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六 《胡端敏奏议》：诏令奏议类二【奏议类】提要 【臣】等恭谨考订：《胡端敏奏议》十卷，为明代胡世宁所撰。胡世宁字永清，仁和人，弘治癸丑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胡世宁任推官时，多次挫折岐藩的势力；任主事时，上书极力陈述时政的弊失，并与李承勋、魏校、余祐友善，被称为“南都四君子”。任江西副使时，上疏弹劾宁王宸濠，反被其诬陷牵连，几乎遭遇祸患而不能幸免。宸濠败亡后，胡世宁重新起用，又多次纠劾宦官赵钦、刚聪等，风操气节震动一世。只有在议论“大礼”时，他与张璁、桂萼意见相合；其他事情没有一件不与张璁、桂萼相违，大概只是偶然意见相同，并非有所依附。本集所收录的奏议，都可以与史传相互发明，其中有很多请求辞职、乞求罢官的奏疏。大概正德末年，宸濠与刘瑾在内外交相争斗；嘉靖初年，桂萼、张璁专权并相互倾轧。胡世宁与他们相抵触，处处受到牵制，所以常常产生引退之心。他孤立而处境危险疑惧，不能安居其位，是不得已才这样做，当然不能与那些以退隐自鸣清高的人相提并论。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胡端敏奏议》卷一 明代　胡世宁　撰 陈述时政，议论边防准备【当时任南京刑部主事】臣恭敬地读到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诏书中有一款说：“天下军民的利益和疾苦，以及时政中有可以兴办、可以改革的事情，允许各人直言不加隐瞒。”臣谨敬领受并遵行。臣听说古代圣王都寻求直言、采纳劝谏，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他人，以求在天下尚未动乱时制定治理办法，在国家尚未危亡时保全国家，所以能够使四海没有忧患，万代都称颂仰慕。如今皇上的圣德上比尧舜，天下安定，远远超过汉唐，然而仍然下诏急切求取直言，这正是古代圣王不自满、不自以为是的盛大心意。有这样的君主，凡是臣僚，怎敢不恭敬回应？臣深切看到，如今天下承平日久，法度废弛，士人风气颓靡，奸弊层出不穷；土地虽广，百姓却更加贫困；军队虽多，财力却更加困乏。文臣虽多，忠勤忧国的人很少见；武将虽多，才智勇略出众的人也很少听闻。况且自古以来偏安的小国，尚且有人才能抵御外侮；即使兵乱灾年，也没有见过民力像当今这样困乏。因此，天下虽处于全盛，却坐困于小丑般的敌人猖狂作乱，上面使皇上日夜忧虑，下面耗尽百姓财力。国家大势就像人到中年以后：身体虽然高大，肌肉虽然丰满，然而元气已经虚弱，血脉已经滞塞；即使陛下作为元首，独自明察于上，而群臣作为股肱耳目的，也全都麻痹、耳聋眼花，不能任用，反而不如那些矮小而年轻强壮的人。所以，人的身体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假如又有风邪趁元气虚弱侵入，必定要费力调理；国家的形势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假如又有盗贼趁百姓贫穷而兴起，必定难以支撑。因此，善于养生的人，在尚未患病时就用药调治，希望可以保全长寿；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也应当在尚未发生动乱时就加以制止，希望可以祈求上天延长国运。近年来灾异频繁发生，这是上天警戒，正是为了这件事。臣愚昧，不知皇上日夜勤政，是否曾想到这些？身边的臣僚是否有人谈到这些？臣本来愚钝浅陋，幼年生活艰苦，有父母却不能亲自奉养，有自身却不能自立；自从成为生员、补入廪膳生，到考中进士任推官，承蒙陛下给禄供养亲人，到现在将近十年，臣心中的感激没有止境。臣想以自身报答，却没有机会；只是臣奉诏求言之初，任职外地，不了解朝廷政务，不敢轻率进言。如今即将升任南京的职务，又已经超过一年，臣感恩更加深厚，报答之心更加急切。仰首考察明诏所说求取直言，尚且涉及各色人等，何况臣承受俸禄、窃居职位，感激之情如前所说，并非一般人可比，怎敢最终辜负皇恩而保持沉默？所以今天冒死陈述愚见，昼夜思考，得到关于军民利病、时政和边备应当兴办或改革的十件事，谨此上奏陈述。如果圣明俯察，特别赐予采纳施行于天下，臣将十分荣幸！臣这个愚昧的臣子，将十分荣幸！臣冒犯天威，内心战栗不胜。第一，严格考核，以端正士人风气。臣认为，士风的邪正关系天下的安危。所以晋朝崇尚清谈，祸乱很快到来；周朝兴行德行，治理教化长久隆盛。这就是明证。如今我国承平日久，朝廷官员安于豢养，习惯因循，廉节荡然无存，趋炎附势、献媚讨好成为风气。把通达圆滑当作高尚，把廉洁退让当作矫情激烈，把推诿奸邪、逃避事务当作老成，把包庇恶人、随俗混同当作忠厚。他们平日聚居议论所涉及的，心志所趋向的，不是说升官，就是说成家。有人谈到国事，说到应当忧虑、体恤百姓疾苦，众人便愤怒猜疑，群起排斥，或说他无事生非，或说他沽名好名，必定使他无处容身，不能发言才肯罢休。至于公差经过地方，便根据地方官迎接奉承的快慢来判断其贤能与否。事情办完回到原籍，便根据官府的嘱托是否执行来判断毁誉。违背他们心意的，有的人本来廉洁能干、爱护百姓，反而诽谤他损害百姓；顺从他们私意的，有的人一向奸贪、耽误事务，反而称誉他办事能干。这样一来，贤能与否混淆，是非颠倒。科道官根据传闻弹劾，因而往往不真实；吏部官员听信错误而升降官员，因而往往不恰当。所以如今在外任职的官员，上至巡抚、巡按，下至州县官，都无暇为国家忠诚谋划、为百姓造福，只顾经营输送京官来讨好他们的嘴，看顾乡绅官宦来取悦他们的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他们大概认为这些人地位尊贵而接近权力，能够决定祸福。这样做就能获得显著的赞誉并得到升迁，不这样做就会遭到诽谤并被罢黜。至于普通百姓地位卑微、距离遥远，即使得到他们的拥护，意见也不能上达，所以宁可辜负公家，也不愿辜负自己的私室；宁可损害小民，也不愿损害自身。天下人纷纷效法这种风气，已经无法收拾，导致任事的人得不到任用，被任用的人又不能任事，以至于朝廷法度废弛，天下军民疲惫困敝，使皇上日夜忧虑的，正是这个原因。臣愚昧，请求敕令吏部精选各处巡抚以及按察司正官，都察院精选各处巡按御史，一律任用刚正有为、不畏强权的人。凡京官出任外地或回归乡里时，如果有徇私请托、办理公事时依仗权势横行乡里的，应当默记其姓名上报。今后京官，无论科道、翰林、部、寺等衙门，也应像外官一样每三年考察一次，由吏部、都察院负责，务必勉励忠勤，奖励廉退，压制奔走竞争，淘汰软弱无能者。凡是嫉妒贤能、曲意诽谤毁谤他人的，必须公开黜退，以警励其余人员。至于在外的巡抚、巡按以下官员，不体恤民间疾苦，不奉行公法，专门以结交京官、违背正道求取声誉为事的，允许科道官弹劾，朝廷审议、查访属实后奏请黜退。如果在考核黜退之中，有人因为孤立尽忠而受到众人嫉恨，错误地被贬谪，也允许根据公论推荐，仍按原来的资历，不按通常次序予以升擢。这样一来，升降既然公平，士人风气就会趋于正直，真正的人才也会不断出现，能够为国家担当事务了。只愿圣明采纳，臣将十分荣幸。

译第二，崇尚节俭，以节制财用。臣认为，皇上凭借恭敬节俭的德行治理太平盛世，对内没有游幸的嗜好、射猎的娱乐，对外没有水旱灾害和征讨的费用。安定休养至今十五年，本应财货充盈，公私富足，达到周成王、周康王以及汉文帝、汉景帝时的程度。为什么近来内帑空虚，国家财政困乏？边疆储粮多的也没有两年的积蓄，州县贫穷的连十金的储藏都没有。一旦议论出兵，便忧虑缺乏费用，严重的甚至廉价出售散官，已经实行古代衰乱时期苟且应付的办法了。不知道一旦发生事情，还能从哪里筹措？况且在祖宗朝，同样是这些土地、同样是这些税粮，每年还常常蠲免，又对外征讨戎夷、对内营建城阙，财用却常有余裕。如今上面没有过去那些费用，下面也不曾得到免除一年租税的待遇而已，财用困竭到这种程度，是什么原因？唐代陆贽说过：“财用是充盈还是空虚，在于节制与否。”不节制，即使充盈也必然耗竭；能够节制，即使空虚也必然充盈。推究陆贽所说，那么过去祖宗朝创业事务很多而财用充足，是因为能够节制；今日守成事务很少而财用缺乏，是因为不能节制。如今赋税收入与过去相比没有增加，而内府供用却不知道比过去增加了多少倍。朝廷内外冗员的粮食俸禄，不知道比过去增加了多少倍。上下风俗奢侈，官员馈赠厚重，所耗费的财物又不知道比过去增加了多少倍。这些都是对内侵耗公府、对外剥取民间资财得来的。百姓怎么能不贫穷？财用怎么能不匮乏？这件事群臣屡次进言，朝廷屡次禁止却不能止息，是因为内有阻挠法令的人，外无执行法令的官吏。臣恭愿皇上以祖宗托付为重，以边务困急为忧。想到这些军士没有财物供养就会离散，想到这些百姓财物耗尽、被不断取用就会逃亡。百姓逃亡、军队离散，臣常常深切忧虑。凡事都应痛加抑制削减，尽力节约。特别敕令户部、礼部、工部全面查核内府各项供用物品，比建国初年的旧额增加了多少；凡是对事务没有益处的，一律裁减革除。又应申明谕告左右勋戚之家，各自遵守礼法，崇尚节俭，各自为国家爱惜财物，也各自为自身爱惜福分。至于官员馈送过于丰厚的，查访属实后治罪。又应公开行使吏部升降官员的权力，使其权力转移到上面。对于士民奢侈僭越的弊端，制定法律严加禁止。又应选任法司中刚正之士，在下面负责执行。这样，臣民内外都形成节俭风气，国用自然充足，百姓生活自然能够安定了。只愿圣明采纳，臣将十分荣幸。第三，采取权宜办法，以充实边疆储粮。臣听说如今西北两边防线敌军很多，粮储却很少。每年从河南等地拨运民粮，运到那里接济。如果要求把粮食实物运到那里交纳，那么道路遥远艰难，百姓将因负担沉重而逃亡。这就是兵法所说的远距离运输会使百姓贫困。如果允许带钱到当地买粮，那么边地储粮价格就会暴涨，百姓更加困穷。这就是兵法所说的粮价昂贵会使百姓财力耗尽。臣考虑此事最难处理。请特别敕令有关部门计议并统筹计算：山西、陕西近边王府以及将军、仪宾的禄米，各府官僚以及司、府、州、县官员的实物俸米，总共有多少。是否可以仿照公、侯、伯以及京官折算俸禄的惯例，每石折银五钱或七钱；每年从秋粮折银或各种课银中确定数额，统一解送各布政司收取，责令在那里按缺官的月份分发并扣除，作为边防费用。再把下一年山西、陕西的粮税全部派往边方，或在附近收贮。敌人退去、事情平静时，就抽调军队到当地就粮；敌人到来、战事紧急时，就从近处搬运。至于当地每年应办的课物，也请留下来购买边粮。如果是京师使用、不可缺少的物资，就请改派其他布政司代为缴纳。这样暂行三年，转运不劳民力，而边储自然充足了。只愿圣明采纳，臣将十分荣幸。第四，建立简便办法，以收取盐利。臣听说各边军饷多依赖盐课。近来因为河东盐官自行卖盐收银，最为便利；淮盐、浙盐一向召集商人纳粮换盐。但如今法令施行日久而弊端产生，商人纳粮换盐有许多不便。臣请详细陈述。盐引的定价高，商人纳入的粮食数量少，就像民间二月卖丝、五月买谷，急于应用而把贵重物品低价出售，这是第一。纳粮换盐时，权势者购买盐窝，奸商豪强作弊，所缴粮料多不是真正的边储，不能实际使用，这是第二。盐容易消耗，听凭商人支取的日期又拖得很久，催收时不免向灶丁加收数倍，日久使其贫困，盐课也亏欠，这是第三。客商纳盐时缴纳的官钱粮虽少，但经过各级衙门，私下费用和使用的花费却很多；后来等候支取又受到权势者压制，临到出售又受私盐阻滞。甚至有人父亲死了、儿子接替，仍未能支取盐；钱财散尽、人也死亡，却不能回乡。他们既然失去利益，以后再召集纳粮换盐，恐怕不会立即前来，势必要降低价格，损失就更多，缓急时也难以依靠，这是第四。商人的利益已经很少，大多夹杂购买余盐以及权势者所纳之盐，盐徒私自贩卖；朝廷因此为这些事情设置官员、派人称量查验并委派官吏巡捕，严重时还敕令大臣加以整顿，但这三种弊端最终都不能禁止。下至秤手、巡逻卒，来往纷扰，只是徒然增加百姓骚扰，这是第五。私盐贩卖者贪图利益又害怕捕拿，出没于海边、江沿，招引逃亡者，窝藏盗贼；出去时携带兵器，回来便肆意抢夺，官军和巡逻卒都不敢迎击其锋芒。如果这种势力不消散，臣恐怕淮浙靠近南京，又临近漕运道路，其中还会出现黄巢、张士诚那样的人，这是第六。古代迁徙豪强右族来充实塞下，如今山西、陕西的富民多因纳粮换盐而迁居淮浙，边塞因此空虚，这是第七。以上七种弊端，都应当分别处理。臣查得淮浙水乡灶丁，每盐一引折纳价银六钱或四钱；又听说客商纳盐换取边储，每一大引不过缴价银三二钱。这样，盐课收银比收盐后等待商人纳粮得利要多一倍。又听说灶丁害怕盐难以缴纳，多愿意缴银，近年两浙盐课中已有一半折银，民情称便。臣愚昧，请求敕令户部计议：今后淮浙盐课，全部允许方便折银；银额请按照水乡旧价而略微减少，比照商人纳粮的价格稍微增加，斟酌确定折纳标准，规定每盐一引缴纳银钱若干，逐年限期征收，解送边地购买粮食；或者如臣前面所说，准许作为俸禄折价银，换取当地粮米，派作边储。同时查明客商尚未支取的盐引有多少，全部拨给各盐场；或者依照商人的意愿，改拨到长芦盐价低廉的地方，允许每盐一引自行购买私盐二引或三引，按官盐发卖。

