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端敏奏议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胡端敏奏议》第四卷。明代胡世宁撰。陈述情况请求恩典，按照成例请求颁给先世诰命的奏疏【当时升任吏部右侍郎】。臣原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地方，那里关系边镇事务，实在担心新任巡抚尚未到任，缺少官员管理，难免耽误事情。兵部咨文要求臣仍按照正德八年二月初二日题准的事理，必须等交接的官员到任之日，才允许离职。臣因为当时职任正在四川，仍然管理巡抚事务，直到本年十二月初三日，才等到新任巡抚都御史许庭光前来交接。臣启程至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七日，走到河南地方时，听说臣父瑢在家中病故。当时臣悲哀痛苦，疾病也很严重，不能赴京，于是先行奔回原籍守制。又在本年三月十五日，钦奉诏书，其中一条说：两京文职官员任职未满三年的，都一并给予应得的诰敕。钦此，臣谨遵奉。臣不过是一个出身草野的人，幸蒙圣恩，历任官职达到三品，按例可以推恩追赠祖父母和父母。但臣先是留在四川暂时管理巡抚事务，后来又因听闻丧事而在路途中奔丧，未曾到吏部，一时不敢陈请。想到臣本来出生于农家，家境极其困苦，幸赖臣祖父嵩、祖母张氏倾尽家产延请老师，教臣父亲读书却未能成功，又继续教育臣。臣母冯氏侍奉父亲、抚养臣，教养操劳尤其深重。臣祖父年满八十时，按例本应得到冠带封赠，但当时家贫，不能替他请求，过了一年他就去世了，这一直是臣的遗憾。臣初任推官时，多次让父母随任，途中船翻在大江中，几乎无法获救。后来臣任期届满，虽得以封赠臣的官秩，但臣母不久便去世了。臣父享受俸禄供养的时间虽长，先前却因为臣在江西谋划平定贼寇时，偏重主张侥幸成功，受到同僚的忌恨；又有人趁臣预先奏报宸濠祸乱的机会，构陷诬告，奏称臣已经赴京投狱，因而追捕臣的家族。臣父当时七十五岁，奔逃躲避，受尽各种苦难。臣伯母秦氏八十四岁，冒雨逃往山中，因惊恐成病而死。臣长子继年仅十七岁，先因忧虑臣在江西被陷害，哀痛成病而死。若当时死者有知，臣母大概也不能在九泉之下安息。如今臣有幸遇到圣明之主，蒙受超过常格的录用之恩，恩典出乎意料；然而不幸臣父去世，臣的疾病又没有痊愈，不能赴京，致使臣的先世未能一并接受恩典，臣背负不孝之罪，内心实在悲痛至极。若蒙圣恩一视同仁，请特别按照在京现任官员的成例，赐给臣祖父母、父母应得的诰命，使臣父亲早日能够带着恩典入土，并把这件事告知先死者于地下，以慰藉他们从前因臣而遭受的忧患，也赦免臣不孝的罪过。臣家一门三代感恩铭刻于骨，子孙世世代代都无法报答。至于臣本人和臣的妻子，接受恩典也无所补益；如今臣守制尚未期满，不敢滥求恩典。臣因为个人私情冒昧惊动天听，罪当万死，内心无比战栗。臣因病根深重而陈述意见，奏献最后一点忠诚的奏疏。臣过去因为长期患病，病根已经深重，曾上奏请求退休；承蒙皇上温厚的恩典，允许臣调养到痊愈后再来听候任用。臣感恩铭刻于骨，急切谋求调养，无奈年老衰朽到了极点，积久的病患已经很深，医疗也非常困难，自己料想没有痊愈的期限；这一生恐怕无缘得见天颜，终身辜负皇恩，没有办法报答，即使死了也不能瞑目。臣每每想到古人死后尚且还要以尸体进谏，何况臣还没有死，怎么忍心闭口不言？如今恰因听闻一些时事，斗胆倾尽残余的忠诚，上奏供陛下采纳。臣从前在陛下即位之初，私下效法宋臣司马光，上言说君主的大德有三项，即仁、明、武。臣私下看到，陛下登临帝位以来，慈爱百姓，洞察事理，已经是仁、明兼备；但武德尚未彰显，因此臣下多有玩忽，政教没有大为兴盛。近来因为大礼的议论，群臣坚持不同意见，陛下再三宽容，而他们的态度却更加激烈，圣心不得已，盛怒发作，略加威严惩罚，朝廷内外听闻后肃然震惧，圣明的武德显现了，三种大德也完备了。然而臣私下对此仍有忧虑，斗胆申说前面没有说尽的道理。大概这三种大德之中，以仁为主，而明与武是用来成就仁德的。所以拿天地来比喻，仁就是天地生成万物的德性，明就是日月的照耀，二者一天也不可缺少。至于武德，只须像雷霆一样适时震动一次就够了；如果震动过于频繁，或者威罚过度，那么天下人将到哪里容身，而天威也反而会被轻慢。所以论者说，这三种大德中，仁德即使有所过度尚可，而明德却不可过度；明德过度就会变成苛察。明德尚且不可过度，武德更是绝对不能过度；武德过度就会变成残酷。臣愿陛下从今以后，对内外群臣有罪的人，都交给司寇审理，责问其罪状，查明轻重，处死或罢黜都依照法律科断，使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改变裁决，这才是所谓武德。若在朝廷上用鞭杖拷打羞辱他们，臣恐怕其中有些人本来确实忠良，只是身体一向怯弱，一时承受不了鞭打，偶然死在雷霆般的威罚之下，就会损伤日月般的明察，也大大成为天地生成之德的负累。臣知道这件事并非出于陛下的本心，实在是群臣偏执激烈所造成的过错；然而这种事情传布天下、载入史册，鞭打施行于殿廷，刑辱加于士大夫，并不是彰显圣德美好的做法。臣只愿陛下今后对此谨慎而已。席书因为通达礼义而得到陛下的知遇，亲自被擢升为礼部尚书，这确实体现了古代圣王知人善任的原则，事情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席书也不应当为了避嫌而坚决推辞。然而臣恐怕以后有些文臣武将，才能声望比不上席书，却援引席书为先例，借机结托，不经过众人推举便获得宠幸升进；圣明之主对此仍可允许选部和言官据实论奏，追夺其职位。至于其他新近进用而才华通达的人，他们如今虽然在议礼的一句话上与陛下意见相合，但以后也难保他们事事都正确；

译旧任的老成官员如今虽然在坚持礼制这一件事上有些过分，但以后也不能断定他们事事都错。圣明之主只应当用天地、日月那样毫无私心的心胸从上面照察天下：他们说得对的就听从，说得不对的就搁置；他们立心行事公正的就任用，怀有私心的就罢黜，不分彼此、新旧。如果事先在心中存有亲疏取舍，那将是天下的幸事。皇上聪明、仁慈而孝顺，亲自确定大礼，追尊皇考为恭穆献皇帝，并亲自到宗庙举行祭享；尊奉圣母为章圣皇太后，并每日侍奉问安。陛下侍奉皇考和圣母，已经没有像子臣父那样的过失；皇考和圣母接受陛下朝廷的祭享，也没有以卑者面对尊者的嫌疑，礼义周备周到，确实是圣明的谋划。自下诏以来，人心确实满意，天意也暗中感应，已经达到风调雨顺、时和年丰的境况，正如从前孔子所说的圣明君王以孝治理天下的应验：灾害不发生，祸乱不兴作，其征兆已经显现。然而议论者想要纠正两位先帝名分上的过失，追改皇伯的称号，争论纷纷不止，朝廷内外都感到疑惑。臣不敢说他们的话完全没有道理，但臣私下另有所见：陛下入继大统，虽然是由于皇考的遗体血脉，但按照伦序本应即位；然而最初议定此事时，朝廷议论能够大为协调，实在有赖于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的拥护辅佐。后来陛下即位以来，人心长久拥戴，实在是承接了孝宗敬皇帝的圣治。臣知道圣心纯厚孝顺，对于议论者的话，必定有不愿全部实行的地方；对于皇伯的称号，也必定有不忍立即改动的地方。臣愿陛下明白表露这一心意，制止议论者再次进言，消除他们的嫉妒怨恨；也用这一心意解除群臣固执的疑惑，宽宥他们愚昧而出于忠心的行为。务必要使两宫、二庙都平等享受陛下的孝敬，彼此欢洽而没有隔阂；使九州四海都称颂陛下的德行，爱戴没有边际；也使新旧群臣在下和睦协调，辅佐治理，成就革新政治。臣愚昧，不能议论礼制，只听说善于效法古代的人，应当取法古人的本意，而不能拘泥于古代的具体做法。从前舜在尧的宗庙接受天下，虽然以尧为宗主，但他的父亲也未曾不被尊为天子，而且也未曾不以天下奉养父亲。即使尊他的父亲为天子的父亲并为他立庙，也并不妨碍尊奉尧为宗。两位先考的名分，大概就是可以同时实行而互不冲突。尧去世时，百姓像丧考妣一样悲痛，四海停止奏乐。舜尊尧为宗，不只是为了继承帝统的大义，也是顺应天下臣民的心意，不忍心忘记尧。我孝宗皇帝去世时，天下臣民无不号哭悲恸，如同父母去世。不幸传到正德年间，却被权奸误害，天下人都惶惶不安。在这十六年之间，天下人只怕孝宗的事业有所衰败，后代不能继承。一天，陛下以孝宗的侄孙身份继承大统，仁孝与孝宗相同，聪明英武又特别像古代先王，天下人于是欣然归附拥戴，好像又见到了孝宗。因此即使偶尔遭遇天灾流行，百姓也宁可饿死而不忍心想到作乱；即使时论反复、群臣议论纷更，群臣也宁可冒死而不忍心违背圣意。他们的心意可以由此验证。如今如果按照议论者的话，突然改掉原来的称号，那么不懂礼义的愚民将会一同含悲，进而说孝宗没有后嗣。这不只是圣心不忍听到，天下人也都不忍听到。臣私下听说，礼制以适合时宜为首要，顺应人情次之。所以古代圣王制定礼制，必定根据时宜；礼制的兴废变革，也必定顺应人心。即使如今议论者所说的是礼制，但在人情上却不顺。群臣所坚持的，表面上像是在维护礼制，实际上是想使天下人的感情得到通达。可惜他们不能用忠信善道感动陛下，反而因议论者创立的新说不合自己的意见而愤怒，阻挠陛下不拘一格用人，终于激烈过度，甚至聚集在朝廷上哭泣，这就不是合乎礼制的行为，不能说没有罪。过去盘庚迁都于殷，本来是为了有利于国家，但群臣不高兴，纷纷散布浮言。盘庚再三发布诰谕，用言语代替斧钺，殷人最终完成迁都，商道也重新兴盛。盘庚是商朝的君主。如今听说陛下向群臣发布谕旨，不忍把他们全部治罪，这确实是古代圣王的用心。若再选择其中忠诚、有见识、公正平和而不偏私的人，一体加以信任，共同谋划保全民众的政务，并立即推行，以求上天长久保佑国运直到万年，这就是陛下万世不朽的孝行。臣愚昧，冒死进言，心中实在忧念不已。重视陵寝、斥退邪佞以安定宗庙社稷的奏疏。臣近来因听闻有关时事，已经具本上奏；如今又听说朝廷内外流传，有些闲废的小臣逞弄邪佞，妄图重新得到起用。他们见陛下孝思纯厚，对皇考的追慕没有止境，便乘机上言说陵寝应当迁移，改葬到京师。臣愚昧，听到这些话后忧虑警惕不已。大概此事关系重大，利害非轻，实在担心圣心至孝受到他们的感动，一旦迁移，群臣又会戒惧此前坚持议论的过失，没人敢再进谏。臣蒙受国家厚恩，按道义应当图谋以死报答，不忍缄默不言。然而他们进言必定以帮助成就圣孝为名，臣难道敢凭偏见加以阻止吗？臣从前听说追尊、庙祀的礼制尚未确定，深深忧虑圣上的孝心不能实现，上下意志不能沟通，以致灾祸伤害百姓，成为宗庙社稷和国家根本的忧患。臣已经陈述浅陋的见解，又写成陈说治理之道急务的奏疏，以此表达愚忠，奏疏已经写好准备进呈。中间接着听闻明诏已经确定大礼，于是暂时停止进呈。如今想要陈述这件愚诚，又恐怕未能取信于圣上，所以斗胆把前一篇奏疏附上，恭请圣明一并采纳。臣前一篇奏疏极力辨明追尊合乎礼制，是想成就陛下的大孝；如今这篇奏疏极力说明迁葬应当慎重，同样是想成就陛下的大孝。成就陛下的大孝，就是臣用来表达愚忠的方式。臣认为，皇上一身关系着宗庙社稷的主人地位，关系着四海亿万百姓的性命。而能够依靠来为陛下储积祥瑞、避免灾祸的，正是恭穆献皇帝的陵墓。俗话说，一家有墓，就像树木有根；根基牢固，树木就常常茂盛，枝叶不断繁衍；根部动摇，树木的荣枯就难以预料。这就是士民之家重视迁墓的原因。不只是士民如此，即使古代帝王也一样。从前舜建都蒲坂，死于南巡，于是葬在九疑山；禹建都安邑，也死于南巡，于是葬在会稽山。他们的陵墓与国都相距各有数千余里，后世没有人敢迁动。所以他们的子孙传到春秋时期，经过一千数百年，仍然不断有君主治理国家、子孙统治人民，这就是明验。唐太宗的祖墓在长安，被隋朝留守官发动迁动，后来他的子孙接连遭遇武氏、安禄山之祸，灾难多得无法说尽，这正是应当引以为戒的事。我国太祖高皇帝当初把皇考皇妣安葬在今天的皇陵，衣冠等随葬礼制大概并不完备。后来太祖富有天下，追尊帝后，以太祖统御天下的大孝，难道不想完备礼制、改葬京师，以便祭扫吗？然而太祖仍说担心泄露山川灵气，使遗体不得安宁，所以暂且增厚封土，完备山陵制度而已。这些事情在《皇陵碑》中大略可以考见。

译这就是因为我仁祖的陵墓已经安定，太祖兴创大业以后，后代从未轻易迁动它，以便牢固蓄聚山川灵气，并且使我太祖享国长久、子孙万世为帝王。如今献皇帝的陵墓与皇陵相比，也已经安定；皇上入继大统，现在同样不应轻易迁动，以使山川灵气得以牢固蓄聚，并使我皇上享有万年圣寿、子孙万世为帝王。古人说，死者的魂气升入天上，形体骨骸归于地下。如今献皇帝已经在京师立庙，子孙按时祭享，他的神气在天上升降来临、明白感应，大概无处不在；而陵寝在安陆，永远作为万世保存形魄的地方，怎么可以轻易迁动？何况从安陆到京师，水路陆路各有数千余里的路程。若迁送梓宫，走陆路在途中难免震动；走水路则要远涉江、淮、河、汉，经历数千里的风波，按情势绝不是十天一个月之内可以到达的。到那时圣母的圣心会怎样悬念，满朝臣子又会怎样惊惧警戒，难道可以轻易迁动吗？即使如今士民之家重视父母的遗体安葬，想为子孙作长久打算，也只是寻求一处小小的吉地，往往经过数年还不能找到。至于天然形成、山川灵气汇聚、完美得可以作为帝王墓地的地方，遍寻天下大概也不多见。所以我太祖最初确定国都时，召集天下数百名术士共同议论；太宗选择天寿山作为陵墓，大概从最初封为燕国，到后来登上帝位，经过征讨和往来，考察山川几十年之后才找到，哪里是容易做到的？假如迎送梓宫到京师，一时难以找到吉地，经过多年仍不能安葬，或者主管官员担心因迁延迟缓获罪，便迁就附会，把不完全吉利的地方说成吉地，从而误了国家大事，那将怎么办？臣认为，陛下孝思诚挚迫切，或者遵从圣母太后的懿德至情，确实一定要迁葬，那么也必须限定在数年之内，精心选择京城附近山川灵气汇聚、十全十美的地方，如天寿山那样；然后再精心选择年、月、日、时都十分吉利的时辰，启迁皇考梓宫，安葬妥当，这样才可以没有忧虑。如今如果听从那些邪佞之臣的话，轻率地在一两年内办理，万万不可。阴阳地理的学说，自古就有。如今士大夫之家重视祖先父母遗体的安葬，为子孙长久的打算，没有不精心选择的；有些人却妄作高论，说这些只是小术，不值得相信，这就是爱国不如爱家，爱君不如爱自己，所以故意欺骗蒙蔽，并非忠诚实在。过去宋儒朱熹穷究事理，学问极其精深，仍把自己的父母葬在不同地方，大概也是受阴阳地理说的限制，因形势而有难以两全之处；他议论寿皇陵地的文章极为详细完备，大概是由他认识深刻、意念真诚而发，一时浅学之士或许还达不到他的境界。《易经》说：建立天道，在于阴与阳；建立地道，在于柔与刚；建立人道，在于仁与义。现在姑且就坟墓安葬这一件事来说。爱护祖先父母并慎重安排安葬，是仁；使安葬合乎事理的适宜，是义。然而天有阴阳，地有柔刚，那么阴阳地理能够造成祸福的说法，怎么能不相信呢？臣先前妄自进言，认为今日的急务，是把孝敬亲人放在首位，把保全民众作为根本。而保民图治的办法，又在于选用合适的言官、采纳谏诤，挽回士风，改变治理体制，以完全恢复祖宗旧制。从前如果皇考、圣母没有尊以至亲至尊的称号，而接受陛下的朝廷祭享，就会成为卑者面对尊者，在礼制上不顺，在内心也不安。这正是圣心不得已而一定要追尊的原因，是天理人心的正道，也是天下后世共同的公论。如今陵寝已经安定，不应轻易迁动；称号已经确定，不应再次更改；明诏已经颁布，不应屡次变更。圣孝已经实现，已经没有其他不得已的情由了。为什么朝廷内外的臣工还要希求宠幸、妄自进言而不停止？臣愿陛下明令禁止斥绝这些人，不许他们再议此事，只与群臣和睦恭敬相处，专心以任用贤能、谋求治理、保全民众为事务，来求得宗庙社稷万年稳固。这确实是今天的急务。臣愚昧，天性忠厚朴实，特别受到明主的知遇。如今既然衰老成病，不能再起身供职，如果遇到事情还不能把所知全部说出，就会终身辜负皇恩，这是臣所不忍的。所以臣才冒死把话说到这里。皇天和皇考的灵神明鉴此事，如果臣所说不是出于忠诚，甘愿接受显明的诛戮，即使死一万次也不后悔。陈述治理之道的急务，以此表达愚忠的奏疏。臣蒙受国家厚恩，按道义应当图谋以死报答。臣在服丧期间三年，每当听到值得忧虑的时事，便增加哀痛，甚至不能进食。只是因为受礼制约束，不敢上奏谈论国事。如今服丧期满，应当立即赶赴朝廷，当面陈述政事的得失；又因疾病缠身，不能不在心中自我悲悼，睡眠饮食都不得安宁。臣又自伤长期因病废弃，心志思虑昏昧，修身治家尚且有很多惭愧之处，再谈论国事，人们会怎样看待臣呢？臣想说的话，实际上违背众议，朝廷内外一听到，必定都咬牙痛恨，认为臣是在阿附求进。这不只是眼前会有危险和灾祸，将来死后还会背负恶名；百世以后，如果不是遇到极其圣明贤德、至公至明的人，终究会有无法为自己辩白的地方。因此臣想说却不敢说，辗转反复了很久。但臣又想到，臣的痼疾使自己无法任用，这是众人都知道的，可以没有求取进用的嫌疑。而臣区区犬马般的诚心，实在宁可承受恶名和危险，也不忍辜负皇恩而闭口不言，所以才冒死替陛下陈说。臣私下认为，今天圣明政治的急务，是把孝敬亲人放在首位，把保全民众作为根本。《尚书》说：“今天的君王继承了先王的德行，忧患并不只在开始。树立爱心要从亲近亲人开始，树立敬意要从尊敬长辈开始；从家庭和国家开始，最终推广到四海。”孔子说：“孝，是德行的根本。”

译孔子又说：“孝行没有比尊严地奉养父亲更大的。”他论述圣明君王用孝治理天下时说：“父母活着时使他们安宁，祭祀时使鬼神享用祭品，因此天下和平，灾害不发生，祸乱不起作。”孟子说：“孝子的孝行达到极点，没有比尊敬亲人更大的；尊敬亲人达到极点，没有比用天下来奉养亲人更大的。”这些都说明孝敬亲人是最大的德行。《尚书》说：“君主如果没有众人的帮助，就不能治理和守护国家。”又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又说：“上天保佑下民，立他们为君，立他们为师，是因为君师能够辅佐上帝，恩宠安抚四方。”我皇祖的圣训说：“凡是把天下当作忧患的古代帝王，只有开创基业的君主、中兴的君主以及守成而贤能的君主能够做到。”又说：“忧患常存心中，百姓就安宁，国家就稳固。所忧虑的，只是希望风雨按时，田禾丰收，使百姓能够安然生活。若风雨不按时，百姓就无法生活，盗贼会暗中发生，豪杰也可能乘机而起，国势就危险了。”这些都说明保全民众是治国的根本。臣听说陛下至孝的心性根源于天性。即位以来，多次想尊崇皇考和圣母，却被众议所迷惑，不能早日确定。臣想，陛下孝思纯厚深切，每当入内侍奉圣母时，痛切思念远在地下的皇考，三年不能亲自到宗庙祭享，圣心哀痛追慕、迫切不已，必定有郁结于内而上达于天的情感；因此上天受到感动，时常降下灾异来警戒圣心，而孝治的应验却始终没有明显显现，事情的缘由就在群臣的意见上。礼制没有得到清楚说明，群臣坚持的议论又僭越失当，圣心因此大概过于谦让，而少了一些明断决策。所以陛下即位之初发生大风变异，直到如今又旱灾严重。洪范所说的灾异征兆是：“僭越会长期导致旱热”，又说“长期会有大风”，如今大概就是这种情形。臣认为，这件事只在于圣心独断，及早确定罢了。礼书说：“做臣子的，如果牺牲自己有益于君主，就应当去做。”何况不必牺牲性命也能有益于君主呢？即使追尊之举稍微有不合礼制的地方，陛下是为了亲人，群臣是为了君主，宁可承受失礼的名声，也要使陛下保全圣孝的大德，成就以孝治理天下的美名，难道不可以吗？何况此事出于天理人心的正道，合乎天下后世的公论，万万没有可议为非礼的地方。臣请允许臣把其中道理辨明。那些说追尊不合礼制的人，无非认为陛下入继大统，已经成为孝宗皇帝的后嗣，就不能再顾念亲生父母。臣听说近古的帝王中，有的在生前没有儿子，明确立亲弟弟的儿子为太子，以承继天下，同时预先替他的生父立后嗣，这就是汉成帝对于哀帝的情形；有的在生前没有儿子，选择堂兄弟的儿子立为儿子，以储备承继天下，这就是宋仁宗对于英宗的情形。有的在生前没有儿子，选养远方孤儿为太子，亲自把天下传给他，这就是宋高宗对于孝宗的情形；有的在死后亲生儿子早夭或患病，此后策立亲兄弟的儿子为儿子，以承继天下，这就是汉安帝继承和帝之后的情形；有的死后没有儿子，此后迎立堂兄弟的儿子为儿子，以承继天下，这就是汉灵帝继承桓帝之后的情形。这些都像民间无子而立嗣一样，当然不能再顾念所生父母。陛下与这些情形都不同。我孝宗皇帝有儿子武宗，已经把天下传给他十六年。如今陛下即位，是因为武宗驾崩而无子，又没有亲弟弟，群臣遵奉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推考上天安排的伦序，认为皇考兴献帝是宪宗皇帝的第二子、孝宗皇帝的亲弟弟；不幸兴献帝先行宾天，陛下就是他的嫡子。于是群臣上请昭圣慈寿皇太后的懿旨，称奉武宗遗诏，迎立陛下。这就如同如今武臣世袭时，长房没有儿子，便由次房继承；但这是皇祖以深远的圣明谋划预先制定的制度，用来平息争端。它的用意，对于武臣来说重在有功的祖先；对于朝廷来说重在开创基业的祖先，并不是为了替后世子孙私下立后而制定的。所以如今士民之家没有儿子，都可以立嗣；唯独武臣之家不能私自立嗣，是因为圣制已经确定。这样看来，陛下以堂弟继承堂兄而拥有天下，考察古代和中朝，都没有这样的事例。既然没有这样的事例，那么追尊亲生父亲，也没有现成的礼制，但可以依据义理创立。 《中庸》说：“不是天子，不能议定礼制。”《礼运》说：“礼制即使是先王未曾实行过的，也可以依义理创立。”说的正是这种情况。从前卫出公不把自己的父亲奉为父亲，却把祖父作为近祖祭祀，孔子想要纠正他的名分，并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当。”如今如果一定说继承帝位就等同于成为父子，陛下就应当称孝宗为皇考，而不能祭考自己的生父。假如当时兴献帝还在世，就应当立兴献帝为帝；那么陛下是否也应当祭考孝宗庙，而不能祭考自己的生父呢？这在事理上显然说不通。议论者又有人说，皇考当初只是受封藩国，从未有一天统治天下，因此不能称皇帝；对此也有道理可以说明。传说周武王追尊太王、王季、文王，并不是以卑者面对尊者。如今皇考、圣母如果不尊以皇帝、皇后的称号，却接受陛下的朝廷祭享，就成了卑者面对尊者，他们内心能安吗？况且太王、王季、文王从前也都是诸侯，从未有一天统治天下。我皇考是宪宗皇帝所钟爱的儿子、孝宗皇帝的亲弟弟，他深厚的德行闻名天下，已经很久了。此前武宗频繁到九庙游幸，缺少按照天伦应有的祭享，天下人心都归向皇考。皇考宾天后，人心又归向陛下；推究这一天然的血统源流，陛下正是因为是皇考的儿子而得以承继大统。那么为什么不能比照太王、王季、文王追尊为皇帝呢？何况过去孝宗对于皇考友爱尤其深厚。近来尊号的称定，又出自昭圣慈寿皇太后的懿旨。陛下尊奉慈训已经隆重，对生身父母更加感念；于是更加严肃地举行孝宗的祭享，也更加隆重地奉事昭圣皇太后。臣知道两宫、二庙都平等享受陛下的孝敬，彼此欢洽而没有隔阂，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有人又拘泥于“兴国”的称号，这也不对。如今天下是统一的，父子是一家；在大明一统之内，又另有一个兴国皇帝，这在事理上如何说得通？有人又拘泥于在兴国立庙，这也不对。孔子说：“我如果不能亲自参加祭祀，就好像没有参加祭祀一样。”如今皇考只有陛下一个儿子，却把庙远远建在数千里之外，举行祭享时看不见一个亲生子孙在祭列之中，难道能不含泪而食不下咽吗？

译陛下居于九重宫阙之上，即使万年以后，又有哪一天能够亲自前往尽孝祭享呢？况且过去亲王没有后嗣，都可以附祭于太庙；如今皇考有陛下这样的天子儿子，反而不能在皇城之内另立庙宇，这是什么道理？这在事理上又说不通。总的说来，先王根据时宜制定礼制，各自有所不同。现在只就追尊一事来说：从前舜从尧那里接受天下，禹从舜那里接受天下，二者相同。《礼书》说有虞氏以尧为宗，这是没有追尊舜的父亲瞽瞍；夏后氏在郊外祭祀鲧，这是追尊禹的父亲伯鲧。天下后世固然不因舜这样做就认为他正确、因禹那样做就认为他错误，也不因禹孝顺就认为舜不孝。如今议论礼制的人却想拘泥于一种固定说法，而不顾天下的大计，这是为什么？《尚书》说：“蓄积疑惑就会败坏谋略。”所以臣认为，此事只在于圣明之主颁下一道明诏，早早确定就行，实在不必再受群议牵制，也不必追究群臣的过错。群臣这样做，内心并非不忠，也不是想阻挠陛下的孝心。他们最初议论时，正追慕孝宗的德行，又为孝宗没有后嗣而悲伤，所以先把为孝宗立后嗣的主张放在心中；后来一时偏听偏信，议定了这个意见，便真的认为追尊是不合礼制，只怕因此使陛下做出过分的举动。他们的内心其实是忠于陛下，也忠于孝庙。后来再次议论、反复议论时，满朝人心中认为追尊正确的已经超过一半。然而众人彼此顾忌，鉴于宋代濮园议礼的教训，普遍把坚持前议的人看作忠直，把改变最初意见的人看作逢迎，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再没有人回转，这并不是他们的本心。一时之间，保全名声和官位的心思占了上风，不敢违背众人。有人认为能够辞去官职就不能算是贪恋官位，这不对。名声与官位本来相互依存，顺从众议就能保住名声，即使暂时退职，舆论仍可使他重新起用；违背众议就会失去名声，即使现在得到任用，也难以触犯众怒，日后还会有危险随之而来。这正是忠臣以国家为重时所处的困难。正德十六年冬天，臣在四川返回京师的路上遇到给事中张翀；嘉靖元年春天，臣奔丧抵达家乡时遇到郎中夏良胜、主事张大纶，他们都同臣极力讨论追尊合乎礼制，希望他们把意见传达给当权者，以顺承陛下的美意，使君臣意气相投，共同成就天下的治理。不知道他们的话是否已经传达？顺承君主的正确意愿与逢迎并不相同：君主所做的是正确的，臣下顺承他的志向来成就其美德，这叫将顺；君主所做的是错误的，臣下迎合他的意志来求得他欢心，这叫逢迎。二者的情形和动机不同，忠与邪就是由此区分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孔子说：“君子侍奉君上，在朝为官时想着竭尽忠诚，退居之后想着补救过失；顺承君主的美德，匡正挽救君主的过错，所以君臣上下能够彼此亲近。”如今臣所忧虑的，是陛下圣孝的美德没有得到群臣顺承；臣恐怕陛下因此完全怀疑群臣而不再信任他们，君臣上下不能彼此亲近，共同成就正大光明的事业，这确实是群臣的罪过。然而被破坏的是陛下的国事，受到伤害的是陛下的子民，对群臣自身又有什么损害呢？从前宋神宗振作精神谋求治理，是一代英明的君主；只是因为在新法的议论上意见不合，旧臣相继被罢免，终于使当时的宰相错误地引进坏人，破坏了国事。先儒程颢说，新法造成的祸害，是我们这一派人激成的；这也说明当时旧臣固执偏见，不能委婉曲折地引导君主，是他们的罪过。然而宋朝国势终于衰败，成为神宗盛德的负累。臣想到这里，不禁痛心，所以深愿陛下毅然早日确定尊崇的礼制，释然赦免群臣的过失，使他们各自安居职位，同时责令他们开诚布公，讲求救济灾荒、消弭祸乱的策略，并立即施行，这确实是今日的急务。大概自从群臣固执议论、意见不能沟通，而陛下孝思哀痛迫切以来，内臣中将会有人顺从圣意而得到任用，外戚中大概会有人希望邀恩而谋求宠幸，言官中也可能有人因为触犯圣意而获罪。自古忠臣爱护君主，必定忧虑祸患逐渐形成。臣不敢因为害怕祸患而不进言。从前汉、唐、宋末年，它们招致祸败各有原因：西汉是外戚受到过度宠信，东汉和李唐是宦官势力逐渐横行，而它们又都有言路不通的问题；宋朝则是奸相掌权，言官结党排斥异己，蒙蔽君主的聪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三件事都不可不慎。那些奸相和言官多是文臣，所以自古文臣中也有奸诈欺骗、误国害民的人；宦官中也有忠勤、以国家为重的人，并不是说宦官全部不能任用。只是文职官员在外面，如果有奸恶行为容易被发现，发现后也容易罢免；宦官在宫中，如果有奸恶行为就难以察知，即使知道了也难以除去。所以文职官员就像穿在外面的华丽衣服，有了污点，人人都看得见，看见后每日更换也没有困难；宦官则像贴身的内衣，有了污垢破损，外人看不见，必须穿衣服的人自己觉察；即使觉察后想更换，又恐怕牵动肌肤、造成伤害，顾忌很多，难以除去的祸患就有说不尽的了。又因为他们奢侈富贵已经形成风气，一家人的用度超过文职大臣数倍有余，所以他们从百姓那里取得的财物必定很多，百姓也容易陷于贫困，这正是应当警戒的地方。臣愿从今以后，文臣、内臣的职任都各自遵循祖宗旧有的定额，并分别选用老成、忠诚、正直的人担任；还应当经常察看他们是忠是邪，对内臣尤其要慎重考察。一旦有奸佞之人混在其中窃取权力，就应立即除去，改用忠良，这样就可以避免前代宦官造成的祸患。本朝外戚遵奉祖宗旧制，从来不曾掌握兵权、干预政务，前代外戚之祸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然而分封的藩王逐渐增多，天下的财赋有限，不能供给，民力就容易困乏耗竭。

译《尚书》说：“四海百姓陷于困穷，上天赐予的禄命就会永远终止。” 这是不能不考虑的。何况听说先朝外戚绝没有封为公爵的，万世以后，人们将说外戚封公是从陛下开始的。臣愚昧而诚恳地不愿有这样的议论，认为这会成为圣德的累赘。《中庸》说：“尊贵的地位、厚重的俸禄，是用来勉励亲爱亲族的。”陛下所做的，也是九经所说的道理。然而亲爱他们，本来是想使他们富贵；使他们富贵，就一定希望他们长久享有富贵。如果亲爱过分、富贵到了极点，反而耗损国家、受到众人指斥，那就不是长久之道了。所以臣希望对于像张鹤龄这样的人，圣明听从他辞让公爵的请求，但仍保留原有爵位，以成全他的美德，这是亲爱而使其富贵长久的上策。公爵只准终身享有而不许世袭，是次一等的办法。把这件事著为法令，今后不许援引为例，则又次一等。自古人君的德行，没有比听从劝谏更大的；君主的过失，也没有比拒绝劝谏更大的，尤其没有比因劝谏而治罪谏臣更大的。治罪谏臣而不幸使其偶然死去，那么过失就更有不可言说的严重后果了。我皇上天性聪明，圣德宏厚，本心乐于听从劝谏，所以即位初年，凡科道官有所进言，无不嘉奖采纳。然而当时科道官多是正德末年依附阿谀、接受赏赐、向江彬取容而保持沉默以保住官位的人，以致妨害了其他官员忠诚进谏，使他们遭祸而无人救正。新政开始时，大臣没有及时奏请罢黜这些人，他们不知认罪，反而把他们和忠直之士混在一起，任意多言。有些言论涉及私事，忠良因此受到冤枉。圣心明察如日月，已经看出有些人的言论不实、内心不忠。近两年来，进言者出于忠诚，多数切合事理，偶尔有听闻失实的，也并不多。陛下因为先前进言者多有妄言，便连后来的进言者也一并厌听，所以嘉奖采纳不如新政初年多了。甚至有人因此获罪。近来听说一两个进言者言辞过当，他们确实不能没有罪责。朝廷暂时把他们下到禁狱以示惩罚，然而臣恐怕言官因此丧失气势，以后忠言日益减少，那就不是朝廷的福分了。也恐怕天下后世因此误传陛下有不纳谏的名声。所以臣希望陛下早日释放他们，只责令他们以后取得成效罢了；先前已经降职罢黜的，也只须恢复原职罢了。臣又听说，近来南京兵部侍郎席书因通晓礼制而得到陛下知遇，亲自被擢升为礼部尚书，不明白事情体制的人或许会惊讶，以为没有经过众人推举。朝廷大臣如果有人坚持上奏，席书或许会因避嫌而坚决辞让；如果确实如此，就更加烦劳圣心了。臣与席书从未相识，但过去见过他关于云贵灾异的奏疏，以及撰作《漕船志》，早已知道他的才干谋略出众。祖宗朝本来就曾亲自任命大臣，如今陛下因他的才干而授予此职，完全符合公道，有什么可嫌疑的呢？朝廷大臣坚持上奏，或许是担心以后有文臣武将的才望不如席书，却援引席书为例，借机攀附请托，不经过众人推举而得到宠幸升迁罢了。臣认为将来万一有这种情形，选部和言官加以执奏即可，圣明采纳他们的意见即可。如今像席书这样的人，没有什么嫌疑可避，正应听到命令便不等车驾出发，赶快报答明主的知遇，不应因牵累误事而推辞。臣认为言官不可不慎重选择，他们的言论也不可不听。臣希望从今以后，科道官特别敕令吏部在内外郎官中广泛选拔，务必要忠直公正、明白治国体制的人，奏请改任为科道官。三年以内，考察他们是否敢于进言、忠诚进谏、提出有益建议、弹劾举荐得当，以及巡按在外是否能振作风气、推动改革、对地方有益；对于这些人，应留任久任，破格擢升为卿、佐等官，依照祖宗朝的旧例办理。那些虽然敢于进言，但言论有时不切合事理，或过于激烈，容易触犯忤逆的，应调任内外相应的职务以保全他们；以后仍记载其忠直，考核其后续成效，再酌情破格擢升。至于应当进言却不进言，或挟带私心妄奏，以及巡按不称职的，应明白奏请降职罢黜，务必使言官都是持守中正的人。陛下对于善言，就选择其中可取的加以嘉奖采纳，并见诸施行；对于不善的，也曲意表示宽容，置之不问。只要使朝廷多得到忠谏的益处，而君父不承受因劝谏而治罪的名声，就可以了。皇天和圣祖既然把中国的疆土以及亿万百姓交付给陛下，那么保护百姓，实在是陛下今日最急迫的事务。臣过去听说陛下即位途中，爱惜民间财力，爱惜民间田禾，朝野都听闻此事，无不欣喜称颂。登上宝位以来，爱民之心没有一天不存在，仁民之政没有一天不施行。凡遇灾害造成的税粮困难，陛下不惜予以蠲免；凡有百姓饥荒、请求国库银两救济的，陛下也不吝惜赈济。陛下这样保护百姓，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然而如今江淮以南，赤地数千里，百姓饥饿到父子夫妇相互吞食，各处饿死者和死于疫病者多得无法计数，如果没有人救济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说，数年以前内臣镇守剥尽百姓膏血，以致如此，这固然是一个原因。然而自陛下临朝以来，像从前那样剥削的镇守内臣已经少了，莫不是我们文职官员各自只谋求私利，而没有体恤国家、为百姓谋划的心，才造成了这种局面吗？臣观察近年以来，士大夫的风气大坏，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臣不敢自行进言，陛下也就无法知道实情。臣愚昧，冒死敢于把这些说出来。如今天下直接治理百姓的，是郡县的守令；总督郡县的，是藩、臬二司；巡察二司和守令的，是巡按御史。这几类官员的设置，都是为了百姓。祖宗旧制，只有巡按一年任满交代时回奏，至今没有改变；其余藩、臬、守令，都实行久任，并责求他们取得成效。弘治以前，都是如此。如今官员迁调却没有定规。因此春天还是知府，有时秋天就升为南方佥事；秋天升为副使，有时又在北方任参议。到第二年春天，又升为参政，有时在东西两地任副使。更严重的，有人刚升任右布政使，因为害怕路远不肯赴任，在家稍候两三个月，就改任左布政使而到较近的地方。到任还不到两三个月，就希望转任京堂。这样一来，一年之间往来道路如织，时间过了一大半，他哪里还能在任上做什么？至于进士出任知县的，也只求守满三年，有人推荐就调走，所关心的是迎合上级，而不是体恤下属百姓。因此如今藩、臬、守令都成了过客。他们看见地方凋敝，就像看见驿舍破损漏雨一样，谁来修理呢？看见百姓饥困，就像看见驿马疲惫瘦弱一样，谁来抚恤呢？

译过去要求他们兴修水利、劝课农桑，他们不屑去做；要求他们积储粮食、准备荒年，他们也不屑去做。至于核查户口、均平赋役、铲除盗贼、压制豪强等事，也都不屑去做。却只在巡按批问状词，或委托他们查勘事情时，才按照巡按的意图赶紧办理；虚实轻重，只看巡按想听什么来向上报告，至于诬陷冤枉，根本不加顾恤。过去巡按掌权过重，办事过于专横，先朝考定《宪纲》一书，作为准则。巡按与三司、知府等官相见，各有规定的礼仪；职任事务，也各有规定的条款。如今藩、臬、守令都不能专行自己的职务，所有事情都要向巡按请示。甚至那些谋求保住职位的巡抚，也不敢独自办理一件事，只能承望巡按的风向。相见时，知府以下长跪不起，布政使以下列坐随行。更严重的是答应应对时，都低头直到膝前，名义上叫拱手，实际上像屈伏下拜下跪一样。至于审理刑狱、议处事务、考核官吏时，处置轻重全由巡按发话，藩、臬二司只能唯唯诺诺承受命令，不得稍作商议。一旦有人刚正不阿，在其中表示可否，或专断办理一件事，难道只有巡按憎恶他吗？众人也都憎恨他，有的暗中在考语中记下几个数字，有的公开摘取他某一件事的过失加以弹劾，使他退职。于是布政使以下官员都以作揖为名，每天等候在御史门前，没有空闲各自施行政务。更有甚者，公文往来都必须亲自递送；布政使身为一方重臣，按察使身为外台长官，竟亲自承担铺司兵的差役也不以为耻。那些做布政使的便说：“我暂且谦卑顺从几个月，就会升任京堂了。”已经成为都御史巡抚的又说：“我暂且谦逊几年，就会被擢升为部堂了。”否则弹劾就会跟随而来，能得到这样的升迁吗？因此内外大小官员都把谨慎自守、保住职位看作贤能，把慷慨任事的人看作不谨慎、不忠正，因而被罢黜的很多。谁肯体恤国家、忧虑百姓，为百姓兴利除害、准备灾患呢？这就是今天百姓饥困的原因。如今即使让大臣中有像富弼那样贤能的人，陛下交给他万镒黄金，让他驰往地方赈救；想要打开仓廪，仓廪向来是空的；想买粮食，米谷又完全没有；想劝导大户出粮，大户自身也无力供给；想知道饥民的实际人数，守令平日又没有查清；想委任官员，又没有真心办事的人，有时即使把差事派给巡按，他们也不敢接受命令。一个人的耳目有限，又能怎么办呢？不过是下发公文，造册上报，说赈济了若干人罢了，至于他们是生是死，实在无法知道。这说明今天的饥荒确实难以救治，而后日的饥荒却应当赶紧预备。圣祖所担忧的盗贼突然发生、豪杰乘机起事，正是如今值得忧虑的时候。臣只说：“扭转士风，改变政治体制，一切恢复祖宗旧制，这是今天救济百姓的急务。”然而这件事大臣不敢独自承担，只有请圣明在上主持罢了。为什么呢？过去臣僚都升迁迅速，如今放慢他们的升迁，他们就怨恨；怨恨就会诽谤。御史过去权力已经很重，如今抑制他们的权力，他们就愤怒；愤怒就会弹劾。诽谤和弹劾，是大臣最深切畏惧的。如今在职时退让尚且可以，死后议论赠官和谥号时，又把是否受到弹劾作为应否追赠的依据。因此浮沉随俗、保全名声的人总能得志，体恤国家、承担怨恨的人没有谁敢做。臣所以说，保护百姓是今日的急务，只在于圣明主持而已。能够保护百姓，天意的眷顾就会更加深厚，宗庙社稷可以长久，皇祖皇考享受万世祭祀，这就是陛下万世的孝行。然而根本又在于陛下修养德行、讲习圣学，以成为配合上天的圣君；谨慎修身、节制欲望，以巩固与天地同久的寿命。这两件事，近臣一定会进言，圣心已经知道，臣不敢多加议论。只是坚持实行最为困难。孔子说：“人将要死时，说的话也是善的。”臣的病势一天比一天紧急，常常担心一旦痰厥，寿命就不长了。圣恩终身无法报答，所以臣强忍疾病，竭尽所能说到这里。陛下怜悯臣的愚忠，哀悯臣的疾病困苦，早日赐准臣休致，让臣安度余年，这是臣的幸运。如果认为臣狂妄而治罪罢黜，臣也认为是幸运。若一定要起用臣、命臣上路，那么衰病之身无法承受，必定死在道路上。臣只有一个儿子，贫弱而不能远赴外地收葬臣，只求陛下哀怜。臣体弱多病，不能趋赴诏命，恳请准许休致。臣长期患痰火之疾，身体极其虚弱，走路不能超过百步，站立不能坚持片刻；又兼心神虚怯，眼睛昏花，遇事慌张，说话艰涩，平时气郁不通，身体将要跌倒；有时郁气发散不止，气息像突然死亡一样。因此不能供职效力。自任副使并升任现职以来，中间一次被贬、两次起复，十次上疏辞职都得到允许。近来遭逢家难，服丧期满，又因疾病上疏乞求退休。承蒙圣恩，允许臣调养，臣感激奋发，想要调养好病，但始终没有痊愈，自料此生无缘报答圣恩，夜半悲哀思念；遇到时事多有变故，于是倾尽余忠，陈述三件事。臣自知身体如病马，既已跌倒便难以再起；言语如鸣鸟，旁听的人都憎嫉。臣只是想在临死前报答恩德，哪里是想为将来求取职位、触犯公议呢？今年十二月初三日，忽然接到吏部咨文，称本部拟题后奉圣旨：“廖纪、胡世宁、姜清都行取来京，钦此。”吏部咨文令臣敬谨遵行。臣听到命令后惊惶，立即想赶赴京城，但因病困日久，远行十分困难，试着登船稍稍出行，便接连发作几种疾病而迅速返回。还希望调养稍有好转，不知不觉拖延了多日，恐怕耽误召命而加速受到官刑，忧惶日积，痊愈却没有期限。臣私下认为，自古忠臣贤士难以遇到圣明君主，何况如今遗老都是过去长期受权奸困厄的人，幸而现在得到圣明知遇，哪里会无故不愿出仕进取而推托呢？其他人或许是担心遭人嫉妒、躲避祸患而不去，像臣则实在是上天使臣废弃，痼疾难以起身。臣悬望宫阙，感恩眷恋之情更加深切。伏望圣恩如日月普照，不遗弃幽隐之臣；扩充天地般的仁德，保全衰弱残废之人，特降诏令，允许臣休致，并明白敕令吏部表示今后不要再起用臣，以便臣安心调养，免得臣冒进获罪。臣若能在未死的岁月里感受陛下再生之德，便每日和乡野老人一样，含着食物、鼓腹而歌咏太平；有时又学僧侣的样子，叩首焚香，祝愿圣寿绵长。臣实在承受不住这种激切祈求之情。《胡端敏奏议》第四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胡端敏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胡端敏奏议》第五卷 明代胡世宁撰 《陈述实情请求调任闲散职务疏》【当时任兵部左侍郎】臣长期患痰火之疾，极其虚弱，不能胜任差使。先后历任内外台官并升任吏部官职，已经十次上疏具陈辞职。近来遭逢家难，服丧期满后又因疾病上疏请求退休。承蒙圣恩，允许臣调养。后来又奉诏征召起用，臣不能起程，只得再次上疏陈情；又承蒙圣恩温和慰留，臣感激而想报答，当即准备强忍疾病赴京。无奈困于炎热，苦于疾病眩晕，不能行动。想等秋凉后起程，期间忽然接到咨文，敬承圣恩，升臣为兵部左侍郎，命臣遵照咨文到任。臣听到来自上天的命令，感激无地自容。只是兵部司马之官，是侍郎、尚书的辅佐，有时还要代理掌管部印；遇有事情，有时应当出任总督边疆，必须是才干谋略出众、德望足以服人、年纪精力强健、熟悉边疆事务的人，才能运筹帷幄、在宴席之间挫败敌人，辅佐圣明；选拔将领、训练士卒，严整内政、肃清外患；赏赐必须与功劳相当，不许滥赏，以免损害国家；刑罚必须与罪行相当，不得姑息，以免耽误事务。像臣这样庸陋无能，远远达不到这些要求，哪里担当得起这种职任？何况臣年纪虽未满六十，但病体衰朽，已经有了超过七十岁的形貌。内心虽想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但学识浅陋、迂阔疏略，恰好会成为舆论所鄙视的人。又担心疾病不时发作，痰气突然壅塞，不能开口说话，妨碍奏对；气息突然郁结，不能正常行走，失去朝见的仪容。这样既成为官员队列中的耻辱，又辜负了圣明的知遇。因此臣反复筹思，进退两难。如今如果听到诏令却不起行，臣违抗命令的罪过应当诛杀；如果后来任职不称职，臣误国的责任更重。所以如今部咨一到，臣已经扶病起程前来。只是臣这副病体一路服药，到京恐怕还会迟误；而兵部事务紧急，官缺不容长期空缺。又恐怕到了京城疾病缠绵，才力短浅，不能称职，有负恩命，罪当万死。因此臣不避烦扰亵渎，冒死陈情。伏望圣恩特别念及兵部职任重大，怜悯臣衰病残躯，另选贤能之人代替臣所升任的职务，放臣回乡休致，终老余年；或者请求调臣到南京的部属任职，使臣能够就近闲居养病。臣若能在本等职业之外，遇有时事应当进言，便不避艰险，竭尽忠诚陈献意见，以图报答圣恩万分之一。臣以个人私情牵累而惊动天听，内心实在战栗不安。《请求确定孝思，早日颁发圣旨，以安定世庙祭祀疏》臣承蒙升职、征召起用，到京后于本月初六日朝见；出宫门时看见群臣奉旨前往察看世庙前道路应当如何办理。初七日谢恩，群臣会同议论前面的事情。臣因病弱不能远行，而且尚未到任，不敢随众前往察看议论。今天初十日到任后，才列入常朝行列；听说前次议论的奏本尚未批出，深恐陛下的孝思尚未决定，圣心长久劳苦，群臣议论也惶惧不安。臣有一点浅见，也冒昧陈奏，希望对成全陛下孝思有所帮助。臣认为，建立世庙本来是依据义理而起，不应援引古事作曲折的证明，只应讨论今日形势所适宜的办法。比如何渊近来上奏，想开通庙道，直通祖庙街门出入，骤然听来形式似乎很好，但在事理和情势上有六点不便：听说神宫监妨碍道路，应当拆除；太庙墙外的树木也有应当砍伐的，这些都是祖宗原本为太庙建造、栽植而定下的。推想恭穆献皇帝孝敬祖宗的心情，一定有所不忍；陛下体察献皇帝的心意，敬重他所尊奉的，也会有所不安，这是第一点。将来神主入庙，必定要经过太庙门下落辇，臣子不能完整保持对世庙独有的敬意，这是第二点。按照古人事奉亡者如同事奉生者来推想，恐怕献皇帝平日神灵出入也必须经过太庙门，难免有所敬畏忌讳而不能自由，这是第三点。庙宇建成以后，圣母和陛下心中若因时追念，想前往叙行家人之礼、看一看庙宇的形制，就必须驾出午门，再出端门，转入祖庙街门，经过太庙门，这很不方便，是第四点。按照各司职掌所载婚礼来推论，陛下以后为圣子神孙册立皇后、妃嫔，在奉先殿和庙中行礼之后，按理应当接着谒见世庙，也必须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连续出午门、端门，经过太庙门，同样不方便，是第五点。阴阳家的世俗忌讳本来不是正当道理，但臣子为自家办事便拘泥于这些忌讳，为国家办事却不说，也不是臣子把君主如父亲、把国家如家庭一样爱护的心情。阴阳家建造宫室，忌讳前方道路直冲，也忌讳斜向交界。因此像大明门前，距离正阳门的直路既宽阔又不远，而两旁的横路却很长。如今不知道庙道向正南偏西直通祖庙街的地段有多少，如果拆掉旧房直进，恐怕道路狭长，会犯直冲的形势；想避开旧房曲折进入，又恐怕犯斜界的形势，这是第六点。如果像礼官原来的议议，从后面向南、转向东边，曲折转入，那么对于前面几项事情都很方便。臣起初听说建庙在远处，担心陛下不能亲自祭祀，不能表达如同神灵在前的诚意；后来听说建庙在宫内，又担心群臣不能陪同祭祀，不能表达奔走侍奉的敬意。后来听说把世庙建在这里，上下议论一致，神人相合，已经尽善尽美，所欠缺的只是庙道不通祖庙街门罢了。两座庙本来就略有不同，理应各自设置道路出入。推想献皇帝孝敬谦抑的心意，一定不愿意事事与太庙相比隆重。我皇上当初建立世庙，本来是想使献皇帝的神灵得到安宁，使上合祖宗之心、下合万世之论，让子孙世世代代不间断地享受祭祀，也不是想让世庙事事与太庙相比隆重。何渊的议论像下棋一样，求胜不止；国家大事，哪里容得他这样举棋不定？《中庸》中孔子称赞武王、周公是通达孝道的人，说：“敬重他所尊奉的，爱护他所亲爱的人；事奉死者如同事奉活着的人，事奉亡者如同事奉存在的人，这是孝的最高境界。”陛下每天更新圣学，体会思考这几句话，孝思就已经领会大半了。有人说此事重大，若圣心仍有疑虑，就应当先在宫内启请两宫圣母的心意，向九庙皇考的神灵禀告，亲自到庙门，和众人谋议并听取卜筮，必定能与群臣的议论相合。《洪范》所说的考察疑难，就是这种大同；如此身体康强，子孙也会逢吉。如今如果只听从两三个人的意见，便想轻率移动祖庙，触犯一抔土、一株树木，不仅祖考的心不安，天下后世臣民的心也都不安。

