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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四库全书·讷溪奏疏》，明代周怡撰写。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第六。《讷溪奏疏》。诏令奏议类第二。奏议类著作。提要。臣等恭谨查考：《讷溪奏疏》一卷，为明代周怡所撰。周怡，字顺之，号都峰，后来改号讷溪，是太平人，嘉靖戊戌年进士。他起初任吏科给事中，因为上书论事触犯严嵩，被廷杖后关入锦衣卫狱中三年。世宗因感念箕仙的话，才得以与杨爵、刘魁一同出狱。不久，熊浃弹劾箕仙之说荒诞虚妄，激怒世宗，周怡又被逮捕入狱，过了两年才获释。隆庆初年，召任太常寺少卿。他又因上疏触犯宦官，被外调为山东按察司佥事，稍后升任司业，仍任太常寺少卿，最终死于任上。他一生多次触犯权贵宠臣，屡遭困厄颠沛，几乎只剩一口气，但志向虽经百般挫折也不改变；他的刚强正直、忠诚明亮，在一代人中卓然称为完人。这部集子由他的弟弟周恪编成，共收吏科奏疏十一篇、太常寺奏疏两篇。虽然篇卷不多，但气势凛然，仍足以看出他的基本风貌。卷末有一篇请求退休的奏疏，注有“李石麓相公不准呈上”。“李石麓”是大学士李春芳的号。大概周怡被废弃以后，不愿再出来任职，而李春芳因为穆宗实行新政，想要奖励任用正直的大臣，所以压下这篇奏疏，不让它上达。然而周怡最终也没有得到重用，大概也像郭公那样，是善于奖善吧。乾隆四十五年三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讷溪奏疏》。明代周怡撰写。吏科给事中臣周怡谨慎上奏：督抚大臣欺骗君上而不忠，请求下诏责谕，以振肃风纪。臣私下认为，巡抚、巡按之臣接受天子的明确任命，分管一方政务，百姓的安危休戚都依赖他们而得以休养生息。如果他们抬头想到朝廷托付之重，以及一方百姓仰望之深，那么就应当因此警惕内心、整饬自身，谨慎任官、畏惧法令，确实应当像背负重物涉过深渊薄冰一样，哪里肯专横放纵、自高自大，废弃法令、徇私情而自行败坏官府的规范呢？如今天下替朝廷牧养百姓，最重要的是守令，其次是藩司、臬司。作为巡抚、巡按，如果留心考察官员贤能与否，恭敬谨慎、严格自持，那么下属看到后就会产生敬畏之心；贤能者会更加勤勉，坚贞的志向更加坚定；不肖者会有所畏惧，错误的念头暗中消除，这对治理一方的好处非常大。何况考核甄别严明，谁敢越过职分？近来看到某人举劾方面官和守令的两篇奏疏，臣等私下几天都不得安心。某人以官职说，是兵部尚书；以权力说，是右都御史；以职责说，是提督巡抚；以所辖地域说，是两广，那里实在是朝廷遥远的边疆。朝廷所以提高他的品秩地位、加重他的权力职责，并不是为了使某人本人更加骄奢，而是因为远方百姓蒙受朝廷的德化，把畿甸和近藩看作遥远之地，所以任命重臣，希望他宣扬皇帝的教化，使其遍及海滨，像畿甸、近藩一样受到深厚恩泽；这正是朝廷的盛大用意。某人如果肯想到这些，他的一举一动就必不会草率轻率。如今他对两广布政司、按察司的官员只举荐而不弹劾，以此博取恩惠，却单独拿一名都指挥佥事某人来弹劾，作为借口。两广地区猺、獞之人不断盗掠，东边抢掠、西边侵扰，每天都有警报传来。文治与武备不应偏重一方、轻视另一方；如今只举荐文官、弹劾武官，重视礼乐而轻视武备，这不是用来劝勉官员的办法。难道只有南越将士会愤懑不平吗？如今西部多事之时，让将士迎接锋刃、冒险作战，却责令他们以死效命；而举荐贤能、表彰有才，却唯独不记录他们微小的长处；搜寻瑕疵、罗织过失，却唯独对这些武臣苛刻。我担心武夫听到这些会离心离德，难以指望他们临敌时有浴血奋战、战死疆场的志向。两广所辖郡县确实很多，现任守令中荒废职守的人难道没有许多吗？这位官员在广东弹劾雷州府知府叶某，在广西弹劾柳州府知府戴某。等到查阅这位官员与巡按同日报告缺官的文书，柳州府知府戴某已经在四月初五日获准告老致仕。这位官员的弹劾疏却在四月二十日发出。据传闻，戴某在四月初五日以前就已经离任返籍了。又查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这位官员报告缺官的文书，雷州府知府叶某已经在本年十月因丁忧离任。这两名官员衰老、废弛、败坏已经多年了：一个在离任超过一年后才弹劾，一个在离任超过一个月后仍然弹劾。这样看来，莫非是因为现任官员的情势难以说清，便借已经离任的人来蒙混塞责吗？草率欺骗君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举荐和弹劾本来是为了激励、扬善抑恶，如今反而助长恶行、放纵奸邪，怎么能指望他辨别廉贪、分别正邪呢？看看他所弹劾的人，就知道他的举荐大多徇私，不能全部相信；看看他办理举荐、弹劾这一件事，就知道他办理其他经略事务也多半只是虚应故事，不能依靠。他窃据高位、厚禄和大权，却如此草率欺骗君上，臣私下替朝廷感到不平。臣只是根据事实评论事实，知道他没有以人臣之道侍奉君主的忠心；至于那些只是听闻而来的话，不敢一概妄加陈说，以烦扰圣听。伏望陛下忧念民间疾苦，不遗弃遥远边方，命令吏部、都察院共同考察、讨论他的平日操行，议定应当罢免还是留任，再上请圣上裁决。或者严加诫谕处罚，以责成他晚年效力；仍命有关部门通行各处巡抚、巡按，以后举荐、弹劾不得徇情博恩、草率欺罔，有负朝廷任用。这样或许能使官箴严肃、法守不毁、风纪振作，这并非小小的补益。臣身任言官，不敢按义理保持沉默，只愿圣明宽宏采纳。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上奏。

译吏科给事中臣周怡谨慎上奏：竭尽我的忠诚，恳切祈求上天鉴察；如今出现异常灾变，请下诏征求直言，通行中外，痛切地进行修身反省，以报答上天无边的仁爱。臣愚昧地认为：苍穹高高覆盖大地，这就是天；大地厚重承载万物，这就是地；高高居于万物之首，统合天地、建立纲常的，这就是皇帝。天地各安其位，是正常状态。像日月星辰、风雷云雾、海岳泉石、人物等，一旦失去常态，都称为变异。人君所居之位称为天位，所受俸禄称为天禄，所办事务称为天工，所说的话称为天言，所行礼制称为天秩，所立典章称为天叙，授予德行者称为天命，讨伐有罪者称为天讨；这是为了彰明人君就是天。这里不说地，是因为天的尊贵统摄一切。天地的正常状态，就是人君的正常状态；天地出现变异，人君就应当引以自责，并通行告诫，使大小臣工各自努力修身反省，希望恢复正常。近来据钦天监奏报：嘉靖二十二年正月初一日发生日食，不到三分，而且在太阳尚未升起的时候就已经与没有日食相同，因此免于举行救护仪式。奉圣旨：“是。钦此，钦遵。”臣愚昧地认为：天上显著明亮的象征，没有比日月更大的了。日月发生食，是上天重大变异。虽然说日食很轻微就等同于没有日食，臣却认为，与其有轻微亏损，不如完全没有亏损；救护仪式可以免除，但修身反省却不可没有。正月初一，是一年的开始、一个月的开始、一天的开始。日食又发生在太阳尚未升起之时，那还是时辰的开始。这难道能不称为重大变异吗？臣愚昧地观察，天象似乎与圣人的功业相互应合。圣人慎独的功夫，是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之处仍然戒慎恐惧；在幽暗隐微、别人不知道而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战战兢兢、警惕自励，早晚忧劳勤勉，这正是圣人能够立于无过之地的原因。所以说：“君子之所以使人难以企及，大概就在于他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吧？”太阳尚未升起时发生日食，随即恢复如常，既然不为人所见，正是“及早复归正道”的象征。臣恭敬看到，皇上即位以来，敬畏上天、勤恤百姓，早晚从未间断；圣德感通上天，忧劳勤勉之心达到中和的极致，本来应当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不应有丝毫变异。然而古人认为，不能把天变当作上天遗弃人的意思，而应把天变的出现看作上天仁爱、借以警戒君主；如此说来，天变实际上正是用来帮助圣人成就功业的。况且承受君主命令而把它施行于百姓的人，是臣下；早晚不懈地侍奉君主，是臣下的职责。臣下的职责没有修治好，教化政理自然就会亏损，天象的变异必不会无故发生。近来据礼部汇总奏报灾异，奉圣旨：“这是上天仁爱，灾异接连出现，以此显示警告，事情关系到朕自身。知道了。立即通行各有关衙门官员，痛切修身反省，尽心尽力履行职务，共同谋求治理，以挽回上天的意旨。钦此。钦遵。”臣由此仰见圣心恳切，不自满自足，真是连尧舜也还以此为忧吗？这是周文王那种唯恐尚未看见大道的心情啊。与那些遇到灾异便恐惧、侧身修行的人相比，实在大不相同。既然已经通行修省，臣似乎不必再多说。然而臣之所以仍喋喋不休，是私下认为：忧劳警惕、毫不间断的是圣上的心；安于常态、沿袭旧习，却是臣下积久的痼疾。汇总奏报灾异，本是礼部每年年终的惯例；把它看作按照惯例发文、了结未完旧事的人，实在太多了。还望皇上俯念元旦日食这一非常灾异，特地下发明确诏书征求直言，通行中外各有关衙门官员，痛切修身反省，共同谋求革新政治。直言，是盛世才有的事情。所以说：“君主圣明，臣下才会正直。”