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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上册 《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中册 《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下册 《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上册 《查办台湾清庄事宜疏》（道光五年） 《会议台湾善后事宜疏》（道光十四年） 《通筹台湾利弊以靖海疆疏》（道光十八年） 《敬陈沿海情形疏》（道光二十一年） 《敬陈台湾生番献地宜防流弊疏》（道光二十六年） 《筹议海运巡洋章程疏》（道光二十八年） 《遵议船政万难停止疏》（同治十一年） 《变通福建陆路练营疏》（同治十三年） 《请敕议海防六事疏》（同治十三年） 《代陈丁日昌议覆海防事宜疏》（光绪元年） 《条议海防事宜》（光绪元年） 《会筹全台大局疏》（光绪元年） 《台湾抚番开路情形疏》（光绪元年） 《请敕抚臣渡台藉全大局疏》（光绪二年） 《请速筹台事全局疏》（光绪二年） 《筹商台湾事宜疏》（光绪二年） 《亲勘台湾北路后山大略情形疏》（光绪二年） 《筹商大员移扎台湾后山疏》（附《台湾中路筑城防守片》）（光绪三年） 《沥陈病状并海防事宜十六条疏》（光绪五年） 《敬陈管见疏》（光绪五年） 《筹议罗应旒条陈疏》（光绪五年） 《会筹海防购船疏》（光绪六年） 《详议筹边之策疏》（光绪六年） 《遵覆查明及筹办情形疏》（光绪六年） 《沥陈球案倭约疏》（光绪六年） 《日本议结球案牵涉改约暂宜缓允疏》（附《请调岑毓英督办台湾片》） 《覆陈球案倭约疏》（光绪六年） 《海防水师宜变通核实疏》（光绪七年） 《查办台湾清庄事宜疏》（道光五年）赵慎畛、孙尔准 闽浙总督赵慎畛、福建巡抚孙尔准跪奏：为查办台湾清庄、缉查私匪等各项事务。

译据查，台湾孤悬海外，当地居民没有固定土著，风俗本来轻浮，向来有内地游民偷偷越境私渡。这些游手好闲的人，既没有技艺可以维持生计，又没有田地可以耕种，而且养成了懒惰习性；即使受雇做工，也不能忍受辛劳，不是藏身赌场，就是暗中进行偷盗。他们漂泊异乡，无法查考，恐怕逐渐聚集增多，结成群党；地方一旦发生变故，便肆意抢劫，危害百姓，而台湾各郡大多是漳州、泉州人，向来崇尚争斗，稍有口角小嫌，这些游民便乘机附和、助长声势、逞凶行恶，小则激成械斗，大则图谋不轨。去年南路匪徒许尚、杨良斌等纠集众人滋事，就恐怕有游民从中煽动诱导。幸亏镇、道、府等官捕办及时妥善，将首犯和骨干几乎全部歼除。但内地游民还没有绝迹，急需查访驱逐、清理整顿，以作为长久安定的办法。要查逐游民，没有比清庄更好的办法；这件事比编查保甲更加简便易行。前前年，臣等因延平、建宁等郡捕务紧要，曾命各属在保甲之外稍作变通，办理联甲，颇有成效。清庄也与联甲相近。去年臣孙尔准赴台时，也命台湾所属各地大力实行清庄法，不许容留匪类；这些情况都已在稽察棚民、复查保甲的奏案中先后奏报，并蒙皇上鉴察在案。由于台湾向来是漳、泉、粤三籍人分庄居住，各庄设有头人，庄民都听从头人管束。臣等再次分别命令台湾镇、道、府督促厅、县，责成各庄头人率领客长、乡耆以及庄正、保正等人，切实查察。若发现面生可疑，或在古庙、凉亭以及饭歇处所漂流不定、查不到亲属可以依靠的人，即属于外来的游民。各庄头人立即禀报地方官，审问清楚其内地籍贯，依例逐令过水，在脸上刺“过水”二字，递解回原籍安置，不许再偷渡到台湾；即使是在夫行投充小夫的人，也命夫头查明：确属良民、诚实安分的，出具保结，仍准许在夫行充当夫役；来历不明以及逞强好斗、动辄滋事的人，也都报明本管官，一律驱逐回籍。各庄头人分别清查本庄，做到家喻户晓，既没有书吏差役到处扰民的烦扰，也没有编制门牌册籍的繁琐。各庄百姓自己保卫自己的家，也乐意办理此事。台湾各厅、县一旦接到头人禀报，立即审明，先把这些游民严加看管，或数人、或数十人，分批押解回内地。海上险阻，必须妥善押解，也应议定章程，以免途中滋事逃脱。押解到内地入口后，再由地方官逐程递解，并通令泉州、漳州各府、厅、县：遇到台湾递解的游民到达境内，按照籍贯命当地乡耆、族长、房长取保，严加管束，不许私自外出；同时分发檄文给内地和台湾所属各文武官员，严令守口员弁，凡遇船只进出港口，务必切实盘问查验。若有奸民越渡台湾海峡，立即将人船一并拿获解送审办。这样查缉严密，游民就不可能混迹前往台湾，地方大概可以获得安宁。至于台湾府盐务，向来由贩户承办，自行选雇哨捕巡逻缉查。据了解，该处沿海奸民私设盐埕、盐坎，擅自晒盐贩卖，尤其以嘉义县境内最为严重。这些晒私盐的匪类就是游民，若不及早查拿，日久聚众滋事，也足以成为地方祸害。现已飞檄台湾道、府，督促厅、县选派干练差役，协同盐贩严密查缉，将各处私晒盐的匪徒拿获解送审办，使私盐贩卖收敛，官盐引销畅通；这样不但赋税和民食不会有短缺匮乏的忧虑，也使匪棍流民没有藏身谋生之处。内地奸徒听到风声后就会畏缩，不敢再前往台湾，而台湾各地也可以一律肃清，这对于海外要地确有很大好处。只是台湾被重洋隔开，不像内地那样容易周密掌握消息和进行查察，恐怕厅、县官因为距离省城遥远，心存懈怠敷衍。臣等现在正暗中加以访察，并严令通告各厅、县：如果能认真详细查清境内游民，将其全部押逐干净，使民间不受扰累，就是诚心任事的官员，一定酌情给予奖励。若奉行不力，或因办事懈怠，或因才质迂拙疏漏，虽经查逐仍未能全部驱除，或者搜查不加紧、有始无终，也难以胜任海疆职守，应立即撤回内地，或改补简缺，或降补佐杂，分别轻重，奏明办理。若竟然表面奉行、暗中违背，或畏难苟安，置之不办，就是自己甘愿自暴自弃，应立即严加参劾，以示警戒。这样斟酌确定奖惩，使各厅、县都知道奋发警惕，才有希望收到实际成效。仍命台湾镇、道、府就近确实查察，随时据实禀报，不得稍有徇私庇护，否则将承担重罪。臣等为海疆地方的紧要事务起见，谨恭敬地写成奏折具奏，恭请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会议台湾善后事宜疏》（道光十四年）曹振镛等 大学士曹振镛等跪奏：为遵奉圣旨会同议定后具奏之事。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程祖洛上奏《台湾善后事宜》一折，奉朱批：着军机大臣会同有关各部议奏。臣等谨会同有关各部悉心核议，谨为皇上陈述如下。

译一、原奏中说“禁止偷渡，以杜绝盗匪滋生根源”等语。臣等查得，内地从福宁直到漳州，没有一处不能偷渡。泉州府所属崇武等地，渔船都可以渡往台湾，偷渡尤其容易；还有人潜伏海滨，等到正规港口的商船载着兵船、哨船验放出港后，再用小船载人登船搭乘到台湾。沿海的浅水、浮埔之处，没有一处不能登岸，逃亡的凶盗和违禁货物全都从这里漏过，台湾于是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当地民情本来就十分浮动，又有这类桀骜狡黠、喜好滋事的人趋之若鹜，难怪屡屡发生不安定的案件。这些偷渡匪徒如果没有客头、船户为他们引路、承载，隔着重洋岂能飞渡；客头、船户如果不与澳甲、汛兵勾结，也断然无法作奸。港口官员徇私给发照票，更是不可避免。因此应依所请：今后渡台百姓，照例由地方官发给照票，到正规港口验放、配船渡台；到台湾后缴回原照，仍责成发照的州、县，以及验放、验收的台湾港口厅员，按月造册通报。若查无照票，或人与照票不相符合，或所持的是港口官员私发的票据，就将本人依例治罪，并严查客头、船户、澳甲、汛兵的姓名，指名拿获审办。如果不据实指出客头等人，就把本人按客头等人应得的罪处罚。商船、哨船夹带偷渡人员，就把船户和管驾弁目按客头之罪治罪。至于各处偏僻港澳以及泉州府所属崇武等地，责令文武印官督率分汛官弁，逐段清查。凡是能够驶入大洋的渔船，一律押回正规港口，以便查验，不得停泊在私设港澳。船梁短窄、不能远航的，仍听其自行选择停泊处；并命台湾水、陆汛弁在浅水、浮埔、支河、■〈氵义〉港等处相互查察，见到船只也立即押赴正规港口；遇到涉水登岸的人，把人和船一并拿交地方官审办。同时严令分汛官弁，不得借机索取财物、扰累百姓，另生事端。内地港口官员疏于防范，照例参劾处理；私自发给照票的，依知情卖放例革职治罪。台湾港口官员，按例没有因疏于察觉内地民人偷渡而处分的条文；但既然发生偷渡，就难保没有米粮漏运的事情，应依照内地港口官员的例子一并参处。一、原奏中说“实行清庄，以除掉盗匪窝巢”等语。臣等查考，台湾清庄章程与保甲大致相同，同时还包含团练的意思。只是台湾地势南北狭长，村落分散，语言■〈口离〉，地方官到乡间查办，不能不借助书吏、差役带路和充当通事。这些书吏、差役害怕路远事繁，有的竟借机索取规费、包庇罪犯，难免指东说西。查台湾各营，千总以下负责分防汛地的官员共有一百十五员，比文职汛官多出十倍；他们籍属福建省，会说当地土音，所管地面也很有限，不难亲自到各处清查。应当慎重选任总董，编联保甲，依照原奏办理。今后每年秋收以后，由台湾镇、道选派干练官员编查一次；遇到原册没有姓名的人，或来去人数与申报不符的，立即拿交地方官严加审讯查办。委员、汛弁编查不力的，由台湾镇、道查明详细参劾；如果确实用心办理，则按功劳奖赏。一、原奏中说“严格实行连坐，以杜绝包庇”等语。臣等查得，台湾的总董、庄耆、牌头、甲长等人，未必全都贤能而且有势力。前年逆匪、粤籍棍徒，都是各庄的无赖，并不只是某一乡某一里的外来人。各庄总董等人如果确实知道一家犯罪就会连累十家，自然会各自顾惜身家，怎么会放任他们滋蔓。因此应依照原奏办理：清庄以后，如有来历不明、充匪犯法的人，该总董、庄耆、保甲、邻右没有随时捆绑解送，事情被发现并告到官府，就一并连坐。文武汛弁也不得无故恐吓平民，以免滋生事端。一、原奏中说“禁止搬迁，以免被人窥伺”等语。臣等查得，台湾民情浮动，又屡遭动乱，百姓全都像受惊的鸟一样。奸徒凭空制造谣言，有的说闽、粤人要分类争斗，有的说匪徒已经竖旗起事，听到的人纷纷迁徙躲避。闽、粤两籍的人既然都心怀疑惧，棍徒便乘机煽动，这确实是导致祸乱的原因。前年逆匪窥伺笨港镇，该处总理林西泰等人联合各庄，约定不许妄动，三战三胜；嘉义县境内，只有那里治理得最为完善。应依照原奏办理：今后如有听信谣言而迁徙的事情，先把该总理枷号示众，再严拿造谣的人，照例治罪。这样大概可以使人们不互相制造嫌隙，妖言也不会自行造成祸乱了。一、原奏中说“切实教化引导，以挽回衰败的风气”等语。臣等查得，台湾风俗贪利好强，而缺少仁爱谦让的风气。经过一百几十年的教养熏陶，读书明理的人固然不少，但乡村愚民不懂得选择老师，因此讼师、奸棍便借着教儿童识字读书来进行挑拨煽动。这次逆案中的伪军师等人，大半都是蒙师。应依照原奏办理：今后责令台湾镇、道、府、厅、县以及驻防乡镇的县丞、巡检等官员，每逢初一、十五，召集生员、乡绅，恭敬谨慎地宣讲《圣谕广训》，讲明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以及身心性命的道理，使人知道孝、悌、忠、信，就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并责成各学教官，在农闲时遍历各地查访，考察教儿童的人是否都足以成为后辈的榜样，明确实行奖罚。若有奸匪混迹其中，或有荒谬怪僻的人，就送交县衙审办。道、府、厅、县教官每逢审理案件、考核士子，或因公下乡与百姓接见时，都要随时训导，务必使正学彰明、人心安定，让愚夫愚妇都知道行善的快乐，这样风俗自然会受到感化。

译一、原奏中说“修建城墙，筑造围城炮台，并增设月城、兵房，以资防卫”等语。臣等查得，府城是全台湾根本性的要地。西门外一带与鹿耳门、安平镇互相牵制呼应，实为郡城的咽喉，也是米粮财货聚集之处。从前因为它濒临内海，有险要可以凭借，所以没有包入城内。道光三年以后，内海岸边的沙土日渐淤积，北起嘉义的会文，南到郡城小北门外四十多里，东起洲仔尾海岸，西到鹿耳门内十五六里，都已经淤涨成陆地。由北路长驱直入直到埔尾，撩起衣服就能涉水而过，便到了西门外，已经没有险要可守。前年逆匪滋事，人心惊恐，有的迁入城内，有的争抢船只想渡海；辛道府和绅士们调度组织，首先巩固外围藩篱。经该督察看地势，该城东、南、北三面环绕，西面如弦，形状像半月。应依照原奏，从城西北直到西南扩建一座外城，把西门外的市集、民居全部围在城内；选择要地修筑炮台，并在各城门增筑月城，在城墙各垛口增盖兵房。沿海沙多土少，而且有些地方地势低洼，应先勘察确定地势，开挖濠沟，并疏浚原有水关；取土填实低洼处，在濠沟以内栽种■〈艹〈束刂〉〉竹作为城障，分段修建炮台，并逐步议建月城、兵房。嘉义县城坍塌四十多处，都应修理坚固；再在城的四角修建四座炮台，各城门增筑月城。举人郑朝兰等人所呈请的由民间捐款、民间办理，并酌情留下损项资金交给商人取息、按年维修等事，都应依照奏请办理。待事情完毕后，再查明捐款数目和出力等次，分别奏请奖励。一、原奏中说“划匀台湾、嘉义二县疆界，以便治理控制”等语。臣等查得，全台湾地势南北狭长，嘉义县正处西面适中的位置。其辖境南到与台湾县交界的新港溪八十里，北到与彰化县交界的虎尾溪五十里；海外路途荒远，按里程计算还要加倍，实际南北狭长共有二百四五十里。再加上港口■〈氵义〉岔不一，风雨变化迅速，行路的人往往被阻断。东西各有五十一里，而从最西面的海埔到最东面的番界，不走三天不能到达。这里地广人多，风气最为强悍，政务极其繁重。即使是向南延伸的边界，居民到郡城可以早去晚回，到县城却必须走两天才能到，常常感到不便。台湾县的辖境南到与凤山县交界的二赞行溪二十里，北到与嘉义县交界的新港溪二十里，按倍数计算南北不过八十里，东西宽六十八里，仅有嘉义县的三分之一；而且镇、道、府、厅都驻在同一城中，治理比嘉义容易。应依所请，将嘉义县新港溪以北直到湾里溪的地方，计二十多里，西到海滨，东到番界，划归台湾县管辖。这样疆界既均匀，官民也都方便。总计台湾县所管辖的地方，仍然只及嘉义县的一半；台湾不必担心难以周全照料，嘉义少了这二十多里后，治理也比较容易，不至于鞭长莫及。所有户口、钱粮、邮驿等应当改拨的事项，应等该督妥善议定后，分别题奏、咨报，造册核办。

译一、原奏中说“酌情裁减、改设汛防，以便巡查弹压”等语。臣等查得，嘉庆十五年，前督臣方维甸议定裁减、迁移、合并，并奏准依此办理。到现在又过了二十多年，自应因时制宜，酌量裁改。现据程祖洛督促该镇官员遍历勘察，应依照奏请办理。鹿耳门内海淤涨出的埔地，应在老岸与新埔交界的萧陇地方扼要增设汛防。查萧垄本属城守营右军管辖，应立即在该军所属各汛中均匀抽调：请从原防溜湾汛的把总一员、外委一员、兵四十一名中裁拨外委一员、兵六名；从大武垄汛兵七十七名中裁拨十七名；从原设汛兵四十四名中裁拨四名，共兵二十七名。其中二十名与外委一员驻扎萧垄，设为萧垄汛；七名驻扎距萧垄五里的西港仔，归萧垄汛外委管辖。又因茅港尾是往来要道、居民稠密，原来只设塘兵五名，请从原防旧社汛的外委一员、额外一员中裁拨外委一员；再从城守营右军存城兵一百七十二名中裁拨兵二十名，与原设塘兵五名合计二十五名，配外委一员，驻扎茅港尾汛。又，北路中营所属的大墩地方，向来是闽、粤杂居之处，原有猫雾拺汛千总带兵驻防。近来粤籍居民迁往别处，只有葫芦墩汛转而成为闽、粤交错之区，原设官兵不足以弹压。请将猫雾拺汛千总一员、兵八十五名移驻葫芦墩；再将葫芦墩汛外委一员、兵四十名移驻大墩，改设为大墩汛。又，北路右营所属的大甲塘原设塘兵三十名，后来在距大甲塘二里的大甲汛移驻守备及兵二百名。大甲塘的兵仍维持原数，而距大甲汛三十五里的闽、粤杂居之吞霄地方只有塘兵十名，配置很不均衡。请在靠近大甲汛的大安口汛原设把总一员、外委一员中裁拨外委一员，并裁拨大甲塘兵二十名，与原设吞霄塘兵十名合计三十名，配外委一员，驻扎吞霄，设为吞霄汛。又，南路下淡水营所属的阿缑地方，是闽、粤交往的集市，只有下淡水县丞一员，没有武官，请将该营随防把总一员，并从存营兵二百六十九名中裁拨兵六十九名，移驻阿缑，设为阿缑汛。又，阿里港是商贾云集之地，原设外委一员、兵六十名，官职低、力量薄弱。请从南路营存城把总二员中裁拨一员，并从南路营石井汛原设兵一百六十名中裁拨二十名，改归下淡水营管辖；与原驻阿里港的兵六十名合计兵八十名，配把总一员，驻扎阿里港。原设阿里港外委一员裁归下淡水营随防。又，距山猪毛、阿缑、阿里港各十里的九块厝，是闽、粤交界处，向来没有汛塘。请从下淡水营随防额外三员中裁拨一员，再从东港汛兵四十五名中裁拨十五名，从新园汛兵一百十五名中裁拨五名，共兵二十名，配额外一员，驻扎九块厝，归阿里港汛管辖。又，距山猪毛二十五里、距新园汛十五里的潮州庄，人口日益增多，向来没有汛防。查下淡水营所属有枋寮一汛，距南路营守备驻扎的水底寮只有四里，应将枋寮汛改归南路营守备管辖，命该守备从随防兵一百五十名中拨兵二十名驻防巡查。下淡水营原设枋寮汛外委一员、兵三十名，移驻潮洲庄。该处本属新园汛管辖，还应从新园汛拨兵十名，共兵四十名，配外委一员，设为潮洲庄汛。这样裁减、迁移之后，各汛之间的距离就比较均匀；没有事情时可以相互听见刁斗声，有事情时可以互相呼应，今后一定能形成众志成城的局面。迁驻各员弁的关防印记，如有应当改铸的地方，应由该督依例拟定字样，制作印模和清册，送交有关部核办。迁建衙署、兵房等事项，应命该督节约核算，分别题奏、咨报，依次造册核办。一、原奏中说“修筑土堡、衙署、兵房，以便戍守”等语。臣等查得，台湾各营、汛、塘中，孤悬旷野的地方既没有相互依托的形势，错杂处在市镇中的地方又形成骄惰习气；此外还有已经坍塌成平地的地方，急需修整以壮军容。该督请将全台汛署、兵房一律查勘，分别修建，并在要害汛地增筑土堡，把衙署、兵房围在其中，应依所奏办理。这样即使偶有匪徒，也不敢先抢劫汛塘军械来增强敌人的力量，将弁等也不至于借口没有险可守而弃守离开。一、原奏中说“练习技艺，以达到熟练，借此整肃队伍”等语。臣等查得，台湾营务废弛已久，应依该督所奏，责成各营千总等官，按照所管兵丁各自所习技艺进行训练：弓箭每日墩箭二十五枝；鸟枪无论连环枪还是五子枪，各演练五回；牌、械、长矛及各种杂技，也一体演习。然后按期分日轮流操练，讲解行军纪律。看守城垣、仓库等处的兵丁，每五天轮换回来参加演习，不许旷误。务必使弓力强劲而且射击准确，放枪迅速而且多能命中；杂技跳舞灵便的，选拔为教习。每半月由专营将领亲自考核一次，造册送交该镇抽调考验。教习中能教十人以上的予以奖赏，能教百人以上的予以提拔任用；平庸、劣等、年老、体弱者斥退革除。每日检查、每月考试，确实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全部训练成为强劲部队。

译一、原奏中说“按期会哨，以便巡逻缉查，并借此习惯劳苦”等语。臣等查得，台湾闽、粤杂居，最容易藏匿奸徒；道路又十分崎岖，缉捕并不容易。各汛交界处道路险易、民情浮薄的情况，官员完全没有用心了解，遇到紧急情形怎么还能指望他们可靠？应依该督所奏，责成各汛兵弁在两汛交界处，无论风雨寒暑，每五天为一期，两汛官兵会哨一次，并按期向该镇报告从哪里出发、从哪里返回。不许占住民房，不许骚扰民间一草一木，违者严办。这样既可以熟悉道路，也可以训练军务，匪徒应当知道收敛行迹了。一、原奏中说“驻防汛弁不许任意更调，以便专责成”等语。臣等查得，台湾各营千总以下的官弁，都是从内地调去的，与本营兵丁本来并不熟悉。由于台湾操演疏懈，兵丁既可任意出营，汛弁如果不是为了规避处分，就是揣摩各处肥瘠，营求调换，甚至官兵之间连头目都不认识，更不用说普通士兵了。这样还希望士兵了解将领的心意、将领能够振作士气，怎么可能做到？今后调往台湾汛地的官弁，应照所调定的汛地驻防训练，不得任意更换。如果确实人地不相宜，必须互相调换，应由该镇详细报告该督，等批准调防后方可办理；违者依借迁移驻地规避处分的条例参处。应依该督所请实行。一、原奏中说“酌情改变营弁调补内地的章程，以取得成效”等语。臣等查得，台湾的千总、把总、外委、额外外委四项官弁，任满三年调回内地，本来是旧制。道光四年以前，督臣赵慎畛认为任官时间太短，管辖不经常，兵丁任意滋事，反而成为台湾的祸害，奏请不必调回，留在台湾，分别升降。后来道光八年，前督臣孙尔准认为戍守台湾的班兵一经选拔为额外外委，就必须由外委、把总、千总逐级升到守备，才能升调回内地；遇到缺额时愿意应选的人很少，竟把选拔看成畏途，于是奏请恢复旧制，任满三年分别考核，与内地的实缺人员对调，这些都已经由兵部复议批准在案。现在该督认为台湾千总等官调换过于频繁，营官不能久任，统兵没有固定官员；而且台湾营官首先贵在熟悉当地风土，刚熟悉就要调回，生手屡次更换，实在不合适。请今后调往台湾的官弁中，确实训练有方、缉捕勤勉能干的，三年期满时准许由镇、道禀请留台；才技不突出但尚能安分供职的官弁，按例三年调回。千总、把总由总督考验，外委、额外外委由镇将考验，选择才技稍次但尚可造就的，准许补任遗缺。对这些官弁限期训练；再次者降等补用；又再次者斥退革除，并责成台湾镇总兵随时甄别淘汰。仍由该镇将留台的各官弁另立一册，等将军、督抚、提督轮流巡台时，再加以复核考校。该督是出于慎重海疆、因时制宜的考虑，在第二次奏改章程中酌情变通，分别规定留台和调回，使精干者可以借此作为熟手，而平庸者也不至于混入军队，应依所奏办理。关于各官弁升补的班次，该督请将任满的千总先行咨报兵部注册；遇到台湾守备缺额，按俸次请求升补；获准升调后，到省城由总督考验，发给咨文赴部。倘若技艺疏懒庸劣，立即降职革除，并将滥行保举的镇、道一并议处。把总以下各官弁，也咨报兵部注册，在台湾分别拔擢。如果台湾出现守备缺额，却没有俸满留台的千总；或者千总以下出现缺额，却没有年满留台且操练防守勤谨慎重的把总等官，仍由内地调补。如果留台年满的把总在台湾没有千总缺额，遇到内地按轮值旧制应当升任台湾把总的缺额，也准许提拔补授等语。这就是恢复道光四年奏改章程的旧制，也应依所请实行。只是关于千总一项，该督仍应查照历年俸次和年限，分别按照出兵者三年、未出兵者六年的规定，保举题请补授，送交兵部引见。至于所说留台千总已经俸满，而台湾没有守备缺额、内地又没有应升班次的情况，难免使其无处申诉。请把他们归入应升班次：遇到内地轮用、应升守备的缺额，等内地应升的三人用过之后，轮到现任人员的缺次时，准许将留台俸满千总插补一人；无论水师、陆路，一律办理等语。查道光四年章程规定，台湾千总历俸已满、台湾没有守备缺额时，遇到内地有守备缺额，而候题、候推各班无人，才准许以台湾俸满千总升补。现在留台人数比以前有所减少，升补的途径已经比以前稍微宽松，自应遵照道光四年章程办理。况且该督既因台湾需要官员久任，又让他们插入班次升用内地官职，不但会使轮缺次序产生许多窒碍，而且又与旧定章程形成两套规定。该督所请将台湾水师、陆路千总一律插升内地守备一事，应不必议行。一、原奏中说“酌情减少台湾募兵人数，以防止隐患逐渐发展”等语。臣等查得，台湾兵丁中也有招募当地人入伍，借以协助巡逻缉捕；兵部议定的章程规定，不得超过十分之一。对于缉捕有功而酌情选拔的，也不得超过十分之一。这确实是因为台湾民情浮动，本来就有桀骜好事之人，如果再把凶器交给他们、教他们战斗，人数一多就无法控制。然而台湾募兵熟悉当地道路，在海上缉捕方面最为得力。该督请今后台湾募兵不得超过二十分之一，对缉捕有功而酌情选拔的也不得超过二十分之一，应依所奏办理。

译一、原奏中说“考核班兵，以杜绝顶替冒名”等语。臣等查得，按例调拨戍守台湾的官兵，从厦门、蚶江配船渡台的，由水路提督和兴泉永道点验；从五虎门配船渡台的，由督抚或委派副将点验。只是检查兵额是否足数、人员是否健壮，并不考察技艺是否精熟、纪律是否通晓；如果有人刚入伍，或有人冒名顶替，也就无从察觉。该督请今后班兵到达港口后，由督抚、水路提督按名亲自查阅技艺，并命各兵讲解行军纪律。若技艺生疏、纪律不明，立即驳回另行更换；查出顶替冒名弊端，如果是该营派拨的，就将原派官弁斥退革除；如果是在途中更换的，就将带领的官弁查究革职；主管将领一并议处。这样内地先从根本上整治，再责令台湾各营切实训练，才大概能使每一个兵都发挥一个兵的作用。应依所奏办理。一、原奏中说“选择、制造军器，以取得实际功用”等语。臣等查得，福建省各营的军械都由各营自行制造，只有台湾、澎湖各营由省城委派理事同知办理制造，文官常常受到工匠欺骗，军器不如营造的坚固、锋利、适用。应依该督所奏，今后台湾军械责成水师提督办理，在将官、备弁中选择熟悉可靠的人，委任其监督制造；由该提督会同兴泉永道亲自拣选、试验，就近派员随同配渡、装载，由班兵哨船运送渡台。若有偷减工料、制造不合规制的，准许台湾镇、道驳回更换，并禀报总督，依例参劾并追赔。一、原奏中说到清查整顿屯务，以表示体恤，并便于调遣等语。臣等恭查，台湾已经归化的熟番，天性驯顺谨慎，体力强健。自乾隆五十三年设立屯弁、屯丁以来，每逢军事行动，无不急公奉命，而且同闽、粤居民之间没有亲疏好恶，是海疆最强劲的军队。屯饷一项，是把清查出来的民间侵占番地、番人开垦而由民耕种的土地，以及充公田亩，交官征收租税；每年春、秋两季，由地方官亲自到屯所，按名发放。又把界外尚未开垦的荒地拨给他们耕种，用来供应粮米。后来因为番丁不善经营，有的被侵占，有的被诱骗典当、出卖，屯饷也被屯弁和胥吏侵吞。虽然经过方维甸、赵慎畛两次清查整顿，始终没有彻底清理干净。现在无着落和历年拖欠的屯饷，共计十万多两，屯地也有许多被侵占、隐瞒，番民生活困苦，屯丁也不足额，确实应当及早查办。程祖洛已经命令有关府先行清查土地，追缴租欠，并责成南、北两路理番同知，把屯丁挑选核验至足额，应当依照原奏办理。今后每年春、秋两季，由理番同知会同地方官，巡视各屯，按名发放屯饷，并顺便考核屯弁、屯丁的技艺；同时把发放的银数造册，详细报告总督，以杜绝屯弁、胥吏勾结侵吞的弊端。如果屯租已经交入官府，却出现短缺或没有按时发放，就查明责任官吏，按照侵盗钱粮的罪名治罪。一、原奏中说到整修、恢复隘口，以杜绝勾结生番滋事等语。臣等恭查，台湾生番原本不敢出山滋事，过去都在交界处选择要害设置隘口，派屯丁防守堵截。屯丁所需口粮，有的拨给未开垦荒地，让他们自行耕种；有的由附近业户按田亩分派。近年有不法奸民学习番语，偷越确定的界线，披散头发、改换服装，图谋娶番女，名叫番割。道光六年有番割黄斗乃等人，这次又有番割杨石老二等人，勾结生番抢劫杀人。番割最为可恶，已经由程祖洛严令地方文武官员督同绅士耆老，分段踏勘修复隘口，并清查原拨土地，作为口粮来源；责令屯弁选派壮丁，住宿防守；又命汛弁在每五日会哨时，逐一查验隘口，防止偷越，应当依照原奏办理。今后捕获番割，除确实犯死罪者外，只要审讯出有披散头发、改换服装、擅自娶番女的情事，就按照台湾无籍游民凶悍不法、犯徒罪以上的条例，视情节轻重分别充军；如果只有擅自娶番女，而没有披散头发、改换服装的情事，就比照偷越深山、抽藤钩鹿、砍木采棕的条例，杖打一百，徒刑三年。熟番归化已久，和汉人没有区别；民人娶熟番女子为妻，仍听其自便。应请敕令交刑部编入条例。一、原奏中说到严格硝、磺禁令，以杜绝私自煎制等语。臣等恭查，台湾四面环海，土地多盐碱，民间筑土墙，经过日晒气蒸，取墙土煎炼就可以制成硝。淡水厅所属的金包里、大矿山、东瓜湖山、北投山，是产矿地区，又分矿窟和汤窟：满地矿花凝结成矿土的叫矿窟；毒烟蒸腾、温泉涌出的叫汤窟。汤窟烟气消散、水干涸后，也会变成矿窟。取矿窟的土和汤窟外边的磺花煎炼，都可以制成磺。现在台湾百姓已经知道墙土能够制硝，自从严禁的旧章程规定每年毁烧两次以来，仍不足以杜绝源头，应依照原奏，责成艋舺县丞会同艋舺营参将，在春、夏、秋、冬四季的仲月，每季到山中查验焚烧一次；并命淡水厅同知因公下乡时顺道查勘，有矿窟就焚烧；仍命该镇在阅伍时亲自前往查勘，分别奖赏和惩罚，年终取得结文咨报刑部。至于土墙人人都可以私自煎硝，应依照该督所奏，今后如有台湾奸民私自煎制硝矿，无论已经贩运还是尚未贩运，都按附近苗疆五百里以内私自煎挖、窝藏、转运、贩卖硝磺的条例办理：数量在十斤以下的，杖打一百，刺字，逐水充军；十斤以上的，杖打六十，徒刑一年；每增加十斤加重一等。数量达到一百斤以上，以及合成火药在十斤以下的，按私自铸造红衣大炮等大小炮位的条例处斩，妻子连坐，财产没收入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斤〕 如果把硝磺与生番交换货物，或者偷运、漏税出海，都按通贼论处；总董、牌甲、邻居、挑夫、船户知情不报的，一并连坐；失察的各级官员，比照议处；自行捕获者免予议处。并请敕令交刑部编入条例。

译一、原奏中说到严格申明铁禁，以防止铁料外漏并杜绝私自制造等语。臣等恭查，台湾不产铁，民间铁锅每年发给执照，赴漳州采买二万七千口。铁钉、菜刀、农具等，全台湾酌定铁店二十七户，由地方官取得结文，详报藩司，发给执照，让这些铁店在台湾收买废锅、旧铁，以及台湾道厂造船剩余的铁，在城市中打造。近年铁锅既不按年请购，道厂余铁也多有积存，显然存在私铁外漏的情事。应依照原奏，责令台湾口员切实稽查；捕获私贩后，查明偷运出口的地点，并分别查究内地口员是否有故意纵容，革职治罪；对参与贩卖、接运的罪犯从重究治；班兵夹带铁料的，加重定罪；台湾口员失察的，严加参劾议处。原有二十七户铁店，应命令全部迁入府、厅、县城内，责成文武官员稽查，严拿私造军器者，依律治罪。不准在乡村市集以及沿山、沿海地方私自开设一间铁铺、私设一个铁厂；以影射方式私开铁铺，以及肩挑小炉、沿乡打造者，也按私贩铁料计算铁数科罪。铁数不满一百斤的，依律杖打一百，枷号两个月，刺字，逐水充军；以上各类犯罪者的房屋、船只、货物、器具，一律没收入官。以上二十条，臣等谨会同该部共同商议，意见相同。总的说来，台湾是全闽的门户；营伍废弛，士卒就会衰弱；将帅平日尸位素餐，盗贼就会肆意横行。况且台湾正处于凋敝之后，培养恢复十分艰难；要消除嚣张凌人的习气，教化又必须抓紧。关键在于任职当地的官员把训导风俗、整治地方作为自己的责任，把实现长久安定作为根本规划。这样就会看到：上使百姓康乐和亲安平，成为一项；合乎正德、利用、厚生，成为三件大事；这将成为太平的基础，给万世带来利益。全面筹划台湾利弊以安定海疆疏（道光十八年）杜彦士 山西道监察御史臣杜彦士跪奏：为全面筹划台湾的利弊，以安定海疆一事。臣私下认为，台湾有一府、五厅、四县，地域延伸二十多里，田地肥沃，人民富裕。自从列入版图一百多年，长期沐浴历代圣上的深厚恩德，践行圣德、歌咏仁政，共同安居在乐土之上。我皇上爱护天下众生，广施恩泽，为海疆作出的谋划极其详尽完备，纲纪条目本已整肃，政治教化也已修明。然而治理之法贵在有能治理的人，兴利首先要除弊。凡吏治、民风、武备、文事等重大方面，有必须随时整顿、不能稍有因循的地方，尤其在于地方大吏真心实行政务而已。臣学识浅陋迂拙，哪里敢妄谈治国之体；只是臣生长于海疆，熟悉当地情形，不敢不据实陈奏。谨将乡里听闻的情况列为八条，恭敬地向皇上陈述。一、厅县官员应当严格甄别。台湾各厅、县地域广大，民风强悍，政务繁杂；如果不是公正清廉的官员，就不足以使人心服；如果不是精明能干的官员，就不足以处理繁重事务。臣听说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性情贪婪卑鄙，荒淫没有节制。自道光十六年到任以来，一味贪图安逸，完全不审理诉讼；即使户籍婚姻、田地产业等案件，也有全年不批示的，有交付一把火烧掉的。他信用门丁陈二，里外勾结，营私枉法，致使怨声遍地，上告的案件接连不断。一县之人都亲眼看见、亲耳听闻。该道、府竟然置之不理。又有彰化县知县贾懋功，年老体衰，双目失明。他拜见道、府长官时，必须让家丁紧跟身后，所有情况都要逐一传达；审案时则必须由书吏、差役把呈词读给他听。因此家丁和胥役相互勾结作弊，民间流传歌谣说：“贾知县，两眼看不见，冤枉由谁来分辩？”臣想，州县官是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像托克通阿这样贪淫败坏法度，怎么能成为百姓表率？像贾懋功这样残废无能，怎么能剖析裁决是非？何况台湾是海外要地，让淫劣官员担任要缺，公事怎么能办好？百姓人心怎么能畏惧服从？而且恐怕各厅、县中像这样的人还不少，不能不赶紧清理淘汰。应请敕令该督、抚确切查明，据实参奏办理，选择公正、清廉、精明、强干的人调往台湾长期任职，这样或许对地方有所帮助。

译一、应当清除劣幕长期盘踞的现象。刑名、钱谷两项幕友最为重要；凡有盘踞地方、把持公事的，就应当随时驱逐。然而台湾道、府、厅、县的幕友，往往盘踞几十年；有的本官离任时相互托付，后任又继续任用；有的留在台湾闲居，仍干预公事，利用关系营私作奸。臣听说，台湾府幕友汪金声、彰化县幕友李垂绅，都盘踞多年，结交吏胥，串通地方恶棍，包揽案件，私下出售批语，各种弊端无所不为。汪金声还冒籍福建，报捐县丞，现在住在府城，招摇撞骗，声名尤其狼藉。这些劣幕营私舞弊，成为地方大害，应当立即严厉驱逐，以杜绝弊端。又查道光十三年台匪张丙滋事案中，该劣幕汪金声、李垂绅冒充义首，曾由将军瑚松额和前任总督程祖洛保举列入议叙，作为县丞优先选用，奏准在案。他们平日善于钻营，由此可见一斑。臣私下想到，幕友被保举列入议叙，朝廷屡次奉特旨严禁。去年钦差大臣赵盛奎等审理秦师韩京控一案，查出在台匪滋事案中列入议叙的幕友陶时亮等五人，均已奏明，奉旨说：这些幕友虽然远渡重洋、协助办理军务，但毕竟只是各衙门的幕友，不能同在官府任职的官员相比；以前所加的恩典，全部立即撤销。这足以显示我皇上极其慎重官爵名器的深意。劣幕汪金声、李垂绅冒充义民，蒙混取巧，比陶时亮等人更加严重；他们滥邀议叙，情形完全相同。应请敕令该督、抚确切查明，将这两个劣幕所受的议叙照例撤销，以杜绝冒滥。一面督促该道、府，勒令这些劣幕迅速返回原籍，不许停留滋生弊端；仍严令各厅、县，凡有盘踞不去的劣幕，立即驱逐，不得稍有姑息。臣又听说，道、府所用幕友，每年各厅、县都要送给修金；按一县一百多两计算，幕友可以得到千两，因此幕友逗留不去，实在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臣私下认为，幕友一旦同属员相互勾连，本官的喜怒和公事的准驳，都可以暗中通报消息、曲意掩饰，这对吏治关系极大，应当一并严禁，以挽救长期形成的积习。一、新官到任时胥役收受陋规的做法，必须立即禁止。新官到任，点派胥役，本应慎重选择勤谨可靠的人，淘汰狡黠之徒，使书吏、差役知道什么该勤勉、什么会受惩罚。然而台湾各厅、县新官到任时，一切经承、胥役、捕役等人，都是靠钻营充任的。钻充的办法是，各个胥役分送洋银，名叫“到任礼”。房书送的规礼多，就提升为房总；捕役送的规礼多，就任用为捕头；更有地方豪强和积年恶棍出银包充，父兄子侄盘踞衙门，别人都不得参与。像臣所奏革除的胥役许东灿一家，兄弟一共充任八房书、四名差役，就是明证。总计嘉义县可以收到到任洋银一万圆，彰化县可以收到七千圆，台、凤两地可以收到三四千圆。借到任之名行贿，已经相沿成风，大家习以为常。一个官员刚刚到任，就被书吏、差役用这些利益引诱，以后怎么能指望他振作有为？况且这些人熟悉衙门事务，擅长营私；如今先收了他们的规礼，若户房负责钱谷，刑房负责刑名，那么以后发生亏空侵蚀、枉法滥刑，还能依法惩治他们吗？至于捕役，大多是无赖之徒；地方官收了他们的规礼，一有差遣，就把几十个如虎似狼的人赶到乡村，任由他们肆意侵害百姓。即使民间控诉、上司访查缉捕，地方官也不能不替他们庇护。所以台湾地方奸猾的胥吏、贪残的差役毒害地方，从来没有受到严厉惩办，弊端全都由此而来。应请敕令该督、抚严令该道、府认真禁绝，并暗中访查。如果有厅、县仍沿袭旧习，接受书吏、差役规礼，就立即严加参劾；这样官场才可以整肃，吏治才可以清明。一、应当清理积压案件。台湾民情刁悍，械斗、命案都由户籍、婚姻、田地等小事激化成仇。听说嘉义、彰化两地积案很多，有的上万件，有的数千件；按一个原告、一个被告计算，正在官府控告的已经一县一万多家，何况被株连牵涉的还不计其数。如果长期拖延搁置，仇怨互相寻衅，必定酿成大祸。应命地方官及早审断结案，有冤屈的立即昭雪，诬告的严厉惩罚，以清理案牍，杜绝争端。至于命案、盗案等重大案件，更应立即查办；但台湾各属远隔海洋，往往对命案、盗案隐瞒不向内地通报。上司无从查核，地方官拖延不办，便可以侥幸逃避处分；直到被害事主上控，才倒填年月补报，该道、府也不因迟延而诘问驳斥。向上司申报时，又以同船附带原文的船只漂没为借口。这种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又有的把抢劫隐瞒说成盗窃，反复更换事主的原词，为逃避处分留下余地。即使盗犯已经捕获，也不立即审讯追究，拖延数月；事主如果没有呈文催办，就把盗犯释放。盗犯怀恨再来报仇，事主更加不得安睡。这就是被劫者大多隐忍不报、盗贼因此肆意横行而无所顾忌的原因。听说本年正月间，台湾许厝甲；二月间，嘉义水窟头十八重溪、彰化宝斗仔等处，都遭到盗贼惨重抢劫，有的放火焚烧，有的杀死事主，至今已经数月，罪犯仍未捕获。应请敕令该督、抚严令该道、府认真查捕，依法严厉办理治罪，不许隐瞒，也不许稍有疏纵，这样盗贼才会知道警戒畏惧。

译一、总理、董事应当选择正直的人充任。台湾各厅、县每保、每里都设有总理、董事，由有功名的绅士和年高有德者担任，官府发给戳记。这是仿照保甲遗法，并把责任加重交给绅士；他们熟悉乡里，消息容易互通，责任专一，访查也更有力量，用来稽查奸邪，补助地方官耳目所不能及之处。然而近来官府把他们看得和差役一样，甚至差役斥骂他们，家丁任意侮辱他们，于是洁身自爱的人不肯充任。那些肯充任的，反而都是不安分的人，遇事生风，勾结胥役，鱼肉百姓，这样善政就转成了苛政。应请敕令该督、抚转令各厅、县今后保举总理、董事，务必选择公正诚实、众人推崇信服的人，报官承充。厅、县应以礼相待，不让他们同下役混在一起，也不得因其他事务传唤他们当差。乡里一旦发生盗窃、抢劫，或有盗贼出没，总理、董事一经听闻，立即报告官府，由官府派遣干练差役，协助缉捕。如果总理、董事任劳任怨，在本保、本里查出盗贼三名以上，官府就给予奖赏；如果查出邻境盗贼，奖赏加倍。如果不能认真稽查，反而制造事端、扰害百姓，就立即罢黜革除。这样奖惩并用，人人都会乐于尽力报效，地方也可以希望得到肃清。一、偷渡禁令应当认真办理。台湾的门户，南路是鹿耳门，北路是鹿港、八里坌，这些是正规口岸。私口则有凤山县的东港、打鼓港，嘉义县的笨港，彰化县的五条港，淡水的，大甲、中港，噶玛兰的乌石港；至于偏僻的私口，分布纷杂，无法尽数。内地无赖之徒混入商船，杂乱而来，往往游手好闲、无处谋生，聚集起来成为盗贼，这就是偷渡造成的祸患。但偷渡禁令一天比一天严格，最终仍不能完全遏止，原因一是在出口查验时胥役索取照费，二是在入口查验时官吏收受船规。查定例规定，渡台人民必须由内地州县查明有无犯罪记录，出具族人、邻居的保结，发给执照，才准许搭船；立法本来十分周密，但执行不善，往往是家丁、胥役借机作奸。现在渡台的人，每人领照都被勒索七八圆洋银，有时五六圆，才肯发给。因此贫苦良民无力交照费，奸民想要逃窜时，胥役贪图厚利，就听任他们捏造族邻保结，蒙混发照。到了台湾入口，官弁稽查时，往往命胥役上船盘查；船上有出海的人，就替他们说情、接受贿赂，按照船只大小和人数多少计算，约收银一百圆、七八十圆不等。凡是有照或无照的人，都能上岸，官弁把这当成陋规，竟然形成了牟利的来源。这样还想禁止偷渡，怎么可能做到？所以要严禁偷渡，在于严格出口禁令，更在于严格入口禁令。应请敕令该督、抚严令地方官认真稽查，革除积习。出口时不准胥役索取照费，必须以族邻保结为凭，以便良民渡台；入口时不准官弁收受船规，只凭内地执照查验，以杜绝奸民偷渡。其余偏僻私口，应严令汛兵昼夜巡逻，不得稍有疏纵；这样稽查严密，有犯罪必惩，偷渡的弊端就可以杜绝。一、班兵应当严格校阅。台、澎一镇有水陆十六营，额定兵额一万四千六百五十六名，都是从内地营兵中抽调轮流戍守。到台湾后分散驻守，彼此声势相联，足以资助防卫。然而一旦有事，常常担忧兵力单薄。例如上年台匪张丙滋事时，戍兵见到贼人不能开炮，营弁望风退缩，最终依靠内地大军和招募的乡勇，才得以平定。原因是什么？就是稽查不严，平时没有预先操练，只有兵的名额而没有兵的实际。臣愚见，练兵之法，贵在抽调之前严格考核，尤其贵在渡台之后勤加训练。班兵的弊端在于顶替：兵丁稍有家产的，不愿冒险，往往让无赖之徒蒙混代充；又有贪鄙的营弁捏造虚假姓名，冒领月饷；轮到抽拨戍守时，就让家丁、洒扫仆役冒名充数。兵政日益败坏，正是这个原因。应当在抽调时严令各营将弁提前造册，每名士兵注明年龄、身材以及所学习的枪炮器械，逐队按名点验、演试；年老体弱的必须淘汰，患病的必须淘汰，技艺生疏的必须淘汰。认真挑选，务必使每一个兵都能发挥一个兵的作用；又命各弁、兵出具连环保结，如果发生顶替弊端而被另外查出，就把有关弁、兵从重治罪。这是抽调之前严格考核。渡台以后，兵丁分散在各营，往往贿赂所属营弁，私自外出经商，有的开小当铺，有的到别人店里做伙计，有的包娼包赌，开设鸦片烟馆，坐扣口粮，形成有虚假兵额而没有实际人数的情况。必须严令镇将以下各级官员随时稽查，不准擅自离开营房；同时亲自督率，按期训练，天天检查、每月考试，考核优劣。奖罚分明，士气就会振奋；操练熟练，营垒就会焕然一新。这就是渡台之后勤加训练。既没有顶替的弊端，又有实际训练，然后士兵都能使用，军饷没有白白耗费；用这样的军队上阵，必定成为能够制胜的军队。

译一、乡村应增设义学，以修明教化。台湾各地五方杂处，有泉州人、漳州人、广东人、潮州人，分散居住在村社，各有不同群体，民心浮动，容易滋生事端。推究原因，是游手好闲的人多，读书的人少；没有诗书诵读、琴瑟歌咏的事业来柔化人心，没有党庠、术序的规制来驯服习气，所以才会这样。现在想使台湾百姓安定，不如修明教化；想修明教化，不如设置义学。查各厅、县地域广大，义学非常少。乡曲小民离城遥远，因为没有良师教导督促，往往不务正业，彼此相互做坏事。臣愚见，应命地方官发布告示劝导捐资，增设义学，选择几名公正绅士主持其事。当地富户和好义之人很多，一定会踊跃乐意捐输；再根据地方远近，酌定某村、某庄应当设立义学，听任百姓自行创建。其余捐项留作经费，交绅士管理，逐年生息，诚请名师教导督促，愿意来学习的人听其自便。这样百姓知道向学，就不至于做坏事了。天下没有不可治理的百姓，台湾百姓也不全是没有良知的；如果地方官认真教化引导，切实奉行，修明学校，严格制定学规。学校中勤奋的子弟，就奖励他们；懒惰的，就告诫他们。又在闲暇时亲自到乡村访问老人，向他们讲明忠孝的大义和刑法条例，激发他们亲睦婚姻、互相任恤的心，使他们逐渐改变辱骂争吵、喧嚣凌人的习气。这样就会看到各处都响起弦歌，家家都能成为风化之地；并且使漳人、泉人、潮人、粤人全都成为读书明理的百姓，即使驱赶他们去做盗贼，他们也有不肯做的。以上八条，就是劣员必须淘汰，劣幕必须清除，奸猾差役必须防范，积案必须清理，乡里的总理、董事应慎重选择正直之人，汛口应严格禁止私渡，班兵应经常勤加训练，义学应广泛增设，确实是治理台湾的要务。臣又听说，治理百姓的道理和治病相同：治病如果遇不到良医，病就不能痊愈；治理百姓如果得不到良吏，就不足以使百姓获利。台湾孤悬海外，往来文书常常需要很长时间；地方上的弊端，如果督、抚不加访察，就不能很快知道；等知道后再事后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因此治理台湾的方法，在于督、抚留心查核，事事认真，尤其在于道、镇任用得人。道、镇任用得人，厅、县官和营弁也就都能任用得人；端正自己、率领属员，兴利除弊，文武同心，官民一体，还担心什么台湾难以治理呢？再说，台湾道兼管学政，有衡量文章、主持考试的责任。历任台湾道员，经特旨简放的，都是科甲出身的人员，这足以显示我皇上忧念海疆、极其慎重考试选才的深意。然而去年该道周凯因病出缺，该督、抚竟然委任永春州知州沈汝瀚署理。该州官本来是捐班出身，虽然出于一时权宜，但让捐班人员署理台湾道，无论才干是否胜任，一遇考试，怎么能选拔真正的人才？应请明确制定章程。今后台湾道出缺，如果因事务需要调任或署理，必须选择科甲出身、才地相称的人，奏请署理；不得把捐班人员随意委任署理，并敕令该抚永远遵行。臣这番愚昧的见解是否恰当，恭请皇上圣明裁察。恭敬陈述沿海情形疏（道光二十一年）裕谦 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臣裕谦跪奏：为恭敬陈述沿海情形一事。

译臣私下认为，英夷所依仗的只有船和炮；而炮不能离开船，船又不能靠近岸边，所以船炮不能到达的地方很多。由于夷船吃水很深，因此不怕风浪而怕礁石和浅水。只要内地城池不紧临海口，即使城池靠海，而城外有十几里的浅滩，夷船就不能驶近。若那些逆夷改换杉板小船，也只能装载二三十人，没有篷帆、炮位和锅灶，不敢横渡大洋，也不敢远离大船；一旦上岸，就不难把他们全部歼灭擒拿。上年浙江省的英逆兵船闯到余姚塘岸附近，陷在拦截船只的浅沙中，船、人都被我军和乡勇俘获；那些抢登杉板小船逃窜的，竟然也不能返回原船，后来被上虞、慈溪的军民擒获，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这些都是夷人的大兵船不能驶近浅岸、小船又不敢远离大船肆意骚扰的明证。至于数千斤重的大炮，夷船虽然能够装载，却只能用于深水大洋，不能用于靠近岸边的内洋；因为内洋靠岸水浅，而且必有明沙暗礁阻挡。若发射这种数千斤重的大炮，船必定后退；一旦搁浅，船底受到实物撞击，立即会震裂，所以不能在内洋发射。夷船在内洋发射的炮，也不过是一二千斤以及数百斤重的炮，只是炮口窄、炮身后部宽，能够装填较多火药，而且发射灵便熟练，比官炮射程稍远一二里。然而其射程也只到几里以内，实际上绝不可能达到十几里。比如定海外的道头距离城池只有三里，所以夷炮能够打到；到了镇海城外，浅滩有十几里，夷船起初也曾试放几炮，但还没到城边几里就坠落，此后便不再开炮，因为害怕官兵知道它的射程极限。到了乍浦河滩较近的地方，夷船和官兵开炮，双方就都有损伤。广东、福建所奏情形也是如此：他们的炮能打到我们，我们的炮也能打到他们；我们的炮不能打到他们，他们的炮也不能打到我们。浅滩距离岸边远，船不能靠近，炮也就打不到，这是又一个明证。不然，夷船既然侵犯过虎门、厦门、定海，为什么偏偏顾惜镇海这个停泊数月之地，以及往来必经的乍浦等处而不敢屡犯？又为什么顾惜四面环海的台湾、琼州而不侵犯？沿海海面外表看是一望无际的汪洋，实际上水中沙线千条万缕，纵横曲折。即使平底沙船，也必须多雇小船，由熟悉沙线的人探测水深、引路，乘潮航行；潮水一退，就担心搁浅。因此凡是适合大洋航行的船，必定不适合内港航行。正如适合内港的船，必定不适合大洋。至于江苏，除吴淞口、崇明、宝山最为险要外，淮安、扬州、海州三府州所属海面外无屏障，潮水来时流速很急，又有黄河口的五条大沙洲，或沉或浮，向东直伸出去。若遇东风，风和水流相互逼迫，转舵不灵，船随急流搁浅，没有不损坏的；即使海运河船，也必须绕到大沙洲外面。山东登州、莱州两府的成山虽然陡然伸入东海，但并非通商码头，只是南北往来的航标。天津海面外有旅顺口，登州府城与南北两面相对，中间山岛林立，确实是天然险境。直沽口距离天津府城很远，船进入内港后，既不能像在大洋上那样横冲直撞，也不能像逼近城池那样用炮火攻击；而且北方人不熟悉海上事务，也没有汉奸。至于奉天所属各港，港口都浅，还有绵延的沙滩，是闽、粤南洋鸟船最害怕的地方，何况夷船。因此海贼蔡牵骚扰浙、闽、粤三省十多年，从来没有骚扰山东、直隶、奉天；即使北洋贸易，也都使用平底沙船，闽、粤南洋鸟船前往关东的很少。这是因为北洋的情形同南海完全不同：南洋多是石岛形成的明险，北岸多是沙线形成的暗险。夷船害怕暗险甚于明险，并不是处处都危险、每个港口都能驶入；只是由于太平日久，不仅百姓不知道军事，官吏和水师也都不知道考察、求证和试验，不能扼守要害以待敌。一听说外洋夷船、夷炮，便不知道它们究竟多么猛烈、多么神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于是沿海都不得安宁。相应地，请下旨命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通令所属县、营，遍历本辖海面，测量水势深浅、滩岸远近、沙线险易：哪些地方小船可以通过而重载大船不能到达；哪些地方内地大船可以通过而外洋大型夷船不能到达；以及港岸口门距离大洋多少里，水深多少丈，城池距离岸边、浅滩、大洋各有多少里，险急水流和暗礁有多少处。都要逐一试探，酌情区分最重要和次重要的地方：哪些地方应当驻兵、架炮防守；哪些地方应当分派地方居民自行组织团练防守；哪些地方不必防守。一面修理军械，操练兵丁，筹备粮饷，制造铅弹、火药，整顿塘汛、驿站，以期有备无患。还应明白张榜告示，晓谕军民：这些夷人除了船和炮以外没有别的本领，而船炮所能到达的地方也不过几处；他们来这里只是想要求通商，并没有更大的奢望，也绝不敢深入内地。没有必要到处惊慌，自相惊扰，这样可以安定人心、节省兵力、减少经费。同时要随时派人侦察，一旦有夷船进入境内，就严禁供应淡水和食物；违者按通夷论斩，并在海滨斩首示众。夷船如果敢驶近口岸，估量炮力能够打到，就开炮轰击。逆夷无隙可乘，粮食、草料告尽，绝不可能同我们长期对抗。如果他们敢铤而走险，或者驶入浅滩，或者登陆上岸，就可以大力围剿清剿，不让一人逃生。这是以逸待劳、以主人等待客人的办法，也就是坚壁清野的办法。不知是否恰当？臣谨慎缮写奏折具奏，恭请皇上圣明裁察训示。恭敬陈述台湾生番献地应防止后续弊端疏（道光二十六年）江鸿升 江南道监察御史臣江鸿升跪奏：为台湾水沙连生番献纳土地，应当防止将来弊端一事。

译臣恭敬拜读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郑祖琛所奏：台湾水沙连六社生番献纳地图，请求归官开垦的一折，奉朱批说：“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由此可见我皇上极其慎重边防的深意。阁臣、枢臣、部臣必定有长远策略和深谋远虑，斟酌出最为恰当的意见，原本不是臣这种见识浅薄、愚昧低下的人所能参与妄议的。然而臣的籍贯隶属于福建省，如果有所见闻，又怎么敢不抒发自己的诚意！查原奏所称，据署理鹿港同知史密禀报，该同知等到水沙连口内巡查时，就有番目等迎接并引导他们进入社寮。该同知赏给红布、盐、糖等物，随即有番众一千一百六十三人诉说他们衰弱贫困、不能耕种，请求准许归附内地，并献上各社地图，请求由官府归管经营；而且他们都已经剃发，势难拒绝，于是又赏给衣裤一千多件。该同知等随即踏勘六社番地，估计可以开垦田地一万二三千甲；按每甲计征赋税，每年可以征收粮食三万多石。设置官员进行抚治，并修建城池，计算文武官员廉俸、役食、兵饷，每年所需不过六千两银子；用每年征收的正项收入全部支销后，还可以剩余粮食二万石等情。督臣等根据他所禀报的情况，又详细陈述了除弊兴利的各项条款。臣愚以为，生番衰弱贫困，本来可以不必过问；如果贪图他们的利益，使汉人与生番杂居，将来动辄发生械斗，造成的祸害反而更多。这些生番的性情类似犬羊，其粗野强悍，绝不是内地的法纪所能驯服的；一旦犯事，严加处置就会发生变乱，放任不管又会损害威信。况且那片土地已经归入官府管辖，番众人数很多，将来靠什么维持他们的生计？这些都是不能不从长远考虑的问题。臣听说该同知史密一向喜欢邀功，他所声称捐资开垦的二千甲，恐怕多半是奸民已经开垦的土地。并且他所说的一千多名番众，都已经剃发；在他们见到该同知以前，不知道是否已经获准，为什么先行剃发？又怎么知道不是该同知临时指使，企图强行推行？即使说是为了顺应番情，也还会产生许多弊端。如果该同知务求夸大其事，弊端就会更加严重。我朝疆域的广阔，前古未有，本来并不在于得到这块海边小小的番地，就能够成为盛世。现在应等管辖此地的镇、道官员亲自前往查勘；尚未详细复奏。督臣刘韵珂明年赴台，正好顺路前往详查，考察怎样才能不滋生弊端，或者是否可以分别设置土官，以表示羁縻管理，查明实际情形后，再另行具奏妥善办理。恭请皇上明察。《筹议海运巡洋章程疏》（道光二十八年）刘韵珂 闽浙总督臣刘韵珂跪奏：为福建省拨调船只巡游海洋一事，现已议定章程，船上的将弁、兵丁的薪水和口粮，已命有关司先行筹款垫付，同时摊派捐取养廉银，陆续归还补足；并预先通知沿海各省，一律堵截盗匪，期望避免其窜扰，以保护海运、安定商船〔事〕。

译臣以前因闽浙两洋盗匪日益增多，今年江苏省苏州、松江、太仓三属的漕粮都改由海运，如果不预先布置，设法搜捕，不仅两省所辖海面难以期望安静，还恐怕海盗窜入江苏海面，肆意劫掠，于是同水师提臣窦振彪等往返商议。等到缺额师船建造补足完毕，就在按例巡逻的船只之外，抽调兵船四十只，出海巡游；又担心浙江省抽调的船只不足以配合缉捕，拟用福建省有余的船只补充浙江省的不足。因此在附奏巡洋事宜的片子中说明，两省兵船是否应当联合行动，另行商办。现在臣与窦振彪仔细商议：兵船出海，航行和停留全凭风力；从福建前往浙江必须乘南风行驶，而从浙江返回福建，又非北风不可。海上的风向变化无常，倘若福建船只进入浙江以后南风大作，而福建洋面恰有盗匪，这时福建船听到消息转回，竟被逆风阻挡，必然导致延误。因此，两省兵船有事时还可以会合围剿，但平时巡逻缉捕，仍应各自顾及本省海面。只是福建省增设船只巡游，属于创办之事，究竟这些船只应从哪些营中抽调？每艘船应派多少名将弁和兵丁？所需口粮应当怎样筹款发给？都必须分别议定，才能作为遵守的依据。查省内现正在建造的师船中，应拨给水师提标五营补充同安梭船十二只，另造大号战船五只；台湾、澎湖各营应补充同安梭船十只；其余都是内地各镇、协、营应当补充的船只。各镇、协、营都有巡缉外洋的责任，与一向没有专门管辖外洋事务的水师提标五营，情形不同。这次增设巡游船只，如果从各镇、协、营应补的船只中均匀抽调，将来所辖外洋偶然发生事故，各营必然仍以船只不足为借口。因此应立即将水师提标五营和台湾、澎湖各营应补的大、小兵船二十七只，连同窦振彪平时统带出洋的大、小兵船十三只，合计四十只，作为巡游师船。各船所配兵丁，过去都是按照船只大小确定兵额多少，并没有固定数目。现在把大小各船合并核算，共应配兵二千二百多名；即从水提五营及各水师营中，挑选尤其精壮、熟悉水务的人，均匀调派。各船负责驾驶的千总、把总及额外人员，应由窦振彪挑选派遣。过去巡洋时，兵丁及外委额外人员每人每天只发银三分，千总、把总没有口粮。这次这些船只要全年在海上巡游，不分寒暑，与按例巡逻的船只相比，劳逸差别很大。如果仍按平常标准发给，兵丁等人连糊口都困难，就很难使他们安心巡缉。因此，要使用兵力，必须先让兵士吃饱。负责驾驶的千总、把总虽然不能与兵丁相比，但也是低级武官，俸饷不多，若责令他们自行补贴，不仅力量做不到，也不是体恤下属的办法。应请援照从前剿办大股洋匪的成案，兵丁额外每人每天发银四分，千总、把总及外委每名武官每天发银一钱；额外人员中有派令驾驶一船的，也按千总、把总及外委的标准，每天发银一钱。这笔银两属于额外增加的开支，并没有专门款项。仅按兵丁口粮计算，一年已需银三万二千多两；再加上各官弁薪水和各船军火，数目更是无法计算，统计一年总需在四万两以上。福建省定额的缉匪口粮总共只有二千四百名，分派各营，本来就有限；将来缺额师船按营补足后，配备缉捕的兵力更多，原定口粮虽然势必要抽减出来协助巡游使用，但国家财政收支每年都有固定规制，更不便以额外支出为由，滥请拨款。除此之外，司、道各库也没有别的闲款可以筹措。计算下来，只有从全省文武官员应得的养廉银中，仿照历次摊捐的办法，按数目均匀摊派支给。不过，文武官员的养廉银应按日摊捐，而将弁兵丁的口粮一经出海就必须发给；如果等到摊捐有了成数再拨款，必然耽误巡游日期。臣已经下令藩司先行筹款，随时垫付发放，再把摊捐的养廉银陆续归还补足。现在省内建造、补造的师船已经有了成数，应赶紧加速建造；一旦足够使用，就由窦振彪按数抽调，配足将弁、兵丁和军火，酌情委派几名参将、游击，由该提臣统领，在三个月内出海，全面搜捕缉查。如果查不到盗匪踪迹，就把巡游兵船分成南北两帮，每帮二十只：南帮从海坛右营所辖的湄洲一带海面开始，到闽、粤交界为止；北帮从闽安左营所辖的白犬一带海面开始，到闽、浙交界为止。交给各有关镇轮流统带，同按例设置的巡船协同配合，远近交叉巡缉。这些巡游将弁兵丁应得的薪水口粮，从提臣统领船只出海之日起，先行发给三个月，以后按次发放，全部由提臣备文领取。只是提臣统辖全省水师，事务繁多，而且驻扎厦门，华人和夷人杂处，弹压和抚绥都关系重大，绝不能长期在海上专门负责督捕。应等察看各海面盗匪收敛平息后，把巡游船只交给各镇管带，提臣立即返回厦门办理一切事务。如果继续有海盗突然出现，仍由该提臣调集南北两帮师船及按例巡船，会合围捕。倘若巡游兵船缉捕不力，或者按例巡船疏于防范，以致发生事故，均由提、镇各臣行文揭报，臣即据实分别参奏处理，绝不稍加宽贷。如果有捕盗勇敢奋不顾身、擒获盗匪多人者，也由提、镇各臣随案行文报告，汇总请旨奖励。至于攻击盗匪，固然需要大船；但查探盗匪踪迹，完全依靠小型哨船灵活快捷，能够到处驾驶。此前请求建造的各船，都是用来补足各营额数，并没有小哨船。现已获准由提臣咨请增造多桨快速小哨船三只，臣已经命令厂员赶快制造，编列字号，并交给提臣配用；所需工料，全部列入船工款项汇案报销。像这样制定章程、增船巡游，比按例巡逻更加周密；即使面对数千里广阔的海面，茫无边际，也未必能够使匪徒彻底绝迹，但勤奋缉捕、布置严密，对于防护海运、保护商民，总不无益处。

译只是海盗诡诈异常，一听说福建省增调许多船只，难保不会先逃往别的海面，乘虚伺机抢劫，因此不能不预先防备。臣在巡游师船尚未发给出海之前，已经紧急行文通知沿海各督抚臣，转令地方文武官员及巡洋舟师先行派出兵船防堵、截击、缉捕，以免疏漏。现在水师提臣及藩、臬两司、粮、盐二道先后行文详报，请求具奏；其中浙江巡洋事宜，应由浙江巡抚梁宝常筹议后会同具奏，并已先分别通知户、兵、工三部查照。臣谨会同福建巡抚徐继畬、水师提臣窦振彪，联名恭敬地上奏，恭请皇上明察并训示。《变通福建陆路练营疏》（同治十三年）李鹤年 头品顶带、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臣李鹤年跪奏：为福建省内地陆路挑选设立练营，变通旧章，以加强军备，恭敬上折，仰请圣上鉴察。福建省自从裁减兵额、增加饷银以后，营伍逐渐有所改观，但究竟没有取得很大实效。此前臣已移文命令台湾内地陆路各标、镇、协、营，商议应当怎样从制兵中挑选成营，轮番训练，使军饷方面既不必有所增减，又能够像勇营一样发挥效力，妥善议定办理。查全省内地陆路实战守兵共一万六千二百九十七名，现在拟按三成酌情分配，挑选训练精兵五千四百四十八名，战兵和守兵各占一半；每四百五十四人为一营，共十二营。每营什长三十八名，亲兵、护兵共八十名，正兵三百三十六名，另行招募雇用的火夫四十二名不计入上述人数。每营分为四哨，由一名裨将担任管带；千总、把总及额外人员八名担任正、副哨长；由队目担任什长。省标督抚福协七营，连同军标建宁镇所辖六营，再加枫岭半营，共应挑选九百零八人，各训练二营；陆路提督所辖十营、漳州镇所辖八营，各挑选一千三百六十二人，各训练三营；福宁、汀州镇所辖五营，各挑选四百五十四人，训练一营；都从本年六月起发给训练饷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百八人〕 将省标两营定名为全福左、右营，陆路提督所辖三营定名为建威中、左、右营，福宁所辖一营定名为定海营，建宁所辖两营定名为镇武左、右营，汀州所辖一营定名为耀德营，漳州所辖三营定名为长胜中、左、右营；均由各自的提督、总兵统领。各镇兵员仍归陆路提臣节制调度，以督中军副将兼任营务处，专门负责训练事务，统一事权。营官由统领挑选，哨长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长挑选。单营应当经常随本统领驻扎，巡查所属地面；双营、三营则应在道路适中的地方选择驻地，兼顾四面，并且不时相互调换驻地，以熟悉地形及其利弊。只是省标两营不便驻扎太远，以便顾及根本；驻扎之处应筑营垒、疏浚壕沟、设置关卡，一切依照行军布阵的制度办理，以一年为期限，与留在原营的兵员轮番替换，使劳逸均等。至于驻防台湾的轮班兵，三年轮换四次，这项制度已经实行很久，内地既然一切照常进行训练，台湾营也应照办。今后每逢派兵戍台之期，仍遵循旧章，只酌情从练营中抽取三成之一、本营中抽取三成之二，等旧兵从台湾返回后，再按数额补足。训练兵的月饷，必须同在营兵员酌情分出厚薄，才能显示激励作用。现同陆路提臣罗大春商定，除抽出训练兵外，在余下的一万零八百四十九名营兵中，每人每月平均拿出银六钱，合计六千五百多两，用来增加练营战守兵的月饷。连同原有饷银，每名共得饷四两一钱；什长再增加银五钱九分，共得四两六钱九分；亲兵、护兵不另行增加。这些从各营均匀抽出的饷银，按各营训练兵人数分配，数目没有厚薄差别；每月分别从就近厘局借支五成，及从司库领取的定额饷银中拨付，交给各营带官领取；仍归各原营，照旧汇入四季月销饷册办理。每月米粮一项，现在因为练营兵的粮食供应关系重大，应责成负责配发的各厅、县县丞，在每月初一先行发给。倘若有拖欠，由粮道专案详细请示参奏惩办，这样粮饷就不会缺乏。如遇有战事需要征讨，援照楚、湘各军勇营历来准许报销的成案，一律办理。目前训练期间每月发给的公费，以及营官、哨长、火夫的薪粮，归入善后款项领取报销。增制练营军装，也按照勇营更换军装的成案，由有关局署拨款制造配发。汇同勇营一并制造、报销。新增公费中，每一百名士兵准许报销的修制衣旗等项银两，应扣留存放在司库，以备拨款修理军械使用。臣已命省局及司、道官员议定并详细呈报，臣复核后没有异议。除另行详细行文咨报各部复核外，谨将目前办理挑选设立练营的缘由，会同福州将军臣文煜、陆路提督臣罗大春，恭敬上折陈奏，恭请圣上鉴察，敕令有关部议覆施行。《请敕议海防六事疏》（同治十三年）奕欣等 恭亲王臣奕欣等跪奏：海防事务亟须切实筹划，武备必须追求实际效果，谨将紧要应办的事项概括列为数条，请皇上下令详细议论，以期振作军务。恭敬密折陈奏，仰请圣上鉴察。

译臣等查知日本军队占据台湾番社一事，明明知道理亏在彼方，却苦于我国防备空虚。据沈葆桢来信说：现在双方尚未挑起战端，澎湖、鸡笼等处，日本以躲避风浪为借口，应当防备，却不宜立即阻拦。然而目前筹划防务，购买铁甲轮船还没有办成。李鸿章来信说：他曾写信给沈葆桢，并命提督唐定奎只管扎营操练，不要立即开战。实在是因为一旦决裂，沿海、沿江各处都应设防，各口岸的防守又难以依靠，所以不能不慎重对待事端的开始。虽然屡次奉到圣旨，严令各疆臣切实筹备，但臣等自问实在没有把握。到了今天才开始谈防备，确实忧虑已经太晚；今天如果还不整顿防备，后果更是不堪设想。追溯庚申年之衅，创伤巨大、痛苦深重，当时姑且用羁縻办法应付；在我国本来可以立即图谋振作，人人都有自强之心，也人人都说自强的话，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自强的实际成效。过去的事情，几乎因日子久了而被渐渐忘却。臣等办理各国事务，对于练兵、充裕军饷、学习机器、制造轮船等议案，屡次奏请筹办；但有因意见分歧而多遭阻碍的，有因经费不足而无法扩充的；有的虽然初步基础已经建立，却没有办法继续发展、长期维持；同心协力的人少，提出异议的人多，局内的曲折情况局外不能周全了解，紧要的经营筹划过了一段时间便被视为平常琐事，以至敌情警报突然到来时，仓促之间毫无准备。鉴于以前的教训，不能不考虑今后如何警惕防备。现在日本在台湾寻衅生事，其已经显现的祸患就是如此。面对一个小国的不驯服，我们的防御已经苦于无计可施；西洋各国则会观察形势、乘机而动，那些将要发生而尚未显现的祸患，更令人担忧。倘若某一天突然爆发事变，到那时又凭什么消弭挽救？如今赶快谋划防备，已经属于补救性的措施。到了这个时候仍然虚应准备，就再也没有挽回的机会了。只有上下同心、内外同心、局内局外同心，从开始到最后都坚苦坚定，并且长久保持一心；人人都洞悉其中根本，竭力研究办理，制定切实能够使国家自立、切实能够抵御外患的办法，这样才可能使自强有实际成效，使外来侮辱暗中消退。古人说：能够防守，然后才能作战；能够作战，然后才能讲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也是今天的大局绝对不能拖延的事情。臣等共同尽心商议，谨将紧要应办事项概括列为数条，请皇上下令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沿江各督抚、将军详细筹议，将每一条的切实办法限在一个月内奏复，再由朝廷中的王公大臣详细谋议。如果臣等拟定的各条意见与大家议论相同，就应当确切筹办；如果在这些条目之外另有良策，也应一并奏陈，提交会议讨论，全部在议定以后请旨遵行。总的目的，是务求实际备战、精益求精，必须达到能够奏效，以缓解当前最紧迫的事务，并为国家长远发展准备条件。臣等感到幸运，天下也感到幸运。所有请求皇上下令详细议议的缘由，谨缮写奏折秘密陈奏，并附录臣等拟议的各条，恭敬呈请皇上阅览，恭请圣上鉴察训示。一、练兵。臣等在抚议初步形成时，就曾提出练兵请求。后来直隶请求设置六军，也已经议定开办；无奈只有军队的名义，没有训练的实际，即使随后加以整顿，也很难突然由弱变强。若要求取得切实抵御外患的效果，这件事比办理发捻等贼寇更加困难，军队也应比办理发捻时更加精锐。陆路兵固然必须进一步训练，外海水师尤其应当赶紧精心训练。各处口岸固然必须设防，但如果没有海上的重兵，可以迎头剿击、拦截攻击、尾随追击，敌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到处登岸，袭击我国防守空虚之处，用不断调动兵力使我疲于奔命，使我们陷入处处设防却仍防不胜防的困境。应当怎样在水师原有编制中挑选精壮兵员，以及挑选曾经制胜的洋枪队，训练水战；再酌情招募熟悉驾驶、熟悉风浪、能够胜任任务的兵士，迅速编成军队并逐步扩充，这些事项由各位大臣详细议定办法，务必做到对症下药，有备无患。一、简器。行军作战尚且重视火器，水战更难取胜；如果武器先落后于人，胜负甚至不用交战就可以决定。各国所依仗的，就是枪炮性能优良，而且日益更新、日益精良。明知仿效他们的长处已经落在后面，但如果连这样的武器都没有，又能依靠什么呢？总理衙门这番话确实是洞察问题根本的议论。火器这一项不外乎炮、枪、火箭等物，有的适合进攻，有的适合防守，有的攻守都适合。英国大炮有阿勿斯郎、巴留西、安司脱浪、回得活特等名目；法国大炮叫墨迭儿鲁士；布国大炮叫克虏伯；美国大炮有巴勒得、回得卧得、布鲁嘎斯、德里氏嘎等名目。各国大炮中，阿勿斯郎、德里氏嘎最大，克虏伯、布鲁嘎斯最精良。大型火炮装填的炮弹重达一百磅；听说铸造时内部使用生铁，外部套用熟铁，再用螺丝钉紧固，铸成以后多次用火药轰击，使内外两层的膨胀力量均匀贯通，使生铁与熟铁结合得非常紧密，然后才拿来使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口〕

译一、造船。自从各国有了轮船，而中国所使用的旧式战舰极难抵御敌人，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臣等办理福建省制造轮船一事，实在是因为万分紧迫，不能延缓，于是同各督抚往返筹商，奏明设立机构，由船政大臣负责经营。近年来中国的工匠也已经懂得制造规矩，能够自行制造和驾驶；明知费用极其浩大，所造船只的精良程度又赶不上西方人，局外仍有不少异议，甚至想要停止办理，却不知道一旦停止，从前所费的钱财就全都白白浪费了。况且停止以后，又从哪里另求精进以供防御？而别人正急切窥伺我国，形势又不能不办。因此臣坚持既定见解，没有按照停止的意见办理。究竟在中国海面上，有时缉捕盗匪，长期平息盗患，以及这次台湾番社发生倭人衅端时，还多亏这些轮船使我们稍有准备，我军能够迅速集中，不能不说是制造轮船的效果。只是既然创立了外海水师，现有船只还不够使用，应当怎样增购各种兵船和铁甲船，以及今后怎样自行制造、逐步扩充，都应详细议定办法，切实筹划备战。至于铁甲船，是屏护全军、冲击敌军的器械，也就是所谓水炮台；一个军队中应当使用多少只这种船，这类船价值极高，购买资金怎样大量筹集和使用，怎样做到不虚耗；修船、造船应怎样增设船厂；这种船吃水最深，各海口哪里适合停泊；如果外国使用这种船只来攻击我国，又应当怎样抵御？听说英国新制的巨炮能够在数里之外击破铁船。这种炮位怎样购买配备、怎样操练发射；还应购买能够装载这种炮位的船只，以及在陆路安放这种炮位的炮台；这些也应逐一详细议定、妥善筹划。如果只是拘泥于扬长避短的说法、以矛刺盾的比喻，对事情没有帮助，反而会滋长空谈，总之应当详细体察情况，竭力求取实际效果。一、筹饷。以上各项，既包括当前创办时的需要，也包括日后长期的费用；凡是薪水、训练经费、增加口粮的数额，以及购买、制造、修理船只，军械、枪炮、火药，驾驶人员的工食，日常用品，煤炭等各项，数目极其庞大。没有大宗巨款，无法开办；没有源源不断的饷源，也无法长期维持。臣等在同治五年奏明提出四成洋税，由户部另立款项存储，原本是准备应付意外之需的；无奈这些年来陆续借拨，所存已经不多。计算开办所需的费用，现有款项连十分之二三都不够，急应破除成见，统筹全局，权衡利害，辨明轻重。首先筹集当前开办经费，需要多少就赶快筹集多少，这是救急之用；再对一切开源节流的办法尽力设法，凡是可以竭尽人力、利用地利来充裕国家财计的，都专心尽力，切实经营，期望补足急需的经费，求得长期永久的供给，这是经久之用。这两方面都应详细筹划出确实可靠的办法，充分准备并坚持办理，不至于半途而废，这样才可能有资财应付变化，也能长期有所依靠。一、用人。以上各项事务，如果不得其人，都会变成白费；但错误在于用人不当，而不在于方法不完善，不能因此说事情不可办。应当简派懂军事、有崇高声望、诚心办事、熟悉外国情况的大员担任统帅，负责经理；再选派得力的提督、总兵等将领分别统领。都由各位大臣据实举荐所知之人，经公开议论、会同推举后，奏请皇上钦定。一、持久。天下的事情，事前认为麻烦，事情到了又苦于来不及，事情过去后又逐渐因循敷衍，最终只等同于一纸空文。没有什么事情不是这样，而在用兵、驾驭外夷方面尤其严重。如今国家大局所系，没有比外患更重要的；抵御外患的办法，没有比自强更重要的。如果局内、局外不能同心尽力筹划并坚持既定见解，哪里能够取得成效？如果像现在这样果真有直接简易的办法，原本是最令人称快的。如今既然没有，那么凡是内外臣工，都应知道这是国家最紧要的事情，也应知道这是自己职责范围内应该筹划的事情；自然应当广泛采纳各种意见，集中众人的智慧，力求万全。假如各人的见解不能完全一致，就难免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计划；与其半途停止，反而不如一开始不办更好。如果确实能够审时度势、意见相同，都认为不能不办，那么一经议定、开始办理以后，应当怎样同心协力、长期坚持，更应共同竭尽公忠，永远顾全大局。《代陈丁日昌议覆海防事宜疏》（光绪元年）李鸿章 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伯臣李鸿章跪奏：为据实代为陈奏，仰请圣上鉴察。去年九月间，臣恭敬接受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报，海防极应切实筹划，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都是紧要的机宜，着令详细议定办法后复奏；此外如果另有好的方略，也一并奏陈。钦此。臣当即依照期限详细议覆，已经具案。臣想到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办理洋务多年，熟悉重要事务，深入研究时局；他曾秘密抄录总理衙门原奏六条，写信请前任巡抚妥善议定切实办法，以帮助集思广益。现在接到丁日昌寄来的逐条议覆折稿，请臣据实代为奏报。臣认为整顿海防是军国要政，前任巡抚既然有所见解，不便阻塞而不让皇上听闻。谨按照缮写的丁日昌议覆六条清单，恭敬呈请皇上阅览。