译伏愿皇上俯察群臣意见，早日确定孝思，早日颁发圣旨，以加快世庙建成，安定万年的祭祀。这样，陛下盛大的德行和至高的孝心，就能与臣民相合、光耀祖考，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询问鬼神而无疑惑，百世以后等待圣人评议也不会迷惑。臣以病废之身和庸劣才能，错误地承蒙征召任用，感恩刻骨，冒死前来。如今若遇到事情却不进言，恐怕会辜负圣德，所以谨冒死陈述这点区区意见；既不敢附和众人以求容身，也不敢故意标新立异以求名声。惟愿圣明采纳，臣不胜幸运。奉圣旨：这件事已经有旨意了，该部知道。钦此。《陈述边务弊病疏》臣以病废残身，忝任兵部的辅佐官，对于宣府、大同二镇以及陕西三边的事务，从未经历，完全没有了解，不敢妄言。至于京师左翼的辽东一带，则因往年在江西平定盗贼时预先奏报朱宸濠之事，遭人嫉恨功劳，都御史俞谏辅佐叛逆，御史潘鹏等人千方百计构陷臣，诬陷臣犯死罪，投入锦衣卫；刑部、都察院、左府连续关押十六个月，编发辽东沈阳卫充军，前后四年。因此对于当地的军务弊病，臣亲耳听闻、亲眼见到，略知一二，曾费心为那里私下谋划，但不敢公开进言。没想到今天这些都成了臣本部的职务。虽然其中有几件事不属于本部掌管办理，但臣与各部卿佐并肩事奉君主，同心体恤国家，作为臣子的道义是知道什么就没有不说的，不敢因为避嫌而沉默。谨将臣所见应当处理的事务逐条列在后面；最后一件颇涉机密，伏请圣明自行斟酌是否施行，不必交给有关衙门抄录议论，以免泄露此事、惊动人心。其余二十四件，请敕令有关部门再行议处施行。具体列举如下。一、在京城被编发到辽东充军的人，都被监禁在府中半年多，积累到二十人，才派一名官员和一名舍人押解。所派的官员、舍人先要借债四五十两银子使用，办理差事的费用连本带利加倍偿还，又想多取钱财肥己，全部都从这二十名军犯身上搜刮。军犯临出发时，经历司先打发他们受行路大棍二三十下；官员、舍人领着他们出城，沿途停歇，每天吊打，使他们痛苦哀号，亲友邻人送行者都不忍看。为了变卖房产，借来的债银还要一路追缴。押解军犯的沿途关卡，每隔五七天才到通州，一两个月才到山海关，必定要把他们搜刮的数目凑足。里面有因盗窃充军的，便放任他们到集市偷摸财物来供给押解者。其间军犯被打死、军犯妻子被奸污的，数不胜数。军犯到达那里不久，大多死亡，对边卫毫无益处。臣私下担心其他府押解军犯也有这种弊端，乞请下令禁止革除；再有违犯者，必须加重惩治。一、京城派遣伴送贡使回国的使者和官员，经过辽东一带时，完全没有纪律约束。每批一百十人，或两三百人，拥到一处；堡站官预先没有做好准备，使者到达后因无车马供给，任由他们停留两三天，出入空城，几乎没有禁忌。有的因愤怒而损坏房舍，有的故意烧煮门窗，有的用粗木制成的鞍桥打断马脊，有的听从押解官唆使割下马尾，带回京城出售换银。经过三岔河后，使者偷偷认定小路，便骑着官马从小路行走，超过三五站，故意把马骑死，丢弃在路旁。官府完全不加过问，十分损害国威，也消耗边地马匹；而且使者熟悉道路后，更加轻视边卫，可以任意入侵。这不是小过失。今后使者往来，应命伴送官分定班次，每五十人上下为一批，每批预先把人数报知前方堡站，准备好供应和脚力。使者到达后，立即供应并打发上路；前站已经通过后，报知后站，才许下一批使者起身。到达后站也要立即打发，不许在经过的地方暂时停留。还要调拨军队整顿队伍，守门防送，使他们严加畏惧，不敢在旁窥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百人〕 以后再有像这样损坏马匹、房舍以及越过规定道路返回等事，要严加禁止、从重治罪，以彰显国威，免得受到轻侮。一、军政事务没有比马匹更紧要的。过去听说有禁令：官马不许两人并骑，也不许妇女骑坐，更不许用来驮载其他物品。臣亲眼看见辽东官军完全不爱惜马匹，关发的料豆被私下卖掉作为食费，不拿来喂马，导致马匹瘦弱受损。主管头目丝毫不加防察，又不分男女，出门半里便骑马；有的还让马驮载柴草、粮食、行李远行，承受沉重压力，同时又让一人骑在马背上，以致马匹容易跌倒死亡，损害公私利益。如今应命当地将官严加禁止约束；若有人坐视不禁，或借此为名苛刻伤害军士，准许巡抚、巡按、守巡官查问究治。当地原本没有驿递，只是各堡轮流拨给边军马匹，在堡中传递，号称摆堡马。无奈镇守、分守等官各有亲信、随从、仆人，以及各衙门的公差人役，每天往来不断，常常多要马匹骑坐或驮载行李、供应路上食物，马匹容易跌倒死亡，使边军负担购买补充。又恐吓逼迫管堡官多收贫军财物，供给酒菜，必求丰盛，使边军苦不堪言。应命当地抚按守巡官给各堡站每月发两本带有印记格眼的簿册，把轮差马匹编号登记；同时规定公差人的饭食数量，使马匹按次序平均拨给，并登记在格眼中。公差人使用的饭食数量，也要填写在格眼中，循环查验；敢有多勒索马匹和供给的，立即惩治。不是公差的人，一概不许私自供给或滥行给予。当地镇守总兵太监，朝廷原本赐给令旗令牌，以备临阵督战之用。旗牌所到之处就等同诏敕，官吏迎接跪伏，不敢违慢。有些无知的官员、舍人谋求跟随镇守，听从并执掌旗牌，这些人便自称旗牌。镇守官有时命他们出外办理私事，也称为旗牌。他们所到之处凌辱恐吓官吏，诈取勒索财物，弊病无法尽说。例如要派他们带银到边堡买粮、办理报纳，便给一张军帖，假称是防军；旗牌一到，守堡官便股战惊惧，立即扣留军士应支的月粮存入仓中，充作买粮上纳的数目，却把原银送还原来发银的衙门，另外搜刮贫军财物馈送旗牌，以免降祸。他们害人如此，应当下令当地严加禁止。今后镇守官除非确实临阵督战，不许擅自出示旗牌，以维护天威。公差人出外，除非真正持有钦降的令旗令牌，不许冒称旗牌。敢有违犯的，官员交抚按官查问究治，公差人按矫诈罪论处。

译不许徇情宽容，姑息放过。一、先前辽东将官都命令骑兵下马，在腿上绑沙袋，以练习健步，所以遇到敌人、战马受伤时，就能徒步作战；进攻可以克敌，退却也能保全性命。后来骑兵不分远近，沿路都骑马，再也不肯步行一百步；即使穿戴盔甲，也不习惯忍耐，常常使马匹代步。因此马匹容易疲惫瘦弱，遇到敌人时战马受伤不能行走，多被擒获杀死。如今应命当地将官像从前一样操练骑马，远行时必须交替上下马；每骑行十里，步行十里，以节省马力、训练健步。这样或许能够恢复从前的办法，遇敌时战马受伤便能步行作战，进攻可以克敌，退却能够保全性命，也算大有补益。一、辽东城内原设分守副总兵一员，西面防备长安等五堡墙外朵颜等卫的远方敌人，平时难以离开；东面又防备靉阳等六堡外建州等卫的远方敌人，听到警报后赶去救援，往返七八百里，山路险远，行动迟缓来不及处理事务，徒然使许多马匹奔走至死。应命当地镇守、巡抚等官从长计议，在东边一带城堡中察看斟酌适当地点，增设一名守备，常驻那里；或者只增设一名游击，往来巡察防备。这样可以免得辽阳守将顾此失彼。臣又想到，辽东是京师的左翼，宣府、大同是京师的右翼，应当在这三镇各增养一万多名士卒和马匹，使他们熟悉战阵：一是可以整备边防、威慑敌人；二是京师或中原有紧急事务时，也可以调用，并非没有益处。一、听说辽东往年的良将如郭振、高云，都是勇于任事、爱护士卒的人，边地之人信服他们；守边数年，几乎没有一点过失。只是他们性情抗直，不能奉承当权者，因而得不到荐举和宣扬，不能得到显著任用，如今都已经死了，再也难以得到这样的人。如今听说当地将官，除永、杨、镇三人外，张铭、王道还差可任用，其余的有些根本不像将领。旧任游击林睿、沈毅有谋略，行军有纪律；副将孙棠颇有巧思，善于处理边务，都曾战胜敌人、建立功劳，而且颇能守法知耻，不太苛刻虐待士卒。按理不应闲置废弃。孙棠曾与臣一同被关在禁狱中，他不认识臣，却十分放肆地轻侮臣。臣并不是与他有私交深厚，也不是忘记他过去的恶行。一、自古将帅人才难得，而从军伍中成长、熟悉历次战阵的人尤其难得。如今当地边军冲锋破敌，按旧例却不能报功；斩获敌人首级的人，又被有权势的豪强夺去，不能凭此报功升官。至于指挥、千百户中偶有谋略勇力可用的人，又有的因家贫不能经营请托、掌管军务，无法显露才能。因此将官若从军伍中起家，真正能够抵御敌人的人就难以再得到。如今应严令当地镇守、巡抚官出于公心访察指挥、千百户中确有谋略勇力出众而家贫不能得到差遣的人，务必公正选任为管队、把总、掌印、备御等职。至于有权势者夺功、买功的弊端，更应严厉革除。军伍中的士卒如果确能冲锋破敌，或斩获敌人首级，务必如实申报功劳，使他们能够升任官职。与前面选任的指挥、千百户一样，都令他们积累功劳逐渐升迁品级，以备选作将官，那么边地将领就能得到真正的人才，缓急时也有准备了。臣冒昧认为此法或许可以通行各边。一、先前京城派遣赞画官、随行官到当地时，势焰炽盛，边地之人战战兢兢。总镇官既夺取边军浴血奋战所得的首级给他们报功，卫所官又克扣边军忍受死亡危险所等待的粮银，用来为他们设宴赏赐；还听任他们骑乘边军的马、役使边军的人，鞭打呵斥如同对待囚犯奴隶。那些为国家拼死效力的人低头丧气，不敢说出心中的哀怨，哪里还用说呢？所以过去讨伐朱宸濠时，调遣辽东军队，人人都踊跃而出，想着向南进发；如果不是天命早有定数，北方军队到达那里时，大事恐怕已经失败了。皇祖圣训所告诫的“赏功不及时，祸患就会发生”，正是说践踏军功十分可怕。今后这类人不应再派遣。有人想去，赞画官就送到本部当面考问谋略；随行官就送给当地巡按当面试验弓马。如果谋略勇力可取，就分派他们到边堡，作为首先破敌的人；退缩者如古代的庄贾，立即按军法处置，以挫折其骄横强悍的气焰，责令他们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确有谋略勇力出众、真正建立战功的，就在当地升任卫所职务，使他们在那里不断积功、逐渐升高职级，以备选作将官，这才有益。臣冒昧认为此法也可以通行各边。一、先前各卫、堡的备御、千百户、把总等官，镇守官派遣时各有定价，命他们借债买通求取；到那里任职后，不久便盘算搜刮足够偿还债务本息，随即把他们调回，另派一名官员。等到本官任职，又派到另一处，那里也各有定价。凡是客商借给他们的银两，都随本官到当地强行收取，因此坐食损害军士，贫军几乎无法生存。如今应命当地抚按官严厉革除旧弊，镇守官同心体恤国家，对于前述各种职任必须按才选用，再不许出钱谋求任职。有人借债或借钱给人的，依照吏部关于听选官借债的事例，严加惩治，或许可以稍稍救济贫军的痛苦。臣冒昧认为此法也可以通行各边。一、辽东军职犯罪、应当调往南方卫所的官员，到那里后官员少，既能得到安闲尊贵的地位，又容易选择军政职务，实际上是把他们安置在乐土。但他们都眷恋亲戚和祖坟，不肯远离。何况他们生长在边地，熟悉边务，与南方人调到那里者不同。今后这类官员犯罪，应只令巡抚酌情罚其边粮，或者降级后就在当地差操，免于调往外地卫所。这样既能顺应人心，又可以充实边卫。圣恩如果顾念他们祖先的功劳，不忍全部降职，那就只降本人，以后子孙仍可承袭祖传职务，也不妨碍。臣冒昧认为此法也可以通行各边。一、先前禁止砍伐边境附近树木，用来防止敌军战马冲突，并非没有道理。只是辽东各边的敌人只是暗中进来抢掠，多藏伏在树林中，守军苦于瞭望不见，以致发生误事，与其他地方的情形不同。应当命当地查勘，如果确实如臣所说，就允许砍伐，不列入禁令。

译一、广宁到海州一带的道路，每年夏秋都被水淹没，公文传递和人员接应因此受阻，严重妨碍事务。应命当地抚按、守巡官议定办法，从东西两边各自以三岔河两岸为起点，向外开挖宽五丈的河道，可以泄水、限制敌人、通行船只；同时利用挖出的土在河内筑成宽五丈的堤塘，中间筑高，禁止车辆通过，仿照北直隶的制度，那么骑兵、步兵通行就不会受阻，边防也更加牢固。疏浚修筑的方法，应在二月召集民夫，三月开工，按丈数分派劳役。河道必须挖深，堤塘必须筑高，每年只开挖数里，遇到下雨就停止，第二年接着做，限定几年完成，这样百姓不劳苦而事情容易办成。所用土篮、锄头等工具，应学习南方的制造方法，或许能够少费力而取得更大成效。一、辽东各边的人只抢夺人畜，比起西北各边的敌人，较为容易防御。然而如今地震等灾异很多，恐怕还有其他忧患。暗中听说口西人有很多在当地散布妖言、蛊惑众人的；先前虽已败露擒获，仍恐怕余下的影响没有消除。应敕令当地镇守、巡抚等官秘密而认真地访察、禁止、惩治，务必断绝后患；既不可疏忽大意而误事，也不可张扬惊动而激成变乱，更不可滥及无辜。一、那里军粮经常短缺，每年都上奏向户部请求，而常赋有限，不能多给。是否可以仿照古代常平仓和刘晏的办法，选派一名通晓事务、有才能的部属官员，前往管理粮务？命他每月预先报告米价的贵贱，每年预先报告田地收成的丰歉。如果遇到丰收、米价低廉的时候，户部就拨借官银数十万两到那里，多买米粮储存在仓中；按一年粮银的数量，可以买下三二年的粮食。以后过了三二年，再把那里应发的粮银挪用来补给，其他地方节省的就会很多。这也算是治家理财时通融变通的办法。但买粮一事全要派官办理，立法务必简便，革除弊端务必严明，千万不许压低价格强行勒索、使粮食难以收购，以致损害屯军。我冒昧认为，这个办法或许可以通行于各边。一、辽东土地广阔、平坦、肥沃，最适宜耕种。但那里人口少，不能开垦种植；又恐怕一经开垦就立即征收科税，反而成为负担。如今应查照北直隶钦奉太宗皇帝圣旨的事理，听任那里的官军尽力开垦，永远不征科税。只要那里的土地广泛种植、收成增多，米粮价格降低，遇到缓急时把银两发到那里低价购买，就能得到救济。我冒昧认为，这个办法或许可以通行于各边。一、古代迁徙豪强大族来充实边塞，并不是忍心劳累百姓，而是出于不得已。如今南方发往那里充军的罪犯，大多是穷凶极恶、极其狡猾之人，成为一方百姓的祸害；有些还是判处死罪后由朝廷奏请减刑、改发充军的人。朝廷只是怜悯他们一人的死罪而改发充军，却不知道这些人到了那里就逃跑，卫所反而受其牵累；又连累押解军犯而死的人，以及买娶军犯妻子的无辜者二三人，更加值得怜悯。今后这类罪犯，应命原籍官司务必审查清楚后押解；如果确实有妻子儿女、且家属愿意随行供送的，不必禁止隔绝。对于应当永远充军的罪犯，就命其本房亲属押解发往那里；到达后都分给有力量的军职之家作为军伴，责令这些人收容管束，以断绝他们逃跑的机会。还要让他们在那里开垦田地，以代替原来役使他们的军伴承担其他差操。这样做的要点在于，使那里的人逐渐拥有更多田地，土地不断扩大，边防逐渐充实，也不能说是没有益处。我冒昧认为，这个办法或许可以通行于各边。一、辽阳等地的仓廒弊端，简直无法尽述。大概是因为管理屯田的都司、卫所官员都想私自收取屯粮，便暗中分派、勒令仓官虚开出仓串票。前后任仓官多被牵累而死，留下的子孙流落在那里，贫苦得无法度日，只得住在仓附近；他们也都包揽收取屯粮，掺杂作假。后任官员出于怜悯，只得听任容许，因此粮食出纳增减方面的弊端不一而足。仓廪日益空虚，边军受到祸害。管粮、分守官员有的高高在上，把事情交付下属而不知情；有的明明知道，却不忍查究。如今应在当地按实际情况查出问题：以前犯罪的人酌情宽贷，以保全其性命；以后再犯的人必须严加惩治，依法处置。这样以后仓官可以免于被牵累而死，屯军交纳粮食也不至于被多收，战士领取的粮食都能得到实际的好处了。一、听说先年都御史王翱在那里总制十多年，筹措积蓄的粮饷多得用不完。今后巡抚有缺，应选派有才能应变、诚心体国、不避嫌疑毁谤而资历尚浅的官员，只升任佥都御史；或者照先年王询的事例，只让寺丞等官员领敕担任巡抚，办理同样事务，使他能够便宜行事，筹措积蓄粮饷，训练军士，识别提拔将官，谨慎巩固边疆。等到任职年资较深，再加升为副都御史；任职更久，再加升为右都御史。完全按照王翱的旧例，让他在当地长期任职，并不是没有益处。我冒昧认为，这个办法或许可以通行于各边。一、辽东地方原来设置分守防御官一员、分巡佥事一员，分别管理词讼，以及查办革除奸弊、核实功劳罪过等事务。过去都是山东布政使司、按察使司轮流派遣任职年久的官员到那里负责守巡。近来官员升迁调动不固定，资历深的官员到那里就升迁，而后任官员往往过了一段时间还未到任，地方常常因此缺官而无法处理事务。是否可以今后辽东的守巡官员直接由吏部铨选任命，仍带山东的职衔，长期在那里管理？官员任职长久，贤能与否就容易知道；遇到重大困难的事务，也没有推诿逃避的余地，这对地方的益处很大。一、那里生员的资质大多聪敏，却骄傲懒惰，不肯努力学习，大概是因为没有提学专门管理考试，升降黜陟不经常，也不公平；有的人先前考试被黜退，又通过关系重新进入，因此人们没有受到劝勉和惩戒。如今北直隶地方广大，学校很多，一名提学常年巡行考试，恐怕也难以周遍。是否可以增派提学御史一员，总领原来的两员；一员专门管理京西以南直到大名府一带，一员专门管理京东直到辽东一带。这样，教化防务或许就有固定的主管，人才也一定会更多地趋赴边地。由文科出身的人兼习边防、武事，也不是没有益处。

译一、那里原来设置卫学，礼部奏准规定：一卫或二卫设一学的，正生、附生各二十名，等同于县学；三卫设一学的，正生、附生各三十名，等同于州学；四卫以上设一学的，正生、附生各四十名，等同于府学。那里生员原来不享受廪膳，只把正学中的学生按次序充作贡生。后来因礼部失火，旧卷不存，近来被直隶提学御史洪范含糊奏请革去正生、附生的名目，按次序贡举的规定也不明。又因广宁城内四卫和城外右屯一卫，共五卫一学，生员很多，向学者众，每年考送参加科举的常有五六十人。本来应当依照府学，正生、附生各四十名；先年巡抚、巡按逐次奏请增添，礼部因没有原卷而没有查考旧例，只增加十名，改比照州学。这与其他三卫一学的名额多少不相称，也挫伤了孤立边地人们求学的志向。请求敕令礼部斟酌，仍照原来设置卫学时奏准的事例，卫学生员恢复正生、附生的名目，使附学生中成绩优等者经考试补为正学生，正学生中任职年久者经考试充作岁贡生。广宁等五卫一学，仍照旧例，正生、附生各四十名，依照府学，一年贡送一次。这样，那里的人就会受到劝勉而趋向学习，人才也会更加增多了。一、辽东原来附属于山东的生员，也前往山东应试，是因为海道畅通、两地相邻。如今海道不通已有五六十年，两地声势相隔遥远，彼此几乎听不到消息。每次科举，生员仍要赴山东应试；路线从山海关向西到京师，再向南转向东，才到济南，来回路程六七千里，而且全都要走陆路，比南方举人赴京会试所受的劳苦费用更加严重。因此富裕的人还能前往，贫穷的人便断绝了中举的希望，实在值得怜悯。请求敕令礼部议定，是否可以在顺天府乡试每科酌情增加中式名额五名，让辽东生员赴京应试，实在是便利而有益的办法。一、如今辽东地方灾异很多，臣私下深感忧虑。往年剧贼刘六、刘七、齐彦名、李隆、杨虎等人倡乱，流窜抢劫，横行于南直隶、北直隶、山东、河南各地；他们杀害官军，攻打屠戮城邑，杀人多得无法计数，而全家被杀的，也大概很多。当事情平定之日，不知司法部门出于什么考虑，竟保全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如今刘六的两个儿子刘仲仓、刘草包儿，年龄都二十六岁了。原先发往开元城内，后来记载为辽海，或者发往三万卫充军，臣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那里。这些人小时候都异常狡猾凶恶。刘草包儿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刚出生就失去母亲，用草包裹着，丢弃在野外，几天没有死，才又被收养抚育；其经历颇为异常。从前元朝末年韩山童因妖言被捕，他的儿子韩林儿逃脱后，又与党羽刘福通等人倡乱割据，终于无法遏制。古人除恶务必除其根本，确实是有道理的。何况过去民间有谣言说刘六、刘七、齐彦名都没有死而逃命，所捕获的尸体并不是真身。虽然事情未必可信，但如今这两个小儿在边地穷困无赖，或许是承受了他们的恶气；趁着他们年轻锐利，又重新萌生叛乱之心，或者被传播妖言的人挟持、被盗贼得到并利用，因而扰乱地方，不能不加以考虑。臣恭敬地请求圣明作出裁决，选派一二名能干的官员、校尉，携带驾帖直接前往开元，责令当地守将，秘密逮捕并押解到京城，斩首以断绝祸根。至于齐彦名、刘七等人的子孙中有充军到其他地方的，也一并查实办理；这也就是古人防微杜渐、消弭祸乱的做法。假如圣上宽宏，认为不值得计较此事，那么就是臣过度忧虑、妄加言论，也请求置之不问，不必让各衙门抄录议论，以免此事传播泄露，惊动人心。奉圣旨：交该衙门知道。保养圣躬疏 臣年少时经历父母多病，常年调理身体，加上臣天生禀赋极弱，素来多病。二十七岁时，因为远方听闻父亲病情的消息不确，忧虑疑惧而损伤心性，又遇到医生误治，便形成痰火奇症。直到如今三十年间，没有一天不生病，没有一刻能够自我保全，因此对于病情和医药积累了很多经验，不敢轻率忽视。人的禀气有厚有薄，确实十分不同；医生用药也应当因人而异。所以像宋高宗禀赋充实，每次生病都用蠲毒丸攻下荡涤便能痊愈；他的儿子孝宗偶然生病，高宗赐他服用前一种药，讲官史浩急忙用人参丸替换，是担心孝宗气弱，不能承受迅猛的治疗。这虽然是同样承受天命的帝王，但禀气不同，也会如此。至于凡是节制欲望、保养身体而禀气虚弱的人，更应当加倍谨慎。臣又听说，医生给贫贱之人治病时没有什么敬畏顾忌，可以详细询问病因，因此用药容易对症；给富贵之人治病时顾忌敬畏很多，不敢详细询问病因，只凭切脉诊断。切脉只是诊察疾病的一种方法，不足以完全了解病情，因此用药容易误诊。现在只以感冒一事来说，轻重并不相同。凡是乡野百姓，有的因衣服单薄，有的因饥饿，有的因劳累之后气弱而被风寒侵袭，久而身体发热、气喘，不能饮食行走的，叫作伤寒。刚发病一二日宜解表发汗，三四日宜和解；有的夹有食积，还应兼用消食导滞之法。禀气厚的人发汗后就能痊愈，禀气薄的人发汗后还要调理多日才能完全恢复。如果不能在发散邪气后拖延到七日以前治愈，七日以后治疗方法就很多，必然要费力调理，这才是重病；富贵而善于保养的人，大多没有这种情况。其他轻微疾病，有的是迎风坐卧，有的是稍感温暖便脱衣，一时受到寒气侵袭；或者夏天受到暑气侵袭，都叫作感冒。这种病会立即发作：有的身体发热、怕冷，有的身体不发热而只是怕风怕冷。身体发热重而禀气厚的人，发汗就能痊愈；身体发热轻而禀气薄的人，只适宜用药升散。那些不发热而只是怕风怕冷的人，有时只需增加温暖，有时稍微活动劳作，也能自行痊愈，这些都不必发汗。又有感冒以后鼻塞咳嗽，或身体微热，或身体不热，都叫作伤风；禀气厚而身体发热的人也可以发汗而愈。

译其余情况都不必发汗，只需听任痰咳数日，使邪气随着咳嗽排出而自行消散。这些病都不妨碍饮食起居，无论贵贱、劳逸之人都可能患有。还有一类安逸之人，有的因饮食停滞，有的因心事劳累而火气发动，有的因七情郁结，身体也会发热，或怕冷，似乎像感冒，实际上却不是感冒，应当按杂病治疗，不宜发汗。因为发汗容易损伤元气，禀气厚的人感觉不出来，禀气薄的人应当戒慎。春夏尚且可以，隆冬气机闭塞之时，更应谨慎。臣刚到朝廷时，因为过分敬畏，不敢抬头仰视圣颜。但臣听说圣体生长于南方，与北方禀气粗厚的人不同。近来听说圣体偶然不适，臣也正因受风而痰嗽，先在门籍上登记而在家休息。起初听到时十分忧虑，后来听说群臣都上本问安，接连奉到圣旨说：“朕偶然感受风寒，已经逐渐恢复。”臣心中私下感到宽慰。今天初一出朝，才得以随众到左顺门问候，竟听说圣躬才刚能进食，那么此前进食还在减少，臣不胜忧惧。深恐医药发散过度，不免稍微损伤元气，以致完全恢复稍有迟延。如今希望皇上谨慎服药，只需节制饮食，谨慎起居，调养几日，自然就会完全康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尤其希望今后从内臣中精选二三名资性忠实、明达谨慎、曾经多次生病并熟悉医药的人，让他们多看医书，深入明白医理，专门负责保卫、防护圣躬。稍有身体不适，就允许大臣每天到便殿候问起居、药物和饮食，与医生共同商量调治，那么圣躬就能常保安全，万寿无疆了。臣听说古代的大臣，常希望君主身体强健稳固、君德清明，所以设置师保之官：师负责引导、教诲和训诫，保负责保养君主身体；从道义上说，这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臣蒙受国家深厚恩典，忝任卿佐，只因怀着爱君如父的心情，不能自已，冒昧进献这些话；并不是敢借此防范天威，也不是想借此希求天子的宠遇。如果圣明能够俯察臣的愚拙，特意把这份奏疏留在宫中省览，不必批发出来，臣就十分荣幸了。忠益疏 臣因疾病而被废弃不用，以庸才误蒙圣恩录用，只好强忍病体来到京城。途中听说陛下每天御临经筵，振作精神讲习学问，臣为宗庙社稷和百姓感到无限欣喜。船中无事，臣每天取出过去读过的经书，选择其中切合治国之道的内容，试作讲义三章。刚到京城时，就想封进呈上，但想到陛下天性圣明，深夜所阅又是儒林中精选的贤臣，经筵上所讲的内容，难道会少了这些，而需要臣冒昧来做吗？这样岂不是被天下人取笑，得罪公朝？因此犹豫不敢进呈。如今臣又想到，从前有人说乡野之人吃芹菜觉得味美，便想献给王室，难道是因为王室没有芹菜才想献上吗？大概只是区区忠爱之诚不能自已罢了。臣的愚拙诚心，实在也与此相似，所以斗胆献上。恭敬地希望皇上在万机之余，特赐阅览全文；如果其中有切合治国之道的内容，还请求留在宫中加以留意；如果属于妄言、不能算忠言，便请批示发出并拟定罪名，臣甘愿承受重重贬黜。谨另行开列封进，呈给御览讲义三章。《大学》一章、《书经》一章、《易经》一章。共列讲义三章。《大学》一章。《秦誓》说：“如果有一位大臣，诚实专一，没有别的技能，但他的心地平易正直，胸襟宽广而有容人之量；看见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拥有一样高兴；看见别人贤美圣明、具有德行，不只是口头上称赞，内心确实爱重他，超过口头所说的程度。这样的人能够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或许也有好处吧！如果有人看见别人有才能，便嫉妒而厌恶他；看见别人贤美圣明、具有德行，便加以阻挠，使其不能通达上层，实在不能容纳人才，不能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那也就危险了！”只有仁人君子才会把这种人放逐，赶到四方夷狄之地，不让他和自己共同居住在中原。这就是说，只有仁人才能爱人，也才能憎恶坏人。这是《大学》传文第十章。曾子解释“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到最后说这一件大事，不谈别的，只说应当与百姓有共同的好恶，而不能独占利益。因为君主的好恶不同于百姓，就会失去民心，祖宗传下的天下也会因此败坏；即使流传到子孙后代，祸患仍然不会停止。所以说“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关键就在这一点。这段引述《秦誓》的话，是指出两种应当喜爱、应当憎恶的人。《秦誓》是《周书》的篇名，是秦穆公悔过而作，用来向群臣发誓告诫的。“防防”是诚实专一的样子；“休休”是平易正直的样子。“技”指才能；“彦”指美士；“圣”指通达明智；“彦圣”指有德行。《秦誓》说：“如果有一位大臣，只是老实专一，没有其他技能本事，心地平易正直，胸襟宽广而有容人之量；看见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拥有一样高兴；看见别人贤美圣明、有德行，不只是口头说他好，内心确实爱重他，超过口头所说的程度。”这位大臣能够如此容纳天下有才有德的人，君主认识并信用他，就能保全子孙和百姓，或许也会有好处。“尚”是大概、或许的意思，是不敢说死的语气。子孙得到他的保全，就能世世代代做君主；百姓得到他的保全，就能人人安乐，所以说有好处。但并不是这一个大臣单独一人就能做到这样，而是因为他喜爱贤能、乐于善行，推荐天下许多有才德的人来辅佐朝廷，施行良政，建立良法，子孙世代遵守而不改变，所以才能做到如此。还有另一类大臣，自己并非没有智能技巧，只是存心虚伪奸诈，不能平易宽容；因此看见别人有才能，就嫉妒而厌恶他。“媢”就是嫉妒，也有厌恶的意思。

译看见贤美圣明、有德行的人，就阻挠断绝，不许别人推荐他，使他不能通达上层。这个大臣不能容纳天下有才有德的人，君主不知道而错误地任用他，就不能保全子孙和百姓，也就危险了：子孙危险，就不能保住君位；百姓危险，就不能保住性命。这也不是这一个人单独就能造成的。是因为这个人嫉妒贤能，阻遏好人，不许他们进入朝廷任用；他所引荐、安排在各个职位上的，也都是同类的奸邪小人，彼此互相遮蔽。君主颠倒曲直，正直之人被排斥远去，朝廷中没有人敢指责他们的过失，于是任凭他们按照私意行事，败坏政事、伤害百姓。即使传到子孙手中，仍然是他所引进的人一直得到任用；一代接一代，都是这类人盘结在一起，互相遮蔽。即使有一两个正直之人进入朝廷，也被他们众口诽谤，一起说他不好，君主自己也难以辨明；即使有英明君主一时辨明，也被这些人共同把持，难以施展主张。因此子孙和百姓所受的祸患，实在无法尽述。前代君主因为这个原因连累子孙，国家衰败混乱的事多得无法记数。《大学》引用这段话，可以看出前一种能够保全子孙和百姓的人，是天下共同喜爱、应当喜爱的人；后一种不能保全子孙和百姓的人，是天下共同憎恶、应当憎恶的人。但又担心这种嫉妒人才的人奸诈深沉、计谋巧诈，往往能够结交逢迎、弥补掩饰，以此向君主左右献媚；不忠诚却好像忠诚，不谨慎却好像谨慎。君主有时被私意蒙蔽，看不破他的真面目；有时被姑息牵制，不能除去他。因此又说只有仁人才会把他放逐。仁人就是仁德的君主。仁君至公无私，所以不会被私意蒙蔽，能够早早识破这种嫉妒之人；也不会被姑息牵制，能够果断除去他。即使他的罪恶尚未显著，君主不忍杀他，也要将他放逐流徙，把他远远安置到四方蛮夷之地，不让他和自己同居中原。这是因为担心他一旦靠近，就会寻找空隙、凭借关系重新进入朝廷，妨害贤能而危害国家。古语所说“只有仁人才能爱人、才能憎恶人”，正是这个意思。所谓能憎恶人，是说能够远远除去这种嫉妒之人，不让他危害子孙和百姓，以天下公共同憎恶的态度憎恶他；所谓能爱人，是说除去这种恶人，就能保全善人，使他们安心辅佐君主，成为子孙和百姓的利益，以天下公共同喜爱的态度去爱他们。所以说：“百姓所喜爱的，就喜爱它；百姓所憎恶的，就憎恶它。”这就叫作百姓的父母。臣考察先儒朱熹曾说：“小人作恶，千条万端；值得憎恶的，不只是嫉妒一件事。仁人不深恨其他恶行，却独独深恨这一点，是因为它会伤害善人，使百姓不能享受善政的恩泽，而且祸患流传长久，延及后世仍不停止。如今论事的人，只弹劾别人贪婪残暴等事，却舍弃嫉妒人才不说，是什么原因呢？”臣又看秦穆公不过是周朝末年一个强国的诸侯，他本人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只是这篇文章所说君子、小人的情状和利害，极其明白痛切，所以孔子删定《尚书》时，把它保存于百篇末尾，用来垂训后世；曾子传述《大学》，又在第十章末尾引用它，作为万世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者的明鉴。臣深切看到，我皇上即位以来，对内没有声色货利的欲望，对外没有外戚近臣和私人亲昵的蒙蔽，只有一心修养德行、讲习学问、振作精神治理国家；奉养两宫太后极尽孝敬，忧念始终在于百姓，实在是世间少有的仁君。如今只希望皇上鉴察这一古训，试着考察朝中大臣：有能推荐贤才、又喜欢别人推荐贤才的，就是《秦誓》所说的第一类人，应当信任任用。有不肯推荐贤才、又责怪别人推荐贤才的，就是《秦誓》所说的后一类人，应当驱逐放弃。这一件事最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只有圣明的皇上留心察看，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书经》一章。《洪范》说：“只有君主可以作福，只有君主可以作威，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玉食。臣下不得作福、作威、享用玉食。臣下如果作福、作威、享用玉食，就会祸害你的家族，危害你的国家。”群臣因此使用不正、不平、不公的言论。这是《周书·洪范》篇。周武王刚取得天下时，向箕子询问治国之道；箕子推演大禹《洪范》九畴来告诫他。“洪”是大，“范”是法，指治理天下的大法。从前大禹治水成功，天帝使神龟从洛水出现，龟背上排列的文字数目有九类。大禹是圣人，默默契合天道，因而取法于它，作为九类示给万世君主治理天下的大法，所以说“上天于是赐给禹《洪范》九畴”。箕子推演到这里，上文说到六种三德：第一是正直，第二是刚强制胜，第三是柔顺制胜；这是说君主应当根据时势制定治理办法，这三种德性的作用虽然不同，都是为了把天下臣民纳入中正之道。但这三种德性，如果君主自己不掌握赏罚威福的权柄，就无法施行，所以这里说“只有君主作福，只有君主作威，只有君主享用玉食”。“唯”是只有，“辟”是君主。“福”指凡是授予人爵禄、使人获得福分。“威”指凡是用刑罚治理人、使人知道畏惧。“玉食”就像今天所说的珍馐美味、丰盛膳食。只有君主承受上天的明命、作为天下之主，才可以奖赏善人、任用贤人，授予他们爵禄使他们得到福分，这叫“只有君主作福”。也只有君主可以讨伐人的罪过、黜退奸邪，用刑罚治理他们，使他们知道畏惧，这叫“只有君主作威”。至于享用玉食，也只有君主居于天下之上，才可以享受天下供奉、食用珍馐美味和上等膳食，这叫“只有君主享用玉食”。“臣”指大臣。大臣不可以擅自作福作威、僭越享用玉食，所以说“臣下不得作福、作威、享用玉食”。如果大臣擅自作福作威、僭越享用玉食，那么英明的君主最终一定会察觉并讨伐他的罪过；因此，在大夫那里就会祸害你的家族，在诸侯那里就会危害你的国家。大夫称“家”，诸侯称“国”，是因为古代大夫如今类似武职，多为世代享禄、家族相传，僭越作乱就会灭亡其家，所以说“祸害你的家族”；诸侯如今类似公、侯、伯之类，多是分封而拥有国家，僭越作乱就会灭亡其国，所以说“危害你的国家”。“人”指群臣；“侧”是不正，“颇”是不平，“僻”是不公。

译如果大臣作福、作威、享用玉食，而君主没有察觉，那么群臣看见大臣能够作威作福，就可以趋附他，以求得到官禄、免除祸患，于是全都像风吹草倒一样跟随。人们暗中怀有不正、不平、不公的心思，形成不正、不平、不公的言论，以颠倒是非、混乱曲直，蒙蔽君主的聪明，排斥忠良，暗中依附权臣的势力，造成的祸害十分深重。下至小民，也都相互仿效，形成风气，过分僭越使用，便无法再用礼法约束。这就是说臣下僭越君上的祸患。臣考察自古以来，君主不能总揽威权，不知不觉间威福渐渐转移到臣下手中，因而导致失去祖宗天下的，多得很。然而考察《虞书·舜典》，记载舜任命九官、两次询问四岳；其余有的询问众人公正的意见，有的因大臣谦让而任命。《周书·立政》篇中，周公告诫成王说：“文王对于众人的言论、众人的刑狱、众人的谨慎事务，都兼听并考察；只有有司和治理百姓的官长是遵循这种教训的，用人或行事违背它，就能知道。”自古贤明君王选用贤才、施行赏赐，必先询问众人的意见；使用刑罚、严明法令，必定责成主管官司办理。又不能只凭自己一个人的见解；这是因为君主深居九重，不能完全认识天下人才，也不能亲历天下所有事务，所以必须先得到几名忠诚贤能的人，安排在卿辅等重要职位上。以后任用有德之人、讨伐有罪之人，都必须询问众议，听取有司按照公议拟定上报，然后君主察看其中公私和是否可行，依照君命亲自裁决。这样做，虽然先询问众议，却必须由君主亲自作出裁决；虽然由君主作出裁决，却都符合公论。这就是古代君主自己行使威福的情形。舜和周文王所实行的，与箕子所说的是同一个道理。至于秦、汉、唐、宋末年，中等才智的君主不能识人，委任一个奸相，被他遮蔽蒙骗，排斥忠贤，没有人敢直说；又引荐奸邪，假托为鹰犬，让他们攻击异己，以致群臣畏惧威势、依附权势，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凡是奸相想要的，就与他共同议奏；他挟持下属上奏来欺骗君主，就说是众议共同如此，却不知道其实是他一个人的私意主张；他挟持君主的旨意来欺骗下属，就说是皇上的意思，却不知道其实源于他平日的阿谀奉承。凡有善政就归功于自己，说“皇上起初并不是这样，是我劝成这样的”；有了过错就归咎于君主，说“这是皇上坚持要做的，我无法改变”。大臣说一句话，天下人都相信；于是怨恨全归于君主，恩惠全归于臣下，威福、赏罚、取舍都从这个大臣身上发出，君主的威势日益削弱，国家的形势日益衰退。这就是后世臣下擅自作福作威的情形。我太祖高皇帝独具全智，远远高出千古，鉴于前代奸相的弊端，革除秦汉以来丞相的官职，远取成周六卿分职的制度，分别设置府、部、寺、院等衙门，分头办理天下各项事务，使彼此相互牵制，不敢互相压制；事务都由朝廷总揽，所以安稳妥当。他把这些写入《祖训》首章，作为子孙万世遵守的法则。到了太宗文皇帝，选拔任用内阁儒臣，每天同他们询问、讨论政事。但当时内阁官员大多是朝廷亲自选取的翰林编修等官，有才略、经办事务老练，能够识别人才、懂得治国体要，并且公正忠诚、以国事为重；他们并没有突然加升到很高的品级。至于选入翰林的人，也都只取才干，不拘泥于内外、新旧职事。到了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朝，也间或选用六部尚书，如夏原吉等，商议政务章程。当时绝无偏重某一方面的势力；并且以前的大臣多是祖宗亲自从下级官员中识别提拔，不论资历，因为祖宗平日曾当面考察，了解得很清楚，所以能够一个个得到合适的人才。后来英宗睿皇帝再次登上宝位，凡是选用卿佐重臣，必定召吏部尚书王翱和大学士李贤当面商议是否合适。当时有时采用二臣推荐的人，有时由圣意自行决定，都称得上用人得当，朝廷没有异议。自宪宗纯皇帝以来，才不再召大臣当面商议，只令吏部从才望相称的人中推举二三名，列名上疏请旨，由皇帝选用一人。这又符合虞舜任命官员必询问四岳、谋议必须得到众人同意的意思。臣还记得弘治七年间，内阁有官员空缺，吏部推举合适人选六名，上请孝宗皇帝，皇帝降旨任用名次最末的两人：李东阳、谢迁。他们当时都只是詹事等官，并没有突然任用为高位官职。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内阁自行变得尊贵重要；凡是职位居前、排名第一的人，群臣尊敬仰望，称为首相。第二人以下，大多是由首相推荐引进，遇事随声附和，不敢提出不同意见。近来又另设掌管诰敕的一员，多由尚书、侍郎或翰林出身的人担任，不经过众人推举，而由首相列名题本取用。后来内阁有官员空缺，就命令推举补充；又不知道是何年曾否奏准，竟规定翰林院官必须是进士第一甲及庶吉士，而且原本就是内阁选中教养、成为首相门生的人，才可以选用。吏部不得拟定他们的升降黜陟，也不许擅自把他们升调到外职，使他们历练民政、稍微经历办事的劳苦。又预先占定礼部尚书、侍郎中职事清闲的职位，都由翰林院官担任；吏部这个紧要衙门，也必须任用一名翰林。其余内外官员，即使文学才略出众，也不许再像祖宗朝那样选入翰林；大臣不是翰林出身的，也不许推入内阁。这些都是私下错误相传，却谬称为旧制，用来欺骗后进、钳制众人的言论。六卿等官的地位被压低，与内阁的势力差距悬殊。如果其属吏不敢违抗，日后相继入阁的人必定都是首相的门生子弟，彼此传承。

