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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左史谏草》，宋代吕午撰。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第六类。《左史谏草》。诏令奏议类第二。奏议一属。提要。臣等恭谨查考：《左史谏草》一卷，宋代吕午撰。吕午字伯可，是歙县人。嘉定四年官至进士、起居郎、右文殿修撰，出知漳州。其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本书共收奏议六篇，后面附有他的儿子吕沆的一篇奏议。后来又附载家传、诗文等类，最后记载吕氏节女的事迹，这些都是因家传而附编的。吕午两次任谏官，以风操气节自我砥砺，凡是知道的无不直言。理宗曾称赞他的议论非常明白切实，又说他议论边防事务很有见地。这六篇奏疏都是理宗嘉熙二年上奏的，虽然篇数不多，但很能考见宋末的时事。他论述宋代宰相和台谏弊端的地方，尤其详尽恳切。他儿子吕沆的一篇奏疏，以及方回为吕午和吕沆所作的传记，也有许多内容可以同《宋史》本传相互印证。方回称吕午的文集名为《竹坡类藁》，可见吕午原本有全集，只是如今已经散佚。这六篇奏疏，大概是从散佚遗文中保存下来的；其他遗文则散见于《新安文献志》等书中。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勘后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左史谏草》。宋代吕午撰。戊戌年正月二十三日，上奏请求确定总体方略以统一人心，占据要害以整饬武备，希望圣上慈悲，谨慎勤勉地施行，谨此奏闻。伏候敕旨。臣听说，在下雨以前修补桑根土墙，就可以预先缜密安排而无忧；到了严寒时才寻找衣裘，必定已经晚了，来不及了。在闲暇时松懈怠慢，到了警急时才陷入困窘，即使侥幸能够支撑，也会很快恢复原来的松懈。一旦玩忽之心产生，就不再防备，事变乘隙而来，便束手无策。到了这种时候，后悔又怎么追得回来呢？这就是《易经》所明确阐明的“思考祸患、预先防备”，也是典籍所反复告诫的“有备无患”。凡有国家的人，不能不对此高度警惕。因此臣趁强敌刚刚退去，立即进呈预先防备的两项建议，以说明天旱时准备船只的道理：一是确定总体方略以统一人心，二是占据要害以整饬武备。所谓确定总体方略以统一人心，就是战、守、和三种主张。国家自从边境发生冲突以来，三种主张各自坚持一说，分朋结党，异议纷纷，人心不能统一，方略不能确定，事业功效难以建立，原因就在这里。况且深挖壕沟、加高营垒，使敌人无法窥伺，采取防守并非不可；但是如果专门坚持这种主张，谨慎地只顾固守，那么敌人或许会用数万兵力作牵制，直接攻向江南，动摇国家腹心，这难道能够安坐不动而独自保存吗？铠甲坚固、兵器锋利，使敌人不敢轻视，采取进攻并非不可；但是如果专门坚持这种主张，冒险贸然前进，那么胜负没有固定的形势，首尾没有相互呼应的援军，单独用力而没有援助，士气耗竭便容易衰败，这难道能够只靠一支偏师击退敌人吗？何况敌情变化诡诈，假借和议来误导人，专门采取这一策略，又会落入敌人的计谋。战、守、和三者不能偏执于一端，关键在于相互衡量，随时施行，自然有灵活的办法。所以近来朝廷处置得当，两个边防统帅协力合作，该战时就战，终于建立了武功。这说明防守者虽防守，却不曾专门拘泥于防守；主张和议者虽讲和，也不曾专门拘泥于和议。然而在形势正在转变、应当确立方略坚守的时候，必须在上游以鄂渚为内里、以江陵为外表，在下游以京口为内里、以维扬为外表，中部以金陵为内里、以合肥为外表，各自任命制阃、各自设置重兵屯驻。三处虽然分设，事务却同为一体，都把防守作为首要，都把作战作为应变，都把和议作为麻痹敌人的计策，都把相互援助作为应付缓急的谋划。它们施行时的形态虽然似乎不同，但相互配合使用的谋略实际上彼此联结。总体方略一经确定，人心便一致，敌人

译落入我们的谋略之中，制服它就容易了。假如强敌因今天的失败而受到惩戒，果真不再有轻视我们的念头；又因厌倦长期用兵，果真确定讲和之策，那么就同它订立约束，各自保全疆界，用金帛诱使它，暂且致力于休息；但要趁和议稍有空隙，更加严密地预先防备战守。如果敌人的诡诈再次发生，我们就有准备地应敌。即使形势纵横颠倒，也没有什么情况不能适应。所谓占据要害以整饬武备，就是三边的守御。国家自从边境发生冲突以来，不知道在要害之处固守，白白让强敌一有机会便长驱直入。川蜀应当防守的地方，在各处关隘。自从各关隘失守，四路便受到敌人冲击。京湖应当防守的地方，在襄阳。自从襄阳失守，各郡便遭到敌人蹂躏。濠州、光州是两淮的门户。假如守御坚固、救援迅速，强敌怎么能够到达丰州、黄州一带呢？幸而两城之间，守城者意志不屈，援军士气不衰，大大挫败强敌锋芒，稍稍振扬了中国的声势，可以说是先在东边失去，却在西边的晚年收获了。可是敌人以失败为耻，它为以后所作的谋划一定更深；我们因接连获胜而快意，对以后防备一定懈怠。用我们的懈怠去应对敌人的深谋，胜利不可能长久，忧患将会更大。因此必须把最边远的要害郡县作为今秋备御的重点，时时像敌人将要到来时那样，不要产生敌人已经离去的想法。城墙和壕沟一定要督责其高峻，将士一定要选择精锐，草料粮食一定要充足，器械一定要齐备，山寨和水寨一定要谨慎安排，义丁、努手一定要努力组织，必须广泛设置机关陷阱以出奇制胜，必须尽早完成农事以实行清野。应当奖赏的必须迅速下达，不要使之滞留；有人请求索取某物，必须迅速答复，不要使施行拖延。三处边防一旦有紧急情况，就要援助，并且用道义相互勉励，以诚意相互信任。它们相互救援，要像左右两手一样；相互呼应，要像首尾相连的蛇一样。这样不但守卫严密，可以在事情发生时无所忧虑，而且威势声望反复震慑敌人，可以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它。上游的四川，也应当仿照这样做，多选择懂军事的人，广泛加强修葺整治，训练一定要精良，以改变士卒容易溃散的心理；关隘一定要守住，以革除将帅容易退却的习惯。不要说蜀地远离京城，因此可以苟且求安；不要说蜀地已经败坏，因此就不再用心。关隘坚固以后，四蜀才可以守住；四蜀能够守住以后，东南才可以建立。虽然如此，臣所提出的两项建议，固然是今天不可延缓的事情；但要施行这两项建议，关键在于陛下的一心。因为陛下的一心，是天下一切事物兴废的根源。陛下正当灾变接连发生、外患十分紧迫之时，内心恐惧真切，昼夜勤劳不得安闲，希望感通上天之心而使它和顺，期望勉励人心使之协同。推究这一念头，起端虽然极其微小；推行这一念头，它的回应却会非常迅速。上面，日食不再出现，腊月降雪呈现祥瑞，和风应合时令，已经有转祸为福的意味；下面，将士效命，敌人畏惧，中国声威伸张，已经有转危为安的机会。至于使这种意志坚定、使福祉得以实现，只在于始终保持兢兢业业而不懈怠。此心一旦懈怠，祸福安危仍未确定。身处福中要像身处祸中，处于安定要像处于危险，常存恐惧，不产生骄傲懈怠，那么上面倡导，下面应和，就会像提起纲绳而网眼随之张开。从宰执到百官，从朝廷到边鄙，方略可以确定，人心可以统一，要害可以占据，武备可以修治。有所不做的，是为了使所做的无不成功；这样不但有人帮助，天也会帮助。敌人还能把我们怎样呢？惟愿陛下留意，臣实在万分庆幸。附黄：臣屡次就边防进献狂妄浅陋的意见，退下后反复省察推度，认为最紧要的有三件，成法都还保存着。绍兴年间，乌珠背弃盟约，南侵时各将领的捷报接连送到朝廷，敌人战败逃走，退保宋州、亳州。高宗皇帝预先知道

译敌情必定不会因一次挫败便罢休，于是集结军队在淮西等待。敌人果然再次来犯，柘皋又取得胜利。当时张俊、刘锜虽然据说彼此有嫌隙，但形势紧急，仍肯回军。高宗皇帝也告诫诸将应当同心，不要分彼此；兵力完整就能使兀术无法抵御，何必担心不能扫除他呢？