译一、练兵。原奏说，陆路兵固然应进一步训练，外海水师尤其应当努力精求；各处口岸固然必须设防，但如果没有海上的重兵，可以迎头剿击、拦截攻击、尾随追击，敌人就可以到处登岸，使我们陷入防不胜防的困境。这些话所强调的，是在要害关口设防，不应像从前那样零星分散；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使敌人受我调动，而不是被敌人调动。查十多年来，泰西发生过三次大战：第一次是英、法帮助土耳其攻打俄国的战争，战端初开，英法就以重兵驻扎在黑海口，使俄国不能出入，后来俄国终于向英法求和；第二次是美国南北战争，战端发生后，北方美国立即把所有兵船驶往南方美国各海口，全部封锁，使南方不能向邻国求援、购买军械，南方最终被消灭；第三次是普法战争，普鲁士一听说法国出兵，就把全国精锐军队先堵在礼吴河口，法国也终于被普鲁士困住。即使自中外动武以来，我国兵力并非不多，军饷也并非不足，但对方不过数千人；今天在广东滋扰，广东全省就疲于奔命；明天在福建滋扰，福建全省又疲于奔命。我们兵力分散，敌人却专挑空隙进攻。这都是没有训练重兵、屯扎要地，只是一味到处设防的弊端，所以才导致这种局面。外国发生战争时，力量相当，武器精良的一方获胜；武器相当，先下狠手的一方获胜。因此今天选择要地训练军队，以备进攻、围剿和尾击之用，尤其不能有片刻耽搁。综观天下大势，法国占据安南的胥江和南三省，已经同我国广西、云南、贵州的边境相连；英国占据的印度，已经同我国云南、四川的边境相连；俄国染指新疆，联络回部，已经同我国甘肃、陕西的边境相连；它所占据的黑龙江以北地区，又同我国盛京等处边境相连。至于东南七省逼近海洋，外国船只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更不必说了。自古以来中外交涉，急于陆路的事情往往对水路较为迟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水陆两面逼近、处处窥伺得如此严重的。然而按照情理和形势推断，凡外国陆地同我国接壤的地方，不过是得寸进尺，意在蚕食而不在一举吞并；它们真正从水路逼近我国的地方，则动辄控制我国要害，意在鲸吞而不在蚕食。因此东北最为紧要，东南和西北次之，西南又次之。这四个要地如果分别确定缓急，选练重兵，水路相互首尾呼应，陆路各自作战，也许可以逐渐打消敌人觊觎我国的念头，或许有一天能够稍微巩固我国的边防。中国各旗、绿营的兵数并非不多，但口粮太少，器械太差，绝难依靠它们制敌。近年来虽然有裁减兵额、增加饷银的议论，但饷银数额仍然微薄，汛兵又没有裁减，始终难以把分散的军队整合起来，彻底改变面貌。臣在江苏任职时，曾把抚标的几营旧兵全部裁汰，改用新勇，撤去汛地，改练洋枪、洋炮。当时舆论很怀疑撤汛困难，臣秘密奏报，认为和议不能长期依靠，自强必须及早筹划，幸蒙圣恩特别准许照办；直到现在，也没有听说撤去汛地后稍有弊端。如果各省都一律用勇丁替代旧兵，减少兵额而优厚饷银，分别训练炮队、枪队，即使不增加国库支出，十万精兵也已经棋布星罗；而关键在于裁撤汛地、合并营伍。因为分散驻汛，兵员就绝不能得到训练；没有训练，即使增加饷银、减少兵额，兵又怎么能够精锐呢？至于各省沿海水师，只知道停泊在内港，不能抵御外来侵略，这种积弊由来已深，不是一日形成的。然而水师即使精锐，如果使用的仍是旧式艇船和旧炮，就仍然等于把士兵送给敌人。沿海的渔民、蜑户，熟悉风浪险情，根基条件比内地兵更能吃苦耐劳；其次应挑选旧有水师中得力的人员，替换他们的船只和武器，勤加操练，教他们测量、计算，考验他们对沙线、潮汐的掌握，使他们经常以水为家。而且应把沿海整个海域统筹兼顾，不能稍微划分界限。为什么呢？风浪奔驰骤急，一口气可以行驶百里；如果各省只管各省的疆界，彼此推诿，盗寇终究没有被消灭的日子。因此把分散力量整合起来的办法，不仅陆军应当如此，水师尤其紧要。日本不过是弹丸小岛，只是夜郎、靡莫一类的国家，近年来却发愤图强，改变峨冠博带的旧习，仿效轮船、飞炮的新式制度。它暗中有谋略，固然值得忧虑；它贫穷而无所顾忌，则更加令人担忧。它把北境的塞希伦地割让给俄国，以巩固日俄关系；又利用李太国修筑火车铁路，多借英国债款；日本国主常常同英国使臣巴夏礼秘密谋划，因而巩固日英关系；又利用黎展达秘密查探台湾情形，把他当作辅助心腹，因而巩固日美关系。他们那样低头屈服、小心翼翼地讨好各国，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原来他们觊觎台湾，已经到了寝食不忘、梦寐以求的程度。中国如果把台湾像遗弃物一样丢掉，他们当然就能随心所欲；万一形势发展到战争，他们还会勾结各国，由各国出面调解说和，使他们不至于只能发动战争却不能收场。这就是他们所以肆无忌惮、企图一举快意的原因。臣任江苏藩司时，曾在议覆修约条款中明确陈述：日本外柔内刚而有长远志向，中国购买的枪炮，都是日本挑剩下的东西；应当表面同它交好，暗中却为此防备。当时李鸿章深以臣的话为然，立即代臣秘密陈奏。现在日本虽然得到的赔偿不多，但它的花费已经不止此数的十倍，何况在这次战事中又死了五六百人。万一将来它再借端发难，用几艘船横在黄海、黑水洋之间，使天津、上海的交通和声气不通，那么各项事情都会棘手；而台湾的祸患，还只是较小、较缓的一项。因此今天驾驭远方各国的办法，对内要竭力整顿，不能只寄托于空话；对外则可以虚与周旋，不必稍有虚骄。对于泰西各国，应当开诚布公，以诚信示人；对日本也暂且实行羁縻，使目前不至于决裂，等我国水陆各军都训练精良，自然可以暗中侦察，打消它窥伺的念头；万一不是这样，而是对方出于骄横挑衅，我国就以正义应对，也会得到四海之内共同谅解。这就是练兵必须赶快办理、务求实际，不能得过且过。

译一、简器。原奏说，炮台和水炮台所需的巨炮应当怎样购买；水陆各军使用的洋枪应当怎样一律购买最精良的武器；以后又应当怎样自行铸造、不断精益求精等。查外国火器精良到今天这种程度，不仅是唐、宋、元、明从未有过的，也是尧、舜、禹、汤时代无法料想的。总理衙门所说的“明知仿效他们的长处已经落在后面，但如果连这样的武器都没有，又能依靠什么”，确实是洞察问题症结的议论。火器一类，不外乎大炮、洋枪、火箭等物；有适合进攻的，有适合防守的，有攻守都适合的。英国大炮有阿勿斯郎、巴留西、安司脱浪、回得活特；法国大炮叫墨迭儿鲁士；普鲁士大炮叫克虏伯；美国大炮有巴勒得、回得卧得、布鲁嘎斯、德里氏嘎。各国大炮中，阿勿斯郎、德里氏嘎最大，克虏伯、布鲁嘎斯最精良。大型火炮所装炮弹重达一百磅；听说铸造时内部用生铁，外部套熟铁，再用螺丝钉紧固。铸成以后，多用火药轰击，使内外两层的膨胀力量均匀贯通，使生铁与熟铁结合得非常紧密，然后才拿来使用。阿勿斯郎炮在其本国购买，需一万九千元；既然买价昂贵，运费也不会低。精制的二十四磅炮弹，能够产生与百磅炮弹相同的穿透力。从前炮身从后面开门，只用左右两块劈合，近来改用整块圆形炮身，还用药试放一千几百次，直到炮腹内部加装钢圈、钢底；炮弹再加铅壳，直径略大于炮膛。炮腹有三十二道螺旋，必须使炮弹在炮腹中不断旋转摩擦，盘旋之后才射出口外。这就是弹力增强、速度加快的原因。但无论大炮多么强，其有效命中距离也须在一里以内外；距离过远，炮弹自身的下坠力和空气阻力都足以使它受到影响，恐怕用来攻坚就没有力量了。至于美国的格林炮，炮管多而射速快，像鱼贯而行、蝉联不断。布国的连珠枪，由两人扛着行进，像中国的抬枪一样，一分杪可以发射数十次，也是陆战行营不可缺少的武器。若要射击近处目标，就用马口铁制成的弹盒，里面装满群子，用漆封固；射出后也能四散打击敌人，如暴风骤雨突然袭来。但弹盒必须圆滑并与膛相合，才能使用。若要越过山岭、城墙，射击看不见的目标，就使用十五寸口径以上的么打炮，抬高炮口，取高仰角，自上而下射击，可以炸毁目标、焚烧营地。南花旗的炮台被北花旗毁坏，受这类炮弹伤害的很多。至于洋枪一种，外国不到三十年就已经屡次改变制式：最初使用火石点火枪，后来使用铜夹点火枪，最后以来复枪为第一等。南北花旗交战时，北花旗开始使用林明敦枪，南花旗开始使用果伦比枪。布法交战时，法国开始使用筛师拨枪，布国开始使用尼一根枪。每经历一次战争，惨烈程度就必然增加一层。造物到了这个地步，几乎也没有什么可供继续雕琢的了。这些枪的枪膛都有来复线，大多从后膛装弹，循环连续发射，没有坚固目标不能摧毁。然而机簧太紧，使用时间长了就逐渐失去弹力，不能完全令人满意；而且铜制药筒难以购买，弹药用尽，枪就成了废物，所以只能用于临战，平时操练仍只能使用旧枪。抵御骑兵时，则使用能够爆炸的火箭。如果两军接近交战，而我军占据上风，就使用喷筒喷出毒烟，使敌人眼睛迷乱，无法发射洋枪。器械虽然精良，关键还在于心神镇定、操作熟练。总之，神机营和前线军队的军械，必须比内地各省更加精良，才可以采用以重兵控制轻敌的办法。至于炮台，应建在地势险要、水道曲折，敌船必须曲折转行之后才能驶过的地方，这样才能使敌船多次受到炮击，也可以从前后两面进行射击。如果炮台设在水路笔直的地方，敌船转眼就驶过去了，哪里能够炮炮击中它的要害？北海只有大沽口水道最曲折；长江自镇江以上，只有齐山前水势回环，这些地方都可以修筑炮台，焦山四面受敌，似乎不如它们。修筑炮台的方法是：最里面一层必须用灰墙，外墙用砖石，不如改用三合土；墙体总厚度必须超过二十尺。高度则根据地势高低和水路中线决定。护墙必须做成斜角，不能做成直角，斜度为五股之一〔原文疑有脱误〕；敌炮射来，自然可以斜着掠过，不至于明显正面抵挡。炮位和火药仓上面必须设置太平盖，防御从上往下落下的炮弹；下面必须设置高隔堆，防御横向扫射的炮弹。最底层的地下通道必须加筑坚固，并且四面都通向沟外的小炮台；大沙堆也必须曲折相互照应。即使敌军用陆兵闯入，还可以从侧面轰击、横向截击。然而北花旗的铁甲船被南花旗炮台轰伤的只有三只，被水雷轰沉的却有十多只。这是因为如果只依靠炮台，而不在前方设置木桩、水雷、浮坝等障碍物，炮台就绝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敌船能够自由游驶，毫无顾忌。炮台中的大炮，从六百磅到二十四磅的炮都可以使用；只是炮位越宽，就越便于转移，越密集，就越容易遭受敌弹。这取决于炮台布置者事先周密筹划，以及临战时的变通。外国把军队寓于工业之中，也把工业寓于军队之中，所以制造和用兵大体可以归于一条体系；中国把二者分开，就二者都不足，这正是不能把格致之学作为自强根本的原因。至于设置机器局，必须选择煤、木集中，五金容易开采的地方，尤其便利。江西鄱阳湖边有几座大岛，山岭阻隔、水域环绕，敌船不容易进入；南赣、汀州、建宁的大木材，也可以趁涨水运到这里，上接楚、蜀，下通皖、吴。在这里修建一座大型机器厂，空气流通，原料也容易集中。臣去年曾把这件事同曾国藩、李鸿章商议，他们都认为可行，只因没有经费而作罢。如今机器制造的事业刚刚开始，有进展而没有止境；如果精华全部集中在海滨，形势就像孤注一掷，万一外国突然发生变故，先发制人，岂不是使经营成果受到重大损失？因此，要制造器械，就必须先寻找制造器械的地点，这是更加迫切而重要的事情。

译一、造船。原奏称，创立外海水师，应当如何添购各种兵船和铁甲船，水炮台应使用多少船只，这些船吃水最深是多少，各海口何处适宜停泊，如何防御、如何攻破，都要逐项详细议论。查外国十多年前的报纸就曾说：中国自唐尧、虞舜以来用木船划桨，直到今天数千年仍然用木船划桨，可以说永远固守古法。这实际上是在微妙地讥讽我们。《易经》说，穷困就要变化，变化才能通达。战国时杜挚说：利益不增加百倍就不改变法令，工效不提高十倍就不更换器械。如今能够改变，尚且还有走向通达的日子；如今不改变，就再也没有可以改变的时候了。外国的铁甲船有几等，其中最上等的，内部用橡木和黄松木，外面加装极其坚韧、抗冲击力很强、完全不含炭质的熟铁板五层；每层约厚四寸，层层用螺丝钉嵌合。凡是船身承受力量较大的部位，铁板就增加层数、加厚。因为数层铁甲合在一起，炮弹难以穿透；只有一层很厚的铁板，炮弹反而容易穿透。铁板下面必须用坚木作垫，有的厚十二寸，有的厚八寸，这样才能稍微减弱敌弹的震动力，并把敌弹嵌在木垫里面，使它不能穿透。其中最大的铁甲船，机器动力达到一千五百匹马力，但吃水太深，中国港口恐怕没有这样深水的港湾，难以购买使用。今年英国驶来的“挨仁刀”铁甲船约有八百匹马力，用于中国海面最为合适。若像日本购买的铁甲船那样，船体原本是木船，只在上面覆盖三四寸厚的铁板，只有二百八十匹马力，船下吃水部分也完全没有铁板；如果用两根半桅的坚固夹板船乘风撞击它，它必然会震动松裂，这不是真正的铁甲船。购买价格要看船体精粗、大小、铁甲厚薄、新旧、马力多少，以及机器和锅炉是否灵便坚固，有时反而有价格低于兵轮船的。大致说来，上等和中等铁甲船的价格，总在十万英镑以上、二十万英镑以内；每百英镑还要加收船坞杂费十二元半。如果托外国人辗转购买，必然误买木质蒙铁的船，不如选派熟悉船务、坚实可靠的委员，分别前往外国船坞，委托其制造；同时带领中国造船、驾驶船只的人前往认真学习，等船造好后，中国工人也可以学习掌握这套技术。大致说来，英国、美国、法国、丹麦各国的船厂，每个船厂都适宜订造一艘，造成后再考核优劣、贵贱，以此作为对委员奖惩的依据，才不至于白白浪费巨款。现在英国有大小铁甲船五十四艘，法国有六十二艘，俄国有二十四艘，美国有四十六艘。其中把旧木船外面蒙上铁甲、借此虚张声势的，也有不少。中国海面辽阔，目前大小铁甲船至少需要十艘；将来如果能够自行制造，至少需要三十艘，才足以防守海口，并在往来五大洲时保护中国商人。停泊铁甲船的地方，当然必须水深，但海底还必须是硬泥，才能使锚抓得牢。若是软泥，起锚困难；沙质地底锚容易走动；石质和蛤壳质地底则不能下锚。中国最好的锚地，以香港为首：上有重山环护，可以避风；下有二十拓、三十拓之间的水深，不至于过深或过浅。如今香港已经归英国人所有，也就无须议论了。辽东北部老铁山前后，以及搭达岛、长子岛等处海面，全是泥质，水深二三十拓不等。直隶、辽东两海，大风不超过十二个时辰；虽然没有山势遮挡，也没有妨碍。这里似乎可以停泊两三艘铁甲船，距大沽南炮台以南的高墩约八里以外，海底是泥质；那里似乎可以停泊三四艘铁甲船。东北海面有这几艘船首尾相应，天津、沽口、山海关、鸭绿江的门户就可以巩固。只是十月结冰以后，似乎应把各船移到烟台，以便活动。烟台港外有崆峒列岛，可以遮挡风力，海底也是泥质，似乎可以停泊一两艘中小型铁甲船。扬子江口崇明沙南面，水深二三十拓不等，只是海底多为软泥，其中也有泥沙相杂的地方，可以抛锚。这里似乎适宜停泊两三艘铁甲船：向上可以联通津、沪的声势，向下可以扼守太平洋万里海域的要隘。台湾北面与日本九州岛为直线距离，近得一苇可航，似乎适宜停泊两三艘铁甲船，以巩固东南枢纽。但台湾东北海面风势受吕宋群山束缚，波涛非常险恶，不如停泊在澎湖、渔翁两岛之间，或者鸡笼港等处；那里既容易运输煤炭，锚地也比较稳妥。广东虎门水并非不深，但海底不平，而且一旦各国发生事端，船就不能驶出香港，无法同东北洋的铁甲船联络呼应，形成首尾夹击。因此似乎只能停泊一两艘铁甲船，用来巩固自身。铁甲船攻破炮台的方法是：距离在八百丈以内时，可以使用八寸口径以上的螺丝炮，配用实心尖弹，专门瞄准炮台一个角落，连续反复轰击，不可忽东忽西；等炮台出现倾塌的形势后，再从上向下，逐层降低射击高度，台墙必然会逐渐裂开、松动、剥落。十五寸以上的么打炮所发射的炸弹，则用来仰攻炮台中央的火药仓太平盖，使其延烧、炸毁；炮台士兵自然就没有立足之地。同时从船上抽调陆兵，构筑常备营垒逼近它；敌人的接济一旦断绝，难道还会有不彻底瓦解的吗？铁甲船自卫的方法是：如果遇到两岸有树林的地方，船桅上必须多挂树枝，使敌人无法辨认。锅炉蒸汽管道、机器轴键两侧，必须用沙袋保护，外面还要蒙上铁链，使其往复回环；再用大绳结成网作为外层遮蔽物，以柔软之物抵御刚硬冲击。如果遇到敌方铁甲船猛烈冲撞，就把舵向左或向右转动来避开。若双方势力相当，就急速转动船头，用铁冲先撞击敌船船腰；又在船头夹住两根四五丈长的木头，做成“×”形，外面蒙网，下面坠上重物，这样就可以收取前方阻挡的水雷等物，免得被其触发轰击。

译攻破铁甲船的方法，一是大炮：必须使用坚硬的实心炮弹，重量从二十四磅到六百磅，越大越有力量。炮弹形状有四种：一是尖嘴弧形，二是圆锥形，三是圆柱形，四是平圆底形。开炮时，先要计算炮弹速度；三千步以内，把瞄准点定在敌船船头；三千步以外，则把瞄准点定在敌船尚未到达的位置；等敌船更加接近时，还必须炮炮攻击它的火药仓，以及锅炉、螺旋桨、蒸汽机、舵等部位，这样一炮胜过十炮。炮内火药应使用近来布国新制的药饼，这种火药起始速度稍低，可以避免在炮内炸裂，但末速度倍增，能够直接穿透铁甲。二是水雷：用生铁铸造雷壳，厚约半寸，装药从五十磅到一百多磅不等，根据水面深浅决定装药多少。水深处使用电线引火的水雷，水浅处使用摩擦发火的水雷。下面系的锚，重量必须是水雷的七倍；如果用木桩固定，尤其稳固准确。若紧贴船底爆炸，即使极厚极坚固的铁甲船，也没有不裂开沉没的；若在船前后左右爆炸，则有的会沉，有的不会沉。只是水雷用于外海时，烟雾和海水茫茫，很难正好布置在敌船固定往来的航道上。而且从铜山到沈家门，潮汐逐渐增大，水位从七尺到二十一二尺不等。水雷放得低，涨潮时它与水面的距离就有二丈多，即使触发，爆炸也没有力量；放得高，落潮时又正好会被敌人看见，更无济于事。即使用活动装置使水雷能够上下转动，由于高低差距太大，终究难以保持稳定。若能用于内港河道较窄的地方，分层排列如雁行，虚实相间，并设置标识，敌船就防不胜防，势必因疑虑而退却。那些随风力、水流漂动的水雷，或由机器自行移动的水雷，敌人用长竿一拨就能拨开，难以准确命中；也有把水雷装在船上、由机器在水底行驶的，但难以对准敌船，本船也往往先受到危险，似乎不可使用。若使用尖而狭窄的小船，在船底垫桨使其无声，船头用长竿撞击水雷，趁黑夜用猛力把水雷送到敌船底下，自然可以将其轰毁。这种方法外国在大洋上相持时也偶尔使用。一是水炮台：有的在水面设置浮洲，用坚木排列成格，外面用沙土筑成围墙；这叫作固定炮台。有的下面用七个重锚固定，中间用铁链系在木桩上，这叫作活动炮台。有的使用四千吨的铁船，配备极重的大炮，内部用机器自行推进，遇到铁甲船经过时，可以从后面追击，这叫作浮炮台。这三种炮台，有的配大炮六门，有的配四门或两门；即使能够有效打击铁甲船，但终究形同孤注一掷，所以使用的都是滑膛大炮，不使用昂贵的螺丝炮，恐怕一旦交战就同归于尽。近来法国比伦又用熟铁皮制成一种极大的浮标，形状是扁椭圆体，总重三万吨，是铁甲船的两倍；浮标留有三个孔，锚链就从三个孔中伸出。内部隔舱共有一万八千个，都没有漏水的通道，所以不漏气、不进水；即使铁甲船用力撞击，也不容易沉没，似乎比水炮台稍有力量。但它费用高、运输困难，用来防御敌人，不如多制造水雷，费用较省而且更有实际效果。一是火筏：内部设置铁仓，装满火药，外面放置触火装置；从外面能看见的筏体很小，借风和水流送到铁甲船旁，机器一发动，药仓就会炸裂；美国的铁甲船也有被这种火筏冲毁的。至于气球和电线，都是行军不可缺少的东西，应当逐步分别购买、制造，才不至于临渴才挖井。以上各项船只和器械，购买的价格比自行制造便宜数倍；但是如果不一面购买、一面制造，就会始终受外国人控制，永远不会有自强的日子。

译一、筹饷。原奏称，以上各项，眼下创办所需的费用，以及日后长期维持的开支，如果没有大宗巨款，就不能开办；如果没有取之不竭的饷源，也无法持久。查各项办法中，只有陆营改兵为勇这一项，可以利用原有军饷，选拔训练士兵，只需花费训练时间，不必另行筹措口粮。军火方面，可以酌情使用前线剩余的旧枪，或酌情发给次等新枪，似乎还不必筹集大宗巨款。可是炮台、铁甲船，以及要口防兵所用的新枪、新炮、水雷、水炮台等物，连同制造的一切经费，若要将来长期维持，当然不是几万万两不能办成；即使只是现在开办，恐怕也需要一千多万两。过去总理衙门奏请提取四成洋税，本来是为防患于未然而设置的，不知目前还存有多少。各省厘捐、盐课、落地税，如果能够切实整顿，归并为统一办法，每年收入应当可以略有增加。两淮的商捐、广东的沙田，也可以酌情筹措一二；其余就只有像原奏所说的，尽用人力，利用地利，开辟财源，节省财物流失。丝和茶，是中国最大利益的来源。如今只有浙江、福建等数省种植得法；如果能在气候不太寒冷的省份一律劝导种桑、种茶，多增加一分货物，就可以多增加一分税收。外国人的■〈毛尼〉布，都是买中国的丝和棉花制成的。他们往返渡过十多万里的海洋，仍然能够获利有余；如果中国自行仿造耕织机器，丝和棉就不必向外求取，深耕也可以充分利用土地，不仅百姓可以免于饥寒，厘金和盐税等收入也会更加丰厚。金、银、铜、铁等五金以及煤铁矿，西班牙、布鲁士、英国、俄国和新老金山等地，每年收入何止千万？中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是五大洲最繁盛的地区，这些金宝蕴藏的精气，难道能够永远隐藏而不被发现吗？西方精通化学的人认为，凡是石面上有青黑色花纹，或平地上隐约有一条像山一样隆起的地势，或有一条像山涧一样凹下的地势，或某处草木特别不同，那么向下挖到三四丈深，必然有五金矿藏。又有小石与大石相互附着而呈同一颜色的，西方人称为“呆唔”。如果能够分辨它的矿脉，用水银灌入其中，呆唔里面都可以取得金子。听说制造火柴的草木质、金石质原料，在云南与印度交界处最多，似乎可以派懂化学的人分别前往寻找开采。四川盐井中有煤油，如果用机器钻通，也可以源源不断地抽取。磁州、井陉、大同、太原、米脂等地，煤炭多而且质量好；博山、潍县、莱芜等地都有煤层，煤块也很大；镇江东南山一带，煤、铁和五金似乎都可以开采。浙江金华、福建永定有煤井。至于铁，各省出产的尤其多，而且产煤的地方大多也产铁。广东的芝麻铁尤其有韧性，含炭也少。台湾北路一带土地最为肥沃，从崇爻山后面到葛玛厅相连之处，高山旷野纵横千里；生番性情野蛮，清醒时像人，醉酒时却像野兽，本来极难驯服。但趁此机会恩威并用，随时招抚，使生番逐渐熟化，也许正是一个机会。台湾每年产乌龙茶十几万箱，都产自这一带附近；优质木材和大木尤其多，五金、煤炭、油井等矿藏也一定不少。如果在这里设置一座大型机器厂和大船厂，应该可以取用不尽、使用不竭。闽、粤人在卑路做工，没有一个活着回来；如果招募他们屯田、开矿，随着财利渠道日益开辟，人口聚集自然会日益兴盛。几十年后，甚至可以在这里另设一省，以巩固夷夏边防，收取自然资源的利益。而且木材、五金、煤铁等物，不只是关系到财源，也关系到军事胜败。法国战船数量是布国的十倍，但平时没有及时储备煤炭，战争开始后才购买使用；各国又按照公法的规定，不准向交战国售卖，法国因此竟被布国打败。所以开矿一事，尤其是当前军事和筹饷方面的第一要务。至于中国人在外国经商的，以新老金山、新加坡最多，生意也最大；如果设置领事，并派铁甲船保护他们，就可以抽取他们的货物厘金，用来供给铁甲船的费用。至于鸦片一项，祸害最为严重。每年丝、茶进口所得的钱，仅仅足以抵销鸦片出口所花的钱。即使不能禁止外国鸦片运来，也应设法维持，使其销售逐渐减少。查官员和士兵两类人吸烟，本来已有禁令，应当认真申明旧例，犯法必惩。至于绅士、士人、农民、工匠和商人吸烟的，拟定五个月期限，全部戒除；不戒的不给予刑罚，但另立名册称为“瘾籍”，附在娼妓、优伶、隶卒之后，列为五等贱籍；全家不得请求封典，子孙不得参加科举、出仕为官。既然不加刑名，就不会有书吏、差役借机索扰；列入贱籍，则家人父子自然会竭力劝戒，禁令反而会自行严格执行。这就是说，只禁止有用的人吸食，却不禁止无用的人吸食；又只禁止吸食的人，却不禁止贩卖的人，那么外国人也不能责备我们违约，借此向我们纠缠。官员和士兵两类人由大吏自行查禁之外，绅士百姓的限期戒烟，似乎可以由督抚选举公正绅士，会同州县设局办理。期限届满后，临时再酌情展限一次。应当列入瘾籍而没有列入的，允许旁人揭发，分别妥善处理；仍然多张贴戒烟良方，用来挽救他们。如果担心突然实行这件事会被人借题发挥，那么各省百姓因吸食鸦片而自尽的，每天都有；疆吏据此列举若干事例，恳请通令办理，以重视百姓生命，似乎也不是没有根据。而且英国为废除黑奴制度曾捐银一千多万，来成就善举；如今却把毒物送来危害中国，自己想来也会内心不安。似乎可以一面派公使向英国国王及上下议院婉转陈说、据理力争，耐心坚持，只求将来有所成效，不指望一时迅速见效；一面由商民经常刊刻用洋文印刷的报纸，分发各国，诉说中国所受鸦片毒害极其惨酷。英国国内虽然看重利益，对外却也爱惜名声，也许不至于内心毫无触动、漠然置之。

译或者由公使携带桑树、茶树种子各若干，赠送给英国国王，劝他把印度种植烟草的土地试种茶树、桑树。他们把毒物送来，我们把有益的东西送去，也许可以使他们内心感到惭愧！在禁烟尚未完全断绝以前，中国自行生产的罂粟似乎应当适当减免税厘，使内地鸦片价格低于外来鸦片；这样外国鸦片销路受阻、成本亏损，就可以希望它们日后来得越来越少。如果不禁止吸食者和贩卖者，却只禁止内地种植，那么内地少种一分，反而会引得外国多销售一分，中国的财货也就多有一分耗费流入外国。这就像担心猛虎吃人，却又怜惜它不能飞，反而给它插上翅膀。沿海原有水师裁撤以后，原有的口粮和船费可以用来津贴新创水师。旧日水师大小官员的衙署，都设在内地人口稠密、可以收取费用的地方；如果一律变卖充公，似乎也能略有补益，而且可以杜绝水师官兵居住陆地的弊端。陆地电报的费用比海底电报低十分之七。如果选择陆地上重要、繁盛而靠近海边的地方，先设立公司，办理汉字电报，一可以传递军情，二可以收取电报费，三可以减少驿站费用，似乎也不是没有益处。何况外国人沿海已经设置了英文电报，我们仍然置之不理、不予设置，那么我国的一举一动，外国人转眼就能知道；外国人的一举一动，我们却始终不能知道。陆路电报一旦畅通，海中电报的销路必然滞塞。然后由中国承办，也允许外国附带传递信息，但必须一律改用汉字，令通事翻译后交付，这似乎也是防微杜渐的一种办法。此外再设立公司银行，官民、公私都可以入股，以沟通天下财货有无，收取随时的贴息。将来开矿的机构，也可以从这家公司生根。银行一旦设立，银纸就可以通用，像古代的钞票一样；这是开辟财源的开端，还有什么比它更大呢？至于目前的轮船招商局，它有损外人、益中国的苦心，是最有益于大局的举措。还应当扩大充实，使它能够由近及远。铁路也是将来不能不设置的设施；否则恢复新疆，转运岂不艰难，抽调兵勇、行军岂不迟缓？但铁路必须等我国海防已有可以依靠的基础之后再修建，才不至于被他人夺取。以上各项，都关系到利用人力、地利，开辟财源、节省支出的重大事务，只宜逐步推行，持之以恒。购买、制造这些器械最耗费巨款，不应当把钱财当作泥沙一样任意挥霍。矿务最容易扰害百姓，不可采取鲁莽的办法。使用钱财的人如果办任何事情都一概秉持至公之心，丝毫不存私见，就会看到上天不吝惜道理，大地不吝惜宝藏，国家经费也不会担心匮乏了。

译一、用人。原奏称，以上各项事情如果不能得到合适的人办理，都会变成徒然浪费；但错误在于用的不是合适的人，而不在于法令不完善，不能因此说事情不可办。查练兵、整顿武器、造船、筹饷，都可以寻求切实办法。唯独用人难以找到切实办法，而办理洋务时用人，更难找到切实办法。为什么呢？用人要求切实，浮泛的人就会疑惧；用人要求实际，虚浮的人就会怨恨。要寻求用人的办法，尤其必须先寻求识别人才的办法。至于洋务，更是众多攻击和责骂的集中对象。局势突然掀起波澜时，就像捕捉恶蛇、抵御洪水，不知道要花费多少经营筹划，之后才能不使局面决裂；人们不责怪平时不能自强，却责骂临事时不能孤注一掷。凭着父母遗留下来的清白名声，终日同异族往来应答，说得口干舌燥，反而使自己千秋万古背负一个不可为的恶名，有志之士怎么能不把这种情况避之如浼呢？总理衙门原奏所说的“同心者少，异议者多”，局内的曲折情形，局外人未必完全知道。这是总理衙门痛哭流涕地说出来的话。南宋初年，赵子砥从金国回来，上奏说：金人以议和为名商议用兵，我国却收拢军队等待议和，这好比有人害怕老虎，拿肉喂它；肉吃完后，老虎终究还是会吃人。不如预先设置陷阱等待它。这话可以说是极其明白、极其切中要害。把香港割给别人、支付赔款，就是拿肉喂老虎；练兵、整顿武器、造船，就是设置陷阱等待老虎。那些深居室内、从未见过老虎的人，常常说老虎形状像羊、像猪，可以折断鞭子把它赶走，可以板着脸斥责它；等到有一天独自走进深山，突然遇到庞然大物，只见它张牙舞爪，伏地长啸，风声猎猎而起，自己不由得放声长号，这才后悔没有设置陷阱，以致亲身受到伤害，但已经来不及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趁现在事情还可以办理时赶紧去做呢？具体办法是什么？一是任用眼下能够救济时局的人，这些人有三类：水师将才，外国使才，制造通才。什么叫水师将才？考察水师的体系，虽然同陆路军队不同，但统御它的道理并没有不同。十多年来，水陆各营的将领和佐贰官员，难道没有智勇兼优、略能忍受风涛之苦的人吗？可以调他们到轮船上学习，优厚地供给他们的廪饩，并深入考察他们的成就，其中一定会有卓然出众的人。又可以在各机器局，以及现有轮船的管带、办事员中访察考验，用具体事务试用他们，这样也应当能够百人中选出一二人。对于旧日水师以及沿海各色人等，可以设榜招募符合条件的人才，也可以广泛访求出类拔萃的人员；上面如果真诚求才，下面必然会有人以实际行动响应。什么叫外国使才？自古以来各国交往，都没有废弃聘问的礼节，难道今天反而能够独自例外吗？只是使臣既必须能够沟通彼此的情势，又必须能够消弭尚未发生的争端，所以责任实在不轻。京官是人才聚集之地，过去有抱负、懂得经国济民的人，即使未曾亲自办理洋务，只要稍加历练，办事自然会有分寸。其次可以从沿海士人、商人以及曾经亲自到过外国的人中寻找，只求能够承担时局的艰巨任务，不必再计较有没有资格。英国使臣阿而格本来是医生，巴夏礼本来是商人，哪里有什么资格？然而他们的国家却把他们倚为股肱心腹，中国竟然深受其害。由此可知，哪里会没有人才，什么途径会没有人才，只在于当权者能否树立目标招揽他们。得到外交人才后，可以由一人兼任数国使臣，也可以一国专派一名使臣。只是英国、俄国、法国、美国、布国五大国以及罗马教主处，必须选择有威望、有才干且善于言辞的使臣，才不至于辱没使命。因为英国交涉事务太多，而且还有洋药鸦片这一祸害；法国和罗马是天主教的枢纽，都必须派专使同它们辩论。教士进入中国，诱骗品行恶劣的百姓，欺凌善良民众，牵制官吏，暗中传递消息。凡是有百姓居住的地方，就有传教士；眼下受到他们毒害已经极其严重，将来酿成大变，更会防不胜防。罗马本来是弱小之国，全靠法国替它袒护。自从法国被布国打败后，保护罗马教主的铁甲船已经撤回；罗马原有领土又被意大利夺去，教主也无可奈何。所以近来教士在其他国家的气焰稍微衰弱，而在中国的教士却仍然嚣张如故。应当赶紧派遣使臣，把教士种种违法行为同罗马教主和法国辩论，详细陈说，反复商议；一面制定约束教士的办法，一面严令州县，不分民众和教民，一律公平裁断，不要再替坏人驱赶好人。这是派遣使臣的第一要义。喀什噶尔酋长牙古干，前年同英国订立条约；英国议院中也有人谈到，该国不应当同中国的叛臣交好结盟。可惜中国当时没有公使在那里，不能同他们据理依法争辩。布国一向憎恨传教，俄国则关系到新疆，而且是最大、最强的国家；美国土地广阔、物产丰富，这些国家都是使臣必须联络的。日本就在我国身旁，既近又有逼迫之势，派往日本的使臣当然应当精益求精。至于离间的方法，只能用于从前，不能用于今天。西方各国从本国跋涉数万里而来，和平时利益共同，战争时就会群起制造困难；布国和法国交战时，法国领事被杀，布国领事还替他抱不平。这就像狐狸死了，兔子也会悲伤，道理本来如此。所以使臣只有一概秉持至诚，不必稍稍采用离间之计，反而开启各国疑惑背离之心。至于安南、暹罗等属国，也应派使臣顺路前往抚慰，坚定它们归向教化的诚意，不能只用厚待来使、薄待往使，就认为尽到了对小国的礼义。什么叫制造通才？以中国之大、人物之多，难道没有精通化学、算学、留心机器制造的人吗？化学和算学，是制造业赖以产生的基础。将来的军火、铁船、耕织、机器以及开矿等事务，都同制造业互为表里。事务繁多、责任重大，更应慎重选人，专责办理。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经营已久，成就一定很多。

译京内京外官员中有专长于算学的，自然可以指派到各局，彼此切磋研究。此外，如果有心思灵敏、品行端正的人，似乎也不妨广泛延请。但只希望多选出精干之人，实在难以在精干者中再求数量众多。现在提高他们的薪水，将来优待他们的出身，人才哪里会不蒸蒸日上呢？况且人才必须在无事之时储备丰富，之后才能在有事之际任用。否则，时局正安定时，即使伯乐牵着骐骥经过门前，也可能看都不看；等到变故仓促发生，却把驽马的骨头当作千金来供奉。为什么呢？预先准备，就能真正识别、提拔人才；临急取舍，则可能发生错误。一是储备将来有用的人才，共有九类：图学、算学、化学、电器、兵器、机器、工务、船务、政务。凡同文馆、广方言馆以及出洋学生，都应当围绕这几项大端发奋精研，以求学有所成。学成之后，只准为公家办事，不得自行谋求生计。各关道、办理洋务的各州县以及各省税务司，都是这些学生进入仕途的阶梯，也都是将才、使才、通才赖以成长的地方。只是中外各馆都必须进一步扩充，这样人才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自强的根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臣还有一点要进言：外患不除，是人身上毒疮痈疽般的疾病；民生不能安定，是人身心腹般的疾病。痈疽之疾固然足以伤害生命，心腹之疾尤其能够致命。天下百姓自从遭受发匪、捻匪扰乱以来，尚有生计、能够衣食不缺的，不过十分之三；饥寒逼身、朝不保夕的，却有十分之七。其中受困最深而无处申诉的，一是农民，一是商人。农民整日劳作，手脚磨出老茧，所得能有多少？一旦遭到胥吏横冲直撞、叫嚣骚扰，必定闹到鸡犬不宁才罢休。催征赋税，领取串票要花钱，缴纳钱粮也要花钱；打官司，审讯要花钱，提押也要花钱。见到教士就像见到天神，视贫民却如同鱼肉；简直像是深恨百姓入教还不够快。朝廷有免除钱粮的宽大典章，但负责征收足额的人却不肯下达执行；民间有曲折冤屈的实情，但倚仗权势的人却不让它上达。官员和幕僚正在抽烟、喝酒、呼卢喝雉赌博的时候，正是百姓颠沛困苦、哀告无门的时候。至于佐杂官擅自接受贿赂、滥施刑罚，营汛官兵借端敲诈勒索的事情，更不必说了。商人渡江航海，冒着霜露，经营求取微薄利润，而官府只收取其中百分之一，用来充作军饷和办公经费，他们又怎敢稍有异议；可是榷税吏员、卡员百般苛索，翻箱倒柜，和盗贼没有区别；随身携带的日用品，洋人还有免税的章程，唯独华民只要漏报一丝一件，即使把全船货物充公，还要加以重罚。真不知道办事官员为什么厚待洋商，却薄待华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还不起身，天还没黑就停止查验。没有交纳私费，即使有成百上千人守候呼喊，也一概不予理会。征收缴纳之间，完全没有体恤怜悯之意。等到商人利润微薄、连本钱都亏损，税厘收入难道不会受到损失吗？那还不如明确制定统一的抽收章程，挂牌公布，使各省一律遵行，不得有的轻有的重。罚款一律充公，办事人员不得私分，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借端严酷罚款；再出其不意，特派一两名素有清廉声望的大员微服查访，奏报参劾一二人，或许能够挽回风气，厘金税课也可以日渐好转。去年沿海曾有传闻，说彭玉麟微服查察厘税关卡，员役收敛了几个月，可见这些人并不是一点也不怕法，只是任用的人不对，弊端就会更加严重；这一点也不能不防。然而农商受害日益严重，是因为官吏不能沟通上下的实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官吏的陋习日益深重，是因为官员太多而职位太少，补缺署任遥遥无期。一旦突然得到地方差使，就像饿狼忽然遇到肥猪；如果不趁此机会饱吞一顿，将来就永远没有填饱肚子的机会。等这匹狼离开，那匹狼又来了，百姓的困苦怎么能够苏息？国家的元气怎么能够恢复？万一官吏无休止地搜刮，人心或许动摇，那不知道要耗费几千几百万的军饷，贻害几千几百万的百姓，之后才能平定。明面上收取有数的钱款，暗中损害无限的民脂民膏，广西过去的事情就是深刻的教训。难道不是所得太少，而付出的代价太大吗？朝廷如果有一天毅然停止实职捐输，疆吏又认真进行淘汰考核，把没有能力的人一律奏请在原职上酌情加授虚衔，发给路费送回原籍，听候调取。然后删去浮泛隔膜的空文，讲求使人口繁殖、生产发展、教化施行的实际成效；必须大员不贪收馈送，州县的法令才能推行；必须州县不把政务交给胥吏，上下官民的实情才能贯通。如果上面对下能像呼吸一样容易沟通，那么下面对上就会亲爱备至；即使有一天海疆发生战事，百姓怀着同袍同泽的深厚情谊，一声号召就能组成劲旅，即使有教士的浸染，也不会心怀疑贰；即使有汉奸收买嘱托，也不能把他们离间。这就是国家失去的捐输很少，而从民心中得到的东西很多。又何必像饮鸩止渴一样，为了一时的苟且权宜，重蹈东汉末年的覆辙呢？否则官民之间的气势日益疏离，上下之间的感情日益涣散，心腹的痼疾已经深重，即使天天筹措军饷、筹办军队，恐怕最终也补救不了万分之一。因此，除了船械等一切自强的工具必须效法泰西以外，其余人情风俗、考察官吏、安定百姓等方面，仍应遵循我国的规模，加上真诚实意，这样或许可以用我们的正气，平息他们的乖戾气氛，不至于像日本那样改变正朔、改换衣冠，被有识之士暗中讥笑。

译一、持久。原奏说，如今大局所系，没有比外患更重要的；抵御外患的办法，没有比自强更重要的。如果局内局外不能同心竭力筹划、坚持既定见解，怎么能够取得成效呢？臣查考，西方人在格致这一方面，往往专心一意、独自钻研，父亲不能通晓其中道理的，儿子或孙子一定要通晓之后才罢休，所以事情能够成功。然而能够制造一种有用器物的人，国家一定尊崇并授予爵位，子孙也可以世代继承这一事业，因此有志之士无不专心合力、坚忍耐苦地去做。我们中国则研究穷究事理的学问有余，研究格物制造的学问不足。实在是因为人们所悬望作为富贵功名目标的，在前者而不在后者。所以竭尽身心性命去追求的，也在前者而不在后者。眼前已经很难希望这件事取得成效，何况将来又怎能期待它长久坚持呢？不能持久的原因，概括起来约有两端。一是任事不专。责任重大的人，各种事务像刺猬的毛一样纷集，每天何止几百件，所以只能处理事情表面上应当怎样做，却不能深入探求事情为什么这样。空文繁多，精力疲于应酬；例案繁多，关键环节被书吏掌握。不仅执行的人习以为常而不加考察，就是倡议的人也会匆匆经过而不再留意，极其紧要的事情反而被不紧要的事情拖累。姑且拿一个省来说。地方报告有盗匪，上司只批示会同营兵严行捉拿，却不问营中究竟有没有兵。州县报告灾情，上司只批示筹款抚恤，却不考虑款项究竟有没有着落。一件事如此，其他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一个省如此，天下也就可以知道了。非常时期的根本事务，是百姓所畏惧的，若不惨淡经营、苦心孤诣，就不能取得成功；这是关系安危的大事。可是它同按惯例奉行的事务纷至杂陈，怎么能够彻底探究它的趋向，使事情没有遗漏、实情没有隐蔽呢？所以必须先减少事务，选择最重大、最紧要的事情，竭尽心力谋划，然后事情才能取得成效。这是持久的一条道路。二是求效太快。泰西谋划国家大事，建设经营，把金钱投入无用之地，不知有多少；一旦开辟土地、拓展疆域，往往要到几十年、上百年以后才收到成效。中土士大夫稍稍尝试便放弃，对投入十分吝啬，却对成效期限要求非常急迫，见到鸡蛋就想立即得到报晓的公鸡，见到弹丸就想立刻得到烤好的鸮肉，难怪事业做到半途，功亏一篑。何况西方人的船械是从创制开始，创制就近于捕风捉影，浮泛耗费难以计算；中国的制造则从仿效开始，仿效如同按图索骥，实际成效容易取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即使第一次制造略有不合适，所花费用比西方少，也已经不是用路程数量能够计算的了。比如先前制造的器械还不精良，后来的制造一定可以逐渐精良。如果因为一种器械不精良，就断定这种器械没有用，那么即使天天谈自强，最终也永远不可能达到自强。精卫填海，未必投下一块石头海水就立即变成田地；愚公移山，未必挖下半锄山就立即改道。只要不计较成效来得快还是慢，只求它究竟有没有成效，日积月累，成效一定可以看得见。这也是持久的一条道路。西方各国做每件事，都一定要求远远超过古人，所以技术越练习越精良。中国做每件事，却要求一定仿效古人，结果议论很多而事业很少，空文很多而真正的造诣很少。古人的糟粕保存下来了，古人的实意却消失了。铁船、飞炮，是古人没有的器物，也是古书没有记载的条目；喜爱古代的人，当然不奇怪他们不愿抛弃我们的长处去效法他们的长处。然而如果他们只凭船炮局限在泰西，那么我们也何妨只凭戈矛满足于中土？无奈我们弱一分，敌人就强一分；我们退一步，敌人就进逼一步；安危祸福之间，本来就有稍纵即逝的时机。天下大变的势头，正像烈火燎原；焚毁宫室、杀死人员牲畜，都在片刻之间，可是一两个老成的老师宿儒，反而斥责水龙机是奇技淫巧，正要斋戒沐浴、曲身俯伏，想用至诚感动上天，使风向转变而火势自行熄灭；或者敲击里鼓，召集胥徒，祭祀井泉，按长幼分派人手，拿着杯勺去浇水。心意不是不诚，办法也不是不合古法，可是财物被火烧尽、人的性命被火烧死，已经无法挽救了。抵御今天的外侮，却仍想使用昔日的兵器，和这有什么不同？沿海的机器局、船厂，刚刚开办不久就请求停止的事情，已经多次发生。提出异议的人难道真是不知道敌国日益强大、中国日益衰弱吗？不过是古人记载的矛刺盾牌那类议论横亘在心中，而且眼睛没有看见铁船炸炮的威力，身体没有受到铁船炸炮的危害，所以战战兢兢地担心夷狄改变华夏，想挺身一人抵挡其冲击。拟定今后凡是指陈练兵、简器、造船有失误的人，都命令他亲自到沿海各厂各船考察经历，查明外国的兵器是否果真胜过中土；将来购买船只、制造器械，如果有人认为耗费过大，也可以命令提出意见的官员亲自前往查核。果真有弊病，自然可以更加整顿剔除；如果没有弊病，发言者也应当能够释然。所购船只的价格以及一切杂项费用，尤其必须每月刊布月报，以彰明核实情况。古往今来，无论事情大如丘山，还是细如毫毛，内部越是秘密，外部就越是怀疑，那又何必不彻底敞开内情，使局外之人都能共同看见、共同听到呢？天津一案，臣屡次请求不能依赖和议，防务必须坚固；万一决裂，或许会从上海，或许会从胥江，去袭击敌人后方；臣又自行请求严加议处，为天津官民稍稍赎回罪过。这些奏牍都在，可以复查。可是议论者却痛骂在天津办事的诸臣，说他们陷害循吏、贻误大局。如果当时能让局外之人看到臣与曾国藩等秘密陈奏的各疏，或许也可以稍稍平息讥讪诽谤。这正是曾国藩之所以叹息、痛恨，直到长逝仍死不瞑目的原因。所以臣认为，若要使局内局外同心协力，作为持久的计划，不如把应办的各项事务都让他们亲眼看见、心里明白，彻底了解其中情形；如果担心泄露机密，也不妨让提出异议的各位官员亲自到局内，详细查阅事情原委，妥善筹划、反复思考，然后办事的人才有立足之地，既定见解也才能坚持。而且如今的人才，不怕意见有同有异，怕的是委靡不振日益严重。

译宋臣苏轼说，平时没有敢于触犯君颜、直言进谏的人，遇到事情时怎么能得到为义而死、为节而死的臣子？如果局外之人能够坚持不同意见，即使意见未必切中要害，但这股气概本身就可以发挥作用。假如让他们考察经历边疆事务，从粗浅到精细、从生疏到熟练，那么此时多一个刚直敢言的人，将来就多一个能够办成边疆事务的人才，难道不是大有裨益吗？既然如此，今天要使人人都能自强，就应当先把明确的目标指示给他们，而不能只说空话。要使每件事情都能持久，就应当以诚相见，不能稍分门户之见。这样或许不至于功败垂成、做到半途就停止。以上六条，都是就总理衙门原奏略加申述其中未尽之意，附带呈上臣的管见。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条议海防事宜（光绪元年）左宗棠 陕甘总督左宗棠分条议论海防事务。臣听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疏陈述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宏大深远而精密，几乎没有漏洞。等各处复奏送到时，也一定会详细明白、周全尽备，足以使题目没有遗漏的意义。不过天下的事情，口头上说起来确实容易，实际执行却很艰难；不到成效完全显现的那一天，也无法知道它是否确实如此。就练兵而言，按照水陆兵额原数，选拔其中精壮的聚集训练，这是对的；但现有兵额只有这些，选出精壮训练以备战，营中就没有留下良兵，凭什么用来分布驻防、便利轮番更换呢？绿营积习最深，水师尤其严重。一是饷粮太少；二是负责书识、号令、看管、军装、军火、分拨塘汛等事务，不能参加操练的兵太多；三是从千总、把总、外委、额外外委直到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层层管束，十只羊九个人放牧，兵额多被用作私役，队伍气势不能整齐。臣先前任闽浙总督时，曾经详细陈明此事，蒙皇上批准，后来即赴西边，未能看到成效，至今仍耿耿于怀。西方人所传的洋枪队队形，行列整齐，进退有度，比起中土演练的阵式，不仅枪械、子药远胜，其编组队伍、结阵的方法，也实在难以赶上。然而自从剿办发逆以来，中国勇武有才之士不断出现，善于作战的人也大多崇尚洋枪，却没有完全学习它的阵式。例如前广东提督刘松山、现任苏松总兵章合才所训练的阵法，足以平定发逆，也可以制服洋人；臣亲眼见过，确信它确有这种能力。就简器而言，火炮以布洛斯制造的后膛螺丝开花大炮最为优良，枪以七响后膛枪最为优良。从前西方人的旧式枪炮本来已经制作精良，近来改用螺丝内膛、后部圆形前部尖锐的注药子弹，又极为合用，比旧式光膛圆弹更加精妙，所以射程远、命中准，胜过旧式。近来又改用从后膛装填子弹的方法，进口大而出口逐渐缩小，如布国新制大炮和七响后膛洋枪，枪炮的技术已经达到极致，无法再增加。枪炮的作用，只在于射得远、打得准；能够射远打准，是因为炮弹必须合于炮膛，枪弹必须合于枪膛，子弹不脱离药力，火药力量全部作用在子弹上。布洛斯制造的大炮和七响后膛枪，不仅子弹与药膛相合，而且比膛口大几分，却能不损伤膛口，是因为子弹外面包着铅皮；火药点燃子弹发射后，铅皮熔化脱落，所以不损伤出口，子弹集中承受药力，毫不向外散失，因此能够射远；子弹充满膛道发射出去而毫不偏斜，因此能够命中。这里已经设立制造局，能够制造铜引、铜帽、大小开花弹，能够仿造布国螺丝炮和七响后膛枪。近来又命令改造中国原有的劈山炮、广东无壳抬枪：劈山炮改用合膛开花弹，炮架改用鸡脚叉；无壳抬枪改为一人操作。选用宁波以及粤、闽工匠制造，由总兵赖长督办，命中军副将崇志教练本标将弁兵丁演习，使制造器械的人知道使用器械的方法，使用器械的人通晓制造器械的原理。过去劈山炮必须用十三人，现在只需五人；过去无壳抬枪三人操作两杆，现在一人操作一杆，而且更加快捷方便。这是想参酌中西方法而兼取双方长处，是行军列队、接战、营卡守备器具所必需的，也如同西方人每次前进都更加进步、精益求精的意思。即使还不能达到西方人的精密程度，其便利也足以相当；如果能够凭借有利地势，制胜确实有把握，不是那种外表好看却不实用、只有空话而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就造船而言，闽局在创设五年期限内，成效已经可以看见；主张不停办、不撤销是对的，这样每天都会有所成就。凡是洋人所擅长的，也都可以成为华人的长处，确实是永久的利益。至于铁甲船，船体笨重坚固，不能驶入港口停泊，它的优势在于冲撞劈击轮船；但将来它到达时，如果巨浪翻涌，轮船从容起锚，也可以预先设法应对。至于西方人提出设置水炮台、便于轮船停泊的说法，似乎是指轮船停在外洋而言。中国轮船航行外洋，停泊通常依靠山岛，都有固定地点，不需要这个设施。如果停泊在各港口，铁甲船不能驶入，也不怕它冲撞劈击。等铁甲船购买到达后，再进行查验，才可以决定是否适用。至于中国轮船局分设在闽、沪两地，闽局地势难得，所设船厂、铁厂耗费达数万；论实际成效，华人能够用机器制造机器，华人能够通晓西法担任船主，这是上海所比不上的。听说铁甲轮船也没有什么特别复杂巧妙的地方，到了福建后命令华工仿制，也可能成功。只是担心船槽不能扩展，但毕竟已经有了局面，比上海更容易见效。如果撤销上海局，把全部经费交给福建，用来仿制铁甲轮船，也不是没有一点补益。就筹饷而言，海上用兵使公私府库都为此耗尽，但还依靠洋税、厘金每年的巨额收入，才得以支撑；虽然受到损失，也同时得到利益。这次日本违背条约、出兵进犯，沿海各省之所以奉旨严加防备而不能不深思远虑、反复顾虑，也是因为轮船调集到福建、洋面和各海口后，顿时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从前设置的炮台，有的没有占据有利地势，有的不如西式炮台，有的已经议定后又考虑改置而引发争论。如今既然谈到防御，就不得不更加谨慎、再求谨慎；一件事要加以万般考虑，一个念头要反复三思，难怪惶惶不安，无法为长远作计。于是众议纷纷购买船只、置办器械、增加兵力、招募勇丁，只希望眼前平安，无暇考虑经费能否长期支撑、局势能否长久维持；作战希望勇猛，防守又希望谨慎退避，按情理衡量，也没有什么值得过分责备的。如今台防逐渐形成议案，规划长远，似乎应当把开始办理时的费用和日常经常费用分开筹措并一并考虑，估量饷源的盈亏，权衡缓急加以应对；这样才能在开始时审慎规划，最终取得成效，既可以办大，也可以持久。单就海防分别来说，闽、粤、吴、越、燕、齐以及孤悬各岛，凡是可以收泊船只、下锚停船的地方，都应逐一加以查勘，预先设置防务，这是固然如此的。然而合七省共同筹划，就只有这一片海域；它如同人的身体，有气隧、血海、筋脉、包络、皮肉的分别，也就有重要与不重要的区别；重要的地方应当防守并且严密防守，不是特别重要的

译地方，防守而不必过于严密，也可以。天津是人的头颈，大江、三江入海的口岸是腰背。各岛的要害，如台湾、定海，就是可以护卫头颈和脊背的左右手，应当赶紧严密防守。应当以这样的原则开始，也以这样的原则结束，一天也不能松懈。此外的地方就像胯部和大腿，说它们不值得爱惜固然不对，说一定要把全部力量投入其中也没有必要。建造轮船，原本是为了应付沿海防不胜防的局面；有了轮船，就能一日千里，有警报便立即赶赴，不至于错过时机，能够以战备防。五年只造成十五艘船，不足以供海防全局使用。如今既然拟定闽局不撤销，就继续办理，购买船只的费用可以节省下来，用作造船费用。炮台各种式样中，以西方人的铁制炮台最好；其次是砖砌、分层留炮眼、顶部使用厚两尺铁砖的炮台，建成圆形而顶部尖锐，台身四周用厚五尺的沙袋保护，外面开一条三丈宽、两丈深的壕沟就足够了。费用比铁炮台节省，而功用相当。炮台上安置的大炮，应当对准船只来行的方向，估量炮力能够达到的距离，必须做到发炮不空放才可以。炮床下面应当安装活动轮，随时调整瞄准方向，这样可以多放数倍炮弹而不费拖曳搬运之力。水面宽阔的地方安置大炮，水面狭窄的地方安置次等和较小的炮。再能像西方人那样测定弹道、依数施放，那么用炮设置炮台的技术就完备了。各港口的守备器具，没有比布洛斯的水雷更好的。前年上海局来信报告，布人■〈口颠〉嗹■〈口已〉请求派福建局几十名艺童，随同前往学习制造。当时福建船局是撤销还是保留尚未决定，所以没有答应。如今议论海防器械，这一项不可缺少，应当赶快研究办理。如果让■〈口颠〉嗹■〈口已〉邀请其师傅工匠来福建，选拔艺童学习，假如能够成功，海防就会稳固，费用也可以节省。这是筹饷时应当考虑的：在开始办事之际，就预先节省日常经常费用，希望能够得到实际用途而不是徒然浪费，才可以取得海口通商的利益，并与之长期维持而不致疲敝。至于西方人所说铁甲船足以制服轮船，又说巨炮可以击毁铁甲船，推测其用意，似乎是因为福建局轮船已经有成效，想借此炫耀奇技、抬高货价，以便待铁甲船购到后再加以查验；如果确属必需，即使费用大也不吝惜。否则只宜缓办。现在正值用兵缺饷，沿海各省协济是军饷的主要来源，甘肃尤其依赖。如果沿海各省因为筹办海防，急于顾全自身，纷纷请求停止或缓缴协济，那么西北有必须使用的军队，东南却没有可以指望的饷源，大局怎么能够支撑？俗话说：扶起东边，却倒了西边。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事。况且单就海防来说，凡是筹划的事情，都应当规划长远，在开始办理时就把所有钱财搜罗来供应，不留下余力。假如以后厘税收入减少，经常费用又将从哪里支出？万一岛上各族生出异心，调兵发兵日益频繁，急需费用时又将用什么办法应付？这些事情都应当统筹合计，及早作好安排。会筹全台大局疏（光绪元年）文煜、李鹤年、王凯泰、沈葆桢 福州将军臣文煜、闽浙总督臣李鹤年、福建巡抚臣王凯泰、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臣沈葆桢跪奏：为共同筹划全台湾大局，抚慰番民、开通道路，形势上难以中止；并就巡抚兼顾福建省与台湾事务的情形，恭敬地写成奏折，迅速陈奏，仰请圣上鉴察。

译臣等已经把台北郡县应当添设的台营兵制以及应当变通的各项缘由，先后奏明在案。只是台湾自去年倭人挑起事端，对外借复仇为名，对内图谋占地，奸诈谋略已经显露，叛逆气焰正盛，不得已才有抚番开路的举措。当时本来就说，海防没有巩固，外来侵侮就难以消除；山地险要没有打通，海防也就无从下手。台湾四面环海，前山各处的消息还能够探听，岛岸大致可以周知；后山则道路不通，人迹罕至。如果只谋划在前山挡住老虎，却任由后门进来狼群，即使天天筹办防务，防守终究也没有把握。人们只知道今天开山是为了抚慰番民，却不知道今天抚番实际上是为了防海；只知道预先筹办海防关系台湾安危，却不知道预先筹办海防关系南北洋全局。去年夏天以来，调派各路军队，分成三路，悬绳下入幽深之地，凿通险阻，深入遥远荒僻地区。剿抚并用，恩威并施，无非是借助安抚教化的政策，挫败奸贼的谋划。近来砍除荆棘、修筑开辟道路，虽然每天都有进展；但如果想把番人土地全部开辟为郡县，把番众全都教化成衣冠之民，必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倭事虽然已经顺利平定，但各路军队至今还不能撤回。各项费用的数目接连增加，而且一天比一天多。淮军虽然已经凯旋，但分布在各路的勇丁约有三十营，兵力仍嫌单薄，军饷已经无法支撑，不过还有常额可供支用。既然防海，就有修炮台的费用、修城邑的费用、轮船的费用；既然开路，就有桥梁的费用、亭坊的费用；既然抚番，就有修碉堡的费用、赏赐犒劳的费用；悬崖陡绝、粮道艰难，就有储运的费用；荒谷招民耕种、农民裹足不前，就有垦殖本钱的费用。此外，棚帐、军装有每年支出的费用；瘴疠、伤病又有医药费用和赈济抚恤费用。像这样的费用不止一项，全都很难裁减。议论的人常说，后山精华蕴藏已久，奇珍瑰宝充满其中，蛮荒地区其实是天府之国。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临时拨款，转眼就能收回成本。前人应当早已有在我们之前去开发的，不会等到今天。如今北路已经开通到秀姑峦，南路已经开过卑南觅，中路所开的道路也将越过霜山向东，眼前只见蔓草荒烟，一片萧条。所谓金砂银矿，都只是捕风捉影的传言。即使确实有，也苦于要耗费人力开采冶炼，所得抵偿不了所失。那里并不是没有木材，而是无法找到水陆运输的通道；并不是没有煤矿，而是挖取还需要机器。如果说新开辟的土地就像取之不尽的粮仓，臣等断定绝没有这种事。既然创办极其艰难，又没有可以开采的利益来源，在国库支绌、疫病频繁流行之时，一定有人会说，以这种不急迫的计划劳民伤财，实在不是好办法。却不知道臣等经营后山，是为了防患，并不是为了获利；兴利之事完全可以慢慢筹划，防患之事却难以中止。外国人垂涎台湾土地，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去年的倭事，只不过是最初的征兆。从法国占据安南、英国占据印度和新加坡等地，南洋各国逐渐被其收取，于是使相隔数万里的豺狼得以逼近我们的卧榻。近年来中国各口岸异族杂居，势力蔓延，难以收拾；近来又听说云南、贵州等处有请求开通陆路贸易的事情，推波助澜，侵夺扩张将没有止境。台湾地处福建左侧，是七省门户，气候温暖，五谷容易成熟。后山一带，如果我们不能全部收入版图，他们必定暗中谋划侵占。近来番社深险之处，都有游历的洋人往来传教、绘制山川地图，祸患的萌芽已经显现；细流不堵，恐怕终将汇成江河。他们招引同类、呼朋结群，势力日积月盛；他们的轮船足以迅速接济，炮火足以制服生番，机器足以开发全部地利。我们今天所谓的瓯脱之地，将来都可能被他们建设成都会；等到根基深厚，再想图谋又怎么来得及！后山一旦失去，前山怎么还能重新守住？台湾是中土的藩篱，藩篱一旦撤去，蛇蝎般的毒害就会从背部脊梁侵入我们的腹心。今天还说借地给商人居住，将来竟会同我们划分疆界、对峙相抗。想到这些，实在令人寒心。所以臣等昼夜筹思，想堵住打开封缄、撬开箱箧的机会，不能不谋划闭塞门户、修缮门窗的办法。澳门一小片土地，自从明朝臣子林富割让给西人居住，因为一时苟且的谋划，终于留下今天无穷的祸患。这条旧路怎么能再走？臣等也不敢说海防的事情全都只在开山。山路还没有打通，海防又怎么能够巩固？想在海上用力，就不得不先从这里着手。如果饷源果真能够持续供应，趁着事情逐渐顺利的时机，一鼓作气办成，等到荆棘日渐砍除、聚落日渐增多、物产日渐兴盛、荒僻之地日渐开化，也未尝不能把这片土地收入版图，以供日常赋税。只是目前不能保证一定做到。至于台湾南北、前后各处，周围二千余里，地气相差很大，情形也各不相同。如今道路虽然逐渐打通，其中应当办理的事情，无论大纲还是细目，都不是一时能够凭空推测的，仍等臣王凯泰亲自走遍南北各路，仔细察看，随时会同商议后奏明，逐步布置。至于巡抚还承担全省应办的事务，隔着重洋相距遥远，将来必然有人提议划分为一省，以专门责成办理。论地形险要，荆襄在江北，却必须隶属湖北；徽州、池州在江南，却必须隶属安徽；跨越控制，地形的整体作用才完整；如果划分开来，山川脉络一断，整体形势就全失。划江而放弃淮河，淮河放弃后长江也就守不住了。论事势，台湾的饷源和人才都取资于省会，省会的煤炭、米粮也借助台湾补益；一旦划分疆界，彼此呼应就不灵，不仅会使巡抚困守一省、斩断自己的左臂，海上如果发生事变，总督也必有受牵制的时候。何况自去年五月以来，台湾所需物资，取办于船政的十件中有八九件。臣沈葆桢离开台湾后，接办船政的官员，必须像臣沈葆桢在台湾时那样替台湾周转供应，台湾事务才不会阻滞；如果另设一省，恐怕船政不能联成一气，事事都会受阻。兼顾福建省和台湾，隔着重洋跋涉往返，臣王凯泰并非不知道其中的烦劳，只是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臣等愚昧的意见是否恰当，谨共同写成奏折恭敬陈奏，恭请圣上鉴察并训示遵行。台湾抚番开路情形疏（光绪元年）沈葆桢、文煜、李鹤年、王凯泰

译新授两江总督兼办南洋海防通商事务臣沈葆桢、福州将军臣文煜、头品顶带闽浙总督臣李鹤年、福建巡抚臣王凯泰跪奏：为台湾各路目前办理的情形，恭敬写成奏折迅速陈奏，仰请圣上鉴察。台湾抚慰番民一事，臣等已经多次会同奏报在案。南路先从昆仑坳开路至卑南，溪水深、山岭险峻，道路艰险崎岖，这是地势造成的。镇臣张其光另行开辟射寮一路。现据来函报告，工程分为两处：从山前盆箕湖开到鹿力社界，约二十余里；从后山大乌口开到春望岩，约三十余里。在春望岩搭建草寮，分兵扼守，同时逐段打通道路，以便通到卑南。张其光一面会同督员和弁兵招抚，有阿朗益社、北力力社各番目率众到局，剃发归化，分别加以告诫晓谕，赏赐后遣送回去。各社番目士懔吻等，以及大笼藕等社，愿意送番童入学；连同此前送来的，共四十人，就在刺桐脚北势寮庄先购买民房设立学塾，聘请文童左庆清、林克让任教师，察看起来还算相安。同知袁闻柝前往刺桐脚时，因淮军凯旋，暂时前往布置抚局；不久大南、射马干二社的刁蛮番人，在知本溪诸也葛设伏拦击，计有勇丁等五人受伤。已经命令袁闻柝赶回卑南，镇抚查办，并令屯弁藩福安率部严密防守知本溪各处，同时派员接办刺桐脚的招抚事务。这就是台南一带的情形。台北从吴全城到大巴笼三十九里，大巴笼到周头社二十二里，周头社到秀姑峦北岸二十二里，据提臣罗大春来文咨报，这些道路都已经全部打通。此前报告二百里以内的道路后来又继续修改，大南澳至大浊各增加开通五里；大小清水一带又打通得其黎尤仔、丹马邻、木瓜、花莲水、莲吗哒唵等处的沙滩，约二十余里。沿途修筑碉堡，分布勇营守卫，但生番乘隙袭击碉堡、伏于草莽伤人的事情仍不能完全避免。近来海沙洲、石壁坑等处都有报案，各营都已随时防御捕击，以压制他们的凶势。七月十二日，绥远左旗新兵队因不慎失火，虽立即扑救，但风势猛烈，取水又远，只保住火药局没有受损，其余军械、账房、仓米等物都有毁失。罗大春已将有关员弁分别记过、停保、罚赔、递降，失火勇丁林桂严加审讯惩办。福宁镇总兵宋桂芳于二十九日抵达苏澳，随带的福靖、新左两营已经先到防地。八月初一日，罗大春移交事务，由宋桂芳接办；罗大春于初三日渡海进入内地。这就是北路近日的情形。中路接连收到前南澳镇总兵吴光亮的文报：自五月初九日起至八月初八日止，所开道路有铁门洞、八同关、八母坑、架扎、双峰仞、粗树脚、大仑溪底、雅托，共七十九里有余，修建塘坊卡所十处。副将吴光忠等各自率领所属部队驻扎。此前开通的牛辒辘，经查还有三条旁路：一条从庄上到茅埔，一条从庄上到龟仔头，另有从坝边一处坑口到回龙庙的道路，共三十里有余，也都一并开通，以便利行人。后山还有璞石阁等处，开路十九里有余，派哨弁邓国志先到秀姑峦，酌情雇用民人和番人，从后山向前开凿，以期前后接通。北港有王字凶番，性情极其顽固，尤其嗜杀，长期危害行旅。吴光亮命通事熊金山选派熟悉番语的阿四、阿敦等六人前往招抚。该社共有五十八社，言辞荒诞，抗拒而不肯诚心归顺，只放阿敦一人生还，其余五人都被杀死了。现在准备先把附近的眉朥蚋社、下社、中社、顶社、溪头社五处生番抚定，再命令这五社顺次相互劝导；如果始终顽固抗拒，应等开路工程完毕、集中重兵显示威势后，再议剿办还是招抚。这又是中路一带的情形。内山气候极其寒冷，竟然六月飞霜，有人不穿葛衣而裹着皮裘；但刺桐脚、苏澳等处又瘴疫非常盛行，官兵和勇丁一到那里就常常生病，刺桐脚的伤亡尤其多。现在一面招民开垦，希望人口聚集，瘴疫因此逐渐消退；防守的勇丁也逐步设法裁减，以节省饷需。副将林福喜、王荫南所部勇丁先后渡海来到台湾，应当命令他们察看地势、安营驻扎，借此联络声势。臣等谨共同写成奏折迅速奏报，恭请圣上鉴察。请敕令巡抚渡海赴台以顾全大局疏（光绪二年）林拱枢 江南道监察御史臣林拱枢跪奏：台湾地方关系重大，请降旨迅速命令巡抚渡海东行，以顾全大局并巩固边防，仰请圣上鉴察。

译臣私下认为，台湾原是荷兰人旧日占据的地方，郑成功窃据时，海路尚未开通，声势震动已经遍及吴越。自从列入国家版图以后，凭借沙线、风涛等条件，往来便利，于是成为直隶、奉天、山东等沿海七省必须通达的咽喉要地。近来泰西各国通商，获准设置港口，往往走遍山南山北，测量水道、绘制地图，显然把台湾视为各国必争之地，台湾安危并不只关系福建一省。我皇上洞察万里，议定开山、抚慰番民，以消除隐患；又准许增设郡县，使其他各族无从借口。听说南、中、北三路都已开辟至秀姑峰。臣认为，在开辟以前，风俗闭塞而分离，尚不足以激发敌人的野心；开辟以后，物产丰富显露，觊觎渔利的人就更多了。当地间或出产樟脑、硫磺，已经有许多人垂涎，而煤、铁一项，更是制造轮船和铸造兵器所需的资源。日本不过是东洋一个小国罢了，前年尚且想要觊觎台湾，何况台湾原是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取得的，西洋各国不能忘怀，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国家旧日设置镇、道，只能镇抚番民，因此发生琅峤战事时，命沈葆桢暂时负责此事，并议定设置巡抚驻扎，使其把事情办成。按照目前情势来看，治理台湾并不是善后之策，实在是开创局面的事情。丁日昌洞悉夷情，长期熟悉边疆事务，任职福建不久，尚未议定渡海赴台，但臣推想他为全台湾筹划，必定已经指示机宜，责成镇、道办理。自古研究舆地，耳闻不如亲眼所见；地方建置之事，心中规划也不如亲自到场。挖取矿苗，借以资助机器生产，就必须防止外国侵占；开垦荒地，借助招募客民，就必须杜绝内地人争夺。至于抚慰番社、筹划兵农、察看山川地势、安排分配战守任务，更不是镇、道所能胜任的。上年狮头社开山时，因为沈葆桢暂时回船局，便发生游击王开俊战死之事，足见那里如果没有重臣调度，便难以协调机宜。至于巡抚职务本来就繁重，假如不便长期驻扎台湾，是否可以等新设的一府四县大体确定规模后，变通章程，敕令议定由总督移驻台湾。长远考虑，巡抚责任在于地方政务，终究难以兼顾；总督职责在于巡阅，正是统辖边防。臣为慎重海防起见，是否妥当，谨以奏折详细陈述，恭请圣上鉴察。《请速筹台事全局疏》（光绪二年）丁日昌 福建巡抚臣丁日昌跪奏：台湾事务亟须迅速统筹全局，谨以密折陈奏，仰请圣上鉴察。

译臣私下查考，台湾生番的蠢动还只是癣疥之疾；唯独日本处心积虑，极力窥伺，听说近日有在琉球屯兵的说法，德国也常常秘密派遣兵船前往台北，测绘地图。查琉球距离台北鸡笼，水程不过千里，早晨出发晚上便可到达。琉球国弱小贫困，数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不侵犯、不叛乱的属臣。它前来入贡，不仅表示恭敬谨慎，即使贩卖土产，也借此稍微得到一些微利。听说今年贡物已经备齐，日本却强迫琉球，不让它整装启行。表面上是借此显示桀骜不驯，实际上是害怕琉球暗中把真实情况告诉中国，其用心不可测，令人可恨，也令人忧虑。沈葆桢先前因为倭兵屯驻琅峤，所以经营只限于台南一带。其实台湾精华聚集之处，全局在台北、淡水、鸡笼等地，而外国人所关注的，也正在台北、淡水、鸡笼。因为茶叶、煤炭、硫磺、煤油、樟脑等利益都出产于此。台湾海面处在福建、广东、浙江三省交界之间，是泰西兵船必经之地，与日本、吕宋三足鼎立。那些外国人虎视眈眈，也认为占据这个要害之地，向北可以扼住天津、沽口的咽喉，向南可以控制福建、广东的脊梁。从前这里草木丛生、尚未开辟，人与外界相安无事；近来天主教、耶稣教等教派纷纷进入内山，对一切资源和险要地形无不深知。因此外国人绘制的台湾地图，比官府所绘的更加详细；台湾所属各港口，兵船密集，潮来汐往，没有一天不是如此。近年来外国人无论提出什么要求，动不动就用兵船恐吓，各省地段大多犬牙交错，投鼠忌器；唯独台湾形势如同孤注一掷，如果兵力充足，那么遇到外国人以武力胁迫时，便可以从台湾出动奇兵，切断其后路，采取攻击首部、策应尾部的办法，使外国人多有顾忌，似乎各种事情更容易转圜。同治十三年冬，总理衙门原先议定训练军队、制造武器，以备海防之用，也是深深考虑到台湾关系东南全局，所以采取未雨绸缪的办法。依臣愚见，台湾如果不认真整顿，迅速筹划防御办法，不出几年，日本必定倾尽全力图谋夺取台湾；到那时，恐怕不会只是像前次那样还能用言语把敌人退却。台中发生琅峤战事时，沿海各省举办海防，费用几乎将近一千万，而事变仓促发生，所购买的器械必定不能精良。事情平时没有操练熟悉，所修建的炮台也必定不合用。与其临时敷衍，浪费钱财而没有丝毫补益，为什么不趁早谋划，既节省费用又能真正办成事情？所以从台湾目前的形势考虑，必须购买一、二艘中小型铁甲舰，作为游击之用；训练数军水雷队，作为防阻之用；修造数座炮台，作为攻击敌人之用；训练枪队、炮队各十几个营，作为陆战之用；购买机器、开筑铁路、架设电线，作为通信、运输货物、调动军队之用；购买机器、组织公司，作为开矿、开垦之用。各种事务同时举办，费用必定要几百万元。臣非常清楚国库款项艰难，哪里敢妄自提出这个建议？只是台湾有了防备，沿海便可以无忧；台湾不安，全局就几乎会受到震动。何况矿业大兴，十年以后可以收回成本，二十年以后国库储备便可充裕。如果能够先从江海等关各借拨二十万元作为开端，再由官绅百姓集资几十万元组成公司，自然可以逐步举办。臣病势沉重，而且不懂军事，实在万万不能承担这一重任；但臣害怕自己身在局中，却把边疆的大利大害隐瞒不说，那也不是臣平日愚诚报国的本心。只有仰求我圣明君主迅速派遣一位素有威望、熟悉军事的重臣驻扎台湾督办，并派遣熟悉军火事务的高官办理后方粮台，宽裕筹措粮饷，购买外国的铁甲船、水雷、枪炮等物资，以资助防御并充裕接济。臣虽然不才，也一定留在台湾听候驱使，承担在幕府中奔走办事的职责，绝不敢置身事外、希望逃避艰难。仍请敕令南、北洋大臣秘密而迅速筹议办理，以免像在道路旁筑造房屋一样，只是徒托空言。臣为统筹全局起见，是否妥当，谨专折秘密陈奏，恭请圣上鉴察并训示。《筹商台湾事宜疏》（光绪二年）沈葆桢 头品顶带、两江总督臣沈葆桢跪奏：为遵奉圣旨筹商台湾事务，谨以奏折陈述，仰请圣上鉴察。

译臣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到军机大臣密寄，得知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奉上谕：丁日昌奏称台湾亟应统筹全局，省城与台湾的情形难以兼顾，着该督等迅速议定具奏，等等。钦此。查丁日昌原奏所说购买船只、训练军队、修筑炮台、架设电线、开矿、招民开垦等事务，都是臣在台湾时先后条奏过的，只因经费不足、时间有限，有的上奏了却来不及举办，有的举办了却来不及完成。唯独铁路一项，当时没有议及；但实际上很适合台湾之地。丁日昌说不出几年日本必定倾尽全力图谋夺取，确实洞察了问题的症结，说明未雨绸缪的苦衷，并不是故意危言耸听。各种事务同时举办，必定没有这样大的费用；但按照当前形势，如果一定要等到筹集几百万元之后才能办成事情，那么天下就永远没有办成事的日子了。台湾煤矿已经有了开端，所产煤炭就可以取得盈余，用来开采硫磺、煤油、樟脑等资源；事情逐步推进，便会互相补益，生生不息。这与铁甲船、水雷军队见效迟、费用大的情况，确实不同。既然如此，铁甲船和水雷应当由北洋尽先办理，而台湾眼前事务则不得不暂且缓办；唯独招民开垦绝不能拖延。因为要杜绝内地的大害、兴起全台湾的大利，没有比招民开垦更好的办法了。但人的口粮需要费用，住房需要费用，耕牛、种子和器具需要费用，设置官府、建立营伍也需要费用，确实不能赤手空拳去办。可是农田、茶山、木厂等资源会逐渐开发，所需费用并不是没有着落。该抚请求从江海关借拨二十万两银子，事情关系全局，臣怎么敢畏惧困难？只是江海关还须筹措铁路购款二十多万元，又须筹措招商局二十万元，已经疲惫不堪。应当等到明年下半年，竭力筹拨十万元，解送台湾接济；其余各海关，也请下旨命令各监督根据情形尽力筹款共同接济，由官府首先倡导，这样公司才有可能办成。至于专门派遣重臣，臣私下认为不如责成督、抚办理。因为矿务、垦务，其他人还可以出力；但吏治、营政，如果不是督、抚，实在难以办成。台湾的吏治、营政如果不认真整顿，那么目前的利益聚集之地，都将成为日后祸乱的根源。丁日昌所说一切都是开创性的事务，不是只驻扎半年就能办出头绪，确实不是虚言。既然已经把题奏的事务交给督臣代办，那么在台湾任职期间，正可以不必兼顾省城；但台湾事务又万万不能不管，使官民的耳目有所专属，事权归于一处，法令才能确立、政令才能推行。至于刑名、钱谷方面的幕友，过去在省城任职的人本来把台湾视为畏途；但那些原先就在台湾任职的人，却一向安之若素，只要能够查检旧例和案件，似乎也不难找到合适的人。丁日昌办事认真，不回避嫌疑和怨恨，讲求有用的学问，务求极其精详，应当能够帮助国家渡过当前的艰难，上以解除皇上的忧虑。臣的愚昧见解是否妥当，理应恭敬地以密折陈奏，恭请圣上鉴察并训示。《亲勘台湾北路后山大略情形疏》（光绪二年）丁日昌 福建巡抚臣丁日昌跪奏：为微臣渡海东行，亲自勘察台湾北路后山的大致情形，谨以奏折陈明，仰请圣上鉴察。

译臣于十一月十五日从福建省起程，乘坐轮船渡海赴台，此事已经上报备案。十八日到达台湾北路鸡笼后，立即前往察看煤矿，并派督办煤务的道员叶文澜分别勘察硫磺矿，同时检验各山有没有铁矿苗。因听说后山苏澳各营疫气正盛，臣不能不亲自前往抚慰将士，以振作他们的士气。臣带同随员张梦元、庄士敏、庄镇藩等人，从鸡笼前往三貂岭，当地人称为摩天岭。那里悬崖陡壁，连鸟叫声都听不到，轿子和马匹无法通行，只能攀援藤蔓葛条上山。这座山岭是台湾最北、最险要的地方，越过山岭向南，便是后山。走了三天，到达苏澳。总兵张升阶带领各弁勇前来相见，大多满面病容。据说该镇新近带领两营到这里驻扎，不到一个月，患病的已经有二百多人，死亡的又有十多人。计算当地历任统领，自总兵宋桂芳染疫病故后，提督彭楚汉、罗大春，总兵吴光亮也都先后病重，几乎丧命；将弁、兵勇中死亡的人，大概不少于二三千人。因此臣嘱咐该总兵把各人的骸骨合葬于义冢，臣也撰文祭奠他们。又查当地生番，形势仍然猖獗。半个月前，福靖新到的各营勇丁前往市集买米，返回苏澳五里亭时，被生番伏击杀死九人。该营官、副将朱宝隆防范疏忽，本应重办；姑且考虑到全营患病者超过一半，情有可原，因此请旨将候补副将朱宝隆立即革职，以示惩罚警戒。又据福锐左营参将李得升禀报，该营被二百多名生番围攻，李得升督率兵勇，预先设下埋伏，等生番到来时从四面截杀，带伤逃走的生番数不胜数，斩取首级六颗，生擒四人。又据福靖右营营官、副将陈得胜禀报：他督同五品军功陈辉煌，在阵中擒获生番二人，都押解到了苏澳。臣亲自提审，据投降的生番供称：按照番人的旧例，每逢秋冬都必须出草杀人，能够割取首级的人，众人称为英雄；即使敲断一颗牙齿作为标志，番人才肯把女儿嫁给他。这些生番几年来仍旧杀人，并不知道有所谓接受招抚的说法。臣审问清楚后，检验各生番中有被敲断一颗牙和两颗牙的，共四人；据供词，他们都曾多次杀人，于是立即处死，用他们的首级祭奠阵亡将士的英灵。那些没有被敲断牙齿的番人，命令暂时留在营中，以备将来擒获或释放时使用。臣查考后山生番共有几百个社，居住在洞穴和野外，没有总头目管辖，行动如同禽兽。他们只以杀人为乐；居住在平原的番人，稍微懂得人性，称为平埔番，性情极其奸诈，经常怂恿生番杀人，从中取利。咸丰年间开垦以来，百姓被这些番人杀害的约有一千多人。自上年议定招抚以来，我们只是白白耗费赏赐的钱财，而番人方面杀人的祸害并没有稍微减少。长久这样羁縻下去，终究不会有结果。臣嘱咐张升阶先确实查明这些番人的善恶。对于那些靠近平海、容易同洋人勾结的番人，能够招抚的就招抚，不能招抚的就必须选择其中最严重者痛加剿办。然后另行选立头目，命令他们薙发，归入国家版图，严格划定界地，不许他人侵占，使他们能够安定地耕种和开凿土地。这样，法令确立、恩惠施加，他们先知道畏惧，随后才会知道感恩，才可以避免双方长期对峙，永远没有休息之日。而且我们之所以抚慰番人，本来就是为了杜绝洋人觊觎台湾的阴谋。如果不大举剿办并将其收入版图，万一洋人又用重利诱骗番人，说‘我是从番人手里取得土地，不是从中国取得土地’，那我们还有什么说辞可用？所以从眼前考虑，得到番地并不足以立即获益，得不到番地也不足以立即受损；从全局考虑，得到番地便可以永久断绝纠葛，得不到番地，恐怕就难以平息外国人的窥伺。至于那些距离海口稍远的高山番人，如果能够安守本分，只能听任他们自生自灭，以免过多伤害生命。只是后山目前疫气正盛，十名勇丁中有九人患病，此时谈剿办也还没有把握，必须等疫气稍微平息后，慢慢谋划大举进剿，然后一举击中要害，才不会因轻率尝试而转成无法收拾。目前只能严格断绝接济，等盐、铁供给一断，他们自然会逐渐陷入控制之中；再详细察看番情，必能完全掌握虚实，避免误入罗网。臣已经商议斟酌确定，恰好总兵吴光亮、台湾道夏献纶来到鸡笼，臣将强忍病痛返回那里，与他们面议一切。所有臣到苏澳察看后山并布置事务的情形，理应恭敬地以密折陈奏，恭请圣上鉴察。《筹商大员移扎台湾后山疏》（附《台湾中路筑城防守片》）（光绪三年）丁日昌 福建巡抚臣丁日昌跪奏：台湾后山防务十分紧要，拟请派大员移驻，以使南北呼应灵活并求实际成效，谨以奏折仰请圣上鉴察。