禹告诫舜时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游荡，把傲慢暴虐当作乐趣，昼夜不停地放纵，甚至在水上行船，和同党在家中淫乐，以致断送他的世代。” 姬旦告诫成王时说：“不要像殷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酗酒之德。”圣人没有超过大舜的，难道能说禹还不知道丹朱的事吗？成王继承周朝统治之初，按理不应把他指作亡国之君，难道能说姬旦还不知道这些吗？可是两位臣子仍然这样直言，这说明虞、周时代君臣上下和气融洽，完全没有猜疑嫌隙，所以能够彼此告诫，共同成就迎接太平的政治。所谓太和元气存在于唐尧、虞舜和成周时代的天地之间，确实是懂得直言的人。后世忠臣尽力采用讽谏，心意不能说不好，只是言辞含蓄委婉，难免遮蔽本意；不如直言直指，尤其光明坦率。什么事情是今天最大的困难、最应当优先处理的？什么事情是今天最大的耗费、最应当首先停止的？什么人是大贤、今天应当首先举用的？什么人是大蠹、今天应当首先罢退的？什么事情是今天最忌讳、最难说的？什么事情是今天最紧要、最难实行的？什么刑罚是冤枉、应当纠正的？什么赏赐是滥施、应当节制的？凡是关系到时政要务的，都应当无不说明、无不说尽，明白直截地陈述，不要遮掩真实意思。万一所陈述的意见有可以补益圣德之处，就不妨已经精益求精、已经盛大而更加求盛大；这样将会施行于天下，使臣民称颂圣明，流传后世，使史册增添光辉。各有关衙门的官员将会承受圣上的德意；届时贤能者会更加磨炼自己，勇于行善，中等才质者会更加振作，努力进入善道，不贤者也会知道畏惧顾忌，改正行为而归于善。陛下在上面以德性使天下和谐，从宰相直到百官在下面协调政务，百姓在天下享受太平和谐；天地呈现祥瑞，神人共同庆贺。这实在是我大明万万世无穷的福祉，是皇上万万岁无疆的寿命，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微臣一片忠诚赤心，冒昧进言，蒙受上天鉴察，即使死上万次也没有遗憾。谨此上奏。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上奏。

译吏科给事中臣周怡谨慎上奏：恳切请求圣上裁断，俯顺人心，立即罢免不称职的大臣，以加强防御戎患的根本。臣私下认为，边疆连续多年遭到大规模敌寇逼迫，敌军轮番侵入，使山西残破困顿，震惊京畿。自古以来边疆的祸患，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人人都知道筹划边防失误，是因为负责巡抚、总督的臣下不称职，以致敌人轻视我方，突然来、突然去，肆无忌惮。却不知道边臣不称职，实际上是由于根本之地的大臣不称职造成的。不从根本谋划，只顾枝叶事务，未见有什么好处。防御戎患的要务，没有比兵马、钱粮更紧急的；根本之地，没有比户部、兵部更重要的。兵力、粮饷不足，即使有贤能的巡抚、著名的总兵，也无从施展智勇。户部、兵部任用不得其人，却想使粮食充足、兵力充足，必然做不到。臣看户部尚书李如圭管理钱粮，难道真是有治国谋略的人吗？如今边境多事，主客官兵急需的只有粮草；一旦供应中断，就难以号令和激励他们。各镇巡抚大臣每次有题请，承蒙皇上批准并交户部议处，李如圭却昏昧得像在醉梦中，毫不经心。户部有关司官各以职责提出意见，他反而横目怒视，斥责说边镇的事情自有边镇大臣处理，关户部什么事，为什么动不动就上题覆奏？平常无事之时，尚且应当尽心竭力，灵活调度，寻求增加财源、充裕国用的办法。如今正是在紧要危急之日，他却蔑视国事，不履行职责，庸弱无为，误国误事而且不忠到这种地步，将来还用他做什么？如今山西屡遭边寇侵扰，皇上为之忧心，深切怜念百姓。去年免除两年税粮，今年又免除两年，并且从内库拨银，专门命大臣赈济；皇上的忧虑深切，真是把百姓疾苦看作自身疾病的心情。李如圭难道没有想过怎样上承皇帝德意、下恤边方，既不使国家受损，也不使百姓受苦，并设法灵活调度吗？臣又查访得知，河南周府从前奏请增加禄米折价银时，当时户部尚书李如圭贪受贿赂，不思考国家大计，不进行查勘，径自覆奏，每石增加银一钱，共应增加二万四千余两。原价每石折色银三钱五分，已经遵行很久，却还年年有积欠，无法追缴。河南巡抚都御史魏某因地方形势艰难，又上奏说户部应当谋划上下长久之计，妥善处理，李如圭竟然完全不作处理。臣所见到的只是旧欠越来越多，积欠又添新数，徒然有一个虚假的数字而已。臣听说周府听闻巡抚有奏报。周府派人携带一万余两银子贿赂送给李如圭等人，李如圭等才替他覆奏，仍然准许每石增加银一钱。周府分派禄米时，每石扣支银五分，共一万二千余两，用来补偿先前的费用，于是宗室纷纷不平，到巡抚等衙门揭发呈诉，直到现在追缴银两、审问定罪仍未结案。王府属于天潢贵胄的一支，是帝室的至亲；它应得的禄米自有定数，应当增加还是减少也自有法例。其增减盈缩随时调整，这也是户部的职责。如果确实应当增加，也应查明先前为什么没有增加，以及现在是否可以增加，明白议处后请皇上裁决，哪里可以贪受贿赂而私自出卖原则呢？如果不应当增加，那么违法受贿更是绝对不可；对王室至亲尚且敢于奸贪违法，对其他人又会怎样呢？一个大臣如果志在贪利，那么对国事昏昧而不加治理也是理所当然的。河南正在审理这桩案件，明白的证据和验明的事实，人人都可以知道。何况河南连续多年遭灾，河南边防的费用已经困难到难以支撑，如今每年又增加二万四千余两银子；巡抚知道困难而加以处理，户部难道偏偏忍心不作任何处置吗？何况今天大型工程不断兴建，边防费用日益增加，朝廷府库已经空虚，百姓的膏脂也已经耗尽；即使各宗室贤王也知道体察国家忧患，都有尽孝敬献的心意，各自捐献金银来帮助朝廷于万一，难道肯在禄米定价上还要谋求增加，从而加重朝廷负担吗？李如圭掌管司农之职，却不思考国家财政，只是徒然背负着臃肿病弱的身体，对国家四维之道一无所知，和土木偶像没有区别；一筹莫展，反而徇私贪赂，辜负朝廷恩德，败坏国家政务。王府得不到实际利益，百姓日益流亡，还能指望他增加财源、充足国用，以供应边防所需吗？李如圭不罢免，要想钱粮得到调度而充足，决不可能。至于兵部尚书张瓒掌管兵马，难道真是有退敌之才的人吗？言官屡次论劾，他却不知道请求退职，每每承蒙皇上姑且留任，也不知道报答效力。凡是都督、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等官职的升迁补授，无不是平时用贿赂结交的私人；那些行贿者难道全都取自自己的私囊吗？无非是向豪门借贷，一旦获得升补，便刻剥军士来偿还债务、肥厚家产。这样任用人才，怎么能指望他们有奋不顾身、舍命杀敌的志气？如今皇上虽然深切忧念边疆祸患严重，只要主上忧劳而不接受一笔贿赂，任用有智有勇的将领，那么被任用的人也会相信平日的心术，却深深怀疑今天的任用，认为在危急之日虽然举用人才不计较，但由于馈赂缺乏，最终任用也不会坚定；后来接替今天的人，也会像今天接替从前一样。今天还凭什么依靠张瓒，却仍然可以任用他吗？如果认为他是能带来福气的将领，那么今天他没有抵御敌人的才能，就很明显了；如果认为应当罢免张瓒，又说没有能够替代他的人。自古以来从没有借口说缺少人才的忧虑，堂堂天下，难道会以无人可用为祸患吗？从前陕西奏报侥幸取胜的功劳，主管兵部的官员先得到特别赏赐，还荫封其子为锦衣卫官员；该司郎中王某升任应天府府丞。如今山西屡次发生失事，巡抚、总兵被置于重罪，那么主管兵部的官员也应当首先受到显著的诛戮；如果还有应当连带治罪的人，也应当详细议定是否可行。难道成功时就先论定赏赐，失败时却偏偏不能分担惩罚吗？近来敌寇侵入山西，抢掠二十七州县，牲畜被抢掠一空，子女全部被掳去，杀伤的惨状，更是不忍听闻。兵部近来议定使用夜不收三十名，在京城持续往来侦察消息，遇到缓急以作防备。山西巡抚都御史刘某却重重赏赐他们，兵部又厚加慰劳，命令他们不要说山西的惨状，只说边寇已经困乏，杀马充饥。职方司郎中杨某竟公开扬言，士大夫庆贺敌寇困乏，是为了使众人懈怠、欺骗朝廷。张瓒等掌管兵部的九项事务，却不能有所建树，反而相互欺瞒掩饰，对上辜负圣上眷顾而不顾，对贪昧之事甘心接受，对下又不顾人们的指责；还怎么能指望他们在万里之外抵御敌人，制服边寇的横暴呢？

译张瓒不罢免，就不可能求得有智勇、忠义的将领。这两个人，不应让他们在这些职位上多留一天。至于提督十二团营，兵部尚书刘天和年近衰老，已是日薄西山，步履艰难，脚想向前却屡屡后退；气血衰惫，志向虽想锐进却无法实现。昨天看到各城门举行扬兵演练的议论，竟像儿童游戏一样，由此便可看出他的谋略。团营的士兵都是挑选的精锐，内可作为保卫王室的坚固屏障，外可作为防备四方意外的援军，必须由精明敏捷、奋发严厉的大臣来提督，才能振作六军的生气，成为万里长城。如今刘天和果真是像方叔那样的元老，能够壮大自己的谋略吗？臣私下认为，他自己也知道必定不能。重兵和要务所在的职位，不是用来养老求安的地方；如果让这样衰惫的人承担重任，必然误了国家大事。但刘天和壮年时曾凭才干立身，素来享有重大声望，如今到了衰老之年，精神和谋划都无法再向前，应当允许他致仕，以保全晚节；另行选拔有才智、能励精图治的大臣充任其职，这样国家体制和军务两方面都能得到益处。朝廷命廷臣集体议论更换巡抚，广泛求取将才，又命勋臣传谕户部、兵部；这样筹划边防、治理国家，必定希望兵粮充足、将帅贤良，制定万全之策，作战能够百战百胜，在沙漠大举宣扬威势，彻底消灭边寇，实现解救边民倒悬之苦的愿望，满足中外臣民如盼云霓般的心情。以致圣上焦心劳思，忧虑伤损心血；主上忧愁，臣下受辱，君臣名分和义务不容停止。一时大小臣工，无不想着舍生忘死、以身徇国，奋勇杀敌，以解除皇上西顾边事的忧虑。而如此重要的职位，仍然让不称职的人充任，就无法使天下耳目一新、鼓舞中外的勇气和志气，这也不过是像平常一样虚应故事罢了，看不出真正整治内部、排斥外敌、匡救国家、消灭敌寇的谋划。伏望皇上忧念边疆，重新谋划根本大计，大施威断，慎重选用重臣；或者命他们自行陈述，或者命他们致仕，早早予以罢黜，迅速更换贤能之才，以谋求亿万年长久的计策，振兴今日中兴的政治。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祉，也是边方重新获得生机的愿望。臣身任言职，深知时局艰难，只知道一旦有利于国家，便是忠诚，即使触犯众怒、招致杀身之祸也不顾；只愿圣明留心裁察，则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冒昧进言，惶恐至极。嘉靖二十二年二月上奏。