译后来敌人害怕而想求和，各将领迅速返回。高宗皇帝却说：“将帅们回来，敌人的意图还不可知，只应命令各军严加防备。”又说：“不要把和议放在心上，只应当按照不讲和来处置。”圣明的谋略浩荡广大，都可以作为法则。如今口温不花等人虽然退去，难道唯独不记得敌情必不会因一次挫败便罢休的训诫吗？京湖、淮东有常山蛇的形势，难道唯独不记得合为一心、不要分彼此的训诫吗？敌使虽然已经离开，敌情却难以测知，难道唯独不记得只命令各军严加防备，以及应当按照不讲和来处置的训诫吗？臣愿陛下对于这三件事，一概以高宗皇帝为法，日夜反复警戒，以求万全。臣实在万分期望，谨候敕旨。戊戌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奏请求提出关于财赋的八项措施，希望圣上慈悲，晓谕州县施行，请求以成法为准则，谨此奏闻。伏候敕旨。臣听说，国家的富足在于财用，财用的富足在于州县。如今想求财用充足，却不知道在州县方面认真考察，这就像想使谷物丰收，却不知道在田地上用力。天下的财物，不在国家，就在百姓；可是近年以来，既不在百姓，也不在国家。问朝廷，财计困窘，有国不像有国的忧虑；问百姓，田野萧条，有百姓无法维持生活的叹息。然而租赋的征取，却比旧额增加；酒税的收入，却是从前的两倍。按理说州县之间一定应当有堆积如山的财物，为什么呢？既不在国家，也不在百姓，就应当在州县。然而各地州县仓库都空了，解送朝廷的赋物反而还有拖欠。详细考察其中的弊端，确实是有原因的：上面没有归入国家，下面没有藏于百姓，中间没有积存在州县，而全都被贪官奸吏私自聚敛到家中罢了。朝廷上下聚集议论，改变政令，想办法使财用充足，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而贪官奸吏背公营私，害民蠹国，凡是耗损财用的事情，反而宽纵疏忽而不追问。唉，这也太令人迷惑了。臣曾经思考，应该从州县取用的有四项，应该在州县节省的也有四项。夏税缴纳绵绢，州县解送和支用的数额有定数，但向百姓征取的常常超过定数。于是只计算解送、支用的数额，让百姓按数缴纳；其余部分则按当时价格折算成钱。这样下面并没有欠缴，上面也没有得到，不过是贪官奸吏巧立名目加以掩饰、私自征取罢了。把天下州县一年合计起来，数目极其繁多，难道可以只作为官吏资财，而不拿来供给国家费用吗？秋赋缴纳苗米，州县解送和支用的数额也有定数，向百姓征取的也超过定数。于是同样计算解送、支用的数额，让百姓按数缴纳；其余部分按当时价格折钱。下面并没有欠缴，上面也没有得到，也不过是贪官奸吏多方变换名目而分取罢了。把天下州县一年合计起来，数目并不少，难道可以只放纵官吏的欲望，而不拿来补助国家的匮乏吗？近年州县酒息，和旧额相比，有增加一倍的，有增加两倍的，有增加三倍的。合计天下州县一年收入的钱，数不胜数，却从未有一文进入国家，全都是贪官奸吏所得。这些钱如果不取，也实在可惜。每年州县印契税都有归属：有归倅厅的，有归州郡的，有归漕司的。合计天下州县一年所收的钱，数也数不清，却从未把它输送给国家，全都是贪官奸吏所收。这些钱如果不取，更加可惜。这就是臣所说应当取用的四项。州郡设有公库，本来是供州郡公使使用的，但如今不是这样，增加了拨入的渠道，专门作为私有的打算。有从军资拨入公库，又从公库转入宅库的；有每十天拨一料或两料的，又有每十天拨三科的。名义上叫公使，实际上是私人藏储。国家用度正处于紧急匮乏之时，臣下却这样做，难道可以不痛加革除吗？州县接送费用本来有州县的定例，但如今也不是这样。交接之时，常有隐瞒缺点的打算，准备接待的器具物品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吏卒借请，超越常例加倍支取一次。接送费用因此繁重。国家用度正处于紧急匮乏之时，臣下又这样做，难道可以不加以裁量限制吗？廉洁之士任官，有的什么都不需要，有的不积蓄南方物产。如今任州县官的却不是这样，从刚到任时就萌生私下置办的心思。吏员们迎合他，引导他采用私下置办的办法。即使是当地所产的东西，也公然强行科买而不以为疑。虽然支付了价钱，但无非是把盗取行为转嫁到官钱上。公吏舞弊，往往还从百姓那里白白索取。科买不止，物价于是上涨，其危害不小。古人役使百姓，必定选择农闲时节；所役使的无非是公事，并且一定采用使民安逸的方式，起初不是为了私事。如今任州县官的却不是这样，衣服器皿，凡是可以供私家使用的，没有一样不兴造；百工技艺，凡是可以供私人役使的，没有一样不追呼。欺诈手段百出，工匠食钱又不给足，其危害更加严重。这就是臣所说应当节省的四项。把这八项合起来看，积弊已经很久，国家空虚、百姓贫困，根源全在这里。譬如有千金家产的人家，必须有价值千金的产业；佃户出力取得一半，便可以供养妻子儿女；主人安坐收取另一半，便可以满足用度，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可疑的。却有强横的管事人掌握收取权力，从佃户家中多取，在主人家中少交。佃户遭受饥寒之苦，主人有困窘之忧，而管事人的家产却日益丰厚，用度日益奢侈，事情完全颠倒，旁观者都感到不平。

译如今的形势，和这有什么不同呢？主人如果有一天严厉地大加惩治，对外可以救济佃户的饥寒，对内可以缓解一家人的困窘。臣希望圣上慈悲，立即下发这篇奏章，晓谕州县：凡夏税、秋苗超过定额折钱的部分，酒息、税契加倍征收的数额，都要明确登记入册，量力用于公事支出，其余全部上交朝廷，以帮助军需支用。根据数额多少酌定等级，作为奖赏：或减少磨勘，或升转官资，或破格升迁，或施恩于子弟。如果仍然私自占有，继续欺骗蒙蔽，就由台谏、监司察觉后审理弹劾，吏典、押司也要从重施行。至于公库的收支，对国家有什么补益？臣认为应暂且一并废止，稍等国家用度宽裕以后，再逐渐恢复。接送费用尤其没有限度，也应暂且减去三分之二，待国家用度宽裕以后，再逐渐增加。日常饮食用度以外，不许科买土产；公用应办置的物品以外，不许科扰百工。如果有违反规定而不听从的，按官吏所收财物计赃定罪。如果能够谨慎整饬、遵守规定，也应表彰奖赏。赏罚同时实行，人们就会知道畏惧并有所向往。前面四项一定能够舍弃私利以奉公，后面四项一定能够节省用度以积聚财物。州县都能这样做，难道不是大大帮助国家吗？同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相比，差别又何止天壤。虽然如此，臣说这些话如果流于苛刻，臣之所以这样说，实际上并不苛刻。因为税苗折钱、酒息和印契的收入，都是顺应民情而收取，并不是强迫百姓服从。多得到一分宽减，百姓就多受到一分恩赐，百姓反而会更加乐意。公库和接送费用的节省，禁止科买工匠物品，官府没有妄费，就必不至于剥削下民；官府没有额外索取，就必不至于扰害百姓，百姓也会更加乐意。这些措施虽然大大约束官吏，却大大便利百姓。假如做官吏的还有人心，也将一致听命，还有什么苛刻可言呢？臣说到这里，可以说已经烦琐冒昧了，惟愿陛下垂听并努力实行，臣实在万分幸运。戊戌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奏：要兴起天下的治理，在于使士大夫之心和谐，希望圣上慈悲，同二三位大臣在朝廷主持这项议论，谨此奏闻。伏候敕旨。臣听说，兴起天下的治理容易，使士大夫之心和谐却困难。因为士大夫之心，正是治乱安危所系之处。假使他们的心都和平，没有彼此之分，那么思虑就会一致，专心致力于国家；言论也一定以能够实行作为目标。地位高的不作沽名激烈、苟求与众不同的空谈，地位低的不作歪曲依随、苟且求同的腐朽言论。言辞符合心意，事情符合言辞，讲论明白精细，规划坚定不移。上面据此发布命令，下面据此奉行。纲领和条目彼此联系，手臂和手指协调呼应，内外相互协同，人与自己都同心。力量既然齐整，早晚不断警戒，一天实行就有一天的效果，一年实行就有一年的功绩，怎么会惶惶不安而不去做呢？无奈人心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面貌各不相同一样，私见相互对立，公道消亡。这个人有一个谋划，未必不对；正想实行，另一个人的私下议论已经在旁边动摇它。那个人有一种意见，未必错误；正想推行，这个人的异议已经在后面阻碍它。宁可误国，也不肯放低心意相互服从；宁可败事，也不肯委屈自己的意见共同成事。十只羊有九个牧人，一个国家有三个主政者，取舍既然困难，推行就没有定准。前面的法律被后来的命令搅乱，旧章被新的制度改得讹误。早晨所说的话，不能保证当天晚上仍然不变；今天的事情，也不能保证明天全都照旧。只听见议论繁多，看不见施行的实际，这就是岁月白白流逝、治理功业不能建立的原因，也是微臣痛心疾首、不能停止进言的原因。如今外患没有平息，国势正艰难，陛下日夜勤劳不得安闲，虚心忘我，只希望听到至理之言。宰辅废寝忘食，耗尽精力，期望在艰难中实现大济；可是士大夫不能一心维护国论，合力共同谋求功业。