译各盐场设置集市，凡是灶丁有盐、客商有盐引的，集中在一处，委派官员监督收买；仍命令把守截断通往盐场的各条道路，不许零散私卖，期限为一年或两年，全部收买完毕后就停止商人纳粮换盐。以后灶丁煎盐，听任他们自行出售或转卖给客商；出外贩卖的，只在州县领取盐引，限定贩卖地方，不禁止私下售卖。贫困灶丁没有能力煎盐办理的，就拨用富裕灶丁的余丁，或者签充有能力且愿意煎盐的人以及依法应判徒刑的人来代替。这样立法，国家得到的盐利自然增多，不必多方整顿；灶丁通过煎盐、卖盐自然富足，也不必再免除粮税差役；盐可以流通销售，人们不再争夺，权势豪强专擅盐利的弊端不禁自息；山西、陕西逐利的百姓可以驱使他们逐渐返回边境，边储也会逐渐充实；可以充实巡逻、称验盐斤的官员，不必设置，也不必担忧盐徒意外造成的祸患。等到日久事情安定，盐课每年的定额只令州县征收解送，管理盐务的衙门也可以逐渐裁减。这样对公私都有便利，节省上下费用，益处实在很多。只愿圣明采纳，臣将十分荣幸。第五，裁汰冗余俸食，以选拔将校。臣认为，如今天下军职，有罪的人不予革职，有功的人却日益增加俸禄，俸禄日益增多；百姓财力有限，将来拿什么供给？臣愚昧地听说，英宗睿皇帝曾与大学士李贤忧虑商议此事。圣谕说：“这件事确实值得忧虑，应当慢慢办理，可惜……”当时大臣大多只为自身打算，没有人肯为国家忠诚谋划，奏请施行祖宗之法，以顺成睿皇帝的美意。过去太祖高皇帝优厚功臣，虽规定军官子孙都可以世袭，但一定要比较武艺、考试合格后才任用，确实不是用百姓的膏血来养活无能之人。钦定《大明律》说：“如果军官犯了私罪，应判笞刑的，附记罪过并收赎；应判杖刑的，解除现任、降等叙用；应当罢职且不再叙用的，降为总旗；应判徒刑、流刑的，按照路程远近发往各卫充军。如果建立战功，可以不按通常次序提拔任用，绝不能因为朝廷的爵禄而奖赏有罪的人。”后来法司奏请对征讨官员论功定议，太宗文皇帝的圣谕说：“ 这些人既然因征讨的功劳已经得到爵位和赏赐，如今犯了罪却不加惩处，这是放纵恶行。放纵恶行，还凭什么治理天下？他的论述如同法律条文一样严正。这正是我朝祖宗厚待报功之人的做法，也是立法严明的体现，同天地间春季生长、秋季肃杀并行而不相违背一样。如今议论军官犯私罪，判处徒刑、流刑以下的，竟直接拟定让他们恢复原职；即使犯了杂犯斩、绞之罪，也只发往边地立功，而且立功还限定年限，即便没有功劳也能恢复原职，完全不是太祖所制定法律的本意。再拿太宗皇帝的圣谕来衡量这种法律，放纵恶行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假使天地常常只有春气而不施行秋杀，那么天下万物就会积聚而不能疏散，过去的不能超过限度，后来者也难以接续，天地化育万物的作用几乎就要停止了。如今军官有增无减，有赏无黜，和这种情况有什么区别？臣认为，圣明的皇帝应当效法祖宗、顺应上天，这件事确实应当加以处理。何况现在新任军官按例袭任，不再比试；旧任军官即使比试，也只是虚应故事。因此这些人倚仗世袭的官职，不需要才能，也不怕获罪罢黜，肆意贪婪骄横，不学习武艺，也不爱惜军士。如今放眼天下，军职动辄以万计，每年支出的俸给何止百万，而其中竟没有一人堪任将领、能够出战的。凭这样全盛的天下，却坐困于小丑般敌人的猖獗，实在令人流泪。现在不处理，日后就更加难以图治。然而这种弊病朝廷大臣都知道，却没有人肯说。我只是想到后魏的张仲瑀。他请求抑制武人，结果自身被武人杀害，魏朝也没有彻底追究，国家于是逐渐衰败。如今如果进言触犯忌讳，或者被交给锦衣卫拷问，那么他们正好可以尽情发泄怨恨，必然称心如意。所以宁可闭口不言而辜负朝廷，只求保全自身、相安无事罢了。臣虽愚昧，也愿冒死进言，不敢顾惜自己。伏望皇上恢复太祖的成法，铭记太宗的格言，继承英宗皇帝的宏大志愿，为后世作长远谋划。特请敕令兵部审议：今后凡军官犯私罪，全部依《大明律》拟定罪名。应当降级的降级，应当罢职的充军。凡因降级、充军者，若没有真正的战功，不许再行擢用。圣恩如果念及他们祖先的功劳，不忍心弃绝其子孙，也应等犯罪之人身死之后，才允许其子孙代为袭职。至于内外卫所现任的军职，也请求先下明诏，命令本人和户内丁口一同预习武艺一年；选派忠勤刚正、识大体、懂武略的朝廷大臣各一员，分别前往，与抚巡等官会同，当面加以考试。自都指挥以下的军官，不能骑马、拉弓，或者不能持槊舞剑，哪怕有一项武艺荒废，也立即令其罢职黜退。其中有儿子经过考试合格、能够代替父亲的，就令其替任军职。没有儿子或儿子不能胜任的，就令本人立功。一个祖先的子孙中有武勇之人的，可以借袭其职；没有武勇之人的，暂时停止袭职，或者令其减发俸禄而给予优厚供给。今后军官子孙袭职，或者弟弟、侄子借职，不分新旧，都必须比试武艺；待其武艺熟练、身体强健有力之后，才准许袭职，否则暂时停止，或者令其减发俸禄而给予优厚供给。这样简选考核，天下军职中冗余吃俸禄的人就会逐渐减少，而所任用的人都足以担任将领，成为能够出战的人员。平时就考核他们训练军士的情况，有战事就责令他们身先士卒；同时只选择主将来统御军队，严格执行军令来督察军队。这样将会看到，作战没有不胜的，守城没有不坚固的，敌人不足以平定，盗贼也不足以忧虑。只愿圣明采纳，臣不胜幸甚。第六，检阅军队的实际情况，以修治武备。臣想到，如今天下卫所原额军士中，逃亡和绝户的很多，实际在籍在役的很少。就逃亡、绝户者来说，年代久远、丁口已尽或已经埋没的，年年清查，既没有踪迹可寻；近来病故或逃亡的，年年勾取解送，却随即又逃回，白白连累里甲，造册费力，押解困难。有的购买孤儿遗属，冒充清查出的户丁；有的替人找来贫妇，作为军人的妻子。更严重的，有人因清查军士而死于棰楚之下，有人因解送军士而因盘费破产。这就是民间清查、解送军士极其苦楚而又毫无益处的情形。至于现存的军士来说，卫所军士被差役、势要占用的很多，操练备战的很少。即使说到操练军队，也只是虚应故事：教场徒然设置，却听不到金鼓之声；有时虽然听到金鼓声，武艺却没有练习；甚至有人收受钱财而放走军士，只把名字挂在行伍中，本人却不在营中。所以如今供养的军队虽多，能够作战的没有几个。在边境遇到敌人，就关闭城门坚守，坐视乡民被掠夺；在内地发生警报，就等上奏获准后才派兵，先使民壮遭受伤亡。这是民间白白出力供养军队，却又先代替军队送死，实在令人痛心。至于军士被差役占用的弊病，更加不忍心说了。

译比如漕运京粮，概括计算民间加耗的脚米，以及卫所船料、粮食和赏赐等费用，大概要耗费三石米，才能运一石到京城，还没有计算军士的劳苦。至于运输边地储粮，劳费又不止这些。如今每月每名军士支给一石粮米，还要加给马匹的草料；投靠、跟随权势人物之后，买通关节，最终只缴纳二三钱银子罢了。这样耗费民间三四石米，最后却只为权势人物换得二三钱银子，天下怎么会不穷困呢？况且从前充军的户籍，有的源于垜集归附之人，未必都是有罪之人；为什么如今贫困绝户了还不能免于清查勾取？如今充军的人，全都是奸猾豪强和重大恶人，也未必个个都值得怜悯；为什么过不了几年就节制防守、宽免释放？因此轻重失当，人们更加轻视法令。何况现在东南贫弱之人充军，西北既不能使用；西北边地附近的人充军，到了东南也常常逃回，彼此都没有益处，按理应当统筹处理。臣愚昧，请求敕令兵部审议，选派两京有才能的大臣，分别清查各卫军籍，查明现存多少、故绝多少。对于先前丁口已尽、户籍已绝，并且多次清报兵部的，立即免予清查勾取，以消除对百姓的扰害；今后如果确实有人埋没后自行首报，就在本地收取；如果被人告发属实，就追解到边卫。对现存的军士，又分别查明其中住在卫所且有家业的有多少，历年从原籍勾取补充的有多少。那些由勾取补充而来的军士，正是因为不肯服役，遇到缓急也难以倚靠的人。没有这类军士的，除在京卫所和边卫仍照旧从原籍勾补不变外，南京以及各处腹里卫分的军士，全部改编到原籍卫分，以免逃亡。然后把如今改编的军士和原来在卫所拥有家业的军士合并计算，查明各卫实际有多少人；如有缺额，就另行选取军余、舍余中愿意领取粮饷的人，以及按犯罪条例应当充军的人补充。军罪囚犯以后不再赦免宽宥；现年五十岁以上、按规定应当审问并充军的，准许由子孙、家人代为服役。军士逃亡二次、三次的，全部依《大明律》科断。情节严重、按条例应当发往边卫充军的犯人，希望体察祖宗立法的严厉，责令变卖家产，整家迁发，使其断绝返回故乡的念头。如果一时难以卖掉家产，就令里甲、乡邻依照乡里的惯例承租耕种、缴纳租课；每年除去天灾荒歉以及代纳的粮税外，其余由本地官司上纳，三年一次也像军装类物解送到该卫一样，发给本军作为盘费。这样或许可以使防守军士在卫所都有本地土著，各自畏惧法律，逃亡的人就会减少。至于卫所掌管事务的官员，仍希望一并省除权势人物役使、占用军士的弊病，严加禁止革除。于是分别委派将校教习武艺。武艺精熟后，一个人可以抵得十个人，再教给他们编队、营阵和行军布阵的方法，使他们懂得军队坐、作、进、退的节度。这样军队就都可以使用，而百姓出力供养军队也不会白费。只愿圣明采纳，臣不胜幸甚。第七，广泛收罗蓄养人才，以储备将帅材料。臣想到，国家自正统末年以来，不曾同敌人进行过一场大战，所以敌人更加骄横自满，天天肆意侵扰侮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没有能干的将领。朝廷屡次下达明诏，访求通晓韬略、精于弓马的人，举荐考试后擢用。然而这样文武全才的人，世间并不多见，所以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人应试成功。臣又愚昧地想到，古代有才干勇力的人，未必都专长弓马，有的甚至不识文字；让他们参加考试，或许不能合乎格式，但使用他们却必定能够建功。何况如今国家太平，只是四方夷族跳梁作乱；文武大臣中并非没有能够发号施令、指挥调度的人，只是没有勇猛善战的偏将、副将，所以不敢出奇制胜罢了。说到如今最急迫的事情，正在于选拔偏将、副将。如果按照臣前面所说的办法，裁汰冗余吃粮人员来选拔将校，那么武职人员中本来就都是可以任将的人了。然而上天所生的智者勇士，不会只存在于这些人之中。所以自古国家用兵，常常缺少将帅人才；民间盗贼兴起，其中多有豪杰。臣愚昧地认为，不如就从这些人中收罗人才，这样既能得到将帅材料，又能平息盗贼，是最好的策略。臣请求敕令兵部计议，通行天下军卫和有司，逐步加以访察。凡军民中有臂力超过常人、武艺精熟的人，都选拔到官府任用。其中善良百姓不愿意来的，不必强行逼迫。被选入官府的人，军籍的任命为把总、管队，民籍的授予总甲、教师等名目，略加优厚供给，使他们随军操练。遇到盗贼，能够擒拿盗贼，累积功劳较多的，酌情授予职务以表彰赏赐；犯下重罪的，就发往边方立功。至于兵部，也请求仿照工部增设主事等官十员，从朝廷大臣或进士中精选才略明敏的人担任。平时让他们起草奏疏，以熟习筹划谋略；有事时派他们出差，以熟悉边疆事务。才能弱而不称职的，改选到别的部；才能胜任职务的，专门升任兵备道及边郡知府等官。只要从这两条途径中收罗、培养的人多了，其中一定会有真正的人才得到任用，能够为国家消除大患、建立大功。只愿圣明采纳，臣不胜幸甚。第八，建立经常性的制度来抵御外来侵侮。以上臣前面所说的裁汰冗余吃粮人员以选拔将校、检阅军队实际情况以修治武备、广泛收罗蓄养人才以储备将帅三件事，如果确实施行，那么各卫所的军士和将领本来就都能作战了。臣想到，自古京军最怕远征，客兵尤其忌讳长期驻屯。因此隋朝末年盗贼起于征讨辽东，唐朝末年叛乱士卒起于戍守广地。如今调发京军远征延绥，成年累月不能回来，这是割去心腹来救四肢，实在不是良策。何况边境有紧急情况，请求调京军援助，要经过往返奏报、批复，迟缓得来不及处理战事。臣愚昧地认为，不如从今以后分别确定：在京直隶卫所的官军，只负责应援宣府、辽东；京军只负责应援大同、陕西卫所；再分别按照距离远近，负责应援延绥、宁夏、甘肃，酌量出征，不远途屯戍，也不久驻。平时没有战事，只令边军操练守备；有紧急战事时，除辽东、宣府必须奏请京畿官军出援外，其余各边总兵官一面奏闻，一面直接调遣应援该地的卫所官军前去策应。这样固然不必命朝廷大臣干预而妨碍总兵官的权力，也不必调出京军来分耗粮饷；经常性的制度已经确定，紧急时有所依靠，外敌就不能侵入越境了。只愿圣明采纳，臣不胜幸甚。

译第九，增强将领的权力，以责成其取得成效。以上臣前面所说的，军粮即使充足，经常性的制度即使确定，但如果将领的权力不够重，威严号令就不能推行，士卒不听命，也很难成功。臣听说赵国将领李牧守卫边境时，得到便宜行事、设置官吏的权力，市场租税全都收入幕府，每天犒赏士卒；几年不出战，赵王始终任用他而不怀疑，所以他能够击破并杀死匈奴十多万骑兵，单于逃走，不敢接近边境。宋朝失去边境险要、戎狄最为强盛时，宋太祖分别命令李汉超、郭进等人防备，他们都长期任职、专权治理，厚给财帛，像赵国的李牧一样。军校中有人控诉郭进，就把人送给郭进自行处置，所以当时各位将领都感激奋发，能够凭一郡之力抵御强敌；宋太祖因此没有西北之忧，可以专心经营东南，削平各国。这就是古人善于任用将领的明显成效。臣愚昧，伏读我太祖高皇帝任命将领的制词，其中说：‘古人说，将领在军中，君主不要干预，才能取胜，你们要记住。’又曾对大将军徐达说：‘京城门外的军务，你实际负责。’还说：‘将领，是三军的司命；能够树立威严的，才能胜任；权势强大，威严树立，士卒就会听命；权势重大，敌人就不敢侵犯。’又谕告征南将军胡廷瑞说：‘何文辉做你的副将，湖广参政戴德听从你的调发；二人都是我亲近的人，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废弃军政，凡是号令、征战，一律依军法办理。’ 这就是我们圣祖任命将领的成法。如今各边总兵、巡抚，遇到一个敌人出现，便赏赐一军；有一人立功，便诛戮一个不听命的人，所有事情却都不能自行专断，必须上奏请示，由中央裁制，出了问题他们还可以推卸责任，所以难以责成他们取得成功，常常导致贻误战机。唐代陆贽所说的‘锋刃箭镞已经在原野交锋，决策却在九重宫禁之中’，在顷刻之间防备变故，却在千里之外决定谋略，实在不是良策。朝廷难道是因为这些人不足以委任吗？既然如此，就应当改换任用，推求忠诚勇敢、久经战阵的人担任总兵，选拔壮健果毅而有谋略的人担任巡抚；只要有才就任用，即使是小官授予节钺，也不必嫌疑；只听从诏令，即使是高爵，也要听其指挥而不妨碍。固然不应拘泥资格而任用已经衰弱的人，也不应骤然授予高品阶来赏赐没有功劳的人。选任得当以后，更希望陛下体察圣祖的成法，效法古人任命将领的做法，授予他们威权，使他们能够专断刑罚；多给他们金帛，使他们能够厚赏将士。至于临战时应对变化、料敌制胜、出奇制胜，只任凭他们根据情况施行，不要由中央遥相控制。朝廷只掌握统御将领的权力，有功就升迁赏赐，有罪就诛杀罢黜。这样将士就会听命，战事就不会失误，他们也就能够取得成功。只愿圣明采纳，臣不胜幸甚。第十，使用间谍来侦察敌情。臣想到，军队和将领即使训练有素，但如果不能取得地利、不知道敌情，那么行动就会违背正确方向，被敌人乘机袭击，只有失败而没有胜利。这就像盲人射箭，即使拉开强弓、射出锋利的箭，又有什么益处，怎么可能射中呢？臣仔细估计，各边军士不下数十万，敌军骑兵张弓控弦的不过数万。然而敌人常常肆意欺侮我们而显得有余，我们却常常抵御不力，原因大概是他们善于使用间谍，处处都能利用兵法有利之处；我们不能使用间谍，处处都触犯兵法所忌。因此他们常常掳掠，靠从我国取得粮食来供养自己；我们却困于远途运输。他们常常深入屯驻在我国重要地区；我们却因为兵力分散，难以作战。他们常常向我们显示假象而使自己不露形迹；我们却被他们制造的假象所迷惑，不能反过来迷惑他们。比如他们想专门进攻大同，却故意装出要转攻宣府的样子；他们明明只分派几名骑兵，却散布将要出动大军的消息；让我国被俘之人听到、看到这些，再暗中放他们回来向我国报告。因此我们一半怀疑、一半相信，各边屯戍的兵力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少，时间越久越疲惫。他们则集中力量进攻我国一处，兵力始终有余；并且不时派出几名骑兵，时而出现、时而隐藏，半进半退，用来向我们制造假象。我们的将领究竟应该相信这些迹象而进攻他们吗？如果进攻，有的就会中了他们的诱饵而遭到覆败；如果怀疑而不进攻，又会被他们牵制，任意进行抢掠。这就是他们常常能在我们这里得志，都是因为善于使用间谍所带来的好处。往年长夏屯驻在大同，我军正好可以利用他们违背兵家忌讳这一点。假使我国有间谍了解他们的虚实，熟悉他们的道路，那么大同军士就可以坚壁固守，时时出兵牵制他们的抄掠，或者暗中设法毒害他们的水草；同时还可以约定宣府、延绥合兵策应，或从敌军左侧出击，或进攻其右侧，或准备捣毁其巢穴，或先截断其退路，或虚张声势使其动摇，或暗中出兵攻其不备。他们进攻将一无所获，退却又无路可归，连求死、乞降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再次成为边境祸患呢？这就是所说的不用交战便使敌军屈服。上年敌军进入我国河套地区，前面有延绥抵御，后面有黄河阻挡，左边有大同，右边有宁夏，形成掎角之势，也可以实行前面所说的策略。然而我们全都坐失战机，正是由于不能使用间谍的弊病。所以臣认为，如今筹划边防，没有比使用间谍更优先的了。不过古人使用间谍不止一种方式；如今我国军队出境就常被敌人俘获，对敌方身边的人我们也一无所知，所以生间、内间还不能先行使用。只是敌方那些进入我国境内进行掳掠、探听消息而被我军擒获的人，我们只需不发泄一时的小怨恨，免除他们的诛杀，不吝惜厚重赏赐来取悦他们的心意。趁机利用他们，那么敌方部落酋长中有心向往中国的，我们就能够知道并招抚他们；有彼此猜疑的，我们就能够知道并离间他们；有暗中充当间谍的，我们又能够知道并用假消息迷惑他们。这样五种间谍就可以依次全部使用，敌方内部的情况我们没有不知道的。我国军队每次出动，都能掌握战机，没有不成功的了。只愿圣明采纳，臣不胜幸甚。奉诏陈述意见的奏疏

