君，他的显盛也没有可以增加的了，又何必授予银章玉带，炫耀一品官阶的荣耀，去占据府院都堂、大臣之上的职位呢？名义上说是加重他的地位，实际上正是使他的地位变轻。东宫兼领这些职务，臣实在不能理解。若说是借此职位的尊重来镇服群臣，那么朝廷臣僚的政事无不奏报天子，这就是天威已经镇服了他们，哪里还需要太子来镇服呢？若说因为其他人不能担任这些职务，那么太师、太保、国王以及刘公都曾担任过；太傅、司徒也有人担任过。看看那四种职位，并不低于这些职务，尚且都让异姓担任，为什么偏偏没有人敢担任这些职务呢？” 耶律公不是已经担任过中书令吗？太子的正道，是春天诵读、夏天习弦歌、秋天学习礼仪、冬天读书，研习古代的作为，用来考察当今应当办理的事务；在龙楼向内侍问候父皇安寝，对内竖勤恳周到；在甲观尊敬老师，在春官身旁恳切求教。以温和柔顺为根本，以仁爱孝顺为首要。到了加冠以后，便有记载过失的史官、撤去膳食以示劝戒的宰臣、进善之旌和敢谏之鼓，使他学习与智慧一同增长，所以即使劝谏切直也不感到惭愧；教化与内心融合，所以合乎中道就像人的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后裔国运长久，是因为辅佐教导太子有这些制度。太子的善德，在于及早晓谕教诲；教诲得当而左右近臣端正，左右端正，太子就端正；太子端正，天下就安定。这正是周公向成王示范法度、贾谊向汉文帝忠告的道理。凭陛下的圣明，尚且要设置保傅之官，对于太子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伏望陛下慎重选拔贤硕之人，辅导太子，不要让太子降居臣下的职务，以致降低他的身份；应当使他更加增长明德，以成就他的孝行。这样，天命的符瑞就能长久掌握，百姓知道国家根本安定，盛德焕然更新，天地也有长男尊贵美善的祥瑞。还望陛下近取宗室、旁及隐逸之士，举用大贤充任中书令、枢密使等职，这就是圣明君主赐福于军民了。” 愚臣妄自议论，实在属于扰乱视听的言论，只因诏文允许陈述朝廷政治的得失，所以冒死进言罢了。” 请求以学问教导宗室 世祖时，赵天麟上策说：“臣听说，如果不是最高明的圣人，就必须等待学习之后才能知晓；已经处在最尊贵的地位，更须凭借美名来使自身完美。学习，是最完备的规矩，好比居住在庄岳之间，就容易受到齐地言语的影响；又好比在丘陵之上招手，凝神远望便能看得长远。因此，公的德行接近圣贤，是因为听到教诲便不懈怠；秦伯违背贤士的劝告，最终只能后悔咬自己的肚脐。美名，是荣耀自身的极致，即使齐地的纨绔、蜀地的锦绣，也不足以比拟它的华美；即使芝兰玉树，也不足以与它的芳香相提并论。因此，巢父、许由只是箕山、颍水一带的卑微之人，却名扬天下；曹操、司马懿是汉、魏的宰相，即使放纵小人，也同样令人憎恶。由此可知，流水不停，可以汇入大海；平素积善很多，远胜于处在尊荣的职位。孔子说：‘学习并且时时温习，不也令人喜悦吗？’又说：‘君子担忧死后名声不能得到称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宗室贵人有幸生在圣明时代，有爱好学习而不知厌倦的，也有轻视学习而不喜欢的。臣本来知道尧、舜以仁德率领天下，连偏远角落尚且会顺从；何况宗室子弟亲自听到圣上的声音，居于凤阁龙楼，近承雍熙教化，向往圣风、服从教诲，就会像琢磨美玉一样不断进德。” 只是宗族之亲只能使人尊崇亲属，却不像师友能够辅佐成就德业。如今国家既设立宗正府，又设立国子学，大概是想申明国家法度，以公灭私；崇尚德化，以文饰质。然而宗室很少专心求学，有的一个月诵读而一年荒废，有的春天聚集学习而秋天便散去，把驰马试剑当作最大的快乐，把拉弓射鸿当作日常事务。这样一天晒、十天冻，没有什么能够生长；又如雨露刚滋润便遭斧斤砍伐，没有什么能够萌发。臣只是惋惜他们已经显贵，却不仰慕美名，这实在是太迷惑了。况且宗室中的贵族，不与寒门同样，想要仰慕贤圣，有容易的地方，也有困难的地方。若从居处能改变气质、奉养能改变体质来说，似乎有些困难；若从贫穷而不怨恨、富贵而不骄傲来说，富裕者其实容易做到。之所以容易，是因为专心于道义而没有饥寒困窘的忧虑，德行尚未达到寒士的一半，却能获得无穷的声誉。古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脚下；九仞高山，起于一筐土。’意思只在于去做、去熟习罢了。他们生长在深宫之中，长大于妇人之手，以太仓的精米为食，以御局织造的绫锦为衣，费用由左库钱供给，役使由百姓之力承担。”

译夏天不知道暑热，冬天不知道寒冷，不知道农耕收获的艰难，也听不到小民的劳苦；只须用下巴示意、颐指气使，左右侍从便争相奔走；一声斥骂呵责，仿佛鬼神也会惊惧；看待公侯的爵位，轻得如同微尘；俯视那些被尊重的贤人，都认为出在自己之下。有酒多得像渑水，有肉堆得像山陵；眼睛看厌了姬妾的艳丽，耳朵听腻了丝竹的喧响，真像兜率天的天人、蓬莱的仙子。身居尊贵却不知道自己的尊贵，显露骄纵却察觉不到自己的骄纵；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很少有不被这种环境改变本性的。假如恩泽像河水润及九里，福泽惠及三族，圣上身居万乘之尊，宗室亲戚都处在极其荣耀的职位，让他们镇守藩镇、守卫边疆，若稍有过失，或触犯国家法典，陛下将怎么办呢？依法处置，就会伤害亲亲之恩；替他们宽宥罪过，就会废弃法令。所以不如在他们年幼时就严加师教，在他们尚未犯错以前便委屈情志而学习，这样才可以恢复本来的天性，把荣誉美名传给后世。不求名而美名自然随之，是上等；知道美名的可贵，通过学习来求取，是次等。用次等标准劝导他们，使他们达到上等境界，是古今共同的道理。伏望陛下以学问引导宗室，以荣名激励宗室，严格要求宗室的老师，尊重宗室的朋友，希望贵人们都怀有仰慕圣贤的明达之心，不要让博士之流徒然制造一个在公之类的虚名。” 若能这样，那么东平最为快乐、最能克己的声誉就能延续到今天，河间的道术也不能独自享有美名了。” 论宗室贵戚的爵禄、刑罚 天麟又上策说：“臣听说，圣明神武的君主掌握天命，以公正天下为心；宗室顺应时势，畏惧常法而守正道。大事安定，小事贴切；近处归顺，远方来附，不只是希望臣民真心服从，也是守护国家的常理。因此设置爵位俸禄，是用来加授贤能，并不只是施及亲属以荣耀他们；建立刑罚，是用来惩处有罪之人，不可以因为是亲属便徇私释放。过去舜诛杀四凶，却封象于有庳之国，天下不认为他偏袒，因为四凶的危害已经波及天下，而象未曾危害天下，所以憎恶恶人的心和爱护弟弟的道理都得到充分体现而没有失当。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却在兄弟宴饮时歌咏《常棣》，天下不认为这损害德行，因为管叔、蔡叔虽然是亲属，却图谋危害社稷；对于族人则无不遵循正道，所以忧虑公事的道理与亲爱兄弟的感情能够并行而不相冲突。由此，赏罚得以实行，事情就合乎道理；事情合乎道理，百姓就安定；百姓安定，国家就安定；国家安定，宗室也就能安定。如今国家内部宗族分布如星，外戚分布如云，都享有食邑而不参与最高权力，都仰赖皇帝的治理而各安守本分，这是汉唐以来所没有的局面，但仍缺少防范他们的办法。宗正府中已经具备按照官员尊卑设置职位的制度，却还没有申明法宪的轻重。若从轻处理，似乎有损于大公正的政纲；若按照常法处理，又失去议亲的道理。倘若不为此制定法律，又凭什么执行呢？” 人出生在天地之间，呼吸阴阳之气，除去智愚不能改变这一点外，中等资质以上和以下的人，大体相似。处在富贵盛极之地的人，就有昂扬自得的气势；陷于贫贱困苦之中的人，都怀有谦逊谨慎的志向。难道他们的本性真的不同吗？不是，是所处的环境使他们如此。何况是天潢贵胄的后裔，挟有皇宫的尊贵，脚步仿佛接近云霄，声名又与桂籍相连的人呢？那些卑微任职于下层的官吏、困居穷巷的百姓，偶尔在一瞥之间、交接之际冒犯了他们，既难以与之抗争，也只能忍受痛苦，甚至送掉性命。下民的哀怨上达于天，难道可以不感到畏惧吗？这都不是国家有意纵容，只是宗室倚仗尊贵而造成的。万一被天子偶然听闻，天子将因他们干犯纲纪、扰乱常法而施以重罚。或流放远方，或贬去服重役，难道不会损害亲亲之恩吗？所以，与其等到有罪后施刑，不如预先禁止更

译好；与其用重罚来禁止，不如申明法典，使他们断绝侥幸免罪的念头，保全德行，这样更好。如今贵族上畏天威，各自遵循法度，不敢妄行；臣只是担心倘若发生这种事，会玷污皇上的圣明，所以这样说。” 汉世祖时，董宣任洛阳县令，湖阳公主的家奴白天杀人，便藏在公主家中，官吏无法捕获。等到公主出行时，让这个奴仆陪乘，董宣呵斥奴仆下车，便将他当场击杀。公主回宫向皇帝告状，皇帝反而赐给董宣钱三十万。难道光武帝不知道公主的尊贵，却故意让她受轻慢吗？这样做，是为了天下的缘故。伏望陛下大放光明如日，郑重发布诏令：凡宗室府内所设置的官员，应选宗室中有德望者担任；不得已时，便铨选朝廷内外的贤能来充任，不应只拘限于宗族内部来凑足员额。凡在京城的贵戚有罪，由宗正府审理，自有常典；凡在外地的贵戚有罪，由郡县将文书呈报宗正府，再由宗正府派官审治。凡贵戚犯罪，依据《周礼》的八议制度，比庶人应当减轻若干等级，制定条例向天下明示。凡贵戚有罪，不应让卒徒、厮役任意辱骂他们。诸王、公主投下的人户都属于庶人一类，自有常例，交给当地管理百姓的官员审治即可。若再依照臣先前所说教训宗室的办法，教化彰明而人知礼法，法令严明而人畏惧罪责，国家就能长久清明了。”},{ （《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七） 畅八[缺字]，以鼓舞天下的正直风俗，救济困穷。世祖在位时，赵天麟上策说：“臣听说，南风之君弹奏五弦琴，以表达增加财富的意旨；征伐之主封任丞相，以成为使百姓富裕的贤士。这两者，一是体察大道而安居常道，一是知道错误而悔过，所以能使百姓像追逐膻味的蚂蚁一样纷纷归附，常常歌颂；使子孙知道天上的龙，昂首振奋高飞。这大概就是爱护百姓所取得的功效。一般人中，凡是应当尽力施行仁政的对象，包括年少而没有父亲的孤儿、年老而没有儿子的独身老人、年老而没有妻子的鳏夫、年老而没有丈夫的寡妇。这四类人，是上天所生百姓中困穷而无处申诉的人。王制已经把成文制度垂示下来，都有固定的供给，这是礼制。勾践供给食物，小白赠送衣服，帝尧不虐待百姓，孝文帝收养救济，这些霸王之道，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国家甲子年间的诏条中有一款，节略说：鳏、寡、孤、独中不能自行维持生活的人，发给赈济的口粮；有疾病的，命官医为其诊治，所需药物由惠民局支给。如今又下诏增加米和绢，这正是广泛施行仁德、以圣德救济百姓，原则是相同的。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心意非常深厚，但居下位的人不能承接宣行，所以仍有些地方没有完全做到。下民的困苦，情由道理多种多样；现在姑且列举百姓中无处申诉的四类，请陛下明察。有人身处谯楼、戍垒、边塞和异乡，俯身以微薄之躯，参加各军的大规模劳役；云气蒸腾，雾气涌动，杀气森然，月色凄冷，霜气悲凉，内心忧愁寂寥；有的遭遇疫病，有的遇到伤亡，只能感叹白日失去光辉，掩埋在黄沙中抱痛而终。” 这就是第一种困苦。又有人家境贫寒、力量薄弱，徭役繁重而频繁；前有官吏督促责罚，后有债主追讨征收，处境局促，进退无地，没有办法安身；愁苦之气上冲，[疑误：原文“异屡降”]，有的甘愿自缢或自杀，有的辗转死于他乡；遥望桑梓故乡而永远诀别，遗恨终身，再也不能复生。这就是第二种困苦。又有人是哑者、聋者、跛者、肢体残断者和侏儒，属于六亲无所依靠的人；元后本来应当怜悯他们，倘若遇到正直的官员和廉洁的吏员，还能承受优恤的法令；如果遇到暴虐的吏员和滥权的官员，又有谁会施以青眼顾念？他们已经辜负了皇帝的明诏，再到权贵朱门求见，有时辗转奔走而不能如愿，只能把性命丢弃在沟渠中。这就是第三种困苦。又有人心性如枭獍，衣冠却像人，实

译际上禽兽不如；有时正逢家中困窘，有时正遇年成歉收，拖着簌簌作响的鹑衣，勤苦地吃着藜藿。既无恒产，良心也完全泯灭，东西南北到处逃亡，轻率地丢下父母而躲债逃走；无论冬夏、早晚，所见的只是老弱羸瘦者的哭泣。霜风很快就会到来，岁月却难以延长；父母无边的恩德，恍惚间仍像一场梦；加上国家的差役战事不得安宁，户籍又始终存在，这将怎么办呢？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已经困苦不堪罢了。这就是第四种困苦。其余琐碎事务，难以全部陈述。像这样的情形，都是国家应当忧虑的。”

译恭请陛下扩充如同父母般的慈心，拯救百姓的困苦。凡军队中患病的人，命有司随处让医士为其治疗；凡军役结束后，将死亡士卒的遗骸集中在一处，命大将军以下官员备办三牲之礼祭奠他们。这样或许可以使下民知道恩德和心意的深厚，也可以使在上位者尽到理当实行的责任。凡是残废有病而无所依靠的人，都属于不能自行维持生活的救济范围；各地官司若不承奉教化、周全赈济，就按违制论罪。凡百姓的父母年满六十岁以上，以及虽未满六十岁但有疾病的，子孙、弟弟、侄子不许远离；擅自离开者，按不孝、不悌的罪名治罪；如果已经有人供养他们，确实不得已而远离的，听任其离开。然后应当慎重使用名位器物以设置官职，考核官员在任与离任的政绩以核实情状，均平赋役以建立法制，致力于农桑以敦厚根本，督促义仓以备赈济，优先推行文教以改变风俗，禁止奢侈以充实财用，减轻差役和税收以优待百姓。这样做，无处申诉的人十之中大概可以断绝九成。其余事项遵照以前的诏令实行，即使想再见到困穷之人，也不可能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 提出八项措施，以增加天下的粮食财货：推行农桑。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说：“臣听说，稻、粱、黍、稷以及丝、枲、布、帛，从古到今都是人们共同资用的东西，贯通神人而一并使用。人的嘴不是葫芦，终日不可能不再吃饭；人的身体没有羽毛，整年不可能不制作衣服。一个男子不耕作，天下就有人要因此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天下就有人要因此受寒。假如男子不逃避田亩而尽力发挥土地的利益，女子不离开织机而尽力发挥人的劳作，那么哪里会有缺乏衣食的人呢？我圣朝考察古道，已经设立司农司，又命管理百姓的官员兼管辖区内的劝农事务，都是因为把当前最应办理的事看作急务。然而天下有无田可耕的人家，也有有田却不耕作的人，所以受冻挨饿的人仍然很多，乞讨的人也仍然很多。臣认为，四民之中最劳苦的，是天下的根本，没有超过农家的。士人学习以取得职位，勤劳却不困苦；工人制作巧器，劳作却不艰苦；商人流通财货、贩卖商品，虽属末业而非根本。农人的闲暇，只有冬天而已；于是白天修补茅屋，晚上搓绳，赶紧修缮屋顶，以等待春日，播种各种谷物，以赶上春耕。正月开始修理农具，二月开始举足下田，身体沾泥、脚上带土，身体疲惫、手脚皲裂，脸上满是尘土无暇洗，头发蓬乱无暇梳；壮丁一起出力，老弱负责送饭；披星戴月，夜里不得安眠；冒雨迎风，白天也不能安居。” 耕作还没有结束，养蚕的事务又开始了；提着漂亮的竹筐采桑，拿斧头砍伐杨树。一个月之内，古人说这就像寇盗到来，并不是虚言。到了炎热天气，午日如流金，除草松土，除去荒芜，使良种齐整生长，气息微弱，汗水像翻涌的浆液。直到秋收登场筑围，仍不知道天意会降水还是干旱，会丰收还是歉收。于是要奉养父母，要养活妻子儿女，要缴纳租税，要承担军民差役，要应付胥吏侵夺，要供给徭役费用，要办理乡里的庆贺馈赠、婚嫁聘礼和宴会，要偿还旧债，要补置田间农具。一年的计划全靠盼望秋收，而一家一产的资财，却会多方面破散。因此，对微薄的农作和急迫的蚕桑，计算各项费用，挑选较好的卖掉，用来缴纳、折抵；剩下的粗劣丝絮自己穿，粗糙的谷米自己吃。假如年成丰收，那么一年辛苦换来一时欢乐，杀猪祭社、饮酒、击壤歌唱，还可以说得过去。倘若遭遇水旱灾害，只能向苍天号哭，谁来救助他们呢？将要连田地房屋也一起卖掉了。即便如此，从天子到庶人，一天也不能没有农家，所以说四民之中最劳苦的，是天下的根本，没有超过农家的。” 又考察《豳风》，其中有‘送饭到南亩，田间收工便欢喜’的话，这都是百姓劝勉农事、爱戴官吏，自愿给他们送饭，并不是官府督促他们供应食物。如今劝农的官员都自己带着干粮，到田间去劝说；恐怕有些贪污滥职的官员，借劝农之名到郊野，便肆意张扬骄横。饮食不是膏粱美味，先用怒骂呵斥相待；酒浆不是味道丰美，接着便施以鞭打。让胥吏吃饱肚子，把剩饭丢给鹰犬，名义上是劝农，实际上只是扰害农民。” 臣私下为农家的劳苦而悲伤，为官吏的骚扰而愤怒。顾念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伏望陛下在圣虑中加以重视农桑，亲自耕种籍田，随后亲自举行亲蚕礼，以身作则。凡农家中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并努力耕田的人，由乡里的三老据实举荐，免除其本人当年所耕田地租税的一半。凡百姓倚仗富裕，没有其他缘故却有田不耕、有桑不养蚕的，由乡三老据实举荐，在当年加倍征收其闲置田地的租税。凡百姓中老幼之人，有田却不能耕、有桑却不能养蚕的，诏令下达后，限一年之内必须雇用客户，备齐农具；逾期不办的，按无故不耕不蚕的条例处理。凡劝农官辖区内有田有桑却无故不耕不蚕的，交由廉访司查究劝农官并加以处罚。凡逃户的田地和桑树，诏令下达后，限一年由官府招募人来耕作养蚕；逾期则交由廉访司查究劝农官并加以处罚。凡劝农官都可以自行准备饮食；若以后又有骚扰农家的行为，交由廉访司查究，按受贿罪治罪即可。这样，官员都会谨慎劝农，百姓都会努力耕作，男子有余粮，女子有余布了。”},{

译论述施行籍田、公桑礼制。天麟又上策说：“臣听说，祭祀是人的大事，衣食是人的常理；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根据这些事务所应做的事情，都不可缺少。如今圣朝承受上天开启的吉庆，百姓沐浴着盛大的恩泽；设置太常正卿，建立司农大寺，分别掌管三礼，尊重农事，恭敬地履行这些职司，可以说已经完备了。只是籍田的礼仪尚未施行，公桑的仪式似乎仍有欠缺。至于郊外祭天、祭祀祖先，如果不使供品丰盛洁净，拿什么来供奉？遇有祭祀而斋戒，又凭什么得到鲜明洁净的衣服？那就只能打开仓廪取粮，向坊局取衣；这些全都是农夫栽种耕作、红女缫丝织成的。虽有籍田，实际上却不是陛下亲自耕种的；虽备齐服饰物品，也不是后宫亲自制作的。用这样的东西来面对神祇、供奉祖先，礼仪或许还没有完全做到，礼节也不只是形式上的完成，陛下心中能不稍感歉疚吗？臣谨按《礼经》的义理，远考前代的典章：在三阳交泰的春季，选择当月上辛日，在太微之帝前祈求五谷丰登；再选择吉祥的亥日，封土修筑围墙建成宫室，掌舍设置神位，太仆执掌缰绳，保介随行；把黑色的耒耜系在青黑色车辕上，戴上饰有朱弦的华美冠冕，调理春耕农事。于是到达南郊，备齐众府的官僚，使万民都仰首观看；天子的容颜近在咫尺，恭敬地亲自推耕三次；百姓三百人随后耕作，直到完成千亩田地。公卿以下，也按照爵位秩次参加耕作。回宫后举行燕饮，颁布天子的恩光；内宰随后献上黍稷的种子；秋成时在神仓收敛谷物。到了需要的时候使用这些粮食，内心就满足了。这就是天子举行籍田的礼仪。又考察古代经典的文字，周详通晓王后的制度：衣服没有备齐，不敢用来祭祀。天子有公桑之地，土地靠近河川，便在旁边修筑蚕室，在上面建立后宫。宫室高一丈，用荆棘环绕墙垣，关闭外门来遮蔽它；每逢大昕之日，便尊崇并举行这一礼仪。禁止砍伐桑柘，于是备办种桑的筐器；后妃斋戒后亲临其地，蚕事便由此开始。把蚕放入水中沐浴，让桑叶迎风吹拂；蚕终于眠伏，年岁也已到单月，吉妇便开始行动就位，捧着蚕茧进献给王后。王后于是说：‘这是用来给君王制作衣服的吗？’随即穿着副祎接受蚕茧，并用少牢之礼祭祀，重新选择良辰吉日，王后才亲自缫丝；亲手完成三盆后，事情结束，群臣下属便用玄、黄、朱、绿等颜色染丝，为其织绣黼黻花纹。君王举行祭祀时，就穿用这些服装。这就是后妃实行公桑的制度。其文字可以考察，其意义十分明白；举而施行，可以说很容易。这种礼仪看似轻微，实际意义重大；这种制度看似细小，实际影响极大。大概是为了报答祖宗的功德，竭尽祭祀的至诚，知道稼穑的艰难，并且率先天下致力于根本。恭请陛下不要因虢公的直谏而发怒，应当效法汉帝亲自耕田，在那片天田上成就这件盛事；向南瞻望、向北回顾，反复思考粮食和丝帛的来源；在上位者教化施行于下，使农民的心意受到一次警醒。彰明文德，以迎接太平；把此事载入典章，永远作为美好的示范。还希望中宫辅佐圣上，大大增加如同月亮助日般的光辉，深深尽到坤地配合乾天的厚德；阴德浩大，阳报显明；守持恒久的德行而无有穷尽，获得泰通亨达的长久安定。这样，下使田家的百姓效法父母而勤勉服事，上可使宗庙的神灵因见到真诚而欢喜并降下佑助。”（《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一） 提出八项措施，以增加天下的粮食财货：限制田产。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说：“臣听说，天时地利在天地大化中养育万民；富户和贫家，都是同一个人的赤子，按理不应有轻重之分，政治贵在付诸施行。臣谨按井田之法：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井田方圆一里，共九百亩，其中作为公田。八家各有私田一百亩，共同供养公田；公田的公共事务办完，然后才敢治理私事。百亩田施肥不要错过农时，八口之家就可以不挨饿了；五亩宅地，在墙下种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帛了。百井为一成，成方圆十里；百成为一同，同方圆百里；百同为一畿，畿方圆千里。臣曾计算方圆千里的土地，共有提封百万井；除去山川、城市等所占提封的百分之三十六，实有六十四万井，作为私田，共五千一百二十万亩。每井中央区域，除去宅居二十亩以外，作为公田，共五千零二十万亩。又按粟、稻等谷物种子的多少计算，每亩每年只按一石五斗计算，那么私田谷物可得七千六百八十万石，公田谷物可得七千六百八十万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万六千八百万石〕 其中鳏、寡、孤、独等无处申诉的人，必须先行赈济施惠。上下和睦，贫富均平；这正是周朝兴盛、四方共同兴起、和穆而迎合中正之道的原因，也是孟子不怕以区区之言向人劝告的原因。自从嬴秦变更法制以后，富人的田地连接阡陌，而贫人连放置锥子的地方都没有；回想古道，已经遥远了，真是可悲啊！到了今天，又受豪富和官贵压迫，因而不能恢复井田。我们的圣朝东西南北疆域无穷，国家支出的财用仅仅够用，下民愁苦叹息的声音却没有停止。况且古代方圆千里的土地，能够取得公田谷物七千六百八十万石，如今能够取得这些吗？臣知道断然不能。臣近来看到，如今王公大臣之家，有的占有名田接近千顷，不耕不种，称作草场，专门用来放牧繁殖牲畜。又有江南豪强之家广泛兼并农田，驱使役使佃户；没有爵邑却拥有封君般的尊贵，没有印节却拥有官府般的权力，任意放纵妄为，没有什么坏事不做。如果对此不加治理，教化实在难以推行。又有贫苦人家，丰年终身劳苦，灾年仍不能免于死亡；荆楚地区甚至有雇妻卖子的，虽然这也有地方风俗的因素，但同样是衣食不足造成的。衣食不足，是由于豪富兼并土地的缘故。”

译如今最要紧的事务，没有比兴复井田更重要的；只是还担心骤然实行会使天下骚动，所以对于豪富之家，应该逐步限制田产，以渐渐恢复井田。恭请陛下重新制定田制：凡宗室、王公之家，限制田产为若干百顷；凡庶族、官员和百姓之家，限制田产为若干十顷。凡退还限额以外田地的人，赐给其家长空名告身；每退还若干顷田地，授予官阶一级，但不让他担任实职。凡在限田之外隐瞒欺骗、占有田亩的，处以重罪。凡限额以外的田地已有佃户，就任命佃户为田地主人。凡从未开垦的土地，命令无田之民占有并开垦；第一年完全免除租税，第二年减半，第三年依照条例征收。凡占有田地不可超过限额；凡无田之民不愿占田的，听其自便。今后有人卖田，买田的人也不可超过限额。私田确定以后，再确定公田。公田制度分为九等：一品官二十顷，二品官十八顷，三品官十五顷，四品官十二顷；四品以下都以二顷为一级差额，到九品只给二顷而已。这样或许可以使百姓获得固定的产业，使官员有足以养廉的俸禄。《易经》说：‘君子因此减少多的，补益少的，称量财物而公平施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样实行，五十年以后，井田就可以兴复了。”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二） 畅八[缺字]，以鼓舞天下的正直风俗，制定服饰章制。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策说：“臣听说，上古圣人制定制度，仰头就观察天象，俯身就考察地法；用以纲纪万事、雕琢众情，有等级有差别，不奢侈也不减损，使华美与实用相称，希望各种仪法制度能够施行；至于日常生活之间，也都有天然的道理。到了后世，损益相互因循，历代各有不同文饰，但道理是一样的。如今国家的官阶各不相同，服色却只有三种，把统一的制度贯通于中央，使阴阳二仪合而为一；衣裳、鞋履、冠冕、佩环，全都删削了这些文饰，一概遵循近世制度。因此有紫、红、绿、碧等颜色的，实际是唐朝的公服；或许其用意是以水一、火二、木三、金四来代表四方的间色。如今又采用三等颜色而舍弃碧色，是顺应当时的需要。至于用玉、犀、金、角装饰的带子，以及金、银、锡、锴等不同等级的节制；用象牙板作为简，以银、铜作为印章，这些都是公卿的品级标志。曾经把天下所有的仪制刑范都分别规定下来，仍然认为不够完备。过去周王室只在隧道上显示章饰，仲尼也曾惋惜繁缨，都是要借此堵塞僭越的门路，断绝非分觊觎的希望，安定后世百姓的心志，堵住奢侈的源头。推究而论，这件事可以说意义重大。” 所谓中，是乾坤的极致、人物的妙机；达不到中，就会逼近下位而固陋，超过中，就会越过上位而不恭顺。至于中没有固定的形体，关键在于合乎时宜；不能把不同事物并列而用同一标准衡量，也不能拘泥于权宜之法而强行衡量事物，这才是中道的最高境界。臣认为，山节藻梲、复室重檐、黼绣编织、在肩上绘日月，都是古代天子宫室和服饰的制度；如今市井富民、奴婢贱类，竟都敢居住这样的房屋、穿用这样的服饰，这正是臣感到痛惜的地方。臣又考察车马，车马是古代用来标志身份等级的器物。如今六合统一，冀州、代地的马匹很多，天下人都可以乘用，也没有什么妨害。然而大夫不敢徒步行走，所以才有车。如今市井人家往往用骖马驾车乘坐，与士大夫没有差别，这正是臣感到痛惜的地方。臣又考察，从上至省台、下至州府的吏员，前代都因穿黛色服装来区别身份；如今仍然缺少这一制度，他们出入公堂，与庶人没有差别，这正是臣感到痛惜的地方。臣又考察，僧、尼、道士的服装，本来各有适宜的规定；如今这些人有的不能遵守本教服制，混杂于寻常风俗之中，以致风俗教化受到损伤，伦理流别难以辨明，这正是臣感到痛惜的地方。臣又考察，古代五十岁的人才可以穿丝帛，七十岁的人才可以吃肉。” 如今的富人，墙屋遍饰花纹；鞍辔装饰金玉；婢妾拖着丝制鞋；犬马吃豆类和谷物。每次召集宾客，一桌酒席的费用多得无法计算，彼此竞相推崇攀比，比起古人来，也已经十分奢侈了。古人的俭朴，所以贫富多少大致均平，贫困的人很少；今人的奢侈，所以兼并之风盛行，贫民更加困苦，这正是臣感到痛惜的地方。如今的弊病，在于下民的欲望太过，而约束控制的办法没有跟上；必须制定规范条例来改变这种风气，希望贫富各自得到适当的地位。恭请陛下略加采用前代制度，用来治理当今；凡房屋、车马之类，明确制定等级限制，自命令下达以后，一概不得触犯禁令、僭越等级；凡命令颁布以前已经违反制度的，立即改正。凡吏员以及僧、尼、道士，都各自穿用本等级、本身份规定的服色；凡墙屋、鞍辔、器皿、衣服，不得使用金银、璧贝、文绣、珠翠等装饰。凡违犯命令者，由有司按违制论罪，这样就可以了。若陛下幸而听从臣的意见，那么奢侈的人即使家中积有万金，也没有什么可夸耀其繁华荣耀的地方，贪婪的念头自然都会停止；僭越的人即使心怀骄纵，也没有地方开启其非分侥幸的希望，侵犯等级的念头自然都会消失。奢侈和僭越既然断绝，廉洁谦让便会由此兴起：廉洁的人守持自身清白，谦让的人把利益推让给别人。圣人说，能够用礼和谦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 奢侈和僭越还存在，却想让礼让的教化推行开来，这两者彼此交战，断然不可能。所以，治理百姓的人，贵在明确制定等级限制。”（《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 提出八项措施，以增加天下的粮食财货：停止不合礼制的祭祀。元世祖时，东平的平民赵天麟上奏策论说：“臣听说《大易》有言：‘精气聚合便成为万物，游散的魂魄便产生变化。’所以能够知道鬼神的情状。鬼幽暗而神明亮，鬼属阴而神属阳。一呼一吸，无不是鬼神的作用；一动一静，也无不是鬼神的作用。因此圣人明白地知道万物枢机运转彼此相关，于是制定了祭祀的大礼。到了后来礼制的弊端出现，殷人崇尚鬼神，墨子又加以阐明，距离彼此相沿而成为以邪神崇拜蛊惑人心的流派，能有多远呢！按照礼制，天子祭祀天地以及天下有名的山川，诸侯祭祀社稷以及境内的名山大川，大夫祭祀五祀，士祭祀宗庙，庶人则在寝室祭祀祖先；上位者可以兼祭下位者所祭之神，下位者不得僭越祭祀上位者所祭之神，都是有制度加以节制的。所以礼不在于繁琐，而在于诚敬；行事不在于过度，而在于适中。用这样的方式来应奉神祇，差不多才是接近正道的。如今国家称为有等级地祭祀大祀，普遍按等级祭祀那些没有明文规定的对象，既有礼部以及太常司、侍仪司来完备礼仪制度，又诏令各地官司按时祭祀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历代圣帝明王、忠臣节士中载入祀典的对象，真是美善啊，这些全都合宜。我私下看见如今小民不安守常典，妄自祭祀明神，这类事情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译“姑且略举一端，请陛下明察。东岳，是太平天子告成功业的地方，也是东方藩侯应当祭祀的山。如今却有倡优戏谑之流、经商屠宰沽酒之家的子弟，每年春季从四方云集而来；有的跋涉不远千里，有的携带全家到达。他们违犯国家典法，亵渎神明，停废自己的产业，耗费粮食财物，也实在太过分了。过去季氏是鲁国的上卿，竟去泰山祭祀，孔子尚且想让他的宰臣加以制止，何况卑贱的小民呢？有人认为天人与天道没有区别，幽明彼此相通，只要怀着诚心报谢荐献，没有什么不可以。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假如真如这话所说，那么就会奔逐虚无高远，贵贱两相忘却；有人遇到事情不经过官府，直接到宫阙申诉，这也应当合理吗？这就是执持空泛的道理而扰乱名分器物制度。大人的教化如果不以名分器物来区分，秩序就会混乱；小民的行为如果不以名分器物来约束，就会放纵。淫祀之事，对神明的诚敬极少，希望求福的贪心却很多。况且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哪里用得着焚香？上位者安定、下位者顺从，哪里需要烧纸钱？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即使烧尽天下的香来接续炉火，即使用尽天下的纸张制成纸钱焚烧，臣知道也绝无益处。” “为什么这样说呢？神，就是明察，难道会听从侥幸求福的诉求，接受枉滥的贿赂吗？君子守持恒常之心，从来不妄自祭祀祈求福佑，福气自然会随之而来；愚昧迷惑的人处在下流之中，却总想妄自祭祀禳灾，而祸患并不会因此离开他。所以可知祸福都是人自己招来的，并不是神能够任意增减的。然而圣人制定祭祀礼制，是为了报答本来应当报答的根本，履行我们本来应当履行的义理。恭敬地希望陛下重申前诏，使天下郡县的官员各自祭祀本地的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节士。凡是下民应当祭祀的神，如祖先以及门神、庭神、户神等，听凭他们祭祀；凡不是祀典规定应当祭祀却擅自祭祀的，一律禁止，不许妄自亵渎；凡祈求神灵、酬谢社神，陈设浆酒藿肉，装饰塑立神像，用泥金装饰、雕镂木像的，也一律禁止，不许妄自浪费。这样做，不但巫觋之风会逐渐消退，也可以成为使百姓富足的一项助力。” 《太平金镜策》论选法 世祖时，东平的平民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说：“臣听说龙这种东西，千变万化，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宜；大则乘驾风云，震动雷电，奋力伸展头角，张合爪牙，降下大雨洒遍八方，滋润禾苗以救济百姓；小则可以化作陶侃的梭、张华的剑、释闻的蛇、壶公的杖，有时跃入深渊，有时盘伏泥中。这大概就是既能变大又能变小的东西。鹏这种东西，在北溟变化成形，在南海运行飞行；背部大到超过千里，翅膀像垂到天边的云，击水能达三千里，乘扶摇直上九万里。用它去撞击榆树、枋树，就不如斥鷃；用它去捕捉狐兔，就不如雕和鹯。这大概是能变大而不能变小的东西。〔此处原文“夫之为物也”缺字，所指为何物不明。〕它早晨在庭院游走，晚上栖宿在鸡舍，文采具备于一身，武力只在一时争斗中施展；直到凌晨三次啼叫，风雨也不能使它改变，细微之处都不差失。若拿它同鹏及希有相比，差别就如霄壤一般悬殊。这大概是能变小而不能变大的东西。万物既然如此，人为什么不这样呢？所以做委吏而能把会计事务办理妥当，做乘田而使牛羊肥壮的，是宣父；能够包容天地，建立教化，成为万世帝王之师，拯救六合生灵于危难之中的，也还是宣父。” “这不是龙又是什么呢！孟公绰可以做赵、魏两国的卿大夫，却不能做滕、薛两国的大夫；黄霸长于治理郡国，但他的功名在担任丞相时反而受损，这就是大小才能的差别。龙啊，龙啊，难道是可以常常得到的吗？伯夷是圣人中的清者，柳下惠是圣人中的和者，但仍然各自偏失于一端，孟子说伯夷偏狭，说柳下惠不恭敬。这样看来，人的道术周全、办事完备的，千年中也只有一两人；至于具备大体而规模较小的人，或许曾经有过，也已经很稀少了。由此看来，天下的英才大多只专长于一节，居上位的人选取他们的一项专长来任用也可以。董子说‘衡量才能而授予官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如今国家的选官法规定，腹外三年考核一次，腹内二年半考核一次，除非是获罪的官员，人人都只有升迁而没有降退。臣谨按《虞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或升迁幽明不同的官员。’这是说舜考核官员就是这样。臣又考察《汉史》说：文帝时，任官的吏员中，有的长期任职到长子、长孙一代，官秩二千石的也能安于职位、乐于职守。这是说文帝任用人才就是这样。臣认为当今选官制度应以贤能为先，不应把任职年月放在首位。如果不革除这一弊端，那么公卿之位都可以靠屡次考核、侥幸超升来求取了。” “况且人才有大小之分，如果一概按照初次做官者职位低微来安排，就会使英才长期淹滞；如果一概按照做官时间长久者升迁职位，那么他们的施政作为怎么能都相称呢？臣实在担心郡县官员怀着苟且敷衍之心，一遇到改革变更的事情，就盘算说：‘三年以后我就要离开这里，何必劳费我的心力呢！’于是只是一味因循；见到贿赂之物，就想：‘一旦交接任期，还没有获得升除，拿什么作为家中费用呢？’于是只是一味经营财产。再说郡县百姓迎接新官、送别旧官，劳苦耗费十分严重，这种弊端将发展到无可奈何的地步。有人认为郡县官员任职太久就会擅权生事，钱谷官任职太久就会产生私弊而难以控制。臣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如果依照三德八才来任用他们，那么他们都是才德与官职相称的人。人情是很容易看出的，没有人不羡慕荣华富贵；只要国家给予特别恩宠，使职位与才能相称，同时也有使其不立即迁职的办法，即应当加授爵位却不马上调动他的官职。恭敬地希望陛下衡量他们的长处和短处，考察他们是否适宜：细小的木材，常让它做椽子；粗大的木材，常让它做栋梁。所有内外官员，三年进行第一次考核，称为初考：上等加官阶二级，中等加一级，下等仍保留原官阶；但上、中、下三等都仍然留任本职。” “六年进行第二次考核，按初考的办法办理，并且仍然留任本职；九年进行最终考核，按再考的办法办理，然后才对其官职进行黜退或升迁。凡考核之法，应令廉访司官员共同签署甘结作保，考察官员实际的品行功绩，再行文移送司、路，报达上司，由铨选机构评定官阶次序，并登记在册，作为留置或升降的依据。三次考核后进行黜退升迁时，事业表现平常的，依照历次所得官阶授予相应职位，按次序安排；才德特别卓异的，即使官阶很低，也应当破格授予职位。这样，安居官位、领取俸禄的人既会想到超越官阶而升迁，从而尽心奉行公道，又会害怕被宪司察觉，从而消除私心，选官之法或许就能确定下来了。”

译论礼待大贤策 天麟又论述《礼大贤策》说：“臣听说，见到颜色便奋起，奋起后独自修养自身；展翅飞翔之后才停集，停集之后恩泽施加天下的，是圣贤之士。知道辅佐天下贵在德行，不肯降居于一介之士的德行；努力喜好善行而忘却权势，甚至使拥有万乘之势的君主屈尊的，是圣明之主。所以丹山的彩凤，不可以用寻常的网捕获；沧海的长鲸，不可以用寻常的钓竿钓取；天下四海，不可以只靠寻常士人治理；闻名当世的大贤，不可以用寻常礼节招致。如今圣明的陛下广泛颁布明诏，博访贤能之士，这大概只是求取士人的一项办法，还没有完全做到举荐隐逸贤才的根本途径。贤者有的放情于江海，放纵志趣于山林；有的隐身于朝廷和乡野的卑贱劳役之中，混迹于市井编户百姓之间；外表随俗而内心守道，遗弃世俗而保全自身，这难道是贤者的本心吗？大概都是出于不得已才这样。那些人志向深藏于道义，内心轻视功名，以德行和言论为衣，不以穿戴轩冕为荣耀；以道义的充实为滋味，不贪恋肥肉精粮。他们所凭恃的，只是德行尚未达到古人而已；所实行的，只是尽到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而已。等到耳闻丹诏，心中仰慕清明的朝廷，便像贡禹一样弹去尘土、整理冠帽，像空缺彦伦的蕙帐那样，奔赴魏阙，启发并辅益尧一般的圣心。” “陛下若能用谦卑的言辞得到他们，屈尊自己来推崇他们，请求他们进言并采纳实行，推诚相待而任用他们，就会使那些尚未到来的人都欣喜地说：‘我们君王的道与我们的道相同，我们君王的心与我们的心相契合。’鸾不过是一种鸟，尚且能够荐呈祥瑞；芝不过是一种草，尚且能够显示吉兆。何况这些贤人，难道能不受感动吗？这样一来，商山四皓就会白发相继而来，借其步武为朝廷增光；稷下的鸿儒也会接连而至，使王国呈现光彩。从前尧尊崇一个舜，便得到十六个像舜一样的人；舜尊崇一个禹，便得到九个像禹一样的人，都是由于这个道理。如果反而凭借爵位来傲视他们、轻慢他们，或者用天威震慑他们，或者把他们置之不理，就会使已经入仕的人因事请求退休，使尚未入仕的人因惩罚前例而甘心吃藜羹。即使再三降下麻纸诏书，频繁派遣使者携带币帛，谁还肯鸣举英才、倡导俊杰，抢先为王室效劳呢？这就是燕昭王不吝敬重郭隗、筑造黄金台，蜀主刘备也不以亲自三顾茅庐为难的原因。轻视贤者，贤者就不会到来，并不是贤者徒然抬高自己、喜欢贫贱，而是为了防止自己的道不能真正施行。居上位者以特殊礼节礼待贤者，也不是居上位者白白降低身份去敬重寒士，而是因为道就在贤者那里。所以道，是人君的老师；对于道所在之处，唯恐自己不能赶上，既然已经见到，既然已经遇到，哪里还有空闲计较贵贱轻重呢！” “即使贤者不能全部到来，也足以激励和振作风俗；如果贤者欣然一同前来，就可以共同兴盛帝王的事业。获得贤才的方法，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呢？如今国家安定四方，囊括疆域；国家依靠百姓得以保全，百姓依靠贤才得以保全，正应当有众多士人如车辐般聚集于金门，济济的人才一同生长在王国。然而朝廷内有御史，地方外有宪司，大臣获罪的事情仍然频繁，官吏因贪赃获罪的仍然很多；设置了严明的刑法却不能止息，颁布了严峻的法令却依旧视若平常，这一切都是因为任用的官员不得其人。古代十户人家中尚且有忠信之士，如今万国之中难道会没有贤才吗？恭敬地希望陛下谦虚自守，礼貌周到地对待贤才，不遗漏一个；收敛英明威严，使朝政不断更新；顺应天道，实行过去未能实行的事；接近下臣而思考恭敬相待，以培育人才为乐。像重视尚未孵化的雏鸟那样，才能招致独角的麒麟；接受马首的引导，才能招致日行千里的骏马。愿陛下彰明国家法宪，把这些贤才安置在周行之中。如此，皇帝的基业永远稳固，各项职事都没有缺失，神祇安宁喜乐，福禄更加到来；乡里和谐安宁，家家户户彼此庆贺。”

译论清理阀阅 天麟又论述《清阀阅》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方法，以得到贤才为首要；整顿家庭的根本，以教育子弟为先；立身处世的法则，以致力学习为贵。这三件事，是天理的极致，也是人事中最重大的事情。三代兴盛时，人到八岁，从王公以下直到庶人的子弟，都进入小学，教他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的学问。到了十五岁，天子的长子、诸子，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都进入大学，教他们穷究事理、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以此来具备接受任用的条件。如今国家对官宦人家的子弟实行荫叙，从上至朝臣子弟，下及外职官员子弟，无不各有相应的资格；任用他们时却不计贤愚，抬举他们时又超过了才能德行应有的限度。如果他们资质高异、学问优长，才足以承受恩宠荣耀，增进官阶；倘若从小养成骄气，家中助长豪奢风气，借助权势吹嘘声名，目空一切、顾影自怜，炫耀服饰鲜丽华美，竞逐仆从车马的繁盛奢华，放狗逐猎、放鹰捕猎，弯弓夹弹，哪里懂得圣贤之道呢？父兄既不能用正道教导他们，又让他们学习吹奏、弹琴、歌唱、舞蹈的技艺，进而夸耀炫示其疏狂华丽、精妙绝伦，今后从事文书、经营资产、供职于王事，不也就困难了吗？” “等到他们陷入罪责，若正要依法处置，却想到子文治理楚国的功劳还在，不可以忘记，以免使臣下离心；若正要赦免其罪，栾黡的恶行已经显著，又不可以宽宥，以免使后人放纵。最终还是宁可不顾念过去那些臣子的情面，而考虑对后人的警戒，把这个人依法处置。灵犀的儿子如果角已经秃了，还能因为它是灵犀之子而任用它吗？娄敬丢下车驾、解开挽绳，提出安定汉朝疆域的谋略；叔孙通从平民中起身而建立汉廷礼仪；宁戚在车下喂牛而显达于齐国；孙叔敖从海滨被举荐而使楚国称霸。这四个人虽然没有阀阅门第，却都有实际用处。所以君王用人，就像工匠使用木材：山岩深处有可用之材，不会因为产地卑下而抛弃；险峻山岭有无用之材，也不会因为产地高峻而使用。君子教育子弟，就像豪门家中拥有美玉：不会因为玉本身已有贵重价值，就不让玉工雕琢；也不会因为子弟出身已有高贵根基，就不让严师教训。志士喜好学习，就像贪利之人明白利益：真正知道利益可以追求并加以说明，即使已经获得很多利益，也不会厌倦。想让官宦人家的子弟勤奋学习，关键在于君主；君主的命令已经施行，关键就在父兄。” “父兄把他们交给明师，至于是否学习，就在子弟自己了。恭敬地希望陛下下达天旨，命有司制定制度：凡阀阅子孙、弟弟、侄子，都要参加考试，不限人数，询问五件时务，以汉楷书写，略仿照考试蒙古进士的办法，评定高下等级以及应当享受荫叙的资格。然后再根据三德八才，按照累积等第和资格所对应的官阶任用。凡阀阅子弟免去乡试、府试、省试三试，直接参加御试。凡学术荒疏以及不能赴试的，暂且命令他们学习，等到考中后再任用。凡阀阅子弟三次参加考试仍未中第的，赐予出身，并酌量任用。凡已经入仕者，则另有考核贤否、升黜幽明的办法。臣又认为，居官者都是教化下民的人；自己有子弟却不能教化，又凭什么教化百姓呢？还希望陛下下达天旨：凡现任官员之家，子孙弟侄年满八岁、未满三十岁，不通经书而父兄不让他们学习经书，不懂文法而父兄不让他们学习文法的，交由宪职官员纠察；对现任官员加以处罚，使在任官员害怕宪职纠察，敬重老师来教育自己的子弟。作为官宦人家的子弟，若知道富贵不能靠侥幸希求，必须先学习而后获得，就会甘心爱好学问。国家得到天下英才并加以培养，以备将来任用，就可以没有遗憾了。”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二

译论约束利官 天麟论述约束利官说：“臣听说，真诚所感动的，能够穿透金石；气节所坚持的，能够凌驾霜雪，这些都是天资卓异，非人力所能增加的。假如是中下等人，本来就有参差不同的品格，所以见到利益而想到义的人是上等，舍弃身体而追逐利益的人是下等。天下人很多，无非都是接受教化的人，也只是取决于怎样引导他们。如今国家屡次诛杀贪利的大臣，以满足士民的愿望；至于官阶内外，于是划分清浊不同的班次，人物有高低，于是便有贤愚之别。处在掌管财货利益的机构中的，一定是豪强之人；而心地清廉肃正的人都长期困顿以躲避这些职位。负责商税财政事务的，只选取市井之家的子弟；而廉洁能干的人都借口名声而放弃它。这样，他们尚未担任职务，就已经防备贪污滥取玷污自身名声的羞辱；任用这些人之后，又先约定用资财来补偿他们的失陷。于是使在职者任意征取，向上辜负国家公正任用的委托而空占职位，向下则为私家经营而扭曲本心；越是治理，奸诈越生；越是防范，谋划逃避的办法越多。然而财货系于各项赋税，是国家的根本，不能一天废止；纠正偏差，不能不矫枉过正。伏望陛下宣布天旨，命有关部门制定制度：凡仓场、库务中的各类官员，过去由省部出具身分凭证任用的，如今都应当根据文牒按品级高低划分，视城郭条件是否适宜而设置。”},{ 凡属旧日由随路发给出身凭据的钱谷官，一律由行省用札付提升其职位。凡旧日没有俸禄的钱谷官，如今都应依照品级，酌量多少发给俸禄。凡中外官员，不拘泥于门第资格，无论是宪职官还是民官，都可衡量才能充任钱谷官，考核任期届满时铨定功过，据此黜退或升迁。凡利官如果既得到高爵，又蒙受优厚俸禄，又能与治理百姓的官员同列，又想到日后迁升的利益，自然会相互率先做到廉洁能干。若有人故意触犯宪纲，不尽心办理本职，那只是自己作孽罢了，哪里值得怜悯呢？十年之内不让他与民官同列，然后降等，衡量才能再行任用即可。若有人是误犯宪纲，并非能力所能避免，那只是过失而已；只追征他应当偿付的数额，追足以后立即降等，衡量才能加以任用即可。这样，利官得到合适的人选，财利来源畅通，对上有助于国用，对下又不损害民间资财。臣又认为，如今仓场库务官一年一交代，想来是因为担心亏空陷欠太多，弊病积存在内部，日久便难以挽救。如果沿用旧制，即使一个月更换一次，弊病反而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只有制度用来彼此约束，却没有厚重礼遇使彼此知耻，也没有真正的利益用来彼此引导。况且一年一换，而负责发给出身凭据的人将连发文核验都来不及，又哪里有空辨别其人是否廉洁、是否能干呢！” 还希望陛下下达天旨，命有司制定制度：凡钱谷官三年考核一次并予以更换；凡钱谷官从未发生亏欠的，交由各地廉访司每年按四季审核四次；凡有亏欠的，则命各地廉访司立即另行拟定廉洁能干的人，代替犯事者的职位，申报上级任用；拘拿犯事者，追征其应偿还的数额，追足以后再申报上级定夺。这样，自然会没有亏欠课税的人；即使偶然有亏欠，也不至于人数太多而难以追征。” 《太平金镜策论·考幽明》世祖时，平民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论考幽明》说：“臣听说，君主一人居于上位，掌握四海的权衡；四海承受他的风教，仰赖一人的裁成。功名的要害之地、荣利的巨大枢机，无论廉洁之士、贪婪之人，文臣儒士、武将统帅，有的想显露自己的才德，希望自己的道得以施行；有的想放纵自己的奸邪，希望自己的私情得以任意伸张。因此正直之人指斥邪人为邪，邪人也反过来指斥正直之人为邪；忠臣把佞臣看作佞臣，佞臣也反过来把忠臣看作佞臣。彼此攻讦不一，虽然说难以分辨，但只要立法取其中正，实际上也极其容易。唐朝把仪表体貌丰伟作为贵重标准，就像市场上卖瓜只喜欢大的，反而有时失去了香味；晋室把清谈虚浮旷达放在首位，就像画饼充饥，终究没有真实的功用。这就是唐朝不能赶上三代、晋朝不能赶上汉唐的原因。如今国家入仕的门路太多，考选人才的方法却太缺失。臣认为，君王身边的近臣、仆从也贵在正直；不正直，就像蝎子蛀虫从内部滋生。天下的大官小吏也都必须贤能；不贤能，就像蝗虫螟虫从外部兴起。臣谨依经书考察史实，按愚见断定，分条陈述圣人考察人才的九种征验，以及当今急切需要的二十六种美德、三十九个类别和三项要务，惟愿陛下明察。” “所谓九种征验：第一，派他出使远方，以观察他的忠诚；第二，让他在身边任职，以观察他的恭敬；第三，让他处理繁杂事务，以观察他的才能；第四，突然向他询问，以观察他的智慧；第五，急迫地同他约定期限，以观察他的信用；第六，把财物交给他，以观察他的仁心；第七，把危难告诉他，以观察他的气节；第八，用酒使他醉倒，以观察他的操守；第九，让他处在各种人之间，以观察他的神色。所谓二十六种美德、三十九个类别：第一，文史之美有三类：起草诏制并修饰诏书，能够周详明白地表达文辞意旨；校勘书籍、订正文字，可以成为定本；教诲后学，使其成就德行很多。第二，礼官之美有三类：补阙拾遗，顺势辅成美政；主持朝会祭祀，使礼仪文饰充分举行；宣示慰问、移风易俗，使和乐盛明之治得以实现。第三，乐官之美有一类：调理金、石等乐器和宫、商等音律，使道理协调、声音纯正。第四，知人之美有一类：周遍了解善恶，心中洞然明白。第五，敬贤之美有一类：推举进士，常常唯恐来不及。第六，考校之美有一类：表彰善行、憎恶恶行，依据文书考核而没有差错。第七，纠察之美有一类：弹劾所到之处，不回避权贵豪强。第八，廉访之美有两类：考察官吏，使他们警惧而政风肃清；访察风俗，使教化形成礼义。”

译第九，宿卫之美有一类：办事小心周密，使京城增添威严。第十，筹计之美有两类：在帷幄中谋划计策，使远方来犯者败退倒戈；排布营垒、整顿阵势，临事时能够随机应变。第十一，督领之美有三类：器械精良完备，士卒训练熟习；号令严明，部伍整齐肃静；面对敌人显示威势，亲身先于士卒作战。第十二，镇防之美有一类：守备坚定持重，使寇盗难以窥伺。第十三，屯田之美有一类：劝勉督促农业生产，勤于耕作而收获丰多。第十四，刍养之美有一类：繁殖饲养牲畜，使马匹等牲口茁壮繁盛。第十五，使臣之美有两类：作为喉舌宣达诏令、接纳意见，使美政得以彰明；受命办理事务，能够辨析处理，公平允当。第十六，断狱之美有三类：勾检考核，使瑕疵漏洞无所隐藏；审察案件周全明白，使囚犯没有异议；疑难案件能够查得实情，处置合乎法律。第十七，农桑之美有一类：督促树艺耕种，使水灾旱灾都有防备。第十八，督役之美有一类：监督劳役安排适宜，使丁夫乐于服事。第十九，关津之美有一类：奸诈之事不能遗漏，行旅往来不受阻塞。第二十，营造之美有一类：熟悉事务、分配功役，迅速完成供奉所需。第二十一，理财之美有一类：财物出纳有常规，簿籍账册容易查明。” 第二十二，算数之美有一类：数量多寡分明，心中清楚明白。第二十三，僧官之美有一类：弘扬宣讲释教，持守戒律精严。第二十四，道官之美有一类：弘扬宣讲道教，持守道德精严。第二十五，医官之美有两类：医科品级分明，举用医者无不合宜；启发教导后学，使其成为有用之才。第二十六，阴阳之美有两类：推演历法、计算天体运行，颁授时令而不出差错；卜筮遵循经义，不制造诡异之说。所谓三项要务：第一是公，第二是廉，第三是勤。直率地按实情办事，不邀求功名利禄，叫作公；贿赂摆在面前，也不放在心上，叫作廉；为王室效劳，尽心竭力，叫作勤。九种征验的考察完备了，二十六种美德的类别齐全了，三项要务的要义具备了，选官考核的根本和始末也就完备了。恭敬地希望陛下用九种征验考察身边的近臣、仆从；近臣、仆从正直了，以后的人也会更加正直。还希望陛下把二十六种美德、三十九个类别以及三项要务的道理，明白地告谕铨选官署和内外百官。到三年考核时，凡具备一项美德和三项要务的，列为上等；凡具备一项美德和两项要务的，列为中等；凡具备一项美德和一项要务的、具备要务而没有美德的、具备美德而没有要务的，都列为下等。”}], 凡美德和要务都不具备，即使没有大罪，也停职罢免。凡罪行明确的，自有宪职处理。开始用三德八才任用，最终用二十六种美德和三项要务考核，那么从中央到地方、从大官到小吏，都将像玉壶中的冰、秋夜天空的明月一样，凛然清正，明亮洁白。” 论增崇都省并于腹里另立一行省 赵天麟上书提出策略说：“臣听说，车舆的枢要在于管辖，衣裳的提纲系于领口；领口不能兼作衣襟衣袖的材料，管辖也不能兼作车辕车衡的用途。大概器物有缓急不同，所以一件器物不能成为万物的宗主；名分有尊卑轻重之限，所以尊贵者才受到众卑下者仰望。轩辕设置六相，以风后等人担任；天乙设置二相，以伊尹等人充任。当时爵位分封万国，国家建立诸侯。到嬴秦废除诸侯后，丞相之号兴起；从此以来，历代相互仿效，其增减制度难以尽述，但其品秩都属于最高等级。仪表法式端正，禁令严明，总领纲纪，掌理君主家国事务，作为四海士民的表率。佩金印、系紫绶，位居黄阁、沙堤，不只是夸示特殊尊贵的仪容，也是为了显示尊荣、委以重任。既然享有厚重声望，就应当振作清正风气。我国家内设中书，外设行省；行省用来革除藩镇诸侯的专擅，中书用来任命公卿大臣，防微杜渐的道理已经达到极致，建立治理制度的方法也可谓盛备了。然而仍有未尽之处，臣冒昧陈述愚见。臣私下看见，中书内省靠近皇宫，在上统领其余各省，在中央辅佐圣君，只应当坐而论道，依据槐府执掌政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心胸宽广以存心，镇守台司以辅助教化。如今从汴梁以北、北京以南，西到长安，东至辽海，哪怕极细小的事务，没有不来烦扰中书的；即使俸禄很少的微小官员，也来请取任命，岂不是让管辖兼有车辕车衡的用途，让领口兼作衣襟衣袖的材料吗？伏望陛下尊崇都省，赋予它更大的名位；谏院隶属于都省，六部隶属于都省；除乌台、相府所统辖的机构之外，随朝九品以上官员也都隶属都省。选拔德才完美、地位声望极为清正的人担任大中书令；其丞相、平章、丞辖、参政，直到府的参议、院的谏臣，以及郎官、都事等职司，都加上左右的称号。凡宰执朝会、商议天下政务时，常让谏臣按班次参加，有缺失就补正，有遗漏就拾补。这样圣德更加光明，治理的器具就张设完备了。凡都省发文给行省，用咨文交付；行省发文给都省，用咨文呈报。凡都省事务涉及行省，以及行省一切应办事务呈报都省，都省判送六部，六部拟定后呈报，再转发咨文给行省施行。凡随朝九品以上官员以及外路接受宣命以上的官员，都由都省注定任用。这样宰执更加尊崇，政事也简约了。” 还望陛下在腹里地区取中部另立一省，称为燕南等处行中书省，位于汴梁、北京、辽阳、安西四省之间。凡外路接受文牒以下的官员，由行省注定任用，然后咨呈都省，请求颁发文牒即可。凡随朝各有司应当接受身分凭证任用的，由都省出具；凡外路各有司应当接受身分凭证任用的，由行省出具。这样，上层就能廉察远方之地，朝廷堂陛更加崇高；都省更加尊崇，天王也更加贵重。有人认为，国家因为四方边远地区及蛮荆新近归附，所以设置行省镇守，腹里不需要另立行省；却不知道汴梁已经有行省，难道汴梁也是新近归附的城吗？事情在于毋庸置疑，请陛下考察是否可行并施行。”

译论重御史台职权 天麟又上书说：“臣听说，观察幽暗之处，在幽暗之中独能看见光明的，是眼睛的神；倾听无声之处，在无声之中独能听见和谐的，是耳朵的精。把这个道理用来修身，就能收敛目光、反听内省而六根通达、四方洞彻；把这个道理移用于统治臣下，就能任用贤能、委托有才而达到聪明睿智。所以圣王不必窥伺张望，视力自然明察；不必竭尽耳力，听力自然聪敏，说的是贵在周密地委任他人。如今御史台官，内有监察院隶属于它，外有廉访司承接它的职责，用来敬肃百官、以宪法风化百姓、整治上下秩序、整齐人道。由此看来，御史的职务不是代天子视听的官职又是什么呢！因此有霜简鹭车、柏林石室，显示其清正；以立秋为象征、以荧惑为象征，显示其严肃；有鹰击的谕令、豸冠的服饰，显示其威严；有千步清道、王公退让回避，显示其尊重；中书、门下与御史台并为三司，显示其尊贵。五方面完备以后，才能指斥奸佞、触犯邪恶，表彰善行、憎恶恶行，使凶猛的奸臣、巨大的谄媚者胆破声消，使封豕长蛇般的恶人骨寒心颤；那么狐狸般的小害、蝎虿般的微毒，也将不待治理便自行停止。如今国家命令御史台，凡百官的违法违纪、各司的案牍、朝会祭祀之事、审理裁断失当之类，直到一切应当记载而未能尽载、应当纠察的事项，都一并实行纠察，其制度可以说宽广周密而没有遗漏了。” 然而如今朱帷高位者，只把细枝末节放在首位；佩苍玉、居高位的官员，却对大原则难以顾及。臣请用过去的事情来验证。阿合马从前专擅朝政，即使黄口小儿也知道咬牙切齿地痛恨他；后来桑哥弄权，即使供人驱使的牛马也知道侧耳听闻而憎恶他。可是当时御史台官以下、监察院所属官员，都闭口吞声，看到如同没看到，闲居高坐，听到如同没听到。幸赖社稷之福，光明重新照耀；太原侠客承接聂政的高风，大理名卿提出皋陶般的美好审问，凶恶的首领于是被剪除，百姓得以重新生存。好是好了，却还没有尽善。况且我国家设置御史台，难道只是为了计典、宪典的末节仪文，只顾办理文书的小事吗？然而宪台不发言，本来并非宪台所愿，只是由于省府与宪台的职秩相差悬殊，不敢抗衡。权臣的谋害，罗网千机，即使崔公与其同职，尚且被用极刑惩处；即使杨子与其同僚，仍然被陷害至死。向前极力正谏，就白白遭受刑戮，使清明朝廷背上杀害直臣的名声；退后称病，又被诬为不忠，说是不肯出力于皇家。用瞪视来禁止他，用艾灸头顶来威胁他；所以霍光忠厚，才能容纳延年在汉宣帝朝廷任职；梁冀如豺狼，最终也使文纪陷入广陵贼窟。” 如今百官公正，各项事务大体平稳，然而弊病习气不可不防，宪台不可不加重。伏望陛下振作宪台的风采，使其品秩与行省相齐；以御史大夫一人为首，使其品秩与行省首官相同，其余官员的品秩也依次提升。又应命监察御史与六部侍郎品秩相同；又应在中丞之下设置绣衣使者八员，品秩同侍御史，使他们分赴天下，专门纠察行台及廉访司不依法办事的情况。内台如果有过失违法，应当命天下都可以检举揭发；如果罪状明确，认定为故意违法，重的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去抵御魑魅，轻的免官禁锢，放回乡里。如果有人妄自举发，就反过来治举发者的罪。圣王统御臣下，用人时不疑，疑人时不用；既然委任他、礼待他，等他获罪，便是臣下自己把罪过加在自身之上。幸望采纳臣的意见，那么奸邪就难以隐藏，朝廷内外永远清明了。”

译论杜绝冗官三弊 天麟又上书说：“臣听说，设计张设纲纪，没有比清明简约更好的；设置官职、安排吏员，尤其要戒除繁多。爵，是官员的尊号；阶，是官员的等级；品，是官员的次序；职，是官员掌管的事务；位，是官员所居的职位；禄，是供给官员的俸禄；吏，是辅佐官员的属吏。虽然事情没有职位就无法办理，但也有事情因为职位太多反而更多产生的情况；这就是圣王以职位少为贵而不以职位多为贵，愿意安静而不愿意躁动的原因。唐虞考察古制，设置官员不过百人；夏商官员增加一倍，也能够治理；周代分设卿的职掌，各自统率所属。后来官员越来越多，治理却越来越赶不上古代。因此汉光武帝废除四百个县，百姓的产业得以安定；隋文帝废除五百个部门，天下政事得以推行。都是因为官员不在于多，而在于得到贤才；政事不在于繁杂，而贵在减少事务。如今国家建立制度，从王、国王、郡王、国公以下属于爵位；从特进、崇进直到将军、大夫、校尉、郎属于官阶；从正一品到从九品属于品级；掌管典章事务属于职掌；各职所居之处属于职位；各职位供养廉洁官员的资财属于俸禄；各司协助办文的史员属于吏，制度也已经很详细了。然而文武分为两等，分布于中央和地方，本来想求得安宁，却似乎反而难以安宁。” 臣看见京师中不紧要的司、院，无用的局、署，以及随朝台、省、院、部以下各有司的官吏，可以合并的没有合并，可以兼任的没有兼任，也已经存在了。京畿以外的行省，随省各有司、宣慰司、廉访司，路、府、州、县、仓库、局、监等衙门，以及各衙门内部的官吏，也有冗余的。武臣中万户所统辖的人不满一万人、千户所统辖的人不满一千人的情形，也已经存在了。臣私下认为，冗官的重大弊端有三项：第一是选法的弊端，第二是政事的弊端，第三是军民的弊端。文武官吏的人数既然很多，到考满任期、临近春秋两季铨选时，资格簿册纷乱拥挤，保荐文书交错纷来。有司发布文书尚且忙不过来，哪里还有闲暇考察谁真正有才、谁真正有德，并加以考核呢？既然来不及考核，就只好根据名籍文书和荐书中所陈述的内容取用人选。这样还想使杂流出身的人不被进用、使行贿的空隙不开，难道做得到吗？杂流中行贿的人得志，于是人人都可以做官，以致官员多而缺额少，无法处理；钻营者很快得到升迁授官，修养品德而自守的人却坐等多年、长期淹滞。这就是选法的弊端。文武官吏的人数既然很多，有应当办理的事情却不办理，有应当施行的事情却不施行；问他的职守，他说：“这就是我的职务。”问他的作为，他说：“同僚不止一人，哪里是我一个人能够独自主持的呢？”他们混在滥竽充数的人中，难以辨别，却接受君王的命令而自我安逸。等到朝廷听闻此事，于是设置延误违期的处罚，岂不是太过分了吗？这就是政事的弊端。文武官吏的人数既然很多，国家任用人的途径又广泛，浮滥授官也随之增加，于是使任职在下位的人，哪里能够施行政治教化呢？政治教化不能充分施行，刻剥百姓的痛苦、役使百姓的烦扰，造成的危害很多。这就是军民的弊端。三种弊端没有消除，却制定法令来防止它们；主持法令的人不能全面照察，官员反而更加增多。官员增加，弊端也自然随之产生；法令虽然制定了，害怕法令的人和奸诈欺骗的计谋反而更加滋生吗？所以必须把这两种弊端完全消除，然后法令才可以制定。伏望陛下：凡京师中不急需的司院、无用的局署，以及天下各衙门，凡是可以裁撤的就裁撤；凡行省所属各有司，以及宣慰司、廉访司、路、府、州、县等一切衙门，还有万户、千户所管辖而未达到规定数额之类，凡是可以合并的就合并；凡省、台、院、部以下各司的官吏，以及天下各衙门的官吏，凡是可以减少的就减少。然后用慎重授予名器的法令选择人才任用，再用考核官员治绩优劣的法令，按照事理加以考核，那么掌管铨选的人就容易看清人才，也容易考察他们的成效，选法就清明了；主持政务的人，事务有归属，职权有专主，政绩就能完成；处在下位的人减少烦琐的劳役，免除困苦苛刻的侵扰，百姓的生业就安定了。百姓是天下的根本，百姓生业安定，天下就太平了。

译论举荐贤才 赵天麟上奏策论说：“臣听说，君子通达而居于上位，就会想着进用贤才；小人乘机得势，哪里能够汲引善人。君子一类的人，君子会与他结交；小人一类的人，小人会与他结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有德之人不会孤立，必有同类相伴，这是自然的道理。贤人知道有国家，却不知道只顾自身；曾经晓喻义理，却从不晓喻私利，所以在国内举荐人才不回避亲属，在国外举荐人才不回避仇敌，公正举荐人才也不怕妨碍自己的职位。古代君子有这样做的，例如祁奚向晋侯举荐祁午，任命他为中军之尉；萧何向汉祖举荐曹参，使他继任相国之位；以及子皮向郑国举荐子产，百姓称他为母亲，国家依赖他的贤能；鲍叔在齐国显达并举荐管仲，使诸侯九次会盟、天下得到匡正，这些都是如此。小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怀有私心、挟带欺诈，滥用天官之权；粉饰聪明、违屈本心，以此巩固权势和宠幸；亲近同类如同走近芝兰，憎恶君子如同厌恶蛇蝎。他们又常常想让后进之人都处在自己之下，唯恐后进超过自己。古代小人有这样做的，例如驩兜在尧的朝廷上称美共工，结果共工的罪恶滔天；上官诬陷灵均于楚王，致使国家灭亡、百姓困苦；以及臧文仲不显扬展禽，圣人说他是窃据职位的人；公孙弘不引荐董生，刘向却称许他为贤者，这些也都是如此。《易经》赞美拔茅连茹，《春秋》记述只有善于举荐贤才的人才能使贤者成其类，这件事难道可以轻视吗？如今国家求贤的心意极为重视，但选取士人的途径还不够优良。况且内外官僚所食用的，是国家赏赐的田地；所穿用的，是国家给予的俸禄。他们脱离编户百姓的卑贱身份，享受尊荣，增光于祖宗，获得列于鼎祭的待遇，女子不知道纺织，男子不知道耕作；这样却不思报答国家深厚的福泽，难道可以吗？况且食苹的鹿尚且呦呦鸣叫以呼唤同类，出谷的黄莺还嘤嘤鸣叫以寻求朋友；这些不过是禽兽，对于人来说难道不应更加如此吗？所以那人将要获得逍遥安适时，应当想到系住白驹，唯恐他产生远离之心；嘉宾还没有到来时，也应想到捕取嘉鱼，与他共同宴饮欢乐。这是人臣的大节，是盛德之人的良心。臣私下见到，如今虽然有贡儒、贡吏的制度，但还没有通行；有的全郡竟不举荐一位贤人，有的直到考核结束也不举荐一个士人。把因循敷衍当作要务，把苟且应付作为本心，这不就近似杜悰、刘胜之流了吗？臣私下认为，任职立功、治理百姓而获得声誉，都不如举荐贤才美好。为什么这样说呢？举荐一个贤人，贤人还会再举荐贤人，报效国家的功绩就会增多；不举荐贤人，就只限于自己一人，所以如此。伏望陛下明发天子的旨意，昭告中外：凡郡县中治理百姓的正官七品以上，以及各衙门三品以上官员，每三次考核期间各举荐一人。凡所举荐的士人，必须说明其姓名、籍贯、品性操行，明确具有什么德行、什么才能，可以担任何种职务。凡荐书送达朝廷，交给都省判送吏、礼部，按照“三德八才”的法则，依据荐书考核这个人是否确实符合要求，然后上报中书省，请求随铨选奏报任用。以后凡被举荐的人称职，原先举荐他的官员到考满之日，优先加授爵级；凡被举荐的人不称职，原先举荐他的官员到考满之日，按照情节轻重降黜他的爵级；凡被举荐的人任官期间犯有异常严重的罪行，原先举荐他的官员也可以放归田里。这样使各地士子都仰慕坚贞淳正的品德，各处官僚共同寻求贤才；贤人知道国家崇尚贤能，就没有不出来任用的了，又哪里还需要宁戚悲歌、五羖饭牛来自我进身呢？又哪里还需要成汤以币帛聘贤、高宗画图寻求贤才呢？使民间不遗留贤才，这也是一种助益。” 《太平金镜策》论杜绝谗言谄媚 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说：“臣听说，凌云的直木，在正午时没有弯曲的阴影；圆盘贮水，水痕边际呈现环绕的圆形。因此，阴阳把万物当作炭，万物把阴阳当作铜；天地间茫茫的风箱鼓风，浩大的炉锤锻造铸炼。天与人本是一致的，愚者与智者同出一源，因此想要引导它们有所迁变，必须守住公正的中道而自行端正。无奈清浊相互交杂，动荡不止；说他愚蠢惊惧吧，他的曲意又极尽聪明；说他聪明吧，他又不遵循正道轨迹。白衣苍狗，身世变化多端；覆雨翻云，内心没有定准。这大概是沉溺于浇薄风俗，有才而无德的人。用这种人平定天下，天下难以平定；用他治国，国家不能治理；用他齐家，家庭不能整齐。说在口头上，叫作谗毁；发自内心，叫作谄媚。于是有些人以邪曲遁辞为先，巧说来改变君主的意旨，用反间计造成国家的嫌隙。有的说贤臣可以镇守某处，却把他疏远到外地；有的说纠察弹劾恐怕会助长互相揭发的风气，于是把它堵在朝廷内部；有的诬陷忠诚进谏是诽谤君主，请求加以诛杀；有的称赞玩弄兵力是振扬威势，请求对远方频繁用兵。顺从自己意旨的就抬举他，违背自己意旨的就陷害他。” 他们抬举别人时，即使周公听到那人的言论，也说应当加以厚赏；他们陷害别人时，即使咎繇审查了那人的罪状，也说他死有余辜。以苏秦、张仪的纵横捭阖为宗旨，以公孙弘、石显的诡辩为效法；混淆黑白如苍蝇，像南箕星那样张口夸说，这些都是最严重的谗臣。于是他们恭敬过度以迎合意旨，容态逢迎，迎合君主的过错并设法使其完成；嫉恨君主的善政，就压制它而使其得以实行。有水灾，就说不应当在农忙时节；有盗贼，就说不过是鼠窃狗偷，不值得畏惧；有螟、蝗、螽、蜚，就说它们不吃嘉谷；夜间出现彗星，就说这是用来除旧布新的；秋后反而开出春花，霜降却不能杀草，就说是阳德旺盛、得到上天祥瑞；日食、地震，山崩、水涌，就说这是气数运数本来如此。把鹿说成马，把野鸟说成鸾鸟。他们又曾经劝谏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以显示忠诚；向宦官叩拜路上的尘土，以求得他们的帮助。裴延龄的诡谲，苏味道的模棱两可，尸位受禄、白吃俸禄、偷求安逸、窃据职位，这些都是最严重的谄臣。谗臣得志，就击掌庆贺以造成天下的祸患；谄臣处于朝中，就安身自保以滋养天下的灾祸。不能杜绝这两种人却想治理天下，臣从未听说过。

译如今国家屡次下诏求贤，明确施行诛罚谗臣、谄臣的法令，又加以圣人教化广泛流行，污浊的风俗逐渐改变；朝廷之上和谐庄重、礼乐铿锵，台阁之中威严显赫，军民各得其所，动植物都安享仁德。即使有谗谄之人，也都改过而思公，向往仁风而树立正直之志。臣仍想到，原野上的一点星火能够烧尽万顷荒地，缝隙中的微风能够酿成全身的疾病。左右群臣每天侍奉天颜，掌管文书的官员共同承受天子的宠恩，如果完全没有谗谄之人固然好，但假如有这样的人，恐怕将难以挽救。有了就要断绝，没有也要防备。伏望陛下精心裁察，每件事都再三思考，不要以先听到的话作为主导，而只核实实际情况，这样谗毁者自然断绝；不要把侧身献媚的姿态当作贤良，而只看重大体，这样谄媚者自然断绝。谗谄既然断绝，君子之道就增长，小人之道就消退，上下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太平的教化就会蓬勃兴起。圣人说：‘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色，很少有仁德。’解释者说：花言巧语就是谗毁，伪善的面色就是谄媚；‘很少有’是圣人措辞不迫切，却明白指出并不存在；仁，是天理的公正。也就是说，谗谄之人没有天理的公正。既然没有天理的公正，怎么可以同他治理天下呢？” 臣之所以说有了就要断绝，没有也要防备，正是慎重到了极点。” 发布八项政令，以使天下广受恩威、厚加劳赏 赵天麟上奏策论说：“臣听说，想要安逸是臣民共同的心情，临御控制则是帝王的才能和职责。上天降下天命，眷顾神圣的君主；天下虽然广大，百姓虽然[缺字]，既然畏惧上天光明的命令，甘愿安分来顺从君主，又服膺圣人的大德，竭力趋附。因此做君主的巍然处在上位，居于万民最尊崇的位置，安然处在尊位，役使万民来奉养自己，万民厌恶劳苦、憎恨卑贱也是应当的。然而他们之所以不厌恶、不憎恨，是因为若不是圣人就不足以保全我们的生命，若不是圣人就不足以安定我们的产业。间或产生凶恶的党徒，不揣度事理，窥伺君上的空隙而肆意妄行，违逆上天之心而妄自僭越，侵犯国家法纪，动摇边境疆土，掠夺无罪的百姓，开启非常的祸乱。君王建立统治，本来是要安宁百姓，难道可以坐视变故而姑息偷安，轻视民生而凝神不加思虑吗？【四库本作“上违帝眷而姑息偷安”。】所以命令将领、兴师出兵，宣扬威势、停止杀戮，正是为了保全上天覆育万物的仁德。在这之后仍认为不能平息那些邪恶的萌芽，于是就在郡县设置戍兵加以镇守，希望日后各地开始行动时，不再有回顾之间突然发生忧患，所以这样做。这是帝王临御控制的大政术。” 况且人情没有不想安逸的，如今却驱使他们从事战争，这是极端劳苦；人没有不想活着的，如今却率领他们进入九死一生之地，这是极端痛苦。假如不加以丰厚的犒赏，不给予厚重的劳赐，那么谁会有竭尽力量、建功效劳的心呢？如今将帅南征北讨，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已经降服的地域，却放纵士卒去暴虐它；已经服从的人，却放纵士卒驱赶、劫掠他们。所获得的金帛，有的进入将领之家，有的供奉王府，却没有听说拿来赏赐士卒。甚至看见他们暴掠、驱劫也不加治罪；强者越来越多，弱者却没有获得什么；老人和幼儿死了，壮年人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赐。至于把所得战果记录在露布上报告朝廷，再分给六军，六军本来就是国家的六军，分给他们，就如同把财物放在国家之外的府库一样，又能够激发将来的实际功效。至于敌寇犯罪而讨伐他们，既然降服就应舍弃追究；那些敌寇都是国家的顽民，被胁从的人也都不是出于本心，又何必把他们当作奴婢拘牵，并放纵士卒劫掠他们呢？那些敌寇中的胁从者，也将仿效我方士卒的忠勇，去劫掠中原百姓。这样四方百姓互相驱掠，又凭借威势、因着愤怒而转战不休。正直之士不敢进献言论，忠臣不敢提出劝谏，勇健的士卒接连赴死。追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都是因为犒赏劳赐或许没有及时兑现，节制统领或许没有明确，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如今的计策，不如守御而不进攻，按兵而不行动。倘若有不臣服的国家、叛逆作乱的人，应当命令使者多次晓谕他们，持诏赦免他们，使他们知道罪过、改过自新，弃邪归正。如果他们反而更加骄横，毫无悔改之心，就明确列举他们的罪辞而征讨他们。整治车马，严明号令，储备粮饷，磨厉戈矛，巩固巢穴，防守要害；气势壮盛、力量雄厚，德行尊崇、义理重大，这样即使不战也能取胜，真正交战就一定胜利。《杕杜》篇所说的，汉皇出行经过灞上、棘门、细柳并加以巡幸。商汤后来讨伐夏，耕作者不改变耕作，归市者不停止贸易，只诛伐夏君而慰问百姓。周武王讨伐商，散发鹿台的财物，打开巨桥的粮仓，大规模赏赐四海，万民都喜悦归服。这些都是用仁德施行，用义理裁定，用劳赐感动，用赏赐施恩。伏望陛下探究幽深隐微之处，施行政令、推行仁政，幸而采纳臣所说设置武举、选拔大将、考察继任将领的办法，那么节制统领就没有不明确的了；再采纳臣所说厚加劳赏的办法，那么戍卒就会发誓效死而无所推辞。如果在停止兵戈、广泛屯田之后，也就没有必要实行厚加劳赏的办法了。这只是为了防备万一，所以这样说。” 制定八项措施，使天下粮食财货丰足：禁止奢侈 元世祖时，赵天麟上奏策论说：“臣听说，上古洪荒时代，天下都质朴简略，人们折取树枝、在野外捕鹿，烧黍米、烤小猪，穿鸟兽皮，吃鸟兽肉；把手捧作酒器饮水，用土制的鼓槌击土鼓，冬天住洞穴，夏天住巢居，睡觉时安缓，醒来时自在。在这个时候，淳厚的风俗还没有消散，百姓都自认为满足。到了伏羲创制文字契刻之法，神农创制耕作纺织之业，轩辕黄帝创制器物用具，物资渐渐完备。自此以后，浇薄浮华日益滋生，所以尧住茅屋，大禹告诫不要雕饰宫墙，周王穿粗劣衣服，汉帝穿弋绨，这些不只是完全出于质朴节俭的本心，也是为了杜绝人民的奢侈放纵。至元年间，都堂议定：民间丧葬所用的纸房、金银人马，以及彩帛、衣服、帐幙等物，依照圣旨的旨意，限期全部禁止。又依照中书省的奏请，规定官民嫁娶时的聘财、筵会等事项。这些都是先帝慎守俭德以谋求长远大计，并把余泽推及下民、教化百姓。天下人中，有的看见衣服鲜明、车马侍从显赫的人，就跟着羡慕；看见安于简陋门户、安心乐业、遵循常道的人，就跟着讥笑。这是浅薄愚昧的百姓心理，也是世俗常情。”

译然而，滥用权力谋取利益的官员和豪富子弟知道世情如此，便大肆放纵自己的欲望，以骄横淫逸互相夸耀，以奢侈靡费互相推崇，以节约为[缺字]，以贞廉为愚蠢；既不符合君上的心意，又严重损害家业。并且波及士人和庶民，彼此转相仿效，习惯成风，不是一天就能改变的。他们却不知道，穿破旧的粗布袍而不穿狐貉皮衣，子路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好；面前摆满一丈见方的食物、后面跟着千辆车乘，孟轲即使因此得志也不肯这样做。齐桓公宫室用丹漆涂柱、雕刻椽子，御孙曾进谏；晏子一件狐裘穿了三十年，紫阳先生称赞他。穿衣只要足以遮蔽身体，吃饭只要足以充饥，除此之外的东西都不是我们真正应当拥有的。那些锦绣绮组的衣服，用来御寒，和缯帛、练帛有什么不同？那些熊掌、脍炙之类的食物，用来填饱肚子，和鱼、枣有什么不同？庆贺、赠送、宴会，只要礼数足够就可以了，又何必逾越名分、触犯等级，倾尽资财、破败家产去办呢？所以古人说：俭朴，是各种德行共有的基础；奢侈，是最大的恶。又说：山林不能供给野火，江海不能填满漏洞。意思是，产生一处破坏一百处很容易，最终会荡然无存。又说：城里人喜欢高发髻，四方就把发髻增高一尺；城里人喜欢宽袖，四方就用整匹绢帛来做宽袖。” 谈到京师，是天下人仰望并跟从的地方。况且听到荣誉施加于自身，谁还愿意追求他人的文饰呢？理义使我的内心喜悦，就如同精美肉食使口舌喜悦。如今的王公大人，应当去除奢侈、遵从节俭，以增加自己的美名，还是应当追求华丽、违背节俭，只求徒然装饰自身呢？伏望陛下体察先帝的心意，禁止京师内王公大人的奢侈，那么天下的官员和百姓就不用下令也会自行跟从了。因为他们看见上位者先行节俭，就知道节俭是美德，所以不得不这样做。” 论杜绝奢侈风气 世祖时，赵天麟上奏策论说：“臣听说，饮食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东西，有时一天不节制就会伤害生命；衣服是顺应天时日常使用的东西，有时整个冬天穿得过厚也会导致疾病。把心思放在有益的事物上尚且如此，把心思放在无益的方面，危害就更严重了。恭敬地想，天子卓然冠绝天下，有什么命令不能施行？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然而日常服饰饮食之外，还要用什么呢？如今国家扩大祖宗的基业，救助远近的百姓，讨伐叛逆、安抚归服者，进用贤人、诛戮不肖，具有三代的盛隆，差不多接近上古的治理了。却把心思放在奇珍异物上，难道不会损累与天同高的圣德吗？臣见到，如今织彩、绫锦、金珠、璧贝，从未忘记搜求；各地奇异的物产、禽鸟、犀象，也从未拒绝。至于珍贵美味、从山海远方运来的食物更是很多，供俳优取乐的卑贱玩物也有许多。这些事情造成的危害不止一端，试略为陈述。贫户与富户相差悬殊。富户看见上位者奢华艳丽，虽然听说有诏令教导节俭，也不肯遵从，因为他们跟随的是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言语。以致风俗大为改变，贫者更加贫困，难道能不成为违法逾制的百姓吗？严寒之后，风雪飞扬，渔夫、樵夫和乞丐之类的人，手脚冻裂，肌肤如粟，穿着破烂如鹑的衣服，内里都饥饿，外面又遭受寒冻。” 追究他们所失去的原因，是由于富民奢侈。贫民的心并不是单独不想奢侈，只是他们的处境不允许罢了。幸而获得一点微薄利润，又会顺从习俗把它用掉，这就是贫者更加贫困的原因。金珠璧贝等同尘沙；假如膏雨不降，和风不来，五谷不生，桑麻不长，那么坐看金珠璧贝也没有益处。若想使有无相通、进行交易，使商旅得到资财供给，有中统、至元交钞在，哪里用得着金珠璧贝呢？牛、马、犬之类，是中国常有的牲畜，只要上下共同饲养，不错过繁育时节，就是取得实际利益、壮大国家根基。那些斑斓的兽类、灿烂错杂的鸟类，有了它们不足以增加光彩，没有它们也不足以感到歉缺；尽力搜求它们，只能说是取得虚名而招来外

译方议论。近年以来，有司整治马匹、磨厉兵器，百姓耗尽资财、破败家产，用来征讨特殊地域，已经多次了。等到胜利，有的只得到咫尺长的降书献上，有的只得到无益的怪物进献；这就是耗费千万征军将士的性命，换取无益的怪物。于是悍将据此把它算作功劳，百官借此上表庆贺，却不知道千万征军将士的亲族，正在向昊天号哭，悲哀直达九泉。” 天地之气不和，水旱灾害又接连到来；这样一来，即使把那个国家的怪异物产全部得到，又凭什么补偿中国士卒的痛苦呢？中国常有的贡物，已经足以供给王室使用了，何必贪嗜山海中的珍异之物呢？培育人才、安定百姓，和谐欢乐而且长久，这就足够了；那些供俳优取笑的玩物，哪里需要使用呢？晋武帝焚烧雉头裘，宋武帝砸碎琥珀枕，隋君把土看得与黄金同价，唐太宗为苦寒中的鹦鹉而悲悯。面前陈列一丈见方的食物，孟子不肯这样做；淫靡的郑声，颜渊想要放弃不用。这些中等君主中的雄杰、平民中的圣人，尚且能够卓然自立；国家却让织彩、绫锦玷污圣身，让金珠璧贝玷污圣心，让禽鸟、犀象玷污圣明的视听，让俳优、郑声玷污圣明的耳朵，让珍馐美味玷污圣明的口腹，臣私下替国家感到惋惜。伏望陛下明察并探求治理的根本，杜绝奢侈风气：凡织彩、绫锦、金珠、璧贝的使用，不合礼经的一律断绝；凡犀象、鸟兽、珍羞异味的进献，不在贡典之内的一律拒绝；凡上方及外路无益的局署，一律裁撤；凡俳优之流，不应让他们踏入禁宫台阶肆意淫戏，一律放逐。幸而采纳臣的意见，那么源头清明，水流就清明；上面施行，下面就会效法；不到十年，风俗就会改变。”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五） 发布八项政令，以使天下广受恩威：关于贡物 天麟又上奏策论说：“臣听说，治理九州、覆盖八方，占据宝位而尊临天下，施布至仁来统治臣民，这是帝王的常道。手持土地贡物，进献地方物产，身处五服之外，心却在京畿之内，这是人臣的常职。所以君上临御臣下，如同皇天覆盖万物、后土承载万物，胸怀广大，以生养万物为心，并不是只期望自己安闲逸乐，把贡物作为奉养自己的资财。臣下侍奉君上，如同婴儿爱慕父母，如同葵藿倾向太阳，并不是应当自己骄傲自恃，以招致不来朝贡的罪过。《商书》说：‘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归向，只归向有仁德的人。’《周书》说：‘敦厚诚信，彰明义理，崇尚德行，报答功劳。’由此看来，君上施行仁德，而臣下不归心怀念，是从来没有的；臣下竭尽忠心，而明主不能察知，也从来没有。如今国家上天降下百种祥瑞，上天开启盛大的时运。臣私下见到，远方进献玩好异物的队伍接连不断，异域奇珍并列而来；翻山渡海，车载财货金帛，有的经过多重翻译前来呈献，有的闻风而来一同聚集，府库没有空闲的月份，史书也没有停止记载。若从使百蛮都戴冠束带、万里之内车同轨书同文来看，这是罕见的嘉美盛况，是无比巨大的神功。” 若从帝王的大体、古今共同的道理来说，却接受这些贡物而不加节制，打开进献之路而不加堵塞，也正是没有完全尽到圣明本心。况且中国九州，土地超过万里，名山大川所产之物，每天不同、每月更新，数量以亿计。谨按夏禹按照土地所产制定贡物：冀州是尧的都城所在，有供给而无贡物；兖州地域，贡物是漆和丝，竹筐中装织成的文绣；青州地域，贡物是盐、细葛布，各种海产交错进献，岱山山谷出产丝、麻、铅、松木、怪石，竹筐中装丝；徐州地域，贡物只有五色土，羽山山谷的夏翟，峄山南面的孤桐，泗水岸边的浮磬，淮夷的蠙珠和鱼，竹筐中装黑色细绢、白绢；扬州地域，贡物只有三种金属，瑶、琨、筱、荡，以及象牙、皮革、羽毛之类，竹筐中装织贝，包裹橘柚作为特贡；荆州地域，贡物是羽毛、象牙、皮革，三种金属，檿桑、柘木、栝木、柏木，磨石、砥石、砮石、丹砂，竹箭和楛木，包裹、匣装箐茅，竹筐中装黑色和浅红色的丝帛、玑、组，九江进纳大龟；豫州地域，贡物是漆、麻、细葛、苎麻，竹筐中装细绵，特贡磨治磬石；梁州地域，贡物是璆玉、铁，银、镂、砮、磬，以及熊、罴、狐、狸的织皮；雍州地域，贡物只有球琳、琅玕

译和织皮。这九州的力量，也足以满足国家的一切使用了。”

