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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第一，裁汰冗官的根本，在于减少闲散官员的俸禄，以厚待正式官员；堵塞侥幸进取的门路，以整肃正常铨选。如今正式官员的俸禄很微薄，而散官、闲职的禄俸却仍然很多。从前刘景升有大牛，吃豆子是普通牛的数倍，却承担劳役还不如平常牲畜；曹操用它来供养士人，以此告诫不要白吃国家俸禄。现在如果把历任俸资作为出身依据，减少没有名目的禄俸，那么入仕出身的门路就有限了。至于侥幸入仕的门路，更是正常铨选的大患。古代判行某事，使人设置类似损外同的职位，未必不是有所因循，然而以这种名目安置人员；汉代的滥授冗官，晋代的续貂之弊，实际都发端于此。如果真能像汉文帝想任用啬夫，而张释之最终认为不可；又像汉明帝面对家人滥求郎官，最终不把它当作私恩，那么冗官就可以裁汰了。第二，精密铨选的根本，在于严格区分族属，以尊重我国国人；不拘泥于任职年限的考核，以拔擢有才而可用的人。如今女真、河西人明明有规定，却混同于色目人；北庭族属同近似族类相邻，却一概视同蒙古人，乘坐坚固良好的车马，并列于通显之位。这是因为我国国人天性浑厚，不喜欢自我标榜；臣愚昧地担心几百年以后，再想寻找麟趾之公姓，就无法重新辨别了。想要恢复淳朴古风，去除强黠争竞的习气，就必须像贞观年间对待崔、卢等氏族那样，命近臣编定族谱，使各支派系统清楚，不得混杂窜入，这才可以。至于任职年限的考核，能干和无能都同样滞留，这种办法可以用来安排普通调任，却不能用来对待贤才。如果真能核验名声与实际来甄别特殊才能，使庸碌的官吏不能含混污浊、只凭资历求取次序升迁，那么就应当像崔佑甫任用官员八百人而不拘泥于通常资历，又像寇莱公破格任用新进之士而号称得到人才；这样铨选就可以精密了。第三，明确殿最的根本，在于选择能够明辨人才的监司，杜绝考核中徇私污秽的官吏。那些收受财货的人，是玩弄法律、残害百姓的，怎么可以再做百姓的父母官呢？任职三年才列为下等，或者把他调到边远地区，并不算悔改。孟子说：“不祥的实际责任，应当由埋没贤才的人承担。”身为一方长官，却见到善人而不举荐，怎么还能做百姓的耳目呢？杜绝污吏，希望像唐太宗对待党仁弘那样，只要犯有贪赃受贿，即使是最亲近、最受宠幸的人，也不能掩灭公论；责成监司，希望像齐宣王封赏即墨而烹杀阿大夫、晋文公诛讨曹国并斥责其不用僖负羁那样。这样监司必定会举荐贤能，污吏必定会被清除；列为上等的不能靠请托，列为下等的也不能侥幸逃脱。第四，确定法律的根本，在于斟酌古今制定成套法书，提高俸禄品秩来选拔法律官吏。如今法书没有统一确定，执法官吏也没有优厚的选拔待遇，推鞫审断混在普通官流之中，条令则杂乱汇集在书坊。官员任用没有确定，法律就没有固定标准；刑罚轻重、判决高下，随办案官的喜怒而定；援引比附、出入罪名，又取决于个人的爱憎。没有成书，就近于欺罔百姓；没有优厚的品秩待遇，就无法劝勉善行。从前子产铸成《刑书》，虽然叔向曾嘲笑他，但郑国因此得到治理，因为它能够制止犯罪。于定国任廷尉，因为百姓没有冤屈而升至三公；近代钱若水任同州推官，因清正刚直而升任枢密副使，这些都是用来显示劝勉的先例。这样，法书一定能够编成，法律官吏一定得到优待，刑罚自然公平允当，法律自然精通熟练。这四件事的根本，愚臣已经大略说过了；至于各项具体条目，即使不断更换侍从来记录，也不可能说完。虽然如此，四件事的根本之所以能够推行，只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守信。当前天下急务中可以进言的事情，哪一件有比“信”这个字更重大呢？《尚书》说：“命令发出，就必须实行。”商鞅施行霸术，也把显示信用放在首位。命令发布却不能守信，那么冗官凭什么裁汰，铨选凭什么精密，殿最凭什么明晰，法律凭什么确定呢？所以愚臣说，能够使这些措施实行的，只有守信罢了。题问中说：“应当斟酌古今来回答，不要空泛，不要简略。”唉！执事以急务发问，愚臣怎么敢用空泛简略的话回答呢？然而四件事能否实行取决于守信，就像水木都有根源一样。所以冒昧把这一点作为全篇最后的献言，请执事加以思考。制书说：朕听说，圣贤之君治理天下，有的谦恭自守、无为而治，有的忙碌到顾不上吃饭，有的宽厚仁慈、恭敬节俭，有的竭力行善。他们达到治理成效的方法虽然不同，但到了百姓安定、万物丰足、风俗淳厚美好、刑罚放置不用而很少施用、赞颂之声兴起于乡里时，制定礼制、制作音乐，天下和谐达到极盛，麒麟、凤凰、灵龟、神龙，嘉禾、朱草、甘露、醴泉等各种福瑞之物，也没有不全部到来。帝王的美德固然不只表现在这些方面，这些祥瑞也正是德气感应的结果。舜、文王的德化已经达到极高境界；像汉文帝、唐太宗，也尚且能够取得那样的治绩，难道还能轻视汉、唐而自居其上吗？如今天下虽然长久安宁，户口虽然十分繁盛，但庄稼有时受到水旱灾害，百姓有时陷于断粮，还不能做到家家富足、人人充足，时常仍要仰赖县官救济，这难道是施行仁义还有没有完全奏效的地方吗？诸位子大夫明晓古事以认识今情，知道常道而能通达变化，不要在事务上迂腐空疏，也不要违背典章法则。请明白地回答朕，朕将亲自阅览。臣回答：臣听说，有志向的人最终能够成就事业。君主想要取得治理成效，没有比立定志向更优先的。因此，善于观察君主治理的人，首先要观察他的志向。君主凭借能够取得治理的资质，掌握能够取得治理的形势，所谋划的没有不能实现，所希望的没有不能成功；向上天求取，上天就回应他；向人求取，人就服从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志向预先已经确定。如果治理的成效偶尔还有不完备之处，天地之间偶尔还有不和谐之处，就应当以专一坚守它，以刚强奋进来实现它，等待长久之后的成效，不能因为疑虑和动摇而阻碍它。臣是出身草野的卑微士人，哪里敢揣度陛下深邃的心意？然而臣仔细观察陛下的作为，陛下确实是近古以来大有作为的君主。陛下过去在东宫时，仁爱孝顺的资质、英明刚毅的谋略，早已闻名天下。后来征集四方书籍，用来考察古今。自飞龙初年，大规模召集宿儒，询问治国要道。登临帝位以后，不亲近声色，不从事游猎；凡是声色娱乐、营建修缮之事，丝毫不曾挂在心上，只有经籍史传每天呈现在面前。于是大兴儒科，以文饰成就太平盛治；这是祖宗以来一百多年废置的盛典，一旦重新举行，终于使臣这样浅陋的人，也有幸在圣明之时叨陪接受策问。虽然如此，臣所期望于陛下的，是认为陛下有远大志向；而陛下用策问考察臣，也正好启发了臣的愚见。

译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朕听说圣贤之君治理天下，有的恭敬自持、无为而治，有的忙得顾不上吃饭，有的宽厚仁慈、恭谨节俭，有的竭力行善。他们达到太平的途径虽然不同，但到了百姓安定、物产丰足、风俗淳厚美好、刑罚放置而很少使用、田野乡里响起歌颂之声、制定礼仪创作音乐、天下和谐大治的时候，麟、凤、龟、龙、嘉禾、朱草、甘露、醴泉等各种祥瑞之物，无不全部出现。这些虽然是帝王的美德，却不只是如此，也是阴阳气运相应的结果。舜和文王的德化已经极其崇高了。像汉文帝、唐太宗，尚且能够达到那样的太平，难道还要轻视汉唐而不以他们为目标吗？”唉！“轻视汉唐”这一句话，正是圣明志向的显现。陛下这样的志向，可以同三王相比，可以同五帝并列了。圣策中说“有的恭敬自持、无为而治，有的忙得顾不上吃饭，有的宽厚仁慈、恭谨节俭，有的竭力行善”，臣愚昧地认为，这还不能用来说明达到太平的方式各有不同，而应当用它来验证立志的根本是一致的。古人说：“开始时忧劳勤勉，最后却安逸享乐。”如果认为恭敬自持、无为而治不同于忙得顾不上吃饭，那么上古恭敬自持、无为而治的君主，没有谁能超过舜；然而舜面对一日二日万件政务，难道为什么不稍稍自我安逸享乐呢？如果认为恭谨节俭、宽厚仁慈不同于竭力行善，那么近代恭谨节俭、宽厚仁慈的君主，没有谁能超过汉文帝。然而汉文帝拍着大腿思念贤才、半夜召见贾谊，让他坐在自己面前，为什么没有采取玄默无为的做法呢？由此看来，没有哪位君主不是从自我忧劳勤勉开始的。以忧劳勤勉为开始，君主的志向就是相同的。陛下既然轻视汉唐，臣就不再浅薄地引述汉唐之事，请以舜和文王的事作为结论。舜、文王的治道，都记载在典册中。陛下既然仰慕舜、文王，也不过是效法他们的作为罢了。如果希望百姓安定、物产丰足，风气淳厚、习俗美善，就应当思考怎样急切地发展生产、使百姓生活富足，怎样首先敦厚常典、广施教化，怎样使《由庚》《鱼丽》的丰年之歌由此而增多，怎样使《关雎》《麟趾》所歌咏的夫妇、宗族之德由此而敦厚。陛下能够效法舜、文王，就成为舜、文王了。如果希望刑罚放置而很少使用、田野乡里响起歌颂之声，就应当寻求像陶那样的人，任命他明察刑罚；寻求像虞芮那样的事例，使人停止争讼。《九歌》可以使它不至于毁坏，《大雅》可以使它不至于废弃。陛下能够效法舜、文王，就成为舜、文王了。如果希望制定礼仪、创作音乐，天下和谐而大治，就应当寻求像伯夷、后夔、周公这样的人，命他们负责制作礼乐；周代六典的制度或许还可以讲求，九韶的乐音或许还可以学习。陛下能够效法舜、文王，也就成为舜、文王了。至于麟、凤、龟、龙等各种祥瑞之物无不全部出现，圣策说：“也是气运相应的结果。”臣愚昧地认为，懂得气运，就懂得志向了。圣人的志向和气质清明，心神一动，天地就随之响应。各种祥瑞之物，都从圣人心中的方寸之地产生，并不是从外部来到的。《中庸》说：“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大概我们的气机顺畅，天地万物的气机也就顺畅；我们的气机调和，天地万物的气机也就调和。天地之气显现在万物之中，万物同样和顺，于是百兽自然在舜的庭院起舞，凤凰自然在文王所经的岐山鸣叫，又有什么祥瑞值得羡慕呢？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如今天下虽然长久安宁，户口虽然十分繁盛增长，但农作物有时因水旱而受损，平民有时陷于接济不上的饥荒，还不能做到家家富足、人人有余，时常还要仰赖县官救济，难道是施行仁义还没有完全见效吗？”臣愚昧地认为，这是上天用来坚定陛下志向的。古人说：“上天的心意仁爱，爱护君主。”如果说农作物有时因水旱受损，那么舜所说的洪水警示我，灾害还比今天的庄稼受损严重；如果说百姓有时陷于饥荒，那么文王所说的“小人怨恨你、咒骂你”，其危险还比今天的饥荒更大。只是两位圣人消除、救济灾患的方法，除了不游荡、不放纵、谨慎修养德行之外，没有听说还有别的。陛下既然效法舜、文王，哪里知道上天启发舜、文王的用意，不正是要启发今日的陛下吗？陛下把敬畏上天作为忠诚之道，水旱灾害就可以转变为丰收；陛下把体恤百姓作为志向，饥荒就可以转变为粮食充足，这只在心念转移之间罢了。若推托说“难道是施行仁义还没有完全见效吗”，臣愚昧地私下认为不是这样。仁义的功效，就像烧饭必然煮熟、播种必然生长一样。施行仁义而还没有达到极致的情况是有的，但从来没有施行仁义却不见效的。陛下如果能以长久的时间耐心等待它。有人问：圣策既然这样发问，臣却动辄认为陛下可以同三王相比、同五帝并列，这从哪里知道呢？大概是根据陛下已经施行的事情知道的；至于尚未施行的，只要扩充而充实它，就没有什么困难。仁义积累起来，礼乐必然兴盛。汉唐的治理，像汉文帝身穿粗厚丝绸、爱惜建一座台的钱财，以至于天下富足；又像汉文帝时一斗米三钱、外门不用关闭。自三代以后，也可以说是盛治了。然而贾谊劝汉文帝制定礼乐，汉文帝却说还没有闲暇去完成祖孝孙所掌的礼乐；杜淹劝唐太宗制定礼乐，唐太宗却说治道的盛衰不在于此。臣由此知道，这两位君主对于仁义的功效，似乎还有所不明白。如今陛下锐意于儒科，每天讨论礼乐，又对“仁义”二字拳拳在心，同汉唐相比何止相差千万呢？这种志向得到充分发展，理应同三代、五帝的盛世相媲美。大体说来，国家的治理应当先讨论根本，不能要求它立刻在眼前见效。古代圣贤君主，没有不是开始时忧劳勤勉、最后时安逸享乐；前期与后期不同，前期有忧劳，后期才有祥瑞。今天的忙得顾不上吃饭、竭力行善，就是将来恭敬自持、无为而治、恭谨节俭、宽厚仁慈的根源；今天的水旱伤害庄稼、百姓陷于饥荒，就是将来麟、凤、龟、龙、嘉禾、朱草等祥瑞的根源。至于防备抵御不能没有方法，救济灾荒不能没有政令，选求人才不能不加选择，只要得到一位贤相来办理罢了，何必多说呢？臣又读到圣策说：“诸位大夫要明白古代以认识今天，懂得常道而通达变通，不要在实际事务上迂腐空疏，不要违背典章法则。把明白的见解回答朕，朕将予以阅览。”臣愚昧地认为，事情有古今之别，志向却没有古今之别；事情有通变之异，志向却没有通变之异。圣人的志向同天地间的正气相通，志向确定于此，气运便在那里响应，这是有道理而必然如此的。假如讨论水旱，却牵强附会夏侯生等人《洪范》“五事”的说法，那就近于迂腐空疏了；讨论百姓饥饿、财用不足，却附会权万纪等人谋求兴利的主张，那就流于乖谬了。臣并非不知道这些，只是不敢这样做。臣所拳拳在意的，只是说有志向的人最终能够成事，请陛下留意。国家幸甚，天下幸甚。臣谨此回答。（录自《圭斋文集》卷十二，《四部丛刊》本）

译进呈《辽史》的表章 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领经筵事臣脱脱说：臣私下认为，观察天文，没有比浑仪、玉衡更可靠的；考察人事，没有比简册史书更有凭据的。君主要借鉴天象的吉凶，就一定要考察浑仪、玉衡的精确；要借鉴人事的得失，就一定要考察简册记载的真实。因此，掌管这两方面事务的官员，都有太史之称。然而天道幽深而难以知晓，人情显明而容易察见。人的动静是吉凶的征兆，恭敬或怠惰是国家兴亡的关键。史官即使不能完全了解前代的制度设施，大体上也有助于当今君主借鉴和警戒。辽朝自唐末兴起于朔方，在干戈中建立国家，在礼乐文治中取得治理成效。它敬天尊祖，出入必定祭祀；亲近仁德、善待邻国，和战都合宜。南府治理百姓，北府治理军队。春季出猎以察看耕作，秋季出猎以察看收成。考核官吏常常比考核牧养牲畜更严格，年成歉收时屡次赐免田租。至于观看市场、赦免罪人，▯符合六典的规制；临轩策试士人，则谨慎遵守三年一次的制度。辽国君主仰慕汉高祖做皇帝的事，让耶律氏托名于刘氏宗族；宰相仿效酇侯做臣子的事，改述律氏为萧姓。享有国祚二百一十九年，政令刑法日益完备，品秩法式齐全，大概有值得称许的地方。等到子孙失去驾驭能力，上下离心，骄傲盈满盛行而嫌隙产生，残害盗贼兴起而根本受到压迫，强盛变为衰弱，易如反掌。唉，真可怕啊！”},{ 辽朝的国运自取断绝，天祚帝只是勉强苟延；国家既已成为废墟，史书也荒芜散失。耶律俨的言辞多有避讳，陈大任的文辞又缺乏精审详尽。《五代史》把辽史附在全书末篇，宋代旧史也只相当于杂记一类的记载。取舍褒贬各自遵循所奉君主，传闻又失去了真实。我世祖皇帝一视同仁，深为怜悯。曾经下令词臣编撰次序三部正史，首先涉及辽史。六十多年过去，岁月因循拖延，造化似乎另有等待。臣脱脱诚惶诚恐，叩头再拜。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像尧帝一样考察古事，且简约宽厚；像舜帝一样喜好询问，深明睿智，超过众人。陛下讲习经书，同时诵读祖宗的谋略；访求治道，又广泛搜寻往代史籍。如今整治史书之事，由圣心亲自裁断。圣明旨意下达，征聘人才的行动随即展开；朝廷士大夫前来庆贺，遗逸之士也纷纷出仕。于是命臣脱脱以中书右丞相兼任都总裁，中书平章政事臣铁睦尔达识、中书右丞、现任平章政事臣贺惟一、御史中丞、现任翰林学士承旨臣张起岩、翰林学士承旨臣欧阳玄、翰林侍讲学士臣揭傒斯、侍御史、现任集贤侍讲学士臣吕思诚担任总裁官。中书省选拔儒臣宗文大监、现任兵部尚书臣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学士臣王沂、秘书著作佐郎臣徐昺、国史院编修官臣陈绎曾担任修史官，分工撰写《辽史》，从至正三年四月开始，到至正四年三月完成。我们打开旧府库中收藏的文书，汇集远方进献的材料；广泛搜集、剔除冗误，删改润色，反复推究。纪、志、表、传完备地编成一代史书；褒贬是非也足以不使千百年来的事实失真。臣脱脱等承蒙承担这一重大委托，幸而完成了任务。借此承载并宣扬日月般的光辉，愿意以微薄力量效法涓滴之水来补报圣恩。我朝的论议由此归于正道，正直之气充沛，文辞也更加昌盛；辽国的君臣如果有知，行善者会欣喜，作恶者会恐惧。所撰《辽史》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各篇都撰有论赞，完整保存史书体例，随表一并进呈。上呈以供圣上阅览，下情实在惭愧、恐惧、战栗、汗流不安到了极点。谨此陈述。