译近来，弘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早朝，恭敬地奉到圣旨：朕正在谋划更新政务、治理国家，乐于听取正直的言论。除祖宗制定的成法和既定规章不可纷纷更改外，其余有关军民利弊、切合治国根本的事务，只要有可以施行的，都着令各衙门大小官员尽心列举，明白陈奏，礼部知道。钦此，钦遵。臣反复诵读圣旨多次，欢喜庆幸了好几天。臣私下想到，自古英明的君主，多有开始勤勉而最终懈怠的，从没有像我皇上临御多年，始终保持同一德行的。平日不亲近声色，不聚敛财货，从未做过一件不义之事，也未杀过一个无罪之人；凡是古代圣王的美德美行，皇上无不具备。又正值天下长久太平之后，皇上震奋而谋求更新政治，下诏急切求取直言，竟到了如此程度。臣一向怀有忠诚朴实之心，感恩图报已经很久了，若在此时还不进言，更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然而臣私下观察，自古天下从没有君主圣明却国家不能治理的，也没有百姓贫穷却不发生动乱的。如今虽然天下盛大繁荣至此，圣德修明至此，然而远近百姓困于赋税运输，苦于劳役，又被官吏侵吞盘剥所煎熬，被豪强势家兼并欺凌，流离失所、饿死的人每天都在增加，人口日渐消亡。臣以前任职湖广时，亲眼见到那里流落到山林、杂居其中的百姓不下数万人；近来在南京，又切实听说江北饥民横卧道路、不可胜数。自古百姓贫穷就会考虑变乱，这件事本来就是圣心深深忧虑、想要寻求百姓疾苦所在的。然而陛下像这样以圣德忧劳国事，百姓的生计却没有恢复，治理的实际成效也没有达到，究竟是为什么呢？臣看见，过去军民有什么利弊，臣下每有建议，朝廷也多采纳施行；但后来从部里的司，到司里的府、州、县，各级官府催促督办，不过是把公文传抄一次，并没有发自内心、坚决要施行的意愿。这还只是小事如此；如果是大事，大家就都闭口不敢说，或者虽然有人说了也得不到采用。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陛下所任用的人多怀有保住俸禄、巩固恩宠的心思，少有忧虑国事、爱护百姓的志向。臣自弘治六年考中进士以后，在听选、考满的十二年间，四次来到京城，每次经过道路，都看见村巷寂寥、百姓生计萧条，比从前穷困了数倍；到了京城，却看见士大夫的用度、馈赠往来，比从前丰厚了数倍。臣私下叹息，认为天下的形势是官员一天比一天富，而百姓一天比一天穷；京城一天比一天富，而四方一天比一天穷。财物向上集中，就像水向下流一样，在位者又从中加以截取，百姓怎么能够生存呢？大臣们建议，有人说应当崇尚节俭，可是奢侈富厚的人却日益进用；有人说应当抑制奔走钻营，可是安于退处的人却没有得到录用。贪污的人都说应当罢黜，可是贪污声名很大的人，有的即使众口弹劾、众目指斥，仍然留任；廉正的人都说应当举用，可是廉洁耿介、卓然自立的人，有的只因一件事上的差错，或一个人的怨恨诽谤，就立即被罢免。更严重的是，士大夫聚谈时，只谈世俗人情和私心鄙俗之事，安然不以为耻；偶尔有一个人为百姓忧虑、为国家办事、执法行事，众人就群起排斥，千方百计诽谤毁谤，必定要使他无处容身。这种势头必将把天下人全都赶走，直到人人都变得柔弱无骨、没有忠义之气才停止。这正是辜负陛下圣德、孤负陛下苦心，却没有办法救济天下穷困百姓、成就天下治理的原因。所以如今军民的利弊纷纷呈现在眼前，臣愚钝，不敢一一列举；私下认为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应当公开、公平地任用人才，以挽回天下士人的风气；裁减冗余费用，以充裕天下财用；重视守令，以救济天下穷困百姓。然而根本所在，又在于陛下勤于学习问政，广泛延请、接纳意见，从上面明察治理，并且长久坚持。至于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太子的善处，在于及早进行谕教，并慎选身边辅佐之人；至于如何辅导、教育和培养他，更不可忽视。臣恭敬地读到圣谕说：“除祖宗制定的成法和既定规章不可纷纷更改。”臣由此仰见陛下深知治理国家的道理，必在于效法祖宗。大圣人的见识，实在远远超出寻常之人。因此臣私下献上愚忠，不敢另作其他建议，只列举祖宗成法中应当遵行、或者虽已实行却还没有完全做到的六件事，希望借此仰答明诏万分之一的要求罢了。至于将校应当选拔、军事实力应当检阅，以及一切边防、边储等事务，臣前年已经把愚见十条上奏，呈给圣上阅览，今日不敢逐条再陈。如果圣明不嫌弃臣如草野之言，并赐予采纳，臣将非常幸运。具体列举如下：一、勤于学习问政。我的祖宗历代圣帝每天都亲临经筵，讲读经史。至于《大学衍义》一书，我太祖高皇帝因询问宋濂，知道这是帝王学习的要旨，特意命人把它大字书写，悬挂在两庑的墙壁上，时时抬眼观看。到我仁宗昭皇帝时，也喜爱这部书，说：“这是治理国家的条例和鉴戒，不可没有。”于是留下一部，早晚亲自阅读。这是我祖宗创业守成、共同为我亿万世垂留下无疆福泽的原因；虽然由于天生圣明，但他们从讲学中获得切实要领的功效，也不可抹杀。皇上聪明睿智圣明，天下的书本来应当全部阅读；但臣听说，帝王的学问贵在掌握要旨。臣愚钝，想请圣明以祖宗成法为鉴，特意时常阅览此书，再选贤能大臣每天充任顾问，那么对于前代政治的得失、今日民情事理，以及一切奸邪害政之人、奸弊害民之事，就可以没有不知道的；对于施政缓急之间，自然都能符合时机、顺应天人之心。实在不必白白耗费精神，泛泛阅读天下的书籍。臣又私下看到，此书中所说的辨别人材、察知民情、严肃内治、教育戚属四项，在今日尤其紧要。恭愿圣明对这部书更加详细玩味；至于近臣和外戚，也应颁赐给他们，使他们都讲习此书。这样，他们自然知道忠诚谨慎能够得到福泽，各自畏惧骄傲自满会招来祸患，就可以长久保有无穷的富贵，不发生祸乱，不受到刑罚，也能仰赖此举保全陛下亲爱、保护和体恤他们的恩德。这也是天下万世的幸运。惟愿圣明采纳，臣不胜荣幸。

译二、广泛延请并接纳意见。我的祖宗历代圣帝都亲近贤能、接纳劝谏，喜欢询问、喜欢考察，所以对于进言的责任，既交给科道官；对于政事的得失，又允许各类人员直言。常朝的官员既可以得到召见，其他人进言，也允许直接到御前陈奏。这就是我祖宗历代圣帝能够明辨人才、任官得当，使下情没有隐瞒、上政没有弊病的原因。后来御前奏事的制度废止，群臣获召见的机会也少了，以致天下民情不能上达，人才的真伪也不能全面了解，所以任用人才按资历而不恰当，施行政令弊病很多而难以革除，逐渐违背上下沟通的原则，以致天时灾旱频繁、百姓贫穷嗟怨，治乱将要分化，忠诚谋国的大臣大多为此深切忧虑。如今依赖皇上天性聪明，洞察治国根本，赫然奋发，准备大有作为。大臣已经常获赐见，群臣又被允许进言，天下传闻此事，欣然认为尧、舜又活过来了。然而臣仍愿陛下效法祖宗成法，更加弘扬治理，恢复御前奏事的制度，同时扩大各类人员进言的渠道。意见如果可以采用，就交付施行；意见即使不完全恰当，也应表示宽容优待。至于大小百官，更应轮流在规定日期面对面奏对；馆阁近臣，也应当不时召来询问。这样天下民情既可以借此全面了解，人才的真伪也可以借此当面考察。以后任用人才必定没有不恰当的，施行政事也自然没有不适宜的。还担心什么百姓生活不能顺遂、治理成效不能显著呢？但是如今群臣被疏远已经很久，突然面对天威严峻，过分敬畏在所难免；若有人举止失仪、言语失当，仍希望圣恩如天，怜悯宽宥他们的罪过，稍稍和缓言辞脸色，使他们能够从容相处，长期习惯适应，就一定不会再有这种过失了。惟愿圣明采纳，臣不胜荣幸。三、公正任用人才。我的祖宗朝廷都不拘一格地任用贤能，所以能够得到真正有才、切实有用的人才，成就治理功业。如今清要官职专门从一条途径出身的人中选取，例如内阁推选居先的人，像李贤、薛瑄那样，并非出身翰林；如今却专门从翰林中选。翰林的选拔，早先像胡俨、刘球那样，并非出身庶吉士；如今却专门从庶吉士和进士第一甲中选。过去年富由教官升为给事中，王翱由寺正左迁后又升为御史；如今这类人却不被任用。选取人才的途径既然如此狭窄，得到人才困难也就不足为怪了。其他百官的升迁转调，只凭最初选任时偶然获得的基础，不顾一生任职实践的实际表现。进士最初选得好官，就只要按资历便可很快登上要职；一旦授之外任，即使有才，也可能终身困滞于低级官吏之中。资格限制一经确定，荐举人才的条文便徒然设置。京官虽有保举升任知府的制度，但所保举的多是按资历升迁的人；外官虽有选任御史的途径，但所选的人有时反而遗漏正直方正之士。推诿奸滑、逃避事务的人能够借此逃避怨责而早早升迁，忠诚勤勉、勇于任事的人却也因为承担怨责而早早被贬黜。所以如今士人刚进入仕途，就产生钻营求取好职位的心思；一旦得到好任命，就只图因循保守，以保住俸禄职位。近年进士轮流选任时，听说有南京的缺额便立即躲避；近侍官应当升迁时，遇到京堂官的缺额便立即争夺。平时既然都有趋利避害的心思，遇到危难时哪里会有舍身报国的志向？养成这样的士人风气，专门任用这样的人才，却想谋划更新政治，臣恐怕只会使圣心独自在上面劳苦，而没有任何益处。古代刺史入朝可以担任三公，郎官出任可以治理百里之地。唐、宋选取状元、进士，都先考察他们处理民事的能力，然后召来考试馆职，有的还命其再试其他官职，之后才提升到台谏。因为台谏、翰林，上承朝廷耳目之职，下为公卿宰辅储备人选，不敢轻易让新进士人试任。我国圣祖论及人的奸邪与善良，也说要让他先经办事务，然后才能看出真实情况。如今怎么可以让未经试用的新进之人，一概担任耳目、股肱这样的要职呢？恭愿皇上今后任用人才，都遵循祖宗成法，并斟酌采用唐、宋遗制。对于辅弼、公卿这样的大臣，应特别选拔老成而有才望、历任内外官职、能够担当天下大事、能够识察天下人才的人来任用，不必拘泥于出身。翰林官以及科道官次于辅弼公卿，更应在内外郎官中广泛选拔，寻求才德、年龄、仪貌都相称的人。例如现在由布政使升任副都御史，主事改任光禄寺丞，以及考察前朝胡俨、刘球、年富、王翱等官员的先例，都不拘泥于品级和科第，改任这类职务。至于进士、举人出身、初次出仕的人，一律授予外任知县等官职。严格责成巡抚、巡按和布政、按察二司的长官加意访察，每年把其中有操守、有作为的人报送吏部。等他们任职三年或六年期满，选调到京城，选择其中文学才华、品德操行优秀的，提升任用为翰林；刚正、直率、公平的人，选入科道；才智见识明敏的人，分别任用为各部、寺的属官。其中确实长于抚养百姓、深得民心的，再命其补任三年，越级提升为府、州的正职。至于监生、吏员出身的低级官员，确有才干品行特别出众的，也一体越级升迁。其余一切中常资质的人，按照资历迁转；贪污残酷之徒，立即罢黜。那些以前初次授为京官的人，不论属于哪个衙门，都命令外放补任州郡官职，考察其处理民事的能力；也等到三年或六年，根据才能和功绩决定黜陟。其中确有才干足以担当大任、应当破格升迁的，又允许大臣公正荐举于朝，由吏部奏请升用，不许像从前那样钻营奔竞、侥幸升擢。这样，士人风气就会得到挽回，真正的人才就会被发现，各类官员都能任用得人，政治治理也就可以谋求改善了。臣知道这番话一呈上，近臣必定都咬牙切齿，有人或许会因此说臣是希求进用、所以才这样说。臣实在没有才能，而且多病，冒昧居于现在的职位已经是过分了，哪里敢再指望升迁？这些话实在是想替陛下求得真正的人才，以辅助更新政治的治理罢了。惟愿圣明采纳，臣不胜荣幸。

译四、裁减冗余费用。我的祖宗朝廷拥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税粮，每年还常常蠲免赋税；同时对外征讨戎夷，对内营建城阙，财用却常常有余。如今上面没有前代那些费用，下面却从未有一年得到免除租税，然而财用已经困竭，甚至贱价出售闲散官职，实行古代衰乱时期苟且应付的办法了。不知道一旦有事，又将从哪里筹措呢？从前唐代陆防说过：“财用的盈余和亏损，在于节制与不节制罢了。”不节制，即使财用充盈也必然耗竭；能够节制，即使一时空虚也终会充盈。按照陆防所说，过去祖宗朝创业事务很多而财用充足，是因为能够节制、没有冗费；今天守成事务较少而财用缺乏，是因为不能节制、冗费太多。如今国家财赋的收入，比旧日并没有增加，而内府供用不知比旧日增加了多少倍；内外冗员的俸食，不知比旧日增加了多少倍；上下风俗奢侈、官员馈赠丰厚，所耗费的财物又不知比旧日增加了多少倍。这些都从内部侵耗公府财物、从外部剥取百姓财产而来，百姓怎么能不穷，财用怎么能不匮乏呢？这件事群臣屡次进言，朝廷屡次禁止却不能止住，是因为内部有阻挠法令的人，外部没有执行法令的官吏。恭愿皇上以祖宗的托付为重，以财用困急为忧，想到军士没有财物供养就会离散，想到小民财物被全部搜取就会逃亡；百姓逃亡、军队离散，时时放在心上。对一切事务都痛加抑制削减，尽力节省，特意敕令户部、礼部、工部共同查核内府各项供用物资，比建国初年的旧定额增加了多少。再敕令吏部、兵部共同查核内外冗员和冗食，除建国初年旧定额之外增加了多少员额、共耗费多少财物；凡是对事务没有益处的，一律裁减革除。又要重申谕令左右勋戚之家，各自遵守礼法，崇尚节俭，各自为国家爱惜财物，也各自为自己珍惜福分。至于官员馈送丰厚的情况，要查访属实后治罪；同时要公正行使吏部黜陟官员的权力，把风气转变过来。对于士民奢侈僭越的弊病，要制定法律严加禁止；又选用执法司中刚正的人，在下面掌持法令。这样，臣民内外都形成节俭风气，国家财用充足，百姓生活自然顺遂了。然而这件事臣前年已经说过，今天又再次进言，实在是因为在当前最急需办理的事务中，没有比这更紧要的了。惟愿圣明采纳，臣不胜荣幸。五、重视守令。我祖宗朝廷慎重选任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例如洪武初年，选取中进士的人，多数授为县官；征召天下贤才，也都授为守令。宣德年间，府、州正官多由大臣和方面长官保举；后来如果犯有贪赃私罪，举主也连坐，因此当时守令多能得人，小民受到恩泽。如今百姓日益贫穷，饿死流离，朝廷的恩惠不能下达到百姓，都是平日守令不称职造成的。近年圣明诏令大臣推举堪任知府的京官，又每逢知县、知州有缺，就在候选的举人、监生中普遍挑选；这些办法本来已经很好，但仍然没有完全得到合适的人才。因此臣私下认为，与其在尚未任用之前推举人才，希望他们称职，又哪里比得上在他们已经任职试用之后再选任，更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呢？与其因为一次考试文章名次高，就立即授予高位，又哪里比得上任职数年以后，只按资历稍作升转呢？大凡天下司、府、州、县的官员，都以正官为重，以佐贰官为轻。如今在外的按察副使、佥事、同知等官中，尽有可以担任知府的人；府、州的同知、通判、推官、县丞等官中，也尽有可以担任知州、知县的人。这些人的品级相近、出身相同，按理都可以衡量才能后改任。如今却拘泥于升迁选任的固定规定，使这些人多年屈居佐贰官而不能转任；而现任知府、知州、知县中资质平常的人，又要任职九年后才得改任。因此如今守令常常不能得到合适的人，好的政事多不能施行，小民常常得不到恩惠。宋神宗所说的“祖宗经过百战取得天下，如今却把一个州的百姓交给庸人”，实在令人痛心。恭愿皇上仰法祖宗爱护百姓、重视守令的用意，进一步弘扬荐举人才的办法；除从前推举、拣选之外，再敕令吏部精选各地巡抚以及布政、按察二司的长官，都察院精选各地巡按御史，责令他们访察各道司、府、州、县正佐官任职一两年以后，其中司、府佐贰官有堪任知府的，府、州佐贰官有堪任知州的，州、县佐贰官有堪任知县的，各自具列姓名和实际表现，奏报吏部施行，酌量升迁改任。现任知府、知州、知县中，才力不能胜任职务、心思不专在百姓身上的，各照品级相近的原则，改调到各衙门担任佐贰、首领，或盐运、提举等衙门的官员。吏部、都察院则专门考察巡抚、巡按、布政、按察等官在采访考核时是否不公，以及是否对官员一概不作评判，并据此奏请罢黜。还请今后百官升迁授职，略微仿效李唐均衡调配内外官员的制度：没有任过刺史，不得担任相应要职；没有任过县令，不得担任台郎、给舍。进士出身的人不得直接选任科道官，部属官出身的举人不得直接选任同知、知州；京官外放补任，也不得直接升为按察副使，而只应把任知府、知州、知县时间较久且政绩卓异的人逐级迁升。这样，守令的地位就会受到重视，各种善政都能施行，百姓也能受到福泽。惟愿圣明采纳，臣不胜荣幸。六、慎重选择辅导太子的官员。我祖宗朝廷辅导皇储的官员，如宋濂、杨士奇、仪智等，有的延请四方名儒，不拘泥于出身科第；有的精心选拔各部老成之臣，不专门任用翰林官，因此能够得到一代的贤才，用来辅成历代圣帝的德业。臣恭敬读到我太宗文皇帝敕谕辅导之臣说：“推广仁义道德的根源，阐明二帝三王的治理，以及太祖高皇帝的大经大法；凡创业守成的艰难、百姓耕作收获的事务，都要早晚讲论，以涵养根本，扩大智慧和器量。”这就是我祖宗选用人才、充分履行辅导职责的成法，明明都还存在。恭愿皇上以历代圣帝的成规为鉴，重视万年国本；讲论虽然要以得到贤人为先，却更应忧虑尚未得到贤人；