各人胸中的心机险恶如山川，言语彼此冲突如矛戟。九重之上的陛下听了，不知道应当听从谁；四海之人听了，更加迷惑。小事尚且不能希望有所成就，大功又怎能希望成功呢？臣恐怕纸币轻贱、铜钱贵重的弊病，本来正在逐渐采取稳妥可行的办法；等到将要为了求快而改变它。和战、备守相互配合使用，本来是确实不可改变的；又将因为树立偏见而动摇它。正当人才缺乏任用之时，想实行舍弃短处、采用长处的主张，未必不又有人说这是无功，因而改变它。正当财用困窘之时，想实行考核筹措的主张，未必不又有人说这是滋生事端，因而停止它。凡事都这样，日复一日，天下再没有可以作为的事情，事业功效再没有可以成就的期限，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推究其根本，完全是由于士大夫之心不能和谐，所以议论繁多却不能归于一致。臣私下思考，天下的事情，开始时不嫌议论多；到了最后，一定贵在有人主持这项议论。开始时议论不多，就无法反复讲明以求得真正正确的结论；最后没有人主持，就无法果断地努力实行以期望事业成功。因此一定要让群工百执事在下面聚集议论，陛下与二三位大臣在上面共同主持其议，不要求议论完全有利而无害，而是推选害处少、益处多的意见。看得明白，执行果断，不轻易迁就而随即改变，不忽然实行又仓促停止，那么成功就有期限，最后也没有忧患了。商鞅不值得称道，但尚且能坚持以示信的主张辅佐孝公，最终使秦国强盛；范蠡也不值得过分称赞，但尚且能坚持骄纵吴国的主张辅佐勾践，最终使越国称霸。谁说拥有自己的天下，反而可以泛泛而行而没有人主持；面对危急的形势，反而可以悠悠然不早作谋划呢？王猛派遣麻思时，到了傍晚符令已经下达；

译麻思出了关，郡县都已经接到符令。韩滉派遣何士干时，他回到家中，柴米已经备齐；登门上船时，资装器用没有一样不周备。怎么会有派遣一个人却迟疑停留、不能果断出发，办理一件事却相互牵制、不能决定的呢？所以，主持议论的人如果有定力，士大夫之心就不能不和谐，天下的治理也不能不起兴。臣这一点愚见，惟愿陛下裁察。臣实在惓惓不已。附黄：臣私下看到今天纸币轻、铜钱重的弊病，仔细思考辅助秤提的办法，偶然得到两条意见，冒昧陈述。会子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使用，如今反而不便利，是因为铜钱日渐稀少，没有东西用来贴补凑足。近来州县权宜施行，有的制成纸帖子，有的制成竹木牌，有的作五十文，有的作一百文。虽然不能通行各处，但在当地使用很方便。如今不如全部收回二百、三百文的破旧会子，多制造二百、一百文的新券，那么一百文以上都不需要铜钱，贴补凑足的数目只剩一百文以下。这样人们依赖铜钱的地方少了，铜钱便可以逐渐减轻。又会子价格下跌，多发生在向官府缴纳之时。官府催征物资，期限紧急如星火，钱和会子各缴一半，片刻也不能违误；百姓害怕严厉惩罚，只好按低价兑换缴纳。会子价格一跌，再想使它上涨就更加困难。然而如果不向百姓征取，官府便没有办法支用。臣切实估计，官吏俸给和旧例杂支等事，如果权宜之计是全部使用会子，只有军兵每月领取的费用，势必要一半发给现钱。如今不如约计朝廷和州县一年军兵所需的数额，先用泉司每年铸钱的数量充给，然后再斟酌从各州县征取以补足。这样，使用现钱不多，而从州县征取也有定数。如此一来，官府依赖铜钱的地方又少了，铜钱就可以逐渐减轻。两项办法实行后，官民都便利。军兵领取的费用，由官府按市价兑换给他们，再作为循环支用的钱。对于下海私卖和销毁铜钱的人，官府应严格发布禁令并执行，不要持姑息迁就的论调。这样现钱可以经常有，官民对它的依赖很轻，富室私藏的铜钱只会积压停滞而没有益处，将不必等到告诫便会自行拿出来。以上这些秤提办法，可以同现在施行的法令一并实行，两者互不妨碍，既没有变更政令的疑虑，又能逐渐使钱价减轻、纸币价值提高。愿陛下同二三位大臣仔细商议施行，实在万分幸甚。伏候敕旨。戊戌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奏：请求掌握权力在于取得正确的方法，以及申明关于官会、现钱的处置办法，希望圣上慈悲，审慎思考并努力实行，并明诏大臣核查会同后下达施行，谨此奏闻。伏候敕旨。臣听说，既有办法收取天下的大权，就必须有办法掌握天下的大权。所谓大权，是君主用来驱使四方、鼓舞群体，使他们只听从君上的命令，共同兴起治理功业的东西。因此可以收取却不可使其散失，可以掌握却不可放纵。正当权力散失时，知道怎样收取它；等到收取之后，又知道怎样掌握它，这样或许不会导致放纵，也不会导致散失。臣恭敬地想，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到现在已经六年了。散失的权力，也已经收回了。按理说天下人应当奉行上命，没有违背；天下的治理应当都符合陛下心意，没有不能办成的。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下面肆意玩弄轻侮，上面一味姑息；发布措施却没有响应，倡导什么却没有应和；文书往返，表面上并非不可观，但事业功效拖沓虚浮，起初就没有实际成果。难道不是大权虽然收回，却不知道怎样掌握它来驱使和鼓舞众人吗？况且国家事务没有比财赋更紧要的。如今不是违法横取，就是把公事变成私事。国家事务没有比军期更紧急的。如今不是傲慢地不服从命令，就是拿空文来相应。被侵占的疆土本应早日收复，有谁肯慷慨承担责任呢？只听说敌人占据要害，役使我们的人民，耕种我们的田土，把它作为长期驻扎不退的资本；掠取我们的财用，把它作为等待时机进攻的举动。大概从前敌人因轻视我们而造成丰州、黄州的失败，如今将要吸取教训，谋求报复，这种祸患更加可怕。流民本应安置聚集，有谁能多方妥善处置他们呢？只听说淮地百姓强者吞弱者、众者兼并少数，于是本来可以恢复产业的人却在沿江各郡之间徘徊，来的人越来越多，逐渐进入江东腹地。大概从前敌人退去便可以回乡，如今敌人滞留便难以返回；转眼又到了枣红之时，不得不谋求逃生。希望各边阃同心备战，彼此猜忌倾轧却更加严重，遇到缓急怎么能够像左右手一样相救？希望总制相互通融以补足军需，彼此诋毁残害却没有停止，遇到缓急怎么能够彼此谋划？应天陷落，两淮大多失去屏障；江防空虚，内郡由谁充当门户？不容不守，但用来防守的条件未必可靠；不容不和，但用来讲和的条件未必可信。守将平时没有选好，又有屡次更换的弊病；士卒平时没有归附，又有吃不饱的忧患。蜀道缺乏改弦更张的谋划，只是因循旧常；朝廷忘记了防止火灾、不要把柴薪堆积在火旁的念头，却在岁月中玩忽拖延。拥有本来属于自己的天下，却好像受到阻碍而难以施行；祖宗的疆土，竟在我们这一代日益缩小。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有权力却不能掌握权力，所以想举办公事却没有一件能够成功。脚踩到霜还不谨慎，坚冰就值得忧虑，难道可以把这当作小事而不对此凛然警惕吗？用手臂来支使手指，手指才能运动；如果手指大得像大腿，就难以屈伸。我们不掌握以臂使指的权力，反而形成手指大如大腿的局面，那么人们将难以驱使。事情受到牵制，时机被拖延，到了关键时刻还能依靠什么呢？虽然如此，权力固然忧患在于不能掌握，但也有并不难掌握的地方。怎样掌握它，只在于取得正确的方法。如今朝廷清明，纲纪都在，圣明的君主临朝，忠臣贤臣施行职事，哪里有难以驱使的人？特别重要的是要有能够驱使人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所在，就是权力得以运行的地方。任用和罢免一定适当而公正，这是任免取得正确的方法；赏罚一定分明而迅速，这是赏罚取得正确的方法；号令一定审慎而守信，这是号令取得正确的方法；处置一定切实而果断，这是处置取得正确的方法。有人感到不平而上达朝廷，就应明白地剖析裁决，不要含糊处理而使是非两可，这就是处理事务取得正确的方法。

