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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垂光集》，明代周玺著。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六。《垂光集》。诏令奏议类第二。奏议类。提要。臣等谨慎考察：《垂光集》二卷，为明代周玺所撰。周玺，字天章，号荆山，合肥人；弘治丙辰年进士，官至礼科都给事中，被刘瑾构陷，死于廷杖。刘瑾败亡后，礼科给事中孙桢上疏为他申诉冤屈，诏令恢复其官职，并荫封他的一个孙子。其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此集上卷收录奏疏十三篇，其中弘治朝所上七篇，正德朝所上六篇，言辞都十分痛切；其中弹劾刘瑾的两篇奏疏尤其正直激烈，气势喷涌，声情仿佛溢出简册之外。《明史》本传只称他弹劾法王真人，以及太监齐元、侍郎李温、太监苗逵、尚书崔志端、熊翀、贾斌、都御史金浑、徐元；又应诏陈述八件事情，弹劾大僚贾斌等十一人、太监李鼎等二人、勋戚张懋等七人、边将朱廷等三人。又称他论说太监韦兴不应奉命镇守郧阳，以及因触犯刘瑾党羽杨玉而未能弹劾刘瑾等事。此集可以补充《明史》的缺漏。奏疏后附有家书一通，其中报国忘家的心志，在尚未弹劾逆宦之前就已经早早决定了；它与《尽忠录》中陈东八月二十五日的家书，措辞语气相似，也可以说是那种享受国家俸禄便不躲避国家灾难的人了。下卷附录有敕命、祭文、墓表、碑记以及题咏诗歌。其中嘉靖二年的谕祭文说：“权奸构成祸乱，被削去名籍、归田闲居，郁郁不得伸展，突然就沉沦死去。”这似乎说周玺是在归田之后去世的，与史书所载他死于廷杖的情状完全不相符。难道是当时忌讳说他被廷杖打死，所以案牍记载只用“削籍”来称说吗？这也足以看出明代政纲不振，任意进行欺骗蒙蔽了。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垂光集》。（明）周玺撰。论述贡举的奏疏。奏为“精审贡举以求得人才”之事。我曾认为，治理政事在于得到人才，得到人才有赖于贡举。贡举精审，取舍就得当，任官用人就有要领，各项事业也都能兴盛。贡举不精，任用和罢黜就会颠倒，是贤是愚也会混杂，万事万物都无法建立。傅说告诫高宗说：“国家的治乱在于各级官吏。”孔子告诫鲁哀公说：“治理政事在于任用什么人。”因此恭敬地想，圣朝取士的办法固然不止一途，而进士的选拔尤其慎重。汇集天下乡试中式的举人，在春闱举行会试；又从会试中式的举人中举行殿试于丹陛之前，传胪之后设宴赐恩，宠遇格外优厚。朝廷把进士科作为士人入仕的正途，士大夫也以通过这条道路为荣幸。一百三十年来，士人重视实际品行，不追求虚浮名声。主考官仰体圣心，大体遵循公道，所以放榜之后，众人都心悦诚服，听不到私下议论；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朝廷也没有靠侥幸取得的官位，风俗淳厚美善，确实都是由此而来。无奈近年以来，法令一出便产生弊端，巧诈虚伪日益滋长，士风日益衰薄。天下举人来到京城，有一向怀抱才学志向的，自然都蓄养锋芒、磨炼锐气，准备取得一战之功；原本没有学术根底的，却在昏夜中乞哀求怜，企图侥幸得到一时的成功。在尚未考试之前，他们打听谁将轮任主考官，临渴才掘井，托人请求讲解试题，指名送上束修，肆意行贿。等到即将考试的日子，打听到谁是受卷等官，便倚仗乡亲关系，请求关照，传递文章，代为替换改作；有的查阅名家文章，割取篇章替换在试卷上；有的假称看字号，借机讲解经书。以致沉浸经书、熟读史籍的人，直到老死仍困在考场，却始终不能施展志向；摇尾乞怜的人，反而侥幸考中甲科，名声却不符合实际。有些人阿附权贵官员，又暗中厚待大臣子弟，企图借此结交。这类弊端，无法一一列举。弘治十二年会试中的奸弊，使朝廷内外都咬牙痛恨；幸而天道难容，罪人被罢黜伏法，这些都是圣明洞察之事，不敢再详细陈述。事情尚未发生时进言，虽然好像是过分忧虑；事情已经败坏之后再进言，形势就不可挽回了。臣私下看到，今年会试的举人云集京师，如果不申明禁令约束，实在担心上述弊端仍会重新蔓延。因此请求敕令礼部张榜晓谕，严加禁止革除，并通行锦衣卫以及东厂等办事衙门，各自派遣校尉侦查访察。如果有举人私自拜访应当担任考官的家中，仍像临渴掘井一样托人讲题、假借公事谋求私利、馈送财物的，立即查实逮捕审问，不许入场；容留他们的官员，按贪赃罪治罪。该部奏请：考官候命下达时，立即派本部办事官吏先到各家搬取铺陈和衣服，催促各位官员当天住宿在部中等候，第二天早朝辞别皇帝后进入考院，不得在家中过夜，以免自取物议。该卫应分别选派校尉看守并护送考官进场，不得让家人和亲友前来接触。各官进入考院以后，由主管部门供应饮食，酌量供给足用，不许家人像平常一样来往搬取剩余酒肉、传递消息。贡院门口也应派官校防守。考场中受卷、对读等事项，虽然各有职掌，都由御史监临；仍请都察院不论资历次序，推选老成刚正的人前去监试，务必严加防范，不得因循怠忽。至于弥封、对读，必须亲自关防试卷；如果正楷、草书不相符合，字样不同，就是奸弊，应查究后张贴公布。官员等人如果私自下号给举人送饮食，就是作弊之人，应立即逮捕审问追究，并把举人扶出考场，不许考完。凡考场内一切奸弊，御史不立即纠举，徇情姑息、同流合污的，事情败露后一律连坐。又考虑到大臣子弟考中，前代曾加以复试，因为选拔人才不是用来树立私恩；这一办法现在恢复实行，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伏望皇上斟酌古制、参照今日，下交有关部门周详议定后，果断实行，使天下士子都知道朝廷设置科举取士，极其公正，而天下万国的贤才共同成为皇帝的臣子；这样弊端就会革除，贡举就会精审，任官用人都得到贤才，国家也就昌盛了。臣身居言官之职，冒昧陈述浅陋之见，惟愿圣明留心采纳，臣不胜欣幸。弘治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具题。论述停止兴工作业的奏疏。

译奏为“停止兴工作业以使治道隆盛”之事。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比得到民心更重要的；得到民心的方法，没有比体恤民力更重要的。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百姓虽然畏惧威势、容易被役使，实际上却至为淳朴而有灵性。如果加重徭役，使民力困竭，国家的根本就会受到损伤。根本既已受伤，却想使国家安治，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因此《春秋》凡是兴建一座宫室、一道门观，都一定谨慎记载，可见它如此重视民力。臣仰想陛下即位之初，励精图治，爱护养育百姓，诏谕天下有司：不许擅自役使一名百姓，不许擅自征收一文钱。天下人都说：“想不到今天又见到了尧舜一样的君主！”为什么近年以来，太平日子一久，怠惰之心容易产生，和当初相比，似乎稍有不同了。兴工作业之事接连多年，府库钱财支出没有节制。百姓困于摊派，流亡过半；军士苦于劳役，逃窜的也常常很多。财物耗尽，民力竭尽，人人都不堪忍受。臣心里明知这样不对，却闭口不言而害怕死去；这不仅辜负陛下委任谏官的深切心意，也辜负祖宗设置谏官的本意。因此臣冒死进言。从前唐尧完全拥有天下，筑土为阶、盖茅为屋，并不妨碍其教化风俗的改变；夏禹身负历数所归，居住在低矮宫室和简陋屋舍中，并不损害其敏达德政的教化；汉文帝爱惜十户人家的财产，宫室基址已经建成，却不再修筑一座高台，于是成就了富庶的美名；唐太宗鉴于秦人的弊病，财用已经备齐，却不建造一座殿宇，于是成就了贞观之治。这些君主节制自身享用的事情很小，而功业利益惠及一代人的事情却很大。这些都记载在史册上，清楚可考。愿陛下明察。从前营建寿宁侯宅第，多年不能停息；今年修建毓秀亭，此时正是劳民费财之际。近日又派官员前往河间府济县一带修盖房屋、庙宇。像这样一兴工，就会耗尽民力，糜费财用。陛下的仁德如同天地，明察如同日月，怎么忍心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呢？况且京师是国家腹心、元气所在；河间数府是国家的肢体。如果土木工程一兴起，数府就会人心动摇、百姓嗟怨，肢体便受伤了。肢体既已受伤，腹心元气又怎能保证无恙？