译后来的人尚未得到机会时，感念前人的引荐；前面的人年老以后，又要求后人报答施恩。凡是死后赠官、赐谥、荫补子弟等事，不论忠臣还是奸邪，全都预先替自己安排，并竭力办理。至于编纂修订书籍、史书，也一定偏袒自己的党类，颠倒善恶，任意褒贬。因此不如祖宗朝选取外官共同修撰；这种弊端，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大弊端。近来听说吏部、兵部选用紧要官职以及推举大臣，必须先询问首相想用谁，然后才敢拟定姓名奏上。法官出外勘察案件，也必须承顺首相的意思，奉旨而不问虚实，任凭自己的意愿勘报。于是威福、赏罚、任免取舍，全都归于这一名官员了。假使得到的人都像先朝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当今石珤那样忠诚清正，像杨一清那样有才识，那还可以。不幸如果有奸险嫉妒之人滥居其位，那么他排斥忠贤、引进凶邪，国家的事务就会日益令人忧虑。陛下试想往年礼部尚书出现空缺时，吏部推举贾咏为第一人，陛下亲自任用了席书；两人的侍郎资历并无不同。席书升任礼部尚书，满朝士大夫都认为不对，持续攻击不止。贾咏当时虽然没有奉旨升用，几个月以后，首相列名题本，让他掌管诰敕，于是进入内阁，职位还排在席书之上，安然坐受这一任命，满朝竟几乎没有异议。如今这两位大臣每天侍奉在皇上左右，他们的忠谋和才干，圣明的皇上难道会不知道吗？为什么在陛下那里任用他们如此，在首相那里却不服从任用、安然不动呢？人心所趋向的情况就是这样。如今陛下采纳舆论，由圣心裁定，慨然召用杨一清，勉强挽留石珤，满朝欢欣鼓舞，正说陛下知人善任、辅弼得到贤才，是天下的福气；而议论此事的人却从多方面设法阻挠，想让杨一清长期留在边地，并且不愿群臣早日推举接替杨一清的人。他们心中已有所趋向，群臣奉行圣旨，另外推举现任的两人，宁可承受拖延违误的责罚，也不敢稍微违背当权者的意图；当天就推进人选，也是因为有所畏惧。陛下看看如今威福出自谁手呢？《易经》由“覆霜”而推戒坚冰形成，是说暗中比喻权臣，戒备他的势力逐渐增长。这件事，忠臣和有见识的人都深深以为忧虑。因此如今在内的官员受到逼迫，不能安心自处；在外的官员畏缩，不敢求进。否则，以陛下的圣明，古代帝王的治理有什么不能恢复的，为什么不能使上天和人的心意顺遂呢？如今上天的心意在警告戒惧，灾异接连发生；男子不借助妇人而自行生育、却不能养育，譬喻君主没有臣下，想要养育万民却不能做到。雨丝，譬喻皇上的恩泽降下并施及天下，却变化成了私恩。地震，譬喻阴气不能安静，僭越而成为阳气的活动，是臣下势力强盛的征象。陛下遇到灾异而警戒恐惧，命人撰写诏敕，告诫群臣修身省察；他却不肯撰写，是害怕群臣借此指责他的过失。多方面暗中阻挠杨一清进用，是害怕杨一清的才能超过自己，因而取代自己的地位。他的内心和行迹已经十分明显，只有希望圣明的皇上早日省悟，宗社幸甚，百姓幸甚。《易经》一章。《节卦》说：“不走出门户庭院，就没有过错。”孔子说：“祸乱发生的地方，往往以言语作为阶梯。君主言语不秘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言语不秘密，就会失去自身；凡事不秘密，事情就会受到损害而失败。因此君子谨慎保密，不把事情说出去。”‘不走出门户庭院，就没有过错’，这是《周易·节卦》初九爻辞，是周公系辞。本来是说初九这一爻，以阳刚而得正，处在节卦的开始，好比贤臣君子处在下位，还没有职位；并且有九二大人在前面阻塞遏制，还不能有所行动，能够节制自己而停止。所以它的象和占断是“不走出门户庭院，就没有过错”。门户庭院，是门户外的庭院，是私人居室中无人往来的、谨慎保密的地方。孔子从这里又看出古今君臣大多因言语不秘密而导致祸乱，所以作《系辞》，又根据这一爻解释说：“凡是祸乱发生的地方，言语就是通向祸乱的阶梯。阶梯是一级一级踏上去、逐渐到达的意思。怎么能看出言语是产生祸乱的阶梯呢？君主和忠臣秘密谋划国事，君主如果一时不谨慎而泄露了话，那么参与谋划的忠臣一定会遭到别人的怨恨诽谤，被人设计杀害，这就是君主失去臣下。臣下一时不谨慎，自己泄露了所说的话，就会招来别人的怨恨诽谤，最终一定受到伤害，这就是自己失去性命。” 〔原文“易经》”疑缺书名号左括号〕《周易》有一章说：“不走出门户庭院，就没有灾祸。”孔子说：“祸乱的发生，往往以言语作为阶梯。君主言事不秘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言事不秘密，就会丧失自身；防范事情时不秘密，就会使祸害酿成。因此，君子谨慎守密，不走出门户庭院。”所谓“不走出门户庭院，就没有灾祸”，这是《周易·节卦》初九爻的爻辞，为周公所系。本来，这一爻说的是初九以阳刚之爻居得正位，处在节卦的开始，就像贤臣君子身居下位，还没有职位，而且前面又有九二这一位大人阻塞遏止着他，使他不能有所行动；能够自我节制、适可而止的人就是这样。所以，这一爻的卦象和占断是：“不走出门户庭院，就没有灾祸。”户庭，就是门户外的庭院，是私人居室中无人来往、应当谨慎守密的地方。孔子由此又看出，古今君臣多因言语不秘密而导致祸乱，所以作《系辞》，又根据这一爻加以解释说：“大凡祸乱发生的地方，言语便充当了阶梯。阶梯就是梯级，事情由此踏上去，逐步发展而达到灾祸。那么，怎么能看出言语是产生祸乱的阶梯呢？君主和忠臣秘密谋划国事，君主如果一时不慎密而泄露了所说的话，那么参与谋划的忠臣一定会遭人怨恨诽谤，并被设计杀害，这就是君主失去臣下的原因。臣下如果一时不慎密而自行泄露了所说的话，就会招来他人的怨恨诽谤，最终必定受到伤害，这就是臣下自己丧失性命的原因。” 凡是这种君臣之间秘密商议的言语，或者想要推行重大政事，或者想要铲除大奸大恶，都是对弄权奸臣和小人不利、不能让他们知道的事情，也就是所谓机密重大事务。自古以来，弄权奸臣平日善于结交，必定有亲信左右替他们探听；君臣之间一旦不够严密而泄露了事情，臣子就会被杀，君主也会遭到怨恨，国家的祸患便由此形成。因此，君子务必要谨慎周密，凡事藏在心里，不从口中说出，即使在门庭之内也不让别人知道。”这里所说的“君子”，兼指君臣上下而言。臣考察自古以来君臣议事不密，致使忠臣被杀、国家遭受祸患的事情，无法一一记载。比如汉成帝时，大将军王凤专权，成帝只想亲自任用一个人，左右大臣争执不休，因为王凤不知道这件事不行，于是君主的威势日益削弱，灾异屡屡出现。成帝便询问像张禹这样的师傅之臣，以及像谷永等这样敢于进谏的臣子；他们都暗中依附王凤，把灾异归咎于别的事情，不肯如实说明，因此成帝始终信任王凤而不怀疑。后来京兆尹王章谈到此事，成帝召见询问后有所醒悟，于是与王章商议举荐贤人来替代王凤。当时只因言语不秘密，使王凤得知此事，他反而施行计谋，暗中指使人弹劾王章，将他投入狱中处死，又暗示御史弹劾王章所推荐的人。那些被王章推荐的人也因此被罢免官职，满朝都害怕王凤，再没有人敢谈论王氏。传到他的侄子手里，终于使汉朝的国运转移。孔子这句话，确实是万世君主谋划国家时最切要的戒诫。惟愿圣明留意，臣幸甚。《胡端敏奏议》卷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胡端敏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胡端敏奏议》卷六 明代 胡世宁 撰 请求收回恩命、辞免增加俸禄一级的奏疏【官职同前】臣听说，士大夫立身存心，以不欺骗为根本；臣子侍奉君主，以没有隐瞒为忠诚。臣近来因病请求退休，承蒙恩典尚未获准，便想勉强起身谢恩、供职。只是旧病尚未痊愈，不能出门，只得暂且调养。如今忽然听到传报，礼部题请并奉圣旨：胡世宁俸禄升一级。钦此。臣听到命令后，惊惶得不能安睡进食。臣私下想到，朝廷再次议定大礼时，臣正值服丧期满，卧病在家；远远听说江淮一带饿死者遍布道路，搜集舆论，都说这是因为皇上孝心未能实现，上下不能相互信任，导致圣明的治理未能彰显，而且群臣多所玩忽，没有人肯以国家为重、爱护百姓。臣当时感恩图报，不忍沉默，于是想在后面极力陈述治国之道，却冒昧地先谈大礼，私下效法古人忠信善道、从旁进言的意义，实在并不只是谈大礼。况且查考臣的奏疏送到京城时，大礼已经定下，臣实在没有一个字有助于廷议。何况臣同日所上的其他奏疏中说过：“皇伯的称号，不忍心立即改动”；又说：“称号已经定下，不宜再改。”臣看自己的话也有偏颇，也有错误，应当获罪罢黜，不敢欺骗隐瞒。别人有偏颇错误的，都被治罪罢黜，尚未复职，而臣独自承受宽容，甚至还蒙受召用，实在已经过分贪冒了。如今又因为这件事增加俸禄，公议会怎样议论臣，何况臣年老多病，不能胜任职务，原有的俸禄尚且因尸位素餐而惭愧，如今又增加超过本分的俸禄，哪里承受得起？所以臣虽然感恩入骨，发誓至死图报，却又恐怕成为朝廷滥赏的负累，内心终日惭愧惶恐，怎能安心办事呢？伏望圣恩收回已经颁下的命令，允许臣调养几日；如果疾病痊愈，立即起身供职，勉力效劳，用来消受三品官的俸禄。如果这样过了十多天仍未痊愈，那么是臣命薄，终究辜负天恩，请求敕令吏部查照条例放臣回去，容许臣闲居休养，以终余年，使臣得以免除尸位素餐的惭愧和贪冒恩典的罪过，那就更加感激陛下委曲成全的恩德了。臣因个人私情烦扰天听，惶恐战栗不已。奉圣旨：俸禄已经升了，完全不准辞免。有关衙门知道。钦此。陈述实情，再次请求天恩，恳切辞免增加俸禄的奏疏 臣听说孔子说：“侍奉君主，要恭敬地办好职事，然后才领取俸禄。”又说：“不要欺骗他，即使冒犯他也要进谏。”臣愚昧固执，坚定地遵守圣人的话。臣近来因为大礼文书完成，蒙恩俸禄升一级，自己惭愧认为这不合本分，便上疏竭力辞免。奏疏奉到圣旨：“俸禄已经升了，不准辞免。有关衙门知道。”钦此。臣听到天上降下的命令，惶恐得无地自容；想要谢恩恭敬领受，按事理却不应当，恐怕给君父增添滥赏的负累；想要像先前一样坚持辞免，又恐怕愚诚未被察知，触犯天威而获冒渎之罪。辗转惭惶，无法处置，不得不陈述自己一向的操守，倾吐愚忠，希望稍稍打动天听。臣在正德年间，初任广西太平府知府，继任江西兵备副使，剿灭夷寇、平定盗贼，所做的节略功劳，臣都不敢用一个字请求记载，以求升赏，只怀着恭敬办事、然后领取俸禄的心，不敢有其他想法。如今大礼完成，实在是圣上的孝心感动上天；尚书席书等首先倡导大义，屡次经过廷议争辩，不避艰险，辅佐陛下确定这一合于礼制的制度，为百王垂示法则，给他们升赏是应该的。经历黄绾等人撰写有关礼制的文书，因为进言礼制而显露才干谋略和忠心效力可以任用，于是把他们的言论编入中册，列出姓名上奏请求，意在希望陛下效法祖宗，打破常规而收用他们，也是应该的。像臣这样身处远方，只是因事情涉及而上奏，并且是在大礼完成以后，实在没有一个字有助于此事，怎敢滥受恩典？何况臣先前承蒙圣恩，初任佥都御史，巡抚还不到半年，便升任吏部右侍郎；服丧期间未曾有一天到吏部任事，又升任现职，官居三品，每日侍奉圣上。如果臣果真有忠心和益处，确实合乎舆论，按照资历逐步升迁，当然还不算晚。如今臣才到任两个月，便卧病二十多天；况且这次召用出自圣意，尚未合乎舆论，加上才识短浅，事务生疏，自己惭愧不能胜任职务，一件事没有办尽，一句话没有补益，恐怕辜负圣德，因此因病请求退休，哪里还敢再贪受超过本分的赏赐？如果臣冒领俸禄，那么先前有功劳却不说，是对先帝尽忠；如今没有功劳却接受俸禄，就是对明主负恩。这是臣年老衰弱，却贪图所得而忘记戒惧。臣私下想到，自古帝王没有不把谨慎赏赐、节省财用作为保全国家长久之道的。如今国家正常赋税有限，而经费没有穷尽；正德末年，冒领功劳而升赏，耗费俸禄没有限度，天下的储备几乎大坏。幸亏我皇上即位，痛切革除这类弊端，天下才开始安定。如今还不到五年，冒滥之风渐渐开启，然而目前都是武臣、军匠。臣辅助兵部，按道义应当舍生坚持上奏，帮助陛下谨守祖宗的法度，长久保有祖宗的天下并传之无穷；只是因为臣的诚信尚未得到充分信任，舆论也未协调，不敢轻率进言，实在辜负陛下。不料如今文职官员冒受赏赐，竟从臣开始。臣如果只接受赏赐，将来凭什么劝说别人？凭什么感动圣明？而贪昧误国的罪过，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因此如今冒死直言，也是诵述孔子“不要欺骗君主，即使冒犯也要进谏”的训诫。俗话说：“小事不通，大计就会失败。”如今听说太仓积存的银两，还不及一个有权势富贵人家的财产；天下的粮仓都已空缺，贫困军士数年缺粮。如臣俸禄升一级，计算每月要多支取米十三石，可以供养贫困军士十三人；一年就多支取一百五十六石，这正是所谓只顾眼前小事而不作长远计算。伏愿陛下裁减节省冗余费用，就从臣开始，立即收回成命，允许臣以原有俸禄供职，使臣得以执法办事，略尽忠心，以微薄之力报答圣德，那么臣所受的感恩将超过升赏万万倍。奉圣旨：俸禄不必辞免。有关衙门知道。钦此。因弹劾而认罪，请求恩准罢黜的奏疏

译近来给事中余经弹劾臣，说臣心术奸邪反复，要求迅速罢黜臣等。臣向来重视名节，初听此言，惶恐惭愧，实在不能承受；后来反省，余经劝陛下辨别君子和小人，确实是今天的急务；他想要进用贤能、斥退不肖，也确实是言官的重要职责。他弹劾臣所说的各项事情，有些或许臣自己也知道，没有必要由臣辩解；只是说臣奸邪反复，屡次上密奏，动辄请求留中不发这一点，臣愚昧却自负一向怀有忠诚，受到明主知遇，也颇为天下人所信任，如今余经却认为我是奸臣，臣苦苦思索也不知道原因。臣最近所奏保养圣躬以及有关忠益的两篇奏疏中，所说的只是保养身体、讲习学问两件事，都是切合陛下身心的内容。臣愚昧地献上这些，恐怕涉及沽名，私下仿效古人用贴黄附言的做法，请求留中供陛下省览；余经因此怀疑臣，势必难以同他争辩。臣只请求圣明将臣原先的两本奏疏再次亲自阅览一遍，那么臣的心术是忠是邪，便无法逃过圣上的鉴察；或者再发下命令，让九卿、科道分别抄录详看。如果臣的话果真涉及奸邪不忠，臣甘愿接受公开诛戮，这样臣的心事也可以昭示于天下后世。若说臣是为了索取元礼告密之事，那么臣从前上奏宸濠时，已经被依附权势的人诬陷，几乎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如今看到凡是为宸濠立过功而遭难的人，都横遭弹劾罢退，臣难道不会以此为戒，却无缘无故做这种事吗？即使确有此事，那么告发的是谁、告发了什么事，是真是假，圣明难道不能查办；余经又怎能预先知道？大概是误听了别人的话。他说臣升俸不当，应当迅速罢黜，这符合公论，也正合臣的私心。臣应当认罪求退，还有什么脸面再玷污清班而违背公论呢？伏望圣恩如天地日月，立即依照弹劾意见将臣罢黜；或者俯察臣的愚忠，容许臣退休，使臣得以保全余生、保全晚节，那么臣即使退职也仍然荣耀，感戴圣德无穷。臣势单力迫，冒死进言而不避烦渎。奉圣旨：胡世宁不准退休，着令照旧安心供职，吏部知道。请求收回既定命令，以成全圣德、保全政治安定的奏疏。近来御用监太监张忠等题请批准，将制造龙床顶架、宝橱、金册、金宝、珠翠、龙凤冠顶等各项画轴以及书写篆字春牌等物的官匠赵奎等六十八人，其中应当升职五十四人，赐冠带十四人。事情交给本部后，兵科都给事中郑自璧等竭力进言劝谏，本部尚书李偕臣等援引法令上奏请求，都奉到圣旨，已经有旨了。钦此。臣私下想到，自古国家设置官员、划分职掌，下至各种工匠技艺之人，都有每月发给的俸禄粮食，使他们各自领取应得的粮食、办理自己的职事，并不像民间雇用的工艺人，身份不属于雇主，必须另行酬劳。至于升官，只是武职按功劳升迁，因为要使用他们拼死效命；其余官员都须遇到空缺，再按才干选拔铨补，并不是用来酬报劳作的。如今赵奎等人每年领取官府粮饷，完成这些工作本来就是他们的职分，怎么应当再加以升赏？所以像我太祖、太宗创建两京宫殿、庙宇、城阙以及各种衣冠礼乐器物，还有各衙门办公处所，比今天赵奎等人所做的工程，何止多出五倍、十倍、千万倍？如果都一一升职、赐冠带，那么流外官哪里数得过来，即使耗尽天下财力也供养不起。又怎么能够达到今天这样保全百姓的盛况，并把天下传到如此长远呢？哪里只是我祖宗历代圣主从未有过这种事，即使考察古代历代中期的君主，也没有因为完成这样的工程，便一下子升职这么多人的。陛下试想此事传遍天下、流传后世，人们将作何评价？这对圣德难道没有损累吗？太监张忠一向听说安静老成，如今没想到他会有这种举动，大概只是知道向下施加私人的恩惠，却不顾向上损害国家体制。知道爱惜忠臣的人尚且会替他惋惜，何况我皇上天性圣明，即位以来痛切革除权奸滥赏的弊端，重新创造我大明万世的基业，难道应该误听人言，突然有这种举动吗？陛下试令户部通查天下额定征收的税粮，每年收入多少、每年支出多少，有没有足够的余粮；再令吏部、兵部等部通查每年因功升迁、请求升迁的各项官职，究竟应增加多少俸禄粮食。国家正常赋税有限，将来拿什么供给？臣私下想到，自古国家财用耗尽，必然取之于百姓；百姓贫困，必然导致变乱。我皇上聪明睿智，每天更新圣学，对于古今治乱的根源，还有什么不知道、什么想不到？如今要为祖宗保全天下、为天地养育百姓，必定要谨慎赏赐、节省财用。对于先前圣旨中的错误，以及郑自璧等人的进言，陛下心中一定有所契合，却还没有立即采纳。难道是因为命令一经发布就必须执行，不愿因臣下的言论而立即改变吗？从前《尚书》称赞成汤不亲近声色、不聚敛财利；德行隆盛的就任用高官，功劳卓著的就给予厚赏；用人只看自己，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因此成为一代圣王，为子孙留下六百年的天下，直到今天历代帝王还祭祀他，与天地一样长久。我皇上天性恭敬俭朴、仁慈孝顺，从来对声色财利都没有任何嗜好，这实际上比成汤更有光彩；只是对于官职和赏赐，有时或许不是按功德授予，也吝于因臣下进言而改过。难道只因这一件事，就忍心让圣德不能像成汤那样完备吗？伏愿陛下痛切思考祖宗创业的艰难，广泛访察军民困苦的情况；要想爱护百姓，必须先节省用度；要想节省用度，必须先裁省官员。请俯首采纳言官的劝谏，委曲听从本部的请求，将赵奎等人升官的圣旨收回，照旧供役；或者只给他们署职、冠带，俸禄粮食照旧发放，不许以后再凭关系上奏请求。这样，纲纪就会端正，人心就会信服；财用充足，民生安定；陛下的圣德也会流传百世，祖宗的宏大基业长久保全万年。臣因病成为废人，才庸愚昧，错误地承受了兵部军职滥授的恩命；凡是应当说的话，不敢辜负恩德而保持沉默，谨冒死上奏。奉圣旨：有关部院知道。因疾病让贤，请求蒙恩改任以图报效的奏疏

译臣读《周书》，周成王训导百官时说：“推举贤人、谦让能者，众官才会和睦；不能和睦，政事就会败坏。”又说：“举用有能力的人担任相应官职，这是你的能力；任用不合适的人，就是你的失职。”所以从前舜任命伯禹总理百官，禹拜谢叩首，推让给稷、契和皋陶；舜任命伯夷担任秩宗，伯夷拜谢叩首，推让给夔、龙。这是虞、周两代大臣相互谦让，形成一时的盛治，古来没有能够比得上的。宋朝兴盛时，也命令各部门官员分别上表推荐一人代替自己，大概就是看到了这个道理。臣愚昧浅陋，哪里敢向上比拟古人？然而臣有幸遇到陛下，陛下正是虞、周那样的君主。臣长久患病，身体极其虚弱，蒙恩勉强授予现职，才力不能胜任，先前已经详细陈述，不敢再次烦扰圣听。只是平日上朝时，行走非常艰难，每进入一道门，常常要停下来歇两次才能到达；等走到御前，痰喘气促，不能站立。平时头晕，动辄想要跌倒；有时到了部衙，也不能坐堂办事。近来甚至失去朝廷仪礼，更加玷污班列。何况兵部是事务繁重的部门，难道是臣窃取俸禄、养病偷安的地方吗？臣自己估量，哪里适合冒居这个职位，长久阻碍贤人的仕进之路呢？如果按照国家法律，臣本来应当罢黜，只因先前多次辞免没有获准，感念恩德想要图报，不敢请求退休。臣切实看到，先任辽东巡抚、如今改任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李承勋，平素怀有经世济民的志向，确实有超过常人的才能。他先任南昌知府时，华林、码碯二山有一万多名凶恶盗贼，都是他讨伐平定的；他从不谈自己的功劳。后来任辽东巡抚，辽海三万等卫所的边墙长期废坏，都是他修复的；也没有人听到他诉说劳苦。中间任浙江按察使时，一时声望风采，光耀前人、后世无可相比；任陕西右布政使时，三边的许多事务都能预先访察而知。这些都是臣曾经与他长期共事，所以了解得相当确实。如今贤能俊杰满朝，本来并不缺少这样的人；但在臣看来，才干比他强数倍的人也没有。又有原任吏部、如今改任南京工部左侍郎的何孟春，臣虽未曾与他共事，但一向听说他通达敏捷的才干、宏大博通的学问、清廉耿介的操守和刚正不屈的气概，都是无人能及的。况且他出身兵部，素来熟悉筹划边防；巡抚云南时，能够平定大盗；任职铨衡部门时，一向有推举贤人的志向。这些都是人人所共知的事。不过听说他也有过失，臣不敢替他隐瞒。大概是他一时错误地把大宗、小宗、大夫、士、庶人的礼制，认作天子、诸侯所应行的礼制，明白的人都对此非难。臣起初从远方听说此事，深感惊愕；后来又听说他深深悔恨先前议论的过失，并感激圣德宽容，而且说：“幸亏承蒙皇上委曲保全我这一身，哪里能奔驰于边疆？”好让自己尽心筹划边防事务，以图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臣又高兴他不掩饰过错、粉饰错误，而是感恩知报，认为他还不失为忠实之士。这正是圣人不看重没有过错，却看重能够改过；舜帝所以宽宥过错，不论大小。臣又想到，从前唐虞朝廷，君主圣明、臣子贤能，本来应该所见都相同、所论都相合。然而考察当时君臣相互谈论，有说“都”，是赞美其言；有说“俞”，是认为其言正确。这是所见相同、议论相合。又有说“吁”，是认为其言不对；说“咈”，是非常不同意的言辞。这是所见不同、议论不合。既然如此，孟春先前议论的过失，幸而遇到陛下这样尧舜一般的君主，应当可以把它置于“吁”“咈”之中而不再计较了。如果蒙受圣明垂念兵部这一重要职位，特意敕令吏部再加访察，在李承勋、何孟春两位臣子中推举一人，代替臣现在的职位；再根据臣的才干，改任南京部院卿寺中品级相当的职务，使臣能够在那里任职清闲、调养疾病，等到年满后退休，幸而保全余生。那么臣在未死以前的岁月，都是陛下使臣获得新生的恩德。若这两位臣子中有人能够尽忠补报陛下，就是臣区区图报的心愿了。臣祈望天恩，至为恳切。奉圣旨：胡世宁着照旧供职。钦此。申明职掌，请求赐予既定命令，以尽臣节的奏疏。臣因疾病成为废人，才庸愚昧，错误地承受圣恩，陛下不量臣力而擢用，臣屡次辞免而未获准，只好痛别祖宗坟墓，勉强带病乘舆、载着棺材来到这里。臣发誓并思考说：这次在道路上病死，不顾惜；因获罪死于刑狱，也不顾惜；被污蔑而形势不能辩白，承担艰难职务而力量不能胜任，即使因此死去也不顾惜。臣只思考一件事：怎样报答我明主的恩德，而不成为误国的臣子？自古天下败坏，无非是百姓贫困、财用耗尽，或赏罚不当。尧告诫舜，舜告诫禹，都说四海困穷，天赐的禄命就会永远终止，这是告诫财用耗尽。我圣祖留下训示说：凡是赏功，务必要适当；不适当，人心就不服，时间一久，祸患必然发生，这是告诫不可滥赏。这两种败坏，大多与臣所任的兵部有关。假使臣如今辅佐兵部，不能尽忠执法，致使我皇上中兴的朝廷又做出滥赏耗财的事情，祖宗的天下一天天衰败，那么臣误国的罪过，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何况臣年老多病、才力衰弱，不能胜任军旅之事，各方面都在别人之下，圣明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而仍任用臣在兵部呢？一定是因为臣曾经效忠先朝，即使死罪也不回避。如今臣必定不改变初心，而兵部又是最应当执法的地方。所以陛下特意授予臣这个职位，臣哪里敢辜负恩德、改变操守而不尽忠报答？如今如果臣的意见能够被采用，臣的职掌就能施行，可以略图报答；如果意见不被采用，陛下任用臣便成为无益之举，臣最终仍会误国，白白死去而没有益处。因此臣在接受职务的开始，就冒昧预先直言最切要的事情。自古谈论军事，首先在于粮食充足。我圣祖开创天下以来，至今疆土没有扩大，赋税没有增加，又频遭水旱灾害，每年多有蠲免，比以前收入大概更加减少。然而内府供用不知比旧日增加了多少倍，宗室世代俸禄不知比旧日增加了多少倍，这些都无法削减。到了正德年间，权奸贪污货利，富有权势的小人都冒领军功，获得升职和世袭军职。起初只有内官的家人、街市上的富商，后来连文官子弟也偷偷这样做，冒领金紫官服和官职，数量没有止境。至于各监局滥收的领粮军匠，人数也没有止境。这两条途径对朝廷有什么益处，却每年耗费国家储备数十百万？臣起初在江西平贼时，看到真正杀贼的人没有一个得到报功，得到报功的人没有一个见过贼。后来充军辽东，又看到那些冒领功劳的人气焰熏天，边地之人战战兢兢。总镇官既夺取边军浴血奋战所得的首级，交给他们报功；卫所官又克扣边军忍死等待的粮银来供给他们。

译宴会赏赐也听凭他们享受，骑他们的马，使役他们的人，鞭打呵斥他们，就像对待囚犯奴仆一样。那些为国家拼死效力的人，只能低头丧气，不敢说话；他们内心的悲哀怨恨，哪里说得尽？又听说有一类人，自己不出京城，却把名字寄托在相距几千里的各边地，有时还在同一时期都报称立功；这个人获得功劳，虚假冒领的情形，哪里说得尽？我太祖悬挂世禄之赏，是为了激励武臣拼死效力；如果不是为了子孙后代，谁肯舍命拼杀？但当时的人都从濠州、滁州起兵，亲身经历百战，才得到千户、百户这样的一个官职；指挥以上的官职，不是有大功，绝不轻易授予。哪里知道近来冒滥到了这种地步？真正拼死效力的人看到这些，谁不灰心？所以当年讨伐宸濠、从辽东调军时，人人踊跃，想着南下投降；如果不是天命已有定数，北方军队到达那里，天下大事就完了。圣祖所说赏功不当、日久必生祸患，正是已经被践踏实行了，难道不非常可怕吗？国家的粮赋出自远方贫苦百姓，他们终年辛劳，身体晒焦、脚磨烂，辛苦耕作所得，有时遇到歉收、收成微薄，贫困得无法缴纳，有司催逼征收，鞭打和哀号的痛苦，坐享粮食的人听不到。粮赋从远方运到京城，军士常年暴露在外，船只搁浅、渡过江河，遭遇狂风拍打巨浪的艰难危险，坐享粮食的人也看不见。把船料、车脚、加耗和养军等费用全部计算在内，大致要耗费三石米，才能运一石到京城，坐享粮食的人也不计算这些。如今却拿这些粮食来养活这种蛀蚀国家、妨害政事的人，这就如同割下子弟的肉去喂虎狼，难道不是极其可怜吗？有见识的人说，在这种时候如果再拖延一两年，不是我皇上入继大统，祖宗的天下就无法支撑了。上天幸让我皇上即位，明诏彻底革除这类人，民心才感到痛快，天下才开始安定。然而有见识的人仍遗憾没有抄没他们的家产来充实边储、救济贫困军士，没有斩下他们的首级悬挂在边境，以快慰愤恨的军心。此前两种做法耗损国家的余财，到如今太仓积银还不及一个富贵有势人家的财产；天下粮仓都已空缺，贫困军士数年的粮食没有办法补足。古书说：“国家没有六年的储备，就叫作危急；没有三年的储备，就叫作国家不像国家。”难道能不寒心吗？如今各边一旦议论出兵，便担忧缺粮；近来甘肃、大同军士的变乱，都是因为粮饷供应不上。假如仍然供应不上，各边都仿效起来，将怎么办？难道能不寒心吗？陛下今天所应做的，是特意敕令朝廷内外文武大小臣僚共同议论：怎样才能不违背祖宗成法，同时使国库充足、百姓富裕、军队得到供养、边防得以巩固；让他们各自陈述意见，选择其中好的意见坚决施行。用制度在未乱之前治理，在未危之前保全国家，这就可以了。可是臣听说那些因冒领功劳而被革职的人，早晚窥伺时机，图谋恢复原职，而领取粮食的军匠已经收录了五千多人。言官多次进言劝谏，本部坚持上奏，态度十分坚决；忠诚恳切，听到的人都流泪，但圣意还没有改变，朝廷内外人心汹汹。臣内心忧虑而过度推想，便说：弊端一旦开启，怎么能够停止？恐怕领取冗余粮食的人渐渐像过去那样增多，国家用度于是耗尽，那将怎么办？后来臣忽然自己反省：陛下圣明，怎么会有这种事？如今只是因为宫庙兴建、器皿修缮，是孝思所急需的事情，想要迅速完工，必须广泛招集人手，也是不得已的。工程完成以后，一定会改变。有人说这是左右近臣的意思，陛下误听了他们的话；臣认为陛下圣明如文王、武王，所任用的左右近臣一定都是正人，也都怀有忠良之心，只是有些事情或许还没有想到。臣请把国家比作山岳，臣等内外臣僚就是依附山岳而建的房屋，天下军民就是山下的土石，财用则如同山的元气，在上下之间流通，用来滋养土石、壮大山脚。假如人人都只想增高自己的房屋，每天挖掘山上的土石来培筑房屋，那么山脚剥落、元气耗损，山岳日益倾颓，房屋难道能够独自安稳吗？所以不如内外同心，以国家为重、节省用度，爱护百姓来辅佐我皇上，共同巩固皇家的基业于万年。臣等的子孙也能世世代代享受太平的福泽。伏愿陛下把臣这些话拿去同大臣谋议，并告谕左右近臣；如果他们认为确实如此，请降下明旨：凡是过去因冒领功劳而被革职的人，永远不许议论恢复职务；以后再有冒领功劳的，必定诛杀，决不赦免。领取粮食的军匠也不许再收录；已经收录的，等宫庙完工之日另行议论裁革。这样便使臣能够依附左右大臣的忠心，安心尽职，略尽臣的愿望，也是天下的幸事。如果大家都认为不是这样，那么臣窃取俸禄而无所补益，厚着脸皮忧惧不安，死亡也就没有几天了。伏望圣慈怜悯，乞求保全臣的余生，早日赐臣退休还乡，臣对天恩的感戴实在无穷。议论考察官员迁转资格的奏疏 近来吏部奉旨议论少詹事霍韬所奏内外官员迁调升转的资格，臣的职分应当参与议论，只因疾病不能上朝，私下有些浅陋见解，不忍保持沉默。臣读《虞书·皋陶谟》，其中说：“在于了解人，在于安定百姓。”又说：“了解人就会明智，能够任用人就能使官职与人才相称。”由此可知，君主代替上天治理万物，职责专在安定百姓；然而推究安定百姓的关键，又在于能够了解人才，使官职与他们的才干相称。臣谨慎斟酌古今事宜，遵照祖宗旧制，拟定“知人则例”五条、“官人则例”十五条，上呈圣上阅览，以略助圣明的思虑。过去宋臣范仲淹向宋仁宗进呈《百官图》，说：“这样安排就是按次序升迁，这样安排就是破格升迁；这样做是公， 那样做是私。”又说：“进退近臣，不应完全委托给宰相。”范仲淹当时并不在言官之列，职任也不是铨选部门，难道不是越职、应当获罪吗？然而他那一点爱国的诚心，无暇顾及自己，流传到天下后世，人人都认为他忠诚，只可惜他的意见没有完全被采用。臣的愚诚，私下也想效法他，伏望圣明留意省览，天下幸甚。具体开列如下。“知人则例”五条 一，评定人的才干和谋略，应当以真诚之心、以国家为重、爱护百姓为主，再综合斟酌才干和操守来分等。有这种心志，并且才干和操守都优秀的，列为第一等；有这种心志，而才干优秀但操守欠缺，或操守端正但才干欠缺的，列为第二等；没有这种心志，但才干和操守都优秀的，列为第三等；没有这种心志，并且有才干而无操守，或有操守而无才干的，列为第四等。

译一，评定人的心术和品行，应当敕令大臣、科道、翰林以及在外方面正官，把奸诈、冒功和嫉妒看作重罪，贪污受贿次之。对于各部寺属官、方面佐贰官以及知府以下官员，则只治罪于贪婪残酷者；偏邪欺诈的人暂时还不能罢免。一，凡尚书、侍郎、都御史、府尹、翰林、科道、布政使、按察使、兵备、提学、知府以上各项重要官员，都责令到任一个月后，各自举荐一人代替自己。吏部选择被举荐次数多的人拟定奏疏升用，这样或许能得到更多人才。一，两京大臣以及在外的巡抚、巡按官，都以能够推荐贤人、称职次数多为考察标准，显示他们有识人的明察，将来可以作为吏部选用的对象。吏部堂上官尤其应当责成他们多方访察人才，不必回避嫌疑。一，如今内外臣僚都把因循守旧、明哲保身当作贤能；那些尽忠为国、敢于担当办事、不避流俗的人，在朝廷中就会遭到众人愤怒和群体猜疑，不能立足；在外任司、府等官职的人，也多被众人嫉恨、流言诽谤、考察弹劾，因而被错误罢黜。这样一来，忠义之气完全受到压制，万一国家发生事情，就没有人肯承担了。这都是因为他们的职名没有被上达圣听的缘故。如今应当效法古代在御屏上记录姓名的旧例，秘密访察内外臣僚中尽忠体国、才干足以委任的人，亲自记下其中一二人的姓名；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奸邪诽谤所陷害，真正的人才也能得到任用。“官人则例”十五条 一，内阁三人，或者四五人，旧日承担协助君主、辅弼政务的职责，如今又总裁六部，并议论官员的升降黜陟。职任极其重大，按理说若有缺额，应当斟酌先朝李贤等人的事例，从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中，选取才望出众、熟悉事务、公正忠诚、以国家为重、善于识人且宽容的人推举补任。一，两京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大约共十四五人，列为第一等。有缺额时，应当从在外任事的右都御史以及两京左右侍郎坐堂官、二十四五名副都御史中推补。仍须根据职务的难易轻重，或衡量其才力所宜，由简易职位升任重大艰难职位；或者听从其心志所愿，辞去重大艰难职位而就任简易职位，以使劳逸均衡。一，两京六部左右侍郎坐堂官、在外总制、总督等官，以及右都御史，大约共二十四五人，列为第一等。有缺额时，应当从两京大理寺卿坐堂官、佥都御史、府尹、詹事、学士，以及各地巡抚、巡视、南京管粮、副佥都御史、十三布政司左布政使，共四十多人中推补。两京侍郎坐堂官、副佥都御史，也应当根据职务的难易轻重，或衡量才力，由简易职位升任重大艰难职位；或顺从本人心愿，辞去重大艰难职位而就任简易职位，以使劳逸均衡。一，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陕西、四川、贵州、云南、两广、勋阳、南赣、保定、河南、山东、湖广、江西、淮凤、苏松各边及腹里巡抚，以及巡视河道都御史，共二十三人，列为第一等。这些官职最要紧的是选得人才，也最应该长期任用。比如宣德、正统、景泰年间，各边巡抚有的只任用寺丞等官员领敕办事，并不一定要官位很高。又如周忱在苏松，从侍郎升为尚书，共任职二十二年；王翱在辽东，从佥都御史历升副都御史、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共十一年；于谦在河南、山西任职十八年；陈镒在陕西也任职十多年。这些都是任职长久、功业成功，能够保全救济地方百姓，为朝廷分忧的人。如今这些官员，应该从两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中资历深、表现出众的人，以及给事中、御史、郎中、在外右布政使、按察使、资历深的兵备副使、上等知府中选拔升任。原来官职高的升任副都御史，原来官职低的升任佥都御史，资历非常浅的只升署职，令其领敕办理同样的事务。其中有在边地不熟悉军旅事务、却善于治理民政的人，可以改任腹里地区的官职，不算贬抑。资历深而有功劳的，就在当地由佥都御史升为副都御史，由副都御史升为右都御史，长期管理这一地区。资历特别深、功劳显著的，就在当地升任部院掌印官。像正统、天顺年间，金濂、年富都从副都御史升任户部尚书，并不算越级。大概先要这样广泛推举，才能得到人才；以后还必须这样重用提拔，才能让他们长期任职。长期任职，才能修整边疆、使边防坚固，安抚治理百姓、使百姓安乐，作为国家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谋划。一，两京府尹以及在外十三布政司的左布政使，共十五人，列为第一等。都要用心历练民政，不厌烦劳，按照资历升迁。这些官员称职的，应当留下长期任用；选拔升任六部侍郎以及都察院坐堂的副都御史，不必再升任在外巡抚，以免迁转不定，不能尽心治理民政。虽然公正廉明但才力不相称的，应当调任相应职务；奸诈贪污的，立即罢黜。像天顺年间，刑部尚书陆瑜、礼部尚书萧暄都是从布政使直接升任的。如今如果只升任侍郎、副都御史，也不算越级。一、翰林院、春坊、詹事府等官，是用来备任顾问、侍奉讲读、起草制诰、编修史书的，最为清贵重要的职位。唐宋以来，大多重视这些官职，把它们作为卿辅大臣的储备人选。然而，通常还会选拔外任官员中才学出众的人试任；即使考中状元，也要先试办民政，之后才选入翰林院。我国初年，多任用征召来的隐逸之士。永乐、宣德、正统年间以来，如杨士奇、张洪由王府审理教授升任，黄淮、刘▯、张益由中书舍人升任，邹济、陈仲完由教职升任，储懋、王洪、陈山由给事中升任，刘球、李时勉、陈敬中由主事升任，胡俨由知县升任，蒋骥由行人升任，于敬由御史升任，后来都升为翰林、春坊、詹事等职。又如张英由教职荐举升任给事中，又升为中允；郭璡由防政，李贤由主事，薛瑄由御史，都历任升为侍郎、尚书兼詹事、学士。又如张显忠由翰林院历升至祭酒，出任布政使；郭济历任春坊官，又升为知府；王珣由检讨升为大理寺丞，巡抚贵州；欧阳谦由御史改任编修，又升为郎中；徐旭由御史升为郎中、祭酒，又改任修撰。

译罗汝敬由侍讲改任御史。这些人都是根据才干所适宜的职位任用，不拘泥于内官、外官，也不限制出仕和入仕的途径，所以能够得到人才。近年来规定只有庶吉士以及进士第一甲、素来称为阁下门生的人，才可以选授这些职位，天下不免有被遗漏的人才。如今应当恢复旧制，不拘泥于内外郎官的职务，只要文学才干和品行出众，就允许大臣、言官论荐，由内阁、吏部召来考试这些官职，这样或许可以避免遗漏人才，也可以储备卿辅大臣的人选。一、给事中、御史都有进谏和监察的责任。对上，从皇帝本人到朝政的缺失；对下，从臣僚的是非和邪正，都只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君主错误地听信其言，就会使耳目受到迷惑，是非邪正不能分明，误事不小；如果不听他们的意见，又会因拒绝纳谏而受到天下人的讥谤。至于御史，又有出外巡按、惩恶扬善、铲除奸邪、革除弊政的责任，关系一方利害尤其重大。因此自古以来都慎重任用这些官职。我朝祖宗时期，如王翱由寺正升任，甄庸由知府降任，陈祚由防议，康庆由知州降职，后来都再升为御史；虞祥、王铎、年富由教职升任，冀凯由州判官升任，都升为给事中。又如丁璿由主事升任，马守中由同知升任，俱升为御史；徐旭由御史升为郎中，又改入翰林院；欧阳谦由御史入翰林院，又升为郎中。这些人都是根据才干所宜任用，不限制资格，因此能得到人才；又把其中最优秀的，越级提拔为侍郎、佥都御史等官，所以他们愿意竭尽职守。并且还要不时考察，使偏私、浮夸、虚伪的人不能混在其中，迷惑皇帝的耳目。这样天下常能享受纳谏的好处，而君上也不会背负拒谏的名声。如今应当让大臣从内外郎官和等待选用的进士中，各自推荐所了解的人，必须是忠诚正直、公平公正、明察而懂得治理之道的人，才授予这种官职。任职三年以内，要考察他是否敢于进言，忠谏是否有益，举发和纠察是否得当，以及出外巡按时惩恶扬善、兴利除弊是否有益于地方。对这些人应当留任，使其长期任职，并越级提拔为卿佐等官。对于虽然敢于进言，但所言有时不切合政务，有时过于激烈，容易触犯皇帝的人，则改任内外相应的职务，以便保全其身；仍记取他的忠直，考核他后来取得的成效，再酌情越级提拔。对于应当进言却不进言，或挟带私心、依附权势而妄奏，以及巡按不称职的人，应当明确上奏，降职或罢黜。这样，言官都能由忠正之人担任，朝廷也能采纳他们的忠谏，有益于天下。一、吏部文选司、考功司，兵部职方司、武选司，礼部仪制司等司的郎中，也必须精心选任。如果得到合适的人，也应当让他们长期任职，酌情越级提拔。其中经常不能胜任的，就命令他们出任外官。一、通政司、鸿胪寺的官员，专门选取声音洪亮的人，并按照本衙门的旧规升转。若其中有才干足以任职于六部、都察院等部院的，也应当推举任用。一、两京坐堂佥都御史、南京总督粮储都御史，以及各寺的卿佐官和各部、各寺的属官，照常按照资历升转。不过人才各有所长，如有与职位不相适宜的，彼此调换职务也无妨。一、在外的布政、按察两司官员，应当只在本地衙门内升转。虽然资历有早晚不同，最终总不至于相差太远；万不得已时，才推举邻近地方的官员升任补缺。仍依照弘治以前的事例，佥事直接升副使，副使直接升按察使，按察使直接升左布政使，防议直接升防政，防政直接升右布政使，不必像如今这样逐级排队升迁，又在南北之间远距离调动，以致往来没有定期，空耗年月，地方常常因缺官而耽误政事。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的员缺，应当在邻近地方资历较浅的人员中比照常规提前升任，以酬劳他们远赴边远地区任职的辛劳。一、各道分巡佥事，我听说国初规定选定一个道，满九年才改道；后来因为改道不固定，每逢遇到地方难事，大家都推诿躲避，不肯处理，以致豪强、贪官、狡猾之徒任意作弊，地方百姓受到祸害。如今应当都照广东等处的事例，任满三年才允许改道；还必须考察他三年任期内是否有奸弊、盗贼、豪强、贪猾等情况，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本司如果有进表等公务差遣，只能在贴堂副使或分巡任满三年的佥事中派遣；分道任职三年以内，不许改派差事。一、各地紧要的兵备官和提学官，都要在资历较浅的人员中推选才力相称者，先升为佥事，随后加升副使，长期管理这一地区。在其任职范围内的事务，不许其他官员越权插手。比如提学所管辖的教官，兵备所管辖的有司、巡捕以及卫所官员有犯罪行为，抚按衙门都应当交给提学或兵备审问，不许改委其他官员，以免权柄不一、政务难行。兵备必须兼理本道分巡，以便办事。至于练兵、捕盗以及应当奖赏等事项所需的财物，允许他们自行筹措，或者动用官钱。这样长期任职并专权负责，才可以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十分年深日久、功劳显著的，提学可推升为少卿、祭酒等官，兵备可推升为各边巡抚，其余照常升转。才力不相称的，就应当改调别的职务，不宜姑息。一、知府、知州、知县这三等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如果任用不当，那么上司即使是好官、能够办好事情，也不能真正惠及百姓。因此自古以来国家都慎重任用这些职位。汉代制度是，郎官出任地方长官，治理百里之地；郡守入朝可以担任三公。唐代制度是，没有历任刺史，不能担任侍郎、列卿；没有历任县令，不能担任台郎、给舍。我国初年，考中进士的人都选任县官；征召来的贤能之才，也多选任郡守、县令。正统以来，知府都要求大臣保举，知州、知县另由吏部拣选，因此能够得到人才，而且还形成了定制。知府、知州见上司时不行跪礼，以提高他们职位的尊严。长期任职而政绩卓异的，不按常规越级提拔，如何文渊由知府直接升为侍郎，胡俨由知县直接升为检讨，所以很多人乐意担任这些官职。弘治初年，又要求他们以备荒时积存粮食的多少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所以百姓得到实际的好处，国家根本也就这样牢固长久。正德以来，这些官职不再受到重视，选任轻率、升迁仓促；下等的只想着搜刮钱财以防迅速退职，上等的只会奉承取名以求早日升迁，都不肯尽心办理民政，导致百姓贫困、财力耗尽。一遇灾荒，往往造成百姓饿死。

译如今应当恢复先朝的旧规：知府由在京堂上官从京官七品以上、在外闲住官员五品以上者中保举；在外的抚按官以及布政、按察两司掌印官，从防议、佥事、同知、知州中保举。知州、知县都听凭吏部预先拣选；同时责令抚巡、布政、按察两司从府通判、推官、州同知、知县中保举可以担任知州的人，从州判官、县丞、主簿、儒学教职、司府卫首领官中保举可以担任知县的人。都必须具备爱护百姓的诚意、约束操守的品德和处理事务的才干，三者齐备后才可以任职。以后如果所举之人不称职，举主连坐；错误保举的人如果先能自行首告，可以免罪。到任以后，考察其是否奉公守法；对不尽心处理民政、才力不称职的，改任品级相当的职务；贪婪残酷、罢软无能的，立即罢黜。称职的留任，使其长期任职。知府任满九年且政绩优异的，立即升为四品京堂以及布政、按察两司长官；次等的照常升为防政、副使等职。知州任满九年且政绩优异的，立即升为防议、知府、郎中、佥事；次等的照常升为员外郎、府同知、运同等官。知县政绩优异的，任满三年选取进京，考察其文学、德行出众的，选入翰林院；忠直刚正、懂得治理之道的，选为科道官；才智见识明敏的，分别任用为各部、各寺属官。其中深得民心、百姓愿意挽留而长期任职的，可越级提拔为府、州的正职；次等的，任满九年、六年后照常升转。这样选任，才能使百姓得到实际好处；地方即使遇到灾荒、盗贼，也可以确保没有忧患。一、在外的知府、知州、知县以及各方面有司等官员升任选用，都应当拟注在原籍或相近地方。广西、云南、贵州的有司官员尤其应查照弘治以前的事例，只在本省人员中升任选用，这样可以免除水土不服，也便于到任，不致地方长期缺官。日后遵奉圣旨，由吏部查阅后再来说明。钦此。因病体虚弱不能上朝，请求退休还乡的奏疏 臣长期患痰火之病，身体虚弱，平日一身之中，病火随时变化，因而出现各种病症。近自五月以来，每次进入朝班侍立，总是腿膝酸软，不能站稳，几乎跌倒。这是因为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心中常存敬畏，气息便常常屏住，以致火气郁积在下焦，下注于腿膝。虽然明知病因，却不能医治，是因为臣命薄，实在不足以上承天子的恩宠。臣想起从前遇到权奸扰乱政事，不能仰俯随时，死生祸福早晚难保，却仍厚着脸皮领取俸禄，以致长期遭受兵阵、刑狱之苦，屡次经历炎热荒远或苦寒之地；即使有万死也毫不后悔，实在是上为先朝培养造就之恩而思，下为今日兴复国家而谋，想保全自身以效力。幸而遇到皇上即位之初，首先提拔臣担任吏部官职，臣感念特殊待遇，已经决定捐躯效命。后来不幸因事变而中止，又因妄言而受到忌恨，但仍蒙圣上曲加维护，屡次宠召。臣如今强忍疾病来到京城侍朝八个月，实在看见陛下勤政好学、至仁大孝，又恩礼臣下、特别体恤穷民，真是世间少有，是可以共同使天下达到太平的君主。虽然臣职位卑微而言论过高，性情急躁、妄率、孤陋，不能上合天心、下顺人望，但仍希望忠诚日久，渐渐能够感通圣心，得以略尽微薄之力来报答万分之一。没想到疾病日久，身体更加衰弱，实在无可奈何，所以不得已屡次请求退休还乡，三次请求改调南京。愿意去南京尤其不是出于本意，实在是因为身体虚弱，不便上朝；又不忍辜负皇恩而突然离去，所以想在那里安养几年，希望病愈后还能重新得到任用。没想到皇恩尚未允许，如今病势已经很深，也不敢再请求改调。现将实情详细陈述，恭请圣恩怜悯，特赐臣还乡退休，以终余年，臣感激戴恩之至。重视治理百姓的地方官，以安定民生、巩固国家根本的奏疏【当时任南京吏部左侍郎】据本部移文转来吏部的咨文，监察御史朱豹奏陈前事，其中吏部题请说：是否应当下令两京文职三品以上官员，各自把平日信任了解、可以担任知府的人，不论在京还是在外，列名上荐；可以推荐的人不嫌多，已经被推荐的人也不嫌重复，不可因为是亲人或仇人而有所猜疑，也不可徇私亲近而欺瞒圣旨等。钦奉圣旨：‘在京、在外有才干见识、聪敏通达、操守端谨、志向仰慕循良之治、能够担任知府的人，着令两京文职三品以上官员，各把平日所知的人列名上荐。’钦此，钦遵并备咨通行。咨文送到臣这里，臣所愚见知道的几个人，不能轻易取舍，犹豫了几个月。如今想到在京城中志向品行可靠、才干足以担任知府的人，如南京刑部养病、署理郎中姜纲，现任主事余锓等，都是素有声誉的人，或许已有许多人推荐；他们的年资也将达到要求，吏部自会提拔任用，臣不敢拿他们来敷衍明诏。如今访得先任光禄寺少卿、掌钦天监事，后来降任直隶▯州知州的乐頀；先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后来降任广西藤县典史的孙懋。这两人都操守清苦、志虑忠纯，初任知县时都传播有循良的声誉，后来任给事中时屡次陈述忠实之言；后来乐頀越级升任卿寺官，却因对待属下过于严厉而招致所属官员的怨恨，一时受到诬陷。孙懋历任方面官，因为身在远方，不了解校尉的真实情况，一时在处置上有所失当，幸而都得到圣恩辨明事实，只作了轻微的惩处降职。如今听说乐頀因病还乡，却天天在乡里称颂圣德；孙懋依照期限到任，也天天在边远之地勤办民政。他们都是处境险夷而心志不改，始终保持同一操守。像这样已经验证过循良品行、又历练通达已久的人，论其原有资历，恢复一个清贵重要的职位，本来就很合宜；考虑到他们已经降职，委任一个偏僻安静的府，更为相称。臣愚昧，却冒昧上奏，供圣上采择，请敕令吏部再加访察，酌情提拔任用。如果臣今天的举荐有欺瞒和徇私，甘愿接受重罚；如果他们以后任职时犯有贪赃罪而并非诬陷，臣愿与他们连坐。奉诏自陈不称职，以消弭灾异的奏疏