译辅导和培养虽然已经尽力合乎道理，却更应忧虑是否还没有做到完全。应广泛访求天下人才，一定要得到正直而有大才、像宋濂那样博闻有道的人，其次也要有像仪智那样直言不阿的人，让他们兼任讲读官，承担辅导职责。至于身边侍从供奉的职务，一律选用老成、忠诚、谨慎的人，使他们早晚承受辅弼之责；太子有善行就记录，有过失就劝谏。至于讲读议论之间，道德方面固然要称述尧、舜，但圣祖开创事业的艰难、前代兴衰的原因，也应当详细讲述；政事固然应以礼乐为先，但边境艰危的情势、里巷百姓穷苦的情况，更应详细说明。明君贤臣相逢的事迹，固然应当举出作为法则；自古奸邪误国、忠直遭受诬陷的事情，也应当引来作为鉴戒。《典谟》《训诰》等典籍固然应当每天进呈诵读，但《大学衍义》一书，对君心和治国根本尤其切要，更应时常奉上供皇上阅览。持身庄重威严，这是对的；但在询问谋略、接纳劝谏时，应当引导他略微放低言辞和脸色；养德守静，这是对的；但在诘问军务、处理政事时，也应劝导他稍稍学习勤劳。尤其希望皇上在万机之暇亲自临场考问这些人：辅导得像这样，就任用；辅导不像这样，就罢黜。一旦有邪佞之人混杂其中，就赶快除去，不要让他留下成为太子美德的牵累。这样，太子这一国之元良就能得到辅成，万世都将长久依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何况如今辅导太子的臣子，日后将凭借旧日讲学的恩遇，有希望成为卿相辅弼，更应当在最初就谨慎选择。惟愿圣明采纳，臣不胜荣幸。《胡端敏奏议》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胡端敏奏议》卷二 明代胡世宁撰 《请求全面保全恩信以处置投降贼人的奏疏》【当时任江西兵备副使】臣因病被废置，凭庸常才能却错误地蒙受擢升任用，奉敕委任东乡，抚治、捕剿盗贼。到任初期，就因姚源叛贼王浩八等流窜劫掠广信县，那里属于臣管辖的地方，便率兵赶到，跟随贼人追击剿捕。到六月，贼人平定后才回到东乡办事。当时新县城的城池尚未建成，旧日招抚的贼党，俗称“新民”，仍心怀反复，人数也不确知。臣担心他们惊疑，便独自扶病前往，向他们说明朝廷恩威，晓谕法度利害，并发誓说旧日招抚来的不杀，再次叛乱的也不再招抚；如果有人违犯，一律依法律处治，决不姑息。他们都感动流泪，告诉臣愿意招回成为良民，共同安居田里。然而无奈地方上的光棍乘人之危、制造事端，对外谎称贼人反叛，对内妄传官兵将至，使良民惊恐疑惑，很少有人肯回来复业。后来到了七月底，因为贼首艾茹七被提拿而未能捕获，万念玖又进行报仇劫掠。各地百姓担心受到牵连，向县里告发并请求追捕。没想到大贼首乐庚二、陈邦四、贾马七，次贼首乐庚三、刘瑞五、陈庆六、陈庆七、胡重一等聚集党羽拒捕，于是进行报仇杀人。臣恰逢提督都御史俞谏召取自己到余干议事，听说发生变乱，便借调民兵一千多人，连夜进县，严令督促已经归化的新民，把先前背弃招抚、倡导作乱的首恶以及其他积恶已久的乱贼，依次擒获斩首。其中有逃出后聚众啸聚的，臣又请求提督军门调兵剿灭，除将捕获的功劳奏报之外，其余一千多名旧日招抚的新民，自臣到县那天起，都像蚂蚁归附军前，听从调遣杀贼。其中有王赛一，原本是贼首；他居住的地方靠近山地，地势很险，他的党羽原来聚集很多。这一天他全伙前来拜见，却被地方光棍烧毁房屋、抢掠财物和粮食；王赛一本人守法，不敢抵抗。第二天，臣调遣他到进贤追贼，被乐庚二等击败；他的党羽奋力作战，四人受伤，十人被杀；王赛一本人随后劝说贾马七，将乐庚二等擒获送到臣处。臣又查访得知，王赛一本人手下的贼徒邹镇十一，在接受招抚后又曾杀人；他的同伙、贼首杨胜四，罪恶深重而没有悔改；王赛一本人都亲自擒获送官，不敢隐瞒。又听说贼首艾如七等先前被追捕时，王赛一不肯收容他们，也不纠集他们共同作

译乱，因此这些贼人势力孤立，先后就擒。如今各贼平定以后，王赛一本人知道自己平素结有仇怨，地方上容不下他，便亲自带着马匹、枪刀到官府投首，自愿充军以远离祸害。臣已经向提督都御史俞谏呈报，请暂时把王赛一本人发往府城羁押候审；至于他原先手下的徒众，分作三处，照旧安置。只是考虑到王赛一本人自臣到任后不曾背弃招抚，如今又亲自率领党羽投首，并且擒获贼犯送官，正是节次奉行恩诏所应当诚心抚恤的人。如今他因为害怕地方不容，主动请求充军以远离祸害，情形也实在可怜。臣愚昧，恭请圣明俯念地方情势，委曲保全朝廷恩信，将王赛一本人编发到稍近的卫所充军，并且告诫当地官司，不许无故伤害他，使他的徒党听到消息后心生羡慕。以后接受招抚的新民，如果有人为逃避罪责、远离祸害而自愿充军，也允许地方官员直接呈报抚按衙门，确定卫所后发遣；原有产业听凭变卖，随行之物一时难以卖掉的，责令有关部门招人租佃、收取租金，每三年一次解送给他们供给。这样或许可以消散仇怨，使地方安定。何况考察投降贼人、收编为军，宋代曾经收到成效；并且为地方开创这一先例，使以后遇到凶恶贼人难以剿除、一时请求的军队尚未到达而州县力量不足以制服时，可以借此办理，也能够稍稍缓解地方的急迫。臣又想到，如今地方光棍报仇劫掠，使接受招抚的新民不能安置；又诬陷已经复业的贫民，使他们不能安生。官府害怕他们的流言和挟制，彼此意见不同，互相牵制，不能禁止。虽然现在新民畏惧官威、感念恩德，不敢抵抗，贫民承受痛苦、含着冤屈，却无处申诉；但臣恐怕长久不加禁止，他们积累的怨恨难以消除，众人的愤怒难以忍受，或许会突然发生变乱，再次酿成姚源的祸患。如果圣恩特意重申前诏，严格敕令上下官司，务必同心执行同一法令：从今以后新民稍有违犯，就依律处治；如果再次犯有劫掠杀人的行为，必须剿灭，不许再行招抚。至于地方光棍如果犯有擅自杀害新民、诬陷平民的罪，也要依法偿命，不许姑息。新民过去劫掠良民的财物，既然不再追究；他们从前被光棍寄放、诈骗的财物，也不再追讨。至于各家被掳走的妻子儿女，必须追查归还，使他们完整团聚，不许隐匿。这样或许能使他们各自免除惊疑，各自畏惧法律，各自断绝仇怨，使田里得以恢复，百姓生命得以保全；地方从盗乱之区转变过来，重新享受太平之福。奉圣旨，交兵部审看后奏报。冒死陈述地方利弊的奏疏 臣疾病缠身，而且将要死去，妄自进言，罪责深重，死有余辜。然而臣并不吝惜一死，却仍敢陈述地方利弊，是因为臣食禄二十年，而且充任按察官，进言是职分所应当做的，即使死也不敢忘记国家。恭请圣明与忠诚谋划的大臣共同商议，垂意察看。自古盗贼兴起，就应当在他们形成气势之前扑灭；如果已经延续很久、人数很多，就不得不同时实行抚慰和捕剿，因为按情理说，被胁迫跟从的人应当不予治罪；按形势说，势力蔓延以后就很难把根本铲除。所以汉武帝凭借南征北伐的威势，也不能把盗贼全部杀尽；后来等到《轮台诏》下达，停止用兵、抚恤百姓，盗贼便不再见到踪迹。又如汉代龚遂在宣帝国势强盛之时，下令渤海郡持有农具的人都作为农民，官吏不得过问，本来就没有听说他诱使这些人放下兵器后再全部杀掉。此前山东、直隶、河南、江西各地的盗贼，动辄有数万人；如果不是我皇上洞察治理根本，多次下达恩诏，抚慰遣散被胁从的人，接着命将帅诛除首恶，哪里能这样容易平定呢？自古招抚的失误，有应当引以为戒的：例如唐、宋、金、元末年，给盗贼首领官职，授给他们土地，借给他们兵权；后来有的因他们懈怠松弛便施行诱杀，有的见他们骄横跋扈又反而姑息迁就，因此威信两失，纲纪大坏，坐视国家衰败灭亡。

译如果如今委任得人，抚治处置有正确方法，就绝不会有这种过失。眼下江西的贼人中，华林、码碯已经剿散干净；东乡旧日招抚的残余党徒还有一千多人，姚源据说是这个数目的三倍，但臣实在不能确知。其他还有赣州旧日招抚的徒众、新淦刚刚起事的众人，动辄都以千数计算。至于乐安、建昌等县，也有余党观望反复，尚未完全消除。如今按事理说，东乡的人都是原先被胁迫、后来招抚安定的人，也已经痛恨首恶的灭亡，并且帮助官府擒获斩杀首恶。其他另有违犯的人，也都陆续送官治罪，不敢隐瞒。姚源的人虽然过去接受招抚，没有流窜叛乱，但近来王重七等杀害官员、焚烧县城，大肆作恶，他们起初担心祸及自身，因此有观望之罪；后来又想为自己洗清罪责，因此有协助讨伐的诚意。这两处的贼情，应当作为讨论招抚还是剿灭的案例。按人情说，如今地方大户看重自己的身家，惩戒过去的行为，决不肯与这些人杂居；又有一类豪强光棍，起初以协助官府杀贼为名，中途却通过与贼人勾通、寄存赃物来获利，后来又以诬陷、拘拿平民，恐吓勒索财物为业，只怕事情平定后新民回乡，就会有人告发他们索取财物，良民告他们偿命；乡里即使安定，唯独他们会因此获罪，于是对外煽动浮言，挟制官府；对内则杀害重新复业的良民，以及接受招抚的新民，分别诬陷他们有罪，使他们不能安居，必定要等到发生变乱后把他们全部剿杀，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些事情，官府往往被浮言所动，各自形成意见，有的把他们看作罪人，有的把他们看作功臣；即使有人为地方作长远打算，彼此也相互牵制，没有办法禁止。如今民间所受的苦，第一是光棍，第二是盗贼，兵乱骚扰还在其次。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之所以急切求取安定来保全百姓生命，是因为百姓正处在危急之中；而那些豪强光棍搬到城市居住，刚刚取得技艺和产业，想要拖延岁月、苟延日子，却累死平民、荡空乡土，同时还能掩盖罪名、肆意兼并，就像把自己置身风急浪高的渡口之中，众人都吓得失色，赶快求船靠岸，唯独做船夫的人却趁机谋利，骄傲地唱歌停桨。过路人不知道风浪的利害，有时反而相信他的说法，以为事情确实如此，这也实在令人痛心。如今姚源请求出兵，按形势本来就一定要讨伐，确实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其他盗贼，有主张招抚的人说：“他们既然是被胁迫跟从，已经听从招抚安定，朝廷的恩信怎么可以轻易丧失？只要以诚心对待他们，以法律治理他们，严禁光棍，不许擅自杀人；从前的过恶永远不再追究，以后再有犯法则决不姑息，那么他们知道一个人的罪不牵连众人，今日的刑罚不是为了追究过去，自然会心悦诚服，安静地帮助官府顺从治理。不过铲除惩治几十个人，抚治三五个月，事情就会平定。”如果在一个地方诱骗杀害他们，那么各处都会惊疑而起。在百姓贫穷、财物耗尽的时刻，兵祸接连不断，又能怎么办呢？有主张剿灭的人说：“如今地方大户都想杀贼，众口一词，认为招抚就是诱骗；浮言既无法消解，擅自杀人又不能禁止。他们本来就是贼，怎么能保证上下官员刺激他们之后，他们最终不会变乱？一旦变乱，主张招抚的人独自承担罪责，实在难以承受。既然如此，倒不如剿灭；成败利钝与众人共同承担，地方的祸患是地方自己造成的，与我有什么罪过？”这就是在招抚和剿灭两种办法之间没有定见所产生的弊病。按臣愚见，旧日招抚的不得杀，再次叛乱的不得招抚，而新近起事的必须在尚未形成气势时扑灭；只要这三句话，事情就可以定下来。所以此前追剿贼人时，开化的贼势很强，两省都议论招抚，只有臣不同意。如今东乡的贼人刚刚信服，又想让臣诱骗杀害他们，臣心里也不安，只是为了守住从前的主张罢了；但臣不敢自以为正确，只是不敢欺骗隐瞒而不陈述，以备圣上选择。朝廷怜悯地方，先后派官员考察核实贼情以及群臣功罪，一时难以确定，大概是因为事务繁多、文案堆积，巡行考察难以遍及乡邑。有的地方可能被传闻误导；何况忠臣有的被疏远，有的已经离任，又以自我宣扬为耻；智士却日益接近、日益受亲信，并且善于制造谗言。即使有最公正、最明察的人，也必须给他一些年月，才能查明实情。否则一时轻信、误听，难免损害公正的原则，辜负忠义之心。如果前面所说贼势的多少、贼情的向背，早些查明上报，就应当据此确定招抚还是剿灭的一致意见；这样官员有确定的操守，百姓有确定的志向，地方也就可以早日安宁。可是臣又担心，江西地方的祸患，不只是盗贼值得忧虑。如今旱灾长久，百姓贫穷到了极点，千里土地一片赤旱，水泉也已经枯竭；田禾没有收成，来年的麦种又难以下种；百姓饥饿，赈济救助没有准备；省城遭火，延烧房屋万间；基地便利之处全都归入王府；所追讨的债负遍及里巷百姓；庄田逼迫百姓，百姓长期筑寨自保；三司官员多受到钳制。审问刑狱、参劾官吏等事务，一概按照现成案件办理。近来买办逐渐推行到外府，骚扰遍及穷乡。臣恐怕处置不当，良民不能安生，都会起来成为盗贼。臣还恐怕属下官员心知其中有隐患，多怀二心，礼乐政令渐渐不再出自朝廷，地方事务就更加令人忧虑了。臣恭敬地看到，宁王是皇室至亲，天资英明睿智，博学多才，凡是在朝廷任职的臣子无不敬仰，哪里有丝毫可以非议的过错？只是由于内外臣僚辅导不依法度，自从刘瑾讨取卫兵以来，宁王威势日益强盛，而上下官司奉承得太过分了。臣愚昧，想请圣明广泛召集群臣以及江西本地有见识的士大夫共同议论；或者趁现任都御史俞谏任职汉中的机会，专门委任一人；或者另行推举一名才望足以服众、公正忠诚而以国家为重、不躲避权势、不受浮议迷惑的大臣，前往当地兼任提督、巡抚的职责，赋予他陈金、彭泽那样的权力，使他统率将帅、调度兵粮、奖劝清廉、黜退贪浊、调换官吏、兴革利弊，凡事都可以便宜行事；各地新旧盗贼应当招抚还是剿灭、先后次序如何，都听凭他谋划周全后奏报朝廷处置。至于光棍害人、奸贪怠政等事，一律禁止革除。对于长期困苦贫穷的百姓，要精心选用奉公守法、善于治理的官员，委曲加以抚慰安置，及早让百姓休养生息，务必使他们安全。还请下温和的诏书告诫宁王：更加崇尚谦逊的德行，远远避开嫌疑，遵守祖训，只治理自己王国内的官僚；江西三司以下的政务，听任各级官员照常自行处理。