译吏科给事中臣周怡谨慎上奏：请求纠正巡抚大臣滥行举荐、失去体统之事。臣私下认为，治理的关键，没有比任用人才更优先的；劝善惩恶的手段，没有比表彰激励更重要的。臣恭敬看到，皇上敕谕巡按御史时，总说一定要做到劝惩得体，使人自然敬服。钦此。朝廷的升降赏罚、部院的考察，都依据巡抚、巡按举荐和弹劾的奏疏。举荐、弹劾的制度，确实能够鼓舞人才、改变治乱，关系十分重大，不可不慎。因此举劾得当，刚正廉明的人就会得到确认，贪婪暴虐、卑下谄媚的人就会被疏远；举劾泛滥，刚正廉明的人就会感到羞耻，贪婪暴虐、卑下谄媚的人就会肆无忌惮。部院依据监司的举劾，考察众官的贤能与否；监司本身的贤能与否，也能由此辨别。史书说：“考察一个人，要看他所举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水往湿处流，火向干处烧，各自都与同类相从。近来阅看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陆杰历次评论属官贤能与否的奏疏，境内人才，他分别上疏论荐，究竟是否符合公论，臣不能全部知道。但平日评论人才，人人都说人才难得；如今看本官所举荐的人，未免混杂滥举得太厉害了。如今在任的方面官，既有举荐却没有弹劾，那么来年的考察就应当有升迁而没有罢黜了。照磨、县丞并非没有贤能者，臣私下认为天地似乎再广大，也未必有这么多贤能的人。他有一篇奏疏举荐大冶县主簿郭某，说：“只听说县里有县丞，却没听说有县令。”另一篇奏疏举荐大冶县知县张朝锡，说：“端正谨慎地自我持守，体恤百姓疾苦；刚强与柔和相互配合，县政因此得到整治。”既然说没有听说有县令，那么张朝锡又为什么要举荐呢？两篇奏疏同时举荐，自相矛盾。他举荐境内三人，廖道南也在其中。廖道南是什么样的人呢？人品鄙陋，心术行为污秽，贪婪好色、奸邪谄媚，是乡里所轻贱、恶劣士绅所不屑的人。即使有华丽文辞，也不过是雕虫小技，并非有根基的学问、合乎义理的言论，不是那种在朝廷内可以训导风俗、出任地方可以光耀国家的人。已经熄灭的灰烬，还妄想再次燃烧；已经腐朽的木头，还妄想重新发芽。这些念头对廖道南来说，大概日夜都没有忘记，睡觉吃饭都在想着。他苦恨没有进身的阶梯，便徒然献上颂文，希望谋求重新任职；即使这样，也应当竭力诋毁、斥退他，以肃清仕宦队伍。如今他既因考察不谨慎，奉明旨闲住，这是全朝公论、众人都认为不能留用而退黜的，不是偶然遭到谴责贬谪，或只有一两个人弹劾，不能相提并论。陆杰如果不知道情况却举荐他，是不明；知道情况却仍举荐，是不忠。不明不忠的人，还要他做什么？陆杰的基本情况，从他所作的举荐中已经清楚显现出来了。臣又看到近来各处巡抚举荐过于泛滥，大抵资历品秩已经很高的人，几乎都互相援引结交、巩固自己；更严重的还因此谋利，其他人则更为低劣。何况嘉靖二十三年正月，将要考察天下来朝官员的贤能与否，虽说是罢黜昏庸、提升贤明，但罢黜尤其重要。如果不严明申饬，难免承袭错误、虚应故事，贤能与不肖都得不到劝惩，治理就会荒废。伏乞陛下忧念百姓，谋求治理，下敕严厉责备陆杰，因引用不称职的人而大大损害忠诚职守，略加惩罚。仍敕令吏部查照该部近来题准的事理，告谕各处巡抚、巡按，尽心广泛访察，务必辨别贤能与不肖：不要被舆论迷惑，不要持两可态度，不要徇私乡故，不要偏爱或憎恶，不要讨好谄媚奸佞而厌恶正直，不要庇护权贵而疏远孤寒。除巡抚、巡按接任未满三个月者不必举劾外，其余无论远近，都限在嘉靖二十二年十一月以内，各自把所属官员贤能与否的实际事迹具奏上报。对按例不举劾的人，要明白列出名单，确定写下确实的考语，另送部院查考。来年考察时，众人认为可以罢黜的人，如果查出巡抚、巡按的奏疏却把他列在举荐之中，就让巡抚、巡按连坐，以警戒妄行举荐；这样或许能使举劾精确严明、劝惩合乎体制，贤能者日益兴起，不贤者日益远离，治理教化就能彰明了。对于境内人才，务必要考察他的才干和德行；如果确实是天下所仰望的人，除非离任并非因为不可洗刷的罪过，才允许论荐。对于乡里评价一向很差、从未听说有善行的人，不许徇私妄自举荐，把他作为日后起用的途径。有人违反条例举荐，就应以始作俑者之罪严惩，其恶行等同于败坏宗族；听凭部院考察、科道官论劾，这样公共的是非就能确定，士风就能端正。对于治理教化，难道能说这只是小小的补益吗？臣身任该科言职，按义理不容沉默，只愿圣明宽宏采纳，百官幸甚，天下幸甚。臣冒昧狂妄地触犯圣听，战栗惶恐至极。因为这是纠正巡抚大臣滥举、失体之事，未敢擅自处理，谨上奏请旨。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上奏。

译吏科给事中臣周怡谨慎上奏：奸邪险佞的辅臣欺骗君上、专横放纵，恳请圣明早日辨明并严加断绝，以防微杜渐。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臣承蒙陛下下敕命礼部尚书严嵩入阁参与处理政务。当时臣等立即论说，如此重要的职位不应任用不称职的人。后来言论纷纷，却没有得到采纳；对于严嵩，任用更加坚定，待遇更加优厚。难道真认为严嵩贤能，所以任用他而不改变吗？还是认为臣等的话确实不对，所以不采用吗？大概只是因为严嵩在陛下左右奔走侍奉已经多年，他的奸邪心术、污秽操行、鄙劣人品、浅陋见识，陛下也已经全都看清了；只是他眼下奔走承顺还颇能供一时驱使，没有更合圣意的人，姑且让他充数，也借此考验他。希望他感恩深切、图谋报答，因听到批评而知耻，整饬自身、勉励操行，改恶自新。严嵩未必完全没有人心。严嵩因受到舆论指责而自陈的奏疏说：“臣申诉冤屈，真像沉入苦海。”又说：“世人拘泥往事而替严嵩筹划的人，应当早晚思考：在众怒群疑之日，上感圣明选任并给予特殊待遇，下愧于世人的公开诋毁讥刺，使自己背负凶恶至极、丑陋不堪的名声；应当痛切反省从前的过错，转而谋求新的美德，希望上可以仰答圣明的万分之一，下可以稍微平息舆论的责望；不应当积迷不悟，走下坡路而不回头，长久辜负国恩，反而违背公论。” 最终却自行归入卢杞、裴延龄一流，接近于嘉靖二十二年二月间，又承蒙陛下赐给严嵩“忠勤敏达”银印，给予特别赏赐，这种特殊待遇日益增加、年年隆盛。严嵩自己揣度所受的际遇是奇特的幸逢，即使舍身也要报答，尚且是常情。古人说，士人应当为知己者死，何况一身又承受圣明的陶冶铸造呢？陛下赐给他“忠勤敏达”四字，难道是认为严嵩果真能够当得起这些品德吗？也许是要使严嵩因金钱利益而内心惭愧，思考自己究竟是否忠诚、勤勉、敏捷、通达，还是尚未达到圣谕所要求的期望？他应当反观内省，早起晚睡，努力求得这四种品德：对上增加圣明任用人才的光彩，对下称得上辅臣辅佐君主的职责。圣意深远，或许正在这里。自从翟銮卧病不起、不能出仕以后，严嵩正好处于可以专擅权柄、掌握权力的时候。近来陛下对在朝众臣或小惩、或大戒，无非是激励群臣共同谋求治理；中外臣民无不警惕戒惧、修身反省。这就是日月的光明、雷霆的威严，是人人共同看见、共同听到的。作为辅臣，即使有票拟、调旨的事务，也不过是辅助治理教化；听从还是违背、可行还是不可行，都出自朝廷，谁敢私自窃取威福呢？《尚书》说：“只有君主可以作威，只有君主可以作福。臣下不敢作威，不敢作福。”臣下如果擅自作威作福，必然会害及自己的家族、给国家带来凶祸；刑典明明具在，谁敢不敬畏？严嵩却洋洋得意，私自把持威福，于是使那些等待定罪而承受恩宠的人，车马接连聚集到他的私门；稍有不肯顺从依附的人，他就加以播弄陷害。近来如王尧封，此人的为人不为士林舆论和乡里评价所齿，人人都知道。严嵩等不知什么缘故，竟想援引他，却捏造说这是陛下的意思，想要任用王尧封，并亲自约请吏部尚书许赞到东阁传示圣意。等到户部仍以尚未见到确实根据、尚未推举为由，后来奉明旨再推两人来审看，钦此。于是他们把王尧封推上去，果然得到钦点。一时大小臣工惊愕无措，认为圣意正急切，只好暂且忍耐而没有说话。若王尧封果真不负所望，也就罢了；如果误事，再进言也不晚。现在南京科道等官员张汝栋等各自具疏论劾，随即奉明旨：“王尧封着依照前旨，不许推举任用；这个员缺另行推举两人来审看。钦此。”皇帝的诏命光明显赫，御笔灿然辉煌，中外诸臣豁然畅快；圣上极其明察决断，真是圣明神武。即使尧舜在世，难道还会对此忧虑吗？没想到在圣明的时代，严嵩等人竟敢欺骗君上到这种地步！即使陛下确实有意任用王尧封，严嵩等也尤其应当竭力陈说此人不可任用，坚持认为不敢奉诏，不应阿谀曲从，以致皇上日后后悔。如果这并非圣上的意思，那么严嵩等欺骗君上的罪行，律例写得明明白白。