译据南京礼部移来的咨文，礼部等衙门会同上奏，奉圣旨说：‘两京文武衙门大小官员，都要痛切地自我反省，努力尽到职责，以挽回上天的意旨。四品以上官员，要自行陈述。’钦此，钦遵。除了痛切自省之外，臣深切想到近来的灾变，实在不同寻常。臣每次看到奏报，都惊惶多日。如今捧读圣旨诫谕，更加忧惧惕厉，无地自容。想到我皇上以圣德中兴，仁爱孝顺、恭谨节俭，哪里应当有这样的灾变呢？莫非是因为如今天下百姓贫穷、财力耗尽，已经不能再支撑荒年？而我圣祖留下训诫，所忧虑的是百姓不能生活，盗贼暗中发生，豪杰或许乘机而起；我们这些在位的人，有能力导致这些祸患，却没有能力防御它们，将成为国家无穷的忧患。因此上天仁爱，预先警告陛下，灾异接连出现，不是警告一次就停止，而是再次警告、一次比一次严重，想让陛下一旦醒悟，奋发施展刚健果断的作为，在任用、罢免、升降之间果断决行。《尚书》说：‘国家动荡不安，是由于一个人；国家荣盛安定，也还是这个人的福庆。’由此可知，君主不能因为误用一个人而不能造成祸乱、招致灾异，也不能因为罢免一个应当罢免的人而不能扭转危局、消除变故。臣愚昧地自我反省，在两京大臣中，没有像臣这样严重不称职的。原因有三：一是身体极度虚弱，遇到事情不能胜任委任；二是见识偏狭过分，说话不能与众人相合；三是愚昧到了极点，自以为妄言就是忠言，却过分担忧明主孤立。臣有这三种过失，难道敢冒受皇恩、窃取俸禄而不向陛下说明吗？臣自到南京以来，原有的痰火病比以前更加严重，又加上心神虚弱怯懦，说话迟滞，双脚难以行走，手也疲倦得不能执笔。并且臣从前屡次受到言官论劾，既然是人心共同的看法，也就是天意所在。臣哪里敢再列于官员班列之中？何况南京各部都只有一名侍郎，唯独吏部多出臣这一员，似乎属于冗员滥官，也应当裁革。恭请圣上慈悲，怜悯臣的愚昧，早日赐臣罢黜，以符合公众舆论，来回应上天之心。臣惶恐战栗，等待治罪。谢恩奏疏【当时任南京工部尚书】臣原任兵部左侍郎，多次因为疾病，不能上朝，恳请退休还乡。承蒙圣恩，特意改调臣为南京吏部左侍郎，以便调养。臣到南京后，安闲地领取俸禄，已经超过半年，正为尸位素餐、没有补益而惭愧；多次上奏请求退休，却没有得到允许。今年五月十七日，忽然接到吏部咨文，钦奉圣旨升臣担任现在的职位。臣估量自己的才能，难以胜任，惶恐不已；自忖分量不足，怎能承受这样的感激之情？只是天地般的恩德尚未报答，臣素来具有犬马般的忠诚，怎敢不更加勉励自己接受新的任命，期望替国家守法、守信、节用、爱民；上则思考卿辅大臣的职责，因事进献忠言；下则和工匠技艺之人一样，凭借自己的技艺进谏。还要效法华封三祝，仰天祝愿圣上多福、多寿、多男子，并祈求明主能够得到贤才、建立良政，慎重处理众多诉讼案件。臣又已于本月二十六日面向宫阙谢恩，除到任办理政事之外，谨此陈明。请求怜悯百姓困苦的奏议 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移送的应天府呈文，据上元、江宁两县颜料铺户陈鉴、谢雨等联名状告：陈鉴等经营颜料买卖，被编入承担前役的铺户，每年各衙门都让他们赔累，逐渐耗尽资财。后来南京工部坐派福建等布政司办理解送折合颜料价银一万四千两有余到部，派令购买银朱、二朱等颜料。经审查，朱料起运到今天使用纲司的水脚费用很大，按照当时价格估算，每银朱一百斤价格银九十两，二朱一百斤价格银八十两。仅仅凑足交纳钱粮尚且要承受亏损，后来又有别省解来的料价银不满一千两，买得少而卖得多，价格已经上涨。本部曾将银朱一百斤减估为银八十五两，二朱一百斤减估为银六十六两，造成亏累，需要赔补。近来福建布政司又解送料价银一万八千两到部，又奉命收买朱料，买得多而卖得少，导致货价上涨。如果照减估的价格买办，难免克扣小民的钱粮；何况这是外省解纳的，陈鉴等京城百姓难以替官府赔补，请求移文，增加价格买办等情。据此看来，铺户陈鉴等所告称：南京工部责令购买银朱、二朱颜料，都是外省钱粮，而且要起运到北京交纳，所需纲司水脚很大；如今货价上涨，如果照减估价格买办，难免损害小民，京城百姓也难以赔补，请求移文增加价格买办这一项。鉴于前述朱料铺户既然说价格亏损、难以买办，应当作出处理，呈请裁决等情由送到本部，交司查案。此前正德十三年，因急缺供应家火物料等事，奉本部移文，准据工部咨文开列：预备取用生漆七十万斤、桐油五十万斤、银朱五十万斤、二朱三十万斤、肥皂二十万斤、铁线三十万斤、竹扫帚三十万把，数目和缘由送来，已经呈案，通行分派浙江、福建等七个布政司办理解送。经多次催促，据湖广、福建、广东、江西陆续解到的，共有生漆十二万四千六百余斤、桐油六万九千六百余斤、银朱三万零六百余斤、二朱二万零七百二十余斤、铁线三万六千余斤、肥皂一万六千二百余斤、竹扫帚六千一百余把，都已经转送南京内官监起运备用。其中福建布政司解到前述料价银一万四千一百五十四两三钱；考虑到京城价格不够买料，命令加征价银四千七百四十七两三钱。到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遇到诏书，特别加以蠲免完毕。

译嘉靖四年，又奉工部咨文开列，取用预备铁线五万七千斤、肥皂十万斤、竹扫帚十万把，分派浙江等七个布政司，陆续解到铁线三千八百余斤、肥皂九千三百余斤、竹扫帚五千一百余把，已经送交有关监署起运。奉本部移文，据福建布政司批文差遣行都司经历吴斆、福州中卫郭仁，负责解送原来派给福州等府、罗源县的生漆等物料，已经征收价银共一万八千九百八十一两四分四厘四毫二丝七忽六微，送到本部交司。随即将银两按数称量，收入库中储存，并命令查验上元、江宁两县在册铺户，审查购买物料的事情。现今查阅前因卷宗，正德四年本部曾以修省为由奏报，其中有一件是关于急缺供应家火物料的事。正德二年准据工部咨文开列，取用预备生漆五十万斤、桐油三十万斤、银朱二十万斤、二朱二十万斤、肥皂二十万斤、铁线二十万斤、竹扫帚三万把，分派湖广、江西、福建、浙江四个布政司，共已解到价银二十五万八千二百余两。本部从中借用银六万两，修理武英殿等处；又拿出银五万一千余两给铺户，购买生漆五万八千余斤、桐油四万八千余斤、银朱一万二千余斤、二朱一万二千余斤、肥皂二万七千余斤、竹扫帚四千余把、铁线三万二千余斤，送南京内官监起运到京交纳，估计可供数年使用。查这些数十万两银子，全都是百姓的膏血；如果把它们全部用于购买这些物料，积久以后必定干涸损耗，实在可惜。本部是否可以差遣官员把这些银两解运到京城收存；需要油漆就买油漆，需要肥皂就买肥皂。这样朝廷可以得到实际使用，百姓又免除起运的劳苦。如今敌人有时出没，如果把这些银子作为边储使用，仍然有益等情。经工部议定，前述尚未购买物料的银两，除去先前借用的六万两，还应有银十四万七千二百四十五两有余。是否应当依照拟议，命令按数解送工部收存？如果遇到前述物料缺乏，再照例购买使用：一来可免铺户等人钻营牟利，二来可免运送脚钱及沿途民夫的费用，实在便利。题奏奉武宗皇帝圣旨，全部准照拟议办理，钦此，钦遵，并备咨文送到本部交司。除钦遵办理外，现查福建解到的生漆、桐油等料价银一万八千九百八十一两四分四厘四毫二丝六忽六微，其中查得近来奉本部移文、准兵部咨文，为每年冬衣缺少纻丝、绫绢、白绵等事，其中针工局署局事、司设监太监贾友等题称：南京内官监长随四百七十九员名，所需纻丝、绫绢一千三百二十二匹，每匹折银三两，共折银三千九百六十六两；移咨南京工部，要求从该解本部的料价银中扣除数额，拨送南京针工局分发等情，备咨文送到本部交司。查得往年支用剩余的库中料价银只有一百八十四两七钱二分九厘六毫四丝二忽九纤五尘四埃，不足以拨送，于是从前述福建解到的料价银中动支三千七百八十一两二钱七分三毫五丝七忽九微四尘六埃，凑足送给该局，作为冬衣折支的纻丝、绫绢银两。除此之外，剩余料银一万五千一百九十九两七钱七分四厘六丝九忽六微九纤五尘四埃，正与往年本部奏准解银的事例相同。又查得，据南京内官监揭帖报告，内府皇城中的宫阙殿宇以及各禁门、城楼、砖城、内库等处有损坏、渗漏，应当修理；报告又称，南京内外守备会同府、部、科、道等官员察看后，已经六次回奏，至今已有三十五年，如今坍塌损坏更加严重，确实都是紧要所在，应当逐步修理等情由送到本部。考虑到前述工程浩大，早在弘治十五年等年间起，本部就多次奉命令官员奏议；只是因为年成不好、财力困窘，各衙门一直不敢轻易议奏请求兴工修理。然而计算所需工料，必须预先整备。如今看来，前述料价银是否可以不必购买物料，听凭本部明确立案，收积在库中，以备工程役用；内府紧要处所需要修理时，仍照正德四年以前奏准的事例，差官把银解送工部收存，遇到缺料时购买使用。这样在事情上、官民双方都便利。具奏施行等情。案卷呈到本部，臣等看得，前述坐派购买生漆、桐油等物料，原本是正德末年权奸掌权时，比平常加倍强行派征的数目；仅银朱一项就派征五十万斤，福建一个布政司就被派银八万六千余两。后来征收银两解送到部，又因为购买价格不足，派令加征。像这样竭尽百姓的膏血，哪里能够全部供应？幸赖皇上即位，权奸被诛除贬黜，前面多派而尚未完成的料价全部蠲免，百姓才得以生存。如今赦免以前已经征收、存放在官府的银两，按理说各地也都有；但有司任由它们被侵吞，不予查收解送。现在只有福建布政司的官员奉公体国，起解送来。如今如果按照原来估定的价格，责令铺户买料送纳，那么既然物价上涨，所需起运的纲司水脚费用很大，铺户难以赔补；如果想按照以前加征后的价格，那么赦免以前各地拖欠未缴的多派料银既然已经全部蠲免，而福建官民已经缴纳并解到的银两反而还要加征，情理上哪里说得通？这样一来，福建布政司官员本来是体恤国家，反而使百姓遭殃；本来想奉公办事，反而使百姓产生怨恨。何况查得前次派征并解运的生漆十二万四千六百余斤、桐油六万九千六百余斤、银朱三万零六百余斤、二朱二万零七百二十余斤、铁线三万六千余斤、肥皂一万六千二百余斤、竹扫帚六千一百余把；又有嘉靖年间续派并征解的铁线三千八百余斤、肥皂九千三百余斤、竹扫帚五千一百余把。

译把前后两次的数量合计起来，足够使用数年。如今这笔一万八千九百八十一两有余的料价银，除去依照工部咨文、经针工局题准而动支的三千七百八十一两二钱七分有余，凑送南京针工局作为冬衣折支的纻丝、绫绢银两外，剩下的一万五千一百九十九两七钱七分四厘六丝九忽六微九纤五尘。如果命令购买物料起运，按照每年通常装运、制造木桶、板箱、雨罩、扛抬、锁钥等物件，动辄要数以千百计，还要使用各种物料、工匠和工食，约计需银二千三百八十余两；又估计南京兵部拨给装运的马快船有三十余只，沿途人夫供应和索取的费用还不知道，又要花费多少？而且物料长期积存无用，实在令人痛惜。如今想到内府皇城上述宫阙、殿宇以及各禁门、城楼、砖城等处多有损坏，虽然工程浩大、地方又遭荒歉，一直不敢议论修理；但如果以后内府有损坏十分严重的地方，也不能始终不予修理，一旦全部派给百姓，缓急之际都难以依靠。而且耗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供应，正如患了七年的病才去寻找三年陈艾，不趁现在逐渐积蓄，最终就无法得到。臣等如果不预先考虑上奏处理，就是辜负皇上怜悯百姓隐忧的仁德，也辜负遇到灾异便修身省察的诫令。鉴于南京是根本重地，各处百姓又遭受灾困，请敕令工部查议。是否可以允许臣等将前述银两不必用来买料，立案收存在库；并查明各布政司是否有像前述赦免以前原来派征、已经征收但尚未解送的各项料银，或物料原已征收折价却未曾购买交纳的，一体解送工部，听候积存，作为修理内府宫殿、门阙等处急需时的备用，免得以后全部派给小民，缓急无所依靠。仍然只照正德四年的事例，将银解送京城工部收存，遇到缺料时购买使用。《胡端敏奏议》卷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胡端敏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胡端敏奏议》卷七 明代胡世宁撰写。病体虚弱不能担任重任，恳请辞去皇恩所授官职的奏疏【当时任左都御史】本年七月二十五日，接到吏部咨文，称本部等衙门会同题奏，本月初六日奉圣旨：胡世宁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命令他迅速乘驿站车马赶来，钦此，钦遵。臣一时听到命令，感激而惊惶，旧病随即发作，只好一面调治，一面收拾行装，扶病上路。臣还想到，从前忠良贤能之人心怀经世济民之才，却没有遇到圣明时代，老死山林，始终困滞于下级官僚之中，或者更遭受谗害的很多。臣是什么人，竟能遇到圣明君主，从获罪罢职的余生中被起用，置于卿佐大臣的行列。体察臣的私情，则臣还没有正式任满，皇上已经诰封臣的三代；施行臣的浅陋意见，则臣本人还没有到京，言论已经传播四方。臣多次上奏请求退休，却不忍抛弃皇恩；屡次遭到论劾，却一直没有被罢黜。去年六月，皇上已经怜悯臣的病苦，把臣改置于清闲职位；如今还不到一年，又想到臣的愚忠，召臣担任清贵重要的职务，而且命令臣迅速前来，准许臣乘驿站车马。臣这样承受圣恩，自以为古今难得；人心不是木石，难道不知道感恩而竭身图报吗？所以本不应再过分推辞躲避。但臣不幸，先天禀赋一向虚弱，长期患痰火奇病，今年已经六十岁。脸面虽有火气上冲，外表看似面色润泽、精神明亮，内里其实是阴虚。医书说，火是元气的盗贼，变化难以预测。臣因此平日里有时忽然眼前昏暗，有时忽然膝部酸软，有时又精神恍惚、语言艰涩，各种病症交替发作，都是火气造成的，只是一般人本来不了解。何况总宪这一官职，是用来端正百官法度、整肃百僚的，尤其要求自身行为恭敬、执行礼法坚定。假如臣有一天病发，坐立不安，或在侍朝时跌倒，或临堂办公时站立不稳，僚属看在眼里，岂不是大大玷污风纪，也给朝廷带来羞辱？何况臣的性情资质粗疏直率，器量狭窄浅薄，不会揣度自己，却对别人要求过高；对上希望君主一定成为尧舜，对下希望臣僚一定都是忠良。看到奸贪之人蛀蚀政事、因循误民，便痛心疾首，不能容忍。假如入朝任职后，不能调和众议，与大家共同协力救济时艰，反而可能激烈行事、破坏政局，那么臣报国的心愿反会变成误国的罪过，即使万死也无法赎罪。因此臣私下忧虑恐惧至深，不敢冒昧接受这一任命，不得不把实情告诉君父。臣如今病重，又因连绵阴雨、风浪阻隔不能前进，暂且在江南寻找旧日医生调治；稍待雨停，就渡过江淮兼程北上，听候皇上决定。此外，臣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怜悯臣的病苦，察知臣才力不足，另选贤能代臣任职，容许臣退休还乡，使臣能够在乡里闲散度日，歌咏太平，以终余年。臣感戴天恩至极。奉圣旨：‘你一向禀性刚正，操守有节，长期历任内外官职，处境平安或艰险都不改变。朕采纳公众意见，召你总领风纪，以整肃百僚。应当赶快前来，到任办理事务，不必再推辞。’吏部知道。钦此。陈述治理黄河、疏通漕运以充实国家储备并救济民生的奏疏 臣听说河流迁徙，自古就是祸患，历来考察周、汉直到今天，没有能够使河流长久不决口的办法。国家为了救灾、防护百姓，也没有听任河流决口而不治理的道理。如今河水涨溢、淹没浸泡丰、沛、徐三州县，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自去年以来，又导致漕运道路堵塞。这三个州县的地方，是两京南北交通的要冲，也是国家的咽喉之地。当地百姓每年都为国家漕运辛劳不止，就像咽喉中的气息一样。如今遭水灾逃亡的百姓超过一半，这就像咽喉之气受到损伤，救治不能不急。至于国家的财赋仰赖东南，漕运道路稍有阻塞，就像人患膈噎之病，饮食受到阻滞，救治更不能不急。因此今日的事情，开通漕运道路最急，治理黄河其次。然而如今漕运道路之所以堵塞，是河流造成的；如果漕运道路不依赖河流，也就容易防止堵塞了。臣请求先陈述治理黄河的办法，然后再谈漕运。自古谈河流的人说，分流则水势小，合流则水势大；谈河道的人说，河身宽则水势缓，狭则水势急。河流大而急就难治理，小而缓就容易防治，这是必然的道理。谈治理河流的人又说，顺应水的本性就容易，遏制水的本性就困难。又说，不要同水争夺地盘，这是治河的根本原则。黄河从吐蕃发源，流入中国，逐渐汇纳百川之水，流行数万里，其水势猛烈可想而知。它经过孟津向下，到汴梁以东，土质疏松，容易决口，所以能够造成灾害。但宋代以前多在东北决口，宋代以后逐渐在东南决口。在东南决口，入海道路较近，沿途造成的灾害还较小；在东北决口，入海道路较远，沿途造成的灾害尤其大。不过因决口而分流，也往往能够削弱水势。黄河自从经过汴梁以来，向南分成两道：一道从汴梁城西的荥泽县流出，经过中牟、陈、颍等州县，到寿州流入淮河；一道从汴梁城东的祥符县流出，经过陈留、亳等州县，到怀远县流入淮河。东南这一道从归德、宿州经过虹县、睢宁，到宿迁县流出；它向东又分成新旧五道：一道从长垣、曹、郓等县到阳谷流出；一道从曹州双河口到鱼台县塌场口流出；一道从仪封、归德等州县到徐州小浮桥流出；一道由沛县以南的飞云桥流出；一道在徐、沛之间、境山以北的溜沟流出。这新旧五条分流，都流入漕河，最后总向南流入淮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译如今听说各处都已经堵塞，只剩下沛县这一条水道，所以所谓合流后水势增大。河道本来又窄，不能容纳水量，因此不得不泛滥横流，丰县、沛县和徐州一半州境都变成了巨大的水泽。近来又从沛县北面溢出，漫入昭阳湖，致使运河旧道水流缓慢，泥沙淤积，逐渐污塞。我担心泥沙日久堆积，地势渐高，水往低处流，势必决口。若向东南决口，有山阻隔，祸患还小；若向东北决口，就会像往年张秋溃决那样，使运道因此断绝；又像前宋澶州决口，数十郡县都遭灌淹，灾祸难以言说。所以如今治理黄河，不得不依循旧河道，分散水势。以前通往阳谷、鱼台的两条水道，恐怕决口后水势向东北，绝不能开通。汴河以西的荥泽，近来开通孙家渡至寿州的一道河，应当经常疏浚，以分散上游水势，不可使其淤塞。至于汴河东南面原来通往怀远、宿迁的两道，以及正东方向徐州小浮桥、溜沟两道，都应选择其中便利的一道开挖疏浚，以分散下游水势。又恐丰沛一带长期漫流后向北迁移，想修筑城武以南的一段废堤，直到丰县、单县等县的黄德、贺固、杨明等集，地方一直连接到沛县北面的庙道口，筑成一道堤坝，堵住新决河口，防止水流向北，这也是一个办法。这是治理河患的紧急事务，应当立即施工，而开通运道尤其紧急。然而如今运道只是在沛县以北三十多里处堵塞，不能立即开通，虽然也有人力不足的原因，但也是因为天时不利。正值夏秋水涨，堵塞处大半是流沙淤积，让人下水捞沙，十分艰难；而泥沙随着水势流动，刚挖开便又淤塞，哪里能够成功？有人说，趁今冬初水位退落、昭阳湖暂时可以通船的时候，预先准备工力，截断上游，使下游土地干燥，然后集中力量挑挖筑堤，十天到一个月就可以开通。也有人担心这样挑沙开河筑堤终究不牢固，来年水淹后又会堵塞；不如趁冬水干涸、冰冻而船只不能通行时，仿照南旺湖的样式，就在昭阳湖中开挖一段河道，两面筑堤以通运道。与如今堵塞的旧道相比，不过增加不到十里的路程，来年恢复漕运后，旧道和新道两处都可以方便行船，这也是一个办法。又有人担心河水流入湖中也会带来泥沙而造成堵塞，正如现在昭阳湖南口金沟旧闸处逐渐被泥沙淤塞，这就是证据。臣与尚书李承勋同行商议，认为不如在昭阳湖东岸滕县、沛县、鱼台县、邹县境内，选择独山、新安社等地土质坚实而无石的地方，另开一道河，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两处旧河道，其间应开挖的距离不过一百一十多里；如果再顺着地势选择便利之处，各自寻找较近的道路，所需工力就更少。新开的河道，深度各随地势；宽度先只开五六丈，以便两条船交错通行。就地取土，厚筑西岸堤防，作为湖的东堤，同时防止河水漫溢、山水泄流，并把昭阳湖隔在堤外，作为河水漫散的区域，这就是所谓不与水争地。来年冬天冰层冻结、船只停航时，再加以疏浚拓宽，作为运道；在那里设置一个夫役厂，按数调拨山东各州县的民夫接替服役，暂时减轻丰沛百姓的负担，并疏通这一交通咽喉，这是上策。开挖之处若妨碍民田民居，应当补给闲置田地，扣除粮税，并酌情拨给开荒、迁徙的费用即可。但当地地势高低、土质坚疏、工程难易，臣等未曾亲自察验试办，不敢断定此议一定正确，恳请敕令总督河道都御史一面征集工力，一面亲自查验是否可行，趁现在兴工开挖此河。若此河难以开通，就只开丰沛县旧河以及此前拟议的湖中近河两道，同时让船只分流，以防一条水道堵塞。运道开通以后，再依次察看河势，顺应水性分流导引，就可以避免大的决口。臣等又担心山东、河南以及直隶江北的百姓连年遭受水旱灾害，劳苦特别严重，哪里还能再次兴办这样的工程？恳请敕令户部权宜筹议，在两淮、两浙额外向商人多卖盐引，令他们购买补足灶户煎盐后剩余的盐，照常贩卖，急切之间可以获得数十万两银子，用来雇用河道附近的贫民服役，并预备所需器物，兴办这一大工程，这也就是宋代范仲淹在浙西救荒的办法。过去唐朝中期疆土被分割侵占日益缩小，田赋收入很少，而养军费用很多，专靠刘晏理财，也只是兴办盐利。何况我朝国势全盛，食盐人口比过去增加数倍，而盐课旧额有限，民间所食都成了私盐。如今将其收归官府经营，河道修成以后用来补助边饷，实在是大利。况且盐既由官府出售，民间私盐会逐渐减少，巡逻的差役可以削减，盐徒作乱的意外忧患也可以消除，又能平息大患，难道不应当实行吗？但认为此事困难的，只是担心权势之人徇私乘机牟利，庸俗守常的人借机诽谤阻挠，大臣中只顾因循保全名声、不为国家筹划的人又不肯承担责任；必定要依靠圣明革除这三种弊病，才可以实行。至于挑土的器具和各类工役，也应酌情招募江浙衢州、严州二府的人。这些地方的人，一百一十人所做的工程，胜过北方人几十人的力气。因此应当给他们路费，提高他们的佣值，使他们乐于应募前来，人数一定会逐渐增多。又让北方人逐渐学习他们的做法，这对以后治理田地、劝勉农桑也有好处。臣愚昧又想到，丰沛南北一带临近河道州县的百姓，近年十分困苦，朝廷应当加倍爱惜。伏望圣恩垂念，以后进贡等项的船只，能够停止的暂时停止，可以减少的酌情减少。南京工部应派送的器物中，属于内府使用的，有的可令原来解送的州县改批后直接解送，有的可令该部委派官员直接送到工部进纳，不必经过南京监局，以免因此多造器皿盛装，进而增加船只装载，又增加民夫牵送。士大夫往来的船只若倚仗势力多索民夫，恳请严加禁止惩治。河道驿递的夫役，照此前由管河郎中兼管考核，抚按官不时巡察纠治，使交通要冲的百姓能够安定休养，而国家南北咽喉之地不致阻断。近来少卿黄绾上奏请求修复海运，以防意外，他为国家作长远忧虑，十分忠诚。但听说此事形势很困难，既然不得已，也应考虑次一等的办法。

译又听说国初漕运从淮河到达黄河，由阳武开始修筑堤防，一百一十多里靠陆路运输到卫河，再重新上船运到京城。又听说沁水到武陟县红荆口分出一道水流，六十里后通到卫河，近年才堵塞。这说明河水借沁水可以通到卫河。以后国家政务稍闲时，也应派官员踏勘；如果红荆口旧河可以开通，就予以开通；如果旧河不能开通，就在阳武上下察看地势，于相应处所离堤防十几里开挖一道河，向北通到卫河。每年调拨江南相应卫所的粮船一百一十只左右到那里转运，逐渐熟悉这条路线，以备徐沛以北会通河一时堵塞。这也是一个办法。臣愚昧而忝任大臣，只要有所知，就不敢沉默。奉圣谕，工部看过后前来说明。请求蒙恩辞免加官以彰明公道疏 臣近来蒙圣恩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听到命令后惊惶，扶病上路，自陈患病已久、衰弱至极，性情粗疏、器量狭窄，不能胜任重职，具本请求退休。奏章奉到圣谕：“卿一向禀性刚正，操守高洁，久已著名；历任内外官职，面对平安和险难都不改变。朕采纳公议，召卿总领风纪，以整肃百官；应当赶快前来任职管事，不必再辞。”吏部知道。钦此。谨遵。臣想到圣恩选任，按职责应当接受任命，不敢再辞，便抱病赶来。走到济宁地方，忽然听到邸报，又蒙圣恩升任臣为刑部尚书。臣想到班次更加尊显，政务也更加繁重，以微薄才干和有病之身，实在不能胜任，于是再次具本陈情请求辞免。十月十六日，臣经过德州地方，收到吏部咨文，其中说：“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霍韬上奏，认为臣适合任都察院；王时中适合任刑部等事。”奉圣谕：“胡世宁仍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掌管院务。”钦此。同日又接到本部咨文，其中说：“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璁题奏，臣忝任副总督之职，如今代理掌管院务，应当请求任命官员接替等事。” 奉圣谕：“吏部再派官员携带文书，快马传驿前去催促胡世宁赶快前来。”钦此。臣听命后惊惧警醒，昼夜兼程，抱病赶到，如今已经朝见，幸而再次见到天颜，欣喜感激之情无以复加。臣深思，都察院的职责，臣虽自知才力不能胜任，但既承受皇恩和命令，不敢违背，只等吏部题奏奉明旨后，便前往任职，不敢再辞。至于太子少保这一加官，朝廷一向用来优待年资深、德望重的辅臣和六卿，所以如今各部尚书中年资超过臣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加此官秩。反观臣的年资和才力都在诸臣之后，今年四月才由侍郎升为南京工部尚书，七月立即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九月又升为刑部尚书，半年三次升迁，已经过于骤速。如今蒙命仍改任左都御史，品秩同为二品，并不是稍有贬降；可是臣有什么功劳，竟得到这样隆重的官秩？天恩太重，臣的身份实在承受不起，深怕像鼎中食物倾覆那样造成祸患，公事私事都受到连累；又恐怕引起积薪之议，内外喧然。再考察霍韬奏章中说，臣应当据理直言，官秩高低可以不必计较，这确实了解臣的内心，也可以作为明主用人的告诫和忠臣事君的准则。伏望圣恩如天地日月，察知臣的诚恳，怜悯臣的福分浅薄，收回加授太子少保的成命，容臣只以左都御史掌管院务。臣若有幸蒙上天庇佑，疾病稍有好转，便发誓终身尽力供职，以报答天子的眷顾。如果疾病困顿、才力衰弱，不能胜任职务，朝廷自有罢黜昏庸无能官员的典章；臣将上章认罪，不敢贪恋官位、尸位素餐，以致耽误国事。臣因个人私情屡次烦扰圣听，实在战栗惶恐。奉圣谕：“卿向来以风操节义著称，是众望所归。朕仍命卿掌管都察院，正是要卿纠察统领各道，振兴宣扬风纪。又想到卿任官年久，特加宫保，以表示优厚尊崇。应当勉力承受朕命，用心供职，不准辞免。”吏部知道。陈述情由再次恳求天恩坚决辞免加官疏 臣今年四月才由南京吏部左侍郎升任南京工部尚书，七月蒙恩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九月又升任刑部尚书，近来又蒙恩仍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臣想到圣恩太重，臣的身份实在承受不起，便具本上疏辞免。奏章奉到圣谕：“卿向来以风操节义著称，是众望所归。朕仍命卿掌管都察院，正是要卿纠察统领各道，振兴宣扬风纪。又想到卿任官年久，特加宫保，以表示优厚尊崇。应当勉力承受朕命，用心供职，不准辞免。”吏部知道。钦此。臣听到命令后惭愧惶恐而又感激，无地自容。想到天语这样谆谆叮嘱，圣恩如此隆厚，臣应当只管接受，哪里敢再辞？但臣内心确实还有不安之处。侍奉君主不应有所隐瞒，按道义应当在君父面前尽情陈述，以求圣明如日月照察。臣本是农民，从小备尝艰苦，因了解百姓疾苦而认识到官场弊病，想着在圣明时代效力，粗略学习经书，谋求科举出身。然而臣自量才器，不过希望得到一个郡守的职位，或者担任一次巡抚，以稍微施展为百姓谋利的志向，把恩惠留给一方百姓罢了。至于卿辅这样的官职，臣想天下自有像古代名臣那样德才宏大的人可以任用，臣愚昧的志向和期望万万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没想到刚入仕途，就患上痰火奇疾，虽然历任前面的官职，却不能长期任职。因此为百姓谋利的心愿没有完全施展，报效国家的念头也始终没有忘记。然而又没想到中年以后，接连经历艰难忧患，病情更加危险困顿；今年已经六十岁，精神胆力已经丧失十分之九，却误蒙明主知遇，擢升担任掌管宪察的重职。臣既惭愧于超过本分，又担忧身体病弱，便具本竭力辞免。后来奉到圣恩，催促臣赶快到任，臣不敢违抗，只得抱病来到京城。臣本想在都察院供职，但宫保的加官远远超过本分，不敢冒昧接受，也不敢立即辞免，正在犹豫不决。朝见时，忽然与杨一清、谢迁等人同班站立，一时惶恐惭愧，旧日痰火病立即发作，刚走上御道，腿膝战抖，几乎不能站立；到了御前，咽喉哽塞，几乎不能说话。退下后急忙走进直房，服药才缓解。这才知道臣福分浅薄而德行不足、官位尊显，正是古人所警戒的情形，所以才敢决意辞免加官。没想到蒙受的恩命没有获准。臣又听说，古代明主用人、忠臣事君，都只是希望使进谏能够实行、谏言能够被听取，使恩泽得以施加于百姓罢了，并不在于官位的高低。所以过去虞廷九官、周室六卿，都是各按才干专任一职，终身任职，没有听说反复增加尊贵官秩。

译又如宋太祖起初答应曹彬攻取江南后任使相，等曹彬回来献俘，却因为太原尚未平定，虽已具备使相的最高品秩，却没有授予他这一职位。古代帝王不轻易授予官爵，就是如此。看看臣是什么人？刚开始任试职，就加授宫保；假如几年后建立功劳，又将拿什么官职来加给臣？因此臣深怕造成才德不称职位的祸患，也恐怕鬼神会因福禄满溢而降灾，不敢冒昧越级接受尊贵官阶。这完全出于诚恳之心。伏望圣恩如天高地厚，容臣只以左都御史掌管院务，使臣能够安心守分，以辅助天工，不致越过本分而跌落失败，使臣辜负天子的眷顾。臣感激祈请之情无以复加。奉圣谕：“朕认为卿资历深、声望高，特意给卿加官秩。卿却两次上疏恳切辞免，足见大臣谦让的至诚，朕勉强依从卿所请，应立即到都察院供职。”吏部知道。建言疏 臣听说，做臣子的道义是知道什么就没有不说的。臣私下看到，陛下天性聪明，每天勤于圣学，至于敬天法祖、爱民求治的诚心，确实感通皇天，不是三代以下贤明君主所能比的。然而臣私下听说，帝王治学有关键，把学问推行到治理天下也有关键。臣愚昧地担心圣心在上面广泛劳苦，因此冒昧叙述所听闻的道理献上。臣听说，帝王之学，关键只在一个“中”字。尧传授给舜，舜命令禹，都说“诚信地把握其中正之道”。此后，像成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皋陶、伊尹、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也都凭此承接道统的传承。到了孔子继承前人、开启后世，传给他的孙子子思，子思于是写在书中说：“喜怒哀乐还没有发作，叫作中；发作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通行的道路。达到中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生长。”喜怒哀乐，是人的情感。正当它们尚未发作时，外物还没有引起感触，这颗心寂静不动，没有偏向倚着，所以叫作中。受到外物感触而发动，喜怒哀乐发作都合乎节度，那么事情没有不恰当的，事物没有不适宜的，没有违背乖张之处，所以叫作和。和就是中。喜怒哀乐从一颗心中发出，施行到天下广大范围之内，凡是国家刑罚赏赐的政令、庆贺抚恤的典制，无不由此产生，所以说它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天下共同通行的道路”。因此，君主因喜悦而赏赐、因愤怒而惩罚，或者应当喜悦、应当愤怒却强行忍住不发，或者已经喜悦、已经愤怒却滞留心中不能消散，都不是合乎节度。又或者今天应当赏赐，却因为前一天的愤怒而阻止不赏；今天应当惩罚，却因为平日的喜爱而放纵不罚；或者这件事只应赏一分，却因喜悦而过赏到二分；或者此人只应因一件事获罪，却因愤怒而把其他事情也一并加罪，这些也都不是合乎节度。因此君主平日无事时，应当经常涵养这颗心，使它寂然守中，没有偏向。遇到事情应当喜悦或愤怒时，又应当临事省察是否合乎节度，然后才发作。对于哀和乐也是这样，不只是今天如此而没有一天不如此，不只是这件事能如此而没有一件事不如此，这就叫“达到中和”。这样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生长，使天下没有一物不得其所，那么还有什么德行不能修成？什么政治不能兴盛？什么灾害不能消除？先儒认为，这是学问的最高成就、圣贤神明的能事，也不过在这个“中”罢了。恳请圣明留意。然而“中”没有固定的形态，随着时势而存在，随事情不同而变化，所以把握它的人应当常常像手持秤衡一样，使形势不至于稍有偏失。比如古代圣贤论述治国之道，周公告诫成王说：“使百官知道你的意向，各自任职；明白奋发，建立功业；敦厚广大，使民俗宽裕，那么你的美好声誉就会永远留传后世。”正当守成之时容易沉溺于安逸享乐，如果不接受“明白奋发、建立功业”的告诫，士大夫习气就会苟且懒惰，政事废弛、百姓受害，日益显出衰败的情状。然而只强调奋发建功，却不谋求敦厚广大、使民俗宽裕，那么治理就会流于刻薄，民心不得安定，也不是长久之道。这两方面不能偏废，也是把握中道的意思。所以周公希望百官都知道成王这样的意向，尽职办事，使君主的美名流传后世；忠臣为国家作长远谋划，就是这个意思。臣私下看到，国家太平日久，士大夫习气因循苟且、懒惰懈怠得太厉害，以致政务有弊、百姓困穷，天灾不断显现。圣心忧劳多年，如今一旦豁然开明，奋然如雷震动，信用忠贤，整治革除弊政，人心警惕醒悟，政治焕然一新，都知道我皇上励精图治的志向，于是纷纷奋发明辨，建立功业。然而中等人的性情向来没有定见，只会随风趋附、随俗沉靡，以求迅速取得时誉；有时做事过头，反而失去朝廷建立中道、树立教化的本意，这就不是敦厚广大、使民俗宽裕的道路。臣近来看到，抚按官和参官的奏本中，有人因为饮食、纸札等日常应用物品而被按贪赃罪奏请提问，甚至对大奸大贪却置之不问，只拿这样的武职小官来问罪塞责。我恐怕诸臣仿效此举，刻薄之风成为习惯并流传于天下后世，那就不知道我皇上天高地厚的德行了，也不是周公希望君主美名永传后世的意思。除了这件小事臣已经驳回令其改正之外，至于关系天下大体的重要政事和赏罚，伏愿圣明特别敕令大小臣工，今后供职办事常怀奋发建功的心志，却不可失去敦厚广大、使民俗宽裕的体制；即使怀有敦厚广大之心，也不可因此毁弃奋发建功的志向，再次陷入因循的弊病。这样，陛下把圣学推行到政事上，就真正是诚信地把握中道，尧、舜、禹的圣明也不过如此。至于听取谏言，舜告诫禹说：“我的做法如果有违误，你要辅佐我，不要当面顺从。”这说明舜这样的圣人也希望臣下直言进谏。然而他虽乐于接受正谏，又说：“我憎恨谗言邪说，厌弃败坏德行的行为。”这说明他也憎恶妄言者。

译舜虽憎恨谗言邪说，又说：“想要让他们一同生存；如果改过，就接受、任用他们。”这是因为他认为罪过已经太重，却仍允许他们改过后重新任用。这就是舜在言语中把握中道的表现。至于后世，孔子论述侍奉君主说：“入朝时想着竭尽忠诚，退朝后想着弥补过失；顺势成全君主的美德，纠正挽救君主的过错。”顺承君主的美善和匡正君主的过失，都是忠诚。孟子则说：“迎合君主的过恶，这种罪过很大。”他深恶迎合逢迎，认为那是不忠。臣过去上疏论述过，逢迎与将顺并不相同：君主所做是正确的，臣下顺承他的意志来成全他的美善，这叫将顺；君主所做不正确，臣下迎合他的意思来取悦其心，这叫逢迎。二者事情不同，忠与邪正是由此区分的。近年以来，讲学不明，人心和士习不正，竟错误地把将顺当作逢迎，各自想攫取直谏的名声。因此对于君主至高的德行本来应当顺承的地方，也曲意加以阻挠，称作匡救；更严重的，有些人心中没有国家，只图迎合权贵牟利，因而排斥攻击忠良，把异己之人除掉。甚至想使明主不能独自行使一项政令、不能自行任用一个贤人，使权威和恩威都归于他们所迎合的人。几年以来，君主威权不能树立，善政不能施行，百姓生活困苦，已经到了极点。他们的罪过恐怕不只是舜所憎恶的谗言邪说。近来幸赖皇上如天日开明，赫然奋发，屏除谗言邪说，士气已经为之一变。然而我又担心，其中有的人所说事情本来确实如此，有的人只是言辞过于激烈，还有的人本心是效忠而意见有误，若与那些谗邪之人一同被抛弃，也不免可惜。又担心一般人害怕祸患，便不敢说正直的话，以后遇到大事、大奸也无人敢论，反而完全违背我皇上诚心纳谏的本意，耽误国事。伏望圣明容许臣与吏部仔细查访，对所有因公被降职贬谪的官员，考察其用心是公是私，推究其罪过轻重，衡量其才干长短，陆续上请：有的恢复原职，有的酌情收录叙用。至于情理难容、不应收叙的人，以及久谪荒远之地的人，也恳请圣慈体察大舜希望让人共同生存的心意，酌情宽宥抚恤，使他们得以保全性命。至于用人，古语说：“商汤把握中道，任用贤人不拘一格，这是最重要的原则。”伊尹告诫太甲说：“任用官员只看是否贤能，任用近臣也只看是否是合适的人。要慎重困难，要谨慎审察，务求和谐而始终如一，这是用人的大法。”所谓难，是任用时要慎重；所谓慎，是听取、考察时要谨慎。既然立贤不拘类别，却又要这样慎重谨慎，是为了防止小人貌似君子而被误用。然而一个人要具备所有德行实在困难，即使有一处过失，就像美玉有一点瑕疵、良木有一处朽坏，也不妨碍它成为器物。只有奸险、嫉妒之人，表面上找不到可指摘的缝隙，却能够误害国家大事，这样的人才不可任用。“和”，就是彼此以可与不可相济；“一”，就是始终如一，所以是任用君子的原则。过去的人才一进入仕途，就忙于结交，谋求进入清要职位，轻易越级做到卿辅，却私自建立门户，错误地说成旧制，以排斥真正的人才，不让他们得到任用；百姓疾苦因此无人了解，政体日益败坏，百姓生活困苦，实在都是由此造成的。如今我皇上听取采纳忠言，痛下决心革除过去的弊病，均衡调配内外官员，任用贤能不拘一格，希望得到真正的人才来辅佐至善的政治。体察国家的大臣每天荐举贤才，明君与贤臣相遇，确实足以共同成就正大光明的事业。然而我仍担心其中万一有误，关键只在圣心能否做到慎重任用、谨慎审察。至于可与不可相济，不只是君臣之间如此，同僚之间意见有时不同，彼此规劝、彼此成就，也应当这样，不要因此互相嫌恶。这就是皋陶在舜、禹面前陈述谋议时所说“百官互相学习效法”的意思。更愿陛下趁此时告诫群臣，使大家和谐相处而不强求相同，共同成就我国家无穷的美好事业罢了。以上这些经书的大旨，圣明是天纵之才，经筵日讲，难道还有不明白的吗？但臣仍把这些献上，是因为一点像以芹菜、曝日自谦的微薄心意，不能自己停止。伏愿圣明俯赐采纳，天下幸甚。奉圣旨：看了卿所奏，足以看出大臣爱戴君主、陈述善道的至诚心意，朕知道了。查复官员的事情暂且停止，吏部知道。申明职责以整肃刑讼疏 臣私下想到，祖宗设立都察院，专门用来纠察弹劾百司，辨明冤屈。如今纠察弹劾之事，专责各道监察御史，堂上官不参与。至于审理冤屈、听理诉讼这一项，事情多种多样，不能拘泥于一端，应当详细议论、斟酌适中后处理。《易经·中孚》说：“君子由此审议狱讼、宽缓死刑。”这是取风吹水受、相互感应的意象，辨理冤屈应当宽缓，并以虚心实意查明实情。《易经·丰》说：“君子由此判决诉讼、施加刑罚。”这是取威严与明察并行的意象，案件既已判明，就应当施刑，不能姑息。臣愚昧，生长于乡野，三次任职有司，三次任刑曹，后来又任一次外台、一次内台；又不幸长期关押在禁狱，长期戍守穷边，所以对于民间疾苦以及狱情变化、诈伪不一的情况，也大体都知道。如今幸而遇到圣明，擢升掌管此事，怎敢不尽心陈述，以帮助我皇上至仁钦恤的一点万分之一？臣切实看到，如今天下奏诉的本状中，有些根本没有冤屈，却倚仗奸诈、害怕死亡，每年上奏申辩一次，主管衙门就派人提取犯人重新审问，以致连累三五名、六七名或十多名作证的贫民枉死，而原来的犯人最终仍不能免死；有的确实蒙受冤屈，多次上奏后，主管衙门却完全不予辨理，只按照原案增饰内容上报，最终导致其含冤而死；又有贫民无力申诉辩白，被有司长期羁押，死在狱中，不只是朝廷不知道，连上级官府也来不及知道；又有富民本来依法上奏申诉，有司为了避嫌，明知有冤，却不肯为其辨理；又有案件奏请发往隔开一地的衙门审理，审理者怀疑对方是通过请托关系取得调审，便不肯追究曲直真伪，动辄推给原主管衙门查勘；原主管衙门又顾忌原先的审问，反而增添重罪来报复，终于把人置于死地。这些都是主管衙门不仁，辜负皇上好生之德，也使天下灾异增多，实在是臣等不能依法公平办案、任用得人的罪过。然而推究其中原因，也有不得已之处，大概是由于士大夫习气不正，刻薄嫉忌成为风气。每当有人独自坚持正道、为冤屈伸张时，小官便被上司严刑逼供，承认受赃；大官则被士大夫造谣诽谤，导致遭到弹劾，终身废黜，大臣也没有人敢救助。这就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近来如浙江佥事彭占祺，他平日任县令时十分循良，任御史后又独能守正，只因违背众意，坚持惩办一个豪侠之人，便被散布谤言、弹劾，在朝觐后丢掉官职，这就是一个例子。

译臣刚到任那天，与佥都御史熊浃斟酌时下弊病，研究兼顾两方面、统一而适中的办法，想请圣明裁决，俯准通行所属内外各衙门，一体遵守。具体列举如下。一、过去凡是奏诉本状送到都察院，堂上官不能全部审看，分给各道御史后，御史也多不亲自审阅，只凭承办书吏摘写几句话，粘贴在帖子表面，第二天拿来向堂上官禀报；有的说应当发往某衙门，有的说应当立案，随即登记执行。书吏若有意偏袒，就摘录应当辨理的紧要话语；若没有意偏袒，就摘录不应辨理的无关话语。案件是否发办竟只听书吏，冤屈怎么能够得到辨理？臣等原拟将本状连同本人分别送给各道御史，务必亲自审看明白。本道有案的，就调取原来的供词和诉状；没有案的，就到刑部抄取供词或调取卷宗，分别比对、参详。如果刑部也没有供词可供调取，就只摘录本人陈述的口供，与本状逐项对照辨析，务必逐一参看原先审问的情节和罪名是否恰当，现今申诉的情节是否有证据可以辨理，或者虽然可以辨理却只是单方面的说辞、尚不能相信；对于应当立案却没有办理的，也应明确说明应当立案的理由。各自具成一帖，像刑部各司审问刑案制作供状一样，前一天送到堂上，臣等再加以参详批示，第二天当堂禀议是否可行，才登记执行。一、凡从本状中审看出事情似有冤屈、应当辨理的，就发文给巡按或按察司；原来已经由巡按辨问过的，就发给巡抚。分别提取最初审理、最初辨问的官员；如果确实辨出了冤屈，原来勘问的官员仍不追究。若审理辨问的官员明知有冤，却因忌惮原先审问的官员而故意不予辨理，或者反而诬陷增加重罪，后来被其他官员辨出，或者冤屈极其严重，查提到本院后辨出，那么原先审问和经手审理的官员都要从重追究。若本来没有冤屈，却徇私曲意辨解而使犯人逃脱，也应追究重罪。一、凡最初经抚、按、司、府等衙门审定为重罪，奏诉冤屈，按例应当发办的，若审看其中没有紧要的、确实应当辨理的情节，就发给巡按；原来已经由巡按辨问过的，就发给巡抚。先查审现存卷宗，确实看起来有冤屈，才提取犯人和证人辨理；如果没有冤屈，仍依照原来的审问结果监禁等待会审，把奏诉之词就地立案，不许一概提取人员，以致连累平民枉死。有人多次上奏辨冤、多次经过重新审问，如今又上奏申诉，虽然按例应当立案，但如果审看其中确实有可以辨理的情节，也应照前面的办法办理。一、凡重罪囚犯被监禁五年以上，曾经重新审问而确认没有冤屈，转送复核议准，并奉钦依拟定处决，却在秋后临刑时害怕死亡、每年上奏辨冤一次的，如果在上半年奏到，就照前例发给抚按，调取审理；现存卷宗看起来有冤屈，才提取犯人和证人辨理；如果没有冤屈，仍依原来所报情况监禁等待会审处决，奏诉之词就地立案，并且仍须先说明原委上报。如果在下半年奏到，本院立即立案，不再发办。一、如今各道御史大多是新任，对刑名事务还不熟练，臣想借此观察他们是否用心、能否通晓刑名。如果像这样不肯用心，刑名事务不能通晓，以后历任官职又没有重要建言以及兴革、激扬而有益国家的作为，考核任满时，确实很难写作称职。他们中试职的理刑官在各道任职，实际上没有多少刑名事务可办理；如今想让各道本状较多的，每天各分给一两件，令他们照前面所说审看、开具详文，写成帖子送到堂上。臣想借此每天观察他们对刑狱是否用心、能否通晓，日后考核实授时，也有所依据。一、外地重罪囚犯大多是强盗。涉及人命的案件中，谋杀最难审问。有司遇到这类案件，只有在事情刚发生时虚心审察，结合询问访查，才能得到实情。如果立即严刑审讯，很少有不被逼成诬服的。至于强盗案件，有的只因情形迹象相似，便立即严刑审讯；有的因为诬告指认、挟怨攀扯，不能辨察，往往造成冤屈。有的小官一时误抓了人，不敢释放，终于把人置于死地，以图免罪；又有同案被抓的几十人其实都是误杀的平民，而真正的盗贼没有捕获；又有真正的盗贼已经捕获，审问其供出同伙时，有的因为事先发过誓，有的想日后替同伙经营劫夺之事，不肯供出真正的同伙，只供出后来新诱骗的几个人，或者又攀扯平民来凑数。至于失主，有的冒认并未被劫的家庭，以作为日后翻供脱罪的计策。有司一时轻信，误事不小。又有巡捕差役收钱放走真正的盗贼，却逼迫盗贼妄指平民来骗取钱财；还有人捕盗得钱后，故意拖延不追缴真正的赃物，以替盗贼辩脱。这些弊病情形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因此凡捕获几个真正的盗贼，必须分别隔离审讯，逐一查问他们同伙的姓名、年龄相貌、来历，以及失主的住处、被劫财物的种类和数量；只要有一项不同，就应辨明是诬陷，不能径直把这个姓名登记为尚未捕获的盗贼。这样，冤屈就会少一些。臣愚昧，恳请敕令各处巡按御史，分别命令所属军卫、有司审刑和捕盗官员，今后办理人命、强盗案件，都务必吸取过去的弊病，多方用心审理缉捕。如果任意徇私，有所放纵真正的罪犯或枉杀无辜，必须严加惩治。巡按及分巡官所到地方，凡在押的重罪囚犯都要逐一亲自审问；有冤屈的立即为其伸理，不许为了避嫌而推诿调拨、不予办理。巡按任期届满回京时，都要把已经辨明的冤案数量和事实经过开列上报本院，以便查考。一、查得派官审录的事例规定，原来勘问、审问的官员即使有出入等罪，也一概免于追究。原来勘问、审问的官员一时误信他人诬告，因曲解证据而误判入罪，如果不追究，是为了免得他们彼此回护、坚持诬陷，也是圣朝急于救人的仁德。若事情日久已经确定，明知判决有冤，却顾忌原先审问的官员，私下为了避嫌和诽谤而故意不予辨理，或者诬加重罪、一定要把人置于死地，那么这种人忍心害理、背公行私，实在罪大。伏乞圣明立为定例：除以前的事情不再追论外，今后重罪囚犯确有冤屈，而最初审理、最初辨问的官员已经为其辨明冤屈，原来勘问、审问的官员仍不追究。若审理辨问的官员明知有冤，却因忌惮原先审问的官员而故意不予辨理，或者反而诬陷增加重罪，后来被其他官员辨出，或者冤屈极其严重，奏请提解到本院后辨出，那么原先审问、经手审理的官员都要从重追究。若本来没有冤屈，却徇私曲意辨解、放纵犯人逃脱，也应追究重罪。