译古代的天下与今天的天下，本来是一样的，难道古代中国有这些物产，而如今中国偏偏没有，必须到别的国家求取之后才可以满足使用吗？所以召公告诫他的君主说：‘不要制作无益之物而损害有益之事，功业才会成功；不要看重奇异物品而轻视日常有用之物，百姓才会富足。珍禽奇兽，不要在国中饲养；不把远方物品当作珍宝，远方的人就会归服。’这真是深知事理的话。东周时期，楚国国君没有按时进献苞茅，祭祀缩酒没有材料，齐桓公凭借义理追问其罪，《春秋》对此大加赞许。西汉时期，大宛尚未归服，汗血天马没有送来，武帝因此激怒中原、倚仗武力侵犯大宛城，当时的人都以此为忧患。这两件事足以说明，中国的贡物才是理所当然的，远方人的物产不应随意取用。岂止远方人的物产不应取用，甚至中国本土无益的物品也不能取用。因此汉孝文帝退还千里马，汉元帝罢除齐地三服官，他们仁厚节俭的声名如同高悬的日月；即使想让百姓不受感动，难道做得到吗？况且奇异物品扰乱心志，这是第一种危害；使外国听闻后，认为国家有所嗜好，这是第二种危害；水陆转运、劳役人员，负担也不小，这是第三种危害。有三种危害而没有一种益处，又有什么可崇尚的呢？” 伏望陛下昭然传播美好的声誉，使它扬名于远方：凡四方远国前来归附的，只听取他们的书信、檄文和奏表上报，而不要求他们进献物品；只允许他们的子弟入朝，而不要求他们进纳财物。这样一来，就能用德教化天下，向天下显示没有贪欲；将会看到西蕃、东部边徼的君主，毳幕中的酋长，都承受恩德前来朝享，仰慕道义前来称臣。”},{ 畅八□，以鼓动天下的正风，彰明名分。元世祖时，赵天麟上奏策论说：“臣听说，道的本体真实而无形，是主宰有形事物的枢纽；神的作用没有固定方式，是鼓动群生的风箱。有形的实在统摄有形万物，有形万物最终都关联于无形之道。无，是道的本体；有，是名分的区别。因此，下民的浇薄弊坏，也存在于天地未形成之前；上古的洪大淳朴，也处在乾坤形成之后。到了元气大化，万象由此分开，动植物繁多，荣枯循环，这使通达之人获得最大的领会，却使中下之人十分迷惑；体与用兼备，实在是广大无边。人的头首、身体、皮肤、毛发，荣卫、骨肉，口鼻耳目，心意性情，没有不明白地可以知道、幽微地容易辨识的。然而我们的身体究竟在哪里呢？所以说是无。岂止身体如此，大到天地，小到尘埃草芥，也都如此。因此把它们混合起来就是一个事物，贯通起来就是一个道理，归结起来就是一颗心，齐同起来就是一个总纲。儒家称它为无，道家称它为虚，佛家称它为空，其实是一个道理。可惜百姓喜好道德，却在日常使用中不知道它，所以圣人建立了这些名教。太极之理分为五种，叫作木、火、土、金、水；五行同出于一个太极，而本来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极，只是用名来称呼它。大道的本体分为五种，叫作仁、义、礼、智、信；五常同出于一个大道，而本来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道，也只是用名来称呼它。” 道就是太极，有名之物都是道的体现。没有名，就不足以安定百姓的心；没有名，也不足以确立百姓共同遵循的准则。只知整体道理而执着于片面的人，都是异端一流；只知上达天理而没有下学功夫的人，都是扰乱人心的一类。所以名教的源头是：天尊地卑，乾坤的定位便确定了；高低排列，贵贱的位置便确定了；动静各有常态，刚柔便分判了；事物按类别聚集、按群类分别，吉凶便产生了；在天上形成天象，在地上形成形体，变化便显现了。这就是名教的源头。由此说来，天下是皇天的天下；人君是皇天的儿子。天子的职责，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广泛覆盖下民；掌握一个枢机，万类就都兴盛；发出一句话，亿万百姓就肃然听命。当他神威高驾、伟大的造化之力广泛运行时，风云不能比拟他的迅疾，鬼神不能显耀他的灵异，孟贲、夏育也不敢比量他的勇力，圣人和愚人没有不听从他的命令，这是什么缘故？都是由名分来加以制御的。名要凭借分际才显彰，分际须有名称才可辨别。有名而无分，叫作虚名；有分而无名，也只是虚分。这就是名与分如同形影，从来不能分离。如今圣朝官员分为九品，职掌治理四民，端正名分的政治已经走在前面了，端正等级名分的事情也已经施行了。”},{ 恭敬地想到，陛下承受天命，开创统绪，光大祖业，继承基业；愿陛下允许愚臣再次陈述常道。五典的教化，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等丧服，第一是斩衰之服，第二是齐衰之服，第三是大功之服，第四是小功之服，第五是缌麻之服。这些都是人伦纲纪中理所当然的规定，是上天所定秩序中的重大节制；《礼经》已经明确确立，国家的典章也一向实行。臣私下担心，如今上至王公大人，下至各类士人和庶民，仍然没有能够完全了解这些制度的人。伏望陛下命有司大力彰明礼仪制度，制定美善的法则，使内外各类士人和庶民都学习其中的义理，充分探求它的真实意义；也不必拘泥于琐碎烦琐的文饰，这样或许可以认识圣贤所讲的大体。这样，尊贵者就能尽到临制统摄的职责，卑下者也能倾尽承奉的心意，上下彼此相安，尊卑大小各得其定。还望陛下对于没有名分的应当慎重确定其名号，对于没有名号的不得允许其使用相应的器物；这是因为名号用来产生信用，信用用来守护器物，器物用来承载礼制的缘故。这样，名分首先得到端正，政事就没有不端正的了。

译论选官法，辨别三德，区分八才 天麟又上奏策论说：“臣听说，方正与圆滑一同运转，圆滑者容易流转；邪曲与正直同行，正人往往多有滞碍。方正刚直，具有大丈夫的志向；圆滑邪曲，都是妾妇一类的品格。话说到这里，常常令人惆怅。掌握纲要，就能一举而使各种纲纪都归附；堵塞水流，就会竭尽力量治理，而疾病的根源仍然存在。因此，无所思虑、无所作为，只是在立法时暂且劳烦；谨慎守护、努力施行，便能在法令完成后享受安逸。这样因而见到成效，容易收获功绩。自从我国设置官职、划分职掌以来，政事文雅有序，逐渐形成文化；家家都有顺遂生存的快乐，天下没有失所的百姓，都是因为任用得人。自至元十四年新近攻破宋的地区后，权臣施行海放之法，使背负买卖、屠宰沽酒之徒，使奴仆杂役一类的才能之人，有的接受皇帝宣命，有的承受敕札，充满海滨、堵塞市场，车载斗量。向江、淮地区而去的人，都怀有劫掠之心；到闽、广地区做官的人，很少有公正清廉的品德。行台在上却不能禁止，按察司严令也不能杜绝，岂不是疮痍之地滋生蚊蚋之虫，牛羊群中放入豺狼吗？等到考满，申报上去请求迁调授官，贪婪无厌的人不知止境，更加谋求钻营取利，甘愿到蛮夷地区做官；害怕艰险的人已经获得了不可估量的财利，宁可降低等级，也要回到内地任官。于是东西南北，滥授的官员交相而行；汉剑还没有加以诛戮，朱云已经暗自叹息。十多年之间，选官法大为败坏。有人把这种情况比作齐鹰开府、卫鹤乘轩，臣还认为比喻得不够。鹰和鹤虽然是禽鸟，难道曾经危害百姓吗？近年以来，旧有弊端仍有残留，仰赖圣朝的福泽和贤相的力量，下面的人都能称职；但只恐怕疾病根源尚未堵塞，应当立法加以防范。臣认为选用人才的法则，没有比德行更重要的，没有比才能更急迫的。才德兼全，是大丈夫；德胜过才，是君子；才胜过德，是豪杰英才；有德而无才，是淳厚之士；有才而无德，是小人；才德都没有，是愚人。所以能够在天下彰明美德的人，淳士以上的四类德才都应当任用，小人、愚人都应当弃置。于是辨别三种德行，分为九科；区分八种才能，分为二十六等。所谓三德九科：第一是正直之德的三科，即正直而温和，整肃而恭敬，扰动而坚毅；第二是刚德的三科，即刚正而充实，强健而坚毅，简约而清廉；第三是柔德的三科，即柔和而正直，谨慎而恭敬，宽厚而严谨。” 兼收并蓄、广泛施行，九种德行都能任事；皋陶告诫舜的内容，详细见于《虞书》。所谓八才二十六等：第一是赞助教化的才能，分三等，即文史、礼官、乐官；第二是铨选人才的才能，分三等，即知人、敬贤、考校；第三是掌管风纪法度的才能，分两等，即纠察、廉访；第四是军事才能，分六等，即宿卫、筹计、督领、镇防、屯田、刍养；第五是政事才能，分四等，即使臣、断狱、农桑、董役；第六是监察守卫才能，分两等，即关津、营造；第七是钱粮才能，分两等，即明利、算数；第八是方术才能，分四等，即僧官、道官、医官、阴阳。八种才能的等级，以德行为根基。臣又想到，太阳向下照耀，恩赐如云而来；有应当赏赐的，与其多赐钱币，也不能把名器假借给不应得的人。臣伏见如今供俳优取乐的玩物，以及因逗人欢喜而得宠的庸人，间或有腰佩金带、手持节旄、身穿紫服的人。臣私下恐怕臣下中有人勤劳有功，将士中有人应当受赏，却像覆盆之下难以照见；听到这种事情，不能不产生惆怅之心而心神沮丧。这就是马周看到役夫、倡优之子佩玉拖履，与士大夫一同站立朝廷，因而上疏劝谏唐文皇的原因。”}], 伏望陛下依据三德九科、八才二十六等的说明，明白谕告选曹，使他们依此办理。凡是从未入仕而初次入仕的人，应依据这套方法，把他们安排到适合的职位；凡是已经入仕、考核期满而应当流转任职的人，也应依据这套方法，改任到理所当然的地方。还望陛下珍惜名位器用的重大，不要把它们轻易授予他人。这样实行，何必担心弊端不能革除呢！何必担心官员不能称职呢！官员称职，政事就能成功；政事成功，百姓就能安宁；百姓安宁，国家就有福庆了。畅通八方，以鼓舞天下的正直风采和公正议论。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说：“臣听说，明堂所用的栋梁，不是一棵树上的枝条；太平事业的成功，也不是一个士人的谋略。把众人的听闻当作自己的听闻，听力就会更加聪敏；把众人的眼光当作自己的眼光，目光就会更加明察。尧有在衢室询问政事的事，舜有在总章访问众人的事，兼采天下人的智慧，尽知天下人的情实，所以能够文武圣神，承受皇天的眷顾和授命，温恭睿哲，使玄妙的德行无穷增长。这是帝王最大的功业，也是古今共同赞美的事情。如今国家以尧为法、与舜相齐，安坐而使天下百姓富足；自先帝以来，乾坤仿佛重新建立，日月再次明亮，一家之内的典章制度正在更新，万姓的风俗也渐渐改变。大和之治刚刚建立，厄运又来，有共工、崇伯一类的人，煽动滔天、违抗天命的灾祸。上天降下明察，消灭了他们的首领，又任用贤臣，于是修治政务。然而，仍有像倒扣的盆子遮蔽阳光那样难以照察的地方，有生灵无处申诉；残余的恶风尚未消尽，盛大的教化尚未弘扬。知道这些事情的人，没有谁比官吏更清楚；如果不加以详细询问，还有谁肯明白说出呢？臣认为，内外官僚都承受天命，有的宣扬风化，有的举张纲纪，有的整治军民，有的监察守护、经营办理；各自居于自己的职位，各自掌管自己的事务，因此都能通达弊病的根源，看见利害的精微，也都有一片为国效忠的心和坦荡至公的议论。

译只是国家虽然已经开放言路，却从未专门询问百官；那些百官大概会想：‘平民没有官职，绰绰有余地，没有官守的拘束，却有进言的责任，那么上至朝廷，下至军民，没有什么不是自己应当说的，所以敢于进言。如今我们既然担任官职，职分之外的事情，就不是我们应当知道的。’进言，恐怕有侵犯其他官职的嫌疑；退下，又违背自己忠诚恳切的心愿。因此，能够超然无惧，敢于在君王面前陈说仁义的人，万中没有一两个。臣私下痛惜，国家听取和阅览的内容仍有所遗漏，百官忠诚的劝告也未能全部伸展。唐文皇贞观五年，下诏让百官陈说政治得失。中郎将常何是武人，没有涉猎学问，他的门客马周替他分条陈说二十多件事，都切中当时的要害。太宗觉得奇怪，询问常何，常何如实回答，并且说：‘马周是忠孝之人。’这大概是没有学问的人借他人之手来进言，却也足以看出他的朋友是怎样的人。况且如今山野草野中的人、住在白屋衡门中的士人，尚且还让他们上书陈言，何况内外的命官呢？伏望陛下增光鸾纸，下诏询问朝廷百官，并旁及外路官员，使他们得以满足内心的愿望。天人相通，凭什么来审察？帝王统一天下的准则，凭什么来实行？朝廷的美好福庆，凭什么来增加？古今治国的大体，凭什么来施行？守成的治国之道，凭什么来优先？教化与刑罚的先后，凭什么来说明？纲常的正理，凭什么来作为根本？外地尚未归服的人，凭什么来招徕？民间百姓的疾苦，凭什么来救济？有司的私弊，凭什么来革除？粮食财货的富足，凭什么来实现？这些尚未能够全部列举的问题，又凭什么来询问呢？凡省、台、院、部以及管民官五品以上者，内外各衙门三品以上官员，都分别回答这些问题；凡官品不在规定范围内而想回答的，也听其自便。凡是没有文采的人，只须据实陈述事情。在京师的答卷，直接呈送都省；在外地的，交给所属统辖机关申报，再送达都省。都省不敢擅自拆阅查看，而是奏报皇上；皇上命大臣议论。于是都省判送礼部，由礼部官员和察院官员共同评议；议定后，具文呈给都省；都省、御史台、翰林院官员再议论其中可以实行的，奏报皇上后施行。凡进言切中时务的，到考核时加升官阶；不切中的，也不治罪。凡是才智出众、卓异超绝、远胜同类的人，另行破格任用。这样，国家听取阅览就没有遗漏，百官忠诚的劝告也能够得到伸展。《虞书》说：‘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 这也是其中的一项。” 畅通八方，以鼓舞天下的正直风气，察访民间歌谣。天麟又上策说：“臣听说，国家的政事有时松弛、有时振作，百姓的心情也随之有不同的哀乐；考察百姓便可知道政事，听取他们的声音便可看见他们的实情。心中的意念叫作志，发之于言便成为诗。诗有六义的区别，道理却没有两样；一句话可以概括它，就是思想没有邪念罢了。因此，前代由史官掌管，后代由圣人删定，三百多篇列入六经，确实不是轻微的事情。难道只有这些吗？上古以来，曾设置稗官，九流之中也有小说；凡是道听途说所形成的、里巷小民所知道的，也让人记录下来而不忘，或许其中有一句可以采纳。战国以后，帝王总揽权纲，认为狂妄之人的议论很少有合乎中道的，圣人的书足以作为法则。因此，天子不再采诗，诸侯不再贡诗，乐官不再上达雅乐，国史也不再说明政事的变迁。只有汉武帝时，制定郊祀礼仪，在甘泉祭祀太一，在汾阴祭祀后土，于是设置乐府而采集歌谣，才有代、赵地区的歌咏和秦、楚地区的风谣。然而汉武帝只是喜欢名声而不再考察实际，所以当时的政治体制，终究不能与上古帝王的治理相提并论。如今圣明的君主端坐帝位，贤臣辅佐政事，百姓已经安定，四海都来宾服，又哪里还需要采集市井闾阎的话呢？” 只是古今圣贤相同的地方，在于以仁为志向罢了，在于厚待百姓罢了；这一点是相同的。至于政事要因时制宜，增损要合乎节度，则各不相同。为什么呢？在尧舜昌明的时代讨论结绳记事，难道能够实行吗？在挽救弊病的时候谈论无为之治，难道可以听从吗？所以即使有先王留下的事迹，也不能一一全部遵从。于是不得不从旁广泛搜求、远方考察，博采众情，希望道路虽不同而归宿相同，思虑虽多而最终一致。圣明的朝廷开放言路以后，陈言的人无不是通晓经典的儒士、熟悉文书法令的吏员，他们都拿大体来泛泛陈说，未能完全了解舆论并详细记录。由此看来，市井闾阎的话也确实不能抛弃。从前尧有四凶，尧不能除去，等舜担任相国后才除掉他们，并不是舜的明察超过尧，而是舜曾在下层亲自从事陶、渔、耕、稼，亲身遭受百姓的苦难，所以知道这些事情。上天的聪明，来自百姓的聪明；上天的明威，来自百姓的明威，难道可以不以百姓为先吗？臣私下认为，国家如果设置采集风谣的官员，那么百姓的困苦就可以知道，守令的贤能或昏庸就可以辨别，朝廷政治的得失也可以听闻并加以警戒。再考察市场价格的高低，就能知道百姓所趋向崇尚的东西；考察各地风俗的善恶，就能知道政事应当施加于何处；听取歌颂的和谐声音，就能知道哪些法令应当遵守。伏望陛下命绣衣使者巡行时，兼采闾阎风谣，将它们送达宪台。凡是政事中的过失，移文都省，修改政令条目，奏报宫阙，交给各处行省施行，这是为了广施仁恩。凡是祝颂中和谐的歌辞，下达太常，编成雅颂，奏报宫阙，在天地和宗庙前荐献并歌唱，这是为了广弘孝敬。仁恩和孝敬既然在上面广泛施行，百姓在下面就会心气和顺。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音和谐，天地的和气也会响应。因此阴阳调和，风雨按时，甘露降下，五谷丰登，朱草生长，山林不荒秃，泽水不干涸，麒麟凤凰出现在郊野，龟龙游于池沼，这大概就是和谐达到极点的情形。圣人说：‘改变风气、移易习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说的就是这个吧。” 畅通八方，以鼓舞天下的正直风气，革除副封之弊。

译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策说：“臣听说，江海之所以成为江海，是因为善于容纳；圣明之所以成为圣明，是因为善于听取。古代先哲君王统治天下，设置旛、鼗、函、鼓以通达四方的耳目，设置樽、匦、旌、旗以汇集舆论，求取意见唯恐得不到，采用意见唯恐来不及；即使有时涉及诽谤，也仍不加罪。因此，聪明的人献上谋略，正直的人陈说直言，有才能的人献上技艺，愚钝的人也效忠尽力。内心契合君主之心，就能大大滋润天子的听闻；对外施行于政事，就称为事业。由此看来，天子居处深居九重，任凭一己所见，那么斧扆之外就遥远得如同万里；开放言路，那么亿万百姓的繁杂事务，就会清楚得如在掌中。如今国家屡次颁布明诏，广泛采纳直言，大概是尧、舜为天下百姓劳心而不得不这样做。想要做到网罗无遗，就应当堵塞其中的弊端。处在下位的人，依赖圣明时代的福运，沐浴圣明时代的恩泽，即使冒着触犯不可测龙渊的危险，献上如茅草般浅陋狂妄的意见，以报答天地造化之恩，也确实会有人这样做。然而有的人家贫力弱，跋涉缺乏资费，内无许、史这样的亲近关系，外无金、张这样的托请，即使看见升天的道路，也没有机会观瞻国政的光辉。于是到有司那里，交上奏书申报。如果遇到没有私心的人，还可以把意见说出去；但有时有司不肯立即申报，追取副本，交给舞文弄墨的小吏，交给拘泥章句的庸俗儒生，使盛大的事情滞留而不能施行，迷失大体而不加顾念，擅自形成诬陷欺罔的议论，暗中存有徇私曲从的心思，于是使有志之士埋没光彩，使英才含恨；他们看着天子的诏章而自我惋惜，像把明月投掷出去却无从凭借；卞和的宝玉不免被称为石头，郢人的歌曲也被排斥在《白雪》之外。像这样的情形，难道可以不防范吗？两汉以来，有用皂囊封缄奏事的制度；后世甚至有截断送交尚书的副封，以防止壅蔽。如今国家诏令上书陈言者，必须密封呈进、奏报皇上，却没有明确规定禁止外路追取副封。臣私下恐怕外路各司会借机作弊。上书进言的人，不是谈朝廷的得失，就是谈军民的利害；不是谈军民的利害，就是谈官吏的实情。假如官吏厌恶他的直笔，心中怀恨，借口校勘而拖延年月，那么进而争辩，就不是盛德之政所应有的；退而自行停止，又会使盛事不能上达。副封所造成的危害，又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伏望陛下向四方颁诏，禁止外路追取副封，使言路不再堵塞。臣又认为，言路既已开放，天下便会受到震动。那些出身寒微的士人，从幼年积累学问直到有所成就，听到这样的诏旨，便会倾吐诚意、竭尽直言，在寒门之下撰写策论；但他们反复思考：想把实情全部说出，恐怕违逆皇上的心意；想有所保留而不尽言，又违背公众议论。人的看重之物，没有比生命更重的，因此会多方设置周身防护，希望避免无妄之灾。所以话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只保留十分之七；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言语，只保留十分之五；为了避嫌而删减简略，只保留十分之三；又因害怕触犯之罪而修改，十分只剩下一分了，这难道不可惜吗！那些只拿出十分之一意见的人，拖着衣襟来到象魏之下，倘若受到一点责罚，下面的人就会彼此警戒惩戒；即使奉行求言诏书，也会变成受冻而噤声的寒蝉、站立不动的马，只为躲避万一遭受雷霆之怒，又有谁敢像朝阳鸣凤那样，向着天阙翱翔呢？还望陛下包容荒疏，接纳善言，舍弃短处而采纳长处，那么即使有批逆龙鳞、直言逆耳的人，又何愁不多呢！若幸而听从臣的意见，使下面不遗漏人才，上面更加增益圣德，便能永远超越百王的治理了。” 请求尊崇设置谏院。天麟又上策说：“臣听说，即使普通夫妇的愚见，也有可以让他们知道的事情；即使到了最高深的境界，圣人也有不知道的事情。由此看来，圣人虽有生而知之的资质、上天纵予的美德，也不能无所不知。对于君王来说，安静无言被认为尊贵，无为而治被认为可贵；眼力所能达到的，不过宫禁之内，耳力所能听到的，不过车驾台阶附近。君王承受上天眷顾和授命，职责在于治理天下；京、府、州、县纵横错杂、如星罗棋布，民众以亿计，内有卿士受任，外有守令任职，政务机要和实际弊病，凭什么能够知道？所以，下面的实情贵在向上通达，使万里之外的事情如泥丸置于陶钧之上，清楚呈现在廊庙深处，百姓的困苦就会平息；上面的意旨贵在向下传达，使九重深宫如同天上的太阳，普照到闾阎卑微之处，王化就能广泛施行。如今圣朝下诏允许陈言，旁及山野之民；然而没有谏议之臣，实在是对极尽纳谏之道有所欠缺。臣本来知道陛下大力继承祖先的武功，任用旧臣，合九州为一家，使百王的光辉延续千载，天下仰望圣明，家家服从仁德，小民永远承受美好的恩泽，各司承受教化尚且来不及，又哪里需要谏言呢？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称颂的了。但如果还有像倒扣的盆子难以照见的地方，过失刚刚萌生，难道不会损害乾坤造化的功业，缺少冕旒的辉煌光彩吗？” 处在下位而负有言责的臣子，就上奏章、递奏疏，以使圣明更加完善；没有言责的臣子，则尸祝不能代替厨师办事，恐怕就没有人来挽救了。能够自己得到老师的君王可以成就王业，只有君主能够听从劝谏才称得上圣明。因此，有过失本身不能叫作过失，只有有了过失却听不到劝告，才叫作过失。前汉以前有谏大夫，后汉以后增设谏议大夫，到唐朝又分为左、右谏议大夫，这确实是帝王治理中的重大端绪。伏望陛下趁此考察古制，尊崇设置谏院，隶属于都省，选取天下声望高、德行厚、才学广博的士人，分为左右，设置谏大夫二员，又设置司谏、补阙、拾遗各二员。凡是皇上自身的进退从容、政令的更改制作，都让他们以和煦如阳春的态度规劝，以风霜般严正的操守激励；使谏院如沧海越往下越深，如宝镜越磨越明，岂不是美事吗！臣又想，不怕有过失，只怕过失没有被听见；不怕过失没有被听见，只怕听见了却害怕改正。为什么呢？过失，是圣贤也不能避免的。孔子如同天一般尊贵，尚且重视迁徙到正义；颜渊已经进入圣人之室，尚且以不重复犯错为德，这说明人未尝没有过失。过失而无人听见，是被蒙蔽堵塞造成的。

译如今既然已经使下情向上通达，如果再在上面设置谏府，就不会有听不到的过失，只在于是否能够及时转圜改正罢了。迅雷挟着怒气奔驰，暴风扇动而横起，震骇天宇、摇荡海岳，这是天子的威势。万钧之重悬在一缕轻丝上，秋毫之物靠近巨大熔炉的炽热，似乎将断却仍相连，生死相邻，这是谏臣的性命。况且他们佩鸣玉、拖组绶，出入殿庭，难道不知道阿谀逢迎、顺从旨意就可以长久享有荣禄吗？违逆皇上、竭尽忠诚，身体就难以自保。然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因为明主可以接受忠言，君子看重崇高的节操；既食国家俸禄，就应当担负职守；对上希望七庙与天长存，对下希望众生蒙受恩惠。忠言虽然逆耳，却有利于实行；良药虽然苦口，却有利于治病。还望陛下既然设置谏臣，又应当像流水一样接纳劝谏，改正过错而不吝惜，不要因此发怒，以堵塞忠直骨鲠之士进言的门路。” 《太平金镜策》请求颁布法典。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说：“臣听说，意念要通过言语才能彰明，言语要借助文字才能完备。所以雷风发动之后，天地造化才能施展功效；君王不发言，臣下就没有可以遵行的命令。发动战争、结交友好，都要有信用而无私心；关系到天下，众人都指望；遍及四海，众人都注视，这难道是小事吗！商汤后来告诫殷人不得沉溺饮食，史佚告诫成王不可嬉戏，所关系的事情重大，能够不慎重吗？如今国家有圣祖神宗留下的规制、树立的典章，到了陛下，又更加广布德音。八十多年间，关于一家天下、宣示于民、记载于史、形成于礼、歌咏于乐的诏令，本来就不止一件。然而中外臣民，有的只得到其中一部分而未得到另一部分，有的只见到后来的而未见到前面的，彼此援引照应，却还来不及明白辨析。沿袭这样的风气，却希望达到至高的安治，臣私下认为恐怕还没有做到尽善。臣恭敬地看到，至元壬申年间圣旨节略说：‘不用泰和律令。’这是要减损多余的、增补欠缺的，舍弃旧法而谋求更新。可是到了今天二十多年，仍没有向百姓公布的明文。守令自行专断，宰相没有依据，臣已经在先前所献的万言策中详细陈说过了。臣又恭敬地看到，乙丑年间圣旨宣谕：‘出征人员必须本人承担役务，不许找人顶替或雇人代役。’ 后来又颁下的圣旨条文中有一款说：‘各正军如果有人雇用熟练而优秀的人代替自己出征，听其自便。’既然敬奉执行这样的规定，这就是前后不相同的一类情况。如果认为后一道旨意适合遵行，那么现在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大多向上司申报发文，各处勾取本人前往，造成相互骚扰。如果认为前一道旨意适合遵行，那么后一道旨意为什么又要重新颁出呢？像张汤那样随意轻重其心、州犁那样上下其手的官吏，很多正是因此而有机会作弊。臣又恭敬地看到，国家法典有时有‘和同’而不受此例约束的文字。臣私下认为，礼只有一个源头，义没有两个根本；法纲尚未确定，大化如何施行？况且铸造器物，是为了防范；制定方圆，是依靠规矩。如果已经立下制度，却仍允许和同而不受此例约束，那就是设置了防范却任凭器物不遵守，制定了规矩却任凭方圆自行决定，想要使其符合标准，岂不是很难吗？臣又恭敬地看到，国家法典有时有‘蒙古人不在此限’的文字，却没有确定的适用条例。臣私下认为，九州四海之间，一纸诏书十行文字，也应使大仁广泛施及幽远之地而不遗漏，使大义甚至达到灭亲的程度而不敢徇私。天子，是上天之子；百姓，是上天所庇护的民众。天下各方各种人，形貌不同、语言不同，在天子看来虽然有亲疏之别，但上天普遍看待他们，并没有彼此之分。君主代替上天治理万物，应当合乎天意来施行；如果只偏爱蒙古人，既不是坦荡平等的公道，也违背皇天普遍看待万民的原则。况且一切明诏的宗旨，归根到底不过是使教化丰厚、节省财用、壮大根本、保养民生的道理；如果单独规定蒙古人不在此例，爱护他们反而会使他们不能得到丰厚、节省、壮大和保全，实际是在伤害他们。臣又恭敬地看到，诏令每次下达，远近之人都震惊欣悦，以为太平可望。诏令在京师宣读，在外路降示，在司县流布，在市井张挂；如同揭示日月，人可以仰望却不能测度；如同面对江河，可以接近却不可冒犯。可是三天以后，刚刚把挂在墙上的文书收起，人们就已经半知半不知；等到超过一年，知道的人百中没有一两个。百姓愚昧，要他们不触犯禁令，怎么能够做到？如今人们常常忧惧地说：‘新条不可触犯。’臣最为痛心的，尤其就在这里。百姓认为旧条文相距久远，即使老吏也有遗忘之处，或许可以触犯它来苟且免罪，所以唯独不敢触犯新条。新条虽然是新条，不久也会又变成旧条。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即使有一百个曹参，也难以兴起画一的歌谣，成就清静安宁、统一有序的治理。伏望陛下更新天下人的见闻，确定天下的权衡，整顿五叶相传的纲维，建立一代的典式；远取诰制，近采家法，上承天意，下询舆论，权衡增减的常理，编成一部书，颁行四海，传示万姓，使他们都说：‘王言伟大！’又说：‘王心一统！’百姓明白知道而害怕触犯，官吏遵守它而不疑惑，宰相依靠它澄清教化，陛下因此垂衣拱手而治。愚臣冒昧议论，仰望陛下怜悯采纳。” 请求秋冬时节审理囚犯。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说：“臣听说，上天降下命令来兴起君王，君王效法上天来建立政事，确定阴阳的消长，阐明生杀的关键，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治道也由此建立。天地阴阳开始分判，四象于是分立。天道没有比生育更大的，所以春季居于一年之首，君王效法它来建立礼部；其次没有比生长更尊贵的，所以夏季位于春季之后，君王效法它来建立兵部；再次才轮到杀伐，所以秋季位于夏季之后，君王效法它来建立刑部。至于效法冬季而设工部，效法上方而设吏部，效法下方而设户部。上方，是天；下方，是地。地是天中聚积的土块，而这六部实际上都是取法于天。京、府、司、县也设置六曹，既用来统摄繁多的各项政务，又用来体现混沌元气的广大无边。这些都是正名的事情。自周公以后，名称和制度虽然世代变迁，但其中的道理没有谁能够改变。如今名称已经端正，但实际施行还有未尽之处。臣私下看到，如今大罪囚徒，审讯已经完成，司、县写成案词申报路，路再复审后申达上司；上司派理官前往审察，审定后才处刑，谨慎到了极点。有时到了立春以后，地方仍然执行刑罚，这似乎也违背了上天的本意。

译罪人被关在狱中，案卷尚未完备，不能立即结案，有的甚至关押十多年仍未释放。他们在审讯时已经招认，事情清楚明白，又恰好遇到理官出外审察，却没有拖延的，万中没有一两个。关押已经很久，到了某一天，却不能等到秋冬再处置，为什么前面拖得太慢，后面又急得太过呢？春季到来时，句芒主持时令，万物都有荣盛滋长、舒展畅达的形态，没有枯萎萧条的道理。因此君王应顺应时令，掩埋暴露的尸骨，禁止砍伐树木，不得倾覆鸟巢，不得杀害幼虫、胎中未成形的动物和夭折的飞鸟，不得焚烧山林，各种捕兽的罗网和毒害动物的药物都不得出九门。此时只应安养萌芽，抚养幼小，存恤孤儿，命有司巡视监狱，不得四处拷掠，停止诉讼即可。草木鸟兽那样微小的东西尚且命令它们承受恩泽，何况人呢！连诉讼和四处拷掠都尚且禁止，何况对受刑的人呢！这正是竭尽生生不息的最高道理，谨慎对待开始，以保全最终结果。到了秋季，西风振起，少皞主持天时，鹰开始捕食鸟类，霜降使艾草凋零；于是审理判决并诛戮罪人，这是为了顺应阴气的严厉凝结，帮助阳气不足的时令。这样，天道就能正常运行，王道也能昭然建立。从前丙吉不询问横死道路上的伤亡者，却询问牛是否喘息，大概是因为事情有显著和细微之分，祸福会在显著之处显现。况且春夏执行刑罚，就是在春夏两个时令施行秋冬的政令，造成灾殃的结果，古书中都有充分记载，不是臣所能全部说尽的。近来连年发生灾异，蔬菜和谷物歉收；有时降霜却没有杀死草木，反而桃李开花；有时发生地震、日食月食，阴阳动静也不一致。这些都是阴阳反常循环，或许有某种原因导致的。革除这种做法非常容易，但关系极其重大，天下官吏却没有人肯进言一句，臣又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伏望陛下向下体察天意，重新审定刑法条文：凡有罪应当处死以上的人，命省部在秋冬派理官出外审理并回报；凡罪不至死，以及属于特殊情况、应当迅速处理的，不在此限，依照上面所说施行。这样或许吉祥的征兆接连到来，气候彼此协调，天人达到一致，表里相互贯通，体用同出一源，显著与隐微之间没有隔阂。” 论没收罪犯亲属和家产。天麟又上策说：“臣听说，奠定磐石般宏大基业，没有比尊重士人更重要的；阐明弥漫天下的大义，关键在于轻视财货。那些住在简陋门户、狭窄里巷中的寒士，想求得近在咫尺的功名，图谋针芥般微小的名声，尚且对此拳拳服膺而不敢失掉，何况那些执掌图籍、掌握枢机、远远超越万民之上的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泥土粪秽之中也会生长芝草，鸟兽之中也会出现麒麟凤凰。祥瑞在昌盛时代出现，用来彰显盛德，并不是泥土粪秽、鸟兽所能玷辱的。周代有八议制度，其中有议贤、议能，所以贤能之人即使父、祖、子、弟陷入犯罪，国家也不连坐禁锢而抛弃他们。猛虎不饮盗泉的水，猛禽不栖恶木的枝，宁可忍受口渴和劳苦，也不苟且安逸而丧失操守。上面有固定的用度，下面有固定的供给，所以即使不义之财多到万亿、亿兆那样丰厚，国家也不会挂念贪利而将它收取。实在是因为任用贤能，所得利益极其广泛；收取不义之财，造成的损害却极其巨大。我们圣朝推行天地般深厚的仁德，发出雷霆般宏大的号令，恩泽遍及九州，保全天下百姓的生命；法令多方简约，于是废除诛连三族的命令，恢复先王长期废弃的旧章，施行前代不能施行的广大恩惠。那些有罪而依法承担罪责的人，以及无罪却受到牵连的人，谁不会感激服从并敬仰铭记呢？愚臣认为，仍然有尚未做到尽善的地方。臣私下看到，如今陷入大罪的人，除本人已经接受极刑外，他的妻子儿女和亲属，有的被投置远方而不许列入民籍，有的被拘系在场冶服役，有的被派到豪族家中充当奴婢，有的被发配军籍而前往苦寒之地；这些都完全偏离了除恶务本的正确原则，臣深恐还会留下像把沙土遗弃、把黄金遗漏那样的遗憾。从前崇鲧违抗天命、败坏族类，王敦回头窥伺京城；伯禹是崇鲧的儿子，茂弘是王敦的弟弟。虞舜诛杀鲧，却任用伯禹为司空而不疑虑；晋元帝惩治王敦，却知道茂弘忠贞有节而不追究。因此伯禹能够安定高山大川的土地，成就九叙之歌，辅佐虞舜达到无为而治的美盛；王导怀有凌霜贯日般的忠诚，愿意剪除吞沙之寇，使晋帝达到中兴的美业。这都是由于父子、兄弟的罪责不相牵连，刑罚和赏赐的施行出于公正。由此看来，被籍没家产的人不应当终身禁锢，十分明显。臣又私下看到，如今有的因贪赃滥法，有的陷入叛逆之党，按例都没收其财产，归入内府，分给宗室，赏赐给外戚。臣认为，金玉璧宝、货币财物，是用来权衡轻重、沟通有无，流通布散于四方，以壮大王室权柄的。它们饥不能当食物，寒不能当衣服，然而一天也不能缺少。圣人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实用价值却有巨大的益处，所以轻视它们。所谓轻视，是轻视那些取财而不合乎义的人。那些犯罪人家，如果不是刻剥下层百姓，就是兼并穷人的财产而得到这些东西。如今罪证显露、恶行败露，触犯国家常刑，这是因贪利而招来祸害。如果上位者知道财利并无真正益处，不愿让清白受到尘垢蒙蔽，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况且国家不担心没有财货使用，豪门大族也不担心有饥寒困窘，难道还要依靠没收贪污污秽的财产来供给用度吗？如今仍未免除这种做法，也只是因循旧例而不加以在意罢了。伏望陛下留心仔细思考，下令明白公布：凡应当籍没的人家中，子、孙、弟、侄如果有特别出众、足以学习政务的人，听任有司公正举荐，记录其德行、衡量其才能而任用，不受禁锢限制。这样，士人就会知道国家重视贤能，都会自我砥砺、奋发志向，希望得到微小俸禄，并以功绩和实效自见。凡应当籍没的财产，应集中贮藏在一处，明确建立簿籍记录；等积蓄多了，再分给无处申诉、没有依靠的人即可。这样，百姓就会受到国家廉洁仁厚的教化，都自行树立操守、明白大义，恢复本性，向善而改变风俗。这就是臣所说的：奠定磐石般宏大基业，没有比尊重士人更重要；阐明弥漫天下的大义，关键在于轻视财货。”

译论治理盗贼奸宄。天麟又上策说：“臣听说，教化是政事的根本，刑罚是政事的末端。百姓有贤能和愚昧，也有悟性深浅；悟性浅的人，随着教化自然迁善；悟性深而顽固的人，不用刑罚就无法约束。圣王明白这一点，所以既施行教化，又建立刑罚，用来治理天下百姓。若说到道理的根本，虽有本末之别；若论实际施政，则应当并行而没有先后差别。因此，只守教化而不用刑罚，奸邪暴乱之徒就会依仗强力欺凌弱者，而上面则形成姑息的小恩惠；这就是舜诛除四凶而天下归服、晋国诛戮三罪而《左氏》称美的原因，是为了完备政事的末端。只专用刑罚而不施教化，太平和谐的气息就会受到阻滞，而上面便成为法家式的刻薄少恩；这就是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而承受天命，汉高祖宽厚仁慈、爱护人民而开创基业的原因，是为了致力于根本。如今国家本末俱全，教化与刑罚都具备：表彰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之家，以敦厚国家风俗；举用茂材异等而不求闻达的人，以激励后进；救济无处申诉的百姓，以扩充恻隐之心；尊崇郡县学校，以敦促教育的根本，这些都是教化。内设刑部，外设理问，向下宣布告捕的赏赐，以宪法风纪之官警戒百官，这些都是刑罚。大纲已经具备，细节还没有完备。至于王化的方法，前篇已经详细说明；对于刑罚之事，臣试着再陈述。臣恭敬地看到，如今犯死罪的人自有固定制度；至于犯了罪但不应当处死的人，有的因为推行惩治恶人的心意，沿街鞭打扑击以示警戒，还没有押回监狱，便僵死在路旁，而人们也不敢称说他是冤死；有的心存怜悯，依法施行刑罚以保全其生命，但不到十个月，便又触犯严禁，官府却没有人想到要断绝祸根。这两种做法，臣认为都错了。既然犯了大罪而置于死地，是应当如此，并非苛刻；只犯轻罪却也置于死地，就是苛刻，并非适宜。盗贼奸宄之类，都是官吏没有充分承受并宣扬教化之德而导致的。从前陈仲弓不过是一个闲居之人，尚且能够教化梁上君子，使全境没有盗贼，何况掌握郡县权柄的人呢！他们既不反求自身、思考如何自我责备，反而断绝顽民自新的道路，逞用不可测的威势，这不是极其不能更新百姓吗？况且国家法令中，从来没有轻罪应当处死的刑罚；如今郡县擅自施加威虐，宪职官听闻后不察问，省部看见后不禁止，岂不是损伤圣朝的仁政教化吗？” 罪犯有故意犯罪的，有误犯的；有罪重的，有罪轻的。通常用常法治理故意犯罪，用权宜办法治理误犯，用极刑治理重罪，用轻刑治理轻罪；彻底审察、详细处理，没有不是合乎中道的。那些败坏常法的人，罪虽未达到死刑，却仗着侥幸保全犬马般的性命，幸免于法网；教导他，他不知悔改；引导他，他也不改变。第一次犯罪时，圣人怜悯他，只稍加惩罚以警诫，他仍不悔改；等到第二次陷入刑网，圣人还说：‘怎么知道他不会再改呢？’仍照前例治理他；到了第三次陷入刑网，圣人才说：‘这个人恐怕终究不会改变了；他不但残害良民，而且还会损害清明的教化。’所以国家铲除他而不吝惜，犯罪者即使死去也没有什么可申辩的。如今有人屡次触犯刑法，却仍然坦然自得，放纵心情欺凌无罪之人，难道不是损害圣朝的刑威吗？《尚书》说：‘习惯于奸邪，败坏常法，扰乱风俗，三次犯小罪也不宽恕。’意思是说，三次犯罪即使罪行细小，也不予宽宥。伏望陛下制止郡县的暴虐，除去怙恶不悛的根源：凡盗贼轻罪第一次被发觉和第二次被发觉，国家自有常法，不得像从前那样沿街鞭打扑击，以致伤害人命；凡盗贼轻罪第三次被发觉，应根据前后所犯予以诛杀。凡所犯虽多但被发觉尚未达到三次的，不在诛杀之列。必须一次又一次加以惩治，然后确认其确实不能改过，才对他施以极刑。奸宄之罪尚未达到死刑的，也同样处理。这样，官吏就没有擅自杀人的权力，大化可以施行；犯罪者知道将来不能免罪，便会设法自新；国家除去不肯悔改的愚昧之徒，刑罚也可以少用。” 请求不要任意大赦。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说：“臣听说，上天的道理，不过是阴阳；君王的道理，不过是刑罚和赏赐。所以承受上天之命而处于尊位，就应当效法天道来建立政事。阳气主生，春夏在前；阴气主杀，秋冬接在后，这两者属于天道。庆赏用来激励有功劳和才能的人，威刑用来警戒罪恶，这两者属于人事。有功而不赏，有能而不举荐，就无法激发将来的功劳和才能；有罪而不刑，有恶而不除，就无法使奸佞之人绝迹。因此，明白阴阳必须并行，审察冬夏有先后，赏赐是为了成就功业，刑罚是为了保全生命；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不用刑，刑法的目的在于使人不犯罪，难道这些是空话吗！然而赦免，是想要荡涤污秽，使百姓重新开始；从负罪者的角度说，确实是最大的洪恩；从治理天下的角度说，却不是太平时代的常规事务。近世以来，凡郊天祭祀宗庙、册立太子、册立皇后，没有不大赦的；那些侥幸之徒预先知道赦免的时机，难道不会因此产生滥行非为的念头吗？况且陷入牢狱的人，都是人人痛心、侧目的人。等到夜里啼乌声响起，驿马连夜奔驰，玉钥宣告祥灵，金树列于仪仗之间，雷雨一过，按例全都释放；名义上说是吉祥福瑞的征兆，实际上却都是灾异变化的征象。

译于是便使那些抢劫者穿着服装、携带赃物，反而受到称誉议论；使善良之人流离失所、隐忍受辱而含冤；在良田中养育杂草，在道路上放纵豺狼，难道就不想想这样会损害嘉禾、伤害平民吗？风俗因此惊骇败坏，实在令人畏惧。又自从大赦以后，奸邪之徒并没有停止作恶，早晨刚脱离监狱，晚上又戴上枷锁，这说明他们不能接受教化、改过自新，已经十分明显了。《尚书》说：‘周文王制定刑罚，对这种罪行不予赦免。’《志》说：‘唐太宗断绝赦免，四海便安定宁静。’子颜希望光皇不要施赦，诸葛孔明并不是吝惜对蜀地施赦，所以能够使弥漫天下的寇乱平息，境内百姓都得以安居，这些都是前代明主贤臣已经取得的成效。如今国家怜悯囚徒的罪苦，同情小民的愚昧，屡次颁下赦令，这大概是朝廷不忍伤害人的仁心表现于外，因而不能自已。若把这种仁心推及良民，又顺应天道来端正生杀之权，那么达到周文王那样的治理并不困难，又哪里只是唐太宗、汉光武帝、蜀国那种碌碌无为的成就可以相比呢！该当治罪却宽宥，该当处死却让其活命，也就如同在霜雪时节吹来暖风，在秋冬之际施行春天的政令；这样却想使天道成全，臣不知道是否可以。事情在下方发生，上天便会出现相应的征象；人心受到感动兴起，天也会有所回应，难道能不畏惧吗？《易经》说：‘一阴一阳的运行，就叫作道。’伏望陛下明诚信赏罚，不要任意施行赦免，使上下都有纲纪，内外断绝侥幸之心，那么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掌上运转一样容易了。并且也能使王符一类的人再没有机会来非议了。颁布八项政令，以把天下的恩惠和威严传达下去——设置武举。元世祖时，赵天麟上奏策论说：‘臣听说荀子说过：齐国的技击之士，不能抵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抵挡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节制之师；桓文的节制之师，又不能抵挡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仁义之师。由此道理来看，仁人处在上位，为下民所仰望，就像子弟护卫父兄、手足保护头目一样；这就是仁义之兵，是帝王所应有的军队。步卒编队有法度，将帅统领有要领，驻扎之处军纪严整如雷电潜行，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有功便赏，有罪便罚；不进攻则已，一旦进攻就一定取胜；不交战则已，一旦交战就一定获胜。这是节制之兵，是大将所应掌握的军队。面对敌人毫不畏惧，把死亡看作回家；在荆棘中奔驰，在熊罴般的敌阵中横冲直撞，迅疾如雷，飞驰如光的，是锐士之兵。希望具有孟贲那样的力量，练就庆忌那样的敏捷；一望见敌军的风尘便怒发冲冠，遇到变故便声名震动道路；施展所学的绝技，壮大无敌的皇威的，是武卒之兵。心胸和情势不断变化，以机智谋略为先；挟带弓箭并驱前进，树起戈矛彼此配合；凭借山势，借助水势，转瞬之间行动如神；从后面攻击、从前面冲击，进退隐显不可预测的，是技击之兵。’ 而且荀子所说的这些军队虽然不是一个国家同时具备的，但用兵之道贵在兼收并用。所以没有技击之士，武卒凭什么建立；没有武卒，锐士由谁来辅助；没有锐士，就无法配合节制之军的严明；没有节制之军，就无法显示仁义之师的作用。能够兼备这些，就像泰山压卵一样，必然有余力取胜；否则只在一时比较胜负，还不能认为稳操胜券。但其中的根本，仍在仁义和节制。如今国家的仁义可以说很厚重了，节制也大略已经明确了；但臣仍认为，士卒一类平素并未训练，有的像婴儿小孩，有的是老弱羸病之人，有的是身体娇弱的市井子弟，有的是农民中力气迟钝之徒；如果说只是拿来充数，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样征取士兵，百人中也未必有一两个合用的。臣谨考察隆周之时，各方已经臣服，于是便在仲春教习振旅，仲夏教习茇舍，仲秋教习治兵，仲冬举行大阅，这是为了不忘战争。孔子说：‘如果不教百姓作战，就是把他们抛弃了。’说的正是这个吧。到了唐朝，便设置武举，其制度有常垛、马射、步射、同射、马抢、翘关、负重、身材等选拔项目，乃至军中谋略、将帅方略、绝艺奇技，无不兼收。大概是因为有才能的人担任相应职务，该职务就不会废弛；不是合适的人担任其职务，该职务就会被耽误。所以要使他们懂得进退疾徐的节度，审慎掌握旌旄、金鼓的仪法。让他们用眼睛熟悉，用心领会，用耳朵精通；一旦到了战场，就没有不取胜的。伏望陛下审慎掌握文武两种权柄，巩固乾坤一家的基业，先实行臣所说的守护文化、区分儒臣文官的办法，以成就守成保大的制度；再实行臣所说的审慎兵权、设置武举的办法，以充分体现安定时不忘危险的道理。用这些办法治理内政，那么穆穆巍巍的治道会更加隆盛；用来抵御外敌，那么威武显赫的声威会更加严厉。所谓设置武举，就是采纳前代遗留下来的做法，加以润色，按照当今可以实行的原则来施行。如果有非同寻常的杰出人物、世所罕见的贤才，可以充任大将，就应按照臣所说的选拔大将之法来考察任用，使其才能得到施展。国家的长远策略，于是就确定了。’ 颁布八项政令，以把天下的恩惠和威严传达下去——停止兵戈。赵天麟上奏策论说：‘臣听说武力贵在止息战争，军队贵在平定祸乱，圣人也是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它。我国朝廷承受上天的命运，掌握符命治理天下，历代不肯服从的势力，没有不叩头称臣、献出忠节、倾心归顺、奉行正朔并进献贡物，借使者上书的；即使偶有拒绝命令、苟且求安而不来朝的，也已经很少了。探究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实在是有缘由的。人们都说圣祖、神宗凭借英武而取得这一切，却不知道这其实都源于历代累积仁德、施行义政，以杀一人而拯救万人之德暗中奠定了根本。传到陛下，更改旧制、革除弊病，考察古代以治理当今；各种政务的纲领，就像树根之于枝叶、风之于草木，举一事便可见全局，厚待近处便能推及远方。以臣浅陋的见识来看，圣朝的疆域固然如金瓯般完整，如秤权般平稳，自三代以来，很少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然而安定时不忘危险，是圣人的一贯警戒；以武力平定、以文治安抚，是王者的大计。臣现在请借汉、唐两代的事情来说明。从前汉、唐之时，也曾把天下合为一家；它们后来发生弊病，都是因为那些希求功劳、侥幸求赏的人，在下轻视自身性命，在上冒犯九重宫阙，放肆发表邪说，以为可以用谋略夺取边远角落、凭武力开拓疆土。’

译历代君主于是听信了他们，凭借太平富足的积累，忍心把下面无罪的百姓交付给他们，迁置到不毛之地，驱赶到虎狼口中；以至于有人不习惯当地风土，疫病肆虐，在刀兵交锋中身体毁灭、头颅破碎，孤魂在万里之外无所依归，冤血浸染在边远尽头的沙地上；寡妇为丈夫悲痛，老父为儿子哭泣，荒野祭奠、街巷设祭，何其悲凉！作为百姓的父母，为什么竟使百姓到了这种地步？假如王师稍有挫败，士兵失去士气，上面震怒、下面恐惧，于是又接着征发士卒，整顿铠甲兵仗，以复仇为名，不获胜便不停止。幸而取得胜利，财力已经耗尽，民心已经怨恨，而天时也已经失去和顺。计算所得，哪里能够弥补所耗费的呢？可是历代君主不顾无辜百姓大量死亡，不考虑国家财物的消耗腐败，只因得到无用之地而高兴，把俘虏献给祖庙，在宗庙进献歌舞。却不知道上天生育众民，设置官吏来管理他们，是为了使他们安定；反而拿本来用来养人的东西去害人，这难道是上天的心意吗？国家以百姓为根基，百姓以财物为根本；土地虽然扩大，却没有什么益处，只是追求虚名而承受实际灾祸。先前那些希求功劳、侥幸求赏的人，此时正穿着朱衣、怀抱金印，荣耀妻子、炫耀子女，来实现自己的志愿。他们正是汉、唐所谓的良将，却是圣人所谓的民贼。君主难道不想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安坐享受荣华吗？只是邪说一旦流行，贪欲之心便被开启，以至于造成这样的结果。大汉、唐两代天下的弊病，都是希求功劳、侥幸求赏之人的罪过；而汉、唐的君主也因听信过度而犯了错误。因此，王者统治百姓，不能一味崇尚武力，已经平定之后就应崇尚文治；可以整治兵戈，却不能滥用武力；积蓄粮食储备，使其自然增长。平时安闲无事，就修缮整治军备，以防备意外之时出兵；到了需要使用军队时，就应像雷奔电激、云腾雨降一样迅速，以英明神武济助，以仁义推行，这样就会有敌人不待列阵便自行服从、依靠营垒便前来投降，又何必等到沾湿脖颈、浸湿衣襟，把人弃置沟壑之后，才称为无敌之师呢？如今国家推行不忍伤人的仁心，即使有罪而陷入法网的人仍有时赦免；普通百姓本来并没有罪，却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臣知道陛下尤其不忍心这样做。伏望陛下鉴察汉、唐两代的大弊病，不要听从下面侥幸求功的言论；使军士时时切实自我勉励，警戒防备意外，借耕田取得粮食，顺应时令讲习武事。如果遇到奸恶强暴、罪行显著的人，就宣布他的罪状而讨伐。等到境内安定、境外没有寇盗时，就让我们的百姓安享自己的产业，并用尽国家的储备来保全他们。这样，财物丰足、百姓富足，国家社稷就能长久延续而无穷无尽了。’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五）

译论统率军队和统率将领的道理。元世祖时，东平赵天麟上奏策论说：‘臣听说刚柔并用，才能成就天地运行、鸿钧坱圠的功业；文武并行，是国家长久的谋略。生杀之事虽然由人执行，权柄却在圣明君主手中，不应交给臣下。自从天地理序分明、君臣名位端正以来，仁是文治的实质，义是武治的骨干。至于阴阳变化不可测，体用没有固定方式，以义举武力来拯救人民，其中也有仁；施行仁政来整肃政治，难道可以忘记义吗？所以仁是义的根源，义是仁的适宜表现；文是武的根本，武是文的辅助。自黄帝以来开始使用弓箭，历代帝王都遵循这一原则；秦、汉崇尚功业，三国直到隋、唐、五代以及金、宋，四千多年间，没有听说有一天停止过用兵。亿万平民常常希望君主一人有福。其间有君主独断专行，开启治乱的门径；也有把权力交给将帅，从而引发兴衰变化。探究其原因，是可以说明的。权柄是天子的神器，具体事务是下面的人所执行的。权柄关系轻重，所以不是臣下应当掌握的；事务各有分工，所以也不是天子适合亲自操办的。如今国家设立枢密院，用来统辖内外军队，决定武臣的官职爵位。’ 又有紫垣的春色，荣光照耀六军；丹阙的神威，使各卫军肃然听命。又有元帅、统军、招讨、奥鲁等官职，以及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等职务；熊罴貔虎般的勇士，镇守八方疆域；骐骥鹰鹯般的精锐，都遵守约束。又如武库中的武器，在京师设置专署；弓箭甲局分设于各处。这些都是由下面执行的事务。凡是各种事务，都要申报枢密院并奏闻，这就是把权柄归于上面。臣恭敬地认为，国家处理权柄和事务，已经十分明确。臣私下认为，统率军队的人是将领，统率将领的人是君主。统率军队的方法有四项，实行这些方法又有八种表现。什么叫四项？一是忠，二是谋，三是勇，四是果断。什么叫八种表现？见到敌人便勤王报国叫作忠；听到敌情便谋划取胜叫作谋；军粮充足、正直而凭借力量叫作勇；出兵交战期望克敌叫作果断。这是攻战时统率军队的将领。劝君主先发制人叫作忠；严格军律、平时训练军队叫作谋；坐镇帷幄、运筹决胜叫作勇；不无事生非、也不侥幸求功叫作果断。这是太平时统率军队的将领。统率将领的方法也有两项：一是分掌统率，二是专门委任。天下已经安定时，将帅安闲处置，以备国家爪牙之用，就应当把权力分给各方、把职务分给各部门，不使一名将领独居首位；这就是分掌统率的办法，实在是万世之计。’ 如果边境暂时发生战事，命令将领兴师出征，就必须设置名将总领全军，并当面告诉他说：‘京城以内由寡人控制，京城以外由将军控制。’这就是专门委任的办法，但只适用于一时的战事。出征时不专门委任，军令节制就难以统一；太平时不分掌统率，久而久之就会发生变故。用高爵来宠荣他们，用厚禄来供养他们，再用这两种办法驾驭他们，就没有遗漏的策略了。伏望陛下设枢密院使一员，使他的品秩与行省首官相同；其余官员的职位，依次排列等差。如今正值太平，无论事情大小，都必须等待共同议定，不许有人擅自专断。至于卫、府、司、营，已有蒙古监军，不必另行议定。这就是分掌统率的办法。假如发生动兵，就暂时实行专门委任的办法。还望陛下在内外各卫、府、司中，训示臣所说的攻战时统率军队和太平时统率军队的四种德行。这样，事务就常由下级谨慎办理，而权柄常归于上级；权柄归于上级，人们就不会有觊觎之心，百姓也能得到安宁。’ 颁布八项政令，以把天下的恩惠和威严传达下去——选拔大将。赵天麟又上奏策论说：‘臣听说兵器是不祥之器，战争是危险之事，既然如此，发动战争就不可不慎重；将军是国家的爪牙，关系到人的生命，更不可不慎重选任。上古以来，百姓没有固定的归属，圣人出现之后，大一统的局面由此形成。自黄帝使用弓箭擒获蚩尤以后，周有方叔、召虎、尹吉甫一类人物，汉有淮阴侯、条侯、霍嫖姚一类人物，赵有廉颇，燕有乐毅，楚有吴公，齐有孙子，他们英气勃发，树立四方英杰的气概，昂扬振作，振起百代的声名。有的建立夺旗斩将的功劳，有的具有扭转乾坤的才能，有的有助于讨伐罪人、安抚百姓的德行，有的怀有辅佐君主、匡正时世的才略；无不感应风云、契合鱼水，依托日月的光辉，名垂竹帛。至于尚父般的雄鹰、孔明般的卧龙、吴汉那样足以抵敌一国的将帅、李绩那样的长城，这些都是善于作战、善于取胜的将军。与此相反，有的人把人看得如草芥一般，任意割除；御敌如对蜂蚁一般，轻视敌人；队伍不整齐，行动快慢没有节度；三令五申而命令仍不能实行；夸耀才能、陈述谋略，而才略并不适用；营垒轻率，容易被掩袭；铠甲兵仗虽锋利，士卒却不能因此受益。’ 所以慎子担任鲁国将军，一战战胜齐国，仍然不能算够；白起战胜赵国，却在长平坑杀了四十多万人；柏直乳臭未干，使魏王的军队受挫；辕门儿年少无知，招致汉文帝的讥刺。这些虽是将领任职失当，也是主管部门选将失误的结果。所谓良将，刚强时效法天道，只可仰望而不可冒犯；柔和时效法深渊，只可观看而不可擅入；离去如收起闪电，只能看见却无法追赶；停留如山丘，只可瞻望却不可撼动。这就是所谓良将，不是很伟大吗？这样的人胸中自然产生《六韬》《豹略》般的谋略，雾集云屯的士卒归其麾下；一旦赫然发怒，乘风而来归顺投诚的人将接连不断，哪里还会有敢于争锋迎刃的敌人呢！因此，选拔大将本来就不是一般将领可比。骅骝、骐骥奔驰千里，驰骋九州，如果不给它们吃比平常多几倍的草料，就不能使它们充分发挥才能、保存体力，并驱使它们取得功效。良将也是如此。国家无事时，应选拔英雄，用高爵宠荣，用厚禄供养，加以特殊礼遇，让他们担任清闲职位。一天突然发生紧急情况，就实行专门委任的选拔；这样才会有在宴席之间折冲樽俎、在疆场之上制胜的人，有人与君主心口相誓、甘愿把性命交付出来，即使肝脑涂地也毫无保留赤诚之心。这难道不是王者善于统率将领所造成的吗？’

译先帝平定江南，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至于平时无事便安然不加考虑，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却任用那些养尊处优的肉食者；假如他们触犯皇家的重大禁戒，损害宫阙的威严，即使事后后悔得咬自己的肚脐，也来不及了！伏望陛下深切体察祖宗的意旨，采纳宏大的才材，下诏征召隐居山林的人，飞书召集军营中的将领。凡是德行足以镇服人心、才能足以超越同类、谋略足以坐消变故、勇力足以深入敌阵的人，都应按县次第供给粮食，使他们与计吏一同来到京师，安排住在上等馆舍；向他们申明上天鉴察之意，以优厚礼节接待；平时让他们处在尊崇的闲职，一旦有事便赋予他们非常任用。过去唐朝有郭子仪，身系国家安危二十多年。还望陛下对于内外武臣和宿将中那些功劳高、声望重、德行显著、才能纯正的人，应给予特殊待遇，以激励后来的将领。臣并非不知道圣朝与天同享福祉，国运正盛；只是既然应当用文德安抚远方，又何必依赖将军的武力呢？然而审慎处理事务、防备变故，是圣人极其戒慎的原则，不得不这样做。’ 颁布八项政令，以把天下的恩惠和威严传达下去——考核继任将领。赵天麟又上奏策论说：‘臣听说最重要的是将领，最危险的是军队；虽然这些都系于将领，但根源都在君主。君主任用将领得当，就能使军队运用如神、守卫如山、行动如风、整齐严明如网纲提挈。假如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就会产生说也说不尽的祸患。所以剪灭商朝的首领是渭水边的姜太公，讨伐夏朝的大臣就是莘野的伊尹，又难道只有将门之家才会出将领吗！《诗经》说：‘采葑采菲，不要因为根部不好就连叶子也不要。’《尚书》说：‘设置官职只选贤人，任用官员只看才能。’《诗》《书》的话确实没有欺骗我们。如果说继承祖业的人熟悉其家传事务，因而可以任用、置于高位，也应当根据他的名声检验他的实际才能，这才可以。否则就如同推举渭水渔翁的儿子任太师，寻求莘野农夫的族人升任右相；虽然姓氏与伊尹、吕尚相同，才干却不相同，要取得实际成效，不是很困难吗？这样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造成危害。如今国家统兵的臣子由儿子承袭父亲的职位，其中有不熟悉武艺的人，也有不读兵书的人；有的充任副将，有的镇守一方，有的披甲远征，有的横戈应敌。幸而远方势力归顺、穷寇销声匿迹，这都是社稷的神威、皇王的洪福，哪里有将军本人的智谋和力量呢！’ 不幸而战败，不仅损害天子的威光，还使功臣的子孙尸骨弃置在边塞尘土中，魂魄飘荡在异域；士卒的性命如石火风灯般短促，流血成河，僵尸遍野，难道不可悲吗？究其根本，都是由于任用将领时没有审慎考虑。军队有六种危险：一是天时，二是地势，三是敌情，四是间谍，五是使者，六是士卒。严寒酷暑、暴雨、狂风、迅雷，卷起雁塞的沙尘，吹飞荥阳的瓦片；有时积聚的气息蒸腾成雾气遮蔽天空，有时忧愁怨恨的情绪升腾成冰雹布满道路，这就是天时的危险。高山峻岭、深谷密林、重重山陵，有的九曲盘折直上云天，有的千回百转深入井谷；士卒疲惫，辎重运输艰难，却能使百万敌军埋伏在近在数步之间，也能使三六之军从九天之上降临，这就是地势的危险。假装败逃、诈称北退，忽然快进而又故意缓行；有时从正面接近却转到后方袭击，有时在左边却从右边夹击；敌寡我众、敌强我弱，这就是敌情的危险。那些纵横游说之士、施展捭阖之术的人，用炫耀迷惑的言论、昏暗混乱的话语，有的似乎忠诚却又奸佞，有的似乎真实却仍然欺骗，这就是间谍的危险。交战之际，使者往来其中，一句话说错便难以挽救事端；送交文书而误投，便形成双方的嫌隙；甚至泄露我方机密、向敌方叛逆者阿谀奉承，这就是使者的危险。偶然有灾祸之风吹动，祸乱之事便由此兴起；战机不能确定，军事行动就危险；命令不能执行，人心就离散，这就是士卒方面的危险。冒着这六种危险行军作战，如果不是良将，谁能承担得了？良将有四种方法：一是安定内心，二是充实气势，三是谋划取胜，四是亲自作战。所以即使疾雷劈山、狂风震海也不惊慌；驾驭士卒、指挥军队，即使看似敌少也不畏惧；随何、陆贾不能说服他，廉颇、李牧不能攻破他；见到小利不急于趋赴，顾全大局而自我激励，这就是安定内心的方法。培养威势、积蓄锐气，饮食充足、正直行仁，奉王命出征，抵御奸邪之气而坐镇；他的英威可以上凌紫霄，他的信义可以下使敌国归服，这就是充实气势的方法。檄文一到，风从令行；旗帜所指，草木随风倒伏；胸中洞察司马穰苴的方略，口中吐出陈平的奇谋，这就是谋划取胜的方法。凭借匹夫之勇，便能使强敌肃然；奋起七尺之躯，威势加于异域；如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如庾公乘箭破敌，这就是亲自作战的方法。臣认为，得到这四种方法的将领，六种危险便不足以称为危险；没有这四种方法的将领，就没有不危险的地方。伏望陛下珍惜禁卫九重的威势，保全功臣子孙的性命，不要让外敌从中得利，不要使中原百姓遭受灾祸。凡武臣九品以上、应当承袭职位的子孙和弟侄，都令枢密院考核他们的实际才能，然后酌量授予相应职务。这样，天威就能长久巩固，百姓的生命也能获得新生；下面没有赵括那样的危险，上面可以享有轩皇那样的安逸；同时也使武臣的子孙知道天官之职不可滥得，于是就会尽心学习家传的事业。’ 请设置天驷监和群牧所。元世祖时，赵天麟上奏策论说：‘臣听说从前圣人开创天下，只是除去那些危害人的东西罢了。他们驱逐猛兽使其远离，驯服牲畜使其供人役使；所以有角的动物能够顶撞，就用楅衡加以拘束；有蹄的动物能够踢人，就用绳索和绊具驾驭，以尽用天下的力量，保全天下的才性。普通人家财产不过十金，却还担心使用时有所不足，处处思考、周密筹划，害怕临事时有所缺乏，预先设置、提前防备，这难道有错吗？都是合宜的。况且承受千年河山、居有巍然神器、建立万世子孙基业，怎么可以说不作准备呢？臣私下认为，名鹰、俊犬以及奇异毛色的鸟兽，是国家应当舍弃的，却反而收取；▯羊、牛、马，它们的用途非常重要，是国家应当广泛蓄养的，却反而不加扩充。难道是爱护▯羊、牛、马不如爱护鹰犬吗？也是因为承袭太平时代，因循而不加考虑的缘故。周武王灭殷后，把牛放到桃林野外，把马放到华山南面；但这与现今的形势不同。如今四方征伐没有停止，粮饷供应也没有停止；即使把弓箭收藏起来不用，把盾牌兵器收起来不动，又怎么知道将来没有讨伐罪人的战事呢？这样看来，牛马不可暂时缺少，是很明确的。’

译至元癸巳年，官府征括士民的马，把它们拘集到郡中；张贴榜文，声称这是上级的命令，并说官府会按价赔偿。马匹发给军队以后，价钱却又没有赔偿，士民因此失望。臣不只是因为国家失信而感到痛惜，也因为国家没有整顿马政，临急时才征取士民驾车骑乘的马匹，所以感到痛惜。臣谨考察，唐太宗时有马一千匹，由太仆少卿张万岁掌管；从贞观到麟德四十年间，马匹增至七十万六千匹，并有八坊田地一千二百三十顷，招募百姓耕种以供应草料，八坊的马分置于五十六监。到了唐明皇时，国家马匹更加耗损，于是用空名告身到远方购买马匹，才恢复到二十多万匹；又命王毛仲统领内外闲厩，到开元十三年，马匹已有四十三万匹，牛羊也相当。由此看来，畜牧数量的多寡，只在于是否留心。伏望陛下精心考虑缓急事务，明察储备物资的来源：凡鹰犬一类可以放弃的，就放掉；凡鹰坊等职务可以裁撤的，就裁撤；凡▯、羊、马、牛，应当用御府的缯帛和空名告身，在四方远地以及中原境内购买收集；凡购买的马匹，应当仿照古制设置天驷监来繁殖饲养。凡牛、羊、▯等，应当设置群牧所来繁殖；凡草料饲料，应当选择良田，招募百姓耕种以供应。这样，就可以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可以使周宣王考察牧政的诗篇相形见绌，也可以想起汉武帝征伐大宛的事情而发笑了。’ 制定八项措施，以使天下的粮食财货丰足——考核义仓。元世祖时，赵天麟上奏策论说：‘臣听说把政令和教化一同谈论，教化就必须落实在政令上；把衣食合在一起讨论，食物比衣服更为急要。希望天下教化能够推行，没有什么比义更优先；希望天下粮食充足，一切都在农业。农业有预先防备，产业就可以长久安定；仁义平时有所实行，风俗自然彼此和睦。隋开皇五年，长孙平奏请命令军民以社为单位，共同建立义仓，在收获之日，按各自收获所得分别拿出粟、麦储存；由本社社司检查管理，不使损坏；本社发生饥荒，就用来赈济供给。到了隋末，公私粮仓的储积可以供给五十年，这是长孙平的功劳。钦奉至元六年八月间圣旨条画中有一款规定：‘每个社设置一座义仓，由社长主持。每逢丰年，每个亲丁留纳粟五斗，驱丁纳二斗五升；年成不好、粮食没有收成时，允许缴纳杂色粮。官府都不得拘查、借贷或强行支取；以后遇到歉年，就发给社民食用。社长要清楚设置收支簿册，不得造成损耗。’钦此。臣私下看到，从那以后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了，然而社仓中有许多地方空空如也。近年以来，水灾旱灾接连发生，蝗虫螟虫遮天蔽日，饥荒不断到来，四方轮番受苦，百姓辗转相互投奔求食。’ 严寒酷暑之中，道路上背负婴儿、相互扶持保护的人络绎不绝；妇人在后面哭泣，孩子在前面号哭，老弱不能远行迁移，甚至有人饿死倒毙。灾情延及京畿，也曾如此，难道不可痛心吗！臣居住在山东，山野百姓中，饿了吃橡栗、寒冷时靠柴火取暖的很多。如果饥荒再不停息，百姓将靠什么生存呢？隋朝建立义仓以后便富足，如今建立义仓以后反而贫困，难道是今天的百姓不如隋朝百姓吗？或许是劝导督促没有做到，仁义风气尚未推行，天时还不和顺，人事也没有尽到，所以才造成这样吧。如果幸而采纳臣所说的务农桑之法，之后自然会有多余粮食。’ 国家允许臣陈述朝廷的得失，臣试着陈述如下。如今条款规定义仓按人口缴纳粮食，本意是到了饥荒时按人口发放，所以现在缴纳粮食时按人口征收，是为了取得均平。又规定驱丁缴纳一半；驱丁也是人，虽然尊卑不同，吃饭却没有区别，在极度贫困的时候，难道驱丁可以独自只吃一半吗？又按人口缴纳，妇女便不缴纳，难道她们不吃粮食吗？同一社中住在村里却没有田地的人，难道可以坐看别人领取而自己得不到吗？况且义仓贵在‘义’字；如果斤斤计较收支的细微数量，辨别亲丁、驱丁的多少，那只是有义仓之名，而没有义仓之实。丰收年里粮食多得散落，即使乞食者登门，也应当给予；同一社的人到了极度贫困时，难道适合分什么彼此吗？这大概是当时议定法令的大臣违背了陛下的本心。若采纳臣所说按田产限额的办法，那么各户田地数量的差异也不会太大。伏望陛下普遍颁布明诏，详细晓谕农民：每个社设置社长、社司各一人；社内各家共同挖掘修筑一处仓窖作为义仓。凡谷物成熟时，按照田产多少缴纳并集中储存。凡缴纳的标准是：平年每亩粟一升，稻二升。凡遇到丰年，听凭社民相互劝导督促，增加数量缴纳；凡遇水灾、旱灾、蝗灾、螟灾，听凭社民相互免除；同社之中万一丰歉不均，应免除歉收者本应缴纳的数额。凡遇饥荒、不得已需要发放时，就按各户人口多少排列计算并分发。发放标准是：每人每天一升；储备充足时，每人每天二升，并把它定为固定制度。社长、社司管理义仓，不得私自使用。官府不得拘查、借贷，允许缴纳杂色粮，这些都有先前诏令作为依据。这样不仅可以共同救济彼此，仁义风气也会兴起。’

译论差役不可妨碍农时。元世祖时，东平平民赵天麟上奏策论说：‘臣听说乾在下、坤在上叫作泰卦，减损上面、增益下面叫作益卦。百姓虽然地位极低，只要保存上下交往的道理，国家就会安定；君主虽然地位极尊，只要完全遵循与下民相合的道义，就成为圣君。百姓借助君主来作为自己的中心，从而推动天下教化；君主依靠百姓来发挥作用，从而充足天下的力量。从前宋国兴起徭役，便产生了歌咏泽门的民谣；周王开始营建工程，便实现了百姓‘适子来’的愿望。究其筑台一事，实际相同，但百姓有的怨恨、有的爱慕，差别如冰炭，难道不是一个用工时机失当、一个用对了时机吗？秦朝征发闾左贫民戍边，天下都为之忧愁；卫国修筑楚丘城邑，百姓却感到喜悦。究其修城之名都是一样的，但百姓的悲喜却有天壤之别，难道不是一个从事无益的劳务、一个从事有益的工程吗？所以，用使百姓安逸的方式役使他们，即使劳苦也不会怨恨；按照合理的原则发动他们，大家和睦而不受伤害。况且居于上位的人，是百姓的父母；百姓，是君主的赤子。假如父母虐待自己的孩子，孩子虽然勉强顺从，却想使家庭和睦融洽，也是做不到的。如今国家对待下民可以说很厚道了；臣私下担心州县官员没有奉行国家的明法，倘若有虐待贫民、欺凌弱者的情况，难道可以不设法处理吗！’ 臣恭敬地看到，近年诏书有这样的规定：‘从三月初到九月底，凡是劳民而又不急迫的差役，一律停止。’钦此。臣认为，国家的仁心如同天地，不是一句话能够说尽的。那些在外的有司，常以王事不能停止为借口，多借名义行事；在农忙期间，任意征发丁役，使百姓仰面而行、收缩着脚步，无法申诉冤屈。虽说是减少差役，实际并不是这样。臣又认为，妨碍农事的差役不止一种，现在姑且略举一端。近来会通河河道因流沙淤积、水流阻塞，正值春天之际，却大规模兴起徒役；男子拿着锹和畚箕，女子供应饮食，使耕田的人不能下田耕作，养蚕的人不能砍伐桑杨，百姓赖以生存的大事被严重影响却不加顾念，那么担任国家职务的人究竟还要做什么呢？这只是臣亲眼见到的事情。至于四方广大地区，像山东这样的地方不止一处，而差役又不止一种，难道不可怨恨吗？有人说应依照《春秋》的法则，在冬季役使百姓；这就是拘泥古礼而不适合今天，崇尚虚名而承受实际灾祸。冰雪凝结的冬季，役夫多有困窘；春日温暖，容易施工。照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呢？臣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春秋》时代井田法尚在，末等百姓极少，人人都专心从事农事，所以担心妨碍农务，才把各种劳役移到冬季。’ 如今却不是这样，末等百姓极多；如果再征发劳役而妨碍他们务农，那么饥寒之苦就无法逃避了。臣又认为，郡县之中乡司、里正这些只会书写的小吏、地位低下的奴仆之材，也都驱使良民服役，没有人敢违抗。假如有人违抗，等到有一天核定科差、安排差役时，他们就会依照私人恩怨增加或减少。况且把差役交给乡司、里正办理，那么还要守令做什么呢？这些虽然都是小事，臣却敢于上达天听，实在是因为国家的根本没有比农业更重要的，国家的宝贵资源也没有比民力更急切的。伏望陛下居于九重深宫，审察百姓的艰难，向内外发布告示，使所有人都知道：每年三月至九月，凡有人以劳民而不急迫的事情擅自征发丁役，借托名目行事，一律按违制论处；三月至九月，凡有正在耕耨的田地，无论差役缓急，都不在征役范围之内；三月至九月，若有远方重大差役不得已而频繁征用农家，有田务的人家出资帮助供给，无田务的人家出人力。至于力役的等级次序，幸望陛下采纳臣先前所献《万言策》中的主张，那么乡司、里正自然不能再擅自相互欺压。然而如果力役仍然不能均平、农民仍然失去生计，那是不会有的。’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九） 制定八项措施，以使天下的粮食财货丰足——宽待逃民。天麟又上奏宽待逃民的策论说：‘臣听说贫民的产业轻微，容易举家迁徙；下民心思愚朴，却像神明一样难以欺骗。安抚他们，他们就聚集；扰乱他们，他们就离散。可以用德行安抚，却不能用强力压服；可以用正道相待，却不能用机智欺骗。如今国家深知这个道理，所以辛酉年诏令规定：中统建元以前逃亡的户口恢复原业，第一年户下差税全部免除，第二年减半，第三年以后再核验等级，依照常例征收。从此以后，屡次颁布诏文，优待抚恤逃户，免除拖欠的赋税，这些都是先帝像上天覆盖、像大地承载一样的仁厚恩惠。臣认为逃民产生的原因有五种：一是天灾，二是官府，三是军务，四是债务，五是愚昧。什么叫天灾？有田地的人家，田地是固定产业，但屡次遭逢饥荒歉收，粮食耗尽，只得外出求食；这样逃亡，是天灾造成的。什么叫官府？守令苛刻，徭役赋敛横行兴起；富户用贿赂免除，贫民却难以独自承担；这样逃亡，是官府造成的。什么叫军务？军需资用不足，只得卖掉田产；产业已经卖尽，便无从供给；这样逃亡，是军务造成的。什么叫债务？生计不能周全，借债后本息不断增加而不能迅速偿还，债主借口催逼，向官府起诉，官府急迫征收；这样逃亡，是债务造成的。’ 什么叫愚昧？不能承继父辈留下的弊病，丧失先人遗留下来的基业，等到悔恨时已经来不及，陷入穷困而无所依归，像这样逃亡，是愚昧造成的。逃民都是迫不得已的百姓，假如能够活下去，哪里肯逃亡呢？诏书又说“如果只是逃避差发”，臣认为这不是百姓的罪过，而是官长的罪过罢了。从前汉代倪宽任内史时，军队征发而百姓又背负租税，考核中下等的本应免除，但民间大户用牛车、小户用肩挑，接连不断地输送租税，考核反而都列为最优。这大概是因为百姓信任爱戴他的缘故。官长如果真有忧恤百姓、爱护百姓之心，而百姓也信任爱戴自己的官长，哪里会有只想逃避差发的人呢？圣人又说：“君子固然会处于穷困，小人一困穷就会放纵胡为。”这不是致力于根本，就无法治理。国家如果只是怜悯他们而免除差发，便会使游荡之民轻率逃走，产生苟且求免的念头；如果国家想急切处置而加以刑罚，便会使没有恒产的人走投无路，邪乱放纵的事情随之发生。国家既怜悯而免除，又急切而施刑，都不如使他们生活安定富足到极点而不逃亡。想使他们不逃，为什么不也致力于根本呢？伏望陛下革新污浊的风俗，再整顿淳厚的民风，下达哀痛百姓的诏书，包含教化引导的意义。凡在诏令下达以前拖欠的差发、租税，一并免除；凡有田地而逃亡的人，听任其恢复原有产业，优待抚恤的办法一律按照辛酉诏文办理；

译凡无田而逃亡的人，听任其在荒地中占有田地，优待抚恤的办法同有田复业者；凡复业占田而贫穷、没有牛和田器的人，由官府出资赊给并发放，限三年以后偿还卖主的价钱，不收利息；三年期限以内愿意自行偿还的，听任其自便；凡因军役而逃亡的人，查验属实后列入贫困并给予资助的户籍；凡欠他人钱债的，复业以后，限五年期满再按本金加一分利息偿还，期限以内愿意自行偿还的，听任其自便；凡已经复业却仍游荡不事生产、荒废农业的人，由乡里的三老举报告官府治罪。逃民安置妥当以后，再谨慎使用名位器物，以杜绝滥授虚衔的官职；限制田产，以杜绝兼并田地之家；致力于农桑，以杜绝荒废产业的人；征收义仓粮，以杜绝荒年灾厄。这样一来，从前的逃民即使奖赏他们，也不会再逃了。这就叫作致力于根本。提出八项措施来充实天下的粮食财货——减轻差税 天麟又上奏减轻差税的策略说：“臣听说晁氏说过：‘三王谋划安定天下，没有不以人情为根本的。’人情没有不想长寿的，三王使他们得以生存而不受伤害；人情没有不想富裕的，三王使他们丰厚而不陷入困乏；人情没有不想安定的，三王扶助他们而不使他们陷于危险；人情没有不想安逸的，三王节制他们的劳力而不使其耗尽。如今国家明白地知道这个道理，于是考察时势，已经制定了斤丝、贯钞、包银、丁石等法，又制定了赋税三十分取一的条例。然而公家的仓廪没有多年积存的粮食，私家没有应急储备，都是郡县征收不均造成的。太平之时，有的地方烽火连绵万里、境土相接，鸡犬之声相闻；有人以游玩为乐，有人悲苦勤劳，有人闲居安卧，有人承担繁重劳役。富人奢侈而更加富有，穷人因贫困而更加贫困。臣认为若不赶紧救治，行动就来不及了。古代实行什一之法，关市只稽查而不征税，川泽渔猎也没有禁令。夏后氏建立贡法，但义士仍认为它比助法、彻法还不够宽厚；管夷吾征收关市税五十分之一，后人称之为霸道。大概国家法令有常规，但只应公平制定；百姓的财物既然存在，就不可轻易夺取。如今赋税按三十分取一，此外还有关市之征，以及酒、醋、盐、茶、金、漆、竹、木、银、铜、锡、锴、山场、湖泊、海舶、江乡等税，几乎把万物都拿来专卖征税，把利益来源搜刮殆尽，国家也已经富足了。” 古代按十分取一，实际上只是取十分之一；如今按三十分取一，实际负担相当于古代的十分之五。国家的支出有八项：一是宫禁的费用，二是宴饮享乐的费用，三是赏赐发放，四是官员俸禄，五是军队粮饷，六是工役费用，七是灾荒时的开支，八是饲草粮秣。其中军队粮饷的数量尤其庞大。幸而陛下听从臣的意见，停止兵戈、不再动兵，扩大屯田使军队自给，也就不必大量耗用百姓的粮食了。宫禁、宴饮、俸禄、刍秣，都已有供给它们的来源；其余各项节省使用，难道还需要很多吗？臣又认为盐是百姓每日都要用的东西，即使增加盐课的定额，百姓也不会以为苦。伏望陛下降下弥天厚福，顾念天下卑微的百姓，向各处广布圣旨，确实符合美好的时运：凡天下农民，自屯田在各处兴办以后，一律免除一半租税；凡天下民户，自盐课按约定数额增加以后，一律免除一半差税。于是请陛下采纳臣先前所献《万言策》中均定差税的办法，明白晓谕郡县，使差税均衡确定，作为固定制度。这样，就能扩大天地造化般的洪大恩德，振作内外的喜气，获得神祇暗中的保佑，显现太平的祥瑞征兆；百姓安定，国家自然安定；百姓富裕，国家自然富裕了。”},{ （内容与上文相同。） 提出八项措施来充实天下的粮食财货——扩大屯田 元世祖时，东平平民赵天麟上奏策略说：“臣听说神农的教导说：‘即使有十仞高的石城、百步宽的护城河、披甲的百万军队，如果没有粮食，也不能守住城池。’由此看来，军队是守城的力量，粮食是供给军队的东西；没有军队就无法守城，没有粮食就无法供养军队。军队充足，城池就安稳；粮食充足，军队就强壮。军队和粮食，是强国的谋略。臣谨考察古代井田之法：地方千里，可出兵车万乘、甲士三万人、步卒七十二万人、马四万匹、牛十二万头；人们一边耕种一边守卫，没有饥饿的忧患，上有房屋下有家庭，百姓能够获得安居乐业的福分。三代以后，距离古代已经很远，阡陌制度兴起，旧法于是废绝。历代还常忧虑军队粮食不足，甚至有命人缴纳粮食来买爵位、因而造成官爵泛滥的；也有命人缴粮来免罪、因而败坏法令的；还有赋税征敛繁重、失去民心的；也有使用重刑极罚来搜取百姓财物的。这些都是只看到眼前而忘记后患、得到一点而失去百端利益的做法。于是有卓越英杰思考革除弊病，屯田之事便由此兴起。像赵充国对付先零羌时实行屯田，邓艾在寿春屯田，以至魏武帝在各地屯田，仓廪无不充实；羊祜在襄阳屯田，积粮足以支用十年。其余获利的例子数不胜数，但仍未能推广到天下。” 唐朝设置六百三十四府，各府都有军队，平时无事时就到田野耕作。永徽年间，一斗米只要三钱，盗贼于是平息；旅行千里也不用携带一件兵器，这是盛世达到极点的情形。如今国家大业已经安定，却没有忘记武备；江湖、岭海、闽广、川蜀以及西北、东北边塞之地，都有军队驻守，坐食粮米。淮南、淮北等地虽有屯田官府，但屯田实际上还没有广泛推行。就今天的谋划而言，应当扩大屯田。正值太平之时，不同于征伐的日子，必须建立长久的妙法，才或许能使威势与恩德并行。让先前编入偏伍的军人，专心从事南亩农事；一旦有事，就磨利兵器、穿上铠甲，发挥其战胜攻取的能力；群盗销声匿迹，就努力耕作田地，追求千仓万箱的积储。在农闲时打猎来演习军务，修完营垒以防意外；既可免除运输草料粮食的劳苦，又有以较少力量获得较多生产的好处。义理归于一处，功效可以双双成就。伏望陛下对此念念不忘：凡驻军之处，命戍卒为农民开垦荒田，每一百人限定若干顷；凡所需耕牛，由官府出钱，到南方、西方购买后分给；凡所需田器，由官府在各处冶铸制造后分给；凡努力耕田和不努力耕田的，明确制定赏罚来劝勉、惩戒即可。虽然一时有劳费，实际上却是永久安逸的基础；借助军队余力，建立富强的事业，希望军民都能自给，各得其所。”},{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

译论海运官员的赏赐以及改修会通河 元世祖时，东平平民赵天麟上奏策略说：“臣听说，垂衣拱手而使天下事务无不听命，是君主的道理；任职而承担效力王室的劳苦，不敢心存外念，是臣下的准则。因此圣人设置官职，赐给官员隆厚的恩宠，只是希望他们报效而已；周公的忠诚，也如同曾子的孝道，只做到应当做的罢了。君臣之间尊卑悬殊，怎么能同市井平民交往的道理一样呢？上古以来，不用赏赐也能劝勉人。到了中古，民风渐渐浇薄，才需要用赏赐来激励他们；但从未听说享受三品俸禄、居三品官位、四境清静的人，还希望得到重赏，而国家也随之赏赐他们。臣私下看见如今海道运粮的官员，即使运送数万亿秭的粮食，也都是冒着汪洋大海的危险，借助风浪的力量，把粮食运到神京，确实可以说有功；但这也是他们本来就应尽的职责。如果按照运输粮食的斛斗数额来酬赏，动辄超过巨万，也太过分了。伏望陛下宣布天子的旨意，命有司制定制度：凡海道运粮官，三年考核一次，考核优异者超升到较高官职任用，按理并不失为优厚尊崇的礼遇；同时等旧任官员超升以后，逐渐压低对其赏赐的资财，这也是国家的大原则。” 臣并不是只舍不得钱财，而是因为为国家出力的人不只有运粮官；如果一概赏赐，国家就供应不起；如果只赏运粮官，又难免把大恩偏施于一方。况且居于这个官职就应当办好本职事务，为什么还要赏赐呢？这就是臣想要端正名分的原因。臣又认为会通河是有用的名川，调运有无、流通货物要通过它，南北官场往来也要通过它。即使长江、淮河、黄河、汉水这样的大河，也都凭借它来朝宗汇流；即使闽、广、川、蜀相距遥远，也足以通过它输送物资。有利有害是事理常态，有通有塞是事物变化；浩荡清澈的水浪中会有流沙淤积，宽广平坦的道路上会有盗贼滋生。每年立秋以后，又会在数月之间形成积淤，使河边农民受到极大骚扰。还有些地方用木板护岸，也都不是长久之计。更望陛下宣布天旨，选取天下熟知河道地形的人，把会通河有沙的河段改道修治以避开沙患；否则每隔几年修理一次，十分烦劳耗费，不能不从根源上杜绝。还应把河道南北的军府分成三至五所，由千夫长分别统领；人数不足的，招募军士补充；不属于预先出征的军队，也不受营田事务限制，使他们专门负责巡镇非常警报、承担泛舟运输，闸门桥梁倒塌就修缮，堤岸损坏就修筑。这样，农民或许可以安定，盗贼或许可以消灭；花费少而功效多，暂时劳苦而长久安逸。”},{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一。请求核验户口和产业，确定军役 世祖时，东平平民赵天麟上奏策略说：“臣听说圣明之君开创时代，使万国车轨相同、文字相同；法制因时制定，使各种事务都掌握在手中；朝廷决断迅速，天下如风响应。因此，掌握要领就可以成就长久功业，发动关键环节就可以达到治理安定的效果。恭敬地想到，陛下贵为天子，所穿不过是用来御寒，所吃不过是适合口味；然而智慧周遍六合，仁德救济百姓，不怕烦劳，大概是因为皇天降下使命归于有德之人，陛下把修身所得推展开来治理天下。臣认为，确定已经发生的事情，必须依据实际形势；审察将来的形势，没有比考察大势更重要的；考察大势，又没有比财力更重要的。财力是义理的基础，力量是德政的凭借。如今国家在上面推行德义，但下面仍没有完全顺从；财力在末端有所增强，而根本仍没有大定。这就是臣冒死进言的原因。要使德义之风在百姓中流行，应当先使上层聚财用财的方法不出差错。财货贵重，谷帛就低贱；财货轻贱，谷帛就贵重。因此有使钱币母子相权、铜钱纸钞交替使用的法则，这大概就是财的形态。如今至元钞法一贯当五贯使用，可以说已经明察了财的形态。” 上面崇尚义，下面也会崇尚义；上面崇尚利，下面也会崇尚利。臣只是认为，上层所得的利益都出自百姓，转而相互兼并，以至百姓穷困；百姓都不能满足，君主同谁能够满足呢？这大概就是财的趋势。从前宋朝占据荆州、扬州时，其险要在长江、汉水；金朝占据中原时，其险要在河流山川。至于辽人的海路、蜀人的栈道，得到一个郡，便有开疆拓土的功劳；失去一个郡，便有断臂亡肩般的祸患。这大概就是力量的形态。如今在外设置行省，交错维持，建立官府，有诸侯镇守之势，却没有诸侯专擅之权，可以说已经明察了力量的形态。然而雨露滋润的土地、天地覆盖的区域，没有哪一处不是我们的百姓；只是国家统一，拱卫于燕都，并不同于金、宋、辽、蜀的君主，守着狭小土地而作为一国之主。况且分裂国家的形势在土地，统一国家的形势在百姓；约束财力和力量，最重要的只在军队，这大概就是力量的趋势。财力在下层强盛，教化就容易推行；教化推行而产生明智，明智产生而礼让就兴起。力量在上层强盛，权力就容易掌握；权力掌握而百姓更新，百姓更新而王政就成就。伏望陛下顾念大势，明察财力的来源：凡息养百姓的事务，如停止兵戈之类，尚未下令的就下令施行；凡养育百姓的办法，如限制田产之类，尚未实行的就实行；凡天下百姓以及四方远近各地，有含冤而无处申诉的人，让他们通过肺石制度上达冤情；凡军役之家，应令枢密院派官员，各处与奥鲁官一起按照户口、产业重新核定。臣私下看见，有的军户财产耗尽、力量衰竭，家中连成年男子都没有，却让妇女和婴儿承受军籍；有的壮年男子多达百丁、良田千顷，却和贫户一样承担军役。有人说军籍不敢轻易改动，那么这就是敢于苦害贫户、优待富户，却不敢实行均平一致的政令。军役每十年确定一次，十年期限内一概不得改动迁移；期限到了，允许申报贫困无力。确定军户的办法，只须升降军籍之家，不得已时再征用工匠中的上等富户来充任军户即可。这样，财力的形态和趋势都会强盛，德义教化就没有不顺从的了。实在是因为形势取决于下层百姓，而下层百姓既均平又安逸，国家哪里会有不强盛的呢？德义哪里会有不令人信服的呢！” 杜绝逐利之门的策略