严嵩又曾对人说：“如今翟銮久病不能出仕，我曾把这件事当面奏告陛下，说房玄龄、杜如晦的谋略和决断相互辅助，我一人兼任二人的职责实在困难。”陛下说：“古代的周公也只有一个人。”这段话究竟是否如此，无法知道。如果确实是圣谕，严嵩就应当毛发竖立、汗流不止，惭愧恐惧都来不及，佩服圣训，永远把周公作为师法对象才是；难道还可以洋洋得意地向人夸耀，自我夸大吗？周公辅佐成王的事迹，方策典籍中都记载着，严嵩为什么不取来作为准则？辅相的职责，没有比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劝善惩恶，为朝廷树立风教、留给后世典则更重要的。如今事务繁多，正急需求取贤人、选择人才，天下并不缺少英豪；现任和已经离任的人中，难道没有许多可以任用的吗？严嵩能推说自己不知道吗？如果知道，就应及时上报皇上，破格推举任用，为时局解除困难；却没有听说他推举一个贤人、举荐一个能人，这是蔽塞贤才。如果不知道，就应当急切求访，不应懒散拖沓，享用美食安坐，只在内廷外衢呼喝唱导而已吧？像樊继祖这样依附权势、谄媚权贵，像苍蝇钻营、走狗奔趋，恶迹污秽不堪，真是把南山的竹子全部用来写也不足以写尽。姑且举出其中两端：他在奏言中说，修筑城墙时，与前任霸州兵备副使王凤灵上下勾结，烧砖时虚报冒领，侵吞银两数万；没过几个月，虚报侵吞的银两便一点不剩；他又使军队遭受损失、军务败坏，却仍然从中谋利。这实在是盛世的贼臣，即使死后也不应容许；他还追恨夏言，曾作为宰相依附夏言，却没有彻底追究他的罪状。假如让他老死在窗下，仍然是逃脱大刑。近来竟因传奉而起用他为工部尚书兼都察院都御史。湖广采伐大木，督办木材虽是今天最紧急的事务，但朝廷内外并非无人可用，为什么一定要任用罪人樊继祖呢？严嵩应当竭力替陛下陈说，为什么没有听到他发出一句话？大臣死后赠官、赠谥，是朝廷劝善惩恶的大典；尊重贤能、鄙弃不肖，即使在人死后也不能稍有假借。凡大臣任职虽久，但曾经受到弹劾的，不许滥行请求赠官赠谥。已经去世的兵部尚书张瓒在任时的善行，没有一篇弹劾疏，却有不下数十篇论劾；他辜负国恩，给边疆留下祸患，生前幸而逃脱刑罚，死后应当公开剥夺官爵。可是朝廷反而恩典极其隆重，赠官、赠谥都达到极高规格。近来礼部又题请已故致仕、原任南京兵部侍郎吕柟，说他如何如何，尚未究明其实际功业，便已经准备厚加恩典，以慰藉贤者亡魂。如今奉明旨，停止给吕柟上谥号。剥夺张瓒官爵可以惩罚恶人，增加吕柟的品秩可以奖励善人；恩典礼遇所施加的对象，关系到风俗教化。

译这些事情，全都是严嵩应当向陛下极力直陈、奋力论说的，务必使人才的进退不违背人们的期望，使劝善惩恶能够维系世道人教。严嵩却对此一件也没有说，那么还要这个宰相做什么？陛下圣明出于天性，刚决如雷霆，能够在隐微之处照见群邪，在祸患将要形成时揭露最大的奸恶。从前任用张孚敬时，就任用夏言来防备他；任用夏言时，又任用霍韬来防备他。正当某人才能谋略稍有成效时，陛下就坚定任用而不二心；等到他的恶迹逐渐显露，便果断罢黜而毫不迟疑。这就是陛下神妙的机权，暗中运转，超越历代帝王的地方。《左传》说：“人臣一旦图谋专权，图谋专权就一定要诛杀。” 《易经》说：“脚踏初生的霜，就知道坚冰将至。”这句话说明辨识奸邪不可不早。如今遇到圣明的君主在上，严嵩难道敢有其他图谋吗？只是他的恶德日益增长，错误心念始终不改；圣上的恩宠越发深厚，他倚仗恩宠而坚持到底就越严重；舆论的指责格外猛烈，他坚持错误也格外炽盛。（原文有缺佚） 吏科给事中臣周怡谨慎上题，为恳请圣上裁断，俯从言官意见，迅速斥退不肖之人，以振肃政治体统。臣任职吏科，近来接到一份奏本，称有大臣贪污之名素著，恐怕不能仰答圣心、符合圣上倚重任用之意，请求降旨罢黜，另行选用贤才，以慎重巩固留都事务。该奏涉及南京兵科等科给事中张汝栋等论劾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王尧封等事，因而奉圣旨：王尧封依照前旨办理，以后不许再推举任用。这个员缺立即会同推举两人来看，吏部知道。钦此。又接到一份奏本，题为慎重用人以振肃政治体统。该奏是吏部答复巡按贵州监察御史赵□□论劾辅臣翟銮引用王尧封、费宷等人之事，因而奉圣旨：这些都是有关部门所论荐的官员，你部里要严格加以选拔甄别，遇到员缺，公正拟定人选，听候圣旨任用。如果所荐所用之人不合适，着令两京科道官立即举劾。钦此。又接到一份奏本，题为大臣庸碌鄙陋、不能胜任，恳请圣上裁断，迅速降旨罢黜，以重整朝廷、澄清仕途。该奏是吏部答复工科给事中李纶论劾工部尚书甘为霖、樊继祖有损清议等事，因而奉圣旨：甘为霖已经有旨处理了，樊继祖奉命督催大木，暂且留用。钦此。又接到一份奏本，题为恳请天恩俯赐罢斥，以平息众议。该奏是工部尚书甘为霖上奏，奉圣旨：恭举庙的营建已迫在眉睫，卿应立即出任供职，以符合委任，不准推辞。吏部知道。钦此。臣反复讽诵各份奏疏，感慨叹息，不能自已。由此可见陛下总揽朝政纲纪，光明赫然，如日光普照：对于言官的论劾，有的允准而立即罢去，有的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对于有关部门的执奏，有的允准而再次下令，有的通过批答显示微妙权衡，明确昭示赏罚惩戒，使被留任者知道羞愧，被任用者感到耻辱。这真是天子的神妙言语、圣人的明察裁衡，在朝廷任职的臣工没有不惕然警醒、肃然畏服的。臣愚昧而有幸遭逢这样的盛时，私下略有一点心得，怎敢不恭敬陈述，甘愿辜负圣明之世吗？臣伏思，陛下对于言官的言论，贵在能够听取，尤其贵在能够采用；听取而不采用，就等于没有听取。对于群臣中的奸佞，贵在能够识别，尤其贵在能够疏远；识别出来却不疏远，也等于没有识别。王尧封幸而依赖圣明，已经断然斥退，实在大快人心。至于樊继祖奸佞诡秘，罪行情状深重，比起王尧封来，难道不应当不止于罢免而已吗？臣请求逐项列举他诡秘欺罔的大罪，共有五条。往年他奉命督筑巩华城时，与霸州兵备副使、今已升任广西参政的王凤灵相互勾结，虚报冒领砖价，两人各自取得数万银两；八郡百姓恨不得吃这两名臣子的肉。这是他诡秘欺罔的大罪第一条。等到边境烽火紧急，朝廷推举总制大臣时，他抗拒阻挠，不肯前往；樊继祖被论劾后，却又粉饰言辞请求前往，用来掩盖先前的罪过，实际上并非出于诚心正道。这是第二条。他承蒙特别宽宥，仍命他主持有关事务，曾发誓即使马革裹尸也一定要消灭敌寇、赎回自己的罪过；但后来却闭城自避，没有见到一个敌人，也没有发射一支箭。石门儿纵容杀害投降者二百多人，冒充斩获的首级，虚妄地上奏捷报。这是第三条。他又奏称携带帑银一百二十万，应当广泛宣示圣德，使两镇士兵人人得到实惠；但他却指称是供客兵支用的费用，不到三四个月便冒领侵吞一空。等到原任刑科给事中龙遂弹劾他劳师费财时，樊继祖在申辩奏疏中说，按九十万的原数计算，尚且没有支用十分之一，怎么能说浪费钱财？他又曾上奏说：“买粮食和草料，升斗束捆都没有动用。”可是到了新任总督翟鹏交接事务的那一天，却已经上奏说宣大仓场处处空虚。他以掊取克扣、侵占渔利之法，把没有的说成有。这是第四条。他又谄媚纪功科道官，想求他们替自己弥补掩饰罪迹；事情没有办成后，又谄媚侍奉近侍，为他在内廷作主，最终竟得以含糊地免职听勘，侥幸逃脱罪责，连后来的勘问也在含糊之中停止了。百姓至今仍恨他不已，真可说是“百足之虫，直到死也不倒下”。这是第五条诡秘欺罔大罪。臣又曾看到兵部答复大同巡抚龙大有查处军储、马匹、银两缘由的奏疏，奉明旨说，显然是樊继祖前后所奏的话涉及虚假诬陷，未曾实实在在办事。樊继祖一向欺罔，圣明早已洞察；辜负陛下重托、败坏国家大事的，就是此人。他的罪恶与胡守中相同，而诡秘欺罔更超过胡守中。若把樊继祖的肉剐碎，在京畿示众，八郡百姓就可以忘记劳苦而不再怨恨；若把樊继祖的首级悬挂在宣大，两镇士兵就可以忘记死亡，勇敢作战。兴起大工程，调动大批民众，耗费巨大国库，却不能为国家出一丝一毫的力量，反而借机从中取利，这种事情如果可以忍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陛下如果真想役使百姓、抵御敌寇，那么对于樊继祖的罪行就不能不追究；既然如此，难道还可以让他重新担任重任吗？况且近年来边方失事的臣子，史陈已经先行罢斥，龙大有、刘臬、王升、白爵、李蓁、张达等人也都被拿解来京，如今正在听候审问，而罪魁樊继祖的听勘却尚未结案。如果反而再授予他重任，那么法律也不足以使人信服。作为樊继祖本人，也害怕明神共同诛戮，必将魂飞魄散，不能安然赴任。国君进用贤人，即使不得已，左右大夫都说贤，也还不可以；全国人都说贤，然后再考察他，发现确实贤能，才可以任用。如今樊继祖的罪恶，国人和各位大夫都认为不可不究，而陛下却要起用他，臣私下认为这仿佛是出自左右近臣的赞誉；请陛下看看，称誉他的是怎样的人。如果是出自陛下特别的知遇，臣不敢不说，这恐怕是陛下不应有的一次错误。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荒谬妄诞，请予以验证，遍询廷臣，并请广泛派出缉事人员，逐一访察远近；如果有人说出一句称誉他的功劳、为他辨明冤屈的话，臣愿当天伏罪，承受欺罔之罪，即使万死也不敢推辞。至于甘为霖，自己以庸碌鄙陋自居，没有其他才能，只因擅长工程便越级升到八座之位，应当想到遭遇非同寻常，努力图报效命。可是他为何如此骄纵放肆、毫无顾忌，贪得无厌，每逢大型工程便当作奇货，凭借恩典大肆牟利。如今朝廷内部有不得不办的大工程，边境有不得不动的大军，公私财力都已匮乏，卖官鬻爵也已经无所不至。甘为霖难道不知道吗？