译一、如今派官员到外地审录重囚，凡是案情可疑的，都要再次审问，事情已经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只有对于那些值得怜悯的罪犯，奏请发往边卫充军这一条，因其具体情形有轻重利害之不同，还有值得议论的地方。大抵这类罪犯，有的是因致人死亡，而被其害死的人中，有许多是惨遭毒害而死的；有的是致使尸骨被拆散，经过蒸检两三次或五六次；又有的因年年上奏申辩，接连害死尸亲和干证的平民三五人或十几人。如今此人只被发往充军，到了卫所便逃跑，又接连害死负责押解的长解二人，以及花钱买妻代为押解的军妻一人。审录官只知道这个有罪的一条人命值得怜悯，却不知道他前后接连害死的许多无罪之人的性命更值得怜悯。伏望圣明裁处：今后这类罪犯，偶有确实情非得已、事实值得怜悯的，就应当明确为其申辩，或者直接发往邻近卫所，永远充军；或者编入邻近州县的驿递，永远充任机兵、民壮、水夫、马夫等差役，以代替贫民服一项差役。至于那些情由虽值得怜悯，但按法律应当抵命，且曾经接连害死平民的，务必追捕其真正的正妻和子女，派人管押，递解到边卫，永远充军；仍应定拨给现任军职之家，作为军伴，为他们种田，使其受到收管，不致逃脱；同时还可代替边军一名，作为正式操练备战之人。这样，边境就会逐渐得到人员充实，农田耕种也会逐渐扩大了。如果其情节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怜悯之处，就必须抵罪处死，不应轻易放纵。一、盗窃三次的人，是怙恶不悛之徒，按照《舜典》应当施以贼刑。至于伪造印信的人，大多是狡猾而通晓文义的人，竟敢盗窃朝廷的符节和权柄。他们这样做，有的是为了骗取他人财物，有的是为了盗取官府钱粮，有的是为了假冒官员、欺诈吏员，有的是为了刑讯、杀人，而且行事也没有什么困难。祖宗之所以制定重法，就是要使人畏惧而不敢触犯。如今屡次审录，往往把他们混列为值得怜悯之人，奏请准予充军，这就是使人明知不会被处死而有所倚仗，故意犯法，难道是立法的本意吗？况且这类奸恶之人，多关押一天，地方就少受一天的祸害；晚一天发往卫所，卫所就少办一天的事务。臣愚昧，乞请敕令审录官今后不得把这类人列入可矜之列，混同奏入可予申辩的数目。每年秋后会审上奏时，圣恩若还不忍处决，只令其收监候决，也必须等到朝廷有大庆典、大规模赦免时才释放他们，这样恩典不会滥施，法律也不会废弛。一、审理刑狱、执法办事而被诬陷夺职的人，例如佥事彭占祺，乞请敕令吏部再次查访，若没有异议，就恢复他的官职，以此鼓励官员独立守正。还乞请斟酌旧例：凡是朝觐考察后被罢官、自己上奏申辩的人，仍按旧例从重发遣；如果大臣出身的人为其申辩，应当议论后奏请复职。若大臣所申辩的事情不公正、不真实，准许科道官员弹劾，吏部参奏，立即罢免其职。奉圣旨：‘看了你所奏的内容，无非是慎重刑狱、疏理冤屈积滞的意思，都依照所拟办理。有关行文给内外问刑衙门的事项，着令一体遵守。’朝觐考察后被罢退的官员，已有历朝累积的禁例，难以轻易收录。今后如果确有执法而被诬陷夺职的，准许大臣和言官立即为其辩论，吏部仍应查访可否，具奏裁定。《省去繁琐文书、恢复旧规以便勤政疏》臣听说，君主安逸而臣下劳苦，是古代的训诫；掌握简要、驾驭繁杂，是治理政事的原则。自古帝王没有不以亲自阅览章奏作为勤于政务、励精图治的实际德行的。然而，如果阅览文书不得要领，也只会白白耗损精神，使听取和裁断政事不能没有遗漏。《尚书》说：政事贵在有恒，言辞崇尚体察大要。《律》说：陈述事情的道理必须简明扼要，直截陈言，文字简易，不许虚饰繁琐。谨遵此旨。臣近来切实看到，弘治以前，内外臣僚的章奏都用心删去烦琐词句，务求简明扼要。比如臣在法司任参官时所写的案牍，本来都删去同案各犯共同起因及与案件无关的情罪，只奏明应当参奏的官员和应当审问的关键情节，不过几句话。其余衙门大多也是这样。因此君上能够亲自阅览而没有遗漏，案情中的弊端容易看出，是与不是也容易判断。近来从正德以来，因为武宗皇帝不亲自看奏本，臣下因循怠惰，于是各自图求安逸，不再删改奏本原文，只凭吏胥全部抄写；上下往来的文移，有的把前后文书全部抄录，有的把驳问和供词一并写入，所以有时一件事反复说上三两次，有时一本奏文粘连十几张纸。这样眼力不能照看周全，反而使关键情节中的字样多有脱漏，无法看出其中错误，导致听断失误。这种弊端沿袭到今天，甚至臣下整天也有人不能把它完整读完一遍。这既使君父劳累于万机政务的繁多，又成为圣心静养的负担，还分散圣上勤学惜时的功夫，臣子之心怎么忍心如此？臣愚昧，乞请敕令在外的镇守、巡抚、三司等官员，今后凡是应当奏报的事务，务必依照弘治以前的旧规，删去繁琐文辞，务求简明扼要地开列上奏；不许把上下往来的文移全部抄录，也不许不亲自审阅，以致关键情节的字样脱漏。遇到参究案件、奏本下到部院应当覆奏的，也要先看本官是否删去了繁琐文辞，撮取要旨，简明扼要，拟好稿件呈送堂上，务必做到措辞没有多余，文字没有错漏。堂上官也要亲自看明白，然后才能具本上覆。这样或许可以稍稍便利省览，不致过多劳累圣心。臣又私下听说，孝宗皇帝时，每日奏章送入后，先令近侍中懂书、有忠心而办事可靠的人详细查看事情的缓急轻重，分别归类。凡是群臣建言以及部院卿寺关于重大事情的奏覆，必定进呈御览。其中有些事情重大而奏本篇幅长、难以阅看，也令其指出关键情节后进呈。至于民间奏本和日常事务中不必一一亲自审阅的，另作一类。又不时从中抽看一两件，以检验分类取舍是否精当。这样圣上的眼目就不至于过分劳累，而重大事情的听断也不会遗漏。这件事是过去听说的，长者们这样传述，不知是否确实如此？臣又想到，陛下圣明兼有文治武功，左右近臣又慎重选择，必定都是得力之人。他们若能替陛下恪守旧规，掌握简要、驾驭繁琐，以节省调养圣躬的精力，并帮助陛下勤学惜时，必定会有超出臣意料之外的效果，哪里还用等臣来进言？只是臣这个区区乡野老人，怀着像负暄献日那样的诚心，不自觉已显得疏漏浅陋。伏望圣人不嫌弃草野之言，能够采纳，臣就十分荣幸。奉圣旨：‘看了你所奏，充分看出你的忠诚和爱戴。内外衙门的章奏，都是朕亲自阅览；今后不许使用烦琐词句和虚浮文辞，只要平实直截地开列上奏，陈述关键情节，以便阅看。都察院通行晓谕各衙门知悉。’ 《胡端敏奏议》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胡端敏奏议》卷八 明代胡世宁撰 恳请天恩准许退休的奏疏【当时任刑部尚书】臣不幸长期患有痰火奇疾，病变多端；从前只是十天左右发作一次，还可以勉强支持。今年超过六十岁，气血更加衰弱，病发没有规律，难以预料。每当在朝廷侍朝、奏对之时，常常担心神志昏乱、跌倒仆地，玷污朝廷官员的行列，惭愧惶恐得无地自容，所受痛苦就是这样。面对君父，臣岂敢欺骗隐瞒？想到臣是荒僻乡野、浅陋之人，在辗转遭受罪谪之后，幸逢圣明登极，于是擢升臣为吏部侍郎。此后七年之间，臣多次辞职又多次被召回，多次遭弹劾却又升官，六卿的诰封延及三代，出行就给驿站供给以便奔驰，生病则派官员慰问并赐予物品，恩宠超过常分，臣感激无穷。臣难道是木石般顽钝，竟会忘记天地般的恩报吗？况且如今升任司寇之职，自古以来尤其重要，大概因为以五教辅佐五刑，百姓的性命系于国家的命运。从前皋陶在虞廷培植德行，苏公在太史署建立声名，都是因为这个道理。臣又是从法司起身，幸而熟悉此职，且上面遇到圣明之主，励精图治，言听计从；下面遇到辅臣，忘掉自己、推重贤能，志同道合。臣正高兴自己所学终于能够施行，却又无缘无故请求离去。从公义方面说是这样，至于从私下打算来说，臣的家势已经衰微，所遭遇的艰险尤其严重。长子继年还未满二十岁，跟随我在广西、江西征讨夷人、平定贼寇，历经共同的艰难险阻，并且预先揭发了宸濠的事情；他的誊录奏章很有谋划筹画。后来他屡次被都御史俞谏因为依附逆党、嫉妒功劳而诬陷，给我构成深重祸患。我担心我们父子一同陷入困境，逼迫他回乡，使他不能侍奉我；他悲哀伤痛，因而成病而死。等到我赴京入狱，又被都御史石玠迎合时势、依附权势，上奏请求逮捕我的家属。次子纯当时才十多岁，惊恐逃散、流离失所，于是荒废了科举学业，断绝了参加科举的念头。如今我先前任三品官，虽然三次升转官职，却还不满三年；现在任二品官，也已三次升转官职，但才过了几个月。我到了这样衰老多病、等待死亡的年纪，只有这一个儿子，难道会没有老牛护犊的情怀吗？所以请求任满三年，使他也能像诸位大臣的儿子一样入监读书，以免衣冠仕宦的后嗣断绝。为此我前一年上奏称病时，尚且请求改任南京；去年秋天接到征召，便又来到北方，大概也是想凭犬马余生，勉强尽力任职，上报君父的恩德，下为自身和家族作打算。没想到疾病缠绵，身体势难长久支撑。如今我自入冬以来，昼夜咳痰不止，平时坐卧都不得安宁。至于郊外祭天陪祀、庆成侍宴这些朝廷重典，是臣子最大的荣耀，我也不能参加，背负罪责，惭愧惶恐，内心如同置身荆棘丛中。因此如今我冒死低头倾吐真诚，上奏祈求圣恩明察，特别赐准我告老还乡，早日回到乡里，使我能够安稳便利地度过余年，我感戴上天恩德的心情实在难以承受。奉圣旨：‘你被征召任用还不久，如今有病，应当好好调养。病愈后立即出来供职，不准辞职。’胡纯准许送入国子监读书，吏部知悉。钦此。因年老多病请求恩准退休的奏疏 臣因衰老多病而且平庸无能，承蒙陛下深厚如天高地厚的恩德，在罪废之后起用我，把我列入卿辅之列；又追赠我的祖父同样的官职，荫庇我的儿子入国子监读书，再次召我到京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陛下视我如同手足，允许我倾吐心腹之言；我的话即使荒妄，也多被采纳，本应认罪的事情却每每蒙赐宽容；我生病时，派遣官员慰问并加赐恩物，我一有辞谢，便温言慰谕挽留。尤其怜惜我衰老朽病，不时发病，允许我遇到重大朝会时在任何地方退班。这实在是天地曲意成全、万物父母般爱惜，孤臣没有比这更大的恩德了。臣即使粉身碎骨，又怎么能够报答？只是臣不幸先天禀赋一向薄弱，长期患有痰火奇病，变化多端。近来因为勉强支撑日久，精神日益耗损，加上耳聋健忘、脾泄食欲减少，有时清早起来已经穿戴整齐，却不停地更换衣服；有时白天出门到官署处理政务，临到事情却茫然不知。就在这半个月内，早朝进入午门却不能进去的有两次，望见端门又返回的有一次；在部里突然发病、病势危急，赶紧借车舆扶送回家的有两次。同僚每次见到都惊骇，官署和街市的人聚集观看，也很不雅观。没有病困到这种程度却还可以白领俸禄、居官任职，白白耽误上天所托付的政务的道理。臣想到辜负圣恩，惭愧惶恐，无地自容，因此不得已再次倾吐血诚，伏乞圣慈怜悯，趁我气息尚存、如今河道还可以通行的时候，早日赐准告老还乡，以实现狐死首丘的愿望。这样，我未死余年，全都是陛下使我再生的恩德。我的子孙世世代代，又怎么能够报答呢？臣以私情牵累而惊动天听，内心十分战栗，至为殷切地祈望。奉圣旨：‘你掌管国家刑法，应该明察、谨慎、公正、宽恕，何况朝审即将到来，更应专心调养，病愈后立即出来供职，切勿再辞。’吏部知悉。钦此。因病体虚弱请求恩准退避的奏疏 臣因病体虚弱请求退休，承蒙圣旨温言慰谕并勉励挽留，而且允许我的儿子送入国子监读书。臣伏遇圣明，仁德如同覆盖承载万物，认为我被征召任用还不久，虽然病势已经极重，却不忍弃置我不顾。想到臣所受的病患很多，虽然还没有达到按年例应当退休的年限，陛下却立即下令允许臣这个老牛护犊，曲意满足我的私情，使我这匹病马还能在旧道上勉强前行。承受这种出乎意料的特别恩典，实在使我内心感激至深。臣按道义只想以死报国，哪里敢希望活着回来？但臣不幸自少以来忧患很多，以致形成痰火奇病，常常不定时发作。发作时，有时眼目昏花，有时心神恍惚，有时膝盖发软不能行走站立，有时气息闭塞不能说话。大概这种病发作没有定时，难以预料。因此有时前一天平安无事，没有在门籍上注销早朝名额，第二天早晨却突然发病不能入朝，惶恐无措；有时当天晚上发病，已经在门籍上注销了名额，第二天早晨病却痊愈了，又不敢入朝，心里感到不安。大概臣因为疾病而多忧虑，而忧虑又使疾病发作，所以每逢大朝会、大礼节，总担心病发而失仪；以前的疾病又常因忧虑而发作，常常害怕昏乱跌倒，污损朝廷。因此臣常自惭愧惶恐，屡次请求退休。如今奉恩旨调养，病愈之日立即出来供职，臣不敢再烦扰圣听。只是臣的病发作没有定时，忧虑也不知道如何排遣。臣恭敬地读到《礼仪定式》中的一条规定：‘如果朝参时，近侍御前有人患病咳嗽，就允许退班。’如果蒙圣恩允许臣入朝侍奉，或侍奉经筵、参加各项大礼时遇到病发，便允许臣退班；或者在应当入朝时突然发病，也允许臣就近退避。这样臣心中的忧虑就会减少，疾病发作或许也能减轻，从而得以至死效劳。臣因私情屡次惊动天听，内心十分战栗。奉圣旨：‘你端正刚直、忠诚鲠直，实心办事，是朕所选用任命的，应当依照前旨立即出来供职。既然有痰疾不时发作，准许依照《礼仪定式》的规定退避。有关衙门知悉。’ 谨慎处理封爵，以彰显亲亲之恩的奏疏

译臣听说，明主行事谨慎，不使任何事情发生差错；忠臣侍奉君主，只怕自己一句话说错。因为一旦说错，君主的政事就可能因此受到耽误。臣与尚书桂萼、李承勋、方献夫等，承受国家深厚恩德，发誓都以赤诚之心侍奉君主，哪里敢有一丝欺骗？然而臣自我思量，天下的人不能全部了解，天下的事情也不能全部认识。因此每次承受委托，彼此忧虑惶恐，反复讨论，始终不能确定，唯恐有所差错，因而误了国事。近来昌化伯邵氏承袭爵位的事情，就是这样。臣过去因为与邵辅相识，曾上奏请求回避嫌疑，钦奉圣旨说：‘这件事已经有旨意了，再会同法司，把各份奏章中所涉及的至亲拘来审问。你既然是邵辅的邻亲，他家的宗族谱系和来历想必一向熟悉；何况你掌管风纪，是非曲直正应当辨明，以杜绝争端，怎么可以援引嫌疑回避？便依照前旨加紧会同审问，查明事实，统一意见后奏报。有关衙门知悉。钦此，钦遵。’臣奉命以来，多方询问访查，以备会审。其间不久，年终承蒙恩旨转任刑部。又没想到入春以来疾病缠绵，原定会审的官员已经会同审问，统一意见，准备奏请。但臣内心始终觉得还没有完全妥当，此事终究还有不安之处。我皇上智慧足以周知万物，尤其重视阐明伦理。如今处理邵氏的事情，正是彰明伦理、厚待恩义之事。假使臣隐瞒不说，以致误了这件事，那么万世以后都会连累我皇上的圣德；臣即使死一万次，又哪里足以赎罪？臣私下认为，皇上一定想让邵氏承袭昌化伯爵，是因为这正是古代圣王通达孝道的心意：推溯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孝心，出自孝惠皇太后；又推溯太后的根源出自她的父母邵林、杨氏，因而想使他们的子孙荣华富贵，世世代代享受恩泽。如今不幸的是，邵林的儿子邵宗、邵瑄、邵喜，以及他的孙子邵华、邵英、邵蕙，都已经去世并断绝后代。如今争着承袭爵位的邵萱、邵辅、邵葵，都是旁支，并非邵林的子孙，他们不应当承袭，已经很清楚了。只有千户邵茂真是邵林的孙子，才是应当承袭的人。然而邵茂虽然自称他的父亲邵安是邵林的第二子，并以恭穆献皇帝曾为邵安请求恩典、恢复官职，又与邵喜共同称邵安为同母弟来作证，臣下奉到这些情况，不敢轻率辨别。但是考察他的亲族，向传闻了解，众人都说邵安是义子。臣愚昧，不能没有疑问。《尚书》说：‘有疑虑的谋划不要实行。’臣担心邵安如果确实是义子，而他的子孙却承袭伯爵，那么太后父母在地下的神灵不会享用非同类后人的祭祀，太后和皇考在天之灵也都会不得安宁。如果那些争着承袭爵位的人说邵安出自淮安王氏，那么这种说法属于牵强附会，不能轻信；而且年代久远、相关人物又已死亡，也没有人能够查究。如今江南的客船、运船每年经过山东、直隶一带地方，买卖、带回的幼年男女很多，甚至有人连父母姓名、出生年月和籍贯都忘记了，哪里还能够追忆查明呢？正因为把邵安视为义子，虽然他的子孙有几件事情可以作为指证，仍然可疑，却没有人敢说出来。臣私下认为，过去侍奉太后的宫人、内使，或许有人听到过一两件内情，宫廷内部也许可以亲自询问。至于昌化伯夫人何氏，嫁入邵家已有五十多年了，她平时与邵安的妻子妯娌相处如何？她的丈夫邵喜在世时，与邵安兄弟相处如何？她的儿子邵蕙在世时，与邵茂按长幼关系相处如何？这些事情难道会有不清楚的吗？陛下若派一名可信的内臣到她家，开诚布公地询问，难道会有人不如实回答？各家年老的家人，平日亲耳听见、亲眼见到的事情也最真实；如果让东厂召来询问，谁敢不把实情全部说出？这不像臣等会审，处处顾忌，不能尽情说话。再不然，就到他们原籍拘集审问年老的亲族邻里，查实后回报，也不过迟半年罢了。臣愚昧而冒死进言，伏愿圣明如此详尽审察而已。如果因为臣等有疑问的言论，便在一时之间作出决定，臣担心这是赐给他们一代人的爵位，却可能扰乱他们百代的宗族，误了我皇上明辨伦理的智慧和通达孝道的仁德。外面的议论传来，宫廷内部也会听到；到那时再追究臣等的罪责，即使死了也对事情没有帮助，所以臣只愿从现在起谨慎对待此事而已。臣也知道祖宗朝都有外戚封爵，为什么偏偏要让皇考的外家忍受没有爵位呢？况且臣的乡里难道不愿意看到尊贵爵位的光彩吗？只是顾念当时的形势，有不得已的地方，不能不说。臣观察大江以南的苏、松九府州以及浙江等九布政司所属地方，近来没有侯伯世袭的人家，大概是当地地气浅薄，不能承受爵禄；所以邵喜受封伯爵不到一年就去世，传给他的儿子邵蕙，仅仅两代便断绝。邵辅升任指挥后回家，他的弟弟邵弼随即夭折。邵玘有三个儿子，长子和次子都因疾病被废弃不用。他们家门福祚薄弱到这种地步，大概也是地气造成的。因此臣愚昧地认为，若让他们承袭伯爵，就必然拘泥于伦理次序，甚至滥及旁支、误及异姓；弟弟只能称弟弟，侄子只能称侄子，太后的亲兄弟不能把他们当作儿子，亲生父母不能把他们当作孙子，反而让他人享受富贵，而本族亲人却告绝于宗祀；幽明之间各自产生嫌隙，活着的人不能安享奉养，死去的人也不能享用祭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何况他们家门福祚浅薄而福报却过于隆盛，正如前面所担心的那样，恐怕并不是邵氏长久之利。不授予他们伯爵，就让何氏像民间择选喜爱之人立为嗣子一样，选择嗣子承继邵家的产业，供养孤儿寡妇，奉祀宗族；等太后的亲生父母有了孙子、亲兄弟有了儿子之后，再酌量给予恩泽。这样恩典由近及远、由亲及疏，才是邵氏长久的福分。臣愚昧而忝任大臣，与国家休戚相关，冒死敢于进言，内心十分战栗，恭敬等待治罪。依照诏令陈述意见以消弭灾异的奏疏

译河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转送礼科抄出的礼科右给事中蔡经等关于前事的题奏，奉圣旨：‘关系到朕自身的事情，自有处置；其余事项由有关衙门看过后来说。’钦此，钦遵。抄出后送到本司。除将抄件中关于节省杂料、处置布绢积压、整顿风俗四件事，分别咨送各部，由各部径自查核答复外，关于慎重差遣官员一事，属于本部议覆。案呈到部后，臣等私下认为，圣明君临天下，四海臣民谁敢不召即来，谁敢有罪而隐匿？内外法司交给他们提审的罪犯，谁敢拖延放纵？至于派遣官校带着驾帖到外地，所经过的地方无不受到惊扰。即使有以身许国、平素不顾利害的人，毫无缘故地突然在途中遇到这种差官，也都会震惊失色。至于被提审罪犯的家属，老幼惊惶受惊；财物少而胆怯的人，有的因此惊恐成病，有的因此借贷而倾家荡产；被提审的罪犯，有的受到难以忍受的窘辱，便自残性命。所到之处，官府急于发放经费，多借支官银；奸贪官吏趁机克扣，往往以一报十，上司坐视不管，没有人敢追究，小民代为赔偿，哀怨之声上达于天。降下灾异、促使警戒，未必没有由此而来。我们的皇上至仁，覆盖爱护万物，励精图治，平日敬奉上天如同父亲，爱护百姓如同子女，凡是体察天心、究察民间隐情的事情，没有不竭尽其力的。唯独这件事无人敢说，未经圣虑。如今给事中蔡经等因陈说消弭灾异而建议到此事，确实履行了忠谏的职责，说出了别人难以说出的话。伏愿圣明俯允：今后官民有罪，在京责成法司，在外责成巡抚、巡按、按察司等官，立即提审，审结后限期上报，不许拖延。遇有事体重大、必须提解在外的重要人犯到京审理的，命各有关巡按御史严格限定期限，责令派遣得当人员提解来京，以便审理。除非事情涉及机密、十分紧急且情节重大，又发生在京畿附近地方，不必再派官校。请求由陛下亲自裁定，永远作为定例。这样，陛下在上面掌握权柄，百官在下面奉行法式，纲纪体统端正，朝廷更加尊严；人心欢悦，和气便会带来祥瑞。伏乞圣裁。奉圣旨：‘你们所说的是，朕已经知道了，自有斟酌处置。’ 顾全大体以使刑政平允的奏疏 近来陕西陇西县审问革除监生柳瓒控告同乡御史王朝用各项违法事情一案，钦奉圣旨：‘所奏王朝用贪婪淫乱、不守法度的事情很多，又擅自绕道回家。锦衣卫派一名千户，会同巡抚都御史，将案中人犯提来查勘审问明白；把有罪之人及重要的相关证人和王朝用一并解送来京，不许徇情回护。今后御史执行公差，都不许绕道回家；违犯者听任所在地官司举奏，容隐者一并查究，绝不宽饶。’钦此，钦遵。臣等查得，历次奏行的条例规定：凡是奏告与自己无关的事情，立案而不受理；又有一条规定，官吏、军民等都不许把暧昧无从查考的事情、丑秽不堪听闻的话牵连写入奏章，以免亵渎圣听。若有故意违反的，以及借奏诉其他事情，不论虚实，立案而不受理，从重治罪。前面两条例一直奉行，是为了顾全大体、压制刁钻的风气。如今查柳瓒所奏王朝用的事情，其中有许多暧昧无从查考、丑秽不堪听闻的话，而且其中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少，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多。陛下没有照常交给有关衙门抄录议论、上题覆奏，却立即派锦衣卫官员到当地会同勘问，将有罪之人及重要相关证人和王朝用一并解送来京。臣等仰察圣意，大概是想立即整顿百官，以整顿万民；而整顿百官又首先从掌管风纪的官员开始。臣愚昧，伏读本月初九日的敕谕，其中说：‘负有言责的官员，职位非常重要；掌管风纪的官吏，责任尤其严重。不要在外表装饰虚名，内里却没有实际。’皇上的话意义重大，确实看到了风纪官员的重要性，想让他们真正尽到职责。往年大臣选任御史，多任用依附自己的人，导致他们倚仗权势妄为，臣曾详细上奏过此事。其中最严重的，如蓝田弹劾席书，言辞中上面想激怒尊亲，下面想排斥忠良；他弹劾陈洸，完全破坏历朝法例，在奏行的仇恨诽谤文书中写入暧昧且与己无关的事情，以致诬陷陈洸，罪责过重，连累致死的乡人很多。这些事情都是蓝田造成的。如今会同审问以前的案件，正要列举他的罪状，奏请提审，臣哪里敢偏袒回护？何况现在大臣选任御史如果仍像过去那样出于私意，已经可以保证不会如此了；如今任用的御史也不一定都是前人。王朝用原籍陕西，他在乡里的品行好坏，臣在远处无法知道。但如今他在浙江巡盐，听说他守法奉公，确实维护风纪，奏报处理盐政的事情也颇为合宜。如今突然听到这件事，势必惊惧孤危，难以立足，而按察属官也会受到影响。下属官员把他看作囚犯，巡按御史在当地，旁观者也觉得没有光彩；有关官员又轻慢视之，官场体面渐渐难以维持，风纪就不容易振作宣扬了。何况正值修省之日，内外臣僚听到此事，也都会忧虑失色。想到如今身居乡里、履任地方，不敢违背世俗；再办理一件事情，伤害一个人，便会招来刁民诉讼，造成自身和家族的祸患，也玷污名节。它对士气的损害，实在不小。读书人在乡里处世，确实很难与坏人同流合污，却又能使乡人都喜欢自己；如果稍有操守坚持，善良的人虽然喜欢，恶人却一定憎恨；有时请托之事没有办成，怨恨诽谤马上就会产生。如今柳瓒自称他的父亲柳景和原任知州，退休在家，为他的两个儿子都纳粮进入国子监，花费不小；又称指挥苗永等人拖欠他的本金二百两，他催讨得很急，亲自到他们家中，请托其父宽容；又说王朝用指责他父子兄弟放债滋事、败坏乡宦名声，那么他家在乡里的富有蛮横，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并不是贫弱的普通百姓，乡宦可以任意欺压他们。这正是尚书桂萼近来所说的：贪污而被罢官的人，因为富厚而取得声望，结果廉耻之道消亡，奢靡成为风俗；所以想派巡按御史勘查追究，将这类人解送审理，以备赈济、补助里甲。

译过去臣常常把自己比作犬马，所以说御史是国家的鹰犬。狗如果从前讨好盗贼而憎恨主人，反而对贵客狂吠，把客人斥退，本来就应当惩治。后来接任的御史不全是从前那些狗。主人要它们吠盗守门，就应该保养它们的气力，使其精锐。如果过分压制它们，狗都不再吠叫，盗贼进来也不知道。因此过去御史妄为，应当治罪；如今任用的御史既不是从前那些人，就应当稍加爱护、尊重，以培养他们的气节。臣愚昧，伏乞圣明再次敕令辅臣计议：或者只派巡抚都御史，或者仍派千户前去会同审理，将柳瓒这次所奏王朝用以及王氏原先控告柳瓒、各自与本人有关的事情，全部审查明白。凡牵涉王朝用而有罪的，奏报提审；各份奏告如果不实，依法从重治罪。王朝用等到京之日，仍审问他擅自绕道回家的罪过。这样，法律就有一贯的遵守，士人就没有其他顾虑，臣僚能够一心效职，刁恶之徒不至于多方诬陷善人，国家正大之体得以建立，平和之政得以施行；大概也可以安定人心、取悦上天，成为消弭灾异的一项措施。臣愚昧而衰病至极，自知报答陛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昨日遇到阴霾异常，惊惧之下病势更重；如今国家正在办理消弭灾异的大事，臣担心越过职分，不敢冒昧进言。只是这件事颇为牵动人心，又属于臣所掌管的职务，臣不敢因获罪而缄默。臣昧死冒犯进言，内心十分战栗，唯乞圣明怜悯察看。奉圣旨：‘你所说的是对的。派锦衣卫官员会同巡抚都御史，将柳瓒奏章中所涉及的事情和人员提来审问明白；有罪的人及重要人犯，依照法律议定罪名，暂行监候，奏请裁决。果真涉及王朝用的，就弹劾并逮捕审问，不许徇情回护。有关衙门知悉。钦此。’ 陈述灾异并请求自行罢黜的奏疏 臣于本月初九日跪着聆听修省的敕谕，一时惊惶无措，触发了痰火旧病。十二日，我在朝房斋宿，忽然遇到大风阴霾，天色异常。臣年已六十，平生从未见过这种情形，更加惊惧反省，真像是自己做了误国之事，上天的诛罚即将降临，无法自我解脱；当时病情加重，以致胸膈疼痛，连续数日不能饮食，只能伏在枕上思索今天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如今突然醒悟，想到我皇上敬天如父、爱民如子，修养德行、讲习圣学，励精图治，上天难道会不知道吗？因此降下甘露、河清等祥瑞，是用来表彰我皇上的德行、嘉许我皇上的心意；降下风霾、星变、地震、天旱等灾异，是用来警戒我皇上在用人行政方面仍有不当，恩泽没有下达到百姓，以致如今百姓困穷、盗贼容易兴起，边境空虚、烽烟屡有警报，将会有非常值得忧虑的事情发生。这才知道上天对于我皇上，真是像慈父爱护孩子、严师教导学生一样。然而今天若想挽回天意、消弭灾异，难道能离开用人行政这些大事，而另用其他力量吗？天下的政务全在六卿，而辅佐陛下选任六卿的人，则在内阁和吏部。六卿所掌管的都是上天托付的政务，其中有一人不能胜任，就足以误国害民，招致灾异是必然的。如今像臣这样任刑部尚书，虽然有犬马般的忠心，但衰老多病到了极点，每月常有数日不能上朝；到了部中办理政务，近来又加上耳朵越来越重听，眼睛常常昏花，不能看清字迹，心神不时恍惚，忘前失后，实在不能胜任原来的职务了。如今灾异如此严重，内阁、吏部却不及时把情况告诉陛下，反而将臣罢黜，这只是吝惜臣一人，却不顾天下大事因而受误。可是如果臣勉强支撑，没过多久就丧命，或者获罪离职，那也同样是不能爱惜臣。若承蒙圣恩，特敕内阁、吏部计议，将臣放归田里，以应对灾变，天下幸甚，愚臣也幸甚。倘若圣恩仍不忍心，臣请求改任南京，使我能够就闲养病，并且借处理事务进献忠言，以报答陛下，实在是公私两便。臣看新授南京刑部尚书高友玑、南京工部尚书胡瓒，都精通刑名，才能通达，精力远胜于臣，足以担任刑部尚书；如果让他们与臣互相调任，更没有不可。然而臣确实病弱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不能胜任，恐怕耽误国事，所以不得已请求罢职、请求闲居；但感恩图报的心，即使到死也不能停止。臣眼目有病，现谨慎地列举几条消弭灾异的大要。除去关系本部、已经分别开报吏部会同奏陈的事项外，如今还有一件上关系陛下圣学、九件下关系拯救百姓困苦、九件关系吏部任官的事情，臣都冒昧上陈。这是因为仰承圣明能够采纳善言而不弃置草野之言，而且吏部尚书桂萼心怀忧国之情，必定不会怪罪臣。其余还有议处边境空虚等数件事情，关系其他各部，臣担心越过职分；若不是奉明旨允许臣进言，便不敢呈上。臣在病中，不能构思缀文，每件事都直截陈说，轻率地亵渎圣听，实在惶恐不安。现列举如下。一是希望用人和施行政务都能适当，关键在于全面了解天下的情弊，深入认识天下的人才，明白探究治乱的根源，并以古代为鉴来认识今天。

译《尚书》说：‘人要寻求广博的见闻，时时以建立功业为事；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 如今的五经、四书，详细记载了古代圣贤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是古训。但这些道理的大要，不过是敬、诚、精、一、中、极。说法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致的。我皇上每天勤奋学习圣学，大概已经深深领会了其中的要旨，并落实到身心之中，治国的大根本已经树立了。这就是从古训中学习而有所收获。然而天下人情、事物道理的变化有很多端绪，古今治乱兴衰的原因也不相同。如果想以古为鉴、认识今天，广博见闻、建立功业，那么历代史书不可不读。但政务万端繁多，势必不能全部阅读。宋代儒者真德秀编纂的《大学衍义》一书，把古今经史贯通归为一体，治理国家和求学的要旨，在书中充备齐全。其中所说辨别人才、体察民情两点，尤其警醒切要。太祖、仁宗都重视这部书。过去臣在孝宗皇帝时期两次进言，在陛下登极之初又进言一次，都是根据此书进言，只是轻微提及，未能使陛下完全阅览。近来听说辅臣启发沃润圣心，陛下每天命儒臣讲读这部书，天下臣民无不感到万分庆幸。然而听说每日讲读不过数条，一时还不能周遍。古人说：‘经书所说的穷究经义，是要使每一个字都穷尽探究它的意义；’又说：‘读书读史所说的涉猎，不过是浏览一遍，知道它的大意罢了。’ 臣愚昧，想请求圣明在处理万机政务的空闲时间里，除了日讲之外，亲自随意阅读、讨论、讲解这部书，儒臣仍然准备担任顾问。圣性聪明，想来一个月或几个月就能通读一周，阅览全书大意后，再反复研读一两遍；这样对于前代政治的得失、今日民情事理，以及一切奸邪庸劣、危害政事的人和奸弊、危害百姓的事情，就可以没有不全面了解的；在用人行政之间，自然都能通晓事理的关键，合乎天人之心。然而臣又听说，真德秀编的读书记有甲、乙等集，而这部《大学衍义》是乙集的上卷；乙集下卷二十二卷，则通篇记载历代辅臣的事业。圣明如果读《大学衍义》之外，还能把乙集下卷数卷一并浏览一遍，也可以作为用人行政的一项助益。臣愚昧浅陋，这是臣如献微薄芹菜、曝晒微末忠心的一点私愿，实在是最大的愿望。一、百姓贫困，是因为善政没有实行；善政不能实行，是因为任用的官员不得其人。有时虽然选得了合适的人，但由于铨注任官方面的道路遥远，最终难以到任；有时地方正缺官，或虽已到任却不久便迁调，使官员没有长期任事的决心，这些都是因为没有人肯诚心实意地为百姓办事。官员中与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没有比巡抚、守令更重要的了。如今应命令内阁会同吏部计议，制定统一的办法。今后巡抚应从哪些官员中推选，守令应从哪些人员中选用，各由哪些官员负责保举；其中称职而确有惠民政绩的，在任内应如何升迁奖赏；那些因循敷衍、圆滑逢迎、结交权贵而不肯诚心为民办事的，应降为何等官职，都要规定清楚，不许姑息。任职九年期满，应当升迁的，授予何等职事，也要逐一奏报皇帝裁决，制定为固定制度，不应甲说可以、乙说不行，早晨下令、晚上更改，破坏长期任职的制度。至于担任这些官职的人，更应加重其责任，同时放宽文法约束，使他们能够施展才干为民办事；不应苛细察究过甚，使他们处处受牵制而难以办事。一、布政使总理各郡县，也应当长期任职。今后布政使任职已久而应当升迁的，宜比照天顺年间直接升任尚书的事例，资历较深的直接升为各部侍郎、大理寺卿以及都察院坐堂副都御史，次一等的升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卿，不必再推任巡抚，以免难以长期任职。一、各处分巡佥事，应命令每人三年专管一道。凡任期内刑狱、盗贼、水利、屯粮以及奸贪豪强恶徒残害百姓等事务，都由其负责管理。没有兵备官的地方，操练、巡捕、清军等事务，也责成其提督。三年期满时，考核这些事务实际能否办好，以此评定政绩优劣。三年未满，不许同时谋求办理其他差事，也不许听任改管别道，以免借机逃避困难而耽误政务。一、各地有司官员中应当升迁的，都应签注选派到本省或邻省相近的地方；在京城新选或升迁的官员，也应尽量选其原籍相近的地方，以免到任迟误，使地方长期缺官、政务荒废而贻害百姓。一、布政、按察二司的官员，如参议升参政、参政升布政使，又如佥事升副使、副使升按察使，以及因才性所宜，二司官员互相改调升迁的，都只应在本地衙门内部迁转，不应南北互调，使他们终年往返于道路之上，造成地方缺官而耽误政务。只有参议、佥事出现缺额时，才从京官以及外任应升官员中铨选补授；但也必须选求地方相近、交通便利之人，以免到任迟误，导致地方长期缺官。一、今后对于才力确实不足的官员，应酌情降级或平级调任；才力与职事相称的，不应调往远方，以免政务荒废、贻害百姓，酿成边患，给朝廷留下祸患。比如近日云贵的事情，如果是因为地方不相宜，或有嫌隙而应当回避，并非真正才力不足，就只应说明才性不宜，明白改调。一、今后边方布政、按察二司的佐贰官，必须越级选用，以防备将来使用；应在其中保留一两名才干足以担任巡抚的人，使其熟悉边疆事务，以备本省及邻镇巡抚缺员时任用，并选择便于到任的地方，避免因缺官而耽误政务。一、广西、四川、云贵地方的司、府、州、县官，尤其应越级选用原籍相近、风土相宜、年富力强的人。以后升迁提拔时，比腹里地区的官员适当优厚一些，以酬劳他们的辛苦。远方地方尤其不可像从前那样一概使用衰老、贪婪、懦弱的人，以致政务荒废、贻害百姓，酿成边患。假如近日四川芒部、云南武定、寻甸的叛乱，当地主管原来有好官，就不至于发生；即使发生了，也能自行处置，不必劳烦朝廷征讨，耗费军力财力。至于广西、云贵的有司官员，尤其应查照成化以前知府郭本等人的先例，只在本省人员中升任选用。

译一、朝觐考察中被黜退的官员，不许奏请恢复任用。虽然已有严禁，但此前嘉靖二年、五年两次考察，吏部上面遵从内阁的分付，下面又害怕科道官弹劾，往往把刚正有为、不肯逢迎结交的人黜退，导致如今人才十分缺乏。是否可以不作为常例，对这类官员以及内外一切因养病、休致等原因离职的官员，责令大臣、科道官保举其中堪用者，一体起用？以后如果有人不称职，举主连坐。如今皇上励精图治，留心人才，而所任用的内阁、吏部、科道官员也都已不是从前那样了。从今年以后，考察黜退的官员，仍照旧例严禁，不许奏请恢复任用。奉圣旨：卿才识老成，召用不久，应当尽心供职，不准接受你的辞职。你所陈述的勤学之事，朕知道了。朝觐考察黜退官员，已经有历朝沿用的旧例，怎么可以再行更改，以开启纷扰？其余事项交吏部议处妥当，务必使之可行。钦此。因久病而耽误政务，请求退休的奏疏 臣前些日子因灾异上言，自请罢免，奏疏奉到圣旨：‘卿才识老成，召用不久，应当尽心供职，不准接受你的辞职。你所陈述的勤学之事，朕知道了。朝觐考察黜退官员，已经有历朝沿用的旧例，怎么可以再行更改，以开启纷扰？其余事项交吏部议处妥当，务必使之可行。钦此。’臣听到诏命，感激得几乎要流泪。想到臣衰病不堪、才庸无能，实在不能担负重任。前几年承蒙皇恩，特意改任南京，使臣得以就闲养病，因而可以量才供事，不至于尸位旷职。臣承受天地生成万物的恩德，感泣无穷。去年秋天，皇上误听辅臣的推荐，催促召臣进京，臣不敢拖延诏命，勉强带病来到这里，努力供职。今年春天因病自陈，承蒙圣恩怜悯臣的病苦，特许臣病发时随时退避，不拘于常朝参见。又每逢臣有冒昧奏陈，即使违拂当时舆论，也承蒙皇上宽容，不加罪责；其中稍微合乎事理的，多蒙采纳。臣承蒙陛下知遇，自认为是千载难逢。臣不是木石，难道不知道感恩吗？所以思量着如何尽心供职，委身竭力图报。只是臣不幸衰弱到了极点，勉强支撑日久，越发困顿疲惫。近日从本月十二日起，忽然患胸膈疼痛，不能饮食。自十三日强忍病痛入朝以后，到今天已经超过十天，不能上朝参见，也不能到部办理政务。近来虽然服药后疼痛减轻，但元气更加虚弱，痰火更加严重。耳朵渐渐重听，眼睛常常昏花，不能看清字，心神不时恍惚，忘记前事、失掉后事，实在不能再供职了。想到如今上天的警戒如此严重，君主的忧患如此深重，而臣平日却卧病在家，怎么能够安心？所以早晨听到朝钟的声音，便说：‘主上早起临朝听政，是为了天下，臣怎么能白食俸禄而安居家中？’白天阅读刑狱案件，又说：‘主上因为今天天气炎热，恐怕那些重囚中情状值得怜悯、案情可疑的人被久禁而死，所以命令抄写案件送来看，臣怎么能因为生病不能出门审理，却还没有上奏？’如今臣身体倚靠在床褥上，心里如同芒刺在身，怎么能够安心，病又怎么能痊愈？何况如今人才中，希望能够匡济时艰、辅佐成就陛下正大光明事业的人，本来就不多。若只是熟悉刑名、谨守廉节、执法严明，精力胜过臣而能够担任刑部职务的人，原本并不少。臣实在久病而耽误政务，厚着脸皮窃居俸禄，辜负了任用我的使命。伏望圣恩念及上天授予职事、由人代行的重大责任，怜悯臣病体极其衰弱，特许臣回乡休致，以终余年，使臣免除白吃俸禄的惭愧和耽误国事的忧虑。臣不胜感戴天恩。奏疏奉到圣旨：‘卿以疾病为由请求退休，已经多次有所防止；朕因今日灾异而修省，特意慰留你。正要依赖卿明辨刑法、慎重审理案件，以体恤百姓、巩固根本，怎么可以恳求退休？应当立即出任管理事务，以副朕的眷顾之意。你所辞职务不准，吏部知道。钦此。’ 遵循祖宗法制处置外夷的奏疏 臣听说，做人臣的义务是知道什么就无不进言，何况臣特别承受明主的知遇，遇到国家大事，岂敢随众人一样为了逃避罪责而不说？臣先前任兵部职务时，政务稍闲，曾每日查阅边疆奏疏旧案；如今任刑部，近日接到兵部咨文，钦奉圣旨，命令会同臣等三法司详细拟议，分别评定先前有功、有罪官员的等级。钦此，钦遵。臣已经把抄送来的锦衣卫千户等官郑金等勘报甘肃事务的案件罪状，反复参详，又回忆过去听闻的情况，参照新近访查所得，大体了解了事情。但由于处置办法尚未确定，群臣的功罪难以区分，所以彼此牵制，未敢定拟。臣愚昧，冒死敢于把所知全部说出。从前我太宗文皇帝雄才武略冠绝古今，塞外四夷无不臣服，因此在北方册封元朝后裔阿噜台为和宁王、玛哈穆特为顺宁王；在西方册封托克托为忠顺王；在东北设置尼噜罕等都司、卫所二百余处，都是为了安抚绥辑荒远地区，作为屏藩保护中国。至于南征黎季犛，收复中国旧地，建立交阯布政司，更是伟大的功绩。自宣宗以来，黎贼重新占据交阯，杀害官员、劫夺印信，数不胜数。阿噜台又被玛哈穆特吞并，他在东北的各卫所也都被兼并，存亡无常，情况无法考察，先朝都置之不问，大概是不愿劳累中国去经营边境，以此保全我们的子孙百姓、永远巩固国家基业，这尤其符合古代圣王使将亡者复兴、使将存者稳固的办法。只有哈密远在万里之外，其王托克托的后代已经断绝；自从其主国王母以来，三次被吐鲁番杀戮、掳掠、夺占城池。朝廷大臣没有人敢直言，请求用古代羁縻而不断绝的办法处置，于是勉强寻求他的亲党哈尚、善巴来立为王，但不久又被吐鲁番占夺。如今当地回回人这一族，长期依附吐鲁番；因倾向本国而成为哈喇辉辉和尔生的敌对两族，已经逃到肃州，依靠我方生存，不敢再回去。他们的王巴雅济自愿投附吐鲁番，反而想要引导吐鲁番入侵。正德年间，兵部奏请派彭泽总督经略，又请求颁发一道敕令，赍谕番酋苏勒坦莽苏尔和和卓塔济迪音，希望他们献还哈密城及印信，把巴雅济送回本城驻守。巴雅济既然自愿归附他们，即使命令他重新守本城，也仍是他们的臣属，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又发一道敕令，命令恩克保喇回到哈密，和舍音和▯共同守卫城池。

译舍音和▯被吐鲁番占据哈密，而恩克保喇避难来归，如今让他回去，正是把他赶进虎口。当时朝廷大臣处置失当到了如此地步；彭泽素来心怀忠勇，亲自承担此事，却也依附迁就，不肯实行，拘执奏请而苟且办事，最终半途而返。若以大臣以国事为重的义务责备他，也不能说完全无罪。即使如今吐鲁番献还哈密城池，忠义王如果真有嫡系后裔应当立为王，朝廷给他金印，帮助他带数万兵粮到那里做王，又有谁替他守城？大概不过一两年，城池又会被吐鲁番夺去，反而使他们更加强盛，辱没我朝皇命，并且让他们再次得到金印和城池，作为日后要挟索取的凭借，对我们中国有什么益处？吐鲁番反复欺诈、诡计多端，善于使用反间计。他们想离间我方附城人员，使其与敌对势力发生变乱，就说哈喇辉辉和尔稍稍写信同他们往来；想离间我方谋臣，使其获罪，就说‘坏事的都是陈都堂实迪纳克先前说过，把巴尔岱发来，还馈送你饭米赏赐’；又说‘射死和卓塔济迪音，惹恼了人马，他们到甘州城杀了一天’；想让他们的番使能够打通内间，再没有阻碍，就说‘王子因为看见汉人杀了和卓赛音扎兰以及舍音和▯父子，所以来报仇’。自嘉靖二年十月进献狮子来的夷人起，就陆续有番文声称，番使明埒克抢了马，又遇到邻敌杀人，苏勒坦莽苏尔要调动人马，一定要来肃州、甘州。三年五月初三日，舍音和▯的儿子穆尔玛哈穆特等人在甘州临刑时说：‘八月里王子的人马多得像麻一样要来。’听说他们四月已经收集人马，八月果然到来，那么他们蓄意勾通谋划已经很久了，难道是因为杀了他们三个人来报仇吗？又哪里是因为陈都堂把哈喇辉辉和尔送回，才使他们来呢？他们害怕我方再次联合卫喇特，留下后患，于是说七八月间要带着卫喇特的敌人再到汉人地区去，但最终并没有来；他们这样的反复欺诈，怎么可以相信？自正德六年送回他的弟弟章特穆尔后，他因在甘州居住已久，深知当地风土优越，便产生叛逆之心，想来侵犯。正德九年就想把旗帜插到甘州城门上，十年六月陈九畴才到肃州，十一年他们却以原先答应的缎子没有给足以及拘留番使为借口，兴兵入侵，难道是因为陈九畴吗？他们先后三次夺取哈密城池，都是以哈密奸细回回人为内应；他们逐渐安置奸细回回人舍音和▯等亲党，在肃州城内买房长期居住，又不断派遣番使多罗。和卓□巴尔斯等人前来探听消息、传递书信，一旦拥兵直抵城下，各回回人暗中设置兵器铠甲，企图作为内应。若不是陈九畴奋不顾身，后来之患就会立即发生；他又监禁并打死各回回人，近来还派遣所属夷人劫掠他们的营帐，远处联络卫喇特抢夺他们的城池，使吐鲁番听到变乱、顾念内部而撤回，那么肃州城池才难以保全。臣认为，文臣中既有勇气又懂兵事、忘身为国的，没有人能比得上陈九畴；这本来就是番酋深深忌恨、想要杀掉他的原因。可惜后来他听信僚属的公文，轻率听从奸细回回人的捏造报告，又妄奏苏勒坦莽苏尔、雅克摩哩被杀之事，那么他的罪责也不能免除。王邦彦上奏说他拘杀夷使，激起边疆争端，又说甘肃两次动乱，是由于误杀舍音和▯等人造成的；这大概是武夫轻信、被流言迷惑，充当了吐鲁番的内应。至于通贡一事，后来的结果难以预料，但以前的事情可以作为证验。弘治四年，因为他们掳走忠顺王善巴；六年又想侵犯肃州，不服从抚处，奏准断绝贡使，把他们的一百八十一名贡使全部发往两广安置。十一年因器用缺乏，各夷人归怨，他们才悔过，送回善巴；此后虽然贡使往来不断，地方骚扰也没有停止，反间和内应在凉州、甘州、肃州之间接连不断，终于发展到十一年和嘉靖三年两次大举入侵。如今奏准断绝贡使，又已经三年了，只听说他们前来请求，没有听说他们侵犯，难道是力量有余而心中不想进犯吗？大概也是因为吸取前面两次和卓塔济迪音被杀的教训，又担心卫喇特诸夷成为后患，所以深思远虑、顾忌退缩。如今朝廷大臣议论，有备战是长久之策，通贡是权宜之计，这话确实正确。臣愚昧，想请求圣明特意与辅臣详细商议：今后哈密城池应照先朝对和宁、交阯的办法，置之不问，只责令他们的番酋恭敬遵守臣属之节，不再侵犯；一两年后才允许入贡，或者只准互通贸易，并且约定无论进贡还是贸易，都不许带来太多人员，也不许久留经年。这样，我方边城、驿路的供给费用可以节省，便能专心筹办边防储备；我方谋臣勇将也可防备反间和意外，尽心办理边疆事务。臣愚昧，冒死妄言，不敢认为一定可以采用，只请求圣明采择，臣就万分荣幸了。奉圣旨：看了卿所奏，朕知道了。兵部立即照此前防务，会同三法司议处，具奏定夺。钦此。任用贤能的奏疏 近来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霍韬奉节制防守而升任礼部侍郎、尚书，却接连辞让不受，大概是因为他心里不愿把议论、编纂之事当成功劳，白白接受高位而无所作为。臣观察霍韬的为人，推荐贤能唯恐来不及，议论政事常常有余力；他一心只想使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辅佐君主成为唐虞之治，他的孤忠劲节，确实是近世少有。满朝推让，即使他所推荐的人中间有的确实不堪任用，所说的事情有时也未必能够实行，遇到众议不合，他也从未固执地认为自己一定正确；人们也不敢妄议他的私德。他内心无私，行事能够使人信服到了这种地步。陛下有这样的臣子，既然已经了解并信任他，实在是宗庙的栋梁、社稷的福分，不应长期置于清闲之地，只让他专门从事编纂。臣私下认为，祖宗当初设置都察院都御史，是为了纠察弹劾百官；后来都御史与六卿都成为同僚，彼此人情熟悉，弹劾于是不能实行，而专门委任御史，至于辅谏之官也废止不设，老成正直的言论从此不能在朝廷上发扬，实在是盛世的一项缺典。如今依靠陛下英明，效法祖宗，霍韬的才力足以胜任，臣愚昧妄议，认为应特授他都御史之职，同时仍保留詹事或学士的衔名，不让他在都察院共同办理刑名、考察等繁杂事务，而专门以论思、纠劾为职。凡是涉及君德、朝政而有不尽完善之处，以及臣等大臣中有衰病而不能任职、奸邪傲慢而不忠的人，都责成他指明事实上报，请圣明省察而施行。这样，朝廷有直臣，上下就不会有过失行为，像古代汲黯立于朝廷，使淮南王寝息谋反之心，对天下的益处就不少了。