译进呈《金史》的表文 臣私下以为，汉高帝进入关中，任用萧何而收取秦朝的图籍；唐太宗即位，命魏征撰成《隋书》。这是因为历代气数归于真正的君主之朝，而简册则记载前代的事情。国家可以灭亡，史书却不可以灭亡；善行可以作为我的老师，恶行也同样可以作为我的老师。何况典章故实的源流、制度章程的沿革，如果不披阅往代史籍，又怎能积累前人的见闻呢？只有这金源之国，起于海边后裔，以人数满万便号称其众，纵横天下，不到十年便专制于四方之内。它用兵时，像火势借风蔓延；建立国家时，像设置驿站传达命令。等到礼乐兴盛起来，才显出光明的声名和文治。我们考察它从开端到终结的全过程，依据功业考核来评论德行。若不是武元皇帝的英明谋略，就不足以开创九位皇帝的基业；若不是大定年间的仁政，就不足以巩固百年的根基。天会年间有吞并四海的志向，却还没有统一四海的制度；明昌年间能够成就一代的制度，却也能够败坏一代的法制。海陵王无道，自取覆亡；宣宗轻率妄动，哪里能够成就中兴？到了浚州郊外多有营垒的时期、汝水飞渡之日，天意与人心的期望，早已归属有主；君臣坚守大义，这一点实在值得取法。我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凭借正义之师，消除了历代积累的怨恨；凭借无敌的仁德，收服了亿万百姓的民心。精锐部队猛攻居庸关，从北面击打金军后背；大军从紫荆口出兵，从南面扼住金军的咽喉。举手顾盼之间便可成就功业，进退操纵之机却无人能窥见太祖在朝廷中的谋略。太祖惩戒金人夺取辽国的暴行，却容许他们渡过黄河迁徙。太宗英文皇帝席卷云中、朔方，进而攻取并州、营州；囊括赵地、代地，又传檄齐地、鲁地；消灭西夏，进而攻取秦州、巩州；联通宋人，逼近河东、淮南。睿宗仁圣景襄皇帝冒着万分险阻，从饶风关出兵，长驱直入，平定陆地各处；在三峰山作战，趁着大雪进军，于是平定了中原。太阳升起，火把的光便熄灭；雅正的声音兴起，淫乱的音乐便废止。到了我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时，弘扬极盛的教化，慰劳招抚遗留下来的百姓。在燕地定都，撤除了武灵王旧日的宫室基址；在辽阳设置行省，安抚肃慎族旧日的土地。当时张柔把金朝史事归还给金朝的后人，王鹗后来又汇集金朝的史实。因此，编纂修订金史的事情，已经见于历代提出的谋划：延祐年间再次提出却未能办理，天历年间推行此事也没有完成。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勤勉光明地研习圣学，继承阐述先帝的谋略，正当国家政务稍有闲暇之时，治理经史、讨论古今成为要务。陛下念及泰和以来的史事，涉及我圣朝初兴的年代：太祖在丙寅年接受帝号，前五年朱凤应瑞而来；世祖在乙亥年降生圣质，才一岁时黄河便澄清。这些都是真实的祥瑞，清楚显示上天已定的命运。只是变故很多，旧史又有缺漏；年老的见证者相继去世，新的传说又多有讹误。如果不在大朝廷中加以折衷考订，恐怕后世会失去真实。于是圣心独自裁断，竭力推行这件盛事，再次命令臣等集合众长来负责完成这部史书，等待进呈史册，以便陛下阅览并作为近代的鉴戒。臣等仰承隆重委托，向下竭尽微薄劳力。整理石室所藏的书籍，实在缺少司马迁那样的才华；进献如金镜般的史录，愿意抒发张相国那样忠贞的心意。谨慎撰成《金史》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目录二卷，装订成一百三十七帙，随表一并进呈。

译进呈《宋史》的表文 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领经筵事、提调宣政院太医院广惠司事臣阿鲁图等奏言：臣私下以为，周公想到先王创业的艰难，于是作了《七月》这首诗；孔子谈论前代君王的典章文献，因此夏、商二代的礼制才有可供论说的依据。所以考察赵氏王朝兴衰的原因，就足以看见大元朝统一天下的功绩。恭敬地思量，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当初从宗室府邸出身，亲自统领大军，龙旗向南方离位方向出征，羽葆仪仗向北方乾位方向回归登临御座，栉风沐雨，哪里会推辞跋山涉水的劳苦；攻取土地、进击城池，全都遵循授予的谋略。扬帆渡江，平定江、汉地区；卷起铠甲进军，攻克襄阳、樊城。恭敬执行吊民伐罪的军队，光明正大地接受上天赐予安抚天下的重任。等到从前代胜国收集图书，在神京整理帝王礼服典章，拔擢宋朝臣僚列入政务之途，装载《宋史》归入秘府。然后在郊庙告成，赐福臣民，推行大规模赏赐而力求均等，显示天下一统、四方无外。枢密院停止用兵，已经编录平定天下的功勋；翰林院撰写文章，不久便奉到纂修史书的诏旨。只是时机有所等待，岁月容易迁逝。历朝皇帝每每急切希望继承前业，却有许多事务来不及制作完成。臣阿鲁图等诚惶诚恐，叩头再拜。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弘扬至高的道理，继承阐述宏大的谋略。对于前代的行为和先贤的言论，乐于在古训中加以讨论；对于祖宗的功德，希望在光明盛德中加以发扬。想我朝大大开创基业图籍，吴会地区也在后来归入版图。辽天祚帝自取灭亡，辽大佑帝苟延残喘；国家已经成为废墟，史书也荒芜散失。耶律俨的言辞多有避讳，陈大任的文辞又缺少精详。《五代史》把辽附列在全书末篇，宋朝旧史也只把它同杂史、记载相提并论。褒贬取舍各自遵循本朝君主的立场，传闻又失去了真实。我国世祖皇帝一视同仁，深为怜悯。曾经下敕命词臣编撰辽、宋、金三史，首先提到辽史。六十多年过去，岁月因循拖延，仿佛造化有意等待时机。臣脱脱诚惶诚恐，叩头再拜。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像尧一样考察古事，而且宽简仁厚；像舜一样喜欢询问，而且睿智深明、超越众人。讲习经书，同时诵读祖宗的谋略；访求治道，又广泛查考往代史籍。如今遵循修史事务，一切由圣上的心意裁断。睿明旨意下达，征聘便开始；朝廷士大夫庆贺，隐逸贤才也纷纷出仕。于是命臣脱脱以中书右丞相兼领都总裁，命中书平章政事臣铁睦尔达识、中书右丞今任平章政事臣贺惟一、御史中丞今任翰林学士承旨臣张起岩、翰林学士承旨臣欧阳玄、翰林侍讲学士臣揭傒斯、侍御史今任集贤侍讲学士臣吕思诚担任总裁官。中书省选拔儒臣宗文大监、今任兵部尚书臣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学士臣王沂、秘书著作佐郎臣徐昺、国史院编修官臣陈绎曾担任修史官，分头编撰《辽史》，起于至正三年四月，止于至正四年三月。我们打开旧府库的藏书匣，搜集远方进献的文书；广泛搜罗，剔除取舍，删削润色，反复研磨。于是本纪、志、表、列传完备，成就一代史书；对于褒贬是非，也不致迷失千百年来的事实。臣脱脱等有幸承受重大的托付，庆幸能够完成任务。愿将此书承载日月般的光辉，以微薄的补益来报答恩德。我国朝廷的论议将归于正道，正气正直，文辞也会昌盛；辽国君臣若有知觉，善者会欣喜，恶者会恐惧。所撰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各篇都撰有论赞，完整保存史书体例，随表一并上奏。上呈以烦圣上阅览，臣下情不胜惭愧、恐惧、战栗、汗流、惶惶不安之至。谨此陈述。（录自《圭斋文集》卷十三，《四部丛刊》本；另据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校正） 臣阿鲁图等忝居执掌国政的要职，实际参与总领纲要之事，对在编修机构中的意见周密询问，没有不尽心履行职责的。只是撰述才能有限，而报效朝廷的志愿无穷。倘蒙陛下在清闲宴居之时垂顾这部史书，或许还能有助于圣学光明精进。像帝尧，像帝舜，这正是圣心考察古事的功德；以夏为鉴，以殷为鉴，这才是臣子劝告君主的道理。谨慎撰成《宋史》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和世家二百二十五卷，装订成四百九十二帙，随表冒昧进献以供圣上阅览。

译进呈《金史》的表章 臣私下认为，汉高帝进入关中，任用萧何而收取秦朝的图籍；唐太宗即位，命魏征编撰《隋书》。这是因为历代气数归于真正的君主之朝，而简册记载着前代的事情。国家可以灭亡，史书却不可灭亡；善行是我们的老师，恶行也同样是我们的老师。何况典章故事的源流、制度章程的沿革，如果不披阅往代史籍，怎么能够积累从前的见闻呢？只有这个金源之国，起于海边后裔，凭借“满万不可敌”而横行天下，不到十年，便专制于国中。它用兵时，如同火势借风而蔓延；建立国家时，如同驿站传递命令。后来金熙宗兴起礼乐制度，才焕然有了文治声名。臣曾考察金朝从开始到结束的情况，依据功业考察而评论其德政。若不是金太祖武元皇帝的英明谋略，就不足以开创九代帝王的基业；若不是大定年间的仁政，就不足以巩固百年的根基。天会年间有吞并四海的志向，却没有治理统一天下的制度；明昌年间能够成就一代制度，却也能够败坏一代法令。海陵王无道，自取覆亡；宣宗轻率妄动，哪里能够成就中兴？到了浚郊多垒的时期、汝水飞渡的日子，天人所寄托的希望，早已有了归属；君臣坚守义节，大概足以取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百八十卷、十二卷、一卷〕 余阙 元统癸酉年廷对策 臣听说周武王说过：“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之灵。真正聪明的人，才能成为天下君主；君主就是百姓的父母。”这句话说的是，统治天下的君主，一切都以仁为根本。臣曾思考，天地生育万物，对人尤其厚爱；在生人之中，又尤其厚爱圣人。它之所以厚爱圣人，是希望圣人把天地生育万物的心意推而广之，用来对待百姓。因此，仁就是君主统治臣民的根本。臣姑且考察天地的道理，再用往古事实验证，那么仁这一治道，使夏成为夏，使商成为商，使周成为周；祖宗凭它开创基业，后世圣君凭它守成。这个道理可以说极其重要，也可以说极其艰难。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具有聪明睿智的资质，具有宽厚温和的德行，爱护百姓而喜好士人，神武威严却不轻易杀戮。陛下从当初潜邸之时起，仁孝的声誉已经传遍内外；如今正式承受上天和祖宗的托付，登临帝位，减轻徭役，削减赋税，停止土木劳役，救恤鳏寡百姓，仁厚的恩泽果然大大遍及天下。正当承受天命眷顾、人心归附之初，陛下又能够不自满，拳拳考虑守成的大计，向有学问的臣子询问。只是臣庸陋愚昧，没有什么通晓的。然而臣观察陛下策问臣子的言语，反复讨论三代以及汉代守成的艰难，又深切说明今日应当施行的紧要事务；如果不是圣心独到，深入考察古代、验证当今，明白地知道上天立君的心意以及祖宗创业艰难的筹划，就不能说出这样的话。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古人说，取得天下很难，保有天下尤其困难。”臣认为，人对于仁，在忧患中思考并努力做到它容易，在安乐中却不失去它困难。天下初创、局势混沌之时，英雄互相争逐，世代君主之所以不敢闲逸，很少不是因为旁边有敌国、上面有严父一样的压力；他们思考使小民安康、使天下得到恩惠，常常饭吃到一半便停下，睡下又屡屡起身，这就是形势使然，比较容易做到。天下既已安定，国内没有事务，战争不再发生，四方都来归附，天下臣下又每天奏报祥瑞。丰年歌颂圣德的声音在朝廷相互传闻，歌唱太平的人在道路上接踵而来。即使是创业之君，也尚且难免逐渐不能善终，何况他的后世子孙呢？大概天下安治，志向就容易放纵；地位崇高，气势就容易骄傲。志向放纵，败坏法度的念头便滋长；气势骄傲，爱护百姓的心意便熄灭。这样一来，哪里还会想到先世创业时的艰难辛苦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更有甚者，竟把祖宗看成过去的无知之人，看到祖先勤俭，就说：“乡野老翁能得到这些，也就够了。”这也是形势必然导致的结果。陛下认为保有天下困难，这是臣欢欣踊跃、喜不自胜的原因。陛下这句话，可以承继宗庙，可以奉养六亲，可以养育众生，可以彰显宏大的功业。臣拜手叩首，替天下向陛下道贺，愿陛下永远不要忘记这句话。臣又读到圣策说：“自古以来持守盈满、守成的君主，没有比三代更盛的。夏代称赞启能够恭敬承继大禹的治道，商代称颂圣贤君主相继出现六七位，周代称道成王、康王能够使刑罚放置不用。以大禹的功业来说，只有启能够承继；以文王、武王的德行来说，只有成王、康王能够承继；贤圣君主最多的商代，也不过六七位罢了。其后只有汉文帝、景帝。即使称颂文景之治，也还不能同三代相比。善于继承先业为什么这样困难呢？”臣认为，只要思念祖宗取得天下的艰难，那么保有天下就没有什么困难。启、太丁、太甲、太戊、祖乙、盘庚、成王、康王、汉文帝、汉景帝，都是思念祖宗创业艰难而守住基业的君主。桀、纣、幽王、厉王、桓帝、灵帝则正好相反。因此伊尹辅佐太甲，明白地说到列祖成就的德业；周公、召公辅佐成王，也反复讲说文王的典章、武王的伟大功业。大概知道祖宗取得天下的艰难，就一定能寻求他们所以取得天下的道理；知道取得天下的道理，就知道保有天下的道理。祖宗取得天下的道理，就是子孙保有天下的道理。孟子说：“三代取得天下，靠的是仁。” 这里所说的仁，就是祖宗取得天下的道理。《易经》说：“怎样守住君位？答案是仁。”这里所说的仁，就是子孙保有天下的道理。仁德难以成就，已经由来很久了。持守盈满、守成的君主如此难得，也就很自然了。

译臣又读到圣策说：“我朝祖宗世代积累德行，到了太祖皇帝才开始开拓疆土、建立帝号；又经过七十多年，世祖皇帝才统一天下，达到至元年间的太平，这实在艰难啊！如今我依靠天地和祖宗的神灵，承受嫡系正统，继承基业的重任，确实在我一人身上。我早晚兢兢业业，却还没有获得治理天下的正确方法。”臣认为，陛下这句话，可以说是深知祖宗创业的艰难。当年太祖巡视上天之下向西进军，又下诏平定西夏，安抚高昌，向北攻取辽、金，向南攻取赵宋；这些经营开创的事业，不必等臣这样的卑微之臣进言，陛下也已经知道。至于祖宗取得天下的根本，则是陛下应当知道的。臣曾冒昧评论，我国家取得天下，与三代相同。太祖皇帝从朔漠起兵而承受帝王大业，世祖皇帝挥动天戈而统一海内，并不是单靠强大力量，而是仁义之师足以制服暴乱；也不是单靠智谋武力，而是宽厚的德行足以凝聚人心。至于渡江进抵鄂地，以及考察建立年号的诏书，就可以看出我国家取得天下的根本，只在一个“仁”字。因而以曹彬的事迹命令将帅大臣，改朝换代之日市场店铺也没有关闭；又取《易经》大易之元建立国号，于是中统年间天下人心归附。太祖经过七十多年才平定并统一天下，皇祖皇帝又经过四十多年使百姓生息繁衍，德行留在民心，功业载入史册。以圣继圣，传到陛下；我祖宗取得天下的道理，正是陛下保有天下的道理。然而陛下还说没有获得治理之道，这就是文王仰望治道而唯恐还没有看见的心情。臣还有什么可多说的呢？臣又读到圣策说：“诸位大夫通晓当今、学识贯通古今，那么启恭敬承继先业的原因、商代六七位君主被称为贤圣的原因、成王康王使刑罚放置不用的原因，道理究竟在哪里？汉文帝、景帝不能达到三代的原因是什么？至于今天持守盈满、守成的做法，什么应当先，什么应当后，什么是根本，什么是枝末，怎样达到刑罚不用、称为贤圣、继承祖宗盛业？请竭尽心思回答，不要有所隐瞒。”臣认为，三代和汉代的君主受到当时称誉，虽然各有不同，但不过是守住先世的仁德罢了。今天陛下持守盈满、守成的道理，又何必到别处去寻求呢？洪水滔天，天下百姓陷于昏乱和水患而大禹最终治水成功，这是大禹的仁；启所敬重承继的，就是这种仁。启讨伐大祝、征伐仇饷，是汤的仁；太甲凭它处于仁、迁于义，太戊凭它治理百姓、心怀敬畏，武丁凭它使殷邦安定，祖甲凭它保佑百姓，盘庚凭它谋求保全人民、使他们安居；这就是他们被称为圣贤的原因。说到文王的仁，就是使老人不受冻挨饿；说到武王的仁，就是施行大义、平定暴乱。成王只是制定礼乐，用来文饰文王的仁德；康王只是奉行体恤百姓、顺应民情的政策。之所以教化能够推行、刑罚能够放置不用，是因为仁德充分浸润了百姓。汉朝的制度同三代相比虽然有不足，但汉高帝宽厚仁慈、爱护人民，确实是灭秦诛项的根本；文帝致力于养育百姓，景帝遵循并实行成就的事业，确实卓然成为汉代贤君。他们不能达到三代的程度，是因为没有太甲开始实行仁义的基础，也没有成王光明修德的学习。就今天的治道而言，臣认为守成的根本是仁，首先应当致力的也是仁。至于所谓功业、利益，甲兵、钱粮，文书、期限，禁令、条教，都是枝末，都是后置的事务。然而即使在仁德之中，本末先后也不能没有次序。既要有先王的仁心，又要有先王的仁政。孔子告诉颜回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就是仁。”这是从内心来说的。孟子告诉齐国、梁国的君主，所说的五亩住宅、百亩田地以及学校、庠序之类，这是从政事来说的。有仁心而没有仁政，仁心最终不能普遍融洽于天下；有仁政而没有仁心，仁政也不能自行推行。一定要使内外、本末彼此贯通，这就是尧舜的治道。陛下有颜渊那样明睿的资质，可以成就修身的功业；又有尧舜那样作为君主和师长的地位，可以推布爱护百姓的恩泽；不应满足于眼前的小功，安于低下的目标，而不以圣贤自我期许。臣愿陛下在处理万机的空暇，取孔子、孟子的话深入研究，把它落实到自身，用它衡量事务，探求什么是欲望、什么是天理；知道是欲望就一定克制它，知道是天理就一定恢复它。明察念头初起的细微处，勇敢地实行，使自己天天克制私欲，事事恢复天理，那么自然会内心端正、修养自身，仁德也就有用不尽的地方了。有时在听朝时，有时在进讲时，多次召见大臣，延请询问旧臣故老，深入咨询访问：哪些事情属于先王的仁政而还没有完全推行；哪些事情属于今日的弊端而还没有完全革除；哪些祸害尚未去除，哪些利益尚未兴办；哪些贤才尚未任用，哪些事物没有得到适当安排。敏捷地寻求解决，切实地贯彻落实；时时省察并迅速实行，委任官员、责令成事、按期督察，使天下疲弱、衰老、残疾的人能够获得生存，使鳏寡孤独者能够得到供养，没有一物不能顺遂地生长，那么百姓安定、物产丰足，便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抵御这种治理了。将来陛下能够像周成王、康王那样使五刑不再施用，圣贤之君能够像商代诸王那样相继出现。这样以后，才可以报答上天成全陛下的心意、百姓期望陛下的愿望以及先帝慈皇把天下托付给陛下的深远谋划，使我国家万年亿年的统绪永远无穷地传下去。《诗经》说：“使百姓安定，使百姓得宜，接受上天赐予的福禄。”古人说：“爱护百姓的君主，一定会得到上天的报答。”陛下如果确实像臣所期望的那样，那么不断增长的美好祥瑞，将会像太阳升起、月亮永恒一样。伏愿陛下稍稍开启天日般的光明，使臣得以承受鉴察，那么臣就感到无比幸运了。臣恭敬地冒犯天威，下笔时不胜战栗恐惧！（录自《青阳先生文集》卷九，《四部丛刊》本） 宋褧 □异封事【至元三年丁丑】监察御史臣宋褧恭敬地认为，上天的心意仁爱，爱护君主；凡是异常现象出现，都是上天用来表示警戒的。君主有所畏惧，一定会修养德行来回应上天的意旨，然后才能长久安定、长久治理，享有无穷的国祚。这是治国的常道，也是古今共同的道理。