译下面有困窘而向上申告，就应斟酌情形迅速答复，不要拖延迟缓、含混应付而使人无所适从，这就是回应申诉取得正确的方法。每件事都取得正确的方法，那么人人就会同心，权力怎么会不能运行，事业怎么会不能成功呢？所以臣说：掌握权力并不困难，关键在于取得正确的方法。从前汉宣帝只要讲信用，必定实行赏罚，综合考核名实，因此上下相安，没有人苟且敷衍。光武帝只总揽权纲，明察谨慎地处理政体，因此恢复前代功业，亲自达到太平。唐代到了宪宗时期，形势危急，却平定淮西，使河北渐趋安宁，王承宗收敛锋芒、割地归顺，韩弘带病出征讨贼，裴度认为这难道是朝廷力量能够强行控制他们的命运吗？只是因为处置适宜，能够使他们心服罢了。所谓处置适宜，就是臣所说的取得正确的方法。这三位君主，都是中兴的贤明之主，不过是有掌握权力的方法，因此能够取得中兴的功业。陛下天生聪明，长期亲自处理政务，本来将要超过这三位君主，哪里还需要微臣的话呢？只是正当明主允许进言的时候，臣不得不献上明目张胆的忠心。伏望陛下审慎思考并努力实行，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附黄：臣前些日子曾想仿效外郡纸帖的办法，提出创制一百文会子的主张，因为仔细观察市井交易，平素熟悉道路往来，知道民间贴补凑钱的困难，最需要的是小额会子日常使用的便利。又因为这是臣平日长久思考的结果，访问了老成练达、熟悉事务的人，权衡公私是否便利以后，才敢进献意见。如今侧耳等候了两个月，还没有见到施行，臣深怕奏陈不明白，不足以启发圣明。臣认为，如果制造一百文的会子，再制造三百文的会子，使一百文与二百文并行，那么三百文会子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如果果真实行此法，有五项好处：百姓便于贴补凑钱，不太依赖铜钱，这是第一；百姓既然使用方便，一定会爱惜，这是第二；所需铜钱不多，一定不会有人伪造，这是第三；用它收换破旧的小额会子，这是第四；不妨碍秤提，反而可以成为助力，这是第五。有这五项好处，还有什么可怕而不去做的呢？有人或许一定会说，面值一百文的券，只是白白耗费工本。臣认为不是这样，没有小的费用，就无法挽救大的祸患。如果仿效湖会的简便方式，耗费工料不多；再把形制略微做得狭小一些，成本也少。费用少而利益广，似乎没有什么可疑。臣又在奏章末尾提出收兑军兵现钱以及严禁铜钱下海、私自销毁的主张，都是切合时务的，并非敢于空谈；一并请求圣上裁断，明诏二三位大臣核查后施行。臣实在万分期望。戊戌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奏：请求委任金陵负责接应合肥，尤其把财用作为急务，并请求徽州免纳银子，希望圣上慈悲，秘密诏令大臣立即施行，并下达省、部照准免除，谨此奏闻。伏候敕旨。臣私下看到秋令已经到来，边防应当谨慎。从上游的西蜀到下游的两淮，都是风寒将至，都应当防护。西蜀的事情，前后议论已经很多，臣不敢再说。两淮的事情，从现在起有一项利害关系，臣不能不说。兵家常说常山蛇的形势，最切合边境战守的需要。京湖是蛇头，淮东是蛇尾，合肥夹在中间，对外连接丰州、黄州，对内逼近江西，它的利害关系实在不是小事。用蛇来比喻，正是说它位于中间。敌人侵犯边境，如果从这里出兵，就是击打蛇的中部。东西两处边阃力量能够救援，就是首尾一同响应。去年冬天的战役，敌人首先进攻光州，使陈、韩两将竭力在中部抵御，同时东西两方协力响应，那么光州就不会被攻破，丰州、黄州也会无事。臣当时曾进献过这个主张。只是没有这样做，光州终于支撑不住，丰州、黄州从此被围困，经过百战之后才得以解围。如今光州既已被敌人占据，必定会窥伺我方合肥。如果敌人专门谋划进攻合肥，东西两方还可以出兵援助；万一敌人分路入侵，东西两方正各自谋划，合肥势力孤单，不能同东西两处边阃相比。陈、韩两将多年经营筹划，尚且不能支撑一座坚城的一战，杜果仓促承担此事，难道能靠一支偏师勉强应付吗？东西两方如果不援助合肥，合肥的利害关系比光州更加严重。臣来不及安寝休息，天天怀有隐忧。因此想到，金陵和合肥实在有唇齿相依、车辅相助的形势。刘之杰在金陵，朴实可靠，可以倚仗。伏乞颁发诏旨，命金陵接应合肥，运输内郡的米粮，排列储藏在江边；训练新旧士卒，多准备器械。凡是合肥有所请求，朝廷都应竭力供给，事事预先谋划，日日反复训诫。合肥一有警报，就立即派兵；敌人从前来犯，即使援救力量不能穷尽，也不能停止。守城者坚固营垒、实行清野，使敌人无从抄掠；援军出奇制变，使敌人不能安居。用充足的粮食等待饥饿的敌人，用近处的力量制服远来的敌人，即使敌人有智谋，也无法替它谋划。这是墨子九攻九拒的遗法，也是昨天全力援救丰州、黄州的明显成效。臣去年冬天曾冒昧上奏，想在沿江整顿一支军队，名为游击军；东西有警时便调遣它去援助，江面有祸患时又可以退守。近来宰臣提出备边十事，其中有设置游击军一条，对敌我双方的情势估量得尤其详细，无非就是这个意思，正应当赶紧谋划。臣又听说，守御固然应以援军为先，但遇到缓急，尤其应以财用为急。况且臧元坚等人的估籍，对朝廷并非没有补益，却应当谨慎节制积存，专门用于军需，不要拿去作其他用途，白白造成耗费。至于这次运来的这类财物，都应当爱惜使用。淮东总臣的调动变易，朝廷安排处置颇费周折，却应当早日命令交接双方催促办理钱粮，不要长期含糊拖延，以免耽误秋防。至于湖北总所告急，也应迅速周济供给。这样才能切实解决今天的急务。伏望圣明留意，秘密诏令大臣立即安排施行。兵力、财用既然都有准备，事情发生时就可以无忧。臣实在惓惓不已。附黄：臣生长于新安，一州六县，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但夏秋赋税的输纳却独独是其他郡的两倍。大体上一钱的税，向官府缴纳十文；一亩田的收成，向官府输纳大半。从前官府不体恤百姓，暗中增加赋额，有时增加一文，有时增加二文，于是州中百姓惊慌忧惧，如同遭到寇盗，必须陈诉请求减免。三四年来事情却大不相同，从十文突然增加到十五文，从十五文突然增加到二十文，如今又有增加到三十文的。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从前的十文已经是重赋，如今的三十文，是从前的两倍。官吏暴虐如虎狼，百姓含恨却无处倾吐。还有一件事，对百姓危害尤其严重：本地不产银，官府却强令缴纳。旧例只收三贯一两，州人办理缴纳已经很困难。

译朝廷中途已经知道这件事，又认为银品等级低劣，免除缴纳实物银，改用会子代替输纳。年久以后，省札足以作为依据，近来却下令重新征收银。银价骤然上涨到过去的五倍，追缴又很急迫，银价因此更加上涨。把多年没有缴纳银子的余欠，突然责令百姓在银价空前昂贵之时补交；正值二税已经增加到原来的两倍之日，又加上五倍银价的输纳，百般搜刮求取，日甚一日、月增一月，百姓生活困苦，不用说也可知道。因此六县百姓惶惶不安地到州府申诉，守边千里的官员也急切地向都城申报，都说百姓无法活下去，必定要以批准请求为期限。伏望圣明留心思考“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这句话，深察“采取一项宽缓措施来减轻两项负担”的道理，下令省、部查照，已经实行免除缴银，仍旧使用会子，稍微宽减民力，以巩固国家根本。臣不胜至切盼望。戊戌年七月二十三日，奏报：应对上天没有比极其至诚更切要的，至诚也没有比自我反省更切要的。希望圣上竭尽恐惧自省、修德改过的实际行动，妥善安置淮地的流民，施行蜀地乡丁的办法。谨此奏闻，伏候敕旨。臣曾经考察汉武帝询问灾异的变化因何而起，董仲舒回答说：国家将要发生失道的败亡，上天便先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如果还不知道自行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来使人警惧；如果仍不知道改变而导致伤败，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天心仁爱君主，希望阻止他的祸乱。唐玄宗遇到日食，便记录囚犯、抚恤患难，停止不急迫的事务；宋璟说这是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于是禁止女谒，放逐进谗的人。所谓修德，就是不扰乱囹圄，不轻易动用兵甲，官吏不苛刻，治军不轻率进攻。所谓修刑，就是希望以至诚感动上天，而不是徒然做些虚文。由董仲舒的话来看，就知道上天降下灾异，正是极其爱护君主；由宋璟的话来看，就知道君主回应灾异，只在于是否有感动上天的至诚。因此知道天心存有爱护君主之意，就应当时刻怀有恐惧反省之念，不敢有一时懈怠；知道君主以至诚感动上天，就应当在恐惧反省的行动上不敢有一丝虚假。只有不敢安逸和不敢虚伪的心意相合，才会有把灾祸转为福祥的效果。