译如果按照给事中李纶所奏的情形，甘为霖还算有一点人心吗？他欺骗君上、贻误国家，借施恩之名谋利分赃；像这样的鄙夫，长期占据要位，六卿都以同他并列为羞，贤者也疏远他，实在不能让他再玷污清正的官班一天。臣恭敬读到圣旨，见上面说：“恭举庙的营建已迫在眉睫，卿应立即出任供职，以符合委任。”这大概是因为大事临近，只要让同文思院头目来督办就够了。可是他昏昧不知反省，只要侥幸不失富贵就满足了，又怎么能因圣上的话而感动并知愧呢？鄙夫本人是否感到羞愧受辱，本来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但大臣是国家的表率，大臣损害自身操守、辱没朝廷，影响就太大了。伏乞圣明坚持不二之心，除去邪佞，不要迟疑。请仍令樊继祖回籍听勘，严厉责成原先负责勘问的官员，迅速秉公查勘钱粮有无侵吞，斩获首级有无冒报，并奏请裁定。勘官如果再次拖延、隐瞒，就以结党作恶论罪，一并查究。请准甘为霖听候命令自行陈述退休，迅速令吏部另行推举在朝廷中清正、公忠、忠诚敏干的臣子数人，上疏请求选用以代替他的职任。这样，虞舜所说的作工之事就会安然完成，不只是事情能够办成，大臣的体面也自然更加隆重。之所以重视大臣，是为了尊重朝廷。王凤灵交付吏部，作为考察善恶的依据，明确奖赏和惩罚、区别劝勉，那么贤能者会受到激励，不肖者会被疏远。为了朝廷成就大事、驱逐大敌，不必担心没有人才。如果像樊继祖这类人不再追究治罪、屏退斥逐，他一定会说：“我的欺罔已经败露到这种地步，而皇上却没有责罚我。”言事官已经如此奏明我的罪过，而皇上又不听，那么他必定更加放纵欺罔，公开作恶，再无顾忌。奸邪得志，群臣纷纷效仿，这不是国家的福气。臣的职责在于进谏，心志没有回避隐瞒，只知道为朝廷揭举最大的欺蔽，守护大法，维护大体，并非为了私人的言论，只请圣明仔细审察思考。臣实在难以承受这番激切忠恳之情。嘉靖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上题。吏科给事中臣周怡谨慎上题，为恳请慎重选任久任的秩卿，以作官僚的表率，借此恭敬地交接神明。近来看到刑部审问犯人陈违法奸盗等事，罪行极多，败坏清规，都是由于前任太常寺卿、掌太常寺事务的礼部左侍郎金主张纵容，并且替他作媒求情、收受贿赂使其脱罪。此事已经奉钦依：陈发往边卫，永远充军；金不必提审，着令为民。钦此。臣愚昧地想，太常寺的职务，专门在于恭敬侍奉神祇、协调上下，这就是虞舜时代夷、夔所任的职务，也是《周礼》中宗伯一类的官职，关系实在不轻。如果得到一位清斋明洁、贞正安静的人来担任，那么他就能端正官僚、慎重祀典，使祭祀所用的笾豆洁净美好，八音协调和谐；这样将会看到百神都欢悦，万福一同降临，阴阳调和、雨旸按时，百姓快乐、万物繁育，凤凰来仪、瑞兽起舞，祥征汇集、瑞气丛聚，国家安泰、王道完备。天下太平，其关键未必不在这里。《诗经》说：“这位文王恭敬谨慎，小心翼翼地明敬上帝，于是招来众多福禄。”又说：“在庄严肃穆的宗庙中。”又说：“啊，深厚美好的清静宗庙，恭敬和谐的显相，众多整肃的贤士，都秉承文王的德行，面对上天，迅速奔走在宗庙之中。”由此可见，文王侍奉上天、祭祀祖先，竭尽诚敬；显相和众多贤士，也都秉承文王的德行。恭敬地思念我皇上敬畏上天、尊崇祖先，专一纯正，没有二心，仁爱孝顺、诚敬恭谨，在文王方面也有光彩；他承奉祭祀、迅速奔走，决不可以让不肖之人参与其中。如今太常寺卿就是显相，承奉祭祀的郎官以及乐舞人员就是众多贤士。臣伏思皇上早晚勤于政事，恭敬沉静地思考治道，他想慎重选用这些人，想来时时刻刻都在劳烦圣心。请敕令吏部慎重选择合适的人，用来统率他的僚属；或者选词林中的耆宿，或者选九卿及辅佐官中的名贤，不论现在任职还是居家闲住，都务必寻求道德纯洁、学问深厚博大的人，使其充任此职。这样，他们就能精诚洁白、恭敬虔诚，安静恭敬地处于自己的职位；在上可以仰承皇上作为显相，在幽冥可以协助神明使诚信感通。其余僚属和众多贤士，也会成为官僚的表率，仪容有法，斋戒明洁蔚然成风。天人之间感应相通的妙处，实在不是言语能够粗略说明的。臣如同樵夫的一点浅见，虽有千虑而只是一片微薄诚意，倘蒙圣明采纳，神明和人道都十分幸运，天下也十分幸运。臣愚昧，极为恳切惶恐。缘由是慎重选任秩卿、作为官僚表率、恭敬交接神明一事，谨上题请旨。嘉靖二十二年五月日上题。圣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译吏科给事中臣周怡谨慎上题，为恳请圣上降下严厉谕旨，告诫内外群臣，重新申明任命的意义，以责成安边攘敌的实际成效。臣伏见皇上因为边患连年不断，山西残破，外有门庭之寇，内有腹心之忧，早晚不得安宁，忧虑得心血受损。皇上想要修治内部、抵御外敌，没有一时一刻不放在心上。近来因言官有的把责任归于边臣，认为巡抚、总兵没有选得合适的人；有的把责任归于大臣，认为户部、兵部没有选得合适的人。承蒙陛下采纳谏言如同转动圆环，全部批准了他们的意见，立即命令有关部门集议，务必寻求可以替代的人选；陛下英明果断，内外耳目为之一新。一时大小臣工都肃然警惕，无不反省说：“大圣人的作为，真如风雷那样迅疾，万物没有不被启发站立，也没有不被震慑伏倒的。”臣又曾读到辅臣严嵩感激圣谕而陈述边务的奏疏，其中说：“现在内外群臣每逢敌寇侵犯边境，便都惊慌，以为祸患深不可测；敌寇退去后便安然自得，以为无事，不再关心。到第二年夏秋交替之时，战马将要到来，又再次惊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再没有驱逐抵御敌寇的策略。”这些话深深切中了当时的弊病，一时大小臣工都警惕醒悟，无不自我庆幸说：“有宰相这样忧虑国家，哪里还担心内政不能修治、外患不能平息呢？” 又见自秋冬以来半年之间，内自宰相直到九卿之长，外自巡抚、总兵直到兵备官员，全都更换了人。一时大小臣工焕然改观，又无不自我庆幸说：“这样任用人才，还担心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太平之治不能实现呢？”以天朝这样大的力量，抵御那些微小的边寇，似乎不须多费力气，摧枯拉朽般取胜并不困难。然而如果君主和宰相不能聚精会神地关注边患，那么内外人心就会窥测其意向和轻重而时而敏捷、时而怠惰，又有谁肯奋发努力呢？如今君主在上面忧虑，宰相在下面忧虑；内外群臣上体察君主和宰相的忧虑，下怜恤边地百姓的困苦，又因新任命而感奋，大大振作忠勇之气，精神气势一定能够不借助声色威严，自然足以在万里之外挫败敌人的谋划。如此一来，那些蠢笨的小寇哪里有不胆落心寒、奔逃窜散的呢？臣愚昧，私下忧虑过深，仍认为容易兴起而难以长久的是意气，难以得到而容易丧失的是时机，容易过去而难以再得的是时势。皇上忧虑，也是因为边情奏报日益紧迫；宰臣忧虑，也是感受到圣旨的恳切，这些都是意气所激发的。臣私下揣度，不知宰臣今天的忧虑，比起前日所说的忧虑究竟如何？这就是微臣所忧虑的。外而各边巡抚、总兵一时全都换成新人，内而户部、兵部两部尚书也都换成新人；他们应当趁此时机筹划谋略，各自磨砺志向、锤炼力量。司农应当思考如何规划：平时怎样使粮饷每天充足，有事时怎样保证赏赐不缺？司马应当思考如何规划：怎样在帷幄中运筹，怎样在万里之外挫败敌人？巡抚应当思考如何规划：地方职责怎样完成，意外变故怎样应对？总兵应当思考如何规划：怎样使我军勇敢而懂得作战方略，怎样使外敌畏惧威势而远远逃遁？精神振奋，政令严明，一切都在开始之时；这正是不可错失的时机，也是微臣所忧虑的。过去预测敌情的人说，秋高马肥时，敌人的意图才会南侵；可是近一两年来，刚进入夏季就已经张皇戒备了。按现在推算来年的事情，也只在春季三个月之间。日月容易流逝，如同骏马从缝隙前飞驰而过；年复一年，坐看岁月奔驰，每到事情临头，只徒然痛悔当初没有及时准备，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上能体察君心，下能体恤边患，就一定会卧薪尝胆，珍惜光阴来谋划，中夜不眠地筹备安边攘敌。难道肯要懈怠闲游，竟像燕雀处在堂上，只庆幸屋顶突发、栋梁将焚还没有发生吗？这就是不可错失的时势，也是微臣所忧虑的。《左传》说：君主下令召见，人在官署便不等车，人在外面便不等穿鞋。如今户部尚书王杲还没有见到他赴任，为什么这样迟滞呢？兵部尚书毛伯温一向享有很高的时望，极蒙皇帝选用；近来他到任后革除弊政的一份奏疏，却没有使众人满意。将官行贿送礼的风气，完全取决于主管兵部者的好恶如何。从前杨绾因清名和俭德被拜为宰相时，郭子仪正设宴待客，立即减少宴席上的歌舞音乐；京兆尹黎干立即减少随从；中丞崔宽赶快拆毁撤去宅第。假如主事者门庭端正严肃，那么贿赂就会无影无踪，即使不下令也自然令人畏惧。假如他平素志在贪食聚敛，那么钱财这个神灵就会像苍蝇一样聚集，虽有禁令也不会听从。所以说，所发布的命令如果违背自己的爱好，百姓就不会服从；弊病不是不能革除，而是主事者并无诚意革除。这也许是新政通常的做法，发布文书罢了；张瓒当年未必没有采取过这种举措。我所希望于毛伯温的，不是这种平常的谋划，他的作为本来不应只在这里；而李蓁、张达的处置议论又尤其使众人惊骇。如今假使让毛伯温选将，却只惋惜这两个罪人，那么近年来抵御敌寇的气势，已经在今天显露征兆了。李蓁、张达如果并没有罪，那么此时应当在朝廷内部论议，不应轻率逮捕；先前轻率地逮捕解送来京，如今又轻率地释放放纵，不只是旁观者暗自发笑，臣认为李蓁、张达也一定会暗自嘲笑此事。何况这两个罪人的才能，根本不能与孟明、韩信相比，又何必对他们如此恋恋不舍，以至于更加损害国家体统呢？承蒙圣明英断，仍把这两个罪人交给法司，员缺另行推补，内外人心才开始安定而畏服，军法严明，不再是儿戏。毛伯温是众望所归，所以臣这样说，是在责备贤者，自己也不知道言语是否过分。各边巡抚、总兵等臣，如今更换已经数月，却还没有看到他们提出重大议论、振作实行大谋略；臣私下恐怕诸臣换任之后没有受到足够的惩戒和振作，这实在是对新任命的大大羞辱，也是微臣所忧虑的。伏望皇上痛切惩戒过去的事情，大力谋划新的方略，威严震怒，严厉谕告诸臣，务必让各人勤勉尽职、竭尽才力。内则居中控制外部，外则捍卫边境、保卫内部，内外同心，将相协力，上以仰副皇上新的任命，下以俯答天下的期望。近则使边疆军民安定，远则使沙漠中的小丑畏威；不要重蹈覆辙，不要驰骋空谈，不要错失良机，不要荒废大好时机。如果果真能够建立功勋、显著成效，朝廷应当不吝爵位赏赐；如果他们玩忽时日而招致敌寇，准许臣等科道官指名参究，必定置以重刑。难道要以天下全部力量、精心选拔当时的人才，最后竟被区区边寇牵着奔走吗？臣私下以此为耻。