译天麟又说：“臣听说，只讲仁义，是亚圣的格言；诚实地把握中正，是圣人的最高境界。仁义合起来成为道，道，就是对利益最有利的办法。守中发生偏差而变成过度，过度就是对利益的伤害。为什么这样说呢？爱护他人、使万物得利叫作仁，见到利益便想到是否合宜叫作义；这样就能使民心喜悦顺服，基业坚固长久，就像沧海的水泄入尾闾，百川反而更加汇归；又像张弓时弓身不足，自然会得到补充。这虽然没有说求利，但利益已经包含其中了。取得财物没有限度叫作过，公平定限后还不断求取也叫作过；这样会使百姓的生活日益削弱，恒产逐渐耗尽。下级对于上级，就像枝叶依附树根、器物存放在屋室；上级对于下级，就像树根统领枝叶、屋室容纳器物。从来没有枝叶被削弱而树木独自丰茂、器物耗损而屋室还能充满的道理。这虽然是竭力征取利益，但危害已经包含其中了。超然于万物之上的圣人，俯察天下，明白义的当然之理，断绝可以贪求的私利，守住它来修养自身，再推及教化他人，难道会一并断绝有益的利益吗？只是为了矫正弯曲而不至于矫枉过正，使一切归于中正罢了。如今国家诛杀贪利的奸臣来向百姓谢罪，把嗜利的官吏交给宪司任职，可以说已经明察义利的正道了。” 然而圣人的教化流布天下，仍没有完全被遵从，是因为逐利之门还没有堵塞。臣私下认为，财货委积之处确实有失漏，向上献言指出这些问题，也是匡正义理。可是有些凶暴悖逆的人、奸巧之徒，平地制造风波，妄称天下的财货都可以拿来商议计算，说什么欺瞒遮蔽、羡余之财。他们曲意拼凑出细微的道理，足以动摇圣明之心；深加修饰辩说，足以迷惑圣明之听。这些做法已经被百姓憎恶，难道他们真想增加国家利益吗？不过是想借着指名办事、掌握权柄，侵夺剥削、苛刻搜刮来供养自己；幸而事情办成，便希望凭功劳邀赏来为自己增光。况且自我供养、自我荣耀，又有什么真正的供养和荣耀呢？都属于把珍珠藏在腹中而最终胀死自身之类的事情。因此罪证显露而受到诛戮，连同祖先遗业也一并败破。臣担心后世之人看不见尚未显现的祸患，贪图额外利益，也会仿效献利之人；这大概就是没有完全遵从圣人教化的原因。”}], 臣又认为，朝廷内外的官吏中，立志于道义的，就应当依据道义正直行事；立志于功名的，就应当想到功名而自我激励。他们把富贵看作偶然得来的外物，把忠孝看作上天所赐的尊贵爵位，哪里肯吸取百姓的膏脂来滋润自己尺寸之肤呢！臣担心那些有志于富贵的人，会在权贵面前耸肩谄笑，在显要职位之下于昏夜乞求哀怜。没有得到富贵时，就忧虑得到它很难；等到已经得到，便凭借市井之徒的谋略，利用君子的器度，大肆施展奸诈之心，贪欲的旁门便纷纷打开。他们心中的算计不够，于是用言语求取；言语求取还不够，便不知不觉使身体奔赴其间、双手攫取其物。凡是我家的什么东西还没有制造，就去制造；什么东西还没有完成，就去完成。国事纷繁，全都被搁置在后面。若是见到廉洁的人，他们便相互看着讥笑说：『真愚蠢，真笨拙，俸禄微薄却还廉洁，只是自找苦吃。』接着又彼此合谋嫉恨他说：『你不是原范，难道也要廉洁吗？你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难道要背弃我们这些人吗？』他们于是陷害、威胁廉洁之人，终于使操守坚定的廉吏在清明之世遭受排斥阻挠，使操守浅薄的廉吏变得像美玉珠宝化为泥土粪土一样。那些人一旦罪恶满盈，被宪司官员听闻，便根据所受贿赂的多少对他加以处置，却又重新任用他；这样一来，被罢黜之徒又重新来治理善良百姓了。这样做却想使廉洁之风流行，能从哪里做起呢？那些人惯于知道自己即使被罢黜还会重新获得守职的机会，就更加无所顾忌了。这也是没有完全遵从圣人教诲的缘故。因此，进献商计、谋取羡余的人，没有不是心怀污秽的；受笞杖惩罚后又复官的人，按惯例也都是无耻之徒。既然心怀污秽，怎么能够清白？既然无耻，怎么能够廉洁？臣恭请陛下大放光明，明白昭示天下：凡财货已经归属于自己、尚未进贡而又没有受到约束检查的人，允许其自行陈述告发；凡是进献商计、谋取羡余的建议，一律加以禁止，不必再迟疑议论，这样利欲之门自然会在上层堵塞。凡朝廷内外掌管政务、治理百姓的官吏，应当大幅增加他们的俸禄；若接受一丝一毫的贿赂，便禁锢其身，不必再施笞杖，这样利欲之门自然会在下层堵塞。因为贪欲一旦产生，无论大小都没有区别；治理百姓的官员，最要紧的莫过于讲求义理。这样以后，私弊才能止息，公义才能自行推行；百姓富足，君主也就没有什么不足了。」

译论任用真正的儒者而不抛弃文人 平民赵天麟上呈策论说：『臣听说，圣人建立教化：使人的情感性情畅达而作《诗》，条理纲纪而制定《书》，依据天理人文而制定《礼》，宣扬国家风气和民间习俗而制作《乐》，参合天地之理、阐发阴阳变化而成《易》，尊崇上位、卑下下位、严格昭示名分而成《春秋》。从上古洪荒时代起，礼节文饰虽然还没有分明，但这些道理从来没有不具备的。总的说来称为道，分别说来是五常，散开说来是五行；可以用来修身，可以用来齐家，可以用来治国，可以用来平定天下，这就叫真正的儒者。过去圣人的学问，内在于心而显现于外，心得其理而能从口中应答，蕴藏在内便是灵明，表现出来便是英华；一言一语，无不是文章自然流露。后世那些才疏见浅的人，拾取古人糟粕剩余的汁液，把写文章当作最高境界，于是聚萤映雪，勤苦不懈，穷究一部经书直到头发斑白，写成两篇文章便耗费多年。从《诗》改变为《骚》，《骚》又改变为汉魏六朝的文体，到了唐末，儒学风气已经荡然无存。其中能够声名显耀千载、卓然不群的，不过都是《三都赋》《两京赋》《大人赋》《长杨赋》之流，以及『春草池塘』『枫冷吴江』之类的作品；他们自以为是儒者的宗师，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俳优的雕虫小技之中了。』 儒者与文人同出一源却分属不同流派，世上没有人肯加以辨别。孔门四科之中，文学一科有子游、子夏。臣曾经考察《鲁论》，子游说：『如果根本没有立住，怎么能行呢？』子夏说：『即使有人说他还没有学习，我也一定认为他已经学习了。』这里所说的文学，正是用来致力于根本的，哪里是后世追逐末流、丧失根本的文章呢！圣人认为他们文才过盛，尚且把文学置于政事之下，由此可知，圣门之学不能废弃文章，却也从来没有把文章看得尊贵。因此，文章是用来传播道的；道既已传播，文章便只是渡河的筌和登山的蹄了。自从道衰落以来，那些昧于道理的人彼此竞相推重，有人把下笔不加修改说成颜回、孟子的境界，把吐气出声便成珠玉说成曾参、闵损的境界；他们不懂得公政，也不精通政务，丢开国家的大道而不顾。与那些穷究一部经书的人相比，他们还要低下。选曹据此选取人才，时论又收敛这些人，使他们闭口不言；等到他们身居要职、家中享受丰厚俸禄时，处理事务却茫然无措，权力落入胥吏之手。他们饱读千古书籍，却拘泥于无用的议论；拘守个人的小节，却使当时的政务停滞。事务条目琐碎，治理局面纷乱，即使才华如司马相如，廉洁如范丹，外表秀美却没有实际成就，清廉却不能办事，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使那些凶暴的年轻人反过来讥诮说：『儒者的道理，我已经知道了：听到它的名声，仿佛高彻青霄之上；考察它的实际，却一概落在黄泉之下。』 臣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儒者，都是只讲文章的庸俗士人；他们玷辱圣人的门庭，空废国家的职位，窃取天下的声名，滥居四民之首。假使欧阳修听到这件事，也会为之叹息；假使贾谊听到这件事，也会为之痛哭。圣人说：『你要成为君子儒。』又说：『上天还没有要丧失这种文化。』如今国家车轨相同、文字统一，臣认为不如任用真正的儒者，但也不应立即抛弃文人一类。臣私下看到，当今内以京师为根本，外及各地，全都设置学校，用来改变风俗、弘扬教化纲纪。恭请陛下广泛宣布圣旨，命有司在科举中设置策问，以名额限制来权衡天下有才有德之人，这样儒者和文人两方面都不会被遗漏。凡对策成绩超等、能够从政的人，依据三德八才，衡量其才德，授入政事官的品流；凡是详细熟习礼义、文学丰赡的人，允许参加考试考核，核实其等级，授予教官之职；凡教官考核任满，不限制人数，允许参加对策；策对合格的，逐级升迁授官，否则只在教官系统内流转；凡已经进入政事系统的官员，则有考察善恶、黜陟官员的方法。这样或许能够做到官员不空占职位，儒者没有庸才；并且使家塾、党庠、术序、国学无不穷究道与器的奥妙，精研政教化民的根源，使人幼年学习，成年施行，润饰当代的法度章程，延续社稷的福祚，安定百姓赖以生存的资业，壮大名教的元气，一举而使四种便利都能确立。』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四） 以畅通八项“□”来鼓励天下的正直风气，并统一制度 世祖在位时，东平的平民赵天麟上呈关于制度的策论疏说：『臣听说，四海应当像同在一堂之中，圣王应当具有天下唯一、至高无上的尊位；首先颁布法制，使天下共同遵循。过去有虞氏巡行天下，在四方朝见各国国君，首先规定协调四时、月份和日期，其次统一音律、长度、容量和重量。到了苍周时期，设置司市来平定物价；至于炎汉时期，又命张苍制定章程。追根究底，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自从曹、刘鼎立，南北分裂，往前说，有战国七雄的疆域参差不齐；往后说，有五代的战乱纷扰，想要统一，不也很难吗？古代制度仍然存在，前代典籍记载得很完备。如今国家如尧之时天空广阔，如禹之时疆域无边，天下百姓没有一个不是国家的臣民，天下土地没有一尺不是国家所有。然而曹地奢侈、魏地狭小，楚地性情急迫、齐地风俗舒缓，这些都是风土长期熏染、习俗日积月累形成的。可是想要改变这些，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取得适中的原则并止于此。若各地政令各不相同、各县风俗各有差异，却不加以全面更新，怎么能成就盛大的教化？况且天以绳墨为象而贵在正直，地以准绳为象而贵在平正。东方之神名叫勾芒，执掌圆规，主管春季；南方之神名叫祝融，执掌秤衡，主管夏季；西方之神名叫蓐收，执掌矩尺，主管秋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日〕

译北方之神名叫玄冥，手持秤锤，主管冬季。由此看来，准、绳、规、矩、权、衡，都是主管天地四方的职事。臣考察虞、夏、商、周的制度，已经无法详细了解了，只有刘歆的解释载于《汉书》，最为详备，臣试着分条说明：一是备数，二是和声，三是审度，四是嘉量，五是权衡。把这些交互参验、错综其数，考察古今，验证气候万物，使之与心意耳闻相协调，记载于经书传注之中，全部得到真实准确的结果，没有不相互协调的。所谓备数，是制作器物时圆形用规、方形用矩，秤的重量准确、秤杆平衡，准绳和嘉量都不失准，所以以一为纪，以十为协，以百为长，以千为大，以万为衍。所谓和声，是用律吕使声音和谐，用天干地支加以统摄，所以宫音居中，角音触发，徵音使人喜悦，商音显明，羽音覆盖。所谓审度，是取子谷中饱满的黑黍，用一粒黍子的宽度作为尺度的九十分之一；黄钟管的长度定为一百分，其中一分为一单位。从分往上，每十个单位递进一级，所以分有区别，寸可忖量，尺可度量，丈可张量，引可取信。所谓嘉量，根本起于黄钟律管的龠；取子谷中饱满的黑黍一千二百粒，正好可以装满一龠。从龠往上，每十龠递进一级，所以积为合，升为登，斗为聚，斛为角。所谓权衡，也起于黄钟律管的龠；每龠为二十铢，二十四铢合为一两，十六两合为一斤，三十斤合为一钧，四钧合为一石，所以从铢开始，以两计量，以斤明确，以钧均平，最后归于石。臣又考察刘歆的制度，以三十多斤为一斗；如今已经不能照此实行了，但其中的道理仍有可以采用的地方。现在数制已经向天下公布，历法已经由太史掌管，音乐已经由太常总领，音律已经由协律官协调；其中虽有尚未确定、已经确定却还没有统一的，只有度量衡罢了。臣居住在山东，只见山东几个郡，有的隔着一个镇，有的隔着一条河，长度、容量、重量已经全都不相同了，那么凭什么向四海显示天下如同一家那样公平统一的制度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诏令中书省等都省，明确建立制度，采用刘歆的说法，考察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确定其高低标准。既然约定黍粒的多少，均匀确定长度为一尺；又约定黍粒的多少，平定重量为一斤。对外只按照现行法令，规定十二斤为一斗，五斗为一斛，两斛为一石，一石重一百二十斤；以水平面校准容量，用铜来铸造器具。三项标准确定以后，颁发给行省，分送到各路，作为各路的标准，是可以的。从法令施行以后开始，违犯的人由有司治罪。这样或许能够使南方北方都知道制度的明确规定，使内外各地在财物的收支出纳上采用同样的标准。圣人曾说：“谨慎地统一权衡度量，四方的政令就能推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论百官犯罪的刑罚 元世祖时，东平平民赵天麟上奏治国方略说：“臣听说《大易》说：‘天尊贵而地卑下，乾坤的位置就确定了；卑下和高贵分别陈列，贵贱的名位就确定了。’有国家的诸侯、有封邑的大夫，尚且不可缺少，何况拥有天下的君主呢！因此，根本属于天的亲近上位，根本属于地的亲近下位；上面有恒常尊贵的地位，下面有恒常卑下的地位，不过如此而已。从前圣人制定法令，君主用它来统御臣下，臣下用它来治理百姓；百姓没有君主就难以安定，君主没有臣下又靠谁来辅佐呢？如今内外各级官员，有的位列玉笋般整齐的朝班之中，有的在黄麻诏书之下宣扬教化，有的是四海共同遵循的准绳，有的是一方百姓的表率，都是国家委托他们治理政务的人，都是陛下依靠他们成就政事的人。既然怀疑，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要怀疑。当初打算任用时，就应询问左右近臣、诸位大夫以及国人，以充分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如果误用了人而罪行显著，那么可以降为低级职务，可以屏退到远方，可以贬黜而不列入士大夫之列，也可以赐令其自裁，这些都可以。如今国家建立统治以来，百官犯罪，从上至宰辅、下至守令，都交给司法官，像审讯小民一样审问他们；有的戴着刑具被押在市井，有的在官署受鞭笞，有的被斩首示众以警戒远近，有的被剁成肉酱，使其血肉污秽天地，这实在不是尊崇上位、卑抑下位、崇尚礼义、敦厚风俗的办法。” 古人说过：君主的尊贵如同高堂，群臣如同台阶，百姓如同地面。所以台阶有九级，屋檐远离地面，厅堂就显得高；台阶没有级数，屋檐接近地面，厅堂就显得低。因此，刺面、割鼻之类的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如果让大夫也和百姓一样接受刺面、割鼻、剃发、断足、笞打辱骂、弃市等刑法，那么厅堂岂不是没有台阶了吗？卑贱的人习惯知道尊贵的人有一天也可以受到这种刑罚，就会认为自己也可以这样对待尊贵者，这不是用来教化天下的办法。臣从十五六岁读《汉书》读到这里时，没有一次不是把这段文字反复诵读三遍。这关系到风俗的盛衰、国家根基的厚薄、官吏的廉洁与否以及天下的治乱，绝不是小事。有人认为，有罪的人既然应当抛弃他们，又有什么值得怜悯的。依臣看来，他们只是看到了末节，却没有看到根本。臣提出这个建议，难道是想怜悯那些有罪的人吗？只是痛惜王政的大原则罢了。普通人的内心，若以礼相待，他便会感到无地自容，从而生出向善之心；若羞辱他，他便会自暴自弃，廉洁的约束也会因此缺失。任用不廉洁、无操守的人，怎么能够兴起教化？不能兴起教化，所造成的危害就不止一个方面：民心不和，上天也不会应和，水灾旱灾接连发生，百姓困苦不堪，那将怎么办呢？” 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详察当前的事务，制定长久实行的规章，精选贤能之人，使他们各居其位、各任其职。凡百官犯有重罪而属于过失误犯的，便按照罪等予以流放；凡大夫以上的官员犯罪，不应让卒徒对他们辱骂凌辱；凡大夫以上的官员犯有死罪，不应对他们施加刑罚，只听任他们自裁即可。这样，官吏廉洁、百姓受到教化的政治目标就能实现，而乾坤上下尊卑的区分也就确定了。” 请减少游猎 元世祖时，赵天麟上奏治国方略说：“臣听说，先王治理天下，是在马上取得天下，却不凭借骑马作战的方式治理天下；顺应天意取得天下，又用顺应天意的方式守住天下。当四方边境有警、华夏尚未安宁时，各处都产生等待太平的心愿，处处盼望获得新生。有天命所授的官吏为了救济世人，不得已才用兵；事情在于合乎时宜，内心并不是自行以此为乐。等到荆棘丛林被清除、烽火熄灭，仍能安逸时不忘危险，顺应时令讲习武事，所以春夏秋冬的活动分别有搜、苗、狝、狩的名称。设置车辕，张挂旃旗作为门户；用粗布缠裹箭靶，作为射箭的标的。前面的猎物逃失了，就追逐鹿而由虞人引导。不韦陈述整治军队的文章，强调军气严整如三通鼓；戴圣记载合围时的戒令，规定礼制上只从三面驱赶。又举行振旅、驻营，整治军队并进行大规模检阅，用来使尊卑长幼有序、学习威仪，用来辨明号令名物、诵读文书契约；以田猎显示农田事务为重，防备战事中意外的情况，难道只是沉溺于嗜好吗？也不过是举行礼仪罢了。如今国家从玄冥所代表的北方地域兴起，在弓箭武力的习俗中成长；当潜龙未飞之时，已承受天潢贵胄的尊位，如果还把心志驰骋在这种事情上，尚且不可；到了飞龙在天之后，承受帝王大器的重任，仍把感情寄托在这里，又怎能如此轻视自己呢？国家每逢春日转暖，皇帝便乘车向北行进；秋风送来清爽时，大驾又向南返回，借田猎之事选练车辆和士卒，采集珍奇异物来供奉饮食。” 臣实在忧虑得太深，才敢把内心的愚见全部说出，希望陛下加以思考，不要因为这是樵夫的浅见就弃置不顾。往往延续十天半月，出动仪仗随从去追捕禽兽；连着细柳的龙台，接着长杨的熊馆，彩色旌旗遮蔽太阳，雷鸣般的鼓声震动天地。九重宫门的兵卫森严密集，万乘天子的仪仗威严凛然；车马奔驰迅疾，往来回旋、腾跃飞驰，天马纷纷奔腾，斜冲横掠。再加上高大的山冈、陡峭的土阜、积聚的沼泽和绵延的树林，道路不只是迂回千转，有的甚至像九折坂那样险曲。臣私下认为，富贵人家的子弟连坐在高堂边都不肯靠近危险；如今陛下富有无比、尊贵无敌，怎么适宜频繁冒这样的险呢？强弓苦竹箭、长戟利戈，穷尽山泽设置网罟，合拢包围后放出鹰犬；天空高远空旷，没有可以逃避的迅捷禽鸟，山陵深谷交错，也没有能够逃脱的猛兽，无不折断翎羽、脱落羽毛，角被挂住、蹄被羁绊；鲜血溅满荒野，哀号声令人耳中悲痛。臣私下认为，君子见到生物活着，便不忍见到它们死亡；诸侯因为牛恐惧战栗而怜悯它，便施行仁术。如今陛下具有圣人的资质，处在圣人的君位，尊崇并广施好生之德，推行不忍之心，怎么适宜屡屡做这种事呢？周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猎，周公称美他；汉文帝每天射狐兔，贾山为此哀痛。至于祭祀俎豆中的肉食，本来应当亲自射取；至于供给宫廷厨房的食物，则由有司负责。”}], 伏望陛下神游太素之境，端正思虑以施行仁政，常存爱护万物之心，减少游猎之事，革除拖延一日复一旬的旧例，警戒汉光武帝夜间回宫的过失，使虞舜的德泽施及动植物，使商汤张网三面、宽待鸟兽生命。这样，承受恩泽的祥瑞便会自然显现，听闻礼乐的百姓也会因此手舞足蹈，使有知觉的百姓全都倾心拥戴，尚未归服的国家也会向慕教化、前来朝贡。况且在宽广的殿宇之下、细密的旃毡之上，公卿列坐于后，师保侍立于前，询问治国之道以调和化育万物的枢机，考量公议以使阴阳四时协调，彼此周旋揖让，这不是很快乐吗！又何必亲自劳累柔弱之躯，在兵马之间逞强，在尘埃中屈身奔波，只为骑马射猎而取得微小的快乐呢？所以说，喜好活动不如喜好安静，有所作为不如顺其自然；这才是天下所希望听闻的，也是圣王的大道。请停止寺观的营建修缮。

译元世祖时，赵天麟上书陈策说：“臣听说，有益的事物是天下共同需要的事物；极其恰当的道理，是圣人所追求的最高道理。因此，事物一旦流于玩赏，就足以扰乱我们的心志；道理一旦走向过度，就会损害所奉行的道。凭借九五之位，掌握生杀大权，俯视天下并统治它，似乎本来可以随心所欲；但想到祖宗基业的宏大、社稷责任的重大，仰承天命而反复思量，即使想要放纵安逸，也不敢这样做。因此圣人治理天下，所作所为都以宽厚为原则。地位尊居百姓之上，却知道百姓不能被轻视，所以亲近他们；身份尊贵而成为人主，却知道百姓才是上天所立的王者根本，所以使他们安定。审察百姓无不希望富足、安逸、平安，便忧念于皇帝之心，实行去除严酷、奢侈和过度的政策。从前尧不修剪茅屋的茅草，禹使宫室保持低矮简陋，晋成公听说营建射堂要花四十金便立即停止，汉文帝爱惜十户人家的财产而不修露台。如今距离古代已经很远，浇薄的民风难以教化；如果不依据正道来率先示范，谁会顺从呢？如果不倡导正道来改变风俗，又怎么能够使社会清明呢？我国家两都宫禁，按时进行温清、修缮和省察，随着年岁粉刷墙壁、涂饰丹色，按节令整治帘幕和庭院陈设，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臣只是认为，若要动用府库的钱财、役使百姓的力量，大肆修建佛寺，广积佛缘，使画栋高插入云天，飞檐隐没于雾气，穷尽古今工巧华丽之极，炫耀金碧辉煌的光彩；而且依照佛经来说，佛就是觉悟，原本是要使众生觉悟于妙悟、寂灭以及声闻、缘觉之道；释迦就是能仁，原本是要以仁爱对待四恩三有、诵经持戒的众生。如今却用百姓的钱财和力量来妆点佛身的色相，臣私下认为这并不是如来的本意。恭敬地思量，我国家以武力平定四方，以文德安抚统一天下，掌握历代帝王的大权，成为百家道术所共同尊奉的宗主，这些全都是孔子三纲五常的力量，难道应当独自尊崇断绝纲常的教派，来率领天下信奉浮屠的人吗！” “臣又认为，京师是天下人瞻仰的地方。孔子是帝王之师、纲常之主，可是他的庙学仍然残缺，臣在先前所进的万言策中已经说过了。大体说来，道理贵在恰到中正而已。老氏、佛教的学说，是山林隐士和偏僻士人所奉行的，不过是虚无寂灭的一种术法；其中没有父子之恩，也没有君臣之义。如今国家取其一端而尊崇寺观，还可以说得过去；至于尊师孔子，却偏偏吝惜兴建庙学的资费，这就是臣不能不进言的原因。因此，治理国家的人，对于可以停止的事不能不停止，对于不可以停止的事则不应仓促停止。伏望陛下念及孔子道德的尊崇，报答孔子纲常的功劳，采纳老氏知足的道理，效法如来慈仁的品德。凡两都宫禁，只令在春秋两季修补损坏之处，革除异常损耗，不必重新创建；凡是劳民而无益的工程，不论何时，一律停止。至于不紧急的事项，按照前诏规定，所有僧道寺观，自诏令下达以后，无论京师还是各地，只许修整，不得新建。各地文庙，依照时令修整，本来就有固定制度。至于京师的庙学，则请陛下裁决。” 发布八道命令，以把天下的恩威传达下去，宽宥不服从者。元世祖时，东平平民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宥不庭》说：“臣听说，文德是滋养太平的美食，武威是平定祸乱的药石。在太平时期却炫耀威势、振作武力，就是所谓用药石代替美食，它造成的危害实在不轻。因此，平定祸乱时崇尚武力，守成时期尊重文德，才是国家长久的计策。如今圣明君主登临九五之位，亿万百姓臣服。太祖凭神武开创基业，承受上天眷顾和命令，完全占有中原，光照四方；先帝凭圣德顺应时势，继承并发扬祖宗的武功，蛮荆之地沐浴教化，异域也来朝见。现在陛下若能考察上古的功勋，光大继承前代君王的事业，普遍施惠于百姓，屡次降下仁德的诏令，臣有幸生在太平之世，却私下看到国家近年以来越山渡海，征讨不服之国，所以谨献愚见，唯愿陛下明察。” “臣恭敬地认为，偏远异域相隔辽阔，风俗土壤特别不同；天下有变故时，它们便窥伺空隙首先叛乱，天下安定时，则观察教化随后归服，是五帝没有强行羁縻、三王没有强行使其臣服的地方。然而，它们见到利益便趋附、见到祸害便躲避的心情，与中原人完全一样。如果用谋略良计去消耗它们，用长枪大剑去震慑它们，那么它们便会凭借险要地势、依托艰难环境，竭尽力量苟且求生，结果使我国士兵的身体暴露在异域风沙之中；等到它们献上降表时，我国士兵也已经受伤了。况且我国士兵都是中原百姓，中原百姓都是国家的赤子。作为百姓父母的人，却因为无用之地而伤害自己的赤子，究竟是什么心肠呢！臣当然知道这不是国家的本意，只是担心偶然没有想到这一点，错误听信了下面的言论，或许才有这种事情。从前舜帝在两阶之间舞干羽而使有苗来朝，文王在西土修行德政而使崇国降服。臣也不是说应当放牛归马、完全不用兵，只要中原实行中道，越裳就不必召唤而自行到来，肃慎也会献上诚意自行前来，又何必使用征讨呢！伏望陛下广泛传达天子的旨意，明确告谕军队统帅，整顿兵器、喂饱战马，守卫边疆；春夏屯田，秋冬操练武艺。在没有战事时，就做好防备而守在境内；如果突然发生意外，就出兵应对而不要追逐远征。” “对于偏远异域，愿意来就听任它们来，不愿意来就不要用威势胁迫它们，只应致力于在国内崇尚文化，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振兴皇纲，统一皇帝的法度，使赏罚得到信任，兴起礼乐，以教化改变风气、移易习俗，使上下和悦、内外无忧，体察舜帝无为而治的道理，向往大庭氏不亲自主持政务的境界。若想招致越裳、肃慎这一类国家，难道还困难吗？这大概就是太平时期应当致力的根本、守成时期崇尚文德的道理。所以说，元气调和，四时没有不顺；心术安定，四肢没有不安；中原强盛，四方没有不来。圣人的最高境界，全在于此。” 发布八道命令，以把天下的恩威传达下去，安抚已经归服者。

译又有《金镜策·务柔服》【《太平金镜策》卷下此题作“柔已服”，与文中所说相同。这里的“务柔服”应当是错误的。】说：“臣听说，众生各有类别，万物分布在不同地域；对一类施行仁政，同类便都会归附；把教化推广到一个地方，其他地方也会一同前来。这确实是王者以仁德教化天下的最高境界。天道无私，降生各种万物；能够得到五行的完整禀赋、聚集阴阳二气正和之气的，大概只有人吧！四方远域之外的人，虽然没有沾受先王的教化、圣人的治理，但他们内怀仁爱、仰慕义理、喜好美德的心，与中原人并没有不同。中原是四方远域的根基，四方远域是中原的枝干。从万物各不相同来看，分别确实不同；按照道理本来一致这一点推究，它们的趋向也是一致的。向它们炫耀武力，想使它们知道畏惧，它们就会拼尽仅存的性命，挟着怒气来相互敌对；同它们结交并讲求信义，想使它们前来归服，它们反而会违背上天光明的鉴察，伸展毒刺来互相欺凌；用言语劝谕它们，想使它们回心转意，它们反而会背弃盟誓的大约，依恃强力、结交援助而轻视中原。那么究竟怎样才可以呢？不如安抚已经归服者，以此感化尚未归服者罢了。” “安抚的方法怎样呢？崇尚自己的道统来面对他们，彰明自己的礼制来约束他们，厚待他们的诚意来取得信任，放宽对他们的命令使他们安逸，确定名分来使他们明白，降下优厚的诏书来抚慰他们，把他们置于法度之外来对待。这样，尚未归服的国家听说后都会说：已经归服的国家既能依托大国来巩固自己，又没有受到刻剥督责之苦，我们为什么偏偏要违逆皇天所辅佐的有道之君呢？自然会相继前来归服。如今国家六合之内的群臣诸侯都奔走进献礼器，中原地区的贡赋有固定制度；对于边远地区已经归服的地方，正应当实行这种安抚之道，以尽到感化它们的方法，又何必白白耗费钱粮进行犒赏，兴起本应停止的军队，征伐荒僻之地，劳苦不应被轻视的百姓呢！安抚它们，不只是为了感化尚未归服的国家，也是为了尽到我们自身本来应尽的道理。郄缺曾说：‘叛乱而不讨伐，凭什么显示威势？已经归服而不安抚，凭什么表示怀柔？既没有威势也没有怀柔，凭什么显示德行？’臣因此知道，讨伐以显示威势、安抚以表示怀柔，都是彰显德行的办法。有人认为对四方远域可以用威势显示威势，却不可以用德行显示德行，臣认为不是这样。成汤解除三面之网，文王平息两国君主的争讼，汉水以南的诸侯听闻后归附的有四十多个国家。” “我又听说，治理达到最高境界时，鸟兽鱼鳖都能各得其所，难道还有不可以用德行感化的人吗？有人认为，不归服也就罢了，已经归服却把他们置于法度之外，岂不是太过分了吗？臣也认为不是这样。王者统治臣下，根本原则在于使人民安宁，并不是想求得土地更加广大。周朝盛盛之时，越裳自行前来，周公还认为自己的德泽没有施加到那里，君子不接受它的贡物，政令也不在那里施行，君子不把那里的人当作臣属，难道应当杀人来求取他们吗！然而如今有时发生这种事情，都是群臣不能体会朝廷的本意，提出曲解的说法请求实行的缘故。伏望陛下采纳臣的建议，凡已经归服的国家，都实行安抚之道。这样将会使他们铭心刻骨，承受天地再造的恩德，使同类和其他地区都仰慕父母般的一家教化。” 《元代奏议集录》（下） 辑录说明 《元代奏议集录》（下）辑录了从元成宗元贞年间到元顺帝至正年间、元朝中后期七十多年间一些官僚和平民的奏章，包括表、奏、疏、议、上书、封事、弹章、对策等。主要辑自《历代名臣奏议》中的元人奏议，以及《元文类》《元史》、有关文集和其他散见资料。由于相当一部分元人奏议已经散佚，本书辑录的只是现今仍能见到的那一部分。自从元世祖忽必烈去世以后，元朝社会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机构臃肿，制度败坏，官员贪婪、吏员污浊，军队无能，赏罚不明，冤案接连发生，佛事耗费巨大，奢侈浪费严重，灾异【原文此处疑缺“灾”字】频繁出现，流民四处涌起，封建社会的一切矛盾逐渐暴露无遗。元顺帝即位以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加上黄河泛滥、变更钞法失败，终于导致农民大起义。本书辑录的奏议虽然出自忠于元朝皇帝的臣属之手，但仍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实际面貌。例如郑介夫在《治道》中披露：“如今朝廷内外的百官，全都出自吏员。看他们刚开始进入仕途时，不辨别贤愚，不询问年龄和德行，只凭攀附权势、相互引荐。有势力的争先上前，没有势力的退居后面。嘴巴刚脱离乳汁，已经进入官府；目不识丁，却已经接近案牍文书。就连区区簿书、期限、会计等末务尚且不通不习，他们把内圣外王之学看成什么，把治理国家、平定天下之道看成什么？只知道谋求俸禄和考核，争抢品级，以至于处理政务时茫然无知。”大德年间的官场已经如此昏暗，难怪到至正年间农民起义爆发后，张桢惊呼：“将帅把失败说成有功，把虚假说成事实；大小官员互相欺骗，上下相互依附。他们的性情虽然不同，但邀功求赏却完全相同。” “因此有覆没军队的将领、残害百姓的将领、怯懦的将领、贪婪的将领，却从来没有受到惩戒；他们所经过的地方，连狗都被杀光，货物财产也被搜刮殆尽。”（《十祸疏》）在封建社会中，敢于“冒死直谏”的臣民并不少见；他们在奏章中揭露的社会现实，是我们今天考察当时社会的重要依据。封建社会出现问题时，总有一些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的臣民，提出各种治理整顿的建议，供皇帝采纳。本书辑录的王恽《元贞守成鉴》、郑介夫《一纲二十目》、刘敏中《皇庆改元岁奏议》、张养浩《时政书》、马祖常《建白十五事》、许有壬《风宪十事》、张珪《论当世得失》、苏天爵《异告白十事》等，都是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奏议。这些政治家对社会弊端观察得比较深刻，因此能够提出“切中时病”的相应措施。但历史证明，他们的主张大多不能实行，因为积重难返的政治局面，不是靠他们个人的才识就能挽救的。

译本书辑录的奏议还包括礼仪、兴办学校、救灾【原文“救”后疑有脱字】、治理河道、平反等方面的建议和主张，其中不少也具有史料价值。本册采用按人物分别辑录编排的方法，大体按照奏议的时代先后排列。辑录过程中，我们尽量寻找较好的版本，有的还用多种版本相互校勘。整理标点时，凡见异体字、俗体字，一般直接改正；个别明显脱漏的字，根据文义或原文体例补入，并用方括号标明；个别明显多余的字，根据文义删去，并用圆括号标明。凡辑自《元史》的资料，采用中华书局校点本；只有个别标点有所改动，脱漏、讹误之处依照该本校订结果直接改正，不另作注释。由于水平和条件有限，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邱树森、何兆吉 一九八九年六月 王恽 《元贞守成事鉴》臣王恽拜了两拜，冒死谨慎进言。臣回想自从忝居禄位、出仕以来，已经三十五年；近来又蒙先皇帝召至宫阙之下，授予翰林职务。只是想到自己衰老平庸，总想设法报答皇恩于万一。幸而遇到皇帝陛下继承登上帝位，谨封缄上奏十五件事情，题名为《守成事鉴》。都是逐件直说，不敢过分铺陈言论，希望便于陛下阅览，谨列在后。敬天 王者承受上天眷顾和命令，尊贵而成为天下唯一的君主，富有四海。然而随着他的行为有得有失，上天便降下征兆加以鉴察，并显示祥瑞；这是天人感应、上下相通的必然道理，唉，实在不可不敬畏！恭敬地思量，陛下英明、仁慈、孝顺，继承天命而成为君王，如同宝符应运而现，庆云呈瑞，年谷丰登，朝廷内外安宁，足以看出上天眷顾保佑之深厚。然而举行祭祀以告天，是为了表达敬畏之意；处理政事，则是感通上天的根本。因此臣采集古代圣贤敬畏上天的实际德行，为陛下陈述。抑制自己、敬畏上天显明命令，恒久保持德行并保护百姓的，是成汤；严肃恭敬、谨慎自身并修治政事的，是高宗；小心翼翼、顺从上帝法则的，是文王；早晚都畏惧天威、每天安定四方的，是周后稷。《左传》说：感动人要靠行为而不是言语，回应上天要靠实际行动而不是文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三代的贤明君主，只有能够这样做，所以得到上天再次降命并赐予福祥，享有长久的年寿和国运。愿陛下明察鉴照，每天更新对圣敬之道的修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效法祖宗 我伏察，如今国家的疆域和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即使世祖文武皇帝的圣明，也未必能相比。陛下刚刚登上大位，确立国家的规模和法度，是首先必须重视的大事。然而，先前的事情可以作为后来事情的借鉴；祖宗的制度可以作为子孙遵守的准则。远想先皇帝君临天下三十五年间，宏大的规划和深远的思虑，以及典章制度、礼乐文物，都灿然完备，只是还没有编纂成为一代固定的成法。应当命令有关官司，分条列出纲目，随时加以鉴察观览，遵照施行。这就好比弩有弩机，向前检查弓弩的括和弩干是否合度，发射就没有不中的了。这样做有三项益处：使祖宗的良法善政永远显明于后世，这是第一；使臣民安于熟悉的制度，容易奉行，这是第二；继承先祖的遗志，使孝治更加隆盛，这是第三。从前周武王发扬周文王的声威，因而永远使四海清平；汉文帝遵循汉高祖的法度，使教化和治理遍及各方。又，《尚书》说：‘以先王已经制定的法典为鉴，就能长久不犯过失。’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成效吗？希望陛下留心阅察。爱护百姓 上天凭借至仁之德生养万物。人君代替上天治理万物，所以应当以仁爱为根本。国家自太祖开始创建华夏，直到先皇帝统一天下，功业成就、治理安定，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盛。如今陛下继承帝位，守成遵循文治，正如周成王、周康王使世道处于安宁，汉文帝、汉景帝着意让百姓休养生息一样，中外臣民都仰首盼望，正寄托在今日。所谓像父母爱子一样给百姓实际恩惠，不过是不兴兵、少用刑、减轻赋税罢了。如今大赦天下、免除徭役，停止远征，本来已经抓住了要领，但还应当探究仁爱的根本，使百姓永远受到恩惠。敦厚教化、淳厚风俗，使百姓自然远离犯罪，这才是减省刑罚的根本。对内修养文德，对外严整武备，安抚怀柔远方之人，直到万不得已才用兵，这才是息兵的根本。亲自率先奉行俭朴，节省浮泛的费用，不至于向百姓过分征取，这才是薄取赋税的根本。愿陛下扩充诏令条文所体现的原则，使各项政务日新月异，何必担心德泽不能遍及、声教不能广布呢？又，江南户籍中的贫困下户，距离朝廷遥远，容易被煽动而难以安定，尤其应当慎重选择守令，使他们有方略地抚恤教养百姓，不侵犯百姓丝毫，那么盗贼自然会消除；这就是所谓天下本来没有什么事，只是庸人扰乱了它罢了。十只羊却有九个牧人，实在可以作为鉴戒。体恤军队 军队和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二者相互发挥作用，自古以来都把它们同等看待。我伏惟陛下即位之初，明察到这一点，首先免除民户的差役，重视体恤军役，可以说已经得到对军民不偏不倚、加以爱护养育的办法了。如今宽大的恩惠已经施加到民籍，实际的恩惠却还没有沾及军籍，我私下担心这样会使诏令的声誉徒然加深百姓的期望；加上近年来民间凋敝，凡有各种杂泛差役和应分摊的负担，小户怎能承受？这实在是重重并加的负担，这是应当讨论的第一点。军籍自至元八年以来，因为强弱不均，已经推行过合并，直到现在二十多年，新近强壮的与旧日贫乏的，情况骤然不同，如今却一体承担军役，难道不是偏重吗？其中至元九年的军户虽然实行合并，至元十一年签发的军户当时就被起发遣送，已经是受到实际损害了，这是应当讨论的第二点。那些贫困艰难的人不得不赴诉，从下而上逐级申诉，中间又有抵牾，等到能够得到存恤，极其不容易。我恐怕这样反而徒然给有势力的人打开侥幸之门，最终不能成为贫困无力者的依靠；至于衰老、年迈、患病、体弱等户，即使宽限期限、优加养护，也好比疲惫的犬马，终究难以恢复原状，留下他们又将有什么用处？这是应当讨论的第三点。况且国家用兵六十多年，如今天下已经平定，固然不可忘记战备，但讲求治理的方法，也应当随着时势的高下而有所宽缓或变通。幸而遇到陛下广泛施示宏大的恩典，更新国家政务；比起把姑息当作恩惠，这又哪里能相比呢？何不诏令有关官司依照至元八年的旧例，再次普遍核阅，使贫富相称、至公之道普遍施行，那么内外都会得到福祉，岂不是盛美之事吗！守住成业

译古人所说继承帝位的君主，就像手持盛满的器物、守护已经成就的事业一样。所谓‘盈’，是器物装满；所谓‘成’，是事物聚集完成。既已成功、又已充盈，就必须用手拿稳、用身体护持；稍有懈怠，就会毁掉已经成就的事业；稍有倾斜，就会使满器之物溢出，怎么能不谨慎呢！我伏惟陛下聪明睿智，足以保有并临御天下；即位之初，追尊祖先，尊重礼敬大臣，停止战争、爱护百姓，慎重任官、节省费用，本来已经掌握了守成的道理。臣之所以勤恳不懈地进言，大概是因为治世安定难以依恃，而骄傲懈怠却容易产生。过去唐太宗问：‘创业和守成哪一件更难？’魏征回答说：‘从前兴起，是趁着乱世、推翻昏君，几乎可以说是上天授予、人民帮助。既然取得天下以后，很少有不懈怠骄傲的；国家的弊病，常常由此而起，所以守成并不容易。’唐太宗认为魏征的话是对的。司马光也说：‘百姓拥有十金的家产，尚且会想到这是先世积累下来的，必定劳苦自身、谨慎守护，唯恐失去。享有祖宗夺取并拥有四海的基业，将要传给无穷后世，应该怎么办呢！’伏望陛下以司马光的话为鉴，以唐太宗的发问为准则，哪里只是宗庙社稷的福分，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至于圣明的子孙，既然明白守成的根本，就不能不更新施行的方法。臣冒昧略举四点来说：继承武功，平定祸乱而统一天下的，是开创并垂示传统的祖先；崇尚文德，以柔和的方式治理国家的，是守成的君主。仁义礼乐，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仁，是政治所具有的德性，用来固结亿万百姓容易动摇的心；义，是处理事务的制度，用来明确政务中本来应当遵循的适宜原则；礼，是万事的节制，用来革除僭越，确定上下尊卑的分别；乐，是声音的和谐，用来荡涤淫邪，使大人的正气得到普遍浸润。这四者，是先王达到大治的重要方法，关键只在于怎样运用它们罢了，希望陛下明察。清澄心志 心是一个人的主宰，一切善行都从这里产生。只有澄澈治理内心，使它不被物欲遮蔽和迁移，才能使耳目聪敏，意志思虑精纯专一。人君的内心包容一切思虑，统筹八方；如果不能澄澈治理，稍有一点差错，国家的得失就系于此。过去二帝三王传授治国之道，以心为根本，然而也不过是说执守中正、建立中正罢了。所说的‘中’是什么？就是没有过失。合乎中正，就是公正的天理；超过中正，就是私欲的人心。国家之所以能够治理，只在于保持这颗心、清澄这颗心罢了。这样一来，发生偏差的忧虑就不会产生，最公正的道理就可以得到。按照至公的道理来临御制约臣下，谁不会心悦诚服、接受教化呢？如今陛下英明睿哲，气度志向神明一般，事情没有微小到不能察知，事物没有遥远到不能照见；又能够以二帝三王执守中正为鉴，节制嗜好，远离功名利禄，使心如明镜般澄澈，光明显著地专一于德，用来照临百官。即使万般政务陈列在面前，陛下酬答应对、听取奏报、裁断事务，也将没有什么能逃过圣明的鉴察。这样对于守成和保持盈满，还有什么困难呢！勤于政务 人君代替上天治理万物，所应当效法的是上天。上天始终刚健运行、从不止息，四时运行而一年的功业完成；君主也应当效法这一点而不懈怠，这样帝王的事业才能兴盛，各项政务才能有条理。因此大禹兢兢业业地勤劳于国事，光明的德行流传下来，成为百王的法则；唐太宗勤勉不懈地治理国家，贞观年间具有三代的风范。后世作为君主的人，难道能不以此为鉴吗？军国大事，每天都有万般机要，必须按时陈奏，使君主及时听取、鉴察。如今殿庭庆宴已经有确定的仪制，临朝视事的礼仪却长期废缺而没有实行；实行它正当在今日。勤于政务的实际行动，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崇尚俭约 上位者俭约，下面就丰足；上位者奢侈靡费，社会风俗就凋敝，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先皇帝崇尚俭约，比如重视重紬、缯帛而轻视苎麻衣服，去掉金饰而采用朴素的鞍具和鞋履，服饰器用以及婚嫁，一切都有制度限制。只是由于奉行这些制度逐渐疏远，不能没有稍稍松弛。如今臣民的衣服等同于贵戚，婚嫁聘财超过公卿之家，其中有僭越礼制、暴殄财物而无力供给的。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天下富足安定，风俗淳厚，大概正是因为向天下显示敦厚朴实，并且率先实行的缘故。如今陛下刚登大位，崇尚俭约、革除奢侈，是当前最紧迫的事务。况且上天所生的财物，必定只是供一代人使用。如今国家的财赋极为广泛，每年却难以维持供给，大概是因为所办的事务超过了财力。因此目前的办法，应当减少事务、节省用度，按照收入确定支出，把超过财力的耗费作为戒惧。过去金世宗时期，有人因供给不足而请求增加，世宗说：‘你们真愚蠢，竟不知道府库里的财物，都是百姓的财物；我只是总管并主持它们，哪里敢胡乱花费！’直到今天，这句话仍被称为君主治国的至理名言，难道能不引以为鉴吗！谨慎发布命令 臣听说，号令是用来布施德泽、疏通壅塞、使法令合乎天道而顺应民心的，就像上天的雷霆，一旦发出便不可遮掩。所以《尚书》说：‘谨慎地发布你的命令；命令一经发出，就只应当实行，不应当反复改变。’唐太宗也说：‘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应当永远作为准则，必须审慎确定，不能轻易发出。’如今陛下接受天命，革新政局，各项事务刚刚开始，官吏百姓奉行法令，都期望达到大治，难道能不谨慎并使之统一吗？如果有政事一定要改革，有事务确实应当施行；应当出自皇帝的内心决断，并征询辅弼大臣；考察祖宗训诫，成例就明确；符合民心，便能妥善协调。这样施行，既谨慎又统一，那么威严就会肃整，百姓就会信服，君主尊贵而国家安定。又按照旧例，军国事务由尚书省与御史台一同奏闻，如果有不妥之处，就共同议定，采取各方所长。当时这样实行，十分便利有益。如今各部门分别专门上达，彼此既不通报，事情有时就会阻塞而不得不改易，这对于大体制度不能不有些损害。应当重申旧例，同时防止政令壅塞蒙蔽，天下就会得到福祉。建立法制 法，是辅助治理的工具，一天缺少它都不可以。纵观古代，每一代都有已经制定的成法，子孙守护而不失，如周代的三典、汉代的九章就是这样。如今国家拥有天下已经六十多年，大小法令却还没有议定。朝廷内部有宪台，是天子执掌法令的机构；朝廷外部有廉司，是州郡执掌法令的官吏；这些都是专门掌理刑法的官员，却没有可以遵守的成法，就好比有医生却没有药。至于公平地审理刑罚、议定判决，往往临时斟酌办理，难免在酌量准拟上出现差错，彼此之间也有轻重不同。臣愚以为，应当把先朝拟定的律令颁布为元年新法。这样，法令就不会有两套标准，轻重也能恰当，官吏知道应当遵守什么，百姓知道应当躲避什么而难以犯法，这也是继承祖宗事业的大事。重视台谏

译臣听说，台谏是天子的耳目，是朝廷的纲纪。耳目聪敏明察，政事就没有壅塞蒙蔽；纲纪振作严明，朝廷就会肃清。正因为关系如此重大，所以不能使它的权力轻微，也不能使它的气势受到沮丧。否则，聪明的耳目自然会被遮蔽，纲纪自然会松弛，还能依靠什么呢？台谏的职责专在纠察弹劾那些令人不悦的人。近年以来，被纠察的人想要减轻自己的罪责，反过来进行诬告，权臣便因此压制台谏，什么手段都用尽；最终查明没有实据时，多数也没有抵罪受罚，致使邪气反而更加盛行，正直之人闭口不言，根本在朝廷内部被动摇，枝叶在外部也跟着枯萎，严重失去了御史台执掌风纪的大体。因此古人有话说，鹰隼捕获禽鸟，猎人要跟随保护；否则鹰隼反而会被猎物伤害，怎么能不牢记呢！过去裕宗皇帝在东宫听理政事时，明察到这种情形，竭力加以扶持。如今陛下即位之初，特别加以倚重，一切施行都遵循旧有章程；如果长久这样坚持，哪里只是能够整肃朝纲、使天子的耳目有所凭借，也能使执法明确而威严的道理完备。臣愚昧而上表陈说这些，是为天下庆贺。选拔士人 我伏念先皇帝在潜邸到登极的四十年间，招引出身卑微而有才德的人，寻访贤能之士，几乎没有一年空过；获得士人的数量，在这个时期最为盛大。由于选拔难以精当，任用也常常不合适，设置科举取士一事，过去曾经有过确定的议论。计算古今治国之道，良法和美意，大体都已经施行遍了，唯独这一项还没有来得及实行。近来读到诏条中节略记载讨论科举法的内容，可以说已经得到先帝遗留下来的旨意了。通过科举选取士人，历代都曾讲求，既公平又恰当，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如果按照至元十一年已经确定的考试程式和格式举行，十分合宜。但是科场停办已经很久，要取得实际效果，实行时不能草率。必须先整顿学校，选任教官，挑选生徒，限定若干年限，然后才可以考试。这样就能够得到真正有才干的人材，以备国家无穷尽的使用。臣愚昧之所以进言，是因为选拔人才，是当前最紧迫的事务，不能拖延。近年世祖皇帝和裕宗皇帝之所以将要实行却没有来得及实行，⟦天：疑有衍文或缺文⟧其用意⟦者：疑有衍文或缺文⟧，或许是想把这件事留给陛下，以帮助它成为今日守成致治的根本吧！慎重授予名位爵禄 《尚书》称官职爵位是上天所定的秩序，君王不能把它们私自授予他人。为什么呢？因为要砥砺世人、磨炼庸才、鼓舞一代人，使天下人奔走效力，正是依靠这些。只有贤能兼备的人，才授予官爵；即便如此，还担心得来太容易就会轻视它，轻视它就会使人不尊重它，人们不尊重君子而小人就会乘势而来。如今四海如同一家，天下空阔而没有大事，收拢并掌握威权，正是现在。朝廷应当重视并珍惜官爵，不可轻易授予。有人说，像李唐末年那样，让某些使职兼带宰相名衔，起初并没有分省的实际权力，这是为什么呢？既然远离朝廷，哪里容许另设省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金朝灭亡后南渡时期的权宜办法，不能奉为定法。对于有功勋的人，应当像汉、唐那样封赏并加授官爵。有功劳的人用官爵酬报，有才德的人授予职务，这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从未听说把辅相的职位作为赏功的官爵。应当考明典章旧例，另行议定施行。明辨赏罚 赏罚是国家的重要权柄。只有先确定政务的体制、确定官员员额，重要权柄才能实行，才能依据成效责求官员。古人是为官职选择人才，后世却是为人才设置官职，冗员泛滥正由此而来，政务根本也因此不能确立，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所以唐太宗贞观元年首先明确治理的根本，任用贤能、裁去冗员，确定文武官员只有六百多人。金世宗即位之初，专门以清廉能干来要求下属，派官员分头考察州郡，以三等标准明确升降。【加以升迁擢用；贪污泛滥、不称职的，第一等一律罢免，第二、第三等也都解除职务。】近来听说诏令有关部门裁减官员、增加俸禄，正是要淘汰冗员、供养能吏，意思就在这里。前些年也曾经裁定过，但因为事情重大、责任很重，实行得不够彻底。如今这项举措如果不是出自皇帝的决断，先确定体制再施行，恐怕与前时没有不同。因此臣说：裁减冗员不如议定新制度，要求官员清廉能干没有比明确黜陟更好的办法；对内应以唐太宗为法，对外应以金朝为鉴。这样一来，谁不会受教化而振作奋发？或许可以使名声和实际都得到，逐渐消除苟且因循的弊病，使贞观和三代的风气大为确立；革新治理的成效，恐怕不会只在前代才有。” 作长远考虑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继承帝位以来，时令调和、年成丰收，各地安宁，可以说既安定又治理得好，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然而自古以来的明君从不满足于眼前的安宁，常常存有深远的忧虑，因为祸事产生于细微之处，祸患形成于被忽视的地方。所以《易经》以脚踩初生薄霜预示坚冰将至，《尚书》以事情尚未显现就应谋划为戒。贾谊又说：‘天下是一个大器物，把它放在安稳之处就安稳，放在危险之处就危险。’再就当前情况来说，如防备边疆，〔广泛整顿马政，谋划储备兵器粮饷，远方谨慎设置侦察哨；〕安抚新近归附者，〔颁降德音，选择守令，平息盗贼；〕防备水旱灾害，〔恢复常平仓，广泛储备积蓄，谨慎修筑堤防；〕敦厚社会风俗，〔兴办学校，推行孝廉，重视德义，抑制游荡懒惰，禁止奢侈僭越；〕肃清官吏，〔表彰清廉能干者，杜绝请托拜谒，禁止官吏经商，抑制贪婪鄙陋。〕这些可以作长远谋划、深思远虑的事情，难道都没有吗？关键在于探究尚未发生的情况，谋划应当安排的措施；这样，达到治理、保全国家就不难了，还会有什么眼前的忧虑和紧迫的祸患呢！所以《左传》说‘要从长远谋划’，又说‘君子考虑祸患而预先防备’，都是圣人以长远为虑。幸望陛下明察，不要把眼前的安宁当作真正的安宁，而要警惕地以长久的治理和安定为虑；恐怕先皇帝托付天下、留下遗志的本意，正在这里。” 臣又听说：‘愚人千次考虑，也必有一次可取；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会选择其中可用的。’臣所进的言论固然迂阔浅近，假如其中有一条可以采纳，能够从臣这里开始，那么忠言正论就会不断地有人进献。唯愿陛下省察，臣不胜俯伏待罪、恐惧至极之情。臣王恽冒死再拜谨言。（录自《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十九，明刊修补本，收入《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下同） 贡举议

译贡举人才，起始于唐尧、虞舜时期，制度完备于周代。汉朝兴起后，采用孝廉、秀才等科目，以经学和时务策问考察士人；州郡以小额限制每年贡举的数量，又用赏罚要求长吏尽力选取人才，使人才更加精良，这仍然是古代贡士的制度。经历魏朝直到北周，中间虽因时势不断改革，制度本来就不统一，但总的说来没有超出汉代制度的旧范围。到隋朝才开始设置进士科，以程文考试；这是时势和风尚所决定、不得不如此的事情。到了唐朝，有明经、进士等科，既考明一部经书，又考程文和对策；中选的人虽然不多，但号称能够得到人才，甚至有‘龙虎将相’的称誉。明经科制定的法度浅显，容易中选，当时也不很受重视。又另设制科，用来等待天下特别出众的人才。因此前宋改明经科为经义科，其赋义考试的法度严密完备，考核公正恰当，到金朝灭亡时达到了极致；后世有些制度是不可废弃的。然而评论程文的人认为，士人的学问来自剽窃，不能根本依据经史；士子投递文书自我推销，品行声誉也少有可闻，廉耻之道丧失，这与三代贡举士人的制度相去甚远。恭逢圣明天子初临大位，正当继承先帝基业、遵守成法，把设置科举、选取士人作为当务之急。若只是采用先皇帝已经制定的法度，因时制宜，便可以举行施行；如果要超过前代，创立新的制度，难道可以不详细思考，推究其始末，斟酌古今而论定吗？古代贡士大多从学校中选出，后世却不考察经术和品行，只采集虚浮的声誉，沿袭荐举制度，习惯把它当作私人的恩惠，不顾公共的正道，这是最不可取的。不如采纳唐代杨绾、宋代朱熹等人的议论，参酌采用，施行于今日。杨绾的办法说：命州郡察访那些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讲信重义而且通晓经学的人；州府考试他们所学习的经业，贡送到礼部，考试经义十条，回答时务策三道，全部通晓的列为上第；经义通晓八条、策论通晓二道的列为中第；《论语》《孝经》《孟子》合起来作为一经。朱熹的主张说：把各部经史分科，如《易》《诗》《书》《周礼》、二戴《礼经》以及《春秋》三传，各自作为一科；又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分为四科，并附在大经之后，每年逐项考试，及至廷试策问，也兼用经史，按照自己的见解作出判断，以说明当时政务的得失。我认为，谋划今日之事，应该先选用教官，规定以通晓经史作为所习科目；根据州郡大小限定生徒人数，选拔才智出众、品行没有污点的人补足名额；按照生徒人数规定期限，使他们充分遵循学习的方法，然后由州郡官员考察品行、考核学业，务求精审恰当，贡送到礼部。经试与经义合为一场，史试与议论合为一场（题目只从三史以内出）。廷试策问兼用经史，按照自己的见解作出判断，以说明当时政务。这样，士人就没有不通晓的经书，也没有不学习的史书；他们的进退和任用取舍，全都出自学校。既恢复了古代的正道，又革除了历代虚浮文辞、妄行荐举的弊端，一定能收到实学适用的成效，岂不是伟大吗？至于另外依据诗赋设置科目，已经实行很久，学习它的人也不宜突然停止。等经史实学兴盛起来，诗赋科目自然会受到限制。翰林学士王恽谨慎提出此议。（录自《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五） 进呈《世祖皇帝实录表》。臣某等说：臣听说，典谟记述尧舜的功业，使其名声显著；方册铺陈文王、武王的政绩，使其功业和声誉昭明。自汉、隋以来，直到唐、宋，都有可信的史书，用来留给后世。世祖皇帝功业广大，震耀当今、光照古代，只有善于记述，才能首先加以发扬。臣等诚惶诚恐，叩头再拜。恭惟世祖皇帝仁慈孝友、英明睿智，谋略深远而决断果敢。早在潜邸之时，就有志于安定百姓。培植国家根本，辅佐治理皇纲；礼聘德高年长之士，讲明治国之道。起初平定大理，随后再次驾临长江流域；所到之处教化流行、神明感化，往往有征无战。等到在滦水飞龙升天，定鼎于上都，便革除弊政、焕然更新，扩大仁爱之道，对各方一视同仁。规划宏大深远，朝廷内外清明。对内创建宗庙，设置台省，整顿政令，擢用贤能；对外整治军队，严格约束边将，宣扬威势和恩德，使蛮夷羌族柔服。加之圣明无所不通，明察无所不照；以勤俭朴素守成，以慈惠和厚养民；收揽权柄纲纪，综合考核名分与实际。赏罚公平而不过滥，号令发出便坚决执行。万物相连相依，群雄都被纳入掌握之中；削平四方土地，统一治理中原。各地仰慕义理、归向风化，声威教化遍及朔方、南方；即使翻山渡海前来，贡赋也不分远近。当时又将开设学校以劝勉农桑，考订制度以振兴礼乐。国号体现乾坤一统的意义，诏书文辞焕发如奎宿、壁宿的光彩。用尽国库所有来铸成战功，不等筹算便救济百姓的困乏；听取意见而选择善言，彰明德行而宽缓刑罚。聚集福泽赐给百姓，遇到贤才便任用，遇到奸邪便警惧。所得之治合于《洪范》“惟皇”之理，超过周宣王修明政事的勤劳。因此时令调和、年岁丰收，百姓安居，官吏各供其职。这都是因为帝德周遍，如天之广大运行，所以至公之道普遍施加而没有边际。可以说是文治使天下太平，武功平定叛乱。继承一祖四宗的志业，兼有三皇五帝的功绩；开创基业、建立纲极三十五年，制定常经、铺陈纲纪，所办政事达二万多件。由于皇帝谦让，来不及完备记录，所以编纂修订尚未完成成书。恭逢皇帝陛下，敬慎地继承先帝遗留的谋略，振作精神谋求治理，急切地以成法为鉴，思念继承先帝的盛名。陛下深切下诏给臣下，命我们编修实录。我们心存宗庙，凝聚孝思，如同亲见先帝于羹墙之间；开设史馆，增置官僚，命各司大规模搜集整理图籍。编纂材料已经丰富，搜访也更加详尽；采集时政记录，参取起居注。扩充整理初稿，增补过去未见、罕闻的内容；承受皇帝诏令，使文字删繁就简。我们俯下身竭尽管见，仰体皇帝的心意；完全删略浮华文辞，只保存实在事实。其中宴飨会同、征战讨伐、文物典章，灿然陈列出三代的英华，茂盛地开创了万世的基业。至于才德兼备、孝顺廉洁的士人，忠良与奸佞的臣子，版图所载土地和户口人口的繁盛，财赋、畜牧的富足兴盛，也都谨慎依照条目记载，大致没有遗漏。现在编修完成的《世祖皇帝实录》共二百一十卷，《事目》五十四卷，《圣训》六卷，总计二百七十卷。谨慎缮写成二百七十帙，用黄绫夹裱封装完整，随表进呈皇帝。臣等幸而任职台司，又有幸承担这一盛典，回顾自己只是执笔记载；才学哪里有三长之处，只能勉强进献粗陋的文辞；希望或许能有一点所得，冒昧烦扰圣上听闻。内心实在惶恐戒惧。臣等怀着仰望上天、瞻奉圣明的至诚和激切惶惧之情，不能自已。谨奉上此表陈述进呈，请圣上知悉。臣等诚惶诚恐，叩头再拜，谨此上言。元贞元年六月某日，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臣等上进。（录自《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六十七） 陈天祥。

译论赦令足以滋长豢养盗贼（篇名为编者所加）。古代盗贼兴起，各有各的原因；除了年成不好、发生饥荒，可以归咎于天时，姑且不论，其他如战争不止、徭役屡兴、搜刮财物没有满足、刑法紊乱之类，都是群盗兴起的原因。其中保护、抚恤并滋养盗贼的，赦令就是一种。赦令是小人的幸运，却是君子的灾祸；一年两次赦免，善良的人反而不敢说话，前人对此已经说得很详尽了。那些强横凶暴的人，各自拿着兵器杖棒，杀人夺取财物，不顾自己的性命；有关官员竭力擒捕他们，朝廷却施加恩典将他们释放。他们早晨刚从囚具中脱身，晚上就又去抢劫；朝廷又催逼、责令有关官员，限定期限追捕。盗贼全都习惯了这种情形，把它视为常事，既不感恩，也不畏法，凶残叛逆，性情已经顽固定型。确实不是善政教化所能改变的，只有用严刑才能制伏。（录自《元史》卷一百六十八《陈天祥传》，中华书局校点本，下同） 征讨西南夷疏。用兵有不得已却不能停止的，也有本来可以停止却不停止的。只有在能够停止时就停止，才能使兵力长期保持强盛，用来应付不得已而不能停止的战争，这才叫善于用兵。去年，行省右丞刘深远征八百媳妇国，这就是本来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的战争。那里是荒远边裔的小国，远在云南西南数千里之外；土地偏僻贫瘠，没有什么用处，百姓都顽愚无知，攻取它不足以获利，不攻取也不足以造成危害。刘深欺骗皇上、蒙蔽下属，率兵讨伐，经过八番时纵横恣意，倚仗威势力量，残害百姓；途中发生变乱，所到之处都反叛。刘深既不能控制乱局，反而被乱局控制；军中缺粮，士兵彼此相食，计策穷尽、形势窘迫，仓促退走，土兵跟踪攻击，以致大败。刘深抛弃军队逃奔，仅仅保住自身性命；损失士兵十分之八九，丢失土地一千多里。朝廷再次调发陕西、河南、江西、湖广四省各军，派刘二霸总督，图谋收复叛地。湖北、湖南大规模征发丁夫，运送军粮，到播州交纳。正式服役的民夫和挑担自带粮食的人合计二十多万。正值农忙时节，却兴起这样的大役，驱赶愁苦的百姓，往返数千里，其中什么事情不会发生？有的所负担的米粮能够全部运到，当然算是幸运。然而数万军队只依赖这一次运输的粮食，从今以后又该怎么办？近来询问西征失败的士卒及其将校，颇为了解西南远夷的地形：重重山岭，陡峭溪涧，幽深森林，竹木丛生，而且都有长刺。军队行进的道路就在其中，狭窄处仅能容一人一骑；向上好像登天，向下好像入井。盗贼如果凭借险要地势拦截攻击，我军即使〔原文缺字〕，也难以施展。又有毒雾瘴气，都能伤害人。各部蛮夷既然知道大军将到，如果都清空田野、远远逃遁，再扼守险要来拖疲我军，军队或许前进不得，旁边又没有可以掠取的物资，士卒饥饿，疫病流行而死亡，就会形成不经交战便自行困厄的局势，这是不可不深思的。况且自从征伐倭国、占城、交趾、爪哇、缅国以来，近三十年间，不曾见到取得一尺土地、一个百姓归附的益处；计算所耗费的钱财、死亡损失的军队人数，哪里说得尽呢！去年西征以及如今这次行动，也同样如此。前面的教训并不遥远，并非难以看见。军队劳苦，百姓受扰，还看不到休止的期限；只是为了刘深一个人，这就是灾祸的根源。又听说八番、罗国的人，先前受到西征军队的侵扰和残害，抛弃生业，相继逃亡反叛，对刘深的怨恨深入骨髓，都想把他的肉割下来分食。人心都厌恶他，上天的意旨也憎恨他。只应当上承天意、下顺人心，尽早治正刘深的罪，再下明诏，把圣朝数十年来抚养他们的恩德昭示给那一方，并且晓谕从今以后不再发动远征。用这个办法招抚他们，自然会有相继归顺的一天，使他们的官民上下都知道，不必再使王师远道劳苦，去同区区小丑争一时的胜负。从前大舜退兵而苗氏归服，充国暂缓用兵而羌人安定，这些事记载在经传中，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就今日的计策来说，应该暂且把军队驻扎在边境附近，使水路远近都能通行；可以使用盐引、茶引，或者使用现钞，多提高米价，以和平交易购买军粮。但必须法令严明，官府不失信，这样就能使运米船只遮蔽江面而上，军队自然有足够的粮食，百姓也不受扰害；对内安定根本，对外巩固边疆。以我们的镇静，抵御他们的猖狂；施布恩德使他们归心，蓄养威势来制约他们的力量，长期坚持，逐步使他们服从。这是王者之师，也是万全的利益。若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想停止也不能停止，那么也应当考虑此事关系重大，审慎详察成败，计算确定后再行动。那些溪洞诸蛮，各有族类；如今聚集在一起的，都是乌合之众，必定不可能长久同心与我军为敌。但逼迫他们，他们就互相救援；放缓行动，他们就彼此猜疑。应当用计使他们互相结怨，等待出现可以乘隙而入的机会、我军可以出动的时机，再慢慢命令各路军队同时进发。服从的，用仁德施恩；抗拒的，用武力威慑；恩威并用，事情才容易成功。若舍弃恩德而专任威势，重蹈刘深失败的覆辙，只恐将来的祸患会比今天更严重。（录自《元史》卷一百六十八《陈天祥传》） 李元礼。谏阻皇帝巡幸五台。臣听说古人有句话：“天下的得失，百姓的利害，国家社稷的大计，只要是所见所闻而又不属于职司管辖的事情，宰相可以实行，谏官可以进言。”如今朝廷虽然不设置谏官，监察御史的职责正当言路，也就是谏官，怎么可以坐视得失，却不说一句话来帮助圣明的治理，即使只有万分之一呢？

译臣听见五台正在创建寺院，土木工程已经兴起，工匠和服役民夫不少于数万人。附近数路的州县供给和运输负担繁重，男子没有空闲耕种，女子没有空闲纺织；各种物品价格飞涨，百姓将有无法生活下去的了。又听说太后亲临五台，布施金钱财物，广泛资助祈求福报，这件事有五项不可行之处。为什么呢？现在正值盛夏，庄稼正在茂盛生长，百姓一年的生计完全仰赖秋收。太后随从经过时，车马成千上万，不可能没有践踏损害，这是第一项不可行。太后年事已高，却亲自劳累圣体，往返暑热道路数千里；山川险恶，也不避风吹日晒，轻率地冒犯雾露，万一调养不当，后悔就来不及了，这是第二项不可行。陛下即位以来，遵守祖宗成法，正是兢兢业业、守成持盈的时候；皇上的一切举动，都必须记录在史册中，留给万世作为法则。若记下来的事情却不合乎法度，那还要它做什么，这是第三项不可行。财物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全都出自百姓。如今朝廷的费用比过去增加百倍，又要劳民伤财来供奉土木工程，这是第四项不可行。（“今朝廷费用，百倍昔时”，北京图书馆藏明永乐内府本《历代名臣奏议》作“今日支持调度，方之曩时百倍”。） 佛是本来出自西方的圣人，以慈悲方便作为教义，不同万物争竞；即使用尽天下珍玩来供养他，他也不因此高兴；即使没有任何东西献给他，也不因此发怒。（“虽穷天下珍玩供养不为喜，虽无一物为献亦不为怒”，北图藏本作“虽穷天下珍玩奇宝不为善，虽无一物为献而一心致敬亦不为怒”。）如今太后为了国家、为了百姓，尊崇奉祀佛教以祈求福报，福报还没有得到，却先使圣体劳苦，又使圣天子荒废早晚向太后问安的礼节，牵动思念亲人的情怀，这是第五项不可行。臣希望太后在半路回转车驾，端坐深宫；以节俭培养德行，以安静保养精神；对上遵循先圣先后的美好典范，对下成全圣天子的孝心，也慰藉天下百姓的愿望。这样一来，即使不祈求福报，福报也会自然到来。臣元礼谬居言路，不避僭越，反复恳切进言而不停止，实在是因为臣子爱戴君主的心情迫切，希望陛下能够有一次听悟。与其承担不进言的罪责，宁愿获罪于敢于进言。天下幸甚。（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永乐内府本） 尚文。论蒲口不堵塞的好处（篇名为编者所加）。长江万里从西面流来，水势湍急凶猛；流到盟津以下，地势平坦、土质疏松，河道迁徙不定，失去大禹时的旧河道，成为中原的祸患，不知有几千几百年了。自古以来治理黄河，处置得当，就用力少而祸患来得迟；事情处理不合适，就用力多而祸患来得快，这是不变的定论。如今从陈留到睢水，东西一百多里，南岸旧河口有十一处，已经堵塞的两处，自然干涸的六处，仍与河流相通的三处；河岸比水面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旧堤处，水面比田地高三四尺，有的高低相平。大体上南岸高于北岸约八九尺，堤岸怎么能不毁坏，河水怎么能不向北流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蒲口如今有一千多步宽，水流迅疾向东，进入黄河旧河道，流行二百里，到归德横堤之下又汇入正流。若强行〔原文有疑误字“▯垔”，语义不明〕堵遏，河流上下决口溃散，工程就不可能成功。衡量今日的办法，河北的郡县应顺应水势，向远处修筑长堤，以防御泛滥；归德、徐、邳三地的百姓应避开冲决溃口，听任他们迁往安稳便利之处。遭受水患的人家，应当在河南退滩地内拨给田亩，作为永久产业；以后河水在其他地方决口，也照此办理。如果确实能够实行，这也是一时救荒的良策。蒲口不堵塞为便。（录自《元史》卷一百七十《尚文传》） 袁桷。进呈《郊祀十议》的奏状。袁桷近来承奉敕牒，授予前面所说的官职。接受任命以来，实在暗自战栗流汗。自认为是平庸愚钝、浅陋的儒生，隐居在海滨，平日所学习的，不过是雕虫篆刻一类的文辞，用来粉饰自己的浅陋。我实在没有想到会得到擢拔任用。抚心回顾自身，越发积累惭愧羞惭。想要向上报答朝廷万分之一的恩德，于是退而衡量平素志向，愿意把这些意见呈上。我私下反复思量，国家车书制度统一之后，声名文教已经彰明，典章制度也完备；讨论礼制、考订文辞，实在是圣明朝廷的根本大事。如今正是观察古今礼制的会通之处、施行典礼的时候。然而因循等待，已经将近三十年，难道不是因为看到了历代礼仪文饰的繁多、费用的浩大，所以一直没有举行吗？我曾经考察五经的原文，比较众说的异同，发现自汉代以下，实在是由于郑玄的注释错杂混淆，才始终不能恰当。至于郊坛神位的奢侈，祭祀用的牺牲、酒器不断增加，也都出自东西两汉的旧制，增益越多，古礼丧失得越厉害；有关官员更加害怕费用，便不敢议论。若说每年必须亲自祭祀郊天，往下直到唐、宋，即使天下太平极盛，也尚且不能做到一年一祭，那么历代的施行情况足以说明这并不是五经所规定的正礼。从前叔孙通奉汉高祖的旨意，制定郊外的礼仪，唯独鲁国的两位老儒没有到场。当时秦朝刚刚断绝学术传统，既然鲁国两位老儒被称为懂礼之人，那么他们补充残缺、纠正错误，应当不至于像叔孙通那样只会编结茅草来象征礼仪而已。所以先儒惋惜两位老儒没有前来，却又议论他们过于迂腐耿介。至于《金马碧鸡颂》和茂陵封禅之书，我虽然愚昧卑贱，估量自己也不敢写。只是怀着一点微薄的见解来陈述，实在是因为郊祀是国家的大事，不应当疏略而长期不加讨论。如今翰林是清要亲近的官职，典章文物全都从这里制定；有贤能严肃和正的人参与讨论、润色，不必担心礼制不能完备。我谨献上所作的《郊祀十议》，用来补充缺失，完备本朝礼制，阐明郊祀的根本，其中或许有所帮助。至于升降、燔燎等仪式，以及礼文繁简丰约的差异，不是这十议所能全部说明的，应当另行具文献上；知道纲领，枝目也就可以明白了。将仕佐郎、翰林国史院检阅官袁桷谨上奏状。

译《郊祀十议》序。五帝不沿用同一种乐制，三王不袭用同一套礼制，这种因革变化由来已久。损益变通的原则，其宗旨却是相同的！嬴政灭绝三代典礼，凭主观臆想制定制度。礼经废残缺失，残灰断壁般的文献到了西汉才被收集整理，名义上说是继承周代，而祠祀祭礼却广泛扩张，实际上都承袭秦代旧制。到了王莽尊崇信奉《周官》，后汉的郑众、郑玄二人申明解释其中名义；凡是与五经相违背的旁证曲解，也都设法使之相合。从汉代以来，谈论礼制的人全都以此为依据。我曾经整理研究经书和传文，并尊重广泛听闻、详细询问儒者的意见。先据此考证郊祀、社祀的大典，自秦、汉以来没有人提出疑问；只有合祭与分祭的异同，尚可详细考察。若郊祀不是圜丘，所祭的帝不是天帝，却沿袭旧说，最终都无法归于正道。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天也尤其不可能有两个。五帝不是人，但也不能说就是天，因此作《昊天五帝议》。祭天一年有的说九次，有的说两次，有的把变通礼制当作正礼，因此作《祭天名数议》。圜丘不见于五经，郊祀不见于《周官》，因此作《圜丘非郊议》。后土就是社，先儒已经说过却又产生疑问，因此作《后土即社议》。三年举行一次郊祀，并非古礼，因此作《祭天无间岁议》。燔柴是古经中可以见到的礼仪，《周官》把禋祀作为祭天之礼，二者意义各有侧重，因此作《燔柴泰坛议》。祭天所用牛的角像蚕茧和栗子一样小；郊祀用牲，牛为二头，这是把配祭合并来说的。《礼》由周公制定，此后没有改动；如果增加群祀而合并祭祀，就不是周代制度了，因此作《郊不当立从祀议》。郊祀含有质朴而尊崇的意义，明堂含有文饰而亲近的意义，因此作《郊明堂礼仪异制议》。郊祀使用辛日，是鲁国的礼制；通过占卜也不能使祭祀总是在辛日，正如冬至也不总是在辛日一样，因此作《郊非辛日议》。北郊不见于三礼，尊崇土地而遵行北郊，是郑玄的说法，因此作《北郊议》。广泛听闻而对疑问存缺，先圣已有训诫；我私下不自量力，揣度着妄自发表这些说法，实在感到惭愧。博学宏才的大儒，通晓上下古今，一定能够加以折中裁定并深入考证。大德五年春三月，具官袁桷作序。《昊天五帝议》。关于称昊天的说法有三种。郑玄提出六天之说，这是荒谬的，已经有人加以驳斥。王肃说祭天有两种：冬季在圜丘举行郊祭，春季为祈求农事举行祭祀；至于明堂迎接四时之气，都是祭祀人帝。到了唐代以后，人们就说郊祀配天所祭的是昊天，明堂配享上帝所祭的是五帝。更有甚者，因为这种说法不通，连《孝经》中后稷配天的原文也一并加以非难。各种说法纷乱复杂，实在是因为“天”和“帝”的名号没有分辨清楚。凡是在郊祭中所祭的称为天，在明堂中所祭的称为帝。河南程氏说：“万物的根本在于天，人类的根本在于祖先，所以冬至祭天而以祖先配享，因为冬至是气开始的时候。万物由帝形成形体，人由父亲形成形体，所以季秋享祭帝而以父亲配享，因为季秋是万物成熟的时候。”胡宏说：“天是说它的气，帝是说它的本性，这个说法是对的。所以因为祭祀在郊外，就以远祖配享，这是尊崇而不加文饰的意义；因为祭祀在明堂，就以父亲配享，这是尊崇而又亲近的意义。郑氏六天之说本于谶纬，驳斥它的人虽然用力很大，最终却没有人敢废除。”汉、魏以来，名号不一致。汉初称上帝、太一元始、皇天上帝；魏初元年间称皇皇天帝；梁代称天皇大帝。到了唐代才开始称昊天上帝，采纳长孙无忌的议论，废除了六天的谬说。后来又尊崇郑玄，却不敢废弃六天之说，大概是因为郑玄认为《星经》中的天皇就是《周官》中的昊天；上面用它来合于《周官》，下面又使它合于从祀。于是郊祀的主神称为昊天，而郊坛分为二层，又有天皇在其中。这就是郑玄的说法流传到唐、宋而不敢废除的原因。王肃说明堂祭祀人帝，当然不对；但驳斥王肃的人也始终拘泥于五帝之说，以至于认为明堂祭祀五帝的说法由来已久。有人又说禋祀五帝就是祭天，以此指责王肃，但最终仍无法归结为一种恰当的定论。我曾独自认为，五帝不是人帝，所谓人帝，是五帝的配享者。而且五帝也不是天。新安朱氏确定五帝的说法，取自《孔子家语》关于五帝的论述。天有五行，即木、火、土、金、水，分别顺应时令化育万物；五行之神称为五帝，却不敢在“帝”上再加“天”，以免混淆。唐永昌年间的敕令也说：“天不能有两个称号，帝是通用的名号。”承袭此前诸儒的说法，彼此产生同异，竟把五方之帝也称作天。从今以后举行郊祀，只有昊天上帝称“天”，其余五帝都称“帝”。用这两种说法来验证，六天之说不必攻击就自然破除了，五帝的错误也可以得到证明而不是妄说。只有黄干拘泥于郑学，认为在郊外享祭帝，而风雨调节、寒暑按时运行，不是人帝所能做到的。他不知道，五位人帝中如太皞就是人帝，五位人神中如勾芒就是人神；如今以五行之官的名号辅佐成就上帝之功，而称作五帝，又何必担心不能使寒暑有节、风雨应时呢？只是不能称作天帝，以免混淆昊天上帝的名号。陈祥道说五帝与昊天上帝无关，这个说法很正确；但他下文说到上帝时，又把五帝包括在内，这也是拘泥于郑玄之说。又说明堂的上帝兼有昊天和五帝的意义，把三者合为一体，这个说法又讲不通。只有三山林岊说：古代祭祀上帝和祭祀五帝的礼制，从经书推求，礼制没有比周代更盛的。周代祭祀上帝也称祀天，郊祀的天与明堂的上帝其实是同一个。郊祀从简，是为了报答根本、追念源始，所以以稷配享；明堂从详备，是为了盛大飨祭、报答成就，所以以文王配享。稷是王业的开始，文王是王业的成就，都是依据其类别配享。郊外祭祀称天，明堂祭祀称上帝；天是说其为万物的征兆根源，帝是说其为主宰。

译《周官》先说祭祀上帝，接着说祭祀五帝，也采用同样的仪式，是说大臣负责赞礼辅佐，有关官司准备齐全。至于圭玉和币帛，五帝各有相应的方位颜色，从未同上帝混为一谈。我曾妄自认为，《周官》没有明堂祭天的文字，先儒却一定要把它同五经合并解释，因而越发难以理解。天官太宰一职，祭祀五帝时负责掌管誓戒，后面说祭祀大神、地示也同样办理。郑玄认为大神、地示就是天地，这是把五帝置于大神、地示之上。五帝之说在吕不韦《月令》中最为盛行。先儒曾说，《周官》是战国时期的书，所以《周官》谈五帝多于谈祭天，但其中重要的礼仪，从未不与祭天并列。玉器和乐舞虽然对上帝更为隆重，但充人掌管牲牷只涉及五帝；小司寇检验镬水并投入牲体、亨人和士师为尸体沃洗以及大王盥洗，也都只涉及五帝。《诗》《书》所记载的，从未出现“五帝”的名号；尊崇上帝而贬抑五天帝，终究不是没有依据。《祭天名数议》。一年祭天九次，是郑玄的说法。为什么称为九祭？在圜丘祭祀昊天，在四郊祭祀五天帝，又设置郊祀和明堂祭祀，合计为二；龙星出现时在南郊举行雩祭祭帝，这就是九祭。王肃认为祭天有两次，说天只有一个，一年有两次祭祀：南郊的祭祀就是圜丘，在冬季举行；为祈求农事，在春季举行；这称为二祭。梁代崔灵恩尊崇郑玄而贬斥王肃，只是认为郊祭和圜丘不能合为一事，五帝之祀都同属天帝，明堂祭祀不可废止，正如大雩也不可废止。唐代以后，不属于六天之说的观点都认为正确；至于九祭之名稍有不同，则说春季祈谷、夏季大雩、秋季明堂、冬季圜丘，并在四郊兆祭五帝，合为九祭。历代对尊崇或贬斥各说的异同，不过都出自这三种说法。我独自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值得采用。郑玄所说的五天帝不能称为天，前面已经详细辨析；把圜丘、南郊分为两处，是把帝分作太微、天皇，这也不是昊天本来的名号。至于王肃所说的祈求农事，以及先儒所说的大雩，我请求进一步加以论述。考察《月令》：“元日到上帝那里祈求丰收”；《噫嘻》的“小序”说，春夏向上帝祈谷。祈谷的祭祀，不能同郊祭和明堂祭祀相比。庐陵胡氏的论述很好，他说：郑玄认为这就是郊祭，但考察《郊特牲》说，郊祭使用辛日；这里说元日、吉日，就不一定是辛日。《郊特牲》又说，郊祭是迎接最长白昼到来，注释引用《易说》认为春分以后白昼逐渐变长，那么这里还没有到春分。《易说》说三王的郊祭都采用夏历；孟献子说：“启蛰以后举行郊祭。”那么这里还没有到启蛰。孟献子又说：“郊祭祀奉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这里不祭祀后稷而祭祀上帝。由此足以说明，这只是祈谷，不是郊天的大祭。《诗》说“春夏祈谷”，难道是说郊祭吗？先儒也说，祈谷是因为百姓的粮食最为重要，有求于上天，不能同南郊、明堂并列。大雩祭尤其不应同这两种大祭一并议论。考察《春秋》的记载，雩是旱灾时的祭祀；司巫、女巫举行舞雩，都是在不得已时叹息呼告而向天求助的意思。旱情严重时甚至歌哭请求，这是礼制的变通。《尔雅》说：“雩，是号哭请求的祭祀。”《春秋》记载雩祭的惯例，三传虽有异同，大体都是记载旱灾极其严重的情况。像昭公末年，一个月内两次记载雩祭，足以看出旱灾的严重。有人说孔子记载鲁国僭越礼制，并不是这样。鲁国在雩坛举行舞蹈后游水而归，难道不是事实吗？又考察郑玄的注释，周代雩坛在南郊旁边，那么它显然不是郊天的祭坛。《诗》“小序”自欧阳氏、苏氏、朱氏怀疑并删去它，已经很久了；详细考察“小序”的笺注，可以看出先前已经对正文有所怀疑，所以笺注说：“《月令》说，孟春向上帝祈谷，夏季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是表示怀疑的话。春季还可以说是祈谷，到了夏季就不能这样说了。孔颖达的疏知道“是这样吗”是审慎存疑的话，却又引用仲夏大雩祈谷来作证，实际上是顺从“小序”的错误，不如毛氏保留疑问。祭天的礼制有常礼，也有变礼；还有因事而举行的祭祀，例如国家发生大事时告祭上帝、出师时告祭上帝，以及天地发生灾异、疾病、水灾、旱灾时，都不得不向上天祈祷。谁说雩祭旱神可以作为固定常礼呢？如今确定南郊为一祭，明堂为二祭，这是每年的大祭。至于祈求农事，虽不算变礼，却属于次一等的祭祀。吕不韦《月令》本来就有议论它的人；只是向上帝祈求农事实在不可废止，而元日的祭祀又不能同郊祭并列，所以两者都保留下来，再加以讨论。《圜丘〔非郊〕议》（“非郊”据序文补）。“圜丘”这个名称，只见于《周官·大司乐》，《诗》《书》《春秋》《仪礼》都没有记载。二戴《礼》先儒认为出自汉代儒者，今不再引用。考察《周官》，圜丘并不是祭天的场所。原文说：“凡是奏乐，圜钟作为宫音，黄钟作为角音，太簇作为徵音，姑洗作为羽音，击鼓，吹奏孤竹管，弹奏云和琴瑟，跳云门舞；冬至，在地上的圜丘演奏。如果乐曲变奏六次，天神就都降临，可以举行礼仪。函钟作为宫音，太簇作为角音，姑洗作为徵音，南吕作为羽音，击灵鼓，吹奏孙竹管，弹奏空桑琴瑟，跳咸池舞；夏至，在水泽中的方丘演奏。如果乐曲变奏八次，地神就都出现，可以举行礼仪。”郑康成解释为禘祭，又认为天神是北辰，地神是昆仑；历代相承，都说在圜丘祭天。王肃一派虽然驳难郑玄的说法，能够知道禘祭不是祭天，却又认为郊祭就是圜丘、圜丘就是郊祭，所说牵强混杂而不能确定。我考察认为：圜丘不是郊祭。圜丘不是祭天的地方，这只是郑康成的说法；既不能同《诗》《书》《仪礼》相合，对《周官》也有所违背。按照《周官》原文，只说在地上的圜丘演奏，没有听说在圜丘祭天。

译《大司乐》前面说：“奏黄钟，歌大吕，跳云门舞，以祭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跳咸池舞，以祭祀地神。”祭祀天神、地神所用的乐，与圜丘所演奏的确实不同；那么应当以黄钟、大吕、云门作为祭祀天神的乐舞，不能因为圜丘是使神降临的地方，就贸然说它是祭天的场所。祭地也应当以太簇、应钟、咸池作为仪式，不能因为方丘是使神出现的地方，就说那里就是祭地的场所。郑康成知道这种说法讲不通，于是把前文的天神解释为五帝，把圜丘的天神解释为北辰。后世纷纷沿袭他的说法。王肃关于六天的辨析又拘泥于在圜丘祭天的说法，不能详细阐明原文、驳正其错误，于是说郊祭就是圜丘、圜丘就是郊祭。所以崔灵恩、孔颖达都尊奉郑玄而贬斥王肃。《大司乐》既没有在圜丘祭天的文字，而郑氏对天神又作了两种解释，这一点无需等待辨析便已经清楚。考察解释圜丘的人，认为它是自然形成的土丘，不是人工筑成的，这种说法同《尔雅》相合。雍、镐附近的郊外也许有这样的土丘。若后代都城建在平坦之地，难道要用人工筑成土丘吗？还是筑坛来象征它呢？有人说：“圜丘祭天，郑康成一定是以此前的制度为依据。”我说：《诗》《书》《春秋》《仪礼》中没有记载的，不一定要相信。郑氏的说法本于秦始皇祭祀八神、地主的圜丘。又有汉武帝作十九章歌，在正月上辛日到甘泉圜丘举行祭祀，这两件事都不是祭天。郑玄暗中取用这些说法，却不敢明白举证其事。如果说南郊就是圜丘、北郊就是方丘，那就不知道《周官》所说的四郊并不是南郊、北郊之郊，《诗》《书》《春秋》所说的郊祭也不是圜丘的制度，不能把它们合并为一。说在圜丘祭天，只是郑氏的说法，原本并不是《周官·大司乐》的文字。陈祥道《礼书》说，祭祀一定要在自然形成的土丘上举行，以此表达敬意；燔柴、瘗埋一定要在人工筑成的坛上举行，以此完备文饰，这也是尊奉郑玄的说法，只是同崔灵恩略有不同。义宗也尊奉郑玄而贬斥王肃，但对于所谓郊祭就是圜丘、圜丘就是郊祭的错误，却不能纠正。这种说法从汉代流传到宋代，各位儒者都不过是把《周官》附会合并到《诗》《书》《春秋》中，因而更加造成后世的错误，所以我特意加以辨析。《后土即社议》。《周官》中没有祭地的文字，前代儒者对此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其中与“地”相近的称谓有五个，即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郑氏解释“地示”说：“在北郊祭祀神州之神以及社稷。”把北郊作为祭地之处，这是最重大的祭祀，不能把社和稷合在一起说。合祭社稷，是三种祭祀，并不是祭地，这是很明确的。至于“大示”，郑氏没有明确解释。有人说大示就是大的地示；如果祭地以北郊为大礼，那么更大的地示将在哪里祭祀呢？至于“土示”，郑氏说是原野、低湿地和平地之神，这也不是祭地。至于“后土”，郑氏直接说是黎民所食之土神。后土原是官名，死后成为社而受祭；又说后土是土神，却没有说后土就是社。他回答田琼时说：“这里的后土不能当作社。圣人制定礼制，怎么能把世俗人的说法写入大典呢？”这说明后土作为土神，不能说就是社。可是讲到《太祝》“建立邦国，告祭后土”时，郑氏又说：“后土，就是社神。”只有这一说法特别悖谬，历代的讹误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考察《尚书》，其中说：“告祭于皇天后土。”孔安国注说，后土就是社。《泰誓》所说的“在大社前举行宜祭”，也就是社祭。《召诰》所说的“在新邑祭社”，也是祭后土。《甫田》所说的“用社祭、用方祭”，注释说：“社，就是后土。”后土和社，都是地的称谓。现在把经文中可以作为证据的内容全部疏解出来说明。《泰誓》说：“郊祭和社祭不能修举。”《礼记》说：“在郊外祭祀天帝，是为了确定天的尊位；在国都祭祀社神，是为了陈列地所产生的利益。”又说：“郊祭是为了彰明天道”，“社祭是为了尊奉地道”。又说：“郊社之礼，是用来事奉上帝的”；又说：“要明白郊社的礼仪”；又说：“礼行于郊外，百神都各自承担职事”，“礼行于社坛，百物的财利都可以充分取得。”既然如此，社就是后土，后土就是社。郑氏解释《大宗伯》时，既把后土说成黎民所食之土，又有所疑惑而没有讲清楚；于是回答田琼的问题时，又说后土不能是社，关于这四个名称的说法彼此冲突，而方丘、北郊又被说成两处祭祀，最终始终不能确定。直到胡宏才确定郊祭、社祭的意义，认为祭地在社坛举行，就像祭天在郊外举行一样。所以《泰誓》说“郊社不修”，周公在新邑举行祭祀时，也先在郊外用二牛，后来在社坛用太牢。《礼记》说：“天子将要出行，要以类祭告上帝，并以宜祭告社神。” 而《周礼》说“以禋祀祭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祀社稷”，却没有另列地示的祭位。“四圭有邸”，“舞《云门》来祭祀天神”；“两圭有邸”，“舞《咸池》来祭祀地示”，却另无祭社的说法，由此可知郊祭是与社祭相对的。后世既设置社坛，又另立北郊，这是错误的。这种说法足以破解千古以来的疑惑，所以新安朱氏解释《中庸》的郊社，也把社看作祭地，采用胡氏的观点，只认为胡氏废除北郊的说法不正确。我认为：北郊不见于经书，只见于郑氏。郑氏所说的北郊，并不是冬至在方丘举行的祭祀。驳斥郑氏“神州”说的人很多，却不能辨明郑氏设置北郊并无经典依据；极力攻击合祭说的人，也不攻击把祭地称为郊祭的错误。这种说法始于王氏所谓“郊以祀天，社以祀地”，把郊说成祭地之处。我知道这种说法不出于六经。《春秋》记载鲁国的郊祭，只说祭天，从未听说鲁国有祭地的郊祭。社坛使用牲畜和币帛、处在两个社坛之间，这些都是天子的制度。说鲁国僭越举行郊祭、社祭可以，说鲁国郊祭是祭地却不可以。《云汉》诗说：“祈求年成非常早，方祭社祭地也不迟。”