译臣私下查考，台湾自同治十三年日本发动琅峤战事后，才开始议定全面开辟后山，并在南、北、中三路筹办开路、抚番。北路从苏澳到吴全城为止，共驻扎十三营半，另有水师一营，由提督罗大春主持；南路从社寮到卑南为止，共驻扎振字营四营，另有绥靖军一营，由总兵张其光、同知袁闻柝主持；中路从牛辒辘到璞石阁为止，共驻扎二营半，由总兵吴光亮主持。前山驻扎的兵勇尚未计算在内，每年耗费军饷数万，成效却毫无；放弃那里，恐怕后山会被外国人占据，后患更加严重；守在那里，费用高、瘴气重，兵勇不是生病就是死亡，荒地仍然没有开垦，生番仍然杀人，年复一年，形势变成坐困。臣上年到福建后，只把南、北两路的兵勇裁撤了几个营，借此节省军饷；但想要寻求一个扼守要害、制胜敌人的办法，终因没有亲自到台湾察看，不敢凭空揣测。这次亲自察看南、北两路后返回郡城，才知道从前的办法确实不能不改变，必须根据时势变通办理，谨为皇太后、皇上逐条详细陈述。查台湾地势，形状像鱼，首尾狭薄而中部宽厚隆起。前山如同鱼腹，肥沃土地较多；后山则如同鱼脊。后山北路从苏澳到新城，约一百六七十里，都是崇山峻岭，逼近生番。上年勉强开通道路，终究艰险难行，而且没有田地可开垦，也没有矿产可开采；既然我们觉得这里味同嚼蜡，外国人当然也绝不会垂涎，这一点是可以想见的。从新城起到大巴陇为止，约一百里，是北路的岐莱；从大巴陇起到成广澳为止，约一百多里，是中路的秀孤峦；从成广澳起到阿郎台为止，约一百多里，是南路的卑南。总计纵长约有三四百里，宽度则有四五十里或一千多里不等。各处大多是靠近海边的平埔地区，肥沃土地很多；其中以中路璞石阁水尾为适中的地方，向北可以控制岐莱，向南可以联络卑南。如果在这里驻扎大员，训练军队、屯田，招募百姓开垦，并把附近的生番、熟番教会耕种，不仅可以节省军饷，而且建立城邑也指日可待。将来大约可以设置一府三县，足以成为台东的重镇。前几年办理开路、抚番事务时，精力全放在苏澳到新城这一带不毛之地，至于靠海的平埔地区中可以开垦的地方，尚未尽力经营。而且南、北、中三路的统领各自办理各自的事务，平时既不能互通声气，临时又不能首尾相顾，连年困守荒山，士卒时常遭受疫病，这不是好的办法。臣私下认为，与其把军队驻在无用之地，土地虽然开辟却对时局毫无益处，为什么不把军队移驻到有用的地区，既开垦土地又有益于当前局势？臣已经同总兵吴光亮、台湾道夏献纶等人详细商议，他们也都认为臣的话有道理。吴光亮忠勇有作为，不回避艰险，臣当即商请他近期将所部移驻后山璞石阁水尾，居中控制，使南北两路连成一气；并将苏澳至新城之间原先驻扎的各营移驻岐莱、秀孤峦、卑南一带，归该镇调度节制，免得零星分散驻扎而没有统属。那里刚刚开辟，瘴气尤其严重，吴光亮毅然请求前往。臣考虑到该镇的病还没有痊愈，很想把他留下；但环顾左右，没有人能够胜任而且愿意承担此事，于是也不能不听任他前往。听说秀孤峦已经设有一处教堂，外国人的用意日益加深，番情反复也日益严重。现嘱咐吴光亮到达当地后，立即广设义学，威严和恩惠并用；无论生番、熟番，只要能够引导他们稍微接受约束，就预先为他们筹划教养，不必过分追究细小过失，以免产生枝节。各营都应在广阔土地上屯田，以资长久维持。万一省中筹集到经费，就招回那些前往闽、粤以外地方受雇做工的人，办理开垦事务，这样将来兵饷便有着落，对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尤其大有益处。至于苏澳，是后山北路的门户，原先设置统领；此前提督罗大春、彭楚汉都因病离任，总兵宋桂芳因病身故，现任总兵张升楷也因病请假。如今苏澳以下各营既已调动移驻，新城到卑南一带归吴光亮调遣，那么苏澳自然可以不再设置统领。拟仍驻扎一营，就近归驻扎鸡笼的总兵孙开华调度，使其有所禀承。所有筹议派大员移驻后山、使呼应灵活并求实际成效的缘由，谨会同督臣何璟恭敬地以密折陈奏，恭请圣上鉴察并训示。

译再者，台湾中路水沙连共有六社，分别叫田头、水里、猫兰、审鹿、埔里、眉里。进入各社的道路，一条由集集街通入，一条由南投通入，一条由北投通入，一条由东势角通入，都归彰化管辖，其中集集街、北投两条路较为平坦。六社周围约七八十里，地势平坦开阔而土地肥沃。道光年间曾议定开辟但没有成功，百姓却私自前往开垦，年久以后越来越多；附近各县的盗匪和罪犯，也因为那里偏僻山深，把它作为逃亡藏匿的地方。近年来洋人时常前往游历，拍摄照片、绘制地图，并设置教堂，煽惑民众和番人，以致信教的人越来越多。日前驻扎厦门的美国领事恒礼逊亲自到那里游历多日，并优厚地给民番发放衣食物品，用心非常不可测。若不迅速开辟那里，将其收入国家版图并设置官员治理，实在担心外国人从中诱惑，酿成事端，造成的祸患将没有尽头。臣此前已经命令总兵吴光亮开通从集集街进入埔里社的道路，进行联络布置，尚且符合时宜。查此前沈葆桢已经奏准，将台湾北路同知改为中路同知，移驻水沙连等处。臣察看那里山水清秀，土地肥美，内地居民争相前往开垦，不需要招徕，不像后山烟瘴严重、开辟土地困难。而且那里处在前山、后山之间，地势险要，目前人口聚集逐渐繁盛，确实可以增设一个县。是否仍按原议办理，还是需要斟酌改设，应当详细勘察后再行奏明办理。该社左右几年前已经建有三处教堂，洋人常说这里没有受到中国管辖，因而更加垂涎，所以筑城设官这一事项实在不能拖延；但所需费用浩大，筹措十分困难。臣拟在该社紧要而适中的地方，先筑一座土城，派官员驻扎，并分兵防守，同时招募百姓栽种竹木，以巩固藩篱。再把应办的各项事务逐步谋划，作为先发制人的办法。附近的番族，应当设法抚慰安定；多年逃亡的盗匪，应当宽免他们以往的罪过，这样才可以广泛招徕并安定反叛不安的人。臣为慎重巩固边防、预先筹谋防患起见，是否妥当，恭请圣上鉴察并训示。《沥陈病状并海防事宜十六条疏》（光绪五年）丁日昌 前福建巡抚臣丁日昌跪奏：臣报国的心愿有余，处理事务的能力不足；自揣病弱之身，不能胜任会办南洋海防的职务，恳请收回成命，仰请圣上鉴察。

译臣恭敬地接到上谕：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办事认真，对于海疆防务一向也能讲求，着赏加总督衔，派令专驻南洋，会同沈葆桢及各督、抚，将海防一切事务切实筹办，所有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丁日昌接到此旨后，着即刻赶赴江南，会同筹划督办等事。钦此。臣想到自己性情愚直已经成为习惯，正在乡里养病，仰蒙圣恩格外优厚，委以重任，赐予荣衔。臣如果稍微能够支撑，虽肝脑涂地也不敢推辞。只是臣才干短浅、病势深重，自揣心有余而力不足，实在担心损害自身是小事，耽误国家大事才是大事。与其贪恋权位俸禄，将来把事情办坏，不如披肝沥胆，向君父说出实情。谨将万难胜任的实际情况，为皇太后、皇上逐条详细陈述。臣私下查考，臣与王凯泰、吴赞诚先后驻扎台湾，王凯泰因瘴气病死，吴赞诚则患了半身不遂的病。臣也患有两足痿痹的病症。上年承蒙恩典准许开缺，原以为可以慢慢调养治疗，后来听说山西、河南发生大饥荒，便竭尽力量筹办赈济捐款，无暇兼顾医药。今年春天在福建，又因为苦心搜查案牍，病势加重，困卧床榻，不能翻身活动二十多天。三月间，才在搀扶下能够行走。回到原籍后，办理停止赈捐的事务，稍微忙碌了一些，病情又加重了。如今如果会办南洋海防，那么各省水师营伍，不能不亲自巡查；沿海要隘险阻，不能不亲自阅历；遇有外国兵船到港，不能不亲自前往考察其规章格式；凡是新购买的铁甲船、军火等物，也不能不亲自前往检验其优劣精粗。还必须亲自到各个港口，考核轮船操演是否合乎法度，大炮能否击中目标，水雷能否进入船壳，并且要不时测量水道深浅、沙线涨落。估计这项差使，全靠筋力和亲身阅历，只有驻扎海船的日子，绝没有驻扎陆地的时候。臣虽然是南方人，却不习水性；即使没有生病时乘坐轮船，也必定头晕目眩、呕吐不止。前年臣已经上奏说明并备案，何况现在双足难以行走，一举一动都需要人搀扶，不仅会引起外国人轻视的念头，也会助长士卒轻慢和敷衍的习气；况且病势已经疲惫衰弱到这种地步，对以上各项事务哪里能够亲自前往办理？势必不能不假手于人。一旦假手于人，必定弊端丛生，只有名义而没有实际。这是臣不能胜任的第一个原因。凡是举办大事，身边一定要有几名得力的人，把耳目访察的事务托付给他们。臣在吴地、福建任职时，有李凤苞、林达泉等人弥补臣思虑和耳目所不能及之处。如今他们有的远在外国，有的死于台湾；还有几名得力的亲信和知交，也先后死在台湾。眼下臣身边没有一个亲信可靠的人；既然身边没有亲信可以托付耳目，那么沿海数千里的防务，又从哪里了解真实情况和虚假情形？这是臣不能胜任的第二个原因。臣性情多疑，喜欢在细节上求明察，所以用人往往开始信任而最后怀疑，开始任用而最后弹劾。臣性情又急于求成，往往想把前数十年积压的事务在几天内办完。多疑就不能得到将士拼死效力，急于求成又往往不能成功。这是臣不能胜任的第三个原因。外国选任海防统帅，必须出身水师学堂，然后授予战舰千把的职务；由千把逐级升任专阃大员，又必须由各营共同推举，之后才能成为大帅。可见他们选任统帅是这样困难而慎重。臣平日所熟悉的只是吏治；如果等臣病愈后，任用臣办理吏治，假如不能兴利除弊、惩治暴徒、安定善良百姓，臣甘愿接受斧钺之诛。至于海防，臣不过粗略涉猎皮毛，实际上并未深入了解其中的根本。如今臣如果离开平日所熟悉的事务，去办理平日没有学过的事务，无异于让樵夫拿斧头去驾船，让农夫拿农具去学习经商。任用一个人去做他不熟悉的事情，必定会把事情办坏，这是毫无疑问的。臣个人的性命不足惜，但国家大局怎么办？这是臣不能胜任的第四个原因。臣此前曾承蒙恩典派为北洋帮办，在天津数月，尚且不免同李鸿章意见不合，幸亏李鸿章能够了解臣、体谅臣、容纳臣。如今臣久病之后肝火旺盛，性情躁急比以前更严重，而沈葆桢对臣的了解、体谅、包容，未必能像李鸿章那样。臣性情固执，听说沈葆桢也同样如此，将来两人各自坚持一端，其弊端哪里会有尽头？唐代设置监军导致军务更加纷乱，宋代设置监州导致吏治疲敝；即使看近来派往外国的正、副使，也无不因为双方地位相等而最终决裂。而且通商与海防本来就是相互关联、彼此促成的事情，光绪元年初设海防时，归并通商大臣督办，当时圣上的内心自有深远用意。沈葆桢督办南洋事务，至今已经四五年，阅历久了就熟悉情形，兼管地方事务则呼应灵活。臣自问才干和声望，远远比不上沈葆桢。如今在督办之外又设置会办，从南洋督办的角度说，局外多了一个牵制的人，局内必然少一分主裁之权；从南洋四省来说，一个人的耳目本来就难以周遍，加上主、宾之间权力分配不相匹敌，临事呼应必然不能灵活，只会使本省多一个推诿的借口。这是臣不能胜任的第五个原因。臣自同治年间奉命办理结案洋人潮州入城案、天津杀死法国领事案后，众多毁谤便兴起；等到任福建巡抚时，陆续办理结案数起重大涉洋案件，毁谤更加严重。光绪二、三年间，臣多次上奏说日本已经存心窥伺中国，几年以后必将同我国发生冲突，必须及早购买、办理铁甲船，以免临时来不及筹措，等等。于是毁谤又无端反复出现，甚至有人说臣借此谋利。其实臣在奏疏中已经明确指出，福建、台湾没有殷实的洋商可以承办铁甲船，必须由南、北洋举办，才没有弊端。虽然屡次承蒙圣明君主鉴察臣没有其他用心，没有加以谴责。

译然而众口可以熔化金属，羽毛积多也能使船沉没，臣只觉得天地之间已经没有可以容身的地方。如今专门办理洋务，更是树立靶子招致毁谤；讥讽弹劾多了，听闻就会受到迷惑，听闻受到迷惑，见识判断就会混乱。这是臣不能胜任的第六个原因。以上所有不能胜任的理由，都是实际情况和真实情形，并不是另有请求，也不是有意推卸责任。恭请皇太后、皇上仁德如天，无微不察。臣仰求圣恩，收回成命，另行选用贤能；想到臣因劳累致病，等稍微痊愈后再让臣奔走效力；怜悯臣容易招致毁谤，对于臣不熟悉的事务不要加以鞭策。这样庶几臣不会有把事情办坏的忧患，而海疆也可以获得牢固的保障。至于眼前的海防事务，其中有臣略知一二的，谨将大略列出，秘密缮写清单，恭敬呈请御览，是否妥当，恭请圣上裁决。一、海防关系全局，凡是筹划军队、筹措军饷，自然应由督办总揽其成。除此之外，无论会办、帮办，责任都在于巡查各省海口险要，考察沿海各营士卒的勤惰，操演轮船、炮法、阵法、蓬索、舢板、水雷，熟悉辨认沙线、礁石等情况；在风涛汹涌时，更应训练进退、避让、趋就的方法，使士卒把险境看作平地，这样才能临事不乱。所管地段北到黑水洋，南到安南洋，东到日本洋，西南到小吕宋洋，彼此相距几乎万里，即使最少每年也必须巡查考核两次。即使长期驻在海上，尚且恐怕周转不及；但以上各项事务，负责海防的人一时不亲自在队伍之间，也就是有愧于职守。臣愚见认为，这项差使不仅像臣这样衰病之人不能胜任，即使出身江防的武员也不能胜任，因为海防与江防劳逸相差悬殊，艰险与平易也完全不同。似乎应当在外海水师提、镇中，由沈葆桢选择保举，必定能够找到胜任的人。这与光绪元年四月上谕所说如需帮办大员，即由李鸿章、沈葆桢保奏的意思相符。对于海防的关键要领，该提、镇平日阅历深厚，必定不会受到他人欺骗蒙蔽；即使巡海，也不会只有名义而没有实际。况且既然是由督办保举的，也必定不会相互牵制。至于督办，筹措军饷的责任尤其重于筹划军队。沈葆桢兼任地方事务，在筹饷方面，呼应一定能够灵通。为什么呢？无论什么样的经济措施，没有军饷就丝毫无法施展。古人之所以说必须先有土地和人民，然后才有政事，就是这个道理。一、江南制造局的轮船以及福建船政局的轮船，可以用来运输，不能用来攻击；可以平定内地盗匪，不能抵御外国侵略。似乎应当选择一位深知外海水师事务的大员统领这些船只；还必须聘请一名熟悉水师的西方人员，会同操演。等统领能够变通融会其中方法后，再由他自行督导操练。并且应当分班分期调往各个港口，以便分别巡哨、会合巡哨。吴赞诚患病，和臣等一样，目前防务紧要，似乎应当准许他请假。如果让病弱之身承担这一重要差使，实在恐怕不免贻误事务。一、臣在福建任职时，听说李成谋在厦门整顿水师，极有成效，操守也十分可靠。如今海防比江防紧急，福建省又比江苏省紧急，是否可以敕令沈葆桢察看并酌情办理，将李成谋调到福建、台湾，统领水师，先把船政局的轮船训练成一支军队，这样或许可以防备意外。一、船政局的兵轮船，上年因为没有经费，把船上的勇丁裁减了一半，因而不能完成操练。臣愚见认为，其他费用可以节省，这项费用却绝不能省；应当请敕令福建省督、抚及船政大臣，迅速按照旧额把兵轮船勇丁补足，认真操演。商轮船也应一律增配枪炮和水勇，使它们能够合练，这样才可以有备无患。假如管驾人员有侵吞、克扣、懒惰等弊端，似乎应当严惩一两人，才能警戒将来。一、招商局轮船估计也有二十多艘，似乎可以选择其中坚固快捷的，配备枪炮和水勇，以备紧急情况之用。但必须预先储备管驾人才，否则遇到事故，外国人充任管驾的势必辞去，那些船岂不就成了废物？一、江防只依靠长龙舢板，似乎也只能平定内地盗匪，不能抵御外来敌寇；似乎应当辅以浅水轮船和水雷等物，这样消息传递才灵通，防守抵御才牢固。一、日本废除琉球、将其改置为县这件事，虽然从公法上看极其无理，但我国此时海防还没有完备，似乎只应邀请所有与我国订有条约的国家一起出面，责备日本不应灭绝他国的宗祀，这样或许容易发难，也容易收场。臣在先前答复总理衙门的信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仍请求圣上裁断，严令各疆臣赶快筹备防御，不要采取得过且过的办法。等我国防务充实有余之后，再兴师问罪，才真正有把握。此事理曲在日本一方；只要我国不撤回使臣，日本也绝不可能立即动武。一、日本的志向并不在于灭亡琉球，不过是想借此寻找事端、挑起争衅罢了。我国如果因此首先发难，正好中了它的圈套。除了灭亡琉球一事只用空言同它慢慢交涉之外，它采取行动，我国就以静制动；它强硬，我国就以柔克刚；它凭借武力，我国就以道理应对。这样或许能使它无法窥测我国的底细，也不至于找到借口。将来倭人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我只等待它先动手，然后从各方面牵制它，使它骑虎难下。它表面强大而内部空虚；如果长期同我国相持，内部必然发生变乱。一、日本倾尽全国力量，购买、制造了数艘铁甲船，技痒难耐，想要试试威力。即使目前还能约束它，二三年内它不向南侵犯台湾，也必定会向北谋取高丽。我国如果不赶快谋求自强，就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实在应接不暇。虽然兵事不可轻易开启，但面对横暴悖逆的行为也很难默默忍受。只有设法筹措借款，迅速购买铁舰、水雷以及一切有用的军火，并预先筹备驾驶船只的将领和使用器械的人才。《诗经》说“在下雨之前修缮门窗”，何况现在已经乌云密布、下起雨来了呢！

译一、法国、美国等国以前想同高丽订立条约，高丽拒绝了。如果它真能闭关自守，岂不是很好；可是后来却受到日本兵威的胁迫，终于同日本订约，这也是出于无可奈何。臣愚见，高丽既然已经不得已同日本订约，那么不如同泰西各国一并订约。为什么呢？日本有吞并高丽的企图，而泰西各国没有灭绝他国的惯例。将来倭人与高丽发生争端，凡是同高丽订有条约的国家，都可以起来指责日本的错误，这样或许能使日本不至于蛮横妄为、毫无顾忌。有人说，琉球也曾同法国、荷兰订约，为什么法国、荷兰后来仍置之不理、不加议论？他们不知道，琉球只是海外一个小岛，零散得不成片区，泰西早已把它看作无关紧要之地，认为轻重无足比较。而且订约以后，双方并没有互派使臣往来交好，实际上同没有订约一样。何况琉球同法国、荷兰、美国所订的条约，不久也被日本人当成废纸。高丽的局面远在琉球之上，而且有土产可以供各国采办运输。如果泰西各国仍要求同高丽通商，似乎可以由使臣暗中劝高丽答应他们的请求，并劝高丽派遣官员分别前往那些订有条约的国家。如果能够使聘问往来不断，自然可以休戚相关；一切有力的军火，我国也可以暗中给予接济，使高丽足以谋求生存。如果遇到日本、俄国两国企图逐步侵吞高丽，我国当然应当用全部力量保卫高丽，并且可以邀请所有同高丽订有条约的国家，公开出兵讨伐日本、俄国，这样或许能使高丽不至于重蹈琉球的覆辙。否则高丽一旦灭亡，日本、俄国就会同我国的东三省紧紧相邻，这确实是心腹之患，而不只是身边的小祸，不能同琉球相比，不能认为弃取琉球无关得失。一、泰西各国都有一个特别亲近、特别优厚的国家，用来应付缓急，相互扶持；例如英国对于法国、德国对于奥地利，凡是征战攻伐，彼此一定互相资助。如今我国对各国都冷漠相待，那么各国遇到我国有事，怎么能不袖手旁观呢？臣愚见，在英国、法国、美国、德国这些强国中，似乎应当联络其中一国，同它特别亲近、特别优厚，使它在我国有缓急时能够为我所用。是否可以下令通知总理衙门，秘密同出使各国的大臣商议，择机办理，这也是釜底抽薪的一种办法。一、敌人窥伺我国的企图一天比一天加深。如果不赶快谋求练兵、购置器械、实现自强，实在恐怕突然发生变故，来不及应付。有人动不动就以铁甲船不可轻易购买为疑虑，却不知道敌人进攻我国的方法已经同从前不同，那么我国防御它的方法也应当同从前有所不同。是否可以恳求天恩，下令南、北洋大臣商议，迅速派遣可靠人员，购买办理适用的铁甲船、水雷，以备抵御敌人。至于其他营制、饷制、行政、用人等一切有关自强的事务，各疆吏似乎都应认真整顿，使之去掉浮文而归于实际，这样或许能使主方强而客方弱，免得时时刻刻受到外族欺凌。一、民心是海防的根本，而吏治又是民心的根本。因此筹办海防，如果不整顿吏治、巩固民心，终究免不了有名无实，像买了匣子却退还珍珠一样。现在的吏治，自从奉特别旨意停止捐纳以后，自然应当有所好转。只是以前通过捐纳、保举两项途径进入仕途的人员积存太多，如果不采取严厉手段裁汰，吏治很难出现转机。臣在家闲居数年，今年往来福建省，亲眼看到州牧、县令中留心民政的，实在百人中没有一个；然而肆意虐待百姓的，也还不算多。只有佐杂官无不把虐民当作事情，百姓无法聊以为生，往往因此归入天主教。等到一入教，佐杂官便视而不见、无可奈何，这简直如同替树林驱赶鸟雀，结果使教势日益兴盛。一处如此，其他地方也可推知；一省如此，全国也可推知。这实在是人心和世道的忧患。是否可以恳求天恩，严令各疆吏更加用心整顿吏治，宁可让一家人哭泣，也不要让一路百姓都哭泣。或者仿照从前巡方的旧例，钦派几名公正而又明察的大员，分赴各省巡视，认真举荐贤能、弹劾奸贪，把贪污官吏一举清除干净。这样或许百姓的生计能够得到保障，国家元气能够恢复，众人的意志能够团结如城，海疆也就能安稳如磐石了。否则一旦民心离散，各种事情都会瓦解；一遇到风声鹤唳的警报，人人都会揭竿而起。到那时即使把贪官污吏的肉吃掉，对百姓生计和国家大计又有什么帮助呢？一、近来听说东南各省水陆提镇中，操守良好的固然有，但也有出卖官缺的。这些将领、武官既然花钱买得官缺，到任之后自然不能不克扣兵粮、包庇盗匪、放纵赌博，以免自己亏本。这样营伍怎么能有起色呢？又有些小康人家，用几十两银子挂名进入兵籍，希望免受书办、差役的讹诈。这些人按例不到营中操练，所以往往只有当兵的名义，而没有士兵的实际。是否可以恳求天恩，作为访闻所得的情况，命令有关督抚严加查访参奏，使这类人不敢公然把出卖官缺视为惯例，营伍也就可以期待整顿了。一、上海是通商的枢纽，同天津遥相呼应。沈葆桢既然负责督办通商海防，似乎应当仿照直隶总督的办法，往来于金陵、上海之间，这样彼此呼应才会灵活；而且通商同海防本来就不能分割为两件事。一、臣在台湾感染瘴气过重，回籍以后双脚又患痿痹，不能行走，无论担任何职，都必然造成贻误；如今甚至还不能上下船，只能赶紧认真调治。等到稍微能够迈步，便应当赶去聆听圣训，请求赏赐差使。如果福分浅薄而灾祸发生，最终成为瘫痪之症，臣也不敢辜负天恩。今后遇有洋务以及同海防有关的交涉事件，或者蒙受谕旨垂询，或者承接总理衙门查问，或者由沿海各督抚来函商议，臣一定竭尽所知，分别据实奏报、答复。臣只要一天不死，就应当一天向上报答皇上的生养之恩，绝不敢因为疾病不能任事，便把自己置于局外。《敬陈管见疏》（光绪五年）李受彤 分发广东试用知州臣李受彤跪奏：为恭敬地陈述个人见解，恭请圣上鉴察此事。

译臣私下想到，有些事情对眼前有利，却会给后来留下无穷祸患，不能只满足于眼前而不为以后妥善谋划；有些事情对将来有利，却是目前难以立即实行的，也不能因为难以实行，便推托不做、从一开始就不谋划。机会一旦失去，积重之势就难以挽回。臣恐怕最终会出现明知有利却不能兴办、明知有弊却不能革除的局面。今日的祸患，有边防难以预料、支出用度不足、官吏操守难以整肃、水旱灾害发生没有定时等。臣认为这些都还不足以成为最大的忧患；真正令人忧虑的是，大家匆匆忙忙地彼此相安，却不思考一种使国家自强的办法。即使有良法美意，也都因循拖延、虚度时日而搁置，终于使这四种祸害在不知不觉中相互叠加。自古开创基业的君主，在建立事业之初，往往一尺土地也没有，一个百姓也不是自己的臣民，却振奋精神，尚且能够削平祸乱、统一广大疆域，何况我朝历代圣君相承，仁厚恩泽遍及天下，人人拥戴；先有三藩之乱，后有发逆之乱，可说都是极其凶恶的叛乱，最终也都被剿灭，没有留下余党。今日的形势，只要能够广泛选拔人才，努力寻求治理办法，即使蔓草滋长，也并非难以谋划。臣听说，朝廷没有不能振兴的纲纪，天下没有不能实现的太平。就捐纳而言，历代沿袭已久，过去即使有人想停止也做不到；近来各省捐局，却由于皇帝裁断，毅然停止。延续了千百年的弊病，竟然能够在一朝之间革除。如果经过众人议论，一定不能像这样果断。假使凡是应当兴办的利政、应当消除的弊害，都能如此办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治理，什么祸乱不能平定？这就是所谓朝廷没有不能振兴的纲纪、天下没有不能实现的太平。近来看到朝廷广开言路，凡是有益于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的意见，立即得到采纳，并降下温和的谕旨加以褒奖，希望他们再次进言，使天下臣民都敬仰朝廷励精求治的诚意，全都奋发忠心和爱国之情来为国家效力。这正是振奋人心、整顿纲纪的第一个转机。恭愿国家应当兴办的利政，毅然兴办；应当革除的弊害，毅然革除；不要有丝毫迁就，不要有丝毫因循。从此常开言路，使臣僚各尽所言，掌握两端而取其中，时时加以采纳；又诏令内臣、外臣广泛搜求贤才，推荐他们辅佐朝廷治理，那么唐虞三代的治世，必定可以在今天重新出现。臣不顾自己极其愚昧，谨将平日的见解分条陈述八件事如下。不知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一、国体应当尊严。太平日子长久了，人们习惯于安逸，已经形成了固执的习惯；加上繁琐的旧例日益增多，顾虑这个、顾虑那个，动辄受到阻碍，天下的事情于是暗中败坏在因循苟且之中，无法振作。臣恭敬地读过邸报，凡是奏议一经送到皇帝阅览，有的停止，有的施行，很快便降下谕旨。尤其是关系百姓喜乐忧苦的事情，更反复要求一定实行。这样本来是求治最急切的表现，可是实际得到办成的事情却很少。为什么呢？朝廷洞察隐情，明澈如镜，只是担心阅过之后没有留下印象；虽然能看清眼前，却难免遗漏事后的发展。由于每天章奏纷纷呈上，皇帝随看随批，只能谕令臣僚努力实行，却不能保证事情过去之后没有一件被遗忘。只要有一件被忘记，承办此事的人就可能畏惧困难、任性行事，或者因新旧官员交替而辗转拖延，事情于是中途废止。即使利害极大，也无从兴革，形成能说而不能实行的局面，这实在是施政的第一大患。形势已经到了这一步，要希望振作起来，必须使朝廷的精神同天下臣民的精神在每件事情上都贯通集中，才能上令下行、上下响应。否则臣下即使想竭尽忠诚，也不能指望自己的意见立即被上面采用，深感无补于事，反而多半闭口不言。朝廷即使有良法美意，也不能保证臣下立即奉行；即使有特别谕旨，也会变成徒具文书形式的空文。臣恭敬地读过雍正年间的上谕，件件都洞察隐情，天威令人畏惧，直到今天仍仿佛就在眼前。那时臣下奉命，没有人敢有丝毫玩忽，因为谕旨一发出就立即实行，随时随事警戒顽劣、振作怠惰，丝毫不容放纵懈怠。恭愿效法世宗宪皇帝的刚决果断，每办理一件事，都务求一定实行；核定期限，考核成效，随时记录，以备遗忘；把精神贯注其中，贯彻始终，务必使中兴事业比开创事业时的勤勉更加突出，这样或许可以奋力挽回因循的习气。至于有些事情是皇帝独自裁断的，请不必全都交由各部议论，以彰显朝廷权衡裁决的重大权力，使国体更加尊严。一、治理和动乱应当以古代为鉴。过去唐太宗欲望很多、喜欢便宜行事，但能屈己听从劝谏，最终勉力修养自身，成就了贞观之治。君主尊贵崇高到了极点，日夜勤政之余偶尔想到闲适安逸，怎么敢说一定就是过错；然而唐明皇初期的政治可以同贞观相比，到了开元、天宝却前后走上两条道路，可见做君主很难。前人说君主每天处理万机，就像驾驭六匹马而只用腐朽的缰绳，又像战战兢兢地走过薄冰，所以才敢说出这样危惧的话。自秦、汉以来直到前明，各代治乱都清楚可见，足以作为鉴戒。请命史臣考核前代末世君主怎样因循不决、怎样错误使用人才、怎样沉溺声色玩好、厌恶正直而喜欢谄谀，查明导致动乱的原因，编成一卷；再考核前代治世君主怎样屈己听谏、怎样励精图治、怎样节省财用、减轻赋敛、广泛选拔人才、讲求边疆事务，查明导致治世的原因，编成一卷。对于晋、宋之间的史事，更应反复推演、引申阐明，恭敬地抄录进呈。如今皇上正值年轻，学业正盛而前途长远，应令讲官把古来一切重大利害同今日时事相互印证，其中有能够使圣上警醒奋发的，时时讲述陈说。皇上天资聪敏，确实可以借此受到启发和辅导，更加保持敬畏警惕之心，端正今日涵养正道的功夫，作为将来亲政后媲美唐虞的凭据，也更加彰显两宫皇太后抚育爱护、寄予期望的苦心。而我朝有道政治的根基，也会因此培植得更加深厚。

译一、纲纪应当抓住总要。君主居于宫禁深处，安坐处理政务，不可能亲自走遍天下的山川险阻，也不可能亲眼看见百姓的人情风俗，只能对外依靠疆臣的奏议，对内依靠历来积累的成例罢了。然而如果一定要等到奏议呈上来才知道各地的弊端，任凭国用繁重、地理情况纷杂，却不能预先认识其中的总要，也就失去了施政时提纲挈领的关键。查顺治十二年，兵部奏称天下险要、冲隘之地，请旨命各直省督抚把辖境内水陆要冲的形势绘图呈进；乾隆年间也曾有呈进图式。只是时势已经不同，沿革变化也已很久，请仍命各省督抚督令州县分别绘图呈进，详细注明风土人情、山川险隘、乡村数量、丁口数量；某处险要，过去是否曾被贼寇占据，有没有驻兵；某处荒田开垦难易；四至相距远近；义仓有几处、储粮多少、可以应付几年水旱；一向有没有灾荒歉收；当地民情如何、士风如何、贫富如何、水利徭役如何；某村相距几里、某都相距几里，其中人口烟火稠密还是稀疏，有没有险隘，都逐项详细注明。还要另作总说明，务求详细完备，并要求绘图的人亲自访察，不得沿袭旧图样，草率敷衍责任。仅凭这一点，就足以预先辨别州县官员是否贤能；如果图说不真实、不完备，应当追究责任。由四乡汇总到一县，由一县汇总到一府、一省，汇编成册，做到各处都有图、有说明。一份留在本省、本府、本州、本县，用来清查保甲；又可以让新任官员按照图册先了解全局。一份呈给皇帝阅览，即使发生水旱、盗贼等事故，皇帝也可以预先裁断，事先确定谋划。这就是自古国家建立规模时，必定把先行收集图籍作为要务的原因。至于供给军饷所需的钱财，劝捐、抽厘只是想增加收入来源，却没有设法节省支出。这是因为忧虑用度不足，却没有寻求哪些地方可以节省、哪些地方可以使收入充裕。自古国家最大的财源，不外乎盐、茶，因为盐和茶是民间不可缺少的东西，又是不必大量使用的东西，即使增加税课，百姓也不会受到太大损害。我曾见盐商无不极其奢侈，问他们财富从哪里来，无非是拖欠正课，拿来供自己挥霍罢了。等到拖欠税课日益增多，只以查抄家产了事，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历年积欠，无法全部核算。而且利益既然落入盐商手中，不但上面亏损正课，下面也使贫苦百姓受害。所谓私贩，不过是肩挑货物的小民，带着几千钱，借此谋求生路；一旦被捕，名义上说是私盐枭徒，法律却一点也不宽恕。因此穷民连一滴利益也沾不到，反而承受盐商拖欠正课的弊害。是否可以命令各省产盐、产茶之处，集中议定最完善的办法，既增加税课，又不损害百姓，总之不能让商人在其中中饱私囊，这样可以收到富国利民的好处。比起劝捐、抽厘，这个财源更加长久。还请仿照唐代元和年间《国计簿》的成例，凡天下地丁钱粮、关税等一切收入，以及宫廷费用、官员廉俸、军饷、河工等一切支出，都汇编成总册呈上御览。皇帝在闲暇时加以核查，哪些项目可以节省，哪些事情可以裁减，以天下之大、用度之繁，随时随事斟酌节约；即使由此形成巨款，也足以稍稍缓解用度压力。否则每天只说用度不足，让朝廷徒然焦虑，却不考察哪些饷项应当节省、哪些应当充裕，似乎不如抓住总要办理更为妥善。一、应当广泛举荐贤才。求得治世的办法，不怕事情治理不好，只怕治理国家没有人才。任用贤才，艰难重大的事情可以交给他们，缓急关头可以依靠他们；他们一定能够上为国家分忧，下体恤百姓困苦。即使形势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也能鞠躬尽瘁，彰明自己的忠诚。何况贤能的人能够举荐贤能，具有才能的人能够举荐有才能的人，将会看到他们相互推荐，使贤才都能够彼此进用，更能扩充臣下以人才侍奉君主的道义。发逆之乱时，胡林翼、骆秉章、曾国藩等大臣都举荐贤才，最终平定祸乱，这就是近来的证明。是否可以特别谕令内外臣僚，凡是能够进言的人，平时都留心人才，每年各举荐一人；不论亲友故旧，还是隐居山林的平民，都允许保荐，以备录用。议论的人一定会说保荐不实、援引过滥，反而恐怕因此滋生用人弊病；却不知道如果任用贤能的途径不广，得到贤才也一定不会多。只要每年举荐的几十人中能得到两三个贤才，例如宋朝的韩琦、范仲淹、司马光等人，就可以倚为国家柱石。大才大用，小才小用，都足以有益于政务。只怕得不到人才，不怕没有使用人才的地方。尤其应当准许保荐，也准许随时弹劾；随时录用，也随时罢免取舍，不必拘泥于一成不变的制度。贤才如果不聚集在朝廷，就会散落在民间。何况自古边患，都是边地人引导、促成的，所以举荐人才对于边地尤其紧要。臣深恐人才不为我国所用，就会被他人所用，造成更大的祸患。还请考察边地情况，专门设立防军；这样不但可以得到人才，还能收养一切勇敢之士，免得他们因贫困而违法作乱，或者被他人诱骗利用。至于京官和外官，请随时互相升调，使中央和地方的形势彼此都能了解，免除偏重隔绝的弊病。京官中通过正途出身、才可任外职的人，也不会因升迁困难而发出终身困居郎曹的叹息，天下就更加不会有被弃置的人才了。

译一、应当赶快舒缓民力。谈论财利的人，只求使国家富裕，不求使百姓富裕。哪里知道百姓富裕，就能吃饱穿暖、安享生活，谁还会去作奸犯科？否则只有柔弱怯懦的百姓甘愿忍受饥寒，强悍机敏的人必然会被逼迫而成为盗贼。后世人心大多不受约束驯服，反而喜欢利用时机、借事煽惑穷民作乱；等到已经发生动乱，往往耗费国家几十年的积蓄，还不够供十几年平乱之用。由此可知，富国和富民在形势上不能偏重其一。以厘金来说，这是朝廷不得已而实行的办法，但执行不当，便使小民如同走在水火之中；富商大贾或许还能勉强承受，贫民却要受到更重的拖累。肩挑贩运的小民带着几千钱，衣食靠它，侍奉父母、养活妻小也靠它，再加上应缴的厘金和吏役恐吓索取，风雨中奔走，更不能保证本钱不亏，按理应当加以怜恤。如今他们挑担运货而来，将要到达关卡时稍有迟疑观望，便被指为偷漏；即使果真属于偷漏，国家把百姓看作子女，也不过如同儿子盗取父亲的钱财，罪过尚可原谅，只令他们按货物补缴厘金，哪里算是宽纵？如今却要罚十倍、八倍，甚至有货物全部卖掉还不够偿付罚款的，只能忍气吞声、含泪受苦，又无处申诉洗雪，以至于间或发生哄闹冲击厘卡的事情，贫民因此失业的也不少。天下除农民和工匠之外，有一半都是商贾；肩挑贩运的小民一旦失业，怎能保证不会作乱？是否可以稍微修改章程：不论水路还是陆路厘卡，凡是穷民运载的货物，本钱不满十千的，一律免征。议论的人一定会说立法过于宽松，厘金收入会减少；又说如果不满十千的免征，那么本钱达到百千的货物必定有人分成每份十千来混免。这些都不是探究根本的说法。国家用度稍微充足之后，还想把厘金全部裁撤；既然目前不得已征收，又何妨其中仍体现体恤民力的意思？而且货物本钱如果达到百千，急于出售，必定不会在这里斤斤计较。至于设置厘卡，也请不要过于严密，以使百货流通的来源得到宽裕。四方进贡的物产，在战乱之后国家元气尚未恢复，很多都因蒙受恩典而停止征收。皇上的仁慈广大，是否可以命有关部门逐项查核；如果不是供朝廷使用而绝不可缺少的物品，也允许暂时免征，以体恤民力。臣见史书对于这类事情，尤其极力称颂。国家贫穷要依靠百姓，百姓贫穷又能依靠什么？所以一定要民力舒缓，民气才会安定。富国和富民，正不是两件相互冲突的事。一、州县官员尤其应当慎重选任。朝廷分别委任督抚，分别管辖州县；州县得到合适的人才，动乱从哪里开始？而且所谓知州、知县，就是说他应当了解这一州、这一县的事务。四民中有没有游荡懒惰的人，田地有没有尚未开垦的，水旱灾害有没有应该预备的，风俗有没有奢侈的，都要分别核查其目，总揽全局，随时随事勤勉地抚育百姓。百姓有一分善良，就爱护他们如同子弟，没有不把官员当作父母来拥戴的。自古的循吏有什么特殊法术呢？如今州县的弊病，在于苦于摊派捐款，疲于应酬侍奉，把心思分散在钻营奔竞上，又被利禄和身家之事夺去了精力。即使贤能的官员，也往往受到许多阻碍；如果不是上级确实知遇，很难尽展才干。不肖的官员则亲近差役而轻视百姓，轻视民命而喜欢贪婪苛刻，借口摊派捐款，遇事便索取财物，希望用来弥补亏空。如果这种办法奏效，反而能够长期任职。问他的差役，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问他的诉讼案件，有的因一个案件便监押几十人。差役有这么多，不耕不织，全靠官府供养为生，想不鱼肉百姓，能做到吗？监押这么多人，又不立即审理结案，想让他为百姓造福、不向百姓取求，能做到吗？因此，即使规定差役不论州县事务繁简，都按旧例限定名额，不准多役用一人；诉讼案件也规定每月向上级报告、限期结案，不准拖延一件，仍然不能消除这些弊病。至于摊派捐款过多、交代亏空难以清理，如果不把长期没有着落的款项按年份和远近期限一律豁免，纠缠就永远不会结束。雍正年间曾经特旨宽免，因为亏空交代一天不清，州县就一天不能希望振作。请下令凡有摊派捐款以及亏短正课的州县，按照期限远近，或者准予豁免，或者减免数额、追缴赔偿；并请对其所属上级官员中那些失于查察而被处分的，是否可以加恩宽免，以杜绝相互包庇，使其能够限期清结，交代一旦清楚，此后州县少一分亏累，就是国家多一分正供。合计天下各处，实在是一笔巨款。这次清结以后，如果再有亏短，请重申雍正年间分担赔补的旧例，或许可以稍微挽救弊病。至于州县中贤能的官员，准许督抚不拘资格保荐；不肖的官员，请恢复并申明古代制度，在他们离任之日，把贪劣行为记录下来，以示警戒。天下各省由州县合并组成；督抚用人得当，一省就能治理；州县都得到合适的人才，各州县就没有不能治理的。足以败坏州县治理的，还有巡检、典史等官，他们勾结劣绅，收受百姓诉状，索取陋规，放纵盗贼，严重时甚至挟制长官，因为害怕受到他们反噬。贤能的巡检、典史虽然也有人，但像上述这样的人却往往到处都是，以致民间流传着“水旱灾害害我，过一段时间还能止住；巡检、典史害我，连子孙都受牵连”的歌谣。是否可以在州县辖境辽阔的地区，与其设置三四名巡检，不如酌情改并为县，或者改设理事同知；开始办理虽然困难，但长远利益极大。巡检、典史危害百姓，就像蛀虫侵蚀物品，百姓在暗中受毒害却不自知。如今只把他们看作小官，认为无关紧要，却不知道他们祸害百姓竟到了这种地步。或者准许州县随时参劾他们，并稍微放宽事后才发现、事前失于查察的处分，也足以稍微挽救弊病。东汉时期慎重选用州牧、县令，治理日益上轨。非常值得作为鉴戒。

译一、应当严禁奢侈。僭越、动乱的祸患，往往始于饮食、衣服等细微之处。节俭不只是为了改善风俗，也是为了彰明尊卑，使僭越作乱的念头在暗中消除。近年来屡次降下谕旨，裁减革除繁琐费用，但直到现在仍未能禁止，是因为百姓大多贫困；并不是人人没有节俭的心，只是习俗沿袭已久，不可能一朝一夕改变。众人奢侈而一人独自节俭，恐怕会被众人耻笑。哪里知道奢侈的危害说也说不尽？即使以普通人来说，一年所用有一百金已经足够；节俭，量力而行就可以相安；不节俭，超过一百金还会不断增加开销。贤能的人会左支右绌，勉强维持门面；不肖的人如果做官，就一定贪婪索取百姓；做胥役，就一定奸恶欺诈良民；百工就一定制造伪劣器物，妨碍百姓使用。种种事情相互仿效而陷于虚伪；奢侈就会贫困，贫困就会争夺，争夺就会导致动乱。凡是可以获利的事情，人们都会像鬼蜮一样无所不用其极。这实在是人心风俗的大患。如今既然人人都有想节俭的心，就应顺着这种愿望，引导他们按照身份去做应做的事，挽回浇薄的风气，形势上也还容易办到。但绝不是只靠空洞的言语和告诫就能见效。节俭必须有源头；不寻求源头，节俭从哪里开始？必须由朝廷以节俭为天下表率，官员、士绅以节俭倡导百姓，例如不以珍玩为贵，不追求声色耳目的享受。其次，例如把饮食的几十道菜裁减为十几道；地位低的人不准穿用地位高的人所穿用的服饰；凡是冠礼、婚礼、宴会等一切事项，可以从《会典》所载内容中选择容易遵行的，刊刻成条目，颁示天下。命令官员同官员相互约束，士绅同士绅相互约束，各自劝诫亲戚，告诫子弟，约束僮仆，使他们知道节俭是美德，不节俭就会贫困，而且还会违反身份等级，法律也会惩处。这样奢侈可以止息，风俗可以端正。至于通商的事情，起初是把外国货物看作珍奇，后来便放纵其往来而不加禁止，这些都是奢侈之害造成的。过去已经失误，还可以在将来补救，因此奢侈确实应当严禁。

译一、应当深入了解边疆情势。俗话说，了解自己也了解对方，就能百战百胜。必须知道我国可以战胜对方的地方在哪里，不如对方的地方在哪里，对方可以依靠的地方在哪里、不能依靠的地方在哪里；只有对症下药，病才可以治愈。不了解实情，只是被对方的声势震慑，自己的气势先衰弱下来，就很难振作。如今极力主张通商的人，匆忙求得相安，只希望没有事情，却不考虑制服对方的办法；一旦发生变故，不知道他们凭什么不感到恐惧，也不知道他们凭什么能够永远保证相安无事。可是极力阻止通商的人，意愿虽然值得肯定，却没有谋划万全之策，急于轻率地试探，也不知道他们根据什么判断一切都可以无忧。这些都是不了解敌情的过错。主张和议的人，只认为敌人可怕，却不知道当事者想谋求万全，所以才觉得敌人有可怕之处；至于百姓，却没有一个害怕他们，而且敌人又何尝不非常害怕我国？如果他们无所畏惧，要求一定不会只有这些。又有人说我国的机器技术难以赶上他们。然而从他们国家所著的各种书来看，电学是他们创制的，其余大体都是利用水火相激产生的气，再用机轮运转罢了。中国所使用的器物，他们也曾拿来作为证明，称为“东来法”；可惜中国人习惯使用，却没有加以研究，而且只把它用于细小器物，从未加以扩展放大。公输般、偃师那样的巧技，古代有很多人传承；只是因为技艺细小，同大道无关，人们才不去学习。假如用功名来求取人才，用富贵利益来诱导人才，精巧的技艺又有什么难以超过他们的？现在已经有同文馆的学习，也有出洋留学；听说疆臣早就有设置洋学特科的议论，深谋远虑，本来是想多得到善于制造机器的人才。然而由官府招集来学习，不如同时让民间自行学习。请命通商衙门把外国人所著的书刊刻，在各省发行，使民间容易购买，也容易学习；凡是能够制造有用机器的人，准许他们呈报考试、录用，使天下人知道机器技术并非绝学，免得过分羡慕和畏惧。这是因为人们害怕它，就不敢同它竞争；羡慕它，就容易寻求学习。这也是震慑敌情、振作人心的一种办法。而且我们之所以暂时对敌人加以羁縻，也是担心祸患潜伏在身边。此前发逆之乱也曾逼近天津，军民合力围剿，最终同样被消灭。如今请把敌人视同发逆，不可片刻同它相安立足；寻求它的瑕疵、攻击它的弱点，并非没有办法制服它。何况咸丰年间，敌人从天津进犯京师，是借助几百名内奸在前面引导，事发突然，来不及防备；后来因议和、签订条约，并不是凭力量同敌人血战，形势确实有敌不过它的一面。如果一概因为祸患可能潜伏在咫尺之内而忧虑，那么假使祸患不是发生在远方敌人身上，而是像嘉庆年间林清事件那样，防范它哪里防得过来？我朝上承上天眷顾，下顺民心，所以平定台湾、平定回疆以及金川等地，武功辉煌，前代无法相比，确实有万年不可动摇的根基。今天的形势同吴三桂叛乱时相比怎么样？关键在于不能安于弱小，首先要依靠天威震慑敌人，然后再加以消灭就容易了。敌人看到民心不可强行压服，又看到天威不可触犯，气势自然衰落；力量达到极点就会转弱，这是形势必然。我国担心敌人的地方固然很多，但我国能够战胜敌人的条件更不止一项。从人心来看，我国人多敌人少；敌人从数万里之外而来，有海上风浪的危险，也有遇到急难而求援困难的忧虑，不像我国有险要就能据守，随时招募百姓都可以成为士兵。从地势来看，敌人劳顿而我国安逸；敌人对于我国，语言不通、风土不适、道路不熟，如果没有内奸接应，按形势就不敢轻举妄动。从情势来看，敌人是客军，我国是主方；而且敌人所依仗的只是铁甲船和火器罢了。一旦登陆，既不如我国骑军驰骋，也不如我国步军轻捷锐利。从营阵来看，敌人笨拙而我国机智；没有机智不能战胜笨拙、主方不能先制客军、安逸不能等待劳顿、人数多不能攻击人数少的道理。不从这些方面谋求胜利，气势怎么能壮大？至于他们传播宗教，本来不足为患；最值得忧虑的是，如果他们熟悉我国尊崇的国体、完备优美的礼乐百官制度以及正大严明的名教纲常，因而产生不可测的觊觎之心，再利用中国的教义收买、笼络中国民心，然后逐步侵吞、争夺据点，那祸患就说不尽了。幸而他们用宗教威胁人，而人们不服；又幸而他们的志向只是通商，靠和议还可以了结事情。但他们长期处在中国，再过几年，不能保证他们不会走到这一步。还恐怕奸民借助他们的宗教，甚至挟持他们来作乱，这可以以五代时的事情为鉴。因此今天最要紧的，仍然是沿海各处增设专门镇守一方的大员，特别设立防军，收聚沿海贫民，给他们优厚的月饷，免得被敌人利用；同时还可以从中鉴别人才。对于熟悉海防形势的人，应当破格提拔，留作将来破敌之用。人才不能同时为双方所用；不为我国所用，就会为敌人所用。一旦为敌人所用，贫困的人会贪图敌人的利益，为敌人拼命；有才能的人则会受敌人笼络，专门攻击我国的弱点。外来的祸患，古代多有这样的情况。现在请处处寻求使国家自强的办法，时时怀有和约不可靠的警惕之心；对于敌人的情势，即使细微之处也要设法全部了解。看清事情之后才能勇于办事，不要过分疑忌，也不要过分犹豫。要廓清海内，并不是难事。如果不熟悉敌情，只是惊惧于敌人的声势，那么祸患就会潜伏于因循之中，振作也无从谈起；积弱日益加深，长久以后将不堪设想。这就是所谓应当深入了解边疆情势的道理。臣不顾自己极其愚昧，谨慎陈述个人见解，不知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筹议罗应旒条陈疏》（光绪五年）沈葆桢 头品顶带、两江总督臣沈葆桢跪奏：为遵奉圣旨筹议，并秘密陈奏此事。

译臣私下接到军机大臣的字寄：光绪五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谕，都察院代为递呈贵州候补道罗应旒恭敬陈述己见的一篇奏折，所陈各条是否有可取之处，着李鸿章、沈葆桢体察实际情形，妥善筹划后具奏，钦此。由此可见我皇上广泛采纳意见，兼听咨询，即使是近臣的言论也必加以察考。臣反复诵读，敬佩之情难以言表。查罗道所陈各条，大意在于竭力谋求自强，但其中也有一些窒碍难行之处。臣谨逐条悉心筹议，陈述于我皇上。原奏所说整顿学校以革新吏治一节，查“经世书院”这个名称极好，但要收到成效却需时日。前福建巡抚王凯泰设立致用堂，议论者有人认为迂阔，然而时间久了，其中必定会出现才智出众的人才；培养人才，必须逐渐培育，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成功。八股文代替圣贤立言，如今虽然渐渐失去原来的意义，但国家用来统摄天下人的智愚贤不肖，不敢把圣经贤传看作弁髦而抛弃，未尝不是依靠八股文。士民亲近尊长、为长官而死的义理，也暗中借此得到维护。只是诗赋确实不是经世致用的急需，似乎应当节制那些杰出人才有用的精神，使他们专心于所向往的事业。京师的同文馆以及闽、沪两局，都是学习西学的开端；但中国所聘请的洋师，用来教授语言文字还绰绰有余，若想探究事理的根源，就有所不足。学习最高明的法则，最终必定能够把他们引导到庄岳之间；只要对出洋学习的安排更加重视，认真提携，学成归来的人加以奖励、提升和优待，后来出现的优秀人才就不必再从别处寻求了。如今的仕途有四种：科甲、军功、吏员、捐纳。根据人的才具加以任用，哪里会没有贤才？如果偏重某一条途径，有时反而难以自圆其说。臣认为，自古以来没有长久而不衰败的政令，随着时势随时补救，关键在于任用什么人。任部堂或疆吏的人，果真能够仰体朝廷所珍视的只是贤才的意旨，不拘泥于成见，只严格辨别人才是否贤能，可用的就任用，不可用的就罢黜；这样是非分明，人们就会知道自我激励，受到感化而奋发，哪里会甘心终身成为不肖之人呢！原奏所说练习武技以求自强一节，想用勇营来补充绿营的不足，意图是好的，但事情却难以实行。原来的勇营，起初都是身经百战的人；他们的本来面貌，时间久了就渐渐淡忘，全靠统率者随时申诫、警戒和训练，使他们天天习惯劳苦，不让骄惰之情和疲怠之气滋长。江南如捕蝗、工程、水利、缉私等事务，哪一件不交给防营办理？一听到召令便立即行动，如回声应和一样迅速。可惜受限于军饷力量不足，无法征调；如果再按照汛地零星分布，弊端会更多：分散驻扎，调集就需要时间；孤立驻守，操练必然松懈；时间一久，便会染上绿营的习气。至于训练乡团，通常都是民间自愿，官府哪里能够在无事时强迫他们参加？民风只怕不淳厚，民气只怕不安定；引导得过于烦扰，就会产生欺凌弱者、暴虐寡少的念头。何况正要驱使他们归农，哪里容许增加集合操练的期限，使他们更加没有闲暇呢？武科是国家制定的制度，但弓箭刀石在今天已经不适用，确实如罗道所说。弓箭优劣，骑射已经能够考查大概，似乎可以把步箭改为洋枪；臂力强弱，硬弓已经能够考查大概，似乎可以把刀石改为洋炮。只要酌量变通，使所学习的就是实际使用的，关键在于裁断、参酌后施行。原奏所说精通机器以求利用一节，查铁路有利于转运，电线有利于传递文报，都并非不适用。但创办新事必须考察民情。台湾可以实行，因为当地民情安于此事；其他地方则难以实行，因为民情对此感到惊骇。即使官府倡导，尚且恐怕股分不易招集；民间各自顾及私利，谁能挺身而出独自承担困难呢？闽局制造轮船，沪局制造枪炮，津局制造子弹和火药，幸而都已经取得成效；只要能够从宽筹措经费，不因看到别处有新办法便见异思迁，自然会有专心一事而达到精通的那一天。时机未到、学习尚未成功，即使破格招募也没有益处。原奏所说参酌法律条例以谋求长远一节，查西方法律与中国不同，但其中有些可以采用。中国的军、流、徒等各类罪犯，供养要花费，递解押送也要花费；可是早晨押到，晚上就逃跑，能够等到赦免而返回的，十人中不过两三人。又因食物供应不足，往往骚扰乡里，百姓苦恼，官府也苦恼。如果参用西法，按照服刑年限勒令做苦工，考察其勤惰而分别奖惩，逐渐磨掉他们桀骜不驯的气性，暗中改变他们游荡懒惰的心态；疾病消除、劳作有成，也许有人因此改过自新、改换职业。我国百姓到海外谋生的，多得无法计算，同是天朝的赤子，各国使臣本应仰体朝廷的仁德之意，竭力加以保护；但如果普遍设置领事，力量实在难以供给。所谓身价税足以抵偿薪资费用，只是耳食之谈，胡璇泽所办理的事情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华民到了外国，十人中有九人以做工为生，连谋食都来不及，想让他们操练武技，组成一支可供百万之用的军队，并不符合实际。华民甘愿缴纳身价税，是因为寄身在异国城市，实际上是畏惧对方的威势。如果在内地推行这种办法，难道不会引起众人怨恨沸腾、出现各种变故吗？取用他人的办法来求得善治，关键在于选择后加以采用。凡是有损于政体的，都应一概摒弃，不必再谈。原奏所说掌握利权以储备经费一节，查矿务专门派遣大臣办理，恐怕弊端多而利益少，似乎不如责成督抚，对于已经开采并取得成效的矿山，切实扩大开采，然后把所得利润移来办理其他地方。这样按次序逐步推进，既不劳民，又能同时兴办几项事业。否则刚刚集合工具人员，又听说别处的利益是这里的十倍、百倍，便总想舍弃自己的事业去经营他人之田，最终只会一无所得。换约时列为专条，自然有预先防备的意思，只是对方从未明说。如果由我们先提出这一端，反而像是把把柄送给对方。有人说禁止种植罂粟只是白白增加洋人的利益，却不知道吸食洋烟的人，无论在中国土地上还是外国土地上，都会各自形成烟瘾。从前罂粟遍地时，洋土并未因此降价；淮北一带家家藏有烟土，几乎像自家酿酒一样。甚至妇女儿童也受到沾染，习以为常。无赖少年偶然缺少日常所需的钱物，便出门抢劫，盗案堆积如山，正是这个原因。往往抢得还不到几两银子，却犯下应处死刑的大罪。

译官府夜里点灯读这些公文，怎能不痛心！自从自行整顿禁令以来，虽然盗案还不能彻底根绝，但犯罪的人已经渐渐减少。因为不是本地出产的东西，价格必然昂贵；价格昂贵，吸食的人就少；若不是迫于万不得已，也不会轻易把性命看得像鸿毛一样。况且如果任由人们只见利益便趋附，万一天灾流行、饥荒再次出现，放眼望去都是肥沃田地，却全部变成了不产粮食的石田，那么抱着珠玉填入沟壑的人将到处都是。晋、豫两地的情形就是前车之鉴。洋药的厘金和关税一并征收，已经费了许多口舌；说遇到关卡就增加税收，便能凭我们的聪明造成洋人的愚蠢，说来确实令人痛快，只是税收由洋商承担，恐怕未必能完全如我们的意愿。丝、茶贸易越来越虚幻、越来越危险，有的华商拥有数十万财产，却一次投机便倾家荡产；即使像洋商一样狡猾，有时也免不了亏折。若要责令华商自行运货，到数万里以外、毫无依傍的地方去试验经营，实在困难。以上各节，臣谨就自己愚见所及，恭敬地用密折陈奏，以备采纳一得之见，伏乞圣上鉴察，训示施行。会同筹议海防购买船只疏（光绪六年）奕欣等 和硕恭亲王臣奕欣等跪奏：为会同筹议海防购买船只事宜，恭敬地密折陈奏，伏祈圣上鉴察。臣私下禀报：臣衙门先前因为南洋海防经费储备不多，请求从出使经费项下在两年内拨银四十万两，接济南洋购买船只之用。后来因李鸿章奏请遵照议定的海防购船各条办理，臣衙门又请求将广东、福建、浙江、山东各省应购买的船只，敕令李鸿章一人总管，代为订购办理。这些事项都在光绪五年十一月间先后奉到谕旨，现已遵照办理。查北洋海防经李鸿章办理多年，规模大致具备；南洋海口较多，日本擅自废除琉球，意图窥伺，防务尤其重要。前次王大臣等会议筹备边防的奏折，也认为南、北洋海防应分别预先布置水陆各军，以求有所凭恃而无所畏惧。臣等查明，陆军可以补助水师的不足；而水师购买铁甲舰，经费既然不足，只能先行购置蚊船，分布在各重要港口，以联络声势并便于调遣。就全局而言，拟在北洋各口分拨蚊船四只、碰船两只；南洋各口也必须按照北洋蚊船、碰船的数量，扼守要地。福建、台湾靠近东洋，另拟筹备蚊船四只、碰船二只，以壮大声威。其余山东、广东、浙江等省自行筹款购买各类船只，不在此列。北洋在上年已经购到蚊船四只，由李鸿章验收，并议定购买新式兼具撞击能力的快速船两只，已经交总税务司赫德订办。南洋也先行购买了龙骧等四船；现据署理南洋大臣吴元炳奏报，已经写信与李鸿章商议，照样代购新式兼具撞击能力的快速船两只，只是听说龙骧等四船需要分别修理。奉旨令该大臣等立即赶紧办理，钦此。该大臣等应当恭敬遵旨妥善办理。福建应购买的船只，先前据何璟等奏称，已经秘密命令司、道官员，在应办的海防各项工程中切实节省，筹备购买蚊船两只的费用。此外还应增购蚊船两只、碰船两只，约共需银九十万两。前次王大臣会议奏折中说，停止后山战事，每年大约可以节省数十万两；但经费虽有来源可以筹措，凑集仍需时日，而订购船只又一刻也不能耽误。拟请户部查照王大臣会议所奏，从提存的四成洋税项下酌拨三十万两，交由李鸿章先行订购蚊船两只，以备部署在福建各海口。其余六十万两，应请敕令福建督抚陆续筹集，解送李鸿章，分期支付。至于购买的船只，距离运抵中国尚早，而管理驾驶、操练等方法，中国水师的将领和官兵还不能熟练掌握，急需筹划。上年七月间，赫德在臣衙门条陈试办海防章程，意在参用西方人员。臣等当时曾写信与南、北洋大臣商议，沈葆桢认为中外人员共同办事不容易，又担心赫德揽权，因此没有议定。此次洗马张之洞的奏片中说，天津虽然购买了外国战舰，但听说水手驾驶使用仍不熟练，临战时不足以依靠；教授海战，确实是西人的长处，赫德愿意寻找西方人士帮助我国训练海防，这个意见未尝不可酌情采纳。但必须把权力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拟请敕令李鸿章立即与赫德商定，将各省应购买的船只迅速用电报转寄外国订购；如何分期支付价款、验收船只，都由李鸿章妥善而迅速地筹议办理。至于船只的管驾和训练，如何兼用西人，也请敕令南洋大臣、福建督抚与李鸿章预先妥善筹划。因为防务刻不容缓，经费又极难筹措，李鸿章熟悉实际情形，自然一定会竭力承担这一艰巨任务。将来各船购到后，平时应合操并分地驻守，有事时相互策应、调援；自然应由该大臣会同南洋大臣及各督抚，随时酌情办理。总要使遇到缓急都足以依靠，既能作战又能防守，这样才不至于使经费白白耗费，也许可以抵御外来侵侮。所有臣等会同筹议海防购买船只的各项缘由是否妥当，伏乞圣上鉴察。详细议论筹办边防策略疏（光绪六年）世铎等 和硕礼亲王臣世铎等跪奏：为详细议论筹办边防的策略，恭敬地复奏，仰祈圣上鉴察。臣等遵照议论俄国约章一事，已经在本年正月初三日会同上奏，并声明筹备边防事宜，另行详细妥善议论后，再另折具奏，均有案可查。如今在十七日，臣等又共同集会商议，将各位大臣先后分条陈述的各折、奏片详细核阅，折中各方意见，兼收并蓄，谨将边防、筹饷、储备人才三大事项分别列为八条，恭候圣上裁决。

译一、西路边防应当筹划。左宗棠长期担负边疆重任，自然能够独当一面，筹划周密。只是刘锦棠这一军是西师的纲领，扼守前线，似乎应当加重他的事权，敕令他协助办理左宗棠的军务。金顺所部兵力还很雄厚；只是锡纶现驻塔城，与俄人紧邻，兵力过于单薄，应令他就地选募边民，招揽番属，以壮大声威。拟请敕令左宗棠告诫将士，先使自己立于不可战胜之地，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时机；务必使我方处于正直有理、对方处于理曲失势，我方处于主场、对方处于客场，这样才能常常掌握胜算。至于训练生力军以防止军队疲惫，充足粮食以谋求长久，联络兵势以完善后路，都是当前的要务，应令立即筹划办理，以进一步巩固长远谋略。一、北路边防应当筹划。乌里雅苏台、科多布、库伦都与俄国边境相接，虽然属于次要冲要之地，也应防范。拟请特派懂军事的大臣，选调精锐，分别驻扎在那里。绥远城、张家口都属于靠近边境的地方，现在应调集北地精兵，分别屯驻两处。查曾国荃所部刘连捷一军，目前没有事务可做，应令移驻绥远城。李鸿章所部淮军中，现驻山东张秋镇的兵员很多，应令分驻张家口。将来如果敌军兵势转向北路，乌里雅苏台、科多布、库伦等城再增设重兵，同时把绥远城、张家口两军调往前线。战事缓和时，仍调回近边屯驻，以免聚集军队于漠北而造成运输困难。赛尔乌苏是乌里雅苏台、库伦两城的总要道路，如果再能专门驻扎一军，就更能相机策应。只是漠北荒凉，运输粮饷困难，自然应当讲求屯垦、畜牧等办法，作为持久之计；应责令各有关大臣认真督办。内、外蒙古是沿边的屏障，拟请选派亲信而有威望的王大臣，设法联络整顿。至于应如何择要练兵、核定发给饷银和军械，应即责令会同各汗、各札萨克筹议奏明，赶紧办理。蒙古如今非常贫弱，虽然不能依靠它抵御敌人，但仍可团结其人心，借以壮大声势，与官军互相借助、共同发挥作用。一、东路边防应当筹划。吉林、黑龙江两面都与俄国接壤，俄人近年来在海参崴一带全力经营，已经形成重镇，其窥伺之意显而易见。因此，东三省亟须筹划，当然不只是为了今天的设防。三省之中，吉林、黑龙江的人才、物力都可以就地取用，应责成各该将军选拔将领、训练士兵；当地猎户一向以勇猛强健著称，也可以招募使用。招集打牲、索伦各部落，以及办理金匪、垦荒、榷税等事务，也应一并责令详细筹划。只是各该将军责任重大，兼具文武才能的人很难多得，应请特别选派通达事务、公正能干的大员，遍历三省，调查现有情形，妥善筹办。或者应派有军事知识、声望很高的武员协助训练，或者应调派明干耐劳的文职官员经营地方，以求选用适当人选分别负责，使各项事务都能办成。至于奉天一省，从陆路来说是腹地，但沿海口岸也不能不防。何况这里是国家根本之地，更应格外慎重。拟请酌量调派中原宿将，统率旧部二三千人，前往选择要地屯驻，以拱卫陪都，同时也可以训练新式军队。松花江长期受到俄人的窥伺，至于应如何制造战船、增练水师，也请敕令该将军等察看实际情形，迅速筹划举办。一、北洋海防应当筹划。天津海防由李鸿章办理多年，目前正在建筑炮台、购买准备战船和防守器具，大体已经具备规模。就全局而言，急应整顿水师，备齐战舰；在山东、奉天对岸的烟台、大连湾等处选择要地扼守，以巩固北洋门户。奉天营口本属北洋管辖，该处所有海防事务也应归李鸿章统筹兼顾，这样彼此呼应才会更加灵活。至于目前水师力量不足，仍应重视陆军，以求有所凭恃而无所畏惧。李鸿章所部淮军久经战阵，也应由有威望的宿将统率；是否应奏调刘铭传前往天津，以便依靠任用，也请敕令李鸿章迅速奏明办理。一、南洋海防应当筹划。目前防备俄国的策略，陆路比海路重要，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只是上年日本人擅自废除琉球，意在借端生事，窥伺我国台湾；俄国与日本的交往最为诡秘。如今俄国的事情尚未定局，难保它不会唆使日本滋生事端，从多方面扰乱我国。南洋海面辽阔，即使不能处处设防，但福建的台湾、厦门等处，江苏的吴淞、长江等口，尤其是防务重要的地区，应请敕令各该督抚各自根据地方情形预先布置，同时选拔训练陆军，以补助水师的不足。一、军饷需求应当综合核算。西征本来有专门军饷，天津防务的水陆各军也有奏定的北洋海防经费以及淮军专饷，都应分别责令全数足额解送。东三省的练饷、协饷，近年不能足额解送的，也应限定期限清缴。像这次议定开办东西两路边防，所需费用极其浩大，应由户部统筹筹划，首先把丁税、漕粮、盐税、关税等切实整顿，同时将厘金、洋药税等款项责成各督抚办理，竭力革除中饱私囊、滥支浪费等弊端，务必使每一文钱都归入公库。只是边防亟待举办，军饷正十分紧缺，应先由户部从提存的四成洋税项下酌量拨给巨款，以应急需；同时按年指定拨给各省有确定来源的饷银，使其不致缺额误期。

译一、筹措军饷应当节约支出。各省防营中，除直隶、陕甘等必须办理边防的省份，以及云贵、广西等边远贫瘠省份因营勇本来很少，均不必议减之外，其余各省水路防勇仍然很多，应由各该督抚根据情形酌量，切实裁撤。这是节流的第一项。沿海各省一向设有定额的外海水师，本来是平日安定海疆用的；自从轮船驶入中国以后，这些战船完全没有用途，自然应变通旧制，分别裁汰。这是节流的第二项。军务兴起以来，各省每办一件事，动辄设立一个局，薪水、口粮浪费极多；当时或许不得不如此，事情平定以后却沿袭成习，只有局务的虚名，并没有应办的实事。至于厘金、海运、督销等局，甚至有些官员、绅士根本不参与事务，却安坐领取薪水。如果各省破除情面，坚决裁撤，所节省的费用实在无法计算。先前因为日本企图扰乱台湾，于是有开发后山的议议，数年以来没有成效，每年却耗费军饷达数十万两；与其如此，何不停止后山战事，把经费移作海防之用。请敕令福建省督抚权衡时势，拟定方案，奏明办理。这是节流的第四项。大体说来，治理财政的方法，开辟财源不能不慎重，而节约支出又不能不严格；关键在于各督抚切实求是地办理。一、人才应当广泛储备。现在既已整顿边防，沿边各督抚、将军、都统中，向来才略优秀的人当然不乏其人。其中有些人只是熟悉吏治事务，却不懂军事机要，应请降旨随时考核，与腹地官员互相调换，以收到人地相宜的效果。务必使各边重镇都有在缓急关头可以任用的人。此外，群策群力，也必须广泛搜罗文武将佐，作为当前可以驱使的人才，储备将来担当国家屏障的人选。应请敕令大学士、六部、都察院堂官，各省督抚、将军，以及彭玉麟、杨岳斌等功勋一向显著的大臣，各自举荐所知之人；无论是才略过人、骁勇善战、熟悉洋情、通晓外国语言文字，还是善于制造炮械、精通算学，不论文武士人，都一体列名推荐，不得以无人可保举来敷衍塞责，等候朝廷选择录用，派往各边训练。在籍的宿将，也应请酌量召来京城，视情任用。以上各条，臣等悉心筹议，意见相同，仰恳圣明裁夺，严格命令中外各地切实力行。立国之道，不怕敌人强大，只怕我们自己不能自强；无论有没有外患，只要边疆日益牢固，自然能够从容掌握局势。如果永远保持和局，固然不必轻易挑起战争；即使事端由对方开启，也不至于完全没有战备。内外一心，共同维护大局，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眼前防备俄国。所有臣等会议筹备边防的缘由，谨共同具折复奏，伏乞圣上鉴察。遵旨复查并陈述筹办情形疏（光绪六年）刘坤一 头品顶戴、两江总督臣刘坤一跪奏：为遵照圣旨分别查明，并陈述目前筹办的情形，谨用密折复奏，仰祈圣上鉴察。

译臣私下禀报：臣于光绪六年七月十七日接到军机大臣密寄，得知十一日奉上谕，詹事府右庶子张之洞奏陈应当防守的重要地点等事，钦此。臣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洞察先机，预先筹划，感激敬佩之情难以言表。当即恭敬抄录谕旨，秘密迅速发文通知办理。随后接到彭玉麟来函，说他按时往来巡视吴淞、狼福山、江阴、焦山上下各处，哪里有警，就根据情况策应，以赴战事需要，已经专折复奏。彭玉麟督办江防多年，对情形极为熟悉。臣愚见也认为，吴淞口及长江口地段太宽，难以扼守；若求万全之计，不如守住吴淞的黄浦江口，以保全苏州、松江；再守住长江的江阴两岸以及圌山、焦山等处，以巩固上游各省的门户。彭玉麟所议，确实全面概括了全局的谕旨。臣到任后复奏防务情形，说与彭玉麟商议，务必把江阴、镇江等处作为长江的锁钥，正是这个意思。只是从前议论修造沿江炮台，计划在圌山关附近的焦山修建；而焦山高耸在江中，比圌山关更像是天然设置的险要。当时因为经费困窘，不得不先修焦山炮台，再修圌山炮台。现在已经接续兴修炮台，像这样重重关隘相连，敌船就更加无法寻找破绽和空隙闯入了。江南的兵轮不多，彭玉麟认为必须有一艘出洋分巡的兵轮，确实不可缺少。到时自然应酌情派用。这就是臣接到彭玉麟来函商议，以及目前筹划扼守要地、设置防务的实际情形。又据江海关道刘瑞芬禀报：俄人并没有在上海购买大宗煤炭，只听说在日本长崎购买了很多煤。查上海向来不是产煤的地方，中外轮船使用的煤，都由东西洋转运而来。俄船从海路来华，途经日本；那里煤产量既多，价格又便宜，似乎没有必要转而到上海购买。听说近来各家新闻报纸有这样的消息：俄国兵船所需的煤在新加坡采购；俄人在长崎商议购买价值五十万圆的煤，运往珲春；长崎有洋行承办一万吨煤，运存在珲春对岸的海带角等处。刘瑞芬的禀报与这些消息还相符。只是俄人异常诡诈，难保不会广泛收购中国现有的煤，使我国兵轮、商轮、船政、机器局日常必需的煤炭都受到困窘。臣已经咨商闽浙总督臣何璟，派员前往台湾煤矿，查明现存数量，分别运送给南、北洋及各省，由各处解款购买；煤炭随即运往并储存在江海各口，以备不时之需。另行饬令招商局多购买洋煤，万一官船缺煤，也可以多多调借。又通过江海关道秘密命令上海华人各煤行，不得把大量煤炭卖给俄人，也不得代替俄人转购。虽然对上海洋人经手买卖煤炭的行为还不能一概禁止，但像这样多方面防范，俄人应当无法把煤炭资源搜刮殆尽；即使办理此事，也还没有显露痕迹。这就是查明俄人并未在上海订购大宗煤炭，以及预先设法牵制他们的实际情形。日本帮助俄国，事情并非绝无可能；但揆度情理和形势，似乎并不完全如此。日本北面与俄国相邻，桦太、千岛的互换并非出于它本心，只是迫于形势而不敢争执。它防备俄国甚于防备中国。臣先前在京城时，曾与日本使臣会谈两次；对方屡次以唇齿相依为说，即使这些话未必完全出自真心，但利害关系确实如此。臣愚见认为，中俄万一发生事情，日本一定会按照英国所奉行的国际公法，使自己置身局外，似乎不肯与俄国合谋，白白使俄国日益强大，从而与中国结怨。该国的商务方面，现查南洋各口所报，没有已经批准或尚未批准的案件；只有光绪五年日本领事在江海关请求免征烟、酒两项税，略有争论。后来议定，进口烟以三四十斤、酒以一二百斤为限，准许免税；超过数量的照常征税，此后也没有再提出请求。臣仍应秘密饬令各关道，今后同该国交涉商务，都按照条约一律公平办理，不得稍有偏私，以免俄人借机施行勾结之计。《防海新论》一书，臣在未奉谕旨以前，已经命令上海制造局印送一百部；现据报已经全部运到，其中六十部分发给江南各营，四十部咨送总理衙门，转发东三省，并命制造局再多印若干部，送给沿海各省，务必使人人阅读学习，既学习它的立法，也效法它的用心，这样或许可以灵活变通、充分发挥其长处，上以符合朝廷慎重海防、造就将才的至意。所有分别查明以及目前筹办的情形，谨恭敬地用密折陈奏，是否妥当，伏乞圣上鉴察。详细陈述琉球案件和日本条约疏（光绪六年）陈宝琛 日讲起居注官、右春坊右庶子臣陈宝琛跪奏：俄国的事情将要定局，琉球案件不应仓促了结，日本条约不应轻率答应，以免落入狡猾的谋略而开启后患，谨恭敬地详尽陈奏，仰祈圣上鉴察。

译臣听说日本使臣近来因俄国条约尚未议定，乘机请求了结琉球一案，用南岛来诱使我国，却不允许保存中山王的祭祀，又想修改旧约两条。总理衙门被联合日本防备俄国的说法所迷惑，办理此事已经议定。臣听到后既疑惑又惊愕，认为分割琉球是一个错误；因分割琉球而修改旧约，又是一个错误。分割岛屿的错误，近似商鞅欺骗秦国以六里土地许诺楚国的诳术；因分割岛屿而修改条约的错误，近似从井中救人的愚蠢办法。中国承受了实际的祸害，而琉球连虚有的名义也不能保全。五尺高的儿童尚且不肯落入这种术中，堂堂大朝廷为什么竟会做出这种事？臣私下认为，俄国和日本的事情接连而来，总理衙门应当以镇定态度处理，朝廷应当显示权衡利害的决断。俄国是强国，日本是弱国；驾驭俄人应刚柔并用，对日本则只能刚强而不能柔弱。处理俄国之事已经不能过于迟缓，而对日本则应缓办、不宜急办。臣冒昧剖析利弊、权衡形势，为皇太后、皇上逐一陈明。日本既然同我国立约通商，却无故擅自灭掉琉球，俘虏其国王，占有其土地；中国屡次同它讲论，它便捏造两属之说，横加抵制。即使它把肥沃的土地归还我国，而中国的意图在于使灭亡者复存、断绝者相继，也还不能只在道义上开始，最后却图谋实际利益。何况所割让的南岛都是不毛之地，设置为缓冲地带，归还与不归还没有区别；如果用来分封尚氏王族的后裔，则他们贫穷得无法生存，地势险要又无从守御，将来必定仍会被日本吞并。因此，分割琉球的说法，绝对不能接受。琉球中部、北部各岛既然已经被日本全部占据，若按公平的道理，日本应当听任我国选择对中国有利、对日本无损的事情，写入条约作为补偿抵换。但如今它所要修改的条约却完全不是这样。道路传闻说，只修改条约两条：第一条是利益均沾，第二条是旧约与附加约有妨碍，按附加约执行。它的居心不可测，无非是想同欧洲各国深入中国内地，像苍蝇蚊虫聚集叮咬一样，榨尽中国的财富。何况除此之外又有“管辖商民”“酌量增加税则，等候同他国议定后再同中国议定”等话。这样一来，除了两条之外又增加了两条；而且故意使用简略含混的措辞，留下一个似乎了结而实际上没有了结的局面，为将来刁难中国留下余地。因此，酌情修改条约的说法，也绝对不能接受。有人说迅速了结琉球案件，就可以联合日本来抵御俄国。臣愚见却绝不认为如此。中国所担心日本的，无非是给俄国船只接济煤炭和粮食。以及把长崎借给俄国屯兵。可是日本人像害怕老虎一样害怕俄国，中国的力量终究不能禁止日本同俄国往来；日本是否亲近我国，也只看我国强弱而已。中国如果比俄国强大，日本不用招呼就会自行前来；中国如果比俄国弱，即使日本说尽好话、送上厚礼，同我国订立互相保护的条约，一旦中俄发生冲突，日本势力必定转而归附俄国。万一中国被俄国挫败，日本见到可以乘虚而入的机会，又一定会背弃盟约而趋向有利的一方，这都是形势必然导致的结果。利益关系所牵涉、形势所逼迫，即使是重信守义的国家，也不能保证它一定遵守盟约，何况日本这样贪婪、狡诈、卑鄙的国家呢？假使日本能够守约，那么从前就不会有进攻台湾的战争，近年也不会有琉球之役。为什么呢？这两件事都是公然背弃条约的行为。既然如此，琉球案件的了结同日本是否讲和有什么关系？日本是否讲和，又同俄国事情的轻重利害有什么关系？可是那些只会作表面议论的人，动辄说结清琉球案件就能联合日本，联合日本就能分散俄国的势力，可以说是完全不明白事理。何况把后果推到极端，琉球案件一旦了结，祸患就会延及朝鲜；日本条约一旦修改，势头还会蔓延到巴西等国。为什么这样说呢？俄国派遣海军将领和兵船，麇集在长崎，又像蚂蚁一样屯驻海参崴；整军出动，必然不会空手返回。如果我们采取弦高冒充使者以阻止秦军的办法，俄国就会采取孟明视灭亡滑国的谋略。朝鲜的永兴湾，早已被俄人垂涎。我们还希望中俄结成盟约，朝鲜作为我国属国；到那时可以命令朝鲜同各国订约通商，借此排解纠纷、消除困难，而俄国也会鉴于中国竭力保护琉球，或许收敛贪图之心。过去普鲁士以宗室王族继承罗马帝国，首先破坏巴黎和约，各国都置之不理。于是俄国开始染指黑海，英国责问它，俄国反过来质问英国为什么宽恕仇视俄国的普鲁士，英国无言以对。如今我国如果轻率了结琉球案件，俄国便有先例可以援引，中国将无话可说；俄军夺取高丽，就会像热水泼在雪上那样容易，而其势力又会日益逼近关东，这不只是唇齿之间的忧患，实在是心腹大患。祸患延及朝鲜，中国的边疆事务就更加紧急了。自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受到西人的欺侮，屡屡订立城下之盟；所定条约多是凭借势力胁迫欺凌，基本都超出国际公法。只有日本、巴西等国，在天下无事时同中国订约；当时中国对外国事务稍有了解，前有曾国藩主持，后有李鸿章争取，才把利益均沾一条驳回。既然已经借此开了头，他们未尝不想乘机寻找便利，由弱国逐渐推及强国，在无形中暗中转移、改变局势。如今日本首先冲破藩篱，巴西等国必定也会环视而起，中国将用什么来应对？势头蔓延到巴西等国，中国的财力就会更加枯竭。就日本近来的事情来说，政府中的萨长两党不和，民党又倡议召开国会，以此同政府抗争；广泛张贴匿名揭帖，企图伺机借外患发动。日本君臣惶惶不安，早晨还不知道晚上会怎样，国内事务混乱到这种程度。全国按制度编制的军队才几万人，分布在六镇，兵力更加单薄；用来压制叛乱苗头尚且不足，军力匮乏到这种程度。近几年借民间债款三千余万圆，借英国债款二千余万圆，最近又以关税、铁路作抵押借外国债三百万圆，却不能立即得到，财力困窘又到了这种程度。与日本结盟，不足以帮助我国抵御俄国；同日本断交，也不足以帮助俄国进攻我国。假如我国的大势是内政清明、将相和睦，同日本相比有天壤之别，那自然不必多说。即使只论兵力、财力，用来抵御俄国，或许应当竭尽全力支撑；用来抵御日本，则实在绰绰有余。现在正因俄国之事筹备防务，从南、北洋征调军队和将领，耗费已经十分巨大。既然希望同俄国乘机周旋，就可以把这些力量留下来用于防备日本。这是我们在俄国方面有所损失，却仍可从日本方面得到补偿。

译虽然眼下铁甲舰、冲锋舰还没有购齐，水师尚未建成，水道沙线也未熟悉，仍不能大张旗鼓地调动六军，以谋恢复琉球，作为取威定霸的举措。但我方不能前往，敌寇也不敢前来，不如暂时采用羁縻、拖延推诿的办法。日本去年就是用这种办法对待我国的，如今我国不急于同它谈判，它又有什么借口呢？而我国则专心处理俄国事务，等到与俄国定约以后，凭借尚未撤出的防兵，等待即将造成的战舰，先造声势、后付诸实际，同日本相持。如果日本能够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愿意恢复琉球，遵守旧约，这就是不战而使对方屈服。如果它不答应，就闭关绝市，使它陷入困境。日本商人以海鲜为主要商品，专门卖给中国，每年靠此获利；如果中国禁止同它贸易，它势必坐困。华商在日本也停止贸易，那么日本的关税收入就会骤减，纸钞也无法流通，而且还担心华商聚集起来煽动变乱，内部无暇自顾，必定急于求成。这样仍不答应，就以主持正义为名出兵讨伐，给它以打击。三五年以后，我军更加精锐，武器装备更加完备，以恢复琉球为名，向中外宣示，沿海各镇分路并进，乘其漏洞、攻其弱点，多次出兵，日本必定会屈服。这是中国自强的开端，也是洋务转折的关键。否则，一旦此案结案，琉球的宗庙社稷就被斩断了；一旦修改条约，中国的防线就溃败了。俄国拿伊犁作为诱饵，诱使我国修改条约；日本又拿一座荒岛诱使我国修改条约。这就成了我国同日本结好以防俄国，却再次受到日本欺骗；日本乘俄国制造的嫌隙来挟制我国，反而坐享其利。一个月之内，北方已经受辱，东方又受到压迫，国势靠什么支撑，国威靠什么振作？这正是臣捶胸扼腕、不能不痛切向上陈述的原因。恭请一面下敕总理衙门，命其同日本使臣暂缓决定议案；一面将臣的奏疏秘密寄给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详细讨论后上报。是否妥当，恭请圣上鉴察。日本议结琉球案件牵涉修改条约暂应缓允疏（附请调岑毓英督办台湾片） （光绪六年）李鸿章 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臣李鸿章跪奏：日本议结琉球案件牵涉修改条约，暂时应当缓办允准，遵照圣旨切实妥善筹划，恭敬地上折请求圣上鉴察此事。