译仍请严厉催促王杲赶紧到任，粮饷一事尤其紧要。屯田、盐法都应彻底查究，冗员、冗兵都应裁减革除。近来看到有人想议论增加赋税，这是万万不可的。如今四方水灾旱灾，没有地方不存在；户部派官催征多年积欠的赋税，由此便可知道常赋尚且有不能解送缴纳的，难道还可以增加吗？与其增加赋税，不如节省用度；与其把赋税加在百姓身上，不如减少官员俸禄。不能拘泥于常规，必须采取权宜办法。漆室的女子尚且知道忧虑葵花，微臣身为言官，私下忧虑过深，只恐有所不及，难道敢说自己的话是过分的吗？只要圣明留意，便能因一怒而振作内外臣民的志气，因一怒而安定天下百姓。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冒昧进献狂直之言，实在激切恐惧到了极点。嘉靖二十二年五月日上题。吏科给事中臣周怡谨慎上题，为慎重选任长期任职之人，遵奉明旨，爱惜贤才，以辅助治理。我国家因时制宜建立制度，周代设置官职，分六曹各司其职，依次选拔贤能、考核才干，并不是为了满足私欲，而是为了辅助教化。吏部是六曹之首，是百官的纲纪，职掌最为重要，铨选考核尤其关键。因为进用贤能、斥退不肖，责任重大。用对了人，俊杰得到任用，奸邪被远远屏退，政治教化没有不通畅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少有不实现的。用错了人，奔走竞争盛行，谄媚阿谀者得志，政治教化没有不受损害的时候，这种情况也很少能避免。因此文选、考功两司最为重要；慎重选拔，选得其人之后，还应珍惜其才能，长期任用。任用长久，自然应当提高其品秩、破格提拔，以彰明劝勉。臣恭敬看到圣旨说，今后文选司郎中要长期任职等。钦此。既然文选郎中要久任，那么各司官员也都在其中了。由此可以仰见皇上依次任用贤能、爱惜人才的深远意旨。近来观察吏部的卿、贰以及贤能属官，都勤勉谨慎，办事光明，布置上下有序，率领承接都整齐严肃，确实可以说是慎重选人。臣只是担心长期任用的制度还没有实行罢了。臣私下看到，自从奉行明旨以来，文选郎中林春因病死于任所，继任林春的是考功司郎中高耀；高耀任职只经历五次选授，不到一年，已经升任太仆寺少卿。继任高耀的是稽勋司郎中王与龄。高耀的贤能不及王与龄，升迁又太快，任职不久，大家本来就不很惋惜。如今王与龄调任以来，一心精诚洁白，尊尚贤能、选拔人才；对现任官员，按照劳绩资历使其得到升叙；对闲置废弃的人才，则提拔其德望，不让侥幸进用者升迁，也不让任职者久滞。又查得考功司郎中郑晓，持心公平，核实精确，答复奏疏迅速，杜绝夤缘请托；明察足以实行公正，果断足以成就敏捷。近来虽有意见不同之处，但并非因私心蒙蔽而造成祸害。这两位臣子，内外都信服赞同，舆论也一致认可，不改变自己的志向，都可以说是贤能之臣了。臣只是担心如果照常按资历迁转，就会使这两位臣子不能充分发挥才能、不能完成自己的志愿，而后来继任者即使才干志向相同，熟悉练达的程度终究不同。何况嘉靖二十三年正逢朝觐考察之期，考功郎中尤其重要，在此时突然更换其人，实在很不方便。今后吏部主事有缺，应由九卿之长共同举荐本司属官中的贤能者充任；务必要求其操行端正、学问精粹优美、器量气度宏大通达，不要只取科第高、门路快的人；只要有请托关系，就不是贤士。日后考察时，应据此治罪，这也是慎重选人的一项办法。臣愚昧，伏请敕令有关部门遵奉明旨：文选郎中务必要长期任职，不许一年之内就推举升迁，仍请限定以三年为准。今后再有违背圣旨、不到期限便升迁的，准许科道官参劾纠举。考功郎中每逢内外考察，最近一年之内不许推迁，以免借机推脱回避。这样贤才就会汇集，不肖者不能侥幸进用，贪婪昏昧、急于求官钻营的人不能借此满足私欲；官职称当、政事良善，教化推行、风俗美好，太平治理就可以指日而待了。臣任职该科，按道义不应在圣明朝廷保持沉默，实在怀着真切至诚的愿望。缘由是慎重选人、长期任职，遵奉明旨，爱惜贤才，以辅助治理一事，不敢擅自决定，谨上题请旨。嘉靖二十二年五月日上题。

译吏科给事中臣周怡谨慎上题，题为“内外大臣不和，请降天语严加责备，以敦厚国家体统，共同渡过时艰”。臣认为，臣子侍奉君主，无论尊卑，无论内外，都应尽心体察国家，以协力办成事务为和；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是虚伪，忘掉私仇而推举贤能是公正。自古以来，没有不由此达到善治的。何况卿辅大臣在朝廷争执，巡抚、总兵大臣在边境争执，却想修治内政、抵御外侮，万万没有这样的道理。近来知道内阁大学士翟銮、严嵩与吏部尚书许赞不和，互相诋毁攻击。查考兵部，先因大同总兵周尚文奏请讨取钱粮、马匹一事的答复奏疏，得知巡抚、总兵彼此不和；近来又据督理粮饷右侍郎赵廷瑞的奏疏，得知总兵张凤、周尚文与总制侍郎翟鹏、督饷侍郎赵廷瑞全都不和，各持己见，各怀私心。这是极不吉祥的事情，是误国的大祸，眼前就可以看见。臣请先论其道理，然后再谈具体事情。《易经》说：“天地相互感应，万物因此化生；圣人感通人心，天下因此和平。”《左传》说：“阴阳和谐，雨泽就会降下。” 《左传》论兵事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谐的时义意义重大，天地阴阳都不能违背它。近来从人的一身来验证，更能看得亲切。一个人的心志如果安宁平静，那么眼睛所看见的，耳朵也会听从；脚所到达的地方，手也会跟随。各个器官都依从心志的意愿而尽自己的职能。如果眼睛看而耳朵不听，所见所闻就不相符合；手拿着东西而脚不行动，事物的位置受到阻碍，事情就会废弃。对于心志的愿望，又怎么能够实现呢？君主就像心志，内外群臣就像耳目手足。臣子如果知道尊奉心志，难道肯让耳目彼此违背、手足彼此伤害吗？所以说：“同心敬业，协力恭谨，和衷共济吧！”风俗教化的大事，以礼让为先；礼让的实行，以朝廷大臣为首。朝廷是四方共同仰望的地方，大臣是群臣效法的榜样。人们看见并仿效他们，必然会有更加严重的结果。朝廷中有言语不合的间隙，外面的谗毁攻讦就会滋长；大臣之间有面色不悦的争执，下面便会流传攻斗的祸患。从今天追溯到过去，从来没有改变过。皇上即位以来，至今已经二十二年了。从初年锐意求治，到今日切实忧民，本应当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太平景象出现，四夷前来朝贡称王。如今陛下每天从事祷祀，可是四方的水旱灾伤仍未能消除；每年开纳银的条例，可是府库仍未能充实；每年颁布免除租税的命令，可是百姓仍未能复苏；时常下达选将练兵的命令，可是边境仍未能安宁。这是什么缘故呢？实在是因为陛下在上面劳心焦虑，而下面还没有肯奉行诏命的臣子。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对内，财货极其匮乏，各种劳役却纷纷兴起；对外，强敌极其骄横，九边却空虚耗损。担任辅臣的，应当像丙魏那样同心辅政，像房杜那样谋划决断，彼此资助，早晚不懈，敬畏天命，怜悯百姓困穷。凡是可以有利国家、惠及小民、安定边疆的事情，都应精心思考、详细筹划，上以启发君心，下以激励群臣。为什么大学士翟銮、严嵩却倚仗门籍和宠信，抬高自己、徇私舞弊，操弄威福，卖恩情、结怨仇？听说两位辅臣在内阁有言语冲突、面色失和，入见陛下时各自私下陈说，背后互相诋毁，这两位臣子已经不和了。还指望他们同心敬业、协力恭谨，和衷共济来侍奉皇上、影响下面吗？从辅臣直到九卿和百官，职位虽有尊卑，但都同样是耳目手足，听从心志的命令，共同成就一个整体；应当互相帮助，不能互相伤害。辅臣如果真正知道谁贤能、谁不肖，就应当明确告诉吏部，进用谁、罢退谁，这样人心才会服从。不应当倚仗权势徇私，把不能使人心服的人交给吏部决定进退。吏部应当有真正的操守，像贞女烈士一样，使人望见便知道敬畏，即使权贵也不敢以不义之事相求。不应当依违奉承，一开了顺从的头，后来就不能违逆。如今严嵩的威势气焰压迫百司，招揽权力、控制威势，使凡有请求的人都疑惧奔走到他的门下，先揣摩他的意思，然后才敢向陛下奏闻。内外臣子不畏惧陛下，却只知道畏惧严嵩。翟銮则依附阿谀、委靡不振，不能坚持主张；但他的气势虽弱，还不足以驱使人争相依附，而他的名位在先，也足以成为严嵩的妨碍。尚书许瓒，两代以来三次任吏部尚书，也可以说是世代受国恩的老臣。