如今正是外藩入贡、远方之人仰慕义德而来朝的时候，正应当讲求军备、修明政教，使他们知道我朝隐然有虎豹藏于山林的威势，以震慑边疆窥伺者的野心。现在土木工程无休止地兴建，军民的力量疲敝不堪，他们将窥探我国的虚弱，萌生觊觎之念。何况近日四方不断奏报灾异，京师又有阴霾的变异，加上凤阳地方有流贼作乱，正是陛下敬畏上天、勤恤百姓、恐惧反省修德的时候。伏望皇上俯察臣微薄的忠诚，从圣心果断裁决，怜悯百姓的困苦，停止不急迫的事务；并在万机之暇，每日亲临经筵，留心经史，亲近元老，讲求治国之道。这样圣心清明深静，百官各尽其职，太平至治的功效就可以比肩唐尧虞舜、复兴三代，使汉唐也只能自愧不如了。臣忝居言官之列，冒昧上奏，知道言语一出口，灾祸就会随之而来。万一这些微薄的意见能够传入圣听，使天意稍稍回转，停止兴工作业，节省无益的费用，引导迎来祥善之气，以迎接无穷的福祉，那么臣即使头颅碎裂、身体死亡，死去之日也如同活着一样。臣不胜战栗，恭候治罪。论释放无罪之人的事情。奏为“释放无罪之人以成全圣德”之事。臣私下见户科给事中华■〈日上永下〉弹劾学士程敏政卖题的缘由。承蒙皇上圣明威武昭示天下，乾纲独断，下令法司衙门将程敏政拿到午门前审问。关于他出卖给举人徐经等人的试题，一经审问便认罪服输，情状显露，证据具备，理屈词穷。后来程敏政倚仗狡猾，暗中结交权贵，竟敢掩饰过错、粉饰是非，再次进行欺骗蒙蔽。原先负责审问的官员不能依法执法，苟且阿附，把他变诈的言词上报，污辱了九重圣听。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大明无私，细微之处也必能照见，一定会把程敏政明正典刑，作为贪污放纵、无耻之人的警戒。臣恭候圣命，不敢轻率烦渎。至于科道官、给事中魏玒等人，遵奉祖宗旧制，一同到午门前审问犯人。陛下认为他们擅自干预狱讼案情，下令锦衣卫全部逮送镇抚司，施以杖打并审问。从弘治十二年四月十一日下狱，到现在三十多天还没有发落。近日臣听说御史等官王鼎等人都在狱中患了伤寒、霍乱等病，忧愁郁结，生命危在旦夕。臣以微薄才能身居言官，难道宁可认为这是过虑而不议论，怎么忍心明知不说？因此臣顾不得避讳，冒昧上奏。魏玒等人如果确实是擅自干预狱讼案情，就应送交法司论罪；如果是遵行旧制，也应当曲加宽容。如今却长久遭受监禁，忧愁郁闷而成病。万一有一人不幸病死狱中，知情的人会认为是病死的，不知情的人一定会说陛下溺爱程敏政，所以把言官拘禁囚困，使他们陷于死地，以封住他们的口。言官死亡本来虽不值得惋惜，但对于陛下神圣的功业和德行不能说没有损害；这样凭什么为天下立法、传给后世，并使外夷之心服从呢？爱惜生命、厌恶死亡，是人心共同的情感。程敏政奸诈贪婪，明明白白可以看见。言官弹劾他，尚且被连坐。万一有不得志的人包藏祸心，隐蔽而难以察知，发生臣所不忍说的事情，谁还肯赴汤蹈火、冒着刀刃，再替陛下进言呢？从前唐睿宗因为谏官进言不避权贵，权贵多方诋毁他们，便说：“鹰搏击狡兔，必须赶紧救援；否则反会被狡兔咬伤。”程敏政是狡兔，言官是鹰。如果陛下不善于救护言官，他们就没有办法苟且保全自己了。况且近日法司无论罪轻罪重的囚犯，都因天气炎热而蒙受宽恤；唯独魏玒等人无罪而被关押，病情又危急，这就像万物都欣欣向荣，只有一棵树独自枯萎一样，天地覆载、化育万物的恩德不应有这样的偏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一一人〕 伏望皇上俯察臣微薄的忠诚，从圣心断然裁决，以祖宗为法，以爱惜生命为心，以奸诈贪婪、辜负国家为可恶，以言路阻塞为可忧。将魏玒等人，或者送交法司论罪，或者根据情节发落释放，免得万一有一人因病死去而连累圣明爱生之德，那么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弘治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具题。论重视名位器用的奏疏。

译奏为“抑制奔走竞争以重视名位器用”之事。近来清宁宫因灾重建，报告工程告成，内官监把其中办事奔走的人列名上报，请求升赏，蒙受圣恩，分别升职。营缮司郎中李堂特别升任京职二级。命令下达之日，舆论沸腾，都说陛下爵禄赏赐超过适当标准，名位器用太轻。往年传奉官只限于冗杂职位，近来内降的任命渐渐涉及正途，国事日益败坏，公道也随之废弃。臣以微薄才能，身居言官之职，如果有所见闻，按义理不能沉默。臣私下考察，郎中李堂不过是平庸之人，侥幸考中甲科，已经滥受部属官员的服色和俸级，也是极大的宠荣，本应竭尽忠诚、输尽心力，尽心图报。至于管理修造工程，这是他的职分所当然；即使有催促物料的功劳，也都是平常而容易办理的事情，未曾听说他提出什么奇策，能够节省民力、节约财物，取得世所罕有、无人可比的功劳。如今办理还不到一年，便擢升京职二级，名位器用的滥授，不应如此。那些工匠、医卜之流没有阶品而得以进入仕途，官职冗滥，本来就不值得说了。至于李堂，出身正途，资格有定，本来荣幸已经确定，却竟然凭借钻营而升职，甘愿与工匠一流相同，谄媚侍奉权贵豪强，与乞怜的狗没有区别；既丧失了羞耻厌恶之心，在尧舜一样的时代也难以容身。陛下的明察如同日月，能够洞见奸邪；如果不痛加裁抑，臣恐怕本部尚书徐贯看到自己的部属尚且可以越级升迁，一定会借此为口实，希求特殊恩典。况且徐贯本人向来以热衷奔走竞争著称，曾经受过弹劾，臣之所以事先料想并为此过分忧虑，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唉，朝廷中的臣子，无论正途出身还是杂流出身，无论职位大小，奔走竞争已经成为风气，却安然视为平常而不觉得奇怪。想到这里，实在令人寒心。从前贾谊说：“君上设置廉耻礼义来对待臣下，而臣下不以节操品行报答君上，便不是人类。”如今想要礼义修明、风俗敦厚，痛切革除当时的弊病，挽回上古隆盛的风气，只有依靠陛下端正根本、澄清源头，慎重对待名位器用，不过在于一转念之间。臣听说先年修盖太庙，工程完毕后，礼科等衙门的给事中等官王纶等人只蒙受赏赐，从未升职，正与今日修建清宁宫的事情相同。伏望皇上从圣心断然裁决，收回已经下达的命令，将李堂依照惯例赏赐，取消他的升职，以杜绝奸邪之人奔走竞争的门路，断绝徐贯将来非分的希望。这样就会看到奸邪之人的胆气自然消退，廉耻之风日益盛行，实在是宗庙社稷亿万年无穷的福祉。愚昧的臣子妄加议论，罪当万死；倘蒙陛下怜悯察看，那么臣如蝼蚁般的微贱身躯，又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弘治十年六月十五日具题。论惩治欺骗蒙蔽以端正国法的奏疏。

译奏为“惩治欺骗蒙蔽以端正国法”之事。臣痛切看到，近日右副都御史洪锺上奏说，新开潮河川工程已经完工，请求赏赐有功的官员和军士等，因而奉圣旨命有关部门核看后上报，谨此奉行。议论此事的人都说，洪锺狠心施毒，已经逃脱了先前没有实际功劳却冒领功劳的惩罚，又妄想得到将来的赏赐，舆论不能满意，公道也难以容忍。臣身居言官之职，按义理不能沉默。臣私下查考，洪锺先在弘治十二年冬天上奏请求，在潮河川凿山改水、修筑重关，计算工程期限和用工，不过需要一千人的力量、半年时间。如果超过半年仍不能完工，工程完成以后派官员核验属实，若不能成为国家长久的大利，那么治臣之罪，即使臣万死也不敢推辞。后来兵部上奏奉钦依，已经奉行命令修筑。到如今工程已经超过两年，却没有见到成效。况且洪锺办事乖张暴戾，上天降下灾祸，压死无辜百姓很多，耗尽民力，浪费财用。言官接连上章弹劾，多次曾由有关部门奏请停止；但屡次奉到圣旨说，潮河川已有先前的旨意，不必停止，谨此奉行。臣仰察历次诏旨，无非是忧念边疆，怀抱长远谋略，谋求宗庙社稷亿万年无穷的福祉。有这样的君主，怎么忍心辜负他呢？对于洪锺来说，不过是一个平庸之人，侥幸蒙受委任，正应当感恩图报，至死勤勉办事，对上体会皇上的深谋远虑，对下完成自己所说的长久大利计划；但他竟任意妄为，肆意欺骗蒙蔽。根据今年四月的情况，曾派锦衣卫千户牟斌前去踏勘，发现洪锺催促工程十分急迫，即使让工程在今夏凿深到只能容纳小水通过，也实在担心日后会被沙石草木淤塞。巡按御史张桓也上奏说，工程还有许多地方相互阻隔等情形；如今还不到一个月，洪锺却突然奏报工程完成，请求赏赐。即使有拔山盖世的英雄，又怎么能仓促之间如此迅速地完成呢？考察他奏报的初衷，不过是想分流、减缓水势，避免冲毁城池以及六七月大水猛发而难以预料的灾患；到临近汛期时，在新堤旁分减水势，使两处分流水势必然缓和，希望没有冲城决堤的祸患等情形。他又说，新开的河道还留有第一道崖岸没有完全凿开，除了酌量留下工价，交付分守兵备等官，等夏秋大水过去后，到时候根据水势大小再加以修筑拓宽，用石头包砌堤堰。