译我国家太平已有一百多年，历代圣君临朝，从来没有不戒慎畏惧上天的，所以才达到今天。皇上即位以来，垂衣拱手，未有过分的举动。然而一年之内，日月多次出现薄蚀，星象显示异常，洪水造成灾害，宫阙前发生火灾。又从八月十四日夜间起，京城发生地震，从夜里一直震到天亮，连续多日没有停止。太庙前殿一间房屋的墙倒塌，神灵受到震惊；其余官署和民居，也间有毁坏倒塌的。京师是天子居住的地方，是宗庙社稷所在之地，因此民心惶惶，上下忧虑恐惧。异常现象接连出现，集中在这个时候，难道是国政仍有尚未修明之处，百姓的疾苦仍有尚未治愈之处，所以才导致这样吗？按理应当奏报朝廷，集合群臣议论，讲求消除灾变的方法，务求实际的恩惠，不崇尚空洞的文饰；这样以后，才能向上回应上天的谴责，向下使百姓得以安生。伏望陛下留心修德反省，早日回到圣驾所在之处，臣不胜庆幸。（录自《燕石集》卷十三，清抄本，下同） □□ 论君主只要戒惧自持、修养德行，天意必定回转 上天之心仁慈，爱护君主，所以用灾变来显示警告。譬如慈父对于儿子，因为疼爱他，所以教导他、告诫他。儿子能够产生敬意、尽孝道，父亲的怒气就一定会消解。君主戒惧自持、修养德行，天意就一定会回转。（录自《元史》卷一百四十三《□□传》） 王思诚 论回应天意应当讲求实际，不应只讲形式 京畿去年秋天没有下雨，冬天也没有下雪，刚到春季第一个月就发生了蝗灾，黄河又发水泛滥。这大概是因为不下雨属于阳气过盛，水涌泛滥属于阴气过盛。我曾听说，一个妇人含冤，便造成三年大旱。往年伯颜专擅威权、赏罚，杀害无辜；郯王一案以及燕铁木儿宗族党羽中被杀的人，多得数不清，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妇人的冤屈了，难道不会感伤天地间的和气吗？应当洗雪他们的罪名。命令有关官署为百神举行祈祷，陈设牲畜和币帛，祭祀河伯；派士卒堵塞决口，淹没房屋的人家，给死者发放葬具。这样或许可以招来阴阳之和，消除水旱灾变；这就是以实际行动回应天意，而不是只做表面文章。（录自《元史》卷一百八十三《王思诚传》） 苏天爵 关于刑狱的五项建议 我听说，刑罚是辅助治理的工具，并不是依靠刑罚来进行治理。恭敬地想我朝历代圣君临朝御宇，使用刑罚时，以宽仁为根本，以忠厚为施行原则；在朝廷内，审议案件交给刑曹，在地方外，则责成风纪官署进行纠察，所以治理功业显著，德泽深厚广被。然而，法律的制定有时还不够周全，官吏的执行有时也未能恰当。我任职卑微而才疏学浅，暗自享受着优厚俸禄，略有一些见闻，因此大略陈述如下。一、对于到选的官员，年满六十五岁以上者，先行铨选注授，这是国家优待抚恤臣僚，考虑到他们效力已经很久，恐怕年力不能胜任，所以给予的恩德极其优厚。查得各处推官，专门掌管刑名案件。案牍的繁杂，全靠精力处理；审讯定罪的详尽，全靠耳目清明。案牍处理不出差错，官吏就无从欺骗；推问审理详尽，囚犯就不会含冤受屈。如今各路、各府的推官往往年老，有的视力听力不清，有的精神思虑昏聩衰迈，只是贪图俸禄，姑且等到按年告老，想要刑政整肃清明，实在也很困难。先行铨注固然是圣明时代的厚恩，但刑罚适当，也是圣人的明确教训。今后各处推官有缺额，应当选用通晓儒术、熟悉吏事、才干力量明敏，并且没有其他过失的人担任。年满六十五岁以上者，则铨注担任其他职务。这样或许可以使刑罚适中，官员不至于荒废职守。一、百姓犯罪，自有相应的常刑；如果任意抢夺，按理应当禁止惩治。我私下看到各处百姓，有的被说成窝藏盗贼，有的被说成收留寄存赃物，有的因伪钞案件受到牵连，

译有的因私盐而涉讼。凡是一切刑狱案件，有关官署的公吏、巡捕以及其他人员，往往借捕获罪犯之机，乘隙任意抢夺。他们所犯的罪有轻有重，但被捕者的家产却因此被搜掠一空，甚至连赃物和作案器具也被拿走；其家属又因此获罪，因而不敢申诉，有司也不予受理。江淮以南，这种风气尤其严重。查照旧例，凡被囚禁的人，不得告发其他事情；但如果是狱官对自己施行酷刑，则允许申诉。囚犯在狱中受到酷刑，尚且允许陈告，百姓的罪状还没有查明，一家人却已经遭受他们的虐害，难道不是非常值得怜悯吗？今后有犯这种罪的，允许其家人明确列出证人和证据，写状申诉；应当比照抢夺百姓财物、估算赃物定罪。官吏疏于约束，也应当根据情节追究惩治。如果有人挟私仇妄行告发，就让其以诬告罪反坐。这样或许可以使愚民不至于受到过分伤害，巡捕人员也知道有所警戒畏惧。一、至元三年七月间，中书省奏准的节略说：“除了人命重大案件以外，偷盗大头匹等一切罪犯，只要赃物和作案器具齐备，不必等五府官审理，令有关衙门拘捕后依例结案。钦此。”百姓触犯刑法，有时是出于不得已。历代都恭敬地体恤刑狱，具有成文的法典。过去每三年派官审理一次，本来是为了防止罪囚长期拘禁、案件淹滞。如今奏准偷盗大头匹等罪，允许交给有关衙门结案，那么人命重大案件反而要一直等三年由五府官处理，实在恐怕囚犯案件繁多，更加拖延。查照御史台所制定的条文，其中一款说：“各地重大刑案，每年上下半年，由官员亲自查阅比对案卷，根据实情审察，当面审问；如果没有异常情节，就移文本路总管府结案，申报刑部等待回复。如果有翻供异议或另有疑点，立即推问审讯。若案件涉及关中人，最终难以结案，就移文附近不相干涉的官司，再次审问核实。若还有可疑，也允许再次推问，不得造成冤枉。如果有冤屈积滞，应立即改正释放。钦此。”今后内外重大囚案，应当依照旧例，令廉访司审录；确实没有冤屈后，移牒总管府结案，并申报复核详断。至于每三年一次派官审理，既然往往不能选得合适的人，只是徒增烦扰，也应当停止废除。这样或许可以使狱案没有长期积滞，刑政整肃清明。一、至元二年八月间，恭敬奉到宣谕圣旨的节文说：“内外有司官员，不肯用心捕捉盗贼，即使捕获了盗贼，取得口供，赃物和作案器具也已明确，却借口小节不完备，不予结案判决。今后凡捕获强盗、伪造宝钞的盗贼，半年以内依例结案；偷盗大头匹的，三个月以内必须结案。应当判杖刑的，依例判处。违犯者，在京由监察御史、在外由廉访司根据事情轻重追究惩治。钦此。”谨按《易经》说：“君子因此明慎地使用刑罚，而不使狱案滞留。”这是说，设置狱讼是不得已的，百姓有罪入狱，不可以长期滞留拖延。如今各处在押的重囚，有的因为盗贼案件，把赃物和作案器具寄存在别处；有的因为伪造钞票，把印板和用具藏在他乡；有的指称首犯和同党居住在某处；有的声称家属或证人藏在某家。若确有可信而明显的事实已经暴露，官司就必须移文拘取，不得因此妄自指认平民。当地官司倚仗彼此不相统属，往往不立即追捕，致使盗贼逃亡，又让其毁弃赃物和作案器具，拖延年日，徒然往来公文。这都是因为官吏玩弄法令、营私作弊的手段极多，以致刑狱拖延始终不能杜绝。江南各州郡，这种弊端尤其严重。今后如果收到各处公文，就应当立即追捕。如果让盗贼等辗转逃亡，赃物和作案器具也不能送到官府，应当比照不立即捕盗等条例确定罪名。这样或许可以使案件得以结清，官吏知道畏惧，州郡也不再有积滞案件。

译一、法制的制定既然已有成规，奸诈伪妄的行为按理应当严加禁止。查照旧例，凡保辜，手足殴伤他人的，限十日；用其他器物殴伤人的，限二十日；用刀及汤火伤人的，限三十日；折断、跌伤肢体以及伤及骨骼的，限五十日。限期内死亡的，各依杀人罪论处。在限期以外死亡的，以及虽在限期内但因其他原因死亡的，各依本来的殴伤法参详处理。这一法律古今遵守，不能另行轻易改变。如今江淮以南，有的已经过了保辜期限，被殴者才死亡，有司却往往比照元贞元年孟福被打死的事例，加重等级科断。如果都这样执行，保辜期限就等于不能使用，破坏已经确立的法律，打开奸弊的门路，实在恐怕刑狱日益滋长，极为不便。查照孟福事例，既未载入通行条例，有司似乎难以奉行。今后殴伤他人的，只应依保辜期限的制度处理；有的虽在期限以外死亡，即使不是由于其他原因，也应当只依本来殴伤的法律定罪。孟福事例，应当通行禁止。这样或许可以使奸诈伪妄不再滋长，法制归于统一。（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清抄本，并据元刻残本校。以下同） 请求修订功臣列传 古代设置史官，是为了论述君臣的善恶得失，作为后人的借鉴和警戒。恭敬地想我朝在朔方兴起，消灭金朝、平定宋朝，于是统一了华夏。如果那些世代显贵、功勋卓著的旧臣，以及有谋略和才能的士人，不能载入史册，拿什么向后世传示？祖宗的大典，既然严密收藏于金匮石室之中，而功臣列传却独独没有片简只字的记载，实在是典籍中的缺失。然而自大德以来，史臣多次请求搜集编纂，有司却把它视为寻常事务，直到如今仍未全部送交主管官署。过去我曾充任史官，谨陈四件事情，以供采择。一、史书有两种体例：编年体始于左氏，纪传体始于太史公。考察一个时期的得失，编年体较为优长；论述一个人的一生始终，纪传体较为完备。总之二者都不可缺少。近代编修实录，大体属于编年体；又在各位大臣去世之后，另作传记来附系，所以是为了兼备两种体例。我国家至元年间开始编撰祖宗实录，当时各位大臣大多还在世。到元贞初年，诏令修撰世祖实录，命令内外百司和大小臣僚各自准备事迹记录送到史馆，又想记述一代大事，并借此编修各位大臣的列传。然而因为进呈史书的日期太过急迫，各位大臣的事实记载不完整，拖延至今，竟然没有完成。过去修撰《经世大典》时，大臣事迹见于简册的十件中只有二三件。何况现在翰林院的职责专在笔削，如果再拖延时日、等待年限，仍不加以记载，就将看到功臣旧臣的盛大功业湮没无闻，作为史官的人也无法逃脱自己的责任了。这就是应当修撰列传的原因。一、过去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时，搜罗天下散失的旧闻，遗文古事没有不全部汇集的。于是依据《左氏》《国语》，采集《世本》《战国策》，叙述楚汉春秋，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古今变化，形成一家之言，公布于世。他的文章直实，记事核实，不虚夸美化，不隐瞒罪恶，所以称为实录。史书本来就要讲求核实，记事尤其贵在广泛搜罗。如今史馆修书，不过把任务交给有司，让他们采集记录。有的功臣子孙衰败，没有人提供报告；有的有司害怕烦琐，没有完全实行，因此事迹最终不能完备。今后史官首先应当查明自国初以来直到某年之间，应当为之立传的功臣若干人，分别列出姓名；有的联系其子孙宗族，有的联系其亲友旧吏，有的联系其任官所在地，指名索取资料。有关人员应当自行备具报告，不许有司因此烦扰他们。又各位公卿的遗文，各处有的已经刊行，就开列清单并摹印；没有刊板的，令有司到

译其家中抄录，校勘不得有误，申送史馆。严格规定期限，违犯者，提调官吏一并治罪。这样或许可以使事迹没有遗漏，青史留名也就有日期了。一、官品固然有高低，人材却没有贵贱之分。况且修史本来是想记载贤能之人，作为后世的法则，起初哪里是区别贵贱，随意按等级对待呢？所以赵周虽然显贵，姓名只见于当时；黄宪虽然地位卑微，善行却永远流传后世。近来从金源以来，才开始规定官至三品者，其事迹才能载入史书。这就使忠烈、隐逸之士，只要处于低位，都不能留下文字，拿什么来劝勉善行呢？这种规定的荒谬，竟到了如此地步！今后二品以上的人，即使有官爵，如果没有别的事迹，自然可以删去；三品以下的人，有的可能是贤能的守令，政绩值得记载；有的可能是品行高尚的隐逸，著述可以流传；有的可能是孝子侍奉双亲，如王祥孝行感动天地；有的可能是义士奔赴危难，如南霁云舍身赴义，都应当载入史册，以此劝勉后人。一、史书记载善恶，是因为记载善行用来劝勉，记载恶行用来警戒。所以《春秋》完成，乱臣贼子都感到恐惧。后世史臣也说：“在奸邪谄媚之人死后诛斥他们，发扬潜藏德行的幽微光辉。”如今修史条例只见采集嘉言善行，难道奸臣贼子的事迹就不再载入史书了吗？那些奸臣本来就不在乎史书是否记载他们；如今反而把他们的恶行抹去，就是让奸计暴行得以在一时之间快意，而不向后世留下警戒，他们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去作恶呢？例如阿合马、桑哥、帖失、倒剌沙之流，都应当明确记载他们欺罔的罪行和弑逆的阴谋，这样或许能使奸邪之徒有所警戒畏惧。然而各家提供的事迹，大多出自孝子慈孙的言辞和门人旧吏的手笔，恐怕有不实之处，还应当参照刑曹的过失记录和吏部的行为考核。这样，善恶就都完备，也不会有虚夸美化或丑化的讥议。（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河南胁从诖误者 自古以来，国家实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推行教化，只求使天下九州安定；发布号令，是想向万民彰明信用。治理教化清明安静，百姓就安然享受恩惠；号令反复无常，事情就纷乱而不得安宁。所以治理大国如同烹煮小鱼，鱼一经扰动就会散乱，百姓得到抚慰就会安定；这是古人的格言，确实是治国的明鉴。恭敬地想大元朝占有中原，历代圣君相继至今已经百年，大概是以忠厚取得民心，以安静休养民力，内外没有间隔，号称天下太平。近来至元五年，河南境内发生盗乱，谋划起事的不过范孟等十余人，但胁从和因误涉而受牵连的，连及赵文铎等七百人。幸赖上天保佑民社，首恶很快就被诛灭。只是其余因误涉而受牵连的人，直到如今仍未停止议罪拟判。近来我奉诏出使京畿，询问百姓疾苦，疏理洗雪积滞的冤案；对于省部当时政务略知一二，凡耳目所见所闻，如果再因循不说，就是辜负朝廷的委托。事情如果涉及因疑似而误犯的人，那么情理上有可怜悯之处；法律已经十分明确而人仍故意触犯，罪责就不可宽宥。然而时势有时需要变通，人数有多有少，治理政事的人也未尝不加以审察。过去中统初年，李氏叛乱，震动惊扰河朔，残害骚扰山东。我恭敬诵读当时诏赦的节文，其中说：“哪里料到叛逆之事，几乎使整个齐地陷落。于是愚昧的百姓都受到牵引，陷入祸患。考虑到这是形势所迫，难道是我百姓能够自主的吗？如今上天的讨伐已经平定，人心仍然疑惑，哪里有空暇只顾一方而不顾另一方地加以抚恤？希望使心怀疑惧不安的人得到安定。除了逆贼李氏父子和同谋者一并依法处刑之外，凡知情、胁从、误涉，以及逃往别处、流亡境外的人，赦书到达之日