两位臣子的言论，实在是同一个道理。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天生聪明，讲习学问日益精进，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像夏禹遇到灾异便恐惧，像周宣王每逢异常变故发生，必定竭尽恐惧自省、修德改过之道。本来应当使天心降临而消除灾害，却连续多年相继不断地发生。臣固然不敢一一列举以前的事情来烦扰圣听，但又岂能不立即就近来的事情冒昧进献愚见？七月壬午日，狂风突然袭来，夹着暴雨飞扬砂石，吹倒房屋、拔起树木，天空轰鸣震动，京城和国都都受到震惊。右边湖州以震泽水倒流为害，灾情尤其严重，秀州次之；左边明州以巨浪泛滥为害，灾情尤其深重，越州次之。田地尚未坚实，后果还不可知，但公私已经都受到损失。这样的灾异，不知预示什么祥瑞或灾祸？询问天文、风角占候，担心会导致北方敌人侵扰边境的变故，以及寒冷、饥荒、火灾、盗贼等灾祸，各种情况都有。这难道不是天心仁爱陛下，不希望灾祸突然发展到这种地步，所以再三降下谴责警告，使人恐惧，并深切希望在灾祸尚未形成之前消除它吗？陛下因此避开正殿、撤去音乐，归罪自己并征求意见，宽待抚恤百姓，没有一天不实行；祈祷祭祀，凡是神祇没有不举行的，从未把它推给天命，也从未把责任推给辅弼大臣。陛下的恐惧反省，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但陈述善道、指出困难，是微臣仍要有所请求的。因为应对上天没有比极其至诚更切要的，至诚也没有比自我反省更切要的。一定要严肃恭敬、敬畏谨慎，静心思虑、澄澈思想，并且表现在言语中说：我的任免、赏罚是否有不恰当的地方？政事、号令是否有不可信行的地方？听取意见、采纳劝谏是否有未实行的地方？安抚内部、抵御外部是否有准备不足的地方？还是我的心志、念虑是否有不正的地方？起居、饮食是否有不节制、不善的地方？在宫庭屋漏之中、左右前后的身边，是否仍有那种“没有比隐微处更容易被忽视、没有比细微处更容易显露”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灾异会频繁接连，而且又如此严重呢？对每一件事都全部加以反省考察，不敢自我宽恕、自我夸耀。言辞恳切而心意至诚，文章举措完备而实际效果充分，内外都洞彻明白，意向也清楚宣示。各种事物因此都焕然一新，所有事务也由此都得到治理。若天心仍不降临，臣就不相信。否则只是徒然做些虚文，未能懂得宋璟的话，臣恐怕伤败最终会到来，那就应验董仲舒所说的话了。能不谨慎吗？能不警戒吗？从前成王秋天庄稼成熟却尚未收获，突然发生雷电，大风吹倒禾苗；上天的变异到来，和今天有什么不同？成王却因为不知道原因而深深自我惩戒，在出郊之时极其恭敬、完全遵行礼仪；一念之间感通上天，风反而使倒伏的禾苗重新竖起。本来这一年已经没有希望，却最终获得大丰收。天人相互感应之时，可以说比声音和影子的响应还快。臣因此已经用董仲舒、宋璟的话告诫陛下，又用成王的事来对陛下寄托希望。惟愿陛下留心，臣不胜至切的愿望。贴黄：臣每每想到淮地百姓流离迁徙，实在可怜，但安置他们还没有找到办法；蜀地百姓遭受灾祸极其惨重，但救济他们还没有特别的策略。百姓生活到了这种地步，天意也就可以知道了。近来见刘之杰急切地向朝廷申报，想把强壮者权且编入军籍，把老弱者退下并施行赈济，他的意见十分详尽。侯子震在轮对时奏陈，想用乡丁来制服叛乱溃散的军队，仍然在要害之处布置兵力，以扼守冲撞而来的敌寇，他的论述十分恳切。只是这两件事关系重大，施行起来却已经有所缺失。《左史谏草》

译●左史吕公家传 公讳午，字伯可，是徽州歙县人。曾祖父吕升，祖父吕玗，父亲吕大用，获赠中散大夫，世代居住在岩镇。公生于淳熙六年己亥十二月八日，十五岁时进入郡学。同年回到先父琢处，拜四明舒先生璘为师。在此以前，郡里的解试不考《书经》，先父告诉他，礼部符文下达到江东路转运司，要求取《诰》《诗经》各一人。从庆元元年乙卯开始，先父比公年长六岁，这一年先父首先因《书经》被荐举。后来公通过混补进入太学，升入上舍；公则凭《诗经》在乡试中被荐举，这是嘉定三年庚子。第二年辛丑举行省试，公在试院观看座次图，当时像邵康一类精通《诗经》的人，都从旁询问先父。先父说，太学时文的刻印本出自众人之手，改定后的初本并不是这样；公才开始轻视这些人，同试者于是取得功名，赵建在大榜中列第四甲。公三十三岁时，先父在嘉定七年甲戌袁甫榜中列第四甲，四十一岁，二人相交如同亲兄弟。先父有四个弟弟，为奉养父母可以远赴任职；他起初被授为四川蓬州教授，后来进入西广，因获罪被贬，最终死在那里。公奉养双亲，不远赴任职，起初被授为湖州乌程县主簿，接着任太平州当涂县县丞，又任温州天富北监盐场监官，改任知临安府余杭县。回生三十三岁时，即宝庆三年丁亥九月，朝廷罢免言路上弹劾的十名知县，已有九人的奏稿，而缺少一人。因为知道公办理政务、赋役公平，审理狱讼公正，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只因过去有一点积久的怨恨，才把他列入十人之数。奏疏发出后，公论沸腾，极为不平，公也因此更加闻名，声望重于一时。他任乌程县时，三任太守都把他请入幕府，郡中事务全由公裁决，政令从学校推行，公的名声从此开始。张魏公的儿子张定叟、尚书之子张忠恕，都是郡中的名士；张忠恕尤其极力荐举公。张忠恕的母亲夫人前来就养，公又有双亲在世，张忠恕亲自到主簿厅，迎接公的双亲进入郡治的二千石官署，与一位主簿穿着彩衣侍奉饮宴，当时人以此为荣。倪尚书思闲居在乡里，器重公远道而来，常常乘肩舆前来交谈；书信传遍郡中，人们争相开设馆舍邀请挽留公。公乘轻舟赴部，授职的县丞缺在当涂；他受到郡守吴柔胜的赏识。吴柔胜的两个儿子吴渊等候补任扬子县主簿。执政官史弥远当时刚刚在士人中夺魁，后来做了宰相。吴柔胜认为公有操守，便让两个儿子同公结交，并且发檄文请公入幕办理狱讼事务；公代理芜湖县时，办事很爽利。淮西庐州派两个士兵追赶、会同办理公事，理曹向郡府申报，说庐州士兵夺取县民。吴柔胜大怒，把他们全都投入狱中，委派公入狱审勘。公说，庐州既然已有公文，就不能说是夺取百姓；吴柔胜更加恼怒，委派公审理。公审理完毕，向吴柔胜禀报，吴柔胜先让身边人询问公的意见。公坚持先前的说法，吴柔胜更加愤怒，说：“庐州士兵夺取我的百姓，难道可以不刺面发配吗？我不出去迎接公。”公坐在客位上，不退去，也不吃饭。吴柔胜听说后，勉强出来，怒气仍未消，想把两个士兵发配。公慢慢说道：“如果庐州起初没有公文，就可以发配；既然已有公文，县里不加处置，反而治庐州士兵的罪，恐怕不可以。”过了很久，吴柔胜才听从公的请求，只以骚扰之罪处理庐州士兵，押送回本州，由庐州自行惩罚。这就是吴柔胜称赞公有操守的原因。陈贵谊来接替职务，负责淮西流民向南渡江，从采石到弥路，满城的流民都交给公安置；他又分类编纂开禧年间的旧文牍，准备防守江面、抵御敌人。知和州徐侨调任江东提举，与陈贵谊会面，听说公在郡中，惊喜之下屈意请公入幕。此前癸酉年秋，徐侨以严州节推的身份和公一起考核温州的支郡，佩服公的精明。公因郡中事务还没有办理完，想全部决断遣送后再离开；催促公的文帖送到十八次，公却不把此事告诉陈贵谊。徐侨专门写信送给陈贵谊，公才得以成行。徐侨巡行所属各部，因为田地事务触犯了丞相史弥远，便议论将公调回原任北监盐场。浙东提举张良朋把公留在幕府，不久又兼任沿海制置司事务。当时海寇尚未平定，便询问平定之策从何而出。公查知，军队出海后粮食一尽便立即返回；军队缴获的贼寇财物，又全都被官府拘收。这就是海寇始终没有平定的原因。公与制干施一飞商议，粮食用尽后再次发给，不准军队全部返回；所得财物全部赏给军队，于是海道得以清平。余杭县言官的诬陷，朝廷调查后知道了真相。绍定二年己丑，派公任省试弥封官，随即授任知常德府龙阳县。公过去没有家宅，长女婿忠靖立即在杭州北关门外西面的马城为他营造房屋，公才开始在那里居住。治理龙阳时，公区分差役，百姓都愿意争先承担。豪富百姓陶守忠杀人，公依法审正其罪，将他处死。有人说，靠近北方任县令，不满补考资格，只可以差充佥判。公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当时史弥远虽不是贤相，却仍设置人才簿，记录贤士大夫以待任用；他把公治理县政的情况记入簿中，派公任两浙转运司主管文字。史弥远久病，不见宾客；公前往拜谒致谢，他特意出来迎接。