与原奏所说在第二、第三寨之间的山凹处，凿通冲聚而散流的川水，使其流入关口相比，今后水流都由此进入，不再有冲击关口的祸患；外高内低，约有二丈余，凿成两岸，水从中间流过，就会畅快地下泄，不再横流；再加以疏浚，通达密云直到通州，那么有水时，十斛的运船可以到达那里；水小时，小船也可以常常通行。这样水运就可以免除山东、河南、北直隶百姓在崇山峻岭之间转运的劳苦，利益不小。有这样的君主，怎么忍心辜负他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月、一月、二丈、十斛〕 对于洪锺来说，不过是一个平庸之人，侥幸蒙受委任，正应当感恩图报，至死勤勉办事，对上体会皇上的深谋远虑，对下完成自己所说的长久大利计划；但他竟任意妄为，肆意欺骗蒙蔽。根据今年四月的情况，曾派锦衣卫千户牟斌前去踏勘，发现洪锺催促工程十分急迫，即使让工程在今夏凿深到只能容纳小水通过，也实在担心日后会被沙石草木淤塞。巡按御史张桓也上奏说，工程还有许多地方相互阻隔等情形；如今还不到一个月，洪锺却突然奏报工程完成，请求赏赐。即使有拔山盖世的英雄，又怎么能仓促之间如此迅速地完成呢？考察他奏报的初衷，不过是想分流、减缓水势，避免冲毁城池以及六七月大水猛发而难以预料的灾患；到临近汛期时，在新堤旁分减水势，使两处分流水势必然缓和，希望没有冲城决堤的祸患等情形。他又说，新开的河道还留有第一道崖岸没有完全凿开，除了酌量留下工价，交付分守兵备等官，等夏秋大水过去后，到时候根据水势大小再加以修筑拓宽，用石头包砌堤堰。与原奏所说在第二、第三寨之间的山凹处，凿通冲聚而散流的川水，使其流入关口相比，今后水流都由此进入，不再有冲击关口的祸患；外高内低，约有二丈余，凿成两岸，水从中间流过，就会畅快地下泄，不再横流；再加以疏浚，通达密云直到通州，那么有水时，十斛的运船可以到达那里；水小时，小船也可以常常通行。这样水运就可以免除山东、河南、北直隶百姓在崇山峻岭之间转运的劳苦，利益不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年、二月、十四年、五月〕 前后所上奏章颠三倒四、含混推诿，彼此自相矛盾。又听说所修的砖城也将被水冲倒；如果遇到大水猛发，刚筑起来就被冲坏，永远没有完工之日，造成的祸害不轻，哪里有什么大利？自弘治十二年二月开工，到弘治十四年五月，已经经历了两次夏秋，也曾遇到大水，这时洪锺为什么不测量水势？却一定要等分守兵备等官以后再来修筑；这说明他心里本已知道先前的工程必定不能成功。为了避免日后祸患，他不但不认罪服情、痛切反省自己的过错，反而敢于掩饰过失、粉饰是非，再次进行欺骗蒙蔽，以没有实际作用的微小劳绩来耸动迷惑圣听，以难以完成的大工程推卸给其他官员。虽然口头上说是请求赏赐官军，实际上是在预先为自己打算。这种欺骗蒙蔽之罪，法令难以容忍。况且如今他上奏说，雁尾山等处属于他的辖地，失火蔓延烧毁周围七十多里，逼近禁山。臣担心洪锺先前压死很多人，承蒙宽宥；如今又烧山裂石，导致和气受伤，所以皇天震怒，火灾逼近，惊动陵寝。可是大地之道尚且安静，神灵之体理应安宁；如今百姓怨恨、上天震怒，火灾逼近禁山，我祖宗在天之灵难道能够安宁吗？这难道可以只把罪责归于地方官军，说不是洪锺烧山裂石所导致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日〕 伏望皇上以天变为警戒，以百姓的议论为忧，以祖宗陵寝为念，彻查洪锺先年所奏：工程完成后，派官员核验，若不能成为国家长久的大利，治臣之罪的缘由；仍选派科道中公正的官员前去按实际情况勘验。如果确有洪锺先年所说的大利，就具奏升赏；如果只是苟且简略地完成工程、侥幸求得眼前效果、企图免除日后祸患，也一定要逮送法司，明正典刑，作为惩戒欺骗蒙蔽的警戒，以洗雪百姓的怨恨。仍请求敕令有关部门议定派官祭告陵寝，以安定祖宗在天之灵。这样，国法就会昭明，神灵和百姓都感到庆幸，先年无辜被压死者的冤屈也不至于含愤埋藏地下。弘治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具题。

译论疏通漕运法的奏疏。奏为“斟酌时宜以疏通漕运法”之事。臣痛切看到，今年从夏季淫雨一直延续到秋季，没有停止，河水横流，都偏离了原来的河道，运船四散，甚至不知道渡口和岸边在哪里。虽然各处船只陆续到达通州张家湾，有的因为子日暂时放晴，搬运到仓场，却因阴雨遮蔽，不能晾晒扬净；有的因为一时放晴，顾不得雨势而装车运输，中途又遇阻雨，只好寄宿在村落；有的前面的船堵塞在河中，后面的船挨着船也难以移动。必须等天晴后晾晒扬净，照常收纳，于是船车汇集，脚价昂贵，仓场囤积的场地少，应当晾晒的粮米却多。后来是晴是雨，也很难预料。如今秋季将过一半，冬月已经临近，一旦天气严寒，河水冻结，船只既然堵塞，军士又贫困，身体受到饥寒逼迫，心里怀有思念故乡之情，难免无所顾忌，转而逃亡。留下来的运船人员，明年如何撑船运输应当交纳的粮米？此后军需和国家储蓄，只会更加迟滞。臣私下考察，此时在京官军的营房屋舍，多被连绵阴雨损坏；因暑雨而怨恨叹息、嗷嗷待哺的人，十人中常有八九人。把难事设法化易，似乎正可以有所作为；救济灾患，也应当顺势采取方便办法。伏望皇上体念运军的艰难，预先考虑日后的国家大计，请敕令有关部门斟酌议处：将各地已经运到仓中但尚未收纳的粮米，免除晾晒扬净，依照到仓的先后次序，通行京城各卫官军，不作为常例，预先支给三个月的粮米。又将应当收取的耗米作为正项粮米发放。这样运军既能早日返回京城，军士也能得到接济，实在是两全其美。对于陆续到湾搬运粮米的人，如果阴雨长久不停，除应拨往通仓上纳的部分照常收受外，其应交京仓的数额，仍按当时价格拨付脚钱，酌量增加耗米寄存于通仓发放；等天晴后，再由有关部门委派官员设法督促车夫、脚夫头目，给钱雇车驮运到京仓，晾晒完毕后交纳。再考察江南兑粮的地方，听说有潮润等名目的银两，都是应由运船拨付、用来晾晒粮米的费用，往往被不才的运官借口在各处打点而侵吞克扣。间或有一两个廉洁能干的官员，却又把这些银两全部收归官府；交粮时不全部发给军士使用，留下作为附余，或者把各船交粮后剩下的余米卖成银两，凑足数目向所管都司呈报。把总等官便设法取走，假借公事谋取私利，奉承权势，企图了结自己的事务，又替别的卫所偿还钱债；因此运官得以阿附取巧，窃取虚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年、七月、十三日〕 运军借债交粮却不能真正得到使用，请求转行漕运衙门，通知各地卫所严加禁止革除，不许侵吞克扣上述银两。粮食交完之日，收存剩余银两，务必留在本卫，以备意外；或者酌量发给各军修理船只、购买办理器物杂项。把总等官不得滋生事端、巧取财物，事情败露后一律查究治罪。这样弊端就可以革除，漕运法就可以疏通，而救济时弊、灵活办理的办法也不过如此。臣身居谏官之职，冒昧陈述管窥之见；倘蒙圣明采择，下交有关部门察看施行，对于漕运法和国家大计未必没有补益。臣为国家竭尽激切之情，实在无任至诚。弘治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具题。

译论治理教化的奏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奏为“谨慎初服以使治化隆盛”之事。臣听说，召公告诫成王时说：“如同生育孩子，没有什么不在于最初出生的时候，自己造成聪明明哲的命运。”蔡沈注释说：“君王开始履行职责，就如同孩子初生，一切都在于最初。开始养成善行，就会成为善人，自己造成聪明明哲的命运。治理政事的道理也是这样。”臣仰想皇上正值英明年少之时，承继历代帝王的大业，睿智早成，仁慈孝顺出于天性，百姓无穷的福祉、宗庙社稷万年的庆幸，实在都以此为根本。天命重新更新的开始，正是施行教化的起点。开始时不谨慎，却能谨慎地结束，是从来没有的。因此伊尹告诫太甲说：“要在开始时就慎重，以求善终。”《诗经》说：“没有不是有好的开头的，却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尾。”臣以微薄才能，承蒙先帝登记任用，身居谏官之职。如今奉敕清查勇士，虽然悲哀思念先帝，内心十分痛苦，但又逢圣明君主继承帝位，实在不胜欣幸；发誓尽心图报，按义理不能沉默。谨慎地分条陈述四件事情，冒死上奏，伏乞皇上留神采择，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第一，彰明俭朴的德行。