译以后如果有这样的人，就设置此官；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就停止设置。大体而言，古今难得全才，所以即使古人选择辅臣，也有几种不同类型。汉代设置御史大夫作为丞相的副职；唐太宗时，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彼此资助，成为贤相；次一等的还有王珪、魏征善于进谏，而房玄龄、杜如晦让他们发挥直谏之长；李靖、李勣善于用兵，而房玄龄、杜如晦用文治来辅助他们。这些都是让不同官职的人参与议论朝政之类。唐太宗只是善于任用贤才，所以能够达到天下斗米三钱、外户不闭的境界，治理的美盛，差不多可以比拟三代。假如能像陛下一样修身齐家、道德高尚，那就真可以比肩尧舜了。因此如今像霍韬这样正直而善于进谏的人，本来就应当另设职位、崇重任用，终身不改变。即使是那些善于用兵的人，也应当招集到朝廷，以备意外，随时可以任用。臣愚昧，所见只是当时一时之想，不敢认为一定正确，伏望圣明特意交给辅臣、吏部选择施行，天下幸甚。奉圣旨：霍韬近来多次辞让升职，是想效法编纂之事，朕因体谅他的志向，特准他辞让。如今卿有此奏，足以看出举荐贤才的心意，吏部知道。妄言误国，请求施恩认罪的奏疏 臣去年九月奉召来到京城，经过沛县时，看见那里运河长期被黄河泥沙淤塞，屡次开通又屡次堵塞，而负责开挖的人为了避免怨言，只因循敷衍，没有人敢于尽力。当时敕命总督都御史盛应期办理此事，因等待敕书尚未到达，臣考虑这是国家漕运的咽喉要道，如果每天只在水中捞沙，终究恐怕没有益处，于是一时错误地提出意见，建议等昭阳湖水退、暂时可以通船的时候，截断上游，使下游干涸，并同时开工挑挖修筑，十天到一个月就可以开通。又考虑这里既然已被泥沙淤塞，来年或许还会担心再次堵塞；如果不趁冬季水枯、结冰、船只不能通行时，依照南旺湖的样式，在昭阳湖两面筑堤，只开挖一条河道，来年通行漕运，与旧河道两处随便行船；又妄自考虑河水流入湖中也会带来泥沙而造成淤塞，不如在昭阳湖东岸滕县、沛县、鱼台等县境内，选择土质坚实而没有石头的地方，另开一条河，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就地取土厚筑西岸，以防黄河水漫入、山水漫出，并把昭阳湖隔在外面，作为河水漫散的区域。这条新河开通后，只够两条船交错通行；到来年冬季冰冻、船只停航时，再加宽疏浚作为运道，并在当地调拨民夫接力运输，暂时减轻丰县、沛县百姓的负担，稍微缓解漕运要道的压力。至于补给民田、筹措财力、招募夫役等事项，也都贸然提出妄议；对于地势高低、土质坚松、工程难易，并没有亲自查验，却想请求下令总督都御史亲自勘验是否可行，趁如今兴工开挖这条河。如果此河难以开通，就只开挖沛县旧河以及湖中靠近河道的两条河道一并通行，以防一条河道堵塞。臣的奏疏下发后，工部派去勘察的公文虽然还没有到达那里，但盛应期先因佥事江良材有奏，恰好与臣的意见相合；一时之间，官属又都听说臣经过那里时有所议论，进京后有奏疏，于是全都倚重臣的意见，最终奏报说新河应当开挖。盛应期奉命在当年三月集结工力，于是开挖此河。原议工程期限为六个月，本来并不急迫，但盛应期急于成事，工程只用了四个月，就完成了八九成。官吏严厉督促，怨声一同兴起；朝廷议论认为安定人心最重要，急忙停止工程，财力白白耗费，正应当治罪，而盛应期仍上奏请求再增加一个月，以保证工程成功，众人纷纷讥笑他的愚蠢，唯独臣昏昧执迷，仍怀疑是有人毁谤他，惋惜工程中途停止，打算奏请派一名忠实不欺的人，给他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到那里勘察核实，然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并据此赏罚。臣为了惩戒从前的急躁妄为，本来不敢再说。如今听说盛应期和管河郎中柯维熊都因此罢职，臣心中惊惧惕厉，无地自容。臣特意查阅柯维熊与臣的揭帖，其中报告说新河已经开通一百二十里，只有二十多里尚未达到原拟的尺寸，现已奉明文停止开挖，并说明沛河三次淤塞、三次开通，足以看出它不值得依赖，因而新河不应停止。又说近日有人议论当权者：‘督责过于严厉，怨声遍布道路。’这些都是执行者造成的，而忌恨他们的人也不少。他给别处的揭帖，却极力说盛应期开河导致百姓受害、怨声四起。这种反复变诈、暗中陷害大臣、私下耽误国事的行为，其罪责应当不止这些。至于说盛应期平日性情过于严厉，所到之处不能体察人情，如果不是遇到宽大之朝，所获罪责本来也不止罢黜。如今得到这样的处置，对他来说未必是不幸。但考察自古国家，凡遇到大事办坏了，必定追究最初倡议的人。如今凭盛应期廉勤果毅的表现，任职数月之间，沛县运河已经开通，黄河上游赵皮寨也已开通，按常理本应加以奖劳；但他却因为臣妄言请求开挖新河的错误而获罪离职。臣不仅误了盛应期，使工力白白浪费，还使后来办理这类事务的人都以盛应期为戒，不肯尽力，那么臣一人造成的贻误就不小了。臣私下听说，做人臣的义务是有罪不敢逃避刑罚。如今臣的罪责，不应排在盛应期之后。虽然承蒙圣德宽容，尚未派人查究，但臣心中每天都惭愧惶恐，不敢欺瞒隐匿。伏愿圣明如日月一样宽容臣，让臣从宽认罪，也同盛应期一样罢黜，或者加重拟定罪责，或者略示降职调任，使天下后世都知道我皇上驾驭臣下、施行赏罚是公平的。愚臣即使死去，也不敢有欺瞒皇上的念头，感戴天恩到了极点。臣冒死等候治罪，战栗惶恐。奉圣旨：‘看了卿的奏疏，已经完全知道你的真实情意。但盛应期奉命治理河道，委任了不适当的人，督责过于严厉，以致怨声遍地，不能说没有罪，已经命令他戴着冠带闲居。卿应安心办事，不必引咎自责。有关衙门知道。’ 宣扬圣制的奏疏

译臣前些日子病情稍缓，听到圣制十六字箴言，拿给辅臣看；臣私下伏在枕上诵读，不觉有所感触，起身扬言说：‘伟大啊，我皇上真有圣人的资质，真在学习圣人的学问，所见竟然这样真切吗？’臣恭敬诵读圣制，其中说：‘学习成为圣人的君子，勉励吧，不要虚伪。’大概是用来相互勉励臣邻以及志同道合之人的。臣虽然疏陋，不敢把自己比作掌管文学、辅弼亲近的臣子，然而天地覆盖承载万物，没有一样遗漏；日月照临天下，万里之间没有隔阂。古代的平民，本来都能听到圣王极为完备的言论，奉为训诫而实行，借此接近天子的光明并有所进言。臣难道不能同他们相比吗？只是遗憾臣年轻时奔走于诸多艰难之中，年长后又困顿于多种疾病，所以虽然私下听过儒家先贤的指教，得以窥见圣学的余绪，却意志不够坚定，用功不够专一，不能亲身进入圣道之门。加上本性狂直质朴，见解偏颇迂阔，只想以经世济民的实际事务辅佐天下太平，不敢专心钻研文字以猎取时名。臣因此孤陋而少有同道，甘愿做一个世俗官吏；如今又衰病到了极点，说话艰难，行走站立困难，不能长久侍奉圣上的清光，虽有一片忠心，也无力上报了。如今臣感动于圣制，便想加以宣扬，就像青蛙蚯蚓原本隐藏的声音，遇到春雷震动也会发声；又像蜘蛛、蚌蛤原本隐藏的光芒，面对秋月的光华也会自行吐露。若说这是物性不能遏止，确实如此；但若想求得对圣制万分之一的补益，就显得太不自量了。伏望圣明的大智乐于察纳近臣浅言，特赐省览，臣不胜荣幸。臣愚昧，冒死开列座次，谨具奏疏上报。具体开列如下。一、关于‘卓尔’的见解，臣私下观察圣上的意思，大概是说颜子的学问与圣人相距不远，所以见解能够这样真切。然而颜子达到这种境界时，仍说想要跟从圣人却没有门路，说明他只是守持而尚未融化贯通。假如再给他一些年岁，不久就会融会贯通，这就是所谓还差一间。可是观察颜子最初赞叹仰望、钻研瞻望却忽然失去的困难，也说明他还没有找到入门之处，见解还不能达到这种地步。后来他遵从孔子博文约礼的教导，想停止也不能停止，已经竭尽自己的才力，才终于能够获得这样真切的认识。既然如此，后世想学习圣人的人，除了博文约礼，还能凭什么呢？先儒说，博文就是致知格物，约礼就是克己复礼。约礼的功夫归结为一点，就是视、听、言、动都不要违背礼；这是孔子亲自教导颜子的，先儒程子各自为此作了箴言，我皇上又亲自为之解释，已经确实领会其中要旨了。愚臣往年冒昧陈奏，说喜怒哀乐的情感都合乎节度，这也是自尧舜以来相传的道理，传到孔子、颜子、曾子以及子思以后，才写入书中。颜子不迁怒，而孔子称赞他好学，正是明白的验证。臣不敢妄自引用。陛下天赋圣明，本来都能亲身实行，做到没有违礼之处，没有不合节度之事。只是博文的功夫在先，而长者与幼者、天子与臣民所能用的力量不同，贵在能够把握要领。臣斗胆私下说明：这里的‘文’，本来是指《诗》《书》以及六艺的文理而言，但天下万事万物所具有的道理，也都属于‘文’。颜子在世时六经尚未整理成书，四书也尚未撰成，所以所教的博文不只是读书，而是在格物穷理。如今五经、四书都已完备，古代圣贤所论述的义理以及成就圣人之道的功夫，大多已经在经书之中。因此先儒论格物也不止一种方式：有的通过读书讲明义理，有的讨论古今人物而辨别是非，有的应对处理事物而判断是否得当，这些都是穷理。臣私下认为，穷理的功夫不外乎这三种。如今讲官进读，陛下圣明已经达到极高境界，学问贯通，出口成章，并不像臣民幼童之时，章句文义尚未通晓，需要连篇进读、逐句解释。何况经书所说归根到底只是一个道理，一处通晓，处处都能通晓；即使现在的儒生、举子，也不能把不同经书全部贯通，何况至尊每天有万般政务。讲官进读经书，贵在选择其中切合身心修养和治道的内容，写成讲章，临时讲读时再指出其中的关键语句并恳切申说，这样才可以启发圣心、开拓聪明，不应逐篇连贯讲读。逐句讲读，只会过多耗费光阴而白费心力。何况如今陛下励志中兴，每天任用人才，每天裁决政事，那么所谓讨论人物、辨别是非，应对事物、判断是否得当，尤其是学习圣人、振兴王业的要道，不可缺少。然而古今人物很多，天下事物广大；想要辨别是非、处理得当，古人对此的论述，记载在经史中的已经十分完备。宋儒真德秀辑录其中的要略，编成《大学衍义》一书，最切合人君治国和求学的要旨；其中关于辨别人才、察知民情的两部分，尤其具有警策意义。陛下又因辅臣的启发，遵循圣祖重视此书的做法，每日命儒臣进讲。臣过去妄自忧虑，每日讲解不过几条，一时不能周遍，所以请求圣明在处理万机的空暇，亲自随意阅览此书；想来十天到一个月就可以通读一遍，了解其大义，再把前面所说的用人和处事两方面反复玩味一两遍：用人正确、处事得当的，可以作为法则；用人错误、处事不当的，可以作为戒鉴。这样，凡是前代政治的得失、今日民情事理，都可以没有不周知的，天下万物的道理也都能穷究，圣明的智慧就会更加广大。但臣又担心讲读中所陈述的内容，仍不如通过顾问获得的详细。臣希望陛下每天轮流召辅臣、讲官，以及外臣中一向明了圣学、熟悉治国体要的人，或者再兼召一两名言官，以备顾问。有空时便同他们讨论前代治乱的原因：天下大治，是因为任用某人、实行某事恰当；天下混乱，是因为信任某人、实行某事失误。陛下也由此反省：今天某人像某人一样，应当任用；某人像某人一样，不应任用；某事如同某事，应当经常实行；某事如同某事，应当迅速改正。至于重大事情应当如何议处、重要官员应当如何推选补授，也召辅臣、有关部门以及此前选定的一两名顾问当面讨论可否，陛下裁决确定后再施行。这样，凡是任用人才、处理政务，都可以不出差错。不仅陛下可以因此全面了解天下的弊病，深刻认识天下的人才，对参与议论者的学问深浅、内心邪正、见识长短，也可以由此切实了解。博文的功夫，大概做到这里就够了，而在求学和治国方面所得的益处却很多。圣人的道体与作用兼备：凡是修养身心的，是体；施行于家庭、国家和天下的，是用。圣人的全体大用，都完备在我圣皇一身之中，臣对此怀抱着无比恳切的愿望。

译一、关于‘一以贯之’，臣私下观察圣上的意思，大概是说曾子亲自得到孔子精微之道的传授，所以能够迅速而毫无疑惑地回应。先儒说，孔子的内心浑然只是一个道理，但应对各种事情都恰当无误，具体作用各不相同，这就是所谓一以贯之。曾子在具体运用上，大概已经能够随着事情精细观察并努力实行，只是不知道万事万物根本上是一个道理。孔子知道他真正积累、努力已久，将要有所领悟，所以召唤他来告诉他。随着事情精细观察，就是穷理的功夫；努力实行，就是克己的功夫。这样长久积累将会有所收获，这就是曾子得以听到一贯之道传授的原因。我们的皇上本来禀有最高的圣人资质，更不是曾子、颜子所能比，因此能够当下就明白一贯之理，并亲自作《敬一箴》。只要经常保持敬意，使此心浑然成为一个道理的本体，再用它来应对万般政务，就一定会融会贯通，没有一件事处理得不恰当。圣心自我反省，如果还有不能做到这样之处，就应多下功夫，随事省察；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博文穷理，并没有两样。至于曾子告诉门人孔子的道，就是忠恕，大概是根据门人所能达到的程度来说明。忠，就是竭尽自己的心力；恕，就是推己及人。先儒说，忠只是一片真诚实心，却能由此做出百千种恕行；这就是一以贯之的方法，只是需要勉力而行，还没有达到自然而然的境界。曾子平日大概经常在这方面用力，也以此教导臣等中等资质以下的人，这是最便于学习的。只要始终真实地尽自己的心，一丝一毫也不敢欺骗，于是对上用来侍奉君主，对下用来治理百姓，对中用来同每日处在身边、前后相伴的人交往；虽不敢说自己已经有所成就，却也可以免除巧为捏造、刻意安排，以及心力劳苦而日益笨拙的弊病。这是臣等下学的功夫，不是上达圣道的妙处。若是我皇上，则只要穷究道理以通达天下人的志向，了解千千万万人的内心；使一人之心存有诚意，以胜过一己的私欲，并且能够把一人的心当作千千万万人的心，长久成熟之后，自然就能从容进入圣人的境界，与上天合德。臣对此怀抱着无比恳切的愿望。‘学习成为圣人的君子，勉励吧，不要虚伪。’臣私下观察圣上的意思，大概是说，学习圣人的功夫必须切实去做，不可徒然背负学习圣人的名义，却不做真实的学问。臣深切认为，古今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被虚伪欺骗过，也被虚伪败坏过。然而凡是虚伪行事的人，不仅能够欺骗别人，也能够欺骗自己；不仅能够败坏别人，也能够败坏自己。虚伪同真实相反，又同欺骗相互为用；一旦虚伪，就不是实在，便涉及欺骗。这就是《大学》所说的诚意，属于自我修养。《大学》开篇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君主是治理国家、施行教化的主宰，那么“不要虚伪”这两个字，本来就应当用来勉励自己，也应当用来勉励别人；应当用来反省自己，也应当用来观察别人。比如，真正知道圣人可以学习，于是去学习他，志向必定坚定，功夫必定专一，道理必定穷究，私欲必定克制，并且勤勤恳恳、不断努力，一定要达到圣人的境界，这就不是虚伪。假如又被其他歧途迷惑，被邪说误导；或者只是从事讲习，却不能穷究道理；或者稍被情欲牵引，却不能克制自己；又或者把志向分散在词章上，不能专心致力，那么即使耗费岁月，也不能进入圣人的心境。即便本来不是虚伪，但事情没有做成，也就近于虚伪了。至于臣下侍奉君上，有虚伪就是欺骗。自古奸臣把欺骗君上当作手段，花样很多。例如，君主行合于正道的事，他却故意违逆，装作正直，以此抬高自己的名声；君主行不合于正道的事，他却一味迎合，装作忠诚，以此巩固自己的宠信；君主喜好学习，他却引导君主多写无益的文章，使君主不能专心于正学；君主勤于政务，他却劝君主通览不急迫的奏章，使君主不能专断大事。其他那些蒙蔽、嫉妒、陷害的巧术，不能一一说尽。大概《大学衍义》所论述的奸邪蒙蔽君上的情形，已经全都包括了。然而，也有内心确实不是要欺骗，事情却陷入欺骗结果的情况。这是因为资质偏颇昏暗，不能穷究道理、识别人，所以有时强把自己不知道的说成知道，推荐本来不应任用的人，说成可以任用，国家政事因此受到耽误，这也就是欺骗了。像子路那样忠信，他心里哪里想要欺骗君主？但孔子仍告诫他“不要欺骗”。又如宋代李沆并不是要欺骗君主，但他认为灵州可以放弃，结果陷入了欺骗；胡安国并不是要欺骗君主，但他推荐秦桧可以任宰相，结果也陷入了欺骗。这也是子路尚且不能避免的情况，是君主应当辨别清楚的。伏望皇上至诚的德性出于天性，所以制定圣制，始终都是勉励人“不要虚伪”。若遵循这两个字，始终不改变，人与己之间便没有隔阂，不久就会看到圣德大成，太平也会立即实现。臣不胜恳切的至愿。奉圣旨：卿留心于理学，阐发说明，已经十分恳切，况且还希望朕慎守始终。览看奏章，完全看到了你忠诚爱戴的至意。礼部知道。钦此。《保存节义以挽回士风疏》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节义在太平时期似乎没有什么用处；但一旦发生变故，平日所称道的才智之士，往往各自为了身家而暗中依附叛贼，君主孤立无援、声息不闻，形势也就危险了。其中若有确然中立、发誓至死不改变的人，独自不顾身家存亡，挺身说出实情；有的于是攻击叛贼心腹，破坏其谋划；有的先打击其党羽，使其势力孤立。即使叛贼势力已经强盛，这些人孤立无援，难以成功，有的身陷重罪，有的天天忧惧危险，一时依附权势以求自全的人争相讥笑他们愚蠢；但天下忠义之士、秉持常性而爱好道德的本心，都因此受到警醒，于是顺逆分明，取舍有定，叛贼势力遂趋孤立，整个叛乱也不能成功。这才叫节义之人，并不是对世道没有益处，哪里应当全部抛弃他们呢？臣私下见到，江西宸濠起初肆意强横时，中外官员奉差在当地；等到江西三司等官员俞谏、王泰首先趋附他，叛乱谋划便发动了。一时群吏受到胁迫，有的还保持中立，有的便倾心依附；称宸濠的护卫，就叫作“侍卫”；称他的命令为“令防”，就叫作“有防”。按察司的印信，必须开启以后才委派官员掌管；布政司的大门，必须开启以后才赐给钥匙开门。

译京城中的事务，每五天向宸濠报告一次；朝廷有不顺从他的命令，便预先估计会被他阻止报告，不让消息传入他耳中，大概怀有二心的人已经很多了。臣愚昧而不自量，出言直谏，已经使自己身家陷入祸患。当时给事中徐文溥、孙懋，监察御史徐文华、程启充，都依次直言进谏，众人都佩服他们的忠义。如今徐文溥已经去世，孙懋、徐文华、程启充又各因其他事情获罪；或许他们过去曾救过臣，臣涉有私嫌，不敢评论。只是听说当时有御史李润，起初被任命巡按江西，还没有出京，便弹劾宸濠的主要谋臣王泰，并且敢于直言王泰依附权势、剥削百姓、放纵儿子收受贿赂的罪恶，也差不多有汉代张纲埋轮、首先弹劾梁冀的风骨。当时吏部尚书陆完迫于公论，不得已上奏命令王泰回原籍听候考察。王泰依仗宸濠的势力，不听朝廷命令，仍然到江西投奔宸濠以求自保；李润到达那里后受到他的仇视和胁迫，早晚都在其左右，每天担心遭害。一年之间，虽然不能有大的作为，但始终守持法度，在臣子的职分上没有一点过失。至于每逢朝会时，宸濠有所吩咐，他便不肯顺从，假装没有听见；轮到他传递酒时，也不肯拿酒壶，假装不知道。当时人们认为他愚蠢，大概他的这种愚蠢是别人无法达到的。后来他得以回京升任临清副使，又因为依法惩办一名贪婪横暴的属官，没想到那人竟是大臣的儿子，平日与朝廷内外都有交往，于是为他四处散布诽谤。吏部顾惜他平日的表现，不忍心立即弃置，便调任云南；他在那里困顿沉滞，如今又接连受到巡抚、巡按的弹劾。巡抚的传闻和附和本来不足以作为依据，巡按沈教竟然也弹劾他，那么这个人或许确实有可以弹劾之处。然而仔细考察弹劾文辞，只是责怪他在风纪方面有所欠缺、约束防范较为疏略罢了。或许是因为他性情宽厚，夷人方面不忍完全依法处置吧？又或许是因为他性情直率，同僚属官有失礼的地方吧？如果为了国家保存大体、为了士风尊崇节义，那么这类人即使有小的过失，也应当另行处置。可是如今王泰的儿子王应芳，正在内阁办事，必定能够继承他父亲奸佞的作风，反而受到仇视诽谤，直到被贬黜。又听说御史范辂，先前在江西清理军籍，执法不屈，也被宸濠陷害，逮捕送入禁狱，降职贬谪到夷方。臣过去巡抚四川时，见他在那里不轻视小官，勤于处理民事；后来升任江西兵备副使，又能不避嫌疑诽谤，竭力筑城、平息盗乱，对地方有功，只因惩办一名属官稍微过重，被那属官反奏，告回原籍听候勘问，如今已经两年了。只有这两人与臣没有嫌隙，臣评论他们平日忠于国家、恪守节义，实在可惜。伏望圣明特别敕令吏部再次加以访察。如果臣所说不是虚妄，也不是出于私情，就请根据这两位臣子的才器所宜，稍加录用，那么忠义之风或许有所劝勉，而那些依附逢迎、奸巧钻营的人也不会专门得志。奉圣旨：你所举荐的范辂等两人，着令吏部再次访察；如果可以任用，斟酌推用他们。其余不准。《胡端敏奏议》卷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胡端敏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胡端敏奏议》卷九 明代胡世宁撰 恳切推辞皇帝的恩命，请求退休致仕的奏疏【当时任兵部尚书】臣年过六十，长期患有痰火等奇异疾病，病情变化多端，以致眼睛昏花、听力严重下降，脾虚泄泻、容易忘事；有时忽然火气发作，不能坐立；有时又猛然气郁，不能出声。最痛苦的是心神虚弱怯惧，无事也心悸，有事便烦躁，不能思考和应对。像这样百病集中在一身，实在是世间少有的病患，偏偏只有臣遭受了这种病。或许不能完全说明这些病情；不然，凭臣一向怀有犬马之心，历经百死而幸遇皇上这位世所罕有的君主，难道肯不奋发努力，追思往事，求得成效，以微薄的功劳载于史册吗？近来从闰十月十三日以来，旧病突然发作，不能入朝参见、署理事务，又将近一个月了。臣因尸位误事而自我恐惧，白领俸禄也无颜面对，正想上本请求罢免，没想到又错误地承受圣恩，改任臣为兵部尚书。这个职务比以前更加重要，臣听到命令后惊惶不安，屡次因痰气昏晕而昏迷。臣想，臣以前任刑部官职，只掌管一件事，不关系天下利害，尚且不时因疾病阻误，多次耽误事务。如今的兵部，是辅佐陛下选将练兵、在帷幄中筹划谋略、在万里之外挫败敌人的进攻，以保卫祖宗疆土的地方。假使臣任职后突然事务繁多，疾病难以支撑，稍有损坏祖宗的天下，臣即使死一万次，又哪里足以赎罪？何况如今病势已经持续很久，痊愈没有期限，兵部的职务哪里适合有一天空缺荒废？伏愿圣明深切体念掌管军务之职的重要，另行选拔出众的人才，赶快补任这一职务。还乞求圣上怜悯臣病重困顿实在出于无奈，赦免臣的死罪，准许臣放归故乡退休，以度过余年，保全晚节。臣不胜感戴上天般恩德。奉圣旨：“卿忠诚端正敏达，才能声望一向为人所信服。这次特意改任你，哪里应该请求退职？所辞不准，另外加授太子太保。可以立即出任供职，以副朕慎重选任托付的至意，不要再来辞谢。”吏部知道。钦此。冒死陈述实情，再次推辞皇帝恩命，请求退休致仕的奏疏 臣昨天因长期患病在家，错误地承受圣恩，改任臣为兵部尚书。臣因病体十分虚弱，不能任职，已经上本请求退休。过后接到温旨说：“卿忠诚端正敏达，才能声望一向为人所信服。这次特意改任你，哪里应该请求退职？所辞不准，另外加授太子太保，可以立即出任供职，以副朕慎重选任托付的至意，不要再辞。”吏部知道。钦此。臣恭敬遵奉。臣听到传报后，感激得无地自容。臣是什么人，竟承受这样的恩命？想接受又实在不能胜任，想推辞又不敢，整日惭愧惶恐，半夜悲伤思虑，起身叹道：“上天为什么降给臣这样虚弱的身体和奇异的疾病，长久不能痊愈？臣性情鄙陋偏执，年老也不能改变，无法副合我英明君主的选任托付！”如今推辞就违抗命令，恐怕获罪；任职又会误国，应当处死，究竟该如何处置？随后又想：“违抗命令的罪，只牵连臣一人；误国受诛，却会牵累天下。臣宁愿由一人承受罪责罢了。”臣想到我祖宗先凭百战取得天下，我皇上现在正凭一德使国家中兴。臣哪里敢以衰老多病、才庸能薄的身躯，承担这样的重任，因而误害祖宗的天下呢？所以冒昧再次倾吐愚诚，上达天听。臣的病势，前一奏章已经陈述，不敢再次烦渎；至于才力不相称，以前还不敢说。大概自古以来六卿的职务中，吏部最为重要，户部最为困难，而兵部则既重要又困难。兵部用人、储粮，又完全要依靠这两个部。如今兵部能够安闲度日，与其他官职相同，只是幸赖圣明在上，一时没有事情罢了。假如遇到多事之时，羽檄文书交相传递，奏章纷至沓来，以臣才力薄弱，不能胜任应对，必定会耽误政事；即使把臣处死一万次，又有什么用？何况自古圣明帝王都警戒没有忧患的时期，如今天下百姓困苦，盗贼容易兴起，边境空虚而骚动，值得忧虑。西北方面米价极贵，军士饥饿疲惫，四方夷族交错而来，奸谋难以预测；内乱正令人忧虑，议论者却常常想在境外千里之外谋取恢复哈密空城，以此求取功名，反而加重中国的祸害。甘肃的危险日益严重，谁敢替陛下说明？西南方面，松潘南路长期断绝，只有东路勉强相通；每年粮运到达那里，每石耗费数两，戍军能够返回的十人中只有两三人。全蜀百姓都被此事困苦，如今又听说年成歉收，一粒米也难以运到。川蜀的危险日益严重，谁敢替陛下说明？尤其值得忧虑的是，万一中原、西蜀像从前一样百姓穷困、盗贼兴起，一时没有人可以征讨剿灭，各处又没有储备粮食，所关系的安危极其重大。这是圣祖留下的训诫，切切认为应当忧虑。然而古今筹划充足粮食的办法很多，人人都躲避嫌疑、保守自全，没有人肯实行。辅臣杨一清奏请让臣等各自举荐所知道的、能够应对险难和变故、挫败敌人、抵御侮辱的人才，以备紧急时任用，直到如今却没有听说有一人被举荐。大概都是不知道这样的人，即使知道，也不敢推荐，恐怕推荐了最终仍不能任用。这类人不只是才力足以胜任，还必须忘掉自身、为国效死，所以事情极其艰难，这样的人也极其难得。有这样的人，数量很少；一旦办事失误就必然被罢黜，即使能够成功也可能获罪。为什么呢？众人都嫉妒他，因而诽谤他；大臣不了解实情，有时还会相信诽谤；而且这类人有时不拘小节。因此如今眼前没有一个可以推荐的人，但遇到事情又非这样的人不可任用。其他如土司叛变、边境空虚、骄横士卒凶悍等事情，虽有可以处理的办法，却没有人敢处理。巡抚不能长期任职、专断处理，因此都相互推诿迁延，不予办理；有人办理后上奏，各部也多相互推托拖延，不肯上奏裁决。所以如今内外大小臣工都把因循保守看作贤能，坐视祸乱滋长；只要有一个忠诚而竭力任事的人，他的身家便不能保全。这将把天下人都逼得像被割去势力一样，完全失去忠义之气；一旦有事，谁来承担呢？

译这不是小事。现在就历来兵部尚书来说，臣在乡里听到的有方宾、于谦；亲耳听见、亲眼见到的有刘大夏、彭泽。忠诚尽力为国的只有这些人，但都不能保全；能够保全自身的，反而都是依附逢迎、蒙蔽遮掩、坐视祸乱滋长的人。臣性情愚昧偏执，不能随时迁改，所以常常发誓：即使可以杀死臣，也不能让臣阿附；有功时可以杀死臣，也不能让臣放纵有罪之人；至于依附逢迎而误国、蒙蔽君上而欺骗君上的事情，臣宁愿死一万次也不能去做。因此即使承蒙上天使臣病愈，勉强担任这个官职，也只是白白送死，对事情没有益处。这就是臣的才性确实不能胜任，臣不敢贪恋职位而误害陛下。至于加授太子太保，更不是臣的身份所能承当的。所以从前错误地承受太子少保的任命，也不敢只接受；如今官秩更加尊崇，圣恩更加深重，臣哪里敢当？何况因辞职反而得到升迁，惭愧更加深重。伏望圣慈收回已经作出的任命，容臣只以原职退休还乡，使臣免受误国之罪，度过余年；臣实在感激陛下使臣获得再生的恩德，至死不忘。臣因私情屡次烦扰天听，不胜战栗。奉圣旨：览看奏章，足见卿的忠诚和谋略。改官并加官秩都已经形成定命，不准所辞，应当立即出任供职，以副朕慎重选任的至意。吏部知道。钦此。竭尽倾吐愚忠以求圣上采纳取舍的奏疏 臣长期卧病在家，错误地承受圣恩，改任兵部尚书，已经上本竭力推辞；又承受恩命加授臣太子太保，估量自己的力量不能胜任，已经上本再次推辞；又承受圣恩不准辞职，两次得到温旨，称许臣过甚。即使妻子儿女听说，也都想感激皇恩。臣不是木石，哪里能一整天心中毫无感受？臣愚昧地想，君命就是天命，只应当顺从接受，以死生承担，哪里敢违拂？只是如今疾病还没有痊愈，还想调养几天，以求上天保佑。如果病情稍有好转，便出门谢恩，勉强努力供职；如果不能痊愈，那么臣终究是被上天废弃的人，不敢再烦渎圣听。臣冒昧请求圣明尽早任用贤能，赐臣归还骸骨。然而臣感恩刻骨，不敢默然无言来报答圣恩。从前唐代姚崇、宋代李纲，刚被君主任用时，都以十件事情进言劝说，君主同意后才就职。他们都是一时的名相，能够辅佐国家中兴。可是臣是什么人，哪里敢效法前代贤哲？况且我皇上的圣德远远不是唐玄宗、宋高宗所能相比的。臣岂敢拿尧舜之事来告诫陛下？从前唐尧、虞舜任用人才，必先让臣下陈述意见，然后明白考验其功绩。言论即使可以采用，功绩也未必能够成就；言论不可采用，其人就一定应当废黜。臣想自己只是一个平凡庸陋之人，哪里应当得到明主的知遇？一定是左右亲信、心腹大臣中有人推荐了臣；这只是体谅臣的忠心，却没有考虑臣的才力不相称，恐怕会误害陛下。臣如今披沥愚诚，冒昧陈述兵部急务中应当施行的十件事情。其中有些涉及其他郡的事务，因为任用人才完全依靠吏部，军粮则依赖户部。伏愿圣明不要嫌弃臣如草野樵夫般的浅见，多赐亲自阅览几天；还乞请亲自与二三位辅臣，以及召见吏部、户部、兵部三部官员共同商议。臣的意见如果可以采用，就请圣上俯允施行；即使臣病死、罪死，不能长久任职，继任臣的人也可以继续实行，这就是臣报效国家了。如果不能采用，那么臣接受职务只会败坏天下，即使死了也没有益处。伏乞圣裁。臣以烦琐文辞屡次冒犯天听，罪当万死。谨将所列事项具奏上闻。具体列举如下：一、确定武备方略。臣认为，自古以来整治军备、训练武艺，是专门防备蛮夷和盗贼的，因为这两者都会杀害百姓、倾覆宗庙社稷，所以才不得已以杀人来救人。如今境外四方夷族，已有祖宗训诫，不许轻易征伐；先朝只是责成边将谨慎防备他们的来犯，如果敌势将要进入边境，就先挫败他们的谋划。向来不能远征，至于边境叛军，则听任当地处置、擒拿、诛杀，法律已经明确规定，没有其他可议之处。只有民间盗贼兴起时，才希望圣朝深切体察先王保卫国家的至大义理，并查考历朝所颁巡抚、兵备敕词，制定为固定制度：务必使军队得到训练、粮食充足，一听说盗贼发生，立即发兵在边境附近扑灭，同时从一面奏报朝廷。等到事态拖延已久，就应当安抚和捕捉并行，以分化被胁从者，离散其党羽，同时一定要消灭首领，不许姑息。若一时失策，稍有挫折，就应体念胜负是用兵的常事，责令谋求后续成效，以取得全部成功。如果最终没有成功，或者事先隐瞒情况、坐视不理；以及地方有关官员，或先争夺权力、曲意阻挠此事，或后来嫉妒成功、暗中毁坏其功绩，都应当重重治罪，以惩罚误事；严重的，立即按照前些年的重例处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一、尊重巡抚、兵备的职权。如今各边境和腹里地区的军队、粮食调度，以及军队将领的选任训练，都由巡抚负责，其次是兵备。他们的职务比其他官员更困难，朝廷任用他们，也应当不同于其他官员。近来吏部每次公开选任，大多能够得到合适人选，但间或恐怕也有不当的，应当命令查访属实后选替；都要选用年富力强、资历较浅、熟悉军事、才能足以应变、忠心体国的人，并让他们长期任职。不过，要想长期任用那些能够保卫地方的人，必须规定任期三年或五年，每任满一次加官秩，比其他官员升转更快，以补偿职务的艰难，这样人们才肯尽力。但还必须加重他们的责任，使他们能够施展才干；放宽文书法令，使他们可以临机处置；允许他们按照意愿折纳罚赎；多方筹措积存钱粮在官府，作为训练军队、捕盗、招募敢死之士、用间、先登等项目的费用；鼓励奖赏，不许执法官吏从中掣肘，像从前王翱在辽东的做法一样。这样武备才能修整，军威才能振作，盗贼才能平息，强敌才能抵御。若措施得当，与向贫民征派不同，本来不会造成危害。臣不敢隐瞒。臣最初任德安推官时，凡是修造仓库、积存粮食、修造驿铺和监所，以及买马、练兵、捕盗、发放赏赐等事，多使用罚赎。后来任抚州兵备，曾修造四座城和一县城，以及练兵、发赏、救灾等事，也间或使用罚赎。

译臣先前奉旨被征召入京时，有人被罚交数百石粮食，亲自备办弓马送臣到京。后来臣离任数十年，两次经过德安、一次经过抚州，百姓都欢呼迎接、哭泣送行，远至百里之外；遇到盗贼时，还拼死出力来保护臣。假如臣以罚赎损害百姓，百姓难道会没有怨恨吗？如今任此官职的人受到的束缚太多，所以都躲避嫌疑、自求保全，放纵盗贼祸害百姓，地方日益凋敝。因此臣不自量力，认为事情应当这样办理。一、加重将领的权力。臣认为，赵国将领李牧镇守边境时，得到临机处置的权力，可以自行任置属吏、收取市租，全部收入都纳入幕府，每天用来供养士卒；赵王不怀疑他，所以能够击破、杀退匈奴，使其不敢接近边境。宋朝失去边险、外敌最强时，宋太祖分别命李汉超、郭进等人防备，也让他们长期任职、专断处理，厚给财帛，像赵国的李牧一样，所以都能凭一郡的力量抵御强敌，使宋太祖没有西北方面的忧患。这是古人任用将领的明显成效。臣恭敬阅读我太祖皇帝任命将领的制词，其中说：“古人说，将领在军中，君主不要参与，才能取胜，你们要记住。”这是我圣祖任用将领的成法。如今各边总兵、巡抚，见有一个敌人出现，就要赏一军；有一个人立功，就要诛杀一个不服从命令的人；一切都不能自行决定，必须奏请朝廷，事情由中央控制。这样他们就可以互相推诿迁延，因此难以责令他们取得成功，常常导致误事。唐代陆贽所说“锋镝在原野交战，却在九重宫廷之中决定胜负；战机和变化在顷刻之间发生，却要在千里之外筹算”，实在不是好的谋划。如今各边巡抚、总兵，既然选任得当，更希望陛下体察圣祖留下的成法，效法古人任用将领，假以威权，使他们能够专断赏罚；多给金帛，使他们能够厚赏将士。至于临战应变、料敌制胜、出奇制胜，都任凭他们处置，不要让朝廷从中控制；只掌握任用将领的权力，有功就升迁赏赐，有罪就诛罚贬黜。这样将士才会听命，战机才不会丧失，也才能使他们取得成功。一、增加武备。往年招募并调入京城的军队有二万多人，这些人都骄惰而没有经历战阵，遇到缓急难以依靠。如今不如在辽东、大同、宣府三镇各增加两名游击将军，增募精锐士兵六千名，每名游击将军各统领三千人。平时就轮流安排两名游击将军驻扎在京城近郊，另设营地操练；一旦有警，就同时调往一处防守作战，不到半个月便可集结。这对于缓急之间、内外防务都有依靠；与临时任命将领出京相比，军队空虚、名声大而实际作用小，完全不能相比。一、改革赏罚。说到赏赐，以斩获首级论功，并不是开国初年的旧制度。两军相敌时，首先冲上去格斗的人，手眼只在顷刻之间，不能有一点差错，哪里有空闲割取首级？假使他去取首级，就不能再战，便会被敌人乘隙攻击，也会被后军争夺，最终死去。所以除非我军大胜、敌军大败逃远，否则不能割取首级；而且所割首级很多的，往往不是真的。贪图军功、奋力杀敌的士兵，止望得到赏赐，使衣食稍微充足，哪里是希望升官呢？只是因为按照首级升官，所以杀敌的人不能取得首级，取得首级的人又被权势者夺去；又有人因为争夺首级互相践踏，反被敌人击败。这是边地人的大恨，也是战争中的大患。说到惩罚，原有边例规定，交锋时伤亡、俘获四五人便问罪充军；杀死、俘获十人以上却不报告，只降一级；轻重极不相称，隐瞒反而得利，人们为什么要如实报告呢？又有两军对敌、胜负相当、双方杀伤相抵的情况，我军被杀的人可以指名查验，杀敌的人因不能取首级而不能论功，却还要按前项罪名问罪。因此如今边将只把退缩保守当作要务，任凭墩堡被攻克，乡民被杀掳，上下互相隐瞒，只做欺骗隐匿之事罢了。更严重的是，被杀伤的人有时舍命逃回边堡，因为先前没有报告，害怕被追查，竟然又把他们杀掉，尤其令人痛心。伏望圣明重新制定赏罚条例，只严惩隐匿之罪。两军交锋而杀伤相抵、没有割取首级，巡抚、巡按明知实情并据实回奏的，不追究其罪；若因防备力量不足、确实力不能及，即使被杀掳二十人以下，也不问充军；若力量足以抵敌却不抵敌，即使只损失四五人，也要问罪充军。至于双方兵力相当而退缩败阵，或者拥众自卫，放任盗贼深入，又不能趁盗贼疲惫归退时攻击取胜的，只要被杀掳数十人以上，都按贻误战机问罪。其他军校小的失误，没有耽误地方事务的，轻则听任领兵官酌情责打，重则送巡抚官立即审问判决，不必件件奏报勘问，以免边军因而被牵累处死。至于战胜论功，只凭巡抚、兵备查验众人证词：某人设法防守，某人首先破阵，某人杀死若干人，都听任巡抚官酌情立即发给赏银，只记录功劳，不必升官。若有三次谋划制胜，或者首先破阵，或者一战连续杀敌三五人以上、勇力出众的人，才保奏升官。如果巡抚、总兵出了事情，互相勾结隐瞒，或者冒领功劳，把赏赐给自己偏爱的人，就由巡按访察属实后纠举，必须从重治罪。这样或许可以使赏罚适当，使人心思奋，也不至于使朝廷耗费过多官爵。一、驾驭土夷。各处土官，关键在于治理时任用合适的人，顺应他们的风俗，简化对他们的约束，禁止他们贪婪取利。对于势力较大的土官，尤其要重视信用和号令，要使邻近族群上下都只相信我方，使那些作恶的人不能欺骗他们，以免鼓动他们叛乱。有人发生诉讼，就迅速为他们勘验剖断；应当承袭职位的，就早早勘验保举，不必等他到京。若发生仇杀而不听调解，或者发动叛乱、兼并他人，就命令其邻近党族联合征讨。大概不讲信用，邻近党族就会联合抗拒；讲信用，邻近党族就会率先跟从并兼并他人。尤其是他们所憎恶的人，及早征讨很容易成功。征讨后自己服从，就赦免；不服而被擒杀的，也只顺应百姓情势、审察事情形势来处置。应当设置流官的，就设置流官；应当恢复土官的，就恢复土官；应当统一管辖的，就统一管辖；应当分开隶属的，就分开隶属。设置流官，必须是土官罪恶极重、百姓怨恨，而且还要把他的族属全部清除，以断绝后患，才能实行，不许轻率处理。这些事情都应顺应当地民俗，由镇守、巡抚等官裁定，奏报朝廷裁决，并请给衙门职事。若拖延不处理，或处置失当而导致再次叛乱，且不能亲自平定，就治镇守、巡抚等官的罪。镇守、巡抚奏报下达后，主管部门应当奏请裁决却不奏请；

译不应当推勘却借故推勘，因而拖延多年、耽误事务的，罪责归于相关责任人。若想预先杜绝土官争袭职位的祸患，应当命令土官娶妻生子，妻子去世后再娶，儿子续生，都依次向上司申报；各自使用厚纸大簿，由掌印官用重笔亲自注明清楚，加盖印信作为标记。以后便可按照簿籍知道应当承袭的子孙，然后确定姓名上报；等他们稍稍长大，就允许他们代替父兄统领士兵，或派往上司处禀报事务，使人人都知道继承名分难以轻易更改，后来自然不会发生争乱。这些事情都在于朝廷选用合适的巡抚、知府，让他们长期任职并取得百姓信任，然后才能实行。所以臣用信用使夷人服从，先后多次试行，都取得了成效。如今自己说出来，近于夸耀，臣以为可耻；不说，又没有证据，别人不会相信。臣起初镇守广西太平所属的十五州县，都是凭借信用取得信任：只因不使用财物、不避嫌疑，立即为他们保举承袭；不贪图功劳、不逃避罪责，轻易便诱使他们来归。如下冻州赵文兴被诬陷为死罪，臣明确告诉他事情原委，却禁止他前来相见；他多次送妻子儿女来作人质，臣立即遣送回去。如茗盈州李万盈前来相见而违背约定，臣立即将他锁拿带走，酌情治罪，仍然立即放回。茗盈州与全茗州许荣高相互仇杀二十多年，臣命令划江分断他们的地界。后来臣离任，他们都哭泣着送行，送了两天的路程。又如太平州世代叛乱的李濬，因为受到巡按轻率提调，便拥兵构成叛乱；臣委派他的表兄、龙英州的赵元珤将他擒获。臣晓谕他的四千名士兵，立即遣散百姓，全部归附府治；他们早晚前来相见，自己说这才知道做王朝百姓的快乐。臣向他们讲明利害和道理，他们很明白。又如罗阳县黄景明争夺官职、侵占土地二十多年，臣召他来推问调解，他不肯前来；臣于是张贴告示晓谕他的百姓，他便归回本县，而黄景明独自逃走。又如思明府叛族黄文昌等，四代作乱，杀死知府，三代占据三州半府的地方，使当地官军屡遭失败。因为信任臣，想来归顺，臣拒绝接纳；总兵康防于是擒住他的三个兄弟，交给臣一座空城。臣担心他们劫夺，便带领参将及两司官兵连夜逃走。臣危在旦夕，而所属土官预先料到此事，都在近山埋伏军队，当天便赶到，为臣守城；旗帜和鼓声震动耀目，他们的谋划于是断绝，臣才得以生还，并且重新责令他们退还原先侵占的三州二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黄旸的事情，臣以父亲名义召他，他便前来；臣提调此人、调动他的军队，他也立即来到。等臣听到温旨，他急忙谋划上奏请辞，臣代管他的府事；他自愿改为州属，以求保全，臣哭泣着不肯接受，他才作罢。信用和道义即使对蛮夷也容易产生感化作用；天日在上，臣不敢欺骗。后来臣任四川巡抚，路上遇到天全六番防印招讨高勋派人来申诉，臣就在轿前责备他家族侵占田地、围困县城的罪恶深重，并说新天子英武，和太祖相同；如果依照断定处理，就保全你的地方，否则就灭掉你的家族。那人回去报告不久，他们立即发文自首，说所占田地本来属于百姓，愿意听从判决归还；原先曲意判给他们土地的人也因此沮丧得无地自容。臣到省城不久，杂谷安抚、松潘诸番都上呈文书，发誓不再作恶。松潘番人又替兵备胡澧砍伐木材、修筑城池，设置炉灶等待臣到来。大概番人信任胡澧，胡澧信任臣，因而替臣传播声誉，不久便远近信服。臣哪里有什么其他才能？臣说这些，只是想让主管当地土官的上司效法这些做法，访察实情并由此施行信用政策，以对地方略尽微薄帮助罢了。如果反而宣扬臣自己的功劳，臣在士大夫舆论中就无处逃避罪责了。一、充足边境储备。如今边储最为困苦不足，而使它充足有三种办法：第一，扩大屯种。屯田耕种谁不想扩大？但每次派官督促劝导，不能增加的原因，是急于征收科税、取得利益。年成收入不稳定，而租额却固定，那么开垦的人利益还没有得到，祸害已经随之而来，所以百姓不敢开垦种植。如今如果查照北直隶钦奉太宗皇帝圣旨的事理，听任各屯把原有额数中荒废和空闲的土地，不论土人、客民、官户、民户、军户、舍人，都尽力开垦，永远不征科税，那么只有利益而没有祸害，百姓就乐于兴办耕种。贵在广泛种植、多收粮食；民间米谷价格一旦使发给的银两可以买到粮食，边储就容易充足。至于南方谪发到边地充军的民人罪犯，应责令拘押押解其本人及嫡亲家小到达当地，全部拨给各武职官员作伴当，责令官府收管，使他们开垦种田；同时按照名额代替当地军伴服役守卫。这样他们势难逃跑，人口可以逐渐增加，耕种也可以逐渐扩大。第二，兴办盐利。如今天下人口比开国初年多几十倍，吃盐的人多了，所以现在私盐成行，而官盐也并不是卖不出去。说私盐不禁就会妨碍官盐销售，不过是沿袭旧说。因此如今应在定额之外多开中盐名额，允许商人买补；如果担心权势者占据窝场、独享利益，那么每年开中时只把引目发往边地，由巡抚都御史和管粮郎中掌管，听任他们在那里招集商人，限定期限完纳粮食，然后填发盐引；逾期不能完纳的，就转给他人。如果都御史、郎中招报时容许私情，导致粮饷延误，就听任巡按参究，那么自然不会有这种弊端。至于私盐不必严厉禁止，只要像近日都御史汪鋐的奏议所说，由官府抽取其中一半，并发给许可证允许出售，那么公私盐利都归国家使用，边储就可以充足。私盐不禁，巡逻的士卒可以减少，盐徒造成的意外祸患可以消除；盐的流通和销售扩大，壮丁也更加愿意煎盐；军民容易得到食盐。这对上下各方的好处，实在不止一项。第三，预先收购粮食。平常边粮不肯趁价格低廉时预先购买，等到用兵时才发银高价收买，还逼迫百姓强行出售，公私劳费不可计算。如今应当精心选拔各边管粮部门的官员，责令他们每月报告米价贵贱、每年田地收成厚薄；遇到丰收米价低廉时，就从官银中借数十万两运到当地，多买米谷储存在仓中；或者计算今年所买的粮食可以供应后两三年使用，就扣除后两三年应当发给的粮银；又可在其他边地米价低廉的地方收购出售；或者查明应当解送边地粮食的地方米价昂贵，就酌量令其折交银两，以银解送边地用来备买粮食。像这样灵活筹划办理，务使远近官民都便利，边粮容易筹措积存，大概也是治理家产时灵活通融的办法。只是收购粮食，全在于官府使法令简便、革除弊端，严明规定不许压低价格、刁难勒索，使粮食难以收购，以致损害屯田农民；做到这一点，才可以经常收购。