转运使被罢免后，原本不应授予他人，因为公护印已经半年。有人告诉史弥远：“为什么不任命他为浙东转运使？”史弥远说：“恐怕护印官做不了。”公害怕了，向左右司申明，请求让临安府知府兼任，才任命卫■〈嫨，木代女〉，派公监三省枢密院门，兼监提辖封桩上库；绍定四年辛卯，遭逢父亲丧事。杭州发生大火，史弥远委派公监造太庙，共有两人；其中一人是贵游子弟，大多不入局办公，每顿饭都罗列珍馐美味；巡逻的人却看到公早晚从未离开官局，吃的粗食十分简薄。史弥远又把这些记入人才簿中，但最终也不能立即把公提拔到清要之职，待遇仍和普通人一样。史弥远于绍定六年癸巳去世。端平元年甲午，郑清之任相，名义上说要更革政治，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三京军队大败时，公正在服丧。嘉熙元年丁酉六月，授太府寺主簿；十月，授监察御史。郑清之被罢后，左相是乔行简，右相崔与之没有到任。理宗知道公治理县政的功绩，特意有此任命。公在御史台任职十五个月；三年己亥正月，授宗正少卿，兼国史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二月，派任知泉州。当时朝廷的任命多偏私亲故，朋党盘踞，贪赃贪婪遍地都是。公极力陈说这些弊端：州县提高价格折纳赋税，二税加倍征收，酒课、商税等奏报完毕后，便拘取来充作国用。徽州一向不产银，除米、绢之外，官府赋税全部使用会子。户部忽然把嘉熙元年茶租折帛钱改为银、会子各半；当时十七界会子值十五贯，户部却估定为三贯。

译郡守倪祖常十分窘迫，公上奏说：新安山多土瘠，赋税输纳一钱却要征收十钱，以前有时增加一文、二文，州中百姓已经困苦。三几年来，增加到五文、二十文，又增加到三十文。百姓用三十文缴纳一文的税，以五倍的价格缴纳一两银。追缴既急，银价更加上涨。臣伏望下令省部，免除缴银，仍旧使用会子。诏旨同意施行。起初行简只判令免除一分一厘，幸赖公上奏，才全部免除，共计银三万三千三百四十三两。郡人罗端州为此作了记。最大的祸患，是郑清之丧失军队、排拒敌人，导致四蜀糜烂。到这时丁黼死在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史嵩之不久升任督府；陈鞾、杜杲在淮西，处处都很危急。王鉴在黄州统计有十七万军队，包围才得以解除。只有周葵在淮东，兵力并不多，却坐视淮西困境，不肯出兵援助。文书只具备行简的书判，都曹的启文拟稿也并非不严厉急切，但周葵最终仍拖延不办。公多次上奏，文字奏疏不断。周葵制造谣言，说公结党于京湖制司；公因此获罪，离开御史台，随后出任郡守。然而公的奏疏说，边疆将帅彼此对立，没有同舟遇风时相互扶助的心态；不应幸灾乐祸，而应同心协力、消除嫌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万人〕 史嵩之也对公怀恨。当时乔行简拜少傅，平章李宗勉任左相，负责建立督府。李宗勉先前在政府任职，对周葵攻击公的话深感怀疑。后来有人从淮东来见李宗勉，才说台官都有书信给周葵，唯独吕御史没有。李宗勉这才大为惊异，认为公贤能，公开向人称道，说吕伯可一向特立独行、不结党，而周葵与史嵩之彼此结怨。公等待郡守缺位达三年。淳祐二年壬寅正月，任命终于到来。公认为泉南是货物珍宝汇集之地，便以奉养双亲为理由，不能推辞。当时史嵩之从嘉定庚子四月起由督府进入朝廷，与李宗勉一同为相。两人轮流掌笔，已经满两年；乔行简掌握印信，总领大纲。这年九月，乔行简以少师身份离任保宁节；闰十二月，李宗勉死于任上，史嵩之独任宰相，大权旁落。彗星出现在营室，天下大旱，西湖干涸见底，发生人吃人的惨事，江湖地区几乎要被吞没。药市、艮门山又出现客星，世事也已经大坏。史嵩之虽然得到史弥远的人才簿，心里知道公值得敬重，但内心怨恨御史台中对边帅事实的议论，忌惮公。四月，改授浙东提刑。几天后，史嵩之让邓泳唆使董复亨弹劾罢免公，朝廷内外都认为史嵩之不公。周葵获赐出身，也在枢府任职。五月，派公任提举建康府崇禧观主管，公作自陈状。九月，再授浙东提刑，在任半年。监察御史刘与中和中书舍人叶哄都被调出办理此事。理宗临朝告谕史嵩之说，台谏不懂事体，只好寻找一个旧人，于是说到公的姓名。史嵩之恨这不是出自自己的意思，退朝后拟定两人，呈进一人，这是出于他的私心。皇帝亲笔特意批示任命公。于是三年癸卯四月，公再次进入朝廷任监察御史。到任边帅时，特旨召入内廷，皇帝说：“你一向议论十分明切，又说你议论边疆事务很好。”皇帝又续论史嵩之授兼崇政殿说书。史嵩之一向不愿公进入经筵，暗中肆意阻挠压制。当时项容孙上疏请求回避公的行为，殿中御史与公同在言路。项容孙娶了上泾吕氏之女，是公的从侄女；史嵩之唆使项容孙，公想借此撼动公使其离去，但按法并不需要回避。史嵩之于是与言路暗中谋划，认为王瓒不喜欢公而且好喧闹，便授王瓒为右正言。时间是十月五日。公曾经弹劾王瓒的姻亲史洽，史嵩之想激使王瓒与父亲一同攻击公，于是当天就离开灵芝寺请求回避。理宗亲自挥笔写下御批：“吕某请求离去，朕已经下诏不准；可以让都司传谕，仍在御笔‘已’字旁添一个‘先’字以表示意思。” 史嵩之见皇帝如此眷顾公，不得已才委派都司官校正韩祥、都承陈一荐二人，挽留公入关。史嵩之又亲自写信调停公，说台谏既然已经出任外职，就没有再次入台的道理，和二人相持了一昼夜。二人说，出任外职后再入台有先例，应当奉君命回到御史台，再次上奏请求离去。皇帝最终仍不准许，言路也同意这样做。官员于是请求约王德成先到公厅拜见。王德成就是王瓒，杭州人，是史嵩之的门客，尤其凶悍；因此公再次被留下，而双方议论更加不合。有一天，省札规定台谏不许接受短卷，同僚都在客位准备了榜文，只有公上奏争辩。短卷本来就不能完全相信，如果不接受短卷，就等于堵塞台谏的耳目，不符合天子把耳目寄托于台谏的本意。奏疏发出后，众人都认为公说得对。史嵩之锐意推行经界法，州县全交给吏员办理；吏员和豪民内外勾结，暗中增加下户的税额。公因此弹劾并罢免乌程县令诸葛千里。史嵩之大怒，辱骂都司翰履善，对公说：“韩祥等人也知道这件事，想让他们暂且停止；但刚一禀报就发怒，如今得到察院言事的机会，姑且把这件事搁置了。”史嵩之从督府进入朝廷做宰相后，蜀、襄、淮地区城池毁坏、军队丧败，战死者数十万乃至百万；稍有小胜，就在皇帝面前张扬夸大，借此要挟君主，说边防事务除了我没有人能够承担。甚至说得到谍报，北方境内发生内乱，想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功劳，从寿春逐步谋划进取。公认为在战败狼狈之后，怎么可以再走以前的老路，但还不想明白说出，只在奏疏中说：“我们所派的间谍探报并没有得到真实情况，不宜轻易相信而妄自行动。”史嵩之的弟弟史宾之任徽州知州，贪婪暴虐、胡作非为，公不避同乡之嫌而弹劾他。史嵩之最厌恶谈论边疆事务。四年甲辰五月，授公起居郎，出任台官兼史院官，公多次请求离去。八月，遭逢母亲潘夫人丧事。九月四日，史嵩之遭逢父亲史弥忠丧事，回四明守丧；有人谋划起用服丧中的徐霖、冯棻等人以及太学生群起攻击史嵩之。史嵩之失败后，议论者不知道公两次担任御史都是理宗亲自擢用；公起初确实不认识史嵩之，并非因为是史嵩之的门客而触犯他，也不是后来执政者把公按例视为史嵩之所用，所以不再起用。公当时已经六十六岁了，闲居十二年，对于官阶、祠禄的得失全不在意，回到故乡。回二十二岁时，到岩镇拜见父亲的旧友，那是八年戊申。此后在公门下往来四年，公怜悯他孤苦，对他不断启发教诲。到十一年辛亥，因回从岭南归来，公给他取字“万里”，为他作序、写信，送他游历江湖。