译，一律免罪。”当时中原刚刚平定，江南尚未归附，国家仁厚宽大、包容养育百姓，用来收拢人心、安定动摇者，就是如此。

译近来河南范孟等人伪造中书省的奏目，假冒行省的文书符牒，层层下达到路、州、县，诈称是朝廷使者，却未曾明白说明他们的叛乱谋划。一句话发出后，事情急如星火，几天之内哪里有时间辨明真假？因此圣明天子上体世祖的宽仁，下体恤百姓的愚昧，至元六年三月十八日向天下颁布诏令，特意列出专条加以赦免。河南百姓欢呼鼓舞，安然安定，才获得重新生存的恩赐。到如今已经数年，议罪拟判却仍然没有完全停止。我私下担心远近百姓尚未安定，实在恐怕其中有些事情还没有定案。《尚书》说：“命令发出，只应实行，不应只是反复说说。”号令既已发出，就不可阻塞违逆而不执行。《礼记》说：“君王的话像蚕丝，发出后就像丝带；君王的话像丝带，发出后就像绳索。”这是说命令既已施行，就不能反悔。又至元四年正月初一日，恭敬奉到诏书，其中一款说：“反贼棒胡、朱光卿、韩法师等明确依法处刑之外，其余尚未捕获的诖误之徒，一律免罪。”凡是拥有国家的人，本来只是想使百姓安定太平而已；所以百姓有时遭遇水旱灾害，就施加赈济抚恤的恩典，看待他们唯恐不能像自身受伤一样怜惜；有时百姓因过失误犯而获罪，就实行宽宥的法典，抚慰他们唯恐不能周到。况且李氏叛乱时，知情、胁从、诖误的人全都免罪；棒胡叛乱时，尚未捕获的胁从、诖误之徒也免罪。如今范孟等人盗杀宰臣，已经伏法诛灭，而胁从、诖误的人既已赦免，又重新治罪，这是自食前言，是向人显示朝廷没有信用。以堂堂朝廷的尊严，号令却如此反复，既损害国体，又轻易失去人心，岂止使各方产生疑惑，还恐怕给后世留下讥议。应当由都省尽早将此事明白奏闻，把河南胁从、诖误之徒，按照已经施行的诏书一并赦免，以断绝天下人的疑惑，消除四方的迷惘，使海内百姓相信朝廷的号令，不再心怀反侧；沐浴国家的德泽，安享承平之治，那就非常幸运了！（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论不可屡次赦免 自古以来，国家都致力于使刑政严明。如果赦免宽宥屡次施行，必然导致纲纪多有紊乱。因此先王兴起礼乐来教化百姓，严立法制来惩治恶人。礼乐兴盛，教化就能普遍；法制严明，奸邪贪暴之人就会畏惧，从来没有屡次赦免而使百姓受害的。唐太宗贞观二年对侍臣说：“凡是赦免，只会使不守法的人得到好处。古语说：‘君子遭遇不幸，小人却感到幸运。一年两次赦免，善人就会沉默。’养育稂莠，会伤害禾稼；施恩于奸凶，会残害善良百姓。朕自拥有天下以来，一向必须慎重对待赦免。赦免次数太多，愚昧的人就常常希望侥幸，只想犯法，不再能够改过。”太宗这句话确实说得对！过去世祖皇帝即位之初，从未任意施行赦免。临朝日久以后，圣德深厚仁慈，广大恩泽覆盖天下，因此刑政整肃清明，礼乐得到修举，奸贪之人知道畏惧，善良百姓得以伸张。所以中统至元年间的治理，可以与前代盛世相比。恭敬地想圣天子承顺天心，像父亲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必定以至仁为先；即位之初，已经降下宽大恩典。然而近年以来，赦免宽宥过于频繁，实在恐怕奸人和贪吏都怀有侥幸心理，大肆谋取奸利，这不是国家的福分。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施行赦免八次；近来从天历改元到至元统初年，六年之中施行赦免九次。推布恩惠、宣扬德泽，虽然出于朝廷的美意，但助长奸邪、惠及恶人，实在是治理政事的人应当慎重的事。伏愿从今以后，近处效法世祖皇帝的做法，远处以唐太宗所说的话为鉴，使内外臣民洗心革面、改变想法，守法奉公，知道非常的恩典不可再存非分企望。那就非常幸运了！（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请求增加国学生员名额 国家的典章制度，振兴学校，敦厚崇尚劝勉之道，责任在宪台。成均实在是风俗教化的源头，而人材是国家的根本，因此应当增加员额，使贤能之才得到充分教育。过去世祖皇帝平定中原，开始更新各种制度，知道治理国家必定要依靠贤能之人，而培养贤能必定以学校为根本。至元七年，最初任命中书左丞许衡为国子祭酒，来教育公卿大夫的子弟，当时学生还没有固定名额。后来政教已经修明，求学者逐渐增多。到了仁宗皇帝时，增加到四百名。然而近年以来，员额已经满了，以至于贵族子弟没有办法入学，实在不是祖宗开设学校、广泛培养各种人材的美意。自古以来，国家没有不通过兴办教育、培育英贤而能够实现治理的。因此汉室中兴时，环绕桥门求学的人数以亿万计；李唐受命时，在成均求学的有三千人；人才之多，是近古以来没有过的。我朝的疆域广大，学校兴盛，又哪里是汉唐所能比拟的？唯独学生员额仍然太少。如今朝廷治理教化更新，优待儒术，至于学校长久培养人才，更是当务之急。应当由都省奏闻，酌量拟定增加生员一百名，其中蒙古、色目五十名，汉人五十名。凡应当入学的人，都依照旧制办理；钱粮所需，每年支出多少？人才关系重大，实在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样，贤能之才会更加兴盛，风俗教化会更加隆盛；对于治理之道，实在大有补益。（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请求详细制定朝仪班次 朝觐会同是国家的大礼，班次制度和仪式不可不严肃。九品划分官员等级，是为了彰明尊卑的次序；四方官员入朝述职，是为了使远近风俗归于一致。职位次序尊严，众人观望时才会显得隆重；朝廷的典章法度，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近年以来，虽然设置了朝仪，但官员的版位和品秩大多越过班次，都是穿紫服；从五品与正五品混杂居列，一概称为服绯；七品与六品并列，下至八品、九品，大概也无不如此。既然越过班次制度，就导致行走站立不端正，因而忘失肃敬之心，实在有失朝仪之礼。今后朝贺行礼、听读诏赦时，先排列省、部、院、台正从二品衙门的官员，次及各司、院、局，分别核验职事官和散官的次序站立。正从品班次应当整齐，相互谦让，依次而行；如有越过品秩、错乱位序的，一律按失仪论处，以惩罚不恭谨的行为。这样或许可以使贵贱各有章法，仪式不紊乱，对上尊重朝廷的典礼，对下使内外百官和百姓都受到观瞻上的震动。（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译论台察纠劾、辨明中的弊端 我曾认为，纠察弹劾贪婪邪恶，关键在于把天下人的好恶置于公正之中；辨明诬枉，是为了彰显一个人的是非。好恶公正，恶党就会消散，奸弊就会止息；是非彰明，善类就能伸张，治理教化就会兴盛。恭敬地想世皇创立台宪，选拔贤能、登用公正之人，是希望天下四海的人才都来汇集；褒扬清正、抑制浊恶，是务求使当时的公论保持公平。近来掌管风纪的官署，论列弹劾往往涉及轻率，有时因为考察识别不够审慎，所以导致争辩的说法很多。自古以来国家都有国是，国是既然确定，邪正就能分辨，公道就能推行；国是不明，事情就会是非混杂，人心就会疑惑。宋朝宰相王曾对谏官韩琦说：“近来看到章疏，所陈述的很好；高若讷多半是在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范希文也未免有近于求名之处。必须纯粹以国家大事为念，这才是进谏议论的好方法吧！”上天生育人才，本来足以供一代使用；加以培养成就，人才常常有余；如果阻抑而弃置，人才就总是不足。然而公族贵胄，必定出自有门第功勋的家族；谋士和杰出人才，却有的出自山林民间。伊尹曾被有莘氏聘用，傅说从版筑之间崛起，谁能说出身卑贱，就不能论及家世寒微呢？这就是古代从多种途径任用人才，从未拘泥于一种方式。法律是朝廷制定的，廷尉是天下司法公正的准绳。有人应受笞刑或杖刑，接受诏令后必须向中台申报；有人应降职或贬黜，法律没有先例的必须由刑部拟定。这是慎重遵守法律，不敢轻易使用刑罚。如今动辄说省、院、台的官员不得任用，那么应当任用宣政、资政一类的人吗？这样就等于降为杂职了。又说有选任资格的衙门不得任用，没有选任资格的又有谁敢任用呢？这就再也不能得到叙用晋升了。况且职官犯赃，尚且分为一贯至三百贯等不同情节；至于论定罪责，又有降职、降等和不予叙用的区别。哪里有一经弹劾论列，无论是在革职以前所犯，还是事情只涉及疑似，就动辄按杂职任用的科条处理，并加上终身不予叙用的罪名的道理？这难道是公平允当的法律吗？况且犯罪者即使被流放到远方，家属尚且可以留在京师；被弹劾者还没有达到应受刑罚的程度，起遣之后却立即被遣返回乡。大概是因为没有事情可查找，便搜罗琐屑，原本清白著称的人，特意给他加以污名，使高尚之人听说后退避隐藏，有志之士也因此收敛躲避。当权者发出缺少全才的感叹，后世便有国家没有人才的讥议，这对于世道人心关系极大！谁是贤者、谁是否定的人，君子本来就能自信判断而不疑惑；对于去除过分和极端之事，进言的人应当核实并详细审察。如今起初一个人纠察指责他的罪过，接着另一个人辨明他的不是，三个人共同列坐在一堂，怎么能够应酬处理各种政务呢？即使不进行报复，难道能够消除彼此的仇怨嫌隙吗？史官裁定千古的褒贬，台谏判定一时的是非。褒贬公正，后世的人才会相信；是非明白，天下的人才会受到劝勉。如今有时好恶陷入偏私，邪正因此失去真实；轻则揭发他人的隐私，严重的甚至诬陷他人的父祖。因此清浊混淆，善恶错乱；早晨说是，晚上说非；春天弹劾，夏天辨明；奏请使圣上听闻烦扰，争辩实际上扰乱了台谏的职守。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应当追究其中的道理。总的说来，治理政事没有什么比选用人才更优先，选用人才又贵在遵守法律。各人呈陈言论而没有罪责，是为了沟通上下的情实；台谏论奏事务而能够得到实情，是为了重视耳目之臣的寄托。如果不明确其赏罚，凭什么端正事情的根本呢？举荐人才不当，如今已有连坐的科条；论奏事情不实，古代有抵罪的禁令。今后弹劾论奏他人的人，必须在赦免之后再予以定罪；如果确实犯有赃罪，就由台宪一并追问；其他罪名，仍须由法司拟定。这样，事情或许不至于反复，法律一定能够达到允当公平；奏请不使圣上听闻烦扰，毁誉不扰乱朝廷章法；刑政整肃而国体尊严，是非明白而人心信服。公论幸甚，天下幸甚！（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请求续编《通制》法律，是天下公有的准则，用来辅助治理；律令，是历代相传的典章，用来施行法律。因此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必定制定一代的法律；制定法律的，必定确立一定的条例。礼乐教化固然是治理的根本，但法制禁令实在是辅助治理的工具。因此设置律学来教育人，设置律科来考核官吏；它用来辅助治理，难道不是既详细又严密吗？我国家自太祖皇帝平定中原以来，法律崇尚宽简；世祖皇帝统一天下，开始建立制度；历代圣君相承，日日谋求政治治理。虽然律令尚未全部施行，但都因事制定法律。年月长久以后，条例逐渐增多。英宗皇帝才命令中书省制定《通制》，颁行各地，官吏遵守。然而从延祐到现在，又将近二十年了。人情有万般不同，哪里是一条例子所能拘束的？加上当时各官署，才识有高下不同，以致各人的罪状，拟议判处有轻重差别。因此繁琐的条文和零碎的目项与日俱增。每惩罚一个罪过，或判决一件事情，有司引用法条时不能全部列举。如果不分类编纂，颁示内外，实在恐怕远方百姓有的因不知道而误犯，奸贪官吏却独自熟知法条而玩弄文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极为不便。应当由都省尽早奏闻，精选通晓经术、明白治体、熟悉民政的文臣，集中会坐听读，确定取舍，续编《通制》，刻板颁行。其中有的与先前施行的《通制》互相参差抵牾、前后不相应的，都应当会同审定，使之统一。关键在于详细记载事实和罪犯情状，明确说明法律本意，通融处理而不拘泥于一偏，明白可行而能够长久施行。这样或许可以使历代圣君的制度合成为一代的宪章。百姓知道应当避讳什么，官吏知道应当遵守什么，刑政整肃清明，治理教化和乐融洽。（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请求免除饥民的夏税

译上天生育众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土地生长百谷，粮食是百姓的财产。国家没有百姓就不能兴盛，百姓没有财产就不能聚集。因此《尚书》有“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的宗旨，《易经》有“聚集人民称为财”的话。我国家兴隆已有百年，以子女般的爱护养育万民；虽然赋税专门向郡县征收，但恩泽却常常出自朝廷。自去年以来，不幸天时出现异常，有时遭遇干旱，有时遭遇久雨，河水泛滥，年成歉收，以致江浙、辽阳行省以及山东、河北各郡，百姓的饥寒日益严重。起初只是抵押房屋、典卖田地，仍然不能救济；严重时甚至卖妻卖子，价值能有多少？朝廷虽然曾经赈济抚恤，但过了几天又重新耗尽。早晨吃树皮，晚上吃野菜，饥肠暂时填饱，面容形体却已经枯槁。父子不能相互照顾，兄弟哪里还能共同居住？强壮的人四散成为盗贼，衰弱的人死在道路上。听到这些也令人寒心，看见这些谁不流泪！现在正值春夏交替，本以为蚕桑和麦收还有希望，但虫子已经损害桑树，蝗虫又吃掉青苗。夏麦已经无法收获，秋田还没有播种。天灾如果这样，百姓穷困又能怎么办？衣食尚且不能充足，赋税从哪里征收？实在恐怕州县官吏只知道按照期限征索，既然施用鞭打杖责，百姓的创伤就更加严重。百姓是国家的赤子，财物本来就是用来养活百姓的。应当由朝廷尽早下令奏闻，核验当地受灾情况；除去那些曾经得到赈济的人家，应缴纳的夏税酌量予以蠲免。这样或许可以使实际恩惠普遍施及困穷百姓，消除愁怨的痛苦，产生欢悦之心。和气充足以后，阴阳自然调顺，四时秩序协调，百谷因此成熟，百姓安乐，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关于异常灾变的十条不同意见 我听说，回应天意要靠实际行动而不是文饰，感动人心要靠行为而不是言语。这是自古以来国家消除天灾、感召人心的最高策略。想到我朝天廷，历代圣君临御，仁德深厚、恩泽厚重，涵养哺育万物；即使遇到灾变，也还想着修养反省，广泛发布德音，务必施行实际恩惠，这就是祖宗敬畏上天、爱护百姓的盛德。近来日月发生薄蚀，星象显示变异；河北、山东遭受旱灾蝗灾，辽东、江淮百姓缺少粮食。正值春夏之初、农人播种栽植的时候，灾变竟然如此，年成还有什么希望？上天的变异大概不会无缘无故发生，恐怕人事有所乖违，损伤了和气。在这种时候，国家正应当访求直言，切实指出时政的弊病。何况我以卑微职位忝居言官，难道能保持沉默吗？伏愿朝廷怜悯百姓，广施实际恩惠，更新各种政务，不要只显示虚文。这样或许可以消除天灾，感召和气，宗庙社稷和臣民都将非常幸运！一、赏罚是国家的重要权柄，朝廷的纲纪系于此。因此赏赐不遗漏有功之人，劳苦功臣就会受到劝勉；刑罚不放过有罪之人，奸邪之人就会感到畏惧。这两方面如果有一方面失误，纲纪必然毁坏。因此古代在朝廷授予爵位，让士大夫共同参与；在市朝处刑，让被弃绝的人共同看见，即使君主也不能把它据为私有，左右大臣和近邻之臣又怎敢擅自施行威权和恩惠呢？我私下听说，近来徇私请托的门路渐渐开启，刑罚也渐渐失当；没有功劳的人怀着觊觎之心希求赏赐，有罪的人抱着侥幸心理请求免罪。内外听到这些，都私下议论而感到伤叹。实在恐怕刑政从此逐渐毁坏，纲纪从此日益紊乱，劳苦功臣还凭什么受到劝勉，奸邪之人也将没有什么可警戒畏惧的了！伏愿从今以后，凡官员办理刑狱，敢有勾结近侍、互相请托、任意欺罔、扰乱政治的，一律严加禁止惩治。中书左右两司及六部等官员，本来是用来参与辅佐宰臣、治理政务的；如果有不肯奉公守法、阿谀宽容、苟且顺从的，也允许追究查问。这样或许可以使刑罚适当，刑政整肃清明，雍熙太平的教化就可以坐等实现了。一、节省费用、爱护百姓，是治国的常道。如今朝廷用度不足，弊端在于浮泛浪费不能节制，收入有限，而支出没有止境，于是使内外府库粮仓都不能充足供给。天下的财物都出自百姓；既然损伤百姓的财产，百姓就必然遭受祸害，所以爱护百姓必定要谨慎节省用度。国家财用由户部负责，户部责成运司和州郡，州责成县，县责成百姓，直到百姓这里为止。百姓竭尽力量来供给皇上和国家，而费用仍然不足，那么怨恨之气就会向上触犯天地阴阳的和气，这就是水旱灾变发生的原因。应当由朝廷专门命令中书省派两名官员，督促户部详细制定节省方案；停止不急需的工役，停止没有名目的赏赐，裁减官吏冗员，减少僧道的无谓活动，各项费用都务求节制。这样或许可以使国用充足，百姓不受横征暴敛，感召和气，没有什么比这更急迫的了。一、遭遇灾变便知道戒惧，这是圣贤的明确教训。过去凡是拥有国家的君主，遇到凶荒灾变，必定减少膳食、撤去音乐，戒惧自持，忧虑抚恤百姓，唯恐做得不够。上天正在降下灾祸，百姓的粮食尚未充足，在位的人这时怎么忍心彼此饮食宴乐，却不体恤百姓呢？近年以来，朝廷无事，对待功臣固然优厚；然而宴饮享乐过于频繁，财用不能不有所耗费。珠玉珍宝是国家的重要宝物，马政是国家的大事。如今宴享必定宰杀马匹作为膳食，用珠玉装饰成花，实在恐怕习俗形成风气，奢侈日益严重，耗费财物、扰害百姓，损害国家治理。何况灾变接连发生，更应当警戒畏惧，以回应上天的意旨。今后内外百司，凡是确实应当举行的筵宴，一切浮费奢靡之物，都应裁减并禁止。这也是戒惧修省的一件事情！一、古代有训诫说，行善就降下祥瑞，行恶就降下灾殃，大意是说，人行善行恶，灾祸和福庆各自按照同类相应的规律发生。后世佛教传入中国后，才开始说人能够修持供奉佛事，便能获得福报。百姓相信这种说法，有的甚至不能觉悟；甚至有些国家，倾尽府库，施舍金帛，供养佛陀、饭食僧人，只怕做得不够。然而这些做法是否真有应验，大概是可以明察的。因此，中外臣子说应当停止这些事情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而国家对它的崇信正深，不忍心立即停止。近来徽政院臣以府库不充裕、金帛不足为由，启奏奉行懿旨，将兴圣宫一向按例举行的佛事全部停止。如今朝廷政令教化正在革新，正谋求以孝道治理天下，应当体察东朝的意思，将大内按例举行的佛事暂且全部停止。这样岂不只是能够节省浮滥费用、使国家财力宽裕，也差不多可以避免迷惑于异端，从而有益于政教化民吗？