虽然说他小心谨慎，但刚直之气、正色立场不能预先消解权势地位，对权力的要求之心也实在太弱了。这些情况都是陛下洞察的，知道臣的话不是诬陷。《诗经》说：“来者和乐雍容，到了这里庄严肃穆；卿士公侯相互辅佐，天子神情肃穆。”这是盛世的气象。如今卿辅大臣暗中排挤、明里倾轧，互相诋毁攻击，他们把陛下看成怎样的君主呢？在这种时候，不思培养国家元气、爱护人才，共同谋划挫败敌人、抵御侮辱的计策，却一心经营私人怨仇，究竟是什么心肠呢？臣恐怕大臣不和，奸邪小人就会趁机钻空子，互相结党勾连，制造罪名、挑起事端，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实在可怕得很。过去论劾辅臣的御史如谢瑜、童汉臣，相继被借公事之名治罪贬谪，离开朝廷。那伊敏生、喻时等人，也已经在言语神色之间显露出来。直言敢谏的臣子，对于权贵虽然不利，但对朝廷却大有力量。如今都借公事之名，奉有明命加以治罪贬斥，臣恐怕从此就没有敢说话的人了。陛下的臣子，即使有像梼杌、驩兜那样的人，谁还会再说呢？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实在可怕得很。如今进入秋季，宣大已经报告边境消息，而文武总制大臣各自树立门户、各持意见。平时既然彼此如藩篱相隔、互不协调，那么必定没有长久驾驭远方、统筹全局的策略。临敌时互相牵制兵力，按兵埋伏、相对列阵，将会出现甲方认为可以、乙方认为不行，彼方认为正确、此方认为错误，正是臣所说的眼睛看见而耳朵不听、手拿东西而脚不行动，臣实在不敢相信这样不会误事败谋。当初设置总制、总督大臣，是想让他们的权力足以控制三军的命令，能够像颐气指使一样，无不如意。

译如今却互相抗拒，各自自大而以向对方低头为耻；各自认为自己正确，又以采用对方意见为耻。这是借助所授的权位互相争斗，并不是为了保卫国家、抵御敌寇而谋划。大敌就在面前，文武大臣却互相构衅，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实在可怕得很。臣又见总督两广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蔡举劾方面守令官员，其中举劾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员以及一名都指挥佥事，又拿已经离任一年多的两名知府来弹劾，以此敷衍塞责；举文官而弹劾武官，苟且欺罔，实在辜负朝廷选任重臣、抚绥远方的本意，也完全失去了鼓舞文武、经营地方的办法。如今正当竭力经营中原、向沙漠宣扬威势之日，对于忠勇将官应当降低身段、优厚礼遇，屈己相交，取得他们誓死效命之心，这样才可能得到他们的死力。假使韩淮阴没有萧相国识拔国士的知遇，最终就会逃走；岳武穆如果没有朝廷内部的支持，他擒获兀术、振兴宋室，本来不会困难。如今如果真有韩信、岳飞这样的将领，难道肯低眉俯首，受制于执掌文书刀笔的官吏吗？务必要推诚置腹，以真心待人，申明大义，激发他们的壮烈志向；如果意见有所不同，应当明白晓谕，不应动辄裁抑，使他们受挫受辱。作为将领的臣子，也应当趁此时机建立功勋，奋勇率先登阵，作为三军的倡导，不应妄自尊大，自取后悔和羞辱。这样一来，人和所凝聚的力量就会坚固锐利，如同金城汤池，又何必担心狡黠的敌寇不能被擒获呢？臣又听说近日边事中，内外彼此牵制；如果文武诸臣竟然以被论劾而退职为喜，果真如此，那么上面辜负朝廷推毂任用的苦心，下面瓦解三军誓死报国的志气；庸懦不忠，招来敌人轻视侮辱，这是国家的大耻辱，误事也绝非小事。臣愚昧无知，伏乞陛下大放明察之光，赫然施展乾断，绝不要疑惑。对于近处的论劾不要忽视，对于长远的谋划要告诫辅臣，不要专事结怨以窃取威福；告诫吏部，不要一味依违阿附而轻率决定官员的升降；告诫巡抚，不要侮辱将官而离散士卒之心；告诫将官，不要怀抱小的怨忿而贻误大事。这些都是眼前的紧要事务，一天也不能拖延。还望陛下优容言官，广泛采纳群臣策略，虚心听取接受。首先务必使上面和合有德，那么大臣自然会公正忠诚地为国效力；下面虚心忘怨，各自致力于和睦礼让，群臣就会肃穆和谐，百姓也会安泰和乐。人和之气熏蒸上达，神明听察，最终天下和谐而太平。区区外来侮患，自然不足以抵御之外。所有这些，都取决于陛下建立中和的最高准则，作为天下的先导。臣微小无知，私下看到时事严重损伤国家体统，内心实在愤懑，只恨力量不能推门而入，在屏风之前大声申诉。如果果真能够得到上天听闻，并看见这些意见施行，那么也可以报答陛下俸禄供养的深厚恩德于万分之一。即使当天赐臣死，臣也甘心。将来如果有含糊的制命出自辅臣之手，像谢瑜、童汉臣这些人所遭遇的那样，陛下能够知道吗？臣愚昧，实在战栗失措到了极点，只愿圣明俯察宗庙社稷，这就是最大的幸运！天下也是最大的幸运。缘由是内外大臣不和，请降下天语严加责备，以敦厚国家体统，共同渡过时艰。事理不敢擅自处理，谨上题请旨。嘉靖二十二年六月日上题。吏科给事中臣周怡谨慎上奏，为恳请天恩，认罪并回话。先前臣曾上题，题为“内外大臣不和，请降天语严加责备，以敦厚国家体统，共同渡过时艰”等事。嘉靖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申时，臣恭敬接受圣旨：“周怡这个家伙所说诸臣不和、辜负君主而招致祸患的话，都是如此；但他的本心起初只是发于讥刺诽谤。他说朕每天从事祷祀，却不知道首先应当在上面培养和德，使人和之气熏蒸，神明听察。朕侍奉上天、礼敬神明，多承洪大庇佑；至于四方如此广大，哪里能完全没有水灾旱灾呢？如果说天下的治理安定，那么你们这些凡是身居官位的人，果真能够秉持公心、竭尽忠诚，修养和德、尽到诚意，同心辅佐君主，还担心什么不能治理安定呢？他们内外诸臣不和，你们既然知道，为什么不立即指名弹劾上奏，到了今天才说出来？把真实情况和内心想法交代清楚，回话来。”钦此。臣听到自天而来的命令，惊恐战栗，不知所措，确实昏乱狂妄、悖逆失序。承蒙圣恩广大，没有立即用斧钺加诛，反而命臣据实交代回话。臣恭敬捧读圣旨，曲折详尽地伏地叩首，号哭仰叹道：“伟大啊，这才是真圣人的话！” 您的容纳，真如天地那样广大；您的知遇，真如日月那样光明。我还说什么呢？只是因为臣愚昧无知，私下看到圣明的皇上孜孜求治、敬畏上天、忧念百姓，而内外各级臣僚不能仰体圣意，各自修治私怨，实在担心上负君父，下误时事。臣心里对此十分忧虑，想要效法犬马之忠，向陛下陈述。然而臣见识短浅，言辞不能表达心意，竟至于狂妄悖乱，冒犯圣听，这是臣的罪过；又不能早早看出问题而预先论奏，这也是臣的罪过。伏望圣慈弘大覆载万物的仁德，宽免斧钺诛戮之刑，体察臣的一片心志，赦免臣的愚昧。臣恐惧昏乱，不知说了些什么，惶恐不安、罪责深重到了极点。为此撰具奏本，亲自携带上呈，谨此奏闻，伏候敕旨。嘉靖二十二年六月日题奉圣旨：‘这家伙本心是想讥讪君上，而且恼怒吏部不同意太常寺用人之说，借弹劾为名，实际上是结党害善。何况这家伙每每厌恶在内直的诸臣，认为他们是在赞助大道，实在悖逆放肆、没有道理。着锦衣卫拿来，在午门前狠狠打四十大棍，照杨爵的例，送镇抚司牢固■〈木匣〉着监候。’

译太常寺少卿臣周怡谨奏：为感激天恩深厚，竭尽赤诚来图报万分之一事。臣私下认为，受非常恩遇的人，应当有非常的报答；遭逢世所罕见机遇的人，应当陈说世所罕见的道义。臣是狂妄愚昧的小臣，不懂大义，原任吏科给事中时，屡次承受先帝的知遇，感激而谋求报答。嘉靖二十二年，因为论奏辅臣严嵩等人擅权，且先帝当时日日忙于祷祀，未能消除四方水旱灾害，臣触怒圣意，被廷杖后下入锦衣卫狱■〈木匣〉拘系五年，曾两次逮捕、两次释放。当时人人都说臣必定不能免死，幸而得以不死。臣的母亲在家病危，已经缠绵垂危，想见臣一面却不能如愿；人人都说臣母子必定不能相见，幸而终于相见，母亲又病愈，十三天后才去世。这些全是承蒙先帝非常的恩典，臣母子感激之情哪里能用言语说明，臣全家感激之情哪里能用言语说明。臣常常想着即使粉身碎骨，又拿什么来报答万分之一呢？只有早晚仰祝圣上万寿无疆、皇图巩固，希望稍微尽到一点愚诚而已。恭逢皇上承受上天的大运，继承帝位，念及先帝遗诏，推广仁德之心，洗涤臣的罪过，召回恢复臣的职务，历次升任至太常寺少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臣因被拘系五年，在万死之中余生下来，又两次获释生还，得以送母亲终老。臣所遭遇的机缘已经到了极点，又能够耕田而食、汲井而饮，过了二十多年。臣这残喘余生，全是先帝所赐、皇上所庇护。臣的愿望已经达到极点、满足了，哪里敢再希望被收录任用？这确实是非常的恩典、世所罕见的机遇，是古今以来罕见的事情。臣应当用什么来仰答万分之一呢？臣早晚深思，只愿皇上万有千岁，永远保有四海的富盛，长居九五之尊，子孙繁衍至千亿，万国协和，希望臣这份在野之心能够稍稍抒发万分之一。虽然如此，富贵、长寿、子孙长久安宁，并不是无缘无故就能得到的，必须有德才能享有；德也不是无缘无故就能具备的，必须有道来修养。所谓学习，就是修养德行、享有福禄的方法。学习也不是无缘无故就能做到的，必须有老师来启发引导，必须有朋友来辅助。所谓师友，就是通过讲学来修养德行的凭借。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没有不是遵循这条道路而达到天下治安的。确实应当思考效法古代帝王，敬慎自身、修养德行，亲近贤者、勤于学习，以此敬天勤民，那么就可以感通上天之心，使人与人和谐协调，达到太平，并保有福禄。