译臣私下接到军机大臣秘密寄来的文书，得知十月初四日奉到上谕：此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报，正在议结琉球一案；又据右庶子陈宝琛奏称，琉球案件不宜仓促结案，旧约不宜轻易修改。经惇亲王等斟酌议论，认为应照总理衙门所奏办理，等等。钦此。由此可见圣明君主在治理远方事务时审慎周详，虚心采纳意见，不厌其详，臣不胜敬佩。从前中国同英国、法国两国订立条约，都是先经过战争，后用和约解决。由于受到它们的胁迫，又兼受蒙蔽，所定条款吃亏太大，往往有超出国际公法范围的地方。后来美国、德国以及荷兰、比利时等小国相继来华订约。当时中国对于涉外事务的利弊还没有认真研究，往往把利益均沾一条列入约内。一国得到的利益，各国安坐着共同享有；一国提出要求，各国就群起帮助它，于是联合起来谋害我国，形成了牢固结合、难以解脱的势头。同治十年，日本派使者来请求订约，曾国藩建议应删去利益均沾一条。到臣同日本使臣伊达宗城往返商订时，又写明两国商民不准进入内地贩运货物，限制稍微严格一些。此后日本多次想翻悔，均被驳斥。从此以后，秘鲁、巴西订约也稍有不同。实在是因为内政同条约彼此相为表里，如果动辄受到外国人的牵制，中国就永远没有自强的日子。近来听说各国驻京公使遇到事情常常共同商议，唯独日本不能参加。它们尚未联合成一股力量，未尝不是因为条约略有不同。至于内地通商，西方人主要购买丝绸和茶叶，资本比较雄厚，也稍微顾及体面。日本靠近东部边疆，文字语言大致相同，日本人又贫困窘迫，贪利而不知羞耻，一听说有这个先例，势必纷纷前来同我国百姓争利，甚至包揽商税，做违法犯罪的事情。明代倭寇兴起，就是由于失业商人勾结内地奸民，因此不能不防微杜渐。这就是议论修改旧约时应当斟酌的情形。琉球原有三十六岛，北部九岛，中部十一岛，南部虽有十六岛，但周围不到三百里；北部中有八岛早已被日本占去，只剩一岛。去年日本废灭琉球，经过中国多次据理交涉，又有美国前总统格兰忒从中调解，才有割岛分属的说法。臣同总理衙门书信商议，认为中国如果分得琉球土地，管理起来不方便，只能把它归还琉球人，也就是替日本作打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结局办法。当时还不知道南岛贫瘠荒凉。今年二月间，日本人竹添进一来天津谒见，说其政府的意思是，拟将北岛、中岛归日本，南岛归中国。后来又增加了修改条约一节。臣认为它把琉球事务同条约混为一案，显然是有所挟持而提出要求，便用严厉言辞斥责它，丝毫没有宽容。臣曾将笔谈问答的两个片段抄送总理衙门备案。不久听说日本公使宍户玑多次在总理衙门催促结案，明知中俄条约还没有定下来，意在乘此机会占便宜。臣愚见认为，琉球刚被废除时，中国因为关系国家体统，不能不赶紧据理交涉；如今俄国事务正紧迫，中国的力量暂时难以同时兼顾，而且日本人要求很多，答应它就会使我国受到重大损失，拒绝它又会多树一个敌人。只有采用拖延这一办法，最为合宜。因为这是日本理亏、我国有理的事情，日本绝不可能因为中国暂时不追究，就反过来寻找衅端。等俄国事务结束后再处理琉球案件，到那时力量专一，形势自然增强。近来接到总理衙门来函叙述日本所议之事，臣因传询在天津的琉球官员向德宏，才知道中岛物产较多，南岛贫瘠偏僻狭小，不能独立；而且琉球王及其世子，日本又不肯释放归还。于是臣立即写信同总理衙门商议，认为此事可以缓办就缓办，希望避免后悔。这就是议结琉球案件时应当斟酌的情形。臣接到寄来的谕旨，才知道局面已经形成，不便再改变；而陈宝琛、张之洞等人又各有陈奏，正在筹划妥善保全的办法。恰好接到出使大臣何如璋的来信，并抄来他寄给总理衙门的两封信，其中极力陈述利益均沾以及内地通商的弊端，言语多很切实。他又说，询问琉球王得知，如果把宫古、八重山这些小岛另立一个王子，不仅王室不愿意，全国臣民也绝对不会服从。南岛土地贫瘠、物产微薄，过去隶属中山，政令由当地人自行管理；如今想把它整个交给琉球，而琉球人反而不敢接受，我方的办法也就穷尽了，等等。臣考虑，中国重视的是保存琉球的宗庙社稷，本来并不是贪图它的土地。如今得到南岛来封给琉球，而琉球人不愿接受，势必不得不派员管理；这既有先讲义理、最终谋利的嫌疑，也免不了替日本人分担谤议，而且用有用的兵饷守卫这片荒凉不毛的土地，劳费自然无穷；道路遥远，音信隔绝，实在孤立危险，令人忧虑。如果害怕劳费而放弃不守，正好落入日本人的奸计；而且还担心西方人占据那里，经营开发，扼住我国太平洋的咽喉，这也不是中国的利益。这样看来，即使不议论修改条约，只把南岛分给我国，也恐怕进退两难，留下后悔。如今日本又提出修改旧约，假如它能够最终释放琉球王，把中岛、南岛交给中国，使琉球重新成为一个国家，那么利害还足以相抵，或许可以勉强答应。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日本享受利益，而我国承受祸害，并且连我国在内地的利益也一并丧失，臣私下认为不可接受。臣反复推究总理衙门及王大臣的意思，他们原本是担心日本同俄国勾结，不得不审时度势，联络邦交，确实属于老成持重的见解。然而日本帮助俄国的说法，多出自香港日报以及日本人的喧嚷叫嚣，议论者没有察明真相，便想联合日本来抵抗俄国，或者想暂时答应日本以换取商务利益，这些都不十分合乎事理。据查，陈宝琛奏折中所说日本军队少、军饷缺乏、债务累累、党人争权，已无暇自顾；日本人像害怕老虎一样害怕俄国，而且本性贪婪狡猾。中国即使同它用甜言厚利结交，一旦中俄发生冲突，它一定会背弃盟约而追逐利益，这些都在意料之中。

译何如璋接连来信，也多次说日本外表强大而内部空虚，内部变乱将要发生；让步，它不能帮助我国；不让步，它也不能为难我国，这确实是准确的论断。因为日本近来的形势，只能允许俄国借用长崎停泊军舰，并供应煤炭和粮食；它大概是贪图俄国的利益，又害怕俄国的强大，似乎不是中国的力量所能禁止的。哪里只是日本一国如此？就是英国、德国各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也都将窥伺俄国发生事变，调派军舰，名义上说是保护商人，实际上没有不想借机渔利的。俄国事务能否解决，实在关系全局。俄事解决，日本及各国都会收起用兵之心；俄事没有解决，日本及各国就会萌生诡计。与其向日本多次让步而日本不能帮助我国抵抗俄国，不如我国既失于日本，又将失于俄国；还不如稍向俄国让步，我国因此可以借俄国来威慑日本。俄国同日本的强弱相差百倍；若论道理曲直，日本对我国的侮辱尤其严重，但议论者的谋划却似乎相反，臣实在不能理解。至于江苏上海、浙江宁波、福建福州和厦门，都是各国通商口岸，日本即使想来骚扰，既没有这样的兵力，也没有这样的军饷，必定不敢得罪西方人。只有台湾孤悬海外，地势险要、物产丰富，长期被外国人窥伺；如果经营治理得当，也足以控制并屏护东南地区，应请朝廷的谋划特别加以重视，逐步经营，收取成效。中国自强的计划，无论俄国事务能否迅速解决，都不能有一天稍微松懈，实在是因为洋务越来越多而越来越难办，外来侵侮接连不断而没有穷尽，不能不顺应时势振作起来。臣先前奏请南北洋总共购买四艘铁甲船，其数目绝不能再减少；所请求拨付的淮商捐款一百万两，户部只准议拨四十万两，缺额仍然很多，应请下旨命令全部拨给各省关额所应拨的海防经费。先前已经奏明要严格制定处分章程，但仍未按数筹集解送；如果再拖延敷衍，臣还准备请旨严催。水师、电报各学堂也已经陆续创办，几年以后，船舰器械齐备，水师训练完成，声威既然壮大，即使不必渡海远征，也不是没有远征的装备。日本嚣张的气焰应当会因此稍微收敛，各国轻视侮慢我国的苗头或许也能逐渐消除。总理衙门又担心日本向内地运货，蓄谋已久；一旦修约，期限到了，它必定极力请求利益均沾，或者只谈修约、不再提琉球案件，恐怕连南岛也会因此丧失。臣愚见认为，南岛的得失无关大局利害；两国修改条约，必须彼此商议，绝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实行自己的意志。日本如果一定要取得利益均沾的好处，假如它也能给中国以大的利益来抵偿，并非不能允许。如果只是我国付出而没有回报，一味贪求，这就应当内外共同坚持，不能答应。臣再三筹划考虑，除了管理商民、更改税则两条尚未订定，应该等日后斟酌议论以外，关于琉球案件的条约及附加约定，曾声明由皇帝亲笔批准，并在三个月期限内互换；臣私下认为，期限届满时，准许或不准许的权力仍在朝廷。此时宜采用支吾展缓的办法，专门等待俄国事务的消息，以区别轻重缓急。等三个月期限届满，如果俄国议约尚未成功，而和平局面可以预先确定，日本前来催问换约时，或者同它商议延长期限，或者再交朝廷议论；如果俄国事务在三个月内已经议结，则拟请下旨明确指出不能批准的理由，向日本使臣宣布。比如臣坚持上奏，言官谏诤，以及日本不能释放琉球王，都同中国的本意不合，这些都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它。臣料想日本人未必立即敢于决裂；即使想决裂，也还不会造成大患。圣明诏令既然责成臣统筹全局、切实陈述，臣不敢因为朝廷先前已经议准，就曲意为之回护，也不敢务求过高的议论，导致事情难以实行。如果按照以上办法办理，总理衙门似乎没有什么为难之处。所有遵旨妥善筹划的缘由，臣谨恭敬地通过驿站五百里加急秘密陈奏，不知是否妥当，恭请圣上鉴察。再者，台湾一岛孤悬海外，形势险要而辽远，物产丰富；对内可以屏护福建、广东、江苏、浙江诸省，对外可以控制日本、琉球、吕宋诸岛。即使泰西各国的军舰、商船从西南洋驶来，也必定经过台湾、厦门之间。所以谈论中国海防的人，应当把台湾看作第一重门户。自同治十三年日本派兵侵逼台湾生番以来，前任督臣沈葆桢才开始议论开辟后山番地，并奏明由巡抚渡海到台湾督办。前任巡抚臣丁日昌又详细陈述经营台湾的办法，措施安排颇有远大谋略；但自从丁日昌因病离职，台湾事务便逐渐少有人研究。自改为督抚轮流驻扎以来，两年中没有听说有渡海到台湾的举动，事先没有做好筹划，怎么能够消除外患、挫败敌人的谋略？臣曾说，东洋一旦有事，台湾、澎湖实在处于要冲。该省督抚在内地必须任用懂军事、有威望的重臣，随时亲自到当地，根据形势筹划布置；何璟勒、方锜虽廉洁谨慎有余，但才能谋略不足。据查，贵州巡抚岑毓英功勋向来显著，不避艰险，坚忍耐劳，足智多谋。倘蒙朝廷重视海防，将他调任福建，授予办事权力，令他督办台湾防务，仍依照春夏驻省、秋冬驻台的旧例，就地设法筹措军饷、训练军队，时间久了必定会有成效。这位巡抚对于洋务虽然阅历较少，但近来意气渐渐平和；自从滇案受到英国人的忌恨后，也知道事情关系全局，不可轻率鲁莽。圣明君主时常向他显示刚柔缓急的适宜，他应当能够虚心体会，锻炼成为边疆人才。至于勒、方锜，办事条理严密，似乎适合在贵州处理地方善后事务。臣因为日本的奸谋难以测度，台湾防务关系重大，不敢不献上愚见。是否妥当，谨附片秘密陈奏，恭请圣上鉴察。复奏琉球案件及日本条约疏（光绪六年）张树声、裕宽 两广总督臣张树声、广东巡抚臣裕宽跪奏：琉球案件不必急于议结，日本条约不便牵连办理，应当缓办允准，以求不留下弊端。谨遵圣旨切实复奏，恭请圣上鉴察。

译臣等私下于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七日接到军机大臣秘密寄来的文书，得知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奉到上谕：此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议结琉球一案，又据右庶子陈宝琛奏称，琉球案件不宜仓促结案；经惇亲王等斟酌议论，认为应照总理衙门所奏办理，等等。钦此。由此可见皇上的谋划在于安抚远方，不拒绝听取卑微意见，务求制定万全之策，臣等敬佩不已。臣等私下认为，日本贪婪狡猾、蛮横无赖，虐待琉球而害怕俄国；它的力量不足以帮助敌寇，本性也不能靠恩惠笼络。李鸿章、陈宝琛等大臣已经说得详细、考虑得周密了。至于割让岛屿来结案，结案又牵涉修改条约，其中的道理和形势都很清楚，皇太后、皇上可以安坐作出决策。琉球自明朝初年尚巴志消灭山南、山北而兼并中山之后，恭谨服事中国；一姓相承，直到今天没有改变。宫古、八重山都是南方边远的荒岛，也是在洪武年间才开始隶属于中山，不过每年修贡进贡而已，同三省所属府县那种近在天子统治之下、穿官租、食官税的地方不同。如今中山灭亡，另外援立尚氏后裔，把他安置在两岛之间；他同当地土人之间就像枝指与骈拇一样，彼此不能结合。若要建立国家，武器、军队和赋税都没有办法经营；日本在旁边窥伺，覆亡危急可以等待了。琉球国君既然是中国所扶立的，仍是中国没有解决的事情；眼下暂且谋求收束，后患正会无穷。日本无故灭亡琉球，中国以大义同它争论；日本理亏、我国有理，我国不主动同它决裂，它就难以向我国挑起事端。争论虽然没有结果，终究还保存着日后恢复琉球的基础。割让岛屿而使琉球不能自存，就是斩断中山的祭祀。这说明仅仅割让两岛来结案，是处理琉球案件的错误办法，道理很容易明白。日本通商章程第三十二款规定，两国既已确定章程，以后如果双方都愿意重新修订，应从互换条约的年份起，以十年为期限，可以先行通知对方，再会商斟酌修改。如今已经将近十年，原本可以通知商议修改；但我国如果给日本利益，日本也应当用利益来偿还我国。如果一个国家只想独占利益，就同修改条约的本义相违背了。何况琉球一案同中日通商毫不相干，正如风马牛不相及。日本既然俘虏琉球国王、占据琉球土地，因为中国责问，才拿两座无关紧要的小岛来搪塞。中国有什么亏欠日本的地方，日本对中国又有什么恩德，却反过来想责备中国修改条约呢？日本像鲸吞蚕食一样不停扩张，又想乘我国危急之时获利；我国不能使已经灭亡的国家复兴、不能使断绝的宗祀延续，反而又给日本利益，五洲万国中大概从未见过这样的事。琉球案件和修改条约这两件事，绝不能牵连在一起议论办理，道理同样很清楚。从前洋务刚开始时，同各国订立和约，当时负责其事的大臣多不熟悉外事，加上太平日子久了，武备空虚，所定条款都是通过欺骗、蒙蔽和胁迫形成的。大多不合情理，却又受到形势束缚。从那以后，中国研究交涉的利弊，制造船舰、修筑炮台、训练军队、整顿武器，为求自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衡量德行和力量，中国虽不能同欧洲争雄，也不至于受制于日本。况且俄国以伊犁诱使我国订约，还可以说是替中国收回已经丧失的土地；如今把它交还中国，中国不能没有报答的情谊。日本以琉球案件要挟我国修改条约，又有什么可说的理由？没有理由却顺从它，恐怕难免削弱中国的气势，助长西方人的野心。这就是说，即使撇开道理只谈形势，割岛改约也不可委曲顺从，道理尤其明白。自古列国交往，往往凭机智、欺诈和武力互相取胜，总要看如何应对。日本灭亡琉球已经涉及两年，中国多次同它据理力争，事情拖延不决；如今正值俄国事务尚未定下来的时候，日本急忙催促，窥探我国的隐情，不能不担心中国或许同俄国修好，日本就可以乘我国防备俄国的力量来问罪于日本。这是它借题发挥以满足极大欲望，或许也是时局紧急后才来求取利益。如果说姑且满足它的请求，以此联络邦交，恐怕正好中了它的奸计。推究后果，必定会像陈宝琛所说，祸患延及朝鲜，形势蔓延到巴西等国；又会像张之洞所说，环绕海洋的各国接踵仿效。当时李鸿章同日本订立修好条规，对于利益均沾一条极力坚持，不肯答应，确实如王大臣等所说，办理颇费苦心。这次同巴西订约，也有许多地方是中国努力争得地位的。此后各国修改条约时有据可辩，未尝不是使我国由弱转强的根本。区区日本却想一下子把这些都抉取而去，从此虎视眈眈、逐步逼迫而来。外国人全都争夺利益和便利，中国没有不吃亏的；百姓怎么能不贫穷，国家怎么能不困顿？天天讲求自强仍嫌不足，一件事自我削弱却绰绰有余。这是利害的关键，不能不深思熟虑。总理衙门及王大臣等衡量敌情、审察时势，持重应变，确实是老成谋国的办法。臣等忝居疆臣之职，也不敢鲁莽草率；只是想到俄国和日本的强弱相差悬殊，如果俄国条约出现转机，中国也应有自己的处置办法。如果日本一意孤行、索求无度，恐怕也未必能保证一定用和平方式而不用武力解决。如今日本议结琉球案件，从道理和形势看，中国都没有可供自处的办法；反复权衡利害，似乎有不能迁就的地方。总之，日本把俄国事务看作局势转移的关键；俄国局势果真发生变化，日本不会因为琉球案件已经结案就顾惜信用和道义；俄国不挑起争端，日本也未必会因为琉球案件没有结案就立即产生战意。倘有万一的忧患，或者日本竟然想施展奸谋，以北洋的力量制约它，本来应当游刃有余。广东省的海口虽然经费短缺、防备空虚，但用来抵御俄国确实没有多少把握，用来抵御日本则一定能够勉强支持。现在俄国条约还没有定下来，同日本采用支吾拖延的办法，是没有疑问的。恭请圣上审察俄国事务的时机和利害，以此掌握琉球案件的处理。已经确定的琉球案件条约以及附加约款，期限届满虽然应当互换，但批准权在朝廷；到时候即使不能直接拒绝，也可以再次召集群臣进行廷议，广泛听取各地疆臣的意见，都是可以的。

译英国戊辰年新约，因为商人会议阻挠，至今还没有互换；烟台条约议定已经超过四年，也还有条款没有批准。事情既然有先例可循，拿这个先例来办就没有什么可被诘问的；拒绝它也不怕没有理由。至于中国筹划防务，从今以后一天也不能再放松。只希望圣上的谋略广泛运筹，统筹全局，中外同心协力，务必使边疆海防险要之地有充足经费，使其有宽裕力量；要求军队精简训练，培养人才，整顿船舰武器，都形成坚定不可动摇的局势。这样做正是恢复琉球的办法，正是使日本服从的办法，也正是驾驭泰西各国的办法。所有臣等遵旨妥善议论的缘由，谨恭敬地通过驿站秘密陈奏，不知是否妥当，恭请圣上鉴察。海防水师应当灵活变通并核实办理疏（光绪七年）刘坤一 头品顶戴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臣刘坤一跪奏：海防事务十分重要，所有水师事务务必顺应时势灵活变通，尤其必须核实办理。谨遵圣旨妥善议论，恭敬地上密折陈奏，恭请圣上鉴察。臣私下接到军机大臣寄来的文书，得知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奉到上谕：梅启照奏请整顿水师，拟定各项条款，列单呈览，等等。钦此。由此可见圣上忧虑时局，广泛采纳各方意见，臣不胜敬佩。臣认为，中国自有法度，本来不同于外国；但是沿海七省绵延五千数百里，又遇到外国各国通商时动辄用军舰胁迫，那么中国沿海水师如果不认真整顿，将靠什么自立？有人说中国有海防而没有海战，却不想汉、唐以来已有楼船以及伏波、横海等名号。何况今天面对外国列强呢？详细核查梅启照所陈各条，只有第二条请求命江南机器局仿造铁甲轮船；据查该局目前正在制造枪炮、火药和弹药，事业必须专一才会精通，不必再造铁甲船，以免浪费工本。第五条请求设置海运总督；据查海运同防务没有关系，而且已经制定有固定章程，各项都很妥善，不必另设总督，以增加烦扰。第十条请求增加长江水师中型轮船；据查长江水师驻在内地，长龙舢板未必不能发挥作用，前兵部侍郎臣彭玉麟决定不用轮船，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三条都可以作为不必再议的事项。其余各条确实切中时务，能够防患于未然。例如第一条请求命令船政局仿造铁甲船。国家不惜巨款设立船政，每届都给予优厚的保举和奖励，以鼓励工匠和工作人员，本来就是希望精益求精，能够同外国并驾齐驱。铁甲船既然是海防利器，那么船政如果不以此为务，还应当以什么为务？况且中国现在已经购买铁甲船，将来年久之后必然需要修理，难道能开到外国去修吗？船政如果不预先研究办理，遇到事情一定会束手无策。船政大臣黎兆棠素有远大谋略，性情刚烈，曾对臣说，愿意再办理几年，使自己能够竭力整顿；对于铁甲船尤其用心。请下旨命令黎兆棠查明局内工匠、器具能否制造铁甲船，以及每艘需要多少费用、多少时间，由他分别详细奏报。臣先前任两广总督时，曾用洋银九万圆购买英国所设黄埔船■〈土粤〉，对于修理铁甲船很合用，似乎可以在广东设立船政分局，这样更容易办成事情。只是船政经费现在极其困难，即使先前决定制造的四只快船，也全靠南洋拨给的粤海关税款接济，已经有停工等待的危险。那么，仿造这种铁甲船的经费又要从哪里筹措？应由黎兆棠逐项查核，通盘筹划；如果力量确实不够，也应据实陈明，再慢慢制定办法。第三条所说等俄国事务妥善解决后仍要迅速购买铁甲船，是因为当时还不知道李鸿章已经购买四艘铁甲船。去年春天俄国事务刚起，各项经费都急需使用，而购买铁甲船必须等待数年，深恐缓不济急，所以李鸿章同臣谈到此事时，臣的意见很不赞成。不过外国各国正凭铁甲船称雄，难道以中国之大，反而独独缺少这种船吗？臣不敢说没有铁甲船就不能办理海防，也不敢说有了铁甲船对海防没有好处。既然已经购买四艘，足以分配部署；将来运到中国后，派驻南北洋，再配以碰快船等舰只，就可以各自编成一队。至于原拨的海防经费，不仅各省厘金项下没有按数拨足，今年南洋只收到湖北二万两，江西以新饷抵作经费银十一万两；粤海关则连应征存留的款项也拖欠解送了好几批。应拨船政的六万多两，也只报解三万两；其余任凭催促都不答复，尤其令人不解。当前海防吃紧，全靠这些确定的款项作为购买、制造枪炮船只的资金，请下旨命令该监督立即把以前拖欠的款项如数解清，以后不得再挪用，以免贻误大事。第四条请求推广招商局的船只，到东西两洋从事贸易；这样不仅可以分享外国海上的利益，也可以详细了解各国形势，联络各岛华人。臣先前任两广总督时，招商局会同众轮船前往檀香山，本来应由南北洋大臣主持，但臣认为事情可以办理，而且时机不可延误，于是直接批准了。大概就是想以此作为开端。该局后来又派轮船前往旧金山，也是逐步推行；东西两洋完全可以由此逐渐发展，实在不必指定哪一艘船。臣所担心的是，该局总办道员唐廷枢、徐润为人都很老成，但气魄格局还小；而且归还公款以后，资本也很薄弱，未必还能继续扩充。治理财务本来就不是容易说的事，刘晏是唐朝名臣，还以转运财赋著称，何况要远渡重洋，经营贸易获利呢？臣愚见认为，应当有一位大有力量的人驻局主持，唐廷枢、徐润从旁协助，仍然用巨额资金资助它，使其能够施展。使用钱财就像使用军队，分配数额明确，投入越多越有益；每年盈余所得，官商依章程均分，对中国的需要也会有些补益。这样既可以满足众人的心愿、堵住众人的议论，也是扶持它、保障它的办法。泰西各国凭借商业达到富强；如果贸易迁转所得全都不归公家，它们必定另有搜刮取财的办法，否则富强从哪里来？处在如今的时势，事事都想效法泰西，就不能唯独在招商局这件事上，还抱着天子不谈有无、诸侯不计多少的空泛高论。第六条请求裁减、改造海疆各种笨船；第八条请求设置外海水师提督；第九条请求命令海疆提镇训练水师。这三条彼此相为表里。臣查军队兴起以后，沿海各省笨船已经不多。就臣任职的省份来说，广东阳江、碣石、琼州、南澳四镇，有的有拖艇两三号，有的一两号，甚至一号也没有。有拖艇的地方，弁兵只领取额定军饷，另外没有薪粮。臣在广东时每镇拨给轮船一号；原有拖艇等船，虽然没有全部撤除，也不准增加。

译江南崇明、狼山、福山三镇，经过前任督臣曾国藩奏准，各自配给艇船四号、轮船一号。臣到任以后，多次议论裁撤艇船；各镇竭力请求暂时保留，说是可以用来在浅水处捕盗。但臣认为这些艇船没有风就不能行驶，即使捕盗也不适用。只是因为还没有配给轮船，艇船尚可暂时补充使用，拟等轮船制备好后立即裁撤艇船。如果说浅水处难以行驶轮船，那么每艘轮船带几只划船，也足以用来追捕缉拿。请下旨命令广东、浙江、福建查明现存各项笨船，斟酌办理。沿海水师提督本来就负有巡查缉捕外洋的责任；如果另外设置一名外海水师提督，节制沿海各省水师，恐怕发生警报时各自守着疆域，仍然呼应不灵，最终只是空占一个职位。臣愚见认为，沿海水师应当仍按旧制，各归本管提镇；等南洋购买的两艘铁甲轮船运到后，选派勇敢有谋略、素来优秀且深通驾驶的提镇大员统带，配备碰快船等船只，驻扎澎湖，授予临机处置的权力，以保障台湾为中枢；向南可以控制福建、广东，向北可以照应江苏、浙江，也可以收到地势相制、互相牵制的好处。因为南洋只有台湾孤悬于大海，四面受敌，不像各省还有险要可以扼守；得到这两艘铁甲轮船，才足以应付缓急。只是台湾一带风浪异常险恶，向来难以停船，必须在对面的澎湖下锚。这样不仅可以就近保卫台湾，即使敌人进攻福建、广东、江苏、浙江，也会顾虑澎湖的铁甲船从后面追击；而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的水师知道有铁甲船作为外援，胆气也会更加壮大。况且铁甲船吃水很深，绝不能驶入停泊在沿海各省的港口内；与其把它放在浩瀚海域，不如常驻澎湖，守卫台湾门户，作为四省援军，这更加稳妥方便，实际上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些铁甲船如果作为经制水师使用，是否应当从沿海提镇中调动两个职位，等临时再详细议论。至于海疆提镇统领的水师，有外海、内洋之分；内洋水师的舢板等船虽然不足以抵敌轮船，但洋人如果进入内洋，必定要使用划船登岸，那时舢板等船也可以攻击他们。如果训练外海水师，就非使用轮船不可。江南提督李朝斌目前统领轮船五号、蚊船四号，又经彭玉麟奏请增加兵轮十号。这些船是用于江阴以下地区防海的；等筹出款项后，再陆续制造，三镇也各自更换配给轮船，那么江南外海水师的兵力不能说不厚实，似乎还可以打一仗。广东大小轮船二十多号，都是为沿海捕盗设置的，能够同外国海军较量取胜的竟然没有一两艘。福建比广东稍强，浙江则还不如广东；应由这三省督抚大臣分别根据沿海情况，会同水师提督认真训练。臣还有一点请求：江南水师新定营制，把一万多人改为二千多人，规定有兵就有炮船，不存在没有炮船的水师，所以李朝斌统领的轮船不得不另外招募勇丁。臣在广东查明，额定设置的水师裁减后还剩一万多人，大多没有船、没有炮。有船炮的，都是另外招募的勇丁，而不是额定编制的士兵。当时臣已经汇总各案奏明，无论外海、内洋，轮船、拖船、扒船、巡船上的勇丁，一律改补为水师兵额；同时令原营水师裁去老弱三千多人，每年节省军饷六万多两。然而此外水师中没有船炮的兵丁还有数千人，不知福建、浙江两省水师是否也同广东省相似。臣愚以为，这类水师不同于陆营，既然没有船炮，便成了无用之物，似可连同官员一并全部裁撤，省下这些俸饷，用来制造轮船，另行招募精锐，定名为“外海轮船经制水师”，这也是果断的办法，可以把无用变为有用。这些原来没有船炮的水师，不能与久经战阵的勇士相比，裁撤以后，也不必担心他们滋生事端。倘若另行招募水师勇丁，却对旧有水师兵丁不闻不问，任由他们坐食糜饷，这是没有这样的政体的。因此还请敕令广东、福建、浙江各督抚大臣查明情形，酌情办理。臣在江南也立即会同水师提督、总兵，察核斟酌后施行。第七条，请严密防范东洋。臣查东洋人夜郎自大，蓄意挑衅，起初侵犯我国台湾，接着吞并琉球，又窥伺朝鲜；这种势头实在不能任其发展。然而日本不过掌握一小块土地，而且土质贫瘠、百姓贫困，如果想同中国为难，多半只是自不量力。现在中国南北洋防务都已有规模，即使倭人想要跳梁，又能造成什么祸害？何况沿海是各国通商口岸，他们也未必敢轻易肆意猖獗；但不能依赖敌人不来，而要依赖我们有办法等待并抵御敌人。古语说：“一个人尚且不可轻视，何况一个国家呢？”臣只有督促整饬沿江水陆各军，在尚未下雨时预先做好准备，以求有备无患，仰望慰藉皇上日夜忧劳勤政之心。至于防备日本与防备俄国不同，东三省本来没有其他忧虑，唯独高丽同我国唇齿相依，难免成为日本觊觎的对象；应当劝导该国同西洋各国结交友好关系，尚可彼此牵制。还应整顿军队、讲习武备，赶快谋求自强。中国救济其困窘、扶助其危难，当然只看我们的力量而定。中国沿海筹办防务，经过六七年之久，尚且不能一律整顿严密，确实做到有把握，根本原因在于苟且偷安，未能振作。有的或许只是敷衍塞责，对解决艰难毫无帮助。这些问题并不只是水师如此，也是臣和沿海疆臣应当痛下决心革除的积弊。臣谨就梅启照所陈整顿水师各条，恭敬陈述管见，恭上密折奏报，伏乞圣上鉴察。《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中 《敬陈时务疏》（光绪七年） 《宜及时自强疏》（光绪七年） 《购器开矿疏通运道疏》（光绪七年） 《请特简人才疏》（光绪七年） 《熟审边情疏》（光绪七年） 《保小捍边当谋自强疏》（光绪八年） 《通筹边备疏》（附《法人窥取越南北边片》）（光绪八年） 《遵旨会议疏》（光绪八年） 《筹拟海防六条疏》（光绪八年） 《豫筹越南边防事宜疏》（光绪九年） 《边情已亟宜定宸谋疏》（附《剖晰附陈片》）（光绪九年） 《海防紧要疏》（光绪九年） 《敬陈越事应行筹办事宜疏》（光绪九年） 《筹办闽省海防情形疏》（光绪九年） 《筹办闽防续募勇营疏》（光绪九年） 《议复许景澄条陈目前事宜疏》（光绪九年） 《筹办台防疏》（光绪十年）

译《密陈越事情形疏》（光绪十年） 《请破格重用刘永福疏》（光绪十年） 《敬陈战守机宜疏》（光绪十年） 《密陈防守兴化拔赴前敌疏》（光绪十年） 《筹划防务疏》（光绪十年） 《会议和局敬陈管见疏》（光绪十年） 《慎持和议并筹战守疏》（光绪十年） 《请早决进剿之计疏》（光绪十年） 《派营进扎前敌要隘疏》（光绪十年） 《边事宜持定见任宿将疏》（光绪十年） 《恳催后军及筹划饷械疏》（光绪十年） 《边事方殷宜筹良策疏》（光绪十年） 《覆陈密抒愚悃疏》（光绪十年） 《论和局难恃宜备战事疏》（光绪十年） 《遵议和局再陈管见疏》（光绪十年） 《请慎重和议条约疏》（光绪十年） 《奏陈敌情并设防烟台疏》（附《妥筹御备情形片》）（光绪十年） 《论法事应慎订和约疏》（附《陈法越情形另画三策片》、又《法越条约中怀叵测请详晰辨论片》）（光绪十年） 《请及时振作疏》（光绪十年） 《请力筹战守疏》（光绪十年） 《敬陈管见疏》（光绪十年） 《敬陈时务疏》（光绪七年）黎培敬 头品顶戴、漕运总督臣黎培敬跪奏：为恭敬陈述时务，仰请圣上鉴察施行，以培固国家根本之事。臣私下想到自己蒙受皇恩深重，每当想到时局多艰、外患逼迫，便忧虑得废寝忘食。此前曾不顾自己愚昧，冒昧进献浅陋意见。眼下局势幸而出现转机，正应赶紧谋求自强的策略。关于京城应当训练重兵以巩固根本一事，臣此前已经奏陈，敬请圣上阅览，现不再赘述。谨就目前的要务，大略列举六条，恭敬地向皇太后、皇上逐条陈述。一、日本应当严密防范。自道光年间海疆多有变故，英、法等国闯入内地，他们的意图只在贸易，总体上还算相安无事；后来俄国乘虚侵占伊犁，借故强行索取，是因为使臣庸劣荒谬而造成重大贻误。幸亏圣主威严震怒，能够采纳直言，命令将领征调军队，毅然决战；俄国知道恐吓威胁难以得逞，处境显露、势力屈服，于是和约很快议定。论中外大局，已经出现转机；俄国皇帝近来又被部下刺杀，更可见上天助顺不助逆，这是明显的征兆。但绝不能因此就产生轻敌之心，招致事变逐渐发生。不过，自强的策略正应顺应形势、加以引导，关键只在坚定意志、确定谋略而已。近来听说俄国的议约已经确定，日本却仍怀有诡诈的谋略，既然吞并了琉球，又有窥伺台湾的说法。臣查日本紧邻中国，其土地还没有中国两个省大，名册上的兵额只有三万二千多人，战兵只有五万多人，每年赋税收入为楮币三千五百五十二万三千多，已经向百姓征取十分之七。该国的国债，向英国借款二千多万元，向本国民众借款三千多万元，这是中外都知道的。倭人自明朝中叶以来，曾入侵苏州、浙江，经过戚继光等讨伐平定以后，已经三百年没有来通朝贡。近来日本人完全抛弃自己的学术，改为学习英国人，士人和百姓并不乐意服从。同治九年，日本来请求通商，朝廷答应了它，不久便发生窥伺我国台湾的行动，借口说生番杀害了他们的国人，企图夺取台湾土地。幸亏他们内心畏惧我军威势，外部又受到舆论压力，于是驯服地接受议和。但他们觊觎的心思，没有一天忘掉。琉球世代奉行朝贡，竟被日本灭掉，日本肆意轻蔑我国，这种情形实在难以容忍。从此朝鲜的形势也都岌岌可危。臣查日本箱馆岛以北有小长岛，同俄国边界相连接，俄国垂涎那里已经很久了。谁知道这不是俄国人暗中唆使日本，使它同中国制造事端：既借此试探中国，满足其窥伺破绽的心理；又或者想暗中损害日本，以期坐收渔人之利。日本距离登莱和吴淞口，都不过二千里，不像英、法等国那样远隔重洋。一个小国尚且敢于横行放肆，各国都将群起仿效了。臣私下认为，这件事关系到全局，应预先作出决断，丝毫不能迁就，分寸也不容宽假。一旦发生事情，就用防俄的兵力同它决战；我们不先挑起战端，只专门应战，军队以是否正义来判断强弱老少，必定可以战胜它。又听说日本使臣宍户玑回国以后并没有见到国王，也没有被授予其他职务，满朝都在私下嘲笑他，因为他在中国时没能妥善解决琉球案件。这样看来，日本似乎也有悔恨招致灾祸的心思。何况如果它敢于深入我国，那么我们就用轮船从登莱、吴淞、台湾分三路直接捣毁它的巢穴。日本没有险要可以扼守，所能依靠的只有海洋；自从轮船往来以后，海上的天险早已失去作用。只有神户岛入口处有两座炮台，现在也大多废弃损坏。横滨到东京，陆路只有八十里；水路则轮船可以直达品川，距离外城约三十多里。做到知己知彼，日本又凭什么依仗而不感到恐惧呢？这次行动如果成功，各国都应当收敛退缩。以后各国如果在条约之外稍有要挟，一概严词拒绝。譬如民间富裕人家受到地痞欺凌，便联合起来同地痞打官司；富人奋然自立，打一场官司获胜，其余地痞都会收手退却。这正是形势和时机不可错失之处。伏请秘密敕令有关文武官员，严加准备，积蓄全部力量等待敌人，这样应当可以一劳永逸。一、台湾应当做好防备。台湾从古以来不与中国往来，明朝末年荷兰人进入并占据那里，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后占有台湾。本朝初年平定海疆，才设置郡县。台湾土地本来肥沃富饶，一年可以收获三季，福建、浙江、两广都依靠它的粮米；不只是日本垂涎，其他各国也垂涎已久。只是没有谁敢首先发动兵戎，姑且唆使日本人先行发难，以试探中国。倘若日本得逞，各国也一定不会容忍。此前督臣沈葆桢在台湾治理军务，开辟设置一府三县，移置一厅，并奏称生番地区可以继续开垦；又奏准令福建巡抚每年分出六个月驻守台湾，因为台湾是海南的军事重镇。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听说继续开辟，不知有无阻碍，难以凭空推测。如今日本已经暴露诡诈图谋，更应以全力加强防备。请敕令福建巡抚驻扎台湾，不必拘泥于六个月为期；并令福建水师提督一同驻扎，和巡抚轮流更换。福建制造的轮船、炮械，应酌情拨运到台湾，交给巡抚、提督所属两标认真操练。台湾是整个福建的门户，在内堂抵御贼寇，不如在藩篱处抵御贼寇，这是确定的道理。至于生番地区，仍请责成巡抚、提督察看实际情形，增设郡县，使外国人知道我国全力集中于台湾，自然可以杜绝他们窥伺的打算。

译一、盛京应当训练军队。我朝在辽东兴起，东三省实在是国家根本。那里北接俄罗斯，康熙年间曾经划定边界。如今俄国人越过边界，已经抵达珲春，那么吉林、黑龙江、宁古塔、三姓、打牲、伯都讷、墨尔根、齐齐哈尔、阿勒楚喀等地，都应当严密防守。臣查东三省一向号称有劲旅，本朝初年的武功超过古今，但承平日久，恐怕已经不如从前。自从兴兵以来，像将军都兴阿、多隆阿等人，都凭索伦马队、步队建立奇功，成为当时名将，可见军队随着将领而变化；得到合适的人统帅，营垒就会焕然一新，旌旗也会立即改观。因此应请下旨责成盛京总督、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及各副都统，挑选精锐，选拔将才，切实训练，形成能够统一节制的军队。原有边墙，应当分区修筑；同俄国边界相连的地方，尤其应选择险要，多修筑堡寨，务必使其固若金汤。至于旅顺、牛庄等海口，直通外洋，距离朝鲜很近，距离日本也不远；去年俄国人曾经要挟，声称要封锁海口，虽然只是虚言，终究应当严加防范。请仍按照乌鲁木齐设置提督、巴里坤和伊犁各设置总兵的成例，特别设置盛京水、陆提督各一员，增设标营，与各将军、都统互相辅助；仍将福建、上海制造的轮船拨归他们兼管，选练水军，驾驶巡航，往来于登莱、天津等地，以期熟练。臣查奉天所属宁海县西南海中，有皮岛、广鹿岛，明朝总兵毛文龙曾经在那里开镇，这就是所谓的双岛。水军提督应当建立行署，轮船常驻那里：一方面防卫盛京，一方面牵制日本；各商船往来辽海，也可由我国水军加以稽查。至于陆军，湖南提督鲍超所部一向以敢战著称，现在驻扎乐亭，纪律比从前更加严明。臣愚以为，应立即调任鲍超补充新设的职位。因为他的声威长期显著，足以震慑外国人；他的部队又号称善战，更足以使三省健儿共同得到观摩学习的好处。盛京是国家根本重地，北面防备俄国，南面牵制日本，有时还可以支援天津，水陆调动都很便利。就眼下情形来说，增设提督标营，似乎是顺应形势、借势推进的急务。一、钞法应当酌情实行。咸丰初年曾经议论发行钞票，但发行钞票却失去了钞法的本意，难怪它同大钱、官票一样都无法流通。古人实行钞法，只准许以银为标准而不直接发行银；从前错误地议定发行银票，这是必然走向困窘的办法。现在请仿照古代钱币遗法，使用缎质而不用纸质，敕令户部精心制造黄缎朱文钞银二千万两，分为五两、十两、五十两三等；以二千万两为固定额度，不许议论增加。增加过多必然贬值，而且必然阻滞流通。只是每十年更换一次，更换办法只是在票钞发行时，将已经破旧腐烂的兑换销毁，以显示简便。从奉旨发行钞票之日起，凡是发放款项、收取款项，一律搭收二成；应当收取的钱粮税课，也一律搭收并解送，没有钞票的不予收取。这样钞法就可以实行了。有人说，没有银子作本钱的票据、没有田产作凭据的券契、没有盐和茶作保证的引票，谁会相信它呢？却不知道古代钞法就是同银钱并行；如今解送款项准许搭收二成，就同现银没有区别，而且便于轻装携带，形势尤其便利。现在富商发行的店票，尚且有几十年不来取银的，因为相信它可以使用。难道朝廷的权力反而不如商人吗？宋朝使用交子、会子，仍然命令持票取钱，正是因为沿袭了以前的弊病。元朝、明朝使用钞票，都是以银作为标准而不直接发行银，已经取得了成效。西洋人最精于谋利，英国现在使用票钞，金额从五枚金洋起，直到一千、数百万，名叫“班克比拉”。日本的租税也全部收取楮币。难道外国能够实行，中国独独不能实行吗？如今不许滥行增加，只以二千万为固定额度；让这二千万在上下之间流通周转，财政力量就会得到舒缓。与其他项目的征税相比，哪一种所得更多，不用有智慧的人也能判断。一、吏治应当认真讲求。历来抵御外敌必先治理内部，要战胜敌人没有比自强更好的办法；而求自强必须从整顿吏治开始。因为从来没有民心丧失而国势还能强盛的，也没有吏治腐败而民心不会丧失的。各省督抚由圣上亲自裁定，首先应当极其公正、极其谨慎。督抚任用得人，司道官才会任用得人；司道官任用得人，守令才会任用得人。上自大法，下至小廉，无不具有震动警醒、恭谨奉职的心意。这是自强的根本。何况外国环伺，耳目伸得很远；用人得当，就足以使他们大为心服，暗中消除他们轻侮中国的气焰；用人不得当，他们口头诋毁、内心腹诽，反而会助长他们轻视朝廷的心理。所以今日用人尤其应当谨慎。至于道府、牧令、佐贰和杂流官员，靠劳绩、捐输候补的，每省不少于一千多人；事务少而人员多，连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即使已经任用为知县，也有二十年不能补实缺的。不得已才制定委署一年更换的章程：凡代理任事满一年，立即撤换。地方利弊刚刚显露端倪，任期却突然届满。既然存有“做五日京兆”的心态，谁还会把兴利除害放在心上？吏治败坏，有一半是由此造成的。只有厘金、保甲、督销等各局的差委官员，或由士绅充任的委员，有的十几年都没有更换。其中苦乐也显得不均。如今讲求吏治，应请敕令各省督抚：凡候补人员，都要认真考试，不必全部列入等级；仔细甄别，也不必全部上奏留用。对于才能出众、资格较前的人，可以酌情委署和轮流委署并用；凡实缺官员到省，必须命令其赴任，或者调任代理其他缺，以考察他的才干如何；不称职的予以罢免。委署人员如果确实能够尽心办理民政，经访查属实，就不必拘泥于一年期限；如果其政绩卓著、勤勉廉洁、民众爱戴，准许由藩司详细请示督抚，遇有缺额，即专折奏明，请求特别下旨补授，不遵循成例，破格提拔任用。这样或许可以使人心受到鼓舞，使仕途免于壅塞；在澄清、整顿官吏秩序的过程中，仍然体现慎重选用人才的意思。至于各局差委人员，可酌定一年任期，这是为了调剂候补人员、借此取得历练，也应通令各地遵照实行。

译一、鸦片应当禁绝。危害人的东西很多，但从古到今，没有比鸦片毒害更大的；耗费财力、削弱军队，还只是较浅显的说法。任由它的毒害蔓延下去，不达到使天下人类全部受到毒化的程度就不会停止。起初是愚昧的人嗜好它，如今聪明人也都嗜好；起初是富贵人嗜好，如今贫贱人也嗜好。鸦片在中国的传染几乎已经遍及各地，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就将同它一起被毒化了。因此谈论今日的天下，如果不禁鸦片，那么纪纲法度都无法施行，礼乐政刑也都难以过问；这并不是说得过分。自历代圣明君主以来，鸦片一直悬有禁令；道光年间，曾把吸食鸦片的人按死罪论处，已经是深恶痛绝了。可是当时疆臣误国，把敌寇引进门来，使我国处于不得不放松禁令的局势。近来甚至还征收鸦片税银，市场上三家之市，必有烟馆以及招牌写着“包煮公膏”“广南土栈”等店铺。过去要判处死刑的事情，如今竟然毫不觉得奇怪了。追究其中原因，实在是因为贩卖鸦片的是英国人；他们既不遵守禁令，形势就终于难以禁止。如今上天启发他们内心，英国人已经早就愿意禁绝鸦片。大概是他们知道自己本来就是祸害的首倡者，又因为中国内地种植罂粟，不能由他们独占其中利益，所以才这样做以博取美名。臣此前上折时，英国人还没有这个建议；如今既然有了这个机会，应请下旨责令总理衙门照会英国，限令从某月某日起，不准英国商人贩运洋烟进口；并严令各海关、税口的监督和各道切实稽查，不得让一丝一毫的鸦片偷入关口。然后通令各直省督抚，一律严禁种植罂粟，停止各省征收洋药税厘，不准再抽收。至于禁止吸食，应当先从内外各大臣开始，依次推广到文武大小各员弁，以及兵丁、书吏、生员、监生和平民，一律禁绝。大张告示，使家家户户都知道。既然外洋不准进口，内地又不准种植，再严格规定期限，确定奖惩，上面实行、下面效法，不用经过很久就会自然成功。总之，流毒既然已经很深，根源就应当拔除；想禁绝吸食，非先禁绝种植不可；想禁绝种植，非先禁止外洋进口不可。有人说洋药税可以补助国家用度，禁止后财政会不足，却没有想到自从兴兵以来，开放捐纳以助军饷，所得数额已经是洋药税的一百倍了。朝廷于是蒙受皇帝英明决断，鉴于捐纳的流弊，决定停止捐纳；中外欢呼，群臣百姓都仰望太平盛治。近年财政支出也没有大为缺乏，何况鸦片的危害超过捐纳弊端，岂止数倍！难道只因为可以从中获利征税，就放纵而放松禁令吗？这在于皇帝独断乾纲，使法令一定得到施行；这样培植国家元气，同停止捐纳一样，都是第一等的善政。以上六条，不敢提出高远而难以实行的事情，也不敢发表虚浮骄矜、激烈过头的言论，只是根据当前形势，顺势引导，脚踏实地，赶紧谋求自强，作为内修政务、外御敌患的方略。但总的来说，仍以臣此前奏请训练军队、巩固京城的一条为根本。可以由此推行，也可以同时一并实行。臣愚昧的意见，不知是否恰当高明，伏乞圣上鉴察。《宜及时自强疏》（光绪七年）黄元善 稽查丰益仓、四品衔、掌陕西道监察御史臣黄元善跪奏：边境争端暂时平息，正应当及时自强，恭敬上折详尽陈述，仰请圣上鉴察。臣此前因为中俄条约尚未确定，曾于上年九月间会同御史臣李振南等上奏，请求坚持确定的见解：嘉峪关以内、西安、汉中等处，万万不要准许俄国同中国通商，相关奏议已经存案。现在听说使臣曾纪泽承受朝廷指授的机宜，另行同俄国议定条约；这全是皇太后、皇上在朝廷谋划上镇定处理的结果，四海臣民都深感庆幸。只是俄国情势诡诈，和局不可过分依赖。当前闲暇之时，正是上下彼此警戒的时候。追溯自庚申年换约以来，外国虚张声势、恐吓威胁，凭借兵力相挟制的事情，何止一次？然而事情临到眼前便慌张无策，事情过去又苟且因循。后人看今天，如果又像今天看过去一样，实在令人寒心。臣这点愚诚，不能自行停止，谨就自己见解所及，斟酌拟定数条，伏乞圣明采择。

译一、官制应当略作变通。从前中俄虽然接壤，但俄国边界实际在外兴安岭以外，距离吉林、黑龙江还有几千里；外藩各蒙古也都富强，足以抵御侵侮。因此奉天、吉林、黑龙江设置三将军，彼此不相统辖，划定疆界各自防守，可以高枕无忧。如今俄国在库页岛、海参崴等地屯兵，陆路同吉林、黑龙江相距很近，彼此击柝声都能听见；海路又同日本勾结。日本西岸同高丽的对马岛相距仅一百多里。如果不在奉天设置重镇，把东三省联合成一体，高丽又完全没有援助，俄国必将肆无忌惮；将来东北一带的隐患，怎能设想。臣愚昧地拟请将奉天将军兼总督这一职位改为奉天总督，管理东三省一切地方军务，仿照内地各总督的制度，不拘满人、汉人，只要有才就任用；吉林、黑龙江两将军，以及盛京、金州、兴京、吉林、宁古塔、伯都讷、三姓、阿勒楚喀、齐齐哈尔、墨尔根城各副都统，都请统一归奉天总督考察、节制。东三省的官制，急应酌情改动。直隶提督一向驻在古北口。臣查古北口外有热河都统，内有密云副都统，都是军事重镇；而且地方安定，不需要提督驻扎，也自然可以安居无忧。山海关濒临辽海，直通京师，不能不严加防守。拟请将直隶提督改驻山海关，同天津各水师彼此相互策应，使山海关防务可以周密妥善。这是直隶官制应当适当酌情改动。日本是个极小的国家，近来却很想施展诡计，福建、浙江的海防急应认真筹办，台湾防务尤其紧要。同治十三年日本侵犯台湾时，前大臣沈葆桢曾经提出福建巡抚驻台的请求，至今还没有实行。福建有许多兵轮，近来又听说购买了铁甲舰，水师自然可以成军。然而如果没有督抚驻在台湾认真操练，遇到事变时，彼此呼应既多有不灵，指挥又怎么能立即确定？拟请选择一向懂得军务的人，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命令他们轮流驻台，一年更换一次，仿照直隶总督半年驻天津、半年驻省城的成例；一切衙署办公章程，都可以照旧不改。这是福建督抚驻扎地点应当适当酌情改动。以上三项，都同边防极有关系，而且利弊立刻就能显现；此外还有两项应当改动。中外各级官员都有职掌，唯独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除了从事文学和侍从工作以外，几乎无所事事。他们留在馆中以后，早的要十年，晚的要二十年，才能在朝廷内担任卿贰，或在外放任道府。以最优越的选拔出来的人才，年轻力壮时却闲置不用，等到年老衰颓才开始任用；反而另选杂流各班人员，让他们学习吏治和洋务，这同把粟米豆类锁在仓库里，却把秕糠奉为珍馐美食有什么不同？查考嘉庆、道光年间，本来有编修、检讨轮班带领引见、选放知府，以及派往河工学习的旧例。拟请从今以后，或每年特旨命令掌院学士把在京的编修、检讨等臣，按照资历俸次写出考语，详细注明籍贯、年龄、相貌，列成名单进呈一次，请皇太后、皇上圈定其中十分之三四，分派到沿江、沿海各直省，交给各该督抚量才任用，授予局务，随时随事考察他们的吏治、军务、洋务能力。等到历练三年后，由督抚选出十分之五六，上奏留在各省，以知府职位直接补授；遇到需要请旨任命的缺额，也准许列名单候旨选用。在尚未上奏留用以前，仍按资历俸次照常升转；到了三年仍未被奏请留用的人员，就由督抚发给咨文，回京任职。至于进士、拔贡出身，分发各部、已经奏请留用却尚未得到实缺的人员，现在也非常拥挤，拟请一并命令各该堂官写出考语，列成清单进呈，候旨圈定后分发各省，同编修、检讨等官一律办理。这样对于培养人才有益，对于吏治和洋务也有益。

译一、兵制应当变通整顿。臣私下听说，适合水战的未必适合陆战；洋人长期住在轮船上，在波涛颠簸之中两脚支撑站立，时间久了脚踝力量变得强健僵直，走险路也如走平地。如果让他们离船上岸，即使让洋人自己估量，也未必就掌握必胜的优势。庚申年天津战事，所用的都是雇募来的潮州勇士，这就是明证。如今只有把陆路额兵赶快整顿起来。除河南、甘肃、福建等省已经裁兵加饷，不必再议变更外，其余各省拟请一律照办。至于海防紧要，也应当极力振作整治，大略说来有五项：营制应整顿，粮饷应增加，防勇应裁减，海上险要应扼守，水师应精练。本朝初年修文偃武，是想在无形中消除兵患，所以营制分散；把绿营六十多万的兵额分置在一千四百多个州县之中，既没有力量过分集中或过分薄弱的弊病，也没有骄纵跋扈的忧患。但它的弊端是，充入行伍的都是肩挑贸易的小民，平时把操练当作儿戏，一旦征调，就把它看成可怕的事情，有兵和没有兵一样。如今请把分散改为整顿，命令各督抚、提督、总兵查明本省额兵有多少，裁去十分之三；剩下的七成中，留下两成充当本营各种差务，其余五成，按照各省现行防勇章程，选择本省冲要、繁忙、险要的地区，分布在三四处，命令各总兵官统领驻扎。像湘勇、淮勇那样有营官统领的部队，应专门从事操练，不准兼办其他事务；专门驻扎营盘，不准偷偷回到私宅。因为军队分散，军心就多不齐；军队集中，力量一定争相奋发。这就是营制应当整顿的意思。绿营兵饷定额本来就少，近来又按成数减发，所得更加微薄。平时衣食都不能满足，临战却要求他们拼命效死，能做到吗？查湘勇、淮勇的制度，每名勇丁每月正饷约银三两六钱，营官、哨官都有公费薪水，每营都有长夫，所以平时一心操练，生活不必另谋出路；一有事情，奉调就出发，也不骚扰地方。如今请将绿营饷章中留下、充当本营差务的两成兵员排除在外，不必增加饷额；对于聚集在险要地区的五成兵员，就加发被裁去的三成额兵饷，改按湘勇、淮勇章程，每名每月三两六钱，一律办理。这样士卒、战马都能吃饱强健，军旗也会增添光彩，或许每一个兵都能发挥一个兵的作用，不至于有名无实。这就是粮饷应当增加的意思。能够统一节制的军队不在于数量多。查现在东西两路防兵两大支，以及新调、新募的沿海防勇，不下二十万人；如果长期留在防地，每年约需军饷二千万两，哪里能筹到这样大宗的款项？如今俄国的事情既已议定，拟请陆续裁去四成防勇，发咨文送回本省，由该省督抚选择其中可用的人，借以补充绿营裁减后的空额；其余六成，除西北各地的勇丁仍按旧例留防外，天津各营勇丁自然应酌情保留大部，以捍卫京师。其他勇丁或分布在奉天等处，或分布在福建海口，形成对高丽、台湾的掎角之势。因为兵多，军饷必定供不上；军饷充足，士兵没有不勇往直前的。这就是防勇应当裁减的意思。中国沿海一万多里，各省海口都有险隘，还不是外国人专门注目的地方；唯独台湾孤悬海外，外国人觊觎已久。除在官制条目中请设置懂得军务的督抚驻扎外，北洋一带，天津以大沽为门户，大沽又以烟台为咽喉；拟请将天津海口购买的各艘铁甲舰派员统领，移驻烟台。烟台同奉天所属旅顺两岛相对，海面到了这里便收束起来；其中又有大钦、小钦、南隍城、北隍城等岛，可以屯兵、停泊船只。如果在这里连接设置哨所，不仅能够同大沽互相援助，即使营口一带也可以得到保障而无忧。倘若敌船来到天津，等他们登岸以后，就用陆军在前面迎击，用水军在后面攻击；洋人一心想用兵，看到我国分兵屯守各处要隘，他们平日桀骜不驯的气焰未必不会稍有收敛。这就是海上险要应当扼守的意思。外国用兵，以船炮为先；洋人制造的船炮，比中国的坚固锋利。谈论军事的人都主张购买，这是为了控制洋人。但坚固同坚固相比，锋利同锋利相比，制胜的关键不在于器械坚利，而在于专心运用它们。如果确实在沿海一带寻访熟悉风涛、身体强健、胆量壮大的人，优厚给以俸禄官秩，每天同他们讲解训练，时间久了便能熟能生巧；即使不能超过洋人，也可以同他们相抗衡。如果只是购买、储备船只，却没有合适的人驾驶，连火炮瞄准海滩沙线等事情也全都交给洋人办理，恐怕最终不免把用千万钱购买的东西，反而变成借敌人之力、资助盗贼的祸患。这就是水师应当精练的意思。有人说，一省额兵有一半聚集在本省各处险要之地，其余州县留下的兵不多，分汛、护送饷银、捕盗等事情恐怕不够使用。却不知道许多省外州县都有同城营汛，遇到捕盗、护饷等差事，汛弁不过照例会衔，汛兵不过照例点名，各地牧令仍须自行招募民壮来应付差务。如今把绿营由分散改为集中整顿，仍留下两成额兵充当本营各种差务，必定不会贻误事情。若偶然发生事变，催促调集各镇分领的聚集兵力，迅速赶赴，如风驰电掣，以应急需，也一定能够成功。又有人说，裁减兵额，把一二十万平日白吃钱粮的兵丁一下子置于闲散状态，没有粮食可吃，也没有差事可做，恐怕会滋生事变。却不知道各省兵籍本来就有许多空额，只要督抚、提督、总兵秘密考核，就可以查得准确数目；再淘汰年老体弱、游荡无事、技艺生疏的人，不许混入补额之中，一年之内自然可以裁去十分之二三，陆续裁减，大约二三年就能得到一半。留下的空额，或者用本省防勇借补，或者用东西两路撤防的勇丁借补；这样各省无需另设防勇，每年节省的经费就不下千余万两。用经制的饷银，训练经制的士兵，军饷既然充足，额兵一定会由弱变强；将来有事调遣，都足以杀敌建功。至于裁减勇丁、扼守险要、训练军队等各项事务，都是今日的急务，尤其毫无疑义。

译一、财政用度应当多方筹划。光绪六年春，户部上奏筹办军饷的十条办法，对于开源节流之道，指陈得相当确切；听说直隶交接任职时，已经恭敬遵照办理。上年该省藩库便积存白银数十万两，各省大臣如果都不怕触犯嫌怨，积久的陋习哪里会不能改变，库款哪里会不能充足？应请再次严令认真办理。今后各直省藩司凡升调、离任以及一切交接事项，凡本任内各州县应当解送的钱粮，都由督抚限定期限，命令催缴完毕、清楚交接后，才准启程。如果州县有所拖延，准许由该藩司详细参奏并勒令追缴，不准把问题移交给后任，以杜绝推诿卸责。倘若期限内仍不能截清，显然是催征不力，就由该督抚据实参奏。关于开垦，田地赋粮是正常财政收入；江苏等省在兵乱之后大半荒芜，所以钱粮常常不足额。近来已经平定将近二十年，但田亩仍有很多没有开垦，显然存在奸猾书吏包庇、分肥等弊端。去年浙江巡抚谭锺麟认真稽查，弊端立即显露。此外各省自然应当一律照办。厘金一项，也应设法整顿；奸商私下购买洋人护票，闯过关卡、逃漏税款，危害极大，并不是绝对不能办理的事情，应由各督抚命令各关、各道认真查禁。又，洋药曾经议定加征厘金，至今却一直没有实行。虽是中外交涉的事情，不宜操之过急，也应当同洋人切实辩论，以符合当初的议定。至于节省财用的方法，在于革除没有名目的冗费。如今冗费以兵饷为最大宗，所有裁减绿营兵额以及各省防勇人数的办法，已经在兵制条内详细说明了。至于船政、机器这一项，查俄国之事现在已经办妥，西北防务也稍稍松弛，各局应当拨给各营的器械，似乎可以立即停止。至于海防所需的船炮，目前正向外洋购买；今后机器、船政各局，哪些应当继续办理，哪些应当暂停？每年应需经费若干？不能漫无限制。拟请下令南北洋大臣，切实撙节，所有动用的数目，务必在年终详细列单，报送户部查核。又，轮船水脚这一项，按照海运章程，沙船运往天津，每石给银四钱多，原本是为了体恤商人。后来户部因为轮船初次开办，奏称采取分成搭运的办法，支领水脚，使其稍稍得到弥补等语。查轮船是官船官用，不过酌情发给薪水，使其冒险时更加奋力，与从民间雇用的沙船有所不同。而且轮船每月承运民间货物以及往来行人的脚价，数额还很可观；再加上分运漕粮，准许它同沙船一样搭运货物，体恤已经十分周到。如今每年所得的水脚银两，数目相当大。如果再让它同沙船一样领取水脚，难免不会全部被中饱私囊。拟请下令南北洋大臣认真核减，另定章程：以后轮船分成搭运，只酌情发给舵工、水手等人的薪工以及修缮银两；水脚这一项，一律提出解送户部，以充实国库的需要。况且京城内外各种冗费多得数不清。如户部每年支出不下八百万，其中可以裁减的很多，部员却不能明确指出；各直省留支的费用不下二三千万，其中可以裁减的也很多，藩司同样不能明确指出。这些都是沿袭日久、照旧办事，没有逐项推究的缘故。应请密谕各直省督抚、藩司，令他们把每年收入和支出的各项，无论大小，逐条清楚地列成清单，限一个月内专折奏报，并谕告他们：所列清单与平日题奏、咨文送达户部的数目，如果有不符，不加责问；但如果清单稍有欺骗蒙混，一经另行查出属实，就一定重治其罪。等各省奏报齐全后，即专门派军机大臣悉心考察，选择可以节省的，一律停止支出。并请下令户部、工部两部及三库大臣，令他们把上三年札库开放的各项支出，无论大小，详细列单具奏，也派军机大臣详加核查，选择可以节省的停止支出。估计中外每年节省的款项，数目必定很大，对军饷不无补益。

译一、任用人才应当切实力求。寻求人才的方法，一是选拔大吏，二是储备边疆人才，三是澄清流品。什么叫选拔大吏？督抚是司、道官员的表率。一省得到贤能的督抚，一省就能治理好；天下得到贤能的督抚，天下就能治理好。然而究竟从什么地方知道他们是否贤能呢？拟请枢臣平日不必等到臣工条陈，只要遇到各省紧要重大的事情，随时选择若干条，面请皇帝下旨，寄信询问各该督抚，令他们详细答复应如何布置、如何整顿。等到答复到达，如果大多是张扬夸饰之词，就是庸碌懦弱、昏庸无能之辈；其中有切实陈述、完全切中要害的，就保存起来不发，等到升调、更替时，再令后任复查核实。推而论之，理财用人是藩司专管的政务，缉捕邮传是臬司专管的政务，洋务是关道专管的政务，水利是河道专管的政务；不妨偶尔显示出意料之外的举措，特旨秘密询问，令他们各自充分陈述见解，或自行具奏，或交由本管上司代为奏报。这样既能集思广益，也可以通过言论看出人的才干。至于司、道官员中衰庸无能、贪恋官位的人，更应当严加清理剔除。坏苗没有除掉，嘉禾就不能生长；沙砾被淘汰，珠玉自然显出光彩。就如臬司张铣、运司王溥、何兆瀛，先后被罢免官职，议论的人都感到痛快。此外像张铣、王溥、何兆瀛这样的人，想来也还不少。应请密谕各该督抚，在年终秘密考核属吏时，所写考语不准炼成四字、八字的套话，必须把各员平日办理某事时的勤勉干练情况，以及身体状况、年龄若干，据实详细列举。再命枢臣复查核实，凡是年纪较大以及办事平常的人，一概加以屏退。今天司、道官员没有侥幸占据职位的，来日督抚中就能得到真正的人才。什么叫储备边疆人才？自从战争兴起以来，谋臣猛将接连涌现。然而过去尚未得到一命之职时，连头顶脚跟都在所不惜；如今腰间横佩黄金带，奔驰任职，又有谁来共同谋划？臣认为，与其在做官有成之后求才，不如在人才隐居未用之时求才。查曾国藩、胡林翼所推荐的人，如江忠源、罗泽南、彭玉麟等，爵位都不是向来显赫的，一经置于复杂艰难的事务中试用，都取得了成效。拟请密令各该省督抚悉心访求，选择品行卓异、通晓古今的人，酌情保举一二人，不得照例敷衍，也不得滥引私人关系，送部引见，酌量授予职衔，派往沿边一带，听候差遣。等到他们建立显著功劳，再破格升迁。什么叫清理流品？自从捐输的条例开放后，各省人员拥挤，有的请求停止分发，有的请求限制分发，却对甄别这一环节置之不理。试问各省督抚，对于试用人员，哪一个有不奏请留用的呢？人才本来就有贤能和不肖的差别，即使去留也不能完全一致。拟请从今开始，凡各省任期届满、需要甄别的人员，不许每一人单独奏报，也不许只开具“应汰”“应留”的字样；应当积累到十人后，分别写出切实考语，判为三等。一等、二等最多各三人，不得超过；其余列入三等，开单具奏，恭候批定，或留在本省候补，或回原籍等候咨文。这样仕途就能很快清肃，人才也会逐渐出现，吏治和洋务自然会蒸蒸日上。以上四条，官制是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制度，练兵是自强的根本。拟请下旨，命南北洋大臣分别议复，再由部臣酌情核议。筹措军饷一项，关系边防所需，拟请下令部臣核议；至于任用人才一项，更是驾驭属下的关键，是否可以请旨立即施行？臣是为了思考艰难、谋求容易办理的办法，不顾冒昧陈奏，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购器开矿疏通运道疏》（光绪七年）李鸿章 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臣李鸿章跪奏：为直隶境内招商购买机器，仿照西洋方法开办矿务，疏通运输道路，已经逐渐取得成效，恭敬地上折仰请圣上鉴察。

译臣私下认为，天地自然所产生的利益，是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资财。泰西各国把矿学作为重要事务，所以能够争强斗胜。英国立国于海中的三座岛屿，物产并不十分丰富，但每年出产煤、铁很多，于是富强冠绝天下。中国金、银、煤、铁各类矿产胜过西洋各国，只是风气尚未开通，精华被闭藏而没有开发。利益源泉日益枯竭。又每年支出巨款购买、使用外国的煤铁，实在是财利外流的最大宗。从前广西、平乐以及山西、湖南等省，都用土法开采煤、铁等矿，耗费工力很多，而所得较少，对大局没有帮助。近来如台湾基隆、湖北荆门、安徽池州经营煤矿，逐渐采用西洋方法。但有的因为刚开始创办，有的因为经费不足，还难以很快取得大的成效。臣在光绪元年四月间奉到寄谕，先在磁州试办，派员妥善经营。后来多次派委员前往查察，磁州煤铁运输道路艰难遥远，又订购的英国商人炼铁机器不完整，未能奏效，因而中止。后来听说滦州所属的开平镇煤、铁矿产很旺盛，臣命招商局员、候选道唐廷枢赶往勘察，带回煤块、铁石，分别寄给英国化学师进行熔炼试验。矿石成色虽有高低不齐，却可以同英国中上等矿产相比较，开采已有几分把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光绪三年八月，臣发文派前任天津道丁寿昌、津海关道黎兆棠，会同唐廷枢详细筹划妥善办理。后来据拟定的设局招商章程十二条，批令刊刻施行。等到丁寿昌、黎兆棠先后离开天津，现任海关道郑藻如又会同办理局务。查最初拟定的章程，计划招募股银八十万两，开采煤、铁，并在附近建厂炼化。后来因为招募股银突然难以达到数额，炼铁炉厂成本过于巨大，而且如果不是精通铁工的人，不能把设备安置妥当，于是先专心开采煤矿。采煤有了成效，炼铁就可以继续筹办。唐廷枢奉命设局后，勘得滦州所属地区，在开平西南八十里的唐山以南，旧有煤井很多，当地人曾开井一百多口，只取地表的煤，因为无法排水而停止。光绪四年，钻地探测六十丈，发现高品质烟煤六层：第一层厚十八寸，第二层二尺，第三层七尺，第四层三尺，第五层六尺，第六层八尺；这六层以下还有一、二层。但计算已经得到的煤，足够使用六十年，因此不再向深处探测。后来在光绪五年购买机器，按照西洋方法开凿两口井：一口用于提煤，一口用于通风、抽水。提煤井开凿深六十丈，通风抽水井开凿深三十丈。地下开挖三条横巷：一条在提煤井二十丈处开洞，作为通风之用；一条在三十丈处；一条在五十六丈处；后两条用于采煤。所有地下的横巷、直道，都同两口井相通。第一层煤质稍松，煤层太薄，预备不使用。第二层、第三层煤，两层之间只隔一尺，煤质坚硬、颜色明亮，燃烧持久，火性猛烈，蒸气容易产生，烧尽后的灰也少。仅就目前二十丈深处的煤来说，可以同东洋一等烟煤相比较；将来开采得越深，煤质越好，将远胜东洋。只是煤产出后要运到海口，销路才较广。从唐山到天津，必须经过芦台，陆路转运十分艰难。夏秋如果山水暴涨，处处受阻，车马也不够使用。因此在光绪六年九月议定兴修水利：从芦台镇东面起，到胥各庄为止，开挖一条河，约七十里，作为运煤通道；又从河头接着修筑十五里马路，直达矿区，共需银十多万两，全部由矿局筹款捐办。这不仅使日后运输煤铁等事务都更加便利，而且低洼地的水有了归处，不必担心积水成涝，本地出产的盐货也可以畅销。这一举措使商旅和农民都得到好处。所占用的土地，都按照民间价格购买。今年二月开工挖河，五六月就可以全部完工。从此中国军用、商用轮船以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必再从海外远道购买。一旦发生事情，也不至于被敌人控制，同时还可以避免利益源泉外流；富强的基础，这是第一步。据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把大致情况禀报而来，臣查唐廷枢精通西学，对于开采机器和方法、商业行情、市场价格，都详细考察、广泛研究，胸中早有成算；经营数年，规模大体已经具备。当初筹办时，臣因为事情规模宏大，难以立即完成，所以没有具奏。如今成效确实相当可观，转眼就能运煤销售，完全可以同轮船招商、机器制造各局互相配合，成为表里。煤矿开采兴旺后，炼铁也可以逐步筹划。开平局务振兴起来，其他各省的人才也一定会闻风而起，这对于国家大局关系不浅。所有直隶境内招商购置机器、开办矿务、疏通道路的缘由，理应恭敬上折陈明，恭请圣上鉴察。《请特简人才疏》（光绪七年）周德润 日讲起居注官、四品衔、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臣周德润跪奏：和议虽然已经达成，隐患却正大起来，请求特别选拔人才，以求自强并消除外患，恭敬上折仰请圣上鉴察。

译臣私下认为，圣人安居时不忘危险，即使处在没有祸患的时候，也常存防患之心。而防患以自强为先，自强又以任用人才为急务。自古傅说在傅岩被高宗梦中选用，三年之后功绩显著，威名震慑鬼方；元老具有雄才大略，六月出兵便能战胜玁狁；到了西羌畏惧汉朝，是依靠赵充国年老而深谋远虑；回纥尊重唐朝，是折服于郭子仪久负盛望。任用人才所收到的功效，千古相同。不懂得任用人才，却另外寻求抵御侮辱的方法，难怪会顾此失彼。同治年间曾特别命令天下督抚竭力谋求自强，十年以来，自强的成效在哪里？前些年崇厚违背圣旨，几乎酿成事端。如今幸而俄国人接受我方的范围，议论者说撤防之事从今天开始。臣私下认为，设置防务的思想在今天反而更加急迫。因为俄国的和议不可依靠，泰西各国的和议也同样不可依靠。然而沿边、沿海处处都需要防守，皇太后、皇上日夜焦劳，每天在宫中同枢臣筹划，怎么能逐件处理呢？亲自任事就劳苦，任用人才就安逸，这是确定无疑的。臣统筹全局，认为应当任用人才的地方有四处。第一，北洋防务以山东为冲要，因为登州、莱州是天津的门户。查考登州、莱州两郡，突出在海滨，与天津遥相呼应、互为掎角之势。敌船航行黄海、窥伺大沽时，登州、莱州的军队可以跟在它后面；敌人渡过辽海、进犯天津海口时，登州、莱州的军队可以截断它的前路。门户防守严密，后方内部才能安稳。假如没有登州、莱州，就等于没有直沽。何况河运和海运都要经过山东，一旦发生意外，堵塞南北交通的咽喉，粮饷怎么能不匮乏呢？守卫险要、训练军队也都不容易，必须得到智谋和勇武都很出众的人，让他从容筹划布置，才可以在仓促紧急时指挥作战。否则，敌人将会认为欺凌我们很容易，专门攻击我们的防备不足之处。因此，山东应当及时任用人才。一、南洋的防务，以福建最为紧要，因为台湾是日本必定要争夺的地方。考察前明时期倭寇入侵，他们侵扰苏州、浙江较近，侵扰福建、广东较远。如今日本吞并了琉球，取道福州五虎门，路程只有四十多更，是最直接快捷的路线，那么防守就更加困难。现在试问漳州的铜山、泉州的浯屿、兴化的南日、福州的小埕、福宁的烽火门等沿海险要之处，防守都严密吗？一定会说：还不能做到。至于孤悬海外的台湾，是内地数省的屏障；从前朱一贵、林爽文的叛乱都是从内部发生的，治理台湾的人只在山地防范。如今日本的祸患从外部而来，守卫台湾的人必须在海上扼守。又试问澎湖这一隅、金门和厦门两岛，以及鸡笼屿地势崎岖、鹿耳门水道狭窄胶浅等凡是保护全台湾的地方，果真没有忧患吗？一定会说：还不能做到。这难道是因为没有事情发生便感到庆幸吗？也是因为筹划防务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才。这样防守就等于没有防守。因此，福建应当及时任用人才。一、新疆南部的回部、北部的准部，多是汉代、唐代尚未开辟的疆域；现在拟议改设行省、设置官员，实在是本朝从未有过的创举。姑且概括其中的大要来谈一谈。例如，屯田的田地分给屯丁，驻防之地留给旗户，这是为了禁止纷纷更改制度。人员方面，从中部减少而补益西部；钱财方面，从西部减少而补益中部，这是为了谋求富足繁庶。有些是守住常规的，比如联络哈萨克、布鲁特，以巩固我国的外藩；羁縻爱乌罕、安集延，以削弱俄国的羽翼，就是这样。有些是通达权变的，比如官员俸禄和士兵粮饷就给得优厚，铜业和关税则管理严密；应当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北路可以控制南路，南路却不能控制北路，应当处在重要位置来驾驭较轻的地方，就是这样。其余还要因时制宜，头绪十分繁多，更不是平庸之人能够凭空揣度的。像刘锦棠的雄才大略、张曜的老成持重，确实能够胜任而且处理得很从容。只是此事属于创始阶段，难道一两个人的智虑能够面面周全吗？自古以来共同渡过艰难困苦，从来没有不依靠众人的谋划。臣拟请皇上多选拔贤能官员，作为新疆任用人选，使他们互相协助治理，以成就长久宏大的规划；吸取从前的失误，在以后完善谋略，那么西北也应当及时任用人才。一、东北与强大的邻国接壤，其中亚古德斯科一带的人众逼近居住在黑龙江以南，而乌苏里河以东以及珲春地面，俄国又聚集族人居住。如果逐渐蔓延，宁古塔、吉林势必难以划定疆界防守。听说那里的边防毫无把握，虽然吴大澄办事认真，但同铭安意见不合，筹划恐怕不会成功。至于奉天，北面邻接沙漠，南面靠近大海，是京师的屏障。就边防而言，兴京、盛京、铁岭、辽阳等处都应当分别驻有防守的军队，还应在开原驻扎重兵，以联结各处的声势。就海防而言，旅顺以西，应在金州扼守兵力以控制它；三岔河以东，应在广宁、山海关、三岔关扼守兵力以控制它。凡是需要统筹合议的地方，都必须详细察看形势，占据险要来巩固根本；没有应付变局的人才，就不足以承担这一艰巨任务。况且纲纪逐渐松弛，积弊日益深重，在此时还不整顿，日后就更没有挽救的办法了。因此东北也应当及时任用人才。天下太平之时，有时可以依靠清廉安静的人坐镇一方；四方夷族窥伺的时期，则贵在用雄才大略经营边疆事务。臣纵观全局，除西北已有懂得军事的大臣，还需要举荐贤能以备辅佐外，其余山东、福建以及东三省，并非没有朴实忠诚、勤勉谨慎的官员；只是考虑到预先防患、自强最为紧迫，似乎应当根据各地形势来选择人才。如今国家处于闲暇之时，圣明天子未雨绸缪，选拔任用的人才必定有极为精当合适的。要巩固边防、消除外患，归根到底都从得到合适的人才开始。臣谨就自己的见闻，倾尽心中所知直率陈述，等待圣上采纳选择，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熟审边情疏》（光绪七年）刘长佑 云贵总督臣刘长佑跪奏：为了仔细审察边疆情势，恭敬陈述管见，恭敬上折仰请圣上鉴察。

译臣听说，聪明的人在事情尚未显露时就能看见端倪，贤能的人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就能加以防范。等到祸患已经萌发、形迹已经显现，却还只是长久忧虑、回头观望，希望侥幸相安无事，那么将来的变化就会无穷无尽；所费力气更加劳苦，所受损害更加巨大。不如趁它刚刚萌发时挫败它的锋芒，破坏它的谋划，用力少而收效远。臣认为，边疆各省是中国的门户，外藩是中国的藩篱。树立藩篱是为了保护门户，保护门户是为了巩固堂室；藩篱陷落，门户就危险；门户危险，堂室就震动。自古以来，聪明神武的君主以及汉唐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力量足以包举天下，却仍然保留边远地区的君长，把边境的蛮夷列为屏障，都是为了设置藩屏来抵御异族，树立股肱来安定神州。所以我圣祖皇帝亲征漠北，世宗在青海扬威，高宗平定金川，荡平回部、准噶尔，开拓土地二万多里，却仍然保留近海诸国，从西面的缅甸到东面的朝鲜，不愿把它们铲除、改设郡县，是为了屏蔽山海、捍卫神京。这些国家修贡、供职，每年都到朝廷朝贡；王位世代相传，都等待朝廷的恩宠；奉行大清正朔，接受朝廷爵位和任命，世代做不受侵犯、不叛乱的臣属。其中亲近没有超过朝鲜的，顺从没有超过琉球的，恭敬没有超过越南的。朝鲜是盛京的门户，越南又同云南、广东互为唇齿，形势比远在南海的琉球更加重要。泰西各国自从在印度、新加坡、槟榔屿设立埠头以后，法国垂涎越南已经很久了；它开设西贡商埠，占据越南的要害。同治十一年，又同贼将黄崇英相互勾结，图谋夺取越南的东京，聚集军队共同谋划，想渡过洪江侵犯谅山等地；又想割取越南与广西交界的六百里土地，作为它驻兵的地方。臣当时任广西巡抚，虽然军队疲弱、军饷短缺，残余盗匪还没有平定，仍立即派将弁出关前往援助。法国人对此不满，向通商衙门诘问控告，说臣包藏祸心，有意破坏盟约；幸赖毅皇帝圣明洞察，谅解臣的愚拙忠心，才得以出兵帮助剿匪，内外夹击。越南招用贼首刘永福，挫败了法将沙酋的锋芒。广西援兵分为两路：左路提督刘玉成一军，奔赴太原、北宁，逐步进剿；右路道员赵沃一军，从兴化、宣光等地分头攻击贼党，直抵安边、河阳，攻破黄崇英等人的巢穴，将首领全部歼灭。凭借国家威灵，将士效命，幸而保住了越南东部疆土。因此法国逐渐放弃谋划，不敢立即吞并交趾，至今将近十二年。然而臣每次向边境商民询问，都知道法国的意图在于一定夺取越南，以窥伺云南、广东的边境，并打通通往楚、蜀的道路。臣日夜不安，担心它狡猾地寻找借口发动事端。臣所依仗的是条约已经订立，国威日益提高，除开设商埠之外，应当不会另有异图。可是去年八月二十九日接到两广督臣张树声的来函说：法国海军大臣请求本国君主增加水师经费，又从横滨寄来信件，报告说，七月初九日，即英国公历七月二十三日、我朝六月二十八日，法国发来电报称：法国下议院批准筹借二百五十万法郎，作为越南东京湾水师的经费；军饷既已储备，军队出动就在近日。十四日又看到横滨《巴得利》法文报，说法国海军大臣格罗爱目前正逐日筹划进攻东京的事情，所派统兵将军，本报馆已经知道姓名，等突尼斯案件一结束，就可以启程。臣从远处听到这些消息，不胜惊惧。臣私下叹息，法国果然蓄意进行逆谋，贪图利益而背弃盟约。又听说策划此事的人，是法国人伯朗手般，在越南西贡任巡检司；开埠以后，他招徕当地少数民族和客民，人数达到百万，民情融洽，物产日益增加。柬埔寨所招徕的民众也有二百万，每年运米出洋一百万石，所征赋税每年折合二百五十万法郎，收入西贡库藏。柬埔原本是荒僻之地，如今已经开辟成交通要道，车路宽阔，沟渠也都疏浚完备。越南向来把柬埔寨人视为奴隶，如今柬埔寨人感激法国的恩德，愿意以六百万人口献地归附。因此伯朗手般把越南可以夺取的情形报告给法国总统。如今富良江一带，法国已经驶船开设商埠，商议溯流而上，以通达澜沧江，沟通中国货物，并结交各方夷人，以窥伺云南、广东边境；又修筑西贡至柬埔寨的铁路，以避开海路迂回。越南四境都有法国人的踪迹，而政治不修、兵赋不足，形势已经危如累卵。如今法国又兴兵吞并，加上柬埔寨叛民，越南势必崩败，难以支撑。臣考察同治十三年，法国提督仅仅鸣炮示威，越南西三省就已经被法国占领；越南国王允许在红江通行船只，险要地势已经丧失；所订条约中，法国只是不肯取得东京。越南国势危急，依靠东京作为牵制。如今如果再夺取东京，即使不竭尽兵力图谋消灭越南富春，越南也已经像多余的赘疣一样，无法独立。何况豺狼般的性情，还有不可预测的地方吗？臣认为法国这次行动，目的在于夺取越南全境，这是毫无疑问的。得到越南以后，它或者请求在蒙自等地设置领事，以攫取金、玉、石、锡等利益；或者从四川、广东取道，打通长江、汉水，占据泰西各国通商口岸的上游。它的计谋狡诈、意图邪恶，没有止境。况且云南自同治以来平定叛乱的回民，有的被歼灭，有的投降，其余党中强悍狡黠的人，大多潜逃到越南，在山谷中聚集啸聚；有的南逃到外国商埠，被法国役使，免不了把军情虚实和边地形势告诉法国。因此时常有夷人偷偷进入云南境内窥探形势。如果法国最终覆灭越南，叛党一定会借助其凶焰，引导法国入境侵扰，以实现反扑报复的企图。如今云南土地贫瘠、百姓贫困，铜务尚未恢复，疆域又十分危急，军饷艰难，听到警报便忧惧慌乱，不知所措。有人认为西方人只图利益，只急于通商；但吐蕃要求互市，戎马就践踏汧水、渭水郊外；先零部落盗取牛马，烽火就遍布河湟一带。不能因为一时听到的风声和习俗，就认为他们不会侵掠我国。我国家惠养百姓，恩泽覆盖无外，边关四面开放，荒远之地的夷人前来朝见；这虽然是因为圣代仁德广大，但国运也承受着历代积弊。我们在海上订立盟约，给他们金钱，借给他们租地；然而夷人的性情荒诞轻忽，不知礼义，天天处在皇恩照临之中却不知感激，已经擅取中原利益却不知满足，习惯于睁眼窥伺，渐渐骄横悖逆。