译如果有重大事务应当奏请，就奏报朝廷处置，不必由宁王府干预。还应当严格约束属下人员，谨慎遵守禁令；已经施舍的财物和追责事项，要使恩惠及于贫民；庄田、基地一律归还原主；王府所属内臣、军校等人员擅自到外府制造事端的，一律命令召回。再有罪恶深重而不悔改，以及额外投充王府的人，听任法司依照惯例提拿审问。还请严格敕令镇抚以下官员，都要查照钦奉太宗皇帝圣旨所定的先例：凡遇王府发放、处分事务，必须奏准后才允许奉行；违者从重治罪。这样或许小民有重新生活的希望，地方没有意外的忧患，宗室有磐石般的稳固，皇上也能稍稍解除南顾的忧虑。臣这个因病废置的小臣，躺在病榻上不胜踊跃，欣喜歌颂太平到了极点。申明职掌以安定地方的奏疏 臣恭读《大明律》有一条规定：“凡国家政令的得失、军民的利弊，以及一切兴利除害的事务，都由五军都督府、六部官员当面奏报处理；也听凭监察御史、提刑按察司官员各自陈述见解，直言不讳。若内外大小官员，只要有本衙门不便办理的事情，准许明白逐条陈述，密封进呈，听候皇上裁决。若明知而不说，苟且拖延岁月的，在京由监察御史、在外由按察司纠举。”钦此，谨遵。臣承蒙任用担任现职，已经两年，深切看到本地方军民的利弊，有应当兴革的事务，理应奏报皇上裁处。臣早已准备好奏章条款，只因患病请求退休，不敢烦扰圣听。然而又恐怕明知而不说，苟且拖延岁月，以致贻误地方；即使臣已经罢职归乡，罪责也难以逃脱。具体列举如下：一、拟定东乡县的里分。查得先前总制都御史陈金奏请设立东乡新县，拟将临川县第五十五都至第八十都、金溪县第四十一都、安仁县第十五都、第十八都、第十九都、余干县第二十一都、第二十四都、第二十五都、进贤县第十九都、第二十都、第二十一都等相邻地方划归该县，并拟将该县白竿巡检司迁设到邓家埠。这是因为上述都图各自距离原属县城遥远，导致居民顽悍，不服拘捕征调，逐渐养成骄横习气，以至酿成大盗；必须在中间设县，就近管治，才能保证无虞。东乡设县又必须以邓家埠水边作为通商和兑运粮食的地方，所以想把巡检司迁到这里，都是保卫地方的长远策略。此事已经多次题奏，奉钦依通行。除临川、金溪两县应划的都图已经划归东乡县收管外，进贤、余干两县各应划出的三个都，虽然民心愿意，却都被官府贪占吝惜，不肯发给；安仁县三都的百姓虽已到东乡服差，却仍被该县巡逻拘捕不止，以致户籍册难以编造，耽误新县建立，民心惊疑，恐怕激起地方变乱，各人意见又不相同，实在难以处理。再查临川县划出的都图中，还有第七十六都六个图分、第七十七都五个图分，以及第七十五都第二、六、七、八、十图，都在东乡先前划定的图分界内，距离临川县路远，往来不便；又有第五十八都第一、四、五、六、八、十图和第六十都四个图分，虽然距离临川不远，但隔着水道，须渡三次。每年遇到下雨水涨，水势漫延五六七里，浅处不能通船，深处又难以徒步涉水，必须等水退后才能通行；有时久雨连绵，甚至十天一月也难以渡过。因此百姓都说极为不便，都愿划归东乡。再查安仁县邓家埠先前奏请迁置巡检司的地方，是该县第二十都第一、二图，只有两个半里，不在原拟划割范围内。如今按前述地方查明，它也在该县先前划定的都图界内；这不仅使安仁县越界管辖不便，而且如果东乡没有此地，就没有水边可以通船，也无法建成县。近来该都耆民、里老陈一棠、宋相等联名申诉，称这里与先前划出的第十八等都百姓居住地相互参杂、靠近东乡，愿意归东乡县管辖。上述两县六都二十八里地方，必须划归东乡；先前只是因为盗贼尚未平定，百姓 尚未恢复生产，又被城市中的包当里甲和歇家为谋利而包揽，隐瞒实情，致使查勘不实，遗漏了奏报。临川县第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都的百姓，先前曾到巡抚衙门请求查勘，其中有些百姓已经到东乡服差，不听临川县管束。其余都图的百姓也多次到臣这里申诉，臣不能擅自准许。不过，先前渡水不便的事情曾多次经过查验，遇雨时臣亲自检验，确实如此。再查江西布政司到广信府的道路以及通往浙江的陆路，从进贤向北到余干一百四十里，从余干向东到安仁九十里，须走两天半；而从进贤经东乡到安仁总共只有一百四十五里，可以节省一天路程。遇到余干被水隔断时，从进贤向南到临川九十里，从临川向东到金溪一百里，从金溪向东北到贵溪一百八十里，必须四天才能到达。如今从进贤经东乡、安仁到贵溪总共只有二百多里，可以节省两天路程。因此如今东乡建县后，行旅往来都会经过东乡，临川、余干的陆路夫马也都可以省减。东乡既然是交通要冲，夫马往来繁多而艰难，里分必须增多。如今计算应划出的都图，全都是残破的里分，势必要合并起来，实际只能得到原数的一半。临川县除前述都图全部划归东乡之外，还有四百三十多里，划出确实便利。只是安仁县属于九江道管辖，本来就说事务繁重困难，不肯分割。如今查得该县里分比玉山县还少，事务繁难更甚。贵溪县里分也少，交通要冲的情形相同，也只好割出都图来凑立万年县，确实难以另作议论。若与临川、乐平等县里分较多、较为宽裕相比，也有理由可以处置。查得安仁县十里之外就是余干县，原拟划归东乡的第二十一等都中有梅港等地，先因梅港靠近河流，才议定划给东乡作为运粮的水次。如今如果东乡已经取得邓家埠，就不必再要此地。再查进贤县贪占未割的三个都图，距离东乡县治只有十余里，地界犬牙交错，常年有盗贼互相推诿，有犯罪互相包庇。以前已经养成大患，今后也难保平安，必须划归东乡。余干县应划出的都图中，除第二十五都第十图百姓坚决愿意就近到东乡服差，难以改动外，其余第二十一都、第二十四都共十八里，或可免于划割，改从邻近的安仁县地方拨出十八里，以补足安仁县划给东乡的数目，这样彼此都便利。如果准许臣奏请，就将临川县第七十六都六个图分、第七十七都五个图分、第六十都四个图分，以及第七十五都第二、六、七、八、十图、第五十八都第一、四、五、六、八、十图，连同安仁县第二十都第一、二图和两个半里地方，全部划归东乡县管辖。

译并将进贤县原经奏请划出的第十九都、第二十都、第二十一都百姓督促其遵照成命，必须分割，不许贪官和市豪徇私贪占吝惜。余干县应划出的第二十一都、第二十四都十八里地方，或可免于划割，听凭在邻近安仁县的地方酌量拨出十八里，以补安仁县划给东乡的数目。东乡残破的都图，只按实际存在的户口依例合并，各地应纳的税粮、物料仍随里分摊派，务必不减少原定数额，这样十分便利而且有益。一、拟定宽免新县粮差。查得东乡县从各县划来的都图，以及临川县北乡第五十三等都，都是遭受盗贼侵害的地方。东乡县接受招抚的那些人，原本是被胁迫为盗的穷民，接连又被狼兵、光棍烧毁房屋，如今全都没有谋生之路，生活十分艰难。先后奉到恩诏，应免除粮差三年。至于靠近盗贼地区的良民，自正德四年起，遭受盗贼和官兵侵害，家人有一半被杀，房屋全部被烧毁，田地长期荒废。虽然正德七年剿贼后招回复业，但又两次遭盗贼反叛，重新受到劫害；还被地方光棍不时谎称官兵将至，或乘机诬陷，以致百姓一次又一次逃亡，家业反复重建又反复毁弃。这与姚源躲避盗贼、一直没有回来、未曾再次遭受劫害的居民不同。去年秋冬，盗首乐庚等被擒，地方才平定。今年春夏，兵部奏行抚剿定策到达县里，人心才安定，各户全部回乡复业，随即筑土墙、搭草棚居住。南方土地湿软不坚，土墙随筑随坏；又遇饥荒、疫病，死亡人数很多，百姓日夜忧虑，却没有办法救助。幸而遇到朝廷宽大的恩典予以赈济，百姓才得以存活，逐渐耕种荒地，稍稍有了收成。其中还有许多男子失去妻子、不能成家，有田地却没有力量、未能播种的人；又有绝户和原来盗贼抛弃的荒田很多，没有人承种。如今听说有关衙门一概派征粮税，实在无处征收。诚恐府县官吏害怕获罪而催逼，贫弱百姓死于监禁追征，强悍之人被激成其他变乱，实在令人忧虑。考虑到从前蠲免粮差的先例，按理应当从今年地方平定之日起实行。其间虽有第七十一等都，距离盗贼稍远，未曾完全遭受兵火，家业和人口还保存一半，但因盗贼而用兵，常年调集民力；如今又新建战场、城池，县城多次征用他们的力量，也应酌量加以宽免。如果皇上俯念地方，特命该部议定，将东乡县第五十五等都遭剿贼的地方，不论是接受招抚、恢复产业的百姓，全部从今年平定、招集之日起，蠲免粮差三年，使他们能够逐步修葺房屋、经营家业，共享太平。至于第七十一等都和临川县第五十三等都遭盗贼摧残一半的地方，也请求蠲免今年粮税，以后再照旧追征，希望小民感受到再生之恩，地方不再发生意外忧患。臣也深知国家经费浩繁，常赋有定额，哪里敢偏私于所治理的地方，单独请求宽减？只是想到地方难以安定而容易发生乱子，一旦用兵，劳费难以估量；如今实行蠲免，平定地方，可以保住小的损失，火灾造成的利害显然不同。恭请圣恩俯赐采纳，臣将非常幸运。一、拟定安置东乡民兵。查得现行条例规定，各县都应选编机兵，操守地方。只是东乡县的里分残破，百姓刚刚复业，生活十分艰苦，怎么能编充原有差役？然而该县原本是盗贼巢穴，又与姚源相近，机兵尤其不可缺少。查得本县各都以及临川县第五十三等都，原有故盗和绝户遗留下来的田产，先前曾奏请卖田得银，以凑建县治；如今地方艰难，无人承买，长期荒废，税粮也无法办理。访得各处有很多贫民，先因盗贼兴起，投充乡兵、义兵、快手、打手等名目，在官府听候调遣杀贼，靠领取工食银米度日。如今盗贼既已平定，这些人已无用途，也难以让他们安分守法。如果准许臣奏请，请查出上述田地；除有人承买的仍照旧卖银以凑造城池外，其余田地可选募上述武勇而较为朴实的人，每人给田二十五亩，听其招佃收租，或者由家人自行耕种，只缴纳底粮，粮款留在本地；并令本人常充一名机兵，听候调遣杀贼，有罪则追缴所给田地。这样这些人一定会因得到田地而乐于效力，又唯恐失去田地而谨慎守法。估计这样可以得到平常充当机兵的数百甚至上千人，同时免除残破地方百姓被编选；如果人数不足，只需从划入东乡而未遭残破的里分中，按十分粮多的大户酌情编补，实在有利于地方。一、拟定广昌县守备。查得建昌府所属广昌县，自成化二十三年以来，八次遭盗贼流窜劫掠、杀人掳掠，官员也有三次遭害。先前因为广昌不能守御，导致流贼深入南丰、南城两县地方，府城震动，全境都想逃走，上至亲藩也受到惊恐和损害，情况十分严重。查得该县只有二十里地方残破，人民稀少而弱，守备十分困难。先前奏请增添白水镇巡检司弓兵一百名，又轮流拨派建昌千户所官军一百二十二员名，每班六十一员名，在那里防守；但兵力少而不能敌，每次望见盗贼便先逃，贻误事情很大。何况查得这些军士在千户所时，每人每月支取本色粮米八斗，在那里守备又支取口粮四斗五升；每名军士每月合计支粮一石二斗五升，一百二十名每年应支粮米一千四百七十六石，整个千户所供给所食官军每年应使用粮米九千七百二十余石。