译又说：“从郊外走到社宫。”这里的宫，就是社宫，是告祭天地的礼仪。郊宫分为两处，那么《诗经》所说的郊也不是祭地。朱氏也说：“《周官》只说祭祀昊天，没有说祭祀后土；前代儒者认为祭社的说法是正确的，而他们说《周官》礼敬大神、祭祀大示，都没有明确文字。”这说明他深深怀疑《周官》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书。有人说，社祭不足以涵盖全部祭地之礼；这大概是因为诸侯、大夫也都可以立社，所以由此产生疑问。考察《大宗伯》：“王举行大规模封赏时，先告祭后土”，又说：“建立邦国时，先告祭后土。”这里称为后土，是建立国家之初的称呼，如《武成》所说告祭后土就是这样。左边祖庙、右边社坛，是亲近地神的做法；这说明“社”这个名称是在告祭后土之后形成的。前代儒者说，尊贵者不能有两个最高对象，所以事奉天的礼制明确只由天子实行，不能有第二种；地神的察验则向下通达庶人，并且有公社和私社之分。胡宏说：“诸侯不敢祭天，就像支庶不敢继承始祖一样；诸侯可以祭地，就像支庶各自奉自己的母亲一样。”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而且社有等级差别，以下到州、党、族、闾，等级越低，社就越小。只有天子的王社是为天下百姓而设立的。关于王社的说法，孔颖达疏说：“书传中没有文字记载，无法考察其说。”陈祥道解释社与后土的区别，最终仍拘泥于郑氏，甚至说“建立邦国先告后土”不是社祭，却不知道社坛尚未建立时，难道不能称作后土吗？关于祭天不必隔年举行的议论 古代祭天一定每年举行。隔三年才举行一次郊祭，并不是古制。那么为什么要三年举行一次郊祭呢？三年一次的礼制始于汉武帝。他祭天不在泰坛，而在甘泉宫。祭坛有八角，席子有六种色彩，装饰有纹彩雕镂，玉女乐器和石磬各具奇异，鸾辂、骍驹极其华靡，瑄玉、宝鼎极其华美；礼仪如此奢侈，役使百姓又如此劳苦，怎么能不三年才举行一次呢？到了后世，不追究这种制度的根源，反而只议论末节，三年一次的祭祀尚且不能举行；能够实行的，如唐太宗，享有国祚长久，也不过实行了三四次。到宋仁宗以后，才得以遵行三年一次的制度。三年祭祀一次本来已经不能算古制，那么一年或两年举行一次，就更加不合礼制。苏氏说：“秦汉以来，天子的仪仗器物一天比一天增多，只增不减，直到今天，已经不再像古代那样简朴了。如今所实行的都不是周礼。三年一次郊祭，不是周礼；郊祭前两天告祭原庙，前一天祭太庙，不是周礼；郊祭后大赦，不是周礼；优厚赏赐诸军，不是周礼；从后妃以下直到文武官员，都可以荫补亲属，不是周礼；从宰相、宗室以下直到百官，都有赏赐，不是周礼。” 前代儒者又说：古代的郊祭，是用来事奉上天、报答根本、追念始初，并教导百姓尊崇君上的。天子在祭期之前斋戒，命冢宰告诫百官并亲临主持事务，这是最尊贵的事。近世却变了，三年才举行一次郊祭，所办理的事情只是赏赐军队和众多士卒罢了。既然办理的是军队和众多士卒的赏赐，就确实不能专心享祀上帝，也不能专一报答根本。郊祭，是为了报答一年生养万物的功德，难道要三年才生养一次万物、三年才报答一次吗？古代大路车朴素无饰而铺蒲席，大圭不雕琢，大裘不加文饰，祭牲用蚕茧般大小的牛犊，祭器用陶器和匏器，这是认为德性和产物都精微，器物必须与之相称，所以外在文饰极简而内在诚意极深。近世盛行装饰鸾辂、冕服、珠玉、金帛，只怕不华美；宫中临时设置观宫，供一夜使用，只怕制作不精巧。外在文饰极繁，耗费极大，这难道是使天神降临的本意吗？这样看来，汉代以后郊天的礼仪都不是古制。若礼乐经过百年才兴盛，确实能够实行三代礼制，使用蚕茧般大小的牛犊和陶匏器，费用并不太大；废除坛阶以及从祀的祭位，只以始祖配享，那么千百年来废弃的礼制、失坠的乐制就可以由此恢复，岂不是非常盛大吗？如果天子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像《大宗伯》所说的“王若不参与祭祀，则由他人代理其位”。郑氏解释《量人》也说：“冢宰辅佐君王祭祀，也可以容许他代理祭祀；这样或许可以破除千百年来的陋习，对上可以合于天道，对下也足以解除诸儒的疑难和争议。” 关于在泰坛燔柴祭天的议论 《仪礼·觐礼》说：“祭天烧柴，祭山丘陵升烟，祭河川沉牲，祭地埋牲。”《祭法》也说：“在泰坛烧柴，这是祭天；在泰折挖坑埋牲，这是祭地。”《尔雅》说：“祭天叫燔柴，祭地叫瘗埋。”《祭法》《尔雅》虽然各自成书，但它们的说法与《仪礼》相合之处，只有燔柴这一点没有差别。《周官》说：“以禋祀祭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祭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周官》所说的柴祭归于日月星辰，而把禋祀用于祭天，这与《仪礼》并不相合。《礼器》说：“最恭敬的祭祀不设坛，扫地便祭。”不设坛，就不是燔柴；扫地而祭，也不是《周官》所说的祭祀。综合《仪礼》《周官》《礼器》三部书来看，确实各不相同。自郑氏一定要把三礼的说法合并为一说以后，后人附会其说，曲意迁就。崔灵恩则说，先在山丘上燔柴并祭牲玉，完毕后才扫地祭祀。祭天的方法都在地面上进行，因为要以卑下为贵，所以不在人工筑成的坛上祭祀。陆佃说，祭天的礼仪是在泰坛升烟，在圜丘奏乐，用来招致天神；天神都降临后，才可以对它们行礼，然后扫地祭祀。音乐属阳，声音无形，所以在天然的圜丘上演奏；烟是阳中的阴，其气有形可见，所以在人工筑成的泰坛上焚烧。至于禋祀、实柴，与《仪礼》所说不同。郑氏说：“禋，就是烟。”三种祭祀都堆积柴薪、放置牲体；对日月说实柴，对昊天说禋祀，三种祭祀彼此相互补充。他解释《觐礼》时说：“燔柴，是祭天，也是祭日。”既然祭天就是祭日，那么祭地的瘗埋就是祭月。把日月称作天地，是为了使其神灵化。我不敢不分别疏解其中的牵强附会，以遵从古代《礼经》的正义。《周官》与《仪礼》《易》《诗》《书》《春秋》不相合的地方，不只是祭祀天地这一项；现在只是因三礼的异同以及诸儒的附会，说明它在这里不正确。《周官》的圜丘，是奏乐的地方，不是坛。汉代以后都在圜丘祭祀，已经失去了《周官》的本意。崔氏说圜丘就是坛，是人工筑成的坛。考察解释“圜丘”的说法，圜丘是天然的丘，并非人工筑成的坛，崔氏的说法与这种解释不同。

译如果果真从坛下扫地祭祀，那么在人工筑成的坛上燔柴就不能说是质朴，而只有扫地祭祀才可以说是质朴了。这样说来，《仪礼》的燔柴就是末节，扫地祭祀才是根本。逐一考察梁、陈以来的情况，从未听说在圜丘之下祭祀，因此崔氏的说法无法实行。陆氏说，天然的就是圜丘，人工造成的就是泰坛，这就成了祭天有两座坛。我曾认为，如果与《周官》相合，泰坛的制度本来就不存在；如果与《仪礼》相合，燔柴的制度中就没有圜丘。历代在圜丘祭祀的错误，并不是陆氏独自不能证明其错误，而是把祭坛说成两座也不对。郑氏说禋就是烟。《诗经》说“生民之禋祀”，《尚书》说“禋于六宗”“禋于文武”，解释者说禋是恭敬，又说以精诚之意来享祀叫作禋。假如依从郑氏把禋解释为烟，那么六宗之祭就不能与上帝之祭相提并论；在宗庙祭祀文王、武王，也很难与燔柴之祭相同。郑氏把燔柴解释为祭天就是祭日、祭地就是祭月，这种说法尤其荒谬。这大概是因为他尊信《周官》一书，对于不能与古礼相合之处，便凭空立说来诋毁古礼。例如夏历正月郊祭天、到圜丘和南郊迎接长日到来，以及二天帝的说法，大多都是这样。古代《礼经》中只有《觐礼》是天子之礼；如果舍弃燔柴祭天的说法，那么这部书就会像王安石所废黜的制度一样，不能用于世间。《戴记》中与经传相合的篇章，前代儒者大都采用；至于《王制》《礼器》《儒行》《明堂位》等篇，本来就有人怀疑。唯独燔柴、泰坛祭天之说与古礼相合，所以特意采用它的说法。泰坛虽然不见于《仪礼》，但自古相传沿袭，从来没有不把坛和矮墙作为正制的。按《觐礼》，坛有十二座；考察周公的三坛以及同一祭地、司仪所说的三坛，还有成王迁去祧庙后所筑的坛。下至周末，齐侯举行柯地之盟也有坛；先君出行到四国，没有不筑坛的。祭天表示敬慎崇奉的实际意义，难道可以废除坛和矮墙吗？关于郊祭不应设置从祀的议论 郊祭设置从祀，西汉以前看不到这种情况。礼制的失误始于建武年间。建武采纳元始年间的制度而制定此制。元始年间是王莽执政时期。王莽的错误在于分设太牢、合并祭祀，并没有听说他设置从祀。杜佑尊重当代帝王的礼制，却深知这种做法不对，说从祀的座位近古以来才有，梁、陈直到本朝，才开始相沿成习。既然说“近古”，就说明不是古制。开元年间的礼制由徐坚等人制定，开宝年间制定的礼制以开元为依据；总的说来，从祀制度的增损，都取法于建武。现在就根据开元所制定的礼制，论述它的不正确。第一坛祭祀五帝，以及大明、夜明。按《周官》来说，五帝的祭祀在四郊；大明、夜明用实柴祭祀，而朝日、夕月的制度又见于经传，这正是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的证据。第二坛、第三坛，都是按照《星经》制定的。杜佑说天上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颗星，地下也有相应的星数；考察所祭祀的对象，就知道坛和矮墙不足以容纳，于是设置外官、内官来分别祭祀并节制数目。开宝以后，又增加五岳、四渎、风师、雨师等，一并祭祀。坛场越来越广，牲牢越来越多，礼制也越来越失当。考察《周官》，其中“大宗伯”所说的实柴、槱燎，也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证据。现在考察《虞书》，在类祭上帝之后，接着举行六宗、山川、群神的祭祀，并没有听说把它们合并祭祀。商汤使用黑色公牛，武成时举行燔柴、望祭，也都是这样。《召诰》在郊外使用二头牛，是后稷配享上天的开始。至于鲁国的三望虽然不合礼，也没有把各种祭祀总合在一起的道理。汉代以后，牲犊、尊、罍等器物的数目多得无法胜数，郊祭的费用即使耗尽九州的贡赋也不足以供给。于是即使三年一次的祭祀也不能举行；坛场制度繁杂，宫悬四面设置，有司临到办事时，上下登降拥挤狭窄，担心不能周旋，跛行、倚靠、跌倒、仆倒，无所不至。过去的儒者能够论证天地合祭不对，却不能纠正合祭群神的错误；能够认为亲自郊祭是正确的，却不能认为三年一次郊祭是错误的；能够知道供给牛羊的费用很大，却不能完全体会使用茧栗之牲所表达的诚敬；更严重的是，关于配帝的争论没有解决，竟然在坛上设置两个配帝，犹豫不决而无所遵从，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如果完全依照三代典礼，不损害财力，不劳害百姓，一年举行一次郊祭，那么还有什么可害怕而不能实行的呢？关于明堂与郊天礼仪制度不同的议论 晋代挚虞议论说：“郊祭、圜丘之祭，扫地而祭，祭牲用蚕茧般大小的牛犊，祭器用陶器和匏器，事情返本复始，所以用远祖配享；明堂之祭，祭品齐备而进献，三牲一同陈列，笾豆排列整齐，礼仪符合人的常情，所以用近祖配享。”新安朱氏说：“筑坛而祭，所以称为天；在屋中祭祀并以神灵示人，所以称为帝。”晋代傅玄也说：“郊祭崇尚质朴，明堂崇尚文饰。”既然如此，礼仪和文饰当然全都不同。郊祭用单独的牲，明堂用牛和羊。《诗经》说：“我来奉献、我来享祀，有羊也有牛。”这是祭牲的不同。燔柴是为了报答阳气，就像宗庙中的裸鬯。明堂与宗庙相近，哪里还需要燔柴？席子用禾秆，器物用陶器和匏器，象征上天的质朴。用玉爵代替匏爵，尊、罍、簋、俎等器物一概采用宗庙之制，这是元丰年间议礼的正确之处。郊祭用的是气，进献熟食的错误始于唐代；唐代以后一直没有改变。《礼记》说：“郊祭用血，大飨用腥肉，三献用半熟肉，一献用熟肉。”解释者说：“郊，是祭天；大飨，是袷祭；三献，是祭社稷和五祀；一献，是祭群小祀。郊祭不用血而进献熟肉，以熟肉作为祭品，是礼仪亵渎而失误最严重的做法。” 既然如此，明堂之祭难道不进献熟食吗？回答说：“圣人烹熟食物来享祀上帝。”这里的上帝，是明堂中对神的称呼。这个做法用于明堂而不用于郊祭，意义很明显。特牲、少牢从进献熟食开始，是大夫的礼制；把大夫的礼制用于郊祭，是不可以的。用于明堂则是因为明堂接近宗庙。把群神配祀于郊祭，是不合礼的。明堂在国都之中，城邑之外才称郊；把郊祭牵引到明堂附近，是对礼制最大的亵渎。尊、罍是崇尚质朴的器物，彝用来盛郁鬯，郊祭可以使用它。《礼记》说：“黄目是郁鬯之气上升所用的尊，彝也可以称为尊。”把尊、罍用于祭天地，把六彝用于宗庙，是郑氏的说法。开元年间遵循这一说法而不把彝用于郊祭，仍然是说郊祭崇尚质朴而不崇尚文饰；明堂接近宗庙，是文物制度最完备的地方。如果明堂也不用这些器物，就会显得过于质朴而近于野礼。以上都是礼仪中文饰与质朴的差别，不能不加以辨明。关于郊祭不应定在辛日的议论

译《郊特牲》说：“郊祭，是迎接长日到来的礼仪。”又说：“郊祭用辛日；周代开始举行郊祭，是在冬至日。”郑玄认为，迎接长日，是在建卯月昼夜平分之时；三王举行郊祭，都采用夏历正月。他解释“周之始郊，日以至”时，却说是鲁国开始郊祭时在冬至日；鲁国没有冬至在圜丘祭天的事情，所以是在建子月举行郊祭，表示先前已有祭天之事。把迎接长日解释为建卯月，胡氏已经批评得很正确。三王在寅月举行郊祭，那么冬至在圜丘举行的祭祀，就意味着周代把冬天当成春天了。正月是一年之始，还可以说以子月为首；如果把冬天当作春天，就不对了。大概“郊祭用辛日”说的是鲁国礼制；“周代开始郊祭是在冬至日”说的是周代以冬至郊祭。把“周”改成“鲁”，来附会主观臆测的说法，实在大为不可。周是周王，鲁是鲁公；既然把周、鲁合成一种礼制，为什么不说“鲁国开始郊祭是在冬至日”呢？叶梦得说：“把郊祭解释为迎接长日到来，接着说郊祭用辛日、周代开始郊祭是在冬至日，正是为了区别鲁国的礼制。”郑氏反而颠倒其意，强行把建卯月解释成冬至，实在太喜欢妄加解释了。冬至祭天，是周代不可改变的正礼；孟春建寅月的郊祭，大概是祈求谷物丰收的祭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岁〕 鲁国虽然获准举行郊祭，却不能与天子相同，因此只因循周代郊祭之日而选择上辛日；三次占卜都不吉利，到了建寅月才停止。鲁国的郊祭大概就是周代祈谷的郊祭，所以左氏说是在启蛰时举行郊祭。有人问：郊祭一定用辛日，是周代的制度吗？回答说：如果按照冬至日祭祀，那么冬至并不通常是辛日。鲁国郊祭和雩祭都用辛日，这是鲁国的礼制。既然如此，周代郊祭难道不用辛日吗？回答说：《周官》说祭祀大神就要占日。崔灵恩认为，占日以冬至为主；如果不吉利，才改用其他日期，这说明占日之说仍有疑问。横渠张氏认为，冬至不必占日；“周代开始郊祭是在冬至日”，是说冬至既定，便不容占卜；说某月举行祭祀才需要占日。若占日，就会错过阳气到来的时刻，因此确定为不占日。《曲礼》说：“大飨不问卜。”吕大临认为，天时阴阳的到来日期由日月运行预先确定，所以不必占卜；其他祭祀则要占卜。又有人问：周代不用辛日，有什么依据吗？《召诰》说“过三日到丁巳日，在郊外用牲祭祀”，这一天不是辛日；到了另一天祭社，也没有占卜。《五经异义》和《春秋》公羊家的说法认为，郊祭以及祭祀日期都不占卜，通常在正月上丁日举行。成王命令鲁国占卜，占卜得到吉兆后才举行郊祭，所以鲁国用上辛日举行郊祭，不敢与天子相同；这足以说明周代郊祭并不用辛日。历代所用月份和时日并不一致，只有唐高祖武德年间在冬至祭天、孟春辛日到南郊祈谷，能够吸收两种说法并加以裁定，称得上接近古制，所以特意表彰并列出。关于北郊的议论 “北郊”这个名称不见于五经；说北郊见于《周官》，是郑玄的观点，但《周官》原文并没有北郊。因袭郑玄关于谶纬的说法，并把它与《周官》一同实行，实在是王莽、刘歆首先做的。前代儒者能够批评王莽天地南北合祭的主张，却不知道设置北郊的说法始于匡衡、成于王莽；舍弃根本而争论细节，错误相承，至今已经一千七百多年了。我敢于推究它的本源，详细说明如下。《周官》中的圜丘、方丘是奏乐的地方，不是祭祀的场所。关于圜丘的辨析已经很详细。郑氏关于祭地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在夏至日于泽中方丘祭祀昆仑之神；二是在正月于北郊祭祀神州地示。这样方丘和北郊就是两处祭祀之地，如今把二者合在一起说，不知从何时开始。考察《大宗伯》原文，郑氏有两处不能解释：一是“以血祭”，二是“以狸沈”。至于“以辜”，他只说没有明言祭地；这些都是地示祭祀，由此可知也是祭地。至于“以黄琮礼地”，他说是在夏至礼敬地神，认为地神在昆仑。至于《大司乐》所说的地示，他又说是在北郊祭祀。郑氏既然把方丘、北郊分作两处，后来尊崇郑氏的人却从来都把方丘、北郊合并为一处。关于神州的谶纬说法，批评它的人已经很多；至于方丘不是祭祀场所、北郊没有经典依据，却都拘泥于郑氏之说，没有人加以辨析。有人说，北郊始于匡衡，并不是王莽自己创立的说法。谨按《汉书·郊祀志》，汉高帝因袭北畤而完备五帝之祭；到汉武帝时，后土祭祀尚未建立；建始年间，才确定南、北郊。匡衡、张谭认为天随王者居处而在，并援引《礼经》作为依据，各自增损礼制。至于他们所引用的“在泰折祭地、在北郊处于阴位”的说法，今天的《戴记》中并没有北郊的文字。陈祥道《礼书》知道这种说法没有依据，于是说南郊祭天就北郊祭地，祭天处于阳位，祭地处于阴位，以此强行附合郑氏北郊之说。郊祭如果不是祭天，就不能称为郊；社祭如果不是祭地，也不能涵盖其意义。二者相对，正如天地不能合祭一样，称作“郊地”有什么依据呢？前代儒者能够说明祭天、祭地不能合祭，却不能辨明社祭不能称为郊祭，沿袭建始年间的弊端；汉代以来，没有人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祭地就是社祭，后土一议中已经详细说明。尊重地神的说法，最好的办法是先废除方丘、罢去北郊，以保全古礼的正义。有人认为，玄璜用于礼敬北方，孟冬在北郊迎接时气，这些古制不能废除。我认为，郑氏所说的人帝、五精帝，与祭地无关。王肃批评郑玄，他的说法虽然在晋武帝泰始年间得到实行，可惜仍把郊和丘看作一处。因此尊崇郑氏的人很多，而王肃的说法又被废弃。逐渐发展到今天，郊祭、社祭这些盛大礼仪正可以由此加以损益，以承接三代的正礼；废除设置北郊的错误，难道不正应该在此时吗？（录自《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四部丛刊》本，以下同。） 关于修撰辽、金、宋三史并搜访遗书的条列奏状 臣才疏德薄，却冒昧充任史馆官员将近二十年。近来又进升为翰林院直学士，仍兼任史职，苟且度过岁月，实际上没有功劳。臣恭敬地看到先朝圣训，多次命令史官编纂辽史、金史、宋史，却因循拖延而没有完成。推究前代亡国之史，都是统一之后由史官编成的。比如齐、梁、陈、隋、周五代的正史，李延寿的《南北史》，房玄龄等人编纂的《晋书》，有的称为御撰，有的注明史臣撰写；这些都是唐太宗尊重文教、考察古事，使数百年分裂时期的史事记载全都得以完备。到了宋代，仿照唐代，设置官署和修史机构，完成《唐书》。因此，先朝屡次下诏正与唐太宗文治昌盛的做法相合。

译卑职生长在南方，对辽、金旧事所知很少。中原的诸位老臣家中藏有相关书籍，一定能够搜集汇总，编成可信的正史。臣私下想到，已故高叔祖少傅、正献公燮在嘉定年间任礼部侍郎、秘书监，专门修撰《宋史》，已经完成书稿；曾祖太师、枢密、越公韶任秘书著作郎，升任秘书丞，也曾参与史事；曾叔祖少傅、正肃公甫，以及吏部尚书商，都以尚书身份修撰实录。臣本是浅薄的后辈，有幸遇到圣朝，可以继承先人的事业。宋代九朝虽然有正史，但当时有所避讳；如今朝代已经更替，理应改正。过去司马迁、班固都因父子相传，才能完成史书；刘知几、刘餗、刘赞也都凭借家世相传的旧闻，撰成《史通》《史例》。臣冒昧不自量力，姑且分条说明，并结合本院所藏宋朝名臣文集和杂书中的记载；凡有遗缺，也应当编列书目，以备采择。一、《宋太祖实录》。旧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李昉等臣所编，宋太宗多次下令索取，其中已经有所避讳；到真宗咸平年间重修时，王禹偁如实记载相关事情，因此被贬出京任黄州知州。王禹偁所著《建隆遗事》，足以看出其中的深意。前一部实录没有记载太宗叩马劝谏的一段，后一部实录却增入，明显是为了迎合太宗。一、杜太后“金滕”一事。赵普退居洛阳后，宋太宗嫉恨他。后来赵普把这件事秘密上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吴王德昭、秦王德芳，都因赵普而死。如今《宋史》的赵普本传对此一字未提，李焘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也不敢记载。私人撰写的赵普别传，才开始说赵普将死时，看见廷美坐在旁边，便与赵普争吵。他的文集名为《巽岩集》，应当搜访。一、《天圣三朝正史》。其中记载多有错误，大概是修史官夏竦所撰，吕夷简只是承受成稿而已；于是把寇准、丁谓列入同一传记，应当改正，类似这样的错误不止一处。一、洪迈撰写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史时，高宗正在德寿宫，其中有许多避讳；所立传记也有杂乱之处，应当删削，尤其应当直书徽宗导致国家灭亡的罪责。一、徽宗违背与契丹订立的盟约，童贯收复燕城，正史对此有所回避，应当改正。一、徽宗、钦宗被围城、受侮辱，向北迁行时遭到幽禁，正史没有记载；所有杂书、野史都可以用来备考编纂，现列于后：《三朝北盟会编》　　　　《靖康传信录》《孤臣泣血录》　　　　《靖康草史》《靖康奉使》　　　　　《靖康遗录》《裔夷谋夏录》　　　　《陷燕记》《南归录》　　　　　　《靖康录》《犯阙录》　　　　　　《伪楚录》《松漠纪闻》　　　　　《伪齐录》《起戎录》　　　　　　《痛愤录》《建炎复辟记》　　　　《己酉航海记》《建炎扈从录》　　　　《中兴遗史》一、元符至元祐年间的事情，赵鼎虽然在绍兴年间加以改正，也仍有隐讳；如今可以考证并增补的内容，现列于后：《邵氏辨诬》　　　　　《元祐党籍传》《尊尧集》　　　　　　《丁未录》《符祐本末》一、宋代九朝的史事，没有比《长编》记载更详细、可以用来考证参考的了；此外还有别的书。如今史院中的《长编》不完备，各书也都有缺失，现列于后：《续通鉴长编》　　　　《长编纪事本末》《国纪》　　　　　　　《九朝通略》《编年备要》　　　　　《建隆编》《隆平集》　　　　　

译　《元符诏旨》《治统类》　　　　　　《两朝国史纪志》《东都事略》　　　　　《仁皇训典》《国朝会要》　　　　　《续会要》一、太史公撰写世表、年表，到秦楚之际又撰写月表，用意极其深远。晋代迁徙播荡，北魏宗室勃然兴起，本应撰写表，以分列年代、统摄史事。当时兵火造成文献湮没和灾厄，南北三史没有凭据，最终未能完成。欧阳修担负史官职责时，独能编排宰相、方镇的年月和世系。宰相的任职并非轻微，推究其年代可以考察政治得失；方镇的祸害最为严重，根据年代可以推知国家盛衰，宋朝兴亡由此可以考察。如今旧书还存在，但史院已经没有，现列于后：《百官公卿表》　　　　《宰辅拜表罢录》《百族谱》　　　　　　《麟台旧事》《宰辅编年》一、礼乐方面，历代帝王并不彼此沿袭；自从聂崇义撰写《三礼图》后，其中有很多错误。乐制从王朴、李照、胡瑗、范镇，到魏汉津、房庶，各家都有异同。史书、志书所记载的只是一时情况，而各家陈述的内容却没有记录。关于乐制的记载，只在《乐髓》《新经礼书》中较为详细；至于《元丰集议》，尚未载入，这部书还存在，可以用来备讨论，现列于后：《开宝通礼》　　　　　《开宝通礼义纂》《分门礼选》　　　　　《礼阁新编》《太常新礼》　　　　　《庆历祀仪》《太常因革礼》　　　　《郊庙奉祀礼文》《政和五礼新仪》　　　《大飨明堂礼》《卤簿记》（本院只有《宣和卤簿记》。）《濮议》《东向议》一、兵制、刑制、徭役、漕运、度支等，随着风俗施行政令，没有哪一项敢于偏废。赵元昊用兵时，保甲、义勇、保马等制度，群臣各有议论；王安石在河北实行顾役，司马温公在东南实行差役，各有不便。王安石实行青苗法收取贷款利息，造成极大的弊害，由此逐渐导致靖康之祸。应当广泛采集奏议以及食货等方面的书籍，以备编写史志。《经济集》　　　　　　《群臣奏议》《三司考》　　　　　　《会计录》《救荒录》　　　　　　《刑统》一、宋代翰林院比唐代更加清贵重要，有些杂书可以补充史志记载：《金坡遗事》　　　　　《翰林杂记》《续翰林志》一、地理志。宋代已有成书的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皇佑方域图志》《皇佑地理新书》《元丰九域志》一、编纂修订史传，必须先把《实录》和小传附录进去；九朝史传仍应附上行状、墓志、神道碑，以备取舍。《琬琰集》《诸家文集》《涑水纪闻》《邵氏闻见录》《春明退朝录》《梦溪笔谈》《龙川略志》《归田录》《续归田录》《可谈》《谈丛》《师友杂志》《童蒙训》《晁氏客语》《清丰懿范》《韩忠献遗事》《忠献家传》《中国春秋》《欧公本末》《苏魏公谭训》《师友谈记》《王巩闻见录》《桐阴旧话》《王沂公笔录》《张乖言行录》《胡安定言行录》《王沂公别录》《旧闻证误》《唐介事实》《范太史遗事》

译《邹道卿语录》《丰清敏遗事》《文昌杂录》《杨文公谈苑》《麈史》《能改斋漫录》《石林燕语》《嘉佑杂志》《东斋纪事》《谈圃》《渑水燕谈》《避暑录》《王巩杂录》《秀水闲居录》《扫编》《挥麈录》【后录、三录。】《典故辨疑》《吕氏家塾广记》一、各个投降的藩王应另行立传。三朝史记载简略，应参照伪史编作世家，仿照欧阳修《五代史》的体例。《十国纪年》《九国志》《吴越备史》《南唐书》《江南录》《南唐近事》《蜀梼杌》《闽王事》《江南野史》一、宋代的疆域，北面没有完全达到燕城，南面没有完全达到交趾，西面没有完全达到灵夏，东面没有完全达到高丽；应仿照《晋书》的载记体例，各自记述有关事务，还应访求四境交涉的各种书籍。《高丽图经》《至道云南录》《赵元昊西夏事实》《交趾记》《丙午录》《辽金誓书》《国书本末》《使辽录》《西夏事宜》一、李筠、李重进本来不是叛臣，实际上是汉、周两朝的忠臣，《宋史》把他们列入《叛臣传》，应当改正。韩通也是周朝忠臣，欧阳修撰《五代史》却没有为韩通立传，议论此事的人都非难他。又如各地僭越窃据者，也都应当立传；《宋史》全部加以避讳，如今应汇集材料为他们立传。李顺　方腊　王则【《甘陵伐叛记》】赵谂【有《事实》。】侬智高【有《平蛮事迹》。】一、欧阳修撰《唐书·历志》，全部采用一行提出的十条造历方法，已经见于志书。宋代五朝的历志——《应天历》《干元历》《仪天历》《崇天历》《明天历》——也号称记载详备；唯独熙宁年间的《奉元历》、经元祐年间的《观元历》、崇宁年间的《占天历》、大观年间的《纪元历》，洪迈撰写历志时不能全部记载，应该访求。历法草案见于志书之中，大抵历法没有差错就不会修改；如果能得到历法制定和修改的资料，后世便有考证依据。民间通晓历学的人也有相关著作，应当搜求访查。一、神宗元丰以前，官制近似唐制，也有增删损益；元丰以后，官阶、勋爵分成两条途径，史书和志书虽然记载详细，却难以随手查阅。《官制新典》《官制旧典》《官制通考》一、《艺文志》从元丰以后，应该记载的没有完备，应把当今流行的书籍全部补充记载。旧制度规定进呈的书籍列入书目，也应以馆阁书目为主，分类补入。自从我在应当求学的年纪起，宋朝科举已经废止，于是得以专心研究宋史，也曾把各种杂书、文集以及本传、语录分别汇集整理。不幸城西发生火灾，旧书全部焚毁；然而家世相传的旧闻，以及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事情，还能够记忆。我有时想，或许有人认为国家灭亡后不宜修史；南方的浅陋儒生，哪里敢置喙评论？如今年老体衰，理应归隐田园养老；长期空占官位、牵累职事，实在是没有功劳，但我平生积累的一点学问，也希望加以辨明，以符合朝廷厚重的奖掖提拔。凡是所列遗书，散落在东南各地，如今一天天湮没散失；有的可以搜访得到，有的可以发给纸笔，让人抄录，希望能够编成一部书，为一代之史提供准备。谨呈翰林国史院。谨此陈状。（录自《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国学议》成周时期国学的制度，大略见于《周礼·大司乐》；其中遗留下来、可以作为法则的礼制，见于《礼记·文王世子》。三代以前的情况，详细内容已经无从听闻。汉武帝表彰六经，兴办太学，到后汉时尤其兴盛。唐制略有增益，而制度更加详密，如今还可以考见。宋朝承袭唐朝旧制，但国学制度日益衰败。到了绍兴年间，国学大概已经废弛，虽然名义上有三学，国学却并非真正的国子学。所谓三舍法，是崇宁、宣和年间的弊端；到了秦桧时又加以扩张，按月评定、按季度考试的做法更加严重。唐代明经科以帖括取士的弊端，唐代杨绾曾说：“进士只诵读当代文章，却不通晓经史；明经只记诵帖括，投牒自荐，并不是朝廷虚席以待贤才的本意。”宋朝末年的情形大致也是如此。如今科举既已废止，而本朝国学的定制，深深具有古代太学教导贵族子弟的本意。假如能够像唐制那样，五经各自设置博士，使他们专门研究一经，彼此互相诘问，以穷尽经义。至于当代的重要事务，则大致采用宋代胡瑗创立湖学的办法；如礼乐、刑政、兵农、漕运、河渠等事务，也要早晚讲习，希望足以体现经世济民的实际学问。从前朱熹议论贡举法，也想把各家经说汇集综合起来，例如《诗经》采用郑氏、欧阳氏、王氏、吕氏诸家，《尚书》采用孔氏、苏氏、吴氏、叶氏诸家之类。先儒用心，确实是希望把这些学问落实到政事施行中。自宋末尊崇朱熹之学以来，费尽口舌，最终只停留在《四书》的注释上；所以凡是刑狱、簿书、财赋、户口等细密事务的出入，都认为是俗吏所做而争相鄙弃，只清谈高论、正襟危坐，终于导致国家灭亡却没有办法挽救。近来江南学校的教育方法，只限于《四书》。年轻的诸生互相仿效，已经形成风气；对字义虽然精通熟悉，几乎没有遗漏，但一旦有人诘问难题，就茫然不能回答，这又接近宋朝末年的风尚。更严重的是，知道自己的学问不能贯通，就用夸夸其谈来掩盖。谈论礼制只讲诚敬，谈论音乐只讲中和。那些不涉及史学的人说，自汉代以来都只是霸道；自己不能写文章的人又说，词章是玩物丧志。又把过去那些在实际政事中有成就的大臣，都归本于“节用而爱人”一句话。成就功业，当然什么都可以作为依据；却不知道真正学问深厚通达的人，必须完全了解天下的利害，灌溉培育根本，不能不最终归结到六经的格言。古代的教育方法，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钥；射、御、书、数都可以称为学问，并不像今天所谓的只学《四书》。儒者学问广博却缺少要领，所以世人常常以儒者为可耻而讥笑他们。通过国学教化，使天下形成风俗，将会看到儒者的作用无穷无尽，儒学怎么会反而成为世人的弊病呢？（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五） 郑介夫 《上奏一纲二十目》（篇名为编者所加。）

译恭敬地想到，圣朝施布威势、广施恩德，以简约的政务驾驭宽厚的治理，疆域极远、恩威遍及天地，没有不臣服的地方；这种混一天下的盛况，是古来从未有过的。自三代以来，从周朝到现在两千年间，能够实现大一统的，只有秦、汉、晋、隋、唐而已。秦、晋、隋由于遗留的谋略不能长远，很快便败亡；汉、唐虽然传了几十代，其间动乱的日子又总是多，太平的日子总是少。古今保持一统如此困难；而能够长久保持，又是如此困难。不要以为四海已经统一、百姓生活已经安定，就可以安心纵意，而不思考否极泰来、分合相继，其中仍然存在许多值得忧虑的事情。从前贾谊处在汉文帝安于享乐的时期，尚且为此痛哭、流泪、长声叹息。如今的形势，恐怕更加严重。哪里能让像贾谊那样的人再生，为朝廷谋划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策略呢？如今看朝廷之上，大臣悠闲自得，只求保住俸禄而观望；小臣则惴惴不安，畏惧退缩，只图苟且偷生。对政事含糊敷衍、苟且应付，以求保全自己；虚度年岁、拖延时日，以希望取得升迁转调的阶梯。谁肯奋不顾身，出来替百姓分忧呢？即使偶尔有这样的人，又会招来猜疑、招致诽谤，不能容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都堂总掌朝廷的枢要权柄，应当建立常经、陈明纲纪，作为万世遵循的法程；进用贤能、黜退不肖，培植国家的根本；制定礼制、制作乐章，以文饰皇帝的治道；崇尚文教、振兴义理，以改变风俗，这些都是当今的急务。官员卯时聚集、酉时散去，因循度日，案牍堆积满处，来不及剖析处理；偶尔办理一两件，又侵夺有司的职权，而且都是不急迫的琐事，实在缺少经久长远的宏大规划。台察是朝廷的耳目，应当振作风纪，修明纲常，交错举发曲直，扶助弱者、抑制强者，这是职分本来应当如此。可是百姓的冤屈遍布道路，十件诉状倒有九件被退回；贿赂充斥，却掩耳不闻；放纵豺狼肆意施暴，只捕捉狐鼠来敷衍塞责，徒然承受弹劾纠察的名声，却十分缺乏风宪官应有的体统。六部是朝廷的手足，应当考虑使各官尽到自己的职守，使各项职守完成应办的事务。说到吏部，是铨选制度没有法度；说到礼部，是礼文逊让之风没有兴起；说到刑部，是奸邪恶行日益滋长；说到户部，是赋役还没有均平；说到兵部，是军队调度没有办法；说到工部，是规划安排不能统一。假使贾谊身处今天、看到今天的事情，不知会怎样痛哭流涕，又会怎样长声叹息啊！有高明见识、深远眼光的人，即使斧钺在前、刀锯在后，难道还能停止进言吗？几年以来，本来有指陈事实、倾吐忠心积蓄的人；虽然措辞不免有纯杂瑕疵，论事也各有锋利迟钝，其中难道没有一件可以施行、没有一句可以采纳的吗？却往往堆满案头、充塞几案，完全不加省察，大都送交有关部门，放进架阁库罢了。听到的人无不扼腕，谁还肯进言？于是忠直之臣退缩，谄媚奸佞之人兴起；有的陈说田土之事以求取利益，有的进献珍奇以希望得到赏赐，有的铺陈歌颂大都，赞美一统天下，便因此得到官职、升迁品级。这些都无益于国家治乱，本应一并收入架阁的，反而获得了嘉宾优容的厚□。□张齐贤以洛阳平民的身份，宋太祖召见并赐食，说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对上，皇帝就无法表示采纳谏言的诚意；对下，也无法激发敢于进言的勇气。如今朝廷汇集的奏事，堆积在面前，动辄十天半载也不能上奏；而能够奏事的，又只限于二三位大臣和几名近幸之人。言官和诤谏之士，一个也没有机会；清光所陈奏的事情，不论可行与否，若压下不奏，最终就只会成为废纸。有的事情紧急，应该权宜办理，却一定要等到送交拟议、完成讨论，辗转拖延；拖得久了，便终于作罢。上面的意图不能传达到下面，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朝廷，万机政务纷至沓来，又怎么能够全部了解呢？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也是拥有国家者应当高度警戒的大事。我介夫自幼勤奋学习，长大后熟习吏务，充任儒学中的一名官员，困顿失意而没有成就；在禁垣中侍从当值，至今已有多年。田野百姓的艰难、朝廷政务的利害，我经历已久，没有不完全了解的。胸中的抱负，颇不同于平庸之人。虽然接近权贵之门，却不善于登门请托，所以庸庸碌碌、默默无闻，很少有人知道我。想要闭口不言，上对不起圣明的时代，下对不起自己所学；即使瞪眼放胆，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也免不了被束之高阁，或者被刀笔小吏拿去盖酱瓿罢了。古语说：“樵夫的话，圣人也会选择。”又说：“愚人反复思虑，必定有一点可取之处。”我或许希望有一句话能够被听取，成为涓滴之助罢了。如果所说的话确有可取之处，施行于当前政务，必定会有所补益；如果没有可采纳之处，也应当宽恕我的狂妄僭越，以此开通进谏的道路。我把自己的见解列为一纲二十目，分条陈述如下。谨将此文投递中书省、御史台，请求上闻；仰望能够惊动圣听，臣下实在怀着瞻仰皇上、盼望圣明的深切激动和惶恐之情。一、储嗣 储嗣一事，是当今最紧迫的政务。自三代殷、周以来，君主刚即位时，必定先确定储嗣，用来显示国家根本稳固，杜绝觊觎皇位的念头。从前汉高帝想改立太子，叔孙通劝谏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动摇，天下就会震动。”汉文帝即位三个月，其他事情还来不及议论，有司便请求及早册立太子，说：“预先册立太子，是为了重视宗庙社稷，不忘天下。”唐太宗曾问侍臣：“如今国家什么事情最紧急？”褚遂良进言说：“如今四海没有忧患，太子和诸王应当确定名分，这是最紧急的事情。”这可以说是明白治乱的根源，懂得国家的体制了。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正值盛年，德业正在隆盛，正是谋求亿万年长久基业的起步之初。而我怀着拳拳愚忠，首先陈述册立储嗣，似乎并不紧急迫切。然而衡量古今，没有比这件事更紧急、更迫切的了。朝廷之上，有人不知道这是古今常行的旧例，往往把它看作世所罕见的旷世大典；即使心里知道此事绝不可拖延，却彼此钳口结舌，不敢发言，这正是爱君忧国的人为之更加寒心的原因。如今皇太子天性聪明，是嫡子而且居长，神灵和人心都共同赞助，朝野人心归附，应该早日建立储宫，确定名分和称号。这是为了尊崇宗庙社稷，为了培植国家根本，为了镇定安抚天下；圣朝万世不可动摇的基础，实在系于此事。从前齐桓公五个儿子争夺继立，霸业于是衰微；晋献公听信谗言废黜申生，国家后来随着变故动荡了几十年；秦始皇没有确定扶苏的继承地位，导致宗族灭亡；汉惠帝继承人不明确，几乎到了改易国姓的地步。此后因储嗣问题而败亡的，数也数不清。草野之士尚且不能忘怀，掌握大权、身居要位的大臣却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贾谊说：“天下的命运，悬系在太子身上。”太子的善治，在于及早进行教诲，并选择好身边的辅佐人员。

译人的心性还没有放纵，便先加以教诲，教化就容易形成。皇太子嗜欲尚未萌发，心术尚未确定，应当选择端正之人和正直之士来辅佐他，使他们与太子同居同出，教他学习汉人文字和典籍，使他通晓古今治乱的成败，明白君子和小人的真情假意。这就是所谓教育得当，太子便端正；太子端正，天下便安定。如今百姓之家有十份产业的财产，便想请老师教育子弟，为保持家业盈满、守住成业作打算，谁说善于谋划国家的人反而不如一家之主的谋划呢？古代建立东宫、册立太子，是要显示其特殊和尊贵，安定百姓的心志，并不是泛泛的美称。如今诸王公子都照例称为太子，嫡庶、亲疏完全没有区别。从前晋国申胤说：“太子承担统领天下的重任，却和诸王一样戴冠、穿远游之服，这不是辨明贵贱的办法。”连服饰冠帽相同都被认为不合适，难道可以连名号也相同吗？防微杜渐，尤其应该禁绝这种做法。上下二三千年，国家的兴废安危，没有不因储嗣一事而起的。应以历代已经发生的过失为鉴，把它作为今日各项政务的首要事情，迅速确定这一重大谋划，使天下明白知晓，这就是所谓先确立最重要的根本。大纲既已确定，其余事务再按次序办理，那么宗庙社稷就非常幸运了！一、任官 古代任用官员的办法，是从儒者转为吏员，从外任进入内任，按次序逐步升进，没有僭越逾等的。如今朝廷内外的百官，全都出自吏员。看他们初入仕途时，不辨别贤能愚劣，不询问年龄德行，只凭攀附权势、相互援引；有力量、有门路的争先前进，没有力量的留在后面。刚脱离乳臭，已经进入公门；目不识丁，便亲自处理案牍。连区区簿书、期限会计这些末务尚且没有学会，他们把内圣外王的学问看成什么，把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道理当成什么？只想着图谋俸禄和考满，争着提升品级，以至于临政治民时茫然无知。《论语》说：“做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做官。”不知道学习，哪里会知道做官？心术已经偏差，气节又在哪里？如今随朝吏员中，通晓儒学、明白吏务的，十人还不到两三人。天下的好官都让这类人来做，实在很值得朝廷爱惜官爵名器。吏和儒可以兼有，却不能彼此缺少；儒者不通吏务，就成为腐儒；吏员不通儒学，就成为俗吏。必须儒学、吏务兼通，然后才可以治理政务、面对百姓。《汉书》所说“以儒术修饰吏治”，正是这个意思。如今吟诵一篇诗、学习半行文字，就称作儒者，哪里曾经达到学业的深奥境界？检查举劾格式、办理财务出入，就称作吏员，哪里曾经懂得经略国家的大体？吏员把儒者说成不识时务的书生，儒者把吏员说成不通古今的俗人。儒者自成一类，吏员自成一类，本来出自同一条道路，却被分成两件事情，于是造成人才冗滥，实在没有比当今更严重的了。如今随朝吏员从部中的典吏转为省中的典吏，又转为部令史；部令史升入院，院令史升入省，合计俸禄月份，不到十年已经得到六品官。各处州县凭吏员身份进身的，二十岁就开始做官，十年后得以补为路吏，再十年成为吏目，再十年可以得到从九品官；其间还要往返办理给由、等待缺额，四十多年才登上仕籍，计算年龄已经超过六十岁了。有人因疾病、事故耽误废弃了年月，七十岁的老翁还未必得到一个官职。凭儒者身份进身的，从县教谕升为路学录，再升为学正，做到山长，不满二十年不能到部。进入部选后，又陷在选坑中，再过二十多年也不能得到铨注。往往有人等候铨选直到老死，也不能获得一纸任命；幸而没有死，得到任命为教授时，也已经接近老年。希望成为少年宰相、黑头公，是一定不可能的。如今内任以三十个月为一次考满，便升一等，而且大多是内任之间迁转。外任以三年为一次考核，三次考核升一等；又有办理给由、入选、等待铨注和守缺的年月，六年才经历一任，十八年才升一等，滞留迟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姑且就我所见到的事情来说。从前德兴县主簿邢某，竭尽职守、奉公办事，政绩声誉很显著；离任那天，连船费也凑不出来，也可以说是能干的吏员了。因为没有力量求取升迁，只能长期滞留在常调之中，而且屡次任职都困在钱谷官的位置上。如今天下勤勉、公正、廉洁、能干而超过邢某的人，并不少见，但当权者的推荐奏章从来没有提到他们。又如从前礼部的高显卿，本是侯司卿跟前提胡床的小厮，既没有学识，又缺乏德行，不懂稼穑，不熟悉刑名，仅仅十五六年，已经做到四品官。如今朝班之中，出身于役夫、贱隶而像高显卿这样的人，多得无法逐一列举；即使知道，也没有人指斥他们。有才能、怀德行的人沉没在下级官僚中；才劣妄为之徒却突然登上枢要之位。像这样不公平，实在令人慨叹。从前汉宣帝把太守看作吏民的根本，曾说：“百姓能够安居田里，没有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是因为政事公平、诉讼得到公正处理。和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难道不就是贤良的二千石官吗？”唐太宗说，养育百姓关键在于都督、刺史，县令尤其直接面对百姓，不可不慎重选择。像路、府、州、县的官员，实在关系到百姓的安危；如果重视内任、轻视外任，就是不知道施政的根本。长期任职内廷的人，只求迅速升迁，不经历田野百姓的艰难；长期任职外地的人，只求苟且取禄，不熟悉朝廷的体制。如今朝廷既然还没有确定选取人才的科条，就应当考虑挽救弊端的办法：在朝廷任职的，应该稍加裁抑；在外任职的，可以酌量给予优先升迁。今后州县吏员，应当全部从儒学子弟中选取；每年令风宪官选择其中品行操守没有过错、廉洁能干而值得称道的人，贡送补任省、部典吏。县吏补入部中，州吏补入省中；考满后，部典吏发往外路充任司吏，省典吏发往宣慰司充任令史。每年再选择其中名次靠前者，贡送补任六部、寺监令史；考满后，发往各省充任令史，并令其依例入流。台院令史，从外任八品官中选取；省掾，从外任七品官中选取；合并计算内外俸禄月份，以决定升降黜陟。县教谕与路司吏享有同等资序，路学正与宣慰司令史享有同等资序，各自按照所长加以委任使用。百官自三品以下、九品以上，内外官员都相互注授。历任外职一任，便升入朝廷；任随朝官一任，便补任外职。凡是在外任职的，必须由内任官发出；在内任职的，必须从外任官中选取。这样或许可以使儒者通晓吏务，吏员出自儒者，儒者和吏员之间不至于互相冲突，内任和外任不再分贵贱轻重。即使不能完全恢复古代选举的制度，也足以挽救一时的弊病。一、选法

译选曹是治理教化的根源，是人才由此产生的地方；正因为极其重要，所以不能轻率选任，这就是选择的意义。古代的选官办法，选取有才能的人任用，不能胜任的人罢去。如今的选官办法，只是考察俸禄月份的多少，决定品级、俸给的高低，如此而已。有虞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便黜退或升进幽明不同的官员；成周时期三年便总计群吏的政绩而施行诛罚和赏赐。从没有听说三年必定转升一级官职，三次考核必定升高一级的。选官制度的弊坏，没有比当今更严重的了。贪污而品行不端的人，都是铤而走险、侥幸求利的小人；他们同流合污，声誉却常常归于他们。廉洁正直、自守操行的人，多是与世俗少有协调的烈士；他们憎恶坏人过于严厉，怨恨却常常归到他们身上。这只在于居上位的人能否把是非辨明罢了。如今一定要等到被人告发、经过审判定罪，才指认为贪污，那么真正贪污而能够曲意周旋、侥幸逃过告发的人，比比皆是。例如路总管李朵儿赤、刘斡勒之流，刚任职时家中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备，自己还背有斡脱债务，如今却田地连片、解库铺席到处都有；如果不是从百姓那里取来，财富从哪里得到？这些人都确实贪污，却从未经过告发。等到任满替代时，贪廉不分，一律发给给由，求取仕进。那些贪污者家计已经富足，行囊也很充实，到京城后纵情行贿，无所不用，往往先得到优美的任命。那些廉洁正直者衣食困窘，日常生活尚且不能周济，往往在家闲废两三年；即使已经取得给由，也没有力量投递求选。等文书送到部中，又被吹毛求疵、百般刁难；幸而进入选场，在京等候任命，困顿拖延超过一年，免不了饥寒。于是急于进取的人可以迅速升迁，安于退处的人反而受到体覆、保勘等手续的阻挠，这是朝廷在诱导人们奔走竞争。如今正七品以上的大小官员由省中除授，从七品以下的由部中注授。然而解由送到省中，照例还要由部中拟定，吏部因此得以打开贿赂的门路。散官和职事官的品级彼此有高有低；有力量、有援助的，就拟定从较高一项；力量孤单、援助少的，就拟定从较低一项。即使只是土木偶人，到考满时也能升阶，更不问其为人的贤愚、任官的才能究竟如何。既然进入选场，便公然出售官缺，以官缺的优劣决定贿赂的高低。各官和吏员彼此串通，在私门投递文书，分别拟定名次和官缺。没有力量的人，只能甘心接受偏远的钱谷官任命。于是勾栏中的倡优，把“有才”当作“有财”，把“前资”演成“钱资”的戏谑。每逢注选时，无不争求地处近便、官缺优美的职位；而边远地区、毗连钞库的地方，有的官员十多年也不能替代。民间有句话说：“使钱不吝惜，便能得到好官；没有钱可以求托，空自做个好汉。”因此人人都想着苟且谋利、肥厚家产，把它作为荣进的办法，谁肯忍受困苦饥饿，自找被疏远的贬斥？于是免不了彼此助长不廉之风。这是朝廷在引导人们贪污。选官制度不公平，难以逐条列举，姑且就我所见到的说起。如丘恢，是丘总管的儿子；父亲在世时，他已经被授为崇安县尹，因奸污囚犯之妻而被判罢职，八年闲居。父亲死后，他改名为丘魁，自称白身承荫，又被授为宁都州同知，听到的人无不惊骇发笑。如孔文升，是浙西廉访司的书吏，巡按常州时改作文声，虚称自己历任学正，考满后自行体覆，拼凑材料进入府州选；又因为是宣圣后裔，便升为太平路教授。除授命令已经下达，他却还在宪司办事。如此欺诈伪造，省部却完全不追究，实在是孔门的耻辱、风宪的羞耻。又如牟应复，轻薄而无品行，傲慢凶狠而没有才能，起初历任下州学正，重重贿赂阎承旨，保称自己是亡宋旧官的儿子，便得以插入路选而升迁。从此援引这种先例的人，只要攀附翰林、集贤院求得一份保结文书，不问人物根底，就加以虚假奖誉、过分褒扬；关文一到，便照准所拟，稍有不完备，就一定遭到疏驳。没有才干的人升入选途，有才能的人反而被埋没压抑；想要选官制度清明、人才兴盛，是不可能的。古代从州县官以上，都是天子亲自选任，所以铨曹每拟定一个官职，必定先请天子决定。天子想任用一个人，也要向执政大臣询问是否合适。如今却把省部除授的官称为常选，把天子委任的人称为别里哥选。天下的官员，哪一个不是天子的臣子？怎么能因为一朝省部，就自行分成两条途径呢？常选所除任命，不出于天子的意旨；别里哥选所任用的，又不是内外公认的人，所以不能归于统一。如果完全把别里哥选排除在常选行列之外，那就是天子的意旨受到省部之手的控制，几乎把太阿之剑的权柄倒拿在自己手中了。汉宣帝任命刺史、郡守和国相，总要亲自召见询问，观察其出身来由；退朝后再考察他的实际作为，用来验证他的言论。唐太宗曾把刺史的姓名列在屏风上，坐卧之间都观看，知道他们在任上的善恶，就记在姓名下面，以备黜陟。古代选官如此精细严格，尚且不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才。如今所谓遵守选法，常选只要少一个月、差一天，就一定不许升迁；任职虽然很多而根基浅薄的人，合计资历反而必定降等；别里哥选则全被指为没有体例，难以裁定。却不知道常选中大半不是人才，都可以淘汰；别里哥选中难道没有一两个可用的人才吗？不严格选择人才，却严格限制资格；不澄清源头，却只想澄清下游，这是不懂古人选官制度的本意。如今应先选择风宪官，委任他们经常加以考察。除了贪赃滥法的正犯以外，凡是软弱无能、不能胜任的，操行不廉洁的，内帏账簿不整饬的，以及一味依附逢迎、求取容纳而没有成就的，都允许弹劾罢免。凡有德行，足以使贪婪者知耻、懦弱者立志；才干足以处理繁杂事务、治理难办政务；即使只有一件事值得称道、一个行为值得取法的，也都允许据实摘录推荐。依照古法分为上、中、下三等考核：列为上考的升迁，中考的平级调任，下考的降职，不入考的罢黜。由宪司自上而下，每半年或每季度末造册，开列呈送都省。各官的籍贯、年龄、三代等资料，已经载入最初的除授文书；在任的实际事迹，已经见于考核文书；在解由中不必重复书写，只说任职俸禄月份已足即可。并令官员回家等待任命，不许亲自携带文书赴京。各省每月汇总咨文，派官员乘驿马入选；令选曹根据考核文书的上中下等，决定升降、诛罚和赏赐，然后按照官缺进行铨注，将应授的宣敕发给各省，在原始名籍上标明分发。贤能之人不必费力便自然升迁，谁不知道受到劝勉？愚劣不肖之人没有私下活动的容身之处而被降职，谁不知道害怕？赏罚既然公平，人心自然会服。至于百姓生活的安乐忧苦、官吏的贤能与否，既然已经由宪司负责，又有监察御史不时派出询问政事，何必重复派使者巡行各郡县？

译只是每年委派清廉能干的官员巡按各道，专门考察风宪属官；凡是政绩没有可取之处、举劾不公平的，比照有司的罪名加重二等。这样实行一年，选曹就不能借机出售官缺，仕人不能筹划买官，台察也不能徇私灭公。这是杜绝弊端、遏止侥幸的关键办法。一、钞法 自汉代以来，只使用铜钱，也使用过铁钱。到了北宋祥符年间，才设置交子。后来蔡京又请求创行会子。今天的钞法，不过是沿袭北宋交子、会子的旧制罢了，并不是古法。不必追究这种制度始于哪一代，只要能够有利于国家、救济百姓，古今都可以实行。北宋铜钱与交子、会子并行，以“母”来制约“子”，因而母钱更加贵重。当时民间即使贫穷到无立锥之地的人，也有铜钱和官会的储蓄；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子母相互制约、配合流通。如今国家发行钞票虽然很多，但散布在民间的极少，百姓得到它也非常困难；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失去了子母相互制约的适宜关系。制度在一时建立，弊病在日后产生，并不是制度本身不善，而是时间久了自然不能没有弊病。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变化，变化到极端又会返归原状。能够针对弊病改革更新，才可以传之不朽。钞法的弊病已经严重到极点。天下的货币，贵重的作为母，轻便的作为子；先发行的作为母，后发行的作为子。如果先后次序颠倒、轻重失常，制度就无法实行了。汉代用铜钱来制约皮币的价值，皮币是母，铜钱是子。宋代用铜钱来制约交子、会子的价值，交子、会子是母，铜钱是子。国家初年把中统钞五十两定为一锭，大概是仿照银锭，以银为母、中统钞为子。后来银已经不流通，所使用的只有钞，于是就变成大钞为母、小钞为子。如今以至元钞一贯折合中统钞五贯，这是以子胜母、以轻加重、以后超过前，非但会造成极大的败坏和严重弊病，也不是吉祥的征兆。如今物价一天比一天贵，钞价一天比一天低。往年价值中统钞一钱的物品，现在要值中统钞一贯。比如至元钞五厘、 一分，已经买不成东西，在街市之间毫无用处。长久不改革，至元钞一贯将只值中统钞一钱；物品值钱而钞票不值钱，势必一天比一天贬值，钞法也会更加滞塞。这是第一项弊病，应当赶快挽救。每年发行钞本，兑换昏钞，只收取百分之三的工墨费，可以说是善于为国家谋利、少向百姓取利了。却不知道发行一贯、收回一贯，流通到民间的钞票只有三分，而民间的钞票反而损失了三分。而且钞票遍布天下，坏旧了也就罢了，何必兑换？古代也没有兑换钞票的办法。兼且兑换钞票的便利，只是城市里一小群人得到好处。至于各县百姓分散居住在偏远村落，离城数百里，能够兑换的人极少，从来没有便利小民。况且所兑换的昏钞既然交付丙丁焚烧，钞本就全都变成了虚耗。外路兑换后送到京都、合宜焚烧的钞票，贯数、佰数清楚，边角也没有缺损，在京都称为“料钞”，一旦归于灰烬，实在可惜。如今只知道可以得到百分之三的工墨利益，却不知道虚耗原有钞本九钱七分的祸害，对国家和百姓两方面都有损失。将来钞票会一天比一天少，民间更加没有钞票可用。这是第二项弊病，应当赶快挽救。古人把财富藏于民间，百姓富裕，国家自然富裕。唐太宗说：“百姓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刻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就像割自己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身体却死掉；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今挽救弊病的办法，应当增造大德新钞，与至元钞并行。大德钞五贯或二贯，折合至元钞一贯，明确以大德钞兑换中统钞，不过是扶助至元钞的贬值，整顿一时的弊病；钞母一旦振兴，物价自然平稳。每年发给各省，不要让它们兑换昏钞，直接用来支付官吏俸钱、收购丝料等；把民间缴纳的夏税折粮、课程、赃罚等各项钱款解送大都，用来供应支持赏赐和随朝俸给。这样国家的钞本全都成为实际用途，钞票散布天下，百姓也不受损失，实行几年后，民间的钞票就会多到用不完。钞法纠正以后，还应再议铸造铜钱的办法，使它辅助钞票流通，这样国家会日益富足，百姓会日益殷实，古代盛世的至治局面将再次出现。如果只造新钞而不流通铜钱，钞票容易坏烂，损失多而收益少，难以长久；如果只铸铜钱而不发行新钞，至元钞的数额又太多，恐怕一旦实行，轻重相差悬殊，也会不便。这两件事不可偏废。铸铜为钱，是古今不变的制度；盗贼难以携带，水火也不能销毁，世世代代沿用它，作为通行的宝货。假如这种制度不能实行，那么上下两三千年间早就废弃不用了，何必等到今天才知道它不能实行？有人说铸一枚钱要花费一枚钱，对国家没有利益，却不知道花费一钱可以得到一钱，而利益遍及天下，这就是国家无穷的利益。先贤曾说，铸钱没有利润，所以能够长久，正是说铸钱耗费本钱多，因此民间私铸的人少。况且国家的赋税本来就有现成的铜，按铜价计算，也不至于大费工本。只是钞票所用本钱少，所以伪造者纷纷出现；即使立法严厉，最终也不能制止。如今天下真钞、伪钞几乎各占一半。如果不相信，只要把中统钞流通的数目计算一下，从开始铸造到停止铸造共发行多少，兑换后已经焚烧多少，便可以知道了。如果说铸钱不能抵偿费用，那么造钞所得的百分之三工墨费，也一定不够支付钞局俸给和一切物料的费用。有人又说钱太重，不能运到远方，这尤其愚昧。国家运输时用钞可以节省费用，百姓贸易时用钱很便利，二者相互配合，并不互相违背，这就是子母相互制约的道理，十分明白，没有什么可疑的。如今推究这些异议的根源，都是由于内外官吏把有利于国家看得重，把有利于百姓看得轻，以至于误害天下国家。现在有人上书说哪里产玉、哪里出金、哪里人家有奇珍异宝，朝廷就欣然听从，立即施行，认为这些事能够有利于国家。有人上书说损耗朝廷一分钞本，可以成为民间十分的利益，或者有些事情对国家没有损失而对百姓有益，却一概视同废纸，压下不行，认为不能有利于国家。上下互相蒙蔽，弊病已经深入骨髓，百姓生活日益困窘，祸害日益临近；国家即使富裕了，又有什么用呢？

译我现在请求铸造铜钱，以辅助钞法，虽然眼下看不出对国家有什么利益，实际上将会给百姓带来大利。假如一年造钞一百万锭，五年就是五百万锭。纸这种东西怎么能长久？五年之间就会全部昏烂，每年兑换，最终全被烧毁，那么五百万锭全都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有工墨钞十五万锭。假如一年铸造铜钱一百万枚，散布天下，并不会损耗，一年累积一年，流通范围越来越广，即使经过亿万年，也仍然如同一天。这就是说，钞票只是权宜于一时，钱币才是谋划万世的长远办法。如今钞票上明明写有钱贯，就是铜钱的形制。古人身上带着十文铜钱出门，可以醉饱而归，百姓怎么能不富？如今身上带着十文钞票出门，即使买水解渴也不够，百姓怎么能不贫？这已经是明白的验证，不必再引用旁证曲喻来说明利害。只是近来议论政事的人，如果不指出丰厚的利益，就不足以震动朝廷的听闻。从前右丞叶李请求造至元钞，说中统钞一张只能办成一张的用途；如果用至元钞一张抵中统钞五张，一年造钞的费用并不增加，自然可以得到五倍的利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年〕 叶李用这个说法诱导国家，朝廷于是实行了他的主张。哪里知道遗留下来的弊病发展到今天，钞价已经低贱，伪造又更加盛行；几年以后，至元钞一张只抵得中统钞一张，国家没有见到利益，民间却承受不尽的祸害，实在是误国的谋略。当时竟仓促相信，直到今天还没有察觉其错误，也很奇怪。听说有人请求以大德钞一贯折合至元钞十贯，这正是叶李的办法；如果照此实行，日后至元钞的弊病将比中统钞更加严重。灭亡的宋朝从十六界增加到十八界，又加行官会，最终到了国家灭亡也无法挽救的地步，这一覆辙可以作为鉴戒。他们只知道造至元钞的利益可以达到五倍，却不知道铸铜钱的利益还可以达到百倍！所谓钞一佰文，就是一百枚铜钱，如今民间称为一钱；一贯文就是一千枚铜钱，如今民间称为一两，也就是一钱折合百钱，十钱折合千钱。如果用一钱铜钱就能发挥一钱的作用，那么价值一佰文钞的物品，可以用一枚铜钱买到。各地按月申报的时估说，一斤物品需要钞二钱；如今按本色铜钱二钱计算，二佰文钞就可以买到一百斤物品。按原价计算，可以节省钞十九贯八佰文。这样看来，钱币就有百倍的利益了，既有利于国家，又便利百姓，却还要反复议论、拟定很久而不能实行，实在令人感叹国家缺少谋臣。若按照所陈建议，造新钞来扶助至元钞的贬值，停止兑换以保全国家利益，铸造铜钱来疏通钞法的滞塞，使国家富裕、百姓受惠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介夫以前任湖湘司征时，屈居下僚，区区忠心爱国之意，没有机会自行上达。恭敬地考察历朝诏书，其中规定：诸人陈述意见，在内地的呈送尚书省听取奏报，在外地的经由有关官司投进。因此，我在先前已经获准的《太平策》中，摘出尚未说尽的钞法、抑强、户计、僧道四件事，竭尽内心见解，前往湖南廉访司和宣慰司投进。虽然承蒙称许，却吝于转达；言论极其明白切要，最终仍沉沦为废纸。现在把它附录在各项之后，即使一时不能被采纳，将来一定会有人了解。居于枢要地位的达官大臣中，如果有以辅佐君主、恩泽百姓为心的人，应当会从这些话中有所取法。我私下认为，国家和百姓其实同为一体：百姓富裕，国家自然富裕；国家富裕，天下自然安定。使用铜钱虽然眼下没有近利，仍应把使百姓富裕放在首位。恭敬地考察先皇帝建立尚书省的诏文，其中一款大意说：“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交钞，以调节百姓使用，已经有钱币与钞票并行的意思。大概钱用来调节物价，钞用来调节钱，子母相互资助，确有事实可以证明。钦此。”铜钱刚开始流通时，民间得到便利，欢快的歌谣声传遍乡里。仅仅过了一年多，突然又实行了改变制度的办法。又恭敬地考察诏旨中停止使用铜钱的一段，大意说：“虽然零星使用铜钱对小民便利，但它阻塞、损害钞法，严重妨碍国家的经济大计。钦此。”我仔细推究诏意，未尝不是认为使用钱币便利；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对国家有妨碍？仅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出奸臣误国了。百姓富足了，君主与谁一起会不富足？如果便利百姓，就是有利于国家。国家与百姓相互依存而建立，哪里有便利百姓反而妨碍国家的道理？如今的办法，不必夺取百姓的资财来使国家富裕，只要凭借国家的资财来使百姓富足就够了。所谓使百姓富裕的办法，没有别的道路，应当思考古代百姓为什么富裕、今天百姓为什么贫穷。贫富相差悬殊，关键就在铜钱的兴废。农家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只能靠自己的劳动勉强糊口。他们生产谷粟、丝绵、布帛、油漆、麻薴、猪和各种畜产等物品，能卖多少钱？如果铜钱流通，所生产的物品就可以零星交易，不致因交易不便而贬值。钱拿在手中，可以随意使用；收入多、支出少，百姓怎么能不富？如今穷山僻壤，钞票已经很难得到，即使得到一张十贯钞，也无法撕开零用；若拿物品换钞，零头又不肯贴补；想把整张钞票买完东西，往往又没有那么多可买的。来回计较，受到各种为难。有的婚丧人家急需用钱，只好把家中货物贱价出售；货物卖不出价钱，利益全归商人，百姓怎么能不贫穷？详细说来，如今使用钱币有三项便利：第一，历代旧钱散布民间，例如江浙一省，官库中堆积如山，取来供国家使用，可以抵得天下一年的赋税，并非小小补益。第二，市场交易不必烦劳贴补兑换，即使三尺高的孩童也能进入市场，可以免除挑选伪钞、昏钞以及相互辨认的忧虑。第三，国家出产的是钞票，百姓出产的是货物；钞票以数万计，国家不能用它取得百姓的零星货物；货物以零星计算，百姓又不能用它取得国家的大量钞票。如果使零星货物可以换取铜钱，大量钞票自然就会流通，这就是国家和百姓两方面都便利。禁止钱币的不便也有三项：第一，现有的废钱日渐被销毁，到处被变卖、熔化为器物，有用的财富被毁弃，沦为无用的铜，实在可惜。第二，市井交易难以进行零星贴补，店铺多用盐包纸签，酒库则用油漆木牌，各地风俗都这样，阻滞钞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第三，商人往来途中住宿、吃饭，得不到小额钞票，只好留物抵押或折价使用；村落小民进市场买东西，有的背着谷粟，有的袖带土产，价值十钱的货物，买不到价值五钱的东西；有时应当买价值一钱的物品，却只能把全部货物拿去兑换。这就是农民、商人、工匠和贩夫在流通方面所受到的不便。

译把三项便利和三项不便合起来看，当然知道铜钱实在不能废弃。即使现在民间各处私下使用旧钱，把它当作废铜流通，几乎已经遍及半个江南。福建八路完全使用废钱交易；江东的饶州、信州，浙东的衢州、处州，江西的抚州、建州，湖南的潭州、衡州，街市上都通行，颇为便利。我曾参酌古今，如果以铜钱一佰文折合中统钞一贯，一分折一钱，最为适中，也与钞文中以贯为形制的规定相合。如今铜价一斤值中统钞一贯五佰文。每斤铜可以铸钱一百六十枚，那么钱价与铜价也相等，自然没有私铸的弊病。加上各地炉冶器具已有规格，可以恢复鼓铸。除现有铜料外，再设置官炉随时铸造，严格禁止民间擅自铸造铜器，现存的铜料完全够用。铜矿出产的铜，更是取之不尽。将来国家会日益富裕，百姓会日益殷实；太平盛世的景象，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还只是说使用钱币的利益。钞法的弊害，有许多是说也说不尽的。钞票是国家的赋税收入，是朝廷掌握财用的权柄，却与民间共同使用，实在令人长叹痛哭。如今民间的钞票，十成中有九成都是伪钞。伪钞遍布天下，朝廷却全不动心，不知道谋划国家的臣子究竟是怎样用心的。比如一年造钞二百万锭，发给各省兑换，全部化为灰烬，只剩下工墨钞三十万锭。如今民间富家大族、庸僧妄道、豪商巨贾，一家所藏的钞票，有的不止三十万锭。合起来看，箱笼匣箧中的积藏，何止百千万亿之数；这不是伪钞又是什么？善于伪造的，与真钞没有区别，即使有见识的人也不能辨认。有的伪钞败露送到官府，只是因为制作得不好、不能使用罢了。我曾留居杭州，看见买卖的人从官库兑换出料钞，在店铺中使用；我反复观察后说，这是伪钞。他们试着拿伪钞替换，店主反而欣然接受。杭州人习惯市场交易，尚且不能辨认，何况乡村小民呢？从前我任职时，曾推问伪钞案件，犯人说造一锭钞的工本，可以造出数百锭钞，获利如此之多，人怎么能不乐意去做？即使赴汤蹈火，他们也不会顾惜。如果认为这话不对，只要更改钞法，全部命令百姓把旧钞交官兑换新钞，必然会有数百万倍的伪钞流出，远远超过原先发行的钞本。我又曾考察，自周、汉以来，都使用钱币：珠玉作为上币，黄金作为中币，刀布作为下币。汉武帝使用方尺大小的白鹿皮，四周用彩绣镶边，作为皮币。东汉光武帝时，货币杂用布帛、黄金和粟米。章帝时命令天下都用布帛缴纳租税，市场买卖也都使用它。到了唐代则完全使用铜钱，间或使用缣素，没有听说使用钞票。到了宋朝，寇瑊任蜀地刺史，创设交子，以适应一时的需要，于是流行于中原。明白事理的人说，纸钱是鬼神使用的，不适合人世；拿给鬼用的东西让人使用，可知宋朝国运不会长久。想不到本朝立法不寻求古制，反而沿袭亡宋的旧制，实在可惜。我在读书之余反复推究，颇为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是既没有权位，即使有这样的策略，志向也无法施展，言论也无法上达，只能怀抱才能和遗憾罢了。用纸制作钞票，难以长久。如果要使用钞票，就必须改革制度，应当仿照古代使用货币的意思，改用绢来制作。国家设立机构，置办工匠、架设织机，依照钞票样式织成方幅；每贯自成一张，大约长一尺二寸、宽七寸，四周边幅完整。贯文直接织在织机上，再用五方印色加以关防：东方取青色，南方取红色，西方取白色，北方取黑色，中土取黄色，五种颜色齐备，不是民间能够得到的东西，即使想伪造，又有什么用呢？但织造只能制作大张，难以制成小幅；零星使用自有铜钱，不必使用小钞，朝廷收支则用轻便的钞票代替。这就是子母相互制约的道理：一可以数十年不坏，二可以使伪造者无法制作，三可以免除兑换、焚毁的烦劳。实行几年，制作的多、损失的少，钞票自然多到用不完。立法的完善，没有超过这个办法的。所以说，钱币不能不用，钞法不能不改。这件事关系国家经济大计，不是普通杂律和常例可以相比的。这样可以使百姓富裕，可以使国家强盛，可以解除年年饥荒，可以平息外患，可以为万世开创太平，实在是使国家长久治理、天下长久安定的策略。虽然众说纷纭、喧嚣不定，但究竟谁的意见适合作为谋略？在道路旁边筑房舍，年年都不等人；因循苟且、唯唯诺诺、迟疑拖延，是治理政事最大的祸患。我深深担忧废钱日益销毁，伪钞日益增多，国家经济日益削弱，权柄日益转移；这样发展下去，祸患难道会浅吗？恭请贤相名卿赶快筹划解决，天下将非常幸运。一、盐法。使国家富裕、百姓受惠，没有比铸山、煮海这两件事更重要的了。铸铜为钱，本来就是国家的大事；煮海水制盐，虽然知道它重要，却还没有得到规划的方法。如今各地都设立运司，各盐场设置令、丞，实际上是因为课程收入巨大，必须另设衙门专门管理，却不知道这对民间造成的侵害很不小。由此产生的弊病有百端，哪里说得完？对国家实际上没有益处。比如福建一路，仅相当于淮浙一个盐场，一年办盐七万引，却也设置运司正官、首领官、吏员等，管辖十个盐场，在两处盐仓批引支盐；官攒、人吏以及游食之徒不计其数，只是在蚕食盐户罢了。如今各地运司的官吏每年轮番分司，发给盐户工本钱，虽然名义上唱名发放，实际上却是明里发放、暗中收回。刚刚合并开煎，就以守候、催办、监装、开火、起火、停火等名目，比照考核、封闭盐埕，巧立名目，百般征扰；场官因此加倍索取，盐户必须应付。又有总司派人催办、索取定额，十人五人结成群，不时下场追逼骚扰；如果不从盐户那里取得，又从哪里来？上下互相征取，彼此勾结隐瞒。家境富裕的盐户还可以勉强拖延，贫穷的无计可施，必然造成私煎私卖的弊病。官司追捕搜查，如同捕捉大盗，盐户只得全家逃窜。眼下逃户已经很多，却不敢申报，只让同盐丁代为办理；几年以后，必然全部逃亡。这是设置盐司对盐户不便。

译商旅贩卖盐，是为了使盐流通。盐法是帮助办理官课，令运司发卖盐引。盐仓支盐时，要凭照引、散帖等凭证，经过百般要求，才能发给。编纂、节制各处又设置批引官，专门挑毛病、找瑕疵，任意刁难。到了目的地销售，又派拘收引官检查是否有多余，无非是要趁机剥削客商。盐价高时，运司官吏就用假名预先掺合买进；盐价低时，则勾结盐商雇人销售。又有上级官员和权贵之家凭势力强行夺买，必须先把盐数全部交足；盐商有时守候半年、一年仍不能办成。又计算商人自己的费用，要求缴纳答头钱。客商同官府交易，本来就心存疑惧，怎么还能再加以挟持？这是设置盐司对商旅不便。运司设置关卡防止私盐，并管辖远场、毁远，设立团煎团煮，外面又设置团军巡逻盘查，法令可以说很严了。但团军每年更换一次，他们有什么顾忌？团军驻地周围数十里，连狗都不得安宁，甚至抢人、杀牛、摊派居民，无所不为；这样能够保证私盐不泄漏吗？又有盐司派人和管军头目巡查盐场，络绎经过乡村，偶然看见盐，不审查真假，就指为私盐。百姓听从他们诈骗，就可以免上公堂；稍有不顺从，便立即酿成真实祸害。等到真正的犯人到官，如果没有贿赂，监禁多年，又转而牵连平民，逮捕不止。等他们索取到满足，才全部释放。有时被判刑的，无非是穷民；抄没一半家财，最多不过五七贯。有门路的人都能洗脱，无力的人必然获罪。这是设置盐司对百姓不便。运司立法规定，凡有私盐产生，就要连县、州正官一同治罪。盐从盐仓、盐场出来，罪责却归于州县，这种无辜受牵连，和池鱼之殃有什么不同？加上盐户不隶属于有关官司，没有相互统属管理，导致有一类惯卖私盐的无赖之徒勾结盐司，上下包庇，放纵违法，没有任何畏惧。他们又与盐场附近的民户互相参杂、寄居，便假立户、柴户等名色，暗中冒名占有。还有百姓借盐户名义变造税籍、逃避差役；凡遇官司审理词讼，便包庇声称是盐户，使官府受阻而不能施行。有必须依法审问的事情，就以办理盐课推辞，动辄拖延多年，无法杜绝。这是设置盐司对官府不便。煮盐并实行专卖，是为了资助国家用度。如今议论的人只知道为国家兴利，却不知道为国家节省力量。总计收入，数目虽然很多；扣除支出，已经耗费不少，这和用羊换牛有什么区别，却还说是得策吗？再以一引盐来讲，每年发给工本和柴草等物，又有盐司官吏按月支取俸给、运输和用水的费用，全部折算成钱后，官司每月超过本钱的费用将近一半了；这正是对国家极为不利。养猫是为了防鼠，却不知道馋猫偷食的危害更大；养狗是为了防盗，却不知道恶犬伤人的危害更急。如今盐司官吏就像馋猫、恶犬一样造成祸害，应当先把他们撤除，那么老鼠自然会藏入洞穴，盗贼也会退避。唐代刘晏专门实行盐专卖来充实军国费用。看他的施政，一时没有人能赶上，后世也没有人能够继承他的道路。他说：户口增多，赋税自然扩大；治理财务，常常应当把养民放在首位。他又说，官吏太多就会扰民，只应在产盐之乡设置盐官，收取盐户煮的盐，再转卖给商人，任其运往各处；其余州县不再设置官吏。若商人断绝、盐价昂贵，就减价出售，称为常平盐。起初江淮盐利四十万缗，到了他任期末年竟有六百余万缗，因此国家用度充足，百姓不受困弊。这是已经验证过的良法，古今都不能改变。如今的办法，不必标新立异，只要继承刘晏留下的制度就完善了。应当把盐运司衙门、各盐场所设置的官吏以及团军、巡卒全部裁撤，合并归有关官司管理。选派省部内一名有才干的官员担任榷盐使；在各州县选一名佐贰官负责提调盐务；在产盐之处设置一名乡官，专门掌管盐的发放。只在当地选取有产业作抵押的富户充任亭户，分摊认领一年的盐额，令亭户自行收拾，盐户任意煎煮，在各处设置盐仓交纳。亭户不至逃亡，盐户可以免受追逼剥削，民户也免受团军巡查诬告逮捕的骚扰；既然没有扰害，大家自然乐于办理。如果不是亭户而自行煎盐的人，才算私盐；允许盐户告发，依条例治罪。事情归于统一管理，谁还肯轻易犯法？如果工本实际上由盐司所有，而盐户只是虚受其名，能够免除额外苛虐，已经是幸运了；即使不给工本，也不会有怨言。一年应办的盐引额数，在春季预先一次发给各路，分发给各乡官收管，令客商直接在收盐处支买，按照时价公平交易，听任他们运到各处销售，到了哪里就缴纳盐引。这样自然可以革除买引、揽引、支盐、分例、批引、过关等一切弊病。商人获利丰厚，贩盐的人必然增多，民间也可以吃到便宜的盐。古今盐法，不过是为了办理盐课罢了。只要盐课没有亏欠，何必广设衙门，自找许多事情？如今盐有定额，盐户有定数，私自煎盐有确定的罪罚；如果一概交给有关官司管理，向亭户征办，既省下俸给和工本费用，自然可以全部收足盐课，官府享受其利益，百姓也能安于自己的职业。至于以后人口日益增加、赋税日益扩大，盐产日益增多、利益日益丰厚，将来增加的收益更无法限量计算。使国家富裕、百姓受惠的办法，到这里已经完备了。一、厚俗。

译仔细考察自夏、商、周三代以及汉、唐以来，国运延续长久，虽然中间经历变乱，到了危急时能够转危为安、将要断绝时又得以延续，都是因为风俗淳厚、人心团结，有力量维系扶助。贾谊说：“教化推行、风俗安定，人们都会顾念操行而忘记利益，守持节操而依仗道义。”这话说得太好了！礼义没有建立，廉耻不能兴起，风俗日益浅薄，人心日益涣散，就像人的身体已经没有元气，怎么能够长久？风俗是国家的元气，国家寿命长短，取决于风俗的厚薄，关系实在重大。懂得治理政事要领的人，应当把移风易俗作为第一要务。至于移风易俗，没有比礼乐教化更重要的了。从前鲁国两位儒生说：“礼乐兴起的条件，是积累德行百年以后才能建立。”自开国以来，如今将近一百年了。《周书》说：“已经历经三纪，世道变化，风俗转移。”自天下统一以来，如今也将近三纪了。按时势考察，已经可以兴礼乐、崇教化、改变风俗，不能说计划得太早。可是朝廷上下对此几乎全不涉及，只顾一时的苟且谋划，不思考万世的长远策略，实在令人长叹。治理国家如同调养身体，既然还不能补养元气、使身体强健，至少应当先除去那些蛀虫盗贼，不使身体受到损害。现在姑且就几件严重败坏风俗的事情来说：女子在内正其位，男子在外正其位。男女各守其正，是天地间的大义，用来教化天下；端正夫妇关系，是王道教化的根基。如今街市之间开设店铺卖酒，纵容妻子招引淫客，暗中充作娼妓，公开收取钞物，名叫“嫁汉”。又有良家妇女私下置养男子，与他们一起饮食、同寝同处，完全没有主客、内外的区别，名叫“把手合活”。又有典买良家妇女，收养为义女，三四人聚集在一起，引诱招揽客官，日间饮酒、夜间留宿，自己区别于娼户，名叫“坐子人家”。都城之下十家中有九家这样，各路郡邑争相仿效，这种风气非常不好。至于压良为贱的行为，只等有人告发才禁止，始终不能断绝。如果命令有关官司察访，或者允许各人自首，只要发现这种情形，全部遣送从良。有丈夫纵容妻子的人，大概是因为奸夫由丈夫捕捉的条例，所以才无所顾忌。如果允许四邻检举察报，使他们按同奸论断；或者事情败露后，使四邻同样获罪，他们自然会知道畏惧，不敢轻易犯法。这是厚俗的第一项办法。古代叔父与嫂嫂不互相通问，是为了区别嫌疑、辨明亲疏异同。如今兄长尸骨未寒，弟弟就收娶嫂嫂；或者弟弟死后，小弟又收娶寡嫂；甚至有四十岁的妇人改嫁给尚未成年的儿子。同一家骨肉，竟有像禽兽交配一样杂乱相聚的情形。哥哥刚娶妻，弟弟就已经对嫂嫂产生垂涎之念，嫂嫂也对小叔有顾盼之意。妻子竟盼望丈夫早死，弟弟竟盼望兄长早死，闺门中的丑事，令人不忍说出。旧例只允许军站中的续娶，又规定汉人子弟不得收嫂；如今这种做法已经在天下变成风俗。如果弟弟可以收嫂，那么侄子可以收婶母，外甥可以收舅母，儿子可以收母亲，伯父可以收弟媳；只要具有男女之身，就都可以成为繁衍后代的地方，任意行事，还有什么做不到？这种风俗非常不好。除蒙古人外，应当限期禁绝。有兄长死亡而嫂嫂愿意改嫁或愿意守志的，都听其自便。如果收娶为妻，应比照同奸罪加一等论处。这是厚俗的第二项办法。纲纪、名分，是礼制最大的常经。卑贱者承奉尊贵者，下属侍奉上级，正是为了明确君子与小人、尊与卑的界限。如今有些人家的奴婢服役多年，有的因要求得不到满足，有的因索取不得，便欺凌蔑视、傲慢无礼，不肯听从使唤。刚一施加鞭打，便结下仇恨，免不了巧妙编造违法之事来诬告主人。官府没有查明真假，主奴双方都必须跪在庭下。有时还牵连指认闺门妇女，贵贱完全不分，污言秽语毫无顾忌；即使后来得到解释，主人和奴婢还有什么脸面共同相处？南北风俗不同：北方把买来的奴婢称为“躯口”，南方把服役的人称作奴婢；应当各依当地旧俗，教化就容易推行。因此唐法规定，奴婢告发主人，一概不受理。如果放纵奴婢告发主人，名分就不能确立，这种风俗非常不好。除谋反、大逆和预谋故意杀人外，允许自首告发；其余一切事务都不得告发，有关官司也不得受理。这是厚俗的第三项办法。孝道开始于侍奉父母，中间体现为侍奉君主，最终落实为立身处世；所以从天子直到庶人，没有谁能够改变它。如今父母都健在，几个儿子就已经分居、分灶；又有官员历任在外，抛弃父母而携带妻子儿女。古人领取三釜的俸禄，是为了奉养父母；连奉养亲人的事都不顾，大的孝行已经亏缺，怎么能够治理百姓？又有听到父母、祖父母讣告，脸上毫无悲哀之色；有的人只是花钱派人奔丧，自己仍安然任官。又有亲人将要死去，却不操办送终之事，反而娶妇聘女，纵情饮酒高歌。又有白发亲人在堂，却被求取功名、经营利益牵累，长期在外十几年，对父母的喜惧安危全不知道，丝毫不生怜惜劳苦之念。这些都是灭绝人伦大义，与禽兽相差无几。三年之丧，是天下共同遵行的丧制。古人说：“应当到孝子之家寻找忠臣，没有不孝敬父母却能忠于君主的人。”又说：“对自己所厚待的人尚且薄待，对其他人就没有不会薄待的；没有薄待亲人却能厚待他人的人。”这种风俗非常不好。古代贤明的君王用孝道治理天下，是因为自己先做到。又听说古代宗庙四时祭祀中的烝祭、尝祭，都由天子亲自主持，不敢让有司代行。恭请考察旧典，亲自行享庙之礼；这就是追念远祖，百姓的品德也会归于淳厚。还应命令天下，无论官员还是百姓之家，只要父母健在，几个儿子却忍心分家分灶；以及在外任官、寄居外地，却违背父母生养和死葬之礼的，都一律按不孝罪论处。凡遇父母、祖父母去世，都应命令守制服丧到期。若有人请求退职闲居以奉养亲人，或弃官结庐守墓，都听从各人的本性；等到他们的孝行明显以后，再优厚地加以褒奖。这是厚俗的第四项办法。

译父子、夫妇，是三纲五常中最重要的关系，百世也不能削弱或改变。如今卖儿子、休弃妻子，把他们看得如同犬猪一样，贱价卖出、贵价买入，完全没有怜悯忍让之心。虽然有禁止压良买休的条例，但转卖的人改换名目称为“过房”，实际上是买卖躯口；收钱的人改称为“聘礼”，实际上就是价钱。如今大都、上都都有马市、羊市、牛市，也有人市，使人与牲畜同等交易，实在令人悲痛。这是朝廷表面上看似禁止，实际上却公开打开了市场。百姓安居田里、不喜欢作乱，是因为妻子儿女值得眷恋，生计值得珍惜。如果父亲不把儿子当儿子，丈夫不把妻子当妻子，早晨还是骨肉，晚上就各走各路，六亲不能保全，恩情已经断绝；按照这种心态发展下去，儿子会抛弃父亲，妻子会抛弃丈夫，弟弟会抛弃兄长，处于下位的人会憎视上位者，纲常之道将荡然无存。这种风俗非常不好。应当严厉实行禁绝，不论买者、卖者还是引荐带来者，都一体治罪；并连坐本贯官吏，以户口亏失之罪论处，使各方彼此守护，不得抛弃天伦。这是厚俗的第五项办法。古人制定服饰颜色，是用来彰明贵贱、区别尊卑的。如今衣冠制度上下一个样，贵贱不分，服色混杂，尊卑没有区别。比如绣有金龙金凤的服饰，是皇帝穿的，但百官和百姓都可以穿；明珠、碧玉制成的首饰，是皇后装饰所用的，但闾巷中的下等人也都能仿效。即使是赶车的、仆役，只要袋中有一锭钞，便可以乘坐肥马拉的车、穿轻暖的衣服。即使有德行、道艺而瓶中没有储粮的人，也甘愿徒步穿破旧的衣服。主人和奴仆一同出行，本来只应有前后之分，有时却并排行走、并辔而行，分辨不出谁是主人、谁是奴仆；官员和吏员混杂相处，本来只应有坐与站的区别，有时却闲居时促席而坐，竟不知道谁是官、谁是吏。上下没有差别，冠履颠倒，这种风气实在很不好。应该按照九品官，确定九个等级；士、农、工、商、僧、道确定六个等级；下至臧获，确定为一个等级，使各种人的服饰各自安守本分，贫富不能僭越超逾。这是敦厚风俗的第六项办法。以上这些事项，都是当前政务中最急迫、最优先的事务，是国家的根本，确实都系于此，只看朝廷怎样竭力实行罢了。德化之风所到之处，没有像草随风倒那样迅速顺从的；命令一经施行，禁令一经发布，谁敢不服从？所谓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使百姓知道避开罪过，却还没有达到……，待到他们革除旧心、化育成行，风俗也就改变了；所谓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齐他们，使百姓每天迁善，却自己并不知道。风俗既已淳厚，人心自然稳固。人人遵循德义，把法律看得像仇敌一样敬畏，要挽回唐虞三代的风气，就不难了。一、备荒 灾年、饥年，古来就不能完全避免，往往动乱和灭亡都是由此招致的。因此，治理百姓的官员总是迫切而深入地研究备荒的办法，而且研究得十分详密。古人说，没有三年的储蓄，国家就不能算是国家。耕种三年，余下够一年吃的粮；耕种九年，余下够三年吃的粮。所以尧时有九年水灾，汤时有七年旱灾，天下却没有陷入动乱，百姓生活也没有陷于困乏，是因为平时早有储备。国家统一以来，年年粮食丰收，百姓没有面带菜色。偶尔有收成不好，也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因此上下都苟且偷安，不作长久的打算。万一遇到大水灾、大旱灾和大歉收，饥荒接连发生，骨肉不能相保，户口四散，盗贼纷纷兴起，那将用什么办法来救济他们？如今民间一年耕种仅够一年食用，即使有余粮，也不爱惜。像近年河南小灾荒、江淮一次水灾，就已经使百姓荡析流离，无所依归。如今山东八路缺粮，朝廷拨下钞三万锭，委派官员按户清点现有人数，大口每人二斗，小口每人一斗。赈济两个月，后来据报告，缺粮户共有四十六万四百多户，大小人口一百九十万四千多人，共需米六十七万三千九百八十石，折合发放钞三十三万四千八百多锭，也可以说是善政了。然而百姓一天也不能没有食物，七天不吃东西就会死亡，怎么能忍着饥饿等待赈济呢？如果等到当地官司逐级申报、上奏，慢慢商议拯救的办法，辗转拖延耽误，往往使百姓逃亡过半，这是第一项不可行之处。发生荒灾的地方，从冬天到春天、从春天到夏天，一直要到秋收以后，才能重新生产。即使得到两个月的粮食，哪里能延长超过一年的生命，这是第二项不可行之处。即使上天降下玉石，也不能当作粮食；家中积累千金，不是食物也不能吃饱。如果发给现成粮食，还能救急。如今却发散钞物，不能用来充饥；即使钞票装满怀中，却没有米可以买，也只能拱手等死罢了。官府虽然耗费很多，但恩惠却没有到达百姓，这是第三项不可行之处。事先没有预备的谋划，到了危急关头才临时制定策略，即使有最高明的智慧，也无可奈何。如今京城附近，达官贵人和大户人家也没有储蓄，各行业工匠和普通百姓都只能现买粮食、现做饭，过着朝不谋夕的生活。现在米多价平，尚且供给不足；假如米价上涨，又正逢灾荒，百姓就全都要成为填沟壑的饿殍了。这些都是极其值得忧虑的事，而执政者却安然自若，不加重视，明白事理的人都为此寒心。我恭读《至元新格》，其中规定各地义仓本来就是要使百姓在丰年储蓄、在歉年食用的，这已经证明是良法；义社社长应当依照原有规定，使之重新修治举办。不是法令写得不明白，也不是本意不好，而是过了十三年仍没有见到实行。朝廷泛泛地说，百官也泛泛地听，不过是空文罢了。汉代设立常平仓，粮价低时提高价格收购，以利农民；粮价高时降低价格出售，百姓认为便利，二千年间都把它作为准则加以仿效。朱文公曾在浙东实行，最为合乎法度。每年秋收时，官府发给钱，按照当时的价格收购粮食入仓；第二年饥荒时，按照原价出售，钱又归还官府。官府没有损失，百姓却得到救济。备荒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