译法国人的罪恶，实在多得不可胜数。然而臣认为，这不只是法国人的罪过，也是东夷日本的罪过。为什么呢？《春秋》的法则是，定罪一定诛罚首先作恶的人。《春秋》记载繻葛之战，是为了诛罚郑伯首先冒犯王室威严的罪；记载齐侯灭纪，是为了诛罚齐桓公首先破坏王室谋略的罪。下至友邦之国，六国共同抵御秦国，谁先破坏合纵盟约，就讨伐谁。日本不过是崎岖险峻的小岛，孤悬海中，名望微小、风俗鄙陋，曾经列在朝贡国之中。自从西方人同它通商以后，它便缩头低眉，跟在各国后面，在上海设立公司；它本来没有英国的富有、法国的强大，朝廷宽容对待它，希望它安静服从、同各国夷人联合友好，然而它像猫头鹰一样凶悍，始终不改，首先破坏盟约。同治末年，它在台湾动兵，同生番制造事端，以向西方夷人耀武，试探中国。毅皇帝宽免了它，没有诛罚。光绪二年，它竟然灭掉琉球，铲平琉球王室宗庙。中山王世代接受天朝的职命，是我国属国；看见它被外夷灭亡，按义理就应当讨伐。同为友邦，却任意施加暴虐，即使按照西方人制定的万国公法来论，也有罪必须追究。然而英、法各国相互观望，没有出面追问此事，是因为蛮夷本性没有仁义；看到中原土地富饶、利益丰厚，早已产生敌意，只是因为中国国威仍然震慑四方，没有谁敢首先行动。一旦有人首先成为战争的祸首，它们就会根据祸福安危来决定进退。国家既然释放日本人而不诛罚，就足以让人知道中国喜欢安定而厌恶战争；国家既然不追究灭亡琉球的罪过，就一定也不会追究灭亡越南的罪过。因此法国便【OCR疑误：■〈忄间〉】然自肆，剪除我国藩篱，窥伺我国门户。臣知道法国此举一旦被皇上听闻，皇上一定会赫然震怒，恭敬执行上天的讨伐。然而即使派出援军、禁止侵暴，所向克捷，法国仍可以借日本为辞，无法压制它骄横强悍的气焰。不如趁法国军队尚未出动、东京尚未灭亡之时，先讨伐日本夺取琉球的罪行；这样，及时出兵，就足以使俘虏流泪。实行九伐之法，就足以震慑逆夷之心。这是不用攻战就能保存越南。假如日本或法国倚仗过错而不改，出兵问罪，也将名义正当、罪罚相称。臣非常知道皇上以停息战争、休养百姓为心，不愿劳师远征；但各国如此桀骜，别国再相继仿效，藩篱一天天丧失，最终也不能因此消除战争、节省费用，所要使用的兵力和军赋将会是今天的十倍、百倍。因此臣希望皇上果断行使天断，立即纠正日本的罪过，以杜绝各夷的奸谋。两利相权，应当取其重；两害相权，应当取其轻。日本依靠同中国通商来维持国计，如今财力已经自行耗损，严刑黩武，百姓怨恨其上，屡次杀害官吏，已经出现动乱的萌芽。趁此时不讨伐日本，却坐等越南灭亡，那么美国长期觊觎朝鲜，必定会起而掠夺它。英国人已经同缅甸通商，必定会劫持并控制它；暹罗同缅甸发生冲突，法国将会诱迫并使它服从。日本以为没有人来讨伐它，就会要求取得台湾并加以统治；俄国同新疆接界，边界尚未确定，又将窥伺我国的漏洞而侵入新疆。它们因利乘便，同时发难，那么不只是云南、广东的忧患，即使想求得像今天这样只谋划东征，也不可能了，哪里还谈得上安坐无事呢？所以臣认为，停止用兵会导致更大祸患，不如赶快征讨，使祸患较小。近来琉球派遣使臣，暗中来到中国，因为害怕日本的势力，不敢公开控告；他们匿名隐藏行迹，在天津哭泣，而日本使臣却敢以粗暴强词，在通商衙门喧闹争辩，无礼到了极点。臣远在边疆，不胜愤懑；等听说俄国和约已经订成，心中私下庆幸，以为北边既然安定，可以调出北方防军向东讨伐。后来听说有旨裁撤防军，才知道皇上仁厚深广，已经赦免日本的罪过而不再追究。臣愚昧，便想把夷情上报，请求伸张天讨，仍希望其他国家不要相互呼应而起兵；这样，停止战争也可以用来怀柔远方。没想到俄国防务刚刚撤除之时，正是法国军队开始伺机而动之时。不纠正日本的罪过，凭什么挫败法国的谋划？不制止法国的奸谋，凭什么肃清各国的野心？恭请皇上先把日本的罪恶昭示天下，告知西方各国，断绝海上同日本使者的通商往来，日本就可以坐困。选拔有威望的大臣、老将，调动东三省军队，经朝鲜出兵扼守日本西面；选择明习韬略、熟悉水师的将领，从宁波、定海率领水师奔赴长崎，进攻日本南面。日本离心离德已经很久，必定自行崩溃；即使凭险抗拒，我朝军队威武、将臣有力，也必定没有受挫失败的忧虑。假如担心日本来侵扰海滨，东南沿海久已设置练军，也自有防御的器具。琉球臣民欢喜恢复疆土，必定会有帮助顺义的军队。凭借朝廷的谋划，海外取得胜利，天子的军威就会远震，四夷都停止用兵。朝鲜、暹罗、缅甸诸国都可以免遭蚕食，不只是越南受益。若担心一开战便挑衅各国，那么日本、法国背弃万国公法，即使把西方各国召集到海上评议，也不能巧言解脱。以中国全部力量诛讨一个日本，有什么忧虑不能克服？《春秋左传》说：出兵正义就强盛，出兵理亏就衰败。国家以睦邻的原则兴起问罪之师，各国听到消息，没人敢置喙。有人如果拿元世祖征伐日本以及明朝嘉靖年间倭寇造成的祸患来说，认为东夷强悍，势不可触犯；却不知道元世祖喜欢勤劳远略，所使用的是骄横之兵，不是正义之师。明朝倭寇杀掠江浙，祸端起于妖僧罗海，作乱的是汉奸，并不是今天的逆夷。以顺讨逆，没有不胜利的；以正义进攻骄横，没有不攻破的。臣希望皇上深思熟虑、审慎施行。况且自同治以来讲求洋务，设置海防，训练水师，修筑炮台，购买铁船，制造枪炮，耗费国库数以百万计，却从未有一天真正使用过，又怎么知道军队力量究竟精良不精良？那些环伺周围、坐看观望的四夷，又怎么知道朝廷宽大仁厚的德意，而不会把它当作贪图安逸、苟且求安的打算呢？况且自南海议和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没有听说各国遵守从前的议议，反而不断提出新的要求。通商口岸设置以后，岁岁增加、日益扩张；各国的争端接连发生、相继而起；可见它们所虚立的公法，明明不能自己遵守。即使想长久保持和约，也必须巩固自己的藩篱，向外夷显示武略，然后才不会被轻视，甘心接受我国的约束。

译过去汉朝有阎盘在伊吾取胜，之后匈奴便不再派使者到焉耆；唐朝有李晟在西川获胜，之后南诏便有点苍山之盟。能够作战，之后才能防守；能够防守，之后才能和议。本末先后，古今都是同一个道理。如果再隐忍苟安，隐藏罪行而不讨伐，军队停滞、粮饷耗尽，岁月流逝，老将凋零，各夷日益骄横；拒绝它们，敌人就会越来越多；听任它们，祸患就会越来越深；兵力和粮食日益繁重，祸乱日益严重。那么为什么不先发制人，消除未来的祸患，惩罚一个国家而收敛各国的谋划呢？臣才能浅薄，承受国家厚恩，老病之余精力衰耗，先后以疾病请求退职，都蒙圣旨慰留。臣曾经遗憾空任边疆职位，无法报答三朝的特殊恩遇；但身处遥远偏僻之地，见闻常常迟滞，不知道日本人如今是否已经悔惧，也不知道朝廷是否已有成算，实在不能得知。臣一片微薄的愚忠，正在心中忧虑长远之事，恰好听说外患已逼近南方藩篱，哪里敢闭口不报？所有仔细审察边疆情势、恭敬陈述管见的缘由，谨具奏折秘密上奏，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保小捍边当谋自强疏》（光绪八年）张佩纶 署理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臣张佩纶跪奏：为了保卫弱小、捍卫边疆，应当谋求自强的办法，恭敬地上折陈述，仰请圣上鉴察。臣私下以为，我隐居乡间，侧耳听闻朝廷因俄国人以强力要求订立盟约，便派使者改订条约，整顿军队、准备边防，双方相持了一年，总算没有发生事情。我妄自料想，从今以后，国家稍稍得到敌情，对于驾驭外国的规章、筹划边防的要务，一定会改弦更张，建立可以长久、可以扩大的制度。为什么至今仍然寂然无声呢？日本已经废除琉球，又趁俄约尚未议定，请求分割岛屿、拓展商贸，结果使俄国发怒离去；我国起初竟没有责问的话，外国就此估量中国的谋略，这是第一件事。法兰西越过国境图谋越南，使者支支吾吾，不能以侵犯小国的罪名责问它；越南私下同法国结盟，想借道云南以通商，我国也没有空闲追问。外国就此估量中国的谋略，这是第二件事。通商四十年，水师中多是中式舰船，少有西式舰船；沿海数千里，各营都有防守的兵，却没有用于作战的兵。外国就此估量中国的力量，这是第三件事。对内，他们估量我们的谋略不过是求一次和议；对外，他们估量我们的力量不过是守一次。倭寇、法国之所以肆意猖狂，各国之所以在旁边暗中窥伺，正是这个缘故。环绕地球的各国中，俄国最大，英国最富，德国突然兴起而军队最精锐；如果它们联合起来谋害我国，这才是大敌。如今俄国发生内乱，刚刚同我国议和；英国畏惧俄国，德国猜疑法国，美国自以为是美洲的雄主，向来同中国亲善，不过没有及时制止那几乎要酿成祸患的日本，也没有收拾法国侵略行动留下的余烬。它们妄想席卷小国、蚕食属国，好比徐偃王、宋襄公想要争做霸主罢了。这大概正是上天用来资助中国的机会。怎么可以放纵敌人而留下祸患，助长寇势而开启战端呢？何况日本对于琉球、法国对于越南，都是预先谋划而后锐意发动的，这种争端绝不是靠言辞能够解决的。若只靠言辞争辩，即使有仪、奏在前，有贾、何在后，也不能把事情争回来。谋划对付日本的人，还说这是为了防守我国海疆；然而日本安然得到琉球，愿望已经满足。如果我没有保存邢国、封护卫国那样的心意，他们哪里会有得陇望蜀的想法？只作防守的姿态而显出怯弱，怎么足以恢复琉球呢？既然如此，驾驭倭寇的策略，即使没有出兵讨伐的力量，也应当有出兵讨伐的意志；即使没有出兵讨伐的意志，也应当造成可以出兵讨伐的形势。若想集中这种形势，没有比大规模建设水师更好的办法。议论者认为，水师应以北洋为一军、江浙为一军、闽粤为一军。臣认为，北洋三口可以自成一军，江南可以自成一军，浙江和福建可以

译合为一军，而广东似乎应当另立一军、单独崛起。为什么这样说呢？论说形势的人，应当看都城关系的轻重：天津向东连接旅顺，向南控制登州，庙岛群岛罗列其间，关锁险固；这些地方用来拱卫京城、环护陪都，确实是安全要区。雍正年间，设置都统等官员驻守新城，训练水师；乾隆年间裁撤这一员缺；嘉庆末年，又恢复设置总兵。如今营汛又多有改编合并，应当参照采用以前的制度，设置北海水师提督一员，以直隶天津、通永，山东登莱，奉天金州为四镇，归北海水师提督统辖。师船应分别驻扎旅顺、烟台、大连湾，以控制天险。李鸿章过去曾亲自到过烟台，光绪七年冬天又再次踏勘旅顺，对这些情况一定十分清楚。庚申之役，弊病在于放弃登州、旅顺而不守，所以敌人得以在登州征粮、夺取庙岛、在大孤山屯积煤和米，进逼天津，而没有后顾之忧。如今从沽塘曲折延伸到旅顺，炮台的建制逐渐精密严密；而烟台只有通伸冈一处，炮台是丁宝桢修筑的，历任巡抚却不再过问。大孤山、小平岛水深，泉水甘美，沙质融和，没有暗藏的祸患，非常适合铁甲船；外国人对此很是垂涎。若不任用军谋、统率将帅，筹集资金建造船舰，起兵占据海外岛屿，就不足以把三省联合成一个整体。都城重要，天津就重要；天津重要，连接天津的各海湾和岛屿就重要，不可忽视。曾国藩攻下金陵以后，长江水师成为正式编制；沿海水师却大体仍沿用旧制，船只破旧、军队羸弱，和各省水师一样，都不能使用。从湖北谋取吴地，就应当在长江训练水师，以取得居高临下的效果；处在中央控制外部，就应当在外海训练水战，以张扬征讨的威势。上海是洋商聚集之处，是南北的咽喉，实际上关系天下的重任。所以论今日江南的形势，应当先经营海防、后经营江防；可是长江水师在提督之上又另行选派大臣巡阅，于是节制五省水师的权力已经分散。长江水流入海，水路脉络相互钩连，门户堂奥层层夹锁；狼山一镇虽隶属长江水师，崇明、福山则属沿海水师，却仍归江南提督统辖；新创建的轮船水师，也奏请归江南提督统带。这样一来，连节制一省水师的权力也不能集中。李朝斌本来凭借水师建立功绩，近来也深居简出，巡海不过到畲山为止。而且在上海建造提督、总兵的行馆，这尤其不合水师的需要。防俄之役中，吴元炳曾请求彭玉麟兼管江海水师，实际上是压制李朝斌。然而彭玉麟已经七十岁，巡江尚有余暇，又让他操办海防，并不是体恤劳臣的办法。这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难道能作为长久的计划吗？应当把长江水师提督改为江海水师提督，驻扎上海吴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镇都归其统辖，专门统领兵轮出海集合操练；淮扬水师和瓜州镇，也应改用西式江船，演习棉药、水电，作为后方的屏障。责成大臣巡阅长江，同时顾及五省；责成提督巡阅海洋，专门顾及一省；把江南提督移驻淮徐，管辖陆路，把那里作为裁汰漕标的地方。这样，大臣的体制更加尊崇，水陆两位提督所承担的责任也各有归属。长江水师在平定粤逆以后已经发挥作用；外海水师，则要首先开始制约洋人。左宗棠、彭玉麟年老而成熟，声望卓著，长期从事军事，如果奉敕令召集议论，一定能够审察缓急，谋划舍弃旧制、采用新制；这本来不是微臣所敢擅自揣度的。浙江定海是洋人开始侵扰的地方，同瓯海都与福建相邻。福建、浙江又同属一个总督辖境，所以把浙江水师隶属江南，不如把浙江隶属福建。蔡牵之乱时，浙江、福建分开，李长庚因此殉难；浙江、福建合并，邱良功、王得禄因此获封，这就是证据。福建省满汉兵额共有六万多人；台湾一镇水陆兵力又有一万五千多人，军饷将近几百万两，船只将近三百艘。裁汰无用之物而归并有用之处

译，谁能说福建独自贫瘠呢？应当把福建水师提督改为闽浙水师提督，将浙江定海、海门两镇划归其统辖。浙江提督仍驻宁波，专门管辖陆路。三军建立起来，南北两洋的形势就振作起来了。

译军制确定以后，就应议定战船。红单船、拖罟船等各种式样，破旧的淘汰；新的也只供储运粮食、军火使用。现有购置的铁甲船两艘、冲船两艘、[原文船名疑误]船十艘，以及福建船厂的轮船二十多艘，应先集中起来搜检训练；同时敕令户部和南北洋大臣迅速筹集巨款，以备增设战船的费用。船只可以向英国、德国各厂购买，也可以由福建、上海各局制造；材料必须坚固，样式必须精巧。这是计臣、疆臣应当同心协力、赶赴时机办理的事情。船制确定后，就要申明军律。各省水师提督及其所属，都以船为营，不得居住陆地，不得携带家属，不得把船停泊在港口以内。其升迁、提拔、补缺，从提督直到船夫、水手，有战事时以战功为考核；没有战事时，以精通算术、熟悉海道、炮术命中为考验。风涛之日，全军集中操练；春秋闲暇时，三军同广东省水师会合巡哨；还要按时分赴日本、琉球、新加坡、西贡各处，测量海路、审察敌情；优厚发给粮饷，严格实行惩罚。要使壮士死于刀箭之下，而不能被声色货财夺去志气；要使铁舰经受波涛，而不能被海水、电气和水草侵蚀。这是疆臣和统兵大员应当从开始谋划、以图长远的事情。如果果断实行，十年会有大的成效，三年会有小的成效；倭寇仍不悔改，那么我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充足，朝廷的谋略自然强盛。到那时就断绝使者往来、关闭关隘，或者袭取琉球，或者攻打长崎；像晋国三次出兵使郑国屈服、吴国三支军队使楚国疲敝那样，结果未可预知。用兵本来有先声后实的办法：我方若主张讨伐，倭寇必然主张防守；废除琉球所得的利益，抵不过防备中国的费用。木片顺流而下，它们或许因恐惧而改变计划，也未可知。如果它们狡猾地想逞强，先发制人，那么我方张开三军，以陆军勇士辅助，首尾呼应、互为掎角，没有不能成功的。西洋各国把机械技巧和火器全都集中用于水师，用来在巨浪中迅速行动，雄视各国；我采用西法来抵抗西人，学习他们的长处，终究难以完全达到后羿那样的技艺。所以我曾经谈论中西战事，认为所依仗的是主客、劳逸的条件，可以兼练陆军来战胜敌人，不敢专门依靠水师。至于日本讲求西法，不过几年，改变水师，也只是徒有形似。这就像两个人下棋，专心致志的人一定获胜；又像两虎争食，瘦弱的一方必然受伤。辛巳年春天，日本的铁甲舰“扶桑”因为长期停泊在恶劣水域，被海虫和水气侵蚀；“比叡”“清辉”“春日”“迅鲸”“苍龙”“日进”“筑波”，都是日本第二等战船，也都因受损而进厂修理。日本沿海修筑堡垒、增加船只，采取自守的打算，顾此失彼，一天惊惧数次。假如当时中国有一支得力的水师、坚固而快速的战舰，那么震慑东瀛、扼住其咽喉、占据其脊梁，难道仅仅是洗雪台湾的耻辱、纠正冲绳的疆界而已吗？所以应当以中国全部力量谋取琉球。对方小而我国大，对方贫而我国富；我国能够从四面谋取对方，而对方只能从一面侵犯我国。为什么要把东边这个弱小疲惫的国家放在身旁，任它鼾睡、夜郎自大，却把它同泰西各国一视同仁呢？照臣所说，费用固然应在五百万两以上，但同伊犁赔款相比也不过相当。然而可以借琉球之名停止日本，借日本之名巩固海防；我国有横行海上的楼船和正式编制的军队，既可以安定边疆，也可以远征。这样，泰西各国或许会有所忌惮，同时也是筹划修缮门户的办法、声东击西的策略。我国如果早些急切处理琉球问题，法国还会暂缓窥伺越南。如今法国已经形成谋划，即使有养由基那样的箭术，难道还能拉开空弦把它射下来吗？不过法国夺取南圻已经多年，在西贡修建船坞、设立商埠，从未稍稍侵犯中国边界；它虎视眈眈的对象，只是整个越南。说它马上谋划云南，大概是因为还没有空暇。等它兼并越南以后，陆路、海路都将同我国接壤，战争才刚开始罢了。既然如此，我国驾驭法国，恐怕不应当落在处理日本之后。云贵总督刘长佑、两广总督张树声，都是凭军旅起家；刘长佑已经老了，粤督驻治广州，距离镇南关十分遥远，而云南巡抚、广西巡抚又都是不熟悉边事的文官。臣私下认为，云南、广西两位巡抚应当由懂军事的大员替代；责成两广总督掌管水师，作为奇兵；广西、云南则整治陆军，作为正兵。从云南进入越南有三条道路，其中以从蒙自前往右陇关最为平坦。从广西进入越南也有三条道路，其中以镇南关为熟悉的通道。应当敕令两省各自训练精兵一万人，扼守险要、屯驻扎营，等待有利时机。安襄郧荆道徐延旭长期镇守梧州，多次出关治理群盗，得到交趾人的人心；云南发生事情，必定要依靠四川的军饷。四川司道中，建昌道唐炯，声名上以知兵著称，可以担任大任。如果让徐延旭率领粤西一军，让唐炯率领滇南一军，那么交趾人乐于归附，云南的军饷也有来源，所得到的益处一定很大。刘永福曾在太原击败法国军队并歼灭其首领，越南授予他提督之职；阮氏崇尚文治，刘永福心中曾很不满。李扬材被擒以后，陆之平的党众仍然在山泽间聚集作乱，似乎都可以招致为我所用，以便了解越南的险要和平易之处。法国如果确实窥伺越南，云南军队就沿洮江右岸进攻其后方；粤军长驱越过富良江，攻取河内及各省。越南君主受法国威势胁迫，越南百姓困于法国赋税；中国对越南有恩，军队以正义出动，越民必然争相送来箪食壶浆。这样，三圻就可以截断并占有。我国如果不取越南，越南最终也会转而归入法国；不如暂时取得它，再把它封还给越南。驻守越南裳地，正可以巩固我国边界，这就表明我们不是贪图边功、勤于经营远方的国家。至于用水师向下游进入交趾，马援以来就这样实行；所以地志说，从钦州出发是控制交趾的一条奇道。另一路从广西经龙州、博淰溪河，到达越南的[原文地名疑误]海江，只有半天路程；这是明洪武年间责令交趾输送粮食，以及乾隆年间黎氏来投奔时所经过的道路。钦州道路险阻遥远，龙州水道曲折阻塞，如今只应取道琼州，直指富春，撼动西贡。法国夺取的南圻嘉定，就是越南旧都农耐，还包括火舍、水爪哇、高蛮等国的土地，并不是交趾旧日的封域，所以形势也不同。琼州到西贡，轮船只需两天路程；西贡、新加坡、香港、澳门各口环绕对峙，等于把一个广东置于各国要冲之上，而沿海水师却大体仍旧。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地方。法国以水师闻名天下，在西贡的海拨船只，充其量只同我国威远等船相当；河江欚船十多艘，也只同我国根钵等船相当。法国遗留给越南的战舰，可以在富良江中航行；至于河江欚船之类，南圻港口水道纷杂，那里有俗语说：“出门三里就是江程。”

译富良江各处的当地人，都驾驶平底水船，所以法国水师也不过如此。我国如果以水师大船坐镇珠崖，再以快船、水雷船出入其神投海口，同越南民团联络，远远地为两支陆军声援，那么法国就不敢把全部力量投入越南都城。我国进攻时足以击打敌人的薄弱处，退守时足以从东西两面牵制敌人；或者法国人不敢迅速决战，而阮氏宗社还能幸存吗？有人说广东改建兵轮水师有两大困难：一是士兵骄悍，二是军饷不足。广东士兵习惯强悍而懒惰，各营汛相互结党援助，掌持赌场并勾通海盗；而且营伍的缺额就像各省书吏的缺额一样，富家占据缺额牟利，招人充数并收取其利息，往往富人庇护士兵，士兵庇护盗匪。蒋益澧想要整顿管理，随即因被弹劾而离职。张树声等人看重此事，所以没有立即发动。然而外有强敌逼迫，内有骄兵，怎么能不赶快考虑改变办法呢？至于购买船只、建设军队的费用，司库不足，臣认为可以向粤海关借资。粤海关的盈余，过去大学士左宗棠和已故编修吴观礼先后陈奏过，但事情被搁置而未能实行，臣又怎么敢再次提议？只是听说刘坤一任监督只有一百多天，曾捐银十五万两；各监督任满回京的，又捐献洋枪数千杆，并且能够越级升擢。这说明各监督任职时收入丰厚，离任时却吝惜捐助。如今以刘坤一为例，他任满一年，确实可以捐出五十万两有余；任职三年，就有一百五十万两有余，用来充作购买船只的费用，广东的战船就确实能够稳固了。三任以后，就按照所捐数目酌情确定定额，用来充作供养军队的费用，广东的军饷也就宽裕了。应当请旨把粤海关监督一职，命令督抚大臣轮流署理，每人一年，以带头捐献巨款，作为后来监督的准则。督抚的名位既然尊崇，俸禄等级又很优厚，而张树声、裕宽也都立志匡救时局，一定能够把余下的资财全部拿出来，以应付国家的急需；并敕令妥善议定章程，凡是内府的必要开支，一律照旧例办理。即使略有不便，停止内府两年派使的费用，也可以建立广东省百世的根基。仰仗圣明，这些请求一定会得到俯允。这样，三省都有现成的军队，能够作战，也能够防守，疆臣才能面对事机、审察变化，运筹控制得心应手。法国只是趁俄国内乱未平、德国失去援助，才敢在南方交趾逞强。如果看见我国决意出兵援助，法国就会狼顾狐疑，谋划或许可以适时收敛。倘若我国把同室操戈看作寻常邻里争斗，把同舟遇风看作彼此毫不相干，在今天坐看成败，难道不是只图节省费用、使百姓休息吗？转眼之间，越南效法秦庭之哭，我国将拿什么来应对呢？法国人如果成为邕管地区的寇患，我又将怎样应对呢？难道一定要每件事都等到焦头烂额之后才求取功效，形成亡羊补牢的遗憾，那不是已经晚了吗？我们因为日本而筹划南北海防，因为越南而筹划云南、广东的边防；我料想朝廷秘密而深远的思虑，一定已经考虑到了这些。哪里需要等待臣反复烦言？只是臣忧心过度地谋划，担心谋划国事的人把自己看成贫弱之国，把敌人看成富强之国，颇有苟且求安的心思，害怕进行远大举措。因此，谈和议就唯唯应承，谈战争就加以否定；谈赔款就说有钱，谈军饷就说没钱；谈调兵分防，就勉强修补应付；谈增兵大举，就彼此相顾而脸色惊骇。这样积累几种弊病，事情的时机白白丧失，劳费反而增加。臣私下担心，各国环伺在旁，还会接着日本、法兰西而兴起；不顾琉球，必然会危及朝鲜；不顾越南，必然会使缅甸灭亡，实在令人危险。如今海陆交通四通八达，中外已经形成列国争战的局面。我国如果自强，就可以乘欧洲各国相互争斗，从而保全整个亚洲并称王；我国如果不自强，就好比把骨头扔在地上，等待群犬互相撕咬，骨头不吃尽就不会停止。栾书说：“不能在我这一代失去诸侯。”子罕说：“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才质，谁能废弃武器？” 臣伏愿皇太后、皇上，广泛采纳汉唐驾驭远方的宏大规制，深切鉴戒北宋厌恶战争所造成的弊病；恭敬阅览祖宗以来征讨朝鲜、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等各地的方略，命枢臣确定谋略，疆臣整治军队，部臣筹措款项，显著表现出整军经武的决心，制定远交近攻的计策，不要让其他民族逐渐逼近、属国逐渐荒废，以留下无穷的悔恨。臣不过是一个迂腐的儒生，哪里敢把危急的事情轻率说出，轻易招致边境冲突？只是想到时局艰难、日期紧迫，绝不是安坐不动所能图谋生存，也不是主张和议所能消除祸患。中外的大势，开始是弱肉强食，接着就是唇亡齿寒；侵吞糟糠而波及米粮，其端倪已经显现。熟悉事务的老臣动辄说，蛮夷之间互相攻打，不必过问。对于日本就说这是临时的权宜办法，日本不足畏惧。这正是孙权评论鲁肃时所说的“内部不能办理，外面却说大话”。对于法兰西就说，等它取得越南以后，力量用尽、军队疲敝，再去争夺；这正是项羽责骂宋义时所说的“赵国举兵而秦国强盛，哪里能承受什么疲敝”。如此看来，深思熟虑的谋划，终究不能只等一战；如果不经过一战，就不足以扑灭外敌的气焰，使中国百年无事。趁现在海内安宁，皇太后、皇上敬畏上天、勤劳爱民，名臣和文武人才还都有留存。如果每日整治国家、教导百姓，使上下同心，出兵遵守军法，那么形势足以进行一战；倭寇、法国残害人民的宗庙社稷，毁灭夷人的祭祀，残暴地役使自己的百姓，而我国以仁义之道，率领壮烈正直的军队，扶助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在道理上也足以进行一战。东洋不能同西洋相比，法国在西洋又不能同英国、德国等国相比；同强国作战，或许会有诸葛亮失守街亭那样的失败；同骄横的国家作战，则必然会有东晋淝水之战那样的胜利。衡量敌情、考虑胜算，并不是孤注一掷。如果仍然抱着战争凶险、用兵危险的看法，迟疑观望，恐怕谋求万全的人最终一件事也不能保全。何况即使不与日本作战、不与法国作战，只要有善于作战的将领、能够作战的士兵，即使中山国的社稷最终覆亡，我国还可以设置险要来自保；即使交趾的户籍沦陷，我国还可以划定关隘自行防守。如果把以和好为长久计策、以战争征伐为错误举动，那么今天琉球被废除时，张皇地召集会议，最后也只能听任它而已；将来越南灭亡时，再张皇地召集会议，最后也只能听任它而已。对方表面上说和好，实际上天天肆意吞并；我国习惯于和好，实际上天天陷入穷困窘迫。逐渐发展到人才越来越缺乏，边防越来越松弛，外来侮辱越来越深；到了那时，不仅不能作战，而且不能防守，也不能求和。强弱、安危，决定权就在今天，不可不深思，不可不作长远考虑。臣重新入列朝班以后，学业渐渐疏懒，见闻或许不同，所说的话未必完全恰当；仰望恳请朝廷采纳众人的谋议，施行果断决策，早日确定大计，天下幸甚。臣冒昧直陈，伏请圣上鉴察。《通筹边备疏》（附：法国窥伺夺取越南北部边境的片奏）（光绪八年）张树声

译署理直隶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两广总督臣张树声跪奏：为遵奉圣旨统筹边防准备，妥善议论后上奏答复，仰祈圣上鉴察此事。臣私下近来抵达天津，接到李鸿章的咨文，承接军机大臣的密寄。光绪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到上谕，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报法国与越南的战端已经开始，亟应统筹边防准备，以消除后患一折等事。钦此。臣查考，法国窥伺越南北部边境，起因在于通商红江；它的阴险谋略既深，蓄谋也已很久。自去年冬天以后，逐渐显露出用兵的迹象。臣在广东东部多次接到侦探报告，都已经随时写信送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臣私下认为，以越南的孱弱，对付法国的阴险强悍，南圻已经长期被弃置，北圻难道容易保全吗？法国之所以还迟疑审慎，不敢立即兼并，固然是因为北圻地势险峻、土地贫瘠，法国的力量或许难以突然到达；也未尝不是顾虑一旦发动战争，中国必然会追究其后果。所以它使越南受通商条约束缚，伺机寻找漏洞，坐实越南违反条约，再以此要挟越南修约，就可以暗中取得土地的实际利益，表面上推脱灭亡越南的名声。这样，法国没有来侵犯中国的态势，中国也没有先行寻衅的道理。这正说明法国的谋略阴险，而中国谋划越南问题更加不可迟缓。总理衙门王大臣考虑到越南所受法国祸患日益严重，又想到增兵救援来不及、藩篱全部撤除令人忧虑，于是度量形势、审察时机，思虑周详而深远。臣认为，越南北圻各省仅仅勉强保存下来，是越南宗庙社稷所依凭的地方，实际上也是云南、广东边疆的屏障。多年以来，越南副提督刘永福据守保胜一带，征收厘金来供养勇士；这是越南最为倚重的力量，也正是法国要归罪于他的地方。各股黄旗匪徒听说法国有意招诱，便来同刘永福为难，北圻的大局形势格外危急。二月中旬，中法军队攻破东京，事势日益紧迫。后来法国又把东京城池交还给南官，行事诡诈多变，其意图无法估量。臣实在担心法国再次采用占据南圻六省的旧有办法，修改新约，把北圻掌握在手中，迫使越南不得不服从。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应对就更加困难。今天中国的边防策略，只有命令云南、广东的防军驻守境外，仍以剿办土匪为名，借机逐步推进；既然那里是我国军队驻守的地方，也许可以避免法国蚕食的忧患。至于相机编制军队、设法经营，以求长久，这要依靠专门负责的人体察情形、制定方略，不可以在遥远的地方擅自裁断。广西边防记名提督黄桂兰所统领的各营，已经据禀报派遣队伍进驻北宁，那里已经同东京非常接近。臣已经严令他们加意训练，妥善防备；又商请广西巡抚调拨关内勇营，逐层推进驻扎，以照顾后路并增强兵力。至于广东兵轮，近年以来，臣常常下令它们利用巡洋缉捕的便利，驶过廉州、琼州，在越南海面巡弋；今后仍应写信给署理总督裕宽，挑选较大的船只，随后不时前往巡航。如果事势紧急，再行上奏请求调拨福建船厂的兵轮，以应付战事。云南省近来也在边境以内调集兵勇，但不知道能否出驻越南境内，扼守三宣的要隘，联络粤军的声势；由于相距遥远，臣不能遥作揣度。总之，红江是法国所关注的地方，北圻尤其是我国必须争取的地方。防守在四境，准备必须在事情发生以前；越南不能指望自行谋划，中国万万不可自己耽误。仰惟皇上日夜忧劳、南顾边疆，务必巩固藩篱；臣这点管窥蠡测的见解，不能合乎朝廷的谋算，惶恐至极。所有遵旨议论边防准备的缘由，谨此缮写奏折秘密陈奏，伏请圣上鉴察。再秘密陈奏一事：法国以通商红江为名，谋划夺取越南北部边境，其意图所在，尤其集中在云南南部。诚如上谕所说，云南保胜一带的防务尤其重要。一旦法国实现其意图，全部占据北圻，西南半壁处处同内地相邻，势必会出现想要闭关自守却不能做到的局面。趁如今双方相持未决，能够多守住越南一寸土地，就等于多增加中国一寸屏障；而越南阮氏藩属依凭皇上的威灵，或许还不至于立即使宗庙社稷夷灭。只是云南、广东边界东西绵延，土地虽然辽阔，形势却如辅车相依；越南北圻各省山泽环绕，群匪多如牛毛，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经营这些地方，事务重大繁重；如果没有熟悉情形、具有文武威略的重臣委任负责，仅仅依靠云南、广东两省各自的两三名将领，彼此不相谋划，一定不足以成事。臣这次抵达天津，恰好军机大臣、署理户部尚书王文韶也奉命到天津宣谕。臣仰蒙传谕垂询，得知筹办越南事务的关键在于用人，皇上命臣同李鸿章会面详细商议。臣认为，只有福建巡抚岑毓英具有雄才远略，英武之气冠绝当时。过去他在云南，白手起家整治军队，荡平全省；云南的将领、官吏、士兵和百姓，直到今天仍然畏服他的威势、感念他的恩德。这位巡抚籍贯隶属广西西林县，对于沿边要害和越南形势，一向都亲自见闻、十分熟悉，而且服习当地水土，不受瘴疠之患。经营越南北圻，看来除了岑毓英没有更适合托付的人。有人或许疑虑岑毓英正在办理台湾事务，不能再调任。然而臣听李鸿章说，现任台湾道刘璈有独当一面的才干。如果能够照仿从前姚莹任台湾道时的旧例，略微加重他的事权，责成他取得成效，那么刘璈就能施展才干，台湾事务也可以期待得到治理。如果圣明采纳，请将岑毓英酌情调任重要镇所，驻扎云南边境，处在上游要地，取得居高临下的形势；同时命令广东省关外各厅听从他的调度。这样，云南将士既都乐意竭尽力量，同广西也能联合成一体；相比从远方调来客军、对当地人地不熟而徒然增加繁重费用，利弊得失不必再等待占卜即可明白。岑毓英的智谋足以处理盘根错节的事务，威望足以震慑异域；驾轻就熟，必能因地制宜、因人施策，逐步谋划，广泛救济艰难，以仰副圣主巩固边疆、保护藩属的至意。谨附片秘密陈奏，伏请圣上鉴察。《遵旨会议疏》（光绪八年）左宗棠、彭玉麟、何璟、岑毓英、卫荣光 太子太保、大学士、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二等恪靖侯臣左宗棠，太子少保、巡阅长江水师、前兵部右侍郎臣彭玉麟，闽浙总督臣何璟，太子少保、福建巡抚、署理云贵总督臣岑毓英，头品顶戴、江苏巡抚臣卫荣光跪奏：为遵奉圣旨会同议论，恭敬缮写密折陈奏，仰祈圣上鉴察此事。

译臣等接到军机大臣密寄，光绪八年正月初十日奉到上谕，因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陈详细说明保全小国、捍卫边疆，应当谋划自强的计策一折等事。钦此。由此仰见朝廷广泛采纳意见、兼听咨询，对海防极其慎重的深意，实在钦佩得无法形容。臣左宗棠奉到谕旨后，恭敬抄录谕旨并咨商筹划。查原奏说，江南形势应当先海防、后江防，于是提出改设提督的建议，所陈确实有见地。臣彭玉麟认为，就江海总体形势来说，如果从吴淞南岸进入港口，就是进入黄浦江，那里是苏州、松江的要害门户，同长江没有关系；它的北面就是崇明县岛。如果从外海进入长江，只要从崇明北面绕过白茅沙，就可以直达狼山、福山，径直进入长江而到达江阴。由此可见，江防、海防彼此相连；不经营海防，就无法巩固江防的门户；但不经营江防，长江先不能安定，又哪里谈得上海防？两者有同等重要的形势，不能没有分别负责的人。江南提督可以统领水师，水师大体分为三大支：内洋、外海、里河。原议水师章程，本来拟造兵轮四号，分拨给提督以及苏淞、狼山、福山三镇，专门用于巡防外海、内洋，但由于没有船只可以拨用，至今仍然空缺。不过，三镇互相率领巡洋的水师艇，轮流交替出巡，自有固定期限；提督也时常出来会同巡逻，通常到浙江、山东两省交界处为止。本省海面大概没有不到的地方。自从李朝斌督率兵轮操练以来，出海就是他的专责；但从前受经费限制，造好的轮船不多，还要兼顾押送军饷、承办公差等事情。若想让兵轮连续不断地在海面上航行，专心操练巡防，不继续多造船只，就不足以壮大海军的声势。旧奏所定长江提督制度，是半年驻在下江太平府，半年驻在上江岳州府；实在是因为长江水师管辖的江面，上至荆州、岳州、洞庭湖，中间到江西，进入湖口、吴城、饶州、鄱阳湖，下至安徽沿江，直达江苏江阴为止。水路将近六千里以上，合两岸计算，路程超过一万里，却只用六百二十一处哨所分布其间，恐怕难以周全照料，所以才制定按年轮流驻防的办法。本署有应办理的公务，巡阅也有依次涉及的地段；臣彭玉麟每年同李成谋轮流往来于上下江，仍然依靠长江各镇星罗棋布、逐节约束。兼顾如此广大的范围，确实很难。如今如果让长江提督驻在吴淞口外，再把江南提督移驻淮徐，那么除了淮徐两镇以外，只是增加一名专门管辖陆路的提督，这是偏重一方。臣彭玉麟自奉命巡阅以来，没有一天不把江防的利害当作自身的责任；平时联络各镇、申明警戒军队，使将士不敢安于现状，实在全靠李成谋。长年奔波劳碌，并不是臣彭玉麟所敢推辞的；万一海上发生意外风波，江防难道会有独自安然的道理吗？江面这道遥远的天险处处戒严，臣彭玉麟可以根据缓急前往处理。如果把李成谋调到远在外洋的地方，他一定难以回头兼顾；另行选择得力助手，恐怕因不熟悉情况而不能发挥作用；只让一人承担奔走效劳，又可能因疲于奔命而更加困顿。顾此失彼，形势十分明显。臣等私下认为，办事不能因为困难而推辞，但谋划应当预先确定。海防、江防，应当由一个端绪推广开来，顺应形势灵活变通，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江南提督，责任在于海防；还应多拨给他得力的兵轮，使海上的一军卓然能够独立担当，委以任用并责成其取得成功。眼下先利用现有兵轮，没有事情时率领它们出海，操练和巡防并重；有事情时就用来作战和防守，一切都依靠这些兵轮。如果平时督率不力，临事退缩不前，就只追究该提督的责任。这就是推广原来主张的办法：防守海疆才能防守长江。长江提督，责任在于江防；仍由臣彭玉麟每年督同巡阅，同时把原来分驻岳州府的半年改为驻在吴淞口外，使他能同李朝斌就近会合操练兵轮，以贯通江海的气脉；发生事情时仍专心致力于江防，使负责海防的人没有后顾之忧。这就是变通的办法：防守海疆也必须防守长江。这样看来，海防、江防就都有专人负责了。原奏又说，浙江定海、瓯海都同福建相邻，福建、浙江又同属一位总督管辖，所以把浙江隶属江南不如隶属福建；应当把福建水师提督改为闽浙水师提督，将浙江定海、海门两镇划归其统辖；浙江提督仍驻宁波，专门管辖陆路等语。臣何璟、臣岑毓英查议认为，请将福建水师提督改为闽浙水师提督，本来就是为了把闽浙沿海水师的事权归于一处。于是咨商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他又说，闽浙海面同台湾合计，相距约三千多里；没有事情时尚且难以兼顾，有事情时在重重海洋之间往返，风向、汛期又没有常规，彼此呼应恐怕难以快捷等语。臣等经过专心查核，自裁减兵员、增加军饷以来，福建省水师各营实际存兵六千九百多名，陆路各营实际存兵一万六千二百多名；台湾、澎湖各营实际存兵四千五百多名；福州驻防八旗营兵二千名，水师旗营兵三百四十名，合计现存兵员只有三万多人。因此，台湾以内的满汉兵员，实际上并没有六万多名以及一万五千多名那么多。福建内地水师各营原来设置的拖罾战船，裁减以后只剩二十七艘，另新设小号龙艚快艇，共四十艘。台湾、澎湖各营现存战船四艘、小哨船两艘；船政局先后制造轮船二十三艘，除损坏两艘以及拨给各省外，实际上只留在福建十艘，另有购买存留的轮船三艘、蚊子铁甲船两艘。因此，福建的各类水师船只，实际上也没有三百艘那么多。考察福建、浙江两省，前明时期屡遭倭寇侵扰，当时两省事务没有统一管辖，于是采纳巡按杨九泽的意见，设置浙江巡抚，兼管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建宁五府的军事。后来又增设总督，专门负责征调，而福建、浙江沿海的营卫建制，一直沿用旧制。

译大体说来，海防之道不外乎进攻和防守两端。进攻时应当集中雄厚兵力；如果不能通力合作，把南洋五省联合成一个整体，就不足以应付征调并取得援助。防守时则应根据地势设置险要，各按地形和财力所能做到的范围，周密部署。这种形势又不能不划分疆界，否则无法专责成效、求其周密。因此，提督是否改设，对根本大计都没有关系。不过，前明时期的倭寇，形同盗贼；如今的日本却学习西方，俨然成为强敌，双方强弱形势本来就不同。前明防守福建、浙江，多在近岸，所以戚继光能够得到义乌训练的士卒三千人，所向都能取胜。如今海防门户远在台湾、澎湖，如果不是水陆两军同时经营，怎么能够彼此联络、声气相通？事情的难易，实在相差悬殊。现在琉球已经被废灭，敌情又难以预测，福建首当其冲，台湾尤其是日本人垂涎的地方。修缮门户、预作防备，哪里容得稍有迟缓？臣何璟多年筹办海防，臣岑毓英两次渡过台湾，各项布置，都已经分次奏报在案。张佩纶说，中西战事所依靠的是主客双方劳逸不同，可以兼练陆军来战胜敌人，不敢只主张依靠水师，这确实是正确的论断。福建水陆各军，先前已经奏明变通旧章，挑选编立练军营，多年来实行已有成效。现在应当再次会同各提督、总兵斟酌筹划，推广办理，认真训练，务必做到精益求精，使他们全部成为劲旅。至于福建、浙江水师，应当如何约期会合、彼此联络、互通消息，并将分散各处的轮船随时酌情调动，用于操练和防守，以巩固疆土、谋求长远，也应当分别同浙江抚臣、船政大臣妥善筹划办理，以期解除朝廷顾念南方的忧虑。臣等遵照圣旨从全局筹划，如有应当改变旧办法、另辟新途径的地方，绝不敢存畏难苟安之心；但反复仔细商议，体察实际情势，确有不敢轻易议论更改的事项。谨各自竭尽所知所能，呈上这些浅陋意见，供圣明采择。除海防应增造轮船一事，由臣左宗棠会同臣李玉麟另行具折奏报外，其余遵旨会议的缘由，谨合词恭敬上密折陈奏，伏乞圣上鉴察。《筹拟海防六条疏》（光绪八年）陈启泰 山西道监察御史臣陈启泰跪奏：为筹划拟定海防六条，以制服日本、振张国势，恭敬上折，仰祈圣上鉴察。臣私下认为，谋求长远方略的人不应只求苟且安逸，办理大事的人不应吝惜小额费用。泰西各国互通贸易，已经占据我国腹地，吸取我国财利，并且挟制勒索、提出要求，越来越没有止境。日本逼近我国东部，近来更加骄横，依仗西方人撑腰，欺凌中国。因此，海防这一要务，决不可不加意讲求，赶紧预先筹备，才能避免临事时迟误，不能因为纷纷出现的异议而动摇我们既定的方略。要知道，有所准备就可以避免祸患，先发制人才可以控制别人。当权诸臣审慎迟疑，是担心重新开启边衅，却不知道国威越是受损，敌人的气势就越是增长；我国如果只存得过且过的心思，日本必定会一步一步得寸进尺。与其曲意周旋，俯仰听命于别人，哪里如同发愤图强、自立自雄，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北洋近来设置水师，已经有了开端，但沿海各项措施还需要扩充。谨依据个人浅见拟定六条上奏，伏候圣上采纳。一、增造船只和军械。西洋各国横行海上，无非依仗铁甲舰多、火器精利；东洋小小的日本岛，也颇能振作有为，仿效西方法式，接连增造战舰，图谋逞强。中国与之相比显得十分落后，屡受其侮辱，实在是最大的耻辱。同治十三年，沈葆桢建议购买铁甲舰两艘，这是中国制造兵轮的开始；近年李鸿章陆续增造，其坚固锐利、能够航行重洋、足以用于作战和防守的，不过几艘而已。沿海万余里，实在不足以分布使用。臣愚以为，创建海军是当前最紧迫的事务。但规模太小，反而会被外国轻视。就中国目前的形势而言，头等铁甲战船绝不可少七艘，二等应准备十四艘，三等应准备二十八艘；其余木质兵船也需要三十多艘，分别驻守各省海口，并抽调数艘，南到越南、北到朝鲜，往来巡航，以资保护。不过自行制造完成需要时间，应当分别派遣熟悉情况、廉洁能干的委员，到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丹麦等国的船厂订造。各地使臣想来都已对此有充分考察；木船材质的坚固或脆弱、铁甲的厚薄、机器的新旧、马力的大小、价格的高低、航行性能的灵活或迟钝，应当都很熟悉，似可责成他们会同办理。并命令他们随时监督工程，务必使船械精良坚固，避免受人欺骗蒙蔽，以免滋生弊端、延误期限。按五年计算，应当可以全部制造完成。福建、上海等船厂制造的各船，想来已经足以承担运输、测量等用途；以后还应精益求精，专门制造铁甲舰，分别确定等级，逐步增加，遇有朽坏立即更换。各船厂也应适当扩大规模，这样才不至于始终依赖外国。至于火器，是行军作战的必要装备。各国制造技术日益精巧，中国机器局仿制新式枪炮、药弹、水雷等，也颇能用心研究，学习仿造；但如果只是跟随现成方法，即使做得同样精巧，也不能超过外国。华人的智谋未必比西方人差，如果拿出厚重资金补偿他们的成本，再悬重赏奖励他们的功劳，想来不会缺少能够独出新意、另创实用器械的人。现在只有增加厂务设置，广泛招募特殊才能的人才：或者学习外国的长处，以取得兼收并用的功效；或者自行运用精密思考，穷究船舰机器的奥妙。船械多了，军威自然会振作；近身的祸患，也就可以无忧了。

译一、广泛开采煤铁。各厂增办船械，需要的煤铁尤其多。如果专靠从外国购买，实在不足以应付缓急。臣上次陈述扩充矿务，正是看到中国财源外流的漏洞难以堵塞，财力日渐困乏，不能不考虑开辟财源。而且西洋各国没有不是依靠这一点而达到富强的，窥伺欺凌中国，几乎没有一天停止。东洋小岛近来风气也逐渐开化；土地广大、物产丰富的中国，反而因为牵制和顾虑，不能畅行开采，长此以往，怎么能不被外国轻视？近年鸡笼、开平等地试办矿务已经有成效，各省自然都应普遍开采，以资利用。议论的人常常担心聚集民众会滋生事端；却不知道只要任用得人、办理得法，本来不至于产生弊端。难道能因为怕噎着就停止吃饭，眼看着白白丢弃本地的矿产而一点也不加以措意吗？臣愚以为，金、银、铜、锡、丹砂等矿，暂时即使还不能议定开采，煤、铁两项有益于军需，似应先办急需的。沿海、沿江一带，不妨推广开采。应招募雇用矿师，到各省靠近水源的山中探寻；发现矿苗后，考察矿质高低，计算利益厚薄，就可以买置机器，分别开办。距离水源较远的地区，如果矿脉确实非常旺盛、产量充足，完全可以修建铁路和火车，源源不断地运输，以节省肩挑背负的劳力。官府倡导，商民响应，这不但大大有益于军储，地方也会因此富裕起来，似乎不必拘守狭隘见解，动辄拿前明的弊政作为借口。一、扩充电报线路。既然已经派遣兵轮分驻海面，就不能不设置电报线路来传递消息。但议论的人一定会认为这是不急迫的事务，怀疑会白白耗费巨款；却不知道非常时期的根本事务，绝不是节省吝啬所能办成的。即使就当前情形而言，越南的情况每每要借助外国报纸来了解；今年朝鲜发生变乱，如果不是日本发来电报，中国还不能知道。军情紧急，早晚可能发生许多变化，邮递传送缓慢，既恐怕误了时机，又要借助外国人，事情会受到更多阻碍。自然不如招募雇用外国工匠，由中国自行架设更好。中国电报局似应推广到各省海口，凡是兵船停泊的地方，都一体开办。广东琼州的线路直通越南；奉天、旅顺的线路直通朝鲜；或走陆路、或走水路，各根据地势的难易和费用的高低来决定。总要使线路脉络贯通、信息传递灵通，遇到警报，转瞬即可送达。这样调度布置就不担心迟误。只是单线容易中断，修理整顿又往往需要时间；如果架设双线，就可以避免线路断续时中间梗阻，费用稍有增加也不应过分吝惜。一切事务仍可概归招商局管理，以便专一责成。一、厘定章程。互通贸易的局面一天不解决，沿海防务就一天不能松懈。水师创建训练已有成效，费用超过数千万两，确实是保卫国家的根本方略，此外没有更好的抵御外侮办法。自然应当把它确定为经常性的制度，流传久远。内地防营缺额超过一半，几乎只是徒有虚名，应首先革除这一大弊端。长江水师创设将近二十年，成法明备，似乎可以大略仿照其意。各省设置统帅一人，训练兵员一千名，驻守头等兵船；副帅二人，各训练兵员五百名，驻守二等兵船；分统四人，各训练兵员三百名，驻守三等兵船。每省各配木质兵轮四五艘，用于运输、救济和测量；掌管驾驶、炮务的军官、百长、什长，都必须定为额缺，随时考核，不许滥竽充数。选派一位功勋声望一向著名、足以使中外畏服的大员，授予经略之职加以节制，事权才能专一；否则有时分为四支，有时分为三洋，有时分为两洋，各自存在界限，就不能联合成一个整体。总理衙门应特别选派大员，专门管理海军事务，以消除外重内轻的弊病。人员的选补、饷项的指拨、制造任务的分派，都归其总核，不必分别隶属于吏部、户部、兵部、工部，以免政令纷歧。统帅、副帅等职位不必拘泥于必须由武官担任，只要是一命以上、熟悉军事机要、通晓海事的人，都可以选任。将领、弁员和士兵的俸饷，必须比陆地勇丁的粮饷加倍优厚，使其家计大致能够供养，心志才会专一。驻守海口的船只不宜停泊太久，可以以两三个月为期限，轮流更换，这样各个海口的情况人人都能熟悉。如此调集时就不担心生疏，关键在于驾驶要任用合适的人，操练要采用正确的方法，以期一艘船发挥一艘船的作用，一个士兵发挥一个士兵的力量。各船尤其不能专门使用外国人，以防受到牵制。这样进攻和防守都有凭借，长久坚持而不懈怠；鉴于防练等军队徒有虚饰，应纠正旗营、绿营各营的疲弱。武备修整明备，海疆安宁，哪里还值得担心邻国的气焰构成祸患呢？

译一、储备培养人才。自从通商以来，中国万万不能闭关自守；即使周公、孔子再生，也不至于鄙视洋务、把它搁置不讲。那些只知一孔之见的儒生，逞强发表片面看法，坚决以耗费国库钱财为可惜，以仿效外国为嫌疑，对交涉中的利害和实际情形茫然不知。推究其中缘故，都是平日肆意学习的多是不切实际的事务，所以对于朝廷章程、国家政务，自然如同隔膜。若希望在这些人中间出现能够救时通变的人才，绝无此理。臣愚以为，历代圣训和方略、洋务办理的始末，应颁发给各直省的学校和书院，刊刻传播，使士子都知道；总理衙门刊印的各国条约以及翻译的各国书籍，凡有关兵法、制造的，也可由各直省刊发给各学校，以供阅览省察。让他们仰观列圣谋划的深远，学习并知道咸丰、道光年间庸臣误国的严重；近来各国挟制欺凌所造成的祸害如此猛烈，必能激发他们同仇敌忾的志向，以求共同渡过时艰。否则闭塞拒绝过深，想讲求洋务又无从开始，又怎么能怪人才缺乏呢？如今学校学额过滥，士人的习气日益卑下，变通科举制度既有困难，不知可否特别设置一科，专门选取博通掌故、通达时务的士人，不论举人、贡生、生员、监生，都准许参加考试，以有实用的学问试取，由督抚考定优等，咨送总理衙门，奏请朝廷考试，引见后派往沿海各省任用。这比考取孝廉方正以及优贡、拔贡等名目更有实际效用。武科考试也可以另设水师一科，凡是能够制造战舰、炮台和火器，以及熟悉风涛、沙线、驾驶、测量，并且使用枪炮准确的人，由各省考取，咨送总理衙门复试。如果取得成效，就提拔补授海防各职，多方奖励激励，自然会争相磨炼自己。各省省会，应仿照京师的同文馆、上海的中西书院、广东的实学馆、苏州的西塾，创立公所，招集聪颖子弟，聘请西方人，教授新学，以扩大教育培养人才。学生出洋留学，本来是良法，但从前都挑选幼童，往往先受外国影响，徒然沾染习气，反而抛弃本国根本。如果不限定年龄，凡是有志之士，曾经学习经书、通晓大义，愿意考察外国情况、研究西方法式的，都令其前往，似乎更加有益。近来奉特旨保荐人才，洋务所需人才尤其急迫；培养范围不广，成就便无从谈起。朝廷上面诚心求才，恐怕下面仍不免虚应故事。因此应当讲求实际，稍微改变旧规，宽限年时，等待人才自行出现。一、筹备军饷。海上用兵，需要国库支出极其巨大；事业刚开始创办，筹划更为困难。国家每年各项收入合计六千六百多万两，比从前增加到三分之一，不能说不多；但每年所需却在七千万两上下，以收入抵支出，仍有不足。制造事务纷纷开展，资金从哪里补充？臣上次陈述的各项开源措施既然难以顺利施行，那么着意节流似乎还比较容易做到。装备军队却不能用于实战，常年兵饷、俸禄、工食耗费达到二千二百万两；防军中很多人没有核实，统领、营官坐享空名俸饷，耗费达到二千五六百万两。用有用的钱供这些人挥霍，实在可惜。两项如果斟酌裁减一半，每年可节省二千四百万两；即使只裁减其中的一半，也可节省一千二百万两。实行三年，购买、制造船械的费用就会有余而不至于不足。这要靠朝廷特别施展决断，各省督抚以及统兵大员激发良知，毅然实行。此外，酌情提取四川官盐运本，每年拨出官运盈余，议定增加淮商票捐，责成四川商人包认两淮缺引的厘课，整顿关税和厘金，数目估计应当不少，用来充作每年所需经费，或许就不必担心不够。洋货税则太轻，环视世界各国，没有采用这种办法的。各国对进口货物征税，有的抽取十分之四五，有的抽取十分之二三，甚至还有远远超过货物价值的。天朝一向以安抚怀柔、恩惠优厚为政，本来不屑于采用这种无原则的苛征，但保护民生，关系最为紧要。我国自强的各项措施既已逐步举行，税收权力应当可以自主。以后各关征税，除了鸦片这类有毒害的洋货应加等从重征收以外，其他有妨害中国生计的货物，征税都可以加倍于常例；其余货物也可酌量议加。按十分之一征税，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每百抽十，实在不算过分。船钞每四个月征收一次，未免过于宽纵，不妨一律归入核议。日本近来同西洋各国约定，每百加抽三十，听说已经议定允许实行。何况中国朝廷长期给他们利益，反复开导之后，那些外国人看到情势和道理都对自己不利，也不能不委曲应从。每年收入增加一倍，各项事务自然就不再受经费掣肘。

译以上六条，都是当今的要务；如果吝惜费用，决难取得成效，行动迂缓也不是谋求成功的办法，应请敕令有关部门议定施行。这样海疆安定，边防巩固，进攻和防守都确实有把握。日本屡次侵犯中国尊严，届时就可以照会各国，特意代表天朝实行讨伐。日本这四个岛屿相连，面积还不到中国一个行省的四分之一，加上赋税沉重、百姓忧愁，国势难以长久维持；国债累积达到五千多万，通行纸币，贫困窘迫可想而知。然而它还敢轻视、戏弄中国，挥动螳螂般的手臂。先前台湾战事、琉球战事，我皇上曲意宽容，没有同它计较。如今它又贪图朝鲜。朝鲜国小民贫，这次揭竿而起的变乱，实在是由日本人激发造成的。朝廷命将出师，借给钱财、补贴费用，无非是出于安抚小国、和睦邻邦的考虑。听说日本兵船不时往来朝鲜海面，绘制山川形势，测量汉江口一带以及杨花港水势的深浅，又打算设置从对马岛到釜山浦的电报线，其中隐藏着难以预测的意图，似乎是要撤去我国东方藩篱。如果不用兵威使它恐惧，难免会暗中图谋吞并。日本屡次任意逞强，近来修撰本国史书，听说还讥讽牵涉中华；考察它张口称雄的表现，不过是夜郎自大。但外国传播这些事情，未必不会存有轻视中国的心思。种种行为实在令人愤慨，应当如何深思熟虑，发誓铲除凶顽？将来一旦有机可乘，而理亏在它一方，自然应当出兵东渡，向日本问罪，在琉球已经灭亡之后保存它，在朝鲜维持大局。以正义出兵，什么敌人不能摧毁？小小的日本岛邦，自然会畏惧臣服。还应逐步经营西贡，以巩固云南、广东的藩篱；索回库页岛，以保存满洲的屏障。南洋各埠的华人，做生意的多达数十万人，水师船只也可以在当地往来巡弋，联络彼此声气，逐渐筹设领事，以维系他们不忘祖国的心。从此各地诸国都来进贡，远方也能沟通声教；不但小国会效法归顺，即使欧洲各国也无不敬畏、拥戴我国的威灵。是否妥当，伏乞圣上鉴察。《预先筹划越南边防事务疏》（光绪九年）李鸿章 前大学士、署理北洋通商大臣、一等肃毅伯臣李鸿章跪奏：为钦奉谕旨，预先筹划越南边防事务，恭敬上密折陈奏，仰祈圣上鉴察。

译臣回到原籍后，营葬父母的事情刚刚办完，接到三月十五日寄来的谕旨，命臣不必拘泥于假期期满，立即回任等因。臣谨此敬领。随即又接到三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密寄的上谕：近来得知法国人在越南的气势更加猖獗。越南列在藩封之中，不能不加以保护；况且云南、广东各省同越南土地相连，如果藩篱一旦撤去，后患哪里说得尽？朝廷已经多次谕令曾国荃等妥善筹划防御。只是这件事行动的缓急，必须根据形势随机应变，急需一位威望一向著名、通达时局变化的大臣前往筹办，使三省防军的进退也有所禀承。着派李鸿章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务；广东、广西、云南的防军，全部归他节制；应调哪一路兵勇前往，着妥善筹划后具奏等因。臣恭读之下，仰见圣明深切眷念南方藩服，对臣倚重优厚，指示精当明确，感激惶恐之情实在难以承受。臣认为用兵之道贵在先了解敌我，驾驭外国事务尤其必须慎重谋划始终。越南地形和实际情况，以及同法国交涉的始末，臣一向有所访询，请允许详细陈述。越南北圻沿边各省，土地本来最为贫瘠，群山丛杂，险要难守。云南藩司唐炯曾经出边亲自考察其境，去年冬天奏称那里道路崎岖，水有毒、风恶劣，烟瘴终年不散；法国人怎么肯冒这种危险？这绝不是凭空推测。越南陪臣范慎遹等在天津当面呈上的节略中也说，北圻的山西、北宁、清化、义安诸省，地势险要，可以凭恃；至于河内、海阳、南定、宁平诸省，有的沿海，有的靠近江道，防守相当困难。水路不能同法国争长短，但陆路法国人也很难取得胜利。确实，法军没有轮船就无法行动，而轮船到了三江口以上，因水浅难以前进。臣过去在上海任职时，长期同洋兵共事，深知法国人用兵一向极其稳慎，绝不敢让大队人马离开船只，冒险深入。若只是派小股部队入山搜剿，那么刘永福所部以及云南、广东防军，尚可设法困住他们。近来法国人攻陷河内、南定两城，都是因为沿江轮船可以抵达。云南、广东各营驻扎堵截的地方距离江道较远，虽然兵力不很精强，但熟悉道路和当地情形，各自据守，似乎还不担心法国人逃窜越过。至于撤除藩篱一事，曾纪泽来电说，听闻边兵纪律不严，恐怕暴露我军虚弱的样子，反而足以招来侮辱；又说法国朝廷所谓派兵二千驻扎越南、分据要隘，华人和越南人都无法有所作为，都是西方人的夸诞之词，不值得深信。现在奉旨命云南、广东挑选精锐部队，扼守要地进驻，该督抚必定会遵照办理。岑毓英等在正月间奏称，云南省兵力有余；倪文蔚也多次说前线各营同仇敌忾、奋发图强。大概使用本省的兵将，出境设防，对当地情形比较熟悉，彼此呼应也较灵活，运输费用较省，似乎不必征调远省客军，以免显得仓促并增加烦费。至于法国向越南提出责难，是因为甲戌年订立的条约允许云南同红江通商，而越南刘永福部众在红江上游阻扰，明显违背原约。因此法国以进剿刘永福部队为借口；越南人却说，法国商船不能通行，是因为上游江道滩石险阻、轮船无法通过，并非刘永福阻拦。两国各执一词，不是中国所能排解的。去年冬天宝海经过天津，请求在保胜设关通商，也是希望中国替它设法疏通；但云南、广东各省既不认为这样合适，法国又自行推翻先前的议论，估计它增兵攻取南定、查封越南粮食，并派遣新使者到越南，强迫签订新约，无非是胁迫越南使其屈服，并不是志在完全吞并越南。甲戌条约的言辞多有悖谬，当时越南国王既没有请示中国，如今中国实在难以代替它反悔，似乎只有听任越南自行办理而已。谕旨派臣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务，臣承受皇恩极深，早已把自身献给国家；如果对事情有所帮助，即使赴汤蹈火，也不敢推辞。只是查明广东并没有派陆军出境防守，只有吴全美带领的几艘轮船，停泊在廉州、琼州一带，远远地造些声势。这些船只单薄，绝对不能同法国著名水师抗衡。曾国荃等自然能够根据形势调度，臣即使前往，也会成为多余的人。况且广东距离粤西边境数千里，粤西距离云南边境又有数千里，中间还不是驿站通行的正道，公文往返动辄需要几个月，彼此声气隔绝，消息难以沟通。如果徒然获得节制的虚名，反而给人留下推诿的借口，实在恐怕会误事不浅。因此应请朝廷仍责成云南、广东两省督抚自行约束统辖，妥善调度，随时商议办理，这样较有实际效果。谕旨命臣筹划应调哪一路兵勇具奏。臣查考，抵御外国敌人同防剿土匪的情形不同，用来防剿土匪的军队，拿来抵御外国敌人，很少能够取胜。如今各路兵勇中，自然以南洋、北洋军队实力较强，但也只足以支撑海防要地。臣从军中起家，过去一向使用淮勇，这是廉颇被赵国任用的意思；经过多次裁遣，剩下的已经不多，又分布在直隶、江苏各处，正担心地广兵少，更难抽调大队。况且淮勇籍隶北方省份，对于越南水土恶劣、地势低湿、瘴疠流行的地区，非常不相适宜。往年唐定奎所部调防台湾，被瘴气侵袭，死亡超过一半，就是明证。淮将黄桂兰如今防守粤边，所招募的全是广东人，而不是淮勇；更何况从数千里之外调营，粮饷、军火运输的困难，是平常情况的百倍。等到三五个月以后才到达防地，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战机也已经改变。如果同法国开战，双方分别派遣兵船，法国骚扰我国沿海各口，那么顾此失彼，尤其会妨害根本大局。如果没有亲军随行，臣单身前往，反而会失去威严和分量，有损国体，也不是用来威慑敌人、谋求长远的办法。臣虽已是忧患余生，只恨不能粉身碎骨报答君父；既然承受严命，打算立即收拾行装，争取尽快起程。经过金陵时，同左宗棠筹商是否有可以从远处调拨的部队；再到上海暂住，利用电报迅速的优势，考察斟酌南北军情，再决定进退，并随时奏请圣上裁决。所有预先筹划越南边防的实际情形，谨由驿站秘密陈奏，伏乞圣上鉴察。《边情已经危急，应当确定皇帝谋略疏》（附分析附陈片）（光绪九年）张佩纶 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讲学士臣张佩纶跪奏：边疆情势已经十分危急，应当确定皇上的谋略，恭敬上折，仰祈圣上鉴察。

译臣认为，法国与越南的争端，就地势而言，逼近俄国争夺伊犁的情形；就敌情而言，横行如日本袭取琉球；就海上局势而言，等同于西洋人在澳门驻扎、英国人索取香港；就边患而言，同洪逆在粤西起事、回匪扰乱云南相似。这确实是朝廷应当深思远虑、反复审察、慎重处理的事情。然而河内被攻破已经超过一年，南定又被扰乱三个月；询问使臣，他们临事只说有病；询问边疆大臣，他们面对敌人只说求和；询问任用人才的枢臣，他们说人才难得；询问筹措军饷的计臣，他们说财力匮乏。中外上下纷纷扰扰，直到现在仍没有形成成功的谋略。事情已经像瓦罐漏水、锅灶烧焦一样危急，却眼看着不去救援，微臣私下对此十分忧虑。如今法军刚刚受挫，法国使者又来，进退两难，大概将要改变策略。我们如果善于加以牵制，法国方面后悔而改订盟约，也未可知。朝廷对此应当如何应对？要知道制服敌人的方法、驾驭军队的策略，从来没有在内部不确定谋略，却能在外部取得成功的。愿圣明对此垂意。一、彼我双方的力量都应当权衡。论中国的形势，新疆刚刚平定，西部军饷已经告匮；海防刚开始设置，洋务军饷又告匮乏；加上西北连续发生大灾，东南潜伏着盗贼，忽略内政而专务对外用兵，似乎不是根本办法。况且左宗棠、李鸿章等勋臣都已经接近老年，他们所统率的精锐也逐渐消耗衰亡，必定有人会以船炮不如泰西、越南终究不是容易服从为理由，请求停战保境。然而法国正被德国削弱，力量困于国债，贫困得难以自我支撑；君主徒有其名，政令出自多个方面，缺少良将，邪说之士却坐在那里议论。它谋图越南，主谋的只是西贡的将领，供给军饷的只是巴黎的商人；取胜时彼此争功，失败时彼此不救，只见小利、企图速成，根本没有坚定的决心。德国的毕士麻在后面窥伺，越南的刘永福在前面抵挡，我国云南、广东三省的水陆各军首尾相应。法国大举进攻则军饷耗尽，孤立作战则援助困乏，势必难以持久。总之，中国确实贫困，法国也不富裕；中国确实衰弱，法国也不强大。况且地势上主客有别，远近形势不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怯懦自处、犹豫不决，使属藩被消灭、列国因此生出觊觎之心，实在是铸成一个大错。一、和战应当周密筹划。臣并不是忌讳谈和。和谈如果能够保存越南，当然是和；和谈如果能够使云南商人正常通商，也算是和；即使越南灭亡，但能使法国人在得到越南以后不再同越南西部争夺边界，通商以后不在滇南驻兵，也算是和。臣不知道主张和谈的人能做到这些吗？而且边疆大臣只知道议和容易，不知道议和困难。议和就必须偿付法国的军费；由中国偿付，是耻辱；让越南偿付，越南又不听命，那将怎么办？就必然要代替法国驱逐刘永福；刘永福又不听命，那又将怎么办？臣私下认为，我们想求和，法国必定要战；我们能够作战，法国自然就会求和。法国虽有增添船只、军队的说法，但铁甲舰不能驶入港内，陆军最多不过三千人，有的留在船上，有的登岸，有的守城，有的出队，兵力已经分散。越南取胜、法国退兵，它就害怕我国纵兵合击；法国取胜、深入越南境内，又担心我国截断它的归路。我们屯兵休养以积蓄实力，它远行千里运送粮食；如果它派使者求和，主动权将在法国。为什么还要疲惫不堪地仰望脱利古的脸色，低声下气地向它求和呢？伏愿朝廷把缔结和约、交好邻国的事务责成总理衙门，把防守边疆、保存小国的事务责成边疆大臣。和谈与战争两方面，各自都应有专门负责的机构，这样边疆大臣才不能用谈和来推卸责任，各路军队也不至于因为谈和而放松防守。一、赏罚应当并用。军队没有赏罚，将领就不能驾驭士卒；国家没有赏罚，君主就不能控制臣下。自庚申年以来，朝廷慎重办理洋务，例如总理衙门章京的保举、出洋使臣的官阶、海防将弁的饷项，赏赐都从优从重；但误了战机，处罚却从轻，难怪各位大臣乐于谈和而害怕谈兵。如今要激励军队、振作士气，应当从明确赏罚开始。曾国荃坐镇广东，却毫无布置，虽然有过去的功劳，也应请皇上下诏撤去他的署理职缺，停发伯爵俸禄。提督吴全美撤兵退回境内，畏缩不前，应请旨将该提督革职，发往军台戍守。其他徘徊观望的大臣和边疆官吏，情节重的革职留任以责令将来立功，情节轻的予以申斥表示薄惩。然后特别下诏告知中外：凡是参与此事的臣下，奋勉图功，就给予无法估量的赏赐；玩忽泄怠、敷衍从事，就施以不可预测的威严。这样，三省的边疆大臣和前线将士，就没有不感激奋发、听命效力的了。一、水陆防务应当合并。广东以没有船只为借口，而南洋、北洋各自守着自己的辖区，兵船又不愿借调，于是谈论用兵的人完全不涉及琼州、廉州。臣愚以为，云南、广东两军最终仍应由水师辅助。中国水师出海交战，确实不如法国精良迅捷，但可以扼守珠崖，镇守粤海；秘密航行到顺化，保护越南都城；或者攻打锡根的空虚之处，或者截断巴辣的后路。只要广东督抚任用得人，都可以随时根据形势制变。若没有水师，广东西路门户洞开，一旦发生万分之一的意外，法国直接派兵船据守那里，又将怎么办？这样对于作战是疏略，对于防守也是疏漏，不是十全之策。现在云南、广东已经议定增兵，应当从北洋的冲船中酌情拨一艘，从闽洋兵船中酌情拨三四艘，选派良将统率，在琼州、廉州一带巡航，伺机行动。如何灵活运用，全在于所任用的人。一、兵员和粮饷应当相互配足。法国、越南之事，不像台湾那样可以突然开始、随时停止，也不像朝鲜那样可以苟且维持无事。它将经常成为西南边患，所以筹划边防应以长久维持为上策。按照臣的办法，应当就地招募兵员，不必从远处调兵；就地筹措军饷，不应允许过度耗费。使兵员能够长期驻守，军饷能够长期供给，这样才足以办成事情。只是筹饷比筹兵更加困难：云南的财富在铜矿，但财源尚未开采；广东的财富在商业，但弊端难以杜绝。面对现有军队等待没有着落的军饷，难怪边疆大臣以饷项不足为借口，筹饷大臣也因用兵而皱眉。竭尽内帑供应边饷，确实是有弊病的政事；但借外国债款偿还军费，岂不是更加耻辱吗？现在应当把云南军饷交给四川筹办，把广东军饷交给粤海筹办。户部大臣先前议定拨四川盐局二十万两给云南，近来又拨八万两给广东；如果还不能筹足军需，这些已经很多了。可是实际修整边防，臣恐怕仍然不足。应请敕令丁宝桢议定每月协助唐炯的一军若干万两；敕令粤海关监督借拨粤西军饷三十万两；并命令三省边疆大臣就云南铜矿、广东盐业以及浔州、梧州厘税等处兴利除弊，以充裕饷源。这样临敌时不必担心缺少粮食，事后也不必再议裁减兵员。

译一、大小事务都应当协同谋划。中国绝不会首先谈论战争，法国也绝不敢轻易同中国开战。双方相持下去，观察法军与越军的成败，时间一久，越南终究会被法国困住。怎么知道会这样呢？刘永福的军队，不怕没有人，却怕没有军饷；法国占据河内，那么保胜一带的商旅就不再通行，榷税必然减少，这是第一件值得忧虑的事。又不是怕没有军饷，而是怕没有火器。各国的枪炮，远处的无法运来，这是第二件值得忧虑的事。刘永福第一次作战杀死安业，第二次作战杀死利瓦伊业等人，他不但可以成为越南的屏障，也足以成为我国的羽翼。唐炯先前曾议论暗中资助刘永福军械，足以牵制法国，他的话已经有明显的事实证明，应请秘密敕令云南、广东两省疆吏，妥善办理。至于法国人所忌惮的，终究在德国的君臣；毕士麻颇有雄才大略，难道片刻也忘不了法国吗？法国得到越南，就如同英国拥有印度，这既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德国的利益。中国如果真同德国订约结盟，那么德国受欧洲公法约束，必然不允许我国这样做；但中国暗中巩固同德国的交往，从今以后增加战船、购买枪炮，都向德国采购，借商务来加深邻国友谊，以经营远交来便利近攻，毕士麻为德国深谋远虑，必将倾心相助。只要使法国人心存顾忌，越南的事情自然可以转圜。吏部主事唐景崧远赴异域，备尝艰辛劳苦；驻德国使臣李凤苞熟悉外国情况，很了解其中的关键。如果一方面借升迁官阶的名义任用唐景崧，使他充任越南使臣，另一方面再向他传达密敕，使他与德国结好，对军事一定有帮助。谋划攻伐、使用间谍，都是《军志》所说的；对越南而言，有晋国与戎族夹击的形势；对德国而言，有楚汉相争、决定强弱的局面。争雄斗智，难道还只是迂阔的空谈吗？这并不是臣喜欢说纵横家的话。俗话说，猛虎犹豫不决，就不知道会被蜂蝎蜇伤；骏马迟疑不前，不如劣马安稳行走。确实，狐疑是事情的祸害，明智则在于果断决策。纵观古今战事，利害没有固定的形态，成败也没有恒常的趋势，大体都因果断坚决而成功，因犹豫迁就而失败。巨鹿之战，宋义想等秦军疲敝后救赵，项羽却反对他的做法，一战便建立霸业；乌林之战，张昭劝孙权迎降，周瑜坚持抗战，一战便使孙权强盛。晋军伐吴时，贾充意见不同，但谋略最终由张华决定；苏峻作乱时，陶侃意见不同，但谋略最终由温峤完成。假如当时他们两方相持议论、众人疑虑纷纷，那么没有人不会把宋义、张昭、贾充、陶侃看作老成慎重的意见；可是最终，他们料敌的明察、决断时机的果敢，反而不如少年人的豪言和书生的坐谈：有的人越三思越陷入疑惑，有的人一旦立定志向便终于成功。那越南的衰弱国王、刘永福这个旧日盗匪，谋略一经确定，尚且能够凭借险要地势据守山隅，出奇制胜，最终歼灭法国将领、击破法国军队。越南即使最终灭亡，这也如同南宋的黄天荡、金朝的大昌原一样，足以使敌军受挫。何况堂堂中国，勋旧大臣都还在，文武官员齐备，却没有一个人敢于维护国体、伸张国威，以至于面对一个倔强而新建立的国家、一个屡遭困顿而多次奔逃的国家，仍然望见它便心生畏惧，不敢抗拒；这不被欧洲各国轻视，也会被越南嘲笑。臣身在言路，心中暗自以此为耻，也暗自为此忧虑。恳请皇上早日决定宸谋，以挫败敌人的气焰，天下幸甚。冒昧烦扰圣听再三，臣不胜惶恐不安，恭请圣上明察。

译再者，自从各国互通贸易、沿海增加防务以来，士大夫把洋务当作做官的捷径，争相发表荒诞妄诞的言论，渐渐形成邪僻的学说，暗中积蓄畏惧事情、怯于敌人的念头，却托言顾全大局，也似乎持之有据、说得成理。丁日昌、郭嵩焘还用古义来传播这种说法，诡异虚妄、荒谬悠谬的论调，到今天反而更加严重。关于法越之事，臣根据道听途说，揣测电报传来的零碎消息，其中颇有似是而非、足以迷惑众议的说法；如果不加以辨析驳斥，就是落入敌人的计谋。有人说法国将运送五百万法郎的军饷，调兵一万二千人，用两艘铁船载到越南，舆论因此非常惊惶。查法国的法郎，比俄国的卢布还小；洋钱一元，在中国折合白银七钱，在法国折合五法郎。五百万法郎就是洋钱一百万元。法国征募一名士兵，每月军饷十二元；一万二千名士兵每月应耗费洋钱十四万四千元，再加上将官俸禄、军舰煤炭粮食以及临敌所需的枪炮、子药，不到三个月军饷就会用尽。一艘船只能装载士兵五百人，船少而兵多，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传言。又有人说，刘永福如今虽然战胜法国，终究不足以依靠；如果答应同云南通商，仍然遵守《宝海原约》，似乎对越南有益而对中国无损。却不知道越南事务的错误，正是错在接受进入宝海的甜言蜜语，疏于沿边防备，幸亏条约后来发生变化；否则一经歃血订盟，越南早已陷入灭亡。宝海条约大意说，我国保有北圻，法国保有南圻，似乎如此；但它又说以红江为界，这就是错误的说法。法国已经全部占有南圻；北圻十七省中，十一省在红江以南，六省在红江以北。如果划红江为界，越南的名都大邑就都会归法国所有，我国只得到北圻的三分之一。至于今天，法国确实是在恼怒越南吗？如果不除掉刘永福，法国的军队就不会停止。法国难道不足以制伏刘永福吗？那么我国为什么要放弃越南，还要把云南的矿产利益送给它呢？又有人说，单凭一国力量不能保存越南，如果让各国同越南通商，分割法国的利益，建立越南的援助力量，这就是我国保存朝鲜的良策。臣认为，朝鲜能否保存尚且无法确定；而把这种办法施用于越南，则更加迂阔荒谬。俄国、英国等国，究竟是同法国亲近，还是同我国亲近？越南归属法国，并不妨碍各国同它通商，各国难道会反而受我国愚弄而仇视法国吗？又有人说，如今浙江的金满尚未擒获，湖广的教匪又滋事，专门谋划远方策略，恐怕会埋下眼前的忧患。这话也似乎老成持重；然而魏武帝并没有因为刘表在附近就停止攻打袁绍，桓温也没有因为石虎在附近就停止攻打李势。朝廷如果能够任用良将来平息边患，也就能够得到循吏来清除盗匪的根源；如果政务因循苟且，只在表面上粉饰，那么边防军队撤去戍守，潜伏的盗贼便会生出异心，祸变恐怕将接连发生。又怎么可以借口正在内部安抚山越，来提出对外停止经营珠崖的请求呢？又有人说，同时处理新疆、台湾、朝鲜，又处理越南，军饷不足怎么办？然而如果法国得到越南，那么广东防守海口、广西防守边境、云南既防江河又防陆路，所需军饷将是今天的十倍；筹划国家的人，怎么能吝惜小额费用而没有长远谋略呢？又有人说，乾隆盛世尚且不能攻取黎京，何况今天，哪里还谈得上建立边功？却不知道过去的安南只是亭台，存在与否都无关紧要；今天的越南却是墙垣，一旦让别人占有，就要侵入我们的房屋了。孙士毅只是因为不懂军事，所以留下后患。李鸿章早已战功卓著，壮志仍在；如果放纵敌人而使君父忧虑，想来不是重臣所忍心做出的事情。至于还有人说，越南怨恨全中国帮助它，法国将要率精锐军队直接逼近天津；法国哪里敢凭借军舰逼近天津。船只要到天津，必定经过香港，越过上海，在登州、莱州之间屯驻军粮和火药，冒险经过多重险阻而来；如果给它留下西贡这个破绽以资助我国，那反而是国家的福分。况且天津环绕三处海口，横跨重重渡口；李鸿章坐镇那里十四年，耗费军饷数百万元，却说法国人能够深入长驱直入、毫无畏惧，这岂不是太过轻视中国、蔑视李鸿章了吗？所以臣断定这是敌人的诈言，不足以相信。臣既然陈述了自己的愚见，又恐怕引起疑虑，因此附上分析说明，希望坚定皇上的决断。《海防紧要疏》（光绪九年），奕欣等。和硕恭亲王臣奕欣等跪奏：海防关系紧要，应当警惕眼前的祸患，预先谋划长远的防务。谨恭敬地上折，仰请圣上鉴察此事。