译一、断绝弊端的源头。正德年间，权奸贪污受贿，导致富有势力的小人冒领、夺取军功，竟能升任世袭军职，大大败坏祖宗赏罚公正的制度。至于军匠，也有很多额外滥收的，每年耗费国库储备数十百万。国家田赋有限，怎么能够供给？臣起初在江西平定盗贼时，见到真正杀贼的人没有一个得到报功，得到报功的人没有一个见过敌贼。后来充军辽东，又见那些冒领军功的人势焰熏天，边地之人都战战兢兢。总兵官已经夺取边军浴血奋战所得的首级，拿来替这些人报功；卫所官员又克扣边军忍死等待的粮银，用来为这些人设宴赏赐。而且还听任他们骑用边军的马，役使边军的人，鞭打呵斥他们，像对待囚徒奴仆一样。那些为国家拼死出力的人，只能低头屏息，不敢说出心中的悲哀怨恨，其中的苦楚还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从前讨伐宸濠时，调遣辽东军队，军心踊跃，都想南下投降；假使不是天命已经有定，北方军队一到江西，天下大事就完了。圣祖所告诫的“赏功不当，祸患很快发生”，大概已经几乎亲身实践了，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幸赖宗庙社稷有灵，天命让我皇上入继大统，奋然下诏，全部革除这类弊端，人心才开始痛快，天下才开始安定。然而有见识的人仍然遗憾，不能籍没他们的家产来充实边储、救济贫困军队的困苦；不能斩下他们的首级悬挂在边境，以快慰愤懑的军心。皇上励精图治、恭敬节俭，已经八年之久，然而天下的财用却被他们坐耗，贫困至今还难以恢复。臣担心如果不及时严明法度、加以警戒，法度就容易逐渐松弛；如果不重加杜绝奸弊，奸弊就容易再次滋生。伏愿陛下深为子孙万世谋划，特与体恤国事的大臣计议，从今以后严肃制定成法，载入天府，颁行天下。今后官舍、军民人等，若敢再图谋按照以前奏带的办法冒功升职，必处斩首之刑。地方上如果确实有报效之功，是亲手立功、应当升授军职的，也只准填注原来立功的地方卫所，不许再署任锦衣卫文武职官。除非确有平定叛乱、剿灭盗贼的奇功，由朝廷特赐子孙官职、准许袭荫；其余若听任子孙、弟弟、侄子像以前那样夤缘冒功升迁，文官除名，永不叙用；武职则揭去黄册所载资格，永远不许袭职。至于军匠夤缘，如果再有额外滥行收取的，准许有关部、科道官员执奏，审问革职，发往边远地区充军，永为定例。这样，奸弊就可以断绝，赏罚常常分明；财用逐渐充足，百姓的贫困也可以救济，实在是宗社万年的福祉。一是纠正谬误。近来有许多见解荒谬的事情。例如新例规定，军职立功的人，可以缴纳五十石米赎免处分，立即恢复原职。比如一名指挥使立功五年，国家每月省下发给他的正俸实米，共计四百八十石；其余俸禄折合钞额，共计一千六百二十石。如今只收取他五十石米，却立即把原职给他，所得很少而支出很多。又如边卫武职犯罪，按规定应调往外卫的，他们多半安于本土，害怕迁徙；这些官员生长在边地，熟悉边地事务，与南方押解来的人员不同。应当令巡抚酌量罚缴若干边粮，或者令其降级，或者减俸，就地差操，免去调卫，这样就可以了；每年减少的月粮计算起来也不可估量。臣曾经提出过意见，却没有实行。又如武职中有应当充军而身故的，长子袭职支取俸禄，次子代替父亲受罪充军，极不公平；这类官员也应当降级袭职，免除充军，这样可以节省月粮。先前给事中曾提出过意见，也没有采用。又如京卫官员，早年有依照本人意愿改注外卫的例子。由于实行军政时外卫官员较少，革除这一办法后又重新推行，有些人倚仗此事作恶而无人能够禁止；京卫官员又多有不能管理事务的，只能充当一名军士的差役。如今允许改增外卫官员，就可以多方考察选拔，军政也能得到合适的人才。从俸禄供给来说，外卫容易供给，而京城储粮难以运输。比如调出一名指挥使，每月可以节省京储米八石，足以供养八名壮士。如今这些办法也被停止阻挠，不能实行。臣认为，这些事情都属于谬误，应当查明纠正，总的说来，对国家储备大有益处。一是爱惜人才。如今天下士人的习气因循苟且，大多依附逢迎、求得自保；能够舍身为国、排斥奸邪、抵御外侮、平息盗乱、使百姓安定的人，极其难得。如今朝廷中文职官员只有李承勋、伍文定二人能够统领军队，但二人的地位声望都已经很高，不宜为小股盗寇而轻易出动。国家养兵蓄将，不可以一日没有人才。近来辅臣奏议，久已想要访求、推荐这样的人，却直到现在没有人推荐，大概是因为人才最难了解，不敢轻易推荐；即使有所了解，也还没有经过考验；而经过考验并且取得成效的人，又多有小的过失牵累，所以不敢推荐。然而一旦发生事情，将怎么办呢？臣访得原任都御史马昊、陈九畴二人。马昊先任佥事，在四川杀贼有功，历任升为巡抚；后来因为叛夷招讨之事，有人通过权奸说情，奏请将他逮捕到京，遂被罢职为民。陈九畴先任兵备，突然遇到番戎入侵边境，对内诛灭叛夷，对外击退强敌；却被番使舍音浩善等人施行反间，构成罪名。后来任巡抚时大破番兵，又偶然因为报功差错，被奸邪小人聂能迁等施行反间、散布诽谤，逮捕后发往充军。臣认为，这两个人应当收回复用，在京城不拘大小职事，以备缓急之用。又有原任副使施儒、杨必进二人，都先任御史，后来升任兵备，都有杀贼安民的功劳。杨必进只是有误劾一人的过失，施儒则因禁止百姓怪异风俗一事受到诽谤，以致考察时被停职。臣认为，这两个人可以收复原职，再考验他们的才干和功绩，然后加以任用。又有原任兵备副使胡澧，此人的德行可追及古人，忠信之名传行于蛮貊之间；有才华却不显露，有功劳却不夸耀。臣过去曾推荐他代任巡抚，但他也被考察罢退。可惜他已经老了，筋力如何尚未可知，臣不敢推荐；只希望吏部另立一项，对他加以表彰区别，以激励士风，就很幸运了。奏疏奉到圣旨：‘卿一向显著有谋略，而且熟悉练达世务。看了你的奏疏，都是经营国事、筹划边防的深切用意。事情关系兵政，等卿到任以后，逐一审察处理，推究演绎，说明清楚，依次开奏，听候裁定。其余事项交有关部看后奏报。’钦此。申明自己的浅见，以求圣上裁断的奏疏

译臣妄自陈述的浅见共有十件，其中开头和结尾的‘定武略’‘惜人才’两件尤其重要；又因为所提出的开例条款不能详尽说明，恐怕大臣有所怀疑，圣恩也未必相信，所以臣斗胆再次申明自己的说法。我们皇上勤勉于圣学，真正得到了尧、舜、禹、汤执守中道的传授。臣请求用执守中道的原则来推论：用兵方面，古人说天下即使很大，喜好战争也必然灭亡，这是偏于穷兵黩武的祸害，不是中道；天下即使安定，忘记战争也必然危险，这是偏于放松武备的弊病，也不是中道。《易经》的《师卦》说‘军队行动合乎正道，统军的长者贤明就吉祥’，这才是中道。出兵必须合乎正义，因此不是迫不得已就不出兵；这就是六五爻所说‘田野中有禽兽，利于执捕’的意思。用兵要任用老成持重的长者，绝不是轻率地把百姓性命当作代价、贪图功劳而败坏事情，所以能够获得吉祥；这就是九二爻所说‘身在军队之中而处事合乎中道则吉祥，君王多次赐命褒奖’的意思。禽兽在田野中，就会伤害庄稼、祸害百姓，不得不捕捉；这正好比外国侵扰我国边疆、盗贼危害我国百姓，不得不出兵征讨。因此，如果禽兽不在田野中，就不应捕捉；外国没有入侵边防、盗贼没有祸害百姓，就不应征讨。这其中的道理非常明白。臣还敢以过去君主和宰相的事情来说：周成王、周康王天性都恭敬节俭、仁慈，当时的大臣并不是担心他们喜好武力、轻易杀人，而是担心他们仁厚过度，沉溺于宴饮安逸而忘记战争，因而陷于危险。所以周公告诫成王说：‘要能够整治你的军队，以继承禹的足迹。’召公告诫康王说：‘整顿壮大六军，不要败坏我高祖所受的天命。’这本来是同一个意思。然而当时周朝灭商不久，武略并非不振奋，二公的这些话看起来像是在引导君主崇尚威武；后来周朝子孙终于因衰弱而亡，可见两位老臣忧国深思到了这样的程度。唐玄宗亲自平定乱事，当时国家又富裕强盛，当时的大臣并不是担心他的威武不振，而只是担心他开拓边疆、穷兵黩武，喜好战争而导致灭亡。所以姚崇希望他不要以边功为幸，并举青海覆师之事作为警戒；宋璟因此不赏赐边臣，并导致郝灵荃之死，以表示惩罚。这又是另一种意见。然而玄宗初年励精图治、自强不息，以此获得太平四十多年，子孙延续一百余年，成为唐朝中兴之主，功业也很盛大；只是因为没有圣学修养，不能始终如一，后来听信奸臣和宠妃，以至于发生祸乱，并不是专门崇尚武力所导致的。可是像姚崇那样明白告诫君主不要把边功当作幸事，确实是对的。至于默啜在世时成为边患，而郝灵荃取得他的首级，这正是所谓‘田野有禽兽，应当捕捉并适宜赏赐’的情形，宋璟却极力压制这件事。结果使郝灵荃至死而废弃了刑赏的公正，使他的君主长久不能信任臣下，最终反而崇尚武力。宋璟的用心虽然忠诚，但谋划却错了。因此臣认为，宋璟的才识不如姚崇，而姚崇、宋璟的宰相功业又不如周公、召公。自古以来，臣子所处的时势和所遇的君主各不相同，而使君主成为圣明之君，各有不同的方法。我们皇上仁德至极，天性聪明；如今天下武备非常松弛，常常担心蛮夷、盗贼一旦来临便难以抵御。谋划国事的大臣，如果看待皇上的德行如同成王、康王，并且认为皇上可以进而成为尧、舜，就应当把周公、召公的主张告诉皇上，并希望自己也成为周公、召公那样的臣子。如果看待皇上的德行如同唐玄宗，而天下的富强也如同唐玄宗时那样，就应当把姚崇、宋璟的用意告诉皇上，并希望自己只做到姚崇、宋璟那样。如今如果不衡量时势、不估量君德，对上遇到仁厚的君主却过分拿唐玄宗的事情来忧虑，对下遇到忠臣却暗中用郝灵荃那种办法加以压制，那就错了。臣所推荐、希望恢复任用的四个人，并不是说他们足以囊括天下人才，而是像千里马尚未找到，先出售马骨来招致千里马那样的意思。四个人中，陈九畴最为优秀。如今文武将帅中，还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人，却屡次遭到获罪罢黜，人们或许因此怀疑他。过去唐代郭子仪推荐李光弼，宋代吕夷简推荐范仲淹，都是把国家的急务放在首位，抛弃个人仇怨。如今大臣们都公正忠诚、以国事为重，并不是对陈九畴怀有私怨，只是因为他的仇敌施行反间成功，一时难以辨明罢了。自古以来，善于使用反间计来杀害敌人的谋臣勇将，已经有很多；如今堂堂中国却受到外敌欺骗。臣听说陕西以西饿死的人遍布道路，而吐鲁番又入侵甘肃，后患实在难以保证。至于施儒、杨必进，有人说他们是被考察罢退的人，按惯例不应重新起用。其实所谓惯例并不是祖宗之法，而人才如果能够平息盗乱、安定百姓，正是国家急需使用的人，不能被惯例拘束。自古明君相继执政、任用贤才，即使是父祖所废弃的人，也会重新起用。何况前两次考察，都是权奸主使，所罢黜并不公正，有什么顾忌而不恢复他们呢？一经罢黜便不再起用，忠诚尽力、担当事务的人都会把这作为警戒，再没有人敢于任事。这关系到天下的大事，臣不敢不说。伏愿圣明亲自召见一两位心腹大臣询问。如果臣所说不是出于私心，就希望陛下俯允；如果确实是臣私心妄言，就应当责罚罢黜臣，臣无处逃罪。总请圣明裁处。奉圣旨：‘卿所奏的事情，朕都省览过了，已经另有旨意。如今边方多事，卿暂且立即出任供职，以副朕的眷顾怀念，不要再迟留推辞回避。’ 令有关衙门知道。推明诏旨，以推荐贤才的奏疏

译据臣世宁咨报前事：先前詹事霍韬奏请，奉钦准命令臣等堂上正官到任半年以后，各自推荐一人来代替自己。这项办法如果实行，对于求取贤才最为有益。然而诏令颁行以后，如今一年多了，竟没有一个人肯推荐，大概是因为人才最难了解，没有人敢轻易推荐；或者虽然有所了解，却只是担心推荐后不被任用。只有圣明果真任用被推荐的人，并且对于所推荐不合适的人，必定治举主之罪而不赦免，那么人人都会乐于公正推荐，而不会因私情滥行推荐。臣如今到任还不到一个月，不敢仓促推荐代替自己的人；只是就一时所见而言，臣认为各部侍郎中都有人才足以任尚书，而臣在兵部又发现有人才足以总督军务，应当先试用他们，再加以历练；将来尚书有缺，就令其升补，各边有事，就令其出任统领军队，必定没有不称职的。然而自来推荐别人时，人们不愿推荐胜过自己的人，对于佐贰官尤其忌惮才能超过自己的人，恐怕他们的能力超过自己，分夺自己的权力。如今臣这样衰老无能，却冒昧担任原来的职务，如果不能得到才能胜过臣的人来任侍郎，那么武备必然不振，国政也会松弛，必将败坏我祖宗百战取得的天下；臣若因嫉贤妒能而误事，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如今本部左侍郎职位空缺，臣连续数月思考，必须得到像现任漕运都御史唐龙、巡视南赣都御史汪鋐这样的人来任用，才会才能与职务相称、事情无不办成，而臣这衰老不堪的人所得到的辅助也会很多。有人说，汪鋐的才能只适合户部，那么兵部应当任用唐龙，而让汪鋐补户部的缺；这样又能让他调任较近的职务，使众人都能了解他的才能，并因此等待任用于户部，必定能通权达变、充裕财力，对国家财用和边储大有益处。这两位大臣如果不能称职，臣愿与他们连坐，即使死一万次也无怨无悔。合当咨报本部，烦请具题等情。据此，拟应办理。奉圣旨：‘这个员缺已经推补了。吏部知道。’ 请求明确另具一份便于阅览的奏疏 臣听说宋代臣子上奏，另有‘贴黄’的办法。就是摘出奏疏中的重要语句，或者正文中有些事情不能把道理说尽，便另写一张帖子，粘在奏疏后面，以便君主阅览。这是因为自古明君贤臣相逢，不拘泥于外在形式，只求忠诚之意容易被君主接受。臣过去任左都御史时，曾题请节省奏疏文字、恢复旧规，以便皇上勤于政务。奏疏中说，君主要安逸，臣下要劳苦，这是古人的训诫；手执简要文字来处理政务，是治理的体制。臣请求敕令在外的镇守、巡抚、三司等官员，今后凡是应当奏题的事务，务必依照弘治以前的旧规，删去套语，务求简要，不得把上下往来的全部文移都抄录进来。奏疏下发部院、需要复核的，也要令原奏官删去套语，撮取简要内容，拟成稿后呈送堂上。堂上官也要亲自审阅明白，然后才具本上奏；这样或许稍便于皇上阅览，不至于过多劳累圣心。奏疏奉钦准，通行各衙门，直到现在却没有能够改变的。大概是由于各人意见不同，事权又不统一，各自只图方便，没有人肯奉行。如今到了兵部，臣看见各处奏报边情以及议处各项事务的奏题本，仍然照旧把上下往来的文移全部写入，动辄数千余字。事情下到本部查核复议，又要把此前各案、各次奏行的事理全部写入进呈，不下数十余张纸。即使是我们这些本来就应当劳作的臣子，每看一本奏疏，有时半天也不能通篇看完，何况把君父处理万机的繁重负担加在他身上，成为他勤学的拖累，臣子的内心又怎么忍心呢？有人说，陛下应当通览所有章奏，全面了解事情，不应因嫌烦而有所删择；但这样只能使陛下把心力劳费在细枝末节上，不能专心处理大事，还要在励精图治之时一件件亲自裁断。臣如今在本部复核奏本，有时遇到大事，想要按照弘治以前的旧规删繁就简，又担心原文不完整，引起嫌疑和诽谤；想要仍按旧规全部写出，又担心劳累圣目，心中不安。又担心重要情节混杂其中，一时难以指出。因此臣现在想奏请：除复奏小事的普通奏本照常全部书写外，如果遇到大事，在照常全写的详细奏本之外，另将有关原情的要紧内容以及当前应办的紧急事务，另具一帖；或者仿照现在揭帖的字样，或者依照宋代臣子贴黄的办法，随同奏本一并封好，并在奏本正面题写‘便览’二字，以区别于其他奏本，便于抽阅。伏愿陛下阅览之后，仍将照常写出的详细奏本发下去议处，把另具的便览本留在宫中省览。中间如果有事情没有说尽，可以在详细奏本中查对，就能知道；这样或许可以使圣目不劳，而圣心容易裁断。因系请求明确另具便览的事理，不敢擅自方便办理，谨此题请，请皇上审阅，奉圣旨：‘今后凡是关系重大的事情，另具一帖，正面写“御览”二字；略节本用四字，盖一颗印，之后不用印，只写堂上官的职名，不必使用“谨具题知”这样的格式，只以辞意结束作为结尾，以便朕能够仔细阅览。其他寻常事务，不必为此烦扰。还要通行部院等衙门，都照这样办理。’钦此。安抚处理夷情，以安定地方的奏疏

译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的兵科抄出、巡抚四川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唐凤仪题报前事，内容如下。经全面查阅案呈送到本部，奉旨得知：巡抚四川都御史唐凤仪、巡按四川监察御史戴金、巡按贵州监察御史陈讲，都题报了芒部前述事情。他们的主要意思都是想停止用兵、使百姓得到休息，并说要平息祸乱的根源，没有比恢复陇氏后裔的土官更好的办法。如今提督兵部尚书伍文定已经奉旨召回，军队已经停止行动并各自解散，此外没有别的议论。只是关于革除流官、恢复陇氏土官这一节，关系地方大局，事情重大，臣等不敢轻率办理。切实说来，治理土夷的方法固然应当因循其风俗、顺应其情势；平治土夷的叛乱，更应当追究事情的先因，并考虑以后的后果。查得芒部地方自成化、弘治以来，已故土官知府陇慰以及掌管印信的长男陇庆、权掌印信的侄男陇福袭授知府，次男陇寿，父子四人活着时屡次上奏称：本府地方广阔，蛮夷众多，抢劫仇杀，不能管束，请求将其地分立四个长官司以及四个土巡检，分别管理地方；又想在府中设置一个千户所和官军，以控制管理府治。至于贵州毕节一路地方的兵备、守备官员，每年都常常声称芒部等府的夷民在道路上打劫、焚烧屯寨，多次催取四川的守巡兵备官员到那里安抚处理，并不是因为现在设置流官以后才有这些事情。假使那里的远方夷民一向安静守法，不作盗贼，那么贵州这一线的地方何必分设镇守、巡抚、三司、守备、兵备等官在那里控制治理呢？分设的官员像棋子一样遍布各处，而所属地方一有盗贼就归罪于邻省，请求朝廷发兵，那么此前设置这些官员又有什么用呢？如今任事地方的官员不追究事情的原因，只把责任归罪于前任官员，这正是所谓‘治理不如推诿’的说法。士大夫都存有这样的心思，把国事置之度外，恐怕不是天下的福气。陇政争夺袭职而构成乱事，朝廷用兵诛灭陇政；陇寿势力微弱，袭职后又被杀，陇胜如果是他的骨血，夷民信服，此时正应当奏请袭职。然而当时陇胜才九岁，群夷却说他是陇寿在世时过继的阿济的兄长之子，又说是阿济的幼子，夷人不服。先任都御史王軏不得已，才奏请设置流官知府，并将该地依照夷民所信服的情况，分立四个长官司来管束，难道是他喜好功名、故意生事吗？流官可以设置，但巡抚王軏、总兵何卿随即离任，这就好比造弓的人刚把筋、胶、木材配合好，便让弓脱离弓檠；要想使弓坚固长久而不反弹变形，几乎不可能。这就是芒部再次发生叛乱的原因。然而这次叛乱，是因为试任知府程洸迂腐昏暗、不能妥善处理而造成的，不过是沙保一支驱逐官员、劫夺印信罢了。就拿今年春天攻打毕节关厢的事情来说，也不过一百多人，混杂着盐仓、水西等处的夷人；而王俊、杨仪等听到消息后惊惧胆怯，不敢说一句筹划御敌的话，竟私下答应把官印给他们。既然已经答应给官印，就无法为自己解脱，于是便虚张声势说围城数日，借此把罪责推给邻近边界，并请求四川协同征讨。盗贼明明在关厢，守城的人只是闭门不敢出城抵抗；人数不是几万人，哪里能够围城呢？御史戴金所奏说得很明白，与本部访查所得完全相同。这就是追究事情的先因。各夷前些日子既然说陇胜是陇寿的养子，民心不服；如今又说他是奸人生的儿子，或许难以确定坚持；又含糊地称他为陇寿的支派后裔，都是想恢复土官。过去陇寿、陇政都自称是知府陇慰的儿子，头目各自有所依附，彼此仇杀，经过二十年的大规模征讨才平定。如今陇胜或许不是陇寿的儿子，却突然恢复他的土官职位；那个孩子什么也不懂，落在怀德长官阿济手中，土官之职也只是由阿济替他谋取罢了。其他三个长官司所统辖的各寨不服，或许又各自寻找一个姓陇的人说：‘这个人才是应当立为土官的人。’那么先前陇寿、陇政战争的祸乱，如今又将重新开始。臣等今天实在不敢轻易议定这件事，将来也不敢亲自承担这个责任；这就是考虑后果。实在没有别的办法，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如今议论的人说，各邻境土官看见芒部改设流官，都抱有不平；又说土人终究害怕流官管束。臣等诚愿陛下先降下一道敕令，交给镇守、巡抚官员，令他们传谕四川永宁、乌蒙、乌撒、东川、播州以及贵州水西各土官衙门，赐给他们确定的约定，大意说：‘我祖宗任用、建立你们各土官衙门，原本允许世袭。今后除非你们叛逆、抢劫、杀害我中国地方百姓，以致应当灭族；其余争夺袭职、仇杀等事情，若不听从抚处，或者经过征讨剿灭，就在原土官的房族或有功头目中，听凭你们土民所信赖的人继续授予土官职事，并不改设流官，以安定你们的心。’然后责成四川镇守、巡抚官员，将芒部府旧印和镇雄府新印都拘送布政司收存，并告知当地原来的情况。对于所设四个长官司以及各寨头目，要对他们说：‘朝廷并不是贪图你们的地方，只是想平定你们的祸乱。你们如果各自守住土地，管束人民，供纳差发，三年之内保证没有一个人作乱，就听凭你们直接隶属布政司；无论四川还是贵州，都随你们的愿望，不再设置府治来管束你们。如果你们四个长官司同心协力，自愿恢复由土官知府管辖，就为你们奏请恢复；如果立了土官而愿意服从流官，就设置流官，也都听凭你们的愿望。三年之内如果有一人作乱，就把你们三人一同灭掉。所分得的地方中，如果有人为官府平定乱事立功很多，就升他的官，安抚、宣抚以上的官职都可以逐步获得。如果再像以前那样反复不定，朝廷必将大举发兵征讨，一个人也不留下。’既然这样把利害关系明白告诉他们，至于陇胜，就送往四川布政司拘留管束、加以教育，等待另行处理；程洸则押送吏部听候任用；李曜则授予邻近府的原职，以表示朝廷再无设置府治的意思，希望他们心里自然服从，地方自然安定。三年以后，是恢复土官、恢复流官，还是只分立四个长官司直接隶属布政司，都听凭地方镇守、巡抚官员依照当地风俗妥善决定，然后奏报施行。

译事情只要求保证地方永远没有变乱，臣等实在不敢预先固执地限定办法。至于各官奏请把贵州以西的兵备移驻毕节，与四川永宁参将互相联络、形成表里这一节，本部先前已经题奏并奉钦准，此外没有别的施行事项。但各省参将、兵备官员如果有不称职的，就应当由各抚按官奏请改任他职；并推荐可以任用的人奏请代替，或许能够使抚处之事得到合适的人办理，使地方信服，免得轻率用兵。再查御史戴金参奏贵州兵部副使王浚、参议杨仪、佥事龚亨、都指挥李宗佑夸大贼势、虚报军情请求发兵，希望以不称职罢黜他们，作为臣下庸碌误事、欺骗上言而误国的警戒。其中王浚、杨仪、龚亨三人都是文职，杨仪奸诈贪婪的名声一向显著，如今考察期已近，应由吏部、都察院径自查照办理。李宗佑属于军职，本部应等候命令下达，革职遣回原卫闲住。奉圣旨：‘卿等所奏，都是安抚处理夷情的方略。写成敕令，传谕各上官衙门，依照拟定办法办理。至于地方应否恢复设置土官，或者改设流官，还是只分立四个长官司加以管束，这些事情不能从远处估量，应令四川、贵州各镇守巡抚官员议处妥当后奏报，听候裁定，务必谋求长久而没有祸患。’ 王浚、龚亨免予追究，各罚俸三个月。杨仪奸诈贪婪的名声一向显著，着令吏部考察后裁定。李宗佑革职，遣回原卫闲住；其余依照拟定办法办理。钦此。遵照明白的诏旨，陈述民间隐情以救济灾荒的议疏 车驾清吏司案呈：据礼部精膳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送来的礼科抄出，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地方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唐凤仪题奏圣旨：直隶扬州府申报说，所属高邮、海州二州的宝应、皋虞、兴仪、真江、都五县，额定饲养黄牛、公牛、母牛共四百二十一头，每头分派十名丁夫饲养，共占用四千二百一十名丁夫。每年把繁殖的牛犊解送南京光禄寺酒醋面局、珍羞署等衙门，专供挤奶、拉磨使用。府属地方低洼潮湿，水草不适合，牛每天常有倒毙，所产牛犊全都矮小，往往验收不合格，只得退回另行购买。被揽头勒索刁难，买一头公牛要用银二十多两，买一头母牛要用银十二两；原来的牛不过卖一两二两银子，养牛户只得借京债，承担沉重的包利息。至于卖儿卖女，才勉强足以赔补；而且牛只与种马相比，每年花费的草料更多。是否可以把现有种牛折价入库，听候解送有关部门？以后凡遇到征取，议定价格，通融分摊给各州县原来饲养牛只的牛户，折价出办、解送有关部门，再转发光禄寺等衙门，直接令牙行收买供应。这样或许可以免除养牛的费用和解牛的痛苦，实在是官民双方都便利。又奏报直隶凤阳府申称：所属州县额定饲养公牛共一千一百九十四头，每年分派解送南京供应牛一百二十二头。近来由于各州县频繁遭受灾害，大多倒毙、遗失、瘦弱、损耗；一遇征取解送，路程长达千里，山路崎岖，不能牵赶，只得征收银两，到接近京城的地方用高价寻找购买；原来的牛仍留在民间饲养，全年耗费损耗，有害而无益。何况今年又遭受重灾，田地已经荒废，百姓全都缺粮，将来的情势实在不堪设想。是否可以免除对倒毙、遗失、亏欠牛只的追补；现存的牛折价入官，或者买粮备作赈济；每年征取之时，只按价格征银解送交纳，这样或许可以缓解百姓的困苦。又奏报直隶庐州府申称：无为、六安二州以及合肥、舒城、庐江、霍山、巢五县，额定饲养黄牛、公牛、母牛共二百八十三头，近年倒毙、遗失、亏欠数量很多，民间贫苦，追补难以完成。征取解送时也多已瘦弱不堪，如果改为按价征银解纳，最为妥善便利。直隶滁州也作了同样申报。又奏报直隶和州申称：摊派祭祀用的茧角牛犊二十七头，逐年征取解送，途中多有不适应水草，或者因暑热潮湿而受损，不能承受负担；是否可以改为征银解纳等情，据此呈报。治理政事的原则，必须求取对国家有益、对百姓无损的办法，这样才可以施行。如果对百姓有损，那么即使对国家有益，君子尚且会认为难以实行，何况既损害百姓，又无益于国家呢？因此，应当寻求变通办法，这是明白的。国初在南京建都，所以附近的扬州、庐州、凤阳三府和滁州都分派饲养上述种牛。后来迁都北京，各地供应支用都经过裁减，只有种牛仍然沿袭旧制。把民间十名丁夫编派来养一头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费用无法计算，实际上只是想繁殖牛犊，以供光禄寺等衙门使用罢了。又因为土地低湿，水草不适合，所产牛犊全都矮小，验收不合格，于是又命令另行变换；这样，繁殖一头牛还要另供一头牛。加上多年揽头垄断行市、压价强卖，买一头公牛要用银二十多两，买一头母牛也不少于十一二两，百姓不变卖产业、卖掉儿女，又怎么能够办纳？这对国家只是虚文，确实没有益处；对百姓却是实际祸害，确实有所损害。何况政务有轻重，事情有缓急；如果和州的茧角牛犊是供郊祀使用的，最为紧急、最为重要，不可以缺少。至于南京光禄寺等衙门所需的牛，不过是用来挤奶、拉磨，这就有所不同了。近来各地遭受灾害，已经上达圣上的忧虑；皇上大为发布恩诏，广泛施行蠲免，重申赈济命令，并且谕令抚按官员，如果有消弭灾害、救济荒年的良策，以及对百姓不便的事务，都要分别条陈具奏，采择施行，以符合朕体恤百姓、巩固根本的心意。钦此，谨遵奉行。臣切实想到，其他地方遭灾不过一年、两年，而本地方从嘉靖元年直到现在，总共已经七年了。其他地方干旱未必水涝，水涝未必有虫蝗；本地方却是旱灾、水灾、虫灾、蝗灾一齐发生、交相侵害，百姓的苦难为什么竟到了这种极点呢？总而言之，各种不便本来不是一件事能够说尽的，种牛是其中最大的一件。消弭灾害、救济荒年、体恤百姓、巩固根本，也不是一件事能够全部做到的；处置种牛同样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过去光禄寺各种料品都征收实物，近年改为折色征收的多了，各府所议将应当解送的牛只折价征银解送有关部门，再转发各该衙门购买使用，事情正合乎道理，可以采纳；这样或许能够使公私双方都不失当。除和州的茧角牛犊以及把种牛折价一事，臣都不敢轻率议定外，伏望陛下俯念百姓的艰难，更加广施恩德。

译因此特意请求敕令有关部门议定：是否可以把扬州、庐州、凤阳三府以及滁州名下现存的种牛加盖印记；对于亏欠、倒毙、遗失的牛只，免予追补，等到年成丰收、百姓富裕时，再另行办理。每年应当解送南京光禄寺等衙门用于挤奶、拉磨的牛只，议定一头公牛的价格和一头母牛的价格，令原来的州县平均分派给各牛户，以折色出办、解送有关部门，再查明发给该衙门，直接召集牙行收买供应，作为每年的常规。所产牛犊听凭百姓自行处置。这样，国家得到牛只的利益，额数也不会缺少；百姓没有养牛的祸害，征办也得到补救偏失、挽救弊病的办法，就是如此。臣为国家、为百姓恳切至极，不能胜任，乞求皇上采纳施行等情。题奏奉圣旨：‘交有关部门看了来奏。’钦此，谨遵奉行。抄出送到本司查得：庐州、凤阳、扬州等府及滁州等州额定饲养的牛只，隶属兵部，由本司掌管办理。因此，除禀报堂上官外，合用手本连同原抄送往兵部车驾清吏司，烦请查照直接办理等情。据此办理。又查得，先前为议处积弊、便利供应一事，嘉靖五年正月，光禄寺卿崔杰等题称：顺天等府所属解到的乳牛，每每被揽户勒索解送人的价银八九两；到寺验收几天后，牛奶已经用尽，无法再取，反而要用库中铜钱买奶。是否可以今后每头乳牛连同牛犊折价银六两，买奶供应使用。又查得，关于奏明重大事务、请求圣上裁决以帮助修省一事，嘉靖七年十月，南京礼部等衙门右侍郎等官顾等条陈：南京光禄寺旧额公牛、乳牛四百多头，每头每天供应饲料豆三升、草十五斤；解到不久就瘦弱、倒毙，多半是因为养牛的役夫克扣草料。如今煮酒等项目仍在北京，牛只难以继续维持原来的数量；本部奏覆并咨行南京兵部议处裁减，已经题准通行。如今根据前项事情全面查阅案呈，送到本部，奉旨得知：巡抚凤阳都御史唐凤仪题称，庐州、凤阳、扬州三府以及滁州地方连年遭受旱灾、水灾、虫灾、蝗灾，百姓苦难无穷。现已奉到皇帝的恩诏，抚按官员如果有消弭灾害、救济荒年的良策，以及对百姓不便的事务，都要分别条陈具奏，以符合朕体恤百姓、巩固根本的心意。他请求将上述地方现存的种牛加盖印记，亏欠、倒毙、遗失的牛只等到丰年再行买补；应当解送南京光禄寺等衙门的公牛、乳牛，议定价格，行令原州县平均分派给各牛户，折色出办，解送有关部门查验发给，召集商人收买供应。这无非是救济荒年、体恤灾患、革除弊病、安定百姓，体现皇上的德意、巩固国家根本。臣等过去任职南京，也看见每年冬春时节，内府抬出的饿死牛只接连不断，令人悲悯；想到这些牛都是民间破产竭尽资财解纳的，最后却全被丢弃在沟壑中，既不计较昂贵价格给百姓造成的负担，又在官府那里轻易抛弃，实在非常可惜。现在本官奏请，养牛户可按规定折价缴纳，每年解送光禄寺等衙门收贮，临用时再买牛，这样官民两便。查得南方牛只与京畿附近的牛相比，高大程度不到一半。如今在京光禄寺奏定：每头乳牛连同牛犊折价银六两；相应地，原定各地应解送南京光禄寺的牛，每头阉牛从宽也折银六两，乳牛连犊折银五两，都令养牛户凑办，解送南京兵部，再转发光禄寺等衙门召商收买备用。又考虑到茧角牛犊是为郊庙大祀准备的，虽不敢轻率议论，但若解到那里饲养数月，牛长大了就不再是牛犊，角也长大了就不再是茧角牛，便不能使用了。何况还有克扣草料粮食，导致牛只瘦弱死亡，因而亵渎神灵、御用之物的弊病。所以还不如每头折解银五两，临时选择购买。况且和州只隔着南京一江，或令民间饲养，临时取用，也都便利有益，恳请圣上裁决。然而臣等又听说《尚书》说“只有君主享用精美饮食”。如今南京光禄寺所用的乳牛、阉牛若干头，挤乳、拉磨，原本都是供尚膳监使用的。现在皇帝车驾在北方，不知这里谁敢享用这些东西，可是牛只仍像从前一样多；至于每年南京郊庙大祭有几次、需要茧角牛犊多少头，臣等都无法知道确数。只有皇上明察事体、确定名分，节约费用、爱惜百姓；若有可以裁减节省的事项，特敕南京礼部、兵部查明处置妥当后奏请定夺，那就尤其是臣民的大幸。此事关系到遵奉明令陈述民间疾苦以救济灾荒，以及奉钦依由有关部院传令说明事理。奉圣旨：准许议定施行。钦此。《胡端敏奏议》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胡端敏奏议》卷十 明代胡世宁撰 回人进入边境，官军将其击败斩杀，他们退去。随后递送番文，请求索取被羁留的夷使的奏疏【官职同前】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兵科抄出的整理甘肃地方粮草、修举屯政一事。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刘天和上奏说如此如此，奉圣旨：兵部知道了。钦此。又从兵科节录抄出提督陕西三边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王琼，以及甘肃镇巡等官、都御史唐泽等，分别上奏同一件事，都奉圣旨：兵部知道了。钦此。又据陕西巡按监察御史熊爵上奏称：副使赵载才智谋略出众，年富力强，长期处在孤悬的地方，养成了精锐的军队；学问正大而议论纯正，熟悉宪体而政务娴熟；训练、驾驭官军，使他们畏惧威严而感念恩德；安抚处置宽严得当，边疆各地听到他的声名就知道警戒，真是济世奇才、当世大器。游击将军彭濬谋略一向著名，勇敢谋略超过常人，督战有方，转眼之间便身先士卒；责备告谕合乎义理，不到一天便取得胜利，击败强悍的夷人。所获功劳虽说不多，但军队士气自然增加百倍。请求将赵载或提升为按察使，或授予都御史职衔，仍令其驻扎肃州，他一定能振奋军威、扫荡敌患，建立奇功等情由。奉圣旨：兵部知道了。钦此。谨遵圣旨抄送本司。查得，先前因远方夷人多次请求通贡，酌情定处此事，提督尚书王琼等上奏说：吐鲁番夷人自正德年间以来，安抚处置失当，关闭关隘、断绝进贡。幸而公论没有泯灭，大家都认为不能永远断绝，应该派人前去省察晓谕，令其输诚服罪，准许照旧通贡。如今幸而吐鲁番苏勒坦莽苏尔一旦悔悟，听从诏谕，献还哈密城池以及抢去的人口、器物等，并携带方物请求讨取赏赐，各夷都已经归化。诏令所说先后各批贡使，分为两批，照例派官员伴送进京；贡使返回后，查验放行出关。本部依拟覆奏，分段奉钦依。其意是：吐鲁番酋长世代凶恶，先前议定关闭关隘、断绝进贡；近来因守臣接连奏报其再三请求进贡，屡次降旨要求镇守、巡抚等官察看其确有悔悟实情，取得有印信的真实番文，回奏以后，才准许通贡。如今既经提督等官详细审察，确认没有欺诈，准许验放入关，但要分为两批，派官员伴送来京。若事情发生变更、形势出现窒碍，也要据实说明，务求处置妥当，不可拘泥于前言而留下后患。钦此。除已经通行钦遵外，现将前因一并查核，案呈到部查覆期间，又据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霍韬上奏夷情一事，其中说：永乐年间封哈密为忠顺王，一是为了截断北方敌人的右臂，二是为了破坏西戎的相互结党。对外联合各部落，察看他们的逆顺而加以抚驭；对内作为甘肃的藩屏，守卫我国边郡。古代帝王制服外族，是安定中原的长久谋略。自从吐鲁番攻破哈密、夺走我国金印、占据我国城池以来，多年经营筹划，始终没有彻底平定。此前都御史陈九畴建议说：“要制服西番，使它献还城池，必须关闭关隘、断绝进贡。因为西番仰仗中国的命令，只有靠通贡贸易；如果完全断绝通贡，它想要茶叶却得不到，就会因发肿病而死；想要麝香却得不到，蛇虫便会成为毒害，麦子谷物也会没有收成。”所以关闭关隘、断绝进贡，就是扼住西番的咽喉，控制它的生死命脉。只是这样一来，西番贡路不通，生路断绝，便常常出兵骚扰甘肃，攻破我国边塞堡垒，杀害我国百姓。边臣苦于无力抵御敌人。后来又有开关通贡的建议，奉有圣旨：“如果吐鲁番悔罪，拿真实番文献还哈密城池，献还人口，就准许通贡。”这是我圣上借通贡的机会，扩大其改过自新的道路，也是中国对待外族的体制。如今西番请求进贡，尚书王琼译进番文十多张，全是外族藩属的言语，没有足以凭验的印信文辞，可知吐鲁番并没有真正悔罪的事实。它尚未悔罪，便仓促准许通贡，恐怕戎人的骄横之心更加增长，日后更难驾驭，边患也会越来越严重，这是第一件可忧虑的事。哈密城池虽说献还了，却没有足以凭验的番文，不知道日后将如何重新兴复，或者竟会出现弃置不问的议论。吐鲁番不守道义，图谋哈密已经很久；如果我们竟弃置不问，它就会更加得意，将劫掠我们的罕东，诱骗我们的齐勤，掠夺瓜、沙以外的地方，连接北境并侵扰甘肃，边患就会扩大，这是第二件可忧虑的事。雅克摩哩是吐鲁番的心腹，拥有帐幕二千顶，声称向我国投降。然而在雅克摩哩那里说是来投降，在吐鲁番那里却说不知道他的去向。从事理看，哪里有拥有二千帐幕、远道前来叩塞投降，而对方竟不知道的道理？怎么知道他不是假意投降，以此诱骗我们？日后侵犯边境时，它就说：“是我收纳了他的叛臣，他来报复。”又说：“我不归还他的叛臣，他也不归还我的哈密。”这样一来，哈密就永远没有复兴的希望了。它拥众坐大，而我们的边患更加没有止息之日，这是第三件可忧虑的事。雅克摩哩投降后，衣粮口食都要依赖我国，费用已经不小了，还可以说这是羁縻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假如吐鲁番拥兵叩关，说要索取这个叛臣，我们难道要把雅克摩哩赶出去交给它吗？它却会诡辩说：投降的人是来求生的。如今把他放出去就是死，他不肯离开，我们难道要跟随吐鲁番把他收纳回去吗？恐怕他会成为内应，形成肘腋之患。吐鲁番在外拥兵，雅克摩哩在内作乱，甘肃就危险了，这是第四件可忧虑的事，也是臣为西部边疆担忧的原因。有人说：如今陕西饥荒，甘肃孤立危险，尚且担心不能保全，纵然放弃哈密也可以。臣却说：保全哈密正是为了保全甘肃，保全甘肃正是为了保全陕西。如果说哈密难以守住，那么既然放弃哈密，甘肃也难以守住，难道也可以放弃甘肃吗？因而放弃甘肃，再连临洮、宁夏也一并放弃，可以吗？西北两边与敌相邻，后退一尺就会丧失一丈。因此，关于边疆土地弃守的议论，不能不慎重。何况圣明在上，将要治理中国、安抚四夷，追复帝王盛业，以增光祖宗，难道反而劝皇上轻易放弃祖宗的疆场吗？有人说：那么汉朝放弃珠厓，宣德年间放弃交阯，难道也不可以吗？臣说：南北两边的形势不同。珠厓、交阯，我们想放弃它们，只是把它们置于教化之外而已，它们并不会毒害我们。西北两边则要凭借险要防守；我们失去险要，敌人就得到险要。

译敌国如果凭险据守，中国的大患就会无穷无尽。宋人在西面失去灵夏，北面失去幽燕，国势便从此振作不起来。然而宋人还拿汉朝放弃珠厓作借口，这种学术足以害天下，难道不可警戒吗？交阯从秦汉直到唐朝，进入中国而成为具有衣冠文物的地区已有千年，并不是土官州郡、教化之外的国家可比。杨士奇援引汉朝放弃珠厓的先例而放弃交阯，这是浅陋儒生掌权，上下贪图安逸，货赂公然流行，纲纪不能振作，竟把版图中十郡之地弃置不守；就像考察建造房屋，只肯打地基，却不肯建堂屋。杨士奇是得罪太宗皇帝的罪人，又哪里值得效法？有人说：哈密自成化九年失陷，二十年收复；弘治六年失陷，十一年收复；正德六年又失陷，承袭忠顺王爵位的人也投降了吐鲁番。如今即使取回哈密，城池也没有人守卫，劳累中国来经营边境，恐怕不是良策。臣说：保全哈密，则齐勤、罕东声势相互联络，西北各边境都受到控制；如果失去哈密，吐鲁番酋长吞并各部戎夷，势力日益扩大，我国边患也日益深重。所以保全哈密正是保全中国，是不得已的事。从前太宗皇帝建立哈密，是因为那里有元人的后裔；其人有力量自立，于是就拥立他，借用一个虚名，而我国享受实际利益。如今哈密的继承人已经三次断绝，上天所废弃的，人谁还能使它兴起？议论者一定要找到哈密后裔才肯拥立，也可见其固执。如果在各夷中寻求一位雄杰之人，足以守护我国城池、保护我国金印、使各部戎夷和睦、修行我国贡职，而且有力量自立，那么就可以因势拥立，固然不必非找元人后裔不可。有人说：弘治六年，吐鲁番酋长要求我国封爵，要求主持哈密。那么当时为什么不趁机拥立他，却一定要寻找元人后裔，开启数十年的纷争？臣说：吐鲁番酋长有吞并哈密、合为一国的意图，那样就会称霸西戎，并且联结北方敌人。当时若假借封爵给他，就像给老虎添上翅膀；若把两国分开而加以控制，也是可以的。如今派间谍告诉各西戎部族：中国关闭关隘、断绝进贡，并不是因为你们各部戎夷有罪，而是吐鲁番不守道义，攻占我国哈密，践踏我国疆场，我们将兴师问罪，所以先关闭关隘，控制它的生死命脉。你们各部戎夷没有罪，不能通贡，实在是吐鲁番造成的。你们各部戎夷如果同心合力，攻破并防御吐鲁番，就封你为忠顺王，授给你金印，让你主持西戎。又因雅克摩哩前来投降，告谕他说：你从前是吐鲁番的心腹，如今投降就是我中国的藩篱辅翼。你有力量在哈密立足吗？如果有，就封你为王。三年之后，如果你能使哈密和睦安定，就授给你金印，封为忠顺王，永远作为中国的屏障；这样，即使哈密王不是元人的后裔，也不失中国封爵的体制。权宜是为了通达变化，变化是为了顺应时势，所以这是边将的职责，是边疆将领在阃门之外的责任，朝廷不必参与知悉，而可以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又有人说：如今暂且忍受哈密，难道是出于得已吗？甘肃银一钱只能换粟二升，军士空着肚子，连救命都顾不上；甘肃尚且危急，哪里顾得上哈密？从前太宗皇帝供给边疆，全靠盐利。他制定盐利办法时，每引盐向边境输送粟二斗五升。因此富商大贾都在三边自行出资、自行招募流民、自行开垦边地、自行种植豆粟、自行修筑墩台、自行建立堡伍；年年收成多，豆粟常常充盈。到了天顺、成化年间，改变了这种办法，凡商人领取盐引，都向户部缴纳白银，商人耕种积粮无所用，便放弃产业回去；墩台于是日渐颓坏，堡伍日渐崩毁，流民日渐离散，边地日渐荒芜。敌人进入边境，一遭战乱，人口日益凋零，地方日益困顿破败。如今千里沃土，已经茫然成为荆棘废墟。稻米一石值银五两，都是盐法更改而造成弊病的缘故。既然如此，要安定边疆、供应军需的长久办法，没有比太宗皇帝的盐法更好的了。臣恭请陛下敕问兵部：吐鲁番叩关求贡，有什么印信和悔罪的番文？哈密城池准备怎样复兴？雅克摩哩来降，他是真心还是虚假，准备怎样处置？务必提出万全之策，不要落入狡猾戎夷的谋略。再敕问户部：甘肃边粮多年缺乏，应当怎么办？眼下救济振作的办法应当怎么办？长久使粮饷充足的办法又应当怎么办？请将筹划上报，听候圣断。臣愚见以为，只要中国尊严安定，万世永远依赖，区区外族夷人的归顺或背叛，交给一声叱喝便可决定，不必劳烦圣明辗转忧虑西顾。为此奉圣旨：霍韬的奏议足见他留心边务。雅克摩哩安置在内地，奸谋深不可测。这份奏本所说的事情，兵部逐一参详筹划，穷究利害，务必制定万全之策，具奏定夺，不得有所顾忌而留下后患。边储、屯种之事，户部议处后再来说明。钦此。钦遵圣旨，抄出送到本司，并呈送到本部。臣等查得，吐鲁番回夷变诈多端，索求没有满足，向来侵犯我国边境。他们只在见到利益时进攻，知道困难时退却。朝廷驾驭他们，也不过是选拔将领、训练士兵，广泛屯田积粮，严格区分夷人与华夏，以断绝他们在内部的间谍；公平施行赏罚，以激励对外抵御。遇到他们来侵犯就杀，逃走奔去的不要追赶。间或有走投无路而仰慕义理来归附的，就安抚并收纳他们，使之成为我国的藩篱。愿意归顺、真心前来通贡的，就以礼相待，用来施加恩信。自古帝王以及我朝祖宗安定中国、抚绥四夷的办法，不过如此。从未听说损耗中国来应付外夷，撤掉藩篱而引来敌寇的。如今查得，吐鲁番自弘治年间以来，连年用计杀害、俘获哈密继承王位的哈尚善巴，不接受安抚处置，甚至想率一万兵攻打肃州。我孝宗敬皇帝赫然震怒，特准谋臣的奏议，拘执其贡使一百八十一人，安置在两广，断绝与它的通贡。吐鲁番于是失去我国的器用、药物，无法生活；各夷都怨恨它，它才悔过，送还善巴。后来又准许通贡，它逐渐得以把奸细安置在我国境内，上至京师，下至甘肃，无处没有它的人，无处不与它勾结并接受它的反间。积累到正德十一年，它大举入侵，意图让原先安置的奸细斩杀巴尔斯、高彦名等人，内外呼应，也采用先前夺取哈密的旧计，轻易夺取肃州；幸亏先任兵备副使陈九畴一时奋勇，打死内应奸细，击退外来进攻的各路贼寇。