臣私下看到，朝廷内外臣僚和士庶人家，都竞相追求华丽奢侈，彼此攀比，借贷花费已经习以为常。居室一概雕刻彩绘，首饰滥用金银珠宝；娼妓、优伶等下贱之人用绫缎做裤子，市井中的无赖用锦绣绫罗做袜子；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完全不知畏惧。虽然朝廷屡次颁下禁止的诏令，民间僭越使用的风气却依旧如常。如果不再加以区处，臣深切担心会糜费财用，助长浇薄风气，竞相追逐浮华，大大损害圣明教化。臣愚昧地认为，朝廷是四方的极则，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俗语说：“城里喜欢大袖，四方就会织造整匹的帛。”这话虽然像是戏言，实际上深切关系到治国大体。如今内库空虚，公私匮乏，节省财用正是最急迫的事务。何况正当新君开始承受天命、履行职责之时，正是天下观察君上崇尚奢侈还是节俭的关键。伏望皇上亲自实行节俭，痛切抑制奢华，效法夏禹的菲薄俭朴，遵循周文王的简朴服饰，像汉文帝那样向天下显示朴素，以身为天下先。日常使用的制度规定之外，一概从简节省；天下正常贡赋之外，不再额外征求；停止没有名目的赏赐，停止不急迫的工程。左右工匠之流，若敢制造奇异淫巧之物，希望借此取得恩宠，就是奸邪蛀虫、危害国家的人，应当重重治罪一两个，以警戒其余。大学说：“先做到自己没有过错，然后才能责备别人。”这样表率端正，影子就直；源头清洁，水流就清澈；不用下令也会实行，不必推动也会受到感化。仍请求敕令法司衙门通行张榜晓谕，严加禁约。凡天下臣民的服饰、住宅、器物、用具等，一律依照各主管部门职掌所载的规定，安分遵守；如果仍像从前一样违犯制度，就按重罪治罪，并追缴没收入官。有司如果把这看作寻常小事，不立即奉行，也一体连坐。工匠任意制造的，审问后发配充军。这样人人都会警戒畏惧，俭约就可以实行，财用也可以节省。第二，平息邪说。臣听说宋代大臣朱熹说：“邪说横行流布，危害人的心术，比洪水猛兽的灾害还严重，比乱臣贼子的祸患还惨烈。如今的邪说，以僧道最为严重。他们剃光头发、穿左衽衣服，戴黄冠、穿羽服，凭借一套偏颇空洞的说法，迷惑世人、诬蔑百姓。凡是京城内外大小人家，都受到他们煽惑，极力信奉崇拜，彼此往来，男女混杂。近来仰山寺的僧人触犯法律而被关在法司，给勋臣宦官带来羞辱，便是明证。”至于关于祸福的说法，那些本来不存在、因而不足信的道理，唐宋诸儒已经讲论明白，臣不敢再烦渎，只举近日亲眼见到的事情来说。朝廷每年春秋举行祈祷、报答神祇的典礼，兴建寺院宫观，不惜财力，修设斋醮，又不时赏赐财物。这样做的原因，是上求祝愿延长圣寿，下求救济利益百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一日〕 如今一年之内遭逢两次大变故，灾异接连出现，本来想借此求福，结果反而招来祸患；本来想借此求利，结果反而招致害处。还要这些僧道做什么呢？何况正是新君开始承受天命、履行职责之时，正是天下观察应当取法邪道还是正道的关键。仰想皇上德行可比天地，明察可同日月，决不会被邪说动摇。愚臣仍然进言，是因为要防微杜渐，实在不能自行停止。伏望陛下独自振奋乾刚，昭示圣明威武，请敕令有关部门查出近年京城内外新建的寺院、宫观，一律拆毁；并将近日法王领占竹以及一切番僧发遣到远方，屏弃在遥远地区。凡无益的斋醮，一概停止，使京城内外、天下大小之人，都能受到观感而振作起来；这就是以是为是、以效为效。行善就是求福，作恶就是招祸，不向渺茫冥昧之处求取，不相信虚无妖妄的说法，这些都符合大圣人的作为，远远超出寻常万万倍。人心就会日益趋向正道，邪说的祸患也就平息了。第三，亲近正人。臣听说宋代大臣程颐说：“君主一天之中，接见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间少，就可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如今陛下身边前后并非没有正人君子，但辅佐引导圣上，必定要依靠贤士大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何况正值新君开始承受天命、履行职责之时，国家治乱兴衰的根由正系于此。臣愿陛下从今以后在处理万机之余，每日亲临经筵，留心经史，亲近儒臣，讲明正学。凡内外章疏，交给内外大臣，议论可行与否，斟酌妥当以后，再由圣心裁断，公布于朝廷内外。凡涉及军国重大事务、天下利害和百姓安危、人才进退等事项，请遵循先帝已经实行的盛典，召见各有关衙门的大臣，虚心下问，清心访问；仍命科道官各派一人随同，使好的言论和善行能够记录下来。涉及机密的事情，不许泄露；如果有人乘机蛊惑圣听，听任科道官立即据实纠劾。第四，谨慎办理大婚。臣听说，婚姻礼制端正，然后万物各得其宜，天命也得以完全。《诗经》说：“美丽贤淑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意思是能够成就贞洁淑善、不改变操守的女子，然后才可以匹配至尊，成为宗庙的主持者；这是纲纪的首要，也是王道教化的开端。节次承奉先帝遗诏，其中说：“嗣君应当以继承大统为重。”已经敕令礼部选定婚配，可以在今年举行，谨此奉行。现在正值新君开始承受天命、履行职责之时，关系到朝廷内外所应取法的事情。臣愿从今以后选定婚配时，责成有关部门以及一向被称为公正、为众人推服的内臣，命他们在内外各地广泛访求，精心选择闺门严肃、受到良好母教的家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凡勋旧贵戚，不许援引亲戚、熟人、乡邻，凭借关系钻营刺探，滥列其中参加选拔，企图结成婚姻关系，作为巩固宠爱的计策。臣私下担心，世代享受禄位的家庭，很少能够依礼行事；而骄纵懒惰的性情又一向养成，万一有这样的情况，便会根深蒂固，难以靠言语争辩改变。如果承蒙允许，请敕令有关部门秉公选择，不回避权贵；若有人敢有丝毫徇情，准许科道官据实弹劾，一体连坐。这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大计，是臣为预先考虑祸患、防患于未然而提出的。弘治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具题。论述兴革的奏疏。奏为“奉诏陈述应当兴办和革除的事项，以谨慎对待上天警戒”之事。近日礼部上奏说，南京各处地震等灾异很多，因而奉圣旨说：“这是朕刚刚继承大统，灾异接连不断，上天的警戒极其严厉，朕深切恐惧。凡应当兴办或革除的事情，着令各有关衙门开列具奏。”谨此奉行。又本部上奏说，礼科都给事中周玺奏为修养实际德行以消除灾异之事，其中请求下令大小臣工都可以直言无隐，因而奉圣旨说：“知道了。”臣仰察历次诏旨，可以看出陛下遇到灾害便知道恐惧，见到异常便修养德行，这就是尧敬慎地顺应上天、舜戒惧天命的心意；又允许臣下开列应当兴革之事、直言无隐，这就是尧舍弃自己的意见听从众人、舜使眼目明察耳朵通达的心意。有这样的君主，怎么忍心辜负他呢？臣私下认为，回应上天不靠虚文，而靠实际德行；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而在于努力实行。因此伯益告诫禹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没有地方不能达到。”傅说告诫高宗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是难的。”如果不修养实际德行，只是寻求直言，却想使天心明显感应、灾异消除，正是孟子所说的“用这样的作为去求取这样的愿望，就像爬到树上去捉鱼”。谨慎分条陈述当前兴革最急迫的事务，伏望皇上俯降明察，独自振奋乾刚，只求果断行事，不被近侍近习的言论阻挠，不拘泥于眼前的计策，务必使事情合宜、政令合乎道理，这样就会把灾害变成祥瑞，把祸患转为福祉，自然会不期然而然地实现。第一，亲近大臣以谋求治理教化。臣私下认为，孔子告诫鲁哀公说：“敬重大臣，就不会迷惑。”周公对鲁公说：“不要使大臣因不能被任用而怨恨。”所谓大臣，是历经任职、长期熟悉政务，能够考察古人的德行和国家法典，又是百姓所共同瞻仰的人。追想孝宗皇帝，每当临朝视事之余，常常召见内阁以及部院大臣，有时向他们询问选拔任用和政务，有时向他们询问军务、粮饷和时政，这些典章法则和遗留的谋略可以传给万代。