译除本所应收屯粮一千八百零六石外，其余七千九百余石都要由有关衙门供给。如今天下腹里的军队都不够使用，天下的粮食又不足以养活天下军队，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何况如今建昌府地方残破，却还要供养这些没有用处的军士；如果不酌量筹划处置，民力会更加困穷，地方会日益衰败，将来的祸患更难以估量。查得本千户所原有屯田三百零一分，后来清查出军民侵占、遗失的屯田一百六十五分，每分都是二十五亩，全都坐落在广昌县地方。这些田地按乡例，上等田每分每年收租谷七十余石，中等田收五十余石，下等田收二十五石。这些田地大多由原籍在当地居住的富有军户，以及府城有势力的舍余共三百五十六名，连同原来侵占田地的豪民一百一十户承种，每年坐享租利，再拿出其中一半或三分之一缴纳子粒六石。清查出的新田，又只折征价银一两二钱。他们既坐享田地收益，冒领本来应服的差役，却又另行拨派在城旗军到那里防守，重复支取口粮、月粮；因为家小不在那里牵累，听见盗贼就逃，浪费国家资财、贻误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八百六石〕 如果准许臣奏请，请派本地官员一人，将广昌县新旧屯田四百六十六分重新踏勘，按高低等级搭配，使好坏均平；再把建昌千户所的正军除上运之外，其余全部拨到广昌屯田去。正军不足，再用余丁、舍余补足数额，听令收租或自行耕种，各随其便。应缴的子粒和折征价银，就准作应关领的月粮，免得缴纳给官府。由该所派官员一人统领，令他们长期在那里操守。若军余中有人不愿意，听凭当地百姓佃种，也免收折征银两，只令其认充一名民壮，和军士一样常年操练。这样每年不过减少征收子粒一千八百零六石、折征价银一百九十八两，却可以得到常年操练的军士四百六十六名，不供给口粮、月粮，还可以节省官粮六千九百九十石。本所在城的余丁、舍余，则令全部清查出来，每两丁或三丁编成一朋，令他们就近在家协同南城县机兵，长期守卫本府城池。至于随官守库、制造军器等杂役，酌量减省；全部使用余丁从事巡捕、养马等无用差役，并一律革除，不许大量占用本来应供军士的粮食，以致损害国家赋税。白水镇巡检司的弓兵，也只照旧保留三十名，不必多加编选，以免困乏民力。臣已经按照现行条例，在广昌、新城、南丰三县分别顺应民情、审度地势，委派官员督造城池，并按照丁粮和家产情况编选：广昌县机兵三百六十三名，南丰县四百六十名，南城县九百九十三名，新城县七百三十四名，都令其及时训练。又将各城居民每三丁编成一朋，充作义士，分别置办器械，编成立甲队伍，每月操练一次，以振扬威武、震慑远方之人。遇到警报，专门守城，不许调往他处。在乡人民，也令其按远近结成义甲；并审度地势，在有高山的地方设置民寨，在险要道路修筑关隘。如果流贼来到，力量能够抵抗，就据险防守截击；力量不能抵抗，就登高躲避，使盗贼进来无从掠夺，退走也难以平安返回，自然可以阻止他们深入。广昌地方极为紧要，平时只令该所委派的官员和本县巡捕官，率领前述屯丁、操兵八百余名协同守卫；有警时，则由本府巡捕官统带腹里各县机兵到那里分布，因势截杀，希望能够保证地方不再留下后患。然而臣如今因病废弃，不能完成任期，恐怕前面几件事有的可行、有的不可行，开始办理后又中途停止；用心虽然辛劳，成效却难以确定，地方的祸患实在令人怜悯。请求敕令有关部门斟酌施行，永远作为地方遵守的制度，臣将非常幸运。《胡端敏奏议》卷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胡端敏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胡端敏奏议》卷三 明代胡世宁撰 《略陈治要以献愚忠疏》【当时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臣因病被废弃，庸碌愚昧，又遭逢时局艰难困厄，起初忧虑宸濠，后来忧虑江彬；他们给国家造成祸患，使臣也担心自身和家族，日夜悲哀忧思，不知能有什么补益。如今幸而遇到上天眷顾保佑，圣德兴盛，皇上下诏求言，励精图治，天下臣民如同获得新生，这是万世难逢的奇遇，四方都在称颂仰望。凡是胸怀忠诚的人，都想献上意见。何况臣首先受到皇上的大恩，怎忍心闭口不言、只为自己谋利？只是如果想把天下事情全部说尽，就会受到职分限制，也恐怕烦扰圣听，所以斗胆略举其中要点，稍稍呈给皇上阅览。臣听说自古帝王的德行，没有比尧更盛的；而治理成就之盛、享有国祚之长，也没有比尧更好的。史书说尧从唐侯中崛起为帝，当时十六岁，此后享国一百零一年。如今我皇上从兴王藩地起身，入继大统，即位的经历和年纪，都与尧相同；而且聪明、仁慈、孝顺的天性之美，也与尧相同。臣愿陛下修养尧的德行，达到尧的治理成就，将来享有国祚的长久超过尧，以巩固我大明亿万年的根基，并为天下臣民带来万世太平的福祉。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臣最大的愿望。臣听说人君的大德有三种，即仁、明、武。从前宋臣司马光常常用这些道理告诫他的君主，他说：“仁，并不是妇人般的温和抚慰、姑息迁就；兴办教化、整顿政治、养育百姓、使万物获利，这才是人君的仁。明，并不是烦琐苛细、暗中窥伺察访；懂得道义，认识安危，辨别贤愚，分清是非，这才是人君的明。武，并不是刚强亢暴、凶狠残酷；只要符合正道，就果断决定而不疑惑，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改变，这才是人君的武。”孔子回答鲁君关于政事的询问，也说：“智、仁、勇三者，是天下通行的德行。”智就是明，勇就是武。史书称尧的仁德如同上天，是仁的极致；他的智慧如同神明，是明的极致。《尚书》称帝尧的德行广大远行，又说“乃武”，这是武的极致。所谓“圣神”，就是仁与智的极致；所谓“文”，就是它们英华的发露，并不是两回事。尧的德行正是这三者都达到极盛，所以能够实现万邦协和的治理，享有一百一十七年的寿命。臣愿陛下从如今清明之德在身、物欲尚未蒙蔽之时，就把司马光所说的仁、明、武牢记在日常思虑之间，并时时在任用人员、施行政务时反省；其中有不合适的，就迅速改正，务求合宜。这样日益更新、日益兴盛，将会看到陛下的仁如同上天，智慧如同神明，勇武也如同尧的武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七年〕 又何必担心治理成就之盛、享有国祚之长会不如尧呢？臣又听说，修养德行必须依靠讲学，讲学必须从读书入手。臣担心陛下政务万端，不敢让您辛劳到把天下书籍全部读完。从前宋代儒臣真德秀撰写《大学衍义》一书，我太祖高皇帝知道这是帝王为学的要领，便把它大书在两庑的墙壁上，时时观看。臣愿陛下先取这部书，早晚省览，那么对于政治得失、民情事理，以及一切奸邪妨害政事的手段、奸弊损害百姓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周知的了。其他经史，则命儒臣摘取其中切合身心修养和治国之道的内容，依次进呈阅读即可。然而负责讲读辅导的官员，尤其在于选得合适的人。臣见近来科道官奏请起用旧臣，其中有原任郎中、现任副使魏校，有原任修撰、后来改任同知的何瑭；这两人都气质温厚醇正，学问品行纯正。又有原任编修、如今升任佥事的邵锐，品行端正清廉，性情刚直而温和。臣愚昧地想请求圣明，将这三人酌情按原品级改任经筵官，与翰林院贤能儒臣一同侍奉讲读，每日准备接受顾问，一定能够启发陛下的聪明，辅佐培养圣德。至于赏罚，是人君掌握的大权。陛下即位之初，赏善罚恶，已经大大快慰人心了。然而臣仍愿内外远近视为一体：赏赐一定要与功劳相当，即使幽隐不显的人也不遗漏；惩罚一定要与罪行相当，即使胁从者也要治理。像在宫内擒获江彬这一肘腋之患，与在外擒获宸濠的功劳，事情同样不容易，都应当论功叙录。从前依附宸濠而开启祸乱的人，与如今依附江彬以求取富贵权势的人相比，罪行尤其深重，也都应当追究。文臣中忠诚正直的人，已经受到褒奖记录了。武臣中有指挥牟斌，多次因秉公执法而获罪；内臣中有承奉周仪，因为不参与谋逆而被杀。臣愚昧妄想，像这样的人都应一体查明录用，以显示公平正大的原则。至于诛杀权奸，也应按他们平日的表现略分等级差别，使后来的内臣、武臣中守法效忠的人更加知道应当受到劝勉，而得势擅权的人也不敢肆意作恶，残害善类，成为社稷的忧患。这只是臣愚昧过分的考虑，不敢认为一定如此。臣又听说孟子说过：“尧舜的仁德，并不是平均爱护所有人，而是急于亲近贤能。”如今陛下具有尧舜的资质，应当得到皋夔、稷、契那样的贤才并亲自任用。然而世上终究难得这样的人，若能得到像姚崇、宋璟这样的人，就可以了。姚崇善于应变，以成就天下事务；宋璟善于守法，以维持天下正道。从前唐玄宗使唐朝摆脱中衰，他的德行远远比不上陛下，然而能够任用这两位大臣，安坐而使天下获得四十多年的太平。近来言官奏请起用旧臣，其中有林俊、杨一清、刘忠、林廷玉这样的人，都是这类贤臣。林俊虽然拘守古道，时俗中有些人或许不喜欢他，但他守正的节操，确实像宋璟。杨一清虽然能迎合世俗，士大夫舆论中有些人或许不归附他，但他救济时变的才干，确实像姚崇。臣愿陛下早日召来并任用这四人，让他们担任辅弼或部、台等要职，与如今左右的忠良大臣同心协力，共同辅佐；那么他们所施行、所匡正辅弼的事情，必定对新政大有裨益，并能取得长久而深远的太平成效。其他旧臣，臣虽然疏远，不能全部了解，但大体都是老成忠正之人。陛下已经听从公论的推举，并命吏部遇到职位空缺时加以任用，天下都称快。即使其中万分之一有误举的人，也只须让吏部更加审慎选择，不使他们再次依附权势、祸害百姓罢了。任用人才如同用药，即使一百味良药中间杂入一味毒药，众多良药也不能奏效，而一味毒药投入，便会导致死亡，实在非常可怕。《尚书》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去除邪人不要犹豫。”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惟愿圣明留意，天下幸甚。奉诏推举幽隐之中的忠臣贤才，以备起用。【原文末字疑有脱误】

译臣恭读诏书中有一条：“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后、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以前，在京在外的大小官员等，有因忠直进谏、据理诤言以及守正而遭受迫害、离任、降调、升改、充军、编为民籍等情形的，各有关衙门都要详细查明，开列事情，奏请裁决。凡降调、升改、致仕、养病、闲住、充军、为民者，起复原职，酌情升用。”钦此，谨遵。臣由此仰见皇上的心意，正是自古圣王显扬忠臣、任用贤良、急于求贤图治的盛大心愿。因此陛下即位十日之内，凡从前忠正而遭迫害的人，吏部查明奏报后，全都得到甄别录用。天下听闻风声，没有不庆幸的，都认为圣明一出，便会全部任用忠臣贤才。忠贤之人既然蒙受冤屈而又遇到圣明，这是千载难逢的奇遇，万世太平的治理将从今开始。然而其中还有一两人，或因离任后处境从容而世人不了解，或因遭人诬蔑而事迹尚未明白。臣恐怕一时查奏未能涉及，冒昧上报。臣深切看到，正德初年逆瑾专权之时，廷臣的生死只在顷刻之间，一时没有人敢于直言，即便有人进言，也未必能够切中要害。其中如给事中刘茝、监察御史徐钰二人的奏疏，比众人尤其恳切明快。刘茝的奏疏传闻天下，受到称颂；徐钰的奏疏则被埋没，有些人或许还不知道。不久二臣因党籍牵连离职，刘瑾被诛后又重新起用，但也只各自升任知府。刘茝任金华知府时，正值地方无事，便专以劝导百姓、改善风俗为职责。徐钰任庐州知府时，正遇大盗遍布，而他实际上多有筹划保障地方的功劳。然而忠贤之人治理郡县，公正自守，心中只想着抚育百姓的劳苦，礼节上或许简略了迎送，以致上司不高兴，使他的志向难以施行。徐钰多次上奏请求退休，得到准许而致仕；刘茝则不幸遇到逆臣潘鹏巡按，被诬陷为贪图名声，弹劾令其去职。这就是他们升迁调任而失去职位的事情。若论他们平日的品行，臣与徐钰确实交往知心；他外表和顺而内心刚正，不随同流俗。至于推举贤能、乐于善行的诚意，物我之间没有隔阂；忠于国家、爱护百姓的志向，至死不变，真是古代的忠臣。刘茝臣虽未曾与他见面，但听说金华士民都称道他的善政，惋惜他的冤屈，并说他爱百姓如同妻子儿女，对待同僚如同兄弟，对待群吏如同奴仆，真是古代的君子。有人说徐钰没有求取仕进的志向，刘茝有劝善惩罚的名声，不宜推荐起用，臣认为不是这样。士君子在群奸扰乱政事的时候，就应当请求退避；遇到圣人君临天下的时候，就应当出仕效力。进退出处的道理，自古如此。徐钰虽然志向崇尚恬淡退隐，难道也能容许他在圣明之世远远逃避吗？至于所谓劝善惩罚，贤能的主管官员有时因公事而采用这种办法，既难以避免，又不忍心让贫民承担额外征敛，于是有时劝导富民，有时惩罚有罪之人，用以代替向贫民摊派，古今循良之吏不能免于这样做。若有人借公事谋取私利，就应按贪污治罪，公论和国法都不能容忍。那些为避嫌而缩手缩脚、只求保全廉名，对兴革营造一概不做；遇到上司摊派，就依照文书把赋役平均摊给贫民，丝毫不设法处理的人，只是保全自己名声利益之徒，不是百姓的父母官，也不是忠于国家的贤良。刘茝的劝善惩罚，总体都是为了公事；若说他有中饱私囊的行为，那么士民从来没有异议，刘茝平日的为人绝不是这样。潘鹏依附逆臣已经很久，而且尤其嫉恨忠臣；他弹劾刘茝时竟把他同张龙并列。如今公论已经充分明白刘茝的为人，难道他能与张龙相比吗？潘鹏的说法显然不足相信。何况朝廷向来有台谏忠直之人升用的规定；如果有意授给他们不适合其才能的官职，或者把他们置于法律难以明辨的事情中，使他们隐忍获罪而离职，而公论又不替他们辨白，那么后来的忠臣也会知道应当有所戒惧。臣愚昧妄言，像刘茝、徐钰二臣这样具有孤忠大节的人，即使才力不足以治理郡府，也应改任其他职务；何况他们在任时各有有利于百姓的政绩，而离职只是因为在上司面前礼节简略呢？臣实在不愿圣明之朝遗漏这两位贤人，使他们留在野外；也不忍心让二臣的忠诚得不到圣明的任用。因此冒死上言，恭请皇上特命吏部再次访察；如果臣所说不虚，就起用二臣，安排在清闲而可参与议论的职位，使他们能够辅佐大臣、参与筹划朝政，必定能够有益于清明的教化。如果臣是挟带私情而妄言，甘愿接受欺罔皇上的诛罚，死万次也没有遗憾。举用贤才以安定地方【原文末字疑有脱误】臣听说，治理政事的根本，在于得到人才；君臣之间的道义，以推荐贤才为忠诚。臣虽无能，也不敢忘记这个道理。何况臣所管辖的四川地方广大，西面连接吐蕃，自古就是祸患之地；南面接连各少数族群，不时遭受侵扰掠夺。至于腹地，先前被流贼摧残，创伤尚未恢复；近年又因采办大木、迎取佛使臣等事在当地摊派，骚扰百姓，导致民穷财尽，十分难以治理。何况臣才力薄弱，不能胜任，若不能得到上下共同办事，军民和各级官员一时都贤能，怎么能够有所成就？臣私下看到：原任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为人仗义而不随流俗，舍弃自身利益为百姓办事而不避权势；原任云南按察使刘麟，担任郡守时有循良的声誉，掌管宪台时严肃整饬风纪；现任江西按察使伍文定，才力超过常人，忠诚功勋显著；原任山东按察司副使余祐，学问有根基而正直忠厚，胸怀经世济民的志向，劝勉督励周到详尽；现任山东按察司副使蔡天祐，兼具文武才干，志向坚定而忠诚清廉；现任陕西按察司副使吕和，存心正直，执掌宪务严明，处事公正诚实，政绩显著。这几位大臣的才力，臣远远比不上。

译又有原任山东按察司副使胡文璧、现任福建按察司副使潘珍、原任湖广按察司副使陈槐、原任四川按察司副使张思齐、现任湖广按察司副使张鸣凤、原任浙江按察司佥事韩邦奇、现任贵州按察司佥事王瑞之、原差江西清军监察御史范辂、现任浙江杭州府知府留志淑、台州府知府顾璘，以及丁忧服满的知府廖纪、戴德孺，南京养病的给事中徐文溥、主事姜清，终养的给事中乐頀。这些大臣，臣虽不能详细说明各自才识器度的特点，但听说他们都有体念国家、为民办事的志向，都有修明政事、建立功业的才干，与那些拘谨自守、只求保全名位的人不同。至于武臣，则有在京参将桂勇，清廉而勇敢，守信而好义；辽东分守参将高云，清廉勇敢、忠诚正直，一时少有人能比；闲住参将段锦，老成而甘于退处，同辈都推重佩服；小官中有杭州府通判乔迁，清廉能干、积极有为，不接受权势人物的请托。如果圣明特命有关部门再次访察，臣所说果然不虚，请从前面这些大臣中推举一人代替臣巡抚四川，容臣退休；或者将后面这些大臣在职位空缺时升用。补充到四川地方担任相应职务，使他们各自施展所学所长，帮助臣治理地方，必定有益于四川，也可以减轻朝廷西顾的忧虑，并使臣多少能够逃脱尸位素餐的责任。急切处置重要边疆，以保障蜀地安全【原文末字疑有脱误】臣听说吐蕃成为祸患，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所以从唐代到宋代，大多重视任用蜀地统帅，正是这个缘故。只是我国朝廷的威势和德泽广泛施行，番夷大多归服，因此建国初年在各番族之中取得古松州并修筑城池，设置军队和卫所，称为松潘军民指挥使司，用来控制各番族，离间他们的联合，破坏其内部进犯的谋划，作为保卫全蜀的屏障，实在是古代防御外族的上策。然而建国初年松城内外的土地都由熟番居住，他们为我朝服役，所以设置了八郎等四个安抚司，北定等十七个长官司；南路到叠溪千户所，又有郁郎等二个长官司所属；再向南到茂州卫，又有静州等三个长官司管辖；东路到小河千户所，再向东到龙州，近处有白马路长官司。这些地方都接受我朝约束，成为东面的藩篱。后来天下太平日久，法令松弛，用人不当，抚御失宜，熟番多有叛乱，侵寇内地，杀害我朝军民；松城四面都成了仇敌，东、南两路只剩羊肠小道一线相通，左右都是番人，早晚窥伺。因此景泰以来，增设总兵官、都御史，专门治理松潘。然而四川防城又设置巡抚，彼此牵制，难以办事，以致旧维州失陷后始终不能收复，董卜韩胡的强盛势力也始终不能制服。但在那时东、南两路仍然都可以通行。后来局势稍稍平定，撤去都御史，分别设置三名兵备副使：一人治理松潘，一人治理叠溪、威茂，一人治理茂州以东的▯底、徐塘等堡，直至龙州的道路，称为小东路；又驻扎绵州的参将二员，分治东、南两路，设游击二员在中间往来。每年二月、八月中旬，松潘总兵与茂州参将会商一次，松潘兵备与茂州兵备会商一次；每次会商都由游击率兵同行，因此军威仍然振作，番夷仍然畏惧归服。后来因事裁去游击。弘治年间太平日久，都御史潘蕃等巡抚只把保守作为职责，把欺瞒隐匿当作能耐；官军杀死一个番人，就以擅杀激变之罪治罪，番人杀死一个军士，却以玩忽盗寇、贻误战机之罪治罪。于是官军低头丧气，只知道扣留粮饷、闭口不言，用财物贿赂番人；有的甚至丢弃兵器，拿起农具充当番人的差役。由此番人得意，更加日益骄横。每年轮班军士因劳累而死、饥饿而死、被杀而死的，十人中常有七八人；道路任凭他们拦截抢劫，关堡任凭他们毁坏，全都置之不问。边堡有报告时，反而暗中加以刁难，依法追究前来报信的人；即使确实说有警报，也用大棒阻拦并使其屈服。死后若有人追问，便当着众人大声回答说：“没有这回事。”如果不幸事情传到朝廷，隐瞒不报的罪责仍交给下级官吏处理，只说：“他从来没有呈报过。”这就是前人善于保全自己，因而坐享各部和都察院称许其老成的做法。南路因此闭塞，而只有东路勉强相通。近来巡抚都御史马昊因人心愤恨、采纳众人一致的意见，上奏请求大举征讨。不幸又冒险轻进，终于遭受一次败仗，数年功劳毁于一旦。直到今天，边地人谈起此事，仍都叹息。不过自此以后，番夷比以前稍有畏惧，道路也比以前稍微通畅，总不能说毫无成效。臣与马昊平素并不相识。正德八、九年间，臣在江西，马昊在四川，都任兵备副使，都负责地方平定盗贼。马昊得到彭泽的赏识，被推荐为巡抚，五六年间便升至大官。臣因被俞谏嫉恨，他又唆使心腹王泰等人挑动宸濠，上奏请求将臣定为死罪。五六年间，臣险些成为罪奴，万死才得以生还。如今臣有幸遇到圣明之主，又得到录用。马昊却因罪被罢黜；然而臣询问四川军民的议论，他们大多替马昊惋惜。臣也自量才力不如马昊，不敢隐瞒这一点。马昊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但臣愚昧地私下想到：四川有松潘，就像人家有外藩；松潘有东、南两路，就像人家有前、后两道门。不幸前门有火灾盗贼的危难，还可以从后门通行救援；如果只有一道门遇险，全家就只能闭门等死。如今松潘南路不通，已经二十多年，所依靠的粮运通道，只有东路这一条线。假如一旦有警，东路又被截断，那么救援和粮运都不能到达，数万生灵很快就会死亡，四川的外部屏障也就彻底毁坏，祖宗留下的重地也会失守，不能不设法解决。可是马昊因想打通南路而失败，如今臣又提出此事，是因为怀着一点忠心，不敢只为自身打算，以致上负朝廷、下误地方。马昊有才，却不能打通此路；臣想打通它，是因为马昊一向恃才得意，轻率试用自己的长处，而臣自知无才，常受困厄，反而想妥善运用自己的短处。自从奉命以来，臣抱病强行赴任，在路上走了七个月，每逢遇到在当地做官或游历的蜀人，就总要询问蜀地的事情。到汉中后，遇到在那里避难的边地人，又详细询问边情。进入四川境内以来，又多方访查事务，大概已经了解到其中一二了。