译然而这种办法如今不能实行，为什么呢？贪官污吏会借此相互勾结作奸。若由官府收进、官府发出，民间还没有沾到赈济的利益，反而先受到核算、清点的扰害；到了收发之时，又会有各种克减侵蚀的弊端，恰好使百姓更加困苦。应该在各地查验户数多少，或每一乡、每一都，在官地内设置一所义仓，令百姓各自缴纳自己的粮食，自己掌握出入的数目；不耗费官钱，也可以免去考核查对。百姓缴入一石粮食，自己就得到一石粮食的价钱；公家不费钱，私人也没有损失。虽然不如官府支付价钱那样方便，但这是仿效古制而斟酌今情的良法。还担心风俗不如古代，急于行义的人少；豪强富室只顾发财而不讲仁义，唯恐盼望饥荒之年可以囤积粮食、抬高价格，谁肯存着暗中行善救人的心？如果听凭自愿，必然没有响应的人。因此也必须由官府制定方式：家有田地百亩的人，限定每年缴出一石粮食；如果有好义而愿意自行多出的，听其自愿，并令他们全部按等级出粮。甲户负责掌握纲领，选择乡里能干的人听其驱使。每年添入新粮，就随即扩充仓廪。每当粮食缺乏时，就像从寄存之处取用一样。至于粮食的收支出入，既然不预交给有司管理，但如果义仓的规划还不周全，就必须借助官府的力量。如果掌事而任劳任怨的人自己发生侵吞欺骗，应令司、县官依照窃盗条例定罪追究，追回财物；如果司、县官因此倚仗势力借贷，应令巡按官依照枉法受赃条例定罪，征还本色。若当地官司有能够劝导组织百姓并取得成效的，应令所属上司列明事实加以保举，优先升迁赏赐。这确实是安定百姓、使产业长久的良策，也是治理国家、为后世留下谋划的重要道理。虽然说起来近于迂缓，实际上却是非常急切的事。像今年这样的荒灾，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真正值得忧虑的，正在于将来。不要说它来不及解决目前的问题，便轻视地置之度外。然而这件事不是二三年不能见到成效，而目前的紧急情况，也必须先想出救济办法。朝廷之上人人都知道这是今日的急务，却只坐等百姓死亡，没有听说有什么处置方略。即使官司用低价赈济出售粮食，以有限的米粮应付没有止境的荒灾，长远的办法又从哪里来？如果强令各地富户平价卖粮，那么流弊会更加严重。大户纵然行贿求免，小户则因力量贫弱而勉强奉行，只会给官吏提供买卖营私的机会，对乡里的危急本来没有帮助。有人请求发给盐引，让和中客商运米。往年发放珠子引，盐商亏损陷困，直到今天还在怨恨，哪里还能再次用米引欺骗他们呢？即使让他们获得数倍的优厚利润，他们也未必愿意。如今受灾的地方虽然很多，但江淮、湖广也都丰收。趁着这次收成之后，赶快制定办法，收取四百多万石米，其中一半运到都城，另一半留在各省，以备明年发生荒灾时使用，就可以了。应该仿照汉代缴纳粮食做郎官的旧例，发下从七品、正从八品的虚名牒四千道，实际拟作散官遥授的职名，分发给各行省，填列姓名分类上报。从七品一千道，每人缴米六百石；正八品一千道，每人缴米四百石；从八品二千道，每人缴米三百石，这样可以得到米一百六十万石。天下富有而喜好名声的人，都会争相趋附；这既不是通常的调任，也不妨碍铨选制度。又仿照宋代官府出售度牒的旧例，除西番僧人之外，发下度牒三十万张，分发到各路。凡想做僧、道的人，一律按例发给，自至元十四年起到截止之日为止，每人缴米十石，这样可以得到米三百万石。自归附以来，僧、道都没有凭据，粮食也不向官府缴纳，储积最为丰厚；让他们拿出少量余粮救济饥荒，也不损害佛教、道教的教门。以上两项只需耗费朝廷一纸文书，不动声色，就可以立即取得数百万石粮食。舍弃这些办法不实行，我还看不出别的策略。出售爵位来救济时局，虽然不是正式的法令典章，但考察古代史书，也不是创始之举；不过只能暂时采用，不能作为常法。度牒的办法，今后凡出家的人，每人缴纳米四十石，永远著为法令；放宽二三年实行，等义仓建成、储蓄自然充足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一、定律 法律，是用来整齐天下人的行为、作为至公至大的确定制度的。陶制定士官制度，明确五刑；周穆王命人训释刑书，刑罚条目多达三千。纲举则目张，秩序井然而不紊乱。因此百官奉行法律，各自知道应当守什么，不敢越界；百姓看待法律，也各自知道应当避开什么，不敢犯法。自三代以后，国家建立政制，必定把刑书放在首位。纵观古今，从来没有不制定法律而能长久立国的。如今天下所奉行的，有可以援引的成例，却没有可以遵守的成法，官吏因此得以借机欺骗。比如甲乙互相诉讼，甲有势力便援引这一条例，乙有势力便援引那一条例；甲乙双方势力相当，便没有办法判定是非。迁调拖延经年累月，名义上叫作“撒放”，使天下百姓懵懂不安，像狼回顾、鹿受惊一样，毫无可以遵循的依据。起初所犯的罪，不知道最终如何判处，这等于用刑罚陷害他们；想要强令他们不犯法，能够做到吗？朝廷内部的省、部，外面的郡、府，抄写的格例多达几十册，遇到事情难办，就查找旧例；有时旧例中没有记载，便临时拟议处理。这就是百官都不知道该守什么。民间根据耳闻目见的敕旨、条令，杂采分类编纂，刊印成册，叫作《断例条章》，叫作《仕民要览》，各家都收藏一本，把它当作准绳。试着查阅二十年间的成例，拿它同三十年前的成例校对，已有一半不能使用；再用十年间的成例同二十年前的校对，又有一半不能使用。这就是百姓也不知道该避开什么。孔子说：“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脚无所措置。”如今号令不固定，简直像儿戏。有的一年与前后两年不同；有的皇帝诏令刚刚下达，随即就湮没无闻，于是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的谣言。上面没有治国的准则，下面没有可遵守的法律，没听说这样能够建立国家。京都是四方取法的地方，连这里法律都不能实行，四方之外还能实行吗？比如往年禁酒，但私自酿酒的人家家都有。酒越来越淡，价格越来越高，百姓也越来越困苦。又比如禁杀牛，但私自屠宰的反而更多，京城之下十家有八家如此。又比如奸淫、盗窃、杀人，本来一定不能赦免，但每年却释放图鲁木，因此人心更加轻视犯法。又比如婚姻聘财，明明有官员和百姓按等级折算钞币的条例，如今嫁女的人只看重财钱，品官和富人家有的索要七十锭、一百锭，市民百姓家也不少于二三十锭，还要索取表里、头面、羊酒等物，和估价买卖人口没有区别。又比如买卖田宅，旧有先亲后邻的条例，如今百姓的产业多归权势显要之家；即使是亲属和邻居，也不能优先占有。告到官府，又没有力量与之争竞，产业落入豪强之家，最终都成为他们所有。由这几件事推想，天下的情况也就可以概略知道了。

译如今有司每每把刑名案件看得很重，对婚姻、田宅、钱财、债务却完全不加重视。殊不知民间争端没有不是从婚姻、田宅、钱财、债务开始，进而发展到奸淫、盗窃、杀人的。宪司巡按又总把赃罚看得很重，对一切民间诉讼却几乎不察看。殊不知百姓蒙受冤屈，上面又没有可以申诉的地方，这正是给官吏受赃开路。审理囚狱的官员每到郡邑，只是准备成案、照行旧故事，判决一两件，便认为尽到了职责，却不知道死刑以下的刑名公事还有很多。路、县的官吏没有满足自己的欲望，每当听说上司官员到来，就把囚徒暂时保候；审录完毕，仍然重新收监。这些都是没有法律造成的弊端。再加上衙门纷杂，事务不能归于一处，十只羊有九个牧人，谁也不知道听从谁。普天之下、四海之内都是王的百姓，怎么可以各家自行处理政务、各人自成一个国家？如今正宫位下自行设立中政院，匠人专隶金玉府，校尉归拱卫司，军人隶属枢密院；诸王位下各有宗正府、内史府；僧人归宣政院，道士归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护府、白云宗，所管辖的户计及各司头目遍布天下，各自管理，彼此不相统属。凡有公事诉讼，都必须相互约会；有时一件事牵涉三四个衙门，动辄半年，空发往来的文书，却不能会面办理。有时指定日期相互审问，各自偏护所管之人，彼此隐瞒庇护，拖到一年两年，事情仍不能完结，于是强者欺凌弱者，凶暴者压制寡弱，贵人压抑贱民。没有法律的弊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过去先帝时，曾经下令修订法律，但还没有完成成书。近来有人议论说，《大德律》所任用的编修人员不合适，错误很多。如今应该在台阁、省、部之内，选择通晓经术、明白治国体要、熟悉时务的人，斟酌采用古今法律条文，参照先帝建元以来的制、敕、命令，再采纳南北各地风土人情的适宜之处，修订成一代的法典，使有司有所遵守，使百姓知道所应畏惧和避开的事情，国家有固定的法令，官吏不敢轻侮百姓，永远成为确定的制度，造福子孙万世。各类衙门投下的头目，除掌管钱粮、营造事务以外，无论大小诉讼，只要涉及会同审理的，都令有司归其审问，以期政务归于一体，案件不至久拖不决。这可以说是成就万物的简要能力，是太平之世的重要道路。一、刑赏 赏赐和庆典、刑罚和威严，是国家的重要权柄。刑罚的威慑不施加，人们就没有畏惧；赏赐和荣宠不明确，人们就没有仰慕，二者不能偏废。古人设立刑罚，必先施用于受赃的官吏。因为赃吏造成的祸害，比酷吏肆虐更严重；酷吏虽然缺少德行，人们还可以躲避他；赃吏徇私灭公，百姓受害尤其严重。国家法令不能实行，百姓冤屈不能伸张，上情不能下达，善政不能惠及百姓，都是赃吏从中侵蚀造成的。先除去赃吏，就像除草必须先拔掉根一样。赃吏不再横行，刑罚自然就会公平。过去国家制定了枉法与不枉法的条例，如今规定枉法者除名、不再叙用，不枉法者也一并罚停三年。制法虽然明确，但犯法的人并没有停止，最终也不能把这种行为完全禁止。贾谊说：“礼，是在事情将要发生之前加以禁止；法，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加以禁止。”既不能改变他们的内心，使他们自己不去犯法，又不能使他们畏惧法律而不敢犯法，这是两方面都失败了。比如司、县官困在正、从七品、八品之间，终身也没有得到宣授的希望；吏员困在路、县之中，终身也没有接受敕命授职的期限。人们爱惜自身、看重不犯法，是因为畏惧清议，也因为前途还很长远。如今既无所畏惧，又无所仰慕，那么做官只是为了免于贫困罢了，还有什么可顾惜的？想要责令他们不贪污，是做不到的。若他们的家业已经成就、资财积蓄已经丰厚，即使除名，即使罚停三年，也不足以放在心上。近来听说江西有路司吏员，因为办理盗贼案件收受钞五百锭、金银一箱，一夜之间便携家逃走，不知去了哪里；他大概认为，做路吏终身困顿，直到老死也得不到一个官职，不如多得些钞物，做一个富家翁。又看见各地有州、县官员，不顾名节，任意侵吞财物；大小民讼、商人都向他们行贿，后来不幸因收受小额赃物被告发，虽已依法定罪罢职，如今闲居在家，却已经成为巨室。即使不再做官，也足以安排完自己一生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况，哪里数得清呢？过去有刺字、配役和籍没的法律：在脸上刺字，终身在乡里人中不得与正常人同列；没收财产，则全家不能免于饥寒。治理受赃官吏，没有比这种办法更好的了。然而朝廷并不是没有刺字、籍没的法律，历代宰执和近臣中，许多人已经因获罪而被籍没。难道这种法律只能施行于随朝官员，却不能施行于外任官员吗？又有强盗刺额、窃盗刺臂的法律；赃吏对百姓造成的祸害，远远超过强盗、窃盗，而强盗、窃盗的祸害还只限于一家一人罢了。难道这种法律只施用于强盗、窃盗，却不能施用于赃吏吗？那些收受贿赂而毫不顾忌的人，无非是想肥养自身、使家族获利、供养妻子儿女。如果让他们自身陷入刑戮，田宅化为空无，妻子儿女也不能保全，那么即使不除名、不罚停三年，也不敢轻易触犯禁令。今后无论内任、外任、大官、小官，只要贪赃事实明确，吏员就刺面配役，官员则免除官职、流徙；所有家财、田宅、奴婢，都令全部没收入官。这样或许能使赃吏有所畏惧，犯法的人就会少了。法律是为小人制定的，不是为君子制定的。君子一定不会把自己同赃吏等同；而惩治赃吏的法律，也一定不会牵连君子。立法并不是过于严厉，治理小人的法，本来就应当如此。然而今天的政务，不是担心惩罚达不到，而是弊病在于赏罚不公；不是担心贪官难以制伏，而是忧虑贪污与清廉没有区别。对赃吏固然严格治罪了，却没有看见对廉吏的赏赐。如今省部设置了记录过失的名簿，却没有听说有记录功绩的名簿；宪司每年上报赃罚册，却没有听说有记录廉能的册子。人的本性相差并不很远，利益欲望是人容易被触动的，苦守节操却是人很难做到的，难道功绩和廉能有什么不好吗？如果认为暴虐没有损害，认为行善不值得提倡，那么行善却没有办法得到劝勉，人人就会相互沿袭而行不善。舜放逐四凶、举用十六位贤臣，天下因此大治，并不是刑罚少而赏赐多，而是使善人一同得到任用，使恶人自然受到感化。贤明的君王施政，就像天地对待万物一样，先用雨露滋养，然后用霜雪肃杀。有霜雪而没有雨露，不是化育万物的道理；有刑罚而没有恩赏，也不是施政的道理。

译过去朝廷有封赠的条例，相关规定虽然明白，却没有见到实行。今后无论内任、外任、大官、小官，只要有一人清廉如水、不扰害百姓，就令风宪官出于公心加以保举，申报台院、呈送省中，并附具实际事迹，优先升一级；任满一考，就封赠他的父母；再任满一考，就封赠他的妻妾。即使只有才德、公正、勤勉中的一项值得称道，也同样办理。这不过耗费朝廷一纸虚名，却可以收到激励人才的实际效果，使任官办事的人清楚看见：赃吏遭受祸害，祸及自身，也祸及父母妻子儿女，使他们全都不能免于刑辱；又看见廉吏蒙受福泽，福及自身，也福及父母妻妾，使他们都能享有荣华。这样谁不愿趋向荣耀、躲避耻辱，舍弃贪污、遵从清廉？不必等到畏惧法律而不敢犯法，人人都会改变内心，自然不去犯法了。一、俸禄 孟子说：“俸禄足以代替他耕种所得的收入。”在官府任职的人不耕种却吃粮，所以制定俸禄来代替耕作所得。俸禄如果不足，靠什么来供养廉洁？汉宣帝诏书说：“官吏不廉洁公正，治国之道就会衰败。”如今低级官员都勤勉办事而俸禄微薄，想要他们不侵夺百姓，很难做到。近来贪官污吏已经习惯成风，俸禄有余的人，就把多余财物看作意外所得，丝毫没有节制之心；俸禄不足的人，就借口说无法靠俸禄养廉，任意把侵夺百姓当作谋生之地。上下相互征取，彼此沿袭成例，廉洁之道丧失了，却不知不觉，应该思考整顿挽救的办法了。当前政务中最急迫的事项，虽然不专在俸禄，但俸禄分配不均，本来就是朝廷的一大缺失。如今应得俸禄十两的亲民官，发给职田二顷，唯独江南减半。并不是南方土地肥沃、北方土地贫瘠，也不是江北少有喧扰诉讼的风气、江南多有豪强狡猾的习俗，却在发给职田上有厚有薄，这是俸禄不均的第一点。再说中外管军、管民、管驿站等各种官员，都是替君主办事，也都是享用上天所赐俸禄的人；但职田唯独给路、府、州、县以及廉访司官员，其他人却没有。这对某些人为什么这样薄，对另一些人为什么那样厚？这是俸禄不均的第二点。如今各地职田，有原来有官田的才有，原来没有官田的就没有；又有虽有官田，却不给作职田的地方。有职田的地方，除丝、麻、豆、麦外，所收子粒，路级正官不少于八百石，卑微如巡检，也能收一百多石。没有职田的地方，徒有职官的名分，却得不到一颗粮食的好处。而外任官员的俸钞，从五品只三十两，从六品不到二十两，九品则只有十二两；用俸钞买东西，能买到多少？十口之家，除去一年所需衣物外，每天饮食费用非钞二两不可。九品官一个月的俸禄，仅够六天的食物；而应得的俸钞又多被以公用名义扣除，如果再没有职田，老来靠什么生活？又如小吏，都已经增加了俸禄和米粮；过去领取俸钞六两的，增加为八两，每一两钞每月增加米一斗。这样相比，六品以下没有职田的官员，反而不如一个小吏。饥寒相逼，想用法律要求他们廉洁，能做到吗？这是俸禄不均的第三点。如今内任官员的俸钞是外任官员的两倍，而京城一带平常米价也是半锭一石，饮食和衣帛样样极贵；按钞数计算，虽然多一倍，按每日用度计算，实际上还不及外任官员所得的一半，又没有职田可以供养。例如外任三品官每月得到俸钞八十两、职田米八百石，每月应得米六十多石；至于九品官也收职田米一百石以上，每月所得接近九石。随朝三品官每月领取俸钞三锭一十五两，既然原本没有职田，又不增加俸米；而四品官除俸钞外，每月增加米一石九斗五升。由此说来，随朝三品、四品官员的俸禄，反而不如外任九品簿尉的俸禄，这是俸禄不均的第四点。制定的俸禄不均，人的心志就不会一致，放纵邪僻、奢侈越轨，没有什么不为自己谋利的，这种流弊哪里说得尽呢？而且俸禄这件事，自归附以来，进言的人不知有多少，但所说的都没有抓住要领；朝廷实行改革也不知有多少次，但实行的始终没有达到公平。一次变更又成了一次徒然的施行，最终对政务的缺失丝毫没有补益。朝廷中的冗余职位，本来就难以一一列举；例如各地巡检、各路提控案牍，每年收取职田米尤其是空费。各县已经设置尉司，配备弓手专门负责巡察警戒，又有分镇军官辅助，何必再多设巡检司？甚至一个县内设置三四处，徒然侵耗民间，对官府也没有帮助。各路既有经历、知事，足以任用办理案牍，又令行省多派一员，徒然侵耗官府，对百姓没有益处。这类情况很多，都应当裁汰，既可以节省俸禄，又可以使铨选制度清明。像处州、徽州等路的总管，没有职田可以收取，即使规定每月增加米一石五斗五升，省札人员一个月反而能得到八石多米。像这样不公平，朝廷哪里真正知道？当前的弊病，不在于俸禄太少，而在于俸禄分配不均；不必担心俸禄不够，而应担心设置的官职过多；把有余的均匀分给不足的，拿裁汰冗设官职所节省的米粮供给应当设置的官员，国家没有损失，官员却能得到好处。议论政事的大臣日夜讲求俸米的办法，徒然纷纷议论，却没有穷究其中的要领。有俸钞、有职田的，就过于优厚；没有俸钞、又没有职田的，就过于微薄。尸位素餐的人白白背负浪费廪禄粮食的讥讽；勤勉办事、竭力效劳的人，却有饭都吃不饱的叹息。如果能够从多的地方取出一些补给少的地方，截长补短，职田所收的粮食自然可以够用。如今额外多耗费二十八万多石粮食，徒然使国库储粮大受损失，实际上官吏却没有得到好处。而且丞相职位居于群臣之首，每月得到俸禄八锭多，一天的俸禄还不到十四两；如果仿照晋代何曾每天吃万钱美食、却没有地方下筷子的情形，即使耗尽私人财产，也不能供自己生活。

译天子设置丞相，必须用优厚俸禄来表示尊崇；大臣约束自身，当然应当戒除奢侈而遵从节俭，怎么可以先给他规定俭约的待遇，反而使他的供养微薄呢？如今俸禄自三锭以上的，不得再增加米粮，官职越高而俸禄反而越薄，实在不是尊重尊贵者的道理。又如随朝大小官员以及各地行省、宣慰司官员，都是枢要重臣，既不能从百姓那里取用，又没有职田可以收取，即使增加少量俸米，又哪里足以作为养廉的办法？君子就像良马一样，既想责令它一天走一千里，又不给它吃饱草料豆类，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应该把原来拨给的职田全部收回，征收其中的子粒钱粮，由官府收贮；再把内外应当设置的官员分别等级，普遍给予。随朝官吏俸给虽然优厚，但米价极贵，每俸五两，每月给米一石；外任官吏俸给既少，米价又低，每俸五两，每月给米二石；俸禄超过五两的，随俸禄数额增加米粮。不愿领取米粮的，就按当时价格折算给钞。内外台察院、廉访司事务繁重、身心劳苦，官员清廉而交往又少，应比有司适当增加优厚待遇，以表示对风宪官的重视。和林、上都、山后、河西各州城，不是出米运输之地，应照本地当时估价折算，不应拘泥于二十五两，以表示对边远地区的重视。无论军官、民官以及各类官吏，只要领取俸钱，就按照所发钞数逐月发米；原本没有俸钱的，就按照所授品级依例增加发给。将官府收取的职田钱粮，先尽量满足外任官员的数额，剩余的全部起运到都城，用来供给随朝官吏。计算所得，比以前多出一倍，还可以不额外耗费太仓的粮食，这就是有利于国家和官员的重要办法。俸禄既然均平，政务自然公平；免除了饥寒之忧，自然能够保存廉洁的节操。然后再用贪赃的法律来约束他们，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可辩解的了。一、求贤 治理天下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得到人才罢了。《诗经》说：“得到贤才，就能为国家建立太平的根基。”《尚书》说：“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天下各国都安宁。”自古至今，国家的兴盛和衰亡、世代相传的长短，都取决于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任用君子，国家一定治理得好；任用小人，国家一定混乱。不必逐条详细陈述，即使三尺童子也知道这句话。钦奉明诏：有德行才能而不求闻达的人，要全部列出姓名上报。皇帝的心意不是不勤恳，却没有一个山林中的贤人、平民中的士人能够进用于朝廷，难道天下四海之大，竟然完全没有这样的人吗？上天生育人才，各个时代都不会断绝，什么时候曾经需要向别的时代借人才？不必担心没有人才，只担心求取人才的方法没有做到罢了。等他们自己求进之后才任用，求着进身的人一定不是佳士。那些有奇异才能的人，一定不肯自己推销自己，这一点是必然的。国家统一以来，内外荐举的奏章纷纷而来、接连不断；但被荐来任用的人接踵而至，绝大多数都是猥琐龌龊之辈，其次就是庸医、胡乱占卜者以及画符用水、贩卖妖术的同类，从未见到真正的贤人。古语说：“看一个人的地位显达，要看他所荐举的人。”又说：“只有贤人才能识别贤人。”荐举引进别人的人自己都不是好人，怎么能识别一个真正的好人呢？贤才的产生，分散在四方。古今的大贤，大多出自偏远闭塞之地，出自闾巷贫寒之家；即使贤明的君主、睿智的辅臣也不能周遍知晓，难道在朝廷廊庙之内、近在咫尺之间，就能穷尽天下贤才吗？如今朝廷选人，省、部、台、院互相推举，现任官员罢免后，过去被废弃的人又重新起用。来来往往的除授，不过是眼前那几个人罢了。即使这些人全都是贤才，也还不足以举措政事，何况未必全都是贤才呢！既不从寒微之中选取人才，又不逐一考验他们的才能，几年之后，旧人已经死去，后来的人又都是没有经历事务的年轻人；没有仁人贤士，国家就会空虚，这是有识之士最为忧虑的事。唐太宗征伐高丽时，得到薛仁贵，对他说：“各位将领都老了，我正想得到新人来任用；我不因得到辽东而高兴，却因得到你而高兴。”天下的人才就像水一样，疏浚引导它的源头、疏通阻滞之处，就会取之不尽，没有看见它会枯竭的。三代以及汉、唐以来，有乡举、里选，有孝廉科、贤良方正科、进士科、武士科，又有任子、军功的条例，进身取用的途径并不只有一条。先广泛地收取，然后精心地选择，贤与不贤就会清楚分明。因此，贤人在这个时候不用求取也会自行到来，并不是喜欢求取进身，而是因为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没有被任用。如今既没有广泛取士的科目，又没有精心选择的办法，只从吏员中取人，此外没有进身的阶梯。天下四海之内、山林草野之下，怀抱美玉、把珍宝藏在身中而自我珍爱的人，非常多。比如郡县吏员，有的只是市井小民，有的只是驾车的仆役、卑贱之人，都是愚顽迟钝、没有见识的人，技能只限于刀笔，精力困于期限和程式。那些磊落杰出的人才，显然一定不肯屈意就任。至于朝廷中的小吏，如果不是达官贵人的姻亲关系，就是现任差役引荐上来的；他们争相依附权贵，与车夫、皂隶混在一起，都是游荡懒散、没有知识的年轻人。有的人凭才学求进，以文学结交，却难以投合；如果没有礼物和见面时的贽礼，怎么足以打动人？又哪里是贫穷的人办得起的？那些有志之士，必定也不肯苟且迎合，这是明摆着的。过去田千秋凭一句话使君主醒悟，立即登上侯爵、丞相之位；郑然明凭一句话被君主知晓，便得到赏识。古今受到际遇，往往都是这样。如果一定要先用肥羊美酒来替自己通达关系，用币帛箱笼来表达丰厚心意，那么田千秋只能老死于郎官之位，郑然明也只能终身在堂下服役罢了。仲弓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说要举用贤才。他又问：“怎样知道谁是贤才而举用他呢？”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人，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四方的贤才，有些是从自己亲眼所见中知道的，有些是从自己亲耳所闻中知道的，有些是从别人所见所闻中知道的。自己知道的有限，自己不知道的却无穷无尽。关键在于取得别人所知道的人，把他们当作自己所知道的人，并不是因为平生相识、见过一面或有私交，才称作自己所知道的人。

译如今朝廷上下，不问什么人是贤才，也不知道贤才究竟是什么，只把巧言令色、迎合上意看作精明；把勤于奔走、善于周旋看作能干；把长期出入门下、携带苞苴往来的人看作相知的好人。所知道的只有这些，所举荐的也只有这些。若让这一类人都得以做官治理百姓，只会看见人才越来越少，政事越来越乖乱，纲纪越来越败坏，再也无法整顿。假如一路、一个县、一个衙门之内，只得到一个真正的贤人，委任他、使用他，还有什么政事不能兴举，什么事情不能办成？不疏浚源头而只澄清水流，不端正外表而只想使影子端正，即使日夜频繁更改，也只是徒劳无益。应该令各道廉访司、各路文资官访求隐逸人才；不论已经做官还是尚未做官，现任还是闲居，只要德行可取、才能足以称职，卓然受到乡里敬重，在郡邑有声望的，不限人数，全部列名上报；等待给予破格提拔，任用在繁重重要的职位上。同时令内外台设置监察御史五十多员，各自每年举荐一人，并严令具结负责；如果严重错举，甘愿接受罢职且不再叙用，必然不肯徇情容私，以至于自己招致祸患。贤人遇到合适的时代，乐于贡献自己的才能；朝廷得到人才，也足以分担忧劳。古代贤明君主与贤良臣下相逢的盛况，又可以在今天看到了。一、养士 从唐尧、虞舜、三代以及春秋、战国以来，王宫、国都，下至乡里街巷，没有哪里没有学校。从闾巷的私塾逐级升入党庠、遂序、乡校、国学，从每月登记考察、每季考核，一直到三年一次的大考，选拔贤能之人，授予爵位并给予俸禄。汉、唐以后，对学校的崇尚更加提高，建立太学，供养学生，人数多到亿万。即使六朝纷扰、南北战争，也没有一天废弃学校。公卿大夫如果不是出自学校之中，即使身处尊荣，终身也会成为…… 钦奉明诏：设置学校，是为了培养成人才；仰令各处正官、教官主持管理、督促劝勉，严格加以训诲，务必使学生成才，以备提拔任用；仰令中书省议定并实行贡举人才的办法。如今内有京都，外有郡邑，并不是没有学校，不过只是徒具虚名罢了。京都设置国子监，安排生员，无非是权贵游宦家的子弟；他们整天群居其中，连句读都没有通晓，就已经列入仕籍，想希望他们成才，实在做不到。如果真想从国子监中选取人才，难道二三十个乳臭未干、没有知识的孩子就能把人才全部包办了吗？在学的诸生既然没有确定的出身条例，来就学的人当然不会多。所设置的伴读又不选择人，重金贿赂监官，多出一个陪堂名额，便可以登记入学。更不知道所伴读、所学习的究竟是什么，只是一心盼望获得部领史、儒学教授之类的职位罢了。朝廷养士，是为国家作深远长久的谋划；如今却令每月已经取得陪堂资格的人领取钞一十五两，权势之家、官宦家族把这看得很轻，贫寒儒生又从哪里拿得出来？每月初一、十五到学校祭祀谒见，已经十分简慢；春秋两次丁祭，不过揭挂碑刻，向宣圣行一次礼，花费官钱置办祭品，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礼仪。把一杯酒、一块腐肉当作恩德，鲁莽草率、支离破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各路设置学校，按例设教授；凡是隶属于文庙的财粮，唯独不考核清点账目的项目。朝廷对待士人也可以说优厚了，为什么竟不体察皇上的意思，专门敷衍苟且，把偷盗侵吞、欺骗侵占当作能耐，把日子混满、考核期满当作尽职？账册上只作支出，粮食大半被破坏侵耗；应坐斋读书，却看不见一个人。每年租税收入，仅够供养教授、正录、直学和吏胥几家而已，生员及其子弟连一升一合的好处也沾不上。学校已经成为虚设，却又设立儒学提举司，对上不能承接政令、宣扬教化，对下又不足以成为后进的表率，尤其是冗余滥设的机构。况且如今担任教授的人，选任失当，香草臭草一同进用：有犯贪赃及十恶之罪的人，有市井无赖，也有江湖间谈论相面、说命、技术的一类人，还有新近入仕的少年，借儒者之名，却完全不通文理。主持管理的人不得其人，怎么能要求他取得成效？学官与有司官不同。儒者以品行为先，如果士人的品行稍有亏损，声誉不好，就很难担任师儒之职，何必等到被告发、取口供之后，才证明他不是儒者呢？台宪上司只因为对方是儒官，常常特别加以宽容，实在是过错。比如邵文龙，是黄班塘的贼党，出身微贱，曾两次受杖刑，行为不守法度，乡里都不能容忍。他因奸邪而更换妻子，又蓄养女子为妾，闺房中的丑事，路人都知道。他初任建康，继任平江，这些地方都是士人聚集之区，也是各郡中的首要之地，却让这种人居于其位，岂不是明教的污点、士人阶层的耻辱？又如方平，原是人家的奴仆，长期滞留都城，靠攀缘关系和欺诈冒充，两次被授为教授，却都没有赴任。他在都城靠承揽、串结公事为生，每天留宿在生员家中饮酒，群优嘲笑戏弄他，称他为“方大头”。他不顾父母妻子，几人都因冻饿而死；讣告传到都城时，他正在妓院饮酒，丝毫不举哀，也不奔赴吊丧，直到今天父、母、妻三丧都没有办理。乡里讥讽他的诗写满墙壁，传遍都城，说起来实在可耻。其他郡的学官，像这样的恐怕也不少。另外还有五百多名等待选授、尚未除授的人，谁有才学而明敏，谁教养学生精勤？既然出于选用，就必须与应选人数相合；其中弄虚作假、拼凑条件、凭滥名入选的，又占十分之四五。希望他们培养成人才，怎么可能做到呢？培养人才的人固然不用心，人才也不肯来求学。如今列名儒籍的人，不知道壮年立身行事的根本在于幼年学习，却认为借一条门路就可以做官，都说何必读书然后才能富贵。既然仕进之路并不出于儒学，就不必白费时间精力，只要厚赂翰林、集贤院，求得一份保举文书，或者称为“茂异”，或者称为“故官”，或者称为先贤子孙，白身人便能被保举为教授。刚进入州选，就求升迁的门路；刚任满一任，就谋求提举，只求升迁迅速，哪里还问教养人才的事！因此学校便废弛了。议论者都把责任归于差役，却不想唐宋盛时，儒生并未曾免除差役，而士风很盛，人才很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前面有声名诱导，后面有利禄吸引。即使前几年不服差役，也没有见到一个人成材。若研习儒业便能得到任用，人们自然仰慕崇尚，即使服役也不足以压抑这种志向；若研习儒业却没有用处，人们都会厌弃，即使免役也不足以激励他们。

译士人是四民之一，为国家服役，是分内应当的事。可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必须从士人中选取人才，他们不是工、农、商可以相比的，朝廷自然应当给予优待，所以免除徭役使他们身体安逸，存问抚恤以养护他们的心志，用优厚爵禄羁留他们的才干，给予信任使他们施展志向。必须这样，才可以充分实行培养人才的道理。只有优待士人的空文，没有激励劝勉的良法，最终对世间的实际使用又有什么补益？近来朝廷举荐、提拔了两三个孔氏子弟，说尊崇圣道不【必】出于此。近年谱牒派系不明，只要姓孔的，都称为圣人后裔，愚钝无学，也充任路教；刚经历初阶，便升入八品。有真正能够继承圣学、阐明圣道的人，反而不能援用这个成例。孔子的道，垂示法则于万世。天下凡是践行仁义的人，都是孔子的门徒，难道只集中在一家一姓之中吗？如果朝廷广泛招纳儒士，使孔子之道大为推行，那么百姓就会受到福泽；这并不是要偏私孔氏子孙，以此显示尊崇到了极点。今后应当以教养人才的实际成效责成教授负责，常令风宪官和各路文资官严格查访；只要平素品行有亏、没有资格为人师表的，立即弹劾罢免。精选德行、文学为众人所推重敬仰的人，补授现有空缺，并勤加勉励。每年由朝廷优厚供给衣粮以供养他们，限额二百人或三百人，考察他们的能力，依次录用，希望学校不再成为虚设，人人都知道奋发自强，几年之间就能吟诵“济济多士”的诗句了。一、奔竞 奔走钻营的风气，尤其不可助长。古人只担心自己的德行没有修养、学问没有讲习，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因此该用时就出仕，该舍弃时就退藏，一切安于命运；出仕或退处、任职长久或迅速离任，都各随时势，哪里曾知道有奔走钻营的事？本朝统一天下之初，竭力革除虚伪，选用真正有才的人。那时求取仕进的人很少，人心还保有古人的意味。近年以来，侥幸进身的门户大开，庸碌妄为者纷纷进用，士人的品行浮薄，廉耻之道丧失；即使执鞭、拂须、舐痔、尝粪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不肯做的。有人靠攀附、营救便得到升迁，众人就口头称赞、羡慕他，认为他有能耐；如果有人安分自守，以求见权贵为羞耻，众人就讥讽嘲笑他，认为他不会办事。这种习气已经成风，几乎无法解除。从前桓玄说，前代都有隐士，唯独自己当政时没有，于是求得皇甫希之，让他隐居山林，称作“高士”，当时人称这叫“充隐”。难道当今盛世，反而连一个品行高尚的人也没有吗？朝廷如果不这样做，天下人也就不会把妄求进身当作正常。且拿近来的事情说明。前年赵著作依附梁平章门下，希望得到恩赏，又请求抄写《大元一统志》，选用善于书写的人二十名；他对人说：“按照旧例，已经历任并升职一资的，白身人就可以进入流品，每日支领食钱，公家供给笔墨纸张。”听到的人受到鼓舞，无不争相趋附。于是赵著作门外馈赠的粮食接连不断，愿意求取一纸保举文书，好像登上天府；人的升沉都出于他的顾盼，任用或罢黜由他一句话决定，直到今天谈论此事的人，无不把它当作笑柄。又如去年，皇上命令书写《金字经》，礼部和翰林院官员从中选择字样，一时奔走钻营，喧闹京城，人人投奔门下，百般经营。侍郎高显卿、学士张师道，甚至下至应奉邓善之、奏差张士开等几家的门下，公开行贿；各自拿出名册，分占名额，不以字样优劣决定取舍，只要有办法安置就符合程序，论价买名额，像商人做买卖一样。有不经礼部发出的，就到经局投奔门下，人数动辄几百上千。礼部与经局互相诋毁。仅从这两件事看，就可以知道风俗大概了。奔走钻营一天天增多，风气一天天下降，从今以后尤其恐怕一天比一天严重。编纂《一统志》，前后有两次。第一次，监中招人，人们却不屑参加；如今人们争着求取，只怕得不到。书写《金字经》前后三次：第一次，各省选取人员，无不竭力推辞请求免除，官府凭势力逼他们前来；第二次，人们虽乐意参加，却还只是求取名额；如今趋赴的人像集市一样拥挤，争相进取、抢在前面，只怕落后。由此可见人心和士习一天不如一天。这件事关系到的绝不是小事，掌握风俗教化关键的人却毫不考虑，为什么呢？管子说：“礼、义、廉，是国家的四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这一切，都是不知礼义廉耻造成的。只要居上位的人能够断绝侥幸进身的门户，这种风气自然就会止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微小的名位，求取就能得到，不求取就得不到，人怎么能不争？像锥刀一样微薄的利益，赶在前面就有，落在后面就没有，人怎么能不追逐？庸俗的人彼此沿袭，安然不觉得奇怪。能够不求取、不奔趋，卓然自立于名利之外的人，千万人中没有一个。风宪官尤其是礼、义、廉的来源，往往也可以求取而得到，那么世俗都这样，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古人说：“天下有道，公论在朝廷；天下无道，公论在民间。”天下实在不能一天没有公论。公论所在，就像明镜高悬、秤杆公平，丝毫不能容纳虚伪，即使不奔走钻营也可以。自从公论不明以后，美丑好坏完全没有固定的评价标准，爱憎取舍全凭私人感情。人并不是喜欢奔走钻营，而是形势使他们不得不这样。比如抄录志书、描写金字，不需要追章琢句的技巧，也不需要考证古今的艰难，即使是愚夫下民，只要能抄写书籍，都可以参加选用，得到食物、赏钞，足以酬劳其工作；又给他们升职、减免资历，这就是朝廷向天下打开奔走钻营的道路。如今中外处境困达不同的士人中，白发还在穷究经书、一片赤心报国，却没有得到一级半级升迁的，不知有多少。仅仅能够点缀字画，便可以捡取朝廷的官爵，岂不是让天下后世耻笑吗？市井之间，没有不羡慕那些得到书写差事、必定会升迁的人，又怨恨那些没有得到书写差事的人不早些求托关系；得到书写差事的人都志得意满，没有得到的人也深深悔恨。百姓习俗由淳厚转为浮薄的分界，正在今天。现在不挽救，流传下去的祸害不知道会到什么地步。若想立即扭转浮薄风气、改变人们的心术，难道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吗？姑且先从志书、金经两件事开始：应当把前一次已经升职、已经注授的人，追究其原有资历，全部改正；这一次求升而尚未升迁的人，截定日期，停止并革除这项事，使他们断绝妄想。让天下人明白知道皇上的意向，自然各自懂得进退去留的适宜，懂得出仕、退处、行动、隐藏的正道。即使还不能完全改变天下风俗，奔走钻营的风气也能去掉七八成，对世间教化实在不无小补。一、核实

译只有空洞文书而没有实际内容，对政事的败坏尤其严重。汉宣帝赏罚分明，综合考核名声与实际，处理政事、文学、法理的士人，都精通自己的才能。那时尚且有王成虚报增加户口、黄霸妄称神雀的事，议论者还以有名无实讥刺他们；比这更严重的情况，不说也可以知道。如今朝廷发布政令、颁行命令，出于一时轻率空泛的话，各部门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百姓也不把它当作可信，习惯于把它当作文书具文，只徒然装饰外表；这样连平民都不能用道理治理自己的家庭，怎么能够治理天下呢？姑且就所见所闻来说：明诏规定，德行、文学高出同时代人的，由有司保举；肃政廉访司复核属实，以备提拔任用。近年来中外所举荐的人，并不少，却没有见到提拔一个有才之人、拔擢一个士人，难道不是用空文求取人才吗？如果荐状写得明白，就必须录用；如果此人不适合任职，保举他的官员也必须一同罢黜，这才是实际用人的办法。明诏又规定，对政事不便、人情未达、朝廷得失、军民利害等事，有上书陈述的，都可以密封呈进。近年来官员百姓陈述的，也不少，却没有听说采纳一条谏言、办理一件事情，难道不是用空文求取言论吗？应当选择省、台中曾经任过外任文资官的人，专门详细审阅，选取其中可采纳的，不必再议拟，立即施行，这才是实际采纳言论的办法。格例规定，各县县尹以五件政绩都办成者为上选，办成三件者为中选，五件一件也没有办成者必须罢黜。如今各官的解由中，没有一个不说五事俱备，都是任满替代以后，巧妙装饰言辞，由私人填写。上司更不追问，只要办理凭证无伪、俸禄月份无差错，便发给半印，照原文抄连。到了选授之日，真伪无法区别。实际办成五事但没有势力的人，只能接受普通调任。虚称五事俱备而有势力的人，却援引成例升等，这难道不是以空文考核政绩的弊病吗？应当由各官所属的上司考察其任内是否确实办成五事，另行开具申文送交吏部，以此决定升迁或黜退，这才是实际追究成效的办法。国家设置御史台、肃政廉访司，不论什么事情，都命令它们纠察弹劾；凡有取问公事，任何人不得阻挠破坏。如今所纠劾的，只能施行于小官下吏；如果是占据要津、依凭权势的人，谁也不敢追究。即使有人上言，也不予听取。被荐举的人，呈送中书省、到达吏部后，只被当作废纸，虽有异才，最终也不能任用。言论既不能施行，因而便被认为是在欺骗。外任巡按的书吏等人，反而借风宪之威，徇私受贿，无所畏惧，他们给百姓带来的祸患超过有司。如今台察选用的人物，冗杂得过分，难道不是把台察看作空文的弊病吗？如果责任专一，那么所言无论可否，都必须取信听从；如果所言不公，就严加诛罚，这才是实际任用风宪官的办法。《至元新格》规定，常事限五日办结，中事限七日，大事限十日，并且都要在期限内发遣办理。违限的，按事情大小、逾期日数和路程远近，随时处罚。如今小事动辄拖半年，大事动辄拖数年。婚姻、田产、钱债案件，有的十年、十五年还不办理。争讼婚姻，先娶的人暂且被承认为夫妇，直到儿女长大，最终仍没有结案；争讼田宅，先成交的人暂且占有产业，直到双方财力都耗尽，两个诉状才自行停止；争讼钱债，欠钱的人不断请求拖延，索债的人困于等待审理。刑名案件中，疑难案件固然难以判定，但口供对答明白的，完全可以用几句话裁决。有司只是把人命看得过重，牵连拖延多年，触犯法令的人大半被关押至死。只知道一人被处死应当慎重，却不知道因监禁拖到死亡的人数是前者十倍，这尤其不能说轻。没有一件事依期限办理，违限者也没有一人依格处罚，难道不是用空文议论狱讼吗？如果案件超过期限而不结案，就以不称职论罪，比照贪赃滥法定罪处罚，这才是实际审理诉讼的办法。诏书屡次下达，停止罢除劳民而又不急需的差役，抚恤鳏寡孤独之人，爱民的心意可以说到了极点。孟子说：“有仁爱之心和仁爱之声誉，而百姓却不能受到恩泽……是因为没有实行先王的政令。”古代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必定先从这四类人开始；并不是说官府要专门供养他们，只要教化推行、政事成功，使这四类人不至于失去安身之处就够了。如今给他们衣服、食物，赏赐钞币，便说爱民之道止于此，这就像搬动桥梁、移开横木来救人一样。况且鳏寡孤独大多住在村落和深山之间，没有拿着瓢乞食的地方，实在可怜。如今登记在官府名册上的，都是坊正、巷长随意举出市井间所知道的人，以应付旧例而已；真正穷困无告的人，从来没有登记入册、享受到恩惠。听说吉州有王清甫一家，家产富有百金，势力凌驾官府，却每年也申请衣粮，获得赏赐，像这样的情况非常不少。耗费官府仓廪粮食，对百姓实际没有丝毫补益，难道不是用空文表示爱民吗？如果上下相安，家家有供给、人人生活富足，那么鳏寡孤独自然各有依靠，这才是仁爱百姓的实际效果。国家设置司农司，以整顿农政；各路、各县的正官衙门中，又加设兼管劝农事务的官员。每年仲春，命令他们亲自出行劝勉农事，重视农业的心意可以说已经尽到了。农业和蚕桑，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事业，一天不做，一年就会饥寒，谁肯懒惰务农、安于现状而给自己招来忧患呢？只要居上位的人养护、爱惜百姓，使他们不耽误农时，人们自然各安生业，不废弃农业。若让亲民的官吏放纵他们侵夺渔利，日夜喧嚷，使狗也不得安宁，那么即使每家设置一名劝农官，对事情又有什么益处？例如每年出郊劝农，各官却借此作为游玩宴饮的机会，随行人员少则几十、多则上百；里正、社长摊派征敛供给，有的人甚至典当衣物、借债来应付命令。一番扰民，实在不小，所谓用无益之事损害有益之事，难道不是以空文讲求农业吗？如果严禁游手好闲之徒，彻底停止妨碍农事的事情，那么努力耕作的人会自行开辟田野，这才是真正重视农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国家仿照古制设置翰林院、集贤院、秘书监、太常寺，可以说文物制度的盛备很可观了。如今翰林院中多是不识字的鄙陋之人，集贤院成了众多不肖之徒的聚集地，编修、检阅等职，都归给依靠门馆关系的富家子弟；秘书监的丞、著等官，过半是庸医和胡乱占卜的人。任太常职掌礼乐的人，有谁明白五礼六律？居于成均之地的人，有谁通晓诗书六艺？而且替公家分担一天事务，就领取一天俸禄。如今十天之中，只聚集三天，一个月二十一天闲居在私人家中，却白白领取俸禄，拿着俸禄却怠慢职事，怎么可以？九天完整地闲坐，也不过是按惯例举行一些宴饮罢了。如果说没有事情可办，就不必滥设这些官职名目来装点门面。至于医学、儒学、蒙古学，各自设置提举司，更是对国政没有益处。像这样的情况不可胜数，难道不是用空文设置官员吗？无论内外衙门，凡是新添设的机构，都应全部裁汰；原有的冗员，严格裁减合并，使官员不旷废职守，人人都有实际事务可做，这才是实际任用官员。国家设置太史司天，以明察占卜推测；尊奉国师、宗师，以严肃祈祷之事，可以说侍奉上天的诚意已经尽到了。如今日月发生薄蚀，就约期集合，击鼓奏告，以显示相信并推行历法，却从未确定应验与否；星象运行失常，只托辞说要禳解度过灾异，以便分取官物，却从未指明它发生了什么变故。耗尽公家财帑，供给西番僧人办事，只是白白资助妄僧饮酒作乐；盛列金帛，供道士举行醮筵，也只是填饱贫道的口腹身体。近来仰观天象、俯察地情，异变接连发生，上天所显示的警戒也可以说到了极点。然而人们安然没有畏惧之心，轻视修禳的实际功效，难道不是用空文应付上天吗？苍苍上天高在上方，俯临鉴察并不遥远，岂是准备文书、虚饰敬意所能感通的？反躬修养德行，妖异灾气自然消散；悔过行善，吉祥自然降临，这才是真正昭明地侍奉上帝。以上几项，只是其中最严重的；其余事务往往也都是这样。近来朝廷各项政务更新，整顿革除过去的弊病，例如裁减官吏、分拣怯薛歹、禁止别里哥，一时号令严厉迅疾，听闻的人心都为之震惊，以为德化成功指日可待。侧耳等待了几个月，却都已经寂静无闻。这是朝廷用空话戏弄人罢了，想让百姓不惊惧，也做不到。凡是发布一项政务、颁行一道命令，务必一定实行；设置一名官员、分派一项职务，务必责成取得成效。上面没有苟且的谋划，下面没有怠慢轻忽的心思，上下同心，以实际相待。所谓掌握这样的政务，应当坚如金石；推行这样的命令，应当像四时运行一样守信。依靠这样的公正无私，如同天地一般，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一、户计 国家设置各种户计，是最合乎法度的制度，古今都不能轻易改变。然而法令实行久了就会产生弊病；如果能针对弊病修整治理，使它长久而不败坏，就是良法。比如军户、站户制度是法令中尤其好的制度，但弊病在于户计消耗衰乏。军户虽然困于供应军期，站户虽然疲于造船买马，但很多也是因为户中子弟不肖，自行败坏荡尽，不能把责任全归于军站制度难以承担。可是充当站户必须有现钞，可以没有男丁却不能没有产业；充当军户必须亲身服役，可以没有产业却不能没有男丁。实际上男丁和产业相互资助，二者都不可缺少。例如九站户承担一匹马，四户承担一条船。户计衰乏的虽多，兴盛增益的也不少。只要查验各户新收的税额实数，使各户相互核对；有一户衰乏，就用其他户的余剩补足。军户有贴户共同承担，也有独户承担；许多是因为只有一个男丁、无人替官府服役，以致逃亡。那一户虽然断绝，遗留产业还在。男丁衰乏，就另行签取贴户帮助；产业衰乏，就用逃亡者遗留的产业补充，自然都不至于衰乏。然而军户、站户两类出力最多，每年支撑供役，实在非常受苦；如果又令他们与民户一样和雇、和买，衰乏就会更加严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户〕 如今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承担差役方便，有人认为不方便，却不知道南北情况不同，似乎难以一概而论。北方站户多贫困，全年经营生计，仅能办完应办之事；南方站户都是巨富之家，有输粮百石的人家，只拿出四石承担水站，其余便安享利益，依靠损害贫困者来获利。北方军户都是元朝原先签定的有男丁、有产业的大户，一家亲属多至四五十口，限额土地之外，余剩也很多；南方军户只是新近归附的军人，偶有一二等大户，还是军官之家，其余都是宋亡时的无赖之徒，投充雇役当军，归附后登记为军户，只有妻子儿女而没有产业。以北方站户、南方军户的情况再承担差发，简直会贫困得无法生活；以北方军户、南方站户的情况承担差发，即使重复服役，也不会受到很大损害。若照依元朝原签定的顷亩、粮石数额确定则例，仍旧予以除免；额外有余剩的，再令他们与民户一体承担差役，这样或许南北不会有偏重负担的过失，也可免除差役重复合并的忧患。比如金户这一项，所签定的户计分散在各路，而淘金的地方集中在几个金场。虽然命令各户自行淘采，实际上是用钞购买金子，以完成官府的课额。既然已经免除他们的税役，就把免税免役的费用作为买金资本，对百姓也没有损害。从前设置淘金漕运司，金户不能自存；裁革以后，大家才稍得安宁，但仍免不了金场各级官员、头目的骚扰。如今金子有定额，户数有定数，不必设置官员清点户数、逐一点名，也不必拘守正月下场、十月闭场的期限；只要责成有司官用心提调，依照各地里正的惯例，设置排子头催办，再依照每年征粮的惯例，按照原定额征纳，百姓就能安定经营，不至于失去生计。比如匠户这一项，随朝廷在京师征取的匠人，与外路承担工役的匠人不同。在京城的匠人，每月领取家属衣粮、盐菜等钱，又可以开设铺席买卖，在服役空闲时，自然可以回家做工。他们都是本色匠人，供应本职役务，即使没有产业也可以。外路签取的匠户，全是贫民，都没有产业。原来住在城市、靠近局院的，依靠家产还能够存活，但这样的户数不多。那些分散在各县村落之间的，十户中有八九户与局院相隔几十至上百里，前面有工程催逼，后面又挂念妻子儿女，来回奔波，实在狼狈。所得衣粮又大多被官府扣除。各处滥设局官三员，典史、司吏、库子、祇候等人，各官吏又带着家属和随从，一个局内不下于一二百人；他们没有俸给，只是捕风捉影，蚕食匠户，以供自己衣食。匠户既没有一寸田、一尺地，全靠做工谋生；本人服役以后，老人和孩子靠什么生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译比如抄纸、梳头、制作木器等各种匠人，哪里懂得缫丝、打铁等事务？他们不是本色匠人，只得雇工。每月雇工钱之外，又有维持、追催、往返的费用，合计所得的口粮已经按公用支出计算；做工所得又不够交给官府。没有办法，必定逃亡。如今已经十户中逃亡两三户，拖延几年，逃亡者几乎会全部逃尽。今后除随朝匠户以外，各路局院都应全部交由有司管领，酌量设置局官一员，发给俸禄，其余官职名目一律革除。照水马站的例子，在有税户中签取人匠，免除其税徭，令他们雇工服役。如果本户自己能够充当匠人，或者愿意雇匠进入局院接受雇用，都听其自便。这样贫困下户可以免于雇工负担，又能得到雇钱来养家，自然人户和匠户不至于逃亡，工程也容易办成。以上所说，都是我在民间亲眼见到的情况。田野中的利害没有机会向上反映，而朝廷的清查询问又达不到下层百姓，像这样的弊病，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呢？应当尽早整顿救治，使百姓能够安心奉公，官府不必过度劳力就能办事，对国家和百姓双方都有好处，如此而已。我在湖南任职，又因为认为户计的内情还没有说尽，便到有司处投递进呈，附录在这里。圣朝裁定各种户计，实在是合乎法度。或许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并不是朝廷的过失，只是因为不能周知民间的疾苦罢了。如果让朝廷知道了，怎么会不随即改正呢？圣朝以仁慈施政，什么时候有过丝毫损害百姓的事情！例如水马站户，给他们免除粮税和差役，免除的粮税足以补办供应，只应当抵充里役；金户办理金课，就从本户应缴的税中推算抵充；匠户承担工役，就用官府费用和口粮供养；户烧盐，就发给工本。银场炼锻，既发给工本，又供给口粮，按其收入计算的课程，正与购买价钱相同。朝廷不计较这些琐屑费用，是为了优厚抚恤百姓，宁可让公家储备多支出，也不以此加重百姓的财力负担，爱民的深厚，从这里可以看出。如今各处巡尉司设置弓手，少的也不下三十名，多的达到一百名；各路县狱司设置禁子、牧民官，各衙门设置祇候、曳剌。天下土地上的人都是君王的百姓，差役只是分内事务；既然免除这些人的粮税以示优待，有司却不把他们从税户名册中开除，反而令税户分担包纳，在应缴粮额之外另立名目，叫作“包米”，这是考察古今从未见过的事。若按照其他户计推论，朝廷难道偏偏吝惜这几百石米吗？只是承接政令、宣扬教化的人不得其人，尸位素餐、苟且领禄，不肯向上转达罢了。假如朝廷知道有这种弊病，就不会作出这样害民的举动。把本应免除的粮，转加到普通百姓家中，为什么要在砖瓦之间分辨厚薄，却让他们遭受池鱼之殃呢？况且弓手、祇候、曳剌、禁子，与水马站、匠、金等户相比，劳逸相差悬殊。站户有衰乏之忧，金户必须交纳本色金，为完成课额奔忙，匠户不能离开局院，一有不足，呵责接踵而来；所准免除的税粮，哪里够供给？而弓手、祇候、曳剌、禁子等户的差役非常清闲，不仅自己没有费用，还可以借此肥家，不知凭什么名义要给他们免粮？如今四方没有忧患，盗贼渐渐消失，巡尉这个名目，几乎形同虚设。遇到烟火、逃亡、诈伪等类公事，巡尉司便借机做一番买卖；弓手到处骚扰乡村，挨家挨户让人受到摊派指取的祸害，毁坏炉灶，大声叫嚷，使狗也不得安宁。乡里百姓忍气吞声，没有地方申诉。祇候、曳剌则分别进入各官门下，被视同私人，作为心腹使用，公开打通关节，倚仗权势欺骗吏民。凡有公事诉讼，必须先通报祇候，然后才能传达给长官。每天跟随长官到公廨，侍立听候询问，又有衙番钱、就唤钱、行杖钱等名目，收取不少。禁子在狱中，又有值监钱、烧纸钱、好看钱、递饭钱等，百般索取，囚犯只能低头听命，谁也不敢抗拒。这几类人，付出很少而收入加倍，利益多、危害少，又得到免粮，实在过分。既然给他们免粮，却令税户替他们包纳；让诗礼传家、门第显赫的人替小民贱役代缴户粮，出于无辜，实在令人愤愤不平。如果承蒙采纳，就把包纳的米仍令各户自行认缴给官府，作为正常供役的一项末务，本来没有多大困难，即使不免粮也可以。若仍不这样，就照各种户计，依例把该免除的粮役开除，或许不至于让税户单独承担负担。再不然，直接令包粮的税户自行承担原来的差役，即使不免粮，他们也甘心。这件事很容易改正，可惜没有人进言，惟愿明智贤良之主采纳。一、怯薛 古代称作侍卫、禁直以及在君王身边前后左右供职的人，如今称为怯薛歹。以今制仿古制来看，古代人数很多，名目也很繁多；如今的名额和名目，比古代简略得多。《周礼·天官·冢宰》有膳夫、庖人、内饔、外饔、浆人、亨人、笾人，这些相当于今天的博儿赤；有幕人、司服、司裘、内宰，这些相当于今天的速古儿赤；有掌舍、掌次，相当于今天的阿儿赤；有阍人，相当于今天的哈勒哈赤；有缝人、屦人、典妇功，相当于今天的玉勒赤；有宫人，相当于今天的烛剌赤。古代按职务分派劳役，按等级确定差别，任用适合的人，让人承担适合自己的职务，所以人人没有非分觊觎，各守名分和道义。如今却不是这样，不限定人数，不按职务责成，只要带着厚重资财、有梯援关系、投奔门下，便可以报上姓名，请领粮草，获得赏赐，都称作怯薛歹。于是这些人纷纷而来，争先竞进，不问贤愚，不分等级，不择品行；像屠夫、卖酒者、下等奴役、市井小人，以及商贾、低等军卒，甚至倡优、奴婢等卑贱之人，也都能够出入宫禁。又有一类流官和胥吏，经过审断后不能再叙用，无处容身，便攀缘关系投奔其中，以图升转。趋附的人既然很多，人数一年增加一年，长久不加禁止，哪里会有尽头？

译怯薛这个名目，本来是用来侍奉君王身侧、值守禁庭的。如今却出入私人门第，在车尘马足之下奔走效劳，真正承担怯薛职责的，十人中没有两三人。这是各官门下的怯薛，不是天子身前的怯薛。冒用奉事皇上的名义，供私人家门役使，是欺骗蒙蔽最严重的事情，却安然实行，不以为意。如今各类怯薛，除近侍行人以外，其余投奔者只知道把怯薛官、排子头作为使长，按时馈赠，早晚跟随，告假回家、往来出入都要厚贿；所请粮草，分去的超过一半。四班怯薛轮流当值三日，按例闲歇九日；但三日之内从未真正服役，只是早晚到各门下见面、呈报身份罢了。富人一旦财力送到，便可以托请别里哥，早早取得名分；贫人则苟且栖身，以窃取恩赏。欺骗皇上、怠慢下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一人每年支领粮十石、表里段疋、两匹马的草料，有的持续三四年，还要散给钞一百三十锭。用有用的财物养活这些无用之人，对朝廷实在有损无益。诸王公子，按例也都如此。进身既然容易，弊病就越来越多。愚臣不肖，名列正宫位下的奥剌赤，至今服役三年，熟知其中弊病，常常暗自发笑。每年朝廷支给粮食、发给衣服来养活我们这些人，对国家有什么补益呢？如今江北、江南富家大户攀缘而来的人数不可计数，纵然行贿挥金，也毫不吝惜；他们鞍马骑从，像贵游子弟，有的以坐子为家，有的取乐人为妾，像这一类人，严重损伤风化。追究事情的起因，是韩光甫靠说谎出入脱火伯门下，不到半年便授为杭州府判；人们争相羡慕，认为投身充当怯薛，就能得到六品管民官。这些都是煽动富豪百姓，妄自生出奔走钻营之心的原因。近来朝廷有严格执行分拣的命令，我私下窃喜，庆幸遇到圣朝实行这种善政；即使自己被斥逐，我也确实甘心。哪里料到各官头目只顾替私人谋划，不顾大体，这项政令势必不能实行。裁去一人，国家虽然可以省去一个名额的虚实开支，各官却难免失去一户的供给。取办于公家而把利益归于私人，当然会百般阻挠。如今仓促改变原先命令，停止分拣，固然表现出圣德的宽容；然而如果认为不应分拣，就应该在最初听取奏报时拒绝；如果认为必须分拣，怎么能在已经批准之后又改变呢？君王的话像丝线一样已经放出，宣布的命令如汗水流出不能收回；既然已经发布却还可以反复，百姓的观瞻是掩盖不了的。万世青史将怎样评价这件事呢？像速古儿赤、博儿赤、赤愠都赤、烛都赤、昔保赤、玉勒赤、阿儿赤、火儿赤、秃赤等职员，都是君王身边不可缺少的人员。今后应当限定名额，选择品行，又按照所任职务的贵贱高下，确定其出身和授官的条例；遇有名额空缺，才允许选补。这样人心自然不会有过分的期望，国家也不至于滥施恩典。至于必阇赤这一项，如今省、部、台、院以及各司、各府所使用的椽史、吏、贴等，无非都是天子的必阇赤。各项职役都有规定的名额，已经足够，不必再增添这种虚名。比如怯怜口，除蒙古人外，汉儿都是有户籍的百姓，只让民间承担差役就够了。普天之下、四海之内，都是皇帝的怯怜口，为什么还要再分彼此？如今正宫位下的怯怜口，有总管府所管的户计，也有四怯薛官所管的身役。却不知道在怯薛中的人，都是百姓为逃避差役而投充进去，只希望得到粮草和赏赐罢了。如果把现有的人数编为投下户计，各自令其回家缴纳赋税，全部隶属于正宫位下总管府管领，既可免除朝廷供给的虚费，又能成为正宫增加收入的实际利益。至于奥剌赤这一项，各库已经设置六名库官，又有库子、司吏等人，仅凭奥剌赤这个名目，就足以承担出入收支的责任，何必重复滥设？还有皇太后位下的各种怯薛，如今服丧期已经结束，仍然保留这些虚名，依照旧例供给，耗费巨大而没有实际益处；考察古典，实在没有依据。应当全部遣散，使他们各自从事本业。如果准许按照上述意见实行，自然可以免除分拣人员的许多烦扰。国家每年可以节省粮食数十万石、缎子数千万匹，每年收取的草料也可节省三分之一，足以维持供给。这样百姓也可免除盐折草的负担，官府省去劳费，百姓得到利益，实在是两方面都受益。既然职役有了固定名额，携带资财投充的人就没有可乘之机；既然出身有了固定制度，别里哥选也自然无法进行。这是国家无穷的福泽，也是子孙万世的利益。一、僧道 我私下认为，从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以来，国运长久，百姓安康，并没有听说有佛教和道教。三国、六朝以后，僧尼、道士才开始遍布天下。求取福田利益的人，不是归依道教，就是归依佛教。君主的爱好推崇，往往超过了应有的限度。福并不像粮食、丝帛、金银珠宝那样，是可以求取到的东西。君主崇尚节俭，百姓的财物就会丰足；节省劳役，百姓就不会困苦；生者得到奉养，死者得到安葬而无所遗憾，那么四海之内都能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地。百姓生活安定快乐，就是好事；诉讼没有冤屈，就是布施；何必铺张无谓的费用，讲究繁琐的礼文，用泥金书写、用玉匣封藏，再向虚无之物祈求呢？一个僧人、一个道士的祝祷，赶不上百姓众人的共同愿望；一座寺、一座观的祈祷，赶不上千家万户的共同声音。古谚说：“福从赞叹中产生。”正是这个意思。

译西方是佛出生的地方。佛是圣人，怎么肯制造威势和福祸来要求人们敬奉自己？佛教导人以不贪、不嫉妒、不伤害生命、不损害万物为好事，所以说“当下这颗心就是佛”；哪里曾说过要陈列玉帛，庄严香火灯烛，早晚诵经礼拜，甚至杀人祭祀、释放囚犯来显示恩惠，并把这些叫作做好事呢？如今国家的财赋有一半流入西番，戴红帽、穿禅衣的人竟公然出入宫禁，整个朝廷竞相仿效，没有不倾尽财产供奉他们的。这些都是庸劣僧人制造的妖妄之说，不是佛真正的本心本性。道家以老子为宗旨，只在于清静无为；道教祖师所传的法门，以赤松子为祖，只求辟谷、抛弃人间事务。如今张天师放纵情欲，宠爱姬妾，广置田庄，招揽权势，欺凌官府，实在是江南一大豪霸。他祖先的风范和法门，绝不是这样。诸佛、三清在天之灵，不可受到诬蔑。往往只是继承法统的人丧失了最初的本意。愚民俗人不知道佛和天师究竟是什么，只看见剃成红色的头便指认为佛，看见戴黄色的冠便指认为天师，即使多人反复解释，也不能解除他们的迷惑，这对世道人心实在是一大感慨！朝廷特别加以宠信优待，另设宣政院道教所，认为他们弃俗出家，不是一般官府所能统辖的。他们却倚仗宠信作威作福，公然行贿，把曲说成直，把是说成非。僧道的诉讼案件，是民间的数倍；奸盗、杀人等各种违法之事，他们也都有。学习佛道的人，应该离弃嗜欲，去除贪心和嗔怒，与尘俗不同，这是可以的。可是他们却宠爱妻妾，污秽不堪而不以为羞，争夺利益、追逐名声，奔走竞争没有止境；这些事情即使俗人也不屑去做，更何况完全不合僧道的本分。僧道的兴盛，没有比今天更盛的；僧道的弊端，也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朝廷如果不稍加裁抑，正是加重将来祸患的烈度。能够用礼法约束他们，以名分义理管制他们，使其不至于骄奢无度、败坏宗教传统，才是最大的敬奉。如今各寺既有讲主、长老，各观既有知观、提举，足以承担管理统领的责任。各路又滥设僧录司、道录司，各县都设置僧纲、威仪，反而成了僧道的祸害，应该革除。况且另为僧道设置衙门，三代以后从未听说过。亡金轻弃人事而崇信鬼神，所以设置二司，与民官并立，成为三套机构。难道巍巍圣朝竟不效法古代圣王的常法，反而沿袭残金的弊政吗？担任僧录、道录的人，都是无赖之徒，刚刚交谈几句得到机会，立即授予这种职务，便与三品正官用同等规格的文书往来。一个原本没有身份的平民，一旦处在这样的荣贵地位，职位既然容易得到，也就轻视它，难怪他们任意妄为，再无顾忌。近来命令宪司查核清理文卷，僧官畏缩恐惧，而僧人都庆幸得到安宁，这就是明显的验证。只是道家还没有一并清查文卷。如果僧道中有专心于寂灭、息绝尘世杂念的人，他们一定不会触犯宪法，即使不借助官府管理也可以。若行为不检，身陷刑罚，也同样是佛法、道教所不能容忍的，应令有关官府管辖，严格查究惩治；罪状明确的，比照常人加重一等处罚。判决遣送还俗，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如今僧道不养蚕却有衣穿，不耕田却有饭吃，全都免除繇役和赋税。愚民又多把财产托在僧道名下，秘密寄放，或者全部捐入寺观常住产业，以求逃避差役，使国家的实际利益流入无用的空门。百姓除了在民间缴纳赋税，还要承担里正、主首的职责，还要承担和顾、和买，岂只是舍本逐末，实在是劳逸不均。今后寺观常住的税粮，应依照古法，全部缴纳官府；等到其中确有佛法高深、道行绝伦的人，经推举后，再免除其繇役、税粮。这样或许可以养成清净的风气，也足以激励浇薄的世俗。外还有白云宗这一派，尤其荒诞妖妄。它起初并没有什么法门，只是在家念佛，不吃荤、不饮酒，不废弃耕种蚕桑，也不拖欠赋税。前宋时期，认为他们夜间聚集、早晨散去，恐怕发生意外，尚且加以禁止，但也不过只有几家。如今他们全不遵守戒律，肆意吃荤饮酒，只是假借名义来逃避差役，动辄达到数万人，却都以诵经礼拜为名。既自称不同于俗人，又自称有别于僧道，朝廷没有察觉他们的虚伪，特意为他们另设衙门。如今宗摄钱如镜肆意进行违法活动，比僧司、道录司更加严重，应当革除，以清除国家的蛀虫，减轻百姓负担即可。（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七） 请废除佛道疏【篇名由编者所加。】我私下认为，佛教、道教的教义与夫子的道并列为三教，却不知道佛、道所谓的教究竟教人做什么。背弃君主和父母，毁灭纲常，舍弃根本而追逐末流，用这些来教人，难道可以吗？明知它们不对，归附追随的人却越来越多，大概是驳斥它们的人没有针对其病根下针，使它们得以找到借口，说世间不可能没有佛、没有仙。即使确实有佛仙，用一句话概括，也只能说是“无用”。对国家没有益处，对人没有帮助，即使尊崇并侍奉它们，又有什么用呢？圣人的道，一天也不能没有；三纲五常的道理，一天也不能缺少。百姓依靠这些才能生存，没有这些，连一天也无法安居。即使没有佛也可以，没有仙也可以；佛、仙二家的学说，不过是偷取圣人之道的余绪罢了。夫子不屑于做的事，他们反而凭借这些抬高自己。夫子难道不知道佛是什么、仙是什么吗？只是因为它们与日常生活和通常行为没有切实关系，所以从来不谈。愚昧的人反而说佛能够超脱尘世，夫子不能脱离尘世；佛是上等的事，夫子是下等的事，所以夫子不如佛。唉！说这种话的人，实在太愚蠢了。殊不知夫子讲的正是上等的事，佛讲的反而是下等的事。季路问侍奉鬼神的方法，孔子说：“还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 子路又大胆问死后的事，孔子说：“还不知道活着的道理，怎么能知道死后的事？”这一章正是三教是非分歧的根源。说佛能超脱尘世，是因为他进入圣人境界而不沦为鬼，追求长生而不与世俗同归于腐朽。说圣人不能免于尘世，是因为他还没有完全脱离鬼和死亡。他们的话固然说得高妙，却没有想到天下千百万亿的众生，难道能够全都成为佛、全都成为仙吗？能够超脱尘世的，能有几个人？从古到今，有时千百人中才能有一个，有时历经数代也找不到一个，这正说明人终究不能脱离尘世。三纲沦丧，九法败坏，礼乐崩解，阴阳失调，人类的伦常早已灭绝，哪里还会有所谓佛与仙呢？夫子之所以不谈这些，大概正是为世道人心作长远深切的考虑。

译君臣、父子、夫妇，是人类最大的伦理关系。人凭借天地间最有灵性的禀赋而出生，年幼时学习，成年后实行，希望成为对世有用的人；连做人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哪里有空闲追问鬼神？连生命的道理还不知道，哪里有空闲追问死亡？能够无愧于做人，能够不辜负这一生，然后再回头求取这些道理，才可以免除轮回、达到不死；这不正说明佛仙所讲的是下等的事吗？如今奉佛求仙的人，追逐风声、捕捉影子，糊里糊涂地不知道佛和仙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祖师的风范和法门是什么。比如达摩面壁九年、维摩诘的不二法门，都只是为自身修行，何曾向人施加祸福，也从未要求人敬奉自己。后人替他们庄严仪式、忏悔诵经，煽动迷惑愚民，并不是佛的真实本性。张道陵远居深山，萨真人随身只带一瓢，厌恶同世俗交往，何曾妄自向人有所求取？别人也不敢轻易送给他什么。后来设置符箓、醮禳等仪式，欺骗收取钱财物品，也不是祖师最初的本意。如今看见穿禅衣的人便拜为佛，看见戴黄冠的人便叩拜为仙；他们连自身都不能保全，哪里能帮助别人？却想依靠他们祈求圣上的长寿、国家国运的延长和百姓的安乐，这不是极大的愚蠢又是什么？往年我留在都城，看见帝师去世，朝廷派驿马接小帝师来接替，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庸人罢了。全朝廷上下，满城男女老幼都到郊外迎接，望见他的车马便顶礼膜拜，排列跪拜在道路两旁，却不知道究竟敬重什么、仰慕什么，愚蠢竟到了这种地步！我极力排斥这种错误，反而招来怪罪和愤怒，被指为毁佛谤道，几乎像漆和泡沫凝结在一起一样无法解释。如今用祖师口中的话来解释这件事，就可以使人释然了。从前达摩从南天竺来到中国，梁武帝下诏请他到金陵，问道：“朕修建寺院、布施经书、度脱众生，多得数不清，有什么功德？”达摩说：“一点功德也没有，这只是天人所得的有漏小果，是有缺漏的因，如影随形，虽然似乎存在，却并不真实。”这句话足以解除那些追求福田利益之人的迷惑。陈抟隐居在华山，宋太宗召他到宫阙之下，请入宫中交谈，又让宰相宋琪等人问道：“先生得到玄妙幽静的修养之道，可以传授给人吗？”他回答说：“修炼保养自有方法，即使能够白日升天，对于治理国家又有什么益处？如今圣上洞察古今，深入研究治乱，正是君臣同心协力实现治理的时候；勤于实行修炼，也没有什么能超过治理国家。”宋琪等人把这番话上表奏闻，皇帝非常高兴。这些话可以作为追求神仙之人的鉴戒。愚昧昏暗的人不知道从这些话中取法，反而随意采用那些没有根据的言论；公卿、士人和百姓都迎合心意勤勉奉事，稍有怠慢，就害怕灾祸马上临头，对于他们的各种欲望，没有不听从的。为什么不想想，这些人的妖妄之说，对上不能补益国政，对下不能使众生安乐，对中不能修养自身、润泽家室。耗尽有用的财物，侍奉这种无用之物，我真不知道他们怀着什么心思，竟还谈论什么祖师的风范和法门。有几间屋子用来遮蔽风雨，床榻以外的地方看起来就像旅舍，哪里需要宽广的房屋千间、琉璃瓦千千万万？一切只为供自己早晚生活，身体以外的东西都是多余之物，哪里需要千仓万箱、前有骑卒后有随从？如今天下的大寺大观，租税收入多达巨万，徒众成百上千，饮食享用超过宫廷，积蓄与国家赋税相当。那些做长老、观主的人，经营谋求得到这些财物，屋檐栋梁华丽，珍贵器具陈列齐全，拥着歌妓宴饮，通宵达旦；佃客、火工混杂其中，男女杂处，败坏政事、侵害百姓，什么坏事都做尽了；经营财货、结交官府，与普通百姓之家没有不同。教门败坏到这种地步，已经彻底扫地了。如果不稍加抑制，祸患会越来越深，几乎有说不尽的地方。唐武宗会昌年间，因为僧尼耗费侵蚀天下，下令合并省撤佛寺。上都、东都各保留两所寺，中州保留一所寺，中州以下和下州全部废除。僧寺分为三等：上等保留僧人二十名，中等十名，下等五名，其余僧人和尼姑都强令还俗。总共毁掉招提、兰若四万多处，收归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遣返还俗的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真是痛快的制度。应该体会这个意旨，先把留在京都的西番大师以礼相送，全部令其回国；至于天下各地寺观的钱粮，拘收后令其缴入官府；那些游手好闲、懒惰不务农的人，侵蚀常住产业，与俗人没有区别，也都令其回归农业、从事本业。如果有品德修行真实、节食绝欲的人，虽然对世俗事务没有补益，但能息灭杂念、远离尘世，也有可取之处；不过官府每天供给米二升、料钱二贯，每年绢五匹。准许配备随从二人供其使令，每人每天米二升，每年布二匹。【北京图书馆藏明永乐内府本作“三”匹。】这样对待他们，也算足够了。假如果真有佛出现，应当像韩文公所说的那样，容纳并接待他，举行一次礼宾仪式，赏赐一套衣服，护送他出境，不让他迷惑众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六万五百人〕 至于神仙，如果真能隐藏形体、遁迹不现，就不会轻易降临尘世，人也不能看见他们；如果能够被人看见、接触，那就不是神仙了。然而提出这样的道理非常困难，领悟它的人也极少；那些附和佛道的人又固执得不可改变。若没有高明而卓越的见识，洞察其中的道理，深刻明白其虚妄，就不值得谈论这些。惟愿圣朝加以采纳选择。（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译论边远状【篇名由编者所加。】边远地区的任职，责任极其重大，绝不可轻视。古代君王派遣将领时，跪下推着车毂说：“京城以内由寡人控制，京城以外由将军控制。”所以边将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相机办事，朝廷不能专擅干预。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熟悉当地风土，了解地形形势，长期知道哪些人可以任用、哪些人不能任用；用这样的人处理事务，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没有不顺遂心意的。若等朝廷选官分派，无非是纨绔膏粱子弟和只会舞文弄墨、管理文书箱箧的小吏，他们不熟悉军务，也没有经历艰难，到那里便没有用处。所以从前边境任用人员，每年发给空白的宣敕，命帅臣就便宜拟定相应人名上奏罢了；因为所任用的人属于常规调任之外，不是只会文章议论的人所能决定其命运长短的。况且趋安避危是人的常情。万里之外、烟瘴流行的地区，列入常规选任的人一定不肯前往。《黄石公军势》说：“使用有智慧的人，使用勇敢的人，使用贪婪的人，使用愚蠢的人。”有智慧的人，乐于建立功业；勇敢的人，喜欢施展志向；贪婪的人，急于追逐利益；愚蠢的人，不计较死亡。如果不是极贪或极愚的人，谁肯离开妻子儿女，离开祖坟，把自己置于必死之地？至于那些轻视生命、喜好名声的人，以及激励气节、奔赴大义的人，不顾父母遗留下的身体，为求升高几级资品，朝廷又何必吝惜一张虚名来勉励他们呢？但如今并不是没有边远地区的选任，也确实有依据保举而定夺的人。只是保举开始时，缺少防止奸弊的法规；任用之后，又失于计算功劳、核验实绩。比如云南、甘肃、八番、两江等地的统帅藩臣，一到京城，便办理保举人员，在京都临时捏造过去的资历，以所保举的品级定出价格高低，多的要一百锭，少的也要三分之二。有的全部交足，有的先交一半，有的立下收取利钱的文书，呈送到省，官职便可以立即取得。这样一来，那些困顿的仕人和街市富家子弟，一听说某位帅臣到来，就争先恐后地求他保举；他们根本没有到过边塞衙署，也没有学习边务。那些养尊处优的人，不惜财物，只求谋得根基，又借此筹划改换仕途；出身微贱的人，则侥幸求取荣名，欣然勇往，这对缓急事务有什么帮助？近来两江元帅黄昔剌不花，屡次保举而得到任命的人几乎达到一百名。后来明里马合麻元帅又走他的老路，公然出售保举名额，声势影响颇大，十分不雅。如今刘八都儿平章在京城，投奔门下求保举的人又将纷纷而来。于是边境失去了真正选用人才的实效，朝廷背负了滥封爵位的名声，这都是各位帅臣不忠、误国的过错。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如今四方安定，边境烽火不惊，正没有必要穷追远征，只要安抚、安置旧有疆土就足够了。从前刘、郑二位帅臣妄自挑起边境事端，以致云南稍有不安。每一尺土地都是祖宗遗留下来的基业，每一个百姓都是祖宗的赤子，不应把他们置于国家治理之外。比如八百媳妇国，向来没有受到教化，即使把它的土地和人民全部据为己有，对圣朝也没有万分之一的益处。惹事生非的大臣，只知道可以借此求功邀赏，却不知道对国家的损害非常大。况且外族小丑，哪里值得介意？他们归服不能增加国家的荣耀，叛离也不能造成国家的耻辱；得到他们不足以增加国家的财富，失去他们也不足以导致国家贫困。因此古代圣人用不治理的办法治理他们，不计较他们来归或离去。过去傅介子凭借偏使的身份斩杀楼兰王；郑吉以骑都尉身份调发各国军队，攻破车师，使日逐投降，威名震动西域；冯奉世出使大宛时，假托诏令攻打莎车，平定各国。这些事情都没有出自朝廷正式命令，也不需要派遣大军、调运兵力，不必烦劳运输供给；只要任用得人，自然能够办成事情。如果等候朝廷命令再行动，整顿堂堂大军，出师到数万里之外，驱赶那些水土不服、虚弱瘦弱的士兵，投入不毛之地和虎狼出没之口，那么将领败亡、士兵丧生，外部损害国体，内部损伤国家财用，实在是必然的结果。今后远方的事务，一概委任给边将，并借此授予他们决定任用、罢黜和升降的权力，要求他们对内守边、对外进攻取得成效；听任他们选择人才任用，窥伺机会行动，可以进攻就进攻，不可以进攻就防守。有人到京城朝见，是臣子的常礼，只要殷勤慰问、赐宴和提升等级就够了，不许他们在京城凭个人呈文滥行保举。凡是合用的人，都从当地公开举荐、办理完备手续，再转报、移文给都省；按照所拟定的职名，立即准许发给宣敕。若不是由各省咨报而来、没有经过正式定夺，帅臣就不能容许其中的奸弊。任命之后，还要核查真伪。已经接受任命却不胜任而另找门路，或者已经任职不称职而耽误官事的，都必须治本人之罪，并处罚保举他的官员。这样求仕的人衡量自己没有能力，自然不会妄求；保举的人衡量其才力不足，也一定不会轻率保举，边境就能得到真正人才的效用。如果有人果真像傅介子那样建立卓越功业，不花费朝廷一丝一毫的钱财，却使疆土向远方大大拓展，就应当给予优厚的表彰和赏赐，以示激励。这是用人的微妙关键，是安定边境的要道，也是善于谋划国家的人应采取的长远策略。（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译论抑制豪强状 《汉书》所说的游侠，就是今天的豪霸。当时像窦婴、田蚡这类贵臣，在京师争相角逐；像剧孟、郭解这类平民，则在民间奔走，树立声势，作威作福，结交私党，联络同类，使权力行于州域之间，以势力压倒公卿。所有这些，都是祸乱产生的原因。豪侠之流，历代都不能断绝；世道衰败、风俗末流之后，其弊害更加严重。古代的豪霸还能够救济贫困、周济急难，谦让退避而不自夸，表面上采取仁义姿态以迎合时势，喜欢树立虚名来求取权力利益。如今的豪霸，就是所谓在国门之外控制他人的人，实在是百姓的蛀虫、国家的贼害。不过其中有的凭借祖父的势力，有的依靠财富和强力；更下等的，则是那些曾经被官府判罪、闲居废置在家，专门做泼皮无赖的人。虽然层次不同，总的来说都是蛀虫和贼害。凭借震慑君主的威势，掌握赏罚生杀的权柄，使死者可以活，使生者可以死，使富者可以贫，使卑贱者可以显贵，这是朝廷中的豪霸。使同僚畏惧得不敢争辩，威凌胥吏，使他们只谨慎奉命；借公道之名放纵贿赂，经营私财以夺取百姓利益，这是官府中的豪霸。布置爪牙，把持官府，小民畏惧奉承，馈赠塞满门庭，把他们滋生的财产看作自己的，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当作奴婢，这是乡里的豪霸。地点虽然不同，也同样都是蛀虫和贼害。乡里的豪霸虽然只是豪霸中最小的一类，但祸害百姓却尤其严重。即使从最下等、最小的情况说起，凡有诉讼，都必须经过他们插手；如果有人不先向他们申诉而直接向官府陈告，他们就设法寻找漏洞，把人陷入刑罚。百姓既然已经归服于他，官吏中若有不顺从的，他就另找事端，罗织赃罪、诬告陷害，使其家破身亡立即可待。威势形成以后，举动无不如意；村落居民侍奉他如同父母，敬畏他如同神明；郡县的守令和长官则任他颐指气使，只能低头听命。偶尔有一两个刚正自立的人，奋然为受冤百姓伸出援手，也只能暂时压制他；等到这个人获罪回家以后，豪霸的旧态便依然如故，真是法制管不到、礼义也改变不了。朝廷便利百姓的政事并不少，稍有一点利益，便全被收入豪家，普通百姓哪里曾沾到一点恩惠？使美好的政令不能下达到百姓，都是这些人从中阻挠。由此推及更大的情形，祸患哪里说得完？像朱、张两家，不过是本来应当赐死的盗贼罢了；若论豪霸，他们就是首领。都是因为过去朝廷宠遇得太过，才养成今天留下的祸患。追究事情的起因，是没有及早抑制他们，终于导致本人遭受公开诛杀，祸及宰臣；这就是眼前已经出现的教训。从前汉朝的主父偃劝说武帝：“天下豪杰和兼并之家，扰乱百姓，都可以迁徙到茂陵；这样对内可以充实京师，对外可以消除奸猾，这就是所谓不用杀戮而祸害自然消除。”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把各郡国的豪杰以及资产三百万以上的人迁到茂陵，这确实是抑制强暴、扶助弱小的好办法。今后如果有人在乡里有丑恶名声，声迹传播到朝廷内外，不必给他加以刑罚，只要限定他的资产数额，将他迁往其他郡，或者迁到荒僻之地；根据罪行轻重，决定迁徙地点的远近。资产达不到规定数额的，则迁往附近地区，以五百里为限。根基一旦动摇，枝党自然离散，使善良之民都得到安定，官府也容易重新振作。这样他们能够保全自身、守住家产，朝廷也不至于多杀人而少施恩。除去豪霸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又说：“上古时代没有豪霸这个名称，自从秦朝废除井田制而兼并兴起，强者一天比一天富，弱者一天比一天贫，豪霸日益兴盛，几乎无法遏止，因为强者必然欺凌弱者，富者必然欺侮贫者。贫弱者无法与他们竞争，于是归心服从富强之家，这是情理和形势所决定的。”圣朝开国以来，怜恤百姓的忧苦，禁止惩治豪霸，法令十分严密，却始终不能稍稍收敛这种风气。如今上至府县，下至乡都，到处都有这种人，势力有大有小，但祸害百姓却没有不同，像蜂群一样蜂拥而起，如水流一样泛滥；即使不停地杀，也杀不尽，虽有智者，也无可奈何。我曾日夜思考，若不追究根源，只是堵塞支流，就不容易制服它们。制服的办法，只有井田这一种制度，可如今已经无法实行。因为自古以来天下的田地没有不属于官府的，百姓不能私自占有。不过强者力量大，能够兼并别人的利益来使自己富裕；没有力量的人不能亲自耕种原有的田地，最后只好迁徙流离。先王授予田地，使贫富强弱之间不能相差太远，人人都有田可耕，所以天下没有特别富有或特别贫穷的百姓。到成周时期，井田制度最为完备，划地为井，设置八鸠、五规、二牧、九夫等制度来区分等级；又设置沟洫、畎浍、川涂、畛径，建立堤防。田界和井界既已确定，便不得侵夺，即使想贪婪兼并，也不可能。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规制逐渐松弛，已经不再有井田旧制，于是开通阡陌。阡陌一开，便产生豪强兼并的祸患，富人的田地连绵不断，贫者却没有立锥之地。然而当时仍没有明说田地属于百姓，只是官府不能治理，而百姓可以自行占有作为产业罢了！直到汉朝灭亡、三国鼎立，经过兵火之后，人口稀少、土地空旷。当时天下的田地既不在官府手中，最终也不真正属于百姓。说它属于官府吧，官府没有人收管；说它属于百姓吧，又没有簿籍和契券，只是各人凭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去耕种。北魏实行均田制，也稍微接近古制；唐朝承袭北魏制度而有所增删。制度本来很好，但后来允许百姓买卖口分田和永业田，开始有了契约文书。日积月累，公田全都变成私田，先王的制度由此大坏，天下纷纷相互吞并，井田制永远无法恢复。百姓既然可以拥有田地并公开买卖，官府又怎么能够禁止呢？田地既然属于百姓，却想夺取富人的田地来分给无田之民，祸乱必然纷纷兴起，这是必然的道理。董仲舒在汉武帝朝，当时距离古代还不远，井田制尚且可以追求恢复，于是说：“井田制虽然难以立即实行，但应该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所占有的田地，以救济不足。”这话说得很正确，却未能实行。到了汉哀帝时，孔光、何武说：“官吏和百姓所占有的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期限为三年，超过的没收入官。”当时丁氏、傅氏掌权，董贤显贵，这项制度对他们不利，于是被搁置不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三十顷田地，相当于周代三十个成年男子的田地。一个人兼有三十个成年男子的田地，也已经过多了。可是限期三年，似乎又太过急迫。