如今皇上以英明年少之年承继历代帝王的大业，本来就应当不时召见大臣，谋划治理教化。何况内阁大臣刘健等人亲自接受先帝遗命，辅佐引导陛下，更应当尊敬他们如老师、尊重他们如师傅，使他们朝夕进献教诲，以辅佐圣德。为什么陛下临朝数月以来，却没有听说接见亲近他们呢？章疏有时不让他们参与知悉，诏旨又多由内降发出，以至于兴革利弊、是非颠倒，造成灾害、招致变故，实际原因就在这里。伏望皇上从今以后退朝之余，立即到便殿讲求治国之道；凡内外章疏，都交给内阁议论妥当，然后颁布施行。至于关系朝廷以及军国重大事务的事情，仍请求遵照先帝旧典，召见各衙门大臣，如吏部尚书马文升等；稍稍收敛天威，虚心下问，使他们能够陈述利害，进言无所隐瞒。如果圣驾回宫，也请陛下摒弃身边那些群小，不许他们轻慢、亲近侍奉的老臣，并与之相互出入。这样，圣德就能不断修明，治道更加隆盛，天意也可以挽回。一、清理弊政，以巩固人心。臣私下认为，没有比盐法更有利的事情了；如果盐法不通，就无法供给边饷、充足国用。没有比皇庄更有害的事情了；如果皇庄不革除，就无法安定人心、长久承受天命。因此，我太祖皇帝禁止侵害盐法，考察国（缺）云南盐一万余（缺）时，太祖说：“这是侵夺百姓利益、阻坏盐法，应当（缺）到盐引全部没收入官。”钦此。这说明我太宗皇帝当时疏通盐法、惠及商人以利天下，其深远用意本来就在这里。查得洪武二十八年等年月日不一的圣旨说：陕西、河南、山东、北平布政司等地军马众多，本地刍粮供应年年不得停息，况且当地田地征收赋税比照其他地方又重，如今又加上新开垦田地，还要向百姓征发差役，使他们更加受苦。你们户部出榜晓谕：今后新开垦的田地，无论多少，永远不征税；有力量的人任凭他们尽力耕种，有司官吏若敢丈量田亩征税、扰害百姓，准许受害人民上奏申诉。钦此。这说明我太祖皇帝当时供养京畿百姓以巩固根本，其良法也正在于此。此后历代圣君相承，无不仰体我太祖皇帝的心意，重申先前的约定。然而治理久了就会产生弊端，恩惠耗尽就会产生轻慢。盐法在两淮受到阻坏，皇庄田地遍布京畿，利益归入私人之家，祸害波及贫苦百姓，逐渐发展到近年，弊端多得无法尽述。可是，体察太祖皇帝的心意，遵守太祖皇帝的法令，实行太祖皇帝的政事，以承继历代圣君的宏大基业，难道不正在今日吗？陛下确实不能推卸这个责任。陛下刚开始临朝时，诏告天下，海内百姓无不伸长脖子、踮脚盼望；像这两项政事说得最为详尽，人人都说太祖的治理将会在今日重新出现。哪里料到竟自行废弃、搁置不用，使人心叹息怨恨。近来臣下抗疏论奏以及有关部门据理执奏，改变局面的时机本来正等待着发动。可是刚刚奉到钦依，说盐法受阻，你们回去再议定处理后上奏。不久又说：谭景清等既然已经准许施行，就不必暂停。又奉到钦依说：这些皇庄田土已经进奉给西宫，你们再议定后上奏。不久又说：陕西、河南等处都作为仁寿宫皇庄。刚刚相信又忽然怀疑，接连改变而屡次迁移；这固然是陛下坚定凝定的意志尚未确定，也恐怕是臣下进谏失职，无法仰承圣意、使陛下觉悟，臣等罪责实在重大。

译然而如今京畿百姓的怨愤已经到了极点，整个陕西兵灾荒乱接连不断，实在可怜；这些情况都已经表现在都御史王景、杨一清的奏牍中，确实不是没有根据。如果皇庄再不查究革除，盐法再不疏通，陛下上面沉溺于所亲近的人，下面又被所偏私的人迷惑，臣恐怕外部会发生土崩瓦解的变乱，内外近侧会发生肘腋之变；内外交相变乱，即使有智者替陛下谋划，难道不已经晚了吗？伏望陛下向上遵守祖宗既成的法令，向下体念治理政事的艰难，今日宁可割舍对私人亲近和小利的偏爱，也请留意天下的大计。请下令户部当日会同府、部大臣会议盐法，请追回并废止王景、杨一清等准许施行的成命，按照有关部门原来的议定和原价，发给业主盐引目，将皇庄田地归还官府；请按照（缺）属于田（缺）者归还百姓，被没收入官的，每亩追征银三分，转解入官；一切管理皇庄的人员全部召回。这样弊政就能稍稍清除，天意也可以挽回。一、减少供应，以舒缓民力。臣私下听说，古代君主一定彰明节俭的德行来面对百官，一定谨慎细小的行为来奠定大业。像《旅獒》的进献受到《周书》称道，千里马的故事显著记载在汉史中。后来又有唐玄宗放纵鵁鶄、鸂■〈氵束鸟〉，宋太宗拒绝海东青、放弃鹰犬；他们的治功有纯正和驳杂的不同，但总的说来，都不失为贤君。与那些宠爱仙鹤、为它修筑高台，索求鸭子以供嬉戏，不久便祸败相随的人相比，他们是否贤明当然不同。国家治乱、事情得失，根本取决于君主的喜好，这在典籍和前代史书中都有清楚记载，可以逐一考察。陛下推行新政以来，尚未听说有其他事情，而今天却传令进贡黄鹰若干只，接连几天支取猪肉若干斤；明天又传令进贡新犬若干匹，每匹每天供给泥肉若干斤、粟米若干斤。况且乾清宫内府是深严之地，是陛下游息的地方，这些东西将要用来做什么呢？还要取用肉米来供给它们。这难道不是陛下在路朝时斋戒庄敬，在私下宴饮时纵情放肆吗？酒色、游观、谄媚邪僻，以及一切能够迷惑耳目、改变心志的事情，将有什么不会发生呢？这本来不只是鹰犬一件事。像光禄寺供应频繁，近来浮滥办理的供应比往年增加了十分之七八；如今即使把供应节省到十分，仍恐怕不能满足陛下。陛下即位至今九个月，查得本寺除每日裁减之外，尚且传令增加汤饭共七十八桌半。每桌猪肉十二斤，需用十五斤的，有时用鸡一只；用两只的，鸡肉一斤，值银一分；鸡一只值银二分。每天计算所用猪肉不少于九百斤，值银九两。每天所用鸡不少于七十只，用银一两四钱。这样一天就用银十两四钱，一个月用银四百二十两，一年就用银五千两了。正值兵灾荒乱、财用空乏之时，这些浮滥供应从哪里支出呢？其中一丝一毫都是百姓的膏血，绝不是神灵输送、鬼神搬运来的。孟子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百姓却面带饥色，郊野有饿死的人，这是率领野兽来吃人。身为百姓的父母，施行政事却免不了率领野兽吃人，那么他作为百姓父母的意义在哪里？何况陛下难道忍心这样做吗？”况且先帝在位十九年，清心寡欲，对声色玩好绝不动念，晚年更加励精图治，各项政务都保持贞正。陛下推行新政，举动就已经如此，开始都不能保持，凭什么能够善终？从前臧孙劝谏鲁庄公说过：“节俭的德行是共同的美德，奢侈是最大的罪恶。”先君有共同的美德而君主却背弃它，岂不是不可以吗？臣伏请陛下远观前代，近体先帝，务必以恭敬修养自身，以节俭培养德行。前面所说的汤饭桌数也全部停止免除，以后光禄寺供应只依照祖宗旧制，丝毫不得擅自使用。这样，浮费可以节省，百姓困苦自然缓解，天意也可以挽回。一、重申诏旨，以敦厚国家的大信。臣恭敬诵读明发诏书，其中一款说：“各马房、仓库以及各门等处增设的管事内官人数过多。”先帝已经有成命，有关部门应全面查核后具奏裁减。各处增设的守备等项内官，不属于旧定员额的，一并查奏召回。钦此，钦遵。近来太监王庸自称腿膝酸痛，不能供职，请求解除职务并交还印信。钦蒙圣旨准许，王庸着调取到正阳门，与陈良每人分别提督巡城典军。钦此。此前又传奉印绶监太监韦英，任太岳、太和山烧香管事，兼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钦此。臣私下认为，官职是用来任事的，不是病弱、奸贪之人所能任用的。王庸是衰残、年老、多病之人，只可置于闲散职位，或派往山陵司香使用；让他提督巡城点军，必然旷废职守、耽误政事。况且裁减各门内官是先帝的成命，太陵陵土尚未干，便突然背弃，不能不使陛下的圣孝稍有损害。韦英是贪财害国之徒，却任用他分守前述地方，必然侵吞剥削军民，是国家的大祸根。况且明诏已经说明不属于旧定员额的人数，如今却又任用他们，这与诏旨自相抵牾，最终使任用升黜屡屡失当，失去人心，号令不能取信天下，招致灾异，也与此有关。伏望圣明之主，不要亲昵宠幸之人，不要疑虑而放走奸邪，请将这两人罢黜召回。这样，陛下的圣孝更加隆盛，地方也能安定，天意可以挽回。一、整顿贡赋，以巩固国家根本。臣恭敬思量，我太祖平定天下，创立法制，按照土地所产征收贡赋，只供给正当所需。近年以来，营造工程日益繁多，摊派征收日益增加；土地所产之物，前一项追征尚未完毕，后一项摊派又接着到来。土地所产之物，官府不知道价格便滥加征取，百姓又不知道名称而惊疑。究其原因，都是近幸之人喜好兴建土木，借此役使、占用民夫，图谋取得材料价格，还说自己有劳绩，借此邀宠，并求升官受赏罢了。完全没有想到天下是太祖的天下，法制是太祖的法制。如今天下土地的广阔并没有增加，而营造费用却是从前的数倍，想让百姓不怨恨、财用不匮乏，怎么可能呢？比如湖广、四川目前采办杉木、楠木大材，长达七丈，周长达到一丈五尺。后来巡抚官又奏称，前述大木都在万山之中，山岸崎岖，运到水边有的要走五七百里；每根木材若没有几百人，不能抬移，而且那里是夷人、猓人杂居之地，无法雇募民夫。