大臣的职务专在辅弼，是担任师友的官员。如果不与大臣当面接见商议可否，只是用揭帖进呈，那么彼此精神始终不能沟通，事情和道理终究会有阻碍，又凭什么使万邦信服、感通上天之心呢？自古至今，没有这样的道理。古人称说君臣相得，像鱼得到水一样；鱼一刻也不能没有水，做君主的，难道可以几个月、半年不与大臣当面交谈吗？臣实在狂妄愚昧，谨将千虑中的一点所得意见，列为五条，开列呈上。伏望皇上俯赐一览，凝神深思，不要只说‘该衙门知道’，因为这不是该衙门所应当知道的事情。缘由是感激天恩深厚，竭尽赤诚来图报万分之一，未敢擅自处理，谨此具奏上闻。现分条开列如下：一是确定君主的志向，以修养德行、成就功业。君道的重大之处，在于知道责任的艰难，而责任在于君主和宰相。古代圣帝明王说：‘君主能够认识到做君主的艰难，臣下能够认识到做臣下的艰难。’又说：‘做君主很难，做臣下也不容易。’说的都是责任难以胜任。做君主的人，难道上天本来就放纵他，让他居于众人之上，便可以任意满足自己的欲望、放纵自己的情感吗？他要主持天地神人，要承继宗庙社稷。责任非常重大，负担非常沉重，这就是艰难所在。知道艰难，就应当思考如何谋求完成，不能轻忽怠慢。古代知道责任艰难的人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戒惧得像驾驭六匹马时驾着腐朽的缰绳一样，兢兢业业，不敢荒废安逸。每天只考察古代典籍、端正学术，明辨善恶的苗头，分清忠臣与奸邪，清楚明白地趋向正道；关键在于君主的志向先要确定。’志在做圣帝，就一定要效法尧、舜；志在做明王，就一定要效法禹、汤、文王、武王。做臣下的，谁敢不敬重？所以说：‘君主的志向确定了，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这就叫作可以长久保持的德行，这就叫作可以宏大的功业，这就叫作能够符合君道。伏望皇上凝神思考。二是敬畏天命，以消除灾异。君主是天下臣民的主人，所以应当奉行上天的法则。伟大的上帝俯临下界，威严显赫。君道尽到，天命就眷顾他；君道没有尽到，天命就离弃他。天命眷顾，天下臣民便依附；天命离弃，天下臣民便叛离。这就是上天可畏之处。古代圣帝明王说：‘我早晚都敬畏上天的威严，因此保有这个天下。’然而君主是上天所立的，上天之心总是仁爱君主的。君道尽到，日月星辰明亮，四时运行顺利，风雨适时，百谷成熟，万民安宁；君道没有尽到，上天也仍然挂念他，便降下灾异来谴责告诫他、显示警戒，想让他警醒而修身反省。像尧时发生大水，就说：‘洪水是在警告我。’洪水，就是大水。汤时发生大旱，便用六件事责备自己。今年的水灾也非同寻常：在京内，官民房屋倒塌毁坏；在京外，禾黍被水淹没，舟船漂流沉没，运粮船损坏，百姓溺死，这不是小的灾异。近来又报告边墙倒塌过多，一时之间实在难以修筑。秋高气爽而敌寇可能来犯，十分值得忧虑。如果不大大警醒、改变德行，只说修身反省，天意是无法挽回的。必须彻底改变想法，平日想要的改为不想要，平日所做的改为不做，勤于政务、亲近贤者，远离邪佞、减少欲望，一言一动都归于正道，那么一念的诚心就能上达于天，灾异自然消除，各种祥瑞也会降临。伏望皇上凝神思考。

译三是敬重大臣，以尊崇师道。古代圣帝明王，没有不是通过学习而成就的。唐尧、虞舜时代的君臣，彼此相互告诫勉励，君臣之间互为师友。商汤向伊尹学习，武丁向甘盘学习，太甲、成王向伊尹学习，周公也先学习然后才做臣下。宋代程颐任崇政殿说书时，必须坐在殿上讲学。后世不懂这个道理，只以地位尊高来自大，以威严面对下属，不再知道尊师的礼节。师傅、保的职务，是三公的地位。三公坐下来讨论治道。我朝祖宗对三公的礼遇非常隆重；对于辅弼之臣，必称‘先生’，不敢称官职，不敢直呼姓名，总是一再称为‘先生’，历朝实录都可以考证。仁宗以来，从未改变。先帝世宗皇帝初年，对于辅臣杨廷和等人还称‘先生’，从此以后，一班谄媚奸佞的臣子进用，才开始降低对他们的礼遇。敬重大臣，是因为大臣接近君主，敬重大臣也就是自我尊敬；尊重师傅，是因为师傅能够成就君主的德行和功业，尊重师傅也就是自我尊贵。不敬不尊，就把他们看作与群臣一样，没有敬畏之心，又有什么可以警戒谨慎的呢？只用提高官秩、厚加俸禄赏赐来表示尊崇，这还不足以称为敬重和尊崇。关键在于以礼敬待他们，从内心尊重他们；迎接他们就感到喜悦，送别他们就像有所失去；接待他们要亲近，亲自以温和的言语、和悦的脸色与他们商议确定可否，不要只用揭帖进呈。这样，君臣情意就会融洽，义理就会明白，君道尽到而大业也就成就了。伏望皇上凝神思考。四是选择身边的人，以谨慎对待亲近的侍从。人居处交往，最重要的莫过于谨慎选择所亲近的人。与治理国家志同道合的人共事，没有不兴盛的；与祸乱国家的人共同做事，没有不灭亡的。所以说：与君子相处，就像进入芝兰之室，时间久了闻不到香味，因为已经与它一起变化了；与小人相处，就像进入卖鲍鱼的店铺，时间久了闻不到臭味，也会与它一起变化。俗话说：接近朱砂就会变红，接近墨就会变黑。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何况君主身边的人，各种欲望很容易得到满足，衣服器用华美奢侈，声色艳丽，供差遣的便佞之人、善于逢迎柔顺的人，充满前后。他们所说的，无非是动荡人心的话；他们所做的，无非是放纵任性的事情。与他们相处一天，志向意念就会随之改变；早晚和他们相处，受到的习染就难以分辨。古人告诫说：不要接近声色；又说：远离沉溺于声色的老者，亲近顽童。若长日在宫中歌舞，在室内酣歌，追逐货利美色，沉溺音乐，流连游乐，其中只要有一项，没有不导致灭亡的。所以说，君主一天之内接见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间少，那么就能警醒反省身心，舒展志意，德行崇高、功业广大，内心安泰、精神愉悦，没有比这更大的快乐了。内臣中谨慎小心、懂得义理、识大体的人也很多，但其中善于逢迎、巧言谄媚的人也不少。应当加以选择而任用他们，这尤其重要。如今正值秋凉，应当亲近儒臣，每日讲学不宜暂时停止。伏望皇上凝神思考。五是勤于朝政，以督责群臣。古人说：‘一天的计划在于寅时，一生的计划在于勤奋。’所以说：‘鸡鸣就起床。’鸡鸣就是寅时。学业因勤奋而精进，勤奋就会有功效。自古以来圣帝明王必定忧劳勤勉、警惕自励；一天两天，万事万机如果不勤于处理，就会荒废懒惰、贪图安逸，万事都会败坏。《传》说：‘大禹这样的圣人尚且珍惜一寸光阴，至于普通人，更应当珍惜每分每秒。’ 《经》说：‘能够勤劳于国家。’又说：‘君子所处之地，是没有安逸的。’我朝祖宗建造无逸殿，正是用来训诫勤劳的。通常上朝一定在天将明未明之时；昧爽，就是黑暗与明亮尚未分辨之时。早朝则精神清爽，志气清明。退朝后，百官各自有所警戒，能够修治政务、建立事业，这不能说没有小的补益。如果在辰时、巳时上朝，百官中也有年长者，长久守候便精神疲倦，难免耽误事务。时间久了，百官便因循懈怠，懒惰散漫、贪图安逸，政治不如古代也就不足为怪了。伏望皇上凝神思考。隆庆元年七月日题奏。南京国子监司业、现升任太常寺少卿的臣周怡谨奏：为臣中途患病，不能赴任，恳请天恩允许臣回原籍调养，以延续残余生命。臣六十四岁，是直隶寜国府太平县人。臣年少时生来羸弱，长大后更加不知道爱惜自己，长期患病，虚弱得像瘦弱的士卒；曾喜欢拉强弓，用尽力气后筋脉断裂、吐血，几乎不能任事而死，这都是自取的。臣遇到事情，向来没有觉得困难，反省自己便认为有能力，即使面对千万人，我也要前往。就像大军百万正面压来，即使孤军深入迎敌也不畏惧，只顾道理，不怕对方人多。若事情形势非常艰难，别人都善于袖手旁观，臣就直接承担，不以此为羞耻，也不以此为卑鄙。臣一心想要效力的心意，由此可见。然而臣往往突然把事情办坏、使谋划失败，多数没有成功，白白成为世人的讥笑辱骂，成为永久的警戒，最终也因此获罪。幸蒙先帝洪大的慈爱恩典，使臣置身于不死之地，五年之内两次释放臣使其生还，让臣得以侍奉病危的母亲，十多天后母亲便去世。这恩德多么深厚啊！这情义哪一天能够忘记呢？皇上新登大宝，推恩追念前朝罪臣，臣的卑微姓名也在召取之列，召回恢复原任，随即升秩，先任南太常寺，随即改任北太常寺。臣在那时也奋勇而不自量，名义上说是报效国家，却不知道实际上已经陷入大罪。随后承奉皇上的德意，前往海滨任事一年，心神感到爽快；但山中险恶、海上怪异，臣羸弱的身体终究不能胜任。当时贪恋承担那件事情，没有顾及日后将有的困难。如今来到南都，事情虽然并不劳累，积累的劳苦却开始发作，于是实在不能胜任。去年戊辰十一月初四日患病，起身送表并拜谒皇陵，赶上仪式拜祝万寿节；当天又上陵，病弱之躯受到饥寒侵袭，病势于是日益加重。如今时而起身、时而倒下，带病应酬，到了前六月初四日一卧不起，再也不能起身。承蒙鸿恩，补授臣为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听到命令时心中雀跃，叩拜任官却无力，志在报国而气力不能前行。本年七月内，臣扶病走到扬州府境内，身体瘦削得骨头都显露出来。臣自己估量，这病没有痊愈的期限，伏乞敕令吏部允许臣回原籍调养。臣若侥幸不死，仍愿耕田开垦、击壤而歌，歌颂太平；臣即使死去，也将在地下奋发心志，永远做镇守国家土地的鬼。臣实在承受不住这激切祈求恳请之情，因此具本，命义男周乆安携捧上奏，谨此奏闻，伏候敕旨。讷溪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