译后来又派近处归附的夷兵劫掠它的老营，对外联合卫喇特国人捣毁它的巢穴，吐鲁番遭受重创，于是反而利用内间，使九畴获罪处死。直到皇上即位后才释放他，又起用九畴巡抚甘肃。正逢吐鲁番大举入侵，又被九畴督兵击退，他奏请关闭关隘、断绝进贡。吐鲁番再次施放反间，仍使九畴获罪，并扬言既然不准通贡，就一定要来抢掠报复，以恐吓我国。可是直到现在四年之间，它始终不敢派一骑来侵犯。近来提督等官奏准通贡，将原本准备安置在两广的番使全部准许放回。如今贡使还没有大量入关，吐鲁番又派头目呼哩木纳克、防棱等，以问候、通信、求和为名，勾引卫喇特国数千人，乘夜直抵肃州近城。若不是游击将军彭濬、兵备副使赵载谋略勇武相互配合，平素有所防备；临时遇到警报时，又或者因为忌惮陈九畴以前的祸患，拘泥于守持通和之说，迟疑而不敢发兵出战；再加上没有得到平素受其抚属的番人帮助斩杀贼首，那么肃州城池一定会被攻破，甘州以西五百里的地方也都难以守住。这次关闭关隘还是开放通贡，哪一种有利、哪一种有害，不必等智者就能知道。如今各官的奏文又拿番文中所说的“陈九畴坏事”作为理由，以表明罪责不在自己。既然又说黄草坝堡内有先前前来进贡的夷人三十九人，他们上城与堡外的回贼答话；下城后，便把堡内防守的夷人游军陈经等十九人捆绑起来，抢走其中六人；又经过四顷堡，绑走伏兵游军张桂月等四人，以及夜不收二人。另递来的番书说，防众番王准备了五万兵马，又有五千人到达这里，还口出狂言说春天一起进攻甘肃，你们也把十三布政司的人马凑齐吧。敌情如此变诈，而各官奏文又说各夷答话已经有畏惧悔过之意，又想原谅他们请求通贡的情由，宽宥他们不知情的罪过，仍按原议起送进京，以求停止战争、安息百姓。前后说法若相互抵牾，事情又发生在彼处，臣等实在难以从远处推测。何况圣恩已经准许通贡，番使即将到门，彼处官司顾前虑后，必定不敢贸然逞威，一时拒绝。又何况天朝政令必须前后一致，臣等也不敢轻易议论朝令夕改，突然主张断绝进贡。况且提督尚书王琼才略极大、善于通变，一定有奇谋可以转危为安。只是其中或有臣等通常忧虑所未能想到的地方。再看詹事霍韬的奏议，他为国远虑，情意十分恳切，只是他查访近期事实并不完全真实，臣等已逐项参详。他所说吐鲁番没有悔罪的事实，却仓促准许通贡，恐怕戎心更加骄横、边患更加滋长，确是苦口良药般的忠言。至于他以番文没有足以凭验的印信为疑问，却不知道番文即使有印信，又有什么足以凭验、足以控制其生死命脉呢？大概只要我们识破它的变诈，不落入它的计谋，不因它的反间而怀疑忠臣、放松边备，就可以了。若雅克摩哩原本是它世代的臣属，拥有二千帐幕前来投降，轻率接纳，日后祸患确实难以预测。臣等从前尚未到本部亲自办理此事、详细查究实情时，也同霍韬有同样看法。如今查究实情，雅克摩哩原是我国属番曲先卫的人，被吐鲁番掳去后为其办事；现在派他到我国边境附近求和，不能入境，又不敢因被怀疑而逃避罪责，于是束身归来。事情已经反正，他与亲弟满拉丹珠尔等主仆六人一同归来。随行而来的老弱男女数千人，是瓜、沙属番特黙格图卜部众中的人，这些人边官已经接受，并奏报朝廷，起初并未禁止。如今他们困窘无处归去，而我国的抚处也已确定；近来回人入境，他们已经斩下首级送来报功。若还要驱逐他们，使他们无处可去，势必将恩德转为仇恨，事情的变化值得忧虑。如果再乘他们饥饿疲惫，便加以扑灭，也不符合圣皇的仁德。在这种时候，正应当安抚并收纳他们，以招致那些携贰之人归附，增强我国的藩篱而已。然而臣等一向反复思量，只是想巩固我国边疆、保全我国中国。至于兴复哈密的事情，臣等才力微薄，起初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层。臣等过去的愚见，只听说哈密之地外隔流沙，距离肃州一千五百多里；这与太祖过去在境外四百多里设置太宁都司、太宗又迁置到今天保定的情形相近。太宗起初设置交阯布政司，并在当地设置郡县，后来宣宗放弃它，安南起初还不知道这是放弃祖宗疆土。最初被封为忠顺王的哈密王，是元朝遗裔；我太宗皇帝于永乐二年封他，第三年便去世，于是立他的兄长之子，不久又断绝，后来强行立非其子孙的人继承，前后曾三次被吐鲁番杀害或掳去。如今哈密王自己愿意归附吐鲁番，我们反而想引吐鲁番入境，而当地百姓都四散逃亡，已经没有留下什么人。所以臣等起初也认为，这与开国初年立元朝遗裔为和宁王、顺宁王、安定王的事情属于同一性质；而安定王又在哈密以内，接近我国甘肃，如今都不知道他们的生死存亡。

译因此，关于兴复哈密，臣等起初确实没有想到这一层。臣等又私下忧虑：如果安抚其他番人，让他们在哈密称王，那么如今雅克摩哩主仆六人必定不能前往；由其他番人担任，恐怕强大了就背叛我国、入侵作乱，弱小了就畏惧吐鲁番而跟从它，实在难以保证他们会成为不侵犯、不叛乱的臣民。从前汉武帝开通西域，用来防范匈奴右臂的，正是今天的甘肃地区。如果说复兴哈密就能断绝北方敌人与西戎的联系，从而巩固甘肃、保全陕西，那么如今宣府、大同、延绥三座重镇也不能拦截北方人渡河进入河套。哈密复兴后，其力量难道能胜过我三镇吗？臣等起初认为拥立它没有益处，却每年受吐鲁番挟制；我们以为这是奸人谋利，应当有所觉察并迅速改正，所以没有想到兴复哈密这件事。如今听到有人说是劝陛下放弃祖宗疆场的话，臣等闭口失神，数日不能说出一句话。只是提督尚书王琼和霍韬，向来都有高出世人的见解，不是臣等浅陋昧见所能及，所以希望兴复哈密一事，特别交给王琼在当地办理。如今查看各官奏报的事情，除前次回人入境的实际人数，以及我军斩获、阵亡、被杀被掳的人畜各有多少，有无重大失误而隐瞒不报的情弊，由本部照常行文，命巡按另行勘察核实外，臣等愚见请求圣明赐下一道敕令，特意委任提督尚书王琼，令他会同甘肃镇守、巡抚、主管屯田的御史等官，召集吐鲁番夷使，并责备告谕他们说：“你们前两次入侵，都被我陈都堂击败；后来又奏准关闭关隘、断绝你们的通贡，还打算把你们的贡使全部安置到两广。你们得不到中国的药物器用便无法生活，又因此与各夷结怨。你们多次递送番文请求进贡，却扬言如果不答应就大举入侵；然而四五年间，竟不敢来到我国边境。臣也曾替你们奏请通贡，朝廷疑虑你们过去的恶行，多次奏请都没有准许。如今你们来到我国边境，我怜悯你们困窘，不顾利害，保证你们是真心悔罪、以后不再入侵；朝廷只是相信我的话，才准许你们通贡。如今你们却令呼哩木纳克、防棱等勾引卫喇特数千人侵犯肃州，现已被我军击败，使朝廷因此不再相信我的话，将怎么办？如果这是你们王子苏勒坦莽苏尔的意思，那么新旧番使都应斩首示众。”并将首级悬挂在边关，随即发兵进剿，还谈什么进贡？但我天子是大圣人，以天下为尺度，看你们小夷的欺扰，不过如虮虱在皮肤上搔痒，哪里值得当作大事？只是我国边臣仗义宣扬威严，难道甘心受你们欺骗？你们从前番文中狂言，说要凑齐十三布政司的人马来等待你们，这话我还不忍心奏报。若奏报上去，天子震怒，我只需调发三镇十万兵马，直捣你们的巢穴。你们去问问本国年高有德的人，自汉朝以来，你们番人有谁能抵挡我中国的军队？我还要奏请朝廷拨银十万两、上等绸缎和良马各十万匹，派人晓谕：你们附近各番部中，有能斩你们回回一颗首级的，赏银十两、上等绸缎一匹、良马一匹；有能斩首一千级来献的，就封为忠顺王，让他居住哈密，每年准许通贡，赏赐不断。你们回回的首级还能剩下多少？不过听你们说，前次入侵是呼哩木纳克、防棱擅自所为，王子只是派他来求贡，起初并不知道。又说卫喇特来寻找特黙格，我们抵挡不住，因此暂且不忍治罪你们旧日留在这里的贡使，姑且放他们出关；新来的贡使也放入关。但今后每批入关，只准十人，最多不得超过十五人，其余人数勒令回国。原来携带的贡物都准许查验交割，随同来京，赏赐物品也听任带回本国发放。经过各地，只准一天走一站，不准拖延停留两天；超过三天的，就不再供应接待。敢有像从前那样骄横放纵、不听约束的，轻则编置两广，重则斩首。仍令地方官让先回的番使携带谕令，告知王子苏勒坦莽苏尔。此次入关，如果他果真不知道，就把呼哩木纳克、防棱等戴枷押送入关，以便斩首示众；如果确系卫喇特诱骗煽动而来，就把卫喇特入侵的人斩首一百一十级送来，呼哩木纳克、防棱也免罪。这次贡使既然获准放回，以后不再侵犯，就准许通贡不绝。如果不把呼哩木纳克、防棱等戴枷押送治罪，又不斩下卫喇特入侵者的首级送来，那就明明是王子知情而纵容恶行。这次进贡的人安置在两广，连同赏赐礼物一概不发还；以后再有侵犯，必定按照前面所说出兵征剿。这样责备告谕，或许可以使威严和信义一同施行，他们也一定知道收敛约束。还要敕令王琼务必为国忠心谋划，深谋远虑，尽力寻求兴复哈密及善后办法。除前面所说瓜、沙属番特黙格、噶玛拉图卜等，以及原哈密遗民辉和尔、哈喇辉等因避祸来归者，不准强迫遣返。把哈密驱入虎口，撤掉我国藩篱，损害天子好生之德，反而增加四方夷人入侵作乱的党羽。除此之外，凡是有人属于某一宗族、才力足以服众而能担任首领，并且邻近各夷愿意跟随他建立国家，以及邻近各地各部戎夷中有能共同消灭吐鲁番的，就准许封为忠顺王，听任居住哈密；一切由有关官员安排妥当，确认他能永远成为不侵犯、不叛乱的臣民，然后奏请钦定，颁给金印、封爵。臣等不敢轻率议论，也不敢偏执阻止。臣等又私下估量吐鲁番的声势，它的百姓都安居本土、丰衣足食，不愿意入侵。

译其首领苏勒坦莽苏尔，过去依靠两名大将和卓塔济迪音、雅克摩哩在外统兵，而只派舍音和▯等几名番使在我国充当间谍。如今和卓塔济迪音已经被杀，舍音和▯等已经被诛，雅克摩哩又携带部众归来，它的势力大概也逐渐削弱了。因此它想派五百兵力到近处捉拿雅克摩哩等人，却迟疑不敢行动，反而促成他们来归。何况从哈密到嘉峪关一带有一千五百多里，沿途原有罕东、齐勤等卫，原是我国属番、被它驱使胁迫而供给接应的，如今都归顺我国、叩塞投诚。它前来经过的千里荒地没有物资供给，又经过流沙，无法得到水源，看来它入侵的困难比从前更大。所以现在甘肃所忧虑的不只是吐鲁番，南面有额布勒，北面有卫喇特，都是北方和中部的骁勇强敌；卫喇特又比吐鲁番离我国近得多。从前都御史许进进入哈密城，陈九畴击退吐鲁番，都曾与它结盟为援，如今反而被吐鲁番勾引来入侵。如果让这种情况形成惯例，就非常可忧。应当敕令边臣，不要把能够招致吐鲁番入贡当作功劳，而要把各敌临近、恐怕侵犯我国而难以抵御视为祸患。所以如今应当把通番纳贡作为权宜之计，把粮食充足、巩固边疆作为长久之计。然而使粮食充足的办法，在当前非常困难。霍韬奏请招募商人以盐引纳粮，听任商人招募百姓种谷，确实有益。陛下已经命户部议覆，臣等也有相应的筹划。先前奏议也应由户部议覆，本部查案等待后另行办理。只是就卫喇特前来而被我边臣击退一事来说，它哭诉、怨恨吐鲁番招引它们造成的错误；如果我边臣有见识，正可以利用利益诱导它们，杀掉吐鲁番人，使它们彼此携贰，不再危害我国。这是离间敌人、破坏其交往的策略，即使时日已久，如今仍然可以实行。然而众人都忧虑甘肃的危险日益严重，臣等不自量力，私下有一套转危为安的办法，只在圣明之主居上主持，稍作转移之间而已。大概如今彼处的事情，说法不一，听闻的人多有疑虑。群臣所见，有时真的反被不信，可信的却不是真情，因此朝廷谋议难以确定。而当地的官员、百姓和属番，或许还不知道我皇上的深厚恩德。臣等请求圣明独断，选派御史一人、部属官一员，必须是明白事理、不欺骗上级、真心为国、不随形势改变的人，前往那里，调查边境道路里程、军民疾苦、敌情强弱、各边臣奏章中关于敌人归顺或背叛的虚实等各项情况，研究应当如何处置；各处屯田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开垦，军粮储备应当采取什么办法补足，边防应当用什么办法巩固，逐一查实，分阶段奏报。如果他们先前奏报的事情都属实，原先的处置没有差错，就立即会同镇守、巡抚等官安排妥当，务求坚固长久，不许朝令夕改。如果先前奏报可疑，原先处置不当，就立即奏报处置；仍请求圣上亲自裁断，想到此时正值隆冬，肃州边城极其遥远孤危，又遭受与敌鏖战之苦，命人携带敕谕、缎、布、绢各若干匹，白银一二十万两，前去宣布我皇上恩德和深切垂念之意。其中军民曾经与敌交战、守卫城池的，各赏布二匹；指挥、千户、百户各赏绢一匹；都指挥各赏缎一匹；阵亡和杀贼立功者各赏银二十两，仍记录功劳，应当升迁、世袭官职的照旧升迁、世袭；阵伤者各赏银五两。游击将军彭濬、兵备副使赵载各赏缎一表里。此前所报功劳，勘察属实后，仍依提督尚书王琼等所奏，彭濬在实授都指挥佥事的基础上酌情升一级，赵载升为参政职务，仍掌管肃州兵备。以后两三年安抚处置成功，再依御史熊爵所奏，破格提拔为都御史，在当地巡抚。原先归附、长期居住哈密的遗民哈喇辉、辉和尔，以及先后归来的瓜、沙属番噶玛拉、特黙格图卜等部众，每家都赏布一匹，三名头目各赏缎一匹，并告谕他们：我国天子施恩于你们，远道派官来安抚你们，救护你们的性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新近归附而愿意返回原籍的，听任其回归原籍；不愿回去、不敢回去的，供给耕牛、缎匹和种子，听任他们趁时耕种放牧。为他们修筑坚固城池，约定世世代代做我国臣民，不侵犯、不叛乱。敌人接近边境时，就坚壁清野，使敌人在野外无处掠夺、无粮可取，不能在这里停留一天。敌人若侵犯我国，就由你们出兵从后牵制；敌人若攻打你们，就由我国出兵为你们解围，你我彼此形成掎角之势，永远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他们一定感激喜悦，世世代代成为我国藩卫，敌寇会更加减少，边防会更加巩固。与远道复兴哈密相比，这样用力更少而所得更多。至于雅克摩哩悔罪归正、弃戎归华，情形也值得嘉许，请求圣上施恩，酌量授予一官，特赐冠带、衣服一套。他的弟弟满拉丹珠尔，酌量给予冠带；通事身份随行而来的三四人，都充作勇士，供给粮食，让他们住在甘州两三个月，以此向他们本国人显示恩威，并招引、安抚后来归附者。仍送到京城居住，以考察他们国家的风俗并筹划我国边务，所得益处很多。此事关系到回人进入边境、官军击杀并击退他们，随后递送番文请求处理滞留夷使等事，以及节录奉到的钦依、兵部传令说明的事项和这份奏本。所说兵部应逐一参详筹划、穷究利害，务必制定万全之策，具奏定夺，不得有所顾忌而留下后患。这些事情朕已经看过了。卿所奏叙述哈密、吐鲁番夷情的始末，条理筹划详细周全；所说御敌在于选将练兵、广泛屯田积粮，尤其有见地。这些番夷变诈多端，说大话欺骗迷惑人，借要求通贡来胁迫，恐怕他们递送的番文多不合真实情形。各官先后议论奏报，也相互矛盾。朝廷从宽不再追究，已经敕令尚书王琼，将安抚接待、安置贡使、防御边境、兴复哈密等一切事务处置妥当，不许轻易相信传言而留下后患。如今不必再另写敕令给你们部里，只准备一份行文书给他们，令其遵照前面圣旨，并参照如今拟定的责谕之词，简明告令番酋悔过改心，以求保全。若再积恶不改，就立即奏报，调动大军征讨剿灭；而选将、训练、安抚、征剿，正是提督大臣的责任。屯政、粮草已经敕令都御史刘天和整理；如果再派其他官员前去访察，未必都能得到真实情况，也不是责成办理的办法。仍令他每事用心料理，不许苟且误事。前次敕令的事理照旧施行。雅克摩哩的真伪难以测度，归顺还是背叛尚未确定，着令他与各夷暂且都在当地安置，听候提督、镇守、巡抚官员再行审察处置，具奏定夺。

译辉和尔、哈喇辉等归附已有多年，哪里有遣返回去的道理？彭濬、赵载既然杀贼有功，各赏纻丝二表里。彭濬升为都指挥同知，赵载升为陕西布政司左参政，仍掌管肃州兵备事务。其余功劳等次，令巡按御史从速查勘清楚，具奏升迁赏赐。阵亡、阵伤人员，令镇守、巡抚官员酌情赏赐慰劳，其余事项停止办理。钦此。《病沥余忠疏》臣屡次进献愚昧之言，既无益于施用，蒙受恩典而未被治罪，按道理也应当知道适可而止。然而如今病势困顿到了极点，恐怕一旦死去，终究辜负圣德，所以不敢不说。臣深思，自古上天降生才德非凡的君主，必定使他遇到天下难以处置的非常之事。只有这样的君主用人行政，必定像祖宗创业时那样作为，然后才能保全祖宗的天下。若只是像守成之君那样，只任用因循守常之人，把一切都作为那些只求保住俸禄、固守宠幸者的计谋，天下就危险了。如今我皇上的才德超越古今，实际上却遇到了天下最难处理的非常时期。刚继承大统时，想尊崇自己的亲属，本来是正当的道理，一句话就可以定下来；却因为事情稍有异常，群臣的议论横加阻挠，使皇上困心劳虑，经过多年才得以确定。然而这仍然依靠皇上至孝的天性，不为他人所改变；凡是符合尊崇亲属之意的，即使是疏远的臣子，也一定相信皇上会实行。因此能够定下这一重大伦常、成就这一大孝，都是发自至诚。如今天下百姓困穷，天灾变异和祸患的根源又需要防备，其事之难处，比尊崇亲属难上百倍，陛下一定已经深思了。然而曾经和近臣谋划过，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呢？亲爱亲族而仁爱百姓，道理本来没有两样，只须把这种心意推及他们罢了。陛下只要推扩往日一定要尊崇亲属、成就大孝的心意，转而作为今日一定要拯救百姓、保全大业的举措，那么没有哪一种忠言不听，没有哪一种真才不用，没有哪一种善政不实行，百姓的生计就可以得到救济，大业也可以保全了。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百姓。过去只是一个地方发生饥荒，如今各处都在饥荒；过去只是某一年歉收，如今连年都歉收。臣亲眼看到今年冬天少雪，深恐明年又要干旱，那将怎么办？我皇上仁德极深，天性仁慈，已经大加怜悯，不等别人进言，就发下官银数百万两，到各处赈济，并替百姓缴纳租税。但不知道这些银两是否已经分别送到当地，当地又有没有米可以购买？否则，为什么直到听闻饿死者如此之多，地方官还不体察皇上的心意，预先为此作出预言、预作处置？难道有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吗？只是人们不敢说罢了。臣当然知道我皇上体察上天、爱护百姓的心意，并不比古代帝王差，也不比我朝祖宗差；之所以造成今天的局面，实在是因为臣等所任用的人、所施行的政事不如古人。天下事务都在六部，而六部之中，吏部、户部、兵部尤其重要。臣每日看到廷推所推举的人，都是衰弱疲惫、谨慎沉默、只求保住名位的人；若有一个人愿意尽忠报国、担当事务，众人就嫉恨并诽谤他，大则治罪，小则斥退。如今上天示警到了如此地步，百姓困穷到了如此地步，一旦发生事情，有谁敢于担当？即使有人敢于担当，也必定把他推到外面去，同时在内部阻挠，使他处处受牵制，难以施行，半途而废；既不能退，又不能成事，最终困窘而死。因此众人欺骗陛下说：“这类人不能任用。”近来天下的事务中，有些一个人一个月便能办完的事，必定让众人相互牵制拖延，使它终年累月不能办完；有些一句话一天便能裁决的事，必定让众议纠缠，使它连篇累牍也不能决定。这就是天下事务日益废弛、天下百姓日益因而困苦贫穷的原因。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也是陛下的天下；天下百姓，是陛下的赤子。像从前追尊皇考、圣母一样，他们就是陛下的父母。希望陛下推扩这份心意，亲自作主。臣等身为大臣，也愿都把古语牢记在心：“见到对君主有礼的人，就像孝子奉养父母一样侍奉他；见到对君主无礼的人，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诛除他。”不要反过来行事，以致误了国事。这样任用贤能就不会三心二意，斥退邪佞也不会犹豫，那么天下就能大治。陛下不妨就拿臣世宁任兵部的事，召来主管此事的人问道：“这个人担任这个职位相称吗？天下有事可以把它托付给他吗？”如果对方说可以，就应当再问：“他如此衰弱多病，怎么能让他任职？万一有一天他身死，谁可以替代他？命他赶紧寻找二三人来接替，不能临时仓促，又任用像臣这样的人来敷衍塞责。” 至于其他各部也是如此，户部尤其重要。自从祖宗开创以来，已经一百五十多年，天下疆域和田赋收入仍是这些，而内外各项用度比过去增加了几十倍；即使年年丰收，尚且还不够，何况年成荒歉、赋税无法征收，又怎么能够供给呢？所以一定要得到通晓变通、有才干、把治理国家如同治理家庭一样的人，之后才可以挽救。如今如果吏部善于用人，户部善于理财，那么百姓的生计自然安定，不必担心盗贼兴起，边境物资自然充足，也不必担心夷狄侵犯，兵部就没有什么大事了。不幸的是这两个部有所欠缺，于是盗贼纷纷兴起，边寇交相侵犯，不得已而用兵；还要依靠吏部任用的人来统领军队，依靠户部储蓄的钱财来供养军队。因此臣任兵部，完全仰赖这两个部的供给，不能不说明。有人说，选拔将领是兵部的责任，大概只适用于守边的日常职务。如今军政没有建立，已经很久了。若遇到中原盗贼兴起，只专门命武将出兵，他们贪图功劳、喜欢杀戮，盗贼就很难迅速平定，而百姓的性命已经遭受残害。只有得到能够统帅军队的文臣加以监督统领，才能根据时机、审度形势，安抚与捕剿并用，然后胁从者可以解散，首恶可以擒获，贼寇能够早日消灭，地方也不至于遭受重大残破。陛下不妨问问主管此事的人，如今能找到这样的人有几个？

译在京城储备培养的人才，遇到缓急之事可以任用吗？再拿臣世宁过去所提出的意见，试着问他们：“这个人所说的事情，果真可行吗？他所推荐的人，果真可用吗？”如果他们说不可行，就应当说：“谈论事情却不能采用，是不懂事情；推荐人才却不能采用，是不懂人才。”否则就是挟带私心、欺骗蒙蔽。任用这样的人，难道不会误事吗？应当赶紧寻找合适的人来替换他，何必等他把事情办坏以后才诛罚呢？这样不仅是保全臣，也是保全天下的事务。贤能之人，是天下的利器。早日得到贤能并任用他一天，就能早一天挽救天下的事务，怎么可以因为舍不得臣这样一个衰病之人，反而不顾惜天下的事务呢？陛下若稍加留意，就会知道臣等所任的重要职务中，谁可以任用，谁不可以任用。可以任用的应当加以信任，不可以任用的应当早日罢黜，必定没有不恰当的。用人得当，善政才能施行，百姓生计才能得到救济，大业才能保全。像臣世宁衰弱疲惫到了极点，到任以来办理政事还不到二十天，又卧病超过半月。兵部难道是臣养病的地方，还可以继续任用臣吗？臣病弱胆怯，常常担心耽误天下大事，不敢贪恋职位、苟且容身。希望陛下圣明如日月，将臣的奏言留在宫中审阅，特赐明断。臣强忍病痛，冒死上奏，惭愧恐惧之情难以承受。奉到圣旨：“卿所奏之事，朕知道了。如今边方多事，卿应立即出任供职；如果病尚未痊愈，可以暂免上朝，只在部中管理事务。”该部知道。钦此。竭尽残余忠诚以求采纳选择的奏疏 先前臣世宁初次奉命改任职务，因病未能赴任，私下仿效古人陈奏言事的义理，冒昧陈述十件事情。奏上后奉到圣旨：“卿一向显有谋略，又熟悉世务，阅览奏疏，都是治理国家、筹划边务的深切诚意。涉及兵政的事情，确实要等卿到任以后，逐一审慎处理，推求阐明，依次开奏，听候裁定。其余事项，着有关部门议覆后来说。”钦此，谨遵。臣如今到任以来，办理事务二十天，卧病半月，前面所说的事情还没有逐一开奏，实在是延误；应由其他部门议覆的事情，也没有见到回复。何况如今各处饥荒如此严重，边境空虚如此，而又有人说天灾值得忧虑，倘若一时盗贼兴起，更或者敌兵大举入侵，便会束手无策。臣即使死上一万次，也无益于祖宗的天下；臣忧虑的正是这些，所以连续多日抱病，半夜悲思，不敢不摘取其中紧要的三件事来陈说。事情的紧要之处，一是增加武备，二是任用人才，三是充足边储。而充足边储的办法，又有三项。臣谨遵奉明旨，逐一审处，在原有文字上增删，推求阐明，列在后面奏报。臣深思，挽救乱局就像救火一样；国家养兵备乱，就像人家储水防火一样。火刚刚燃起时，水储存在近处，人力和器具又都在眼前，就能迅速救火，容易使火势停止。若水在远处，一时难以运来，而人力器具又没有预先准备，火势必定蔓延燃烧，便难以扑灭。如今处在这样的时代，养兵蓄将、谨慎储备粮食，不能有片刻懈怠。臣如今衰弱到了极点，病势又重，势必难以再次出任，以报答陛下。至于延误国事，即使死了也难以忘怀。因此今日冒死上奏，恭请圣明采纳裁择，天下幸甚。具体计策如下。一、增加武备。往年招募增加的京军两万多人，都是骄惰而未经过战阵的人，遇到缓急难以依靠。如今不如在辽东、大同、宣府三镇各增加游击二员，在山西、蓟州各增加一员，每员各统领精锐士兵三千人。平时便与原有游击轮番两员，驻扎在京城近郊，另设营地操练备战。若遇中原盗贼兴起，或大敌侵犯边境，就一并调往某一处防守作战，不超过半个月便可集合。这就是在缓急之际内外都有依靠，正如臣所说的水储存在近处、人力器具都已准备，遇到火灾容易救治，不致蔓延；与只命将领带京军出京、徒有声势而实际无用相比，差别实在太大。游击应命各边镇巡抚推举，精锐士兵则在各边选募；每月粮饷、行军粮食以及冬衣赏赐，都与正式军队同样供给，并命户部按照数额在各边增加拨给，以免发生差错。一、任用人才。如今天下士人的习气因循守旧，大多依附逢迎、只求自保；能够舍身为国、折冲御侮、平息盗乱、安定百姓的人，极为难得。如今在朝中文职官员中，只有李承勋、伍文定二人能够统领军队，但他们的职位和声望都已经很高，小的防务不宜轻易让他们出任。国家养兵蓄将，不能一天没有可用之人。近来辅臣曾奏议，长期想要推荐人才，却一直没有推荐，大概是因为这样的人难以了解，即使了解也还没有试用；而已经试用并见成效的人，又多有小的过失牵连，不敢推荐。然而一旦发生事情，将怎么办？臣访得原任都御史马昊、陈九畴二人。马昊先任佥事，在四川杀贼有功，历任升为巡抚；后来因征讨叛夷，被人通过权奸的关系诬奏逮捕到京，罢职闲住。陈九畴先任兵备，突然遇到番戎入犯，内则诛灭反叛的夷人，外则击退强敌，却被番使舍音和▯等施行反间、构陷离间。后来任巡抚，大败番众，又偶然因上报功劳的差错，以及被奸邪之人聂能迁等施行反间、散布诽谤，逮捕后发配充军。臣认为这两个人应当收复起用，在京城不拘大小职务，作为应付缓急的储备。又有原任副使施儒、杨必进二人，都先任御史，后来升任兵备，也都曾有杀贼安民的功劳。杨必进只是有一次误弹劾一人的过失，施儒则因禁止民间怪异风俗一事受到诽谤，以致考察后闲住。臣认为这两人可以恢复原职，再考验他们的才能和功绩，然后加以任用。臣并不是说这四个人就足以囊括天下人才，而是说千里马尚未找到，先买下马骨来招致千里马。四人之中，陈九畴最为出色，但屡次遭到治罪罢黜，众人多有怀疑。过去唐代郭子仪推荐李光弼，宋代吕夷简推荐范仲淹，都是把国家的危急放在首位，而抛开个人仇怨。如今大臣们都公正忠诚、以国事为重，并非对九畴有私下怨恨，只是因为他的仇敌施行反间得逞，一时难以解释罢了。有人说臣屡次推荐九畴，不顾违背众议的罪责，必将遭受重祸，臣难道不忧虑吗？只是如今文武将帅中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即便有这样的人，大家也将因为惩罚那些尽忠而获罪的人，使得没有人肯为国捐躯。这正是臣不得已发言、顾不得个人祸患的原因。臣私下有个比喻：主人有十个仆人，其中有一个不偷窃，众仆都嫉恨他，邻里的盗贼也诽谤他；这些话被身边的人听到，便信以为真，告诉主人，于是主人把这个仆人罢黜了。老仆人说：“唉，这一个人受了冤枉，倒不值得过分可惜。”可是从今以后主人家一有事情，大家都把这件事当作戒鉴，没有人敢尽力做事，实在担心主人和仆人因此渐渐衰败。老仆人就是这样。

译这就是臣整夜哀号、想要替他申辩却又无法做到的原因。希望圣明察知臣的这番心意。一、充足边储。如今边地储备最为困苦不足，而充足边储的办法有三项：第一，扩大屯田。谁不想扩大屯田呢？然而每次派官员督促劝导，屯田仍不能增加，是因为急于征收田赋、取得利益。年成收获并不固定，而租税却有固定数额，那么开垦者利益尚未得到，祸害已经随之而来，所以百姓不敢开垦耕种。如今若查照北直隶地方，依照钦奉太宗皇帝圣旨的事理，听任各屯原有额数中荒废的田地以及空闲土地，不论土民、客民、官户、民户、军户、舍余，都尽力开垦，永远不征田赋，那么只有利益而没有祸害，人们就乐于兴办耕种了。贵在广泛种植、多获收成，使民间米谷价格低廉，发放银两便可以买到粮食，边储就容易充足。至于从南方谪发到边地充军为民的罪犯，应责令拘解他们本房真正的家属，到达当地后全部拨给各武职名下，作为伴当，责令管收，使他们开垦田地；同时按照姓名代替他们在原籍出军役、充当伴当守卫。这样他们势必难以逃跑，人口可以逐渐增加，耕种也可以逐渐扩大。如今听说户部刚开始议覆，又查出水乐二年曾下令：各卫所屯田官员、军余和家人自愿耕种的，不拘田亩多少，任其开垦，收获的粮食归自己收取，不许比较追征；正统四年又下令：大同、宣府、辽东、陕西沿边的空闲地方，允许官军户下的人丁尽力耕种，免纳粮食。这就说明臣前面所奏听任开垦、也不征税，确实是旧例可以实行，有益于边储；而有关部门又想提出两种请求，或者听任开垦、永远不征税，或者等三年成熟后征粮，那么正如臣前面所说，年成收获不固定而租税有固定数额，百姓就不敢开垦耕种了。希望圣明俯念边地田地荒芜已久、储蓄日益空虚，特别依照臣的奏议施行，地方将十分幸运。第二，兴办盐利。如今天下人口比国家初建时增加了几十倍，吃盐的人多了，所以现在私盐盛行，而官盐并不是卖不出去。所谓私盐不禁，就能阻碍官盐销售，不过是沿袭旧时的说法。因此如今应当在原定额数之外多开商中，不限制盐引数量，听任商人买补。若担心权势之家占据窝场、独占利益，那么每年开中时，只把盐引发到边地，交给巡抚都御史和管粮郎中，听任他们在那里招募商人，责令限期完纳粮食；完粮以后才填发盐引，超过期限不能完纳的，就转给别人。若都御史、郎中招募商人时容许私弊，导致粮饷迟误，听任巡按御史查究，那么自然没有这种弊端。至于灶户煎制的私盐，应在盐场出口的总路设置关卡和市场守把，只许卖给持有盐引的商人；当地军民愿意购买的，也必须向官府纳钱取得盐引，然后才允许购买。这样，公私盐利就都归入国家使用了。不过还必须灵活调整盐引的价值：向边地输送粮食的人，要根据路途远近、米价贵贱，加倍或减半其盐引数额；如果还能够先在本地缴纳银两取得盐引，也应根据旱涝和盐价贵贱，随时加倍或增加其数额，并且允许延迟支取盐引。这样商人会更加积极向边地输粮，灶丁更有利于煎盐出售，军民也更容易吃到盐，巡逻士卒可以减少，盐徒造成的意外祸患也可以消除。这对上下双方的好处，远不止这些。第三，预先收购粮食。平时边粮不肯趁价格低时预先购买，等到用兵时才发银高价买粮，而且逼迫百姓强行出售，公私劳费不可估量。如今应当精心选派各边负责粮粮的官员，责令他们每月报告米价贵贱，每年报告田地收成丰歉。若遇到丰收、米价低廉之时，就借拨数十万两官银到当地，多收购米谷储存在仓中；如果估计今年收购的粮食可以够用两三年，就应当从今后两三年应发的粮银中扣除。又在其他边地米价低廉的地方收购粮食，查考应当解送边粮的地方，若当地米价昂贵，就酌量折合银两解送边地，以备购买粮食。这样通融筹划，务必使远近官民都便利，使边粮容易筹集积储，这也就是治家的变通办法。但收购粮食全在于官府立法简便、革除弊端、严明法令；不许压低价格、强行勒索，使粮食难以收取，以致损害屯田农民，之后才可以经常收购。臣听说今年辽东米谷非常便宜，只发一年的银两便可以买到两年的用粮，从而两年可以不再发银。其次是宣府、大同，米粮还可以买到，也应当派官员把银两运到那里，预先收购米谷，以备客兵和增援兵马使用。至于延绥、宁夏，每一两银子只能买五七斗米，甘肃每一两银子只能买二三斗米；但听说那里尤其缺乏，军士不能空着肚子作战，也应由户部派官员带银两到那里，多方设法，在有米的地方高价收购，再雇人转运到那里，以救济其危急。奉到圣旨：“卿所奏之事曲折详尽，忠诚恳切，朕已经知道了。增加武备确实是急务，但边兵没有战事时难以调动；现在团营已经各自选有听征官军，正是准备应付缓急之用，只怕没有切实操练。应当命坐营听征将官另行编营操练备战，务必做到号令严明、武艺精熟，一有军情就让他们率领出战。如果原任将官才力不相称，就另选合适官员替换统领。马昊屡次经各官推荐，已经召来京城听用；陈九畴罢黜一事，施儒、杨必进二人，着吏部查明他们被黜革的缘由，应否起用，具奏听候裁定。充足边储一事，三项办法由户部议拟，斟酌奏请施行。”钦此。如实陈述病势，早日请求准许有人替代任职的奏疏。臣长久患病体弱，不能胜任重任。从前在病中，奉旨改任现在的职位，臣竭力具本三次辞谢而未获允许，只得强忍疾病到任，仅仅办理事务二十天，疾病突然加重，只得回家；臣上奏说病危，请求恩典急救残生，解除官印以调养。奉到圣旨：“卿有疾病，暂准在家调养，痊愈后立即出任供职，印信照旧掌管。吏部知道。钦此。”臣的病没有痊愈，恐怕一旦死去，终究辜负圣德。臣奏请倾尽余忠，又奉到圣旨：“卿所奏，朕知道了。如今边方多事，卿应立即出任供职；如果病尚未痊愈，可以暂免上朝，只在部中管理事务。吏部知道。钦此。”臣听到命令，感愧得泪流不止，心中如芒刺在背，激昂奋发地想要报效，却又困顿憋闷，难以支撑。以前的疾病只是见人临事时一时心悸难受，闭门静处时，还能披阅文卷、修改签拟奏牍。如今则连文案一个字也不能详细审阅，公私一件事也不能酬酌处理了。部中的事务全靠僚属应付，近来臣所上的两道奏疏，都是日前拟好稿子，等到斋戒祭祀结束后才敢上奏。臣实在病势严重，不能再出任供职。边方多事，兵部责任重大，希望陛下早日选拔贤能，替代臣原来的职位，以免耽误大事。

译至于臣这副病体如此狼狈，客死他乡也无益于国事，恭请圣慈怜悯，早日放臣还乡，使臣能够登上一条南归的船，或者回到家中见父母坟墓一面再死，臣对天恩的感激实在无以复加。臣因病废弃任职，实在出于无奈，不得已屡次冒犯天听，罪该万死，战栗不安，谨具奏本上奏，恭候敕旨。奉到圣旨：“卿以疾病请求退休，朕屡次已有旨意慰劳，旨意为何如今又有这样的奏疏？兵部尚书责任重大，朕正要倚仗托付，卿应当用心调养，痊愈后依照此前旨意立即到部中办事，不必再辞。吏部知道。” 再次陈述病势，恳切请求天恩准许有人替代任职，以免耽误国事的奏疏。据吏部咨文，臣奏请如实陈述病势，早日请求准许有人替代任职。钦奉圣旨：“卿以疾病请求退休，朕屡次已有旨意慰劳，旨意为何如今又有这样的奏疏？兵部尚书责任重大，朕正要倚仗托付，卿应当用心调养，痊愈后依照此前旨意立即到部中办事，不必再辞。”吏部知道。钦此。臣奉到旨意，感动哭泣，几乎昏厥。想臣不过是无用朽材，竟然承受皇上如此深厚的恩宠，按道理应当听凭命运、竭力图报，哪里想到病弱竟然到了如此难以支撑的地步？然而臣之所以急切请求替代，正是因为兵部尚书责任重大，臣的疾病不能胜任，恐怕辜负圣明的倚托，一旦误事，死有余辜。如果臣料想病势没有痊愈的期限，而死生早晚，只听凭君相命令，臣不敢再请求了。只是因为臣一向愚昧直率，为国事多有进言，难免违拂人情；恐怕有人乘机散布诽谤，说臣的病还不严重，以致未能使君父明察，使臣终身不欺的忠心含冤地下，也实在可怜。如今臣的心神和双眼，几乎没有一样可以使用，而牙齿、头发和六部脉象，都可以作为明证。恭请圣恩如天地父母，俯察怜悯，臣将感到万分幸运。臣有这番苦衷，不得已冒犯万死之罪。奉到圣旨：“卿以疾病请求退休，朕屡次已有旨意慰劳。” 如今你又再次陈述病势，情辞恳切，准许你致仕，着令你乘驿站车马离去，有关官府每月供应米三石，每年拨给役夫四名使用。”该衙门知道。钦此。谢恩奏疏。臣因久病不能供职，恐怕辜负任用，屡次上奏请求退休。期间奉到温和的旨意慰问。如今病弱到了极点，恐怕没有痊愈的期限，于是再次陈述苦情。奏上后奉到圣旨：“卿以疾病请求退休，朕屡次已有旨意慰劳。如今你又再次陈述病势，情辞恳切，准许你致仕，着令你乘驿站车马离去。有关官府每月供应米三石，每年拨给役夫四名使用，该衙门知道。”钦此。谨遵。臣听到命令，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臣私下想到，臣本是无用的朽材，资质又如蒲柳般衰弱，未到秋天便先凋零，曾因事情获罪贬谪。没想到年已老迈，又遇到圣明之主。陛下的德性出于天赋，才华世所罕有，想要兴起三代的治理，竭力录用一世的贤能；竟采纳虚名而注意到被贬的臣，又起用罪囚而任为卿辅。臣承蒙官职八次升转，白领俸禄四年；恩荣及于祖父，祖父一同获赠侍郎；恩旨又及于嗣子，使他得以进入胄监。臣所受天地般的恩典，已经到了极点、尽到了极处。可是臣却困于疾病，终究没有丝毫可以报答。臣过去陈述疾病时，自己料想供职没有成效，正担心罪责难免，却反而更加遇到圣恩，如天地般宽厚容纳，准臣致仕，赐臣乘驿还乡，又命有关官府每月供给食米、每年拨给役夫，使臣终身得到荣养。臣的感激，哪里是语言能够形容的。臣如今能够归乡，已经料定余生所剩无几，只是想到圣德难以报答。若幸而疾病稍有缓解，臣每天只会仰望苍天跪拜祝祷，愿圣上寿命无疆，愿皇储早日建立罢了。臣初次获准退休时，也想等病稍微痊愈，勉强进朝，亲自谢恩并当面辞行，再得以一睹圣颜后离去。如今没想到日子久了仍未痊愈，双脚软弱难以行走，精神怯弱容易眩晕，不能入朝辞谢；即将出国都城门，哽咽之情实在难以承受。谨具奏本，命亲生儿子胡纯捧持上奏。臣对惶恐待罪之情实在难以承受。奉到圣旨：“卿有病不能到宫阙，具本谢恩辞行，朕知道了。”钦此。病势危急，陈述情由，恳切辞谢恩命的奏疏。【此时起为南京兵部参赞机务，以下同】臣病息奄奄，精神昏乱，不能修饰文辞写成奏疏，只能叙述实情，向君父祈求。臣是在因病废弃、获罪贬黜之后，才得以遇到圣明而被召用；四年中承蒙官职八次升转，官衔达到一品，恩荣及于祖父，荫及嗣子。每当有狂妄愚昧的言论，陛下总是降心相听，使臣平生浅陋腐旧的学问，几乎得以全部施展。臣所受的恩典，自以为近古以来无人能比。臣像犬马一样图报的心，哪里肯半途而废呢？只是臣不幸，先天禀赋一向虚弱，疾病延续多年；受任以来，不自量度，图谋报效过于急切，用心过度，以致旧疾更加严重。去年冬末、今年正月初，连续几个月不能办理事务，恐怕导致误国，屡次上奏请求退休，也屡次奉到温旨慰问。然而臣的病终究没有痊愈，臣的职位又不能长期空缺，只得含着哀苦再次恳求；特别蒙圣慈，准许臣乘驿还乡致仕，赐给臣每月米粮和役夫使用。臣因病不能到宫阙，具本辞谢，于二月十一日含泪离开京城。没想到途中转而患上脾泄，不能饮食，几乎丧命，到四月初五日才到家。遇到旧日医生，服药十天才痊愈；又过十天旧疾复发，痰火交攻，身体稍一坐起便要倾倒，眼睛一看东西，万物都摇动，片刻也不能坚持；穿戴衣帽接待客人尚且不能做到，即使父母坟墓也不能前去拜望，连续数月不能出门，每日只能等待死亡。这些情况，都是原籍官府和往来的士大夫共同知道的。臣又不幸，母亲的坟墓孤单遥远，被人侵占坟地、暗中加害，导致臣在十天之内接连失去两个孙子，身体的疾病于是固定成痼疾。臣在朝廷不能供职报答君主，回到家又不能安慰母亲、抚育后代；臣担心后患无穷，不得已于八月二十二日启程迁移母亲的灵柩还乡。臣躺在小船中迎接灵柩，哀痛得几乎气绝。此后立即患上昏热，七昼夜不省人事，自以为必死；幸而如今残余气息尚未断绝，急忙躺在船上督促掘土，准备暂时安葬母亲。没想到九月二十四日敕书送到家门，旨意又恩准起用臣，任南京兵部参赞机务。臣受命后感动哭泣，惊惶失措；就在本月二十七日，将母亲暂时安葬在近乡的浅土中。臣急忙回家服药治病，希望能上报君恩、承受宠光，等病稍有好转，勉强前往接受恩命。没想到元气本来已经虚弱，医疗之后病情反而更加严重。如今臣早晚都只能倚着枕头，即使亲族前来问候，也不能勉强应答几句，哪里还能穿戴朝服走出堂府，和内外大臣一起参与处理如此重大的事务呢？臣若贪恋糊涂而不说明，不仅是上面拖延了恩命，也恐怕耽误国事，所以今日不避烦琐亵渎，冒死再次倾吐实情，恭望圣慈明察万里。收回已经下达的任命，另交贤能之人，容许臣照旧退休，使臣能够安卧病榻，以便死后归葬故乡。

译臣对天恩的感戴实在无以复加。奉到圣旨：“卿一向以忠诚著称，历经磨炼而老成，参赞机务是重大责任，特意起用你，怎么可以又以疾病推辞？应当体察朕的心意，赶紧前往到任，千万不要再辞。”吏部知道。钦此。疾病长久不愈而无可奈何，请求恩典、承认罪过并请求降职罢黜的奏疏。臣因病势危急，陈述实情，恳切辞谢恩命。奏上后奉到圣旨：“卿一向以忠诚著称，历经磨炼而老成，参赞机务是重大责任，特意起用你，怎么可以又以疾病推辞？应当体察朕的心意，赶紧前往到任，千万不要再辞。”吏部知道。钦此，谨遵。臣听到命令，感动哭泣，惊惶失措，立即想要起程，却因病不能勉强行动。于是自己仰天呼喊道：“上天为什么降下这种怪病，使臣不死也不能痊愈，辜负我的明主，不能为国效力！”半夜悲伤思考，臣私下想到，古代的圣明帝王量才授任，并不是因为喜爱某个人而宠幸有利于他，而是真正知道这个人足以任用、对当时有益。古代的贤臣根据自己的德才接受官职，也不是贪图俸禄而尸位素餐，而是自量力量能够胜任、可以救济时局。假如君主授任不合才干，臣子接受的职位又超出力量，那么误国就难免了。臣本是凡庸之人，命运和资质都极为薄弱。过去在先朝，因为预先进言宸濠之事，被囚禁并发配充军，获罪禁锢六年。宸濠败亡后才得以回归，幸而遇到陛下登极，立即蒙受显著任用，到如今将近十年。然而因为命薄多灾，又因谈论礼制、治理而被当时的宰相抛弃，中间荒废往来、闲置不用的年月很多；只任四川巡抚二月，兵部左侍郎八月，南京吏部左侍郎六月，南京工部尚书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仅一个多月，刑部尚书十个月，兵部尚书二十日。陛下恩典使臣官至极品，臣实在分量不足以胜任。然而即使在任职的时候，仍有许多日子告假，所以臣虽然有犬马报国之心，却丝毫没有报效的成果。承受过分的恩典和旨意时，陛下每每称许臣的忠诚，又把臣再次辞职作为告诫。臣蒙明主知遇，即使死了也无法报答。臣又听孔子说：“君主下令召见，不等车马驾好就应当出行。”孟子虽然说，这句话适用于正在任职、有官职的人；若不在官位上，就不是这样。然而孔子是大圣人，所遇到的不过是当时列国的君主，尚且如此。如今臣以极其愚昧之人，得以遇到天下大一统的君主、世所罕有的英明之主，难道可以一天拖延君命吗？由此可知臣不能赴任，即使死了也不能赎罪。何况如今世上的学问不受讲习，士人的习气浮夸虚伪，许多人借托疾病抬高自己、猎取名声和职位，最终没有实际用途，臣私下对此感到羞耻。如今臣不幸确实长期患病，形迹正如这样。臣如今若不接受罪罚，不仅别人不知道警戒，自己的内心也不能安定。臣刚回家时，蒙恩赐予每月米粮、每年役夫，优厚供养贫病之身；自奉旨起用后，这些已经立即扣除，只还保留一品官阶。臣的病实在承受不起这样的冒领，确实是命薄所致。恭愿圣恩如天地父母，怜悯臣的本心，赦免臣的死罪，特意明示显著的罢黜：或者只削去臣加授的官职，容许臣仍以尚书身份照旧退休；或者将臣的官衔全部革除，只令闲住；或者降为平民，使臣能够在家安养几年。如果幸而疾病稍有好转，能够出行拜谒帝陵，坐着接待客人，臣愿请求授予南京吏部、刑部或都察院中一个清闲简静的衙门，使臣的职位与能力相称、事务也容易办理，不是为了苟且领取俸禄。然而臣的身体虽然在远方，如果国家遇到大事，君主和宰相允许臣进言，臣一定竭尽所知陈说；事情有意外变化，属于臣职守范围的，臣一定以死守义。臣能够图谋报答的，只有这些罢了；其他职务，臣的精力已经疲惫，再也不能胜任。臣不敢用一句话欺骗陛下，也不敢因一件事耽误陛下。如今天下都忧虑陛下尚未有皇储，臣过去也曾过分忧虑，进过言。如今想来，汉武帝十六岁即位，二十九岁才生戾太子，六十多岁才生昭帝。如今民间老年得子的也很多，这才知道生子早晚自有天命，可以宽心等待，不必急切忧虑。臣只愿陛下清心省事，爱护调养精神，谨慎修身、节制欲望，保全巩固真元，使圣德万年都像今天这样清明，圣体万年都像今天这样强健稳固；这样，陛下就能以圣明长久驾驭天下，而宰辅同心体国，尽心务实，努力做到知人安民，真正的人才必定得到任用，善政必定得到施行。如此还要担心百姓生计不能安定、圣治不能兴盛、天命不能保佑、皇储不能增广，是从来没有的。如今人才难得，而自古以来君主都把能够容纳接受直言当作美德和美名。如今的言官，如果确实一向不忠不贞、挟带私心排斥攻击他人，固然应当治罪；如果只是所说不够恰当，而内心本无别的意图，应当给予宽容；如果内心本来是要尽忠、言辞切中治理事务，就应当采用他的意见并显扬其人，以培养天下忠直的风气。这样陛下的圣德就能永远流传万世。臣愚昧而又受恩深重，无从报答，冒死恳切陈说，谨具奏本，顺差承差杨铁持送上奏。伏候恩旨。奉到圣旨：“参赞机务是重大责任，朕特意任命卿。如今既然屡次上奏患病，情辞恳切，准许照旧致仕。这个职位空缺，应立即推举两名相应官员上来，不要造成缺员而废误事务。吏部知道。钦此。胡端敏奏议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