译一、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本来是为了百姓；官员冗滥、事务繁多，只会妨害治理。古代的爵位俸禄，是用来礼待贤才、兴办各种政务的，不是用来满足人的欲望、供给人的私求的。因此，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守关击柝的人员，都有确定的员额，没有空缺的职务，所以官员不会苟且求得职位，人也不会抱有侥幸之心。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设置官职的制度详尽斟酌古今情况，因此政治教化得以成就，政事功业得以建立。近年以来，官府日益增加，选官制度越来越弊坏，俸禄范围已经扩大，政绩功业反而更加败坏。既然掌管文翰的职务相同，为什么还要分列为数个职务？主管营造的机构既然相同，也不应再设置数个司署。掌管军政的职务已经分别设置，掌管祭祀的机构似乎又太过重复。至于属官和辟用的吏员，员额杂乱冗滥，领取俸禄粮米，内外繁多。如果不早日裁减，时间久了就更加难以淘汰。科举取士，三年才得到一百人；如今通过吏员出身任官的，一天之内不知有多少人。即使只从中书省分类选用，也已经有积年得不到调任的苦处，那么几年以后，吏部选官又将怎么办？应当由都省早日奏闻，依照至元年间的定制合并裁减。这样不只是可以省去冗员、澄清选举人才的方法，也可以节制浮滥支出，成为使财力宽裕的办法。一、任命郡县官员，只是希望他们谋求治理；实行班田禄制度，是为了供养廉吏。如今国家设置官员本来有高下等级，颁发俸禄也应当没有厚薄不均的区别。然而朝廷卿士的俸禄既然相同，郡县公田却有多有少；还有的地方虽然设置了员额，却只能逐月领取俸钱。因此廉洁的官员奉公办事，却使妻子儿女挨冻受饿；贪婪的官员接受贿赂，甚至连累羞辱宗族亲属。各处虽然曾经申明此事，但主管这件事的人只说设置公田已经很久。廉吏叹息，也无可奈何！应当由户部发文，查勘各处缺少的公田，在系官田中平均拨给。这样岂不只是使俸禄惠及官吏一家，也差不多能够使贤能官员治理郡县百姓的愿望得到实现吗？一、钱币制度在古代是用来惠及百姓的；钞法施行久了，不可能没有弊病。米粟、布帛，是养活亿万百姓的根本；钱币、钞法，只是权宜适应一时的制度。因此制度实行久了必然要变更，这是理所当然的。过去世祖皇帝开始建立法制，于是发行中统交钞，后来又发行至元宝钞。钞法施行既久，真钞假钞不可能没有混杂。犯罪所受的惩罚虽说不轻，但从中获利自然非常丰厚。考察自从制造钞票以来，发行的总额已经超过原额数倍，以致钞票日益贬值，物价日益昂贵。百姓有倒换钞票、检取钞票的骚扰，官吏有监守钞票、焚烧钞票的弊害。要挽救这种弊病，按理应当改革制度。武宗皇帝即位之初，曾命尚书省重新推行铜钱，本来是想恢复古制以便利百姓，没有听说对国家财政有什么妨碍。大概因为至大年间以后，一切矫枉过正，连铜钱也一并废除，于是也不再使用。推行封赠，是为了劝勉忠臣；增加俸禄，是为了供养廉吏；禁止盗用名义、违犯道义，是为了厚植教化的根本；减少吏员任职年限的限制，是为了奖赏奉公办事的吏员。这些都是尚书省施行的措施，没有听说有人认为不对，为什么唯独铜钱就认为不可行？远的有唐虞，近的有宋、金，明君贤臣使百姓富足的制度，都以此为根本。何况如今国家疆域万里，钱币制度祖宗已经实行过，应当由都省明确奏闻，命户部官员研究历代铸造铜钱的方法、使用钱币的制度以及远近各地的便利情况，果断推行。这样岂不只是挽救钞法一时的弊病，实际上也是成就百姓生计无穷利益的办法吗？一、天下太平已经很久，百姓得以安居，户籍已经确定，田地没有多余的空亩。山东益都一带，自古号称土地广阔荒芜，《尚书》所说“莱夷作牧”就是指这里。如今国家平定此地已经大约一百年，户数和土地都有确定的登记。近来奸人妄行呈献土地，把百姓的田地、住宅、坟墓全部指说成荒闲之地。朝廷虽然曾派官员复查核实，他们却总是与呈报相符，不再考察。设置这些官吏，本来是为了征集钱粮，他们却幸借水旱灾害为由，不能收足原定数额。百姓既无处申诉，官员也无可奈何。查验一年所收入的税粮，仅仅够支付这些人的俸禄，不能使财富增加、充裕国用，反而只够危害骚扰百姓。何况如今山东百姓正在受饥，盗贼很多，实在担心因此另外产生祸患。钦天历元年诏书中的条文说：“国家的租税，自有固定的常例。今后任何人不得妄自进献土地，违犯者治罪。”拟请恭敬依照明诏，将山东田赋总管府等衙门撤销，百姓应当缴纳的租赋仍依照旧制办理。这样或许能使这一方百姓都获得生存安居的乐趣，向上符合文宗皇帝施行政令、施行仁政的盛大德行！一、减轻赋税，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广泛聚敛，是残害百姓的弊政。河南地方方圆数千里，所征收运送的粮食已经有确定数额。此前刘亦马罕妄自进献土地，已经被长期流放到海南，这已经明确说明那里没有闲置田地。自延祐年以来，奸人窃居宰相之位，想要兴办功利之事以巩固权势恩宠，动辄以为百姓经营治理为名，实际上只是想骚扰残害百姓，名义上说是核实粮田，实际上是强行征敛。朝廷深知其中弊病，多次下诏免除；有关部门却没有很好执行，到现在仍让百姓包纳。堂堂天朝富有四海，各种差税收入都有固定制度，却因为兴利之徒而遗留祸害给百姓。拟请恭敬依照历朝诏旨，将经营核实中虚列的数额一并革除拨销。这样岂不只是彰显朝廷减轻征敛、厚施惠民的恩泽，也可以树立百姓根基稳固、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谋略吗？一、治理国家应当一视同仁。高丽作为一个国家，偏居海边，圣朝刚刚兴起时，首先表示臣服。世祖皇帝嘉奖它的勤劳，下降诏令将公主嫁给其国，正是为了怀柔这个小国，恩德极其优厚。近年以来，朝廷多次派使者到高丽，挑选女子，要求娶妾纳媵，索取各种物品，骚扰不堪其苦。以至于高丽百姓生了女儿有的也不愿养育，年纪大了的女子不敢嫁人，愤怒、怨恨、悲伤，却无处申诉。如今辽东年年歉收，百姓正告饥，这种伤害和气的现象，或许也由此造成。今后除内廷确实必须索取的事项以外，其余官员如有不经过中书省，擅自奏请索取高丽女子，或借出使其国之机娶妻纳妾的，拟请禁止并治罪。这样或许可以彰显国家一视同仁的治理，慰藉小国向往教化的心意！（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请求褒奖追赠李延平。

译我私下听说《礼记》说：“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是著书立言。”所以古代封爵的典章，有的是因为德行，有的是因为功劳，有的是因为著述立言，大概各有等级差别。恭敬地想到，国家尊崇儒学、重视道统，褒奖崇敬的原则古今一贯，没有间隔；上自洙泗的圣人，下至伊洛的儒者，先后都蒙受加封公侯爵号，用来尊崇儒道的传承，表彰教化风俗的美好，这确实是明时的美好法则，也是斯文昌盛的幸运。然而仍有道德高尚厚重、足为世人师表，而爵位与其不相称、尚未得到褒崇的人。卑职出身于诸生，侥幸居于言路，这是应当陈述的事情。已故延平先生李愿中，在宋氏南迁之初、中国动荡之际，三纲得不到振兴，九法也遭到破坏。先生从南方荒远之地兴起，赋有奇异的见识，阐明圣学，振兴斯文。后来一度退居藏身，又想着向众多士人传授学问；保存孔子、孟子传授心法的正学，接续伊洛理学经书训诫中的格言，只有朱子继承了其中的要旨。如今天下统一，朝廷崇尚文治，六经的传承、四书的训诫，都用来通过贡举选取士人、在学校教育人。用来阐明圣贤之道、确立人伦秩序的朱子功劳，实在很大！考察《宋史》，朱子早年出入经书传注，广泛涉猎佛教和老庄之学。等到见到延平先生，才彻底明白道学的要旨，顿然领悟其他学说的错误，完全能够抨击它们的过失；从此专心精进、诚意求学，剖析幽微、穷究深奥，而道统的传承才有了归宿。由此说来，即使凭朱子的高明，也还要依靠延平的启发，何况后世之人，怎么可以不以他的学问为师呢？我私下认为，近代儒学先贤没有比伊洛一派更兴盛的了。濂溪和二程已经封为公爵，张载、吕祖谦、朱子都列入从祀，而延平的学问向上承接周敦颐、二程，向下传授给朱子，唯独没有得到褒崇，实在是礼典上的缺失。过去朱子在竹林精舍，曾经让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司马光、延平共七位先生从祀。当时的儒者都认为符合礼制。既然如此，如今的陈述就不是我一个人的私见，实在是国家彰显盛德的举措。如果蒙准将此事奏闻，交礼官议定，仿照周氏、程氏、朱子，优厚地加封谥号，列入从祀的位置，既足以彰显圣朝尊崇儒学、重视道统、完备修订祀典的用意，又能使学士大夫都知道正学的宗旨，对于表彰正道、激励风气，确实很有补益。（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经筵进讲疏。帝王治理天下，以研习经典为先；开设经筵，实在是盛大的典礼。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天性聪明，振作精神谋求治理。陛下继承帝位之初，就下诏开设讲筵，特命宰辅、台臣以及选入奎章阁和翰林院的儒学宿老，每十日进宫一次，进读讲解经典，用来辅助增益圣德、光大教化，这实在是国家社稷无穷的福分。中外臣民，谁不欣喜欢悦。我私下听说，讲官所进讲的，是祖宗的圣训和圣贤的格言，既然如此，就不能不恭敬对待。自古以来，讲官侍坐都有礼仪，正是为了尊师重道，使君臣从容相接，并不只是沿袭旧例、徒具表面上的师傅形式。如今陛下年富力强，圣学正有新的进展，对于祖宗的训诫、圣贤的言论，乐于听闻，唯独对讲官还没有赐予座位。三代的贤明君王，都设置师傅之官，与他们坐着讨论道义。世祖皇帝每次召见儒臣进宫答对，也曾赐座，使他们能够尽情陈述。恭敬地希望从今以后，每次进宫进讲，都赐座并设置几案，使讲官从容接受询问。凡是古今治乱的根源，以及民间情况的真伪、得失，都让讲官详细研究后陈述。这样，圣学就会更加高明，政治教化就会兴盛融洽，而设置经筵也确实不再是徒有形式了。（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请求详细审定殴打致人死亡的罪名。听说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没有比刑法更优先的；刑法中最重的罪，没有比杀人更重大。况且立法贵在可以遵守，用刑贵在适中。法律如果不能遵守，就只是空有法条而不能自行施行；刑罚如果不适中，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因此古代用刑，必定随着时代而有轻重变化。所以杀人者处死，虽然有确定的罪名，但殴打致死的情形极不相同。如果一律处死，有的情节或许可以宽恕；如果全都判决释放，那么死者又有什么罪过？查得大德十年八月，刑部郎中赵奉政关于殴打致人死亡案件的文牒，对轻重情节似乎论述得不够详细。本部议定：殴打致死，犯罪情形各不相同，应当推究实情议定罪名，案件各有区别。如果准许一律判决释放，被打死者的冤屈怎么能够昭雪？又恐怕官吏借此玩弄法律，逐渐产生奸弊，使刑政更加不便。如果准照所说办理，凡犯殴打致死罪的，都应追查审问完备，依照条例结案并详细判断，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差错。都省准许照此拟办。又查得至正五年五月，中书省奏准的条文说：“用手脚殴打人以及用头撞击，或者用其他物品在人的非要害部位殴打损伤而导致死亡；或者因为击打非虚弱要害部位，疼痛之气攻心，偶然导致死亡；这些都属于本来没有杀人之心，拟判杖刑一百零七下，并流放三千里。” 如果使用刀刃或其他物品，在人的虚弱要害处殴打，立即死亡；或者并非因争斗、无故杀人；以及被殴打者原本没有争斗，只是为自己辩解，因而导致死亡；如果殴打完毕后双方已经散开，声音也不再相接，离开后又回来殴打致人死亡，因为已经具有加害之心，一律依照故意杀人的法律办理，依例结案，等待上报裁决。钦此。法律制度只有公平允当，才能长久奉行。如果拘泥于一种判法，刑狱必然拖延积滞。近来因为恭敬奉行诏书，巡行京畿，询问百姓疾苦，疏理洗雪冤屈积案。所经过的州县，有的关押着杀人罪囚，按照实情比照新例，却往往不能判决遣送。这是因为禁止奸邪、制止暴行，本来应当严肃；然而哀悯死者、慎重用刑，更应当谨慎。况且如今乡村百姓一向缺乏教养，误犯刑法的很多，而郡县官吏贪污苟且，通晓法律的很少。既不能详细审问案情，又不肯追查审理、结案解送，导致囚犯长期滞留狱中，全部死在牢狱里。这岂只是玩弄刑政，实际上还会伤害天地之间的中和之气。《尚书》说“罪行有疑，当从轻发落”。《易经》说“君子因此明察谨慎地使用刑罚，而不使讼狱滞留”。应当由都省详细制定这项法律，务求公平允当，使天下在狱囚犯有幸得以保全性命。这样国家好生的德意就能普遍惠及远近各地。（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禁止治死、损害罪囚。

译伟大的圣朝，完全拥有中原，深厚的仁德恩泽普遍惠及百姓；明察刑罚、审慎用刑，务求实行宽大政策。然而近年以来，有关部门有时用人不当，以致刑狱案件日益增多，严重使百姓凋敝，无罪的人被牵连受刑，有罪的人反而侥幸逃脱。官吏舞文弄法，都使贪婪奸邪之徒称心；肆意施虐、逞强示威，更使低级差役得便。开始是借事罗织罪名，随后又接受钱财而释放罪犯。等听说审囚官将要到来，便谎称被治罪的人已经逃跑。即使想要告发他们收受贿赂，又因为本案尚未了结而受到阻碍。他们设计陷害百姓，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对于已经结案的囚犯，本应当明确判定其罪，可是县里从未向州里申报解送，州里也从未向路级机构申报解送。有的害怕刑名定错，有的因为结案困难，不问罪行轻重，全都死在牢狱中。真正判决遣送的从来没有，平反昭雪的更是绝无仅有。朝廷宰辅唯恐有一个人失所，而州县官吏却竟敢任意杀人。伤害天地和气，大概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近来因为恭敬奉行诏书，巡行京畿，询问百姓疾苦，疏理洗雪冤屈积案。想到国家长期安治，本来是想使百姓保全性命，如今中外一年之中，死去的人不知有多少！江南还稍微知道畏惧，结案后幸而能够送达中书省，判决文书全都归刑部办理。可是判议拟定还在吏员手中，囚犯已经死在狱中。况且重罪案件飞报上申，本来先要使主管官知道案件的最初发端，有关部门每月上报，还要考核案件处理的执行情况。如今这些都被视为徒具形式的文书，一概置之不问。朝廷制定法令尚且如此，郡县怠慢命令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京畿积弊如此，天下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因此愤怒怨恨积聚在人心，异常现象接连出现在天变之中，水旱灾害严重损害庄稼，百姓日益陷入贫困。听到这些的人可以为之伤心，看到这些的人应当为之痛哭。《左传》说：“国家政事清闲时，要趁这个时候整顿明确政令和刑法。”如今天下太平已经一百年，正应当申明刑政，以感通天地、召致和平，却因循敷衍、苟且废弛到这种地步。想要祥瑞接连到来、百姓安心生活，大概也很难了！应当由都省明确奏闻：今后内外轻重罪囚，某一案件发生后，于某年某月某日入禁，某年某月某日申报解送主管部门；或者已经判决笞杖等罪，或者审查复核结案等待上报。某一案件发生后，于某年某月某日入禁，某年某月某日因患某种疾病，由某医使用某种药物，最终因某病死亡。年终将案件大略的情节和犯罪缘由逐一登记开写，次年三月在衷里申达省部，选派刑部一名有文资的正官巡行，仔细查阅详审。如有刑狱拖延、遣送不当、妄报紧急证据、死伤人数过多等情况，都应查验事情轻重，依例治罪。这样或许朝廷能够明确政令和刑法，天下知道有所警戒畏惧，有关部门不敢无端生事、骚扰百姓，罪囚也不至于含冤受滥刑而死。（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译论近年无辜受害者之家应当昭雪改正。恭敬地想到圣明天子统治天下，仁德恩泽惠及臣民，然而仍然派遣使者宣布德意，明诏中说：“和气还没有达到，灾异时常发生。”政令教化已经施行于各地，灾异却仍使圣上忧虑。大概天与人之间，道理本来是一致的。因此人心平和，祥瑞就会到来；人心忧郁，灾异就会接连出现。东海有一名孝妇被杀，导致干旱三年，等到上表为她的坟墓祭祀，天立即下起大雨。这是已经发生的明显征验，可以作为后世的规范和鉴戒。我国太平已经一百年，中外没有大事。自近年以来，多次兴起大狱，有的遭遇诬陷冤枉而被判处极刑，有的仅仅涉嫌便被流放，多半出于一时的好恶，谁还顾及天下最公正的原则？至正五年二月初四日诏书中有一条说：“近年无辜受害者之家，交付中书省分别查拣，昭雪冤屈，改正错误。钦此。”中外听到后，都说圣明天子一视同仁，不分亲疏远近。臣民之家，有的被人言诬枉，有的横遭非命：某家应当昭雪，某人应当改正；如果家产已经散失，应当叙复其官职；如果子孙已经死亡，应当为其宗族承继延续；如果人在远方，应当召回故乡。如果人已经死亡，应当追赠封号和谥号。这样或许生者死者都能没有遗憾，必定能够使祥瑞纷纷到来。诏令既然已经颁布到全国，分别查拣的责任就在中书省。然而只有最公正，才能使人心信服；只有最公平，才能召来和气。应当从某年以后开始，对尚未昭雪改正的案件，早日秉公查勘，逐一仔细分别审查，使圣恩普遍惠及幽明两界，使公道在天下大为伸张。然后和气就会到来，灾异不再发生，年成丰收，百姓和乐兴盛。实在是万幸。（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关于山东的三项建言。考察天下形势的人，应当谨慎对待细微征兆；谈论百姓治理的人，应当探究根本。考察形势却不谨慎对待细微变化，等到问题显著就无法挽救了；谈论治理却不探究根本，只求处理枝末，又有什么好处？恭敬地想到，国家设置台宪官员，是为了看重内外耳目所承担的职责，使远近各地的见闻能够详尽上达。只有山东，完全安定齐鲁之地，控制千里疆域，巡按统辖百座城池。自去年以来，各处盗贼纷纷窃发，开始时还隐藏形迹、涂抹面容，唯恐被人知道；严重时竟鸣鼓树旗，不怕官府捕捉。郡县听到风声就躲避，弓兵望见影子就逃跑，百姓遭受他们的毒害，府库任凭他们抢夺。以致烦劳朝廷派遣官员，中外才获得安宁。近来各州又有盗窃，有的二十人成群，有的七八人结党，白天杀人，抢劫财物。古人说：“盗贼就像火。”火刚要燃烧时扑灭，容易用力；等到火势已经炽盛再救，就难以奏效。因此小盗不消灭，大盗就不会断绝，怎么可以不预先防范呢？恭请朝廷体恤百姓以安定其生计，选用官员以督责治理，审录囚犯以清除恶人。况且山东防御盗贼的办法，前后提出的并不一致：有的说应当严治城池，有的说应当修缮兵备，有的说应当分派军队镇守，有的说应当申明赏罚。说得过分的人，人们就认为他是在夸大声势；说得缓和的人，有时又认为他迂腐空泛。因此进言的人很难，而听取意见的人不可不慎重。如今我略陈应当实行的实际措施，还希望朝廷采纳选择。一、体恤百姓。喜爱生存、厌恶死亡，趋向安定、躲避危险，是人的常情。如今山东百姓往往甘愿走向死亡，起而成为盗贼，大概是有原因的。开始是水旱灾害损伤农业，贫穷使他们年年没有衣食饱暖的供给；其次是差役徭役频繁相加，官吏每天又有聚敛侵夺的祸害，这就是百姓成为盗贼的根源。古人说：“蜀地人喜欢灾祸、贪图作乱。”有人回答说：“蜀人的积弊，确实不是一天形成的。一百户人家组成一个村子，不过只有几家有饭吃；穷困窘迫的人十有八九，被捆绑拘禁的人十有二三。贪图作乱、喜欢灾祸，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假如让每家养五只母鸡、一头母猪，床上有一床价值百钱的棉絮被，甑里有几升麦饭，即使苏秦、张仪在面前施展巧言，韩信、白起在后面按剑威胁，也不能使一个人去做盗贼、贪图作乱吧？”既然如此，后世百姓成为盗贼，难道不是因为饥寒吗？如今山东的田亩没有比以前增加，户口却比过去日益加倍；年成已经歉收，衣食极其不足。起初他们典卖田地、卖掉房屋，紧急时便卖儿弃妻；朝廷虽然有赈济抚恤，一家又能得到多少呢？加上去年秋天发生大水，今年春天发生疫病，没有牛的人不能耕种，已经播种的人不能除草松土，致使田地荒芜，蒿草遍野。即使当天秋收，百姓也已经没有粮食，不知道来年春天又将怎么办；想要百姓不成为盗贼就很难了。国家设置刑名，本来不希望百姓犯法，百姓虽然愚钝却也有灵性，难道不知道法律不可触犯吗？只是犯法做盗贼就会死，畏惧法律而不做盗贼又会饿死；饥饿和受刑同样都是一死。死于刑罚和忍受饥饿相比，不过是灾祸来得有迟有速，所以百姓相互率领去做盗贼，难道是他们能够自主选择的吗？难道不应该对此深思吗？只希望朝廷明白告示六部百司：凡是山东军队出征的劳苦、站赤驿卒迎送奔走的劳累、食盐办课的沉重负担、和雇和买的烦扰、并非急需的土木工役以及对百姓生活无益的贡物，只要是可能调动役使百姓的事情，都应逐一简化所发布的命令，衡量征派的数额，节制事务的缓急，宽限输送期限，使百姓普遍得到实际利益，不至于一切流于空文。这样或许百姓能够在田里休养生息，官吏也不能肆意施展奸贪手段！总的说来，安定百姓的方法，就是不耽误他们的农时，不损害他们的财产，只禁止他们作奸犯科，除去对他们有害的事情，那么百姓就都能安居了。