译由此看来，所谓不敢说话却敢于愤怒的人确实出现了。即使因急需而采办尚且不可，如今却无缘无故采办以备日后使用，祸害百姓、损害国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请下令廷臣会议，将前面采办大木的事情暂时停止，以舒缓百姓困苦。今后凡不是本地土产的物料，不许摊派；其他工程如果确实不得已，仍应由科道官会同工部堂上官估计核定物料，办妥后再奏闻分派。这样，灾害和怨恨不会产生，国家根本可以巩固，天意也可以挽回。一、遵守旧制，以防止欺诈伪造。臣查得祖宗旧制，凡是用驾帖拘捕人犯，只在京城内外附近地方施行，取其便利快捷。如果派人出外提拿人犯、取办物件等，只发给精微批，而不用驾帖。这是因为精微批交付所在地官司，核对字号相同后才能办事，这样伪造欺诈便无从施行。驾帖则没有可供核对的字号，真伪难以辨别，所以不能在远地使用。弘治元年九月二十三日，刑部重申旧制题奏说，今后差遣官员出外，必须发给批文以防欺诈；相关条款奉先帝圣旨批准，钦此。弘治十三年夏天，因星变之事，五月初四日，刑部大臣陈述时政，其中一件关于防止欺诈的事项题奏说，今后差遣人员出外提拿人犯等，务必令其持有批文；奉先帝钦依准许施行。有关部门的申明、大臣的议论之所以对防止欺诈一事如此恳切，是因为他们防微杜渐，为国家考虑得深远而迫切。近来皇亲贵幸有所奏陈，陛下只根据他们单方面的说法，便派人持驾帖到数百里以外拘拿人犯，使百姓惊骇，实在不是新政的美事。臣也曾经说过这些，但没有得到陛下的允准采纳。今后正值国家多事之时（缺），北方边塞猖獗，原野盗贼横行；万一无赖之徒伪造驾帖，借以实现他们奸邪叛逆的私谋，而当地官司又没有人敢追问，那种祸害哪里说得尽呢？如今的灾异确实与此有关，伏望陛下远鉴祖宗旧制，近遵先帝成命，从今以后派人出外，务必令其持批文而不用驾帖，以后永远遵守。这样，欺诈可以防止，奸弊不会产生，天意也可以挽回。一、爱惜名器，以激励百官。臣私下认为，自古君主奔走任用天下豪杰，最重要的是爱惜天下的名位爵禄。名器受到重视，得到它的人就感到荣耀，更加想着趋向善道；善人多了，朝廷就会端正，天下就会治理，君主兼任君父和师长的责任到此才算尽到，长久的太平之治也由此可以保全。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名器日益滥用，士风日益衰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比如鸿胪寺掌管寺务的礼部尚书贾斌，本来只是庸常之流，却滥得上卿之位；光禄寺卿张骏等人，也由杂流进用而升到三品官阶。官职爵位冗滥，士大夫议论不平。请将各衙门堂上官员中不由科举正途、而由杂流进用的人，如鸿胪寺等处官员，只准升到本衙门正卿；以后即使年资再多，也只能增加俸禄等级，不得滥受尚书、侍郎的官衔。至于内阁中书中不属于进士、举人而由其他途径进用的，升职最高止于五品；以后可根据资历续升，或给予赏赐、增加俸禄，但不许滥受显要官职。况且官爵是用来奖赏功劳的，尚书官衔本来只有论道经邦的大臣可以佩带，杂流供职者却也佩带；章服是用来彰明德行的，乘轩的荣宠本来只有倡导教化、治理百姓的人可以享有，执役书写的人却也享有。于是使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一概退避，在事理上不合，在体统上也不顺，招致灾变或许也与此有关。然而衡量义理，本来就应当加以区别，必须按照前面所说的办法处置，或许才算。妥当。臣再查得，近日传令升迁、请求升迁的官员，都奉有诏旨降调，礼部精缮司郎中刘凖也在请求升迁之列，却幸而漏网。请下令吏部，将刘凖以及臣所不知道的其他人逐一查奏，定夺处理；按照惯例降级任用，授予相应衙门的官职，不得滥受部属衙门的正印官职。这样名器就会稍微受到重视，臣工知道勉励，天意也可以挽回。一、淘汰不称职者，以更新治化。臣私下听说，傅说告诫高宗说：“国家的治乱在于百官，任官不要顾及私人亲近，只看他的才能；爵位不要给恶德之人，只看他的贤能。”如今内外官员尽职办事的固然很多，但旷废职守、耽误政事的也不少。以内官来说，内官监太监李兴制造事端、营造工程，年年不停止，借公事谋私利，丝毫财物全都取尽，内外官员都受到他的荼毒，怨声遍地；军民苦于劳役，愤怒之气直冲上天。镇守山西太监陈逵贪婪无厌，镇守辽东太监朱秀剥削百姓、造成祸害；这些内臣是依仗权势为害的奸邪，应该赶快撤退，不可留用。以外臣来说，武职英国公张懋荒废军务，新宁伯谭佑衰老无能，怀宁伯孙应爵贪婪的声名十分显著；凭这三人掌握京营兵权，军威不振是理所当然的。南京协同守备武靖伯赵承庆、驸马都尉杨伟把持市场，招致京城怨恨；安乡伯张恂捉拿盗贼却贪图财物；操江魏国公徐浦听信家人挑拨，谋图侵占平民庄田。凭这四人居于京城根本重地，舆论难以容忍也就理所当然了。至于宣府左卫参将李稽丧失军队、辱没国家，永宁参将解端庸劣无能，分守松潘副总兵官朱廷作战防守没有谋略；用这些人镇守边疆，就如同让蚊子背负大山，还能指望他们奋发扬威、震服敌人吗？文职官员如户部左侍郎王岩、南京户部右侍郎陈金，清誉无闻，多招物议；工部左侍郎李璲奔走钻营而不知羞耻，士大夫议论不平；户部右侍郎陈清，巡抚都御史柳应辰、曹元，职务能力不明，难以胜任繁重事务；南京光禄寺卿胡谅的升迁不合人望；丁忧中的都御史邓庠性情乖僻，行事不合规矩；前任巡抚四川都御史刘洪诱使番人、耗费财物、养成盗患，并隐瞒败绩说成胜利，凭借钻营升官；南京工部尚书李孟旸年老力衰，早就应当退休。这些都是外臣中的老奸宿蠹，应当分别处置，不可迟缓。凡这些不称职的 官员，大多妨害政务、损害治理，使百姓怨恨、上天震怒，实在都与此有关。伏望皇上俯垂刚断，迅速赐予施行。将李兴等斥退、贬谪、流放，以快人心；对张懋、徐浦等下旨严厉责备，命令他们改过。其余败坏政事的文武官员，一律罢黜，不必只作降调处理。至于先前两京科道官弹劾过的奸贪等类官员，错误地蒙受宽留而漏网的，也请下令吏部逐一查奏，酌量黜退。这样公道就会彰明，众心无不服从，天意也可以挽回。正德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题。○论诛太监李兴伐木石疏

译题为诛杀罪大恶极之人以告慰祖宗、安定陵寝以繁衍圣嗣事。去年先帝驾崩，陛下特意因为陵寝事务重大，简选任命内官监太监李兴、新宁伯谭佑、工部左侍郎李璲提督营造。军夫、匠役出自营卫，各种物资的价格由部、厂供应。李兴应当追念先帝宠遇的深厚，仰体陛下委托的重大责任，竭尽力量和心志，恭敬办理此事才对。哪里料到他放纵填沟壑般的贪欲，施行盗贼般的阴谋？他竟把工部摊派的柴薪折价私自贮存，预先作侵吞克扣的打算；又放纵太监王端等指挥手下人，完全不顾国家禁令，砍伐禁山树木数万余株，挖取禁山石片数百余丈。山林因此被砍得一片赤秃，坑穴深浅宽窄无法计数，龙脉因此受损，秀美灵气因此亏折，惊扰、冒犯陵寝，得罪宗庙。这实在是天地不能容、神人共同愤怒的事情。罪恶积满，事情败露。陛下赫然震怒，派官员勘查核实，又命法司会同审问清楚，具写供词复奏。臣等认为，陛下应当想到祖宗遗体受到惊扰，痛惜先帝神灵尚未安妥，大张天讨，立即公开处死，将尸体陈列在市朝，与众人共同唾弃。可是竟然因循拖延，迟迟不能决定，十多天后才节录奉到钦颁敕旨：李兴、王瑞免死，派人押送到南京孝陵神宫监充任净军、种菜；谭佑、李璲都准照拟议办理。钦此。圣旨一下，人心惊疑，道路上议论纷纷，都说陛下偏私亲近宦官的恩情，忘记祖宗陵寝的重要，必定是身边有人曲意为他们回护，蒙蔽了圣聪。又说，近年南京守备太监蒋忠在距孝陵南面二十多里的地方，铲平山地私自开路通行；事情败露后，先帝认为孝陵案山受损、伤害龙脉，恐怕会使宗室受损，于是判处他死刑。当时难道没有权贵宠幸之人为他营救吗？先帝没有被他们迷惑，圣明的裁断坚定不移，最终蒋忠死于狱中。如今李兴等人所犯的是伤害、妨碍万世圣嗣的罪行，罪恶深重。陛下即使自行宽免他们，难道就不为祖宗考虑、不为子孙忧虑吗？汉代有盗取高庙玉环的人，汉文帝想诛灭其族，张释之却坚决请求弃市，并且说：“盗取玉环的人要灭族，那么有人取走长陵一抔土，又该用什么刑法加以惩处呢？”因为盗取玉环的罪只应弃市，而灭族之法应当加在盗取陵土的人身上。张释之号称执法公正，难道会欺骗文帝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李兴等人砍伐、挖掘陵寝的木石，数量以十万计，与一抔土相比，严重程度岂止相差一点？如果在汉代，难道能免于灭族之法吗？