译第二年壬子，公的儿子吕沆任知于潜县，后来改任淮西饷馆，都是近侍陪同前往。回在东西之间奔走，来不及再次见到公，而公于宝祐三年乙卯十二月九日在金陵去世。那天正是公出生后的第二天，享年七十七岁。回曾说：“人才的兴衰，世道气运的兴衰也系于此。近世人才日益兴盛，世道气运却日益衰败，这是什么缘故？前三代，是夏、商、周；后三代，是汉、唐、宋。文章的盛况，宋代并不惭愧。”汉唐学问兴盛的程度，还超过熙宁、元丰时期。邪党把元祐学术列为禁学，程氏之学以及苏轼、黄庭坚的学问也列为禁学，于是失去了中原。学禁一旦解除，光尧便因此中兴。到了乾道、淳熙时期，苏轼、黄庭坚的诗文成为学者所崇尚的对象。只有朱文公继承伊洛之学，却没有人能够深切喜好它。庆元年间党禁论争再次兴起，又把这种学问列为禁学。奸臣韩侂胄被诛死，嘉定以来，没有见过朱文公却能继承其学脉的，真正魏了翁等两位公，也是这样的人。公娶祝夫人，她先于公十年去世，实为文公母亲夫人的从侄女，得到朱氏家学传承，阐明文公之学；她的义理根基、理论依据稳固，文辞平易、意思明白，细密润泽而精纯，曲折有余而条理通畅；在讲堂上铺陈讲解，人人都心悦诚服。稍微得到这些学说的余绪，就成为著名进士。山崖上的题刻、墓上的碑刻，能使神灵惊惋、鬼怪惊愕。建安刊行的分类文集，流传于世，可以考察。竹坡，是公到任之处所种的竹子，公用它作为燕居之所的名称。公的文章，有些类似苏轼，字体也像苏轼；有些完全类似考亭朱熹。与叶适的文章相比，叶适之文刻露而不典雅，二者不同。公不多作诗，虽不专门以江西诗派为祖，与四灵、刘克庄的诗相比，也高下悬殊。元祐时期人才并非不盛，但符观、宣靖时期世道气运衰败，是章惇、蔡京等人消磨人才造成的。庆元、嘉定、淳祐时期也还算有人才，但世道气运更加衰败，已经无法医治。像朱文公、像真魏二公、像公这样的贤才，都是被史弥远、史嵩之、郑清之消磨的。大体说来，宋代人才并非不兴盛，而是被宋代权臣消磨；消磨人才，也就是消磨世道气运。至于贾似道，则连气运也没有什么可消磨的，只是终于有了归宿。自从公被废弃不用，像谢方叔、丁大全这样平庸昏乱而玷污宰辅职位的人比比皆是；公一生所敬重的，只有徐参政清叟、董丞相槐、令子以及尊之、程丞相元凤，他们同乡、同学经术，元凤比公晚二十一年出生，二人相互友善。公去世后，追授右文殿修撰，知漳州。四年丙辰春，诏令保持原有官职退休，并以仍在世的名义发布命令。这是董槐、程元凤在政府任职时为他所做的。公官至中奉大夫，封歙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后来追赠通奉大夫。这年正月，灵柩运到马城，九月归葬岩镇。公有一个儿子吕沆，长女嫁给巴书，次女嫁给迪功郎刘泳。孙子五人，见于吕沆传。文集尚未刊行，收藏在家中。公夫人娘家有祝二居士景先，生有男女十四人。枢密汪公敕文中说：“大五姑是生母，是作砺一辈中的第一从。”作砺的敕文中说：“五十五姑是生母，生义端、义荣、义和。”吏部朱文公松的敕文中说：“五姑是生母，文公都是孙辈中的第二从。”公夫人说：“三娘是曾孙辈。”这是第三从。祝穆字和甫，是文公表弟的儿子，撰写《方舆览胜》，公为它作序。祝穆的儿子祝洙任监文思院，以公为老师。合更竭论说：宋朝的天下因台谏而兴，也因台谏而败。宰相不贤，用台谏罢免他，是容易的；否则，就像苏轼所说，即使动用武力取得天下也不够。那么，台谏可以和宰相互相勾结吗？台谏奉承宰相的意旨，从王安石推行新法开始，章惇、蔡京以及绍、定、述等人相继执政，台谏于是与宰相相互勾结。但当时仍有陈瓘、刘安世，屡遭挫折也不屈服。中原失陷后，东南一隅之地，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都暗中与台谏结为一体，借以罢黜自己所憎恶的人，专擅权力、巩固职位。只有我乡里的左史公，两次担任御史，都是理宗亲自提拔的。前一次与乔行简不合，后来与李宗勉、史嵩之也不合。当时理宗在端平清理政事之后，惩戒史弥远专擅任用台谏的做法；自荣王赵与芮公开行贿，间或有节贴、宣谕，庇护保存姻亲，理宗深深防备宰相与台谏合谋。然而理宗又感念史弥远拥立自己的恩德，任用他的侄子史嵩之为宰相处理边事。大奸臣虽然有很多台谏是他的私人，仍不敢完全欺骗理宗。理宗之所以还能让左史公稍微实行自己的志向，议论者没有察觉这一点，是错了。公在乙卯年去世，董丞相槐、程丞相元凤都没有与台谏交通的迹象。但大宦官董宋臣掌权，台谏都出自他的门下。自郑清之再次任相，便与周坦、陈求鲁、陈垓、蔡荣互相勾结，向董宋臣献媚，欺罔理宗。吴潜丞相起初因为触犯董宋臣而被逐，谢方叔丞相则因为儿子谢修与董宋臣争夺湖山游乐之地而离去。实际上，泉州人洪天锡表面上师法吕中，暗中却依附于董宋臣。吕中在史馆任职时，多次和洪天锡谈论政事，叹息没有机会面对皇帝，把心中积蓄的话一吐为快。像董宋臣、谢堂、厉文公这些近习、外戚的横行，无人敢于谈论。吕中不知道洪天锡实际上是通过钻营巴结董宋臣，才得到六院的班次。有一天，洪天锡被授为监察御史，这正是董宋臣的力量。他向吕中请教：“应当谈论什么事，应当弹劾什么人？”这是假意请教。吕中一一教导他。洪天锡进用以后，又暗中与谢修深相交结，以求取悦谢方叔。于是他认为可以借董宋臣的门路进入言路，随后背叛并弹劾董宋臣，以此取得名声。他和谢修结党，扶持谢方叔进入台谏，第一道奏疏就弹劾董宋臣等人。理宗惊骇，不肯施行；洪天锡再三上疏，理宗仍宣谕不准。洪天锡离去后，天下因此敬重他，却不知道他晚年狡猾险诈。洪天锡晚年，贾似道显贵到极点，洪天锡升至列位尚书，始终畏惧贾似道。因为他和福建帅臣董宋臣愤恨，洪天锡、谢修到来后，严厉惩治谢方叔。事情的始末就是这样。董槐、程元凤两位宰相，对董宋臣无可奈何。董宋臣甚至提拔丁大全为台谏，弹劾董槐，使人以行都弓兵纵火，抬着董槐出关，似乎要交付大理寺审问。元凤做宰相时，丁大全参与政事，利用吴衍、翁应弼弹劾并贬逐太宗武学的诸生，这些都是董宋臣指使大臣所做的。丁大全失败后，吴潜再次任相，极力排斥董宋臣，且有陈瓘、刘安世那样的忠诚；但贾似道入密院后，主持董宋臣谋杀吴潜。

译理宗升遐后，因此咸淳年间的台谏十年间全都听命于贾似道；弹劾奏疏全部由贾似道交付下发，贴黄是否施行，也任凭贾似道取舍。德祐年间，丞相陈宜中在五月五日授任回为监察御史，检正字十朋已经押署省札并下发。陈宜中让潘希仁来告诉回，说台谏官的任用一定要由宰相分付；回竭力推辞，不愿担任此官，于是陈宜中又派潘希仁来说，让回和谢堂往来，请太皇太后谢氏商量。回再三推辞，说贾似道亲自充当台谏，才造成今天的败局，丞相难道还可以重蹈覆辙吗？省札如果送到辞免奏疏的程序，就要弹劾平章王爚。于是陈宜中收起新任命。第二天在门下谢恩时，身穿百官服色的人惊讶回仍然站在班列中；陈宜中邀请他饮酒，借口说王爚收起了省札。后来王爚拟任俞浙为监察御史，陈宜中又增拟回为左司谏，王爚再次把任命收起。回上第二封奏书谈日食，右相留梦炎称赞他。陈宜中说，回的奏书开头就论说王爚不应任平章；陈宜中正想让自己鼎立其间，于是把回调出任郡守。宋朝奉行君命的结果，难道不正是前后台谏与宰相合为一体的罪过吗？所以借公的家传极力论述此事。赞曰：从前参加科举，士人担心考不中；既然考中了，又担心得不到任用。怎样任用他们呢？让他们临治百姓，名义上叫作“亲民”，这样才足以施展才能；办理狱讼、赋役，改换秩次、治理城邑，没有一件事不让他们试办，才能达到朝廷的政绩。头戴两只獬豸冠，身穿两重绣衣；公两次出任御史、两次入朝，威严令人敬畏。朝廷先后立三位宰相：乔行简年老，李宗勉早夭，史嵩之像盗贼；公与三人都不合，又有谁知道其中有君子？左史公一旦离开朝廷，终身只能耕作于云山之间。丁大全、贾似道使国家败亡，折磨我们的台谏；幸好在公任职的时候，还没有这些祸患。周敦颐、二程的学问，欧阳修、曾巩的文章，都是高山仰止；这是千古紫阳门生回所撰。《左史家传》●监簿吕公家传 公姓吕，讳沆，字叔朝，是左史、右撰、知郡、开国先生吕公的儿子。开禧元年乙丑十二月九日出生。比左史晚一天，绍定六年癸巳因明堂恩典补授将仕郎。端平三年丙申铨试列第一，授迪功郎、台州黄岩县主簿。嘉熙元年丁酉十月，左史授监察御史，公依条改任监西京、中京、中岳庙。下一任是在总领湖广、江西、西京财赋所任准备差遣，总领就是贾似道。贾似道是贵妃的弟弟，年轻时放纵游乐而不肖，在钱塘门西面的葛岭聚众赌博、挟带妓女，无所不为。理宗知道后很愤怒，丞相乔行简也愤怒，授贾似道为太府寺丞，想让他改换右班官职；但丁酉年贾似道请求主持漕举。戊戌年他借他人之手登科，常丞权郎军少升任监官，逐渐进入显要职位。乔行简拜平章后，最终也不能实行让贾似道换入右班的议论，因为贾似道恳切祈求，孙德之替他周旋。有人说理宗想让台谏弹劾贾似道，而贾似道在西马城的寓所与公深交，假装敬畏公，希望借乡里人的言论免受台评。于是贾似道在庚子年虚授广西宪仓而没有赴任，改任江淮都大坑冶公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公二十八岁时，这正是丞相史嵩之暗中讨好贵妃、结交权势以巩固地位的结果。淳祐六年辛丑四月，贾似道授太府少卿、湖广总领。公比贾似道年长八岁，在幕府任职时就已经与他有了嫌隙。贾似道在湖上有一个所宠爱的女道士，嘱托公把她送到鄂渚。公的婢女中有一个穿道士服装的，贾似道怀疑公把那女道士自己留下，大怒，准备杀公；后来慢慢知道并非如此，而左史又被授为监察御史，公再任中岳庙官，这件事才停止。左史甲辰年离开台谏、担任执掌文书的官职，因母忧回乡，从此不再做官。公再次任中岳庙官时，遭逢母亲祝夫人丧事，不久改任知临安府于潜县。到壬子年，父子二人已经共同闲居九年，于是迎接左史到于潜。淮西总领赵与陋征