译一、选用官员。古人说官员不必齐备，关键在于任用合适的人，这是说三公的选任。其余一般官员，各有自己主管的事务，不可以一天缺员。山东连年水旱灾害，盗贼不断发生，百姓多贫穷，难道不应该选派官员去安抚治理吗？过去汉宣帝曾说：“百姓能够安居田里，听不到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靠的是政治的根本和诉讼的公正。能够和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员吧？”如今国家对守令的选任，不能说不严格，只是朝廷铨选有一定时日，而各处官职空缺没有停止。现在山东有二员宣谕使缺额，济南、东平、济宁、东昌、益都有五员总管缺额，高唐、海宁、沂州有三员知州缺额，其余佐贰官职缺额也很多。况且规定六十五岁以上者先行铨注，固然是好的制度，但其中多是年老昏耄、患病之人，已到日暮穷途，只知道求取公田俸禄、使家中富足、让妻子儿女吃饱罢了，能够洁身奉公、勤勉处理政务的，能有几人？如今山东郡县的达鲁花赤都属于投下守令，空缺的十处中有二三处，年老患病的又占其中一半。这样还想使政治教化兴起推行、盗贼平息消失，能够做到吗？应当由朝廷将山东按治所属的宣慰司、各路、州、县等官员，下至镇、店的巡检和捕盗等职务，凡是现有空缺、候补空缺、裁省除名、由部注授的，一并作为一次选任，赶快铨注；还必须选择年富力强、熟悉政务、没有重大过犯、籍贯居住在附近的人，不必等待宣诏，立即让他们赴任。这样，郡县就有人任职，或许可以把政务责任交给他们。政务整顿好了，善良百姓就能安定，恶人就知道畏惧。还必须规定今后只要有紧急空缺，就立即申报补授，这样或许不会再出现官员空缺而无人抚治百姓的情况。一、审录囚犯。刑罚是用来追查奸邪、禁止暴行，从而辅助治理的。近年以来，郡县有时用人不当，刑政因此失去尺度，百姓的怨恨损伤了和气，水旱灾害也因此发生，年成歉收实在根源于此。况且调和阴阳虽然根本在朝廷，而政令教化的承接推行，实际上责任在郡县。因此东海杀死一名孝妇，干旱三年；等到为她上表、祭祀坟墓，天立即下大雨。这是一郡祸福的征验，难道不是守令应当承担的责任吗？如今山东郡县的罪囚，除去宪司正在审理的案件外，监禁中常有八九十起案件，戴着枷锁的囚犯不下数十上百人。罪状明显的，不能明正典刑；事情有疑似之处的，又不敢轻易释放。岂只是使囚犯长期滞留牢狱，实在恐怕还会另生事端。比如去年秋天大盗王五十等人，劫掠开州、濮州等地，释放监禁中的罪囚，彼此合力，往往得到他们拼死相助。这件事所牵涉的影响实在很大。应当由朝廷奏闻，选派五府中通晓刑名的官员到山东，逐一审录；如果没有疑问，等到春分以前，分别按照罪行定罪。这样或许刑政能够肃清，恶党能够警惧。《左传》说：“国家政事清闲时，要趁此时整顿明确政令和刑法，即使大国也一定会畏惧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战国时期，国家明确政令和刑法，大国尚且知道畏惧；如今山东的草野盗贼，难道会有不知道畏惧的吗？（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请求派遣官员审录囚犯。恭敬地想到祖宗统一天下，既然已经拥有百姓，更应当修明刑政。施行政令、施行仁德，固然是朝廷的急务；收敛奸邪、禁止暴行，也是郡县应当做的。因此掌管刑狱的官吏，确实贵在任用得人。官员任用不当，就缺少推究审讯的明察；吏员任用不当，就只会造成深文周纳的祸害。有时无罪的人被冤枉陷入刑法，有罪的人却侥幸苟且逃脱，以致下边产生冤屈压抑的痛苦，这必然会向上触犯阴阳和气。所以历朝以来屡次派官审录囚犯，大概都是想使刑政肃清，使臣民畏惧。我私下想到，本省控制四道，总管三十多路。至正八年十二月统计，共有现今关押的轻重罪囚一千三百一十五起、三千九百三十六人。每年大约支给囚粮七八千石，冬夏衣物和钞币若干百匹。江浙四道本来可以说地域广大、百姓众多，但如果官吏任用得当，政治教化清明简约，狱讼也不至于多到这样的程度。考察这些罪囚被关押的年月，有关押十五年的，有关押二十年的。又在至正八年之内，四道合计死去、被损害的罪囚五百多人。既然不能明正典刑，他们都只是白白死在牢狱中，拿什么来劝止奸恶呢？加上本省地处东南、与海相接，近年海上为盗的人，除已经招安成为百姓、各自在乡里服差役的以外，其余仍在监禁的人，也应当一体明确审录，分别处理。况且历朝审录囚犯的条文，都详细载在宪章中。恭敬地想到圣天子即位以来，所下诏书多次以罪囚为念，这种恻隐之仁、体恤之意，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元统二年十月的一条说：“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不用刑罚，这是为了辅助教化、帮助治理。议定刑罚的时候，怎么可以不慎重呢？” 掌管刑狱的官员，应当更加详慎，务求公平允当，不要使案件出现冤枉和滥刑，以致损伤和气。”又一条说：“内外现今关押的重罪囚犯，其中如果有赃证尚未完备、死伤情况不明、证人证据互相抵牾，经过多次审理仍然反复，关押三年仍不能结案的，交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官员用心详细审理；如果确实是疑狱，就应当立即疏通释放。”至元四年正月的一条说：“各处现今关押的重罪囚犯，如果赃证不明、事情有疑似之处，经过多次审理仍然反复，真假难辨，三年仍不能结案的，交监察御史、廉访司详细审理后释放。”至元六年七月的一条说：“各处刑狱出现冤枉滥刑，大概是因为捕盗官被期限逼迫，推问官不明白刑名，审复机构又不加详细审理，以致在押之人轻则多年滞留、家产破败，重则死于非命，朕对此非常怜悯。内地由监察御史、外地由廉访司，立即会同有关部门的正官详细审理。罪轻的予以减免，冤屈的辨明昭雪；经过多次审理、反复查问，确实没有明显证据，关押已久、疑难不能结案的，就立即释放，写明释放缘由，申报上级。如果没有冤屈，就依例结案。”至正三年十月的一条说：“近来狱讼日益增多，其中难道没有冤枉滥刑吗？

译对于那些经过多次审理、反复查问，此外没有证据，关押已久、案情疑难而不能结案的，在内由监察御史、在外由廉访司彻底查究审理，说明缘由，申报省部详细审理后释放；如果没有冤屈，就依例结案。”至正五年二月的一条说：“内外狱囚中，有关部门用人不当，其中不可能没有冤枉滥刑。交监察御史、廉访司详细审理，罪轻的释放，罪重的依例结案。受冤屈而不能自行申明的，立即为其明辨；经过多次审理、反复查问，三年仍有疑问而不能结案的，释放，并说明缘由，发文交有关部门，申报省部。”至正七年七月的一条说：“各种在押囚犯的枷锁、监禁收管、饮食和治疗，都有成法。近年有关部门执行不力，害怕上司审录，也厌恶上司驳问，往往对患病囚犯不立即治疗，没有粮食的不给饮食，严重的还借口患病，实际上把人压死在囚狱中。这样使作恶者不能依法明确判罪，使受冤屈者含恨九泉。监察御史、廉访司要严加查究治理。”当年十二月又有一条说：“刑狱关系重大，百姓的性命系于其中。死者不能复生，伤者不能复原。各处现今关押的罪囚，恐怕有拖延滞留的，诏书到达之日，当地有关部门立即用心推究审理，该释放的释放，该结案解送的结案解送。不要因为小节尚未完备，就使囚犯滞留牢狱。对于关押五年以上、经过多次审理反复查问、案情疑难而不能结案的，在内由监察御史、在外由廉访司官员审理；对于疑情明显的，应当释放，并写明缘由，申报省部。钦此。” 圣上爱护生命的德意，在明发诏书中都有明确记载，一一可以考察。然而从元统二年至至正九年，十六年间，不知道各处审辨清楚而释放的囚犯有多少人，结案等待上报的案件有多少起，掌管刑狱的人难道可以独自置之不理，不去考察其中的原因吗？因此只见囚徒日益增多，公文日益繁杂，既损害圣上仁厚至极的教化，又导致雨旸失时、连年失调，当国者难道能够不对此深思远虑吗？应当由都省听取情况后上奏，精选通晓刑名的官员，先把各省现押罪囚较多的地方逐一审讯记录，在立春以前，使罪状明确的各自依法定罪，情节和罪行有疑似之处的，全部加以辨明。这样或许可以使国家刑罚落实于施行，百姓知道有所畏惧而不敢犯法，冤屈压抑、拖延滞留的案件也能得到宽解释放，不再产生怨恨。务必要施行圣上恤刑的实际恩惠，不要让有司只做一切虚文。臣不胜庆幸！《易经》说：“君子明确而谨慎地使用刑罚，不使案件滞留。”又说：“圣人感化人心，天下便和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本省除已将轻罪囚犯下文各处，依例裁断外，重罪囚犯催促督责有关方面追查会审完备，听候处理；如有死亡、损伤者，移文追究治罪。陈述时政五件事 恭敬地想到，国家设置台宪机构，务求得到贤能明哲之人，以便充分扩展听闻和见识。如果有人闭口不言，便辜负了朝廷任用他的职责。卑职以浅薄的才能，侥幸充任六察官，略有一些见闻，谨此陈述。因为敬畏天变，才能尽到事奉上天的诚意；祭祀宗庙，才能弘扬以孝治国的道理；辅佐圣德，才能建立太平的根基；敬重大臣，才能求得辅弼襄助的益处；体恤百姓，才能巩固国家的根本。这些并不是想徒然说空话，只求切实关系到当前政务。还望圣上采纳选择，恭请上奏。一、自古君主居于天子之位，总是战战兢兢、勤勉不懈，不敢贪图闲逸；他们所敬畏的，只有上天而已。然而国家政事修治得当，天地的灾异便会隐去；否则上天就会出现异象来警告和使人戒惧。上天仁爱君主的心意，实在深厚极了，难道可以不早晚修身反省，切实谨慎地对待上天的警戒吗？恭敬地想到，圣天子亲自承受上天眷顾的使命，大力继承皇业，上合天心，下得民意，将会看到政教正趋完善，祥瑞接连而来。近日太史上奏说：“三月癸卯望日，月食达到全食；四月戊午朔日，太阳发生日食。”天上悬列的星象中，最明亮的莫过于日月；如今却发生日月相侵的食变，难道不是刑法政令有失而导致的吗？况且月食达到全食，异常已经十分严重；日食发生在纯阳之月，古人尤其忌讳。大概这是阴气盛而阳气衰，是君子所畏惧的。拥有天下的人，难道可以忽视吗？今天子聪明仁孝，天下都受到教化而归服，更应振作乾刚之德，修明刑法政令，疏远邪佞之人，专任忠良之臣，或许可以消除灾变，转变为祥瑞，使日月保持光明，宗庙社稷得到上天保佑。如果说日月相侵自有常度，天道悠远深邃，不是人所能知道，那就是奸邪误国的言论，不是圣人敬畏上天的意思！一、郊祀、社祭和宗庙祭祀，是国家最重大的祭祀；尊奉天与亲亲之礼都很明显，其中宗庙祭享尤其隆重。因此古代君王一定亲自举行祭祀之礼，用来报答祖宗的恩德，弘扬孝治之道。大元国家兴盛至今已有百年，礼乐文物辉耀于史册。世祖皇帝开始建立太宫，武宗皇帝亲自举行大礼。历代圣主相继承袭，典章制度都完整存在。文皇帝平定乱局、恢复正道以安定天下，在位五年，政教美善而光明。自从他升遐以来，臣民都思念而归服，已经选择吉日，按照礼制安奉附祭。恭敬地想到，圣天子谨慎地承受遗诏，入内奉事宗庙，早晚敬畏，谋求更新政治。恭敬侍奉东朝，已经尽到了奉养之礼；回望清庙，也应当表达孝思。伏愿陛下全都遵循旧章，亲自举行祭祀礼仪，那么祖宗享受祭祀，降福于万年；圣上的德行和孝恭，也将光耀四海！一、古代天子即使具有聪明睿智圣明的资质，也一定要等待身边大臣匡正辅导，然后德化才能成就。周成王即位之初，年纪正当盛年，周公担任太师，召公担任太保，辅佐教养、保护扶持，完全尽到了职责；就连侍从、御者和仆役，也都是正直之人。因此成王所见都是正当的事，所听都是正直的言论，最终养成了美好的德性器识，使政治达到隆盛太平，享有国祚长久，成为周代的贤君。恭敬地想到，圣天子正值盛年，统治九州，睿圣之德超过历代百王。然而仍然开设讲筵，鉴察研习古代训诫，这是为了辅益圣德，使伟大的教化更加光明。儒臣宰辅按时进见，只有早晚相处、熏陶德性器识，正要依靠侍从辅弼之臣选用得人。伏愿广泛选用勋旧世臣的子弟，以及端庄谨慎、正直的臣子，在前后加以辅导，使嬉游玩乐之事不进入眼中，鄙俗之言不传入耳中。身边的人彼此修正，内外相互培育，那么圣德会日益更新，政教也会日益兴盛！

译一、帝王的职责，在于任用宰相。宰相，是用来辅佐天子、安抚万民、调和阴阳、赞助襄理政务的。因此君主亲自处理各种政务，礼遇大臣，常常在大臣进见时，使他们充分发表谋议。恭敬地想到，天朝富有四海，历代圣主临朝统治，保守天下太平；对待臣下，已经尽到了礼数；大臣和贤辅献纳谋略，事奉君上，也尽到了忠诚。君主英明、臣下贤良，真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恭敬地想到，圣天子圣德宽厚仁慈，居于臣民之上；天下广大，政务繁多，早晚共同议政、谋求治理的，也只有两三位大臣而已。然而古代君主对待臣下，也没有不周到的，所以宴饮是为了沟通上下之情，田猎是为了演习武备之礼；授予爵禄，是为了求其效用；赐给宅第，是为了使其安身。这些都彰显节俭而合乎礼制，从未逾越制度而使百姓受苦。如今朝廷政教更新，中外都盼望天下得到治理，掌握枢机的大臣固然应当受到尊崇优宠；因此爵禄的尊贵、居室的华盛、宴享田猎的欢乐，都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伏惟两三位大臣同心同德，努力谋求报答皇恩，安然端居廊庙，早晚辅佐襄理，使公卿任用得人，风调雨顺，纲纪严正而朝廷尊崇，赏罚公平而民心归服，岂不是最盛大的局面吗？一、天下的事情，应当在细微之处就谨慎对待。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更不可忽视。国家自太祖皇帝平定中原、世祖皇帝统一天下以来，百姓休养生息，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近年以来，云南土人作乱，海南黎蛮成为祸患，有司把这些看作寻常旧事，不加以安抚整治。近来徭贼大肆猖獗，攻陷道州，杀害俘掠官吏和百姓。道州是湖南的一郡。在此以前，广西百姓已经遭受他们的祸害，如今又转入内地，这种祸患不可谓不大。如今天下虽然号称太平，但山东实为国家的肱股要地，去年河水发生灾害，五谷没有成熟，百姓流离失所者很多。朝廷间或曾经赈济供给，仍然不能使他们得到充分供养。江淮以南，百姓又告饥荒。河北各郡，盗贼至今尚未捕获的有三千多起。百姓贫困而成为盗贼，难道是他们能够得到的结果吗？作为百姓的父母，究竟将怎么办？难道可以安闲享乐、安居自得，把这些当作没有事情吗？伏惟朝廷应当赶快讲求消弭安定盗贼的方略，制定赈济救助饥民的长久办法，使天下清静安宁、百姓富足，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最重要的谋略。王喜 《治河图略》

译原序 臣私下认为，水在天下有自然形成的利益，也有自然形成的祸害；顺应水势加以疏导，容易见效，违逆水势加以拦截，难以成功。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气血流通就没有疾病，气血壅塞停滞就会生病。审察病情而治疗，疏通壅滞，使其流通，疾病自然就会消除。治水的道理也应当如此。臣私下看到，近年来黄河改道，在曹州、濮州之间泛滥，百姓淹没，中原凋敝，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以至于上使皇上日夜忧劳，下使朝廷大臣费心忧念。看见和听见的人，无不悲痛，都想着设法救治。然而至今没有提出一条谋略、建立一项政策，能够补益当今圣明之世，这是因为只知道河水造成祸害，却不知道它为什么造成祸害。臣因此逐一考察历代河流变迁的原因和疏浚治理的方法，粗略弄清了详情，也知道这件事并不是没有办法可做。为什么这样说呢？全都由于下游壅塞，水势不能自行排泄，所以泛溢而成为祸害。如今的办法，不如在南面疏浚通入淮水的旧河道，使水顺势流去；仍在北面另行疏导一条新河，以分散水势。大河一旦分流，水流自然变缓，就没有泛滥溢出的祸患了。大禹分导九河，汉代疏浚屯氏河，宋代把清河导向南北两面，都是这个道理。这就像一百钧重的东西，一个人举它，力量不能胜任；两个人举它，力量就有余。这一道理十分明白，可以付诸实行。现在把禹河、汉河、宋河和今河的图绘列在左边，以备圣上阅览、考察选择，希望能够对拯救水灾略有帮助。禹河图（略） 臣谨按：禹河从于阗山、岭一带的两条源流汇合，向东注入蒲昌海，潜行于地下后向南流出积石山，经龙门三千里到达华阴；又从南向东，流到砥柱、孟津、洛汭、大伾；又从东向北，经过洚水、大陆，曲折向北，到达冀州东部的▯北，分流播布为九河，奔向碣石入海。由此看来，水气分散，水流就会变缓；水势分开，力量就会减弱。大禹治河的方法、疏导水流的原则，其功效全在分播九河。大概从大伾以下，河水流经平地，河势凶猛而平地土质疏松，不是堤防所能抵御，所以开出八条支流以削弱它的怒势。又从大陆以北直到▯州一带，是下游冲击之处，水势更加庞大，祸害也更加严重。大禹就在河水将要入海而尚未入海的地方，疏通主流，分开支流，使它们都流入大海。各条水道既然在外面安稳流行，主流也在中间顺着河道流动，不再漫流为害；河水流到这里而不得不分流，也是形势所必然。汉河图（略） 臣谨按：汉河从孟津、砥柱以上，河水在地中流行，没有发生变化；从大伾以下，河床高于地面，容易泛滥。周定王时，已经迁离旧河道；到汉武帝元光年间，改向顿丘东北流去，经过濮水、济水，从乐陵入海。汉文帝时的酸枣决口，汉武帝时的瓠子决口，都在今濮阳县，于是河水通入淮水、泗水。《汉书·沟洫志》所说的“河决馆陶”，馆陶在今濮州；河水又分为屯氏河，在今大名路，向北流入海。屯氏河的深度和宽度与大河相同。大概也是顺着河水自行形成的形势，疏浚这条河来泄放大河水势，所以不再有泛滥溢出的祸患。由此看来，河流下游壅塞就会堵塞，能够泄流就会平稳。汉代所以能够平息祸患，功效全在分导屯氏河。宋河图（略） 臣谨按：宋代自建炎、绍兴年间疏浚黄河，河水流入巨野，溢出后进入泗水，流入淮水，称为南清河；又由汶水汇合济水，流到沧州入海，称为北清河。起初，大禹疏导济水，水从黄河以南流出，向东进入荷泽，就是今天的梁山泊；向南通达淮水、泗水，向北从千乘入海。宋代黄河改道后，济宁的巨野与济水汇合为一，分开成为南北两条水流。济水的上游原有莨荡渠，汉明帝派王景疏浚它，使水向东流；从浚仪以南通达淮水，就是隋唐时期的汴口。金朝末年，黄河在开封决开，于是又沿汴水向南流，进入淮水。如今曹州、濮州一带，又有与济水汇合的趋势。臣愚昧地参照古代、审察今日，因此知道它有必然汇合的道理。今河图（略） 臣谨按：今河自金朝末年从开封向北，经卫州流入涡河而南流，就是今天经过徐州而流入淮水的河道。近年来，河水在曹州、濮州之间泛滥；通入淮水的旧河道淤塞不通，河水将有流入御河的趋势，却又找不到通行的道路，以致数郡被淹没，祸害不小。臣私下估计，新近堵塞的河道，沙土还很松软，只要疏浚得稍深一些，水就会恢复旧道，下游自然顺畅；这不同于没有水源的地方，必须强行开凿，辛劳而无功。又考虑到如今新河的水流散漫而没有统一的归宿，所以形成横流。如果旧河道已经疏浚，水势自然减弱，然后顺着横流冲出的路径，利用它向北流的趋势，加以疏导，另行形成一条河道，那么用力少而见效快，这可以成为永久的利益。治河图（略） 臣谨认为，治河的方法，必须先疏浚通入淮水的旧河道，使水向南流，恢复旧道；其次疏导流入济水的新河，分出一半水向北流，以削弱水势，这是上策。如今汴城以东、黄河南岸，排列着几十个渠口，都是古代引水注入陈、亳、宋、颍郊外，用来泄去河水怒势的。再向东到杞县，有三个汊河口。往年归德、太康两处把南北两个汊口堵闭不通，使三汊的水汇总到一条河里，怎么能不导致泛滥呢？世祖皇帝曾经设置分监，委任都水马和之、郭若思疏导新河的水，使黄河水流经安山到达临清，接通御河；他们察看地形，设置开堤，疏通漕运，于是成就了千秋的功业。今天疏导新河向北流，就是马都水已经实行的办法。大概河流的末端水势浩大，不是一条河道能够容纳的；不疏浚，水势就不顺；不分流，祸患就不能止息。这些都是历代已经实行并证明有效的事实，并非一句空话。臣因此绘制此图，以说明它确实有可行的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河源图（略）