译就今天的形势来说，豪强一时很难禁止，只有限制田产的办法可以制服他们。斟酌古制、参照今情，应当制定固定制度。每一家无论门第贵贱、人口多少，都以十顷田为限。有十顷以上、直到千顷的，准许分割产业，可以给兄弟、子侄、姻亲党羽，也可以立契典卖给外人，但只保留十顷为止。有的家产败亡，所剩不足十顷，也听其自便。十顷以下、直到一亩的，准许增加购买，也以十顷为止，放宽期限，以五年为限。如果超过期限仍不依制度办理，田产依旧很富足，那么除十顷之外，其余一并没收入官。但没收的田地不归公共所有，而是把没收的官田招卖给贫民；所得田价一半缴入官府，一半给原田主。这样富人也会心甘情愿而无话可说。用不了十几年，豪强即使不加治理，也会自行消失。这一办法不惊扰百姓、不引发动荡，不采用井田制度，却能获得井田制度的利益；即使周公复生，又有什么办法能胜过它呢？然而寺观遍布天下，田产超过豪门大户，最终没能像唐会昌年间那样合并、省撤和毁弃寺观。僧道仗恃不承担差发，于是广泛购置田宅，侵夺百姓应服的劳役，祸害也不小。也应当为他们设定田产上限，分为三等：大寺观不得超过十顷，中等不得超过五顷，下等保留二顷。超过制度规定的，依照前面的办法没收入官，也足以稍微抑制僧道的僭越逾制。这样的良法美意，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数千年来未能完全实行的制度，如今一旦重新出现，难道不是超越古代的事业、太平盛世的壮观吗？只是身边的大臣如丁氏、傅氏等，恐怕妨碍自己的利益，想方设法阻挠，因此未能实行。必须果断裁定，不受谗言离间，坚决执行并守持到底，然后才能有所成效。惟愿圣朝嘉许并采纳！（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论阅武状 从百姓中征取士兵，是最接近古制的做法；按户籍签发军役，是国家的良法。亡宋在军政方面松弛，花钱雇佣军队，用有限的国库供给无穷的战争，终于到了军队耗尽、国家灭亡而无法挽救的地步，这是值得鉴戒的覆辙。自国家统一车书以来，确实是偃武修文的时候；但如今既没有崇尚文治，也没有经营武备，文武两方面都失去，实在不是正确的策略。治理不能自恃，安定不能苟且偷安，天命并不恒常，国家很难保证长久如一日。朝廷之上习惯于安逸享乐，军门之中安于被豢养。士兵不知道军纪，将领不知道军队，国家也不了解将领。一旦紧急军文传来警报，把软弱的将领和冗多的士兵投入敌阵，小规模出兵就小败，大举出兵就大败，这与驱赶市民把他们置于死地有什么不同？从前担任元帅、万户、千户、镇抚的人，都是披荆斩棘、冒着箭石，亲身经历百战，在万死一生之后，才用这些职名报答他们。如今子弟承袭荫庇，不降低资品，这是没有忘记他们的父亲并把恩惠施及其子，确实体现了朝廷的厚德。然而承荫的人按例都是刚到弱冠、乳臭未干的子弟，除了穿衣吃饭以外，其他什么也不会。凭借世代资荫，突然受到特殊提拔，如果再有军功，又用什么爵位赏赐他呢？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之地，怎么可以让没有经历事务的孩子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兼且过去出自海放者，如今都没有军队可以管理，却空担着宣敕和牌面的名义，子弟也继续承袭，尤其冗滥，应当全部削减合并。自从军队统一以来，军人很久不懂军事。从前善于作战的人，壮年时老去，老年后死亡，如今剩下的已经没有几个。都城附近的禁卫军卒，每年雇人替换服役，来来往往，互相换名代役，刚刚熟悉军务，又回家去了，全都是游荡懒惰的人，哪里知道战争是什么？外路镇守的军人，听不到战事，也不练习骑射，所得升斗粮食连供给都不够，只能急忙买卖为生，谋求糊口养家的办法。各地军官和头目，不考虑分配镇守军户和国家士卒，却把所管军人当作自己的丁夫；有的让他们到私门服役，有的派他们到远方经营财货。对上失去了防备御敌的谋划，对下夺走了农民和商人的利益；虽然名义上是军人，实际上和百姓没有区别。像这样的人，让他们面对敌人取得胜利，只有束手被擒；即使有千百人，也抵不上真正军队的一两个。从前唐太宗带领各卫的将领和士卒在宫庭练习射箭，告谕他们说：“边境稍微安定，便会安逸游乐而忘记战争，因此敌寇到来就没有人能够抵御。如今不让你们挖池筑苑，专门练习弓箭；平时我做你们的老师，敌寇到来时我做你们的将领。”于是人人都想着自我激励，几年之间，全都成为精锐。挖池筑苑之类的事务，自有民役承担。唐朝实行租庸调法，每名成年男子每年服役二十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今后军官子孙应当选取有器识、才力的人，按照民官承荫的制度，再优厚一等；等他们长期熟习军务、显著建立军功以后，再恢复他们祖父的职务。军户应当挑选其中健壮强悍的成年男子，永远充任官府军役，不许轮换；早晚训练骑射，优厚供给衣粮，另外制定赏格加以激励。将领不在多，士兵也不在【缺字：精】。如果训练精良、考察勤密，将领都成为勇将，士兵都成为精兵，谁能抵挡他们的锋芒？这件事看似缓慢，实际上十分紧迫，是有长远谋划的人应当尽心研究的。（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译论马政状 古今建立国家，从来没有怠慢马政，因为边疆守卫和作战的装备中，马匹不可缺少；车辆辇舆出入、百官拥护随从，以及紧急文书往来奔驰、驿站传递接连不断，更是一日也不能没有马。本朝开创基业以来，以牧放为习俗，羊马成群遍布山谷原野，在草地上自然生长，不需要喂养的劳费，随意取用，就像从中取物一样容易。因此出兵行军，所向无前，全都依靠马匹的力量。近年偃武以来，使用马匹日益减少，所以不再把马政放在心上。古代用钱买马，已经不是长远的策略，如今却到民间搜刷马匹，更是弊政。况且南北风土不同，在南方生长的马不能承受寒冷，在北方生长的马不能承受炎热，应当按照各地所产马匹的适宜条件使用。若搜刷东南的马供西北使用，立刻就会看到它们死亡。又如在野外牧养的马，安于水草，习惯奔跑，用来面对敌人，容易驱策；养在私人家中的马，吃饱刍草豆料，经常修剪梳洗，一旦放到荒郊，便已经瘦弱无力，处在箭石冲击之下，能有什么用？朝廷在谋划上有所失误，只顾眼前敷衍，不遵循广泛蓄养马匹的成规，却实行搜刷马匹的下策，虽然说是和买，和白白夺取有什么不同？况且搜刷马匹的政策出自亡金。当时邻敌交相进攻，疆土日益削减，不得已才从民间搜刷马匹，以应付一时的急需。堂堂天朝，不应重蹈亡国留下的旧路。而且搜刷来的马匹实际上没有用途，民间的怨恨却全都归向国家，实在不是长久之计。如今民间都畏惧，不敢养马，年复一年，民间的马已经稀少。万一国家急需用马，又到哪里去得到呢？应当趁着空闲，及早谋划才是。唐朝初年得到三千匹母马，把它们迁到陇右，命张万岁掌管，繁殖到七十万匹，分设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者统领。当时天下用一匹缣帛换一匹马。到玄宗任命王毛仲为内外闲使时，东封泰山那天，已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也相当于这个数目。这已经是明白可见的成效。如今国家疆域是唐朝的数倍，水草丰美的地方全在版图之内。应选择适宜放牧的地方，各设牧马监官，发给母马，选用能干的官吏，使他们专掌牧马之权；以职位加重其责任，以优厚俸禄激励，以成效考核。不到十几年，马匹就会多到用之不尽。从来都是各家自行牧养，衣食费用全靠这些牲畜，即使取用其繁殖余下的，仍然用不完。如今国家正处于全盛时期，又以官府力量相助，因循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行，也并非难事。何必把刷马作为政务，白白在民间结怨呢。（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因地震论治道疏【篇名为编者所加。】近来看到朝廷各项政务正在更新，广泛开通进言渠道，我曾采集二十多件事情，向省台陈述，自以为所说符合道理，所议合乎实情，可以对圣政略有补益。然而朝廷却把它看成迂阔空疏、不切实际的议论，视作泛泛空洞的行动；表面上表示容纳，内心却心存猜疑，拖延数月，最终成了徒具形式的文书。古人说忠言逆耳，夜里看到闪光也要按剑戒备，确实是有原因的。如果只是尸位素餐，固然可以蒙蔽自己，可是对皇天后土，哪里经得起这样深重的欺骗？不久，八月初六夜里，京师发生三次地震，市民百姓惊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两夜，卫辉、太原、平阳等地接连通过驿站报告，虽然震势有轻有重，却都发生在同一时期。百姓房屋十成损坏了八九成，地面震动并且塌陷，这是从前罕见的情形；直到现在仍在摇动，势头似乎还没有停止，也可以说是大异变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灾变不断出现，而地震只有五次。国家自十多年以来，已经三次发生地震。拿今天来考察古代，从未有过这样频繁的地震。汉哀帝初年，发生水灾和地震，李寻回答说：“四方和中央，接连各国、历经各州都震动，这种灾异最大。关东多次地震，还不算大逆之变。近来的地震，连接西北数千百里，东南也都摇撼。用古代来验证今天，从未见过像这样范围广、灾势重的情形，怎么能不说是大异变呢？”朝廷之上，本应早晨顾不上吃饭，晚上不能安睡，思考如何改弦更张，制定修德禳灾、平息变异的办法；如今却安然自得，不把它当作要事，这和靠着危楼帷幕却不知道害怕、踩着春天的薄冰却毫无察觉有什么不同？世间没有这样的道理。一定要弄清地震发生的原因，寻求使地震平息的方法，这样才有希望。大地之道本来柔顺而安静，无缘无故却发生震动，人们便以为这是大地自身的变异，却不知道大地没有独立依附，实际上处在天的中央，大地也只是气中的一物。先贤说，天的形状像鸡蛋，天是蛋壳，地是蛋黄，日月星辰则是蛋黄外面的蛋白。《易经》说：“天体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强不息。”所以天呈圆形，独自在天地之间运行，一气周流，循环不止，大地才能实现资养万物、生成生命的本性。如果天的运行有一刻中断，大地也就无法独自存在。因此大地发生变异，表现为地震、地裂、崩塌陷落、水涝、草木枯伤，都是由此造成的。就像人的身体，一天呼吸一万三千五百次，周而复始；如果有一次呼吸不顺，肌肉、皮肤就会蠕动，壅塞而形成痈疽，逆乱而形成症瘕。所以说：“阳气发挥作用在于精，阴气发挥作用在于形。”精气损伤，形体就会受伤，这是必然的道理。天属于乾、属于阳，是君道；地属于阴、属于坤，是臣道。天的运行失常，所以地道也失去正常状态。以人事来验证，就知道臣下不能尽职，也是由于君主德行的运行和调度尚未达到应有程度。《左传》说：“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二气交会而成泰；一旦不能交会，就会变成否。”

译我私下听说，古代君主每天临朝，顾不上安逸休息，是为了使君上的意旨能够下达，臣民的实情能够上通，因此才能使天下达到安泰和谐的境地。又听说古代每逢出现灾异，必定下诏征求直言极谏，希望借此补救时政的不足，了解百姓尚未被知道的隐情，因此才能感通天地，把祸患转为祥瑞。如今能够上奏的臣子有限，而上奏政事的日子又很少。忧国爱民的忠心虽然极其深切，却传不到九重深宫；君臣隔绝闭塞，内心的实情无法申诉，这就如同天地之气不能交合，怎么能不由泰转为否呢？既然如此，为什么上天不显示其他变异，却只在大地上表现为地震？实在是因为群臣不能顺承天地，使万物的情实得到伸展，所以灾变出现在大地上，以此深切警戒他们，这已经很明白了。为什么这样说？我曾看《汉史》，翼奉说：“地变是阴气过于旺盛，应当疏远皇后外戚，亲近同姓宗室，遣出后宫，以削弱阴气。”李寻说：“地震有上、中、下三种征应。上位对应妃后，中位对应大臣，下位对应庶民；应当削弱外戚，增强本朝，尊崇阳气、抑制阴气，以挽救这种过失。”有人把原因归于游猎、土木工程，有人归于宦官和宠幸之臣，有人归于小人党羽势力过盛，都是根据当时的弊病加以指斥罢了。从今天的人事来看，宫禁仪制严肃，女宠干政的事情没有发生；像吕氏、韦氏那样专擅，赵氏、杨氏那样受宠，都没有。后宫妃嫔列位侍奉，名额并不多，不像三千、一万那样充塞后宫，也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的都是色目人、汉儿，从未有一个官职授给舅父、皇后等外戚家族，不像吕氏、霍氏、上官氏那样僭越奢侈，也没有。政事的陈奏和诏令的出纳，非省台不得参与听闻，从未有一件事出自宦官之口，不像恭、显、鱼、程那样专擅，也没有。春秋时外出游猎，遵循旧典；宫墙殿宇，一仍旧有规制，不像阿房宫、复道楼阁的兴建，也不像楼船锦缆的奢侈，都没有。既然造成这场变异的原因都不是这些，就应当归咎于执政大臣了。如今大小政事，总归都省办理。凡有奏请都批准，凡提出意见没有不实行的。执政者想这样做，君主也就随从这样做；执政者想那样做，君主也就随从那样做。没有听说天子凭自己的意志强行任用某个官员、夺取办理某件事情，那么官员不能尽职、政事不能办成，这是谁的过错呢？没有听说天子凭个人私欲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之人，那么仁心没有普及、德政没有施行，这是谁的过错呢？作为执政大臣，怎么能够推卸这个罪责呢？既得到君主信任，又逢适当时机，又拥有可以施为的权力，也就可以有所作为了。假如不能作为，便推说不是自己的过错；假如能够作为，却安于不肯作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心思。况且近来朝廷所实行的事情，违背天意、拂逆人心的，几乎不止一端。百姓想要的，上天一定会顺从。假如能够把一项弊政整顿革新，民心既然顺服，怎么知道天意不会转变呢？例如：直言是应当征求的。近来虽然容纳接受陈述，有的立即实行，有的立即舍弃，却反复议定拟办，动辄经过十天一个月。议定为不对的，已经同废纸一样；议定为正确的，也成了空文。这难道不是时政的弊病吗？贤能人才是应当进用的。没有听说朝廷因为一句话而认识一个人，凭一种才能而提升一个职位；如果不是靠书信辗转推荐，就必须依靠权势援引，其次还要先送贽礼、托人说情，甚至靠贿赂取悦。除此之外，不能没有缘由地来到朝廷任用。近来听说廉察官交相上章推荐的人不少，假如确实贤能，既然不任用他们担任风宪官，也应当提升他们担任民职。省资、台呈所推荐送达的人也很多，假如确实有治理成效，既然不增加资品，也应当赐予褒奖。如今台中保举的人已经成为虚无，呈到省中的人也化为乌有，这难道不是时政的弊病吗？选官制度是应当清明的。近来吏曹铨选拟定，纵容私情，越轨行事更加严重；集贤院、翰林院中，混乱保举的事情越来越多。等待授官、谋求进身的人接踵摩肩。不平的呼声充满街巷。选官制度一天比一天紊乱败坏，这难道不是时政的弊病吗？官员冗余、吏员繁多，是应当裁减合并的。近来听说设置机构商议衡量是否适当，犹豫了半年，最终又悄无声息。增加一个官职，就给百姓增加一项祸害；省去一个职位，就替百姓除掉一个蠹虫。这个道理很明白，事情也很容易，应该保留的就保留，应该革除的就革除，当面几句话就可以决定，实在不必这样狐疑不决。这难道不是近期政务的失误吗？刑罚和赏赐是应当分明的。近来听说采访使巡行各道，所判处的官吏，都是断绝人际关系、失去谋划安排之类的人。稍有才智能力的人，早已听到风声，预先谋划逃避罪责。隐藏行迹、掩盖盗寇，按理绝无逃脱可能；擂鼓搜捕逃犯，谁不奔走躲避？但其中因私情而纵放侥幸逃脱的，能够免罪的哪里数得完？大奸大蠹从未受到稍许惩罚；加上巡行地域广、见到的人多，难道连出类拔萃的人也没有吗？却连一个贤能者都没有听说被推荐，以此为国家作长远打算。说到刑罚，尚未公平；说到赏赐，也没有看到。这难道不是近期政务的失误吗？俸禄是应当均衡的。近来增加官吏俸米，通计支出粮食二十八万余石。外任官分给的公田，大多归给了有名无实的冗职；真正勤劳奉公的官员，却免不了受冻挨饿。内任官虽有穿紫衣、佩金饰的地位，似乎可以立即达到，但生活中买桂木、烧玉石，居处实在很不容易。即使增加他们斗升之粮，也无法禁止他们进行尺寸之间的枉法，只是多耗费太仓的粮食，实际上仍没有得到均衡俸禄的方法。这难道不是近期政务的失误吗？怯薛是应当裁减的。近来奏请准许分拣，朝廷内外都感到欣喜快慰，但各官相互掩护，竭力使这件事无法实行。良家出身、有才而无势力的人，反而不被选取；军站中混杂的无赖之徒，却照旧当值。这难道不是近期政务的失误吗？奔走钻营是应当停止的。如今求取官职必须亲自奔走，登上殿阶必须等待经营活动；如果有人远离朝市、退居山林，闭门读书、不到权贵门下，那么就没有取得官职的可能。这又难道不是时政的弊病吗？法律是应当确定的。私下听说都城内外，近来也有强盗夜间抢劫的风气。又听说临清以东、河西以北，私自酿酒、私自宰牛的事情遍布官道，蔑视官府，仿佛无人禁止。即使都城附近也正自不少，外路的情况也可以想见，这说明人心完全没有顾忌。这又难道不是时政的弊病吗？风俗是应当端正的。京城所在，是教化首先施行的地方，淫靡风气却大为流行，廉耻也被灭弃。南北百姓相互习染而变得刻薄，卖妻卖子，断绝恩情。如今天下人都急于谋求私利而怠慢公义，把利益放在前面、义理放在后面，关系实在不小。这又难道不是时政的弊病吗？物价是应当平抑的。近来钞价低落，物价上涨；过去值一钱的东西，现在值一贯钱，货物变贵而纸钞不值钱。如果不改换钞法、增加铸造铜钱，那么百姓生活的危急困窘恐怕还不会停止。这又难道不是时政的弊病吗？

译学校是应当尊崇的，朝廷却把它看成不急迫的事务。往往求进身的人因为朝廷不重视学校，大多不衡量自己便妄自求取；朝廷也轻视学校，所以不选择人才便准许保举。不仅学校主管任非其人、学校徒具虚名，选官制度败坏、士人风气浅薄，也都是这个原因。这又难道不是时政的弊病吗？备荒是应当优先办理的。近来省部商议实行赈济，发给有户帖的百姓，每石米售价六贯五佰；发放官米出售，每石十六贯。百姓同样都是皇帝的子民，却被户帖有无区别对待；粮食同样都是皇家的公储，却自行规定高低不同的钞价。如今因缺粮而歉收的地方只有几处，还不足以称为灾荒。如果灾情比这更严重，又赶上连续多年的歉收，拿有限的现有储粮去应付无尽的长期饥荒，将用什么来救济？每年从海道运粮，幸亏依赖洪福，才能平安运达；如果遇到意外风涛，一年所依仗的粮食都沉入泥沙，将用什么来接续？修订实行储蓄粮食的条规，设置义仓的办法，执政者为什么不专心研究呢？僧道是应当抑制的。然而戴红帽、着黄冠的人挤满街巷，二司的头目分布在各郡县。朝廷上下把他们看得像日月一样尊崇，像雷霆一样畏惧；官府和士民却把他们恨如仇敌，厌恶如螟虫盗贼。假使他们能够祈求便获得福报，禳解超度便免除灾祸，那么本来就不应发生地震。由此可明显知道这些都是虚妄。如今每发生一次灾异，就兴办一番好事；灾异越严重，兴办的好事越广泛。难道天地显示警告，最终只是为了给僧道施舍提供机会吗？执政者为什么不深刻反省？贡举是应当实行的。虽然曾经写入诏书，最终却被置之不理。如今整个朝廷的官职，全都属于吏员；他们进身既不是由于文学才能，也不是由于科举选拔。问他们吏事，却不知道民间疾苦；问他们儒学，却不通文章义理和句读。十几年以后，儒者这一类人将灭绝，想找一个认识一丁字的人也没有了。虽然还没有达到焚书坑儒的程度，但不焚书的焚书、不坑儒的坑儒，其祸害反而比过去更猛烈。这件事对国家治乱的根由关系极大，执政者为什么不垂鉴警戒呢？武备是应当修治的。如今将帅重臣，都是承袭荫庇而来的子弟，是没有经历军务的年轻人；军卒战士，则是互相调换、替换姓名的懒惰之徒，不学习骑射。一旦发生警报和意外，驱使羸弱的将领、冗杂的士兵投入敌阵，这对国家大计实在令人忧虑，执政者为什么没有长远的考虑呢？赋税和差役是应当公平的。比如军站户，既然已经出力供官府役使，每年租税收入仅够勉强维持；而匠户的贫困尤其严重，哪里承受得起繁重的合并差役，只能含恨忍声，有话也无处申诉。比如儒户，虽然没有出力服役，却关系国家体统。《左传》说：“土地肥美，就能很好地养育禾苗；君主英明，就能很好地培养士人。”如今儒户的两税已经缴纳，并没有损害国家收入，只要替他们免除杂泛差役，使他们稍得安宁，便可以体现朝廷乐于培养人才的心意。至于僧道户，隐瞒占有的超过一半，却仍然全部免税，实在很不公平。这件事对百姓尤其紧要，执政者为什么不动心考虑呢？百姓的疾苦是应当医治的。近年来，存恤百姓的诏令屡次颁发，但举目所见却没有雍熙太平的和气；苛刻虐害的政令很少有，但家家户户却交相发出愁苦怨恨的声音，也应当思考其中的原因。如今在闾巷乡里之间，蒙受冤屈的百姓、被压抑的事情，密集得像刺猬的毛一样，即使用尽终南山的竹子做简，也不能一一列举陈述。然而那些疏远琐碎的事务，怎能一件件上报而烦扰朝廷？朝廷也无法全部知道。因此汉朝丞相陈平、周勃被问到狱讼、钱粮等事时，便谢罪说不知道。蜀国丞相诸葛亮对二十人以上的刑罚都亲自处理，失于过分明察，大概是因为各事自有主管官署。假如路、府、州、县治理百姓的官员任用得当，各自尽到职责，那么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自然都能尽力办理。假如任用的不是合适人选，放纵他们残暴，即使每天严厉发布禁令和惩治条文，家家户户都知道，也仍然救不了百姓。所以说，安定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关键只在于知人善任而已。任用贤能、罢黜邪恶，是朝廷最紧迫的首要事务，执政者难道可以仍然把它交给悠闲等待吗？以上这些，都是造成灾变的原因。追究这些原因，寻求使灾变平息的方法，也不外乎这些。朝廷的一举一动，上有神明鉴临，昭然明白，不可欺骗。能够把眼前应当实行的事情全部办好，那么再远的地方也会通达，再幽隐的情理也会感通。过去陶侃说，大禹爱惜寸阴，普通人也应爱惜分阴。如今看大臣群僚，都只顾保住俸禄、观望形势，彼此因循敷衍。堂上饭食已经端上来，一天又过去了，只致力于浅近小事，不谋求长远大事。穿暖吃饱，快乐得忘记忧患，却不思考处在下层的穷人被饥寒逼迫，度日如年，实在不是容易熬过去的。近来朝廷议定一件事，往往数月还不能施行。一年之中，哪里经得起几次这样的议议？即使司、县不能治理好政事，却能说肩负天下重托也可以这样吗？万般政务像车轮辐条汇聚于中心，又像水流奔向大海。大河有三百条，支流有三千条，奔流忙乱、纷杂交错，没有人能够控制。即使日夜从尾闾排泄，仍担心不能容纳，如今却想拿着水瓢抱着水瓮，琐碎地按升斗来计算，想不在中原泛滥，几乎是不可能的。太平盛运难以遇到，良好时机哪里会再来？灾异到来而不回应，灾祸将会随之而至。错过现在而不图谋，后来的祸患就难以预料了。常人的说法是：“地震是由于天运发生变化，天子应当减少膳食、撤去音乐。” 如今我们的君主在服饰、车马和膳食供奉方面，都力求俭朴，即使大禹穿坏衣、吃粗食，也不过如此。乐人多如树林，除非举行盛大朝会，音乐并不进入圣上的耳中。我认为膳食不必减少，音乐也不必撤去，只要使下情上达，责求实际成效，内在修养自己的德行，向上回应天心，那么天地之气就会交合，万物都能通达。常人的说法又是：“地震应在中位，大臣应当避让职位、辞去俸禄。”如今都堂刚刚焕然一新，正隆重承受委任，正是协助赞襄、扶危救难、鞠躬尽瘁、以死效命的时候，应当想到以坤道承受乾道，消除凶灾而招致吉祥。我认为职位不必避让，俸禄也不必辞去；只要各种事务都充分开展，群贤全部汇集，各部门都尽到职责，万民都能保全生命，凡是能够竭尽臣道、做到臣下应做之事的地方，无不做到，那么妖气灾害自然消散，祥瑞自然降临，德行与天地相合而无边无际，最终就会有福庆。

译常人的说法又是：“凡是灾变到来，应当颁布新的赦令，减免税收、放宽租赋，以安定人心，回应上天的谴责。”这种说法没有根据，必定不可信。《左传》说：“没有赦免的国家，刑罚必定公平。”所以诸葛孔明治理蜀国时，绝口不谈赦免，而国家因此得到大治。假如频繁大赦，只会助长奸邪贪污、资助盗贼，对君子全无益处。奸邪、贪污、盗贼，是天地所不能容的，因灾变而再次赦免他们，难道不会更加激怒神明和人吗？《尚书》说：“怀念并保护小民。”又说：“使小民承受上天所赐的长久寿命。”可见天意所关注的，只在小民。假如大量减免赋税租税，只会使富豪更加富有，对小民并没有好处。那些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只能靠自己的劳动糊口的人，即使天下十年的粮税都免除，百姓也未必沾到一丝一毫的恩赐。富豪肆意扰乱，正是幽明神人共同愤怒的事情；因灾变反而给他们增加好处，岂不是更加激怒神明和人吗？提出这种谋划，实际上不能补救时政的缺失，就像乡下老人恰好遭遇患难横逆，不知反省自己，却仓促修习因果之说，把它当作禳灾求福的办法，也太愚蠢了。希望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坚决拒绝这种说法。我齐介夫长期随侍禁中当值，自愧才力不足，得以列名学官，也算粗略偿还了读书所欠的债；但我怀着恳切的愚忠，不忍眼看朝廷无人，于是吐露平生积存的忠耿之言。既然揣度自己并无所求，所以发言时不避触犯忌讳。近来看到陈述意见的并不少，但标新立异的人，所说不切合时务；希求赏赐的人，只知道专门阿谀奉承；求取迎合的人，则兴办有利于自己的事情来诱取国家利益。想求得议论正大、见识高明、能够通晓变化、适应时势的人，大概十人中也没有一两个。古人说：“忠臣不迎合时俗来取得宠幸，烈士不吝惜死亡而苟且偷生。”我虽然不能自比为忠臣烈士，但平素的志愿却不肯过分退让。我自量所说确实有可采纳之处，即使不怕斧钺之诛，也要再次冒犯天听。如果认为可行，就请见诸施行。国家幸甚，百姓幸甚。（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齐履谦 请去除专制过度的弊端以回应天变【篇名为编者所加。】大地属阴，主于安静，象征妻道、臣道、子道；这三者失去各自的正道，大地就会因此不得安宁。平息灾变的方法，是大臣应当反躬自省、责备自己，去除专制的威势，以回应上天的变异，不可以只举行禳灾祈祷。（录自《元史》卷一百七十二《齐履谦传》） 元永真 关于停止真定玉华宫太常礼乐的议论 我私下听说，天子设立七庙，是万世通行的正义。夏、商、周三代以来，没有违背这一道理的。原庙制度，在上古从未听说。汉孝惠帝听从叔孙通的请求，才开始下诏命有关官员建立原庙，于是有了每月带着先帝衣冠出游的名目。后来各郡国所在之地，也因而各自建立庙宇。到元帝永平四年，贡禹上奏说：“郡国的祖宗庙不合古代礼制，应当予以纠正确定。”天子认为他的意见正确，便将其罢除。我谨按《尚书》所说，亵慢祭祀，就是不敬。《春秋》的义理是，父亲不在旁支庶族那里祭祀，君主不在臣仆之家祭祀。恭敬地观察圣朝，已经建立七庙，隆重奉行孝享之礼，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然而睿宗皇帝的神御，却另在真定路玉华宫供奉。我私下认为，对天下有功有德的，没有超过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太祖皇帝没有听说建立原庙。世祖皇帝的神御奉安在大圣寿万安寺，按时派官员以家人之礼祭祀供奉，不使用太常礼乐。如今玉华宫的原庙，列在郡国之中，又不是龙兴或降诞之地，主事者以臣仆的卑贱身份供奉皇帝画像，实在是极不合礼。希望朝廷考察前汉旧例，尊崇太庙；玉华宫则照京师各寺影堂的例子，只命有关官员按时祭祀供奉，停止派遣太常礼乐。这样不只是圣朝能够得到合乎正礼的制度，在天之灵也不会受到亵渎烦扰，礼官还可以免除失礼的责任。（录自《元文类》卷十五，《四部丛刊》本，下同） 阿沙不花 戒除放纵欲望疏 八珍的美味不知节制，万金之躯却不知爱惜，这是古人所告诫的。陛下不思考祖宗托付江山的重大责任，不思考天下仰望您的迫切心情，却只沉溺于声色，以姬妾为喜好，这就像用两把斧子砍伐一棵孤树，没有不倒下的。况且陛下的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的地位，是祖宗的地位。陛下即使不爱惜自己，又把宗庙社稷怎么办呢？（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五） 刘敏中 奉命出使宣抚回来后的奏疏 近来承蒙都省派遣，恭敬奉行圣旨，出使宣抚山北辽东道。我遵照巡历路线返回大宁路时，正是在八月初六戌时发生地震。当地人说：“本地自至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地震以后，到现在一直时常震动，没有停止。”当时我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过了几天访察，发现附近郡县以及上都、隆兴也都是这样，而太原、平阳最为严重。九月，我又经过上都、隆兴等地，地震不时再次发生，没有见到停止的迹象。恭敬地想，圣上凭聪明圣智的资质，接受上天盛大的命令，继承守护大位以来，亲自选择宰相，精选台官，免除租税，宽宥过失，赈济贫乏、抚恤孤弱，覆盖养育天下的恩德洋溢内外。近来又派使者分赴七道，巡行天下，询问百姓的疾苦，即使尧舜广施恩惠、救济百姓的心意，也没有超过此举。然而大地的运行仍然失常，还使圣上忧虑；静心思考其中原因，确实有来由，实在是因为有关官司不能完全体察圣上的心意，扩充推行圣上的教化。改革开始时，旧日弊病虽然应当铲除，却仍然存在；新的政令又不能通行，积聚的阴气凝结，阳气向上运行，却不能宣泄通达，于是形成了这种灾变。为什么这样说？凡是合乎正理的就是阳，违背正理的就是阴；这说明顺理而行的政令少，逆理而行的政令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日〕 君子属于阳，小人属于阴；这说明君子少而小人多。公心属于阳，私心属于阴；这说明奉公的人少而怀有私心的人多。不过，阳气的增长有根本，阴气的消退有渐进；培养根本、等待渐进，阳气就会增长而阴气就会退却。我冒昧不避僭越，谨慎写下自己的管见，共有九件事：一是重视省台，二是明确宰相职责，三是整顿省务，四是端正六部，五是慎重赏罚，六是均衡荣辱，七是严肃禁卫，八是禁止奢侈僭越，九是振兴学校。我本来知道这些意见迂阔，没有多少值得采纳记录之处，但全都是扶阳退阴的恳切心意。现将应办事项开列具呈中书省，请详察施行。第一，重视省台。

译上天养育万物，却不能亲自治理，所以把治理权交给天子。天子治理万物，也不能独自完成，所以把责任交给中书省。中书省是执行天子命令、裁制天下事务的机构，它的事权不能不专一，即使如此仍担心有所缺失，于是设置御史台用法令加以约束。约束它，是为了使它成就政事；御史台的纲纪也不能不振作。只要中书省的事权不分散，御史台的纲纪不衰败，天下就没有难办的事情。从前，近侍的各衙门往往奏报事情、干预朝政，使省台受到压制，事情因而纷乱复杂。近来恭敬奉行圣旨，其中规定各衙门不得奏请任人做官。宣读此旨的日子，人心大为喜悦。我的意见是，都省应当与御史台共同议定后上奏。还请求颁发圣旨，告诫近侍及各衙门，除本管职务外，凡是涉及有关官司的一切应办政事，不得干预陈奏。确有事情必须上奏的，也必须奏请传达给中书省或御史台，依照札撒施行，并允许省台详审事情是否可行后回奏。不经过省台却擅自奏请施行的，要治罪。这样，事权就会归于一处，纲纪就会振作，各种政务也可以不费力而得到治理。第二，明确宰相职责。凡是各部门守职办事的人，都不能徇私，而宰相尤其不能徇私。各部门徇私，不过败坏一件事、损害一个百姓、废弃一个职位、祸害一个郡罢了；宰相徇私，小则危害天下，大则贻误国家，宰相可以徇私吗？宰相的私心，大体有四种，贿赂还不包括在内：有的倚仗权势压制下属，有的固守宠幸以媚上，有的苟且求安而不作为，有的害怕祸患而不敢发言。倚仗权势压制下属，权力必然归于自己，请托之事盛行，朋党就会分立；固守宠幸以媚上，政道便不由公正，阿谀谄媚者得到进用，小人便肆意妄为；苟且求安而不作为，各种官职都不能尽职，众多政务便会败坏；害怕祸患而不发言，忠告就听不到，百姓遭受祸害，国事也危险了。这四种私心，一天也不可有。自至元乙亥年以后，老奸巨蠹接连掌权，所说的四种私心达到了极点。一二十年之间，做官为吏的人只知道靠贿赂关说可以进身，靠奸险谄佞、刻薄寡廉可以得名；正直的人被指为狂妄，谨慎守法的人被讥笑为愚蠢，根本不知道礼义廉耻。如今吏治的弊病已经牵连百姓，病入膏肓，实在是宰相徇私造成的。一定要痛惩这些弊病，不如明白昭示无私的原则。应当下令说：凡有传称诸位宰相的钧旨，或者假借依靠宰相门下的威势和恩威，胁迫控制各部门、托请办理公事的，有关管辖官吏应随时到省中首告并查究治罪。仍然允许众人检举，御史纠察弹劾。假如管辖官吏不立即首告，就与托请者同罪。若已经擅自施行，违法者加重处罚。因为自身端正，命令就会被执行；上面这样做，下面就会效法。这样将会看到各部门都警惧戒慎，善政流行，风俗改变，而宰相也能尽到职责。第三，整顿省务。中书省是宰相的府署，用来统辖各部门、总理万机、制定谋略、发布政令、辅佐天子安定天下，其职责是可以说明的。至元初年，丞相到省办公时，各人没有特殊原因不敢进入外门。连外门都不敢进，能够进入省房的就少了；不敢进入省房，能够进入都堂的更是极少。当时各房省掾所掌管的，只有一本钧旨簿，却能控制六曹，使天下事务井然有序地办成。省中空旷整肃，仰望如同神明，得到了简约严肃的治理之道。后来一二十年间，巨奸相继兴起，宰相们沿袭同一条路。群小乘机而动，像蚂蚁聚集、苍蝇附着一样，无不借公事来成就私权。例如胥吏、管库人员的免除，匹帛斤丝的出纳，都必须琐碎地呈报，往返驳勘，竟把制造事端当作能干，自称用心出力；文书随着事务增加，日积月累越来越繁杂。因此检举之事使两司困顿，判署之事使八府疲惫。整天忙乱，只成为一个极其繁重复杂的大官署。即使有夔、稷、伊尹、傅说那样的贤人，对于辅佐调理、应对变化的功劳，恐怕也没有空暇去做了，这还可以说是简约吗？而且每天早晨诸位宰相进入省中，按例带着门下亲信数人，各种人混杂进入，密密站满大堂，有的是真亲信，有的是冒充的，彼此无法辨认，内中隐藏着奸邪，也无法知道。让郎吏在喧闹杂乱中启奏复核，让执政在仆役之后裁决可否，不仅泄露政事，实际上也损害尊严，这还可以说是严肃吗？详细考察这两件事，起初似乎很小，时间久了互相沿袭，弊病实际上很大。应当命令六部各自开列所掌事务的名目，以及施行的礼式、判例，委派官员分别厘清。凡已有定例的，以及涉及琐碎重复、不必呈报的事务，全部删去；一律取用至元十年以前的典章旧例，依照施行。仍应禁止众人无故进入省门；每天诸位大夫聚会时，亲随不得进入后堂。命令有职役者一人轮流值班，听候命令。知印、通事、省掾出入，始终不得超过四五人。如遇议事，都要令其回避。即使有各投下或各衙门因事情来说明的，也令客省使分别接待，最多只许一二人进入。这样，省署体制就会严肃而更加尊贵，宰相职务也会清简而有更多空暇。至于用来辅佐天下、安定天下的事情，从容筹划，就没有办不成的。第四，端正六部。按照《周礼》，六官用来配合天地四时。六官各得其职，天地四时的气机才可能端正；如今的六部就是这种六官。六部果真都尽到了职责吗？略举几项来说。吏部实际相当于天官，掌管区别善恶、平衡铨选，使贤能者进用、不肖者退黜，这是它的职责。如今的选官方法只以任职日月计算功劳，不以才能与否为判断；衙门想合并却没有成功，冗员刚要裁汰便突然停止。贤能者果真能够进用吗？不肖者果真能够退黜吗？这样看来，天官还没有尽到职责。刑部实际相当于秋官，掌管威刑惩罚，平理狱讼，使恶人屈服、善人伸张，这是它的职责。如今法律命令没有见到实行，所掌事务又分给宗正，有时还不分轻重，指名释放罪囚。恶人果真受到惩处了吗？善人果真得到伸张了吗？这样看来，秋官也没有尽到职责。又如礼部的礼制没有确定，科举不能设置；兵部的军役不能均平，驿站不能整顿；那么春官、夏官二部也没有尽到职责。详细考察这几件事，其余都可以类推。天地四时的气机有尚未端正之处，或许确实出在这里吗？《易经》说：“君后应当裁成天地之道，辅佐天地的适宜，用来帮助万民。” 应当命令六部分别条列所掌事务的得失，参考斟酌古代制度，确定后上奏，颁布确定新的规章，彻底革除旧的做法，使各部都能尽到职责，并责令务必办成。这实在是裁成天地、辅佐天地、帮助万民的大事。第五，慎重赏罚。

译古代建立国家的君主，凡是能够使一代英杰奔走效命，使四海之人心悦诚服、仰慕教化的，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赏罚罢了。所以赏罚是国家的大权，是君主牢牢掌握并谨慎施行的，也是有关官司敬慎遵守、奉行实施的。赏赐一个善人，就要使天下人都说这个人应该赏，大家无不欢跃喜悦而愿意行善；惩罚一个恶人，就要使天下人都说这个人应该罚，大家无不惊惧而害怕作恶。能够使人害怕作恶、喜爱行善，天下就没有事情了。假如行善者不一定得到赏赐，即使受赏也未必达到应有程度；作恶者不一定受到惩罚，即使受罚也未必合乎情理。到了不应当赏的人却因喜爱而赏，不应当罚的人却因愤怒而罚，那么恶人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日益放纵；善人也没有什么可欣喜的，日益懈怠。行善者懈怠，作恶者放纵，天下的事情就多了。由此说来，赏罚可以不慎重吗？今后凡拟定后奏请上位处分，以及都省各司所办理、关系到授予或剥夺、升迁或黜退、赏赐或惩罚的事情，在尚未施行之前，有关官司都必须详细审察、深入核究，务必做到合乎道理，然后施行。即使道理有不恰当之处，也应允许驳正、举劾、辨析复核并改正；不予检举的，要治罪。风宪衙门应随事纠察弹劾、查究治罪；情节重大的上奏。第六，均衡荣辱。近来恭敬奉行圣旨，颁布了惩处官吏、收受财物的条格十二章。既然已经显示惩辱，也应当增加用来荣耀他们的办法。我考察历代盛世，内外职官所受的官制，都有勋爵；他们的父亲、祖父、母亲、妻子，也按本人所受官资，照例获得封赠诰命。我曾私下思考，这大概是君主借助恩德礼遇和名爵的尊贵，来激励臣下尽忠；又借助取得名爵的荣耀，来彰显臣子对父母的孝，所以恩典和荣誉相一致，上下相互资助，这是不可改变的典制。况且劝勉奖赏的方法，没有比荣辱更加切身的。人最亲近最爱护的人，到父亲、祖父、母亲、妻子为止已经最极致了。如今如果奉公守职就赐予勋爵的荣耀、封赠的恩泽，使这些至亲至爱的人共同享有荣耀；如果贪污败坏政事，就随之剥夺，使这些至亲至爱的人共同蒙受耻辱，那么还有什么劝勉奖赏能比这更切身呢？应当命令有关官司查考汇集前代典制，拟定后上奏颁行。这样不但能使臣下深切警惕荣辱必须公正，争相效法尽忠，也确实能彰显圣朝太平、礼文完备的美德。第七，严肃禁卫。古代天子居住的宫禁，必须凭名籍才能出入，这是为了显示尊严、谨慎防范细微之处。恭敬地想到，车驾所到之处，在宫门、台阶和宿卫之下，更应加强戒备严密防守。至于行善事，僧道各有寺观，也不应频繁出入宫禁。各类近侍以及供奉技艺、承应差事的人，都应规定发给符验，以便辨认出入。还请详细斟酌后上报。八、禁止奢侈僭越。风俗绝不能放任奢侈，奢侈就会僭越，僭越就会兴起诉讼，奸邪之事更加猖獗，至于伤害财物更不必说。如今的风俗，可以说既奢侈又僭越了。市场上有一顶斗笠价值一百五十贯的，有一双靴子价值二百多贯的，超越常规、费用过多，听来令人惊骇。靴子是用来保护脚的，斗笠是用来遮蔽头部的，只要完整洁净、合乎礼制就足够了，又何必贵到一百五十贯和二百多贯呢？这难道不是奢侈吗？又如销金、镀金的禁令，以及婚姻嫁娶的制度，虽然曾经施行，却没有真正禁止。富人纵情满足欲望而没有穷尽，穷人倾家荡产仍然不够，类似的情形远不止一端。古代车舆、服饰、器物、日用都有等级差别，婚姻、丧葬也各有品级节制。应命有司斟酌古今，制定各项制度，上报后施行。对于靴、笠、销金、镀金等事，一律禁绝。这样不只是能使风俗逐渐淳厚、礼义得到推行，实际上也是节省财用、救助民生的急务。九、勉励学校。学校是教化风俗的源头，是培养人才的根本。勉励学校的方法，朝廷已经多次制定条格。近年以来，各地治理百姓的官员争相把修建文庙作为政绩，在政绩方面固然值得嘉许。然而考察他们实际教授师生、培养人才的功效，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这是只注重外表而遗漏内在，只知道枝节而不知道根本，最终又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所经过的府、州、司、县，首领官吏往往不识字；上级发下的文书檄文，有人连句读和旨意都不懂便错误施行，其中有的确实关系利害，这正是学校不兴的过错。今后应命各道廉访司严格督促所属机构，凡有关学校的事务，都必须用心整顿治理，务求一定办成。所教授的生员人数和学习次序，每季申报廉访司，以备查阅、考试和察举。生员入学后，免除本人杂役；能够通晓一经的，免除本人差发；能够通晓二经并且学业考核有成的，除免除本人差役外，本户的杂泛差役也全部免除；三年没有成就的，仍按旧例服役。其中学业精熟、才能品行特别出众的，廉访司官核察属实后保举，再根据才能分别任用。学校办得好坏的实际情况，应在提调官任期届满的解由中写明。这样，或许可以希望学校兴盛，风俗美善，人才辈出。（录自《中庵集》卷七，清乾隆翰林院钞本，下同。） 翰林院议事。恭敬地奉行圣旨，因为恒旸、暴风、星芒等天变，命与御史台、集贤翰林院共同议论。我私下认为，事情有根本和末节，政务有先后次序，现在就其中的根本和首要事项来说，大略有五条：一是敬畏上天，二是敬奉祖先，三是清正内心，四是把握大体，五是改革更新，详列如下。一、敬畏上天。上天养育万物，却不能亲自治理，于是树立君主来主管万物，所以君主就是代替上天养育万物的人。只有贤明的君主知道上天正在上面监察，威严显赫而且非常临近；凡是一句话、一个举动、一项政令，无不战战兢兢、勤勉谨慎，想着合乎天道，希望符合天意。谈到任官，就说上天把任命授予有德之人，五服五章都有等级章法，不敢因一时的喜怒而轻率地授予或剥夺。谈到刑罚，就说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刑各有适用，不敢因一时的喜怒而轻率地决定刑罚的轻重出入。凡事都这样谨慎守持而不失误，于是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至，万物得到生长，这是上天在辅助他。倘若政令有所差错，上天一定会降下异象加以警告。上天所以警告，是出于仁爱君主，希望君主长久安定、天下长治，使万物得到养育。因此贤明君主遇到这种情形，就一定反省自身而知道恐惧，彰明德行，堵塞过失。只有诚意感通上天、政事得到修治，才能符合天意；这样灾变就会消除，和气重新恢复。所以即使尧、汤的时代也不能没有水旱灾害，最终却没有造成祸害，正是因为尧、汤采用了这种道理。一、敬奉祖先。

译自古帝王创建国家，无不是经历艰难才取得，并把它传给子孙，这就像耕种者盼望播种收获、建造房屋者等待建成正堂一样，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太祖皇帝起兵于朔方，亲身经历百战，收服归附诸国，穿粗衣、吃粗食，风餐露宿、冒雨跋涉，何等辛劳！世祖皇帝亲自经历战阵，费心筹划谋略，恭敬、节俭而心存敬畏，才拥有天下、统一南北，又是何等辛劳！恭敬地想到，陛下凭借仁慈明睿、天生圣明的资质，继承上天的重大使命，想来已经把这些铭记于心，思考祖宗开创基业的艰难，并把这次天变视为警戒。因此更加战战兢兢、勤勉谨慎，每使用一项财物，必定说：这是民力，是祖宗历尽艰难才取得的，怎么可以轻率使用？每任用一个人，必定说：这是国家的权柄，是祖宗历尽艰难才建立的，怎么可以轻率授予？举止行动都整肃严明，每件事都如此，那么百司自然会尽职，各项政务自然会得到整治兴办，祖宗在天之灵一定都会欢悦；上天的保佑也会响应，福禄日益到来，国家根基更加稳固。一、清正内心。心是一个人的主宰，也是万事的根本。眼睛用来观看，耳朵用来听闻，嘴用来说话，手用来拿取，脚用来行走，都受心的驱使。心能够保持正直，那么接触外物、处理事情时，视、听、言、动都会端正，不会有错误乖戾的祸患。四海如此广大，万种细微政务都仰赖一个人治理，而这个人所依靠的，难道不就是内心吗？水一定要平静，才能容纳万物的形象；镜子一定要明亮，才能分辨美丑，所以帝王贵在清心。所谓清，就是心神安静专一而不改变。声色娱乐、宴饮快乐并非完全不能有，但尤其应当节制适度，不使它们扰乱内心的清明。心地清明，四海之广大无不照见，万种政务的细微之处无不察知。光明通透，不说话也能使人信服，谗言奉承无从施展，邪曲虚伪不敢上前，百官有司都能安守职分，没有扰乱阻滞的祸患，于是法制得到推行，纲纪得到振作，灾变止息，天下得到治理。《论语》说：“根本树立了，道就产生了。”所以帝王把清心作为根本，实在是总揽权柄纲纪的关键方法。一、把握大体。事情没有不具有根本纲要的。所谓“体”，就是掌握要道。君主任用宰辅来驾驭百官，遵守法度来使万民信服，这就是根本纲要。至于任用一个小官、处罚一个小过错，那是有司的事务；如果君主亲自过问这些，有司就会感到恐惧。上下关系端正，政令统一，赋税按时征收，费用使用有节制，赏罚一定信实，这是天下得以安定的根本。如果早晨施行、晚上就改动，使守持的原则没有止境，臣下就会恐惧不安，都只想着为自己打算而怠慢职守，灾害祸患就会殃及百姓，怨恨诽谤也无法避免，甚至可能招致灾变。因此为君之道在于把握大体，以有司为先，裁定授予和剥夺，必须守信而且前后一致，那么雍和熙盛的治理就可以安坐而实现，还会有什么灾变呢？一、改革更新。传记中有这样的话：琴瑟不协调，严重时一定要拆开重新调弦；政事不能推行，严重时一定要改变而更新。如今有司最严重的弊病有三项：一是财用不足，二是铨选制度混乱，三是官府治理不好，仅此三者而已。现在正是改弦更张的时候，为什么不也思考一下这些弊病的由来呢？财用不足，难道不是收入有限、支出无穷吗？铨选制度混乱，难道不是贤能与不肖混杂，超越资格者很多，而不合资格者也不少吗？官府治理不好，难道不是赏罚不明、平素又不勉励名节吗？应命有司详细核算一年钱粮，收入有多少，支出有多少；如果支出全是应当支出的，那么财用不足就无法治理。如果还有不应当支出、可以停止的项目，如不急需的营造修缮、没有名目的赏赐，就按项目一律停止，财用必定充足。又详细核查铨选，除合乎资格者外，超越资格和不合资格者各有多少；任职者应根据根本功过加以定夺，同时追查其来由和经过，一律禁绝，铨选制度就一定能实行。官府的制度，上下内外彼此维系、互相资助，各有条理；如果确实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怎么会治理不好？但人才不齐，善恶必然都有，所以要设立赏罚。如果善人应当奖赏却不奖赏，恶人应当惩罚却不惩罚，那么善人就会变成恶人，恶人则会习以为常而更加严重。又如罪行达到不可赦免的程度，本是大罪，却有人设法重新任用；年老有病辞职，这是常理，却有人留恋官位而不肯离去。甚至有些贪污欺诈、危害百姓的人，善于掩饰自己，罪行没有立即暴露；上级官员不加审察，风宪官也不予查究，因循成风，竟不知道有这种人，治理又从何兴起？应严令中书省、御史台，公正地实行赏罚，勉励名节，并从京朝官开始，这样官府就能自行治理。这三项，就是改革更新的大略。三项如果真正改革，民力必定得到宽解，人才必定增多，祥瑞必定汇集，国势必定隆盛。然而难的不是改革，而是实行；难的不是实行，而是坚持。只要圣明天子凭借敬畏上天、敬奉祖先、清正内心的德行，坚持并实行它，又有什么困难呢？另外两件事。我私下听说如今议论政事的人都说，实际的恩惠不能达到百姓那里。恭敬地想到，圣明天子即位以来，诏令频频下达，没有一次不是把崇尚农业、抑制工商末业、兴利除害、抚恤孤弱、赈济贫乏作为要务，实际恩惠已经很深了；然而仍有人这样说，只是因为有司不能奉行宣扬圣上的意旨，反而有所阻隔。最严重的有两件事，列在后面。一、考察吏治。设置官府本来就是为了百姓，然而百姓不能蒙受恩惠，难道不是因为任职者中廉正的总是少、贪邪的总是多吗？廉正者本应培养扶植，反而受到压制吗？贪邪者本应选拔罢黜，反而受到庇护吗？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廉正的人，对上不能取悦上官，有时还会触犯上官，于是上官积蓄怨怒；对下不能向奸民献媚，又常常加以约束，于是积累了怨恨。因此他举荐一件事，就被上级阻挠；推行一项政令，就被下属诽谤。奸人乘机而入，狡猾的吏员出谋划策，煽动党羽、捏造诬陷，喧嚷着控告他。那些蓄积怒气的人便借机折辱他、勒索他，罗织罪名使之成立。一个士大夫中的廉正之士，突然屈膝受诬，面对无赖小民接受审讯，即使万一能够洗清罪名，风骨气概也已经扫地了。那些贪邪之人，对上就迎合上官心意以求合意，对下就越过礼法献媚讨好，贪赃受贿狼藉，却没有机会败露。宪司上报时假装不知道，安然任满，领取解由离去，甚至还奔走于权贵要人之间，求取优等考评，选择授予优厚官职。这样，廉正者就越来越少，贪邪者就越来越多。唉！所谓实际恩惠，究竟还能由谁来施行呢？源头清洁，水流才会清洁；根本治理好了，末端才会治理好。应当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特别发布严令，告诫内外官吏，都要洗心革面、改变想法，奉公办事、为民着想。

译各地宪司和上级衙门，不得再压制正直、包庇奸邪，务必精心详察、认真举荐。治理政绩特别突出的，增加官秩、赏赐金钱，按照汉代的旧例办理。贪鄙特别严重的，罢黜流放，不得列入士类；宪司如果失于察举，也一并论罪。这样，良吏会一天天增多，奸吏会一天天减少，官府得以树立，政教得以推行，恩惠施及百姓，灾变也会止息。一、消除百姓的祸患。公家各种需要，都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只要依法征取，百姓就不会感到困苦。如今夏天征丝、秋天征税，是正常赋税；和买、和雇，官府都支付价钱，本来应当没有使百姓困苦的地方。然而和买、和雇的名目不一，接连反复出现，催逼办理又十分急迫。因此和买往往要到望户科办理，贪吏和奸邪小人便得以借机作奸。有的把新钞换成破烂钞票；有的从应付的价钱中克扣；有的谎称货物质量不好，收了贿赂才接受；有的事先恐吓说要多买，以此索取贿赂；有的收受本应承买户的贿赂，却把差事转给下等户。又加上追呼、拘留，所费超过应有数额，百姓不堪其扰。至于和雇，则把应雇十辆车的运输说成要雇一百辆；有车的人家，全境追捕拘摄，必须行贿才能免除。因此，和买和雇成了奸民获利的途径，却成了小民的祸患。今后凡是和买和雇，宪司必须秘密加以体察，并允许各人首告；像以前那样犯事的，严厉追究审断。监临官如果失于防禁，罚俸并记录过错，严重的降级；宪司不察，也一并承担罪责。只是仍限于大都。每年例行和买的段疋、丝绢等物，应预先规定日期张贴榜文，分别开列颜色、样式、幅宽尺寸，详细标明轻重，增加价钱收买；仍允许用盐引进行中买，商旅四方聚集，十天到一个月就可以办完。这样不但能减少民力消耗，减少押运的官兵，也能避免水灾、火灾和盗贼的忧患，实际上还可以永远杜绝奸人借公事谋利、危害百姓的弊端。如果担心其中会有耽误，暂且可以分内外两处收买。如果大都确实便利，明年就在各地通行。这也是惠及百姓、平息祸患的紧要事务。（录自《中庵集》卷十五。） 皇庆改元年间的奏议。臣某等说：听说臣下把报效国家作为忠，把进言作为报忠的首要途径。臣等年老衰暮，遇逢圣明的时运，首先受到恩宠征召，承受了过分的特殊恩惠；如果不说一句话，又凭什么报答呢？我私下认为，上天养育万物，却不能亲自治理，于是把治理万物的职责传给天子；天子治理万物，却不能独自完成，于是把它交给中书。中书就是执行天子的命令、裁理万物的机构，它所掌握的事权不能不专一；又担心有所缺失，于是设置御史台，执掌宪法来纠察它。纠察它，正是为了成全它；它的纲纪不能不振作。如果中书的事权不被分割，御史台和台谏的纲纪不被削弱，天下就没有难办的事了。所以圣王无为。所谓无为，就是掌握了治国的要领。这个要领是什么？就是省台。臣等以前陈述八件事时，已经说过了。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天生聪明睿智，宽厚仁慈、慈爱之情出于至性；从居于潜邸到登上东宫，曾两次剪除巨奸，挽救宗庙社稷。其规模和施政安排，本来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即位之日，【（尊）】【［遵］】【【（尊）】【［遵］据《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改。】叙述世祖皇帝的成法，颁下明诏，传告天下，言辞恳切周详，听到的人无不感动。关于使百姓获利、革除弊病的方法，已经极为完备。至于诏令所说：撤除枢密院、御史台、徽政院、宣政院，分别依照旧制办理；其余各衙门和近侍人员等，若有擅自向中书奏报、启陈政务的，以违犯制度论罪。又规定，至元三十年以后，各衙门改升、改设以及增加的多余员额，凡不是世祖皇帝旧制的，听从中书省、御史台分拣，予以裁减、合并、降等或罢除。从这两条详细来看，圣意之所以把权力交给中书、把重任交给宪台，清楚可见。为什么呢？因为急于谋求治理。所以朝廷内外都拭目以待，欣喜地看到了太平。然而臣等愚昧、考虑过多，仍有不得不冒罪替陛下进言的地方。想得到而又怕失去，因喜悦而又害怕被剥夺后转为悲伤，是人之常情。如今正值分拣、裁减、降等的开始，那些害怕失去、因被剥夺而悲伤的人，实在不少。担心或许会有诋毁中伤之言，窥伺机会而进入，逐渐渗透、使人受到切肤之害，最后把诽谤归咎于中书省、御史台。倘若中书省、御史台一旦动摇，政治根本随之改变，必定上面使圣上烦忧，下面扰乱各个衙门。这关系到长远谋划，所牵涉的意义非常重大。伏愿陛下扩大乾坤般的气量，拓展日月般的明察，谨慎对待改革开始时的方法，守住已经颁布的制度，提纲挈领，坚定不移，使细微渐变的萌芽得到严密遏制、暗中消弭；这样事权统一而纲纪振作，各项政务和万般机务都可以不用劳心而得到治理。陛下从容安坐、垂拱而治，坐享最高的治平，使万世长久享受无为之乐，这是臣等的愿望。【冒犯天威，臣等不胜恐惧。】（录自《中庵集》卷七。） 月赤察儿。请求安抚并处置款彻等投降人员。（篇名为编者所加。） 请对王秃苦灭本来心怀二意，而察八儿的游动军队又逼近边境；叛党一向没有悔改之心，假如他们合谋杀害款彻，那么即将成功的功业反而会成为国家的祸患。臣认为，从前笃娃首先请求讲和，虽然已经死了，也应派遣使者安抚他的儿子款彻，使他不与我们离心。又，各部既然已经归顺，现有牧地不够使用，应当把各投降人员安置在金山之南，我军在金山之北屯田。军粮既能充足，又可以形成重兵戍守；他们如果在那里谋反，我们已经捣毁了他们的腹心。（录自《元史》卷一百十九《月赤察儿传》。） 康里脱脱。论述爵位赏赐不可过于泛滥。（篇名为编者所加。） 爵位和赏赐，是帝王用来任用人的手段。如今爵位授予与有德者相当，赏赐给予没有功劳的人，到了缓急关头还能依靠谁呢？中书所掌管的事务，包括钱粮、工役、铨选制度、刑狱等十二项。如果听从臣的意见，严格遵守旧制，那么臣愿意和各位贤能之士勤勉共事；如果不这样，任用臣又有什么补益呢？（录自《元史》卷一百三十八《康里脱脱传》。） 程巨夫。

译进呈三朝实录表。皇帝登临大位，便严肃充实金匮中的皇家典藏；三位先后皇后虽已在天之灵，实在也在监察玉堂所记录的史事。考察古代史实，终于编成了这部书。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孝顺友爱、慈仁宽厚，温文而睿智圣哲。统绪的传承、功业的创立，都应追念往昔的继承；功劳因此显著，德行因此彰明，也都将在这次编录中体现。首先尊重修史删削的职责，以此扩大借鉴历史的规划。臣等任职于翰林禁林，实在有愧，才能也不及良史。按年按月记载，哪里足以完全穷尽先朝之事？撰作典章、诰谟，或许可以为今日提供凭证。臣等把编成的《顺宗皇帝实录》一卷、《成宗皇帝实录》五十六卷、《事目》十卷、《制诏录》七卷、《武宗皇帝实录》五十卷、《事目》七卷、《制诏录》三卷，共计一百三十四卷，已经缮写完毕，谨此备具进呈。（录自《雪楼集》卷十，清宣统阳湖陶氏涉园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李孟。论述任用人才的方法。（篇名为编者所加。） 人才的来源本来就不止一条，但汉、唐、宋、金时期，依靠科举得到人才最为兴盛。如今如果想使天下贤能之士得到任用，像科举那样选取他们，仍胜过通过多种门路进用；但一定要先考察德行和经术，然后才考察文章辞采，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录自《元史》卷一百七十五《李孟传》。） 章闾。请求实行经理之法。（篇名为编者所加。） 清理核实土地等大事，世祖已经实行过，但其中欺瞒隐匿的情况仍然很多，未能完全核实。有的把熟田说成荒地，有的害怕承担差役而分拆户籍，还有富民买下贫民的田地却仍沿用原来的名目缴税。由此每年收入没有增加，小民却苦不堪言。如果实行经理之法，使有田的人以及各位下、寺观、学校、财赋等田地，一律据实自首申报，或许就能使税收不再隐匿，差徭也得到均平。（录自《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 月鲁帖木儿。

译论太上皇的称号不值得羡慕。（篇名为编者所加。） 臣听说，过去所谓太上皇，如唐玄宗、宋徽宗，都是在祸乱之中不得已才成为太上皇的。愿陛下端正大位，以保全万世无疆的基业，前代那种虚名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录自《元史》卷一百四十四《月鲁帖木儿传》。） 陈栎。策试文。问：经书和史书所记载的，都是当时的政务。读《虞书》，就知道尧、舜所处理的政务；读夏、商、周的书，就知道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所处理的政务。读史也是这样。至于史书，时代和政务都随之流传下来，为什么呢？莫非是只知道把处理政务作为挽救时局的办法，却不知道考察经书、把经义作为政务的根本吗？恭敬地想到，皇上圣明神武、超越众人，继承大业，敬守祖训，以科举选取士人，难道只是要以经术为务、改变前代设置科举的陋习而已吗？大概是希望得到真正的儒者并加以任用，使风俗转移、习尚改变，达到太平之治。自统一以来，接近四十年了；草创和因循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官员冗多、吏治污浊、百姓好争、风俗败坏等问题。想要达到隆盛太平，就应当革除最严重的弊病！那么，官员冗多是否不能裁汰，应当像汉光武帝那样减少吏员，只保留原来的十分之一？吏治污浊不能不惩治，是否应当像隋文帝那样派人送给官吏钱帛，接受的人加罪？百姓好争、互相告讦，是否应当像赵广汉那样，哪怕事情重大，也严厉依法惩办？风俗败坏、奢侈没有节制，是否只让像贾谊那样的人为庶人穿帝王服、倡优成为皇后而长叹不已？自古以来，一项法令建立，就产生一种弊病；弊病产生，又为它制定一项法令，于是法令多如牛毛，弊病却像蜂群飞舞一样纷纷而来，时代和政务之所以一同败坏，正是这个缘故。那么，怎样才能使人没有侥幸求取爵位的心，不去堵塞铨曹的选拔渠道？怎样才能使官吏消除贪污受贿的念头，不触犯国家的法宪？怎样才能使百姓懂得谦逊友爱？怎样才能使风俗懂得礼法规矩？古代治理天下的人，经书中都已具备了；那么，什么是处理政务的根本呢？懂得经书的要旨，明白政务的根本，处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平定天下就如同在手掌上运转东西一样容易。魏征论说五帝、三王并不更换百姓而能使他们受到教化，封德彝非难他说：“魏征不过是书生，哪里懂得时务？他不知道教化才是时务。”魏征提出了这个意见，唐太宗采纳了它，因此有了贞观之治。我曾听说，取法于最高境界，只能达到其中等境界。假使大元的治理只达到贞观之治，而不能进到唐虞、三代的隆盛境界，如果真有儒者出现，他内心难道不感到惭愧吗？诸位自从恭敬听到圣明诏令以来，对此已经深思熟虑，请考察经义来作答，以符合圣天子渴求真正儒者的心意。答：恭敬地想到，皇上天生聪明，勤勉修习圣学，实行圣祖、神宗想做而尚未做成的事情，开创新的科举制度，一心以经学训导众多士人。执事先生敬奉明诏，在乡试考场发问，把经与史、时代与政务分开说明，又以官、吏、民、俗四件事贯穿经史，要求得到真正儒者来任用，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啊！我私下认为，经书是用来承载道的，但道并不是没有体、没有用途的空道理；道的本体必定要落实到事务的功用上。史书是用来记载事务的，但事务也不是只有功用而没有根本；事务的功用必定要以道的本体为根本。只有道才能制约时代，使今天回归古代；只处理事务，则会被时代所制约，只能看见古代而无法施行于今天。清理冗官、涤除污吏、教化好争的百姓、改变败坏的风俗，都是事务，也就是所谓的时务。只有用道来实行它们，事务才无一不是实在的事务。这样就能得到唐虞、三代的长处，而没有汉代到隋代的过失！读《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就知道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知道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就知道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政务。从今天考察古代，唐虞时代官员有一百人，夏、商加倍，周代有三百六十人，都确实整治、监督、匡正政事，所要求的都是实际功效，官员怎么会冗多？“九德”说到简朴廉洁，“三风”列举沉溺财货的弊病，告诫迁徙者戒除贪恋珠玉，都是用实际内容训诫，官吏怎么会污浊？好争讼的人即使像【原文疑有缺误】之子那样，仍被斥为顽劣；好争讼、不友爱的人，凶恶就一定被治罪，都是用实际行动警戒，百姓又何必担心好争？禹能够节俭，文王穿着朴素服装，商代风俗却喜爱华美、矜夸炫耀，直到风俗改变，都是用实际行动教化，风俗又何必担心败坏？唐虞三代的圣人，都是在道的实际运用中处理时务，并且施行教化；既有根本又有功用，考察经书就是这样。这才是帝王应有的时务吧？汉代以后，史书所记载的只剩下时务而已。事务多不以道为根本，这就是天下只有功用而没有本体。只知道处理事务来挽救时局，时局最终却不能挽救。汉光武帝合并裁省州县、减少官员，没有什么可非议的。隋文帝忧虑吏治污浊，派人送金帛引诱官吏使其犯罪，然后自己制造欺骗再要求别人廉洁，这哪里是君主之道？赵广汉设置缿筩，广泛搜集情况、揭发奸邪隐伏之事，一时看来似乎痛快，最终却不是循良之吏所应做的。汉文帝恭敬节俭、朴素自持，以身为天下先，但仍有庶人穿帝王服、倡优成为皇后的事，正如贾谊所说。执事先生逐项列举官、吏、民、俗四件事，说官员冗多不能不裁汰，吏治污浊不能不惩治，百姓好争应当去除其互相告讦，风俗败坏应当制止其奢侈；这些都只是从事务方面来说，还没有涉及道的根本。一项法令建立，就产生一种弊病；一种弊病产生，又建立一项法令，难道不是因为只知道处理时务而不知道施行教化的人造成的吗？时务是事务，教化是道。不能只停留在时务的末节上，一定要以教化之道为根本，那么平定天下还有什么困难？土地广大，百姓就稠密；百姓稠密，事务就繁多；事务繁多，官员就不得不冗多。侥幸求进的人争相奔走竞争，官员就更加冗多。难道不可以选择应当裁汰的加以裁汰，同时严格铨选法吗？但这仍然只是事务；如果一定要革除侥幸求爵之心，不得到教化之道就办不到。只知道官吏之道应当提高俸禄来养成廉洁，并制定官刑来警戒贪污，结果有时纠察别人的人自己反而犯法，这就是汉人所说的以奸邪破坏法律、以盗窃法律。必须痛下决心革除这种弊端，污吏才或许能够受到惩罚。但这仍然只是事务；如果一定要改变贪财受货之心，不得到教化之道就办不到。佩带笔管应当禁止，喧哗告讦应当惩罚。如今禁止权豪已经很严了，但有时上下互相包庇，好争告讦的风气仍不能改变。莫非只是办理了这些事务，却没有修明教化之道，因而没有使人产生谦逊友爱的心吗？服色僭越应当限制，奢靡习气应当改变；如销金、珠翠之类曾经下令禁止，却仍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僭越奢侈的风气并没有立即改变，莫非只是办理了这些事务，却没有崇尚教化之道，因而没有使人自己产生懂得礼节的心吗？事务一定要以道为根本，道一定要以心为根本，关键只在于端正自己的心，以此端正人的内心。

译如今国家疆域遍及海内外，全部成为君主统治、臣民归附的地方，这是唐虞以来从未有过的局面。得到正确的道来平定天下，实在就像在手掌上运转东西一样容易！治理天下的道理都具备于经书之中，那么哪部经书是其中的要旨？大概是《大学》吧。经书所说的平定天下，其政务都具备其中；那么哪项政务是根本？大概是絜矩之道吧？朱子论絜矩说：“所操持的原则简约，而所涉及的范围广大，这是平定天下的要道。”絜矩之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与百姓有共同的好恶，而不能独占利益。与人有共同好恶，是任用人才的事；不独占利益，是使用财物的事。如今辅佐宰相的大臣，都是皋陶、夔、周公、召公那样的人；分布天下担任诸侯长的，也都是龚遂、黄霸、召信臣、杜诗那样的人，以百姓所喜爱的为自己所喜爱，以百姓所厌恶的为自己所厌恶，任用人才确实符合《大学》平定天下一章的旨意。至于生财之道，前代还没有充分做到，把财富藏于民间而不只是藏于国库，难道没有值得进一步思考之处吗？絜矩，是平定天下的要道；端正内心，又是实行絜矩的要道。冲破格物致知的蒙昧关隘，就能无不明白事理；冲破诚意正心的善恶关隘，就能使内心无不端正。心端正了，就是可以作为准则的心。端正一人的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端正四方，天下就平定了。官员冗多、吏治污浊、百姓好争、风俗败坏，这些问题要彻底改变并不难。魏征用施行仁义来劝说唐太宗，而把当时的人比作鬼蜮的，正是封德彝。假使魏征能够用《大学》平定天下的要道来进谏君主，那么贞观之治难道仅仅达到今天所看到的程度吗？我不满足于只做到贞观之治，而希望把时代提升到唐、虞、夏、商、周的盛世；对于今日辅佐君主成就治道的人，我并非没有这样的期待。谨此回答。（录自《陈定寓先生文集》卷十三，清康熙刊本，收入《元人文集珍本丛刊》。） 陆文圭。策。选举。问：孔子把门人分为四科，曾参为什么不在其中？有人说：“曾参还年轻。”有若已经年长了，也不在其中，为什么？有人说：“这是跟随我在陈国、蔡国之间的门人，难道就是这个原因吗？还是不是呢？”德行方面的四个人，我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宰我有听其言还要观察其行为的警戒，子贡有“不幸而多言”的讥评，他们的言语难道也有失当之处吗？冉求有聚敛之过，是具备臣下形式而无臣下实质的人；危急时不能扶持，倾覆时不能扶助，这些人果真足以称为政事人才吗？《春秋》成书，子游、子夏不能赞助一句，文学又体现在哪里呢？三千门人中选取七十人，七十人中又选出十哲。然而四科四人之外，仍有值得怀疑之处。人才实在太难得了。汉、唐直到今天都以科目选人，开始时用德行选拔，再用言语考试，又考定文学的高下；已经合格之后，然后才用政事考验他。一个人要兼备四方面，不是又很难得吗？古代评论人物，各自取其长处；后世选取人才，却不问其短处，这是什么缘故？这些我都没有明白，请诸位君子试加评论。圣门有教育人的方法，朝廷有选取人才的制度。教育人的方法有高下优劣的区别，选取人才的制度则有兼收并蓄的意图。孔门四科中，以德行著称的四人，以言语著称的二人，以政事著称的二人，以文学著称的二人，后世称为十哲；先儒认为他们都是跟随孔子周游陈、蔡的人。曾参、有若、子张这样的贤者，都未能列入其中。孔门中的高等弟子本来不止这些人，而且这也不是孔子亲口说的话。门人因为感叹孔子门下并非人人都能达到的缘故，记下这十个人，并且分别标明他们的长处。不过，他们才性品格的高下优劣，也可以由此看出。颜子三个月不违背仁，闵子骞的孝行没有人能够非议，伯牛具有赤色毛和端正的角，仲弓可以使其面向南方而为君，这四人的德行，我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子贡、端木赐以言语著称，但圣人有因只听言语而后悔、告诫不能不观察行动的话，可见他的言语还不完全恰当。冉求以政事著称，但圣人曾讥笑他以礼治国的做法，也曾责备他聚敛财物、助长财富，可见他的政事还不纯正。子游、子夏以文学著称，但圣人编修《春秋》时，他们不能赞助一句，可见他们的文学还未达到最高境界。圣人在洙水、泗水之间设教，当时门人都受到教育，犹如群人饮河，各自按容量取用；有的人谨慎温和，有的人刚直爽朗，有的人行事刚强，有的人通达，有的人多才艺，有的人明辨，有的人质朴粗率，而圣道的传承，因鲁国人而得到保存。因此，四科之说仍不足以穷尽人才的情况。我们的夫子拥有庇护、覆盖百姓的才能，遍游各国求仕，车辙环行天下，最终老死在奔走途中。当时的门人中，颜回早死于陋巷，闵子骞到汶水之地，伯牛死在窗下，冉耕死在台地，子夏到了西河之畔；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君主任用、推行圣道，使平生所学稍有施展。大概是因为春秋时期乡举里选的制度没有实行，宾兴大比的制度已经败坏；诸侯势弱而卿大夫骄横，大夫奢侈，世袭大臣专擅政权，陪臣把持命令。贤人处在下位，没有可以出仕的阶梯，也没有可以晋升的道路，只能在深山穷谷中白首枯槁，终身埋没光彩而无人知晓，实在可叹。后来这种衰败发展到战国，到了秦代更遭到严重破坏，经书被拿到咸阳的市场上出售，儒者被赶到瓜丘，孔仲尼一派的学术于是熄灭了。汉朝兴起后，众儒者勉强修补，漏洞百出、创伤累累，绵延不绝，好像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历代君主有的表彰、推尊，有的厌弃、鄙薄，随着自己的好恶加以褒贬升降，而孔夫子的道却始终如故。从汉到唐，用门第任用子弟，用科举选取寒门士人，不外乎这两条道路。门第制度的弊病，不过是使人沉溺于纨绔和膏粱；科举制度的弊病尤其严重，拘泥于声韵毛病，只停留在雕琢文辞，连言语这一科尚且不能达到，更不用说文学了！中玉表面如蜡，言语空洞；在文学方面尚且不能达到，在政事方面又如何呢？画饼不能充饥，空谈黄河也不能止渴；在政事方面尚且不能达到，在德行方面又如何呢？这大概就是科举弊病发展到极点了。天朝神威武功显赫，统一了天下，科举考场的条文制度废除旧格、不再沿用，一举扫除了从前考场的弊病，这才开始知道有务实于内在修养的学问。真人应运兴起，天下文治昌明，这一切出自皇帝的决断，不是由臣下奏请而来；遵循成周乡举里选的制度，考察宾兴大比的办法，明诏有司，必须首先以乡党称赞其孝悌、朋友信服其信义作为标准。盛大美好啊，没想到今天又能看到成周的制度。

译执事先生首先掌握主持此文的权柄，向下考察承受学业的士人；您依据孔门四科的区别，对今日选取人才的制度有所感慨，我愚钝不敏，私下也有所叹息。孔门教育人，是一个人各自专长于一科；而今天选取人才，却要求一个人兼备四科，难道今天人才比古人更多吗？不是这样。一个人各自专长一科，是直接指明他的实际才能；一个人要求兼备四科，只是大致仿佛其意。我本来不敢厚诬圣明时代，说当今无人。然而四科以颜子为首，颜子之后，再也没有听说有第二个颜子，即使千顷也比不上黄宪；四科以子夏为末，子夏死后，也没有听说再有第二个子夏，即使小冠的杜钦也不值得一提。士人固然不敢希望人人都像颜渊，但怎么可以不以颜渊为希望呢？士人固然不敢希望人人都像子夏，但怎么可以不仰慕子夏呢？如今以孝悌信义选取人才，即使不如孔门所称的德行，但在侍奉父母、顺从兄长、交友待人的时候，难道可以越出规矩准绳之外吗？如今以五经、四书选取人才，即使不如孔门所称的文学，但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学问，难道可以看成空谈，只停留在套用格式吗？如今以古赋、诏、表选取人才，即使不如孔门所称的言语，但代替君王发表言论、主持讽谏、宣扬君上的德行、尽到忠孝，难道可以不以《诗》《书》为准则，而只停留在宏博辞采上吗？如今用时务策论来选取人才，即使比不上孔门所说的政事之学，但对于朝政的得失、民间的利弊，能够斟酌古制而适合今日的，难道不可以拿董仲舒、贾谊来相比，却只能停留在制科的水平吗？唉！科举积累了一千多年的弊病，却要在今天突然革除；文体衰弱了一百多年，却要在今天更新。作为众多士人，应当怎样才能称扬明诏、奉行隆重的旨意呢？劝勉学习、崇尚教化，使四方受到激励，这是居上位者的责任；践行义理、通达大道，尊奉君主、庇护百姓，这是居下位者的责任。《诗经》说：“追求雕琢文章之美，重视金玉般的内在品质，勤勉不懈的君王啊。”我谨敢诵读这首诗，作为对今日的祝贺。《诗经》又说：“文采斐然的君子啊，如同切磋骨角，如同琢磨玉石。”我谨敢诵读这首诗，用来劝勉众位士人。农桑 德行是根本，财货是末节。农桑是根本，商贾和游民是末节。居上位者轻视根本、重视末节，财货就会不足；居下位者抛弃根本、追逐末节，财货也会不足，所以关键在于致力于根本。圣人守住君位，用仁爱聚集人民，用财货治理财货，端正名分、禁止百姓作奸犯科，把农桑作为急务。人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整年不制作衣服就会寒冷。饥寒逼迫人的肌肤，如果还希望他们不去作奸邪之事，即使慈母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孩子，君主又怎能保全百姓呢？所以，引导人们获得衣食的源头，断绝饥寒的道路，就可以使百姓富足。自从用耒耜取法于益，茹毛饮血的风俗才革除；自从衣裳取法于乾坤，穿兽皮的习俗才改变。三皇的时代遥远了，制度没有比《虞书》《周礼》《禹贡》记载得更详细。《豳风》诗篇所写的全是切实精要的话：根据三等土壤确定赋税，秷秸、粟米供应甸服以内；桑土已经适宜养蚕，织成的丝织品和麻织品装入贡篚之中。农夫拿起耒耜、举足下田，送饭的妇女与他们一同在南亩劳作，这是十月收纳禾稼的基础；妇女采蘩并采桑，提着筐子沿着小路行走，这是九月授给她们寒衣、完成纺织工作的结果。人们只看到虞、周时代的百姓没有受冻挨饿的忧患，却不知道当时三件大事以端正德行为先，六府以修治谷物为主。对二十五家征收里布，以禁止游荡懒惰；统筹三十年的国家用度，以使收入和支出均衡。上面不轻视根本而重视末节，下面不抛弃根本而追逐末节，虞、周可以说懂得生财之道了。从此以后，井田制废弃了，有固定居所、从事生产的百姓越来越少；封建制败坏了，失去班禄名籍、靠国家俸禄供养的人却出现了。征收三分之一，百姓便有饿死者，说明劳作已经不够急迫；彻法征收十分之二，君主的收入却不足，说明用度已经不宽裕。邹国一位老人恳切地向当时的君主所说的，不过是五亩住宅周围种上桑树，百亩田地不要耽误农时而已。这段话一章之中出现三次，始终没有改变。他处在上下一同征敛、彼此不堪重负的时代，却提出使百姓不饥不寒、然而君主仍不能称王的主张，怎能不被看作田夫野老的俗务、耕奴织婢的鄙谈呢？然而仁政的根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仁政的主张在战国不能实行，后来转而陷入秦朝；秦朝无道，残酷役使百姓，男子拼命耕作，粮食仍然不足；女子纺织，帷帐和衣幕仍然不足。民力承受不了，秦朝也因此使国家空虚。汉朝兴起时，天下刚刚建立，百姓希望安乐、休息肩负的劳役。汉文帝恭敬节俭、宽厚仁慈，爱护百姓、节省费用。文帝亲自耕种耤田，以供奉祭祀的黍稷；皇后亲自养蚕于公室，以供祭祀服装，不能说他不致力于根本。诏令屡次下达，一次说酿造酒醪会耗费粮食，另一次说纂组会妨害女子的纺织劳动，也不能说他不致力于根本。然而不能使游荡而靠人供养的百姓转而到田间劳作，难道只是耗费粮食酿酒的问题吗？不能禁止倡优等卑贱之人制作后妃的服饰，难道只是妨害女工的问题吗？汉朝成为汉朝之后，五六十年间公私积蓄的状况仍然令人悲痛。贾谊、晁错拾取孟子遗留下来的论述，又多次陈说。贾谊说：“仓库充实了，才懂得礼节。一个男子不耕作，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就有人因此受寒。生产有一定时节，使用却没有限度，那么物力必然困竭。如今背离农业根本而趋向商业末节，淫逸奢侈的风气一天天增长，天下的财产怎么能不匮乏呢？”晁错说：“圣王在上而百姓不受冻挨饿，并不是因为能够亲自耕作来供他们吃、亲自织布来供他们穿，而是因为替他们开辟增加财富的道路。如今土地还有余利，百姓还有余力，适宜生产粮食的土地尚未全部开垦，山林水泽的利益尚未全部开发，游荡而靠人供养的百姓尚未全部归农。”这两个人也可以说是懂得重视根本的言论。然而孟子专门论说王道，贾谊、晁错却夹杂着霸道国家富强的权术，读者不可不加以辨察。如今南北混一，天下成为一家，万里之内烟火相连，田野遍布农桑，太平盛世的事业，比汉朝更为兴盛。然而经常性的制度尚未确定，征收赋税没有定额。赋税收入虽然增多，调度支用却更加繁重。天时不好、收成不佳，土地的生产能力又有限，再加上大官窃取俸禄，小吏侵夺百姓，商贾操纵市场获取暴利，僧道侵占国家经费；百姓困穷而失去职业，贪婪懒惰成为风气。这样长久下去，贫困如何能够停止，挽救它也没有办法。假使晁错、贾谊二人今天复生，也一定会苦口婆心地进言；过去提出的主张中有适合今日的，应由有关官司分条陈述，依次施行。杏花盛开，树叶繁茂，春耕正开始兴起；戴胜鸟和斑鸠鸣叫，柔嫩的桑叶可以采摘，这正是时机。孟子说：“百姓的事情不能拖延。”只希望居上位者留意。否则，二月就卖新丝，五月就卖新谷，将会有人吟诵聂夷中的诗了。田制

译问：孟子回答关于井田制的问题说：“仁政一定要从划分和整治田界开始。”又说：“田界整治端正以后，分配田地、制定俸禄，坐着就可以确定了。”整治田界、均分井田、平定谷禄，确实是国家的首要事务。自秦朝废除井田、开通阡陌以来，汉朝沿袭这种制度，没有改变。到王莽时想要恢复井田，把天下的田改名为王田，一律不得买卖，于是农桑失去职业，百姓日益凋敝。魏文帝实行均田法，最接近古制。历经北周、隋朝和唐朝，才确定均田、口分田、世业田制度。天宝以后，土地归入兼并之家，口分田、世业田也败坏了。假如井田制可以恢复，为什么王莽实行它却造成弊病？假如井田制不能恢复，为什么魏、唐实行均田却有利于百姓？还是说井田制并不是口分田、世业田的意思？如今正要切实实行仁政，经营治理王土，斟酌古制、衡量今情，富国利民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或许奉行者没有得到正确办法，反而因此伤害百姓，使良法美意徒然没有成效。各位朋友对此已经讲论阐明得很熟悉了，希望共同推求其中要领，以等待日后在大廷应对时使用。封建制是古法，司马氏在晋朝实行它，却兴起了叛乱；肉刑是古法，汉文帝废除它，民心却欢悦；井田制也是古法，新莽仿效它，农民失业而怨恨。那么，古法就不能实行吗？回答说：如果不能实行，古人早就不会实行它很久了。实行古人的法制，应当得到古人的本意。所以，有尊重贤人、亲爱亲族的本意，就可以实行封建制；有崇尚德行、宽缓刑罚的本意，就可以实行肉刑之法；有减损上面、增益下面的本意，就可以实行井田制。不能得到它的本意，却只守着它的形式，这就是徒有其法；徒有其法，不能自行发挥作用。我看孟子回答滕文公关于井地的问题，共有两章，开始说贡、助、彻三种税法的不同，接着说公田、世禄的制度，又说君子与野人的区别，最后说：“这些只是大略。至于加以润饰完善，就在于君主和您了。”朱熹解释“润泽”二字，说是根据时代制定适宜的办法，使它合乎人情、适合当地风俗，又不失先王的本意。那么，先王的本意是什么呢？回答说：居上位者恭敬而以礼对待下民，节俭而从百姓那里取得赋税，以仁爱施行政令；在下位者则以庠来培养，以校来教导，以序来习射，于是人伦得以彰明，彼此友爱互助、相互扶持，百姓和睦。在那个时代，白坟、黄壤、青黎等地，都属于声教逐渐传播所留下的地方；陇上停止耕作的农夫，怎么会发出鸿鹄高飞的感叹？乡师、党正、闾胥之间，都是德行道艺方面选拔出来的人；绛县老人的年纪，怎么会长久受到困辱？《大田》诗说：“上天降雨先落在我们的公田，随后才及于我们的私田。”意思是说，天意本来是先给君主的田地降雨，我们只是因而蒙受了余惠。《噫嘻》诗说：“赶快大力耕作你们的私田，直到三十里之内。”这是告诫百姓，应当在自己的私田上竭尽力量耕作，使没有一尺土地荒废。苏氏说：“上面告诫百姓时，先说他们的私田；百姓奉事上面时，先顾及公田。”上下之间彼此忠诚、互相爱护就是这样，难道还要靠法令禁约来严厉约束，靠号令来逼迫，靠刑罚和奖赏来诱导吗？这也不过是君民彼此相处的本意罢了！阡陌开通以后，贫苦百姓连立锥之地也没有；王田禁止买卖以后，市场道路上到处有哭泣流泪的人。董仲舒、师丹提出的限制田产建议不能在汉朝实行，是汉朝百姓的不幸。魏文帝以及北周、隋朝实行均田制度，最终在唐朝确定下来，这是唐朝百姓仍然有幸。堵塞土地兼并的道路，降低田宅价格，这是议定法令的好办法；按人口给老年人和儿童分配口分田，把世业田传给子孙，这是制定法令的好办法，但也只是徒有其法而已。杨龟山曾论述王安石新法的弊病，引用程明道先生的话，说有了《关雎》《麟趾》的本意，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其根本在于端正内心、诚实守意所产生的效果。龟山大概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岂是浅陋儒生所能谈论、庸俗官吏所能理解的呢？丈量田地的法令，应当逐步实行，长期坚持，以诚信为根本，以宽严相济而以宽为主，以义利权衡而以义为主，参酌古今而适合今日。怠慢整治田界，往往始于贪污官吏；专务财用，往往始于小人。与其百姓不足，不如君主不足；与其有搜刮聚敛之臣，宁可有盗窃之臣。深水中察看鱼是不祥，设置陷阱捕兔是不仁。大弦绷得太紧，小弦就会断。耒耜之事夺去成年男子的利益，丝絮之事耗尽织女的力量。天下土地没有不是王土，难道还要琐碎计较这些吗？桑弘羊、宇文融那套旧办法不能采用。过去周世宗半夜读元稹的均田图，感慨叹息说：“这是达到治理的根本。”于是下诏颁布那幅图，让官吏和百姓先学习熟悉它，希望到来年大规模均分天下的田地。那个小小的五代君主，尚且能够如此留意百姓的事务，何况圣明如尧舜的君主呢？过去郑国子产执政一年，国人歌颂说：“他要把我的田地分成井田，谁要杀子产，我就跟他一起去。”到三年时又歌颂说：“我有田地，子产使它增殖；子产如果死了，谁来继承他呢？”那个小小的列国卿相，尚且能够如此不失民心，何况希望成为稷、契那样的良臣呢？近来经理王土的法令，是良法，但有关官司奉行时没有领会它的本意。尧那样的仁德如同上天，也已经同意与此法重新开始了。既然有明确条贯，就应当依次举行；执事仍以成效微小为疑，为什么呢？我不过是一个识字的农夫罢了！愿意得到一处住宅，做一个平民；乡校里议论执政的得失，我却没有闲暇顾及这些。（录自《墙东类稿》卷四，清光绪刊本，收入《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下同） 流民、贪吏、盐钞法四弊 策论，是用来分析成败、计算得失、辨明是非、审察利害的。难道只是辞藻吗，难道只是记诵吗？科场废止不用四十多年，学士老去而被弃置于山林，遗留下来的书籍束之高阁；然而时文的弊病，也已经一扫而空。上天降下诏书兴举贤才，以经史和当世事务为策问，来寻求博古通今的人才。于是执事向我询问这四种弊病。我这个书生不通晓时宜，只是颇熟悉往事，像从管中窥视、隔墙听闻一样，粗略地有一点千虑一得，谨敢借明问分条陈述。总的说来，今天的弊病有四项，因此挽救弊病的策略有十二条。

译挽救流民的策略有三条：第一，选择好守令；第二，减轻赋役；第三，议定赈济和借贷。天道运行，国家世代都应有所谋划安排，防备和治理的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古代的循吏所到郡邑，都疏浚陂渠、修筑堤防、督促农桑、扩大储蓄，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百姓安土重迁，即使遇到旱灾水灾，也能依靠这些而不恐惧。如今却是替人选择官职，而不是替官职选择人才。统辖千里的师帅，教令不能先行；治理百里的父母官，抚慰教养百姓也不称职。郡邑没有承接上级政令、宣扬教化的人，朝廷没有考核、奖励和黜退的制度。常平之政没有修治，社仓的义举没有劝导；对劳苦百姓不懈招徕，对有功者不听说有显著赏赐；全境逃亡迁徙、户口稀少离散的官吏也不必受罚，这和接受别人的牛羊后站着看它们死去有什么不同？所以守令不能不慎重选择。小民难以保全，上天也会哀怜他们。根本稳固，国家才安宁，这是古训。太平时期尚且应当减轻徭役、减少赋税，歉收之后，哪里经得起残酷役使和苛刻征收？况且乡里田地同在一井，谁愿意甘心死去迁徙？桑树和梓树在故乡，难道不想回去吗？而田里的余粮还在，却要按全额租税征收；一家人的财产将要耗尽，却还按人口计算赋税；查验复核的数额没有减轻，催逼呼役的费用却已经加重；役使半饥半饱的百姓，兴办不急迫的工程，实在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没有人愿意养活我们，所以才有“我将离开这里，前往那快乐的郊外”的感叹。皇帝屡次颁布体恤百姓的诏旨，田野乡里的愁苦叹息声却没有停止，这就是上面怠慢而残害下面，不能停止看着别人沉溺受苦，和扼住饥饿之人的喉咙、夺走他的食物有什么不同？所以赋役不能不减轻。百姓把食物看作上天，不能一天吃两顿就会饥饿。刚遇到灾荒开始时，倘若能安排救济办法，疏通商业、劝导富户分出粮食，减轻赋税和己身应负的责任，只要有勉强度过眼前、免于死于沟壑的办法，谁没有眷恋祖坟、保全妻子儿女的心呢？只是他们在守着死亡的处境之外，才生出逃生的念头。翻山越岭、涉水荒野，露宿草行，蒙着衣袖忍受嗟来之食，依傍别人门户，难道是他们愿意的吗？可是他们所到之处，官府不能存恤，官吏只顾修饰文书、谋求私利，封闭粮仓不肯发放，还把他们驱逐出境，推说没有别的办法。我认为，愿意留下的人应给他们闲田，借给他们牛和种子；要出行的人应给他们裹粮，并续给他们口券；恢复原业的人应归还田宅，端正田界，使他们的家庭获利、本人得以复业。这些破除弊病的费用，都应从国家储蓄中支出。国家富有四海，仁圣的君主视百姓如同子女，难道会同这些琐碎、流离失所的百姓计较这点小事吗？所以赈济借贷不能不加以议定。革除贪吏的策略有三条：第一，澄清选官法；第二，均衡俸给；第三，严格纠察弹劾。官员丧失德行，是因为宠信和贿赂日益显著。源头不澄清，流水就会越发蔓延。如今大小官职中，清白的风气颇为稀少，实在是因为入仕之初只凭保举，攀缘请托，没有空隙不钻；入仕以后不考验贤能，只按任职年月决定，不推求功效，却把门第资历放在首位。吏部掌管铨选，好像互相做买卖，查看职位空缺时间的长短，计算资秩的高低。假如还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就难免被长期滞留。职位高低掌握在手中，任用迟速取决于心意。经营求取的力量已经耗尽，索取回报的心思就更加急迫。赶着车行走在路上，见到财物就垂涎欲滴；不怕深夜有人知道，几乎成了白天公然抢夺。又有幸进的门路旁开，皇帝特意颁下中旨，任命更超出通常调任之外。选官之法不能不清理。分配田地、接受俸禄，古代有固定制度。倘若没有君子，就无法治理野人。官吏的俸禄不足以代替耕作，人的常情必然顾念自身，虽然想保持清廉，势必也做不到。所以他们的廪禄，应当从优厚给付。王事繁忙，最终却又贫困，有多少人能够勤劳而无怨呢？不合礼制的事人们不会顾念，不给俸禄就不能劝勉；见到有利可图便要夺取，这种人到处都是。如今身处内服之外，家乡又在遥远之地，连带着父亲同行也来不及。京师的柴米很贵，旅居停泊十分艰难，每月所得不足以供应每天的需要，所以人们希望补任外地，不乐意调入京城。处在外服地区，长江以南的俸给又优于内地。圭田多少，要看各郡土地的肥瘠，等级差别没有固定制度，彼此有无也不能互相补助。俸禄不足以养活自身，却只想禁止他们的欲望，要想不侵夺百姓就很难了。所以俸给不能不均衡。总聚货宝、贪取财物，古代有固定刑罚，在朝堂上杖责，处罚并不过分。如今各郡都置于监司之下，监司又统辖于御史，还有监察官员，交替掌握举劾案件的权力。然而朋党根深蒂固，私情容易滋长，彼此勾交通谋诡密，冤屈无法申诉。挡道的恶狼，使人害怕而不敢追问；依靠社神的老鼠，使人忌惮而不愿发言。偶尔有不畏强权的人才，反而被招来过分矫饰、桀骜不驯的罪名，还没来得及依法惩办，便已经上报听候裁决。于是使碌碌无为的人，只想着接受含混宽容的福分。甚至同奸人做交易，和监守自盗有什么不同？风宪官还要做什么？纲纪日益败坏，难道这是天子耳目之官所应有的表现吗？所以弹劾不能不严格。挽救盐法的策略有三条：第一，减少官定盐额；第二，裁减职员；第三，体恤亭户。盐是国家的宝物，是上天所生、土地所产的东西。晴风朗日时如此，苦雨阴霾时又如此；产量有时增减，消长并不一致。自从那些以兴利谋求进身之阶的官员出现，他们只知道增加余盐数额，哪里顾得官额亏损，把现行盐法看得比最初规定的数额多了一倍不止。每年煎盐的利益有限，官府所给的本钱又有多少？输送时既要求获利，出卖时就必然抬高价格；把灰砂夹入盐中作假，连铢两的余利也要搜求。官豪插手侵夺，导致商贾受到压制阻塞；出场的盐引转相倒卖，在盐场登记的数量却用空包虚报。长此下去怎么能不穷，挽救它也没有办法。若能想到公私积蓄应当流通，慈父般的君主却要盘剥子民，感情上实在不忍；损害上面而使下面受益，从计策来说却是适宜的。所以官定盐额不能不减少。转运使的职务开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后来租调、度支、漕运、盐铁、酒酤、贡举、按察等权力，都隶属于这一官职。如今既然各项事务已经分别有所归属，所掌管的只有盐务，似乎应当从简办理。然而设置官署、任用吏员，竟像大夫那样繁多；六曹分掌案牍，动不动就人员过剩。公事既然稀少，又反复经营差遣任命；盐场官员已经齐备，哪里还需要催促煎盐？案牍不多，难道还应设置典史？如监运、称盘之类的名目，检校、管勾之类的职称，名色横生，弊端百出。