译臣私下认为，法国与越南的事情，同球案、俄约不同；无论最终和谈还是交战，无论有利还是不利，越南终究会长期成为西南边患。外来侵侮已经十分紧迫，海防不可稍有疏忽。交趾、广东水陆相连，如今已经增兵严密防备，仍应等候彭玉麟、张树声等随时奏报军情，再根据情况酌情办理。只是纵观沿海形势，北洋分守沽塘，稍稍顾及旅顺，而登州、莱州的防务仍很空虚；南洋兼顾江防海防，重兵扼守江阴，而苏州、太仓的防务略有缺漏。敌人如果舍弃坚固之处而攻击薄弱之处，我方就会左支右绌，因此似乎应当修缮门户，预先防备尚未发生的变故。登州、莱州的防务，丁宝桢先前奏称应当重点经营登州、烟台、威海三处；然而这位升任巡抚也只在通伸冈等处修筑炮台，其余地方虽有志向却未能办到。他训练水勇八百名，经李鸿章檄令调往北洋，编入“超勇”“扬威”两艘军舰；所购买的洋枪也全是旧式的。后来吴长庆到该处防守不久，同样不能有所经营。现在山东水灾泛滥，估量当地兵力和饷力，只能仓促修补，绝难周密布置。臣衙门反复代为筹划，登州原有镇将，不必再增兵；威海本来属于险要之区，还可以扼守险关；只是烟台水面宽阔、滩沙平坦，商船往来，长期被洋人侦察窥伺，必须增设重兵加以镇压。如果吴大澄分兵驻扎滦州、乐亭，吴长庆远驻朝鲜，都不能立即撤回调动，应请敕令北洋大臣选定将领，组建一支供检阅的军队，少则四营，多则六营，扼守驻扎烟台，同沽塘、旅顺形成犄角。左宗棠防守长江，以白茅沙为要害。查白茅港在昭文县以东七十里，是苏州、常州各地河水出海的要道；明代防御倭寇时，常设置白茅烽堠。港外浮沙横向宽阔、绵延不断，若由轮船扼守，虽然地势险要，但形势也稍显孤立。然而海口中能够通往江苏省城的地方，如刘河、大钱泾、徐六泾等，都距省城一百多里，实在防不胜防；崇明尤其孤悬海外，只依靠镇标，兵力单薄，一旦有警，即使征调军队，也难以及时赴援，必须预先筹划防御。南省近来设置渔团，用来杜绝汉奸为敌人引水的弊端，同时发挥海滨制敌的奇效，用意确实很好。但渔船都是教民所有，临战时实在难以倚靠；为江苏着想，如果选择要地增设防务，饷项必然更加困窘。如果劝导捐款设立练勇，民情又容易惊疑。能否请旨敕令江苏巡抚卫荣光，以冬季防务为名，檄令沿海六七个州县挑选民壮，约定每县三百人为标准，筹拨洋枪、子药进行训练，历经冬春三至五月，必能使技艺熟练、队伍整齐；平时就缉捕盐枭，有事则巡查海口。各县唇齿相连、接壤相邻，联络容易周全；慎重选用廉洁能干的牧令，长期任用并责成其取得成效，军饷不会白白耗费，百姓也不至于受到扰乱，这样做或许会有帮助。至于太湖一带，盐枭、持枪匪徒出没为害，虽然同海防没有直接关系，也必须在事变发生以前遏制祸乱的苗头，这样临敌时才没有后顾之忧。应当严令该巡抚招募枪船，查缉匪徒，把盐枭改造为良民，以使乡里安定、湖海宁静。至于福建省，远处连接广东海面，近处遮护浙江海洋，更应得到合适的人来镇守管辖，以防日本乘机窥伺。如果疆吏只把安静无事当作治理，而不认真讲求防务，恐怕海上偶然生变，台湾、澎湖、厦门、澳门尤其不足以依靠。恳请朝廷顾念福建疆域，或者另行选派贤臣，或者起用久经战阵的老将，使其负责镇守安抚。浙江方面，定海岛屿孤悬，乍浦港口深而宽阔，也应同宁波、镇海设法严密防守，使江苏、浙江首尾相接，以求巩固。以前曾奉旨传令，想来刘秉璋经历过战事，或许能够扼守要害、妥善筹划，以减轻皇上的忧劳。还有一点请求：海防的议论，十多年以前就开始了，中外之间纷纷聚集争论。然而购买船炮，费用不下数千万元，临事时仍然没有多少把握；防备倭寇、防备俄国，费用也不下千余万元，但沿海仍然没有形成什么规模。疆臣把责任归咎于部臣吝惜费用，部臣又把责任推给疆臣浪费，最后彼此迁就、因循拖延，那么臣衙门实在应当承担这个罪责。即使众人的议论没有把责任归到臣衙门身上，臣等既然参与筹划海防，扪心自问也实在难以安心。臣私下认为，臣衙门所掌管的事务，以商防为两端：如果防务不能日益加强，商务必然日益困顿。因此拟从今天开始，赶紧谋划海防，以求长远发展；把今天防备法国的空泛声势，变成日后海防的实际效用。此次奏折奉到谕旨后，臣将随时随事切实讲求。查核沿海要隘，广泛考察外国船只的式样，一方面同户部商议经费，同兵部商议营制，同疆吏商议将领人才；虽然仓促之间难以立即制定可大可久的规制，也应当形成能战能和的局面，或许可以建立威势、消除祸患，做到有备无患吧！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敬陈越事应行筹办事宜疏》（光绪九年），陈启泰。掌河南道监察御史臣陈启泰跪奏：越南事务已经有许多议论，谨陈述应当办理的事项。恭敬地上折，仰请圣上鉴察此事。臣私下考虑，法国人的威势逼迫越南，蔑视中国；《顺化新约》竟直说越南不是我国的主权范围，已经把北圻逐渐蚕食殆尽，外国侵略的气焰渐渐逼近中国疆界。皇太后、皇上忧念藩属，挂怀边疆，听说已经责问越南，敕令关外防军严整以待，并谕令沿海各省一律筹划防务。国威大为振作，不仅越南事务容易转圜，海外各国也无不闻风震慑。圣上的谋略深远，臣钦佩服从，无法形容。但外国人一向狡诈，既然已经说出违背的话，未必就甘心顺从。或者直接驾驶轮船闯入我国海口，或者增兵河内，骚扰我国边境，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我国攻守的策略，自然应当谋划周全，既不应苟且行事而错失时机，更不可虚骄自满而败坏大事。谨竭尽愚见，分条上奏十件事情，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帮助。

译一、在滇南设置统帅，创建水师。唐炯先前在四川时，多次贻误军事；援助贵州的战役中，他意气用事，带兵返回，以致收复的州县相继沦陷，数十万百姓陷入死地。当时他已经侥幸免于军法，近年来忽然受到特别恩典，骤然担任疆寄；他不但不知道感恩奋发，反而更加增长了苟且放纵、轻慢玩忽的心。这次擅自撤回防兵，严重辜负委任，朝廷只给予轻微谴责，仍让他承担疆务。一次错误又一次错误，大局怎么承受得起？岑毓英自行请求出关，也是担心唐炯不长于军事；但督臣既已离开省城，后方事务也需要筹划，势必难以兼顾，自然不如另行选派重臣，交给他督办的责任。杨岳斌功勋声望一向显著，年纪还没有衰老，如今让他赴军事前线，其能力胜过唐炯何止百倍。但唐炯身负重罪，如果任由他置身事外、逍遥无事，反而满足他畏难推卸的私心，似乎应革去他的云南巡抚职务，令他以偏裨身份效力，戴罪立功。即使归杨岳斌调遣，也可以使各路统帅和疆臣都震慑于朝廷斧钺的威严，不敢重蹈他的旧路。况且红江上游本来就应筹划设置水师，越南的轧船早已显示出创伤敌人的成效。刘永福围攻河内而不能取胜，实在是因为没有水师协助。杨岳斌是最著名的水师将领，如果让他带着工匠、水手，迅速前往察看情形，或者仿照越南轧船，或者制造长江杉板船，购买木材、配置火炮，训练勇士、分地防守，水师就可以立即建立起来；这样制服外国侵略者便不难取得成效了。一、在粤西增兵以备战事。云南军队将近两万人，徐延旭所部人数却很少，军饷也不足。平时营垒还能够自行固守；如果事势所迫，不得不出兵决战，那么无论防守还是进剿，调度终究都会不足。左宗棠奏请派王德榜招募勇士出关，颇能壮大声势。听说彭玉麟又打算调往东粤，边军单薄，便无法制敌，似乎应当酌情增添，以充实军力。左宗棠旧部中仍不乏人才，如果让他挑选一名谋略和勇武兼备、尽心国事的人，先到湖南永州、宝庆一带，招足五千人，训练成军，出关迎敌，这样兵力就较为雄厚，胜算也可以掌握。曾国荃已经到京，如果谕令他保荐旧部一人也可以；军饷就由湖南盐厘两局拨解。或者从湖南防军中酌情调拨几营，减少军饷需求，也可以把无用之兵变成有用之兵。到达防地以后，檄令他们同黑旗军以及滇南水陆军互相策应；这样不但北圻的领土没有丧失，可以确保无虞，连河内和海防也都可以希望按期收复。一、联络邦交，结盟各国。英国和德国都是法国世代的仇敌，日本、美国、西班牙、葡萄牙彼此相互嫉恨，奥地利、意大利新近又发生争端，怨恨尤其深。虽然不能希望它们公开违背国际公法、出力暗中帮助，但至少必须使彼此之间没有隔阂，才能专心处理越南事务。此前英国人触犯中国，广东百姓突然攻打外国公馆，误伤美国数人，于是美国方面退回并说了违背情理的话，终于酿成后来各国联合的祸患。秋季发生的罗根案件，查照澳门洋人晏些嚧案件的先例，本应拟判绞刑抵命；如今却议定监禁七年，难怪广东百姓至今愤怒。然而正值越南发生事变，绝不能失去同邻近国家的友好关系。听说彭玉麟这次到广东，打算张贴“格杀勿论”的告示，臣私下担心这过于轻率，横生祸端。应请敕令该尚书晓谕广东百姓，督促地方官妥善约束，不要任由事情另生枝节，以免增加难以处理的忧患。球案已经长期悬而未决，近来听说该国又有人前往礼部总署递交呈文；越南事务正紧，也不宜追究虾夷人而再启东方争端。并请谕令有关衙门妥善遣送处理，暂缓再议，不必急于一时办结，反而造成掣肘。一、保卫巩固津海。天津紧邻京师，实在是咽喉要地；外国船只侵入内地，必然会骚扰京畿。李鸿章长期驻守津沽，精心求取船只军械，训练军队、守卫海口，自然可以像长城一样依靠。淮军旧日将领中隶属于他部下的如今已经不多；杨鼎勋、郭松林相继去世，张树声、刘秉璋、潘鼎新又分别担任疆寄。仓促发生战事时，或许会担忧没有人前来协助。刘铭传才能谋略都很出众，向来受到该督倚重，似乎可以谕令他来天津协办防务。况且淮军休整太久，从前的精锐大半已经消磨，经过刘铭传搜罗整顿、重新振作，自然不难恢复为强军。但军威虽然应当壮大，奸邪之人也应当防范。自从办理洋务以来，招商局、机器局等各局中那些奔走逢迎的人，同洋人都有往来，不能保证其中没有良莠不齐之人，更担心机密偶然泄露。从前僧忠亲王还曾被沙秃子欺骗，至今仍留下遗恨，不能不吸取前车之鉴。应请敕令该督遇事加以防范约束，以达到谨慎严密的目的。军威既已振作，内部祸患又不发生，北洋就可以没有其他忧虑了。一、调湘营来帮助南洋防务。两江是财赋重地，关系到军饷来源；一旦防务有疏失，全局都会受到牵动。左宗棠是杰出的辅弼和元勋，坐镇江南，自然可以不劳皇上忧虑。但他年过七十，服人之威望固然有余，处理事务的精力却恐怕不足。近来听说他因病请求开缺，朝廷给假并加以慰留，似乎应当给他配备能够协助的人，使该督得以安静养病，同时防务也更加谨慎。如今新疆边界事务，复勘即将完成，设置官员、部署戍守也都已经有了规模。刘锦棠所部的老湘营精悍无比，所向克捷；刘锦棠本人又勇武谋略过人，不如把他调回两江，以资守御。湘营本来就领取金陵的军饷，并不需要增加军费。原先驻扎在湖南、淮地的各军，吴长庆远戍朝鲜，其余大半此时聚集在广东，也应增添军队填补驻防，才能保固江防。至于关外督办，即使改派金顺、张曜等人，也都能够胜任。刘锦棠壮志勃勃，倘若让他率领精锐部队向西而来，不仅可以为江左壮大声威，各路一旦有警，也都可以依靠他策应，这是不可不预先筹划的。

译一、惩治汉奸以消除广东的祸患。法国人在越南不能得逞，必然会进犯广东。秋季本来就已经有威胁恫吓的声息，更不能不预先防备。彭玉麟督办海防，可以希望他取得成效；但必须从南洋、北洋调拨兵轮以及数只〔船名不明〕船，以供使用。再在沿海州县分别训练民团，这样门户才会更加稳固。只是广东民情多有欺诈，奸邪之人值得忧虑。从前琦善在鲍鹏面前卖弄，叶名琛在李善问题上铸成错误；前者输银割地，祸害遗留至今，后者辱国丧身，追悔也来不及。只有林则徐奏请派道员驻守澳门，查访汉奸，耳目最为真切；因此办了一个韩肇庆，奸贪便绝迹；办了一个保安泰，邪恶便不再发生。近来听说广东绅士陈桂士等人结交外国人，把持公事，同督臣张树声十分亲近。澳门、香港的闱姓、番摊各公司中，广东绅士也最多，大多是违法之徒；万一海上发生警报，难免不勾结洋人、暗中传递消息。应请秘密谕令彭玉麟分派干练人员，前往澳门、香港两处，不动声色地就地访查逮捕，以消除隐患。此外，广东省的客军很多，方耀、郑绍忠等营熟悉本地情况，似乎都可以使用。听说张树声打算增加招募广西勇士，舆论哗然；并请敕令该督不要过分张扬，以免彼此争斗，导致内部发生变乱。一、重视浙江、福建的疆寄。两省水陆军队的数量超过十万，再加上防军、练勇，不下十二三万人，用来堵截防御，怎么会不够？为什么从前外国寇敌进犯浙江，定海便全部沦陷；进犯福建，厦门便倾覆失守？当时张朝发、江继芸等将领颇有声望，最终却毫无办法、一败涂地，是由于乌尔恭额、颜伯焘等人调度失当所造成的。如今的形势，浙江还不是最紧要的地方；刘秉璋曾在军中任职，很熟悉军事，似乎不至于有其他忧虑。只是福建的台湾逼近日本。日本虎视眈眈，已经多年；我国南方交趾发生事变，难免日本会窥伺形势而采取行动。即使法国进犯，福建的船厂、矿务也不可稍有疏忽。水陆提督彭楚汉、孙开华曾有战功，又久在福建，似乎都是可以任用的将领；但督臣、抚臣都不懂军事，可以让他们在平时宽容休息，却绝不能在有事之日把筹划军事的责任交给他们。依臣愚见，何璟在福建毫无振作，只知道袒护同乡，议论者颇认为一旦军情紧急，失误违纪必定发生。不如敕令他回籍，督办沿海团防，再由张树声接替其职。广东总督即令彭玉麟兼任，以统一事权。张兆栋的才能，进攻不足，防守有余；专门令他坐镇省城，或许可以不担心他贻误事务。这只在于朝廷如何调动安排而已。一、扼守登州、莱州的门户。外国船只进入窥伺津海，必定经过烟台；我国守住烟台，保障就会巍然屹立，敌人绝不能长驱直入。即使敌船强行驶过，米粮、煤炭、淡水都无法得到接济，后路也有回顾的忧虑。那里一旦空虚，敌人就会反客为主，天津防务必然因此失势。己未、庚申年间，外国船只忽来忽往，如入无人之境，实在是因为重重门户洞开，中途毫无阻挡。如今山东水灾接连告急，巡抚忙于筹办工程、办理赈济，困顿不堪，再顾及海防，实在不是陈士杰的才力所能做到的。吴大澄一军驻在天津没有益处，似乎应调去防守烟台，多准备水器、火雷，以便布置。宋庆一军也应调驻旅顺，同吴军形成犄角，联络贯通；登州、莱州多一道屏障，北洋便更加巩固了。一、宽裕筹措军饷。财政收支有常规，自从战事兴起以来，耗费钱财非常巨大；自从海关、天津解除禁令以来，内地元气更加亏损。只有依靠桑弘羊、孔仅那样的才智，同富商争夺细微利益，或许才能保住利权而达到富强昌盛。这要靠主管此事的人统筹全局。每年核算洋关进出的总数，竭尽真诚，设法兴办，不可能指望一朝一夕就见效。眼下各省设置防务，空话没有补益，自然应预先筹措数百万元军饷，以应急需。近年水灾、旱灾等偏灾几乎遍及各省，而灾区之广、受灾之久，没有比山东更严重的；议论赈济、减免赋税，屡次使皇上忧劳。皇太后仁慈，恩泽下及百姓，甚至把内府原本要用的节赏拿出来，颁发赈济山东百姓，由此可以想见国库已经空虚。现在如果再筹集巨款，捐输会带来很大弊病，借洋债又难以承受盘剥。只有把内地防军的月饷暂时按六七成折发，缓期支付招商局海运的水脚，酌情减少南河岁修以及江浙海塘经费，议定增加各省关税盈余，筹足两淮旧商票本，变通福建、广东、山东、浙江等省的盐务，或者改办官运，或者重新招募票商。这些办法都不会损害民生，还可以补益国用。如果担心一时难以筹齐，那么请暂时从四成洋税款项中提取，将来再由四川省官运的盈余陆续归还，似乎也是把缓处移来应付急需的一种办法。一、议论修改越南条约。法国人在越南横行，起初料定中国不再过问；等到看见关外防军林立，才逼迫越南签订《顺化新约》，借此堵住中国的口，却不知道越南长久以来列为外藩，越南国王也没有接受天朝敕封，擅自答应的条款本来就不能作为可靠凭据。如今既然已经收到法国照会，法国可能迫使我国一战，也可能后悔而寻求结盟，都还无法知道。若开战，成败不是事先能够预料的，不能因为小小挫折就立即动摇既定主见；若讲和，利害则必须仔细筹算，不能只顾眼前而给将来留下悔恨。听说曾纪泽同法国官员会商时，有法国人表示承认越南是中国属国，中国才允许《顺化新约》的说法。臣私下担心他过于拘泥，以后反而不容易挽回。因为《顺化条约》没有一条可以接受；中国是否拥有越南，并不取决于法国人承认与否。假如竟然迁就《新约》，那么越南全境仍不过等同于法国的郡县，中国又何必依赖这个虚名，值得耗费全部力量吗？至于索取大量金钱来赔偿费用，得到刘永福便心满意足，更应当坚忍坚持，万万不可轻易答应。所有事项都应等册封以后，选派大臣驻越南商定新条款，把原条约当作废纸，奏请奉得谕旨，以取信于将来。这样或许中法不必失和，南方藩属小国也不至于因遭受欺凌而叹息。

译以上十条，对关外而言，以创建水师为首要，陆路增兵次之；对内地防务而言，首先重视天津，其次是两江，再其次是广东、福建，又其次是山东、浙江；而整顿同各国的和好关系，更是今天最重要的谋划。至于事先充裕军饷、事后议定条约，也应当依次筹划，胸中有数，这样临事时才不至于慌乱。如今广东案件尚未平息，浮言不断；球人又有请求；云南、广东军事仍然因循拖延；南北洋防务还没有听说调兵；广东已经选定督办人员，而福建的废弛依旧；浙江即使可以缓办，山东的空虚却仍然如故；军饷需求十分紧急，确定的款项却完全没有；法国条约难以接受，使臣仍然拘泥其中。皇太后、皇上在宫中默默运筹，固然已经算无遗策，但臣区区愚诚实在不能自已。倘蒙圣明垂察，采纳臣这点浅陋意见，能够对大局略有帮助，臣将感激惶恐至极。恭请圣上鉴察。《筹办福建省海防情形疏》（光绪九年），穆图善、何璟、张兆栋。福州将军臣穆图善、闽浙总督臣何璟、福建巡抚臣张兆栋跪奏：为遵照旨意筹办福建省海防情形，恭敬地会同上折陈奏，仰请圣上鉴察此事。臣等先前奉到寄发的谕旨，内容是：法国与越南交战一事，长期没有确定的局面，着令将沿海防务按照实际力量筹办，认真布置，不可虚应故事。钦此。臣等谨敬遵办并存案。臣等查考，福建省是南洋的门户，而台湾又是全福建省的门户，海口林立，防守难以周全；观察估量形势，省城、台湾、厦门等处尤其是扼守要害、责任重大的地区。以前因为防备倭寇、防备俄国，已经经营布置：福州的长门、闽安、员山，厦门的白石头、与仔尾，台北的基隆，台湾的安平、旗后等海口，都分别修筑了炮台，购买配备洋炮，又制造军火、挑选训练水师，以作为守御准备。只是沪尾炮台改筑一事，还没有据报完工；厦门炮台还需要另行增添巨炮，已经分别饬令赶办购买。只是福建滨海地区贫瘠，军饷极其缺乏；前次俄约刚刚签订，内地就撤去勇营。台湾把大营改为小营，削减勇丁一千六百多人；现在内地只剩防勇十二营，除在上下游选择要地分兵驻扎巡防外，福州口只驻有粤勇二营、楚勇二营，厦门口只驻有楚勇二营；台湾现存防勇六千七百多人，分段驻扎在南北两路及前后山，兵力都显得单薄。上次复奏兵部命令裁减防勇时，在核实兵额的折子中声明，等到秋季酌情裁减二三营以节省军饷；因为正值筹办防务，不敢立即裁减，也不敢立即议论增募。于是命令沿海地方任事的文武官员，就现有留下的兵勇认真训练，秘密预先防备；并且考虑到福建省和台湾民气一向强悍稳固、深明大义，每逢地方有事，都能共同结成乡团，帮助官军出力，以弥补官兵力量的不足。历来考察往事，成效十分明显。于是命令福州知府督同官绅，把省城南台附近一带的联团办起来；又命令台湾镇、道将台湾所属水陆民团妥善迅速办理，希望众志成城，有备无患。后来接到大学士、两江总督臣左宗棠的会咨，八月二十二日奉到上谕：法国使臣脱利古曾有率大队兵船到广东寻衅的说法，防务都关系紧要，急须凭实际力量筹办南洋海防，着令责成左宗棠尽心谋划、妥慎办理。钦此。臣等恭敬抄录密咨送到福建。臣等私下考虑，福建省紧邻广东东部，如果法军先同广东省发生冲突，福建固然处于次要地位；然而敌情狡诈，难保不会声东击西。况且听说有日本人在越南借口观战、暗中帮助法军的事情，如果日本人果真从中勾结，那么一定会把台湾作为注意目标。臣等审察时势、估量形势，勉力筹办防务，不得不酌情增加营勇。现已命候补道方勋赶往广东潮州，招募两营得力弁勇，由汕头渡海来到福建，同原有各营在五虎门以内逐层扼守驻扎，以巩固省城门户；再选集熟悉风涛、沙线的沿海乡民，编成水勇，既可截断敌人引水的奸计，也可准备临战时伏击水中的用途。船厂设在中歧，同闽安形成犄角。听说总理船政臣何如璋正乘船来福建，不久即可抵达船厂，到时就应请他就近督办防务。至于台湾的防勇，已经檄令该镇、道酌情增募四营，并抽调后山各营，把缓处的兵力调到急处，分别布置。台湾道刘璈先前在军营中历练多年，到任以来淘汰更换营勇，不辞劳苦。此时另派统领赴台湾，既恐怕事权不一，又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台湾的全部防务，应立即责成该道根据情况妥善筹划，并随时报告办理情况。台北有新任福宁镇总兵曹志忠所率楚军三营，尚且称得上得力。厦门有水师提督彭楚汉，久经军事，足以独当一面；又已经咨令他酌情招募勇丁两营，以便集中加强兵力。此外，海坛、湄洲、金门、铜山、南澳等海口，也责令各营镇将领选练水师，一律加以防范，扼守要地以作谋划；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这里。战舰方面，先前准许兵部拨银三十万两，福建省筹集银八十万两，向德国订购铁甲轮船，专门准备给台湾防务调拨。现在船还没有运来，也没有确定留在南洋还是北洋。福建船厂制造的各艘轮船，除分拨给各省外，留在福州海口的只有“扬武”一艘兵轮，目前还需要修理。其余如拨往台南的“万年清”“伏波”，拨往福宁的“宁新”，拨往海坛的“福星”，拨往厦门的“搌威”“长胜”等船，有的已经使用多年，有的马力很小。至于台北的“永保”“琛航”，都属于商轮，只能用来运输、传递文报；如果用它们来抗击敌人、抵御侵侮，都不合适。现在看来，只有坚固修筑营垒，牢牢守住炮台，以逸待劳，出奇制胜；敌人也未必能立即如愿。臣等尽心谋划，不便过分张扬，也哪里敢稍有推诿。只是查同治四年围攻广东匪党的时候，江苏曾派提督郭松林率十六营兵来到福建协助进剿；同治十三年日本人在台南挑起军事行动，前任两江总督沈葆桢专心顾及这一处，所调湘勇、粤勇将近二十营，又调淮军十三营，部署才达到周密。现在广东省正在筹办防务，已经蒙皇上特旨派彭玉麟酌情带领所属将弁，并招募勇士前往会同办理。由此可见圣上的谋略宏大深远，慎重巩固海疆；福建、广东唇齿相依，而台湾尤其形势紧急。两江督臣左宗棠曾是南洋的中流砥柱，一向顾全大局；他的旧部将士和勇丁，与台湾道刘璈素来相知，应当没有彼此龃龉的嫌疑。是否可以仰仗天恩，俯准下敕给左宗棠，酌情拨给训练有素的勇营数营，派员统带渡海赴台，归刘璈调度，与福建各营合力防守？这样保卫台湾，就是保障南洋，确实对全局大有裨益。臣等谨将筹办防务的缘由，恭敬地写在奏折中陈奏，伏请圣上鉴察。

译《筹办闽防续募勇营疏》（光绪九年）何璟、穆图善、张兆栋 闽浙总督臣何璟、福州将军臣穆图善、福建巡抚臣张兆栋跪奏：为遵照圣旨筹办防务、继续招募营勇并布置相关情形，恭敬地上奏，仰祈圣上鉴察。臣等私下查知，福建省筹办海防，酌情增加台湾岛内的营勇，择要布置的缘由，已经于十月二十八日合折恭奏，并援照成案，请求敕令两江督臣酌情拨给训练有素的勇营数营，渡海赴台协同防守。随即于十一月初十日承接军机大臣密寄，得知十月二十一日奉上谕：福建各海口都是轮船往来的熟悉航道，恐怕敌人乘虚窥伺，着令将应当如何修筑炮台、储备军械、慎重选择将领、调拨兵勇等事项，逐一详细筹划，迅速办理，务必做到无论缓急都足以依靠，以静待动，免得临事慌张。钦此。由此仰见圣明远大的见识，训示周详，臣等内心不胜钦佩。臣等私下认为，法国人发动战争，跋涉险远，他们所依仗的不过是船坚炮利罢了。如果离开船只深入陆地，大炮也就失去优势。况且我方处于正义而敌方理亏，我方安逸而敌方劳顿，以静待动，敌人难道能够立即遂其志愿吗？刘团屡次击败法军，就是明证。福建省十多年来防备倭寇、防备俄国，已有完整成规；这次只有更加谨慎、更加精益求精，决不敢稍有疏忽懈怠。臣等督同司、道各员，亲自遍历勘察，福州的长门、闽安炮台刚刚修整完毕，安装配置大炮，都称得上适用。闽安的过屿炮台以及南北两岸沿山的炮洞，深得地势之利。近来因为沙线变迁，炮门的指向还不能校准，仍须酌量修改。又金牌与长门隔海相对，是敌船必经之处，地势最为险要；由于开拓费用巨大，还没有修筑旧炮台，急应派员凿山开地，召集工匠增修，使它与长门形成犄角之势，以便扼守。厦门炮台，据水师提督彭楚汉进省时面奏，都属坚固，应当增添大炮；先前已经发电给出使法国臣李凤苞采购，他回信说须十五个月才能运到厦门，缓不济急，现已商定由船政拨取后膛钢炮一万门运去配用。台北、沪尾改筑炮台一事，已经据报开工办理，不久即可竣工。至于福建省原来存有的勇营，有分驻漳州、泉州等处的，都是海疆要郡，又处在厦门的后路，概难抽调。省城是根本重地，而且是船政衙门所在地，如果不大量集中兵力，不足以防备意外；虽然增加了潮勇两营，实际上仍显得单薄。近来听说法国人将要进攻北宁，必然会有战事；福建、广东的海口，时常有兵船来往；敌人寻衅而牵制我方，也并非一定不会发生。眼下广东东部的戒备已经很严密，福建自然应当慎重选择统兵将领，增设精锐部队，以防敌人乘虚窥伺。查有建宁镇总兵张得胜，久经战阵，智谋和勇略都很出众，现在正调到省城，委任他办理防务；另行招募陆勇六营、水师一营，配备松板龙艚二十一只，并从原有防勇中调集四营，归他统领，用来巩固省城防务。福宁与省城水路相连，也十分重要，拟等张得胜募勇成军后，就调潮勇两营前往驻守，以使防务周密。至于台湾的防务，据台湾道刘璈筹议后详细回复，拟分为五路，台湾镇统领吴光亮也有同样意见。前山从恒春到凤山，以及台湾县的曾文溪以南，为南路，统兵五千人；从曾文溪到嘉义、到彰化的大甲溪，为中路，统兵三千人；这两路由镇、道分别统领。从大甲溪到新竹溪水以及宜兰的苏澳，为北路，统兵四千人，由新授福宁镇总兵曹志忠统领。从后山花莲港、卑南到凤山界，为后路，统兵一千五百人，由副将张兆连统领。澎湖为前路，统兵三千人，由澎湖协副将苏吉良统领。各路统领的军队，分出一半扼守要地，其余作为机动巡防，临时自行负责作战和防守，并救援其他各路。这样各路和军队虽然分开，势力仍然合在一起；所筹划的方案还可以照此办理，仍责成该道统筹调度。计算各路所需的防勇，除原有的练兵、营勇先行分布外，又经刘璈援照成案，请求咨商两江督臣左宗棠，调拨提督陶定升统带的湘军六营来台协防；这与臣等先前的奏议相符，已经据实发咨会商，听候左宗棠核复办理。防勇不足的部分，就由台湾酌量增加招募，并严格制定守备、援助的规条，通令遵照办理。澎湖是台湾岛内往来的咽喉之地，原有金龟山、新城两处炮台，现在经镇、道商议，准备在西岸的西屿、东岸的蛇头这两个入口要隘各修建炮台，借以防守；已经下令妥善迅速办理。臣等受恩深重，亲眼看到时局艰难，哪里敢不竭尽愚诚，预先做好防备。只是福建省属于滨海贫瘠地区，今年税收和厘金收入短缺，协饷拨款又不断增加，现在增募勇丁、修筑炮台、购买大炮等项目经费浩繁，实在难以筹措。军饷是办理防务的第一要务，尤其应当预先筹划供应，经司、道商议，请求由闽海关按月酌情增加拨款。查闽海关征收的洋税，都按款项规定拨用，有短缺而没有盈余。只是当前筹办防务十分紧急，军饷需求极为迫切，是否可以仰恳天恩，俯准由闽海关暂时酌量调拨，移缓就急，先供应紧要需要；其余款项准许由藩库、盐库随时拨用。此外，举办联团以杜绝内外勾连，广泛储备器械以充实军需，以及一切应办事项，自当随时尽心筹办，免得临事慌张，以仰副圣主慎重巩固海疆的至意。据福建藩司沈保靖会同善后局司、道各员详细呈报前来，臣等谨共同具名恭敬地上折奏明，伏请圣上鉴察。《议复许景澄条陈目前事宜疏》（光绪九年）奕欣等 和硕恭亲王臣奕欣等跪奏：为遵照圣旨议奏有关事项。

译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臣衙门接到军机处交来的片子，内阁于当天传来军机大臣当面奉宣的谕旨：升用翰林院侍讲许景澄上奏敌情叵测、筹备应当严密，分条陈述当前事务的一折，着令该衙门议奏。钦此。臣等谨遵。现将原奏抄件交送前来。查许景澄所陈筹备事项：一是加强台湾防务。台湾孤悬海外，是南洋门户，屡次奉旨命令该将军、督抚设法防御，并特别派杨岳斌急赴福建省妥善筹划防范，布置已经比较周密。只是他所说增设海线、接通福州以互通声息等语，眼下英国的大东公司已经与中国电报公司订立合同，在福州设立海线；应当如何连接到台湾，请敕令福建省与北洋大臣共同商议办理。一是策应越南军队。查越南方面，只有刘永福一军为法国人所忌惮，军火粮饷一半由云南、广东接济，并派兵援助；近来又特别派岑毓英、徐延旭出关，与之形成犄角之势。山西被攻陷、北宁被进攻后，朝廷屡次下谕命广东东部源源不断地准备、解送军火，并增募策应的军队等情，臣等已经谨遵办理。许侍讲陈奏在先，而眼下军情又发生变化，所请事项已经无需再议。一是慎重购买洋枪。查西洋的长处专在火器，只是其枪炮型号日新月异，不便动辄更换，若训练不精，也难以发挥作用。臣等先前已经函商北洋大臣筹拨款项，订购各种洋枪，并购买克虏伯大小炮位；如果德国、美国各厂尚能通融交易，等军械运到后，再酌情分拨各营，以供作战和防守。一是训练战舰。查前年北洋制成穹面钢甲快碰船时，曾请求派员带领水师到海外驾驶回国；现在德国所造的两艘铁甲舰，似乎可以仿造办理。虽然正值法越发生冲突，海上往来恐怕难免受阻，但预先训练以等待时机，正没有什么不可以。拟由臣衙门写信通知李鸿章设法筹办。一是审察战争惯例。查公法规定，两国交战时，有的禁止通商，有的夺取商货，有的保护局外商民，成例各不相同，要看各国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至于担心士民积聚愤恨，误伤牵累其他国家，已经屡次奉到谕旨，谨遵办理。如果法国人侵扰各海口，各督抚应立即申明这一点。晓谕地方人民恭敬遵守办理。一是筹措洋款。查目前户部款项不足，各省藩库也都支绌，一旦发生战争，军饷确实不易筹集；只是订借洋款，利息和耗费过多，这种剜肉补疮的办法，实在不是正确的计策。应请敕令户部权衡缓急，宽裕地筹备，以充足军饷需要，似乎不必筹借洋款，以免债务负担越来越重。一是缓办广东水师。查海防以水师为要务，水师又以船只、器械为先务。像法越这样的事情，如果我方有得力的师船，就能保护顺化、震撼西贡，从而牵制法国军队；只是广东省的兵船大多已经朽坏，所以陆军孤军推进而没有成效。张树声筹款增添装备，已经奉旨准许，现在听说已经订购；虽然一时看来缓不济急，但谋划国家大事应当着眼长远，实在难以责令停止办理。至于原奏所说中国驾驭夷人的办法，应当考虑得极其周密，而执行得极其坚定等语，正与近日的办理办法相吻合，确如许侍讲所说，是不得已才开始作战的。所有臣等遵旨议复许景澄所陈事项的缘由，理应恭敬地上折陈奏，伏请圣上鉴察。《筹办台防疏》（光绪十年）穆图善、何璟、张兆栋 福州将军臣穆图善、闽浙总督臣何璟、福建巡抚臣张兆栋跪奏：由于法国来信一天比一天紧迫，谨遵圣旨筹备台湾防务，恭敬地上折回复陈奏，仰祈圣上鉴察。臣等续募营勇、布置福建省海防的情形，已经于十二月初二日会同上折奏报在案。随即于初七日钦奉光绪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十九日寄来的两道谕旨，因台湾防务紧要，劳累皇上日夜忧虑。跪读之后，惭愧恐惧之情难以言表。臣等伏想台湾孤悬于大海之中，物产丰饶，长久以来为外国人所觊觎；近来接到探报，法国人在攻陷山西之后，气势逐渐扩张，敌情诡诈异常，防务自然应当加倍严密。奉旨垂询镇、将是否得力，兵勇是否足以依靠等情。臣等查知，军事全靠镇、道任用得人；现在台湾镇总兵吴光亮，是久经战阵的将领，于同治十三年经前督办台防臣沈葆桢上奏调来台湾，随即补授此缺。臣何璟曾收到沈葆桢的复信，称吴光亮为“赤嵌一柱”。现任台湾道刘璈，曾在两江督臣左宗棠行营多年，也久于军事。近来设法筹办防务，还算妥善。兵勇一项，除原有各营外，经左宗棠遵旨派总兵杨在元等带领勇丁四营渡海赴台，计算日期应当可以到达。又查现署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先前曾办理台湾防务，熟悉情况，勤劳功绩显著，已经命令他统率所属擢胜三营，从厦门直接渡海到台北，与新授福宁镇总兵曹志忠统领的三营扼守要地，可以期待其发挥作用。澎湖是台湾岛内往来的咽喉，也是用兵时必争之地；所管副将苏吉良现在已经调到省城。吴光亮禀称，副将周善初才识兼优，足以独当一面，于是就委任他代理澎湖协副将的印务，并命令刘璈照原议筹拨兵勇三千人，归周善初统带扼守。台南有镇、道驻扎，就近办理；防勇不足，已经命令刘璈赶紧酌情招募，仍照原议分为五路防守，互相策应，以一万六千人为标准，各海口炮台的炮勇也命令严加整顿，以待战事。只是台湾地区海岸港口众多，港■〈氵义〉分歧，势难处处设置防备。幸而民众一向以强悍坚定著称，由镇、道督促地方文武官员妥善制定章程，认真举办乡团、渔团，以补兵力不足。这就是台湾、澎湖分别布置防务的实际情形。北宁战事如何，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万一有警，臣何璟将审察敌人所向，出省调度，或者照防备倭寇的成案，驻扎泉州、厦门，与福建省城和台湾互相联络，视时机作出决策。臣穆图善拟往来福州海口，与总理船政臣何如璋督率部众严密防守；臣张兆栋与副都统臣多銮布督同司、道各员，慎重巩固省城防务，并筹措接济军火、粮饷，总要做到能够作战、能够防守，竭力保全疆土，希望解除朝廷对南方的忧虑。所有臣等筹备防务的缘由，谨共同具名恭敬地上折回复陈奏，伏请圣上鉴察。

译《密陈越事情形疏》（光绪十年）徐延旭 广西巡抚臣徐延旭跪奏：为布置北宁各路防军，严加扼守，督促命令刘团迅速谋求恢复；恳请敕令滇军先行会同规复山西，并让东路军队仍然进攻海阳等各项情形，恭敬地据实密奏，仰祈圣上鉴察。臣于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谨将调拨勇营、迅速开赴前线，法国人攻占越南山西省城，严密扼守北宁，以及分别增募、增调兵力，请求敕令广东、云南、福建共同谋划扫荡等各项情形，恭敬地由驿站密奏在案。递上奏折后，于十二月初一日收到批回十月十二日臣折的批示，并承接军机大臣密寄，得知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五日奉上谕：徐延旭奏请敕令倪文蔚多留数月，以及筹划关外办法的一折，览奏均悉等因。钦此。又于十二月初十日，收到督臣张树声的咨文，内称总理衙门来密电，其中奉上谕说，据李鸿章、曾纪泽电报，法国已经攻破山西等情。钦此。密咨送到，臣承接此旨。查臣自从得到山西的警报，又收到督臣函示总署电报中所说法国人冒险侥幸的情况，已经屡次致书左右两路统领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督促他们率部加意严密防守，随时戒备。随即据他们回复称：芹驿、慈山、涌球都是要隘之地，已经派副将党敏宣督带八营扼守芹驿关三江口；总兵陈德朝督带四营扼守慈山前路；副将周炳林督带四营扼守慈山后路；提督陈朝纲督带四营扼守涌球；另以两营守北宁、两营守谅江，以精锐先锋三营作为游击部队，分等挑选勇敢善战者，以备迎战；并增加木石，填塞月德江口，阻断敌方轮船的来路。又经赵沃亲自到各处扎营地点，周遍巡视察看，命令挖掘壕沟、修筑营垒、安放地雷，并沿河增修炮台，准备轰击轮船。臣又催促命令赶紧把防御设施准备坚固；又考虑到涌球、谅江的兵力还很单薄，于是再次催促增调、招募各营迅速出关，驰赴前线，协助分担防守。另有南官张登■〈忄亶〉自愿承担顺城、锦江、多福县的防务，目前都能够稳固防守；北宁的后路应当可以无虞。山西之战，法国人驱使教民冲在前面，随后是西贡、巴衣、马打等地的人以及真正的法国人，约有八九千人；虽然占据了山城，但被刘团以及云南、广东各军杀死的，实在不少于三千多人。其中有洋官二十多人。每逢战死者的尸体，大多用船运回河内；黑人向法国索要安葬费用，法国不答应，请求用船送回本国，法国也不答应，于是十一月二十八日哄闹焚烧火药库，炸死黑、白两种人二百多人，各种炮子也炸毁了不少。两路统领转述原先派去的内应以及南官的报告，内容都相同。臣认为敌方既然发生内讧，正是可以利用的时机，于是又切实嘱咐前线使用离间和秘密侦探之计，以防守作为进攻。刘永福退驻兴化以后，臣多次委托运送枪炮、炮子、火药、银饷给他，用来整顿部属。本月初二日，刘永福派他的营官韩再勋率领数百人转战来到北宁，请求领取饷银和军械；由于金英、屯鹤一带都有教民阻截，道路不通，所以都不敢多带物资。正好云南抚臣唐炯来信告知，已经从新安起程，暂时驻在保胜；臣于是回复请求唐炯，先就近为刘团接济军火和饷项，使他们能够及时谋求建立战功。随即收到主事唐景崧来信，说总兵丁槐所部滇军五营已经来到兴化，于是商议请先巩固第二重门户。又据黄桂兰、赵沃来函报告，黑旗营官黄守忠带领一千多名勇丁，于初二、初三等日进攻山城，杀死敌人很多；南策府义民在上月中旬和二十八日两次击退法国轮船；南官谢见、督南定义民于本月初三日战胜法国人，擒获其总理等情。臣查访后确认属实，又命唐景崧加意激励刘永福，赶紧整顿旧部，迅速谋求收复山西，并分别命令各路联络义军，互相援助。云贵督臣岑毓英勇于任事，既然蒙圣上慈恩俯准所请，一定能够接到命令立即行动。臣尤其不胜欣幸。只是臣于初四日接到督臣张树声来函，得知有越南都城平乱之战；到初八日又收到来咨，得知已经奉旨改派岑毓英前往。臣查关于越南都城的事情，一种说法是，嗣王因为法国人日益逼迫，想治罪主张议和的各位大臣，于是在宴会上下毒，并假传太妃命令，拥立前王的第三子，年十四岁；另一种说法是，嗣王私自迎接洋人进城，各位大臣请求他的太妃废掉他，改立前王第三子膺登，年十七岁，嗣王因此服毒自尽。臣先前认为这些都是传闻，各种说法不一，所以不敢据此写入奏折。接到上述来函后，又切实致信两路统领秘密查访；南官张登■〈忄亶〉仍然说是前面两种说法，并说清化道路阻塞，尚无明文消息；该国世代承受藩属封号，自应遵照圣旨查办。只是查从越南兴化前往其国都，必定要经过山西、河内、宁平各省，即使绕道而行，也不会超出这些地方。这几个省所属地区都是后路，现在又都被法国人占据，实在不能不统筹筹划。臣私下考虑，越南在几个月之间两次更换君主，或许也是该国气数所致。况且其嗣王还没有接受天朝册封，按照《春秋》的大义，尚且不在已经成为君主的行列。法国人借越南改立嗣王以及山西战事紧急而频繁发电报，无非是想向中外夸耀示威，使听闻此事的人惊骇。督抚是中国的重臣，正值强敌占据藩属都城四方、越南朝廷受其控制的时候，哪里适宜轻率进入越南都城，而把后路置之不顾？臣恭敬地阅读了皇上多次发来的电旨，命令岑毓英随时相机行事，务必做到妥善谨慎；又蒙谕令张树声派得力将领带领精锐部队充实南关后路，因此知道圣上的考虑极其周详。现在滇军已有数营进驻兴化，岑毓英的大队也将随后到达；南关方面，臣也已经大致布置周全，楚军仍将从这里进军。只是东路颇为空虚，如果东省军队从钦州、灵山一带出兵进攻海阳，与滇、粤、楚军约定日期同时进攻，法国人必定不能兼顾。只要攻下山西、海阳一两座城，河内、宁平自然容易收复。河内一旦收复，法国人将会不战而逃。到那时仍从正路直达越南都城，问罪并正名，选择贤能的嗣王继位，越南的陪贰臣属岂敢不听从！臣本是庸碌之才，不能报效国家，但凡愚昧思虑所及，不敢不据实直陈。是否可以仰恳天恩，敕令岑毓英先行共同谋划收复山西，并仍请谕令张树声发布檄令，派出将领和勇营改道向东进攻，以显示朝廷声罪致讨、先解决最紧急事务的意旨。

译臣尤其不能承受这种激切惶恐的心情。所有布置北宁各路防军、严加扼守、督促刘团迅速谋求收复，以及恳请敕令滇军先行会同规复山西、东路军队仍然进攻海阳等情形，理应恭敬地写成密奏，经驿站以六百里加急递送，伏请圣上鉴察。《请破格重用刘永福疏》（光绪十年）黄体芳 江苏学政臣黄体芳跪奏：北圻防务中，主军和客军形势不同，应当消除将帅之间的嫌隙，惩治弁兵的玩忽职守，破格重用刘永福，以完成边疆战功，恭敬地上折，仰祈圣上鉴察。自古以来，在四境多有营垒、战事频繁的时候，最担心没有援兵而力量单薄；但有时反而又担心援兵太多，这是什么原因呢？军队多，统兵的将领必然多；将领多，思想、权力、号令就不能统一。于是主军和客军的形势分开，水军和陆军的力量也各自形成了。臣听说华军、越军对于刘团并不十分联络，私下因此为之深深忧虑，又回头观察事态。刘永福以一个平民倡导树立义旗，虽然有智有勇，却不是能够凌驾于朝廷宿将之上的人。他之所以能够实现自己的志愿，是因为对上不向越南国王请求军队，对下不借助南官的力量，内部没有顾忌，外部没有牵制。他的士卒都彼此肝胆相照，像手指和手臂一样相互依靠，所以所向都能立功。去年夏天在怀德府一战，敌军首领被斩首；再战于丹凤县，敌人的战船隐藏逃遁；去年秋天在祉桥大战，水陆两军都获胜，这就是黑旗军独自作战的明显成效。自从援军集合后，刘永福成为主军，其余都是客军；桑台战败，有人说华兵和越弁同黑旗军不和，华兵过早退却，导致刘军动摇不能支持。虽然胜败是常有的事，不值得奇怪，传闻异说也不值得凭信；但唐代陆贽说过：各路统帅心意不同，嫌隙就会产生，正因为彼此观望，伏守时像一群互相牵制的鸡，行动时又酿成两虎相斗的怒势，形势必然如此，不能不防。从前段纪明征讨诸羌，郭闳却扰乱他的计策；李景略挫败回纥，李说却嫉妒他的名声。这是大将成为祸首的例子。楼船将军与荀彘会师，却因争功而失败；强弩将军迎战李陵，却以充当后援为耻。这是两军彼此不能相容的例子。何况刘永福出身寒微，逃身于荒远边地，骤然奋起，华人轻视他；河内陷于敌手、东京被迫议和，他仍凭借孤军，屏障保护数郡。他起兵时的强悍，法国人痛恨他，把他调往宣光，他不接受；许诺让他世袭广安、福宁府太守，他也不接受。由于他意志坚定，越人对他愤恨；又加上越军统帅黄佐炎吝惜费用、嫉妒功劳，处处加以限制，其中又有人从中挑拨离间，使他那一点点伸长脖子向内归附的心意无法传达到圣主那里，平日总是郁郁不平。虽然有负责留防的唐景崧善于用言语安慰调解，但那些倚仗资历地位的人仍然傲慢自得；划分疆界的人，对彼此的得失漠不关心。越军将领彼此如参商，号令起初就不严肃；华兵彼此龃龉，事情更难说清。所希望的是，谅山、广东防守山西、云南防务的各位大帅，从远处彼此声援，暗中进行调停，不要被越军统帅先入为主的话迷惑，这还算是中外之幸。否则就会重蹈陈汤失败的覆辙，激怒刘永福，使他像先轸那样脱去头盔而死战。刘永福个人的性命不足以吝惜，但他关系到边疆事务的安危，难道是小事吗？臣愚昧地认为，黑旗军的军需已经蒙内地协助接济；自从桑台失陷后，积蓄储备全部耗空。现在的办法，与其增加兵力而使其受到许多阻挠，不如厚重接济饷银；兵力增加，有利也有害；饷银充足，就听任他们自行招募，能守也能攻，轻重利弊已经很清楚了。伏请敕令唐炯、徐延旭等，开导黄佐炎，使他收敛猜疑嫉妒的私心；激励刘永福，使他伸张忠义之气；严令援助刘团的华、越各军，只求击敌，只听号令。凡是同黑旗军有私人怨恨、彼此争斗的，应及早撤回；如果临阵退缩、扰乱军心，就准许刘永福按军法处置。专门责成黑旗军用力量保卫北圻，大约有以下数项便利：一是他们行动轻捷，熟悉当地人情地势；二是能够自行发号施令，号令自由；三是中国和法国将来或许有缔结和好的时候，但刘永福同法国绝无投降之心；既然承受朝廷重任，他的锐气不但超过法兵百倍，也将超过华兵百倍；四是自古以来，鲁莽的将领不能独自任用；刘永福沉着狠健、善于谋划，如果各军同心协力，必不至于因轻敌而坏事。去年冬天，黄桂兰的军队久战疲惫而失利，徐延旭也因患病不能领军；广东防军新近受挫之后，按道理必定要观察时机、等待后动，而刘永福出于义理不能坐视不管，自然应当奋勇出击，这是第五项便利。近来边疆大臣和镇将，有的远驻越南境内，有的排列驻守海边，声势如雷云集；陆军使敌人震惧，水军使敌人战栗。即使汉代四位将军联合水军会师征讨，唐代九位节度使分道出兵，又哪里能比得上现在？而且听说河内有内应献城的说法。安江、河僊两省也有起意驱逐敌人的谋划，更应当谕令水陆各营，迅速发檄文到南定、河内、东京、西贡等处，表示天朝军队即将到达，以先声夺取敌势，并多方设法误导敌人；甚至可以采用法国人索赔兵费的计策，反过来责令他们赔偿，再看法国人恫吓我国的言辞，反而更加名正言顺。法国兵少于我方，越增加兵力就越混杂；军饷多于我方，越搜刮就越空乏；一听到警报，众人必然惊慌。只要法国朝廷的准备被分散，越人的士气就会壮大，滇军、粤军的形势就会稳固，南北洋各海口修缮防守的力量也会更加从容；而北圻的敌军知道中国大举用兵，必然因腹背受敌而惴惴不安。刘永福凭借虎踞般的军队，对付乌合之众，没有不能成功的。如今敌人窥伺北宁，众人的意见必定认为应当集中大量援军，慢慢谋求进攻；这个任务不是刘永福所能胜任的。难道朝廷是缺少人才吗？何至于把这种人当作长城来托付呢？但臣认为应当重用他，并不是偏袒刘团而排斥华军。就地任用熟悉当地的人，主军优于客军；既然可以借助他们作为先导，就应当统一事权。俗话说谋略确定之后才任用将领，又说军队取胜在于和睦；各自谋划就不能确定，各自成军就不能和睦，既不能确定又不能和睦，那么即使猛将如云、雄兵如雨，也不如专一谋划、集中决断、军队精简而精锐。臣伏愿皇太后、皇上俯念越南的保障，最终以刘永福作为首要功臣，是否可以酌量给予奖赏提拔，壮大他的声威，使他迅速报效国家，全凭超越常格的天恩。等北圻逐步肃清后，如果有需要使用水师的地方，那不是他的专长，再交给各位大帅统辖，也还不晚。臣是从主军、客军情势不同以及责任必须专一的角度出发，提出这番迫切忧虑，是否恰当，伏祈圣上鉴察。《敬陈战守机宜疏》（光绪十年）吴大澄

译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务、通政使司通政使臣吴大澄跪奏：云南、广西边防十分紧要，谨陈述作战和防守的机宜，拟请敕令调臣所部军队前往广西筹办后路，并会同进剿，以求发挥作用、助长军威，恭敬地上折，仰祈圣上鉴察。臣私下听说，古人用兵，遵守法度却不拘泥于法度，事情只求实际有用罢了。明代将领戚继光谈到备边要务，指出士卒没有训练的过失有六种，虽然训练却没有实际益处的弊端有四种。谈到今天的营制、军械，日新月异，和古代不同，和二十年前剿办发匪、捻匪等各类匪徒时也不同，但归根到底同样都是求取实际效用。自从火器的使用日益普遍，弓箭失去了优势，刀矛失去了长处；火器中最精良的，以射速快为贵，以射程远为贵，以不虚发为贵。有人说，泰西各国的利器未必可以依靠，应当另寻克敌制胜的方法，攻击敌人的短处。这是自欺的说法，过失在于认识不清；又有人说，泰西各国的利器万万不能比，更没有克敌制胜的办法，无法对付敌人的长处。这是自我气馁的说法，过失在于不肯学习。中国购买外国后膛枪炮，只有直隶督臣李鸿章所属的淮军最先掌握形势，多年来购买、储备精良武器，最为充足。臣于是仿照实行，节省军饷需要，陆续筹款购买后膛枪炮，督率弁兵认真操练，对每一项、每一件都详细考察研究，渐渐摸到门径，恍然明白：军械不完备，不能谈作战；即使有精良锐利的军火，使用不精熟，也同样不能作战。越南自从失去山西以来，云南、广西的官兵已经同法国人交战，正应当竭力谋划作战和防守的方法，以振奋国威、维护藩属。根据广西提督黄桂兰军营的探报，所遇到的进攻山西的法兵，带有大炮二百尊，枪子、炮弹共有数百车，每车六箱，轮船所装载的军火还不包括在内。他们筹备军械充足有余，由此已经可以大致看出。现在广西官军驻守北宁，能否坚持不退，还不得而知。如果到了收复山西、进攻河内的时候，却一点可以凭借的武器都没有，还能依靠什么来作战和防守？这正是臣忧虑不安、不能不统筹全局，为皇太后、皇上陈奏的原因。广西、云南的军队，并不是不勇于作战，也不是不知道训练。戚继光所说的“虽然训练却没有益处”的弊端，大约有几项。中原的老将拘泥于用刀矛制敌的成见，动辄说枪火、炮火不能抵挡我军冲锋，茫然不知道火器性能的优劣，这是第一种弊端。同一种开花炮弹，有前膛、后膛的区别；同一种后膛快枪，又有上等、下等之分。只追求虚名，不求实际，得到中、下等的武器，仍然不能命中目标、射到远处，这是第二种弊端。边疆省份军饷短缺，不能大量购买精良武器；即使得到后膛枪一千杆，分拨给十几个营，兵多而武器少，仍然难以发挥作用，这是第三种弊端。后膛快枪的精确操练技术，视力好的人可以看见一里以外；训练不精，即使目标很近也不能瞄准，临阵时仓促慌乱，只是白白耗费子弹和火药；即使有精良武器，也同没有武器一样，这是第四种弊端。后膛钢炮有开花弹，也有钢铁炸弹，所用火药多少不同，最低装药量的高低也不同；研究不精细，常常会有偏差，这是第五种弊端。天津机器局自行制造的火药，已经不如洋药精良；没有听说广西、云南有仿照洋药制造的方法。购买大炮而不购买火药，或者用土药代替，药力不足，炮弹射程就不一致，这是第六种弊端。购买枪支必须多带子弹，购买大炮必须多带炮弹；子弹既要准备临敌使用，又要准备操练之需。如果子弹储备不足，购买运输又来不及，费用稍微增加，后面就难以维持，这是第七种弊端。有这七种弊端，火器的优势就不能真正发挥出来；即使有廉颇、白起那样的将领，也无从施展谋略；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无处发挥力量。偶然取得一场胜仗，不足以作为凭据；稍微挫败敌人的锋芒，也不足以值得高兴。这并不是边疆大臣不懂军事，也不是将士不肯拼命。风气尚未开通，见闻就不广；既没有精心考核研究的学问，也没有专门负责教习的人，因此只能因陋就简，原因正在于此。依臣愚见，临渴时才挖井，总比始终不挖、最终连泉水也得不到好；病重时才储备艾草，也总胜过始终不储备、最终无药可治。臣练习后膛枪炮已有一两年，近来又同淮军将领讲求了三四个月；对于零散的机括，必亲自研究，对于发射的准确程度，必细加试验。就中国统兵大员而论，熟悉外国军火利弊、意见同臣相同的，只有湖南提督周盛传；选将练兵、简选器械、教习操练，也大致相同。周盛传所统率的盛军，是李鸿章部下最得力的军队，京畿疆土的门户，依靠它来拱卫。他的军队势必不能调往广西。臣所统率的吉林防军三千多人，以及后来增募的一千三百多人，大半是淮军、淮勇，原本就是奉命来天津听候征调的军队，跋涉劳苦，都是分内应做之事。只愿朝廷俯念广西边防关系重大，责成微臣统兵前往广西，筹办后方军火的转运事务，同广西巡抚徐延旭合力谋划。除臣所带的哈乞开斯后门步枪二千五百杆、〔呍■〈口比〉得立灭得〕后门马枪五百杆、克鹿卜后膛陆路轻炮十六尊、克鹿卜后膛过山炮八尊、金陵机器局制造的两磅后膛钢炮十二尊外，还须另筹巨款，增购后膛钢炮一百多尊、后门快枪一万多杆，分发给广西前线各军。

译由臣会同徐延旭督率各位将领，尽心操练，三五个月以后，必定会有显著成效。估计各项军火筹备、转运齐全，最快也要八九个月。训练明确，部署周密，使前线各军有所凭恃而无所恐惧，这样我军使用炮枪，件件都足以同法军抗衡，才可以竭力谋求进攻。今年六七月以前，只要能够固守北宁，使其没有意外之忧；到了秋末冬初、瘴气收敛的时候，才可以会合各军，分头围剿，谋划收复山西、进攻河内。这是兵家谋定而后战的方法。臣所说临渴挖井、病重储艾，就是说不挖井便不能解渴，不储艾便终究没有办法治病。有人说，北洋海防是京师的屏障，不应稍有疏忽懈怠。法国人狡猾而图谋逞强，声东击西，也是意料中的事。大沽、北塘的兵力还嫌单薄，东路滦州、乐亭等处也还很空虚。臣于上年十二月查阅海口时，曾拟等到春暖冰融，移兵驻扎在滦州、乐亭一带，分段防守，已经奏明在案。只是考虑到法国人既已取得山西，必定会以全部力量围攻北宁。那里水陆要隘，都必须增派兵力驻守；如果北宁集中重兵，同法军相持不下，臣料想法军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有余力分兵侵扰其他地方。只是恐怕他们以空话恐吓，这种情况也在所难免。南洋、北洋以及闽、浙的海防，本来就应竭力筹备，不可稍有松懈。至于臣军调往广西以后，京东沿海各处防务应派哪些军队填补驻扎，拟请敕令李鸿章妥善筹划调度，严密防守。淮军中还有很多得力将领，似乎还不至于为难。臣因为广西边防关系重大，统筹全局，竭力求取实效，以报效愚忠，谨缮写奏折，由驿站驰送上奏，是否妥当，恭请圣上鉴察。密陈官军防守兴化及调赴前线日期疏（光绪十年）岑毓英 太子少保、云贵总督臣岑毓英跪奏：为秘密陈奏官军防守兴化的情形以及微臣调赴前线的日期，恭敬地缮折上奏，仰祈圣上鉴察。臣曾于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将遵照圣旨秘密筹划防御的各项情形，恭敬地缮折具奏在案。后来在二十五、二十六等日，接连收到记名总兵丁槐禀报说，他于十八日带同各营官员，前往兴化东南沿江一带踏勘地势、修筑营垒。据探报，法国人驾驶几艘轮船来到屯鹤关湾停泊。该总兵立即带队前往沱江口查探敌情，到达时已经是戌初，在江边远远看见对岸火光冲天、人声喧腾，便派人前往窥探。据当地人说，法国人因为冬天天晴水浅，轮船难以上驶，于是从沿江各村聚集了数百只小船、竹筏，想从沱江渡过来进攻兴化等地。该总兵立即连夜返回营地，准备迎敌，并挑选派出队伍，在江边埋伏等待。十九日又据探报，法国人绕道从眉支关下面渡江，焚烧村寨。那里是南将刘永福部下黄守忠的驻防地，立即通知刘永福，派队前往援救，敌人已经退去。二十日又有数千名法国人的教匪，重新从沱江口驾驶小船、竹筏渡江，直犯兴化。丁槐督促各营部署伏击的枪炮队，趁他们渡到一半时发动攻击，击毙敌匪很多，我军也阵亡一人、负伤二人。匪徒见江边已有防备，不能强行渡江，便退回对岸。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日，敌人分别占据富有村、无赖社等地，搬运大炮，仍想渡江进攻，已经传令通知各营严加防备。这就是上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防守兴化的实际情形。臣查考法国人用兵，以轮船、大炮为长处，如今他们的轮船既然难以上驶，又还狡猾地想逞强，正好诱使他们深入，狠狠加以惩创。臣调来的记名总兵马柱、雷应山，副将王用梅、李朝有、王茂林，参将赛春、马维骐，游击段发科、桂尚华，都司牟见璋等各营，都已经陆续到达；保胜军的火器、军装，也已经解送到达。因为船只太少，只能陆续出发。臣定于正月初八日，约同主事唐景崧，自保胜出发，赶往兴化附近，选择要地驻扎，督率各营将领以及南将刘永福等，随机防守、围剿，并疏通由兴化通往宣光、太原、北宁的道路，联络粤军，共同谋求补救。只是越南北圻各省十多年来遭受土匪吴阿终、黄崇因、李扬才、陆之平等接连蹂躏，村舍成为废墟，道路上荆棘遍布，军士只能背着粮食行军，披荆斩棘，跋涉十分困难。臣此前派记名提督吴永安分带六营，从开化出白马关前往防守宣化。据该提督禀报，已经于上年十二月十七日从开化出发，但从开化府城到宣光，陆路还有一千三百一十多里，预计要到本月初才能到达防地。臣所部虽然共计一万人，分为两路，每路不过数千人，但面对当前张狂的敌寇，必须联成一气，使奇兵、正兵互相配合，才可以避免力量单薄。臣已经命令该提督到达防地后，立即挑选带领三营，从间道调来兴化会合，以增强兵力。至于保胜、蒙自一带，是官军的后方；所有廷寄夹板、奏折夹板以及各处公文，都由这条道路上的驿站递送；省中解送来的粮饷、军装，也由这条道路转运，处处都关系重大。臣已见发檄文，命办理营务道员汤聘珍留驻保胜，帮办营务道员陈席珍留驻蒙自，责成他们分别承担筹办事务，以表示慎重，现一并陈明。所有官军防守兴化的情形以及微臣调赴前线的日期，谨恭敬缮折由驿站驰送陈奏，恭请圣上鉴察。筹划防务疏（光绪十年）崔国因 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臣崔国因跪奏：国家安危迫在顷刻，筹划必须周详，恭敬地缮折上奏，仰祈圣上鉴察。

译臣私下认为，中法因为越南的事情发生争执，法国包藏祸心，不仅有意侵吞越南，也一定会寻找机会向中国寻仇，以满足其欲望。如果没有防备，割让土地、赔偿费用之后，他们必定还会提出无休止的要求。臣静心考察当时的情形，综合核查以往的事情，知道过去所以屡屡失算，弊端有三项；今天急需筹划的要务，也有三项。请容臣逐一陈述，恭候采择。自道光二十年以来，外国人窥伺内地，先浅试而后深入，我们屡次失算，弊端在于粉饰太平、怯懦畏缩和毫无防备。什么叫粉饰？道光二十年，外国人侵扰天津，从天津返回山东，山东巡抚托浑布上奏说，夷船经过山东内洋时，见面表现得十分恭顺，声称他们的意图只是请求恩典。道光二十一年，夷船进犯广东，杨芳与广东巡抚上奏说，各国来贸易的夷人确实没有跟随一起滋事；后来答应给他们六百万款项，夷人才退出四方炮台，将军却把这说成狠狠围剿、大大挫败了敌人的锋芒，义律穷困窘迫、请求议和入奏。夷船进犯厦门，饱掠后离去，督臣颜伯焘却以收复厦门上报。随后夷人又侵扰浙江，攻破宁波、镇海，掳掠后离去，奕经上奏说大军进攻宁波，逆夷害怕逼迫而逃退，随后乘机暗袭镇海，极力铺陈夸大。外国人猖狂到了这种地步，而负责此事的官员却这样上报。事前玩忽拖延，事情发生后必定仓皇失措，都是被粉饰之言误导了。什么叫怯懦？道光二十一年，伊里布奉朝廷命令剿贼，却同夷目义律平等相待，还派家人到海上犒劳敌军。琦善到了广东，先存了不敢交战的念头；夷船进攻靖远炮台，提镇请求援兵，琦善害怕破坏和议，不敢发兵，直到提督战死、炮弹打尽而落入敌手，最后只得割让香港来讲和。道光二十二年，杨芳到广东，也主张用羁縻办法；夷人淫乱抢掠，激起民众愤怒，广东百姓包围他们，义律几乎不能逃脱，负责此事的官员却害怕破坏和议，急忙替他们排解。进犯浙江一战，提督余步云请求派人到夷船暂作羁縻示意；将军奕经前往浙江援剿，却借口兵力太少，派人招募勇丁，在苏州停留三个月，没有向浙东进发。等到夷人进攻大宝山时，奕经已经提前率领护军逃走，参赞文蔚移营退守，前军没有后援，全都陷没，文蔚于是逃往曹江。夷船进犯苏宝山，督臣牛鉴见状惊慌失措，拿八百面藤牌护卫自己，还把冠帽鞋履混杂在军校之中逃走。东西两座炮台于是陷落。台湾战事中，将士俘获夷人，负责此事的官员却不准依法处死，想用此举向夷人市恩求好。到了咸丰十年，泰西各国向内地进犯，大学士瑞麟带京兵一万人，胜保、绵勋又共同带八旗禁兵一万人，前往通州防守、围剿；夷人进入通州后，各军全都溃败。随后夷人进攻海淀，禁兵不战而溃。这就是将士怯懦的情形。什么叫毫无防备？道光二十年，夷人侦知浙江舟山没有防备，便进入舟山。琦善在广东，以为抚议已经确定，请求撤除沿海防卫，官船的舵工、水勇几乎全被遣散；夷人看见虎门空虚，派人前来挑战，于是夺取虎门、大角等处炮台。道光二十一年，又进犯厦门，厦门水师因为广东已经议和，遣散了水勇；当外国船只连樯而进时，将士全都游水逃走。后来夷人又进犯浙江，浙江省也因为抚议已经议定，裁撤了官兵，以致临战时惊慌失措。道光二十二年，又进犯圌山，绅士请求在两岸设防，常镇道周顼却说，走投无路而冒险行事，他们一定不会来，夷船于是抵达镇江。到达江宁时，寿春镇的兵已经赶到，将领请求出战，督臣牛鉴却说：‘老虎的胡须不能捋！’ 有人请求关闭城门、登上城墙防守，他却说这是让敌寇怀疑我们，于是钟山被敌人占据。这一年，安徽巡抚程楙采听到警报，铸造铁锁横跨东西二梁，报销银十万两；议和之后，铁锁被弃置在江边，最终成了废铁。咸丰七年，英、法、俄、美进犯广东，给督臣叶名琛送来国书，言辞多有狂悖之处。叶名琛置之不理，也不作防备，最终被掳走。咸丰九年，夷人又来到天津，虽然有截断港口的铁链和港口铁枪，但无人防守，全都被毁坏，炮台于是陷落。夷船到来时，炮口都对着它们，但火炮不能命中，形同虚设。咸丰十年，夷船经过大沽的沙洪，因胶浅不能移动，却没有人敢乘机进攻；堵塞港口的船只无人管理，于是让夷船长驱直入。这些都是毫无防备的情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善于进攻的军队专门攻击对方的弱点，那么坚固之处也会变成弱点；善于防守的军队能够守住弱点，那么弱点也会变得坚固。知道弱点并在事情发生以前设法弥补，这就是转危为安的方法。那么今天急需筹划的事项，也可以说出来了。第一，京师是国家根本之地，应当选拔将领、选练士兵。查咸丰十年，泰西各国进犯内地，人数不过一万人，而且大多是潮州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京兵数十万人，竟然没有射出一支箭。后来穆腾阿带禁兵去剿灭枭匪，屡次遭到失败。由此可见京兵没有用处，不必等有智慧的人才知道。从前胡林翼论述用兵，说城市里的人不如乡镇里的人，乡镇里的人不如山野里的人；这是说油滑的人难以驾驭，朴实的人可以同他们共度生死。如今把国家根本重地托付给必定不能使用的军队，不必等智者也知道这是错误的策略。应请命令熟悉军事的督抚，选取从前长期经历战阵的将领，训练一万人，充实京师，以巩固根本之地，这才是万全之策；否则临事时必定张皇失措，形势将会很危险。第二，京畿辅近的平原地区，应当扼守要害、开挖壕沟。外来军队到来，利在速战。如果让他们所向无前，不仅锐气无人能挡，也恐怕来不及设防。查泰西各国交战，近来常常开挖沟壕。因为火枪的威力所向无敌，开花炮弹爆炸后，四面都会有人伤亡。只有开挖沟壕，让人伏在沟中，我方的枪可以打到敌人，敌人的枪却打不到我方；开花炮弹落在沟上，不会伤到一人，即使炸在沟中，也容易躲避；纵使来不及躲避，也不过伤及左右两个人。而且敌人的炮车笨重，辎重随行，遇到沟濠便无法继续前进；他们行进多有停滞，侦察人员就容易设置防御。

译他们搬运物资十分劳苦，我军勇士便容易攻击其疲惰。拟请命令从天津到京师的必经道路上，由当地官员召集民夫，在要冲道路上每隔二三十里接连挖掘深沟，借此帮助防守、围剿。有人说，壕沟可以挖，也可以填。不知道挖沟需要很多人，填沟却只需少数人，难易相差很大；提前挖沟和临战时填沟，劳逸也不同。又有人说，填平壕沟后通过，就等于有壕沟也没有壕沟。不知道填过一道壕沟，前面还会再有壕沟；敌人边走边填，行进就十分艰苦迟缓，作战也必定不能尽力。我军伏在壕沟中阻挡其前路，既可以以逸待劳；对于他们已经通过的壕沟，我军再把它挖开，又伏在沟中截断其后路，便可以用锐势攻击其退兵。敌军进入我方腹地，四面都是陷阱，既有进退两难的形势，后续援兵也有无法接续的势头，哪怕只剩一匹马、一只车轮，也必定无法返回。又有人说，挖壕沟的举措似乎显得过于张皇。不知道谋划不能不预先进行，行动时机不能不严密保守；如果海口平安无事，就应镇静安定、从容应对；如果已经交战，就必须迅速实施既定谋略。这只在于负责此事的官员审察缓急后施行。又有人说，防御敌寇，应当在门外防御，宜在海口拒敌，不必在京畿附近防守。他们不知道，外围屏障的防守固然应当严密，腹心之地尤其害怕空虚。英国人以岛屿立国，水师雄视欧洲，而伦敦都城尚且训练军队数十万，怎么敢因为海口有防守，便认为京畿附近可以不设防呢？第三，乡镇要害地区，应当联合民众进行团练。查自军兴以来，直省都实行团练，其中最有成效的只有安徽金波圩、浙江包村，以及湖南、广东的绅士，他们都立有战功，其他地方则没有听说有成效。这是因为实际功用同虚文不同。平时没有训练，统率者没有将领之才，临阵又没有纪律，虽然名义上叫团练，实际上不能打一仗。然而湘军、淮军最初招募的勇丁，也就是乡镇百姓；等到成军以后，却成为坚固可靠的军队，是因为训练得法、统率者有将才、纪律严明。直隶、宣化、大名等处本来就有练军，已经训练多年；如果确实命令该镇把这些军队移驻要害地区，再召集民间新练的团丁，由旧练军负责训练和统率，紧急时必定可以依靠。而且团练的好处还有胜过正规军的地方：乡野百姓能够耐受劳苦，这是第一点；每个人各自作战，不需要筹措军饷；这是第二点。保卫乡里，使奸邪盗贼不能滋生，这是第三点。如果教育得法、实行有力，那么京畿辅近内部就会隐然形成数十万精锐之师，也是保卫巩固国家根本的一条道路。至于各处海口的海防，该督抚经营多年，必然确实已有把握。只是听说福建省军容不强，器械不精，炮台的位置也不全在要冲；如今时局极其紧迫，哪里容得稍有疏忽。而且该省船局历年营建，费用十分巨大，尤其应该加意保护。应请命令该省督抚尽心筹措办理，或许可以做到有所凭恃而无所恐惧。臣一点浅见，愿意献上粗浅意见，并不敢越过职分而不发一言，也不是过分忧虑。臣看到数十年来中外交涉，有难以弥合的仇隙，有无休止的责罚索求；祸患总是因为先前失算，才导致后来棘手。日本不过是一个极小的国家，却觊觎台湾，负责此事的官员害怕用兵，轻率地说要送给它犒劳，撤军不久，日本又灭掉琉球；谋划不善，难怪法国会轻视我们。臣之所以追忆往事，胸中实在充满愤懑惋惜。而且法国在欧洲，其势力也并不强盛：一次被俄国挫败，又一次被英国挫败，随后被德国灭败，近来又在马达加斯加这个小国面前受阻，不能攻取。越南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落，法国同它相持了一年多，其间双方杀伤大致相当，可见法国的兵力并不强，只怕我国被它长期积累的威势所劫持。军队尚未交战就先行畏惧，战事正激烈时便谈和，这就会形成江河日下的局势。乾隆年间，美国原本是英国属地，因为英国征税没有节制而独立；英国用全部力量征讨，美国首领华盛顿竭力抵抗，转战多年，英国军队疲惫、军饷耗尽，美国于是成为自主之邦。到现在将近一百年，美国百姓安定、物产丰足，没有国家敢来向它寻仇。这是因为不怕劳苦，后来才能安逸；不甘处于弱势，后来才能强盛。泰西各国轻视中国，到今天已经达到极点。如今既然处于不得不战的形势，不通过战争，绝对不能挽回局面。但必须有事先的谋划和坚忍的力量，事情尚未发生时不可松懈，事情已经发生时也不必惊慌；胜负是用兵的常事，不因小胜而骄傲，也不因小挫而气馁。‘和’这个字发誓不再提，军费发誓不肯赔偿；那个越过本国、深入遥远之地作战的国家，绝不可能长久坚持，军队疲惫后必然发生变故，我方就可以乘其疲敝，而从前的仇敌也都会起来同它为难，这就是必然的形势。《尚书》说：‘如果药物不能使人头晕目眩，疾病就不会痊愈。’ 战胜以后，我方才能随意采取措施；对于从前失去的利益，就可以乘势重新整顿改变，也没有什么地方不能收复的道理。国家安危的关键，实在取决于此。恭请鉴戒先前失败的教训，慎重筹划。臣是为了保卫巩固国家根本重地，是否妥当，心情激切地等待命令，恭请圣上鉴察。会议和局敬陈管见疏（光绪十年）李端棻、治麟、潘衍桐 署理国子监祭酒臣李端棻、国子监司业臣治麟、国子监司业臣潘衍桐跪奏：为遵奉圣旨参加会议，恭敬地陈述管见，恭敬地缮折上奏，仰祈圣上鉴察。

译臣私下思量，法国人的凶焰正盛，战争固然危险，和议也难以依靠。据李鸿章奏称，德璀琳禀报福禄诺居中调解等事。在李鸿章心里，只是害怕错过这个时机，以后再也来不及，哪里知道求和越急，和局越难形成。朝廷广泛征询臣工意见，考虑到将来的流弊，确实是通达地权衡利弊的主张。但臣愚昧地认为，弊端有在日后的，也有在目前的。转圜过于容易，敌人就会更加轻视我国，得寸进尺，提出的要挟也会越来越多。何况各国觊觎中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假如因为法国得志，各国纷纷起来仿效，几年以后，高丽、台湾、伊犁、库伦等处就都不再是我国所有了。这是日后的弊端。德璀琳不过是外国一个普通人，替中国主管税务，他的话哪里值得深信？福禄诺虽是该国总兵，终究不是奉本国君主命令而来，怎么知道他不是因为看到我国人疲惫、军饷困乏，又忽然见我方罢免枢臣、诛杀怯懦将领，不明白我国的意图，于是暗中派这两个人来试探我们呢？如果我们落入他的计谋，仓促预先议定和约条款，那么我国先自行丧失威势，而法国仍未满足其欲望；这样一来，它就会派使者来要盟，另找借口继续进逼，无休止的要求，我们拿什么来应对？这就是目前的弊端。越南人反过脸来侍奉仇敌，实在不值得惋惜；值得惋惜的，是国家体面。当前的计策，最急迫的是开诚布公，明确宣布：法国自行同越南制造争端，我国只是防守边界，同法国从未失和。但必须让法国专门派遣使臣，专门办理此事，然后再同它议定和约，才不至于目前助长它反复无常，日后放纵它无休止地索求。曾纪泽是中朝简任的大员，如今却因德璀琳一句话而被撤职了。我国使臣，法国能够胁迫他离去；法国使臣，难道我国偏偏不能设法让他前来吗？又承蒙圣上明谕垂询边境应如何扼守、军饷应如何筹办、对法国应如何辩驳使其屈服。固守边境，是疆臣的责任；预先筹措军饷，是户部等计臣的事务；法国人的狡猾，也不是靠口舌争辩就能解决的。如果我国果真能够对滇军、粤军接连筹划、互相接应，前面有劲旅，后面有援兵，严整列阵扼守其要冲，镇静安定地观察变化，那么我国士气会稍稍振作，而法军兵力会逐渐疲惫。等到法国使臣迅速前来，再慢慢同他商议，这终究不能改变臣衍桐先前所奏‘能够作战以后才能议和’的主张。李鸿章总理边疆事务十多年，始终忧虑大局破裂，又战战兢兢地害怕众人指责。臣认为，这次和议如果确如原奏所说，不损害国家体面，不留下后患，既然能够努力付诸实践，又何必顾虑人们的议论。恭请特别降旨，责成该督臣洞察敌情，竭力保持镇定，不要被虚张声势所震慑，不要被甜言蜜语所欺骗；保全国家威望、成全自己的声誉，全在今日。臣等有幸参与廷议，既不敢提出难以实行的主张，也不敢说迎合附和的话，谨将所知全部陈述，恭请圣上鉴察。慎重维持和议并筹划战守疏（光绪十年）张人骏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臣张人骏跪奏：和议应当维护国家体面，请敕令战守兼筹，以免贻误，恭敬地缮折上奏，仰祈圣上鉴察。臣于本月初八日遵旨参加会议，恭敬阅读圣上明谕，得知法国愿意保全和局，准许它进行调解，期望不损害国家体面、不留下后患。臣认为，法国逼近越南，水陆两面都同我国相接，后患实在不必多说。然而祸患既然在将来，那么防备祸患属于善后之事；今天所应争取的，尤其应以国家体面为先。我国保护属邦，却议及兵费，就是失体；我国固守藩服，却让出边界，也是失体。李鸿章所说‘不损国体’，只是笼统说法，似乎没有实际把握；以先前的事情验证，和宝海议约时，该大臣说法国不肯遵守条约；和德理固议约时，该大臣又说不能立即划定范围。当时胜负尚未分明，法国已经如此狡诈，何况如今是在它战败受挫之后呢？臣恐怕李鸿章虽然有不损国体的心愿，却绝无不损国体的实际结果。即使法国悔过求和出于真心，在我军战胜并进攻取胜之时，它的期望必定很奢侈，谋划也难以测度，势必提出许多要挟。如果我国希望它迅速议和，必定会迁就它；即使侥幸处理得当，恐怕也不过保存越南接受我朝封贡的虚名，割让越南荒瘠的边地；即便说这样保存了我国体统，何况衡量当前形势，又恐怕未必能够做到呢？该大臣说，云南通商，对国家和百姓绝不会有大的损害，可以从各海口通商的情形来验证；但他不知道，海口通商使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受外国剥削的地方很多。滇、粤划界分守，应该能够长久相安，也可以从中俄交界的情形来验证；但他不知道，中俄交界的部落和边境，被俄国逐步蚕食的地方很多。如今越南的疆域日益缩小，而我国的领土仍然无恙；边军虽然战败，但我国久经战阵的老将仍然很多。如果确实把调解当作缓兵之计，同时特别下诏给沿海疆臣，切实选将练兵，讲求战守方略；一面由李鸿章因势利导，并明确表示军费绝不能赔偿，刘永福绝不能离去；划界不能把越南的险要之地全部丧失，通商不能让法国进入云南腹地。如果法国能够遵守约定，就暂且给它回旋余地；不能遵守约定，就仍然坚决拒绝。这样我方才有可战可守的准备，不至于习惯于谈和，反而被法国欺骗。法国一向奸诈，动辄用甜言蜜语来帮助它施展诡计，甚至把中国所谓大损国体的事情说成对中国有益、有利，对国体丝毫无损；这些奸邪的言辞和荒谬的理论，很容易使人受骗。所以臣对于‘不损国体’这句话，不能不及早加以辨析，以免日后后悔也来不及；并请下令李鸿章，让他把维护国家体面的具体办法分条上陈，听候圣上裁断，或许能够安排妥当，使法国知道收敛，自然不至于过分索求，即使议和也会较为得体。臣并不是一定要打一仗来逞一时愤怒、驱使军队作战；臣的愚昧见解是否妥当，恭请圣上鉴察。请早日决定进剿计划疏（光绪十年）黄自元 四品衔河南道监察御史臣黄自元跪奏：滇、粤边防责任重大，请早日决定进剿的计划，明确正义讨伐的名义，妥善筹划部署，以统一思想，巩固边境，仰祈圣上鉴察。

译臣听说，下棋举棋不定，不能胜过对手；又说，名义不正，言语就不能顺理；言语不能顺理，事情就不能办成。自古以来，从未有在两可之间犹疑、徘徊观望，却能侥幸取得成功的。何况战争凶险，想同阴险狠毒、狡诈凶暴的法国人作对，怎么可以不作防备？臣私下认为，我国同法国今天实际上已经没有可以停止的形势，却有可以乘机取胜的机会，原本不必过分抱持疑虑，谨敢为我皇太后、皇上陈述。法越交战之初，刘永福多次挫败法国夷兵，朝廷不想同法国失和，所以只拨给兵力和粮饷，暗中帮助刘军；成功了，我国可以获得鹬蚌相争的利益，失败了，我国也没有背弃盟约、抛弃友好的名声。这样做本来是为了息事宁人，意图确实是好的。但帮助刘永福的计划，法国难道不知道吗？它却完全不发一言加以责难，大概是想集中力量吞并越南，等到占有越南全部土地后，再来同我国寻衅。这正是它阴险狠毒的谋略，并不是当真聋了瞎了。以前同法国约定，说北宁是我国军队驻守之地；如果进攻北宁，就必然开战。如今战争已经打响，北宁已经陷落！两国失和已经无法再讳言。说战争，固然会大量耗费钱财；说和议，也会被勒令赔偿军费，而且法国气焰正盛，未必愿同我们修好；我国威势尚未震慑住它，也很难立即同它求成。何况法国狡猾，一面议和以松懈我军军心，一面进兵以攻取我方空隙，像狼贪婪、猪突进一样，怎么可以不预防？越南同法国订约十多年，订约以后仍然再次交战，可见和局不足凭信，已经十分明显。如果这次姑息忍让，它将贪得无厌，进一步助长觊觎之心，还会使各国纷纷仿效，哪里才是尽头？打击法国，就是用威势震慑各国；保全越南边境，就是用来巩固中国，关系整个大局，绝不是好战。臣所说没有可以停止的形势，就是这个意思。自庚申之变以来，似乎英、法等国万万不可与之争锋；可是刘永福只有弹丸之地，兵力才一旅，仍然多次获胜，歼灭敌军首领。假如能够大量集中兵力，怎么会不能保住并收复越南？所以用兵无论中西，只应比较勇敢和怯懦。何况法国表面势力虽强，国家实际上空虚；它集中军费、征集兵员，不断加码，不过是挖断水井、毁掉炉灶、背城决战的办法，外强中干，怎么能够长久坚持？等到军队疲劳、力量耗尽，势必不能收敛，反而自取焚毁。这就是臣所说有可以乘机取胜的机会。南北洋海口固然让人觉得防不胜防，但都是各国通商口岸，彼此牵制很多；而且越南尚未平定，贸然分兵，会使敌军意图分散，兵力也恐怕单薄。像法国这样狡猾，怎么肯采取这种做法？所以它侵入广东境内，尚且在意料之中；如果想向东进犯广东、福建，一定要等到越南方面松懈以后。我国滇、粤军队如果锋锐不可抵挡，法国将连越南都无暇顾及，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地方？至于沿海各口，只要将领选得得当，认真训练，不必急于增兵，以免落入法国多方误导、牵制我国的计策。臣所说不必过分怀疑忧虑，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没有可以停止的形势，又有可以乘机取胜的机会，而且不必在这些问题上过分忧虑，那么进剿的计划就可以决定了。发匪、捻匪等叛逆，气焰滔天，但我军一边失败一边作战，一边作战一边取胜，最终能够荡平他们，是因为内地的敌寇同我们势不两立，只有战争之法，没有和议之法。西洋各国则人人心中都留有议和这一条路。因此今天姑且议战，明天又隐忍议和；二十年来筹办海防，铁甲船、洋枪都只是用来粉饰太平，表面上精明善于炫耀，实际上忘记了仇敌；敌人固然贪婪，而我军却没有斗志。过去犯了反复作战又反复议和的错误，如今变成既不和又不战的军队；想要抵御敌人，却被敌人乘隙而入；想要调停，敌人又不允许我们调停；游移在两可之间，进退失去依据，这是兵家最大的忌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能够上下同心，誓师痛剿，即使胜利也不欢喜自满，即使失败也不挫败崩溃，就像剿办发匪、捻匪那样只有战争没有和议，意志坚定如山岳不可动摇，气势坚固如风雷不可改变。法国人虽然强悍，终究一定可以制服。臣所以说，进剿的计划不能不作决定。计划决定后，讨伐的名义也不能不正。朝廷希望法国悔过，所以此前没有声讨其罪、正式出兵讨伐；即使像唐炯这样擅自退兵，也获得宽容；对有功的刘永福，也只准许给予资财援助。这样一来，刑罚和奖赏都过于轻微，恩德和威严不能树立；恩威不能树立，惩罚和劝勉就没有依据；连小敌都不能抵御，更何况强敌呢？如今既然争端已经开启，似乎应当大张挞伐，再同各国照会，明确宣告法国侵犯越南、侵夺我国权力的罪行。并且布告天下，使人人怀有同仇敌忾之心。刘永福、黄守忠等人，应当宣布朝廷的恩德意旨，招来任用为统将，使他们充当前锋。他们逃亡边境，又正逢越南上下都怀有二心，就像飞鸟投向树林，却没有树枝可以栖托；一旦能够归附天朝、接受优厚赏赐，必定会感激而自愿效力，一心一意谋求功绩。吏部主事唐景崧激励刘军，使他们懂得大义；又不避艰险，竭力维持局面，似乎应当破格提拔任用，让他监督刘军：一方面表示刘永福归顺朝廷是有原因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辅助刘永福在智谋思虑上的不足。徐延旭庸碌懦弱、没有才能，只是仗着朝廷宽大，朝廷不治唐炯的罪，竟敢任意懈怠，导致士气受挫，应请严加惩处，以儆戒后来者。唐炯也应追究贻误战机的罪责，酌量给予重惩。黄桂兰、赵沃弃城溃逃，造成无数伤亡，急应依军法办理，以彰明警戒、振作军威。这样一来，人人都想奋勇作战，转战所向无敌；即使越南也将亲近归附我国，法国就不足以畏惧了。臣所以说，讨伐的名义不能不正。计划决定、名义端正以后，妥善筹划部署的方法，最重要的是选得适当的人。岑毓英虽然熟悉军事，听说自从办理马加利一案以后，也稍微有了迁就退让之意，应请予以诰诫，使他始终一心一意，不再有所顾虑。云南、广东的情形虽然都关系重大，但云南地势较为险远，广东则逼近敌人气焰，又是进入内地的重要通道；而且军饷接济兴化，都要经过镇南关。如果谅山一带守不住，军饷运输就会阻塞，兴化也就危险了。应请下旨命令岑毓英移驻镇南关前方，以便控制局势并保障军饷。唐炯轻率任性，如果让他独自负责云南防务，必定会迟疑拖延、贻误大事。因此云南巡抚急需更换，不只是广东巡抚应当议论改换。臣曾经论说，国家用人应当把公正、忠诚、纯正放在首位；廉洁、明察、诚恳、笃实的人，也还能够竭尽血诚。那些外表看似有才、内心实则巧滑的人，正如当今所谓人才者，往往无事时熟练惯于营私，有事时想方设法推卸过错，彼此转相提携，势必导致没有一个真心任事的人，所造成的祸害哪里说得完。