译臣考察：黄河源头在吐蕃朵甘思西部边境，方圆七八十里，有泉水一百多处，水面深广，依附在高山之下，向下俯视时灿烂如列星，所以名为火敦，就是星宿海。泉水向东汇入泽，又向东流为齐必勒。一股水从西面流来，名叫赤里出；一股水从南面流来，名叫忽兰；一股水从东南面流来，名叫也里朮。三水合流，名叫脱可尼，这就是黄河。又向东分成九个渡口，水仍清浅可以涉渡。再向东五百里，才开始变得浑浊而奔腾凶猛。又流三千里，汇合两条水流后折向西行，经过乞里塔昆仑山北面的山阴，那里四季积雪。又向北向东流到贵德州、隶河州以及吐蕃等处宣慰司管辖的地方。然后抵达积石山，与《禹贡》所说疏导积石山的河道相合；从这里向上到星宿海，大约六千七百多里。这是根据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派遣招讨使笃什亲自考察所得而说的。臣之所以把这幅图一并记载下来，是为了说明河源如此遥远，它的下游水势理应盛大而难以控制。治河方略 臣私下认为，水所带来的利益，是百姓不可缺少的，是国家不可没有的，关系到的利害极其重大。历代的虞衡水部，以及本朝的都水监，都是用来总管天下水利、慎重办理此事的。而黄河之水，又是天下水流中最大的一条。如今它泛滥成灾，下使百姓受苦，上使国家劳累，显然不能把它看作普通小事。必须重视此事，委托大臣承担重任，广泛寻求良策，然后才可以平息祸患。臣虽然不聪敏，既已把图绘陈列在前面，又认为平息祸患，必须依据水势自然的规律；其中要点不过是疏浚旧河、疏导新河两件事。能够平息祸患，又必须依靠人力去实现；其中要点则在于专门委任、优厚对待工役两件事。因此冒昧把四件事分条列在后面：一、先疏浚旧河。在上游淤塞之处，每十里或二十里作为一段标准，挖出沙土使河道加深；如果底下见到流沙，就把木筏捆扎起来平放在沙面上，为河水建立通行的基础。仍在两岸竖立桔槔和长竿，把沙土提出来，逐渐淘洗，使水能够流行。上游一旦贯通，下游自然滔滔而下，形成高屋建瓴之势，不必等到施工完毕就会自行顺流。如果河水已经循着旧道流行，或许可以使它全部流入淮水。那就在河的北岸用竹篾编络、木柜等装载石块，堆筑成河堤；虽然不是长久之计，也可以暂时救急。因此不如顺着水势自然分成两道，最为适宜。关键在于察看水势的逆顺，审察地形形势，随宜衡量规划罢了。议论此事的人无不认为，旧河沙土淤积得这样高，新河水又这样深，怎么能使水恢复旧道？这只是根据今天所看到的形势来说的。然而所积沙土，高的虽有一丈左右，低的也不低于五七尺，都是近年淤积形成的，并非天生坚硬顽固之物，本来可以依靠人力清除。沙土下面既有流沙，说明水气仍然相通，与河面相平；只是其余水流被沙土阻隔浸滞，不能流出罢了。把它疏浚治理，必定能够成功；这些都是将来尚未显现、一般人还没有看到的形势。因此说，龙门万仞高峰，四面都是石头，大禹尚且能够依靠人力凿开它来疏通河道；如今河水流经平地的沙土之中，难道反而会向东就东流、向西就西流，不能加以疏导吗？臣断然认为，旧河道是有可能疏浚的。一、随后疏导新河。疏浚旧河要从上游开始，疏导新河要从下游开始。旧河既已疏浚，河流已经分开，泛滥的水势逐渐平缓，就应在下游顺着水流冲出的路径，利用水势疏导成一条河，经北清河流入梁山泊，再汇合御河入海；又分出一道水流进入南清河，汇合泗水流入淮水。这样南北闸河水量增加，舟船行驶顺利，可以不再劳烦开闭闸门，而国家将长久享受其利益。何况桑土之地都可得到平治，可以耕种，获得加倍的收成，百姓也能蒙受其利。议论此事的人无不认为，大河流入梁山泊，必然会冲坏闸河，直奔东平，造成不小的祸害。却不知道河流既已分开，力量减弱、势头变缓，就不足以造成祸害。况且可以用旧事来证明：前宋建炎、绍兴年间，鲁地的水从济宁、巨野流入。当时整条黄河都流入济水，下游分成两道，一道经南清河入淮，一道经北清河入海，尚且没有听说冲坏闸河、危害东平。如今上游已经分出一半水流入汴河，流入济水的另一半又分成南北两道，那么进入梁山泊的水只占四分之一。梁山泊宽达八百里，足以蓄积和缓冲怒涛，因此下游自然会平缓，可以保证没有祸患。臣断然认为，新河是有可以疏导的道理的。一、专门委任。应当选朝廷中明达的一位大臣，充任总领河防使，凡有关河道事务，都授予便宜行事的权力。还要选有学识、有才干的人作为他的属官，同心研究，务必兼收众长，任用人才而取其所长，参酌审度，达到成功。至于督办工程、准备器物、掌管收支、管理簿籍，则各自有主管机构办理。一、优厚对待工役。应当招募百姓，选择丁壮充任河夫，十人为一甲。事先发放雇工钱，必须稍微优厚，使他们乐意从事、尽力工作。有人不及时赴工，就连甲长一起处罚。还要禁止有司借此摊派差役，扰乱并加重一方百姓的困苦。铁匠、木匠要经常使用，制造器具，不使器具缺乏。至于医工，也是不可缺少的。河夫如果生病受伤，必须由官府负责医治，并发给一半口粮，优厚抚恤。凡是连年遭受水灾的地方，也必须赈济供养，使百姓能够恢复生产。

译历代治理河流总论 臣私下认为，洪水的祸害没有比黄河更严重的，治水的功劳也没有比治理黄河更难的。在上游开凿龙门以疏通水源，在下游分播九河以削弱水流，这是大禹治理水患的功绩。水源疏通，水性就顺；水流削弱，水势就分散。臣所说的分河主张，实际上就源于此。自从大禹治水成功，土地平整、天时成就，持续七百七十多年，再没有造成祸患。到商代祖乙时，黄河才开始在耿地决坏，但黄河的主流并未改变。又过了九百四十多年，到周定王五年，黄河迁徙到砱砾，于是改变旧河道。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只顾自己的土地，堵塞防护百川，把邻国当作排水沟，所以葵丘会盟有戒备曲防的说法；九河有的淤没、有的堵塞，也都在这个时期。到了汉文帝时，酸枣决破金堤，曾经征发士卒堵塞。汉武帝时黄河迁到顿丘，在濮阳形成瓠子决口，于是河水通入淮水、泗水，泛滥十六郡，祸害波及梁、楚。即使征发十万士卒堵塞，也总是再次横向决溃。距离周定王又过了四百九十二年，河道才进一步向东迁徙。田蚡贪恋私田的利益，认为江河的变化都是上天的事情，不容易用人力强行堵塞，因此二十年置之不治。到汉武帝东封泰山，临视黄河，沉下白马和玉璧，率领群臣背负柴薪填塞河道，修筑宣防，疏导黄河北流，疏浚屯氏河，使大河分流，恢复大禹旧迹，八十年没有造成祸害，这就是分河的明显成效。汉成帝时，冯逡上奏说：屯氏河堵塞，灵鸣犊口又更加不利，只有一条河道同时承担几条河流的水量，即使把堤防加高，最终也不能泄水。如今九河的旧道已经难以查明，请疏浚屯氏河来帮助大河，泄放暴水，防备非常情况。可是丞相、御史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后来果然下了大雨，洪水冲毁金堤，灌淹四郡三十二县，百姓大多被淹没，冲毁官亭、房舍将近四万区。大概屯氏河一堵塞，下游就不利，因而造成祸害，这就是验证。不久派王延世担任河堤使者，用竹篾编成的络，长四丈、周长九围，里面装小石，由两条船夹载着下沉，三十二天堤坝便筑成。后来李寻议论说，应当经常寻求九河的旧道并加以开凿；目前姑且顺应水流自行形成的趋势，不要堵塞，观察水势；河水如果想要占据那里，自然会形成河道；再把沙土挖出，然后顺应天意来谋划，必定能够成功，而且用力少。于是停止治理。朝臣认为百姓可怜，派使者按照他们原有的产业赈济供养，又寻求能够疏浚河道的人。于是贾让说，治理河流有上、中、下三策，大意认为土地有河道，就像人有嘴；治理土地却堵住河道，就像制止儿童哭泣却堵住他的嘴，哭声当然会立即停止，但他的死期也就近在眼前了。所以善于治理河流的人，应当顺着水势为它开通道路；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应当疏导他们，使他们能够说话。应当迁徙百姓，让他们避开河道、迁往北方流入海的地方，拿出治理堤坝的费用来使迁徙的百姓安置生业，不要同洪水争夺土地。这个工程一旦建立，千年都没有祸患，这是上策。应当在冀地多开凿漕渠，使百姓能够灌溉田地，分散并削弱水势。虽然不是圣人的法则，却也是挽救败局的办法，这是中策。至于修缮完固旧堤，加高低洼处、培厚单薄处，劳力费用没有止境，却屡次遭受水灾，这是下策。从今天来看，李寻的话最接近道理。如今所谓顺应水势自然形成的趋势，依照水流自然的本性，另行疏导一条河道，就是他的主张。至于贾让的策略，表面上似乎可以采用，但仔细审察，其中有不妥之处。他说迁徙百姓、放任河水而不治理，那么洪水就会东西泛滥、南北漂流；每天迁徙百姓还来不及，怎么能使他们安定生活呢？他说多开凿漕渠，分散削弱水势，这个说法接近正确，但又不知道河流下游有必然分流的趋势。他说随时堵塞河流，劳力费用无穷无尽，列为下策，这话确实正确。自汉代以后，河水泛滥的祸患虽然历代都有，但黄河的最终流道到宋代又经过一千二百五十多年，才在巨野改道，不久又在开封改道。从大禹到现在，上下三千七百多年，河流三次迁徙旧道，难道没有借助人力，竟能这样安稳流行吗？如今像冯逡那样明察，像王延世那样才干敏捷，像李寻、贾让那样善于谋议的人，难道会缺少吗？我朝的马和之、郭若思引黄河水经安山接通御河，察看地形、设置水闸、修筑堤坝，都能够深知水性而成就功业，可见也不是没有人才；只要举用并施行，又有什么困难呢？臣是后学，愚昧鲁钝，深切想到自己生逢圣明盛世，沐浴皇恩，却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报答；常常怀有对田野百姓的忧虑。看到黄河横流，悲哀百姓被淹没；譬如有病就一定要医治，难道会没有可以施行的药方吗？谨把自己一点愚见献上，希望或许能对万分之一的补益有所帮助。捧起漏洞中的水，浇灌焦热的锅，当前似乎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事了；歌咏瓠子决口、修筑宣防，完全可以追比前代的功绩。臣谨此论述。崔敬 迎太子归来疏 文皇帝犯有不轨的过错，已经撤去宗庙祭祀；叔母犯有阶▯固之罪，也削去了尊号。孝道已经尽到，名分已经辨正，这样也足够了。只是想到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纪还小，却遭遇这场迁徙流离，按天理人情，实在令人不忍。明皇帝去世时，太子还在襁褓之中，尚且没有知觉，按道义应当加以怜悯。况且武宗看待明皇帝、文皇帝，都是自己的亲子；陛下和太子也都是嫡孙。若以武皇帝的心作为自己的心，那么都是子孙，本来没有亲疏之别；若以陛下自己的心为准，就难免产生彼此之分。臣请用世俗的道理来说明。普通人拥有百金的产业，尚且设置义田，对宗族中困窘的人进行教养，不让他们失去安身之处。皇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像养育子女一样养育百姓，应当使每一男一女都能各得其所。如今却把同胞之人置于不顾，正足以贻笑边邦，给外国留下羞辱。蛮夷的心意不可揣测，倘若发生其他变故，关系非同小可。说到这里，实在令人寒心！臣愿意牺牲自己来赎太子的罪，请陛下派遣近臣迎接太后、太子回来，以成全母子之情，尽到骨肉之义。这样天意回转，人心喜悦，宗庙社稷就万幸了！（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七） 郑玉

译代丞相请求为文天祥建立祠庙表 臣私下认为，纲常是国家的根本；忠义是人事中最重要的先务。因此周武王灭商后，首先表彰比干之墓；汉高祖建立汉朝后，立即诛杀奸臣丁公。大概忠臣和奸邪虽然属于前朝，但劝善惩恶、引以为戒的作用，实际上关系到后世。这些都是圣明君主和贤明君王用来维系世间教化、扶植人心的重要途径。至元十三年，国家渡过长江攻取宋朝，宋帝及其后妃已经成为臣虏，宗庙社稷也已经化为废墟，唯独丞相文天祥作为亡国后留下的俘虏，仍然树立了当时人的最高气节，从容赴死，慷慨不屈；他的义胆忠肝照耀日月，清正高尚的节操荡涤天下，难道只是当时人的楷模，实在也可以成为千古的仪范。自有百姓以来，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世祖皇帝天性圣明神武，既没有在文天祥生前使他屈服，又在他死后对他深为惋惜，周武王、汉高祖的心意，哪里能超过这里呢？历朝相继承继，都乐于举行褒奖封赠的典礼，让四海瞻仰，作为常行的制度。臣私下看到，亡金忠臣赵，在世祖皇帝时，曾经奉敕令中书省传旨，命翰林学士王盘撰写碑文、刻立祠庙，以示褒宠。对于亡宋之臣，难道会有不同的制度吗？由此可知，原本不是朝廷吝惜礼秩，而是臣下失于陈奏。臣近来因罪过流徙江西，居住的南安与吉安相距很近，每次同父老谈到这件事，他们无不叹息流泪，臣也因此受到感动而奋发。大概美好的德行，是人心共同喜爱的；名节，是国家必定尊崇的，哪里会有古今的差别，完全没有远近的不同。如今臣恭逢皇帝陛下，您的德行如天地般广大，人人无不承受恩惠；恩泽如雨露般均等，万物无不受到教化。臣虽然愚昧至极，也在您的陶冶铸造之中；陛下赦免臣过去的罪过，为臣打开自新之路，召臣返回魏阙，重新安置在重要职位。臣每每竭尽忠诚，思谋报答，实在是因为此事关系纲常，想由本朝将它确立为永久的法典。如果蒙陛下特降圣旨，宣谕中书省，使有关官吏施行封赠，由太常议定谥号，在吉安路建立祠庙，长官按时前往祭祀，那么赏罚既然分明，纲常自然确立，人心也因此振作，世道由此兴盛，天地人神都得到依凭；对于国家来说，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臣冒犯天威，战栗惶恐至极。谨冒死奉表上奏！