译召公，充任本所主管文字。乙卯年十二月，左史在金陵去世，公护送灵柩由城西返回，安葬于岩镇。董丞相槐是公的老师，程丞相元凤是同乡。两位丞相都在守丧，服丧期满后复职。戊午年，公请求参加两浙漕试解额；贾似道入相后，公任婺州通判，权知州事，护掌浙东提刑司印，特意派任两浙转运盐事使司主管文字，又特意派任行在点检赡军激赏酒库所主管文字，护掌浙西安抚司印。入朝任职后，历任四个辖区、六院的文思职务。癸亥年推行公田法，起初想在东南各路推行，说这样可以免除和籴。魏临安克愚应当奉行此法，暗中上疏列举七项不可行，遭到严厉弹劾，于是公田法只在浙西六郡推行。甲子年七月，彗星出现。公向贾似道禀报并递交札子，请求停止公田法，恢复原来的办法。咸淳四年戊辰九月，轮对时又说，把新佃户改为庄官很不方便，不如交给原来卖田的人负责，每年自行收取租额，运送缴纳会子。会子起用于孝宗时期，用四川纸印造，一贯折合足额铜钱七百七十文，但会子的价格最终达不到这个数。端平初年，十五界、十六界会子并行。郑清之任相后，突然废除十五界，改行十七界，以一张抵六界的两张，物价因此飞涨，新会子的价格和旧会子一起下跌，甚至想按亩收取楮币，人们认为这是大罪。史嵩之废除十六界，改行十八界，以一张抵十七界的五张；而十七界只值铜钱五十文，十八界值二百五十文。自庚子至甲子，经过二十五年，百姓对此颇为安定。理宗尚未显达时，排行第十七；福王赵与芮排行第十八，皇帝本意不想废除这两种楮币。贾似道却因此故意制作铜钱关子，以一张抵十八界的三张。理宗对此感到为难。贾似道在理宗升遐之日伪造遗诏，废除十七界，改行关子。过去规定可以用旧楮币兑换官府发行的新楮币；例如十七界一张值五十文，官府应收旧界和新十七界共十五贯，兑换一贯关子即可。但贾似道直接废除十七界，连新币也不再兑换。自四川失守后，十八界会子和关子都使用徽州纸，容易破烂，聚集在行部；民间每贯还要贴补会钱，官府收纳时却一定要完好而新的楮币。贾似道设置机构，命百姓拿现钱兑换新的、完好的关子。当时十七界叫“瓶楮”，十八界叫“芝楮”，都是取自图绘物的名称；关子的名目叫“关楮”，百姓戏言过了这一关就不得通行。公说，关子虽然柔软破烂，只要官府收纳时通用，就可以流通；设置机构允许百姓兑换新的、完好的关子，那就是贬低柔软腐烂的楮币，百姓怎么能不怀疑呢？贾似道在彗星出现时，以停止公田法来试探理宗的心意，并不是真诚。公劝谏贾似道，尚未因此获罪；到这时把公田、关子一并论说，贾似道大怒。公急忙入递札子请求离职，贾似道却伪称授任公为将作监簿。贾似道急忙命言官弹劾，使这项任命搁置；过了很久，公以华州云台观祠禄起复，任知兴国军而未赴任，言官又论奏，仍以云台观祠禄起复，任知全州而未赴任；又论奏，改为建昌军仙都祠禄。似道用来对待士大夫的办法，全都如此。德祐元年乙亥，三学上书，伏在宫阙前申诉公的冤屈；朝廷召他赴行在，他却不再出仕。似道被处死，国家也随之覆亡了。公以参政清叟、丞相董槐为老师，他们都崇尚朱文公之学。理庙时，诫言“无不敬”，座右铭押“止”字韵。朝臣相继作诗唱和，清叟思考“止”字，想采用经书上的语句。公说：“拜手扬言，缉熙敬止，这样说可以吗？”清叟很高兴，便用这句话缮写进呈，得到皇帝认可。公赴总幕任职，路过长沙，董槐任老师，询问《性与天道》一章，公用朱文公的话回答。董槐大喜，立即送上荐剡，说旅途中不必写谢启，可以慢慢附送来。第二天早晨，公把谢启带在袖中前往致谢，当时座客有五十多人。董槐读到其中警策的句子，称赞不已，

译更加高兴。公在总幕任内，漕使陈登得到他的一首古诗，立即兼给大小两种状文。岳鄂王飞有黄金千两，朝廷把它作为镇库之物；前任政官曾用这批黄金抵押给制司换米，军粮米归了制司，黄金却没有归还总所，前后争论不休。公详细查阅旧日文牍，写下拟送制司的文书。孟珙看了，说分析陈述清楚明白，既追回了黄金，又认为此事奇特。公第二次任中岳职，经过吴门；吴丞相潜当时任地方长官，同巡行部属的监司关系恶劣。

译椠嘱咐公在身旁侍候，说只要公说一句话，愿意把两人都弹劾罢免。椠居中馈赠百金，公回答说：“我作为人子，从未参与外间事务，谨慎地不能出面。”使者严厉地拒绝了这件事；公以清廉耿介而闻名，就是从此开始的。公在杏城得到一块地，用来安葬母亲祝氏夫人；附近古墓的后人希望迁走墓葬。公说：“你家的墓在先，我母亲的墓葬在后，都是骨肉，怎么忍心这样做？”于是全部筑墙围起来，共作一处墓地。公在于潜时，一个重囚逃走后看到告示，感念公从未审讯杖打自己，便自行返回狱中。有人告发他寄居姻亲家中、私自出售酒；官府坊下尉司把他捕来，依法论罪。在婺州时，有人把铁锁封住关入狱中，公经过审理后将其释放。公裁决朱君章拖延四十二年未决的田产诉讼，使其在巡行部境时得到平息。吴王两府拖延二十九年未决的诉讼，适逢饥荒，官府招募收购粮食，乡民背着一斗米到官局，官吏却诬陷他们私下买卖粮食，立即想判处发配到私家服役。公争辩说不可，并斥责吏员汪允恭，因此被他视为仇敌，军饷的事情才得以解脱。似道离开相府，在平章任上纵情宴饮于湖山之间，公认为这关系到国家体统，先后三次写信规劝他。似道愤怒不止。公田关子，是公所上的疏文。至元十三年丙子以后，他在杏城岩镇之间逍遥闲居十年；南北士大夫都敬重他的义理、典故、词章和书法。他像先代左史一样治学，学问承袭朱文公，欧阳修、苏轼以后的一代文人都以他为师。二十二年乙酉十二月五日去世，享年八十一岁。这年秋天稍有泄泻，日常饮食仍和平时一样；入冬后胁部疾病加重，终于去世。一天早晨，他坐在榻上读书，说生辰将近，几个儿子高兴地准备酒食，打算为他祝寿。甲夜，他召来几个儿子，谈及平生清苦以及家事、身后之事，把一切都交代清楚后去世。官至朝议大夫，赐紫金鱼袋。妻为宜人孙氏；戴氏所生五个儿子：长子为将仕郎，早年去世。他未去世时所聘的松木坊汪氏女子，汪氏先已去世；于是拨给税产三十贯、近田三百亩，以及徽州自陶雅田地、山地和园地，按亩计钱，再以钱计税物，编入吕将仕户，商议续结婚姻。公认为婚姻尚未完成，辞谢后退还了这些财物。次子原为修职郎、浙江漕司贡士，也先于公去世。次子枢机标等，原都是将仕郎，因贫困而任州县学官。五个女儿的女婿是：戴孔孙，原为登仕郎；吴应紫，原为太学守约斋生；谢楠，原为宣慰司札差、永丰仓大使；章明佑，任从仕郎、休宁县尹；方师圣，都是进士。孙辈男女、曾孙辈男女，人数太多，不能一一记载。去世后二年丁亥，葬在母亲祝氏夫人墓西、汪枢密勃墓地之内。那里也是祝氏夫人的祖姑汪公义端、义荣、义和的母亲，以及朱文公母亲的墓地；世人都说祝氏家族世代生出尊贵女子。祝氏因公显贵，屡次追赠，直到硕人，仿佛早有预兆，后来又升为淑人。评论说：士大夫出仕或退隐的时候，难道不都是天意吗？先左史公两次进入察院，又都由宰相推荐拟用；甲辰八月因父母丧忧离开国都，九月嵩之败后，继任宰相的并未察举起用公，前后闲置公十二年；公也坐视闲居九年，之后才出任百里之地的县宰。乙卯、丙辰、丁已年，丞相槐是他的老师，丞相元凤又是与他同辈的人，但公居丧期间，始终没有得到两位丞相丝毫助力。大全失败、似道入朝后，公不过是似道久交的旧友，在京局辖院中得到微小升进；后来因议论公田关子，反而斥责似道在元台设宴、游乐湖山，明里暗里夺取权柄。公因此即使在一郡之中也不能得到任用，前后闲置十四年。朝廷鼎革、命令全新之后，又闲居十年，公真可以说是屈抑了。然而享年八十一岁，大节可以流传无穷，那么上天所压抑公的地方，在这里难道也未曾得到伸展吗？赞辞说：彗星出现的变异之时，公说应归还公田以赐福百姓；难道不会使官府的渔吏、蠹吏以及更张庙田之事绵延不绝吗？公认为不能因此获罪。瓶楮、芝楮同时流通于当时，忽然废止瓶楮，一贯只值三；芝楮更新后不久，又自行厌弃其腐败，公认为不能因此招致嫉妒。还没有宰相搬出宅第到郊外关隘，执掌大权的臣子却傲慢地陪侍君主游乐湖山，身边有歌妓相伴；这哪里是调鼎之手？公认为不能因此获罪。父亲回到言路，唆使拒绝私下书信；父亲既已归隐，他便同父亲一起闲居，只做到权郡，始终没有得到任用；比这更重要的，是继承了家学。方回撰写。监簿家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