译一个官员下面必定有几个差役，他们在乡镇横行，没人敢过问！衣食所需和馈赠所得，除了盐课之外没有别的可以取用，便巧立名目支出侵吞，公然剥削。利益亏损在官府，却不亏损于这些人；祸害及于下面百姓，却不及于你们这些官吏。假使把冗员全部裁汰，难道真的会妨害国家的财政吗？所以职员不能不裁减。沿海百姓以煎盐器具为业，劳苦尤其严重。春天不能躲避风尘，夏天不能躲避暑热水涝；天时不顺就损失盐利，官府本钱不足也损失盐利，盐丁逃避劳役同样损失盐利。盐利耗尽、百姓离散，亭场空虚，于是调迁拨补的命令实行，亭户又受到更重的伤害。狡猾的人行贿设法逃避，弱者只能忍气吞声接受劳役；有权势的人向台府托关系，激愤的人则在乡里发动变乱；破产后还要立即赔偿，怎么忍心让他们轻生？法令虽然严格禁止私贩，巡逻士兵却暗中放纵私贩横行。势力相互包容，事情很难单独禁止。不如效法古代制度，允许亭户同商人交易，而由官府收取税款；几年之间，亭户稍稍得到休养，官府也不会没有利益！不过其中办法还应仔细议定后再施行。所以亭户不能不加以体恤。整顿钞法的策略有三条：第一，停止印造；第二，节省用度；第三，禁止奢侈。古代以货币作为弊病，采铜铸钱，没有所谓纸钞。汉朝曾用鹿皮作货币来衬托玉璧，民间却从未流通使用。唐朝有飞钱制度，商人携带轻便资装前往四方，凭券合验取钱，这是京师纸钞逐渐出现的开始。如今中统钞的铸造，已有五十多年了。物品少就贵，多就贱；贱了就折本，贵了就被珍藏，这是形势所决定的。改为至元钞，以五贯中统钞兑换一贯，尚且可以说行得通；改为至大钞，价格涨跌过于突然，百姓听闻后惊惶疑惑，刚推行就停止，也同样是形势所造成的。因此要考虑纸钞贬值，不如停止印造；民间流通的纸钞少了，市场价格自然平稳。可是如果已经收取很多钞，后来又凭什么接续？有人担心经常用度不足，那么还有话可说。印造之事不能不停止。朝廷最初平定中原时，那时还没有钞法，贸易不过使用丝绸和白银，科差也以此作为标准。宫府建立，制度焕然一新；征伐四方，调度频繁，却没有听说有财用不足的忧虑。江南平定以后，府库充盈，金帛堆积如山，使用财物也宽裕了。对外有四方朝聘，对内有百官俸禄，近处有各司侍卫，远处有边庭供给，日增月盛；时代不同、事情变化，赏赐甚至滥及俳优，营造修缮又耗尽工料。商船购买珍宝，价格高得无法计算；宫中藏室翻译佛经，费用多得数不清。山林已经不能供应野外焚烧，海水最终都从尾闾泄出。桑树和谷物渐渐耗空，工役却正趋紧迫；纸钞贬值、物价上涨，原因就在这里。真人登上帝位后，亲自实行节俭，努力改变此前的过失。然而财物散失后不能重新收回，弊病积久也没有得到削减革除，所以用度不能不节省。勤俭是衣食的源头，奢侈是贫乏的根本。古代衣服有固定标准，上下尊卑各有制度。如今倡优也可以制作妃后的服饰，皂隶也可以僭用公卿的衣服；涂金织翠，佩玉曳缟，物价如此之高，怎么会不贫穷？古代禁止从事商业末业，以务农为上。如今钟鸣鼎食，滤酒宰羊，何曾下过如此奢侈的宴席，花费万钱还嫌不足；毛仲请客时，各种物品都齐备。财产这样消耗，怎么会不枯竭？如今世人以豪华奢侈互相夸尚，风俗以淫靡互相煽动，上面怎样做，下面就怎样效仿，风气传播得越来越广。只是取财没有办法，使用也没有节制，所以生产的人无法供给，劳作的人无法供应。大概钱币轻微贬值、百物腾贵的危害还小，而工匠商人得势、土地兼并伤害农业的危害更大。所以奢侈不能不禁止。因此，前面已经陈述了四种弊病；至于十二条策略能否实行，就在于居上位者选择并采用它们了。然而探究根本、寻找源头，还有一些方面，而明问没有涉及；我这个草野之人的管窥之见，也不敢说已经穷尽其理。执事读完全文后，不要把它当作老生常谈。（录自《墙东类稿》卷四） 张起岩 谏劾被谴责的台臣疏【篇名为编者所加。】台臣按察弹劾百官、论列朝政，是职分使然。如今却因为奉行职务而获罪，风纪因此瓦解，正直之士闭口不言，忠良之臣寒心，这实在不是盛世应有的事情。况且世祖皇帝建立台阁，扩大言路，是为了维持治国体制；陛下即位时的诏旨，动辄以效法祖宗为法。如今台臣因罪受谴，公正舆论受到堵塞，这怎么能说是效法祖宗呢！（录自《元史》卷一百八十二《张起岩传》） 许约 建言五件事 我恭敬地看到世祖皇帝登极诏书中说：“天下的大业，不是一个圣明君主、一个朝代所能全部完成的，正是因为官职还有未完备之处，政事还有未兴办之处，才切切依赖后来的圣君来补足。”如今朝廷天下的官职都已完备，治理的器具也都布置齐全，用来辅佐完成先朝宏大规制的事情已经很多了。然而对于天朝的盛大典章，回头看仍有尚未抽暇举行的。臣许约以不才之身，冒昧处在言路，确有五件管窥之见，恭请陛下采纳选择：一是开设经筵，以资助圣学；二是设置谏官，以隆盛大业；三是祭祀勋臣，以劝勉有功之人；四是确定配享，以彰明道统；五是广泛荐举，以搜求遗逸。现分条陈述如下，合行具文呈报御史台，听候奏闻施行。第一，开设经筵。设置经筵，是为了讲明正当的学问，培养君主的德性。所谓经筵侍讲，与今天翰林院的侍讲、侍读，名称相同而实际职责不同。自汉、唐以来，听讲经史的君主很多。到唐穆宗时，才开始召韦处厚、路隋担任侍读，命他们讲解《诗经》《尚书》。到了宋代，司马光、程颐曾经担任这一职务。这就是在经筵侍讲、在崇政殿说书。世祖皇帝曾令左丞许衡从六经中选择有益于政事的内容进讲。裕皇在东宫时，也曾令宾客宋日讲解《尚书》。如今圣上崇尚儒雅、振作精神求治，凡是有助于太平的事情无不举行，只有经筵制度还没有恢复古制。即使有人提出建议，有关官司也只是行文翰林院，命侍讲、侍读兼任此职，却不知道二者实际掌管的职务并不相同。如今不如在朝廷群臣中选取两位学问正大、义理精明的人，任为经筵讲读官；从经史中选择有益于世道和时政的内容进讲，不必琐琐拘泥于章句，只需举出大义，联系政事，阐明天地性命的道理、古今治乱的根源、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以及学术邪正的分别。

译再选两名近臣主持此事，等圣上在清闲安适时，为您引进讲官、引导说明；可以半月讲一次，也可以一月讲一次。还应预先命翰林编集世祖皇帝的嘉言圣德，以及各种政事的弛张、贤哲的谋划、人材的进退、财用的出纳、任命将领和出兵作战、统一天下、长远谋略等，分类编成一部书，像《贞观政要》那样。每逢经筵，必须先命讲读官讲其中一两条，然后再讲经史；对于治理之道，确实会有不小的补益。第二，设置谏官。古代天子有七名敢于直谏的臣子，诸侯有五名，大夫有三名；他们的职务就是汉代的谏议大夫，以及近代的左右司谏、正言。考察前代制度，他们都隶属于中书省。古代贤明的君主，不仅善于采纳谏言，还屡次奖赏谏臣，诱导他们进谏，因此能够成就最高的治理。《左传》说：“奖赏进谏之臣的国家一定兴盛。”如今百司庶府都已完备，唯独谏官还没有设置，实在是空缺的一项盛典。恭请在朝廷群臣中，选取两名面色温和、气度平和、举止从容，明白先王之道、又合于今日时宜，不以激切言辞沽名，不以矫饰高亢标新立异的人，任为谏议大夫，使他们陈述治国之道，启发滋润圣心，这确实是当今的重要事务。孟子说：“能够向君主责难，叫作恭敬。”我皇聪明仁圣，不会把进谏看作困难，一定能够奖赏谏言，从而招来天下的善言。第三，祭祀勋臣。大禘祭祀，《诗经》说：“实在是阿衡，实在是辅佐商王。”在太祖庙举行禘祭，由此可知当时功臣参与配祭，所以诗篇末章明说伊尹。盘庚告诫群臣说：“这次我在先王那里举行大祭，你们的祖先也将跟随先王一起享祭。”由此知道功臣配享，确实始于殷代。孔安国说：“古代记录功臣的功劳，让他们在宗庙中配食，在大烝祭祀中祭奠。”烝，是冬祭。之所以称“大”，是因为万物成熟、物品丰富的时候，这一祭祀比春夏秋三时的祭祀更为盛大。孔颖达说：“近代以来，功臣配食，各自配享于他们所事奉的君主。”《周礼·司勋》说：“凡是有功的人，都把名字铭刻在王的太常旗上，并在大烝时祭祀。”这是功臣配享见于经典的记载。因此唐朝以房玄龄、高士廉、屈突通配食唐太宗；以马周、张行成、李绩配食唐高宗。宋朝以赵普、曹彬配食宋太祖；以薛居正、潘美、石熙载配食宋太宗。其余各朝也都分别用功臣配享。这是功臣配享见于史书的记载。恭敬地想到我朝，自太祖皇帝从朔方起兵，全部占有天下以来，开国元勋都是蒙古大臣，其中显著闻名于世的很多。如今国家除荐新祭以外，十月上旬举行大祭，确实合于古代冬祭大烝的礼制，应当让功臣配享。这不仅是不忘旧日功勋，实在也可以用来勉励群臣。即使古人所说泰山磨损、黄河变为衣带也不改变誓言的心意，又怎能超过这个做法呢？希望命令近臣考究太祖以来的蒙古大臣，分别配食于他们所事奉的历代皇帝之庙庭。这确实是一代盛典，可以流传无穷。第四，确定配享。自唐朝祭祀孔夫子，以颜子配享；到宋朝升列孟子，与颜子一同配享，但当时还不知道道统传承的次序。自伊洛之学兴起、性理之学得到阐明以后，才把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并列在孔夫子左侧。因为得到孔夫子传承的是颜回、曾参、子思，得到曾参、子思传承的是孟子，道统传承于是有了次序。所以江南各路的庙学，都以四子一同配享；又把子张列在七十二弟子之首，从两庑升入十哲之列，以补曾子的位置。虽然说这是南宋灭亡前的制度，但关系到纲常名教，是应当沿用而不应当改革的。如今京师庙学和河北各路府学，都沿袭亡金的旧制，把颜回放在左边、孟子放在右边，与孔夫子一起面向南方受祭，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孟子向子思学习，子思向曾子学习，由此可知孟子是曾子门下弟子的弟子，曾子是孟子的老师的老师。如今把曾子屈居于从祀之中，把子思降在廊庑末位，老师的老师不过享用一笾一豆，门人弟子所用的牲牢币帛却与先圣相同，这又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如今天下已经统一，车轨相同、文字相同，怎么能容许南北礼制各不相同呢？有人说学校是用来彰明人伦的；然而路、点都是父辈，回、参都是子辈，子辈先于父辈受祭享用，合乎道理吗？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庙学是国家共同祭祀的场所，就如同朝廷的礼制。父亲即使只是普通官员，儿子即使担任宰辅，也各自依据德行和功勋排列。如果遇到朝会，在殿庭排列班次，父亲虽然尊贵，怎么能超越儿子排在他上面呢？只是人们不知道，抑制私亲而彰明公道，尊崇道统而崇尚正学，正是用来彰明人伦的。如今应当按照传道的次序设置配享，使颜、曾、思、孟并列在孔夫子左侧，空出右侧一角，以避开古代神位的方位。再从两庑升子张入十哲，补上曾子的位置。这样不仅先儒师弟之间的礼制不会废弃，也能使南北没有两种制度、天下没有不同礼仪，还可以显示我朝明辨道统、合乎礼制中正的成就，足以流传后世无穷。第五，荐举遗逸。上天造就一代人才，足以供一代使用，只是要看怎样使用他们。科举制度确实始于隋唐，后世沿袭它，而且越来越重视科举。然而科举与辟举制度同时实行，所以唐朝人才最为兴盛。房玄龄、杜如晦、裴度、郭子仪等诸位大臣，未必都是从科举中出来的。宋朝从泰山起用孙复，把他安置在国子监；从眉山拔擢苏洵，提拔他进入礼部；从西洛擢用程颐，把他置于经筵。这是因为尊崇有德之人，足以使天下受到激励，所以人才兴盛，原因就在这里。如今废止荐举，只实行科举，命有关官司防止奸诈欺骗，设置巡逻卒检查夹带；有功名的士人不拘小节，本来不会把这些当作嫌疑，但那些安于退隐、志行高洁的人，一定不屑于参加。大体说来，科举固然足以得到一些士人，难道能够把天下贤才全部得到吗？中等以下资质的人可以用利益诱导；至于学问通达天人、道德兼备而贯通体用的人，怎么肯在三场考试中争求荣辱，在短暂时间内争论是非呢？应当在科举之外另行建立荐举制度。对于学问和品行都完备、退隐山林泉石之间、不求闻达、又不屑参加科举的人，听任所在地保举，并破格对待。这样做，不仅能够奖拔安于退隐的人，也会使天下没有被遗漏的贤才，这种美名可以超过唐虞时代了。（录自《元文类》卷十五） 张养浩

译时政书 奉政大夫、监察御史臣某谨斋戒沐浴两宿，冒死上书皇帝陛下：臣听说，御史就是言官。君主深居九重，耳目有所不能及的地方，所以设置监察御史来替他陈说。由此可知，御史实在是朝廷的耳目，是君主所倚赖、用来使自己聪明明察的人。恭敬地想到世祖皇帝建立御史台，到今天已有五十多年了。从前阿合马掩饰奸邪、扰乱政事，台臣、谏臣没有进言，后来被盗贼杀死。僧格欺骗君上、残酷对待下民，直到被诛灭，世祖皇帝震怒台臣没有事先进言，几乎使国家陷于危殆。由此可知，国家从来没有辜负言官，而言官却有辜负国家的。陛下正总揽群臣谋略，以收取太平的功业；既然要求臣下进言，又因进言而责罚他们，万万不应这样。即使有人因此死于自己的职守，又怎能逃避呢？臣自从充任言官以来，常想披肝沥胆，把当世事务全部陈明；但因为父亲年老而有喜惧之情，奏章写成后又毁掉，竟反复达三次。倘若朝廷怜悯臣身居此职而不能不言的心情，稍稍赐给臣清闲时间，使臣完成自己的主张，那么即使诛杀或流放，只限于臣一人，也会把受辱的日子全都看作感恩的年月。臣曾观察到，自古国家的祸难，大多潜伏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做臣子的想趁事情尚未发生时进言，又担心事情没有实际根据而失败，君主忽然之间不相信；想等事情已经发生后再进言，又担心事情形成后无法挽救，给君主留下无可奈何的忧患。世人只知道听取谏言很难，却不知道进言的人尤其困难。儿子对于父亲，并不是不亲近、不恭敬；正因为亲近，所以父亲有过错就不敢不争谏；正因为恭敬，所以争谏时不敢不竭尽诚意。做父亲的如果说：“我尊贵，你卑下，为什么你不听从我？”却又希望我听从你的话，那么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儿子的职责就毁坏了。臣下对于君主，与此有什么不同呢？恭敬地想到大元拥有天下将近一百多年，开始是太祖皇帝以义兵起于朔方；其次是宪宗皇帝以勤劳继承国家统绪；其次是世祖皇帝以赏罚统一天下；又其次是成宗皇帝以简约持重守成。列位圣君相承继统，都有一定的常法和制度。当初，陛下统率军队在漠北作战，天意与人心都归顺，灵旗所指之处，往往立即传来捷报；中外人心都盼望陛下即位，焦急期待，几乎如同农夫盼望丰年。适逢奸人谋划在内，企图僭越帝位，天下人惶惶不安，又像盗贼闯入自己家中一样，无处安宁。幸赖宗庙神灵、社稷护佑，以及太母和元弟的决断，暴虐的气焰已经熄灭。不到一年，百姓翘首踮足等待陛下车驾到来，彼此不约而同，远近同心。后来听说陛下在上京登上帝位，士人在朝廷庆贺，百姓在市场欢庆，由此可见臣民拥戴陛下的心情，可以说达到极点了。凭借陛下孝顺、英明、睿智，享有洪福而长寿，巩固民心，仍遵守祖宗法度，再稍微节制浮泛的费用，那么盛大兴盛的治理，一定可以实现，毫无疑问，实在不必纷纷改弦更张，企图胜过前人。《传》说：“道理就在近处，却到远处去寻找；事情本来容易，却把它求得艰难。”又说：“以先王成法为鉴，就能长久不犯过失。”前辈也说：天下本来没有事情，是庸人自己扰乱它。我恭愿陛下仔细体会这些话，那么达到太平的办法就不难看见了。大体说来，如今天下譬如一所房屋，祖宗奠定基业、修筑屋舍，细微之处没有不完备的。陛下只要选择一两件大事，慎重地由年高有德的大臣守成，自然可以安享亿万年无穷的庇护。陛下登基之初，已经诏告内外，凡事一律遵循世祖皇帝的旧制。当时有见识的人都说，圣心能够想到这一点，还有什么幸事能比这更大呢！可是近年以来，考察朝廷的谋议，没有一件不与世祖皇帝时期不同。难道陛下想自行制定一代典章，认为祖宗的制度不必效法吗？还是臣下善于编造谄媚之辞，暗中改变旧制，而陛下并不知道呢？世祖皇帝时期，任外官的人有田地，如今却借口发给禄米来夺走田地；世祖皇帝时期，江南没有质子，如今却把人送入京城，以财物粮谷诱取；世祖皇帝时期，任用人才必定遵循选格，如今却破坏选法，任意授爵；世祖皇帝时期，守令三年一任、届期升迁，如今却规定任满九年，使人困顿；世祖皇帝时期，楮币有固定数额，如今却随着花费任意增造；世祖皇帝时期，中书省与御史台各自迁转官员，如今却侵夺其职权而代行；世祖皇帝时期，禁止墨敕，如今却开放徇私幸进的门路予以接纳；世祖皇帝时期，赋税定额从未增加，如今却设置苛细禁令来搜括；世祖皇帝时期，进言论事的人没有罪，如今却专门罗织罪名加以杀害。他们掌权时，起初说要统一政令以解除百姓疾苦，如今百姓疾苦反而更加严重，政令也纷乱不堪；起初说要充实钞法以增加国家财力，如今钞法更加空虚，财政费用日益困乏；起初说要使下情上达，如今蒙蔽阻塞更加严重；起初说要使见闻耳目焕然一新，如今远近百姓都怨声载道；起初想革除弊端，弊端反而越来越多；起初想变更法令，法令反而越来越坏。其他奸谋诡计、荒谬言论和假装忠诚而迷惑朝廷、欺骗上天和世人、只图利于自己之事，几乎难以一一列举。臣想保持沉默不说，又怕日后事情和功业不能奏效，身为台臣，责任无从逃避；想要逐条说明，又看到陛下如今对他们信任很深、任用很坚定，并非仓促一言所能改变。然而臣终究不能不冒犯雷霆之威，替国家说话，实在是不忍祖宗一百多年富足充实、完美无缺的事业，一旦被二三个小人撕裂焚毁。因此臣不躲避自身的灾祸，对上是替历代圣帝惋惜，对下是替天下百姓忧虑，只希望他们听到后能够改正，不至于发生栋梁弯折、鼎中食物倾覆的祸患，以成全朝廷谋求治理的美好意愿罢了。

译有些人本来听到他的话，似乎很有作为，但把话施行到事情上，却没有实际成效。圣人说，讲话并不难，实行才最艰难。对于那些靠花言巧语覆亡国家的人，不可不加以察辨。过去赵括向父亲学习兵法，凭着自己的辩才，自以为天下无人能敌，但他的父亲并不赞许他。赵括的母亲问其中缘故，赵括的父亲说：“用兵是把人置于死地的事情。赵括却每每把它说得很容易；如果让他做将军，一定会使军队失败。”后来赵王任用赵括为将，赵括的母亲把他父亲的话上奏，赵王不听。不久，赵括果然在长平把赵军四十万人坑杀，自己也未能保全。赵括谈论兵法时，似乎料敌制胜都在眼前；但他的父亲明确断定他必败，正是因为两军交战时变化万端，他从未亲身经历其中的危险，却想凭三寸之舌作为取胜的工具，这样到哪里能不失败呢！古人之所以重视质朴诚实，轻视浮华，鄙薄巧言，推重实干，致力于守成而重视变革，正是看到了这个道理。况且祖宗取得天下，并非一朝一夕积累而成；他们建立法制，也不是一个臣子或士人的谋划。即使取得一尺土地、颁出一条命令，也要族属谋划、朋友商议，耗费长久时间，经过数月，然后才能确定。如今却在顷刻之间因一个人的话而纷纷变更，难道不是与陛下即位初年的诏旨大相违背吗？臣曾经私下担忧，如今天下没有藩镇，没有外敌，没有突然作乱的盗贼，没有宦官擅权作威，没有妇女干预而扰乱政事；然而国家治理仍未达到极盛，实在是因为任事的大臣只顾眼前利益，却不考虑长远的弊端；只知道拘泥古法，却不察看时势的艰难；只知道曲意迎合，却不知道进献逆耳的忠言；只热衷于一切改弦更张，却不知道遵循祖宗成法同样足以治理天下。现在姑且列举危害政事最严重的十件事，试着为陛下说明。第一，赏赐过于奢侈。我听说自古以来国家的赏赐制度，是用来奖赏将士、招致有功之人，彰明有德之人，激励众人的心志，汇集各项事务的。因此功劳有大小，赏赐有轻重；德行有厚薄，爵位有高下。把应当重视的功劳看轻，会使勤劳的人离心；把不应当高授的爵位授得过高，会使侥幸之徒产生非分之心。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在应当赏赐时，即使是仇人也不吝惜；在不应当赏赐时，即使是亲属也不徇私授予。财货并不是从天上降下、从地下生出，都是世祖皇帝一点一滴积累而来，也是百姓耗尽精力、竭尽力量供奉而来；将来要对外供奉上帝百神的祭祀，完成朝聘、享献、朝见等礼仪，供应边疆征戍的需要，准备应对年成歉收和灾荒的变化。施用得当，国家就富足，百姓就安逸，上下都宽裕；稍微失当，国家就困窘，百姓就贫乏，中外都会骚动。陛下所知道的，也许是认为堂堂天下什么珍宝没有、什么奇物不能得到，随取随有，所以不加吝惜；却不知道四方万里之外，穷乡僻邑的染疫百姓和贫苦妇女，有人耕作到头发如鹤白，有人织布织到双手生茧；采玉的人踏入不可测的险境，煎盐的人承受无边的苦楚，淘金、采珠的人冒着深不可测的危险。等到由微少积成巨大，剔除虚假保存真实，化恶劣为美好，把朴素加工成文饰，不知耗费了多少日子、多少功力、多少费用，然后才能送入有司挑选。把这些东西运送上来，水路就用船，陆路就用车；担心盗贼抢劫，又要抽调士兵护卫，征发百姓警戒。货物被侵吞，就责令现任官员赔偿；货物腐坏，就加倍向后来负责的人征收。它们的制作、进贡、运来、入库，以及开工和完工，在下面办事的人都有这样的艰难。假如只因博取一笑、享受一醉的快意，不论有功无功，纷纷赏赐，难道不会使民心灰败、耗费国家力量吗？从前韩昭侯得到破旧的币帛，命令左右收藏起来。有人拿这件事进言，昭侯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珍惜一颦一笑，皱眉是有缘故才皱眉，欢笑是有缘故才欢笑。如今哪里只是皱眉欢笑呢？我一定要等有功的人才赏赐。”古人连微薄的币帛都看得比皱眉欢笑更重要，尚且不轻易赏给别人；历代内帑所储藏的珍奇宝玩，又岂只是币帛可比？从前我世祖皇帝临朝三十年，车驾和服饰器用都崇尚俭朴，左右近臣即使是最受宠爱的人，也从未听说无故获得尺帛寸金的赏赐，因此能够对外铲除寇乱，对内杜绝臣下奸邪，国家费用日益充裕，朝廷威权内外都很盛大。这难道不是万世圣明子孙应当取法的吗？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每当涉及百姓疾苦，总想锐意为他们治疗，爱护百姓的心意，不能说不深切。然而三四年之间，呻吟受苦的人仍然很多，难道不是朝廷在恩赏庆赐之时，有时没有加以爱惜吗？《易》说：“以节制来制定制度，不伤害财用，不损害百姓。”《论语》说：“节省费用而爱护人民。”臣过去曾把这两件事分开看待，如今才知道，节省费用就是爱护人民，损耗财物就是残害百姓。伏愿从今以后，凡有所赏赐，对上想到世祖皇帝珍惜财富、使国家富足的心意，对中想到圣人关于制度节用的话，对下想到百姓耗尽力量、疲竭精力的苦楚，这样就不必再向旁处搜取、向他处求索，公私方面自然都不会缺乏了。第二，刑罚禁令过于松弛。我私下听说，法律是天下共同的器物，用来威慑奸邪、辅助教化，使百姓受到约束而归于统一。近来看到，臣下因贪赃败露，往往靠贿赂左右而获免；百姓犯下盗窃杀人之罪，往往因为有人好事求情，便得到宽宥。加上三年之中，没有一年不实行赦免，杀人者固然已经侥幸了，那么无辜受死的人，冤屈又有谁来伸张呢？所以古人把赦免说成偏枯，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按照《尚书》，过失之罪可以赦免，五刑疑案可以赦免。《周官》规定赦宥之法：第一次宽宥是不知情，第二次宽宥是过错，第三次宽宥是遗忘；第一次赦免是幼弱，第二次赦免是年老昏耄，第三次赦免是愚蠢。大规模赦免的根源，大概就出于这些规定。后世常常把赦免当作禳除灾祸、祈求福气的方法，所以轻率而频繁地实行。却不知道福气是人积累德行、累积善行而产生的，不是放纵恶人、施惠奸邪所能招来的。在田里种庄稼却收获稂莠，只会损害禾苗，不足以称为仁政；治理国家却宽宥奸贪，只会扰害善良，不足以称为福德。贵为天子，什么神灵不会保佑，什么福祉不会聚集？还何必借助那些狱囚和服苦役的人呢？假如得到宽宥后能够知道悔改，或许还差可；如果习惯依恃宽恩，难道不会使他们的恶行更加滋长吗？

译臣曾经任县官，看到诏书赦免之后释放的罪囚，大的多半仇杀原先的受害者，小的也会抢夺普通百姓；有的早晨承受恩赦，晚上又被捕获；有的早晨刚出禁所，傍晚便杀人。如此反复多次，却从未真正惩治其中一个人的罪行。还有人起初只是像老鼠一样偷盗，最终却变成像狼虎一样噬人的恶徒。问他们缘故，便说：“就是因为赦令太频繁！”他们的想法是：先前犯罪，侥幸没有被处死；现在再犯罪，不过是犯了前一天本应处死的罪；两次都用财货买通官府而只承担一次罪责，对我来说已经占了很大便宜。如今这次犯罪未必会死，我便借机牵连远处的人、虚构攀扯，牵根连株地逮捕，于是把案件越弄越大；还没到一年，又再次得到赦免。难道人的本性本来就恶，防范也不能制止吗？实在是因为上面的人为他们打开了做盗贼的道路，所以才造成这样。而且古代赦令发布，往往出人意料；如今诏书草稿还未脱稿，奸民已经成群背诵。乘机钻空子，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以致做官的人不知道畏惧，罪行暴露便逃走；做百姓的也不知道惩戒，罪衅越深，恶行越盛。古代犯法要受刑罚，如今犯法反而受到赏赐。其中所谓“秃鲁麻”的做法，更是招致奸盗，严重损害威权，实在不合引导百姓向善的道理。汉代司马吴汉病重，光武帝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没有谈别的，只说希望谨慎，不要赦免。诸葛亮治理蜀地时，军队多次兴师，却不随意颁布赦令，所以敌人畏惧他。唐代太子承干因长孙皇后患病，请求实行大赦来求福。长孙皇后说：“赦免是国家的大事，宽惠奸邪、败坏法度，能带来什么福呢？”由此可知，自古贤明君主、良臣和贤淑皇后，本来从未把屡次赦免当作美事。伏望朝廷从今以后，臣下有犯法的，只禁止左右近臣，不许为他们祈请好事。应当宽宥的，先考虑老、幼、疾病、残废之人；其余犯罪者，一律依法处理。这样，刑罚适中，臣下就会肃敬了。第三，名位爵禄过于轻滥。自陛下登上帝位、皇太子册立为东宫以来，因为大事刚刚安定、神器再次安宁，内心喜悦激动，所以对身边的人往往授爵过高、给禄过重，甚至优伶、屠户、商贩、僧人、道士，也有人被授予左丞、平章、参政等职。其他因修造工程而升官阶、凭技艺而得到官职，封为国公、授为司徒、任为丞相的人，在朝廷上接连不断。自从国家建立以来，名器轻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爵位俸禄，是君主用来激励世人、磨砺庸钝，使天下人争相奔赴功业、不肯落后的手段，只因为有这些罢了。所以《尚书》说：“官职不可授给私爱亲近之人，只授给有才能的人；爵位不可授给德行败坏的人，只授给贤能的人。”如果不论善恶、劳逸，只因一时欢喜，便随意加授最高贵的爵位，那么有功劳的人一定会说：我如此艰苦才得到这个爵位，他如此安逸却也得到这个爵位；从今以后，谁还肯赴汤蹈火，来应付国家的危急呢？大体说来，人们之所以看重权势，是因为不能人人都显贵，而自己独自高高在上；不能人人都富足，而自己独自宽裕有余。譬如狐白裘、凤凰锦，只有少数人穿，所以人们认为珍贵；如果人人都穿，岂不就与粗毛布没有区别了吗？假如他们得到爵禄后知道满足，还可以说；万一继续给他们逐级升迁，他们的欲望就像溪谷沟壑一样没有满足，那么由此造成的祸患，哪里会有尽头呢？鹰隼之所以容易控制，不过是经常让它挨饿罢了；一旦让它吃得过饱，很少有不背叛主人而飞走的。名位爵禄对于人，和这有什么不同？只因它有班次资品的高下、服色等第的尊卑，看起来似乎只是虚名而已。在爵禄授予和收夺、轻重取舍之间，朝廷纲纪的张弛、人心的离合、国家体制的强弱都系于其中！古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宁可赏赐金帛等物，也不把天下的公器假借给人。卫国的仲叔于奚请求赐给繁缨，孔子认为不如多赏给他一些封邑；湖阳公主替自己的儿子请求郎官，汉明帝认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百姓就会受到他的祸害。我们世祖皇帝时期，伯颜丞相建立了平定宋朝的大功，官职也只到金紫光禄大夫。如今朝廷各位大臣，不知有什么功勋、有什么亲戚关系，竟没有一个不是官阶达到开府仪同三司的。假使他们有伯颜丞相那样的功劳，不知还要用什么官职来授予他们？伏望从今以后酌情加以裁减淘汰。其中过去曾任近侍、在漠北立功、奉特别诏命而授官的人，听任他们仍旧保留；至于通过进献财物、请托求官，如墨敕、斜封等一类的，应交有司拘收核查。已经授予的，任期届满便黜降；尚未授予的，一律依照选格差除。这样，侥幸求进的人就无隙可乘，朝廷尊严得以维护，名位爵禄也能发挥劝勉作用了！第四，台纲过于薄弱。国家设有台宪，就如同边疆设有防御军队。即使敌人已经远逃，也不可不防备反复作乱的祸患；即使奸党已经收敛踪迹，也不可不察看专擅权力的阴谋。有时御史台看到敌人来犯而攻击过于惨烈，听说小人僭越而打击失实，在上位者应当嘉奖他们忧国，并予以宽容，以振奋他们勇敢任事的气概，收取日后应急使用的力量。养狗是为了让它吠盗贼，不能因为盗贼收敛了就养不吠的狗；养猫是为了让它捕鼠，不能因为老鼠潜伏了就养不捕鼠的猫，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道理。然而狗吠叫，难道必须每个人都是盗贼吗？凡是它看着陌生的人，没有不吠的；猫捕捉，难道每个东西都是老鼠吗？凡是它认为可以入口的东西，没有不捕的。如果因为狗所吠的不是盗贼就把它煮杀，因为猫所捕的不是老鼠就把它赶走，那么盗贼和老鼠将多得无法控制，而犬猫也会有不堪受屈的一天。况且要求别人进言，却又因进言而获罪，这就好像请人喝酒，却因他醉了而疏远他；驾驭臣下的办法，恐怕不应如此。从前我世祖皇帝每次告诫台臣，或者下诏求言，总是说：意见可采纳的，优厚地加以表彰擢用；即使不可采纳，也不加罪责。在皇帝面前进言，如果言语不合礼法，似乎本来可以治罪；然而国家制度不这样论处，是因为担心因一个人而阻塞天下人的善言，因小事而失掉天下百姓的大计。如果因为一句话不合意，便径直加以诛杀，那么天下人一定会闭口不言，再没有人把善道告诉朝廷。上面听不到善言，什么弊端不会产生？从前唐太宗曾说：“自古帝王有兴有衰，就像早晚都有蔽塞耳目的时候一样，不能知道时政的得失，最终便走向灭亡。我既然深居九重，不能亲自看见天下的事情，所以把政事布置给卿寺，使它们成为我的耳目；不要因为天下安宁，便不再放在心上。”看看唐太宗的话和我世祖皇帝求谏的意旨，数百年之后仍然如出一辙，真是圣明啊！臣恭敬地认为，御史台是国家耳目所在，近年以来，纲纪法度废弛，几乎没有一项保存下来。从前在先朝，即使是微小的属吏，尚书省也不敢预先干涉御史台的选任。

译如今整个御史台的官员，都由尚书省调任。选任尉官，本来是为了捕盗；如果尉官即使不称职，却让盗贼来替自己选任，难道可以吗？论内外各机构的关系，重要的没有超过中书省和御史台的；若在二者中比较，御史台尤其重要，因为中书省有宰执，是朝廷的股肱；御史台有言官，是朝廷的耳目。人一定要先耳聪目明，然后才能运用四肢。假如耳目受到蒙蔽，股肱即使能够运动，哪里能随心所欲呢？由此说来，君主如果想保全宰相，没有比精选言官更好的办法。言官任用得当，宰相一定常怀畏惧，修身省察，不至于陷入危境；言官任用不得当，宰相一定肆意妄为，最终会遭遇灾祸！由此可知，言官严正，是宰相的福分；言官懦弱，是宰相招来灾祸的阶梯。臣曾考察史籍记载，自古奸臣想要牢固结纳恩宠、转移和夺取威权福柄，必先使台谏官默不作声，然后推行自己的意图。居上位的人如果不时常召见台臣，询问政事得失，那么奸邪来到面前却不能察觉，弊端遍布外部却不知道，祸患潜伏内部却听不到，众多政绩就会毁坏，众人的心也会动摇。臣固然知道堂堂圣朝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但臣自从成年起任事，长期承受国恩，报答君上的诚心十分恳切，所以不能不在祸患尚未发生之前进言。第五，土木营建过于兴盛。近来看到，连年山东、河南各郡蝗灾旱灾接连发生，灾异疫病突然爆发，郊外关隘之外十室九空；百姓扶老携幼，成群结队，面黄肌瘦，像鹄鸟一样形容枯槁，前往别处求食的人络绎不绝于道路。其他父子、兄弟、夫妻甚至彼此卖掉以求食的情形，到处都是。在这样的灾异之年，朝廷本应减少膳食、撤去乐舞，撤除近侍仪仗，缓行刑罚，解除禁令，减免征税，减少服饰器用，打开粮仓，停止进贡，停办一切不急需的劳役；在下使民力得到舒缓，在上以回应天意。如今却听说正在营建中都城，扩大修建南寺；对外有增修五台山的扰累，对内有扩建养老宫的劳苦；搜括工匠、调发军队，奔忙于各州郡之间，有时渡过辽水伐木，有时渡江取材，有时烧制砖瓦、开采石料，督促责罚的命令接连不断。遭受毒瘴，因崩塌、沉陷、压伤、溺水而死的人，没有一天没有。粮食不能填饱肚子，衣服不能遮盖身体，万民怒目而视，却无处申诉，以致死在道路上的人，连当地官府也不列入统计。像这样疲惫困苦的百姓，即使佛陀看见，即使陛下知道，哪怕只做一天工程，也会于心不忍。那些督办劳役的人，只知道鞭打催促工程完工，希图邀功求赏，因而盗取、隐匿公款，哪里有空闲过问国家财力困乏、百姓力量耗尽呢？自古以来帝王并非没有营建土木工程，只是要观察时机后再兴办，估量力量后再实行；可以办就兴办，不可以办就停止。若有不得不做的工程，就先打好基础，等待年岁和时机。下面的人既然知道上面的人如此爱护怜悯百姓，到了工程期限，便会拿着畚箕、扛着锹，乐意奔赴劳作，毫不保留地用尽力量！谨按：礼制规定，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时开始戒备准备，火星出现时开始动工，水星昏时位正便栽种，太阳运行到冬至时完工。圣人所说按时役使百姓，指的就是这个。过去鲁国国君修筑中丘城和城郭，都在万物生长的月份，所以孔子把这件事写入《春秋》，用来彰明他的过失。君主治理国家所依靠的，并没有比修筑城郭更紧急的事；既然不合时令地修筑，对政事又有何损害，圣人却一点也不宽贷，必定大书特书，正是因为上天对于万物没有不爱护的，君王对于百姓没有不养育的；养育百姓的办法没有别的，只是不夺取他们的农时罢了。农时不被夺取，民力就充足；民力充足，生计就富裕；生计富裕，礼义就兴起；礼义兴起，风俗就美好；风俗美好，教化就能成功；教化成功，天下就能治理。所以治理国家以养育百姓为根本，养育百姓又以不夺取农时为根本。因此《春秋》记载各种营建，无论大小都必定记下，确实是因为重视民力。过去汉文帝想修筑露台，估算需要一百金。文帝说：“一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我奉守先帝留下的宫室，常常还怕辱没了先帝，为什么还要修露台呢？”唐太宗想修缮洛阳宫，以备巡幸，张元素以百姓的创伤尚未恢复进谏，太宗于是停止了工程。凭天下的富足来看，一百金的费用、一座宫殿的修建，实在不过是九牛拔一毛；但文帝、太宗仍因劳民伤财而停止。五台山、南寺等工程，费用岂止一百金，劳力岂只是修建一座宫殿，所耗财物又岂止相当于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伏愿陛下在这些工程中计算一番，停止其中一项，不要让汉文帝、唐太宗独自享有前代的美名，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第六，号令过于浮泛。上面有所作为，而天下没有不响应，靠的只是号令得到信守。号令对于国家，就像血脉对于人体。血脉流通而不凝滞，疾病就不会发生，人的身体必然安宁；号令能够推行，奸恶就不会滋生，国家必然得到治理。《尚书》说：“慎重地发布你的命令。”《易经》说：“像汗水发出后不能收回一样发布重大的号令。”

译《传》说：“命令受到重视，君主就尊贵。” 又说：“国家的安危取决于发布命令。”这些话都是说，君主应当慎重对待自己的命令，不可轻易发布，更不可仓促发出。臣恭敬地看到，近年来朝廷任用人员，不考察他的品行，也不向公卿征求意见，任凭意愿调动、罢免官员，就像下棋一样随意。制定法律、兴办事务，也无不如此。即使诏制发布，也没有经过十天、一个月或一年而不改变的；更严重的是早晨发布，晚上便更改，事情刚开始实行，停止的命令便接踵而来；一个人刚刚任职，替代他的人随即到来。这不仅在当时招人耻笑，也给后世留下谈资。朝廷中枢的举措如此，外地各郡的情况也可想而知。追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是执政者心胸狭窄、刚愎自用，依恃宠幸而夸夸其谈；对人情还有不熟悉之处，对时势还有未审察之处，对事理还有未通达之处；或者急于迎合私意，或者受制于个人好恶，或者拘泥于迂腐的见闻。因此行事轻率而没有谋划，只是造成这样的纷扰。过去世祖皇帝每当要兴办一件事，明确看出它可行，也一定让公卿大夫、馆阁诸位老臣集合议论。为什么呢？因为广泛听取意见就明智，偏听一方就昏暗；只任用一人，见识就狭小，能够兼听众议，见识才会宏大。到了听取意见、阅览奏章的时候，他又一定亲自出来，坐在路寝之外；有时不能出来，也一定让群臣全部入见，使每个人都尽情陈述心意。即使这样，事情的真伪仍有不能完全了解的。如今尚书省、御史台奏事，多时不过三人，少时只有一人，其余同僚都不得参与；有时一人奉旨出去，其他人茫然不知；有人想要奏陈，却被获准入见的人压下而不能上达。想要使下情上达、上面的恩泽下布，也就困难了。臣愚昧地请求从今以后，凡有变更改革的事情，都遵循世祖皇帝让馆阁集体议论的旧制，使他们专心致志，广泛询问利弊，详细考察可行与否，然后共同当面入朝奏报。这样或许命令发布时会有高屋建瓴般的容易，而不会有反复收回的困难；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知道遵守，不会再有反复无常、前后不一的祸患。第七，侥幸求进的门路太多。我听说星辰排列在天上，所环拱的是北辰；百官任职，所奉事的是天子。仅次于天子而尊贵的，是太后；仅次于太后而尊贵的，是皇太子。即使亲近而尊贵，终究都是臣下，事情不能专擅，行为不能独断，这就是所谓尊贵者不能有两个最高的上位。如今国家制定的制度过于宽大，所以诸王宗室都拥有生杀、升降官员的权力。庆赏、刑罚和威权本应出自君上，长期借给他们而不收回，飞扬跋扈的势力就会形成，一旦发展起来便不可控制！只要在开始时谨慎，就没有后患；在渐渐发生时防范，就没有眼前的忧患。水势微小时，一捧土就可以堵塞；等到水势盛大，城墙崩塌也不足以阻挡。火势微小时，一滴水就可以扑灭；等到火势旺盛，河水也不够将它熄灭。因此自古圣明君主、贤能宰相之所以能在祸乱萌芽时加以遏制，暗中消除祸患根源，使天下受到恩惠却不知道，正是深明这个道理。臣近来看到，天下那些放纵淫邪的僧人和巫师、平庸荒谬的医生和卜者、游荡求食而从事末业的人，以及因事逃亡的亡命无赖之徒，往往依附诸侯王和驸马，成为他们的心腹羽翼。没有地位的人凭借他们求取进身，有罪的人凭借他们请求免罪。他们出外便借助权势欺凌别人，依靠权势结党；入内便离间宗室亲戚，制造事端，用甜言蜜语诱惑，用诡计暗害。中等才智以下的人，很少有不被他们迷惑的。近来阔阔出太子之事，幸亏发现得早，才没有发生变故；稍有不及，难道不令人寒心吗？造成这种情形，不只是下面的人不知道身份界限、自取灭亡，也因为上面的人恩宠太重、管束太宽，从而纵容他们造成的。自古乱臣贼子起初也未曾敢有觊觎神器之心，有的凭辩才机敏受到赏识，有的凭诙谐谈笑得以入内，有的凭技艺受到亲近，有的凭功利之事相合。时间一久便受到宠爱，受到宠爱便得到赏赐，得到赏赐便骄纵起来，宠爱到了极点便肆无忌惮。起初他们望见宫阙而不敢进去，如今出入宫禁如同出入自家；起初被询问时不敢说话，如今纵情谈论而毫无忌惮；起初受到斥责便心惊胆战，如今却骑用皇家的马、穿着皇家的服饰；起初他们的妻妾都只是普通人，如今却成了贵族宗藩所宠幸的人。假使他们能够早晚警惕戒惧，深深自我贬抑，或许还可以免祸；如果因此反而想道：我所穿的是这样的服饰，所骑的是这样的马，所宠幸的是这样的人，距离面南而王的尊贵地位，还有多少呢？于是便求取不该求取的，过问不该过问的，恶行日益滋长，罪过不断积累，最后朝廷只好追究审问并诛杀他们；这难道不是在上位的人纵容他们造成的吗？所以君主对待臣下，应当崇尚严肃而不崇尚亲和；即使宠爱，也不赏赐过分的财物；即使纵容亲近，也不授予无根据的官职；不是政务，就不与他谈论；没有缘故，就不命他入坐；不是大功劳，就不赐给他车马、服饰及珍奇异玩。为什么呢？因为谨慎防微、及早防范，按道理不得不这样。臣下对待君主，应当崇尚敬畏而不崇尚谄媚；经过君主所在的位置就改变姿态，进入宫门就弯腰；背对宫阙坐着的人要被纠正，踢打马匹的人要受罚；在道路上遇到君主就下车，接到命令便不等驾车备好而赶去。为什么呢？因为臣下接近君主，恐怕会因轻慢亵渎而失去敬意，或在未接近时就先有不敬之心。唉！假使上下都尽到各自的道义，自古以来败亡的祸患，难道还会接连发生在世上吗？过去汉宣帝时，徐福说世代为臣的霍氏势力过于横暴，应当及时抑制，以保全他们。奏书一共上了三次，都没有得到答复。后来霍氏果然因谋反而被灭族。当时议论的人说，正是没有听从徐福的话，才导致君臣双方都受到损失。臣看到如今藩王宗室以及左右大臣，奢侈放纵尤其严重。伏望朝廷从今以后以恩惠对待宗藩，同时用义理约束他们；以礼法对待群臣，同时用严肃法度辅助他们。一切鄙俗浅陋的言谈、隐秘细微的请求，都请明令禁止；这样或许能使尊卑名分明确，让政权归于统一！第八，风俗过于衰败。我曾听说，治理天下有最简约、最容易的办法：上面倡导，下面就响应；近处实行，远处就跟随；端正自身而使千万人受到感化，这就叫风教。一家的风气想要端正，作为家长的人应当先端正自己；一郡的风气想要端正，作为牧守的人应当先端正自己；一国的风气想要端正，作为诸侯的人应当先端正自己。大体说来，由上而下形成的叫作风，因上面影响而形成的叫作俗，所以风俗就是国家的元气。风俗淳厚，元气就旺盛，国家享有天下的时间就长；风俗浅薄，元气就衰弱，国家能享有天下多久就不敢保证。所以古代善于观察别国的人，只需考察这一点罢了。

译臣恭敬地看到，如今的风俗，以华美相互推崇，以虚伪相互抬高。做官的人宁可愚钝而死，也不愿才华外露；崇尚随声附和，鄙视特立独行；把装腔作势看作沽名，把圆滑逢迎看作通达时宜，把吹毛求疵看作特殊才能，把奔走权门、趋炎附势看作善于适应。顺从自己的人，即使像盗跖、庄蹻那样的恶人也一定任用；违逆自己的人，即使像伯夷、柳下惠那样的贤人也不能容纳。如果不是有坚定操守、不顾一世讥笑的人出来纠正，今后的风俗就不容易变好。过去唐代天宝年间，风俗可以说已经很放纵了；到代宗任用杨绾为宰相，杨绾以清廉俭朴率领下属，接受任命那天，朝廷内外的旧习因此顿然衰减。郭子仪当时正在邠州宴饮，声乐减少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出行时原有数百名骑从，只保留十多人；御史中丞崔宽的宅第在当时最为豪华，当天就拆除毁掉。其他听到风声而受到感化的事，数不胜数。所谓“树立起来就能站立，教导他们就会实行，安抚他们就会归附，感动他们就会和顺”，确实得到了验证。只是后世做宰相的人，早已没有使君主受益、使百姓受惠的诚心，一旦陷入纷华，连头顶到脚跟都改变了；既缺乏当时的声望，又不能勉励自己克制修治，只想借助威权使自己尊贵。因此树立榜样而人们不站立，教导他们而人们不实行，安抚他们而人们不归附，感动他们而人们不和顺，一切都艰难得无法胜任，原因就在于平素没有修养品行，声望也未曾得到人们真正信服。古人说，以自身教导别人，人们就会跟从；只用言语教导别人，人们就会争辩。《论语》说：“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事情也会实行。”孟轲说：“贤者用自己已经明白的道理，使别人也明白。”如今自己还昏昧，却想使别人明白，不正是这个缘故吗？以宰相的贤能，尚且能使人如此迅速受到感化；陛下贵为天子，如果果真有志于移风易俗，那就没有什么困难了。第九，异端势力过于横行。我听说，夏、商、周三代拥有天下时，把四海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看到百姓饥寒，不只是当作自己的事情，所以把天下的田地合并规划，使百姓都能有自己的产业。对于那些安逸居处却不经营本业的人，称为闲民，并加倍征收赋税来责罚他们。古代十个农夫中或许只有一个闲民，如今却是十个闲民中只有一个农夫，想让百姓不再担心饥寒，已经遥不可及了。使百姓富足的方法，本来不必家家赏赐，只要堵塞那些损害财物、危害百姓的源头罢了。过去汉文帝认为锦绣、织锦以及富商大贾侵夺农民利益、损害妇女纺织业，尚且商议加以禁止；像这样百倍危害百姓的事情，难道反而可以安然不加省察吗？臣看到如今佛教、道教两类人的徒众，蓄养妻子、抚育儿女，饮用醇酒，吃食肥美之物，聚集逃亡和游惰的百姓，为自己谋求暖衣饱食，使我们的百姓日益羸弱、月月贫困，竟连糠秕粗粮、破衣烂衫都得不到来填饱肚子、遮盖身体！今天诵读藏经，明天操办法事；今年修建某座殿宇，明年营造某座宫观。凡是天下人迹所到之处，精美的栏槛和壮丽的寺观，栋宇相望；却使我们的百姓穴居露宿，竟连一茎茅草、一撮泥土都得不到来遮盖头顶、垫托双脚！他们不知道遵循正道、违背正道的根源，妄谈祸福；不知道探究事物本始、推求事物终结的道理，荒谬议论生死；用花言巧语煽动流俗，聚集徒众、结成党羽，使人拿五谷供他们食用，拿丝麻供他们穿着，把子弟送给他们作童仆，砍伐木石为他们建造房屋。而百姓看到他们不养蚕、不种田、不纳赋、不服税，神色安然自在，却又受到世人敬仰、被国家看重，便无不闻风奔走仿效，争先恐后投身其门。所以奸民日益增多，根源就在这里。如今田野农民终年劳苦，仍不能免除饥寒之苦；那些人一旦剃发出家，便能满足情欲，无人敢于过问，当然不奇怪人们舍弃那艰难的道路而选择这容易的道路。假使他们严格精修所从事的事业，确实能够为国家祈福、延长国运，或许还可以说有些希望。如今其中有盗窃被捕的，有奸邪败露的，有谋反大逆的。一个人必须先使内心整齐、品德明洁，然后才能感动天地、感通鬼神；如果污秽邪恶遍布全身，神明正厌恶他、躲避他还来不及，哪里肯享用他的祭祀而降下福祉呢？过去世祖皇帝曾想淘汰天下的僧道，有妻室的人登记在册，改为平民；后来受到众多人的阻挠，不久便又中止，直到今天有见识的人仍深感惋惜。古人说，十个农夫耕作、十个蚕妇织布，也不能供养一个僧人，正是说明他们损耗财物、危害百姓的严重。臣曾大略核算国家经费，按三成计算，僧道竟占其中两成。若把这些费用用来犒劳军队，士卒便有余粮；用来救济百姓，百姓便有余粮；用来充裕国库，国家便有余财。他们焚烧法坛、设置醮仪，吹螺击鼓，究竟有什么用呢？近来至大二年十一月，昊天寺无缘无故失火，天意已经显明，足以作为清楚的鉴戒。伏望从今以后，诏谕尚书省、御史台等大臣，凡天下有夫有室的僧尼、道士、女冠之流，都发文搜括登记，一律强制改为平民，以完成世祖皇帝想实行而未能实行的睿明意旨；这难道不可以成为旷代未有的盛典吗？十是选用宰相的办法过于宽泛。我听说，宰相的职责，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作为百官的表率，是国家的柱石、百姓的冠冕；国家的治乱，取决于宰相是否贤能。我曾考察《诗经》《尚书》的记载和历代史册，凡是政治清明、时世安泰、四方夷族来朝进贡、官吏贤良、百姓守义的，必定是天子任用宰相得当所造成的；凡是纲纪纷乱、小人争相进用、天下疲敝、各种祸患接连发生的，也必定是天子任用宰相不得其人所造成的。所以古代任命宰相，对内要向大臣询问，对外要斟酌舆论，上要考察国家典章，下要顺应民心。绝不可以宠信一个人而使千万人受害，也不可以顺从个人的好恶，废弃天下后世共同公认的议论。即使有尧舜那样的明察，要擢用人才，也一定要向四岳咨询，而不只坚持自己的意见，难道不是因为宰相承担天下的责任，所以势必要同天下人共同选择吗？有人认为，君主任用宰相，可以独自决断，不可被别人改变。这是不懂所谓“独自决断”，其实是汇集众人的意见，权衡取舍后作出决定；难道是完全不向下面谋议，只任凭自己的意愿吗？

译我曾见前代君主违背众议任用宰相，以致造成祸败的事，多得数不清。姑且举其中最严重的一两件，作为鉴戒！唐明皇任用李林甫、唐德宗任用卢杞，天下人都认为他们奸邪，不可任相，然而两位君主却独自信任他们而不疑；他们排斥贤能、诋毁善良，终于造成皇帝播迁逃难的祸患。我曾因此思考，奸臣之所以能取得君主的信任，而且牢不可破，大多是因为君主说一句，他便随声附和；君主做一件事，他便迎合心意；探知君主将要高兴，便先用笑脸迎接；猜到君主将要发怒，便用言语加以激发；君主喜爱声色，便用郑卫之音引导；君主喜爱财货，便用聚敛财物的说法迎合；君主喜爱饮酒，便引导他宴饮游乐；君主喜爱打猎，便诱导他驰骋追逐；凡是君主的爱好，没有不曲意迎合的。君主只知道他对自己有好处，却不知道其中有很大的损害；只认为他爱护自己，却不知道其中正有极大的不爱护。《尚书》说：“有言语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理上考察；有言语顺合你的意志，一定要考察它是否出于非正道。”忠臣直士，大多向君主指出难以接受的问题，所以他们的话往往像是不能听；但反过来考察，就会发现他们考虑得长远，防范得深切。奸臣邪士，大多向君上进献谄媚，所以他们的话往往像是君主乐于听到的；但慢慢考察，没有不是浅薄近利、毫无益处的事情。君主如果确实能够拒绝那些自己乐于听到的话，勉强自己改变心意，听从那些自己不愿听的话，那么商、周就不会改换国姓而相继兴盛，汉、唐也可以拥有国家直到今天而不绝。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刚刚登上帝位，推诚置心以治理天下，采纳谏言如同转动圆环一样顺畅；别人即使只有一点长处，也不考察其平素品行，便常常越级提拔、猎取等第，任用人才唯恐来不及。由此可知，陛下在任用人才和听取言论两方面，可以说都做得很好了。然而言论有是非，贵在详细审察；人有贤能和奸佞，贵在明确辨别。似是而非、似贤而佞的情形，圣人所说厌恶郑声扰乱雅乐、厌恶红紫扰乱正色，都是不可不察的。近来听说朝廷内外都说，朝廷近年来任命宰相，多是有人结交权贵，写状自荐以求进用。如果没有这件事，那是多么幸运！万一确有其事，自古哪有凭递交状文就做宰相的道理？如今一个县一个邑，即使要任用一名主管事务的小吏，也必定选择廉洁谨慎、平素为人所信服者，哪里有宰相这样关系国家安危的人，反而各自听从其自我举荐呢？希望朝廷从今以后，凡有重大任命，都应下令群臣会议，只论人的才德，不要因为自己所喜欢或厌恶的人、上面所憎恨或宠爱的人，而凭私意取舍。这样将会看到朝廷不再有冒进求官的嫌疑，君主也没有偏听的过失；公道得以张开，而君主治理国家的职责也就完成了。我听说世祖皇帝在位三十多年，国内安宁，臣下敬畏他的威严，百姓信服他的德政，不过是由于对这十件事看得明白、守得坚定、实行得坚决罢了。然而奖赏功劳虽有，却不至于泛滥；惩罚罪过虽严，却不至于苛刻。他知道爵位是报答德行、酬劳功勋的工具，所以不轻易授予；知道号令是收禁奸邪、辅助教化的手段，所以不频繁更改。担心台纲衰弱而加以激励整顿的事情多，厌恶土木劳民而兴建营造的事情少。其他如亲自奉行俭朴以敦厚风俗教化，辨别异端教派以尊崇士人，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太平时不忘记混乱，这些都是三代以来圣君贤主所谨慎奉行的，也是后世子孙应当恭敬铭记、片刻不能忘记的。观察中统、至元年间，成效就是明显可见的。陛下在位四三年之间，侍奉祖宗尽孝，待臣下施仁，对百姓施惠，志向并非不想追随世祖，使世道达到太平。然而两次更换中书省大臣，直到现在仍没有成功，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左右近臣只知道逢迎，而不知道竭尽言论和力量来效忠；二是陛下只知道责备臣僚，却不知道改掉奢侈、奉行节俭来端正根本。匡救时局、济助天下，做臣子的固然应当以自身承担；但治理取得成效，也必须君主亲自修行来与上天相应，然后赞美之声才会兴起，王道教化才会振兴。《经》说：“做君主很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希望陛下幸加鉴察，那么治理国家的办法也就不外乎这些了。臣张养浩冒犯威严，惶恐战栗、等待治罪到了极点。谨此陈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五年〕 谏止灯山疏 至治元年正月初七日，大中大夫、参议中省事臣张养浩，谨慎斋戒沐浴两宿，叩头百拜，冒死封缄上书，献给皇帝陛下：臣张养浩想到自己，才干品行没有什么奇异之处，白白享受官职俸禄，差不多三十年了。每每惭愧自己在圣明时代出仕，却没有丝毫报效。这都是因为臣恭敬地遇到了皇帝陛下：陛下英明仁孝，自登大位以来，近则除去凶恶之人，远则镇抚边荒，亲自祭祀祖宗，广施恩惠于百姓，海内外所有做臣子的和做百姓的，无不欢欣踊跃，认为世祖的规模制度又在今日重现了。陛下又颁布诏旨，所有政务一律遵循世祖旧制，臣民更加欢欣，都希望看到治理教化的成效。臣张养浩近来听说一件事，不能没有疑虑。想默不作声，却受国家深厚恩惠，实在不忍；想要进言，又恐怕天威一震，势必不能保全性命。然而臣子侍奉君主，宁可因犯颜直谏获罪，也不敢缄默。外面的人都说，今年正月十五夜，圣上想在宫中用绮罗结成山，在山上树立灯火，大规模安排各种游艺，以此娱乐。臣张养浩初听此事，认为是妄传：哪里有英明仁孝的万乘之君，刚刚临朝执政，就肯做这种浮华而无益的事情？后来向近侍询问，他们却大都认为确有其事。臣不敢远远引述古代，只恭敬想到我世祖皇帝在位三十多年，每逢元夕，即使市井之间也禁止张灯。圣人的心意，所考虑的长远，所防范的深切，宫禁尤其应当戒慎。往年，曲律皇帝由于辅导之人不得其人，首次建造灯山，喧闹了几个晚上，直到今天朝廷内外百官仍叹息惋惜不已。虽然一时取得了快乐，但史册记载下来，恰好足以成为千百年后的大不快乐。臣张养浩于本月初六日，秘密把这个想法告诉左丞相拜住。丞相只是说已经知道了。臣张养浩不胜忧惧，以蝼蚁般微薄的诚意，冒昧尘污天颜，越职陈述自己的见解。希望皇帝陛下以世祖皇帝崇尚节俭、深谋远虑为法，以曲律皇帝喜好奢侈、贪图眼前享乐为戒，停止这次灯宴，停止建造灯山。臣即使因此获罪于圣明，也希望自己平日报国的心愿，今天能够稍稍得到表白。是否采纳，恳请圣明裁察。臣俯伏在宫殿玉阶之下，罪该万死。诚惶诚恐，叩头谨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五年〕 虞集 关于围海垦田的奏疏（篇名为编者所加。）

译京师以东，沿海数千里，北至辽海，南临青、齐，是遍布芦苇的地方。海潮每天到来，淤积成肥沃土地；采用浙人的办法，修筑堤坝挡水，把它开垦为田。听任想要取得官职的富民，共同出资后按份授给土地，由官府划定田界作为限制。能够供一万人耕种的，就授给一万人的田地，任命他为一万人的首领；一千人、百人也是如此，并察看其中懒惰的人而予以更换。第一年不征税，第二年也不征税；第三年视收成情况，根据土地高下，由朝廷确定税额，再逐步征收；第五年有了积蓄，就任命他为官，直接从储存的粮食中发给俸禄；第十年给他佩带符印，使其官职可以传给子孙，如同军官的制度。这样，东面的民兵数万人可以近卫京师，对外抵御海岛夷人；还可以从远处减轻东南海运的负担，使疲困百姓得到舒缓；既满足富民求官的愿望，又能发挥他们的作用，而江海间游荡谋食的盗贼之类，也都有了归宿。关于请求开设奎章阁的奏疏（篇名同《道园学古录》。） 臣某等说：特别承受圣上的恩典，开始开设书阁，使陛下得以暂时放下万机而获得闲暇，遨游于六艺之中而无为自得，这是出于陛下圣明的独断，也是本朝盛大的典章。如今又让臣等一并充任阁职，臣等感到荣幸，便冒昧陈述愚诚。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凭借世所罕有的聪明才智，实行古今难以做到的事业；若说到历经世事，陛下长期经历了反复思虑、困心劳力的日子；若说到平定天下，陛下拨乱反正，文治功业盛大。然而功成而不自居，地位安定而不自有，其谦逊光耀超过尧舜，其优游自得几可比拟伏羲、黄帝；把群玉般的贤才汇集在道山，在灵囿中栽植芳香美好的德业。胸怀淡泊，造诣精微。如果考察往昔的传闻，哪里有能比得上今日的美善？臣等亲身遇到这样的盛事，学问却惭愧不如前代贤人；虽已竭尽思考论议之力，又恐怕不足以辅助补益，然而怎敢不歌咏雅颂，极力形容赞美陛下的功德？探究图书深奥的道理，玩味盛衰盈虚的往来，希望心神能够融会贯通，使德性达到纯正光明。衡量臣等微薄的心力，实在不能做到；圣德如此宏大，恳请仰望天日般的圣明，俯察臣等樵夫般的浅见。臣某等惶恐恳切到了极点。论述救济关中的办法（篇名为编者所加。） 太平日子久了，人心习惯于安逸。志在有为的人急于求得眼前成效，于是怨言便兴起。不幸的是，在大灾害之后，正是君子治理国家、革新政治的时机。如果派遣一两名有仁政才能、懂得民间事务的人，稍微放宽禁令，使他们能够有所作为；再由各郡县选择可用之人，依照原有百姓居住的地方，确定城郭，修治闾里，治理沟渠，划定田亩，减轻征税，招集那些受伤残废、年老体弱的人，逐渐凭借他们的力量治理建设，那么远方离去的人就会逐渐回来。春天耕种、秋天收获，都给予帮助，一两年内不征税、不征徭役。疆界划定后，彼此相助，四面前来的人均匀整齐、排列有序，截然有法，那么三代时期的百姓，就将重新出现在这片空旷荒芜的土地上了。拜住 论取得民心（篇名为编者所加。） 自古以来，帝王取得天下以取得民心为根本；失去民心，就会失去天下。钱粮是百姓的膏血，征取过多，百姓困苦而国家危险；赋税轻薄，百姓富足而国家安定。论听取言论（篇名为编者所加。） 从前尧、舜做君主，每遇事情都向人询问；认为正确，就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所以万世称为圣人。桀、纣做君主，拒绝劝谏，自以为贤，喜欢别人顺从自己，亲近小人，结果国家灭亡，自身也不能保全，百姓直到今天还称他们为无道之君。臣等仰承陛下深厚的恩德，怎敢不竭尽忠诚来报答？然而事情和道理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困难。只希望陛下努力实行；如果陛下不实行而臣等不进言，那就是臣等的罪过。论敢于进谏的臣子（篇名为编者所加。） 盘子是圆的，水就呈圆形；盆盂是方的，水就呈方形。有唐太宗这样采纳谏言的君主，才有魏征这样敢于进谏的臣子。吴澄

译论宗庙神主的排列次序（篇名为编者所加。） 世祖统一天下，全面考察古代制度并加以实行。古代天子有七庙，每庙各为一宫；太祖居中，左边三庙为昭，右边三庙为穆；昭、穆的神主各按次序逐代迁移。宗庙各宫的设置，很像如今的中书省六部。省部的设置也是仿照金、宋制度，难道排列宗庙次序反而不考察古制吗？刘致 关于太庙各室次序的议论 我私下认为，礼没有比宗庙更重大的了，因为宗庙是天下国家的根本，也是礼乐刑政产生的地方。唐虞三代，以及汉、晋、唐、宋，没有不是以此为根本的。宏大的圣元王朝兴起于北方边地，历代圣主相承，积累德行和功业，已有一百多年。重大经常和法制，固然已经远追唐虞三代，但宗庙还没有确定的制度。正值圣明天子继承帝位、任用贤能之时，确定一代不可更改的典制，作为万世遵行的法程，正在今日。恰逢新庙落成，即将奉迎神主迁入，凡合乎礼制又适合当今情况的，当然应当议定施行。按照《王制》，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为七庙。孙毓说：“太祖在北面，左为昭，右为穆，依次向南排列。”贾公彦说：“后稷居中，昭位于东，穆位于西。”古代父子不并列同坐，昭穆是用来区分父子、远近、亲疏的次序，使其不致混乱。兄弟共为一世。昭都归昭，穆都归穆，至七世为止。唐代增加为九世十一室，赵宋沿用此制，成为十二室。世数有固定规定，室数却没有固定规定。各室次序以西为上，太祖居西夹的东面，为第一室，以下按昭穆依次向东排列。本朝采用唐、宋制度，确定为九世，于是把旧朝八室定为六世：太祖居中，为第一室，属第一世；睿宗居西，为第二室，属第一世；世祖再居西，为第三室，属第一世；裕宗再居西，为第四室，属第一世；顺宗居太祖之东，为第五室；成宗再居东，为第六室，兄弟两室同属一世；武宗再居东，为第七室；仁宗再居东，为第八室，因没有多余的室，便在东壁近南处结彩建殿，兄弟两室同属一世。因此，八室只算六世。这种制度很接近贾公彦所说后稷居中的制度，但昭穆没有分开，父子并列而坐，不合《礼经》。新庙的制度，共有十五间。东西两边各有一间夹室，安奉太祖皇帝，作为万世不迁的祖先。剩下十室，既然太祖居中，就不能依照唐、宋制度；应当按照贾公彦所说的昭穆次序排列。父为昭，子为穆，那么睿宗应居太祖之东，作为昭的第一世；世祖居西，作为穆的第一世；裕宗居东，作为昭的第二世。兄弟同属一世，那么成宗、顺宗、显宗三室都应居西，作为穆的第二世；武宗、仁宗两室都应居东，作为昭的第三世；英宗居西，作为穆的第三世。昭的后代居左，穆的后代居右；西边以左为上，东边以右为上。如果确实这样安排，昭穆就分明，秩序井然，不违背《礼经》，符合实际情况，确实可以成为一代不可更改的典制，作为万世遵行的法程。如果把旧庙作为历朝固定遵循的室次，迁入新朝安置，那么显宗就会升到顺宗之上，成为东面的第一室；若居于裕宗之下，就会成为西面的第五室。显宗的室次确定以后，才能议定英宗的室次。因为显宗在东面，仁宗以下便再没有多余的室了。显宗在西面，那么英宗就应当附祭在仁宗之下。从礼制来说，春秋时闵公没有儿子，他的庶兄僖公继位；僖公的儿子文公即位后，于是把僖公的神位升在闵公之上，《春秋》记载说这是“逆祀”。后来定公纠正了次序，《春秋》记载说“从祀先公”，成为万世遵守的法则。然而僖公毕竟是曾经在位的君主，尚且不能居于兄长之上，何况是从未正式即位的人呢？如果按照这个道理，成宗应当居上，顺宗次之，显宗又次之。如果按照国家兄弟长幼的次序，显宗固然应当居上，顺宗次之，成宗又次之。英宗居西，附祭在裕宗之下，就成为兄长升在弟弟之上，仍然属于“逆祀”；孙辈可以居于父祖之上吗？国家虽说以右为尊，但古人所崇尚的有时是左、有时是右，原本没有固定制度。古人把社稷置于右，把宗庙置于左。国家的宗庙也位于东方，大概是认为这样理所当然。哪里有宗庙建筑的方位已经依照《礼经》，而宗庙昭穆的排列反而不合《礼经》的道理呢？况且如今朝贺或祭祀时，宰相和献官分班站立，居西则以左为尊，居东则以右为尊；到了行礼就位时，西边又以右为尊，东边又以左为尊。公私之间、大大小小的宴会也是如此，只是人们没有察觉罢了。臣刘致任博士，宗庙礼仪制度方面的事情，是应当提出并说明的；但此事关系重大，适合交由史院详细斟酌，行文召集众人议论，最后听取圣上裁决。张珪

译论当今世道的得失（篇名为编者所加。） 国家的安危，在于宰相的选择。从前唐玄宗前期任用姚崇、宋璟，政治就得到治理；后来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天下骚动，几乎导致亡国。虽然依靠郭子仪等将领效忠竭力，收复了旧有疆土，但从此藩镇势力纵横，国家纲纪也再没有振作起来。实在是由于李林甫害死忠良，布置邪党，奸邪蒙蔽皇帝，保全自己的俸禄而酿成祸患，真是死有余辜。前宰相铁木迭儿，奸诈狡猾、阴险深沉，险恶谋略层出不穷，专权十年。凡是宗室亲戚中违逆他的人，他都巧妙编造罪名，暗中用法陷害；忠直之士被杀、被流放的很多。他起初因贪赃失败，谄媚依附权奸失列门以及受宠幸的也里失班等人，苟且保全性命，不久又被任命为太子太师。没过多久，仁宗去世，他乘机希望得到赦免、利用变故，重新进入中书省。在英宗初年，他与失列门等人以恩义相互许诺，内外勾结为奸，诬陷杀害萧、杨等人，以满足私怨。上天诛讨元凶，失列门一党被诛杀后，他因邀功而获得信任。几个儿子在宫内安排为宿卫，自己在外占据显要职位，上下蒙蔽，压制下属，堵塞言路，卖官鬻狱，赏罚威福都出自自己；一道命令从口中发出，朝廷上下都战栗不安，稍有不依附他的，灾祸立即降临，权势日益炽盛，朝廷内外都寒心。因此群邪一同进用，像逆贼铁失之流，名义上是义子，实际上是心腹；忠良之臣被排斥，只能坐等被逮捕。先帝觉察到他的奸恶，推倒他的碑石，剥夺他的爵位，没收他的家产，但最终仍留下祸患，酿成弑逆之事。他的儿子锁南亲自参与谋反，祸根由来已渐渐形成；即使剖棺戮尸、灭其全家，也仍不足以塞责。如今却又把没收的家产发还给他们，几个儿子还在京师，凭借关系再次进入宿卫。世祖时，阿合马贪婪残暴而坏事，即使死后也要追正其罪；铁木迭儿这样的奸恶之人，难道反而可以宽纵吗？臣等认为：应当遵守成法，仍然没收铁木迭儿的家产，把他的子孙远远流放到外郡，以惩治大奸。君主和父亲的仇敌，是不能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的，这正是用来彰明纲常、区别上下尊卑的。铁失一党合谋弑逆，君主和宰相都遭到杀害，天下人痛心疾首，连听说都不忍。近来奉到圣旨：“铁失等人既然已经伏法，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铁木儿、曲吕不花、兀鲁思不花也已经流放，逆党中被胁迫跟从的人，怎么能全部诛杀？以后进言此事的人，不要再提起。”臣等认为：古代法律规定，弑逆之事，凡是在官任职的人都杀无赦。本朝立法规定，强盗劫掠杀害平民，即使是情节相同的人，首犯、从犯也都治罪；弑逆之党，天地都不能容忍，应当诛杀按梯不花等人，以向天下谢罪。《尚书》说：只有君主可以施恩作福，只有君主可以施威作罚，臣下不可以擅自施恩作威；臣下如果擅自施恩作威，就会危害自己的家族，给国家带来凶祸。生杀、授予和剥夺，都是天子的权力，不是臣下可以盗用的。辽王脱脱，地位在宗室中最高，镇守辽东，所承担的职责并不轻。国家不幸发生非常变故时，他不能讨伐贼党，反而企图侥幸获得赦恩、报复仇怨，杀死亲王、妃嫔、公主一百多人，瓜分他们的羊马牲畜财产，残害骨肉亲属，盗窃君主权力，听说的人无不咬牙切齿。如今不治他的罪，反而厚加赏赐放回，仍让他守有爵位和封地，臣恐怕国家纲纪会因此不能振作。假如有人仿效他，又将依据什么法律治理？况且辽东地域广大，向来号称重镇；如果让脱脱长久居留在那里，他既然放纵横行，将会无所顾忌，使死者含冤，也会伤害天地间的和气。臣等认为：按照历朝典章法宪，听说赦令颁布后仍杀人的，罪在不赦；应当剥夺他的爵位和封地，安置到别处，以彰显天威。刑罚用来惩治恶行，国家有固定的法典。武备卿即烈、前太尉不花，凭借历朝优厚的待遇，都升居高位，却不想报效国家，专门从事奸诈欺骗；他们假称奉旨，命令鹰师强行抓走郑国宝的妻子古哈，贪图他家的人员和牲畜财产，自恃权贵，没有人敢把他们怎么样。事情被官府听闻后，刑曹逮捕审讯，已经查明属实，最终却宽免了他们的罪。京城脚下尚且如此肆意妄为、毫无顾忌，远在外郡，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放纵恶行到这种地步，凭什么治理国家？古人说，一个妇人含冤，三年都不下雨；按这个道理说，这也绝不是小事。臣等认为：应当把即烈、不花交给刑曹审讯。中书省出售珍宝之事，世祖时没有听说过，自成宗以来才出现这种弊端。分割一颗珠子、一块玉石，售价竟达数万；当时百姓心怀愤恨，台察官交相进言。况且所支付的钞，都是天下百姓的膏血，一丝一毫地征取，还要接着鞭打百姓，为什么使用起来竟如此不吝惜！拿治理国家有用的财宝，换取这种不能救济饥寒的东西；又不是有司聘请、要求和买，大多是当时的权贵和斡脱中经营珠宝的人，妄称进献，冒领回赐，把价格抬高到原价的十倍，蚕食蛀空国家财物，暗中分割使用。像沙不丁之类，先前就因抬高价格出售宝物而败露，相关案卷都还保存着。陛下即位之初，首先知道了这种弊端，下令禁止，天下人都感到欣幸。近来听说中书省又奏请发给历朝未偿的宝价四十余万锭；与原价相比，利润高达数倍，其中有些事情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又命令用市舶的外国货物偿付。计算如今天下征收的包银和差发，每年收入只有十一万锭，这已经是四年征收的数额；而国家经费又不足，正急于征收赋税。臣等认为：外国船舶运来的货物，应当用来充实国用、减轻百姓负担；宝价请等国家用度宽裕时再议。太庙神主，是祖宗安享神灵之所；国家以孝治理天下，四时大祭，确实是重大的典制。近来仁宗皇帝和皇后的神主，被盗贼图谋神主上的金而盗走，直到现在还没有追回。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但负责捕盗的官兵却没有听说受到杖责。臣等认为：平民家中发生盗窃，负责捕盗的官兵尚且有三限的法律；监临、主守如果遗失官物，也有没有察觉上报的罪责。如今遗失了神主，应当治太常的罪，请选择其中的官员加罪或免职。国家的经常赋税，都出自百姓；量入为出，是有司的职责。近来修建西山寺，损害军队、伤害百姓，费用以亿万计算；刺绣经文和幡旗，乘驿站驰送到江浙，逼迫郡县，役使男女，动辄延续多年，穷奢极侈而招致怨恨。近来的诏令虽然已经停止此事，又听说奸人乘机奏请，想要重新兴修；流言传播喧闹，众人的情绪惊恐不安。臣等认为：应当遵守前诏，使百姓看到朝廷有信用；凡是这些营造、刺绣等不属于每年常规用度的事情，一律停止。

译人有冤屈，必须昭雪；事情有曲有直，更应当明辨。平章政事萧拜住、中丞杨朵儿只等人，冤枉地遭到铁木迭儿诬陷，家产被没收后分赐给别人，听说的人都叹息哀悼。近来奉到明诏，把他们原有的产业归还，允许子孙奉祀家庙；家庙刚刚修葺勉强完毕，还没有安定居处，又把他们的家财重新赐给原来得到的人，只按价钱补偿，这与再次遭到籍没没有区别。臣等认为：应当依照前诏，把原有产业归还他们；按照价值补偿后来受赐的人，这样人们就不会有冤屈愤恨了。德政用来施行治理，刑罚用来防止奸邪。如果刑罚不能确立，奸邪就会滋长，即使有智者也不能禁止。近来，像也先铁木儿一伙人，在朱太医妻女所住省门外，强行拖拽她们进去，在馆舍中奸宿。事情被听闻后，有司以他们是扈从前往上都为理由，竟不予审讯。京城脚下尚且肆意作恶、毫无顾忌，京城百姓愤怒惊骇，凭什么给四方作榜样！臣等认为：应当遵循世祖成法，将这些奸人交由有司审讯。臣等又认为：天下囚犯中，不免有冤屈滞留的；如今正值盛夏，应命令省、台选派官员审查记录，审结确定重罪，疏理轻罪囚犯，有疑问的上报请求详细审判。边镇的利弊，也应命令行省、行台调查研究，兴利除弊。广海镇守的士卒患病换防时，应发给粥食和药物；因劳力而死的，每人发给钞二十五贯，并责令主管官员和同乡之人把遗骨送回其家。每年进贡地方特产有固定制度。广州东筦县大步海和惠州珠池，从大德元年开始，奸民刘进、程连进言说其中有利可图，于是分出蜑户七百多家，由官府供给粮食，每三年采珠一次，却只得到小珠五两、六两；下水后被虫鱼伤害而死的人很多，于是停止珠户身份，让他们成为平民。后来广州路同知塔塔儿等人又向失列门进献获利之策，设立提举司监督采珠；廉访司上言说这扰害百姓，于是又停止采珠，归还有司管理。不久内正少卿魏暗都剌冒充传达中旨，派驿站督促采珠，耗费廪食，疲劳民间驿夫，并非旧制，请全部停止，将这些人遣返回民籍。善良的人死于非命，国家法律应当为他们昭雪。铁失弑逆之变中，学士不花、指挥不颜忽里、院使秃古思，都因无罪而死，却没有得到褒奖追赠。铁木迭儿专权时，御史徐元素因进言论事，被锁住脖项死于东平；以及贾秃坚不花一类人，也都没有得到申理。臣等认为：应当追赠死者，优厚叙录他们的子孙；还应命令刑部和监察御史，逐一查勘其他有冤屈的人，将事实详细上报。政令出自多个部门，是古人所戒惧的。如今内外增设官署，官员冗多、俸禄滥发，平民突然取得出身资格，进入流品的通道越来越堵塞，军民都受到祸害。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安定百姓更优先的；安定百姓的办法，没有比清除滥费、淘汰冗员更紧迫的。世祖设置官署、划分职掌，都有固定制度。至元三十年以后，改制升格和新设的官署日积月增；虽然曾奉旨考察削减降并，但近侍各自偏护所属机构，凭关系保住俸禄，姑息迁就而中途停止。到英宗时，才果断裁减废除崇祥、寿福院等十三个官署，以及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等六十多个官署；不幸遭逢重大变故，其他部分没有完成。近来奉到诏令：一切事务都遵循世祖成法。如果再按旧例慢慢考察，调弄虚文，拖延年月，必然没有实际成效，也就与诏旨相违了。臣等认为：应当敕令内外军民，凡官署和官员设置中有不合世祖制度的，以及至元三十年以后改制升格、新设而形成的冗员，诏令到达之日，一律削减、合并、裁撤；近侍不得巧饰言辞重新奏请，不符合常规调任条件的人也不得滥入常选。历朝斡耳朵所设置的长秋寺、承徽寺、长宁寺以及边镇屯戍机构，另行议定处理。自古圣明的君主，只有诚心治理政事，才能感动天地、感通鬼神，从来没有向僧道求福而使百姓困苦、国家受害的。且以至元三十年为例，醮祠和佛事的名目只有一百零二项；大德七年又设立功德使司，名目累计五百多项；今年增加一项，明年就指称为成例，已经超过原来的四倍。僧徒又营求结交近侍，购买佛事，借口占卦，欺骗蒙蔽而奏请，增加修建、布施和莽斋，自称是特别奉旨或传旨办理，有司不敢核问，唯恐供应得迟。佛教以清净为根本，不奔逐欲望；僧徒却贪恋财货利益，自己违背佛教，一件事情所需的金银钞币就不可胜数，每年使用钞数千万锭，是至元年间的数倍。所有供给的物品，都被他们据为己有；布施等钞又从额外支出，百姓的脂膏任其欲望取用，以谋私利、蓄养妻子。既然他们的行为不修洁，反而足以亵渎轻慢天神，凭什么求得福报？近年佛事越来越繁多，而历朝享国都不长，反而更加迅速衰亡；事情没有应验，完全可以由此知道。臣等认为：应当废除功德使司；至元三十年以前的佛事，以及历朝忌日的醮祠佛事名目，只令宣政院主持办理，其余一律削减、裁撤。近侍一类人，也不得巧立名目擅自奏请、妄自增加项目；如果有特别奉旨或传旨办理的事情，也必须由中书省再次奏请后才能实行。古今帝王治理国家、管理财物的要领，没有比节省用度更优先的了；奢侈使用财物就会损伤财力，损伤财力必然会危害百姓；国家用度匮乏而重征赋税就会产生，像增加盐课价格之类，都足以使百姓受苦。近来游荡懒惰的人，妄自投充宿卫部属以及宦者、女红、太医、阴阳等机构，数也数不清。一人登记入籍，就要使一家免除差役；一年所请求的衣服、马匹、草料、粮食，数十户所征收的收入也不够供给，耗费国家、损害百姓十分严重。臣等认为：各宿卫、宦官、女红等人员，应当按照世祖时支给、请领的数额供给，其余全部裁减淘汰。阔端赤放牧饲养马匹、骆驼，每年都有固定办法，分布在各郡县，各有固定数额；但宿卫和近侍把它们交给仆御，役使百姓放牧。刚到那里，就夺取百姓的住处，供给这些牲畜饮食，残害桑树果树，各种祸害一齐发生；仆御四处行动，无所约束，私自出售草料豆料，使马驼瘦弱受损。大德年间，才责令州县正官监督，修盖暖棚、围设槽枥来牧养。至治初年，又把它们分散到民间，祸害如从前一样。监察御史和河间路守臣多次上言此事。臣等认为：应当依照大德年间围设槽枥的制度，由正官临监督察，查看牲畜肥瘦，约束宿卫仆御，并把它写入法令。

译战争兴起，被称为凶器；擅自挑起边境争端，不是国家的福分。蛮夷无知，只是稍微阻碍王化，得到他们没有益处，失去他们也没有损失。至治三年，参卜郎盗贼起初只是劫掠杀害使臣，贪图他们的财物；后来动用大军，过了一年仍不能平息，伤害我方士卒，耗费国家资粮。臣等认为：爱惜生命、厌恶死亡，是人的常性。应当命令宣政院督促守将严密边防，派遣善于出使的人到盗贼巢穴招抚晓谕，裁减冗余士兵，明令边境官吏谨慎守御，不要制造事端，这样远方的人自然会归附。天下官田每年的收入，是用来供养卫士、供给戍卒的。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后，历朝把这些田地分赐给诸王、公主、驸马以及百官、宦者、寺观等，于是命令中书省用海运粮食折价补偿，白白耗费国家储备。得到田地的人家，各自任用当地奸吏做庄官，催收甲斗等税粮，巧立名目多加收取；又驱使邮传人员，征求粮食供给，欺压州县，强令它们补偿拖欠，到了交仓之日，又变卖田产来归还。官府相互怨恨，农民困窘逃散。臣等认为：诸王、公主、驸马、寺观等，应当按照赐给公主桑哥剌吉和普安三寺的制度，把田租交入公库，再按月计算价值折发钞币；命有司同时令其输送给省部，由大都支给。至于赐给百官和宦者的田地，应全部收回官府，并写入法令。国家的经常费用，都取自百姓。世祖时，淮北内地只缴纳丁税。铁木迭儿做宰相时，专门致力于聚敛，派使者清查两淮、河南的田地，重复加重征收粮税；又把两淮、荆襄的沙地荒滩按熟田征税，借求虚名来兴利，导致农民流离迁徙。臣等认为：应当依照旧制，只征丁税；对于清查后加重、重复征收的粮税，以及沙滩荒地不能按田亩耕种而征收的税，全部免除。世祖的制度是：凡有田地的人都必须服役；百姓典当、出卖田地，谁收入田地，谁就随之成为纳役户。铁木迭儿做宰相时，接受江南各寺院的贿赂，奏请规定僧人买到民田的，不必服里正、主首等差役，直到今天仍毒害平民。臣等认为：只有历朝赐给僧寺的田地和亡宋旧有产业，依照旧制不征差役；僧道典当、买卖的民田，以及民间施舍给他们的产业，都应当一律服役，并写入法令。僧人、道士出家，屏弃妻子儿女，本来是想超脱尘世之外，因此国家优待他们，使他们不承担徭役，并且安排在官寺中居住。他们应当以清净绝俗为本心，诵经为皇帝祝寿。近年以来，僧道往往蓄养妻子儿女，与常人没有不同，如蔡道泰、班讲主一类人，伤害他人、放纵欲望、败坏教法而触犯刑律的，哪里数得清！让这种人主持祠祀典礼，岂不是亵渎上天、冒犯神灵吗！臣等议定：僧道中蓄养妻子儿女的，应按旧制治罪，罢免遣散，使其还为平民。奖赏功劳、劝勉善行，是君主掌握的重要权柄，哪里适宜轻易拿来给予别人。世祖在位三十五年，身边的臣下即使受到特别宠爱，也没有听说过无功而得到一次赏赐的。近年以来，赏赐泛滥，大概是因为近侍之人在皇帝面有喜色时窥伺机会，有的说缺少钱财、没有住宅，有的说嫁女儿、娶媳妇，有的献上技艺或物品，实际上没有丝毫功劳和一点善行，却互相递相奏请，要求以赏赐回报，侵占国家的金银珠玉以及籍没所得的人畜产业。像这样无功受赏，凭什么激励劝勉？既损害财用，又打开了邀宠求幸的门路。臣等议定：不是有功勋、劳绩、成效，并且有明确真实事迹的，不应给予赏赐，请著为法令。臣等所说的这些事：弑逆尚未讨伐，奸恶尚未铲除，忠臣的愤恨尚未昭雪，冤屈尚未得到审理，政令不能取信于民，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没有节制，民众怨恨、神明震怒，这些都足以感伤天地间的和气。只请陛下裁量取舍，以回应上天的意旨，消除平息灾变。（录自《元史》卷一百七十五《张珪传》） 曹元用