即使是民间葬地，也希望土脉肥润、草木茂盛，还一定要封土植树，不许樵采放牧。有人侵犯，经过多年诉讼，也一定要定罪相当后才罢休。因为祖宗遗体所安葬之处，祖宗安宁，子孙也就安宁。譬如树木，根本完固，枝叶就会繁茂，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礼》中记载选择葬地的文字，法律严厉规定盗掘坟墓的禁令；庶民坟墓尚且如此慎重，何况陛下的大业以四海为家、以万方为土地，名山由上天设置，用来作为祖宗历代圣君衣冠冢的埋藏之所，本来就将福佑陛下，作为千万亿年长久的谋划。可是李兴等人挖掘砍伐得如此惨烈，他们包藏的祸心，哪里可以测度？即使将他们碎尸万段，也还不足以谢罪于神人、仰慰祖宗之灵。陛下不立即诛杀，只令他们充任净军，罪重罚轻，错误实在太大。臣等又想到，李兴承受历朝任用，凭借先帝的宠爱，大肆兴造营建，剥削军民，积累财产数以千万万计，却仍贪欲不满，气焰熏天，势力炙手可热。贵戚、权臣、宠幸之人多半来请求交结输纳，左右近习也都是他的党羽。凡是在陛下左右前后替他回护、解释的人，都是害怕他的威势、凭借他的权势，并贪图他的财贿。这样的人是不替陛下的大业考虑，不替祖宗留传的宏图考虑，也不替圣嗣繁盛长久考虑。为什么还要轻信他们呢？再看新宁伯谭佑、侍郎李璲，身为大臣，却忘记君恩、结党作恶；考察他们的情状，罪责完全相同，绝对不可宽赦。而法司只拟定他们奏报事情不实，判处徒刑。臣认为，李兴、谭佑、李璲的职衔并列在敕谕中，办事次序同列于公署，文案共同署名，号令共同发布；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共同知晓的，却说照料不周全都由李兴造成。即使三尺孩童，也不能欺骗巡山官军；两次擒获擅自砍伐活树的军人到官，李兴不加禁止惩治。难道当时这两人果真醉梦之中毫无知觉吗？还是病重得不能反省吗？不过是装聋作哑，结党依附李兴罢了。由此看来，这两人的拟罪应当不在李兴之下。法司舍弃他们的重罪，只按轻罪条款拟处，也是回护这两人、向上欺骗朝廷。法律，是天下最公正的准则；法司，是掌握天下最公正准则的机构。务必使事实与罪罚相当，足以使人心满意服才行。如今法司却上下其手，像这样暗中玩弄威权，不仅有愧于张释之，实际上也辜负了陛下、得罪了祖宗，罪责实在重大。臣等伏愿陛下振奋刚健果断的意志，立即施行上天的诛罚，收回成命。将李兴、王瑞在市曹处死，并将罪状告知宗庙。谭佑、李璲即使不加诛杀，也应削夺爵位、放逐罢黜，以作为大臣欺骗蒙蔽的警戒。还请暂且裁处此事，并命工部、钦天监选派精通地理的人前去察看。被挖掘砍伐的地方，能够栽种的就栽种，能够培土的就培土，能够填补的就填补，务必使龙脉不受亏损，秀美灵气恢复如旧。向上可以安定祖宗历代圣君的神灵，向下可以使圣子神孙万世长寿承传。臣等对国家不胜拳拳之心，愿望至为恳切。○论纠正处罚失当疏

译题为再次申述忠诚恳切之意，以纠正处罚失当之事。臣等私下认为，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父亲有过失，儿子进谏三次而父亲不听，就哭泣着跟随，希望父亲有所感悟，一定改正后才停止。既然如此，君主处罚失当，应当处罚的人没有受到应有惩罚，做臣子的却不能尽力挽救纠正便停止进谏，这难道符合臣子侍奉君主、不欺瞒君主而犯颜进谏的道义吗？因此，臣等对于李兴之事，不敢以烦扰亵渎为嫌，必定要再三向陛下陈述，希望陛下俯察采纳。李兴、王瑞砍伐皇陵树木数万株，使山地一片赤秃；凿取禁山石片数百丈，使土地坑陷。谭佑、李璲明知内情却故意放纵，坐视不救，惊动陵寝，获罪于祖宗。陛下全部从轻典处置，不加诛杀、贬窜。臣等已经论列此事，法司也曾据理执奏，希望陛下仍将李兴、王瑞依法处置，并将谭佑、李璲重加贬黜，作为臣子不忠的警戒。陛下已经下旨停止此议。等到谭佑、李燧自知公论难以容纳，上辞请求退职，陛下又下旨加以慰留。臣等听到诏命，更加疑惧，认为陛下聪明仁厚孝顺，敬天法祖；但裁断这桩重大案件，恐怕还不能使众人满意，也难以止息群议。臣等又恭敬查见，英宗皇帝圣旨说：在天寿山偷砍树木，所属管辖的军卫、有司人员坐视不管、不加约束的，论罪一律处死。宪宗皇帝圣旨又说：在凤阳等处禁山林场砍树取石的，正犯处死。这是历代圣君防微杜渐的深意，认为法令不严，人们必然轻易触犯；这会惊扰神圣、损伤龙脉，造成的祸害不小。因此孝宗皇帝又把它收入条例，与律令一并施行，也是希望圣子神孙万世绵延。如今李兴等人盗取的木石，不是一木一石可比；他们的罪情难道只是坐视不救这一论罪吗？陛下都宽免他们死罪，那么从今以后，愚民有人取禁山一木一石，究竟还要不要诛杀？若诛杀，就不是宫府一体；若宽免，历代圣君的禁例从此就不能施行。这就是李兴、王瑞毫无疑问应当依条例处死。陛下为什么宽免他们死罪，只令充任净军？这是臣等所不能理解的。谭佑、李璲既然奉敕与李兴一同提督，那么李兴等侵盗的钱粮，是工部出入管理的，他们为什么不查考？砍伐木石的军士是总兵管辖的，他们为什么不加约束？如今他们各自明知内情却故意放纵、结党作恶、包庇奸邪，正合于“坐视而不加约束”的条例。况且巡山人员坐视不禁，罪尚且处死；提督大臣知情故纵，法律怎么能容忍？况且他们的供词既然说：谭佑、李璲明知工部自有应用木柴以及砍伐禁山树木的重法，却不应当阿附迁就、不加劝阻禁约；这样看来，他们的罪情只比李兴稍轻一等罢了。李兴等既然应当从重惩治，谭佑、李璲却安然仍列大僚之中，难道是公正刑法的道理吗？所以臣等认为，有人受任掌管事务却不知道情况，就是失职；知道内情却不举发，就是奸邪。哪有奸邪、失职之人还可以居于大臣职位的呢？这就是谭佑、李璲毫无疑问应当罢爵夺职。陛下为什么轻轻责罚他们而不加贬黜流放？这也是臣等所不能理解的。从前汉文帝时，有人盗取高庙玉环，廷尉请求弃市，文帝发怒说：“这不是用来共同承奉宗庙的办法。”唐高祖时，有人误砍昭陵一株柏树，当时被判免官，高祖发怒说：“这会使我不能成为孝子，诏令一定要杀他。”如今李兴等人的罪，与盗取玉环、损伤一株柏树相比，相差远远不止万倍。陛下却都从轻宽宥，难道陛下以舜、文王那样的孝行敬奉祖宗的心，反而还不如汉、唐两位君主吗？臣等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陵寝，是历代圣君衣冠所藏之处；禁例，是历代圣君法令所寄托之处。陛下继承历代圣君的大业，却废弃历代圣君的法令；历代圣君把广阔四海交付给陛下，陛下却不能保护几十里范围的山陵，反而使这件事传播天下、流传后世，难道不会成为圣德的累赘吗？臣等充任言路官员，补救拾遗，是本分；弹劾奸邪，是职责。圣明的朝廷却有这样的奸邪，圣明的陛下却有这样的处罚失当。臣等如果闭口不言，或者进言后见没有施行便仓促停止，那么祖宗在天之灵会认为臣等有罪，天下后世会认为臣等失职。这就是臣等不避斧钺诛杀，也要尽力陈说平民直言的原因。伏请陛下想到祖宗陵寝不可不重，考虑法令不可不守，俯从法司的议论，割舍私恩、按法处置：仍将李兴、王瑞处死，赶快把谭佑、李璲贬黜，使情势不被左右近幸蒙蔽，使法律能够施行于权贵近臣。这样，历代圣君的陵寝从此安定，国家命脉从此更加长久。宗庙幸甚，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论内侍刘瑾等奸邪疏

译题为《纠治群邪以端正朝纲、使圣治隆盛》之事。臣等无能，冒昧充任言路官员。静心思量自身处境，并非不知道闭口不言足以自保，多言只会招来灾祸。但既然承受国家委托，享用君主俸禄，遇到应当进言的事情却不进言，遇到势态有可忧虑之处却不忧虑，那么将来弊端大坏到极点，便不可救治。那些群奸即使碎尸分骨，本来也是罪有应得；然而他们迷误国家、蒙蔽皇上，臣等的罪过又怎么能够逃脱呢？因此不避触犯龙鳞的忌讳，冒昧陈述苦口忠言。只希望陛下委曲宽宥臣等的愚昧，敞开心怀俯身采纳。臣私下看到，陛下临朝以来，没有听说什么善政，国家大政方针却日益改变。凡是古代纵欲败坏法度的事情，接连发生而无人疑问。大臣窥伺皇上脸色而不进言，小官守着职位而不发声，种种过失错乱沉积坚固，无法挽回。推究祸患根源，大概是左右群奸迷惑扰乱所造成的。如今朝廷内外对几个人咬牙切齿，而深宫之中的陛下却独自没有觉悟。臣等不惜为陛下说明这些情况。臣查得司设等监太监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丘聚、张永、傅亨、罗祥等人，有的是先朝旧人，有的曾在春宫任职，他们遭遇圣恩已经到了极点，实际受到的宠幸十分深厚。皇上刚刚继承帝位，正是国家多事之日；他们各自任官，本来都应当小心恭谨，因事进献忠言，来挽救陛下的不足，以便报答先帝、辅佐新政。