译至于现任提督、总兵等将领，多沾染官场和绿营的积弊，又多奸猾圆滑；身居高位而拥有丰厚资财，哪里肯再拼死出力？只有副将、参将、游击以下那些身经百战的军官，选择其中朴实忠诚、勇敢无畏的，任为将领和营官，他们必定奋发求取功名，不惜牺牲性命。如果在办事出力方面都用贤能之员，军饷就不至于白白耗费，军火也都能发挥实际作用，那么行军用兵，就可以希望处处合乎时宜。我只要立定志向，始终不改，他们将会灰心而想回头；等他们彻底服输，我再同他们订立盟约。几十年洋务的转机，就在此一举。希望不要以军饷不足为理由自行阻挠，也不要被器械低劣的说法所动摇。只请皇上在内心独自决断，使权柄操持在我们手中，那么将会看到海外诸国畏惧服从；我国家也可以长久享受太平之福。臣这番愚昧见解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请求派军营进驻前敌要隘疏（光绪十年）彭玉麟 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臣彭玉麟跪奏：为派军营进驻虎门外沙角、大角东西两处要隘，以巩固前敌门户，恭敬上折请求圣上鉴察此事。臣到达防地以后，会同筹划布置情形，已经奏报过【原文此处有缺字】；奉命由总兵娄云庆增募五营，加紧训练，拟驻扎在虎门前敌，以增强兵力、扼守要冲，均已立案。当时只是按照现有的兵力和炮位先行布置，所以只议定专门防守虎门。昨天，庆字五营已经成军。臣督同娄云庆等人反复勘察营地，查得虎门以外十多里，东面有沙角，西面有大角，两山相对而立，是虎门外第一处要隘。沙角、大角两处山嘴形成拱卫扼守之势，旧有炮台，急需修复。这里严加防守，虎门就可以守住；虎门守住，广东全省就可以无忧。与其用重兵守后方，似乎不如进驻前方要隘，这正是同时守护虎门。去年冬天臣到防地布置时，沙角、大角两处有炮台而没有火炮；现在所购买的火炮已经从海外运到省城，可以分拨十多尊，安装在这两处炮台。臣军仰赖皇上深厚的恩典，蒙兵部奉旨拨给确定的军饷，已经可以收到充足供给的效果。现已派娄云庆率五营进驻沙角，又抽调去年冬天增驻乌村的提督王永章所部振字一营、总兵刘树元的亲军一营，以及水师提督方耀所部一营，共三营，分驻大角，与方耀现守的上横档、下横档以及威远炮台各军形成掎角之势，互相支援。又同总督张树声、巡抚倪文蔚商议，在赤溪协副将吴迪文所办理的渔团中，雇用红单船二十只，配齐火炮，供给粮食和薪水，立即由吴迪文统领，名为靖海水师营，发给关防，以便约束、训练并专责其事。该营分别停泊在沙角、大角，使水陆两军相互依靠，作为保卫巩固省城门户的计划。其余长洲、大黄【原文“■〈氵窖〉”字样疑为地名或OCR误字】、沙路、鱼株、乌村等要隘，除已奏明抽调道员王之春统带四营，另行防守重要郡县外，其余均照前议办理。所有派军进驻沙角、大角及虎门前敌要隘的缘由，谨会同两广总督张树声、广东巡抚倪文蔚恭敬上折驰报，恭请圣上鉴察。边疆事务应坚持确定见解并任用久经战阵的老将疏（光绪十年）吴峋 四品衔江南道监察御史臣吴峋跪奏：为边疆事务屡次失败，应当坚持确定的见解，并请选拔任用久经战阵的老将，以求取得实际成效，恭请圣上鉴察此事。臣听说山西失陷以后，接连失去北宁、太原，法军屡屡取胜，我军士气沮丧。然而臣认为，这正是国家处于艰难危急之际，也是将士磨炼奋发的时机。回想咸丰三年，粤逆发动叛乱，所到之处无不溃败，即使曾国藩、胡林翼也曾多次战败；幸蒙文宗显皇帝指授方略，激励训诫，最终使官军声威大振，剿灭凶顽。这是往事中可以借鉴的例子。兵法自古不变，拿粤匪同法人比较，法国人的长处是兵器精良、军饷充足、船坚炮利；但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本领。而且他们治理西贡，搜刮剥削没有止境，百姓无法生活。若论凶悍狡诈、铤而走险，粤匪还超过他们。从前曾国藩等人深沉坚定，所以最终扫灭了鲸鲵般的凶敌。如今法军的炮械虽然锐利，但如果我军斗智用谋，未必不能置其于死地。关键只在朝廷坚持这一见解，任用得人，事情本来就没有疑问；用兵应避开敌人的长处，使其短处暴露。刘永福尚且取得大捷，何况如今大军云集呢？如今将才中，没有谁比鲍超、刘铭传更出色。这两人骁勇善战、建立过功勋，曾经获得爵位和赏赐；只是性情傲岸，或许被人认为有短处，军营习气也确实难免过于鲁莽。依臣看，在霆军得力的时候，李鸿章还只是以知州身份带勇，铭军是淮军中的劲旅，并非潘鼎新等人所能相比。当他们建立功劳时，张树声还只是以知州身份带领勇军；如今潘鼎新、张树声已经多次担任总督、巡抚，而鲍超、刘铭传闲居已久。此后带兵的人，又没有声望卓著、能够超过他们的，那么鲍超、刘铭传抚胸感慨叹息，也是人之常情。臣所惋惜的，是鲍超、刘铭传不应当从武职起家。假如当初他们报捐佐贰官职，再以功劳逐级保举，那么就在十多年以前，早已荣任镇守边疆的重职了。如今却可能不得不听凭张树声、潘鼎新决定他们的进退，这正是稍有志节的人所不愿接受的，何况他们还是雄伟奇特的人才呢！臣认为军营用人，只求能够克敌；即使任用贪婪、狡诈之人，兵书上也有记载，招降接纳叛军，仍然能够收到成效。鲍超、刘铭传虽然有可供指责之处，终究是中国的名将。倘蒙皇上恩准给他们加授巡抚衔，使鲍超招集旧部，从四川进入云南；使刘铭传统领现有的淮军，由轮船运到广东，再从陆路出关；所需军火，霆营由南洋拨给，铭营由北洋拨给，分头接济。臣认为，与其累计花费几千万两赔款给洋人，哪里比得上任用久经战阵的老将更好？如果蒙准，还恳请皇上颁发温和的谕旨抚慰他们，使他们知道朝廷起用他们的意图，务求实际成效；既不严苛约束，也不曲意宽宥，使他们既感激又畏惧，自然会激发良知，必定有所作为以报答皇上的深厚恩德，也有所作为以保全自己的功名，那么军事就有成功的希望了。臣这番愚昧见解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恳请催促后续军队并筹划军饷军械疏（光绪十年）潘鼎新

译头品顶戴、署理广西巡抚臣潘鼎新跪奏：为在途中接到谅山军报，并恳请敕令催促后续军队继续前进，以及筹划军饷军械等情形，恭敬上密折陈奏，恭请圣上鉴察此事。臣于三月十三日从长沙省城起程，二十日到达衡州，下月初可以到达桂林，估计到龙州关外，当在四月下旬。现在在衡州途中，接到谅山防营前福建藩司王德榜的禀报，说自二月十五日夜北宁失守后，他于二十二日到达镇南关，严防溃散的士兵进入关内滋扰；第二天单骑赶往谅山，向徐延旭禀明情况，察看地势，布置四营驻扎地点，并周遍察看谅山附近二三十里以内外的地方。该省西北面靠近小河，东南面靠近大山，这些山通向朝阳山、半陇山。如果前往长庆、北宁，两山之间是必经之路。城西北越过小河，就是驱驴墟。假如法人占据东南小岭，从高处俯击，城中竟无立足之地；如果敌军一部渡河袭扰抢掠驱驴墟，城中的粮食和援助就会全部断绝。守卫谅山必须守住要隘，因此王德榜立即派提督张春发率正前营分驻朝阳山、半陇山；在山的左右设置地雷；派提督何秀清的正左营、副将吴春魁的正右营、吴镇楚的正后营，分驻驱驴墟后山，以打通粮道。谅山原有粤勇五营，也派出两营驻扎在城东南的山岭，另以三营守城。这里不是产粮地区，历来依靠北宁接济。如今北宁失守，谅山的粮源已经断绝；龙州、太平也是山多田少，历来同样仰赖南宁供粮。今后我军进兵，必定要从内地南宁一带采集粮食运来。所担心的是，粤西五十多营自北宁战败以后，有妇女家属的，四处逃散，完全不归队；没有妇女家属的，也只回来十多营。黄桂兰退守长庆，因为那里无法筹办粮食，士兵和勇丁四处抢掠百姓的粮食。赵沃的一支军队，不知败退到了什么地方。听说刘永福前来援救北宁，看到粤西各军不战而退，也撤回了兴化。这次法人进攻北宁，不过是远距离交战，并没有迫近攻打城池。该军士兵和勇丁中，有家室的占一半，吸食洋烟的也占一半；听到警报便先带着妇女逃跑，以致军械、饷银全都资助了敌人。刚刚接到侦探报告，说太原又在二十一日失守。根据这些情况，臣查知王德榜久经军旅，忠勇而练达，他所报告的军事情况自然是真实的。粤西大批防军专门依靠黄、赵两位将领，如今既已溃散到这种地步，粤军只剩下驻守谅山的五营和王德榜的八营，其余都不可以依靠。兵力越发单薄，边境的战事气氛更加紧张。外有强敌，内有溃兵，同时谋划安定内部和抵御外敌，实在十分棘手。臣心急如焚，却不能飞速赶到；现在仍先带领随行的湖南抚标小队五百六十人，星夜兼程赶赴关隘。此后再调永州苏元春所部二千四百多人。臣经过衡州时，该营将领和军官中还有人顾念地方防务。实际上臣署理湖南巡抚八个月，从未听说有一个土匪滋事。臣已经当面命令苏元春限期拔队前往，应当不会拖延误事。至于提督杨玉科、方友升等新募各营，成军后到达防地，恐怕也要在四五月以后。何况调来的湘勇三千多人，今后的月饷能否仍由湖南省拨解；所募新军四千人，粤饷能否分拨接济，这些都不是臣能够预先确定的。只是听说李鸿章筹拨的军械已经运到梧州，等臣到广西西部后即可提取使用，只希望军饷军械不至于缺乏。目前幸好没有战事，等新军全部聚集、布置大体确定后，一切战守事务或许可以稍有把握。是否可以恳请皇上降旨给湖广总督、湖南巡抚，就近严格催促苏元春、杨玉科、方友升，分别按先后迅速赶赴广西，以备调遣并资助防御。如今时局多艰，外敌接连侵犯，凡是臣子，没有不怀着共同抗敌的仇恨；腹地官员筹措军饷、军队，边疆大臣议论防守、作战，若能同心合作、内外一心，或许可以缓解这一巨大祸患。臣先前蒙受皇上圣训，命令臣到达防地以后同岑毓英和衷商议；臣同张树声交往最久，同岑毓英也十分契合，情谊上属于同僚，感情上如同手足，何况边疆有事，我们又共同身在军中，更应当彼此投合、患难与共，绝不敢稍存成见，以致辜负平生情谊。所有谅山军情以及催调后续军队、筹划军饷军械的各项缘由，理应秘密陈奏，恭请圣上鉴察。边疆战事正紧，应筹划良策疏（光绪十年）洪良品 兵科给事中臣洪良品跪奏：为边疆战事正紧，应当筹划良策，恭敬陈述管见，恭请圣上鉴察此事。臣听说自古以来防御边疆的方法是：无事时应当防备，有事时应当作战。法人自从夺取并占据越南以来，日日肆意张狂，势必将逼近我国疆界，和局已经破坏，边境警报也天天传来。之所以衰败到这种地步，是因为只知道防守，不知道作战；有了事情却把它当作没有事情。法人远隔数万里灭亡我国属国，蓄意图谋扩张，他们的意图难道只是越南吗？他们本来就没有中途停止的打算，我国应当有深谋远虑的计划。臣请求就目前的紧要事务，选择其中最急迫的，恭敬为皇太后、皇上筹划。一、用兵应当集中全部力量专攻一路。法人所处的越南偏远遥远，先前被刘义打败，力量几乎支持不住，于是又增募军队、军舰，企图侥幸一战；又顾虑中国救援，声称要进犯广东，侵袭琼州、台湾等地，这是声东击西，意在分散我国兵力，使我们多方顾虑，他们便可以集中力量于越南，以至造成北宁失守。防备的地方多了，力量就分散；兵力分散，力量就薄弱。事情的缓急、兵力的虚实，贵在权衡。如今除天津是京畿门户，应当驻扎重兵外，其余各海口、沿岸，应令督抚、提督、总兵各自设防；所有精兵良将，正应合并到一处，命一位有威望、懂兵法的重臣，如左宗棠、彭玉麟，归其节制，统率军队前往越南，以取得泰山压卵般的优势。即使敌人侵犯我国沿海各郡，我国也可以用得胜之师随机策应，形势也不会难以应付。这样先发制人，就不至于受制于人。

译一、重大事务应当虚心采纳众议。国家行政固然归君主和宰相主持，但关系成败的事情，也应广泛听取、征询意见，以求妥当协调。近年洋务刚刚兴起，往往海外都已知晓，而近侍诸臣反而像讳莫如深，唯恐有所泄露。机密事务当然应当保密，局外人不能让他们知道；至于辅佐君主、掌管耳目的大臣，都负有进言和匡正的责任，何妨让满朝廷集中议论，使他们各自抒发见解，以备权衡取舍。过去大舜的圣明，智慧就在于喜爱询问、考察言论；诸葛亮的贤能，功业在于集思广益，正是由于遵循了这个道理。一、用人应当根据才器任用，以收罗边疆人才。两军相敌，得到人才的一方就强大；自古以来祸乱发生之处，人才也正由此产生。因此广东有发匪，湘军之士便由此兴起；河南有捻匪，淮军便由此建立。如今海疆有事，沿边隐藏着非同寻常的才勇之士，应当不会少，请命统兵大臣留心延揽；或者仿照古代设置翘材馆的做法，招募那些能够洞悉敌情、驾驭火器、精通兵法的人，把他们网罗到幕下，等到显著建立成效后再加以保举。至于官军所到之处，有人能够组织一军，与官军形成掎角之势并取得显著功效的，也应破格提拔任用。但识别人并不容易，如果不是器量见识宏大深远、体用兼备的大臣，也不足以谈论此事。这又在于朝廷委任是否得人。一、筹措军饷应当变通办法，以充裕财用。用兵的道理，军饷最为重要。军饷来源有三项：钱粮、厘金、关税。补救这三项不足的办法，叫作捐输。本朝对于钱粮不增加赋税；对于厘金，近来多有裁撤合并；对于捐输，最近又议定停止，这些都属于良政，不可以再改变。尚未整顿而可以用来补充财用的，只有关税。关税收入有余而无不足，中外都知道；可是主管者纷纷以征收不足额为借口，借端推托，仿佛异口同声。即使浙江海关、江汉关是中外贸易最兴旺的关口，还可以报称收入不敷，其余关口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管理海关的官员，无不坐拥厚重资财，充满自己的私囊。就粤海关而言，刘坤一署理监督一百多天，已经可以捐银十五万两；如果把这些钱充入关税数额，使一丝一毫都归入公家，军饷还何愁不足？可是诸臣屡次以此进言，朝廷只命令他们将全部收入交出，他们也只是用空文应付。臣认为，属于监督管理的关税，应令督抚轮流署理，实际核查收入多少，以确定章程；属于巡道管理的关税，应派大臣清查，严格核验所报收入的盈亏，以惩治侵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考察雍正、乾隆两朝，武功没有废弛，而国库仍然充足，大概是因为利益归于国家，没有一切中饱私囊的缘故。不致力于此，却只是大张声势地修补补救，想使国家富强，是不可能的。以上这些事项，都是今天筹划边防的要务。臣学问浅陋，不足以仰助皇上高深的谋略，但实在是看到边疆出现烽火传警，皇上为此日夜忧劳，所以竭尽愚虑，希望能有一点补益，全部听候采纳施行。再次陈述并秘密抒发愚诚疏（光绪十年）李鸿章 前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兼署理北洋通商大臣、一等伯臣李鸿章跪奏：为遵奉圣旨再次陈述，秘密抒发愚诚，恭敬上折请求圣上鉴察此事。

译臣恭敬接到军机大臣的密寄，得知三月二十五日奉有上谕：自从中国同法国通商以来，两国讲信修睦已经多年，只希望永远巩固邦交。后来法国同越南发生战争，越南既是我朝的藩属，不能不加以保护；而且越南境内土匪滋扰，又担心他们窜入中国边疆，所以派兵驻扎在北圻一带，以资防堵；同时仍照会法国使臣，以免彼此猜疑。可是越南昏昧于进退趋向，首鼠两端，致使该国的教民抗拒我军。所有这些，都是越南君臣不懂得审察时机造成的。朝廷同法国并不愿伤害和睦关系。今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到李鸿章电报，说兴化已经被法人占据；粤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秘密说，如果早些进行议和，可以请求本国停止用兵等语，自然是为了保全和局。着令李鸿章统筹筹划，酌定办理办法，立即具奏。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务，责任极其重大，屡次被人参奏，说他畏缩因循、不能振作。朝廷格外宽容优待，没有加以谴责。两年来法国和越南发生争端，负责办事的诸臣一再延误，挽救已经迟了。如果李鸿章再像先前在上海那样拖延观望，坐失时机，自己想想应当获什么罪？这一次务必竭尽诚意办理，总要使中法邦交从此更加巩固，法越之事由此确定，既不另外留下后患，又不稍微损害国体，这是最重要的。如果办理不善，不仅该大臣罪责无法宽免，就连此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王大臣也不能承受这一重罪。以上各项，钦此。臣仰见皇上思虑精密周详，洞察时势，训勉周到，并曲意表示保全宽宥之意，怎能不惶恐感激。臣私下认为，中外大局关系极其重大。如果不综合考察事情的始终本末，事理便不能显明，筹划也恐怕难以周全。臣斗胆披沥肝胆，恭谨为圣上秘密陈述。法人经营越南，实际上在二十年前就开始了：先夺取西贡六省，将其作为属地；后来又攻占河内、海防等地，时而占据、时而退兵，逼迫越南同法国订立条约，承认为法国的保护国。当时中国尚有内部寇乱，无暇追究，法人以为中国向来不谋求远略，误以为此事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定局，于是谋划逐步占领越南。光绪六七年间，法人筹集兵力和军饷，野心的端倪充分暴露，中国才知道他们的隐谋，于是议论者一致陈述保护越南、经营北圻的策略，用来维护国家体统、安定边疆，这一谋划本来是忠诚的。无奈法人蓄养锐气、积蓄谋虑，已经不是一天，事情竟形成骑虎难下的局势。他们攻城夺地，不留余地；中国用口舌同他们争辩，他们不答应；用公文书信同他们争辩，他们也不答应。不得已派兵分别驻扎越南境内，虽然此事由朝廷主持，臣的愚见也认为，可以借防守边疆为名，暗中牵制法军的势力，再乘机议和，使双方都能收场。光绪八年十月，恰好法国前任使臣宝海经过天津，有划分边界、实行保护的议议。臣知道相持日久，必然导致决裂，于是同他酌定三条办法，希望逐步结束此事。可是外有边疆大臣、内有言官，都不认为臣的意见正确，都说越南土地绝不可分、通商绝不可答应；法国政府也不肯遵守约定，竟把宝海撤回本国，于是越南的祸患越来越变化、越来越棘手。自古以来，在艰难的时代，议论越多，是非就越混淆，负责办事的人也越没有把握。到了今天，西洋各国纷纷而来，更是千古未有的奇局；其中的得失利弊，不是有丰富阅历的人，突然之间很难掌握要领。比如云南边境通商，日后如果确实有人妥善办理，对于国家和百姓决不会有大的损害，这可以从各海口通商的事情得到验证。法人即使得到越南，地理上隔绝、形势上受阻，哪里能够骤然进入云南、广东？只要妥善订立条约，划定边界、分区守卫，应当能够长久相安，这可以从中俄接壤的事情得到验证。至于藩属国被削弱、外来侵略交相而来，中国应当奋发用兵、自强不息，以遏制敌人的气焰，这才是正理。只是用兵必须先训练军队；西洋各国都把数千年的战国历史作为经验，研究军事理论，讲求精良武器，做到精益求精。中国风气刚刚开通，各省强弱不一，未必每省都有劲旅。用兵又必须先充裕军饷；西洋赋税很重，往往征取十分之三、四，一遇战事，富商筹集军饷，动辄超过千万。中国经历兵灾、水灾、旱灾之后，民间困苦，财力耗尽，未必商人百姓能够缴纳巨额军饷。何况还有乾隆五十四年孙士毅进攻安南、既得而复失的成案，以及高宗纯皇帝撤兵引咎的谕旨，都载在史册，前事可以鉴戒。既然审察形势并衡量力量，就不能不持重等待时机。去年广西巡抚徐延旭慷慨谈论军事，曾说要把法军全部歼灭、收复西贡，但不久便一蹶不振。臣未尝不赞赏他的志气，却又深深怜惜他不知己知彼、不通达时宜。臣去年夏天奉命前往广东，当时臣起自田野，突然之间没有可以携带的军队，暂时驻在上海，筹调军队和军饷都毫无着落，恰好法国使臣德理固前来商议越南事务，也完全没有结果。臣曾陈述和战大局上了一道疏，奉旨催促返回天津，筹备海防。秋天德理固再次前来会谈，该使臣气焰很盛，要挟很多，不能立即确定范围，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因为法人想要得到越南的意图始终没有丝毫减弱。假如答应让驻越各军退到边界驻扎，不仅众人必然哗然，也同朝廷的谋划不合。而且我军无缘无故自行撤退，同因力量屈服而撤退一样，都是放弃越南；本来不如暂且同他们周旋，慢慢等待变化。所以臣在山西失守之后，仍然主张坚守北宁。这就是臣前后筹办越南事务，并非敢于拖延观望，也不是敢于畏缩因循。如今奉到特别谕旨，责令臣竭尽诚意办理。今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恐怕不能像前一年同宝海订定的三条办法那样妥善；但如果确实能够迅速议定结局，仍然可以比作遇到危险便自行退避、见到风势便收起船帆。凡事考虑敌人的要挟，不如在敌人尚未要挟以前就先行办理，表明这是出自我们自己的意愿。

译凡事害怕敌人决裂，不如先向他表明我国没有决裂的心意，使他的计谋无从施展。详细译解税务司德璀琳同法国总兵福禄诺书信的意思，似乎仍不是没有转机；如果果真能够把措施办理得当，那么不留下后患、不损害国体这两点，或许还可以做到。中国如果能够先解决这件事情，利用空闲时间选拔将领、训练军队，以通商充裕军饷，制造船舰、精简器械，内外同心，切实经营，哪里不能同各国争雄？只是事情平息以后，我国君臣上下应当共同卧薪尝胆，讲求实际事务，不应再崇尚空谈、彼此牵制，这样才有蒸蒸日上的机会。至于眼下法国、越南这件事，总要竭尽臣的微薄力量，以期仰合圣上的心意。然而不能不战战兢兢地过虑的，大约有两点。大体上，国势会随着兵势转移；法国既然接连占据越南土地，日日肆意张狂，即使同它议和，哪里能完全如人所愿？将来越南划分边界，必定有人说划给我国的界地太少；云南边境通商，也必定有人说通商应当拒绝；其他条款还不少，指责必然很多。臣既然担负重任，本来应当顺受这些责难，不敢推辞；应当尽力承担冲击，也不敢畏避。只是恐怕意见更加分歧，谋划议论难以确定，枝节问题横生。这是第一点。法国是欧洲强国，而其议院各党派的主张常有不同。现在推究它的根本打算，虽然未必一定想要失去和好，却也难保没有心术不正、喜好生事的人另创新议，或者要求我国办理必定做不到的事情；那么在周旋羁縻之中，仍然要竭力应对、拒绝，恐怕难以限期达成协议。这是第二点。天下的事情本来就难以预料；如果办理内政，谋划确定、事情发动之后，可以有把握地成功。只是议立和约，必须等两国都同意，才能确定局面。遇到事机紧迫的时候，往往一句话不合，礼物往来就变成战争；一个人阻挠，风波便在一呼一吸之间骤然发生。如果不是众人意见完全协调、时机已经成熟，实在难以强行撮合。臣先前屡次同法国使臣会谈而没有成功，正是这个缘故。如今的办法是，挽救局势不应再迟；如果对方降低姿态、愿意听从，臣一定顺势引导，赶快设法办理。万一对方提出的要求中有必定不能答应的事情，臣应当尽力驳斥拒绝，丝毫不迁就，同时再加意笼络，慢慢等待机会。尤其希望皇上预先在心中审定哪些可以实行、哪些难以答应，先定下大体的方针规模，这样国家的主张才能归于确定，不至于被众议摇动，臣也有所遵循。臣还有一个请求：交涉这样的重大事务，单独负责就难以掌握，合力办理则容易周密。将来法国使臣如果奉本国命令前来商议，应请皇上降旨，从军机处、总理衙门中选择一位声望卓著的大臣，简派一人赶赴天津，统筹办理此事。臣虽然愚钝，也一定竭尽智虑，和衷商议，务求妥善协调。如果蒙圣明批准，使臣届时能够遵照办理，大局幸甚，微臣也幸甚。所有遵奉圣旨据实复奏的缘由，恭敬上密折陈述，恭请圣上鉴察。论和局不可依赖，应当准备战事疏（光绪十年）屠仁守 江南道监察御史臣屠仁守跪奏：为遵奉圣旨复奏此事。

译臣于本月初八日得以列席会议，恭敬拜读谕旨，又阅看各道章疏、书信，看到敌强我弱，不禁愤恨流泪。国家内部有文臣，外部有武将，却使事势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臣工不能尽职，没有谁能逃脱罪责。只是错误已经造成，眼下时机紧迫、形势危险，即便施以谴责诛罚，对事情也没有益处。北洋大臣李鸿章所率淮军作战，形势既然完全没有把握，幸而有一位介绍议和的人，于是不得不采取这个暂且维持眼前的办法。朝廷平日依靠该大臣关系国家安危，到了这般紧急困难的时候，该大臣没有奇谋胜算，才把练兵、充饷、精简器械、制造船舰作为开始。试问十多年来，他一心讲求的难道不是这几件事吗？还是这几件事曾经受到朝廷牵制吗？该大臣还想推卸责任，其余的人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皇太后、皇上看到他如此，而时势又来不及另作谋划，不得不答应他的议和；大小臣工又怎么敢把国事孤注一掷，轻易阻挠他的议和？然而看该大臣的奏折，他顾虑议和困难，似乎不容许别人再插嘴。那么今后关于分界、通商、赔款等事项，言官只要有不同意见，便都可以被加上阻挠的罪名，这同古人广泛听取群议、扩大忠言益处的道理相比，未免太过乖谬。何况法人如果像该大臣所担心的那样，要求我国答应必定办不到的事情，即使说要竭力应对拒绝，也确实难以最终达成协议。这样看来，议和一事也没有把握。而且怎么知道他们不是用议和来麻痹我、用议和来试探我，实际上将要放纵他们的狡计、逞行他们的贪谋呢？自古以来驾驭外族的方法，作战就能振兴国势、稳固人心，议和则会迎合敌人的谋划、招来外侮。至于迫不得已而采取这种下策，即使想不留下后患、不损害国体，形势也万万不能做到。既然对方用议和胁迫我国，肆意提出要求，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如果只凭空话拒绝，最终仍免不了多方迁就、低头曲从；祸患哪里还要等到将来，威信的损害就在今天。就像福禄诺密信中的话那样，狂妄悖逆、蛮横无礼，凡是做臣子的，实在都不忍听到。李鸿章却认为这是外国人夸张狂言的常态，不值得奇怪；如果天下臣民都同意这种看法，心中不再产生廉耻和义愤，一旦遇到危急，只知污浊苟生，那后果怎能设想？推究李鸿章的意思，不知怎样才算留下后患，怎样才算损害国体；何况他所说的“决无大损，可以从海口通商验证”“永久相安，可以从中俄接壤验证”，任意粉饰掩饰，恰恰同事实相反。这里面有无穷的隐患祸根，难道该大臣竟从未考虑过吗？臣私下认为，今天的办法是：想保全大局，必须先杜绝敌人的要挟；想杜绝要挟，必须集中重兵。对外以议和表示羁縻，在周旋委曲上不妨灵活；对内以作战巩固根本，关键在于艰苦经营。李鸿章始终不赞成主战。此时即使责令他整顿防守事务，也只是托于空言，并非他的本意。只有皇上独自决断，仍召鲍超、刘铭传等人迅速进京，就京师、直隶现有的军队日夜训练，并相度地形险要，分驻通州一带以及京畿附近的要害地方；尤其必须使天津距都城二百多里之间，重重关隘、层层锁钥，旗帜彼此可望，形成数百上千里的防御声势，使敌人不能突然侵犯。对外为津海声援，对内作京师屏障。敌人即使狡诈，也或许会降低姿态；无理要求或许可以稍稍收敛。趁此忧劳警惕之时，确定有备无患的制度：和议没有成功，不使敌人惊动；和议幸而成功，也不要轻易撤军。这不是只为眼前一时一事打算。如今同我国通商的十多个国家虎视眈眈，大多有轻视中国之心；今天和议成功，明天还会有接踵而来的国家生事，如俄罗斯、日本，尤其是邻近国家，既想侵占土地，也想索取财物，我们将怎样对付他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所以选拔将领、训练军队，不只是日后的重要谋划，实在也是眼前的急务。明面上可以杜绝法人挟制，暗中可以防备其他国家的觊觎。即使福禄诺以和解为说辞，还极力称赞他们的兵头米律孤拔主张作战而不主张议和，以显示他们收放操纵的计谋，我们怎么可以只是一味畏缩，谈笑之间就向敌人示弱，或者等到事势稍有变化，坐受祸败？云南、广东的边防以及沿海的布置，都应更加严密，绝不可因为已有议和，便立即放松戒备。这样做不仅会使已经集结的军队、已经耗费的国库钱财顿时归于无用，而且恐怕一旦突然出现其他祸患，再调兵遣将就来不及应付。曾纪泽奉使多年，忠诚勤勉、意志坚强，声名重于海外，为法人所忌恨。李鸿章所说“不能替他隐讳”的事情，正是天下人乐于称道的事情。应当赶快召回曾纪泽，委以重任，使曾国荃、彭玉麟等人作为他的依靠，共同谋求功业。总之，以羁縻缓和眼前局势，以坚定谋划长远策略；不要再等到有空闲时消磨时日，也不要稍稍放松防御而使人心懈怠。这样确定计划，或许可以先战后和，也或许可以不战而和；对于眼前的要挟和将来的弊病，较容易防止杜绝。朝廷顺应形势加以引导、保卫疆土、使百姓休养生息的意图，也或许能够实现。恭请圣明谨慎掌握权柄，详细审察事机先兆，不要专门依赖议和而误了国家大计，那是宗庙社稷的大幸，也是天下的大幸。臣这番愚昧见解，不敢随声附和，因事情紧迫而上陈，恭请圣上鉴察。遵议和局再陈管见疏（光绪十年）李端棻 署理国子监祭酒、翰林院侍读学士臣李端棻跪奏：为再次陈述管见，恭请圣上鉴察此事。

译昨天奉到关于会议一事的谕旨，臣已经遵旨具折复奏；退下后自己思考，觉得还有没有把愚诚全部陈述完，谨再为皇太后、皇上陈说。臣私下看到李鸿章的奏折，对于分界、通商两件事，总是斤斤计较，担心言官加以阻止。臣愚昧地认为，分界如果在尚未失地以前，广西应以富良江为界，云南应以红水江为界；如今形势既然不能这样，那么关键就不在数目多寡，而在土地是否险要。李鸿章议定把数省分给法国，如果我国得到的地方无法守卫，那同没有得到一样。盘算起来，不如干脆委弃它；只是巩固我国边防，仍然比较容易筹划防守。查云南旧日边界在马白关外四十里的铅厂山，其中有都龙、南丹两座金厂，法人得到它们，就等于得到宝山，而且距离关隘很近。如今既然同他们议定分界，他们必定竭力争取；朝廷正因为失地而治罪于我边疆大臣，如今议和时却把这些地方举手送给他们，能说是不损害国体吗？至于通商，他们拿无益的物品来消耗我国五金的利益。云南铜厂刚刚有些起色，如果出现漏卮，靠什么来满足财用？而且法国商人刚来时，必定要求我国保护；滇地百姓强悍，长期同他们结仇，日后将会争夺矿厂利益、图谋报复；如果再发生马加理那样的事件，法国又同我国相邻，祸患将难以预料，能说不留下后患吗？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臣估量李鸿章及总理衙门诸臣，必定会设法处理此事。臣恭敬阅读谕旨，其中说到滇、粤两地应如何固守。臣查考，云南进入越南，以开化府的马白关为正路，而开化、广南还有小路；广西则以太平府的镇南关为正路，龙州、镇安也有小路。应把两关作为重镇，在那里增筑营垒、设置守军，屯集军粮，修筑炮台，置办军械；小路也应派官兵严加防守。开化镇原本驻在开化府，近来听说云南迤南道也移驻那里，就不必再另行设置。只是广西镇南关距省城一千三百里，恐怕声息呼应不灵，应把提督移驻太平府，以资守御。广东应训练水师，驻扎在东京湾对岸，以巩固钦州、琼州的门户；如果和好，就扼守要地以防对方暗中图谋；如果不和，就让三省分路出兵袭扰，使对方处处设防，时间一久自然会陷入困境。这就是固守边防的主张。谕旨又问军饷应如何预先筹措。臣查现在滇、粤各军，主要依靠各省协饷作为经费。云南铜厂自唐炯开办以来，去年多解送二十万两，又补解前年二十万两，成效已经显著。四川盐务也更有起色，每月酌情拨给若干，应由该省督臣竭力筹划接济，这样滇省军饷就充足了。广西梧州的关税收入十分丰厚，其中多被该省各级大吏作为陋规，以及用于各种无益的耗费。广东粤海关一向号称富裕，尤其有很多被中饱私囊的款项，请下敕命令彭玉麟查明实情；如果能让这些收入一分一厘归入公库，再按成数拨给，也不是毫无补益。这就是预先筹措军饷的主张。谕旨又问和局会有什么弊端。臣认为弊端无穷，防范也防不胜防，而以通商的危害最大。即使同样是通商，陆路和水路也不相同。水路有固定口岸，不能随意移动；陆路则会趁我方未察觉，暗中移动界牌，这类事情往往发生。这是俄国人的惯用伎俩，法国人一定会跟着效仿。法国教民一向容易惹事，倚仗势力横行强为，各种滋扰情形断然不可避免。边境附近一带，万一发生衅端，更担心引起内乱。因此，通商开始时就应严格规定限制；教民案件一概归地方官审理，以防患于未然。谕旨又说法国人狡猾并且以要挟相逼。臣认为，单凭言辞，想在外交谈判中压倒对方，终究恐怕不是办法；不如努力求得自强，以便为将来打算。可是如今所谓自强，不过是设置机器、购买轮船，每年耗费数十百万金钱，一旦发生战事，仍然不足以真正使用。只是口头说要和好而已。过去琉球被日本占据，那里远悬海外，尚且没有留下其他祸患。越南自秦汉以来，成为内地的时间本来就多，如今却归法国所有，这就等于法国同我国共同占据中夏之地了。形势越发逼近，祸患也越发深重。照此推究，哪里会有尽头？如今和局尚未确定，臣听说刘铭传忠勇而有谋略，很因不能担任文职而感到不满。眼下海疆多事，正是臣子效命的时候；如果说他有所挟持而提出要求，那么该提督绝不会这样做。伏乞皇上特降旨意，敦促他立即上路，命他率领淮军驻守前敌，不许借故拖延；立功以后，朝廷不妨破格升迁任用，以彰明优厚的赏赐。李鸿章老成而有很高声望，谨慎地把持后路，为他声援。北洋的声势既然壮大，三省边防也严密起来，法国知道我国不会受其要挟，和议或许就容易转圜。万一和议不能成功，我国也有准备而无后患，不至于助长外侮而遗留下内忧。这样看来，臣所说的以辩论使对方屈服，不在空洞言辞，而在实际政务。伏望皇上独自裁断，敕令李鸿章及总理衙门诸臣不要过分曲意迁就，以保全国体，杜绝后患。臣实在愚昧，已把智慧思虑所及全部倾吐陈奏，是否恰当，伏乞圣上鉴察。请慎重办理和议条约疏（光绪十年）洪良品 兵科给事中臣洪良品跪奏：敌情难以测度，应当慎重防范；大局所关，贵在审慎拟订条约。臣恭敬陈述管见，恭呈奏折，仰祈圣上鉴察此事。

译臣私下于十六日到内阁，恭敬阅读上谕，得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李鸿章与福禄诺拟定的五条呈览：不索取军费，不进入滇境，其余各条均不损害国体，事情可以允许办理；将来详细议定条目时，如果另有要求，自然不难再予以驳正，等等。钦此。臣想，去年法国人进攻并夺取越南，中国再三据理劝告，法国悍然不听；如今因打败我国北宁的防军，见到皇上赫然震怒，罢斥掌权的枢臣，逮捕审问贻误军机的将帅，形势将要大举兴师问罪。法军此时军队疲惫、力量衰竭，于是因害怕而求和，其气势本已衰弱。法国人一向知道李鸿章主持洋务，怯懦怕事，于是用夸大的言辞恐吓他，用软弱的话语讨好他，先行占据有利地步，诱使他进入对方设定的范围，其计谋可谓狡猾。臣就他们拟定的五条来看，例如第一条说：中国南部边界毗连北圻，法国约定无论遇到什么机会，或有他国侵占，都应予以保全并加以保护。这正是法国人的隐患所在，他们恐怕眼下刘永福的争夺，以及日后越南的复兴。我国即使不能体恤邻国的祸患而救助它，难道忍心违背顺义去帮助叛逆吗？这是第一项不能答应的。第二条说，中国南部边界既然已经由法国给予实际凭据，就不用担心有侵占或绕越的事情。无论法国人多么贪婪狡诈，日后的盟约也不值得依赖；即使只就眼前而言，法国既然灭亡我国属国、进攻我国防军，如今果真悔罪求和，就应当归还侵占的土地、恢复旧日藩属关系，这才合乎体统。难道只用空话搪塞，独自占有利益来把自己封闭起来吗？这是第二项不能答应的。第三条说：法国情愿不向中国索取赔偿军费，中国也应允许其在毗连越南的边界进行运输销售，所有法国、越南与内地的货物都听凭运销。索取军费本来就没有正当名目，自然难以成为借口；至于在北圻边界销售货物一节，也不能立即答应，应命法国退出所侵占的各地，然后才允许通商。既然说不进入滇境，而条约又没有明文载明，恐怕会混杂牵连而进入境内，因而引发争端。这是第三项不能答应的。此外，详细条款臣来不及全部知道，但中国还应再次详细议定的，也有三项：一是中国与越南交界不得侵犯；如果法国首先挑起衅端，就应依照公法赔偿我国军费。一是退还侵占的越南土地，以富良江为界，听凭中国另行册立藩属，不得侵夺。一是云南、贵州等省永远不得通商；凡与广东、云南相毗连、过去属于越南的地方，再不许侵占一寸土地。敌人如果不答应，就只有开战。自强的办法在于能够作战，而不在于能够求和。请敕令李鸿章迅速筹办北洋战备，不得敷衍了事，把和局当作推卸责任的地方。臣前些日子阅读福禄诺的信函，已经知道他没有能力。过去匈奴藏起强壮的士兵和健马，向汉朝显示弱小；如今法国人夸张地显示强大，可见其实际的虚弱。听说其兵力不足两万人，其中一半是招募越南人组成的军队；如果同中国长期作战，又恐怕越南发生变乱。他们的军饷也靠向商民凑集借贷而来，希望将来向中国和越南索取，以图补偿。中国只要命令各将领严守各处口岸，集中大量兵力，随着敌人进攻的方向同他们苦战；即使有小的失败，也不要萌生退却之心，发誓不赔一分军费。法国远道万里出兵，军队疲劳、军饷匮乏，形势自然难以支撑，不到一两年他们必定发生变乱，甚至连自我覆亡都来不及顾及了。这就是以持久作战坐待其困敝的一条办法。制服敌人必须寻求方略，不能依赖和议。如今老成的宿将还不乏其人，朝廷委任并使用他们，并非没有可以托付专阃之任的人选。军事的兴废，将士的奋发或懈怠，全都取决于皇上旨意所指向的方向，要有措施振作并磨炼他们。过去金川一战，长久难以完成，依靠高宗在朝廷中的谋划独断，责令并激励诸将，最终取得平定的功业，直到今天仍受其福。愿皇上以祖宗为法，则天下幸甚。此事关系重大，臣蒙受皇上垂问，既然有一点愚见，岂敢不全部说出？是否恰当，请立即敕令议论施行，伏乞圣上鉴察。奏陈敌情并设置烟台防务疏（附妥善筹划防御准备情形片）（光绪十年）陈士杰 山东巡抚臣陈士杰跪奏：为遵照圣旨回复陈奏，恭敬呈上奏折，仰祈圣上鉴察此事。

译臣于四月十一日接到军机大臣密寄，奉到上谕，说张佩纶奏请命令沿边沿海各军严密防备作战，以杜绝被迫订立盟约，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朝廷在平息事端、安抚百姓之中，仍然包含着有备无患的意思。臣内心钦佩，难以用言语表达。臣才识平庸愚钝，不懂远大的谋略，幸逢圣明之世，如果有一点所知所见，自当据实直陈，以备采择。臣私下认为，要控制海外局势，必须先审察敌人的虚实，然后议论战与和，才有把握。查法国所依仗的有三点：船坚、炮利、军令严整。这些方面不能依仗的有四点：法国本是贫穷之国，如今出兵越南，人数达到一万六千人，军饷支出困窘，难以持久，这是第一点；其大臣之间不和，因兴兵而结怨，势必多有猜疑阻碍，这是第二点；军队远道劳顿，国内空虚，别人将会乘其空隙，这是第三点；四国订有条约，不许扰乱通商口岸。法国进入越南占据土地，得不偿失；如果想调兵进犯内地，既怕各国牵制，更担心中国军队袭取越南，使以前的功劳全部丧失，这是第四点。臣推测，这次法国人递交书信讲和，必定是因为军饷力量支撑不住；他们的兵船先后来到中国，不过是希望以恫吓来实现其计谋，并不敢立即进犯内地。我国如果稍微显示弱势，法国一定会无休止地提出要求；即使和议达成以后，隐患也会更加严重。臣愚见认为，我国虽然志在让百姓休息安生，却应命令南、北洋大臣多准备后膛枪炮，资助滇、粤将领以及刘永福的各军，催促他们设法收复北宁等地。侥幸获胜，和议就比较容易达成；即使不能取胜，只要同法军相持数月，法军粮饷必定更加极度匮乏，他们求和的意愿必然更加真切。趁机同他们谈判，他们的要求就容易得到偿付，和议也可以长久维持。这似乎也是以进为退的办法，也就是谕旨所说的先能作战而后能求和的意思。臣只是根据所听到的情况，说明敌情的虚实。至于烟台这个港口，是各国轮船往来的必经之地；如果法国肆意进犯内地，烟台的粮食商行此前已经查明并登记，应立即命令搬迁，断绝对法军的接济，并晓谕各国居住在烟台的官员和商人，使他们知道衅端是法国挑起的；这些官商去留听其自便，他们也应当没有异议。如果法国船只来到烟台，只说是来议和，就应照常通商，不便停止市场交易，以免给对方留下借口。只是各港口的渔户要严密查验，以杜绝奸细；责成将领多修筑地营，临机决定战守。既不敢稍有张皇，也不敢偶然显出松懈。驻守烟台的六营，先前已经奏请派兖州镇总兵全祖凯统领，以统一事权。将来是否还要另派统领统辖，等北洋大臣李鸿章电报商议后，再斟酌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以上遵照圣旨陈述管见，以及办理烟台防务的情形，谨专门密折陈奏，伏乞圣上鉴察。另外，臣于三月二十九日在办公处接到军机大臣密寄，内称光绪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昨日据道员邵友濂电报德国施翻译官说，洋行接到厦门电报，法国提督带领八艘兵船经过厦门向北驶去，等等。法国人接连攻陷越南北宁等省，声势十分嚣张；他们派兵船来到中国，进行恫吓并提出要求，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沿海各处急应妥善筹划防御准备，等等。钦此。臣查法国既然已经在越南得志，乘胜提出要求，势在必然。沿海各处要隘，诚如圣训所说，应竭力防守，以防意外；而防御的方法，不外乎避开敌人的长处，攻击敌人的短处。该国枪炮精良，远非中国所能相比。无论作战还是防守，总以开挖地沟，先躲避其枪炮为要。臣已经命令烟台、登州的防守各营照此办理，和御史赵尔巽所奏大致相同。至于以分散兵力攻击集中兵力，以隐蔽攻击显露，出奇制胜，仍在于将领临时根据情况施行。总之，今日的战守，万万不可拘泥于从前攻打粤匪、捻军、回军的旧办法。臣只能严令将领，勤加训练，使技艺逐渐达到纯熟，这样在缓急关头或许稍有可以依靠之处。所有钦遵谕旨、妥善筹划防御准备的大概情形，谨据管见回复陈奏，伏乞圣上鉴察。论法国事宜应慎重订立和约疏（附陈法国、越南情形另拟三策片，又论法越条约中包藏叵测之意请详细 辨论片）（光绪十年）孔宪■〈谷，玉代禾〉等 吏科掌印给事中臣孔宪■〈谷，玉代禾〉等跪奏：法国事务有可乘之机，和约尤其应当详细慎重，以杜绝要挟并防止后患。恭敬呈上奏折，仰祈圣上鉴察此事。法国人倾尽全国力量，企图占有越南，外表强大而内部空虚，形势已经像公羊触篱般进退不得；在国内有议院疑忌阻挠，在国外则士兵忧愁怨恨，商货不能流通，炎热瘴疠使军队难以久驻，土匪煽动滋扰，新近归附者尚未安定，水师又闯入各处海域，兵力因而分散。他们的声势虽然很盛，实际情势却已经屈服。中国此时或可从越南边界暗中进攻，或从海路公开牵制，静候时机、观察变化，取胜并不困难。即使海口兵船只是为了恫吓，实际上也只能暂时行动而不能长久；如果他们约战，我军只要坚持不动，以逸待劳，等他们粮尽计穷，最终必然受创逃走。这就是可以乘机取胜之处。臣等正准备密折陈奏，恰好奉命赴内阁，恭敬阅读谕旨，并抄录两件文书，才知道福禄诺已经议定和约五条，由李鸿章奏呈御览。看其措辞意思，要挟较轻；结合他们此前投递的密信，狡猾的情状已经完全暴露。他们急于求和、善于为自己谋划，其中隐藏的微妙意图应当深入追究，不能忽视。事情形势正十分紧迫，李鸿章曲折联络、委婉周旋，能借此作一个结束，本来正是臣等非常希望的；但如果不察法国人的内心隐情，任其施展狡诈，借风收帆，反而获得不占有美名，使我国不知不觉落入他们的圈套，实在又是臣等所不能安心的。只是法国既然以不愿挑起衅端为说辞，这符合朝廷保境安民的心意，所以不得不暂且顺从其请求。然而此事关系极大，正如圣谕所说，关系到各国的观瞻；如果办理稍有不当，以后的洋务就更加不可收拾，因此不得不加倍慎重。由此仰见皇上的谋虑周详，臣等钦敬惶恐，难以言表。臣等见识迂阔浅陋，敬畏地承受训示，私下认为即使只谈和议，仍有必须首先议定的事项，有不可轻易答应的事项，有不应含混的事项，有应当及早声明的事项，也有要在事先防范的事项，谨为皇太后、皇上陈述如下。

译一、订立和约，疆土最为重要。福禄诺所拟第一条只说中国南部边界毗连北圻，却不知道北圻究竟将归谁所有。李鸿章把放弃土地看得如同弃置草芥，说中国所争的是体制，不是区区一个越南，实在是错误的。既然不能保全整个越南，迫不得已，也应把越南土地分为两部分，划定边界并加以保护，永远不得侵犯；这既足以满足法国人的欲望，也足以补偿他们穷兵黩武的劳苦，似乎比较公平。一、保胜、宣光等处，仍有许多越南守军驻守，和约中却完全没有议及。中国固然不以这些土地为有利，但也绝不能把它们拿来附益法国；这些地方究竟应如何议定，不宜拖延搁置。一、法国此时最急迫的，是想让我国迅速撤出防守越南的军队。但疆界尚未确定，撤军之后，这些地方都会归敌人所有，很难保证法国不进一步逼近我国门户。而且中国海面上还有法国的兵船，哪里有我国先撤防、让法国得以集中力量于一方的道理？应等和议已经达成、法国兵船全部退走以后，再撤减一半军队。一、和约中关于军费的一项，据说法国情愿免除，是额外制造枝节的话，在事理上很不合适。法国自己首先制造祸端、兴兵作战，这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如果法国的军费应当由中国赔偿，那么中国办理防务等费用，也应先向法国索赔。李鸿章既然明知不应提到这一项，为什么还要另立专条，实在令人无法理解。既然我国没有理由接受法国所谓的赔偿让免，法国也没有理由以让免为恩惠；此条必须删去，以免日后被法国拿来作为索赔的依据。一、“属国”这两个字，法国不肯明确承认，却任由越南向中国朝贡，这是掩耳盗铃，实在不是正大光明的做法。不如申明中国并不贪图它的土地，而法国也不禁止越南向中国进贡，这样双方各自都有道理。这又有什么妨碍，为什么一定要对措辞闪烁其辞呢？一、越南人向中国朝贡，仍然依照旧制。如果他们朝贡逾期，中国自当依照中国的法律出兵问罪，法国不得干涉阻挠。一、在中国保护的地区，允许法国人运输销售货物，但不准驻兵；也不准借保护商人的名义，时常来往。一、和约第三条说，法国情愿不向中国索取赔偿军费，中国也应允许法国在毗连越南北圻的边界上运输销售货物，所有法国、越南和内地的货物都听凭运销，等等。这正是企图进入滇境、垂涎矿产利益的开端。这两句话必须驳正，只能允许法国在中国南部边界以外运输销售货物，不得进入内地互市，尤其不准购买、运输铜铁等物，以防患于未然。这样既可避免利源被夺，各国虎视眈眈地觊觎矿产利益的图谋，也可能不必强行禁止便自行平息。一、刘永福归顺天朝，效忠本国，功劳辛劳十分可嘉，决不能辜负他。越南境内残破不堪，他将没有立身之处；应当同法国约明，他在越南境内时，法国不得同他为敌；他来到中国，法国也不得借此作为借口。这样或许可以振作天下忠义之气，坚定普天下共同抗敌的决心。一、既然已经议定和好，法国水师的兵轮就应当驶回本国，不得仍然停驻在中国海面。如果正在议和时法国又增加船只驶入中国，允许各海口开炮轰击；因为已有约定在先，不得说这是中国有意挑起衅端。以上各项，有的应当用严厉措辞拒绝，有的应当暂且虚与周旋。李鸿章熟悉敌情，必定能够顺应形势加以引导，使法国进入我国规定的范围；法国愿意接受的，随时奏明；不愿接受的，设法加以笼络。一方面更加整修战备、巩固根基，另一方面密谕沿海各大臣，把法国困窘的情形宣示给各营，以激励士气。万一法国中途反复，各省也能踊跃应战，不至于从内部先行气馁。法国已经强弩之末，虽然人人都知道，但困兽仍会拼斗，也应深加考虑。而且法国言辞甜蜜、态度谦下，正担心其中暗藏叵测用心。古人接受投降尚且如同面对敌人，何况和议，怎么可以过分依赖？谕旨反复告诫，以整顿军备、守卫边疆仍不可松懈为念，这确实是朝廷谋求战胜的最高策略。然而如果李鸿章果真知道机会一旦失去就不能再得，就应当仍然议战而不是议和，才不至于因顾及一根手指而丧失肩臂；即使专主和议，也应当毫不隐讳地谈战，这样和约才可能订成，和局也才可以长久。臣等愚昧的见解是否恰当，谨恭敬密折陈奏，伏乞圣上鉴察。另外，臣等并非不知道任事很难、议论事情却很容易，但之所以为此喋喋不休，实在是因为今天不把道理辩明，祸患变故就会遗留到后世。臣等就法、越情形另拟三策，如蒙采纳，固然希望对国事稍有帮助；即使不能施行，也幸而能够把敌情上达。法国这次出兵，筹措军饷十分困难，早已形成孤注一掷的局面；如今不索取军费而急于求和，已经显露出情势困窘。我国可以借越南究竟是两属还是不属的说法，暂且同法国来回辩论，拖延时日，等左宗棠、张之洞、鲍超、刘铭传等人进京后，从长计议。这样对我国来说是谋定而后动，防备已经周全；对法国来说则瘴疠正盛，军队疲惫、军饷耗尽，乌合之众将要溃散，新近归附的人众必然离心。刘永福以及南圻义军，都是法国身边的祸患；其瓦解土崩，抬脚之间就可以等待。此时作战就能取胜，议和就能稳固，控制进退的权力全在我国，这是上策。否则就同法国订约议和，以红江划界；江以南归法国保护，江以北归中国保护，双方各守边界，互不侵犯。法国想屯兵，我国也屯兵加以防备；法国想通商，我国也通商以牵制它。对内堵住中国财源外流的漏洞，对外堵住其他国家贪得无厌的欲望；以防守边疆、巩固国土作为延续国家兴亡、接续绝灭的谋略，以敦厚情谊、和睦邻国作为造成形势约束的办法；这是中策。如果只依照目前议定的各条，申明利害、斤斤计较，那么眼下虽然可以遵守，几年以后仍会借端挑起衅端，越南再也无法过问，云南又将遭到侵占，这叫下策。中外都为和议达成而高兴，不再留意，认为法国所求不过如此，送给它一些人情又有什么妨碍，却不知道法国见我国厌恶战争、害怕作战，就会再次起心；它不必在条约之外提出索求，也一定会在条约之中百般刁难。我国即使想据理驳正，它也必定再以用兵、索取军费等话相互恫吓。而且那时法国已经站稳脚跟，锐气正盛，比起现在来，难易程度相差如同天渊，这叫无策。臣等为了长远的大局着想，不避烦琐亵渎，附片陈奏，伏乞圣上鉴察。

译另外，福禄诺呈上的和约第二条中有一句说，法、越之间所有已经订立和尚未订立的各项条约，中国一概置之不问。臣等反复思考，确实认为其中包藏叵测之心，应当先同法国订明，以求防微杜渐。假如法国逼迫越南立下条约，日后借越南之手侵犯滇境；越南人成为先导，中国难道明知此事却不过问吗？而且法、越换约以后，越南就要把各项条约呈请中国查阅，这对法国有什么损害，为什么一定禁止中国一概不过问？这是什么居心？况且法、越同治十三年的续约，中国并没有向法国诘问，当时法国驻京公使罗淑亚还曾准备文书照会总理衙门；如今法国同中国换约，却反过来说中国一概置之不问，这些鬼蜮伎俩和自相矛盾的情形已经一一暴露。应当请敕李鸿章把这一层同法国详细辨论清楚，以免落入他们的诡计，导致日后悔恨。谨附片陈奏，伏乞圣上鉴察。请及时振作疏（光绪十年）周德润 经筵讲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臣周德润跪奏：和议将要达成，隐藏的忧患正大，请敕令及时振作，以消除长期积弱，谋求中兴。臣恭敬陈述管见，仰祈圣上鉴察此事。臣私下认为，外人不安分，已经几十年了。庚申年英、法军队入侵内地，给国家留下奇耻大辱，订约以后却仍然安然无事；己卯年俄国人以强力要求订盟，酿成西北的隐患，事情平息后又重新松弛懈怠。琉球已经完了，置之不问；整个越南也陷落了，却无可奈何。我国的自强究竟在哪里？忧患将来时，没有消除忧患的办法；忧患过去后，就忘记忧患的心思。贫弱相互因循，这样就无法治理国家了。过去周宣王奋发振兴国政，六月仍然出兵征讨玁狁；宋高宗兴起，三年便攻克鬼方。中兴事业，开始于忧虑勤勉。臣谨慎选择九条奏议，为皇太后、皇上恭敬陈述。一、习惯勤苦，以建立宏伟事业。我国太祖高皇帝爱惜飘雪沾衣，生活俭朴而开创伟大功业；太宗文皇帝害怕铜雀台的歌舞声使人迷恋，忧劳勤勉而奠定宏大基业。当时贝勒和各位大臣枕戈待旦，没有时间喘息，共同开辟草莱。如今承受祖业而安居，难道敢于贪图安逸吗？何况各国环伺，比起九姓部落前来侵犯、七项遗恨尚未恢复的时候，情势几乎更加严重。伏愿皇太后、皇上在安逸时不要忘记危险，想到祖宗栉风沐雨的劳苦，更加勤于宵衣旰食；怀抱来日唇亡齿寒的恐惧，更加戒慎战栗。并请向内外臣民通谕：人人披肝沥血，卧薪尝胆，竭力消除萎靡，共同大力救济艰难，务必使君臣彼此警戒，同心同德。如果崇尚骄奢、自甘安逸，就应从重惩处，决不宽贷。先整治内部，然后抵御外患，这些道理本来是相互承接的。一、责成边疆大吏，以警戒相互效仿。各省督抚中能够自我振作奋发的，不过寥寥数人；其余有的善于粉饰太平，有的陷于因循苟且，有的误于刚愎自用。二十年来，开办船厂、设置机器局、修筑炮台、扩充勇营，白白耗费巨额款项，只为奏报时铺张夸饰；等到仓促发生战事，兵船不能制服敌人，军械不能摧毁敌锋，炮台徒然消耗工程，勇丁又须另行招募，而且竟敢用没有把握之类的话来推诿谢罪，丧尽良心、昏昧不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朝廷因为各海口有可被敌人乘虚而入的漏洞，迁就情势而答应议和，难道是出于本意吗？如果不从严惩办，彼此转相效仿，究竟要到什么地步？除唐炯、徐延旭已经奉旨逮捕审问外，前后任职的海疆大吏，以及船厂、机器局的各位官员，请敕令枢臣逐一详细查核：历来侵吞款项的是谁，如今畏缩怯战的是谁；罪重的治罪，罪轻的革职，或许这样才能掌握处置的权力，使边疆官吏都知道振作整顿了。一、清除内部奸邪，以安定腹地。各省奸徒中，以会匪、游勇、教民最为严重。湖北、贵州的会匪倡乱，而哥老会遍布天下过半；直隶、山西的游勇劫掠，沿途蔓延，并且遍及东南；广西、越南的教民在内部叛乱，倚仗教会势力逞凶，处处都有。这三类人一天不除，民间一天不得安宁。然而办理不当，不是操之过急而激成变乱，就是姑息纵容而养成祸患，流毒哪里会有尽头？州县牧令同百姓距离最近，小人和盗匪暗中活动，并非一朝一夕，难道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吗？防微杜渐的方法有两种：保甲稽查，兵丁缉捕，以法律纠察惩治，使他们不致滋扰，这是治标；分给荒田，招募加入水师，雇用充任工役，使他们各有谋生之业，这是治本。应请命令边疆大臣责成各州县随时秘密查察，按案件严惩；怜悯这些愚蠢之徒，他们都是我们的百姓，并且给他们恒产恒业，命令他们改过自新。万不得已时，惩办一个以警戒众人，也足以瓦解解散党羽，安定地方。这是标本兼治的办法。一、招募精锐，以充实京师。考察宋朝初年，收编四方强兵十多万人，列营京畿，用来准备宿卫；前明京兵三十多万人，京畿以内的兵二十多万人，各边军都不能与之相比。难道兵力一定是越多越好吗？也是因为居于重要位置，以强大的中央控制较弱的地方。可是历代的祸患在藩镇，所以重视强化根本而削弱枝末；今天的祸患在西洋，就必须充实内部来抵御外敌。时代虽不同，形势却相同。臣查神机营训练勤奋，确实足以作为捍卫国家、抵御外侮的力量，只是京城内地面广大，还担心部署不周。拟仿照汉武帝招募远方人充实八校的办法，挑选三四千名训练有素的勇士，精通西洋枪炮，同神机营相互配合；并派懂军事的大员，如刘铭传、鲍超等，督促训练，在京畿附近轮流屯戍。至于神机营的津贴，虽然比定额军饷稍厚，但各等级待遇不同，也没有一概优厚；士卒养家糊口十分艰难，怎么能取得他们拼死效力？似乎应当选取尤其精悍的士卒，酌情增加口粮，检查补充军装，添购洋式器械，使衣食充足而忠义之心产生，技艺精熟而胆力壮大。这样或许能使部队一律精良，全都成为劲旅。臣又想到，京师是根本重地，计算招募勇士和增加军饷两项，每年所需不过六十万两，能否敕令户部全面筹划，设法均匀拨款？不论如何困难，理应把最急迫的事情放在首位。腹心稳固，四肢才都能安定；这是有见识的人在事变尚未显露时就应考虑的。

译一、会办北洋大臣，适宜分驻奉天海口。北洋所辖的烟台、登莱、大沽、北塘各口，是接近京师的险要地区；驻在天津的人若全力防守这些地方，如果还要兼顾辽海，从山海关到鸭绿江一带，实在恐怕鞭长莫及。倘若另派官员办理，又担心事权不统一。能否就命令吴大澄分驻奉天海口，秘密顾护京师的后路，以免出现后背受扼的忧患？臣查盖平、复州、金州、旅顺、宁远等处，南面枕临大海；牛庄一镇又是中外互市之地，为辽河入海的门户。只要有一处疏忽，京城必定受到震动。明朝永乐年间设置巡守辽阳的佥事、参议等官，广宁伯刘江筹划辽海边防，共有关隘二处、城七座、墩七十座、堡四十一座，极为周密，实在可以仿照其意而灵活变通。台堡森严，同兵轮互相配合，对外可以杜绝西洋窥伺，对内可以建立京畿的屏障，确实是今天的急务。一、南洋、北洋应当联络一气。陆军营队转移非常迟缓，兵船却能在转瞬间航行千里；一个海口有警，各海口就应互相救援。如果分段停泊、界限分明，就像一个人的手脚不能保护头部，血脉不能贯通四肢，麻木不仁，怎么能够自立？拟请各省把现有兵船，以及催促已经购买但尚未到达的钢甲、铁甲船，赶紧配齐炮位，训练水师。等驾驶熟练后，就命令它们巡行各海口，彼此调换地方学习，以备互相调遣；并命令逐年酌情提取海防经费，陆续购买、制造大小兵船数十只，分布在重要海口。其余零散港口，只命令修筑堡垒、设置碉台，一概不再增设兵舰，以免防备过多而力量分散。敌人进攻宁波，就调苏省兵船驶赴镇海截击援军；敌人进攻虎门，就调福建兵船驶赴香港截断退路；敌人进攻厦门，就调浙江兵船驶赴鼓浪屿以便夹攻；敌人进攻上海，就调登莱兵船驶赴吴淞以供策应；敌人进攻天津，就调奉天兵船驶赴燕台，以阻截运粮船。由此类推，首尾相应、远近互援，分散时作为正兵，集中时作为奇兵，这是兵家的制胜筹算。只是各方意见不一，即使贤能的人也难免如此。如果密谕南洋、北洋以及闽海大臣，竭力合作，共同发誓忠于公事，不因专辖一方而徇私，不因分区防守而彼此歧视，声援经常相接，呼应都能灵便，那么相隔数千里的调兵行动，也不比在咫尺之间更难。一、滇、粤两省应当筹划善后。法国人以保护中国边境为借口，实际想把那里借作缓冲地带，屯兵观察衅隙。开凿红江、修筑铁路，都在他们的计划之中；从此水路就失去险要。法国想在通商后立即驻兵，我国应在划定边界以前先扼守其要害。就广西来说，凭祥、思明、龙州等处，是由越南进入广东的要害，应建立重镇，增设营汛，加强防范。就广东来说，钦州、之天、涯驿、防城各地，是陆路的便捷通道，应创建陆营，严密扼守关锁。廉州的五雷山、冠山、前海各处，是海船通行的要道，应秘密增加战舰，遏制敌人的冲击。就云南来说，通商以后，开化、临安边境法国必定垂涎矿产利益；如果不修筑炮台、设置重兵防守，就不能杜绝外国人的诡谋。开凿河道以后，蒙自、蛮耗一带会聚集外夷商船；如果不制造扒船、训练水军，就不足以防御内河的侵扰。此外还应随时防范，臣所没有说到的还很多，总在于边疆大臣根据情况布置。一、云南应当设置机器局。四川、福建、上海、天津的风气日益开放，而云南购买运输十分不便；煤山、铁矿各省都有出产，云南的矿藏尤其丰富。听说滇省过去已有设置机器局的议议，因军务文书纷至沓来，未能召集工匠开工，请敕令该省督抚筹措款项开办机器局，切实举行。枪械可仿照林明敦、果伦比、筛师拨尼一根等式样，训练使用务必精良；火炮则学习巴雷、西克虏伯、克勒得、布置嘎斯等制造工艺，取材务必丰富。不仅可以帮助滇边防御，也可以供应贵州、广东购买；并聘请洋人教习，务必使技术达到神妙程度。估量时势，所发炮弹必定重达数十、数百磅；同敌人对阵时能够摧毁坚固目标，计算射程不会遗漏数千、数百码。仔细审察自己的短处，以学习敌人的长处；改变利用敌人长处的方式，以攻击敌人的短处。武器制造精良，冲锋便会锐利，重镇也就坚固得像长城一样了。

译一是杜绝粮饷中的中饱私囊，以充裕饷源。据闻黄桂兰、赵沃所统的勇军，每营只有二百多人；楚军、淮军各营的勇丁数量，最多不过六七成。各省及新疆的勇丁共有三十多万人，虚报的名额将近十万人。勇丁不能裁减，但虚报的名额可以裁掉，每年应当节省军饷五百多万两。天下的税课，司会等机构层层加征取利，只把剩余部分供给朝廷，却还说是短征；天下的厘金，官吏从各方面侵吞，只把多余部分上缴公家，却还不能全部报送户部。其中中饱约占十分之四五，糜费约占十分之二三。如果及时整顿，不必要求一丝一毫都没有私弊，只要能除去过分严重的部分，税课和厘金每年就应当增加银一千数百万两。把虚报名额和厘税两项合计，共被侵蚀耗费的银两达二千多万两。这就好比富裕人家坐在那里哀叹贫穷，子弟挥霍，仆役侵吞，却一点也不加以禁止，很少有人不笑他愚蠢。然而疆吏受到监督，朝廷也屡次颁下严旨切责，他们仍然不悔改。要除去这种痼疾，究竟应当从何处着手？从前汉代选派八名使者巡行各地，考察风俗；唐代任命采访使考核官员；宋代派官员分道巡行，考察廉能与吏治；本朝乾隆、嘉庆年间，凡天下大吏和重大弊端，也都随时派员访查。大臣们都警惧畏慎，不敢违法作非。现在的办法，不如钦命选派公正廉明的大臣，交给他们巡海、阅看军营的责任，暗中秘密访查；每省每处抽查几营，名额虚报的便科以重罪，缺额的也不要轻易补充，这样虚报的名额就可以裁掉了。再授予他们稽核榷务的权力，发给凭票以后，经过关卡时抽查船只车辆，按照账簿追究不相符合之处；核实以后，停止苛细征敛，这样隐匿舞弊的弊端就可以杜绝了。有人说钦差四处出动，恐怕会增添扰民之事，却不知道清廉是根本，关键在于选得其人；供给有固定标准，关键在于办法得当。即使派遣使者，又有什么妨害呢？九者当务为急，似乎应当依次办理。凡事都是在艰难困顿中创立，在安逸享乐中松弛；在恐惧警惕中成功，在安逸太平中失败。汉、唐中叶，声威渐渐衰落，光武帝兴起后匈奴归附边塞，肃宗即位后回纥输诚归顺。中兴事业如此光明灿烂，足以载入史册；何况我朝统一天下、开创基业，四方疆域都已巩固，仍能忧虑盛极而危、处于光明而戒惧，保持战战兢兢、警惕奋勉的态度，那么扫平敌庭、荡平敌穴，也就不难做到了。臣不自量力，冒昧谨陈管见，恭请圣上鉴察。请全力筹划战守事宜疏（光绪十年）邓承修等 户科掌印给事中臣邓承修等跪奏：敌情难以预测，请求严敕督臣全力筹划战守，以免落入敌人的奸谋。恭敬地写成奏折，仰求圣上鉴察此事。本月初六日，臣等恭敬领受上谕：近来对越南的局势越来越紧急，已多次谕令沿海诸臣妥善筹划战守。正好据李鸿章电报称，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命税务司德璀琳当面呈递信函，请求准许从中调解等情。钦此。朝廷为了保卫疆土、使百姓安宁，这样考虑并非没有道理；敕令廷臣尽心详细议论，也足见皇太后、皇上从全局筹划，并且询问到细微之处。臣等正逢如此艰难的时局，哪里敢故意发表高论，欺蒙圣听？只是详细阅读李鸿章的奏折，仍有一些地方是臣等愚见未能完全明白的。臣私下认为，谋划国事必须衡量形势，取得胜利贵在审察敌情。如果不能辨明这只是敌人的试探之词，突然相信它，必然会落入敌人的奸谋，使我军士气受到挫折。法国人自从占据山西以来，攻破北宁，进攻太原，十天之内，所战无不取胜，其骄横强悍可想而知。法国不在山西失守以前议和，却在北宁失守以后议和，哪有这样的道理？德璀琳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税务司办事人员，福禄诺也只是法国水师中的一名偏将。他们既没有国书的重大名义，又不是正式公使，显然是认为我军刚刚战败，故意说出这种没有根据的话，来窥探我们的虚实。我们如果答应他们的请求，他们还会另有索求；这样他们不用折损一兵、不耗费一饷，就可以坐享其利了。我们如果拒绝，他们必然会以修好的名义来施压。臣等听说法国军队虽然取胜，但饷源困竭，比我国严重十倍；而且北圻刚刚平定，民心还没有归附，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害怕我军增加兵力大举进攻，故意说出要挟之词呢？况且李鸿章果真认为和议可以依靠吗？自从通商立约以来，法国每年都有索求和恐吓。我国强盛时，所订条约尚可保全；我国衰弱时，所有条约都成了空话。就像该督所依据的德璀琳来函所说，兵费一项可以不必议论，但又担心法国是强国，法国议院各党派的主张常有不同，难保没有心怀偏邪、制造事端的人另创新议，或者用我国必定办不到的事情来要挟我们。这说明该督臣前后所陈之事已经毫无把握，他还凭什么责成朝廷呢？至于所谓不损害国体、不留下后患，也不过是巧妙粉饰的说辞。越南作为我国藩属，已经有二百多年；如今一旦拱手让给别人，所谓国体又在哪里？山西、北宁全都归了法国，而我国不设法收复，即使划定疆界，也没有险要可以扼守，云南、广东怎么能够自行防守？况且英国、俄国等各国一旦看出我国怯弱、容易索取，必将环伺而起。像福禄诺这样狡猾的人，哪里数得清呢？如果各国都用兵船来胁迫朝廷，朝廷将如何应对？这实在是祸患深重，臣等不知道疆臣又究竟有什么办法来妥善处理后果。就今天的形势来说，军队疲惫、饷项短缺，朝廷原本不难暂且答应对方请求，以保境安民。只是遍观古代敌国造成的祸患，从来没有不交战而议和的，也从来没有不经过交战就能获得真正和好的。李鸿章治军二十多年，却不以丧失军队、丢失土地为耻，反而说自己出身田间，借口审察形势、量力而行，持重等待时机，用这些话来文饰他爱惜自身、贻误国事的罪责。这正是臣等感到痛恨而不能不说的地方。臣等认为，李鸿章身负京畿疆防，责任专一而重大，应当统领督促各军，全力筹划战守。如果法国确实有悔过息兵之心，来议和修好，也必须查验事实，不得把敌国游移不定、没有根据的话拿来上扰圣听。应请特降旨意，秘密谕告李鸿章：按照他原奏所陈，详细说明这次和议条约中，哪些条款应当实行，哪些条款难以准许；并将福禄诺、德璀琳所禀报的内容，是否属于法国政府公开议定，一一确实复奏。果真如所说不会留下后患、不会损害国体，而该督确实有把握，朝廷为了保境安民，原本不必责令他立即作战。如果其中有拖延反复等弊端，就应责问该督臣是不是故意以此试探，并让他自己想想能否承担这样的重罪。还请严敕沿边、沿海各督抚，全力筹划防守；一方面保留议和的机会，另一方面显示必战的决心，使朝廷不至于临事仓皇，进退没有依据，以致一错再错，落入敌人的奸谋。臣等会同议论的缘由，谨共同另写奏折陈奏，恭请圣上鉴察。

译恭敬陈述管见疏（光绪十年）卞宝第 署理湖广总督、湖南巡抚臣卞宝第跪奏：为恭敬陈述管见，仰求圣上鉴察此事。臣私下在上月接到天津电信，得知已经同法国重新订立和约，仰见朝廷培植国家根本、爱惜百姓生命的深切用意。只是自庚申年以来，沿海办理防务已有二十多年，制造船只、购买火炮、招募勇丁、增设营伍，耗费金钱以亿万计；为什么各省海防都没有把握，竟然到了不能承受一战的地步？北宁一战，守军望风溃逃，辱损国体、挫伤国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恭敬读到本年三月十三日皇太后的懿旨：以后内外臣工务必痛切戒除因循，各自倾吐忠诚等情。钦此。凡是在位任职的人，都应当仰体圣心，努力振作。时局艰难，通商各国都有乘利益和便利而进取的心思；暂时修好，不值得深信，不能因为同外国已经订立盟约，就以为可以长久安定。必须采取卧薪尝胆的办法，预先做好未雨绸缪、培植根本的谋划，才可以由弱转强，希望收到日后的成效。臣谨就自己所能见到的管见，分条列出，供圣明采择。一是求取人才。海疆是重要地区，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督抚未必都懂军事，应当选用有胆识的人任职，再辅以著名的老将，也足以保卫巩固疆土。过去曾跟随曾国藩、左宗棠平定粤寇、收复回疆的旧部，在提督、总兵等将领中不乏人才。如果让他们负责海上、江上和陆上的防务，确实可以成为督抚得力的臂膀。至于民间，也应当留意访求。自军队兴起以来，像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李续宜以及现任尚书彭玉麟等人，多是由诸生出身而起家，功勋事业都很显著。天下这样大，难道会少有英才吗？只是没有人去寻求，所以被埋没而不显扬罢了。应请敕令直省督抚、学政，不拘一格，尽心访求；若发现这样的人才，立即列明事实，推荐上报，听候召用，或者发交各督抚差遣。这样贤能俊杰就能搜罗出来，人才也能在实际任事中磨炼成长。而且在无事之时预先访求，识别提拔会更加准确，一旦任用，就可以收到得人的成效。对于徇私滥荐的人，应当给以应得的惩罚；如果所推荐的人确实得当，也请议定奖励，以彰明奖惩劝惩。一是充裕军饷。洋人作战时，每人每月的饷银有十两，或者八两；取得胜仗后，另加犒赏，所以人人都拼命效力。等到战胜以后，又向战败者索取军费补偿，这实际上是借别人的财力来进行战争，谋算也很狡猾。中国包容各类人民，几十年来受他们挟制，凡是有血性的人无不想吃他们的肉。因此，中国人的人心和士气，若加以使用，远胜外国人百倍。遇到战事，就应把他们用来控制我国的办法反过来控制他们。夺取敌船、歼灭敌人，许诺给予重赏；为道义赴战的人固然会慷慨争先，心怀利益的人也会奋发争赴，以此制敌，胜利的把握就可以掌握。只是军饷必须及早筹备。各省地丁、关税、盐课、厘捐等收入，每年约五千万两；每年每省酌情留下八万两，仿照封存旧例，预先储存起来。云南、贵州、甘肃地方贫瘠困苦，难有盈余，可以从各海关按数抵拨。以十八省计算，一年可储存一百四十四万两，十年可储存一千四百四十万两，用来准备军火和赏需，绰绰有余。这笔款项专供抵御敌人使用，不得挪作其他用途。如果有亏空挪用，应责令有关督抚、藩司赔补，作为重要款项办理。一是船政。洋人作战，海上是他们的长处；进入江河后，水面较窄，笨重庞大的船只行动不灵活，河道又多有礁石，碰撞就会毁坏。现在购买铁甲船，并不适合江防。而且购买一艘船动辄耗费一百几十万两，还必须由洋人驾驶，操纵的权柄仍在他们手中；如果说他们是真心帮助中国，谁会相信呢？如果把一百几十万两拿来临战时准备赏银，就可以得到几十万人拼死效力，何必购买这种没有用的东西，白白耗费钱财。江中的兵轮不必过大。近年来各厂制造的兵船，每艘约耗银四五十万两；制造时间既长，所需费用也很大。用一艘船抵御一艘船，形势不过相当；而且敌人可以集中全部力量攻击我船，仍然是他们有长处、我们有短处。不如制造十丈上下的兵轮，工料不过二万多两。原来制造一艘大船的费用，可以分开制造二十艘小船，从四面包围攻击，炮火密集，敌船需要四面防御，力量必然无法支撑。这是舍弃大的而采用小的，审察利弊以求制胜的一种办法。这类船只，福州、上海都可以承造；金陵机器局增添机器和马力，也可以制造。江南、湖北、湖南采办木材比较容易，选择宽大的地面，扩充厂房、购买材料，加上现有各厂，一年可以造好二十多艘。现在福州船厂仍由法国人日意格等主持。据闻这些洋员来华时，曾奉法国国王当面谕令，只准制造三种船式，所以所造船只中，哪里是机器舱，哪里是火药舱，不能稍有调换；如果用来抵御敌人，船上什么地方是要害，他们全都知道。近来中国也已经能够制造轮船，如果特别用心研究，几年以后似乎可以不再需要洋人调度。至于驾驶人员，福建、广东、宁波熟悉水性和机器的人很多。臣观察前海门镇总兵贝锦泉部下，就颇有可取之才。应命沿海水师提督、总兵广泛访求，以求找到合适的驾驶人员，这样便可以像驾驭马匹一样操纵船只。现在各省机器局、学堂以及出洋学习的子弟，还不能胜任；例如江南负责带领靖远等船的陈毓淞等人，都还没有训练娴熟。若遇战事，实在不能依靠。应请敕令南洋、北洋大臣和船政大臣，对于制造、驾驶等事情，务必令厂局工员、学堂子弟悉心研究，以穷尽其中奥妙。其中有熟悉驾驶的人，应当专门任用，借以培养历练。福建、上海的厂局，是多年精华所在，但地处海边，显得孤立暴露；一旦发生警变，事情也令人担忧。臣查江西省鄱阳湖边有几座大岛，内通南赣、汀州、建宁，外临大江；向上可通湖北、四川，向下可达江苏、安徽。在这里设立船厂，工料容易集中，交通形势也畅通；而且地处内湖，绝无意外之忧。