译大体说来，番人虽然强悍凶恶，但各个部族彼此分散；每寨多的不过一千人，少的不过几十人。他们的势力不能统一，性情虽然贪利好杀，却还重信义，是可以驾驭的。只是他们那里山高地险，而我们的人很少深入其中，不能了解当地地形。又因为大举征讨剿灭时，他们听到风声便惊惧，危急时就相互保护，彼此即使有仇也会和睦，即使顺从也会转为反抗，互相牵连结队抗拒，引诱我军深入，必然会处处防备。即使取胜而大量杀戮，他们或许逃出求生，投奔外番并联合起来，形成唐末吐蕃那样的局势，那又不是国家的利益。如果只安抚而不树立威严，就会泛泛赏赐他们，使他们把赏赐当作畏惧和求取的手段，安然不知感恩，反而更加肆意侵侮；每年官军因饥饿而死、因劳累而死的人，反而多于战败被杀的人，过去的事情足以作为鉴戒。臣听说，处理此事要使威严和信用同时树立，安抚和治理一并施行。而要树立威信、做好抚治，又在于任用人才、增添兵将、改变赏罚、充足财用四件事而已。四件事具备，抚治得当，即使臣病弱，不足以担当此事，只要另任有才力的巡抚，由总督在上统筹，料想一两年之间南路就可以打通，番夷自然会收敛。如今查访得知，南路松潘所辖的西宁等十七关堡，道路一百二十多里，早已废弃堵塞。近年兵备副使胡澧等，趁番夷信服的形势，逐渐修复打通。后来因兵部上奏改派本官另任，他不敢再主持事务，又遭弹劾，奉命查勘，并且为躲避副总兵张杰的祸害，退居小河，人心于是松懈，道路又重新废弛。叠溪所辖的新桥等四堡，道路五十五里，只因近年都御史马昊征讨松潘番蛮，番人聚众将要攻堡，各军畏怯，撤入叠溪城内，于是废弃。由此看来，南路恢复形势并不困难，关键只在兵备、总参等职位是否用人得当。臣所谓任用人才，意思就在这里。如今松潘兵备有胡澧，实在是千百人中难得一个。他廉洁、勇敢、忠诚、守信，把国家看得如同自己的家，爱护军士如同自己的子女。任职五年以来，内地军队和外部夷人全都信服他，他在抚慰、征剿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绩，节略已经上奏朝廷。只是他为人正直而过于自信，处理事情多有违拗，因此与同僚不合，又屡遭当权者弹劾。如今弹劾他的事情，臣已经查明，另行上奏；大概只是因为革除以前调拨的军队去砍柴烧砖，却没有严格督察，导致被番人杀死一军，掳去一军罢了。其余兵备都是清廉端正、俊秀文雅的人，用在内地，任用他们担任其他官职，都是良才，甚至有很高的声望；但把他们用在边地，却不合适。能够担任兵备的人，只需要有胆略、勇气、开阔的谋略，以及随机应变、驾驭控制的能力。人才各有适宜的用途，并不是彼此之间有什么优劣。新任松潘副使江文敏，臣虽不能深入了解，但听说他也有才力。至于现任松潘副总兵张杰，起初任用他还可以，后来因结交权奸，依靠钱财势力而得势，升为都督，又加任镇守，于是竟敢公开剥削残害军士过甚，欺凌虐待同僚过分，内地军队和外部夷人全都怨恨反抗。先前巡按御史苏恩弹劾的事情，都已经查实。近来盘粮给事中熊浃查出，本官恐吓勒取库中粮银七千多两。本官又憎恨指挥程南等人如实揭发此事，上下彼此仇视，番夷乘机窥伺，地方人心几乎发生大变。在臣到任之前，幸赖给事中熊浃善于处置，下令胡澧回到松潘进行抚治，人心才开始安定，地方稍微宁静。这件事应当赶快处理。切实看来，张杰强横凶狠、贪婪暴虐，结交权贵，毒害边民，使人心痛恨，即使按照盗卖粮食的重法明正典刑，也不算过分。但臣听说他勇敢有谋略，仍觉得因其犯罪而废弃十分可惜，何况他的罪行发生在被革职以前，也听说自圣上登极以来，他已经稍有收敛。分守小河左参将王伟，臣刚到任时也听说他还可以。分守威茂右参将芮锡没有事情可说，这也足以说明臣实在不了解此人。如果圣恩顾念边方重地，四川一省的安危全系于此，恳请特别命令吏、兵二部共同议处：将胡澧按任职年劳记录后升任本司按察使，仿照先年赵敔、陶鲁以及近日吴廷举的事例，仍命他掌管松潘兵备。江文敏如果已经到任，就请求改任威茂。现任威茂兵备副使吴希由，请念及他守边年久，历任官职操守没有污点，改升其他职务，或者调回本司管理事务，以均衡劳逸。也可以让江文敏仍任松潘、威茂两处，再另选才力相称的人，如现任江西刷卷御史朱节，或臣先前推荐的养病主事姜清，或另行推举附近合适人员升任；也可以暂借原任副使张思齐一两年承担此事。胡澧则命他移驻安绵、小东一路，另外请求酌情仿照先年松潘专设巡抚的事例，特命本官兼管督理松潘、威茂两路，等一两年间抚治妥当、道路全部打通、蛮夷收敛之后，再命他代替臣任巡抚，放臣回家终养。至于现任安绵兵备佥事贺宽，勤勉谨慎、忠厚实在，尤其值得任用，可以调回本司管理道务，任用他做这件事也没有不可。至于武官，张杰已经与松潘人结仇，不能再留在那里；又恐怕从远处推举人选，一时难以及时到任。或者将参将王伟就近调去管理松潘，芮锡调去管理小河，仍各任原职。张杰可以酌情降职，只任参将，或以守备名义任用，或命他戴罪杀贼，调去管理威茂，都听从臣节制。以后如果张杰不能改过，芮锡等不能胜任，容臣另行上奏处置。或者两路参将仍照旧，只把张杰依法从重惩治，另行推举一名廉洁勇敢的副总兵，或一名参将前来分守松潘，这样地方或许就能得到合适的人才。臣因为地方事务重大，得到人才最为紧急，所以才敢冒死直言上奏冒犯圣听，并不是敢擅自纷纷更改而妨碍选官法令。所谓增添兵将，并不是想像近年征讨潘地那样增调十三万军队，只是想像往年一样仍设置两名游击将军；如今已经有曹昱一人，只希望再增添一人。四川武职中只有何卿可以任用，但如今不幸他和曹昱都有疾病。若蒙圣恩特别命令兵部，可以将何卿升任游击，或另行推举升任一员前来，与曹昱各自选领精兵二千人；如果正规军不足，就抽选余丁补足。

译两人都等到天全、高珙的事情平定之后，命他们常驻防城，就地领取粮饷并屯田操练，依照往年旧规，不时轮流前往松潘巡察，以振扬威武，使番人习惯于看见我军而顺服。以后有军队进入，也不会惊扰他们。每年三路兵将互相防守，或臣前往巡边，都命他们随从防护。以后不论是松潘或其他边地有警，还是内地盗贼发生，都根据事情形势的轻重处理：轻则只调一员，重则由臣率领二员，早晨上报、当天出发，迅速前往扑灭。这样与仓促调兵、一时难以集结，导致敌人得势远逃、盗贼长久蔓延的情形就不同了。有人担心增兵会增加粮饷、使百姓受害，其实不是这样。如今边地运输道路艰难，每石粮食的脚价要耗费三四石粮食那么多；如果增兵后力量强大，且两路同时畅通，那么粮运所节省的脚价，足以供给新增加的二千军队，而且还会有余。所谓改变赏罚，先说赏赐方面：按照首级论功，并不是我国开初的旧制度。两军相敌时，首先冲上去格斗，手眼只在顷刻之间，不能有丝毫差错，哪里有空闲割取首级？如果一定要取首级，就不能继续作战，会被敌人乘机攻击，也会被后军争夺而丧命。所以除非我军大胜、敌军大败远逃，否则不能割取首级；然而割取首级的人大多不是杀贼之人，而且有的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有的杀害良民，有的只是偶然遇到单独行动的贼人，或被掳后逃出来的人，所割首级大多不是真正的战功。臣在辽东充军时，曾见一名都指挥连续射中三人，使他们落马，却被争夺首级的人攻击，重伤后回去便死了。大官尚且如此，何况小卒呢？贫苦军士拼死杀贼，只希望得到赏赐，使衣食稍微充足，难道还希望升官吗？正因为只按首级升官，所以杀贼的人不能取得首级，取得首级的人又被有权势的人夺走；有时还因为争夺首级而彼此践踏，反被敌人击败。这是边地人的大恨，也是战争中的大患。臣从前在江西，见其他军队把取得首级作为战功，往往被贼人诱骗杀害；贼人的胁从、老弱几十人，争相践踏割取首级，凶恶的贼人趁机进攻，军队覆没、将领被俘，都是这个原因。那时臣掌管民兵，打破旧规，只命先锋冲破敌阵，每人赏银十两，第二等两人各赏五两，其余每杀一人赏银二两，立即分发，不论首级，所有士兵都非常高兴，每战都能全胜。只是酌情命令割取三五百个首级解送查验，以便向提督登记功劳、完成手续；其余尸体遍野，就推入江流，不命令全部割取，以免纵容权势者贪图冒领，白费国家的官爵赏赐。说到惩罚，边地条例规定，交锋时伤人、俘人四五名就要问罪充军；杀伤或掳掠十人以上而不报告的，却只降一级，轻重非常不相称。又有两军对敌、胜负相当，杀伤人数相抵的情况：我军被杀的人姓名明确、可以查验，而杀死敌人的人不能取得首级，便不能论功，反而还要按先前的罪名问罪。因此如今边将只把退缩自保作为要务，任由乡民被杀被掳，上下互相隐瞒，只顾欺骗隐匿。更严重的是，被掳的人舍死逃回边堡，因为先前没有报告，害怕被查究，竟把他们杀掉，这尤其令人痛心。若蒙圣恩，特命兵部重新制定赏罚条例，只严惩隐瞒不报的罪行：两军交锋而杀伤相抵、没有割取首级，但巡抚、巡按明知此情并如实回奏的，不追究其罪；如果确因防守力量不足、能力达不到，即使被杀被掳二十人以下，也不问罪充军；如果力量足以抵敌却没有抵敌，即使只损失四五人，也要问罪充军。至于兵力相当时退缩败阵，或拥兵自卫，纵容贼人深入，又不能趁贼人疲惫退归时出击取胜的，只要被杀被掳数十人以上，一律按失机问罪。战胜论功，只凭巡抚、兵备查审众人证词：谁设谋，谁首先破阵，谁杀死敌方守军，都由巡抚酌情立即赏赐银两，不必按战功升官。其中有三次设谋，或者首先破阵，或者一次连续杀敌五人以上、勇力出众的人，才保奏升官。如果巡抚、总兵失误，却互相勾结隐瞒不报，或者冒领功劳、赏赐，那么包庇他们的人反而要问重罪。这样才可以防止赏罚得当，使人心思奋，朝廷也不至于过多耗费官爵。若这项条例不能施行于各边，也请求只在四川地方施行，便是大幸。所谓充足财用有三项：一是军饷，二是赏赐番人的费用，三是奖赏战功的费用。四川布政司多年来负责粮务的官员没有选对，将各边粮食统派给各州县，各州县又统派给各户，导致一个州县的粮食要解送七八处，一个农户的粮食要交纳五七个粮仓。又因道路遥远、番人拦截，百姓难以亲自运输，不得不交给里纳、包揽头，或者向官府攒买虚假的串票。后来里纳、揽头和官攒侵吞欺诈的事情败露，虽将他们监禁至死也无法追回，势不得不让百姓重复赔偿。四川全省百姓年年困于边粮运输，而边地粮饷又总是不足，军士每天都不能正常吃饱。臣如今详细访查民情，道路运输已经有了安排，应当使各户的粮只交纳一仓，各州县的粮只解送一处，这样百姓运输省力方便，军饷也容易充足。只等布政司任命负责粮务的官员，便可以一同制定方案施行。至于外部赏赐番人的物品，起初因为巡抚忌讳谈到有这项费用，交给不知情的人办理，结果全都从军粮中扣除。后来虽然由官府发给，却还不到应给数额的三分之一，其余仍扣军粮。近据威茂兵备副使吴希由查报，叠溪每年按例赏赐番人应需银四千九百多两，官府只发九百五十多两；茂州应需银五千四百多两，官府只发一千二百多两，其余全由军队筹办。仅此即可作为例证，其他地方也一样。至于有功军士，旧例都要上奏朝廷，派员查勘，造册缴回，等待升官赏赐；有的多年不能查明，有的竟被隐没，长期悬置赏赐，军士都不再相信。如今要安抚治理番夷，赏番和赏功的物资都不可缺少，恳请圣恩宽免臣在文法上的拘束，允许臣便宜行事，使臣不避嫌疑，多方设法筹措财物，储备在边地以供使用。至于屯田、盐务、商税等事，也请求听任臣革除弊端、任用合适人员，务求取得实际功效。从前宋臣张浚治理蜀地，有赵开善于理财；余玠治理蜀地，任用王惟忠管理财赋。臣虽见识浅陋、官位卑微，不敢冒昧比拟前代贤臣；然而既然误蒙朝廷提拔任用，担当此事，怎能不得到像赵开、王惟忠那样的人来任用并取得成效呢？