为什么他们竟各自倚仗技能，工于巧言令色，常常在早朝稍早退下，便引导圣驾：有时泛舟海子，有时游览南城，有时放纵骑射，有时放鹰纵犬，有时大摆筵席纵情饮酒，有时搬演杂剧供陛下尽情观看，有时进献新乐声以炫耀奇巧，有时献上果品、果核以求赏赐。凡是可以蛊惑心志、改变性情习惯的手段，他们几乎无所不用。近来大多以声色玩好为娱乐，没有空闲研习经史；以安逸沉湎为事，政务却来不及处理。有时起居没有常规，有时行动休息失于调养；有时因喜悦而越级赏赐，内库财帛用起来如同泥沙；有时恩赏滥施，蟒袍、龙袍、玉带甚至赏给童稚；有时已经执行的成命又重新更改，有时诏书已经发出却竟然违背。贵戚宠幸之人充斥朝廷，奸邪谄谀者得志，老成之臣却被排斥不用，公道郁结而不能施行。陛下的聪明日益被上面蒙蔽，下面的弊政日益滋长。眼前各种事情，没有一件符合人心、合乎舆论。陛下试想，这些举措果真是出自圣心的决断吗？还是这几个人误导诱骗陛下，才造成了这一切？痛哭流涕进谏，贾谊尚且能施行于汉文帝时代，而今天的形势尤其比那时严重，怎么能忍心闭口不言呢？比如四十万两银子，库藏已经枯竭，他们却假借婚礼为名，一定要搜刮足额；五七岁的儿童，乳臭尚未除去，却假借勇士之名，一定要收用。织造已经停免了，他们又重新开启传奉织造；已经查革了，他们又开办传奉；盐法正派官员整顿，崔杲又奏请带盐引地土；正派官员清查，张永又奏请丈量地土。凡是朝廷的大计、军旅的重事，以及国家赖以决定安危强弱的事情，这些人都放纵私情、任意妄为，加以扰乱、阻挠、破坏而不顾，哪里还会顾及其他事情呢？台谏官员交相上章抗争，有关部门再三据理执奏，得到听从的不到一二，不被听从的常有八九。严重时，他们还挑剔奏章差错，随即加以责罚。臣等说上一千句话还不够，他们说上一句话却绰绰有余。这就是败坏祖宗家法，损害清庙的治化，拖累陛下初年的政务，酿成天下的祸乱。不是这几个人，还能把责任推给谁呢？如今各地旱灾水灾交作，百姓贫困、盗贼兴起，国内财用困乏，外部盗贼肆虐。今年孛星、彗星飞驰流动，明年岁首又有日食；这些都是重大的灾异，是圣心应当警惧的事情。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往年雷震奉天殿的鸱吻，不久便发生了土木之变；今年夏天雷又击中奉天殿的鸱吻，这将应验成什么样呢？前面的事情不能忘记，应当作为后来的教训。陛下如果确实想要修身反省、恭敬行事，却只祭祀告天而徒然做些虚文，不修养实际德行，实际上只是自我欺骗罢了，怎么足以挽回天变、安定人心呢？上天降下灾变而君主不觉悟，百姓在下怨恨而君主不知道，这是古代有国者最深切忌惮的事情。今日的形势不幸正类似这样。陛下难道可以一概说天下无事，每天和这些人得意洋洋地安于失职吗？外界议论汹涌，众口一词，都说这几个人败坏陛下继承先志、发扬先业的孝道，把陛下引向有过失的境地。将来他们根基已经牢固，祸患的阶梯已经形成，再想挽救就来不及了。伏望陛下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察知愚臣像犬马一样的忠诚，请下令锦衣卫把这几个人逮捕送交法司，公开依典刑处置，或者陈尸市曹，或者流放到远方边裔，并把罪状告知天下。然后再治臣等多言之罪，以向这些人谢罪。还请陛下从今以后讲学、亲近贤臣，修养自身、远离奸佞；早朝结束、宴饮停止后，节省用度、使百姓富足；对各项弊政体恤时艰，全部依照有关部门议定处置，俯赐允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这样，国家法典自然端正，国家大政自然明白，上天与人的愤怒得到宣泄，阴阳之气和谐，灾害自然消除，祥瑞自然降临，天下自然太平。臣不胜迫切忠诚恳切之至，正德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具题。○论诛大逆疏

译题为诛杀大逆之人以彰明上天诛罚之事。臣曾听说，怀有无君无父、图谋篡逆之心的人，有诛无赦；追讨作乱贼党的，与他们仇敌不共戴天。臣私下看到，司礼监太监刘瑾专擅权力、干预政事，损害国家、祸害百姓，而且任凭私意妄自干预，暗中图谋不轨。臣如果知道却不进言，一旦叛逆阴谋果然施行，即使与他同样获罪，也难以逃脱闭口不言的罪责。因此冒死上奏。伏惟陛下的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的臣工，也是祖宗的臣工。刘瑾竟敢在各衙门擅自施展威福，大小官员常常被他寻找事端陷害；甚至打死科道等官，一句话触犯他，立即加刑具、号令示众并充军。像薛堂、王岳的死，尤其惨毒。朝廷二三位群臣纠察奸邪，本来是为了共同保全社稷，他却敢肆意残害践踏，丝毫没有顾忌。哪里只是那些只求保全身体性命的臣子怕他如怕虎，即使一向刚正有声望的人，也会害怕他的烈焰而闭口不言。指鹿为马的奸邪，又在今日出现了。他一切违法的情状，谁肯冒着赴汤蹈火、面对刀刃的危险来替陛下陈说呢？更严重的是，他派指挥杨玉等人管事，随时加害他人；又派人到府、司、州、县访察官员贤能与否，所经过的地方再次遭受严重扰害，一时百姓仿佛遭受荼毒，冤屈呼号之声传遍远近。臣曾经奉命出使，取道宁夏，百姓拦路申诉，以至于无法通行；当地的有关官员不敢呵斥盘问，间或还有一两个怯懦逢迎之徒，暗中混入他们的党羽，反而借助他们的声势，充当爪牙。这就是专擅权势的刘瑾一个，而依附权势的刘瑾却有百个，往往以至于激成变乱。唉！小民怎么能够叩击九重宫门而见到天子呢？近来他又通过私交，掌管本监印信事务，权势更加沉重；内外百官所有章奏，他既不与各官商议，也不与内阁相干涉，一一抽回到自己的私宅，和孙聪、张文冕等人捏造诏旨，反复更改，弄得是非混淆。他还时常分别交付吏部、兵部、工部办理，官员升迁先在他那里处置批准，然后才允许有关部门奏请；其中有的今天升职，明天就被黜退，贿赂一经送到，随即重新起用。卖爵鬻官，是汉、唐末世君主所做的事，而刘瑾竟敢窃取、玩弄大权到这种地步，天下后世将把陛下看作怎样的君主？这就是刘瑾借助权势、张扬威势，罪恶滔天的表现。近来他又招引术士余明、余伦、余子仁出入监中，观测推占天文，给人相面算命，妄自揣测图谋，甚至有些事情是臣子不忍说出口的。大概是因为看见财货充足、势焰日益张大，所以动辄生出异心。臣既然知道这些情况，就不敢不说。又查访得知，今年四月，他秘密命令心腹牛昭、潘明等人暗中制造衣甲、牌面一千；“有余副”——原文如此，疑有断句或缺字——以及弓弩五百余张，偷偷藏在私人住宅中。按照《春秋》的义理，家中尚且不应收藏铠甲，刘瑾的叛逆阴谋就更加明显了。河南道御史蒋钦等人已经弹劾他，陛下不但不追问，反而治他们的罪，这果真是出自圣明裁断，认为这些人是在欺骗蒙蔽您吗？还是刘瑾假传诏命、横行霸道，钳制了进言者的嘴呢？大奸之人在下位兴起，而忠诚的言论在上面被堵塞，有见识的人没有不替陛下担忧的；陛下处理这件事竟然如此，难道不是在养虎遗患、酿成祸乱吗？臣想到祖宗以来，难道没有奸臣专权吗？难道没有邪恶党羽吗？但像刘瑾这样大逆不道的，从来没有可比的。陛下即使想过分亲近宽容他，又将宗庙社稷置于何地？臣身居言官之职，平素性情愚钝刚直，每当为此愤恨，便发誓与他势不两立。因此臣这片微薄的心意，只希望陛下扩大日月般的明察，奋发雷霆般的威严，立即把臣和刘瑾一同交付法司，当面审讯对质。如果臣所说没有错误，乞请斩杀刘瑾以向天下谢罪，再斩下臣的头颅以向刘瑾谢罪，那么臣死去的那一天也就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了。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尽节前寄给家人的信 前些日子看到潘二舅的信，说你们母子要来京城，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在“科”多年——原文如此，字义疑误——生活清贫淡泊，这一点你们都知道。何况现在刘瑾暗中肆行叛逆阴谋，主上对他深信任用而不加怀疑，群臣又畏惧他的权势而不敢进言。我虽然多次上疏却没有获准下达，每每想到这些，连饭也咽不下去。你们只应当留在家中，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各自专心于学业。如果遇到难以处理的事情，请潘二舅斟酌处理，不必来京，以免招致更多事端。五月初一日，父亲寄。《垂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