译辞让官职表 臣听说，汉高祖开创汉朝，没有使商山四皓屈服其志；光武帝中兴汉室，最终成全严子陵的志愿。所谓隐士，有的因为愤懑世道、憎恶邪恶，有的想使贪婪者知廉、懦弱者立志，因此把恬淡退隐作为事业，把高尚作为风尚；他们未必都有安定天下的才干和治理国家的学问。自古贤明圣德的君主之所以特别加以宠异，大概是想养成廉洁之风，激励风俗，作为天下人的劝勉罢了。臣自幼凭着樗栎般的资质，十分喜爱山林的趣味，亲自耕种田亩，把心思留在著述上，本来没有超过常人的才能，也没有忘弃尘世的意图。如今恭逢皇帝陛下以天地为心，以亿万百姓为念，求贤唯恐来不及，听取劝谏如流水般顺畅，认为臣隐居山林，特意赐给尊酒束帛，以翰林待制之职召臣。臣听到诏命后惊恐不安，心神飞扬，绕墙叩天，进退无所适从。臣私下想到，近年以来，士大夫贪图名利、患得患失，占着职位而白吃俸禄，廉耻一天天丧失，风俗一天天败坏，酿成今日的祸乱，以致盗贼蜂起，百姓陷入苦难，使陛下早起晚睡、忧愁显现在言辞神色之间，屡次下达哀痛之诏，布施宽大的恩惠，而天下仍未安定。如今臣又重蹈覆辙，贪图冒领恩宠荣誉，不知退避，岂只是辜负陛下知人的明察，也会妨碍朝廷进用贤才的道路；这既不是臣报答陛下的方式，也不是陛下对臣的期望。臣的学问深浅、德行器量大小，不是别人所能完全知道的，而臣自己知道。所谓“我对此还不能自信”，难道敢把石头炫说成美玉来欺骗自己的内心吗？然而酒和帛，是天下用来奉献给陛下的物品，陛下可以私自赏给别人，臣不敢推辞；名位和官爵，是祖宗遗留给陛下、让陛下与天下贤者共同使用的，陛下不能私自授予他人，臣不敢接受。伏望圣上特别慈悲，赐予批准，收回任命，容许臣以平民身份赴阙，入朝拜见圣颜，陈述自己一点愚见，作为微薄的帮助；然后退居山林，歌咏尧舜之治，以享太平，这实在是臣最大的幸运。可是使者坐守驿馆，有司来到门前催促臣上路，一定要让臣亲自前去辞免。臣屡经忧患，素来身患虚弱之疾；一路劳顿，到达海边后又感染风痹，不能继续前进。谨奉表上奏，恭候圣旨。臣冒犯天威，内心激切惶恐至极！董抟霄 平定寇贼议 淮安是南北交通的咽喉、江淮的要冲之地；这个地方一旦失守，两淮都很难收复。因此救援淮安，确实是当务之急。为今之计，不如在黄河上下游以及靠近淮海的地方，又从南面的沭阳到北面的沂州、莒州、赣榆各州县，布置连珠营，每三十里设置一个总寨，在这三十里之中再设置一个小寨，使侦察骑兵、烽火彼此相望，巡逻往来；遇到贼寇就合力在野外交战，没有战事就屯田种粮、自给自食。这样进可以得到援助，退可以据守；这正是善于作战的人总能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等待敌人出现可乘之机的办法。另外，海宁一带不通舟船，军粮只能陆路运输。凡是靠近淮海的地方，百姓屡遭盗贼侵扰，应当加以存恤安抚，临时命军人负责搬运。陆运的方法是：每人走十步，三十六人可以走一里，三百六十人可以走十里，三千六百人可以走一百里。每人背米四斗，用夹布袋装好，盖印封记；人不停止肩负，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每天往返五百次，按路程计算二十八里，轻装行十四里，负重行十四里，每天可以运输米二百石。每次运输给米一升，可以供二万人食用；这就是一百里路一日运粮的方法。另外，江淮流离迁徙的百姓，以及安东、海宁、沭阳、赣榆等州县都已废弃；其中壮年既然已经充军，老弱无所依归的人，应当设置军民防御司，选择有才干、能够担任牧守的军官让他任职，并登记这些百姓，使他们在原来的土地上屯田。这样就可以训练军队、积蓄粮食，边耕种边作战；对内保全山东完整坚固的地区，对外抵御在淮海之间出没的盗寇，然后才可以谋划恢复失地。五十九 保卫京师疏【篇名为编者所加。】如今京师周围虽然设置了二十四营，但士卒疲弱，平素又不训练，实在只是徒有其名；倘若发生意外，确实令人寒心。应当迅速选择骁勇精锐的士卒，保卫皇帝车驾，镇守京师，这实在是当前安定根本、巩固人心的急务。武备没有比军队更重要的，而养兵没有比粮食更优先的。如今朝廷拨下钞锭，置办农具，命总兵官在河南收复州郡，同时耕种、同时作战，很符合寓兵于农的意思。为今之计，暂且命总兵官根据情况，从军官中选派能够安抚养育军民的人，兼任路、府、州、县的职务，务必使农事取得成功、军民各得其所；这样扰民的祸害也能消除，物资匮乏的忧虑也能解除。脱脱穆而 请求选择精锐部队守卫河北【篇名为编者所加。】去年河南的贼寇窥伺河北，只有河南与山东彼此策应，造成的祸害尤其严重。现在的办法，应由中书省选拔能征善战的将领，从太不花、答失八都鲁、阿鲁三处的军队中挑选精锐，用来防守河北；进可以遏制河南的侵犯，退可以进攻山东的贼寇，这样或许可以没有忧患。（录自《元史》卷四十五《顺帝纪》八） 张桢 《十祸疏》【《元史》本传记载：“等到毛贵攻陷山东，上疏陈述十种祸患。”据此，编者加上篇名《十祸疏》。】根本上的祸患【据《元史》本传，“根本之祸”有六种：一是轻视大臣，二是解除权力纲纪，三是贪图安逸，四是堵塞言路，五是离散人心，六是滥用刑罚和诉讼。以下摘录的是贪图安逸造成的祸患。】

译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正值盛年便继承皇位，历经艰难而登上帝位，却因循守成，只求治理安定，不预先防备思虑；宽厚仁慈、恭谨节俭，也渐渐不如当初。如今天下可以说是多事了，海内可以说是不安宁了，天道可以说是反常了，民情可以说是难以保全了；这正是陛下警醒反省的时候，是战战兢兢、警惕奋勉的日子。陛下应当卧薪尝胆，振作起来悔过自新，思考祖宗创业的艰难，以及如今败亡的容易；从此修养实际的德行，就可以报答上天的意旨，推行至诚之心，就可以挽回人心。凡是土木营造的劳役、声色享乐的嗜好，以及贪图安逸如同饮鸩毒的警戒，都应当痛下决心撤除、勇于改正。还有没有完全革除的，也应当防微杜渐，在祸患尚未发生之前加以禁止；裁减宫女，节省浮费，敬畏上天，体恤百姓。然而陛下却安然处之，好像天下太平、没有事情一样，这就是所谓根本上的祸患。征讨方面的祸患【据《元史》本传，“征讨之祸”有四种：调度不慎，不采纳众人谋略，赏罚不明，不选择将帅。以下摘录的是赏罚不明造成的祸患。】臣恭敬地看到，调兵作战已经六年，起初就没有纪律法规，也没有适当的激励劝勉；将帅把失败说成有功，把虚假的战果指作真实，大小官员彼此欺骗，上下相互依附，虽然性情各不相同，但邀功求赏却完全一样。因此，有覆没军队的将领、残害百姓的将领、怯懦的将领、贪婪的将领，却从来没有受到惩罚；他们所经过的地方，连狗都被杀光，财物也被搜掠殆尽。等到他们当面阿谀、游说，反而因所谓收复失地而受到奖赏。如今收复的地方全都成了荒芜的废墟。河南境内三千多里，郡县像星星一样分布，过去每年输送的钱粮以数百万计，如今仅剩封丘、延津、登封、偃师三四个县而已。两淮以北、黄河以南，到处都一片萧条。有土地、有人口、有财物，然后才可以希望军队不缺，粮饷不断。如今贼敌已经到达的地方，实在不忍说；尚未到达的地方，也尤其令人寒心。这样还希望军队不缺、粮饷不断，难道要等上天下粮、地下涌金吗？即使朝夕之间就要面临存亡，也不能保全，难道还要用地方有限的费用来供给将帅无穷的欲望吗？这种自开乱端的情形，也已经十分危险了。陛下事奉佛教以求福，供饭给僧人以消灾，又借天寿节下令禁止屠宰，这些都只是虚名罢了。如今天下正在杀人，陛下却安然自若、不加理会，还说“我将借此求福”，福又从哪里来呢？颍上的贼寇起初借白莲教聚众，用佛法迷惑人心，后来最终装饰威势、倚仗权力，以军队抗拒朝廷。看他们势力所向，正迅速发展，实在令人畏惧；他们的势头若不发展到使我们的社稷灭亡、国家化为灰烬，是不会停止的。堂堂天朝，不思平定祸乱，反而成为助长祸乱的阶梯；这种祸患极其惨烈，毒害极其深重，关系也极其重大。有识之士为此扼腕，有志之士为此痛心。这就是征讨方面的祸患。（录自《元史》卷一百八十六《张桢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陈祖仁 《劝谏修建宫殿的奏疏》自古以来的君主，不幸遇到艰难忧患、多灾多难的时局，哪一个不想振作有为，成就不世之功，以光复祖宗的事业？如果对上不能遵循天道，对下不能顺应民心，缓急安排失当，举措不合宜，那么即使按照这种方法勉强维持盈满、守成保业，尚且有可能导致祸乱，又怎么能希望拨乱反正呢！上都的宫殿，是先帝创建、历朝修缮的，经过兵火之后，几乎焚毁殆尽，实在不忍说起。这是陛下日夜痛心的事情，也是应当赶紧设法复兴修复的事情。然而如今四海尚未平定，战争创伤尚未痊愈，仓库已经空虚，财用将要耗尽，却想驱使疲敝的百姓来承担大型劳役，荒废他们的耕种而使田地荒芜，这与扼住他们的喉咙、夺走他们的食物来加速他们死亡有什么不同呢！陛下追念祖宗的宫殿，时时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却没有想到今天更应当复兴恢复的事情，还有比宫殿更重要的。假使上都宫殿尚未恢复，本来并不妨碍陛下的起居；但如果因此违背天道、失去人心，甚至导致大业毁坏，那么天下也是祖宗的天下，百姓也是祖宗的百姓，陛下难道忍心轻易抛弃他们吗！希望陛下把养育百姓、保存民力作为根本，把恢复天下作为要务，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此驱策英雄；亲近正直的人，疏远邪恶奸佞之徒，以此谋求治国之道。这样一来，太平盛世的景象不久就会全部恢复，难道仅仅是恢复上都宫殿而已吗！（录自《元史》卷一百八十六《陈祖仁传》） 《请求诛杀朴不花、橐驩的奏疏》【篇名由编者所加。】御史弹劾橐驩、不花奸邪等事，这不是御史个人的私下言论，而是天下共同的舆论；台臣审问得尤其详细，所以先向上启奏。如今殿下没有赐予详细察看，便贸然加以阻抑，排斥御史，责问台臣，使奸臣侵蚀政务的实情不能上达君父，这也太过分了。天下是祖宗的天下，台谏是祖宗所建立的制度；凭着区区二人的关系，却对天下的重大事务、台谏的言论一概不加顾惜，难道唯独不念及祖宗吗！况且殿下的职分，只在于监国、抚军、问安、视膳而已；除此之外，授予或剥夺、赏赐或惩罚的权力，自然在君父手中。如今正当在东宫培养德行，却使进谏的大臣闭口不言，使凶恶之人任意施展心志，这难道只是君父白白拥有一个空名器吗？天下百姓又将能有什么指望呢！（奏疏呈上后，皇太子发怒……陈祖仁于是再次上疏说：） 御史所弹劾的事情，来自民间；殿下所询问的情况，却没有超出宫墙之外。殿下之所以要保全这两个人，只是因为没有看见他们的奸邪。过去唐德宗说：“人们都说卢杞奸邪，朕却完全没有察觉。”假如唐德宗早些察觉，卢杞怎么能当宰相？可见卢杞的奸邪，当时的人都知道，只有唐德宗不知道罢了。如今这两个人也都是奸邪之徒，满朝知道，民间知道，天下知道，只有殿下不知道罢了。况且裕宗既然总领军国大事，按理应当先阅览纲要。如果到了台谏封缄上奏的章疏，自然应由御前拆阅；假使一定都要经过东宫，君父或许有过失，谏臣有话要说，太子究竟是让他们上报呢，还是不让他们上报呢？让他们上报，就会伤害父亲的心；不让他们上报，就会使父亲陷于过失，殿下将置身何处！如果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今天弹劾的章疏就不应阻拦，御史也不应斥退。斥退御史本人，却称赞给他优厚的任命，难道不知道御史所说的，是为了天下国家，还是为了个人的官爵吗？斥退一个人，后来的人还会进言；进言的人没有穷尽，而优厚的任命却有限，殿下又将置身何处呢？（陈祖仁又上书天子说：）

译祖宗把天下传给陛下，如今却败坏混乱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即使说是天命运数使然，也同样是陛下刑罚与赏赐不明所造成的。况且区区两个人尚且不能除掉，更大的祸患又怎么能除掉呢！希望陛下俯身听从台谏的意见，斥退这两个人，不要让他们以辞职退避为名，完成他们的奸计；使海内都知道，陛下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从这两个人开始，那么将士谁不尽力，天下就可以保全，也就有办法恢复祖宗旧业。如果仍然优柔寡断，那么臣宁可饿死在家中，也发誓不与他们同朝为官，不因牵连而遭受祸患，以等待后世正直之人判定我的罪责。（同上） 刘鹗 《请求下旨增援军队的奏疏》臣刘鹗奏报请求下旨增援军队一事：天下的军队，有的劳苦而守卫，有的安逸而享乐；它们劳逸不同，难道是因为将领有智愚之分、军队有强弱之别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劳苦的军队始终劳苦，而希望安逸的军队却得不到休息呢？劳苦固然可以一直劳苦，安逸的军队难道就不能显现出劳苦的作用吗？臣听说，能够使社稷安稳如泰山、河海不起波澜的，必定要斩杀奸贼首领，使魑魅般的徒众断绝烽火、逐渐减少，然后才可以长久安定。陛下如今广施仁慈恩泽，减轻赋税徭役，爱护体恤人才，设置二十四名参政，使他们控制险要，在外安抚、在内辅佐。臣虽然极其愚钝，先前任翰林修撰，亲自承受诏令，宣扬施行政务，恭敬任职多年，所受恩德深厚；臣还处在天地之间，仰戴上天却不知道天有多高，脚踏大地却不知道地有多厚。如今洞獠作乱，臣奉诏守卫韶地，睡觉不能安席，吃饭也没有滋味，战战兢兢，只考虑国家，只希望百姓安宁；即使刀锯在前、鼎镬在后，也不敢三心二意，以辜负我皇上优厚隆重的恩意。于是臣的儿子刘运由经历升任掌元帅事，每天操练士卒，与将领李如璋等并肩奋战数月，獠贼逃散。还想把他们全部平定，以杜绝后患。无奈韶地四周都是山，树林深密、树木茂盛，泉水涌流、岩石险峻，人不能攀援而上，马也不能振作威势前进。于是把军队分别部署在各处山崖下、各条溪流之间，互相配合进攻；刁斗声劳苦地不断响起，战事纷扰不止，军队被战斗困扰已久。清剿洗荡巢穴，消灭他们的首领；但分散的部队很多，主力部队很少，这处山崖的敌人来攻，另一处山崖的军队难以攀越险峻山势前来救援；另一处山崖交战，这一处山崖的军队又很少能够渡过河川前往。臣于是日夜在道路两旁布置旗鼓，在军帐中张设帷幕，采用五火之攻，施行九地之术；把圆石转运到千仞高山上，把水聚集在千仞深的区域，依据地形、凭借地势，斩杀贼寇首领而奏凯。臣估量军队少、将领缺，希望陛下宽恕臣本应处死的罪过，念及臣出生入死作战的劳苦，以及年老仍驻守烽垒的艰辛，下令司戎发遣江潞的士卒和沿省的人马，并按期供应粮饷。韶地百姓见到、听到这些，都会说：“兵力增加了，将领增多了，我王安抚百姓的心意真切啊！”獠贼即使有邪恶奸诈、狡猾出众之处，又怎能抵挡我国中原忠诚守义、人才济济的将吏呢？《易经》说：“王三次赐命，让长子统帅军队。”獠贼被剿灭，民风和顺，将来在深宫之中就可以挥弦奏乐而治理天下了。这是因为臣报国之心真诚，而盼望援军的事情又十分急迫，所以冒死上奏请求，希望千万不要认为臣的话是错误的；即使臣死了，也不敢忘记此事。臣刘鹗出身草野，身份微贱，不懂得避讳，谨奉上这篇奏疏。至正二十二年三月日。（录自《惟实集》卷一，《四库全书》本，下同） 《直陈江西、广东事务的奏疏》右臣刘鹗恭敬地认为，近年以来，逆贼聚集党徒，合并丑类，多方发出警报，焚烧我蕲州、黄州，攻陷我江州。各路守臣都弃城逃跑，总管李黼因没有援军而战死。臣到任那天，疏浚整治城池，修缮军械，招募壮丁，分兵守卫要害，与各位将士百般防御；虽然当时局势困窘，但正应当谋划安定疆土、巩固国家的办法。几年之内，强大的贼寇稍有【疑有脱字】收敛，百姓依赖此得以安居。至正十七年，承蒙圣恩，授臣为广东廉访副使。接到命令那天，臣连夜奔驰，翻越山岭向南，修整城墙壕沟，整治铠甲兵器，仰仗天威，军士渐渐聚集，百姓的心志得以安定。至正十九年，调任臣镇守韶地，整顿军队，安抚地方，城郭完整坚固，猺、獠逃避。现谨将江西、广东两省的事务向陛下直陈。江西以鄱阳为咽喉，以江州为辅助臂膀；袁州、临江、吉安、赣州处在楚地、粤地的要冲；抚州、建昌、广信、饶州控制着闽地、越地的关隘。至于龙兴，名义上是省会，居中统筹、应接外部，应当慎重选用良将，增设重兵。各军有警报时，就分兵前去援救。至于各府，应修筑城池，固守隘口，组织团练进行堵截；粮饷充足，军队的士气自然振奋。并且如果能在九江、湖口各增设一营，储备军队防守；各置战船一百艘，彼此策应，那么荆阳一带的盗贼就不敢窥伺九江、湖口，江西的各处也就能像手臂和手指一样相互呼应了。建昌、信州又在关隘处严密设置烽火台，用重兵防守，那么藩篱就会牢固，闽、浙一带的贼寇便不能越境侵犯。至于广东，五岭以外号称四面有险塞：从南雄可以通向荆州、吴地，从惠州、潮州可以控制闽地、越地，从高州、廉州可以控制交州、桂州。整个广东一省，分列十郡。如今分为三路：东路是惠州、潮州，中路是岭南，西路是高州、雷州；这三处都是要冲。各郡环绕大海，风涛绵延千里，都是盗贼聚集的渊薮；船帆上下往来，乌合之众突然来袭，难道楼船驻泊巡哨可以缓办吗？现在的办法是，东路官军一定要驻屯柘林，以巩固重要渡口；中路的虎头门等海澳，也应当严加防守。南头尤其严重，贼船有时停泊在那里窥伺潮州，有时占据那里作为巢穴，必须用重兵镇守，不能停止。西路面对日本倭岛和暹罗诸番，变乱可能从身边突然发生，这是西路应当急切防备的地方，负责谋划经营的人又怎么可以缓办呢？然而臣今天所说的，都是地方上的要害；国家所忧患的，是边境防备松弛。臣私下担忧，今天的天下大势也已经岌岌可危了。自从红巾军贼首刘福通在汝州、颍州起兵，成为心腹大患；焚烧蕲州、黄州，攻陷江州，这就不只是江西一省的事情了。方国珍聚众于海上，屡次投降又屡次反叛，焚烧劫掠沿海各郡，这也不只是广东一省的事情了。李黼死于徐寿辉，是因为孤城没有援军；泰不华死于方国珍，是因为驻守海上的军队孤立无援。赵普胜在湖口作战，行省臣星吉因此战死；张士诚占据高邮，知府李齐因此战死。凡是这些事情，既不能深入防备、周密谋划，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消除它；又不能选拔将领、训练士卒，图谋眼前的恢复，实在令人叹息。

译天下的弊病，大多是从因循拖延开始，因蒙蔽无知而形成的。州郡报告警情，方镇却不以为意；方镇报告警情，朝廷内部又不以为意。国家的安危、百姓生活的安乐与忧苦，大臣不把实情上报，君主就无法知道，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呢！臣希望陛下严格制定选拔、简用和升擢的法令，裁省参督的制度，核查功劳赏赐的实情，振作刑罚威严的决断；举荐一名将领，谋议一定要简明；任用一个人，众人的疑虑不能动摇决定；赏赐一项功劳，即使关系疏远也不抛弃；惩罚一项罪行，即使是权贵亲近之人也不宽贷。这样，人就会各自【疑“人格其心”有讹】安定其心，官员也会履行自己的职务。由此，粮草可以充足，器械战马可以精良，城池壕堑可以坚固，训练操习可以熟练，侦察刺探可以明察，号令可以使人信服。即使八方荒远之地那样遥远、六合那样广大，也都能像身体支使手臂、手臂支使手指一样听从调遣；小小的江、广地区，又哪里值得烦劳谋划忧虑呢！臣冒昧摘取其中的大要，概括其形势，只希望陛下裁断后实行。臣实在愚昧，不懂国家大计，只是怀着犬马般的忠诚，恭请陛下俯身阅览，臣就十分幸运了。至正二十二年四月。（录自《惟实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