译所谓善于抚治，大体以信用为主，绝不可失信；恩惠和威严则要同时施行、交替使用。既然使我方兵备、总兵、参将等都得到合适的人才，就应召集各番寨首领，命他们分别报告所统领番人的人数，并与他们订立盟约。每年的赏赐，番首多少，众番多少，或按年、或按时，都规定固定数额，关键是比以前的总数稍微优厚，以安慰他们的心。那些已经熟悉我方、替我们守堡送粮的人，更应加厚赏赐：或者发给口粮，或者加倍赏赐，千万不要辜负他们的辛劳，使他们失去信心而怨恨反叛。至于平日索取官军接渴、过午送路等酒，以及过觜买路、过班等钱，一律禁止革除；不许番人私下向军士索取，也不许军士私下送给番人。并且要告诉他们说：“我每年赏赐你们，你们应当替我各自守护地方，与我军和睦相处，拒绝生番前来侵扰。今后我军若无故杀害你们的番人，必将从重问罪，并仍按旧例加倍赏赐你们。若有番人拦路抢掳，或进入堡寨欺诈勒索，我军杀掉他们，不予追究；如果他们抢劫我的财物、杀害我的军人，就依照我国法律，必须斩首示众。”这样以后如果有人犯法，就命通事告诉他的寨首领：“你们寨中是什么人背信作恶？你应当查明情况，把人送交官府处理；我这边仍照旧发给常例赏赐。若能得到那个人，就在边境当众处死，以此警戒其余的人。若他们不肯把人送出，就断绝其常例赏赐。若他们因此怨恨反叛、侵扰边境，就明确告诉他们的邻近各寨：“某寨背信弃义、作恶多端，我准备征讨它。你们各寨如果能斩获一人，赏银若干；如果能替我一同灭掉这个寨子，土地和财物全归你们所有，我仍将给予重赏，或者上奏保举你们的官号。即使他们能够代我出兵征讨，也只许按兵不动、把守道路加以防御，千万不要同他们一起征讨，以防他们施行欺诈诱骗。如果他们不出兵征讨，我就命令两军逰击，再增派各衞所的军队，使他们困窘至极；一有可乘之隙，就迅速剿灭他们。同时还要安抚晓谕他们的邻寨，不要使他们惊慌疑惧；绝不能深入，绝不能普遍征讨，绝不能贪图功劳而失信。出兵征讨时，今天取得利益，明天就立即停止；一战取胜，第二战不要再出动，使他们知道，一个人的罪过不会牵连众人，一个寨子的罪恶不会牵连各寨，这样他们就会安然信服了。”他们既已信服，又用兵威震慑他们，用赏赐利益诱导他们，让他们帮助我修筑堡垒、打通我原有的道路，那就很容易了。南路全部打通后，再把他们平日据守的“坐觜架梁”一带的要害之处，有的凿开，有的在上面修筑墩台，使我军可以在那里瞭望并进一步观察。这样，粮运容易通行，财用也更加充足；官军取得粮食无需耗费太多，遇到番人也敢于抵抗，士气更加壮盛。照这样守卫，百年之内都可无忧，整个蜀地都能得到庇护。臣愚昧地认为，抚治策略大概不出于此，但必须先具备前面四项条件才能施行。四项之中，任用人才最为重要。然而臣又听说，古代任用人，必须先陈述意见，然后明确考察功绩。意见即使可用，功业还难以保证成功；意见不可用，这个人就应当罢黜。臣因罪被废弃，平庸愚昧却误蒙圣恩，提拔任用，委以保全整个蜀地的重任。如今臣不顾自己的愚昧，冒昧谈论这些，大概也就是先陈述意见。如果可用，请赐予采纳；如果不可用，臣甘愿接受罢黜，绝不敢贪图俸禄而耽误地方。定册籍以均赋役疏——关于制定户籍册簿以均平赋役的奏疏。臣认为，安抚百姓的方法，关键在于均平他们的赋税和劳役；均平劳役的方法，尤其在于核实户口。但如果编造户籍册簿弊端很多，户口的申报就不会真实。大户往往门户众多，善于欺瞒隐匿；小户男丁已经死亡绝户，却不予注销，导致田粮有应当征收却没有征收的，也有应当交付却没有交付的。里甲有的偏大，有的偏小；有的偏贫，有的偏富。以后十年照册编派差役，难免偏重地加害贫民，逼得他们逃亡，弱者转死于沟壑，伤害天地和气；强者聚集成为盗贼，激成地方变乱。富民花钱买闲差，贪吏作弊，也都因此不得安生。如今正逢大造黄册之年，而臣错误地承当巡抚重任。近来户部已经奏请颁行册式，又因给事中孙懋等建议，奏准施行有关条款；巡按四川监察御史黎龙、苏恩也各自提出意见，分条命所属执行，都合乎事宜，臣会一一遵守。此外，臣自到任以来详细访查各地民俗，参照已经施行的规定和事理，斟酌变通，约定为五项条款，拟在各属推行，使人容易明白，务期一定实行。其中清理田粮、均平里甲、处理寄庄三事，都是前次奏请已经施行的。臣只是因当地习俗加以润色，事情需要便宜处理，不敢再烦扰圣听。至于核实丁口、清理逃户绝户两件事，内心想按照门户申报男丁，以较重的劳役惩罚欺瞒隐匿；又想把丁门等次增注在本次册籍中，把绝户的虚名留待下次造册时注销。这样做，是对先前奏请施行的办法加以推进阐明：上面要彰明朝廷立法的本意，下面要顺应当地风俗，斟酌百姓情形，使法律的执行略有操纵调节而容易实行，使弊端的革除略有奖惩而一定能够改掉。臣的志向在于切实奉行，事情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增减，不得不如此，谨将条款陈列，上呈供圣上阅览。臣又想到，这次申报如果真实，难道只有十年编派差役有利吗？以后造册沿袭而不改，就会成为无穷的利益。这次申报如果不真实，难道只有十年编派差役有害吗？以后造册沿袭而不改，就会成为无穷的祸害。臣如果对此不用心，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图，就是失职，就是辜负朝廷的任命，朝廷应当加罪，罢职遣归田里。司、府、州、县官员如果对此不用心，不能体察臣的意图，也请求允许臣依照户部奏行、给事中孙懋建议的办法处理：五品以下官员由臣直接提问，四品以上官员上奏参劾、从重治罪，使各人都知道警戒，不至于违误。具体条列如下。

译一、核实丁口。按户部奏行的册式，凡十一岁以上的人丁，都要申报登记在正图中，这难道还能容许他们隐瞒一个男丁吗？如今访查得知，四川当地隐瞒人丁的弊端，大体与湖广相似，却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大户有的冒用十几个姓氏，合并入籍而分成门户，百十家所申报的人丁不过十几名；小户有的有两三门，有的只有一门，起初因为没有钱使用，男丁已经全部在造册后申报，后来或死亡，或败亡绝户，而里书以没有新丁替补为由，不给注销。以后按照册籍按丁编派差役，小户多被拖累而逃亡，以致百姓无法生活，盗贼容易兴起。正因为这个缘故，如今如果要把所有男丁全部申报，民情确实难以承受，反而会结党互相隐瞒，必然要用严刑追逼；这有损朝廷爱民的仁德，也不是有司保障地方、为国办事的本意。现在拟令有司把各里里书及各户户长拘到官府，分别命令他们如实申报本户的门户数。父子同居、各自成家的，只申报一门；如果父亲年老、不主持家事，而兄弟分居且各自有子，则各申报一门。每门不论以前已经申报还是漏报，都要把已经成丁的一名男丁登记入册，并且必须如实申报。其家如果有父子三人以上、田地十石以上，或者虽只有一二名男丁、田地不多但另有生计、衣食富足，或者有仆人马匹出入的，定为上丁。有三名男丁以上、田地约五石，父子亲自耕作而足以吃饱的；以及虽只有一二名男丁、田地不多但颇有生计、足以供给衣食的，定为中丁。有一二名男丁、田地不多，靠力耕劳动衣食不缺、辛苦度日的；或者虽只有一名男丁，却勤于营生、也足以供给衣食的，定为下丁。贫穷门户只有一名男丁，或者因病弱不能营生，或者靠给人佣工、借贷度日的，定为下下丁。各户分门以后，贫富又各不相同，所以大户中也有下等门户，小户中也有上等门户。申报册籍时，要在实有成丁项目下明确注明：上等门户有几丁、某人某人；中等门户有几丁、某人某人；下等门户有几丁、某人某人；下下等门户有几丁、某人某人。以后编派差役，大致上等门户出三人，中等门户出二人，下等门户出一人，下下等门户暂不编派差役，优待养息十年，等待下次造册再行决定。原来管辖的人丁确实已经死亡绝户的，立即准许注销，不必责令申报人丁补足，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贫民受累逃亡。若隐瞒一门不申报，以后被人告发，或因事情查出，所隐瞒的本门人丁连同本户户长，都要一并责令承担本州县应出的常役。民壮、机兵，或者附近驿递、水夫一人，用来代替过去摊派给贫户的疲弱差役；但本门的粮米仍然每年全部派解边仓，使他们陷于困辱。如果隐瞒三门以上不申报，本管里长、书手也同样处罚。这样或许法令接近人情所适宜的情况，容易施行；处罚又顺应当地风俗所畏惧的事情，弊端就可以革除。若蒙圣恩俯允，地方实在万幸。二、清理逃户绝户。查得各处乡都的逃亡、绝户，每次造册时都不敢注销；从前卖掉的田产、年代久远已经死亡绝户的人丁，都仍然留在册中，继续作为现有人丁，以致上级官府不知道实情，仍按户口派出差科，许多负担落到本州县里甲身上，由里甲包赔。遗留下的田地有的长久荒芜，有的被有力之家占种、隐没，使本乡里甲负担赔粮，造成这种遗害，十分不便。这次造册，应当命各州县审册官责令各里里老、书手，将本里年代久远的逃户、绝户，其田产、丁口逐一清楚申报。逃户应称：“某户，某人，某籍，原住某地某处；原管男丁几丁，门户某人；于某年月逃往某处；官田民田几亩，已经卖给某里某人几亩，应交粮税若干；现存几亩，如今拨给某人佃种，应办理粮税若干。”绝户应称：“某户，某人，某籍，原住某地某处；原管男丁几丁；于某年间死亡绝户；官田民田几亩，已经卖给某里某人几亩，应交税粮若干；现存几亩，如今拨给某人佃种，应办理税粮若干。”逐一查清后，已经卖出的田地和粮税立即登记归属。未卖出的，统计本里逃户、绝户田地；如果约有一百亩上下，就招募一名佃户立户承担差役，编作正管；五十亩以下，编作畸零。此人不论本乡人，还是附籍的外来民。外来民，册中应写：“某户，某人，某籍，原是某府州县人，如今佃种本里逃户绝户某人某人的田产，附籍承担差役。”本乡人则写：“某户，某人，某籍，原是本州县某里某人户下丁口，如今佃种本里逃户绝户某人某人的田产，另立门户承担差役。”并且把各人所佃逃户、绝户的户口田产转入新户。绝户田地如果土地肥沃、争相租佃，就酌令每亩缴纳谷一二石入仓，以备赈济；田地低劣、无人争佃的，只令承担粮差，不缴稻谷。至于逃户复业，不论离开时间长短，其田地都照册退还，不许他人占据吝惜。绝户在下次造册时据此注销。这样粮差就有了归属，户籍册不至于虚报，里甲也没有包赔的苦处，百姓的困苦或许可以稍微缓解。若蒙圣恩俯允，地方实在万幸。举用退处、被压抑和埋没的官员疏。臣认为，自古圣明的帝王都把求取贤才作为急务，自古忠臣都把推荐贤才作为职责。恭惟我皇上天赐聪明，深明治国之体，继承大统，首先颁下明诏，起用忠良，振兴并起用幽滞之士，这正是古代圣王极其急于亲近贤人的盛大心意。臣虽无才，平素怀有忠义，只要有所了解，怎敢不陈述推荐，以恭敬承受明诏，供皇上采择呢？臣切实看见，原任浙江参政侯启忠，才干节操一向闻名，卓然是当今的希望；原任河南参政秦文，文才品行一向优秀，确实具有古人的心术。侯启忠年不满四十便请求闲居，秦文年过五十便告老退休，大概都是想在权奸扰乱政治的时候避退，如今在圣明时代，难道能容许他们安然退隐吗？这两位大臣，应当起用，以此激励那些退处之人。又有原任徐州沛县知县胡守约，禀性刚强坚毅，遇事敢作敢为，因为没有满足太监的索取，被太监上奏逮捕到京，受到冤枉的审问和杖刑，又因攀附张锐，被批示革职为民。何况他先前任蠡县知县时抵御贼寇被杀，四天后又苏醒，事迹尤其奇异。又有原任顺德府内丘县知县王瑁，一向廉洁自守，很得民心，因为没有满足乡居近侍的请托，被他们通过钱宁诬陷为贪赃，革职。

译官校已经被派去搜查他的公署，又到原籍变卖他的家产，全部只得到银子十七两，却把他的父子三人分别关押追逼了四年，几乎饿死，情形十分悲苦。这两位大臣，应当重新录用，以伸张他们所受的冤屈。侯启忠、秦文与臣同榜出身；胡守约、王瑁与臣一同被关禁很久，因此臣对他们了解得十分真切。如今虽然久已断绝音信，但估计他们年力尚未衰退，若蒙圣恩，特命吏部查访属实，及早甄别录用。如果臣所说有欺骗蒙蔽，甘愿接受重罪。举荐、弹劾方面官员疏。臣原任四川巡抚，如今将要离任。四川方面官员按例应当进行访察、举荐或弹劾。除副使胡澧的廉洁勇敢、忠诚守信，右参政曾大有、右参议徐海、佥事王纳诲各有操守、能够办事，先前已经因事上奏说明，臣不敢再烦扰圣听。此外，臣查访得知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沈恩，才力超过常人，又以勤劳廉洁来辅助，严于律己而行事谨慎，是当时卓越的人才，能够担当一方重任，确实应当提拔任用。按察司副使欧阳重、佥事刘成德，都有明敏超逸的才华。刘成德性情和易、任情而行，又不避嫌疑，因此颇受众议，未能符合当时的声望，应当辨明他的实际情况，并告诫他保持端正的器量，调任提学或兵备职务，以考验他的才干；这就是《尚书》所说的“燮友柔克”。欧阳重则性情险僻，任意施展偏私，嫉妒同僚，诬陷他们贪赃受贿，忍心蒙昧而违背天理公道；又依附番族首领，曲断把民田判给对方，不顾地方祸害；提调的人还没有到，他就捏造说已经到任；审问治罪时敢于欺骗上级；奉命巡察却没有出发，佯称将要出发；遇到疾病又巧于逃避责任。臣列举这些事情责备他，应该加以贬抑，使他知道悔改；在削除瑕疵的同时保留其长处，最终仍可任用为器使之才。这就是《尚书》所说的“彊弗友刚克”。若蒙圣明，特命吏部再次查访核实，及早明示奖惩，地方实在万幸。荐举贤能官员疏。臣原任四川巡抚，如今将要离任，所属有司官员按例应当举荐或弹劾。保宁府昭化县知县赵庆懦弱无能，梓潼县主簿张昻贪婪平庸且有疾病，臣已经因他们告病，勒令退休。至于重庆府知府马文，有明达熟练事务的才能，但欠缺勤勉激励；有平易近民的政绩，却缺少奋发有为。顺庆府同知杨一诚、保宁府同知王翊，都正直而有君子之风，切实通晓有利于民的事务。潼川州中江县知县余祺、重庆府安居县知县刘让璵，都志向和操守崇尚正道。威州保县知县邓浩、泸州纳溪县知县姚震，都才干谋略敏捷通达，但到任不久。成都府同知安世贤、保宁府通判焦思明、重庆府通判郭宪、夔州府推官唐经、绵州知州尹衮、邛州知州李廷诏、广安州知州汪城、眉州判官查仲儒、成都府华阳县知县余瓒、石泉县知县萧昺、简州儒学学正田嘉禾、保宁府广元县知县陈表、江油县儒学训导李良金、叙州府珙县知县步梁、邛州大邑县典史李注，有的有操守但施政尚未显著，有的有才干但任职经历还浅，有的地方偏远而考察不详，臣都暂且予以奖励，等待他们政绩完成、声名树立，此外不敢轻率举荐。如今查访得知，顺庆府知府沈良佐，循良的政绩得到官吏和百姓的信任，廉洁谨慎的操守足以表率僚属。通判李时畅，历任都有作为，立身没有污点。推官劳傅相，审理刑狱详慎，任事勤勉能干。夔州府同知欧阳席，志向因贬谪而更加奋发，才干因历练而更加充实。雅州知州范府，才干没有不适宜之处，操守没有任何污点。潼川州同知裴伟，才识优长，操守勤谨慎重。本州缺少知州，全郡都请求保留他。嘉定州夹江县知县程光，志向端正、操守谨慎，才识敏捷、政务修明。邛州蒲江县知县孙佐、潼川州遂宁县知县刘樽，都是科举出身而操守没有污点，政务也符合百姓的愿望。这些人，众人都称为贤能，臣访查属实。若蒙圣明，特命吏部再次访察，没有异议的话，就酌情加以表彰提拔。举用将帅人才及举荐、弹劾武职官员疏。臣原任四川巡抚时，按例接到兵部咨文，要求臣举荐将才，并访察所属武职官员的贤能与否，既然已经查知，按例就应当分别举荐或弹劾。除了像副总兵张杰这样贪婪暴虐、胡作非为的人已经论劾外，臣如今访得：四川都司新任掌印都指挥佥事何卿，多次建立忠勇功绩，确实具有统率将帅的才能；守备坝底等处指挥佥事张伦、松番卫掌印指挥佥事程南、叠溪掌印指挥佥事鄷爵，都有偏将副将的才干，可以担当一方的责任。成都后卫指挥使丘岌、重庆卫指挥同知李爵、广安千户所养病正千户周爵、新升任行都司掌印都指挥佥事柳睿、成都前卫带俸都指挥佥事潘武、叙南卫指挥使丁勇，都可以先试用于军旅，以储备担任将领。适合管理军政的，还有罢闲署都指挥佥事韩恩，他因才能而被排斥，但年纪和精力尚未衰退；缘事都指挥佥事李升，他因廉正而被诬陷，官职尚未恢复；新任守备指挥佥事魏武，才干见识非常优秀；建昌卫掌印指挥同知李俊、雅州千户所掌印指挥佥事田金，也都才略可取；重庆卫管屯指挥使萧鼒，专门负责催征而独有成效，这些人大概都可以任用。至于现任游击将军曹昱、分守威茂右参将芮锡，臣刚到任时还不了解，只听说曹昱得到夷猓人的拥护，芮锡没有苛虐百姓的怨声，所以还认为他们可以任用。如今访察得知，曹昱的才能并不称职，名声超过实际，因此征讨番人时纵容部下抢掠而失败，违反军法；又称病带兵回家，对地方事务不加顾念。后来虽然擒获叛逆土官高继恩等人，实际上是借助他人才获得功劳。芮锡庸碌怯懦，只求自保，不能建立威信，以致茂叠之间的道路逐渐阻塞，无法通行；叠溪以北的四座堡寨新近丢弃，也不能收复。近来虽然斩获叛恶土舍节孝等人，也同样是借助他人才成事。何况听说曹昱年纪已经老了，芮锡身体过于肥胖，骑马作战的劳苦都已不能承受，大概都应当另行任用。若蒙圣明察知，请特别敕令兵部再加核实访察，逐步实行黜免和升赏，地方百姓就幸甚了。《胡端敏奏议》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