译论应天应当注重实际而不在于文饰【篇名为编者所加。】顺应天意要靠实际行动而不在于形式文饰；修养德行、彰明政事，才是顺应天意的实际内容。应当节省浮泛的费用，节制财用，选拔称职的守令，救济贫民，严肃禋祀，减少佛事，停止营造以舒缓民力，慎重赏罚以显示劝善惩恶。（录自《元史》卷一百七十二《曹元用传》） 许有壬 关于风宪的十件事 查得延佑三年六月，钦奉圣旨，发布《作新风宪》一条：监察御史、廉访司官员，凡是利弊可以兴革、军民疾苦与时政密切相关的事情，都应尽心陈述，以供朝廷采择。又至治改元诏书说：天下广大，机要政务繁多，广泛采纳民间言论，才可能周全了解。从今以后，内外七品以上官员有宏大的谋划、长远的策略，可以救济世道、安定百姓的，应密封呈送中书省。我想到自己卑微寒苦，屡次承蒙选拔录用。凡是宏谋长策中值得采纳的，哪里是浅薄才学所能知晓的？既然朝廷广泛采纳民间言论，又向各级官员询问，我承受进言的职责，怎敢不竭尽愚诚。我曾认为，天下事务并非一端，设置官署、划分职守，各有主管的部门。而各种官职中，风宪尤其重要，因为它要纠察百官的违法失职，向百官显示行为规范。所以任用风宪官，必须选取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办理政事，也必须做到天下最公正。奉行法令、持守公道，细微之处都不能有差错；然后才可以责求别人，从没有自己做不到却责怪别人做得不够的道理。近来掌管风宪的机构，有的已有成法却不能奉行；有的虽有旧规，但事情又应有所增减。至于整治庭院、荒田等事，我没有听说过，所以不敢涉及其他，而把风宪十事具体陈述如下。选取补用书吏 书吏名义上的差役地位很轻，但所关联的事务极为重要；补用他们的办法屡有变更。之所以不怕烦琐，必定是想选得合适的人才罢了。然而法令改得越严密，得到合适人才就越困难；事务因此壅滞，法令也遭破坏，弊端更加严重。以至于外面的郡邑、里面的朝廷，一说到这类人，无不皱眉。难道天下果真没有这样的人，因而立法终究不能完善吗？为什么不追究其中的原因呢？天下人才本来就难得，而宪司的职权确实很重。事务重大，庸人便无力胜任；权力重大，小人便会借此营私。纲纪败坏，多半由此而来。若能依照规定，令管民的文资正官出于公心保举，廉访司官复核调查，结果相同，再经当面考试合格后补用；如有不合规定，就把原保举官、复核官、考试正官和首领官一并罢黜，使该书吏判罪勒令停职，那么还担心选不到合适的人吗？如今保举的人，大多不是有权势力量的人便得不到；复核调查只是用文书敷衍，极其没有意义。面试之日，大家都与文书所说相同；真正能在公堂执笔、落纸成文的，大概百人中只有一两个。主持考试的官员起初哪里一定有私意，不过是认为让人辛苦奔波到这种地步，忍心让他流离奔走、最终不能成功而回去，出发点虽好，但国事怎么办呢？后来的人又都这样，长久沿袭下去，就使宪司始终不能真正得到人才。假使当面依例必考，即使原保举和复核已经完成，只要其中有不实之处，就会全部自行退出而不必驱逐。这样难道不能革除一切弊端吗？至于败缺失职的情况，往往都有，却从未听说真正有人被黜退治罪，人们又有什么畏惧而不因循旧习呢？补用书吏的办法，以此作为纲领，始终相互维系；只要切实执行，自然会得到人才。至于具体条目的增减，也有不能不涉及的地方。岁贡的儒生，虽有聪敏明达的资质，但突然从事未经考试的事务，大概不容易。今后必须年满三十岁，复核调查完备，并先任路吏考核一届。三台的典吏，虽然平素熟悉案牍，但资质各有不同，工作优劣便相差很大。凡应充任书吏的，也应先任路吏考核一届，然后考试补用。官府既然录用了他，他便能发挥才能，也会乐于任事。奏差这种差役名义上稍轻，如今却都可以转补。书吏起初由州吏选充，比起路吏来，历练较浅，但晋升又较优，应当从岁贡中未能补用路吏的人里举荐、考察并选用，依例考试补用。书吏制度这样办理，纲与目相互维持，申明旧有纲领，斟酌新增条目，在补用之初就要求必须考试。如果有败缺失职，就一定严惩原保举官吏，毫不宽恕。这样人人都有警戒，人才自然就能得到。会议事务时返回总司 查得《作新风宪》诏书规定：各道分司如果不遍历察看百姓的利害、官吏的贪廉，哪里能够周全了解？除廉访司使留守司署、刷按置司所在地外，其余官员拟定每年八月中旬分道巡察，到次年四月中旬返回总司。如果不按期出巡，或巡察未遍便借故返回，或虽按期返回总司却没有遍历辖境，或者应当办结的事情没有办结，听凭总司上报御史台处置。我私下认为，外地的远郡偏邑，小民受尽苦难而不能前来申诉，贪污官吏乘机肆意施暴却安然自得；宪司官员若不亲自到当地、诚心查访，实在难以周遍知晓。朝廷立法，是认为旧制规定的日期过于紧迫，不能遍历各地，所以改定八月中旬分巡、四月中旬回司，正是要责成他们遍历郡邑、办完事务。如今每到分司巡察的时候，总司按时分道发出印信，但各官因循拖留，不到半月二十天不能出发。总司不得不催促，于是造成怨恨和隔阂，妨害公务。至于文书往来，自有递铺；如果说是重大事务，也自有定额设置的差役乘驿往来。或者另有必须当面讨论、相互裁决的事情，需要经手且熟悉始末的人，书吏本来就是合适的人。

译如今每逢会议公事，司官必定带领吏属亲自返回总司，驿马供应的劳费、郡邑官府的迎送，以及因循拖延的岁月，使事务废弛；一次往返，损失竟然如此之多。又每逢诏书赦令，不管条款规定应当如何办理，都借口尚未收到通行文书，按惯例返回，直等到申明文书下达后才出司。即使有明文规定赦前应当追究会办的事情，也一概不查看。至于考核、复核、体察之事，与赦文毫不相干，却一概置之不理，这尤其不能不加以论述。考察过去通行的惯例就可以看出。如今遇到赦令，不过照抄先前颁发的例文，说应当比照前例一体施行。省部拟议，大多都依据旧有格式，反复再三，层层沿袭。难道可以借此为名，就说没有事情可办吗？假如有一两件新事是旧例没有规定的，等到奉到明确诏令之日再施行，与其他事务并不相妨。推究其中原因，一是妻子儿女在家，急于回去看望；二是推辞困难、躲避事务，玩忽荒废岁月，只求因循苟且、积累资历罢了。百姓的利害、官员的贪廉，他们大概漠不关心。外郡远邑盼望分司到来，就像饥渴的人等待饮食一样。一件事还没有办完，就飘然返回，他们的失望会是什么样呢？有些已经被告发的人尚未审问追究，他们便会挟恨报仇，恰好只会加重百姓的祸害。他们得以推辞的理由，只是说没有事情可办，却白白耗费供应。如果果真一件事也没有，仅仅监临州郡，用来消除贪邪、保护困苦疲敝的百姓，其作用也无法尽言，供应的费用又能有多少？遇到赦令而可以办理的事情，多得数不清。除出司不按期以及没有遍历而已有明文规定外，今后凡是会议公事，重大事务只许派书吏返回总司，分司官员应当禁止返回。若遇诏书赦令，也只应在所分管的州县等待通行惯例并依例办理。其余应办的事务，等到四月中旬依例返回，这样或许可以避免事务荒废弛缓。文书案件拖延 设置风纪机构，重在振兴整肃纲纪、宣扬彰明风化、镇压遏制奸邪。至于核查磨勘案牍，不过是簿书期限事务的末节。然而刑狱轻重、钱粮收支，都隐藏在精巧缜密和繁杂琐碎之中，所以核查时尤其应当留意。各司文案，宪司都可以治理：迟延的督促其办理，错误的厘正使其改正，按照轻重施加处罚。即使一件文书、一纸札子办理失误，拖延十天半月，也一定要核查而不宽恕。至于宪司自己的事务，错误和迟延又有多少呢？首领官虽有检举之名，分司返回时也有核查之说，但常人的情性是不知警戒畏惧，习惯于旧常，亲狎于私情，最终只是置之不问罢了。假如把核查有司的办法用来对待他们，又将如何措手处理呢？有些总司已经立案，等待分司出巡时办理。分司返回之日，有的说回司日期已近，有的说巡察尚未到达那里，有的便转行委托官员办理文卷，并把回牒连同文书送回总司。第二年出司，又重复这样办理。文卷搬运往来，有的竟拖到二三年。本司尚且如此，却想责怪有司迟慢，能不令人感叹吗？书吏权力重大，是上下共同忧虑的问题，但没有人追究其所以然，请允许我借此加以说明。分司出巡时，官吏不过三四人。如果担任官员的都熟悉案牍、精通事务，那么担任书吏的人即使想上下其手、卖弄智巧、作奸犯科，又怎么能够做到呢？有些官员高坐堂上，把大小事务一概交给书吏，是否准行完全不查看记录，那么事务权力即使不想归于书吏，也不可能；书吏即使想推辞，也不可能。有时见解不同，书吏所坚持的虽是正确的，却不能抗拒长官的势力，因此不诡诈顺从的很少。我查考按察司设置书吏的情况，当时的议论原本事事周全，只因用人不当，不能没有弊端，于是把他们视为冗员而革除。如今若想消除事务拖延、削弱书吏过重的权力，不如每道仍旧设置书吏四名，巡行时分道出发，辅助谋划、公正议事，扶持纲纪；返回总司后专门负责轮流检举、核查文案。三台察院也应各设置一员，并与各道同时实行。台察院考核期满的书吏，应任提控案牍；在儒贡书吏中任职两考以上的，选取充任一考后，依例入流。这样，案牍可以免除拖延之患，而书吏权力过重的问题也会自然减轻。荐举官员 治理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选取人才的方法，必须极尽天下公论，然后才能穷尽天下人才。荐举的办法固然是选取人才的急务，但如果举荐不合道理，恐怕又会留下遗漏人才的遗憾。今天的事情，姑且试从四方面来说：荐举中做得不够完善的有三项，而引导人们竞相争逐的有一项。所谓做得不完善的，第一是以五事举人的弊端。五事的条目，虽然沿袭已久，实际上只是虚文。户口增加，不过是分居、放良、投户、还俗，或者流移到此地；一处减少、一处增加，这又能有什么作用？江南的田地在水中围田种植，齐鲁之地无论肥地瘠地都已耕治，即使有真正的人才，也未必能使五事全部具备。辽海的沙漠苍茫，巴蜀的山林溪洞，即使有龚遂、黄霸那样的官员接连治理，能使田野全部开辟吗？想使盗贼减少，却有盗贼藏匿不上报；要求诉讼文书简少，连本应审理的案件也置之不问。至于赋役，上下贫富、等级科派，自有一定规章。完全奉行也只是职责之内，实际成效却渺茫，民生凋敝日益严重。既然一定要凭五事全部完备来选取人才，谁不会在纸面上巧加粉饰？况且条例明说，所举之人一旦有败缺，罪责还要连及原先举荐、考察的官员。

译如今有败缺的人不知有多少，却没有听说有人被黜退治责。难怪他们玩忽惯习、苟且敷衍，若非有恩情便不肯举荐。今后不如令监察御史、廉访司官员，凡路、府、州、县官，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不必拘泥于五事，明确说明其才能和政绩，列出清楚真实的事迹，以备采择；并严格实行连坐处罚的条款，必须惩罚，毫不宽恕，这样人才自然会得到。第二是不明确说明所长的弊端。人才是古今都难得的，每个人都有能做和不能做的事，不可强求其短处而废弃其长处。近年以来，常见荐举文书一概都只推荐可以任风宪、言路的人员。至于治理百姓、用兵、理财、审理诉讼、掌管文书、参赞幕府、考核工务、明晓技术的人，世上难道没有吗？但见于荐举文书的，大概百人中没有一两个。今后应当分别说明各人的长处，到了省部按类别登记，以供采择，使铨选任用时各自适合其才。第三是联名荐举相同人员的弊端。监察御史荐举人才时，多半拉拢同列官员，联署满纸。同署的人又会反过来荐举他们，也要求别人联署。即使有平素并不相知的人，也难免委曲顺从，几乎像回礼一样，大概是因为平日彼此往来已有惯例。人与人相知，各有深浅，却一定要共同署名，实在违背公论。今后应当令官员单独署名荐举；如果确实有别人也知道其贤能，也应另外具写荐状，这样或许可以革除相互牵连的弊端。至于那一项引导人们竞相争逐的弊端，近来见到荐举来的五事俱备、廉能的官员，宪台已经将其除授提升，后来又把他们呈送省部，于是他们便经营求取升等、减资。起初荐举他们，是因为认为他们可以任风纪官职，用来激励贪浊之人，使其居于清要之职，这就已经是奖赏了；却又图谋升等减资，不仅妨碍铨选法，也确实是在引导人们争竞。今后应当规定，已经由台除授的人员，不再为其升等减资；已经由省部升等减资的人，宪台如果想除授任用，必须等到再次荐举且没有瑕疵后，才予以甄录，这样或许可以稍稍压抑奔走竞争的风气。廉访使频繁改任 外任官职中，没有比宪司更重要的了。用对了人，一道之内的功效将多得无法尽说。廉访使统辖一道，副使、佥事分掌事务，分司、总司都听其处置，所以这个职位尤其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难道不可以给他一定年限，让他充分发挥长处吗？如今天下二十二道，空缺的常常十处有六七处。遍历各地精选才得到几个人，但到任不久，随即又改授他职。天下事务，如果不要求专任并且任职长久，实在难以取得成效。朝廷规定，内任以三十个月、外任以三周岁为任满期限；即使有聪明敏达、才能过人的人，对于事务的本末先后、轻重缓急、布置施行，也各有条理次序，本来就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全部完成的。《论语》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个月也就可以有些成效，一年便可有所成；三年则会有成就。’孔子是大圣人，在任一年的时间里也只能大致布置纲纪。至于治理功绩，必须三年以后才能形成。子产辅佐郑国，第一年有人毁谤他，三年后才有人颂扬他。如今所任用的究竟是什么人呢？即使得到合适的人，也有时一年、半年、几个月便纷纷改易，座席还没有坐暖，家产耗尽于迁移，体力又疲惫于道路奔波。公务因此更加败坏，纲纪不能振作，原因就在这里。省台所掌职务虽有不同，但机要事务的轻重也不容易区分，大体上都是相互配合、共同希望达到治理罢了。如今宪台选用官员，官员到任之处，吏属还没有完全认识，省部的议论选用又再次改授，于是省部所任用的人，台也照样改动，竟使一个人一年内数次迁调；有时一个职位不任用任何人，全部搁置不用。人才本来就难得，却这样使用，凭什么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呢？今后廉访使既已得到合适的人，部省不得请求改用，必须等到任期将满时才听其参加选调任用。这样或许在三年之内，一道的事务能够充分施展其才。偏远地区官员空缺 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用郡邑安抚治理他们，用宪司统摄纲纪，可以说治理的设施已经全部建立了。然而远近之间，有些情况不能不加以辨别。各道司官，除廉访使留守司署、刷按置司所在地外，副使、佥事分道出巡，所到之处诉讼充塞，公务纷繁，推问案件必须公正，审判狱讼刑罚，核查文卷，巡视仓库，以及办理体覆、体察等一切公务。一旦有官员空缺，巡察尚未到达的地方，必定有人承受其弊端。如今有的地方官员空缺，便令副使、佥事留守司署，结果按治州郡的事务全都无暇顾及。腹里与边远地区，情势不同。腹里有时出现官缺，郡邑官吏尚且还会有所忌惮；即使有人放纵违法，也不过使守礼法的百姓受苦罢了。至于边远地区，山川溪洞险阻，猺、黎、夷、獠等族性情冥顽，抚养治理稍有失当，利害就很严重。官吏凭借地势偏远险阻，多半贪污，搜刮百姓财物，无所不至。若不是持掌宪法的人亲临监督、弹劾惩治，使他们有所警戒畏惧，恐怕很难安定。今年广西一道至今仍缺官，只令经历权摄司事。广东、海南、福建也都缺员，大概是已经除授的人借故不来，而到任的人不久就离开。其中的原因，也各有说法。人的常情，谁不希望自身安逸，以满足上奉父母、下养妻子的愿望呢？如今却不选择地区远近和个人是否便利，一概授予职务。即使严厉规定不赴任的罪责，也无法激发他们必定前往的意愿。江南三省相连以及广海地区，二品至七品中能够担任风宪官的，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把各道分配到相邻的地区，对曾有显著政绩、经过荐举的官员加以遴选铨除，或许人人都知道受到劝勉，也可以免除官员空缺的忧患。冗员空食俸禄妨害政事

译宪司设置官员和吏员，虽然职位大小不同，但每个人都有职掌，哪里有无事安坐、成为多余人员、白白领取俸禄，不能对治理稍有帮助，反而又危害政事的道理呢？况且司官、首领官责任重大，本来不用多说；译史负责标注、翻译文字，翻译表章；书吏负责按行、核查文书，审理推问；奏差负责往来传达，实际上就是使者；即使职位卑微的典史，也各自有事务。设置通事，本来是因为蒙古、色目官员语言不通，让他们负责传达，当然也是急需的人。然而如今各道监司，大多通晓汉人语言；不通汉语的虽然偶尔有，但二十二道中大概屈指可数。这样一来，需要使用通事的时候很少，无用的时候却很多。他们白白耗费廪禄，又取得出身资格，整日无所事事，不过倚仗司官势力，欺凌吏曹，轻视官府，擅自树立威权，恐吓有司，托请办理公事，夹带买卖，暗中庇护富民。正因为安坐食禄、无所用心，所以为自己营私谋利既专心又精巧。世人都知道书吏掌握事权过重的弊端，却不知道这类人虽然不直接掌握事权，实际事务却由他们经手，因此造成的危害表面似轻，实则很重。弊端很难全部革除，那就去掉其中最严重的。今后不如令译史兼任通事，各路也一体办理。照磨虽说是职官，但都应以廉洁为重；架阁、承发，可交给典吏办理；纸札、祗候既已成为专门事务，其余无事而安坐、白白领取俸禄的人员，也应裁减，令知事兼任。如今各道照磨空缺的地方不少，却没有听说因兼任而有所失误。有人说，寺、监三品官署是清闲衙门，都设置照磨、通事，这些可以裁减吗？回答说：风纪机构对于一件细小的事情，也应极尽天下公论。天下的冗员不知有多少，风纪机构都应提出意见加以整顿。即使不能整顿天下，难道忍心自己还蓄养冗员吗？有人又说，想借此安置这些空缺中的人员，更不是公论。谁说风纪机构会提出这种意见呢？如果承蒙详细斟酌后议定施行，也会对整顿风宪有所补益。

译铨选任用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前代是八品官职，本朝官制定为正七品。铨选规定，内任一考后升为从六品，外任两考后才升一等。按品级计算资历，丝毫不宽贷。至于宪台除授曾任御史的人，除授各道佥事为正五品职，转入台中任都事时，必定授予正四品等级。这并不是违背铨选法，而是因为御史不是百官中其他职位所能相比的：各种政务的利弊，都可以由他陈述；百官的奸邪，都可以由他纠劾。朝廷故意让他们职位低而能够进言，大概是对他们有所控制而又有适当的办法。人的常情是，期望达到尚未达到的地位，就会奋发激励，勇于任事，即使刀锯在前也有所不顾。职位低、俸禄薄，就容易舍弃，不会产生患得患失的心情；去留看得轻，办事必然勇敢。如果满足了他的愿望、达到他所求的地位，就必定委曲周旋，保全遮护。如今四品、五品官，大多都除授，甚至资历已经达到三品的也沉浮其中。他究竟还期望什么，能够奋发建立事业呢？所以事情来到时，他们含糊模棱，称作老成；闭口缩头，号称持重。临近晚年的人顾惜自身前途，考虑子孙的人留意将来，因循改授，反而把这当成了得计。今后不如先从县达鲁赤、县令中选取，再选内外六品、七品中才德足以充任的人；对资品较高的人，不必再经过通常铨选，这样或许可以使他们没有患得患失的心。又近年以来，常把怯薛人员除授为此职。聪明敏达的人固然不少，但对事务生疏的人也不能没有。也应精选其中知识优良、聪敏刚直、能够胜任其职的人来担任，这样或许适合宪纲，也不只是小小补益。以赃罚钱物赈济灾民 近来承接台札：淮西河南廉访司用没收的赃罚钱赈济饥民，奏准今后如有赈济，没俺文字，休交动支。私下认为，百姓以食物为天，时常会遇到阻隔而饥饿的忧患；国家以百姓为根本，救济灾荒实在是政务的首要之事。圣朝像养育子女一样养育百姓，给鳏寡孤独发粮供养，因水旱灾害而减免赋税、赈济抚恤，恩德诏令多得说不完。又令各地留存义粮以备荒年，勤勉抚恤已经到了极点。然而州县官员没有才干，奉行不到位，一旦不幸发生水旱灾害，平民真正得到这些恩惠的，至今还没有见到。可是经费极大，府库储藏有限，嗷嗷待哺的百姓仰赖救济，最终却无法应付，以至于卖儿卖妻；轻则成为道路上的流民，重则成为原野上的饿死者。救济他们的方法，应当像从水火中救出烧伤和溺水的人一样急迫。廉访司收取的罚钱罚物，起初本来就是从百姓那里出来的，都是贪污官吏搜刮聚敛之物；与其用于其他地方，不如归还用于救济。并且各地百姓必定要等到已经饥饿才会陈报，没有人能够预料将来而敢于预先申请。若等候明确文书，恐怕来不及。如果承蒙详细斟酌，遇有赈济邻近道分的事项，拟请等候明确诏令。其余远道的有司，如果钱粮确实不足，允许动用这些钱物，希望饥民不至于失去生计和安身之所。农桑文册 农桑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也是国家的大政，人人无论聪明愚笨，都知道它重要而且紧迫。世祖皇帝在朝廷内设置大司农司，总管天下农政。各地正官按时劝导督课农桑，没有成效的，由御史台、按察司纠察追究。又设置行司农司、劝农司，分区管理。因为农桑事务已经逐渐有了次序，后来并入按察司，增设佥事二员。后来想裁减节省，台官一同奏准：廉访司事务繁多，仍旧保留设置。此后又屡次奏准：管民官负责提调，廉访司负责体察，从未听说废弛。延佑七年四月，大司农司奏报并奉圣旨，其中规定：廉访司为农桑事务每两次增添官员，交由他们照旧管理施行；每年编造文册，送到大司农司考核比较。把责任交给廉访司，大概是为了使劝课农桑的官员知道警戒畏惧，起初并不在于文册有没有。设置文册，本来是想每年呈现种植、开垦、义粮、学校的数目，考核增减以及勤惰，以此表明廉访司亲自办理这些事务。然而养育百姓应以不扰民为先，危害政事的事情唯有虚文最严重。农桑本来是用来养民的，如今反而扰民；文册本来是用来责求实效的，如今却使实际事务废弃了。各道到了年终，便令按治辖区依照格式编造文册；路、府所属的州县，州县所属的社长、乡胥，社长、乡胥则逐家逐户到达，查验取得数目。幸而达到规定数额，就责令百姓满足报答所需；一旦没有完成，就拿他们有罪作要挟，任意索取。猪都耗尽在供应上，生计又废在奔走中。人力、纸张以及一切费用，都由首领官聚敛摊派，借此从中牟利。我过去承蒙任山北宪幕，亲眼见过这些事。而已经败露的事情也都有案卷可以查考。以一个县来看，自从编造文册以来，土地总数若干，连年栽种，只有增加没有减少。核对其成数，即使房屋围墙、池塘水井全都算作桑地，也仍然无法容纳，所以世间有‘纸上栽桑’的说法。大司农司每年汇总这些虚文，照磨完成后，只是收入架阁而已，对农事究竟有什么作用呢？分司所到的地方，公务堆积如山，尚未办完，已经迫近期限，哪里能够逐一巡视、测量、核实？何况中原太平日久，土地狭窄、人口稠密，与江南没有不同。如果承蒙详细斟酌上奏，请仍旧巡行劝课，举荐考察勤劳或懒惰者。至于登记成册的虚文，不必编造；这样百姓既不受扰，事情也能两全其美。（录自《至正集》卷七十四，清石印本，收入《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下同） 封赠 查得延佑七年改元诏书说：封赠制度，本来是用来激励劝勉臣下的，近来因为泛泛请求的人太多，于是停止中断。现在命令中书省重新制定办法，议定后举行，不要造成冗滥。我私下认为，劝善惩恶，是国家的大经大法；为国效力、贡献忠诚，是臣子的常事。但一定要有合适的劝勉方法、适当的惩罚法令，然后才能使他们竭尽自身力量、内心毫无保留地尽忠。如果不是这样，即使刑罚日益严酷，最终也无法使人改正作恶、进于行善。朝廷实行封赠，使为臣者自身尊贵，上至祖父母、父母，下及妻子儿女。天下臣僚，谁不感激奋发，想报答皇恩于万一？劝善的方法，可以说尽善尽美了。至于只要犯了收受赃物的罪，便一并追夺封赠，即使极其愚昧无知的人，看到父母已经接受的恩荣一旦被夺去，只要还有人心，难道不会惭愧悲痛吗？惩恶的方法，难道还有比这更周全的吗？这样看来，劝善惩恶没有超过这一制度的。朝廷最初实行此制时，在京七品以上官员就任时申请，都蒙受恩荣，生者死者一概沾恩；甚至有很快升迁、很快申请、再次获得赠封的人。至于外任官员，按例必须任满取得给由后才能申请，却恰好遇到制度中断，未能蒙受恩泽。

译钦奉诏旨，又允许推恩，中外臣僚没有不欣喜拥戴的。盼望超过一年，却仍未蒙实行。有的人父母亲已经衰老年迈，担心来不及在生前获得荣誉；有的人自己迫近晚年，恐怕来不及尽孝。盼望之情本来不能停止。如果承蒙仰遵明诏，俯察下情，早日颁行，不仅臣下普遍蒙受天恩，而且还能激励忠诚、劝勉孝道，对于政教风化，实在很有补益。（录自《至正集》卷七十五） 丁忧 至大四年三月，钦奉诏书：官吏遭逢父母丧而丁忧，过去已经著为法令。今后都允许服满丧制，以厚重风俗。朝廷夺情起复的蒙古、色目管军官员，不受此例限制。我私下认为，治国之道必须把教化作为根本原则，做人之道必须把孝与忠作为根本。教化不施行，即使有刑罚政令也不能实现善治；孝忠无可取，即使具备人的形体，也不足以称为完全的人。而忠诚出自孝道，所以孝又是百行中最重要的。恭敬思念圣朝以孝治理天下，考察典章礼制，除蒙古、色目人各依本民族习俗外，其余居官人员制定丁忧制度，是要使教化美善、人伦敦厚，也是治理国家的重要途径。所谓夺情起复，大概是指有道德、操行、技艺可以作为世人模范，有谋略才干可以治理国家，蒙受上天眷顾、素来享有众望的人；或者是边疆大臣、久经军务的老将，熟悉军政、具有智谋韬略，可以担当边疆重任。像这样必须任用的人，称为起复，谁会说不对呢？但有些人平庸无能，如冯翼霄，才干没有超过常人，品行又常常违背清议，只凭谄媚奸邪，也竟然冒充符合起复条件的人，实在玷污风教。应当明确上奏：除地位高、众所周知而确实必须任用的人外，一律听取圣裁；其余人员都遵守旧制。这对于治理之道，也不是小小的补益。（录自《至正集》卷七十五） 吏员 钦奉圣旨，其中规定：汉儿出身的吏员，从七品以上不得再委任；教授、秀才以及职官中选取的令史，仍依旧例委任。又经宪台奏准，监察御史、廉访司依照保举守令的例子，每年各举荐一名熟悉刑名事务的人，注授为推官。我私下认为，统一治理万邦，治理虽有多种方法，但根本原则和重要途径首先在于得到人才。论及才能，各有长短而不齐；制定法令，贵在灵活变通而不产生弊端。因此求贤择善，必须开辟多种途径；使人趋赴事务、建立功效，希望能够取得成效。我恭敬思考本朝建元以来，各项制度都修明兴举，只有科举条目虽经议论却尚未施行。出任官职，大多由吏员出身；而贡吏的办法，必须是儒生通晓吏事、吏员通晓经书，然后才能补用。后来执行不到位，考试补用之间，多不依法办理，于是贤愚混杂，政事败坏。仁宗皇帝励精图治，痛切惩治这些弊端而彻底更新制度。吏员出身者，限定最高为从七品，不让他们品秩高、权力重而得以放纵。设置科举，以德行为首来取士，以经术为先来考试，求贤的方法即使与古代相比也无愧。但是科举尚未施行时，以吏员取士，真正有学问的人也不免由此进身；一概限制他们，不能没有使贤才一同停滞的弊端。况且设置官位名器，本来是为了陶冶造就人才、鼓励人们行善。各衙门的通事、知印、宣使、奏差之类，劳逸相差悬殊，但出职品级反而较高，又能够升迁转任；唯独对吏员待遇不同，限制又特别严厉，若不是特别坚定自守的人，又凭什么受到鼓励而行善呢？如今中县以上，铨选部门有感叹人才不足的，郡邑中又多有官职空缺之处。又钦奉圣旨，每年举荐推官一人。推官是从六品官职，必须是精通刑名、通达事理、慈祥和善、历练老成的人，才可以担任。如果不扩大选取途径，也很难选举。吏员造成的弊端和政事受到的侵蚀，当然不少。但在科举尚未施行以前，儒生都充任吏员，其中贪暴粗鄙的人，限制他们本来适宜；而廉洁谨慎、儒雅有才的人，恐怕也会一并被抛弃。是否可以从颁行科举诏书之日起，规定此前已经降授为吏员的人，酌情允许升至三品；此后入役的人，最高止于从五品。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贤愚一同停滞的问题，也能使官府收到任用人才的成效。（录自《至正集》卷七十五） 纠劾副使哈只等人 士人处在低位时，尤其会把心力全部用在公事和忠诚上；掌握一个司的副职，已经是官班中清要的职位。如果守不住自己的操守，反而触犯常法，那么按照情节论处，罪责尤其重于一般刑罚。郡邑官员一点一滴的私弊，无不依法抵罪；而奸邪之人罪害十倍百倍，竟然还想去治理别人！论劾如果不明，劝善惩恶又在哪里？近来接到台札：江西省守负责体覆各道，声名事迹传到海北广东道，体察得到本司副使哈只、蔡衍等有不公之事。谨按：哈只此人，本性贪婪邪恶，才智又兼有诡诈，败坏事务不知多少，贪求财货没有满足；根据传闻，他肆意逞威，垄断牟利，是有司少见、邑中小吏也不肯做的事情。他先任海南道副使，于延佑三年十一月到任；不久出司巡察，核查石康盐课提举司的文卷。欲求之事已经满足后，便把分司印信交给随行书吏，于延佑四年二月借口生病径自回去。如今又除授本道，于至治元年二月到任；至治二年七月二十日，突然托病离开广东。蔡衍这个人，是腐儒和庸材，器量凡庸狭小，平素没有好声望，多次玷污清要官班。至治元年十一月到任，尚未见到奉公守法的微小成效，营私违法的实际罪迹却已经明确；至治二年闰五月十一日，也借口生病离开广东。如果等到声名传遍后再一并上报，因为各官都已经离职，实在担心宪台不知道，反而加以选拔提升，那就确实玷污公论。伏乞明白显示黜退斥逐，以整肃宪司纲纪。（录自《至正集》卷七十五） 辨析平章赵世延

译伏望：公论明白昭彰，可以看出朝廷政治的得失；正直之人得到申雪，才是振兴风纪、宣扬宪政。既然有所见闻，怎么能容许缄默不言？我私下见到光禄大夫、前四川行省平章赵世延，先任御史中丞时，率领监察御史，上奏弹劾奸臣帖木迭儿违法乱纪十多件事。后来，中丞朵儿赤等审问帖木迭儿属下的总领蔡云，因冯开平身死一事，将公事移交给张五十三；张五十三许诺给帖木迭儿中统钞一千锭，而本人收受替人说情的钱二百锭。事情审问清楚，赃物也追缴到官。帖木迭儿侥幸得以脱身，追究印证之后被罢职，因此心怀怨恨。到了延祐七年，他重新进入中书省，盗窃并玩弄权柄，一心报复，陷害忠良，无所不用其极。他罗织罪名，杀害中丞朵儿赤和萧拜住；又因温迪罕曾经赞助他们的行动，便以可减免死罪的罪名判处他。由于平章赵世延长期任职于蜀省，帖木迭儿便派人诱骗其房弟胥益儿哈呼，让他以赦免以前的冒名犯义、虚妄之事陷害陈告赵世延，派人拘传，赴都审问；走到半路，遇到诏书赦免而释放。帖木迭儿又派官员催促他到有关部门，命其门下心腹、尚书答里马失里非法逼讯，强迫他招认服罪，锁押后发往前方。三不剌又回到大都，受到凌辱并被无理拘禁，前后三年，意在逼他自杀。本官刚正明察而自负其节操，不肯做普通人自缢于沟渠那样的事。原告胥益儿哈呼自知所告虚妄，不敢当面出庭，因此逃亡在外，始终没有捉到。后来因本官患病，上奏奉得圣旨，准许他留在外地保养。刑部议定：胥益儿哈呼控告其房兄赵平章的各项事情，全都发生在革除帖木迭儿职权之前。原告逃亡已超过一百日，依例革除其名籍并改正处理。中书省上奏后，命他回家养病。如今恭逢圣天子登极之初，圣上眷念朵儿赤、萧拜住、温迪罕等忠良无辜遭受刑害，首先颁降恩诏，特予昭雪。平章赵世延与中丞朵儿赤等的事情，内外都众所周知，按理应当一并辨明改正。本官是朝廷的栋梁重器、柱石良材，出入省台将近三十年，辛勤劳苦，幸而逃脱虎口；像这样老成练达的人才，大概也不容易屈指计数。江南行台已经为他辨明，如果承蒙上奏，予以擢用，必定符合舆论。（录自《至正集》卷七十六） 为廉使刘藻辨明冤情 纠正过失、订正谬误，本来是宪治的常规；以美善教化移易风俗，更关系到人伦大义。所以经典记载了“子为父隐”的训诫，法律也有准许亲属相互隐瞒的条文。确实因为教化是刑政的根本，而名分义理又是教化的根本；即使所犯只是冒犯名分、违背义理之事，若告发、作证全都属实，对治理体制的伤害也已经很多。难道能让是非尚未分明、曲直尚未辨清的人，抱着终身的冤屈而死吗？圣朝已经明诏天下，将此写入定例。承受诏令、宣行奉行的人，难道可以忽视吗？我私下看到前淮东道廉访使刘藻，皇庆元年因扬州路包办酒课不便，极力陈说，议定减免瓶花价钱，于是触犯了上意。本道蛮子监司收受酒户赵胜中统钞三百锭，过了一夜到公厅，叫来交钱的人赵胜等审问，指出上下官府所收一千五百五十锭中，有刘廉使属下家人周来安的钞五十锭，于是就命赵胜等写状首告。此时原状中并没有刘廉使的名字；后来周来安外出，本官亲自派人拘捕送官。省台派官员追问，在原状之外逼迫他们供出，说周来安曾把钞一百锭转交给本使收受；事实虚实尚未查明，就把刘廉使拘押监收，之后才审问周来安，强迫他供指刘廉使。他们对本人严禁苦逼，串通强行定罪，逼迫刘廉使招认，追缴赃物到官。案件尚未结案定罪，恰逢钦赐赦免。延祐三年，我奉命出使宣抚，巡行淮东。当地耆老、士人和百姓以及赵胜等联名陈述辨明，淮东宣慰使孙通奉等也完全了解事情的真伪，都替刘藻辩白；直到现在十多年了，仍未改正。私下考虑，刘藻任职多年，报效国家无愧；他平日的操守，也为人们所熟知。不幸被冤枉诬陷贪赃，名节尽毁，含冤无处申诉，临近老年，实在可怜。假如原来所说的赃物确实存在，那就是奴仆作证陷害主人，不仅有伤风化，而且违背其他诏条，完全不是朝廷美善教化、敦厚风俗的本意。况且原状起初根本没有本官的名字，只是后来逐次在原状之外辗转供出数目。仅凭这两点，是非就已经十分分明了。如果蒙受恩悯，认为他无罪，特予照勘改正，那么或许能够使诬陷构成的案件得到澄清，而公论也有所归依。（录自《至正集》卷七十六） 弹劾中丞等人 臣下的恶行，没有比不把君主放在眼里更大的；《春秋》对臣下参与国家叛乱的讥刺，尤其严厉。所以汉朝诛杀梁冀后，他的旧属和宾客被免职、黜退的有三百多人，朝廷几乎因此空虚。确实因为大逆大恶之人，没有罪行可以比拟；而恶人的党徒，虽然罪行有轻重不同，也在必须追究之列。先王制定法律，甚至毁坏罪人的宅室、污秽其宫室。宫室本身有什么知觉，却一定要毁坏、污秽之后才罢休，是因为逆恶之人曾经居住在那里。居住之处尚且如此，何况那些由台察官员出自其门下、受其荐举的人呢？元恶帖实的罪行弥天。如今虽然已经诛杀他，但他的门下人数在各衙门中仍然很多，这是风宪方面尤其需要清理的。中丞某人，先在宣徽院同帖实交往，后来又因帖实援引进入御史台，由侍御史逐级升到这一职位。近来本贼作恶之后，曾召本官乘驿赶赴上都，他大概已经亲耳听闻帖实的事情了。本贼做知院后，侥幸离开御史台；到了九月二十一日，他又大张宴席，盛陈鼎俎，前往宅第祝贺。帖实恶逆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忍心还去媚事他？经历某人谄媚轻薄，平素缺乏历练，却因阿附而得到任用，竟掌管宪司幕府。监察御史某某某都不是执掌风纪的人才，只是做本贼的爪牙而已；他们是帖实门下，人人都知道。谨具呈上奏，请予分别处置施行。（录自《至正集》卷七十六） 论辽王

译我曾听说《尚书》说：“只有君主能够作福，只有君主能够作威。”意思是天子才可以行使这些权力。朝廷历来仁厚相承，即使普通人犯了死罪，有司也要再三审议，必须等到奏请皇帝批准，才敢执行。宗室同姓，是国家的藩屏，任用他们固然责任重大；至于生杀大权，即使普通人有罪，宗室也不敢擅自僭越，何况亲族贵重程度远在普通人之上呢！近来忒不花太子等曾参与大逆之事，这种事情即使由圣上亲自裁断，尚且要召集宗亲共同议定处置。近来脱脱辽王擅自杀害亲族八里牙等人，实在违背太祖皇帝的大法，却没有听说受到处置，朝廷内外无不忧虑疑惧。如果不及早纠正他的罪行，号令就会颠倒，威权就会下移，祖宗的法度也将无法自行施行，并且会开启将来的祸端，这实在关系到宗社的大计。我以卑职身份忝居言路，在道义上不能沉默。（录自《至正集》卷七十六） 论锁南 我曾说过，有功不赏、有罪不诛，即使唐尧虞舜也不能治理天下。奸臣帖木迭儿蒙蔽先朝，在政府专权，包藏祸心，离间宗室，擅自施行威福，诛害大臣，使先帝孤独地处在宫中，以致贼臣帖实等乘机作乱。他的儿子锁南也参与了这些事情，而且本人阴险狡猾，陷害台谏，依附凶党恶人，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此事已经弹劾上奏。如今奉命却只命令杖责，舆论因此喧腾！如果不施以极刑，怎么伸张国家法纪？乞请早日依法处置他的罪行，并命辞臣宣告逆贼等人的罪恶，昭告天下，以满足百姓的心愿，天下幸甚！（录自《至正集》卷七十六） 论班丹等人 我曾说，奸佞之人若不远离，确实会妨碍日月般的圣明；处置稍有迟疑，必然会逐渐酿成严重祸患。近来奸臣帖木迭儿的儿子班丹，因收受李文郁等人的钞锭之事败露，奉旨追问，赃物已经追缴到官，后来侥幸遇赦免罪。至于刑部尚书不答失里、徽政院使哈散儿不花等，都已经判罪、罢职、追夺财产并流放。朝廷任用的人，按理应当屏弃。班丹的兄长八里吉思欺骗君主，弟弟锁南参与叛逆，都已经诛杀并籍没家产；观音奴也因贪赃被杖一百七十。一家之内，父子兄弟险恶刚愎、凶狠残暴，无所不为。如今班丹既然已经不予叙用，不答失里、哈散儿不花等也曾被判罪、追夺、流徙，就应当闭门不出，悔过思罪；可是他却出入宫禁，秘密接近皇帝，傲慢显耀，厚颜无愧。圣天子即位之初，亲近贤人，讨论治道，思求天下太平；这些奸凶之人，哪里适宜留在身边？其余像这样犯赃并已经判罪的人，也属于同类，宜由宪台查勘，上奏后屏退黜免，实在是防微杜渐的一端。又班丹的弟弟锁住现任翰林学士、同修国史，朝廷实录按理应当严格保密。他们父子如此凶恶，难道不应载入史册吗？却让他的弟弟身居其中，亲自参与此事，实在不合适。也应当明白上奏，罢黜他，并且不许他出入宫禁，天下幸甚！（录自《至正集》卷七十六） 论帖木迭儿门下等人的事情 我私下认为，刑罚和奖赏是君主掌握的大权，也是国家盛衰所系。因此，惩罚一人而天下服从，奖赏一人而天下受到鼓励，是因为刑赏都符合实际情况。假如有功不赏、有罪不诛，邪恶势力滔滔横行，日复一日，所造成的祸害将不胜枚举。《尚书》说：“只有君主能够作福，只有君主能够作威。”这是说天子的事情。臣下却盗取、玩弄这种权力，即使所作所为表面上恰当，难道不也会发展到祸害家国、颠倒错乱、傲然横行的地步吗？自圣朝统一天下以来，论到大奸大邪，必然会想到阿合马、桑哥一类人；像帖木迭儿这样的人，罪恶还超过他们。如今正值政治教化更新之时，虽然此人已经死亡，但他的流毒遗恶伤害国体、妨碍新政的事还不知有多少。若不加以改变，他遗留下来的危害恐怕难以彻底消除。至于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身居台辅之位，却因为粮数短少这类仓官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被追夺所受的宣命，更是公论不能满意的事。他们门下的同恶之人，先因本官的事情败露而被逐一斥退；等到王毅等再次进入中书省，又通过含糊的奏启，将这些人逐一征召回来。有人滥受授予、骤然升迁，才非其器却忝居要职。各人都怀着私恩，必然不能完全忠于国家。从前梁冀败亡后，他的旧属和宾客被免职、黜退的有三百多人；朝廷因此空虚，这是古今共同愤怒的结果。帖木迭儿的罪恶死有余辜，侥幸得以免死；虽然是非邪正已经昭告天下，但天下人的愤怒还没有稍稍平息。应当剖开棺材，戮尸示众，并将他的妻子儿女和家属迁徙到远方，以向天下谢罪。凡应当受到诛罚的人数，由省台派官员逐一查勘；有受冤屈的就立即昭雪，已经死亡的则加以褒奖追赠。被流放的人留在京师，也不合适，应当流放到远方险恶之地；女子分配给当地流囚，男子在当地居住服役，永远不许放回。帖实的妹妹是祸根，不要让她污染宫禁，应当立即逐出，由朝廷议定处置。凡属于各贼门下的人员，都要全部查勘，明白显示其应当黜退斥逐。这样，刑法就恰当，奸邪就知道畏惧，神人都会称快，国家福祚也将长久安宁。圣上即位之初，首先应以使人心归服、百姓安定为要务。此事实行后，人心自然归服，百姓自然安定。（录自《至正集》卷七十六） 论恶党罪行 近来帖实作恶叛逆，猪狗都不屑与他为伍，枭獍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是历代所未曾听闻、天地人鬼共同愤怒的罪行；如果只杀他本人，还不能满足人心。应当依照古法，诛灭他的全族；毁坏宅室、污秽宫室，并驱逐他的妹妹。其余只是知情的贼党，则按等级论罪，这些我已经逐项陈述过了。除帖实的弟弟和儿子已经执行诛杀外，其余一概尚未施行。民心疑惧惊骇，远远没有达到期望。我私下认为，国家发生非常变故，必须用非常法律治理。像帖实这样的人，身为台端，同时兼领数职；他的妹妹又嫁给君主，已经取得正式位次，先帝待他们的恩情超过骨肉。其余各贼，都是世代富贵之人，与皇室休戚相关；怯薛官员又是皇帝所倚托的心腹股肱。帖木儿这个赤子，本来只是微贱匹夫，却位至宰辅；子女、玉帛、房屋、田园，多得数不清，所受荣宠眷养更是无以复加。即使不图报效，怎么忍心反而成为寇仇？自古以来宫闱变乱，还没有像这次这样惨烈的！谈到这里，令人痛心欲绝，难道可以按寻常法律处置吗？况且普通杀人，罪行也必定处斩；各贼所犯的罪，应当用什么法律加以惩处？如果这样草草处理，更不施行，不仅会使神人失望，刑威失当，从今以后又凭什么治理国家？

译区区臣民的心意，也知道大臣必定会请命于圣上，而圣上英明果断，必然会有所处置；然而此事不能拖延。如今的办法，应当先震动圣上的威怒，明示大刑。凡与帖实同谋的人，都应当诛灭其族，拆毁住宅，改作污池。其余不是同谋、只是知情并跟随的人，则按等级论罪。凡被籍没的家属，应当立即追还；被罢黜的人员，应当立即收录；追夺王毅等人的宣命，应当立即发还。帖木迭儿门下在风纪部门任职的人，不能任用，这是不待言明的；其余散处于大小庶司任职服役的人，应当按照历次弹劾所列姓名查核，并调取延祐七年收回的各人文案数目，以及当时在两都现任、续用的各类人员，查明实际人数，明白宣布黜降。至于太师监修国史的僚佐、通事、译史、椽史、宣史等人，无不是靠贿赂取得职位，应当拟定为不予叙录。由职官取充的人，只按旧有资历计算，本府□□□月日不予折算。这样，天下人都知道公论所在，天网不会遗漏；是非邪正因此更加分明，奸邪之徒也知道应当受到惩戒！（录自《至正集》卷七十六） 正始十事 我私下认为，《春秋》记载天子即位，强调大一统，是因为慎重对待开始。治理国家没有比慎重开始更重要的，从来没有不能端正开端却能善终的。恭敬地想到当今皇帝以圣明神武的资质，继承大统。凡是有生命的人，谁不欢欣踊跃，想看到全新的政治局面？况且在政权交接之际，圣明之君相承，即使天下安然无事，也一定要振作精神、革新开始，设法使天下耳目为之振动；何况是处在重大变故之后呢？如果不提举纲要、根据事情制定适宜措施，就必然迂缓而不切实际，对治理又有什么补益？卑职忝居言路，不敢烦琐铺陈，谨将关系新政的十件切要事项，列在后面。第一，辅佐太子。听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选择合适的人来辅导扶助他，实在是国家最急迫的首要事务。贾谊说，应当选取天下正直端方的人，让他们同太子一起居住、出入，使太子生来就看见正当的事情、听到正直的话、行走正道，前后左右都是正人，想不正也不可能。又说，太子的德善在于及早教谕。内心还没有放纵时就先加以教导，教化便容易形成。这是古今不变的至理，也是使国家安定长久的上策。恭敬地想到当今皇帝正值盛年，正是万年大业开始起步之时，又有天地、祖宗、社稷的保佑；太子具有金玉般的美好资质，天性聪明，是稳固如泰山盘石的根基。正当他嗜欲尚未开启、心志尚未确定之时，首先应选择正人端士来辅导扶助他，用祖宗的宝训以及汉人的文书教育他，使他知道创业的艰难、治乱兴亡的成因，培养德行功业，使学习与本性融为一体。这样根本端正，天下就安定了。第二，选择长官。听说一个家族的兴衰，取决于主持家政的人；官府的废兴，取决于长官的责任。像中书省总理机务，枢密院掌握军政，台宪司掌风纪，担负这些职责的人，可以说责任重大，应当在蒙古人中选择老成历练、敦厚公忠的人任用。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又应让他长期任职，要求他一定办成，那么天下的事情或许就能有所成就。世祖皇帝时，担任台省官而终其身任职的人很多，所以当时的治理，比之古代也无愧色。六部、二品衙门、行省、行台、宣司的首长官员，都应当一体委任。不过这只是枝末，请让我说它的根本。国家每次任用大臣，从来没有不为选择合适人选而困难的，这是因为平日没有制度化地储备和培养人才。深山中的树木，必须长到参天之后，才能胜任大厦栋梁，这难道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吗？如果急于任用，把只能合抱的小树拿来做栋梁，不仅会折断不能承受，导致倾覆受害的人也会很多。培养人才的方法没有别的，就在于学校。世祖皇帝任用许鲁斋为国子先生，当时蒙古生员受到教育、成为人才的，不知有多少！甚至怯薛、鹰房中的人，也都知道所谓三纲五常。如今的求学者，不过是粗略认识文字，又把学习废弃，使乳臭未干的年轻人突然担任重任，他们哪里知道礼义廉耻是什么？只想着保住自己的富贵，又哪里知道君臣之义？败坏事情、丧失性命，正是他们应得的结果。今后应当命令蒙古人员的子孙弟侄必须入学，培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所成就，然后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他日必定会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出现，供国家重用；即使最差的人，也一定会知道君臣之义。这件事看似迂缓，实际上最切合政务。第三，建立宫禁通籍制度。听说富贵人家的子弟尚且不坐在高堂边缘，身为万乘之尊，哪里可以毫无防备？所以帝王深居九重，宫室和宿卫严肃周密，正是为了预防非常变故，为祖宗、社稷的万年大计着想。《周官·小宰》记载治理宫禁的制度，《刑统》对擅自闯入宫禁也规定了轻重不同的罪罚。我朝建国以来一向宽厚相承，凡遇朝贺，即使奴仆之类也可以一直走到廊庑，纵观行礼；平时无事、大臣入宫奏对时，随从的吏卒也都可以入内。这虽然显得宽广无边，大力表示宽容，但小人哪里懂得其中的道理，因此不能不谨慎。负责宫门禁令的人，只看衣服的华美或破旧就决定出入：朝士穿着破衣，便遭棰打；士卒仆隶穿着鲜丽，却能自由往来。贵贱毫无分别，竟到了这种地步！况且“禁”的意思就是禁止，是禁阻人使其不能到达。如今一概不加禁止，那么设置禁卫究竟是为了什么？应当确定日期，命令省部会同有关衙门，参酌汉唐制度，建立通籍法；这件事关系重大。第四，削除兼领军职。听说总揽威权，是君主的事情。臣下承担职责，怎么能让他们有超越职位、超过分限的权力？所以天下太平时要重视宰相，有事变时则把责任交给将帅。世祖皇帝设立中书省总理机务，设立枢密院治理军旅；治理百姓的不参与军务，治理军队的不参与民政，用来防止权力混杂的制度界限分明，不可逾越。近来逐渐混乱，例如元恶帖实，既任台端，又兼领军卫；他虽然包藏祸心，固然难以测度，但能够倚仗威势、借助权力，确实由此而来。常人的心理，手里有鞭杖就想抽打，没有这种东西也就没有这种念头。又如想打人时，空拳赤手，虽然想逞强，也有人能够制服；一旦给他穿上铠甲、授予兵器，他就会无所不为。应当查核各衙门官员，凡兼领军职、统领各卫的，都一律削除其军职，以便在奸邪尚未萌发时消除祸根，也为无知小人免受诱惑。

译第五，太平时期整治武备。听说有文治之事必有武备，又说有了准备就没有忧患。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毫无准备更大的。山居之处有虎狼之患，就加高墙垣；富贵人家有盗贼之患，就加固门闩锁钥；治理天下难道反而可以不作准备吗？准备的方法，就在于整治军队。抵御外侮、使四海统一、亿万百姓安宁，即使大奸雄也不敢轻举妄动，完全取决于此。太平日久，人们仗恃军队无用，士卒日益懒惰，将领日益迟钝。将帅承袭父祖职位，旧部也都按惯例成为富贵子弟。乳臭未干的人只追逐声色，习惯于搜刮剥削，甚至有人连弓都拉不开。士卒不是年老病弱，就是幼小羸弱；不是冒名顶替，就是雇人代役，连兵器装备的好坏都不知道，更谈不上搏击、格斗、刺杀的方法。军户日益消耗，奥鲁官不知体恤，管军官日复一日侵削，军户困苦疲弊，无法供应军需、承担屯戍，这种情况到处都是。天下无事时也就罢了，一旦需要用兵，又怎么办呢？应当命令枢密院研究救治、整顿和训练的方法，先从五卫开始，再推广到天下屯戍之处，必须使官员懂得调度，士卒懂得作战，不能因为没有老鼠，就养着不会捕鼠的猫。这是太平时期的首要事务。第六，处置逆贼的妻妾。听说发生非常变故，必须用非常法律治理。近来的元恶诸贼承受朝廷恩宠，即使海岳也不足以比喻恩宠的高深；怯薛的设置，又是无疑把他们当作心腹股肱来倚托。一旦发生这样的变故，即使诛灭他们九族，也不足以稍稍洗雪天下人的愤怒。恭敬地想到今上皇帝以雷霆般的决断，消灭了枭獍般的恶人，连襁褓中的孩子也一个不留，京师万民无不鼓舞欢跃。但各贼的妻妾还没有处置。各贼在世时，她们共同享受富贵；她们丈夫所犯的罪，是历代所未曾听闻、天地人鬼共同愤怒的罪行。如果不以非常法律治理，就好比遭受万斤重物打击，却只用寸许小棍回击。应当将同谋诸贼的妻妾一体论罪，或者流放远方，分配给流囚。对于那些被各贼索取来作妻、因此同享富贵的女子，不能一旦遇到祸变，就把夫家看作旅舍，习惯于玩弄诛戮而安然自处，使纲常扫地；这种事情应当严加禁止。索取者和奏请者都应治罪，这样或许可以使刑罚轻重适宜。第七，重新颁诏以纠正先前的赦令。听说命令发出后只能执行，不能反复改变，这是通常的原则。不得已而处置天下变故时，如果一定拘泥古法、被常规蒙蔽，也实在太不通达了。近来各贼作恶叛逆，消息传遍四方，震惊了天下人的耳目。后来诏告天下，除杀害祖父母、父母以及妻妾杀害丈夫不赦免外，其余如谋反、大逆、奴婢杀害主人等，都予以赦免。百姓听到后，不能不产生疑惑。哪里知道各贼当时雄踞两都，有的掌握兵权，有的控制省印，有的身在宪台，遍布要害之地，号令百姓；皇帝的车驾远在数千里外，朝廷一旦轻率行动，居庸关就可能守不住。当时危急的形势转眼即可逆转，虽然按理说恶逆之徒必然伏诛，但两都的百姓先要遭受肝脑涂地的灾难。圣上深谋远虑，决断自有安排，不愿轻率发动而贻害百姓，所以先用宽大的恩典消除他们的疑虑，使恶逆之徒有所自安，不至于狂妄肆行或另生变乱。等到神机发动，诛杀元恶，只烦劳一名使者而已；这是自古圣王也不能做到的。然而先前颁行的诏书已经传遍四方，百姓不知道实情，将会以为谋反、大逆、奴婢杀主都可以侥幸免罪。应当再次诏告天下，使人们知道恶逆之徒已经伏诛，从而大大安慰人心；其中犯谋反、大逆、奴婢杀主之罪的人，也应当重新追究，列入禁令，以作为万世纲常的助力。第八，处置帖木迭儿的家产。听说刑罚和奖赏是君主掌握的大权，也是国家盛衰的根源。近来籍没帖木迭儿的家产，生前赏赐给诸王和各人的钞、物、金银，多得无法计算。他的奸恶不必逐条陈述，因此只从刑赏大节来评论。他杀害失列门、也里失班，还把这当作功劳来夸耀；至于拜住、朵儿只、贺伯颜，天下都知道他们无罪，他却盗弄威权，使他们陷于必死。监察御史琐玉儿、哈的迷失、观音保、李谦亨等人，成珪虽然因进言论事触犯圣旨，但他的儿子唆南恰好任治书，观音保又曾揭发刘司徒的事情，因此父子内外勾连、构陷嫁祸，使这四人最终被诛杀、流放，把怨恨嫁给皇帝。又暗中勾结逆贼帖实，导致先帝突然崩逝，这些都是帖木迭儿替其谋划铺路的。近来奉圣旨，免除对其家产的抄没。圣上励精图治之初，刑赏大节尤其应当适当。应当依旧判决没收他各个儿子的家产。他们先因事情败露而获免，后来分散另居，足以看出他们预先安排了“三窟”之计。应当依照哈散诸子的先例，一体籍没，并将家属迁发远方，以向天下谢罪。第九，籍没家产以补充经费。我私下认为，臣下的奸邪既已依法诛除，民间百姓的疾苦就应当首先研究解决。近来巨贪和积恶已久的人相继被诛除，籍没他们的家产，动辄以万计；这些财产却因为有人蒙蔽朝廷、奏请保留，不能补充经费。监察御史建议明确建立册籍，拨付省部，以帮助经费；如果确有特别赏赐，必须经中书省明白奏请后，才能发放，圣上已经俯允。近来帖木迭儿恶迹败露，籍没其家产。他本人的罪恶不必多说，他家财富之多也是天下共知的；云南、吐蕃的杀戮掠夺，中书、宣政的搜刮克剥，卖官鬻狱、滥加赏赐、冒领支出等，名目虽多，无不是剥削百姓膏血得来的。借此实行惠民之道，也就是不增加额外负担而施惠于民。圣朝富有四海，难道要靠区区盐价才会富足吗？旧盐价每引增加到□□，已经到了极点。帖木迭儿为了邀功逐利，又增加一锭，导致盐价飞涨；百姓一天也不能没有盐，却因此陷于艰难，盐课也因而难以继续办理。又江南无地人户被科派包银，每户定额缴纳二两，折合至元钞十贯。虽说要查验各家财力等级，却一律摊派解送官库。

译铺席中的富实之家固然不是没有，但贫苦下户多得数不胜数。所经营铺席的本钱有不足一锭、半锭的，却按无田地而有经营的例子科派包银，实在难以承受；至治三年承蒙免征，但原定数额仍然存在。帖木迭儿及其诸子，以及失列门、也里、也班、黑驴、哈散、小罗也里牙、阿撒尔不花等人的家产，都已经籍没。又从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到现在，凡是赏赐臣下而判没的钱物、田土、房屋、人口，都应全部追还官府。计算总数，共有若干，拨付省部收掌；把帖木迭儿后来增加的盐课和包银一并废止，不仅可以使民力稍得苏息，也能使各地盐课容易办理。从前梁冀败亡，朝廷没收他的财货，使天下税租减半，又分散他的苑囿，让贫民以此谋生，古今都称赞其美。如今正值改革更新之时，天下正拭目以待，这正是其中的大事。第十，节省没有益处的费用。听说去除奢侈、崇尚节俭，才能教化百姓；节约用度、爱护人民，可以使国家富足。朝廷对于财用，一天也不能缺少。即使自古治理极好的时代，也没有不是从百姓那里取得财物的；只是取之有道，量入为出，所以国家没有匮乏，百姓没有疲困。中统至元初年，南方供应大军所需，北方供给防守费用，国库尚且有余粮，府库尚且有余财。江南平定以后，江淮的财物都收入库藏，积蓄充盈于外，从未听说有一丝一毫无功的赏赐、一点一滴不应有的费用。至大以来，赏赐没有限度，营造工程不知节制，其他一切耗损财物的事情也数不胜数，于是经费开始出现不足的忧患。所以多年以来，常以银粮不够为忧患，进一步寻求生财的方法，甚至搜括蚕丝，不遗漏丝毫，却仍然不足，为什么呢？只是使用财物不节制罢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财用不节制，祸害必然波及百姓。圣上即位之初，正当承受近年大量耗费之后的弊端，应当继承其后果而加以革除，诏告天下，凡属于官府工役、营造工程的，一律停罢；这是耗财最严重的事项，应当首先去除，这就抓住了节用的大端。天下百姓将无比庆幸。应当命中书省研究办理，凡是像营造工程这样耗损财物的事项，都明确分条列出，逐项节省。依照世祖皇帝使用财物的办法去做，那么四海之内家家富足、人人充裕；这是新政中最切要的事情。（录自《至正集》卷七十七） 马祖常 陈述十五件政事 我私下想到，古代设置言事官，并不只是拾取百官的短处、查核各司的文案，也是为了拾遗补阙、振举纲纪；对上关系到社稷，对下关系到百姓。礼制文章和风俗，是治理体制的所在；名号、爵位、谥号、赠典，是政治理法的体现。教化有方，善恶自然分明；施政有法，缓急自然清楚。重视粮食，农民自然勤劳；确定制度，官员自然守法；整修武备，首先应当体恤士兵；严格办事，便可以勉励官吏。事情若要探究始末，言语似乎会涉及繁杂；总的论述难以详尽，分条剖析却容易陈述。现将所要陈述的十五件事情，逐一开列如下。应当具文呈送宪台详查，伏请上奏施行。第一，天子上承天地，下承祖宗，社稷寄托于他，百姓仰赖于他，地位崇高尊贵，无可比拟；对他的奉养应当极其精美，对他的保卫爱护应当极其严密。大的方面是一饮一食，小的方面是一颦一笑；如果能够调养圣体，使其凝聚并顺应中和之气，那么清明之德就在圣躬，吉善之事都会相应而来。恭敬地认为，皇上仁爱如尧，节俭如禹，伏愿更加重视承继天地、祖宗的宏大基业；在进御饮食时，应以有益于荣养卫气的玉食为先。至于酒醴，固然是粮食和麦子酿成的，但还请在进御之际，命近侍臣僚思考“一献百拜”的礼义，那么天下百姓将无比幸甚。第一，郊祀是国家的大礼，古代最为尊崇。恭敬地想到圣上仁慈孝敬，超过历代帝王，伏愿今后举行郊祀时，大驾亲自到南郊举行祭祀，亲自裸献于太室；这样天地将降下回报，神明将赐予福祉，四海内外都仰望圣德太平之福，万民幸甚。第一，大内正衙，是古代帝王朝见百官的地方，今天就是大明殿。宫阙高耸盘曲，城墙环绕，这是祖宗曾经临御之处，也是百姓瞻仰之所。如今圣上谦德更加恭谨，还居住在东宫旧处，我私下担心百姓的观感和听闻有所不明。伏愿皇上赐驾大明正衙，以镇服华夏，使自身与天地相合。为什么这样说？譬如日月星辰各按次序运行，万物便受到光照，众生便仰赖光明。第一，百官朝见、奏陈政事，古代有朝仪。如今国家拥有天下已经百年，典章文物都应当灿然完备，光耀超过前代。恭逢圣上是崇尚文明的君主，像科举取士、吏员降等之类，已经多次恢复古制；唯独朝仪的制度没有讲求实行，使后世无从观摩，这对于国家太平礼乐的盛况实在是一项缺失。况且群臣奏对时，御史手执记事简册，史官手执笔，缙绅佩玉，庄严地列于左右，那么即使有人心怀奸利、想求官求赏，也不敢公开说出口。如果蒙受圣上听闻，命中书省会同文翰衙门官员研究斟酌，参照古今适宜的制度，或者三日、两日举行一次常朝，那么治理之道就会彰明，百姓也会得到福祉。第一，古代治理国家，大概都有礼乐，并不只是把刑法末节当作政务。凡有道之世，所有措施设施都保存着礼乐的意义。恭敬地想到圣上的君德光明，孝慈纯备；从前居于潜邸时，招致天下儒学之臣，延请海内知名之士，礼乐文物都与圣性相合。所以即位以来，提倡儒术而抑制吏道，珍禽异兽而断绝游猎，清心寡欲，百姓和万物都丰足，这就是任用儒者的成效，已经得到验证。只是还没有听说如今皇帝图谋治理时，左右有多少天下儒学之臣，海内知名之士又有多少。伏愿宪台上奏，请求依照古代治理的方法，命朝臣集议典章制度，请实行皇太子视学、齿冑的礼仪，向天下明示教化的根本。即使圣上的道德修养、仁孝温文已经深厚至极，见闻和习染仍在熏陶之中。我先前已经上章疏，特意请求选择师傅及左右辅导之人，至今尚未得到施行。然而区区心意，实在念念不忘于此，迫切之情难以胜言。

译第一，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府的掾史，虽然职掌文书，也每天辅佐大臣处理政务。伏请上奏，设立律学、算学博士，命随朝二品、三品正流衙门的吏人中想要转补三府掾史的人，根据所学专业，在律学、算学博士面前考试；依照科举制度，派监察御史监试，由吏部、礼部官员主持考试。每年举行一次考试，那么三府就能真正得到人才，下级官吏也不会有急于求进、私下钻营的行为。考试合格的人，不必限制其出身高低；不合格的人，发回原役，考满时官阶不得超过从七品。仍应预先会同有关方面发布并执行，那么任用贤才就不拘一格，公道也不会偏私。第一，各道宣慰司，除吐蕃、南诏、两广、福建外，像淮东、浙东、荆南、山东四道，都已没有作用，只是每月白白耗费俸禄，坐养官吏罢了。如果依照前代制度，直接命一道的重镇路分总管、达鲁花赤兼领本道宣慰使等职名，统辖数路，那么对上不烦劳朝廷虚设官职和人员，对下也不使数路官府彼此牵制、事务繁复，对实际事务没有益处。一、各翼军官，从万户以下直到百户的子弟中，承袭父兄职务的人，都应斟酌古今适宜的办法，设立武举，并且必须学习兵法和武艺。蒙古人、色目人只考试武艺；如果愿意考兵法，考中者可以升阶。汉人则兼试兵法、武艺，考中后才准许承袭。至于平民士人，愿意应试并考中的，可在各翼因不叙用、户绝等原因空缺的名额中提拔任用。这样，或许可以使武备不致松弛，军政略为严整。保卫国家、成就大功的事情，关系体制，绝非轻微。如果认为今日确实难以更改，那么四方效力的老将已经病死，承袭职务的骄奢脆弱子弟，只知道把酒色、皮裘、骏马当作华美享受；一旦真正要冒着箭石去应付战争、迎击强敌，不但本人会落得肝脑涂地，跟随出征的将吏死了又有什么罪过呢？卑职遍观前代历史，其中的祸患弊病，没有不是产生在太平时代的。我私下想到这些，恭敬地请求施行。一、司徒、司空，都是古代三公一类的官职，臣下的名位爵禄没有能与这两个职位相比的。圣上即位之初，裁汰冗滥，尤其慎重对待这类官职。近年屡有沈宗摄、汪元昌一类的杂流之人，也接受司空、司徒的官职，臣私下担心天下后世会把这件事传为口实，实在不妥。一、亲民的官员中，守令最为紧要。然而守令是由朝廷迁调任命的人，才能或许不高，但内心也知道畏惧。行省所差遣的府、州、司、县提控、案牍、都吏、吏目、典史之类，往往倚仗自己所任不过细小差役，便放纵奸猾，舞弄文书、违法乱法，反过来控制官长，欺诈剥削百姓。这些人原本出自贴书小吏，几十年间转而充任这种差役。卑职近来居住乡里，曾听这类人说：“我们身上没有品级，也没有子弟可以因荫叙得到任用。”推究他们最初的心态，不过是无赖之徒；如今却暗中玩弄府、州、司、县的权力，刻剥孤贫弱民来肥养自己的家属，实在令人怜悯叹息。如果蒙准将此事奏闻，请命中书省：除各路留任的流官、经历、知事、照磨外，其余一律革除。请斟酌古制，令各州判官、佥书、州事，以及各县主簿，负责勾稽本县文书簿册。这样确实可以使官制不紊乱，体统稍微均衡；人既有正式名分，办事自然不会苟且。这件事关系百姓，实在不是小事，恭敬地请求施行。一、任命将领守卫边疆，是国家的命脉。然而驾驭将领的方法，应当完全合乎正道。哪怕细微之处有一点差失，利害也会相差悬殊。首先要了解他们艰难劳苦的处境，平时让他们顺遂安逸，略去那些深文周纳、严密苛细的法规，不责求他们在小节上过分廉谨周全，然后他们就容易效死尽力，这就是驾驭将领的方法。将领不可不慎重选择；一旦选定任用，就不要怀疑。没有疑心，他就能专一；能够专一，权势就会加重；权势加重，才可以倚靠。倚靠他而他不能奏效，就召回处死，但没有轻易召回将领的道理。如今近几年接连召回北方边境的大将，似乎过于轻率。古语说：“面对敌人时更换将领，不是好的策略。”臣私下担心这一点，恭敬地请求奏闻施行。一、汉军在岭海以南征戍，每年因疾病而死的十人中有七八人。他们所属的军官，往往在军人处于危急之际，借口军人北方本家所有的牲畜、田产，厚利放贷，折算抵还，最终使其家产破败，军人也不敢有任何申辩。世袭军官这样蚕食部下军士，实在令人悲痛。今后如果蒙准，对在岭海以及漳、汀等地征戍的军人，确实患病者，除由官府负责请医诊治外，其中贫苦缺乏费用的人，在等候发遣、封装行装期间，应令当地有司酌量借给费用，待封装启程之日，从应发款项中扣除归还官府，并且不收利息。对于应当借给而不借给，或不应借给却借给的，由本道廉访司察访究治。这样，或许不致使中原军户日益困窘、军官日益富足。一、侍卫亲军，是国家根本所系。应令各卫指挥使立即进行教阅，训练武艺和体力，训养精锐之士，以便万一仓促有事时能够使用。除镇守卫所、守把关隘之外，不应一概令他们同官员一起从事营造修建，使其服役劳苦。这样就太好了。一、太常寺议定谥号，是古今美好的制度，原是要使奸人在死后有所畏惧，使善人在生前受到劝勉。近年谥号的称定极不公平。今后如果太常寺定谥不公，应令监察御史纠察弹劾，或许可以使舆论稍得伸张，也使国家典章不致废弛。一、农业和粮食，是天下的根本。士、农、工、商四民中以农为次序，百货之中以谷物为首；掌握帛布贵贱、关系百姓安危休戚的事情，粮食最为紧要！然而近年工商放纵奢侈，游手好闲的人很多，把耕种田亩的事业抛开，去经营市井末业，大概是执政者失去了劝农的方法。今后请将各路、府、州、县的达噜花赤专门管理各军，奥鲁、总管、知府、知州、县尹专门负责劝农。职责归于一处，事情才可以办成。还应进一步讲求重视粮食、劝课农业的办法，编成统一条文，发下各有司遵守。比如百姓有马、牛、骡等牲畜互相践食田苗，以及双方争告田土疆界不实等罪名，还有民间婚姻、债务拖欠金银财物等事，都准许用粮食赎罪，按折算较轻的办法办理。确有努力耕田的人，县、州劝农官等应就在现有钱粮中拨出束帛、豚肉和酒予以赏赐，然后具文申报；不实的，准许廉访司察访。这样表彰特殊、慰劳百姓，实行几年后一定会有成效。（录自《马石田文集》卷七，明刊黑口本，收入《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下同） 请慎重选择宫寮疏

译延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皇太子正式居储位，春宫各司进笺祝贺，礼仪完毕。恭敬地想，历代圣王相继承统，治理功业极为盛大，文治安宁、武功兴盛，到今天已经一百年了。圣天子高明地洞察古今军国大事的关键，早早建立天下的根本，其光明如日月，德行没有可以相比的。皇太子殿下温文仁孝，天赋美好的资质，正应当尽早招纳天下德行高尚、声望雅正、文采出众而学识广博的人士，早晚侍奉起居，陪侍在左右。辅佐培养他的美德，使他受到和谐正当的熏陶，继承三代圣王的事业，关键就在这里。《传》说：成王开始做太子时，太公任太师，周公任太傅，召公任太保，伯禽、唐叔同他交游。他眼睛不看淫靡艳丽之物，耳朵不听俳优戏笑之声，居处不接近庸俗邪僻之人。等到他成为君主时，血气已经安定，游习已经养成，即使偶有放纵之心，也不能改变已经形成的本性。如今皇太子殿下正当盛年，心神智慧日益强健，道德方面的言论、礼乐方面的事务，应当预先讲习并尽快亲近；实现这些的方法，不过是求取贤才罢了。恭敬请求今后议定建立宫寮时，召集大臣共同办理，核实寻求名实相副、确实能够调护辅翼储宫的才士，以寄托四海的希望。至于所谓下属官员和臣仆，也应精心选择，不可混杂商贾及冗杂琐屑之流。天下安危休戚的根源，确实就在这里。卑职只是出身草野的卑贱士人，错误地受到提拔任用，怎敢不把话全部说出，以稍稍减轻所承受的重大责任。（录自《马石田文集》卷七） 论秦州成纪县等地山体移动之事 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议论派遣大臣奔驰陕西，赈济抚恤灾民，向岳镇祈祷谢罪。卑职承蒙任居言官之路，虽有愚昧之见，也冒昧谨慎地陈述请求：山体移动这样的重大变故，实际上是上天的谴责，是本来不动的东西发生了移动。因此从大臣以下，各人都应辞去官位，推让贤能，畏惧戒慎、修身反省，上表奏明罪过等待处分，这样或许可以答对上帝，并使国家的大业得以绵延长久；并不只是派使者祈祷谢罪、赈恤一方一隅就能弥补的。我又私下听说，顺应天意要靠实际行动，不在于文饰形式。从前师旷回答晋平公关于石头说话的话，记载在典籍中，世世代代都应引以为鉴。如今山移之灾，按道理不会无故显示。难道不是在野之中有本应任用却没有任用的贤才，在官府中有本应进言却不进言的奸佞，因此感召了本来不动的东西使之移动，灾害蔓延到百姓身上，实在令人悲痛吗？况且端正根本、首先做好表率，关键在于细微之处。万物都能顺利生长，各项职务都能适宜，然后上下各安其位，山川才能安宁。恭敬请求宪台早日代为奏闻，任用贤才，使之与此相应。（录自《马石田文集》卷七） 请酌情迁徙流罪犯人 礼乐、刑法、政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其中有一项不修治，法度就会松弛。恭敬地想，本朝自拥有天下以来，不嗜好杀人，以仁德覆盖百姓，使他们受到涵养、滋润、温暖和培育，天下达到和谐太平。至于使用刑罚，尤其慎重。然而臣看到近年颁降恩赦诏令，其中多次没有酌情迁徙流刑犯人的条文。臣私下担心圣人爱护万物的仁心，在推施恩惠时还不够周全，因而损伤了至高的教化。死刑重罪之人，有时反而受到赦免释放，能够回去保全妻子儿女；而减死改判流罪的人，竟然没有宽宥，不能活着回到乡里，这难道是公平允当的法律吗？请求今后如有按旧例应当长期流放的罪行，另行制定长流条例；其中不应长流的，也请核验情节轻重，估量流放地点的好坏，每逢恩赦，便酌情迁移。若蒙准查考旧典施行，天下百姓将非常幸运。（录自《马石田文集》卷七） 吴莱

译论倭 臣愚昧无能，考察当今世势，我国疆域万里，东西直到太阳出没之处，南北都抵达海边。边境没有烽火报警，士卒没有箭镞损耗。外夷通过多重翻译前来，仰慕我朝风俗而表示归顺，跋山涉海，没有不来进献地方物产的。这是汉、唐盛世也未曾有过的情形。然而倭奴不过是海东一个狭小的地方，独自违背朝廷教化三十多年，奉使来往没有礼仪，倚仗险要玩弄武力，应当斩除其首领，以示诛罚才是。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立即诛讨，难道其中有什么缘故吗？臣仔细从过去的事情观察，海东之地建立国家的，大约有上百个。北起拘耶韩，南到耶马台为止，旁边又有夷洲、纻屿，人没有不是倭种的，估计都与会稽、临海隔海相望。大的有数万户，小的方圆只有一二百里，没有城郭来固守自己，也没有粮食来作为资助，只住在山林中，捕捞海产为生。汉、魏之际，他们已经同中国往来，这些人弱小而容易制服。慕容嵬曾掠取他们男女数千人，让他们捕鱼供给军粮。后来族类繁衍，渐渐懂得用兵。唐朝攻打百济，百济借用他们的兵力，在白江口战败，他们才迟疑着收兵退去。今天的倭奴已经不是过去的倭奴了。过去他们虽然极其弱小，尚且敢抵抗中国军队；现在的倭奴倚仗险要，又超过过去多少呢？先前自庆元渡海而来，战船数十艘，戈、矛、剑、戟无不齐备，锋刃锐利、淬炼精良，天下没有比它们更锋利的铁器。他们带着贵重货物公然贸易，一旦不能满足所求，就焚烧城郭，抢掠居民。海道上的军队仓促之间无法应对，追到大洋上，边战边[缺字]。狂风鼓动巨浪，前后汹涌，因失去指挥照应而相隔不止数十里，于是完全无可奈何。丧失士气、损害国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夺取他们的土地不能增加国家利益，掠取他们的人口也不能增强军队，只是凭借中国的广大而使中国受到小夷的侮辱，那么四方又有什么可以仰望的呢！唐太宗擒获颉利可汗后，靺鞨前来朝见，太宗说：“靺鞨从远方来，说明突厥已经降服了。”如今倭奴远远比不上突厥；如果他们也归附，再有许多像靺鞨这样的国家，臣恐怕后世会仿效他们。臣据此推测，倭奴之国离高丽、耽罗不远。如今戍守高丽、耽罗的军队，应当不少于数百万；戍守庆元海道的，也应当不少于数百万。近年来通过水军训练来振作士卒的气势，大船数百艘，布满海面上下，但直到现在仍不能用武力使他们服从，这是因为地域隔绝、海路险恶。偶尔出兵征讨，三军将士感慨激动、呜咽哭泣，发誓不再见父母妻子。飓风连续昼夜刮起，大鱼横行，惊撞船篙和舵，强弩来不及发射；众人咬着舌头相对而视，一旦不幸有船只覆没的危险，衣襟彼此连结，淹死者相互枕藉；侥幸有一人存活，也要拔刀砍断船舷，手指都可以捧取，亲戚之间尚且不能互相救援，连生死都无法保全，哪里还有余暇较量胜负呢？从前隋人统率五十二万人征伐高丽，高丽最终拒守而不能攻下，所凭借的不过是鸭绿江一条小河罢了！如今倭奴的强盛固然不如高丽，但大海的险恶比鸭绿水又何止强几十倍？他们大多轻捷强悍，兵器又多锋利，习惯水性如同野鸭大雁，而且又能以攻击为事。可是我国海道上的士兵，穿着铠甲而重重戍守，没有一天不面向东方望着大海叹息。假使他们倚仗强势不肯服从，即使把他们全部剿灭，也不过像摧折朽木、拉断腐物一样容易；可是他们竟然放肆自如，从未有过恐惧，若不是倚仗险要，怎么敢这样呢？吴国曾经渡海征伐夷州，俘获当地人三千，却没有因此使军力增强；隋朝曾经渡海征伐留仇，攻下几十座城，却没有因此增加国家利益，为什么呢？人的嗜好欲望不同于我们，便不能使他们生存；土地不与我国疆土相连接，便不能据有。就今天的计策而言，如果果真出兵攻击小小的倭奴，仍然没有益处。古代圣王致力于修养自己的德行，不敢把军队劳顿在远方；遇到不服从的，只发布告谕命令罢了！如今又往往派遣使臣奉朝廷旨意，乘船渡海，同外夷进行互市，这是主动向远方索求物产，远方之人怎么会被感化呢？魏文帝对辛毗说：“昨天张掖进献直径一寸的大珍珠，如今想要得到它，怎么样？”辛毗回答说：“圣王只致力于德行。四夷都来进献地方物产，即使求来并得到，也没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如今不如停止我国的互市，让他们自己贸易；中国免除逐利的名声，外夷知道以归顺为实，这个计策没有比它更便利的了。”那个倭奴，内心极其贪图利益；我们如果不以利益去诱求他们，即使不劳烦军队，他们也仍会服从。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汉建安年间，鲜卑轲比能渐渐侵扰辽东三郡，后来前来朝见，便诘问他，他说：“我虽然是外族，也是人。禽兽尚且知道选择水草肥美之地居住，何况我们人呢！先前守臣屡次用利益诱使我，使我不能放牧，所以我才反叛离去。如今恢复原来的办法，所以我才回来。”倭奴之人又渐渐懂得文字，难道反而不如轲比能吗？他们独独不知道归顺效忠，这是臣日夜扼腕咬牙、替朝廷惋惜的原因。臣年纪已经大了，每当想到傅介子、班超所做的事，总是慨然叹息。假如这两个人不在绝域奋发自立，就免不了成为乡里的普通百姓；功业或许不能在汉朝建立，直到老死也不会在后世留下声名。臣自知不能有二人的智慧，却想取得二人的功业，罪过真是死也不能容赦。幸而朝廷肯借给臣一条性命，让臣奉持告辞前往晓谕他们，也是一件奇事。议论的人一定会说：“从前曾多次派遣使者，仍然不得要领。近来又从对马、绝景等岛渡过大海，直奔太宰府；高丽、耽罗百般阻挠，扣留使臣，不让他立即见到倭奴。半夜守卫，推墙破门，喧闹叫喊，兵器和烽火交相发动。后来虽然仅仅使他们的使者来到朝廷，最终还是改变约定而不肯服从。难道认为只派一次使者就足以使他们服从吗？”臣看来，如今高丽、耽罗已经服从，尚未服从的只有倭奴；但他们也已经非常恐惧，所以现在派遣使者，不能同过去派使者相提并论。臣一定会对他们的国王说：“海东的土地，连中国一个大州都比不上；他们兵力的多少，可以推想而知。凭借如今中国的强盛却没有立即诛讨海东，是因为天子的德行，不忍心使军队劳顿于远方，并不是对海东有什么爱护。

译先前，国王你渡海而来，使我国海道军队受到惊扰，边战边[缺字]；你的辎重损失了一大半，而我国连一丝一毫也没有损失。三军将士都愤怒含恨，甚至睡觉也忘不了这件事。驻守庆元海道的人，无不披坚固铠甲，足踏强弩，佩带利剑；飞驰的战船遮蔽海面向东而去，士卒奋足跳跃，视万里风涛的险阻如同轻微之事，置生死于不顾来向国王问罪；再加上高丽、耽罗之[缺字]，他们熟悉海道、习惯水性，同你的国家相同，这是国王你要从几个方面同时受敌。然而直到现在没有立即出兵，是认为国王你尚有人心，想用礼义使你服从，又不忍劳烦军队使你受苦，所以才派使臣前来。如今朝廷攻取你的土地，不像征伐夜郎、攻取朝鲜那样，可以在那里设置城池守卫；即使越海得到土地，也不能实际占有。宝珠金帛堆积如山，朝廷并不依靠外夷的贡献；异域珍奇进献朝廷，也不需要借助你所带的贵重货物。停止我国的互市，按照国王你的方式进行贸易，是我国土地所产的东西，反而让国王得到使用。可是你们国王的名物，已经很久没有被译官转达了。一旦边境间隙开启，贸易也将受到禁绝，这对国王并无好处。早晚大军就要到来，国王一定会后悔。国王如果听从使臣的话，就能得到归顺的美名，并免受真正遭受敌患的后果。”这就是臣打算用来晓谕他们的说辞。（录自《渊颖吴先生集》卷五，《四部丛刊》本） 孔思迪 请重视夫妇之间的伦理关系【篇名由编者所加。】在人伦关系中，夫妇关系最为重要。近来看到内外大臣获罪受刑，他们的妻妾被判付给别人，似乎同本朝表彰贞节的宗旨不相符合，也同丈夫死亡后妻子终身守制的法令相违背。把失节的妇女配给有功之人，似乎也同前贤所说的“娶失节之妇来配自己，正是使她失节”的意思不同。今后凡是辜负国家的臣子，籍没其奴婢和财产即可，不必连累他的妻子儿女治罪。应当依法处刑的，就连同家属一起杀戮，不必再判付给别人；这样或许可以使妇女都能够守节。请把这定为法令。（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四） 把的于思 请停止近侍诸臣奏请恩赐【篇名由编者所加。】朝廷自去年秋天命令将领出师，平定祸乱，供应军需、赏赐将士，所花费用多得无法计算。如果拿每年的经常赋税收入来比较，支出已经超过数倍。如今诸王朝会，按旧制应供应的一切物资都还没有供给，而陕西等地又接连遭遇饥荒，饿死者相互枕藉；加上冬春交替之际，雪雨超过时令，麦苗枯死，秋田还未播种，百姓惶惶不安，流离迁徙者[缺字]。臣私下思量，现在正是国家节省费用的时候。如果有功劳确实应当赏赐，也应根据官职的高低区别轻重；这样不但可以节省费用，也可以显示劝勉作用。对于近侍诸臣奏请恩赐的请求，应当全部停止，以舒缓百姓的负担。（录自《元史》卷三十一《明宗纪》） 盖苗 谏言不要把建康的潜邸改建为佛寺【篇名由编者所加。】臣听说，使百姓服役要合乎农时，使臣下办事要合乎礼制；自古以来，没有不遵循这条道路而达到太平盛治的。陛下当年潜居建业时，居民已经困于供应劳役；如今有幸遇到这样的时运，百姓踮起脚、抬起头，盼望得到非同寻常的恩惠。现在却夺取农时来修建佛寺，又拆毁百姓住宅，使人家破产荡尽，这难道是圣人统治天下的方法吗？从前汉高帝兴起于丰、沛，便免除两县的徭役；光武中兴于南阳，便免税三年。既然不致力于这些事情，却反而隆重尊奉佛教，怎么能满足百姓的愿望呢？况且佛以慈悲为本心，以方便为教法；如今尊奉佛教却伤害百姓，难道不是违背了佛教方便救人的教义吗？台臣的职责专在纠察，并为百官树立正道，如今却把修缮工程交给他们办理，难道合乎礼制吗？（录自《元史》卷一百八十五《盖苗传》） 谏言不要在玉泉泛舟【篇名由编者所加。】如今连年歉收，边境又不安定，正应当恐惧戒慎、修身反省，哪里有闲暇游乐，驾临不可测的深渊呢？（录自《元史》卷一百八十五《盖苗传》） 史惟良 请厘清纠正不便之事以消弭灾异【篇名由编者所加。】如今天下各郡各县遭受[缺字]，国家经费又如此繁多，国库空虚，百姓困苦憔悴，正是更新政治、整顿各种废弛事务的时候。应当遵循世祖制定的成法，裁汰冗杂滥设而侵蚀国家财物的人，停止不急需的土木工程；凡有不便之事，都加以厘清纠正。这样，天灾就可以消弭，祥瑞也可以招致。否则恐怕因循苟且，弊病逐渐加深，国家治乱的分界，将从这里开始了。（录自《元史》卷三十三《文宗纪》二） 张士弘 明辨赏罚疏 朝廷的政务，以赏罚为先。功劳和罪过一旦分明，天下就会安定。国家近年自从帖木迭儿窃取职位、专擅权力，借刑罚来满足私欲，纲纪才开始紊乱。到了泰定年间，爵位和赏赐更加泛滥。近来因战争兴起，用人十分急迫，但赏罚仍不可不严明。功劳的高下、过错的轻重，都关系到天下公论。希望命令有关官署，务必符合公议，明确显示升降黜陟。功罪既然分明，赏罚又都恰当，朝廷就会肃清，纲纪就会振作，天下也就治理好了。（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九） 陈思谦 四事议【篇名由编者所加。】上面有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下面有四海百姓的生计，前面有祖宗开创基业的艰难，后面有子孙长久延续的打算。放眼评论秦、汉以来上下三千多年，天下统一的时间不过六百多年罢了。我朝开国已经一百多年，统一天下也有六十多年；土地疆域和人口，是三代、汉、唐都未曾有过的。百姓拥有千金财产，尚且谨慎守护，因为那是先人经营留下的；君临天下、承继祖宗艰难创下的事业，并把国统传承万世，难道不更应如此吗？臣愚昧，却恳切地以国家兴亡进言，实在是因为当今皇上是有元一代的圣主，今天正是皇上盛年、谋求治理的大好时机，绝不可错过。户部所赐田地，诸怯薛支取海青、狮、豹等肉食，以及各局院的工匠粮食、好事布施等，一切泛滥支出，拿至元三十年以前相比，动辄增加数十倍。至顺年间的经费，亏缺二百三十九万余锭。应当节省没有益处、不是当务之急的费用，以备军国之用；如果能够削减三分之一来使百姓受惠，难道是小事吗！

译军队和驿站日益困乏，征发补充时没有富实的民户，接济时又没有多余的财物；假如要出征，必然要搜括民间的马匹。只要能够整顿马政，也是一种帮助。如今西面越过流沙，北面直到沙漠，东面抵达辽海，地势气候高寒，水甘草美，无处不是牧养牲畜的地方。应当设置群牧使司，统辖十监，专门治理马政，同时畜养牛羊。数年之后，马匹必定繁衍兴盛，或者供给军队以增强军威，或者供给驿站以减轻百姓负担；牛羊的富足又足以供给国家使用，这并不是小小的补益。铨衡方面的弊病，在于入仕的门路太多，黜陟的法令太简略，州郡任职的任期太长，朝省任命升迁又太快。想提出三条策略，来挽救这四种弊病。第一，至元三十年以后增设的衙门，其中冗滥而非当务之急的，应根据实际情况裁减合并；此外另有选法的机构，一并归入中书省。第二，应斟酌古制，设置辟举科，令三品以下官员各自举荐所知之人，举得人才就奖赏，举荐不实就处罚。第三，古代刺史入朝可以任三公，郎官出任可以治理百里之地，这是为了使外任官了解朝廷的治理体制，使内任官知道民间的疾苦。今后历任县尹而有能声善政的，授任郎官、御史；历任郡守而有奇才异绩的，任宪使、尚书；其余各人都根据资品考核，逐级升迁。在内任职的，不得连续三次考核都任京官；在外任职的，必须历任两职后才能升任内职。政绩不是特别突出、守职又没有败坏官事的，就按年资劳绩办理，安排通常调任。凡朝廷的空缺官职，必须任满二十个月以上，才准许迁调授官。（录自《元史》卷一百八十四《陈思谦传》） 乌古孙良桢 进讲经筵疏【篇名由编者所加。】天历年间的几年中，纲纪大坏，国家元气受到严重损伤。上天保佑圣明之主，使陛下入承大统。然而西宫掌握政权，奸臣玩弄权柄，积蓄遗憾十多年。如今上天威怒，阴暗已经消散、光明重新显现，正名分、彰显大孝，这正是兢兢业业、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时候；办法只在于敬慎自身、修养德行罢了。如今经筵多由兼任职务的臣僚主持，隔几天进讲一次，没有超过几个时辰就结束，而御前小臣长久侍奉左右，这对增益盛德有什么好处呢？臣希望招纳像许衡这样的儒臣若干人，安置在宫禁机密之处，常常用唐、虞、三代的治道启发浸润圣心，使陛下的德行日日更新，这实在是万世无穷的福泽。（录自《元史》卷一百八十七《乌古孙良桢传》） 请遵从汉人、南人的礼制【篇名由编者所加。】纲常都出于天，是不可改变的；议定法律的官吏却说，国人不受这一条例拘束，各国人都依从本国习俗。这样就是汉人、南人应当遵守纲常，国人、各国人却不必遵守纲常。名义上说是优待他们，实际上却是陷害他们；表面上似乎尊重他们，内里其实侮辱他们。推究这种对待国人的本心，反而不如对汉人、南人厚道。请下令礼官、有关官司以及在朝的右科进士共同议论，从天子到平民，都遵从礼制，以完成历代圣王尚未来得及确立的典章，彰明万世不变的正道。（录自《元史》卷一百八十七《乌古孙良桢传》） 欧阳玄 策 问：如今天下的事情，可以进言的很多，姑且举其中大的来说：冗官还没有裁汰，铨选还不精密，殿最还不明晰，法律还没有确定。这四件事，是当前的急务，是朝廷想听取的，也是士君子应当讲论的。你们应当斟酌古今来回答，不要空泛，不要简略。答：恭敬地说，正值盛世，设置优良科目，策问众多士人，打开他们直截陈述的门路；主持考试的执事掌管文衡，询问有学识的士人，用当今政务中的大事来考试。天下的事情确实很多，至于重大而可以进言的，也正是当今世人欲言又止的事情。自从士大夫之间把因循旧道看作熟悉事务，把言辞切实紧要看作触犯时忌，所以高明的议论很少听到。如今执事不遵循旧常规，不看重空泛简略，提出急务询问众人，这难道不是盛世打开直陈之门，提出可以毫不避讳的问题吗？然而所谓直陈，不是说文章质朴粗野，而是说言论切实正直。既然以不避讳之事发问，就应当用直截的言辞回答。从前孔子认为林放所问的是大问题，并不是说他的问题本身重大，而是因为他知道根本。事情不知道根本，说得再多又有什么益处？愚臣请求先谈事情的根本。明白的题问中说了这些话，说这四件事是当前想听取的。愚臣认为，这不只是当前想听取的，也是当前已经实行的。只是其中有的实行得不彻底，有的守行得不一致，或者是还没有探究到根本吧？例如裁汰冗官，大德初年曾经实行过。中书省设置减省机构来督办，命某平章议论某司应当合并；有的司被创设，有的司由别的机构兼领。有的机构议定创设后又罢废，不久便恢复了。辛亥年改革，颁发恩德诏令，减少遥授官；对于改置、升设和创设的机构，每天议论合并罢废，于是把通政并入兵部，武备等院也都恢复旧制，京畿被裁罢的寺监不止一个，这样看来冗官已经裁汰了。然而疆域图籍如此广大，各处郡县如此众多，旁门曲径般迅速产生的职位，还没有全部裁汰。铨选精密方面，自统一以来，建立省选、部选两种制度；另分子弟承袭、承继、承荫三种条例；又设置吏员、译学、儒业、军功出身四种科目，这样看来铨选已经精密了。然而氏族贵贱还没有区别，任职年限和贤能与否同样被拖延，或许还没有来得及精密办理。殿最明晰方面，自大德、皇庆以来，制定了十三条章法，有时派宣抚巡观，有时命御史巡历各地，这样看来并不是不明。然而各地廉能官员中，经过五人荐举的，还没有见到立即任用；三次考核后黜陟的法令，也还没有见到能够长久实行。法律确定方面，并不是没有《至元新格》，也不是没有省部编定的条例。然而，属官和吏员一时议定拟订而通行的条文，难道都符合至元年间的法律精神吗？广平何某所撰写、已经拟定却尚未进呈的内容，最终能够成为大德年间的成书吗？由此看来，这四件事并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没有实行；愚臣请求进一步论说它们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