译一是器械。自从设立海防以来，购买外国枪炮和子药等物，出洋购买的银两不下千余万两；而购买来的器械，有的是外国另造了新式样，把旧式样卖给中国，有的是外国旧物重新打磨后冒充新品卖给中国。在中国得到后，才认为新奇可喜；在外国则把上等货留作自用，把次等货给我们，新式样留给自己，旧式样卖给我们。这样同他们交战，仍然是他们器械锋利、我们器械迟钝。外国前膛炮一次只能装一发炮弹，后膛枪也是如此；如果遇到机械损坏，或者子药用尽，枪炮就成为废物。不如仍在中国自行研究制造，比较有把握。例如劈山炮一尊，可以装大炮弹二枚、散弹一百多枚，发射力量猛烈，炮弹多时可以杀伤一百多人，比洋枪更为优良。抬枪可以打到五百步，洋枪只能打三百步。现在各省军装局大多已经改造为铜帽自来火，不怕阴雨；从射程远近来看，是我国可以达到外国，而外国反而达不到我国，这又比洋枪更胜一筹。近来又看到金陵机器局铸造的铜炮、铁炮，比从外国购买的更精良；即使是开花炮、后膛枪炮，现在也都有能工巧匠制造。若能使精益求精，完全可以超过洋人。所有工钱、材料的价值，都在中国境内流通；即使有所耗费，也不像把钱花到海外那样造成严重的漏财，因此似乎也可以增设厂局制造办理。以上四条，关键在于求取有用的人才、节省无用的费用。用对了人，器械也可以精良，费用也可以节省；得不到合适的人，即使有良好的办法，也没有地方施行。至于中外交涉，关键在于权衡轻重，以求国家自立。这次新订的和约，凡是关系将来利害的地方，尤其应当反复斟酌，谨慎于开始，以免日后办理时陷入棘手。在我国办每件事都尽心尽力，临事推诚相待，既能使对方心服、挫败他们的谋划，又使我国人才日益充足、军需储备日益丰厚、布置周密，同时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而不采用对方的短处，对方自然不敢轻易发动事端。即使不是这样，我国也处在有余力的地位，足以制约他们。臣的愚昧意见是否恰当，谨恭敬写成奏折陈奏，恭请圣上鉴察。《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下 法约无利有弊，亟应预先筹划补救疏（附《披沥自陈片》）（光绪十年） 竭尽诚意筹办疏（光绪十年） 广东防御情形疏（附《与法人议款不可许片》）（光绪十年） 遵奉旨意严格防备、准备作战疏（光绪十年） 滇、粤边防紧要，请增强兵力疏（光绪十年） 亟应切实整顿海防疏（光绪十年） 遵旨筹划战备情形疏（附《陈校对法约并无舛讹片》）（光绪十年） 法国人要挟太过，请严令拒绝疏（附《陈赫德狡猾不可委办要件片》） 恭敬陈述管见疏（附《密陈管见片》）（光绪十年） 法国人进攻营地，接连迎击并获胜疏（光绪十年） 分条陈述管见疏（光绪十年） 谨慎准备战守，详细陈述下情疏（光绪十年） 赴上海议订条约，请派大员会商疏（光绪十年） 查明边关情形疏（光绪十年） 应当筹划保护福建船政疏（光绪十年） 请选派懂军事的大臣接办福建军务疏（附《请饬提督欧阳利见等援闽防浙片》、《又派得力将帅驻滇接应片》）（光绪十年） 基隆获胜情形疏（光绪十年） 请预先告诫边军，依据时机立即应对疏（光绪十年） 请迅速筹划援助福建疏（光绪十年） 详细陈述本省防务情形疏（光绪十年） 请立即调兵协同防守疏（光绪十年） 秘密陈述筹办情形疏（光绪十年） 详细陈述抵达防地后的布置情形疏（光绪十年） 请立即确定战守方略疏（光绪十年） 请主持战局疏（光绪十年） 请及早决定大计疏（光绪十年） 严明申告军令并详细陈述下情疏（附《筹划越南善后片》）（光绪十年） 作战计划已经决定，请不要受浮言迷惑疏（光绪十年） 应命重臣统筹南洋全局疏（光绪十年） 敌人的计谋将要穷尽，结局应当妥善处理疏（光绪十年） 妥善筹划补救，以帮助防务疏（光绪十年） 请预先筹划持久作战的策略疏（光绪十年） 请查办使军队败坏、辱损国体的大员疏（光绪十年） 请查办福建省隐瞒败绩、捏造奏报的诸臣疏（光绪十年） 恭敬陈述管见疏（光绪十年） 详细陈述愚见疏（光绪十年） 答复陈述台湾、越南作战计划疏（光绪十年） 详细陈述福建防务情形疏（附《陈海防紧要宜分驻重兵片》）（光绪十年） 统筹台湾防务疏（光绪十年） 广东东部海防大致情形疏（光绪十年） 请迅速调派精锐部队救援台湾疏（光绪十年） 法约无利有弊，亟应预先筹划补救疏（附《披沥自陈片》）（光绪十年）陈宝琛 会办南洋事务内阁学士、江西学政臣陈宝琛跪奏：法国条约没有利益而有弊端，亟应预先筹划补救，同时杜绝贪得无厌的索求。臣恭敬详细陈述愚忠，仰求圣上鉴察此事。

译臣在台省听到上海报纸传闻，法国人忽然在四月十五、十六两日之间秘密往来电报，限定日期要同我国订立五条约款，和议于是确定，转瞬之间局势变幻，中外都疑惑惊骇。人们说他们先前傲慢、后来恭顺的情态令人无法预测。臣知道他们外强中干的形势是必然的。他们处处恐吓、种种要求，其实只是专门窥伺我国军队的勇怯，以此决定进退。幸而朝廷谋划坚定，对于没有名目的赔款，决不允许办理。然而越南全境都被放弃，藩篱自行撤除，云南边境开设互市，纠纷将无穷无尽；难怪他们急忙转圜，得其所欲后扬长而去。可是臣仔细推究所订五款，又发现其中含混蒙混之处，日后的流弊必将加深，谨逐一为皇太后、皇上陈述。第一款说：中国南部边界同北圻相连。法国约定，今后无论遇到什么机会，或者发生他人侵犯的事情，都应当保全并帮助保护。这里其实明白说出，越南全境都归法国管辖。臣虽不知道所谓“机会”究竟指什么事情，所谓“他人”究竟指什么人，但大概是法国担心军饷不能接续、部署不够周全，害怕我国突然派出偏师，乘其空隙袭击，所以预先写下这种禁止性的说辞。然而这句话含义混浊含糊，不知道所说保护的对象只是越南北圻，还是也包括中国南部边界。弊端一。第二款说：中国南部边界由法国提供确实凭据，使其不再担心发生侵占骚扰之事。中国约定，驻扎在北圻的各营防军应立即调回边界。查阅北圻军报，虽然传闻各不相同，但北宁各城失守以后，防军仍驻在北圻，可见北圻并没有全部陷落。我国如果坚持作战意志，筹措军饷、救济军队，怎么知道不能转败为胜，把已经失去的再夺回来？现在拘泥于法国的约定，立即撤回军队，已经失去的土地既像遗弃物一样抛弃，尚未陷落的城池也拱手送给别人。而且法国是否侵扰，只取决于我国边防疏密如何。豺狼一般的野心，什么时候、因什么事情不能借端挑衅？即使指天发誓，难道就足以作为凭据吗？何况刘永福这一军，条约又没有说如何安置。是要让我国替法国把他们剪除吗？还是任凭法国把他们屠灭而不加过问？弊端二。越南全境既然都完全交给法国，我国所争的只是一个空名。现在第四款说：法国、越南将来议改条约时，决不写入损害中国威望体面的字样，并把以前所立各条约中涉及东京的部分全部销毁作废。措辞之间，虽然好像是把虚名让给我国，却没有明说越南是我国的属邦。而第二款又说，中国同法国、越南之间已经订立或尚未订立的各项条约，都置之不理。这又明显是在说，越南事务与我国无关。弊端三。调回防营时称作边界，运输、销售货物时也称作边界。我所说的边界，是同云南相连的越南边界；法国所说的边界，却是同北圻相连的云南边界，究竟以哪一个为界限？弊端四。第三款又明确约定，日后派遣使者，议定详细商约和税则，务必格外和衷相济，以期对法国极为有利。税务本来各有自主权，通商必须寻求双方都有利的办法。臣不知道怎样才算对法国“极为有利”，怎样才算“格外”优厚；对法国极为有利，难道不会极大损害中国吗？一定要格外优厚才算和衷相济，不格外优厚就算违背条约吗？法国贪求无厌的苗头已经显露；如果不设防范，日后决堤泛滥，又哪里会有尽头？这一点尤其不能不考虑。弊端五。臣不熟悉洋务，又长期任职在偏远之地，对当局的具体情势不能完全明白，哪里敢事后空谈，妄自提出一种解释？然而臣平日看惯了历次订约，法国人总是使用简略、牵强、含混的措辞，为日后刁难留下余地。这次法国人声称索取费用，明知无理取闹、中国绝不能答应，却故意把话说得严重，以此扰乱我国军谋，使我国屈意答应他们的请求。中国又只顾虑赔款割地会损害国体，只要能够避免这些，即使授予法国利益、给自己留下隐患，也在所不计；至于字句之中包藏的不可测意图，更没有进一步推究。法国向我国要求的事项，无不郑重明确；我国从法国得到的内容，却无非模糊而有名无实。如今条约已经由全权大臣押印确定，众人议定同意实行，盟誓刚刚完成，估计已经无法更改。臣从管见所及，忧愤填满胸膛，私下想到，大纲虽是细则的依据，但详细条款还没有确定；既然限定三个月后再行会议，实在应当预先集合谋略，逐项研究。比如第一款措辞含混，第二款与第四款明显矛盾，第三款完全没有划定界限，似乎都不能不努力斡旋，委曲补救，堵塞流弊，使其不能蔓延。否则既失去虚名，又留下实际祸患，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像掩耳盗钟一样自欺，各国谁不会跟着效仿？中国凭什么自立？这关系实在重大，幸望圣明留意臣的意见。臣还有更担忧的：法国虽然刚刚取得新胜，但南方炎热，当暑不能长期驻军；而且战争拖延下去，胜负也没有确定的结局。所以法国想在越南边境休兵，却在阿洲炫耀武力；又任命船主为全权代表，仓促订立文书，处处用计误导，反复试探。如今法国又看出我国一见和议就答应，议战完全是空话，于是他们正在笑说我国已经落入他们的计谋，而我国还以为喜事出乎意料。我越是俯首退让，他们就越发昂首进逼；我越是松弛，他们就越加张狂。三个月以后，难保他们不会窥伺我国空虚，任意进行要挟。李鸿章即使想逐字争辩条约，恐怕也不是凭笔舌所能争得过来的。伏愿朝廷不要因为和局已经形成，就立即停止边防准备；云南、广西的军火和饷需照常接济，沿海各省更加严格防守，使法国不敢借暂时和议欺骗我国，进一步肆意索求。同时，云南、广东开矿、制造军械、训练防军，也可以利用这段间隙，周密布置，争取日后成效，作为亡羊补牢之计；这对大局是非常有利的。至于第三款，其中说法国感念中国进行咨商的意思，敬重李大臣顾全大局的诚意，这句话实在大大损害国体。李鸿章仓促订约，没有时间详加斟酌，但涉及名义的事情，难道可以用来向中外公开显示吗？是否可以请旨敕令总理衙门，今后换约时，一概不得写入这种语气，以尊崇朝廷、端肃中外观听？臣恭敬写成奏折陈奏，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

译再者，臣接奉简命以后，担心朝廷有寄谕催促立即赴任，于是马上召集抚州的生员、童生，先行遣散，赶回省城，并把抚院印信交给巡抚大臣，准备立即赴江宁同督臣商议一切。近来听说和约已经议定，臣又同时奉到寄谕，自然应当等新任学政到任后交卸职务再起程，迎接诏折北上；但是臣个人的愚虑，实在不敢不在君父面前直陈。臣只是一个书生，素来没有阅历，突然承担艰巨任务，自知不能胜任；之所以接到命令后不敢推辞，是因为会办的旨意下达于四月十四日、和局尚未确定以前，那时朝廷正要建立威势、抗拒敌人锋芒，特意下诏派遣臣，臣以为君主忧虑、臣下受辱，绝不敢畏惧艰难、爱惜生命而辜负皇上的特殊知遇。如今和局已经确定，任命也没有收回，臣既未能立即实现同仇敌忾的初心，又深深想到古人所说衡量能力以后才入仕的话，不能不警惕恐惧。臣私下看到，我国年年谈论自强，天天说抵御外侮，最后却没有一件取得成效，病根在于有名无实、有始无终。二十年来，训练军队、精选器械，南洋、北洋大臣都凭借深重功勋和久负声望，长期镇守疆土，承受历代朝廷专一的委任，竭尽天下兵饷之力；谋士、勇士如云汇聚、如星罗列，然而每当强横的祸患到来，仍然不敢轻易说立即全力出击。臣没有处理复杂事务的智慧，也没有保全自身的明智，却顶着会办的虚名，承受专折奏事的重大责任。臣的地位和声望不足以整顿军队、协调众人，权力也不足以调拨军饷、任用人才，却想取得实事求是的功效，破除粉饰和因循的习气；不只是臣迂腐昏暗、无法施展，即使张佩纶奉命进入福建，赤手空拳，也恐怕难以有所作为。吴大澄原本统领东路军，督办旅顺防务，如今新任的衔职和重大责任仍可承袭旧制。至于南洋、福建，新增一名会办，势必要设立幕府、招募亲军、设置吏曹、修建行馆，每年耗费国库数万两银子。朝廷如果因为这次和议而忍辱求全，奋然抱定卧薪尝胆的心志，采取亡羊补牢的办法，那么就应当综合名义、核查实效。臣虽然愚笨不才，难道敢不努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跟随诸臣之后，逐件研究办理，任凭怨恨、劳苦，以求有所补益？这就是所谓只要有利于国家，生死都在所不顾。否则，在海边江口徒然增加一个官员，疆吏见了不高兴，岛上部族看了产生轻慢之心，既损害朝廷的威严，臣个人的进退也无所依据，又凭什么面对幽独、证明自己对圣明的忠诚？臣长久离开禁中，奔驰在偏远地区，精神昏倦、思绪闭塞，无法仰测朝廷谋划，早晚忧惧，废寝忘食，现将积聚的愚诚全部披露陈述。恭请圣慈曲加鉴察，准许臣赴宫阙谒见，跪听圣训，使臣有所遵循。乘坐轮船往返，二十天左右即可回来，臣恭敬惶恐地等待命令，实在感激不尽。竭尽诚意筹办疏（光绪十年）张树声、倪文蔚 太子少保、两广总督臣张树声，广东巡抚臣倪文蔚跪奏：为遵奉旨意筹办防务，恭敬写成奏折复奏，仰求圣上鉴察此事。臣等于光绪十年四月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得知三月二十六日奉到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昨日据道员邵友濂电报，德国施翻译官说，洋行收到厦门电报，法国提督带领八艘兵船经过厦门，向北开驶等情。钦此。四月十八日，又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得知四月初一日奉到上谕：此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到道员邵友濂电报，德国翻译官说，法国提督带领八艘兵船经过厦门，向北开驶。昨天李鸿章电报，据上海机器局电报称，侦知有法国铁甲舰二艘、快船二艘、兵轮一艘，于四月初一、初二两日可以停泊吴淞；孤拔所率领的各舰随后到达等情。钦此。由此可见朝廷勤于寻求安定边疆、抵御外侮，训诫部署都十分周详。臣等忝任边疆重地的寄托，却没有办法为君父分忧，半夜徘徊，惭愧恐惧，无地自容。随即秘密命令琼州镇、道，督率将领更加用心严密防备。臣等查考，广东东部处处濒临海洋，琼州又孤立地耸峙于大海之中，兵力少、军饷缺，防守很难周全。自去年秋冬以来，臣等增兵、精选器械，竭力筹备的情形，已经分次奏报圣听。虽然仓促布置，防守难以周密，但仍扼守要害谋划防御，每日同将士讲求战守之策，并秘密命令各属联络绅士团练，激发和勉励忠义之气。万一法国人狡猾地前来侵犯，我们发誓决不与敌人共存。这是臣等可以自我发誓做到的。御史赵尔巽所陈述的战守机宜，重点在于以分散牵制集中、以柔弱制服刚强；其中多筑土圩的主张，就是近来西方人修筑子堡的方法，确实可以补助炮台的不足。至于挖掘地沟的方法，陆军临阵时尤其可以借此藏身、制服敌人。现在臣等已经命令各营以及各属团防，根据地形和时机留心筹办。至于柔弱能够战胜刚强，更是一定的道理。因此近来新建炮台，大多包筑极厚的纯土，最忌砖石外露。广东省河道上作为中流砥柱的大黄■〈氵窖〉以及虎门所属的威远、下横档等处炮台，有些是从前修筑的，不完全合乎法式。光绪六年，臣张树声到任时，就查验出炮台墙体有陷裂的地方。当时防务正紧张，势必不能全部拆毁，只能在台墙外[原文“迭”字有疑]层层堆垒土方加以培厚，或者根据地形审察形势，改修、增建，以求变通适用；这些办法已经奏明备案。今年春天，驻守大黄■〈氵窖〉镇南炮台的湘军统领、记名提督陶定升，查勘该处台基东面，发现旧日地桩逼近河滨，日久已有部分霉烂，恐怕牵动墙脚，于是立即补钉修筑，使其完固。此外新筑的各座炮台，并没有像原奏所说的那样，经过试放以后承受不住炮力、几乎发生挫裂的地方。原奏又说福建、广东人民性情强悍，熟悉洋务情况，用在两广比淮军更为合适。臣等采用粤军、淮军的意图，已经一再陈明，不必再烦扰圣听。昨天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寄的四月十五日谕旨，恭敬得知法国人在天津同李鸿章议和，已经出现端倪。随后接到李鸿章电报，知道法国条款已经议定并押印。臣等认为朝廷为息事宁人、怀柔远方而采取这一谋略，原本是不得已。臣等既有良知，仍应恭敬遵守卧薪尝胆的圣训，振作精神，随时同彭玉麟会商，竭尽诚意筹办，务必做到有备无患，以符合皇太后、皇上日夜忧劳、勤于政事的深切用意。所有遵旨筹办的缘由，臣等谨共同写成奏折复奏，恭请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

译广东防御情形疏（附《与法人议款不可许片》）（光绪十年）彭玉麟 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臣彭玉麟跪奏：为严密筹办广东防守情形，遵奉旨意复奏，仰求圣上鉴察此事。臣于四月十七日接到督臣张树声的咨文，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得知光绪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奉到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昨日据道员邵友濂电报，德国施翻译官说，洋行收到厦门电报，法国提督带领八艘兵船经过厦门，向北开驶等情。钦此。臣考察法国人自从攻陷越南的北宁、太原、兴化等省以后，势力日益张大，肆意逞强，当然不免有窥伺中华的意图。广东三面临海，西南陆地又同越南相接，所以防务十分重要，尤其应当把广东东部放在首位。臣此前陈述的各处要害，已有督臣张树声提前筹防；臣去年冬天抵达广东，巡视各海口、仔细察看形势，认为虎门应当是进入广东省的第一要隘，黄埔、沙路、长洲、鱼珠、乌村次之，大黄窖、南石头、海心冈等中流砥柱之地又次之。臣已经在虎门、大角、沙角、海心冈、乌村、大黄窖等地安置各营，层层防守，先前已经奏明备案。目前臣经常巡视，督促命令娄云庆、陶定升、王永章、刘树元以及各营哨官等演习洋枪、器械，以求熟练精通。测量地势的远近，以求在远距离上也能准确命中；炮台已经坍塌损坏的，就加以修缮；不合规格的，就予以改建；在炮台后面开凿山洞和土巷，暗中开设小门，用来藏匿士兵和勇丁，使他们能够隐蔽身形，有所凭恃而无所畏惧，以便专心攻敌。再寻找圩陇山的山凹，等到战事发生时让奇兵潜伏其中，出敌不意，乘隙狙击。炮台左右剩下的地基，修筑绵延不断、坚固厚实的土墙，前面挖掘深壕，使各炮台的勇丁能够在墙内通行，彼此联络，形成声势；另开方便出入的门，让部队出队进行游击，胜利时便随机策应，不能取胜时就退守墙内，不让敌人有机可乘。炮台外堆积海沙，堆到与炮台一样高；敌人将要进攻时，用水把沙淋透，可以抵御爆炸炮弹。这与御史赵尔巽所奏的“炮台后面应当逐段设置遮拦，陆地阵地分路狙击，应当分散而不应聚集”的说法，不谋而合。这就是虎门到省城一带的防务情形。查虎门以西叫作西海，像新会、香山、顺德等县所属的横门、斗门、崖门、蕉门、虎跳门、磨刀门、江门等水口，四通八达，港■〈氵义〉分歧。大型轮船和铁甲船虽然不能直接驶入，小轮船却可以到处靠岸登陆。臣与督抚大臣会商后，发布札令，命地方州县的文武官员办理渔团、乡团，务必切实讲求，选择廉洁能干的绅耆负责统率，挑选壮丁加以训练，并颁发章程，拨给枪械。平时就缉捕土匪，以消除内部祸患；有警报时就据守险要，以抵御外来侵犯。这项工作已经举办数月，如果能够长久坚持而不懈怠，自然可以收到坚壁清野的效果。阳春县知县萧丙堃招抚海盗梁辉、刘甜、黄六、崔仕等头目三十九名，连同他们带来的散盗二百多人。这些人都剽悍敏捷，习惯战斗，又能适应瘴雨炎风和潮湿环境。臣已与督臣张树声、倪文蔚商议，将投诚的梁辉等人编入靖海营水师，用来防守和堵截海口要隘，比新近招募的勇丁更加得力。借此可以羁縻他们，使其不再为盗，同时还可以充当眼线，平时缉拿盗案，以安定地方。至于琼州、钦州、廉州，都逼近越南，臣与督臣会商，给署雷琼道王之春、高廉镇张德禄各增设两营，均已陆续派往防地，并命令在所属郡县实行团练，彼此联络，以壮大声威。这就是省城以及虎门以外各处的防务情形。臣统筹广东全省的局势，沿海和各处重要地区都已经有了大致部署，万一法国侵犯我国，尚且可以打一仗；只是原先计划设置一两支游弋军，作为听到警报后支援之用，却因为没有饷项来源，迟迟未能办理。现在防务日益紧急，应当立即设法筹募。又，臣调来的两江合字三营，由淮阳镇章合才派提督陶定升统带，已经带到广东；臣命令他们分别驻扎在大黄窖和海心冈炮台，以巩固省城腹地。两江督臣左宗棠认为广东现在没有军事行动，曾两次命章合才用紧急文书通知陶定升，调这三营随轮船迅速返回两江。臣方耀正在招集新军，如果再把这三营调走，守御力量必然更加空虚薄弱，因此这三营是绝不能轻易调动的。法国提督前往天津的消息，广东还没有听到，究竟有多少船只，以及他们的要求是真是假，也还不清楚。如今他们从厦门北上，想来必定只是虚张声势、恐吓要挟，而且贪得无厌，这种情况在意料之中。恳请秘密敕令北洋大臣，务必用严正措辞拒绝，挫败他们的奸诈，万不可顺从他们的诡计，答应支付军费。犬羊一样贪得无厌的心，有什么止境？这次让他们得逞离去，将来他们必定更加肆意欺凌。我们如果只顾眼前暂时的苟安，必然给日后留下隐患。至于损害国家威望、耗费巨额国帑，更是不必说了。臣想到朝廷谋划周密无遗，能够洞察万里之外的形势，一定早已有了处置办法。如今时局艰难，皇上日夜焦劳，深切忧虑南方，凡有血气之人，无不想同仇敌忾，共同分忧，以稍稍减轻皇上的忧劳。何况臣忝居高位，又兼掌兵权，虽然年老病弱日益侵扰身体，但天良尚未泯灭，怎敢片刻偷安而招致罪责。臣只愿竭尽心力，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与督臣张树声、抚臣倪文蔚同心协力，遇事反复商议，总期望把事情办得妥善，以消除外患、安定边疆。臣在广东竭诚筹划防务的全部情形，谨遵圣旨恭敬地上折答复，恭请圣上鉴察。

译另外，臣正在封缄奏折时，恰好收到督臣张树声写给总署的信以及电报，得知署直隶督臣李鸿章正在同法国人议和谈款，听到这件事不胜惊骇诧异。臣想到法国侵犯我国，天下人都应同仇敌忾；臣昨天奉到光绪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上谕，皇上命令臣等振作精神，竭尽诚意筹办防务。臣当即向各军宣示旨意，大家无不踊跃欢呼，激昂奋发；可是才过几天，忽然有了议和谈款的举动，难道不会阻碍奔赴义战的决心，削弱敌忾的气势吗？何况今天法国人有五条理由绝对不可与之议和。臣一向愚直鲁莽，顾不得冒昧，有些话实在不能不说，请为皇太后、皇上一一陈述。法国人无缘无故挑起事端，残害我国的属国；等到我国出兵保护，又肆意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挫败我军。到现在还没有给予他们严厉惩罚，就匆忙同他们议和，这怎么能够伸张国威、昭示天下？这是第一条不可答应的理由。法国人并未遭受创伤，却突然请求议和，其中必定暗藏诡计：或者想使我军懈怠，慢慢从后面乘虚而入；或者故意拖延我方谋划，使我们因多方面误事。其祸害无穷，这是第二条不可答应的理由。既然要议和，却不索取兵费，更加令人猜不透。敌人的本性只看重利益，忽然不再提起日前所索取的数千万军费，只说越境通商，其中不能没有欺诈；他们以后必定要十倍索取补偿，使中华贫困来供养岛夷，只图掩饰眼前，却酿成边疆祸患。这是第三条不可答应的理由。凭法国这个外强中干的国家，竟敢欺凌我国藩属、吞噬我国疆土；堂堂中华不谋求长远战略，不追究他们的罪行，反而屈意顺从，迁就他们的和议，使他们这次得志。这样一来，仿效法国的国家必定纷纷叫嚣着围绕我国而起，这等于只同一个法国议和，却招来无数个法国，群起谋算日益增多，潜在忧患正越来越大。这是第四条不可答应的理由。云南物产富饶，五金矿产和翠玉原料闻名于世，早已为西方人所垂涎。如果同法国议和，必定会从蒙自以内允许他们通商；时间一久，他们就会完全了解当地险要形势，并广泛传播邪教来扩张势力。一旦发生变乱，他们所求的就不只是通商了，到那时将凭什么抵挡？这是第五条不可答应的理由。这五条不可答应的道理，人人都知道；如果漫不经心地不加考察，贸然急忙同法国议和，以为这样就是国家万全之计，臣实在不敢相信。法国人自从通商以来，先是在天津教堂一案中企图借机挑起事端，以满足他们最大的欲望，恰好被普鲁士人困窘而中止；随后又在越南施展诡计，把这当作自强的办法。如果中华果真全力同他们决战，并认真权衡用兵和筹饷的力量，法国人很难长久支撑。因此他们先用恐吓来迫使我国迅速议和，又表面上装作恭顺来施展诡计。实际上他们的阴险伎俩已经穷尽了，这是根据敌情判断可以作战的第一点。我国朝廷以神武开创基业，将帅得到任用，远远超过前代；后来平定发匪、捻匪之乱，也有许多忠勇之士涌现，凭借余勇，似乎足以安定边疆。回想从前议论防备俄国时，朝廷奉旨命中外保荐人才，当时就担心将才难得，认为现存者十中仅一；又过了几年，老成将领全都凋零了。抵御外侮虽然不一定非要使用平定内乱的人才，但有见识的人毕竟必须有胆略。为什么不趁早精选久经战阵的老将，让他们研究以柔克刚、以分散对付集中敌军的方法，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这是从将才方面判断可以作战的第二点。道光年间，战端刚开始时，广东三元里的团练，其正义声望至今仍然存在；此外，各省因事激愤而发生的案件层出不穷，也表明民间不平之气不可遏制。越南的刘义也是中华之民，逃窜潜伏在荒远边地，自保尚且困难，却仍然崇尚义气，多次歼灭法国人。各省偏僻山乡并不缺少英雄豪杰，听说要同法国作战，无不闻鸡起舞，共同激发雄心，愿意效死出力。这是考察民情而判断可以作战的第三点。查《万国公法》，其中有一条可以采用，就是关于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规定：如果战争是不正义的，就会伤害天理，不仅可以用道理说服制止，也可以用武力制止等。这同齐人伐燕的道理暗相符合，也足以证明万国公法确实是公正的。我国朝廷一方面通令各督抚大臣，广泛发布晓谕，对通商和好的各国极力保护；另一方面专门同法国断绝友好关系，准许各地义民诛杀法国天主教士、毁坏法国天主教洋楼，撤掉驻京法国使臣，撤销法国人的经商码头。这样既铲除祸根，也不必担心蔓延滋长。这是采用公法而判断可以作战的第四点。俗话说，出师正义就气势壮盛，理亏就气势衰竭。如今战端是法国人挑起的，他们穷兵黩武，掠夺土地、争夺城池，欺侮我国太过，实在是万国公法所不能容忍的。应当逐条列举法国人的罪状，向中外公布，使所有人都知道理亏在彼、正义在我。不得已出兵讨伐罪人，明处有日月，暗处有鬼神，都共同鉴察我们的诚心，应当得到冥冥中的保佑。这是以天理判断可以作战并断定必胜的第五点。有这五条可以作战的理由，人人也都知道；如果错失这个机会，恐怕中华永远没有自强的日子了，那将怎样面对天下和后世的非议呢？恳请我朝廷刚强果断，严令沿海各地的疆吏和各位将领，防务一刻也不能稍有松懈；尤其必须洗心革面、改变想法，卧薪尝胆，各自凭天良行事，修整武器、共同奋发，怀着对共同敌人的愤恨，同法国人作战。臣虽然衰老无能，也决不吝惜这副病躯和残余气力，稍有畏缩退避，仍当奖率将士，作为各军的先导。至于应当议和还是应当作战，关系到全局，圣明的皇上洞察一切，自有权衡，本来不是臣下敢于妄加议论的。只是微臣年老多病，昏聩不明；身在军中，谈论军务，谨冒昧把所有不可议和而可以作战的理由，详细倾吐出来，附在奏片中陈述，不胜惶恐，等待治罪，恭请圣上鉴察。《遵旨严防备战疏》（光绪十年）岑毓英 云贵总督臣岑毓英跪奏：为遵照圣旨严密防守、准备作战的情形，以及督促命令刘团分兵击退逃窜到猛罗等地的匪徒，恭敬地密封上折陈述，恭请圣上鉴察。

译臣在光绪十年四月二十一日，曾经凭借险要设置防务，竭力保卫红江上游各处的情形，已经恭敬上折奏报在案。现在五月初一日，承接到军机大臣密寄，得知四月初八日奉到上谕：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奏请命令边疆和沿海各军严密防守、准备作战等事。钦此。由此可见圣上的谋略广大深远，皇上的思虑周详。臣跪读之下，钦敬佩服，难以言表。臣查云南出关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由蒙自县出蛮耗，顺着红江下行到保胜，即越南归化府；一条由开化府出马白关到河阳，即越南永泾县。三猛十州位于蛮耗、新街、保胜对面的山后，只隔着一条红江。那座山向上连接普洱、车里土司的地方，中间连接元江、临安各土司的界址。刘永福驻扎保胜，正好据守红江上游；他的部下头目黄守忠分守河阳、宣光，另有小头目分别驻守三猛各处。臣先前根据侦探报告得知，三月内有法国人四五百名从海路经过南掌国到达越南莱州地方，正在修建洋楼，也就是在十州地区，恐怕他们会乘虚袭击。臣当即命署临元镇总兵何秀林严加防备，并秘密命令刘永福派部下头目刘仁豫、练中和带领两营勇丁，赶赴猛罗驻防。昨天据禀报，四月初六日，有法国籍的教匪数百人从山西来到猛罗附近的驼洿社，练中和带队迎击，阵斩法国人二名，击伤并杀死匪党三十多人，他们全都退走。四月十五日，又有法国籍教匪数百人来到大力社，刘仁豫设伏截杀，斩获法国人首级六颗，生擒小头目一名，歼灭教匪数十人。被生擒的头目押解到半途，因伤势过重死亡，均已割取首级，查验明确后禀报上来；已经发给赏赐犒劳的银两，以示鼓励。又增派生员刘明光带领勇丁前往协同防守。至于保胜这一路，臣督同办理营务道员汤聘珍仔细察看山川险要，认为文盘州最险，大滩次之。这一路水土恶劣，烟瘴最盛，滇军难以忍受烟瘴，因病死亡的不少。臣现已挑选新旧粤勇二千五百人，交由游击张世荣、梁松生等督带，同刘永福部下吴凤典等二千多人，在文盘、大滩两岸的山顶和江边修筑十多层营地，安置大炮，埋伏地雷，凭险等待敌人；又将滇军中患病的勇丁遣回休息，挑选留下精壮者，由记名总兵丁槐、马柱、覃修纲等带领，分别驻扎在保胜附近，随时策应。宣光城内外，现有黄守忠等带领的一千六百多人防守；臣另行接济粮饷，以坚定他们的心志，并把开化镇总兵蔡标所部三营、记名提督吴永安所部各营以及开化民团，分别驻扎在关边内外，预先准备接应。臣谨慎遵奉圣训，督促命令各位将领切实扼守，不敢有丝毫疏忽。又奉到上谕，内容是法国人屡次被黑旗军击败，他们蓄意驱逐黑旗军，本来就在意料之中。钦此。臣私下认为，刘团一天不离开保胜，法国人一天就不能到达云南。他们之所以急于驱逐刘团，是形势所必然。刘永福是越南提督，守卫越南地方，理直气壮；中国官军自行守卫边境门户，也合乎情理，这些都可以同他们辩论。但法国人的势头正盛，恐怕不是口舌能够争胜的；如果勉强顺从他们的请求，又恐怕使拥护正义的人灰心。几个月来，刘永福同越南和京城都音信不通，忧虑已经显露在脸上。臣再三开导他，告诉他皇恩深厚，一定能够委曲周全地保全他，他的心这才安定下来。如果授予他一个官职，他部下的头目也酌情授予职位，将来边疆和海边各处都可以随时驱使他们。只是藩篱一旦撤除，最终会成为云南的祸患。臣尤其认为，通商的祸患小，传教的祸患大，越南教民的情形就是深刻的鉴戒。大学士、署北洋大臣李鸿章深悉外国情势，却能顾全大局，应当能够权衡事情的轻重缓急，请旨办理。臣愚昧平庸的见解，自知一点帮助也没有，但事情关系重大，不敢安于缄默。谨恭敬地密封上折陈述，恭请圣上鉴察。《滇粤边防紧要请厚兵力疏》（光绪十年）左宗棠 太子太保、大学士、二等恪靖侯臣左宗棠跪奏：滇粤边防关系紧要，请圣旨命黄少春迅速编成军队前往，以增强兵力，恭敬上折，恭请圣上鉴察。

译臣先前在四月十七日上奏滇粤边防事务，请圣旨命前任浙江提督黄少春挑选弁兵五营，并挑选臣旧部中散居在原籍的人，编成数营，迅速赶赴广西镇南关外，作为王德榜的策应部队；每月所需饷项不过二万多两，请从有关部门拨给岑毓英的一百万两军饷中提拨。四月三十日，臣行军到峄县时，接到批示，军机大臣奉旨说：左宗棠所拟命令黄少春、罗大春招募勇丁一事，先前已经下过旨，谕知曾国荃、刘秉璋一并停止了。左宗棠应立即遵旨进京陛见。钦此。当时法国人已经在天津请求议和，商议订立五条简明条款，所以滇粤边防可以暂缓增兵。只是法国人的本性一向诡诈，反复无常，微臣反复筹思，疑虑始终不能消除。不久，统领定边楚军、前福建藩司王德榜于五月二十六日发来的电报禀报说，法国人果然又蠢蠢欲动。据称十八、十九日接连得到侦探报告：法国人招集匪盗六千人、越南教匪二三万人、法兵数千人，分成两大股，一股前往宣光、保胜，一股从北宁到谅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九日〕 又分成两路：一路侵犯观饼桥、长庆和粤西各营，另一路侵犯王德榜、谷松的营地。各军请求出战，潘鼎新下令不得主动挑衅；敌人见我军镇守，距离我军三四十里，徘徊不敢前进。如果他们前来进攻，一定要在远处遏制其凶锋；又说据侦探听闻宣光已经失守等情形。这说明法国人请求议和不值得相信，他们拖延战事的伎俩也完全暴露了。况且自从天津和议条款公布以来，天下臣民无不共同愤怒，深深痛恨狡猾的敌人欺侮朝廷。如今又是他们挑起事端，法国人虽然狡猾，也没有什么可辩解的。现在只有请圣旨命滇、粤督抚大臣严令防军，稳扎稳打，痛加剿办；并恳请明发谕旨，准许臣先前的请求，命黄少春迅速挑选兵员、编成军队前往，并由黄少春招募、带领水师弁丁赴粤，增造水师船只，会同王德榜；再札令刘永福挑选熟悉海战的弁丁，担任这些船只的管带和驾驶，用来张扬讨伐之威、振奋天威。部队进退和行动的机宜，一切听从臣的调度。该军每月饷项需二万多两，仍从已经拨定给滇军的一百万两军饷中随时由两江催促提取拨解；应由江宁藩司梁肇煌设立滇粤军饷局，每月分别报送臣和曾国荃查核。这样可以使事权归于一处，而军饷无需另行筹措，借以避免纷纷增加费用的弊端。同时由梁肇煌先提取银四万两，解送湖南，交给黄少春迅速编成军队出发。驻扎在江宁城内的靖威营亲军，是臣去年六月招募的，弁勇精壮；该营管带官、头品顶戴升用提督、朴勇巴图鲁刘见荣，廉洁能干、朴实可靠、勇于任事，应请命令他带领所部赶赴湖南，归黄少春节制调遣，以作助力。谨恭敬上折陈述，恭请圣上鉴察。《亟宜切实整顿海防疏》（光绪十年）刘铭传 前直隶提督、一等男臣刘铭传跪奏：时局艰难，亟须整顿海防，讲求武备；臣遵奉圣旨恭敬陈述管见，以备采纳选择，恭敬上折，恭请圣上鉴察。自从西方各国争相建立码头以来，有的以口岸相要挟，有的夺取藩属来侵凌我国，遇到事情就制造风波，无缘无故欺侮轻慢；一场风波刚平，又兴起另一场。每当事情临头，主张作战、主张议和的意见纷纷不一。主张作战的，应当审查军队和将领是否能够作战，武器是否能够作战，炮台是否能够作战，兵船是否能够作战，不能只停留在空谈上，对事情没有帮助。主张议和的，应当想到台湾议和后琉球随即丧失，伊犁议和后兵费加倍赔偿，天津议和后义民遭到杀戮，越南议和后藩属拱手让人；这种挖肉补疮的做法，哪里才是尽头？作战能力不如别人却想谋求强盛，就像在井里寻找火一样；器械不如别人却不知道改变，就像大热天还穿貂皮一样。今天的中国，确实可以说是作战不如人、器械不如人；如果不改变办法，凭什么自立？现在内外臣工各自陈述见解，以抒发忠心和愤懑。朝廷虚心下问，甚至询问普通百姓，也可见圣主忧虑防务，竭力谋求振作，臣不胜钦佩。只是办理极大极难的事情，必须保持越久越坚定的心志；过去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如果对外承受严旨，对内却只寄托于空话，或者畏惧困难而苟且求安，或者开始勤奋最后懈怠，或者拘泥成见从旁阻挠，或者不懂军事而故意诡辩，甚至以为和约既已订立，永远不会再有战事，不作防患的打算，反而说激烈的呼声会挑起事端，这些种种因循积弊，早已在圣明洞察之中。今后只希望上下同心，始终不懈，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整顿海防，以应对当前的紧急需要；讲求武备，以开创自强的基础。如果要谋求国家富强和长久安定，尤其不能没有铁路。这方面的益处，臣已经在光绪六年上奏过，李鸿章也已经详细复奏，无须再行烦渎。除将拟定的炮台图式送呈军机处外，谨将应当整顿海防、讲求武备的缘由，恭敬陈列十条，列单恭候采择。恭请圣上鉴察。谨将当前应当整顿海防、讲求武备的各项事宜，恭敬陈述十条。一、各海口设置防务，应当区分轻重缓急，以便掌握要害。西方各国远渡重洋数万里，如果同我国挑起战事，势必攻击要害、袭击空虚之处，采取集中力量的策略。中国七省各海口，只有广东可以从香港拖带民船，装载士兵登陆；如果他们向福建、浙江以至北方进攻，就绝不能拖带民船。那时只有依靠兵轮。无论兵轮多少，我国海口纷杂分散，绝无处处设防的道理。用兵之道应当集中而不应分散，守御的策略只在于扼守要害、据险防守。查各国把通商口岸作为重要地区，轮船把煤炭视为性命。如果把各个通商口岸和产煤的地方都部署周密、守御得法，各国商人的财货就都处在我方掌握之中。一国挑起事端，其他各国都不愿意。它的兵轮长期停留在海上，既没有煤炭补给，也没有淡水饮用；即使窥见我国沿海某一州某一县防守不很紧要，也没有什么作用，反而可以不经交战就使它陷入困境。况且海外各国环绕观望，全都以强弱来决定轻重；即使平时相安无事，外国人的耳目所及，看到我国把力量用在通商口岸的防务上，也都会有所忌惮，从而永远杜绝他们逐渐轻视我国的苗头。这就是通商各口设置防务，应当重点部署、优先办理的道理。

译一、各海口的炮台急需改建，以加强防守。海外各国现今建造炮位，大的重达数百墩；城池营垒的防守，绝不能再用墙垣作为屏障。现在考察各口所修筑的炮台，虽然形势各不相同，但仔细研究起来，全都不合方法。外国人已经私下议论炮台的后方，臣现将炮台图式制作出来带到京城，恭敬呈请采择。只是炮台坚固还要依靠火炮锐利；如果没有兵来守卫，就等同于没有兵。现在估计各口驻防的军队，最重要的地方如果两面设防，以六营为标准，已经足够使用；次要地方有二三营也可以。但必须全部使用炮队，并兼练水雷。因为兵多并没有好处，只是白白耗费饷项。假如敌人另带轮船，装载陆军，企图从别的口岸登陆、袭击我方薄弱后路，这是他们惯用的计策，那么后路还必须另派接济部队，专门准备游击，以免重视主战而轻视防守的错误。不过没有铁路，就不能做到机动迅速。一、海面水师的兵船，应当逐步筹办，以巩固海疆。海防首先急需的是水师船；没有水师船，就没有海防，各国都是如此，我国绝不能把它看作可以缓办的事情。现在综合计算沿海七省的全局，必须有兵船一百只，才足以兼顾作战和防守。但目前急于购买和制造，又担心没有经费来源，也担心没有人能够管船驾驶；水师将领尤其难得。自从设置海防以来，只有李鸿章还肯留心讲求、选用将领、制造器械，水师稍稍有些可观。然而管船驾驶的人，有的只是福建船政学堂学生，没有经过实际历练；有的是陆营将弁，不懂测量。朝廷既然忧虑海防是急务，似乎应当另设海部衙门，专心讲求水师；在南洋、北洋以及广东各设一处水师学堂，延请访求教习，先教授管船驾驶人才，再训练水手，必须让他们学业精通、技术熟练，然后才算有成效。将来筹定经费，可以采用按年分期递增的办法，每年增加几只船。大型铁甲船价格过于昂贵，现在既然已经购买了几只，可以暂缓讨论；与其花费铁甲船的财力，不如先购买钢快船。一艘铁甲船的价格，可以购买五六艘钢快船，花费既不太大，水师船又能逐年增加；并且暂时可以就现有兵船先行整顿，成效较快，可以应对缓急，比购买铁甲船那种耗时筹款的办法更能收到救急效果。至于水师军制和设立学堂等事项，将来责成海部衙门另立新章，详细核议上奏，务必做到精益求精，不重蹈弊端。一、长江、太湖水师急需改制，以取得实际功用。战事兴起以后，曾国藩、彭玉麟创设长江、太湖各水师，原本是为了防备内部寇乱。现在军火精良，轮船和电报都很迅速，内部寇乱很难突然发生；沿江各营的水师分散驻扎在各口，时间久了渐渐成为定额设置的军队，同绿营没有差别。而且每年的定额饷银以及造船费用，不下于一百多万两。如果改用十丈长的铁皮小轮船，每只价格不过一万多两；每镇酌情裁减水师船五成，再陆续改添几只小轮船，同长龙、舢板等船相比，效力何止增加数倍。这样既能立即壮大长江的声势，也可以用来抵御外侮；既节省饷项，又能取得实效。将来对于管驾小轮船有成效的将弁，可以酌情升任外海兵船头领，也可以为广泛储备将才打下基础。其余如江西、广东、浙江、福建，也都可以仿照实行。一、福建船政局、上海机器局应当加以整顿，以求取得实际成效。自从沈葆桢创设福建船政以来，原本是想开拓风气，以图长远大业。只是无论铁材还是木材，都取自海外；每造一艘船，核算下来实际价格反而比从国外购买还高。查近来商船多使用铁壳，价格不高，而且能够经久耐用；船内修造完全可以搭用中国木料，价格更加便宜。近来船厂负责承办、监工的人，大多坚持必须使用海外油木的主张。查从前美国造船不如英国船价格低廉，美国商人常到英国船厂购买制造；美国执政者严格规定限制，简明核定价格，仍然命令在本国造船，只是担心造船技术中断。他们的用意深远，正同我国今天的情势相合。应请圣旨命船政大臣开采台湾铁矿，采伐坚实木料，考核工匠技术，以此决定赏罚，比较船价的高低，作为推广依据。哪种船适合驶往哪处，哪种船适合使用哪种火炮，都要详细考核，刊定章程，刻成定法。不仅专门制造兵船，商人也可以前来购买；同时推广造船技术，使其日益进步、不断取得成效，不至于半途停办。上海机器局每年需要经费五六十万两，自从开办以来，承办、监造的人总是不得其人，直到现在制造的枪炮大多不适合使用。南洋、北洋彼此推诿，不肯认真自行查究整顿，以致敷衍成风。不仅白白耗费经费，而且被外国人讥笑。应请圣旨命总理衙门会同南洋、北洋大臣商议，认真整顿；或者照福建船政的章程，专门派大员督办，以便明确责任，力求完善，这样或许可以看到实际成效。

译一、请筹款购买大批枪炮，以节省经费并避免受人欺骗。中国自从开设制造局以来，枪炮本来就不精良，核算价格反而是外国的两倍；各省每当战事临近，总是仓促分头购买，价格突然高于平时，加上经手人员从中牟利、委员侵吞，以致费用增加一倍，而购买到的完全不是良好武器。查英国、法国各国的官办工厂，一向不自行制造枪支，而是向民办工厂购买，再送到官厂验收；不合规格的全部剔除退还。这些被淘汰的枪支，外国不能出售，就都运到中国来寻求销售。各省采购时只羡慕名声，不考察实际性能，不能辨别优劣，甘心受骗。一个省的浪费或许不多，总计起来数目就非常巨大。应请圣旨命总理衙门会同北洋大臣李鸿章筹款四五百万两，专门派遣熟悉洋务、精通枪炮的官员到西洋各厂订购后门枪十万杆；一尺口径以上的大炮数十尊，一尺口径以内的炮以及拖炮数百尊。枪炮分三年交清，价款也分三年付清；同时分别命令各省逐年筹措款项，缴价领取。外国枪炮零星购买价格昂贵，大批购买则价格低廉。比如新到的黎意枪，零星购买时每杆需要银十四两，大批购买可以减到七成，火炮也是这样。这样枪炮总价虽然达到四五百万两，但整批购买已经节省银一百多万两；而且可以在该厂逐件验收，不至于买到他们淘汰的枪炮。既减轻经费负担，又得到利器，还可以稍微振作声势，实在是当前的急务。一、稽查军械、整顿矿务，应当专门设立军器局，切实办理，以便明确责任。查各省历年来购买的枪炮，数量已经很多，前门枪、后门枪，新旧不一，时间久了有一半变成废器；除沿海各省外，其余地方风气尚未开化，习惯使用刀矛的仍然多得数不胜数。查外国对于军械的简化和统一，一个国家所使用的军械都命令统一规格，以便专一使用和训练；遇到应当更换的时候，也一定由全国共同商议，全部改换。因此他们使用的武器精良而不混杂。如今购买军械已经十分急迫，统一军械更不能迟缓。应请圣旨在天津或金陵、上海专门设立军器局，命各省督抚把历年购买的枪炮数目列单呈报，同时咨报军器局，说明现存多少、朽坏多少；今后就用这些旧枪专门供操练使用。新购买的枪械由军器局另设军械所收储，以备有事时领取。只是洋枪最怕雨水和霉湿，如果收藏检修不当，一旦生锈就成了废物。凡是存放军械的地方，房屋必须高大敞亮；枪炮要分门别类存放，哪种枪使用哪种子弹，哪种炮使用哪种炮弹，哪一类水雷、哪一类火药，都分别存放在指定地点，编立号码簿籍，整齐而不混乱。遇到发放时，取用不能紊乱；即使是新枪，每年也必须检查两次，拆开机器擦油，以免生锈。制造业是自强的基础，矿务又是制造业的基础。近来各商人集资开矿，大半被投机商人拖累；并不是矿业拖累了商人，实在是人的做法耽误了矿业。以后应由军器局聘请、访求著名矿师，切实研究办理；或者先筹集公款，试办一两处作为倡导，等有把握后，再让商人集股，仍归商人办理。因为官办往往难以长久，不能不归于商办；商办往往难以开创，又不能不顺应形势加以引导。外国常常担心煤炭耗尽，中国到处都有煤，五金矿产尤其丰富，却不加以开采。抛弃这些本来拥有的优良资源，实在可惜。一、新招募的勇队应当适当裁减合并，并参用练军，以节省饷项。查各省每当战事发生，纷纷招募勇丁；这些人是乌合之众，未经训练，连剿灭内寇都不敢依靠，怎么能够用来抵御强敌？沿海现有的防军中，训练精纯的固然也有；其余的有的只学到皮毛，有的根本不懂训练，仍然使用刀矛，拘守旧法，顽固不变，急需严格限定日期，务必使饷项、器械、军衣、操练、口令全部统一，制定军制，颁行各省。新募勇丁，等战事平定后，可以逐渐酌情裁减合并；长期训练的军队，也必须整顿。勇丁服役以十年为期，实行连环具保，不准私自逃跑。计算下来，每名勇丁每月饷银三两六钱，每月扣存一两，十年可以积存银一百二十两，作为遣散费用。这样既不至于流散成为土匪，而且每逃走一名勇丁，就会损失一支枪；如果他带着利器结伴为盗，更会成为地方祸害。假使他们遣散时有所积蓄，也可以体现朝廷极其爱惜士卒的心意。绿营本来是没有用的军队，现在各省都有练军，章程同勇队没有差别，就可以推广办理。拿一个省的绿营来说，人数多的就多加训练，人数少的就少加训练；根据饷项盈亏确定兵力多少，务必五年内全部训练完成，轮流更换，周而复始，无论是战马还是守兵，凡是调来训练的，除原有坐饷外，酌情增加口粮，使之同勇丁的饷银相等；没有参加训练的，照旧留用或裁撤，也不会有妨碍。自古以来，有强将就没有弱兵，所以外国有裁撤士兵、培养将领的办法。比如临时发生战事时招募勇丁，刚招募便随即裁撤；最初被招募的人一半是有产业的农民，入营以后逐渐养成懒惰习惯，一旦遣散，势必不能重新从事耕作，不成为盗贼，就成为游民。因此议论者常有把勇丁改编为正式军队的办法。其实绿营的弊病，是由于积习太深；只要严格裁汰染有烟病、年老体弱的人，认真训练，多增加一个可用的士兵，就少需要一个外募的勇丁。几年以后，无用之人都可以变成有用之兵，关键只在于统领将领是否得人。

译一、严格制定赏罚制度，以求得将帅人才。军队可以一百年不打仗，却不能一天没有防备。防营长期没有战事，叙功保举都拘泥于成例，将领没有晋升的途径，人才又怎么能脱颖而出？像沿海、沿边地区，似乎应酌情变通。查地方州县，尚有三年考绩以及特别奏疏、密保的制度；海运、河工也能获得奖励。沿海水路上，升调的兵勇，以及边省驻防军，冒着风涛、忍受烟瘴，按违律处罚既不能不重；但如果不明确制定赏格，又凭什么选拔人才、激励士气？只是军营积习，一旦得到朝廷宽大的恩典，就会出现滥保、越级保举的弊端，因此也不能不表示慎重。似应严格制定章程：沿海、沿边某省的勇队若干、练军若干，从统将直到弁兵，以及帮办文员，何年成军、何年到营，都令其分别详细造册，送交兵部备案。凡这类长期驻防的军队以及游击部队，平时操练口令、阵法，只以打枪靶的准确程度来定赏罚；一年以内，由本军统领考核两次。比如五枪中四枪、三枪中三枪者，都由统领登记，先考核营官、哨官，再考核兵勇，规定三年保举一次，选择纪律、技艺一向优良者列入保举名单，按每营酌情保举八十人。驻防腹地的军队，操练有效的，只准保举四十人。若有督促操练认真、口令清楚、熟悉洋务、约束严明的将领，准许由所管辖的督抚专折奏保其营官、哨官，或由该统将说明情况，咨请越级保举一级；其余一概不许越级请保。如有不在名册中的人员，一概不准列入，以杜绝冒充和滥保。将领、兵弁如有更换，也应随时由该统将行文请督抚办理，年终汇总成案，行文送部查核。将领如有嗜好多端、操练不力的，也应随时参奏革职。一、请设立机构翻译、刊刻泰西各国的书籍，以引导扶助后进，广泛培养人才。自海上多事以来，朝廷屡次下诏征求人才，但常有熟悉洋务却不懂军务的，也有熟悉军务却不精通洋务的，二者不能兼备；更有迂腐拘泥之士，不肯留心时事，把洋务鄙视为不值得谈论。这些都是少见多怪，还不知道西学究竟是怎么回事。查外洋对中国有用的书籍，有一半都是从中国取得后翻译、刊行到海外的；其中西方各国关于军事、农业、粮食、货物、格致、制造、测量等方面的书籍，日新月异，凡是与当今实用有关的很多，而我国还没有译成的完整书籍，偶尔翻刻一两种，也都是取舍不精。抵御外侮贵在了解敌情，而要取得实际功用尤其要广泛阅读；不研究他们治理军队、交往邻国的重要政务，怎么能了解他们的实情？不研究他们制造器械、学习技术的根本原理，又怎么能实际运用？我恭敬地看到，康熙年间，我圣祖仁皇帝因钦天监官员与西方人互相辩论算学，特地下达圣制，综合中西方法，刻成书籍，一时各种人才纷纷兴起，象数之学超过前代。由此仰见圣人有所作为，万世都能受益。应请旨命总理衙门以及北洋大臣李鸿章，无论在京师还是天津，延请访问中外精通西学的人，把外洋书籍中有关实用的，先行翻译刊刻，分发各省，务必使人人都讲求考究，家喻户晓。这样人才就可以成批涌现。以后还可以在乡试、会试考场中列入策论，使之成为士人进身的阶梯；那么人人都会思奋振作，学习的人多了，疑惧阻挠自然减少。这不只是努力开启风气，实际上还可以广泛造就人才。以上十条，谨就臣所听闻和见到的范围，据实恭敬陈述，恭候圣上裁夺取舍。《遵筹战备情形疏》（附陈校对法约并无舛讹片）（光绪十年）李鸿章 前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兼署理北洋通商大臣、 一等肃毅伯臣李鸿章跪奏：为遵奉旨意竭力筹划战备，详细陈述防务情况，仰请圣上鉴察。

译臣私下接到军机大臣的密寄，闰五月初九日奉到上谕说：天津、山海关一带沿海地段绵长，预备应当已经严密，炮台共有若干处，着令查明详细确实的情况等。钦此。由此仰见圣明能够考虑祸患、预先防备，像缝补门窗一样及早筹划，指示详细而切实，臣感激惶恐，无法形容。臣查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沿海地段绵长，港口[原文“港■〈氵义〉”，字形疑误]分歧，不可能处处设防。只应在敌船可以深入、可以登岸的地方扼守要害、据险防御，以杜绝敌人窜越。守卫港口的营兵不必太多，但应以坚守炮台为主，并分布水雷、旱雷，限制敌船冲突；其后路接应部队必须有大队兵力，以备机动作战。这样遇到战事时声援才稍为壮大，前线军心也更加稳固。臣历年布置防务，大体都依据这个意思来设置。直隶境内敌船可以深入的地方，以大沽口、北塘口最为重要。大沽口南岸有大炮台四座，周围小炮台四十座，由记名提督、大沽协副将罗荣光统率协标练兵一千八百人防守，另有亲兵炮队一营接应；北岸有大炮台二座、平炮台六座，由记名总兵刘祺统率直字两营防守，副将史济源率保定练军一营接应。另有水雷营，专门负责布设水雷、电线等事务；并命提督丁汝昌调派镇中、镇东、镇西、镇北四艘炮船，驶入海口，与炮台互相依护。又命前敌营务处记名提督吴殿元驻守大沽，联络将领，妥善筹划战守。一个月前，臣已发文命提督周盛传督率所属挑筑长墙、深濠十八里，由该营直达大沽，以便有警时星夜驰援。北塘口南岸有炮台二座、平台七座，北岸有炮台一座、平台三座，由署广西提督唐仁廉统率仁字、义胜各一营和通永练军三营，分别驻扎扼守；另行招募专门管理水雷的哨队，并调镇南、镇边两艘炮船驶入海口，与炮台互相依护。直隶提督李长乐统率武毅马步四营、提标练军马步二营，驻扎芦台作为后援。从北塘向东北到滦州、乐亭、昌黎一带，有清河口、老米沟、甜水沟、蒲河口，那里都有数十里淤沙堵塞港道，潮涨时水深不过几尺，潮退时只能通行民船，轮船绝对无法靠近。吴大澄分拨所属亲军炮队一营、步队一营，驻扎乐亭的黑坨；副将刘超佩统率巩字三营，驻扎乐亭甘草坨一带，往来巡逻，以防敌人乘小船登岸。昌黎以东是洋河口，水势较深，轮船可以停泊在十多里以外；吴大澄派候补直隶州戴宗骞统率绥字马步四营，分驻各处扼守。再往东就是山海关，最为险要。臣此前已派正定镇总兵叶志超统率正定练军马步四营，在宁海城老龙头坚固修筑炮台。只是那里老水贴近岸边，兵轮可以停在近处，担心难以承受大炮集中轰击；兵力尤其单薄。此前派前甘肃提督曹克忠赶去查勘，必须增添部队合营驻扎。该提督愿意奋勇任事，统带津胜六营，前往分驻关内外的威远城、崔家台、大湾、马家店、青石沟等处，与叶志超形成犄角之势，互相援助。该提镇久经战事，训练、调度都很周详，缓急时可以依靠。至于大沽后路所筑的新城，则有大名镇总兵徐道奎统率大名练军二营、炮队两哨，与葛沽营守备张曙德率练军一营驻守；北塘后路的军粮城，则有记名总兵徐邦道率马队二营扼守；天津则有记名总兵黄金志统率护卫一营、练军四营三哨，都司王得胜率亲兵炮队一营，由臣居中控制。专门负责各路接应、截击敌军的，则有湖南提督周盛传统率胜军枪队十一营、马队五营，分驻小站、马厂一带；记名提督刘盛休统率铭军枪队十营、马队一营，驻扎兴济镇，总视海口哪里警情紧急，调往驰援，专作为机动作战部队。这就是沿海各处的分驻地点、兵勇营数以及防务布置的详细情况。各军使用的枪炮大多是后膛新式武器，平时臣督促将领认真操练、打靶、布阵，原本就是为有事时战守之用。这次法国人突然率兵舰北来，企图要挟，臣估计不过是在海上游历、虚张声势；他们吃水深的大船不能驶入大沽、北塘各口。若想登岸深入内地，若没有两三万步兵，决不能得手。法国远在数万里之外，调兵须经上下集议，必定要数月才能来到中国；现在越南境内的法兵和土兵，听说只有一万多人，势不能全部调来。即使联船[原文“联■〈舟宗〉”，字形疑误]而来，水陆并进，我方兵力虽然不算雄厚，但只要军饷供应不缺，就应当能够设法鏖战，捍卫京畿要冲。臣只愿随时审察斟酌战机，明确赏罚，使将士都知道奋勉，共同表达同仇敌忾的忠忱，以万分之一的程度减轻皇上的忧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所有竭力筹划战备的情况，臣谨会同会办北洋事宜、通政使臣吴大澄，缮写奏折，循驿道以六百里加急复奏，恭请圣上鉴察。又奉五月初十日密谕：此前因为福禄诺临行时所说巡视边境的话，李鸿章没有上奏，也没有告知总理衙门，已经降旨申斥；现在法国使臣正以此为借口，又以简明条约法文与汉文不相符合为词，借机试探、无理取闹，都是李鸿章办理含混所造成的，着令责成他竭力筹备，作为自我赎罪的机会等。钦此。臣读到这里，惶恐万分。查福禄诺临行时，忽然用限期退兵的话来要挟，臣当即严正地加以驳斥。随后又飞速写密信告知云贵总督臣岑毓英、广西巡抚臣潘鼎新，令他们根据形势斟酌进退，随时奏明，请旨办理。因为臣是议定条约的人，距离关外太远，究竟应把军队调驻何处，取决于军情地势，臣不敢遥测。当时正好因为所议的简约，虽承蒙圣明体谅，而京城人士已经议论纷纷；如果听到福禄诺又请求限定退兵日期，必然更加喧闹，只会惑乱众听。臣又明知此事难以照办，但条约条款又不能立即违背，所以想让岑毓英、潘鼎新查照调回边界的约文，自行斟酌办理，实在是委曲求全的苦衷。

译由于臣不敢立即把此事上报，以致触犯圣怒；也没有立即告知总理衙门，疏忽的罪责确实难以推辞。等到潘鼎新用电报请示，臣立即飞报总理衙门，请他们请旨裁定；昨天又把当日当面驳斥的经过详细写信告知总署。法国使臣正以此为借口，但臣并没有说过立即调回边防部队的话，这一点可以相互核对、共同作证，实在没有丝毫含混。至于所说条约法文与汉文不相符合，似乎是旁观者挑衅的话。臣本来不懂洋文，税务司德璀琳、道员马建忠一向精通法文，都希望促成此事；臣原命他们同领事法兰亭等人再三校对，据他们说并没有错误。历来各国订约，必定声明以洋文为准，并不只是这次法约如此。可是后来双方辩论时，又反复拿汉文不符来说事，彼此争执不休；这正是总理衙门和臣等亲自办理、深知内情的事。诚如圣训，不过是临时多了一番辩驳，归根结底，条约大意也没有多大出入。只是这次越境在观音桥交战获胜以后，法国人借口索取，要求非常过分，实在难以甘心屈从。臣决不敢因和议而放松防务，但回顾全局，又恐怕最终没有收束办法，忧虑更加深切，罪责感也更重，所以谨附片据实尽情陈述，恭请圣上鉴察。《法人要挟太甚请严行拒绝疏》（附陈赫德猝猾不可委办要件片） （光绪十年）周德润 经筵讲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臣周德润跪奏：法国人要挟太过分，请求降旨严厉拒绝，以发扬我国武威、杜绝他们的狡猾谋略，恭敬缮折仰请圣上鉴察。臣私下谈谈法越之事。朝廷隐忍而答应议和，也是希望谋划得万全，暂时屈服于一时，以求将来伸展。所以藩属的封地可以放弃，还可以说那不是我国境内；边界可以分割，还可以说那不是腹地；允许通商而撤退军队，还可以说这是遵守条约而不是背约。在五款之外提出无休止的要求，却仍想迁就以保全和局，这样怎么能算是在治理国家？臣谨慎选择其中紧要的八条，为皇太后、皇上恭敬陈述。一、赔款绝对不能偿付。法国索要二百五十兆佛郎，折合中国白银三千五百多万两，唐宋时期的岁币，给史册留下羞辱，难道有过这样累累不堪的负担吗？这种狂妄叫嚣，哪里值得同它争辩？但有人提出权宜之说，认为不谈赔款而谈抚恤。可是赔一百而抚恤十，数额也多得无法计算；财力是国家维持生存的根本，财力匮乏国家就危险，何况我国受法国侮辱后，各国将接连起来侮辱我国，怎么承受得了？似应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一提索赔，就不再议约，这样才不至于被法国人欺骗。一、小小挫折绝不能使人气馁。法国人孤军深入，这是兵家所忌；我方以逸待劳，我方处于主场、他们处于客场，即使有小小挫折，也不影响全局。道光年间舟山之战、咸丰年间大沽之战，都是军队溃败后立即议和，因而坐失时机，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务必立定志向不改变，不因小胜而欢喜，不因小败而忧虑，一定要把所有凶恶之敌彻底消灭才罢休，这样有志向就终能成功。一、下诏书激发忠义愤慨。自文宗显皇帝巡幸木兰以来，百姓与外国人结仇，已经二十多年了。虽然朝廷屡次用严法约束，但杀外国人、焚烧教堂的事情仍接连不断。他们那种不共戴天的仇恨，藏得越久，爆发时就越猛烈；可惜一直没有奉到君父的一句话来宣泄他们的愤怒。如今如果把法国人的罪行明白地告谕天下，那么忠臣义士不劳召唤，必定会群起与法国人为难。一、悬重赏激励人心。福建、广东的百姓，强悍好斗已经成风；械斗时争相奔赴敌阵，顶替凶犯赴死时也视死如归，何况应募当兵的人呢？估计法国人入侵，最多不过三千人；重赏之下，必定有勇士出现。如今下令说：焚毁一艘敌兵轮船，赏万金；擒获一名敌酋，赏千金；斩杀一名法兵，赏五百金；拿出三十万金作为赏金，法国人就会一个也剩不下。法国人进入中国后，势必不能闭关不出；无论军民，都会把法兵当作奇货。只要他们偶然迈出一步，刀刃就会随之而来，难道他们不会听到风声便连夜逃走吗？一、封锁海口以杜绝阴谋。中法现在还没有正式决裂，敌船到处都可以驶入，若突然开炮，拿什么抵御？形势不如封锁海口：沉船、系缚木筏，下桩、叠石，预先截断入口通道，似乎才稍有防范。何况封锁每个海口就必须停止商务，各国恐怕因动兵而受到牵连，必定会出面调停。这是一举两得。一、诱使敌人登岸以便截击。与外洋敌人隔海交战，击破敌军很困难；长久相持，敌人凭借险要长期固守。只有在他们刚从船上登岸之初，军粮尚未运到，军火尚未齐备，炮台尚未筑成之时，趁其立足未稳进攻，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等到林木丛杂、碉堡纵横，我军出没不定，更能乘有利时机、利用便利条件；法国人窜扰平原，就只会处处遇到荆棘。一、埋伏在内港焚烧敌船。船在海面上势力分散，难以设法击破；一旦进入港内，势力集中，便容易用火攻，因为航道狭窄，既难以退避，水又浅，更妨碍前进。用火箭、喷筒乘风下手，即使敌人有智谋和勇力，也无从施展，这就是所谓以奇兵作为正兵。一、进攻北圻以牵制敌军势力。我方撤兵守约，法国却索取财款、背弃条约；法国的无礼，各国夷人都知道。但军队可以撤退，也可以进攻：粤军向北宁进兵，琼州的谋划就必然解除；滇军进攻山西，台湾的祸患就自然消除。这是围魏救赵的策略，进攻敌人必定要救援的地方。凡事都应权衡轻重，谨慎遵守五款之约，何必妄想改变方针；如果对方苛求五款之外的事项，难道还能忍辱顺从？事情处在万分困难之中，难以决断。臣谨献上这一点愚见，恭请圣上鉴察。再者，李鸿章同法国订约，关于撤兵一款，条约中说“调回边界”，信中却说“仍扎原处”，显然有两种不同说法。至于福禄诺临行时提出的三件事，虽然没有答应，却没有上奏，终于横生枝节，造成贻误，这是不言而喻的。要调停这件事，最终应责成李鸿章一人办理到底。昨天据总税务司赫德来电说，法国希望由两江总督担任全权大臣，前往上海详细商议。既然不请李鸿章而请曾国荃，就是更换人选；不去天津而去上海，就是更换地点。换人、换地点，就必然要改约；舍弃旧约另图新约，岂只是索赔要挟，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而且海防吃紧，重要大臣突然离开省会，也不是万全之策。这里如何操持安排，圣心自有权衡，不是臣下敢私自揣度的。只是上次赫德来到总署时，臣观察此人非常狡猾，说话多有恫吓，绝不能把重要事项交给他办理。臣谨就管见所及，附片陈述，恭请圣上鉴察。

译《敬摅管见疏》（附密陈管见片）（光绪十年）洪良品 兵科给事中臣洪良品跪奏：敌情难以预测，和约尚未议定，防营不可突然撤退。臣恭敬陈述管见，缮折仰请圣上鉴察。臣私下读到本月二十四日上谕：据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四月间议定的简明条约，第五款声明，三个月后将所定各项详细会谈。现在已经将近期限，关于第二款中北圻各处防营调回各边疆一事，应立即按约执行。着令岑毓英、潘鼎新把保胜、谅山等处的防营撤回滇、粤各关驻扎，并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完，以彰显对条约的诚信。钦此。臣认为，交往邻国的原则固然应先向对方表示信用，但审察敌人的动机，也应谨慎防备其欺诈。四月间法国人既然递交照会请求议和，议约也已有期限，却突然采取进攻、逼迫谅山的行动，幸亏我军奋力作战，才使他们退走。由此可知，他们只是表面上假借乞和之名，暗中谋求夺取土地的利益；我军一撤，他们必然夺占谅山各处，等到议约时再肆意提出要求。那时如果我国不答应，先前被他们占据的地方已经无法收回了。这说明，法国人凭武力能够夺取的，就用军队进攻；凭武力不能夺取的，又用计谋骗取。这正是秦国用来愚弄六国的手段，怎么能落入他们的狡谋？如今圣上撤兵的命令已经重申，势难收回成命；只有暗中命令岑毓英、潘鼎新，以路远信迟为托词，暗中拖延期限，专门等待和局能否成功，再决定行动或停止。一方面赶快催促李鸿章召集参与议和的各位大臣，促使该国尽早订立和约；如果和议不成，还可以议战，不要被他们欺骗。何况听说他们所议的新约，意图在于蒙混，不知李鸿章为什么任意议定、执行。其中有一条说：中国南部边界的越南北圻，由法国保护，不许其他国家侵占。既然法国想同中国联合讲和，按理应当指明一处实际地方退出，留给中国作为封贡的立足之地；可是他们仍然觊觎这一隅之地，名义上说是保护，实际上企图专门占据。那么所谓不使中国丢脸，就只是纸上空文，这样的和局还有什么可贵？又有一条说：不议兵费，准许法国在云南境外通商。既然不列兵费名目，怎么会无缘无故提出这一条？不过是借此谋求通商罢了。为什么通商一定要在云南境外？这是为将来谋求分取矿产利益罢了。何况所谓“云南境外”，究竟是云南全省境外，还是云南府这一府境外？用词含混，实在没有分辨清楚。从前燕云之战，宋、金因为地界不明确，最终引发边境战祸，可以作为前车之鉴。臣还有一个请求：他们议和约时，必然首先拿刘义说事。他们同刘义交战没有获胜，招降刘义又没有成功；既然已经夺取越南，又担心刘义图谋复兴，于是向中国乞和，想借中国的力量来制约刘义。这是因为害怕刘义与中国相互形成犄角，而他们自身力量又无法支撑。我国正应预先筹划安置刘义的办法：或者割让越南北圻的土地，或者就在刘义屯兵占据的地方，直接任用刘义镇守，把他作为我国的藩篱，以杜绝日后的边患。既然法国假托讲和之名，说什么保护、通商、封贡，难道连这样区区的事情都不肯让中国作主？如果如此，这样的和局又有什么可贵？以上这些问题，想来都是参与议和的大臣所考虑到的；可是李鸿章只图迁就眼前，不顾给后日留下忧患。和议还没有成功，就仓促请求撤兵。假如撤兵后和约有不能接受的地方，谅山又被法国谋划占据，李鸿章将用什么话向朝廷交代？万一法国一定拿先撤兵后议约作为说辞，请把臣所担心的这几条，降旨交给李鸿章和参与议和的各位大臣，先同法国预先剖析清楚，等他们接受我方划定的范围，再撤兵也不迟。从前唐德宗同吐蕃讲和，告诫将士在盟约规定撤军时解除防备，最终导致梨树之变，成为千古笑柄。自古敌情诡诈，往往就是这样，不能不防。臣身居兵部，职责在于进谏，在当前关系全局利害的时刻，凡管见所及，不敢不入奏告知。是否恰当，请立即降旨交议施行，恭请圣上鉴察。再者，臣以前读过福禄诺的信，里面充满诡计和妄言。臣认为，有见识的人处置这种信件，一定会像宋臣范仲淹焚烧元昊书信辞令的先例那样处理。可是李鸿章只是相信他的空话和恫吓，没有来得及揣摩他请求议和的真实用心。臣谨就管见所及，为皇太后、皇上陈述如下。法国远隔万里出兵，军饷来自借国债；如果同我国长期交战，力量就无法支撑，国库也无钱支出，必然产生内乱的忧患。这是他们不能不与我国议和的第一个原因。法国人夺取并占据越南，越南人的心并未服从，又有刘义同他们竭力抗争，使他们屡次失败。现在如果中国果真同越南合力同仇，法国人一战不能取胜，越南人一定会乘机起兵，他们就会三面受敌，怎么能图谋善后？这是他们不能不与我国议和的第二个原因。他们用来恐吓的，不过是扰乱我国各省海疆和天津罢了。海疆都是各国通商口岸，法国如果扰乱贸易，必定触犯众怒；他们还要索取赔偿本金，听说此前争夺红海时已经同其他国家结下怨仇。这样一来法国势孤力弱，要制服它并不困难。天津长期驻有重兵，讲求西洋战法，不同于道光年间不熟悉火器，也不同于咸丰年间还面临内忧。他们想要孤军深入，也有所顾忌。这是他们不能不与我国议和的第三个原因。有这三个原因，他们却在刚刚取得新胜之后，找上畏惧事变的臣子，用夸大的话恐吓他，施展诡计；这样看来，他们真是一纸空文胜过十万军队。控制夷人的办法，在于审察夷情，从而决定和战，才不会被他们欺骗。请降旨命参与议和的大臣竭力筹划，千万不要稍有迁就，以致让其他国家受到启发而来侮辱我国，给将来留下祸患。臣愚昧的见解，不知是否正确，谨附片密奏，恭请圣上鉴察。《法人扑犯营迭迎击获胜疏》（光绪十年）潘鼎新 头品顶戴广西巡抚臣潘鼎新跪奏：法国人违背条约、逞强进犯营垒，经官军连续多日迎击获胜，恭敬缮折密奏，仰请圣上鉴察。

译臣此前在浔州行军途中，接到两广总督臣张树声的电报，说明四月十五日奉到旨意：法国人在天津谈判，已经有了端绪；云南、广西的防务，着令岑毓英、潘鼎新督促各军在原处扼守驻扎，进退行动的机宜，一概听候谕旨。钦此。臣随即分别秘密命令各军，一体遵照执行。臣到达谅山后，接连得到侦探报告：北宁增派来的法兵数百人，时时乘火船二三艘驶到谅山，船头朝向各处，来回窥伺。不久又有五艘大火船驶到商江，就是靠近谅山的旧府，载着法兵及麻邪约五六千人，又驱使数千名教民，穿着法国人的衣帽，命令他们在前面引路，势力蔓延到郎甲、屯牙一带。臣严令各军谨守营地，加意防范，固然不能轻视敌人、玩忽职守，也不能主动惹事、侥幸求功。不料法国人役使数千名越南民夫，从郎甲一带修筑大路，并沿途建造房屋，越来越逼近。臣仍以稳扎稳守的原则传示各军。到五月末，正同各位统领商议战机，恰好接到督臣电信，五月二十五日奉旨：据李鸿章抄录潘鼎新电报，说法兵已经来到屯梅谷松以外，防守戒严等语。着令潘鼎新严厉督饬各营，仍在原处驻扎，不准稍稍后退而显示软弱，也不必抢先交战。如果法兵竟然前来进犯，那么事端是由他们挑起的，只管迅速决战，竭力遏制其凶猛攻势。钦此。臣跪读之后，仰见圣明虽然宽厚地表示柔和仁慈，却仍有不容冒犯的意思。臣和诸将领得到遵循的命令，无比欣喜。当即恭敬抄录传达给各营，无不人人想着奋发自强。闰五月初一日，法国人率大股匪党越过青花江，直扑观音桥营地边缘，声称越南是他们的地界，此次前往巡视谅山，请求同大官当面商议。已革提督万春暄当即出面同他们理论，责问他们：条约已经议定，怎么能再生枝节？法国人直接回答说，不管和还是不和，三天之内一定要得到谅山。说完立即开炮进攻营地。我军此前已经依桥横向修筑长墙，到这时便凭墙迎击，勇气倍增。臣听到警报后，立即从文渊州督促方友生的两营前往接应；王德榜、方长华也各自派弁员察看地形，安设地雷、炸炮，并拨发勇员运送子药、米粮，以壮士气。法国人接连进攻数次，都被我军勇士击退；到晚上收兵，双方都有伤亡。初二日，法国人又分路进攻。我军新派正新、副新、左奋勇、副四营，分路接战；军中左、军中右、军中三营在长城外扼守，各派五队，分路围攻。左军、左营和绥南各营分别挑选奋勇，绕小路出击；等到法军队伍进攻前进，双方枪炮交相射击，各队勇士便分路绕出，奋勇直冲。又以大队从后面冲杀，敌军势力支撑不住，拼命奔逃溃散；炮火击毙一画、二画、三画、四画头目各一名，以及匪党一千多人，夺获军械、骡马无数。我军也在申时收队，查点伤亡共三百多人。法国人扬言要从四路袭击谅山；他们诡诈而又剽悍，实在难以保证不会分路图谋进犯。臣已命各军昼夜警戒，切不可稍有松懈，以免被敌人乘隙利用。桂军将士深以北宁之战为耻，这次万春暄、黄玉贤、王洪顺亲自冒着箭石，统将亲临前敌，各营勇士自然能够合力拼命作战。现在看到法兵退到屯牙一带，距离我营三十多里。只是当时正值盛暑，水土恶劣，瘴气很重，有整队生病而不能起火做饭的，有一营只能吃一粥的。屯梅、谷松都在谅山以外一百几十里，那里偏僻荒凉，大军长期驻扎，米粮早已无处购买；艽封、凭祥各处也买不到多少，只能依靠龙州后路一段一段运输，而道路遥远，水陆交通不通，全靠人力转运，难以得到接济。枪炮、子药等笨重物资，运输解送尤其艰难。臣接连收到各位统将的禀报，得知边务艰难以及士卒的甘苦，不敢不据实上报。事前固然不崇尚铺张，临战时也绝不心存畏惧退缩；只有督促各位将领和委员竭尽自己的才力，勉力经营，以遏制敌人的凶锋、振作士气。所有法国人进犯营垒、被官军击退并屡次取得大胜的各项缘由，理应恭敬缮折，循驿道密奏，恭请圣上鉴察。《条陈管见疏》（光绪十年）秦锺简 刑科掌印给事中臣秦锺简跪奏：事势紧迫，圣上的意志尤其应当坚定。臣谨分条陈述管见，恭敬缮折仰请圣上鉴察。臣私下听说，法国船只大多聚集在福建五虎门，而那里没有防守；敌船直接停泊在马尾，如果不答应赔款，他们就立即把船厂轰毁。臣实在担心群情惊骇、众说纷纭，甚至圣意也不能不有所动摇。因此臣把敌人并不可怕之处，以及我国急需防备之处，为皇太后、皇上陈述。

译一是审察敌情。法国人进犯边境，不是占据土地，就是分路进攻。臣认为这都只是虚张声势，并非他们能够做到的。就马尾来说，他们用巨炮轰击船厂，我方固然会有损失，他们却也没有好处。占据这样一片残破土地，有什么意义？如果我方用兵船堵塞五虎门，他们能够进来，却不能出去。如今他们的船只不能返回，即使说明我方兵力有所不及，他们也会自行退走。为什么？因为马尾只是穷山孤岛，没有可以取得的粮食。臣料定他们一定是想用一次炮轰来震慑我国；只要不为所动，他们自然会灰心退回。其余沿海各处，如上海、粤东、烟台、大沽，有的长期同泰西通商，有的由我方重兵坚守，他们即使想占据，又怎么能够占据？不是口岸的地方，如琼州，水土恶劣、物产很少；如舟山定海，不过是弹丸之地，又不是要害，对我国又有什么损害？只有台湾土地肥沃，但南面鹿耳门水道胶浅，法国人不容易进入；北面的基隆虽然容易登岸，但陆战并不是他们的长处。而且他们舍船登陆、深入重要地区后，兵船又不能相互呼应，他们一定不会这样做。所以臣说，占据土地并不是法国人能够做到的。既然如此，分路进攻的策略，可能从多方面制造声势来误导我国，这似乎是最好的计策。但法国人同倭寇不同。从前的倭寇意在抢掠，随便在哪里登岸都能获利；现在的法国人意在迫使我国订立有利于他们的盟约，除非得到我国最重要的地方，否则不足以要挟我国。如果他们分路进攻偏僻地区，那只是虚张声势；如果分路进攻重要地区，他们又没有这样的兵力。所以臣说，分路进攻也不是他们能够做到的。不仅如此，法国人最贫穷，他们用兵全靠国债；愿意借债的人，都要求很高的利息。我国只要始终坚持“不赔偿”这两个字，那么任凭他们分路进攻、任凭他们占据土地，总之不给一文钱，他们最终就无利可图；没有利益，即使他们愿意借债，不到一年，真相暴露、势力困窘，必然会叩头求成。如果我国早已设防，军费已有固定数额，不作战减少不了多少，作战增加不了多少，那么本来就已经掌握胜算了。一是驳斥邪说。自古以来，主张议和而受到众人诋毁的，没有谁比秦桧更甚。像秦桧这样的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十个人中必定有六七个，只是错误在于宋高宗相信了他。请举一两件事来说明。比如唐朝讨伐蔡州时，众议纷纷，只任用一个裴度，蔡州就平定了；讨伐回纥时，众议同样喧嚣，只任用一个李德裕，回纥就平定了。那些喧嚣议论的人，都是秦桧一类。蔡州一小块土地、回纥一群残余寇盗，众论尚且如此，何况面对强敌呢？如今面对的本来就是强敌，战端还没有开启，已经有很多人心怀疑惑，只是因为害怕获罪，不敢公开散布邪说罢了。一旦战端开启，地方或许遭到一些残毁，这些人就会得意洋洋地认为自己料中了，甚至拍手笑着说：“怎么样？我早就知道一定会失败。”这类丧失良心、毫无羞耻的人，如果让他们聚集在重要地区，臣料想他们一定会用法国人要挟我国的话来要挟我国，用法国人恫吓我国的话来恫吓我国。到那时战事危急、疑虑重重，恐怕皇太后、皇上偶尔会被他们动摇。如果因为他们的群情如此而屈意低头顺从，那么事情的时机就丧失了。平定最大的疑惑、决定最大的谋略，全在危险关头；只有奋扬天威，把这些凶敌消灭在当前，邪说才终究不敢进言，即使进言也断然不听，而只求采用裴度那样的谋略，国势就可以由此振作起来。如果稍有挫折损失，便又仓促议和，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臣实在为此忧虑。一是严格加强防御。臣先前陈述时务，认为何璟、张兆栋应立即罢斥，认为庆裕应立即更换，认为福建、奉天的防务十分令人忧虑。大概是臣陈说过于繁琐，不能逐条详尽说明，所以未能蒙受采纳；没想到何璟等果然形同木偶，毫无作为，马尾等处也毫无准备。现在应严厉告诫何璟等：如果从马尾以上再放任敌人进攻，无论福州能否守住，都应立即依法处死。因为从马尾到福州，地势虽然险要，却相距很近；如果让敌军越过险要地势，福州必定守不住。至于奉天，臣始终对此忧虑，现在请求仍申述先前的意见。查考从牛庄到盛京不过二百里，浑河水涨时，轮船可以直抵城外；即使不遇水涨，敌军登岸也十分危险。为什么呢？我们所依靠的、用来援助辽河的，是旅顺、大沽的船只。但辽河的重要性比不上天津，法国人如果侵犯北洋，宋庆、吴大澄等军队必定一心专顾大沽口。旅顺的几艘船自己尚且无暇顾及，必定不敢轻易出动；这样一来，辽河空虚，即使敌人不牵制我军，也会自然形成牵制。牛庄这一路由谁抵御？敌人乘虚而入，难道不是很危险吗？况且奉天地方最令人惊骇、叹息和憎恶的，没有比匪徒接受教会势力更严重的了。法国人如果到来，他们必定互相勾结。请下敕令让庆裕分别办理：如果尚未发生战衅，就勒令他们退出教会；如果已经发生战衅，就把他们捆绑起来一同处死。至于防御的办法，更应敕令严密布置。这里是龙兴重地，绝不是福州可以相比的。以上各条，臣因突然听到传闻，仓促拟定文稿，未能详尽；如果其中有一得之见，恭请皇上采纳，臣不胜惶恐战栗之至。谨陈备战守御实情疏（光绪十年）曾国荃 太子少保、署理两江总督、一等威毅伯臣曾国荃跪奏：为恭敬遵奉皇上谕旨，严申军令，谨慎准备战守，二十七日又接到电报，按理应详细陈述下情，恭敬缮写奏折由驿站密奏，恭请圣上鉴察。

译臣私下于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六日早晨，接到北洋大臣李鸿章转来的总理衙门电报：二十四日奉上谕，法国巴使滞留上海，不立即来天津议定条约；又据各处电报，孤拔有集结兵船驶往别处、占据中国地方作为人质，以索取赔偿兵费之说等。钦此。由此仰见圣朝洞察先机，声威震动远近，臣无法表达钦敬佩服之情。臣当即宣示谕旨，严厉告诫水陆各将领准备战事，三军将士听闻后，无不感动深入肺腑，与袍泽欢腾相庆，齐声三呼万岁，感念歌颂皇上的仁德。臣因为兵船不足以分布，没有一艘船出巡闽海；即使守卫长江海口，船力也很单薄，而派兵赴广东的四艘船至今没有回来。查吴淞口内外已有数艘法国船，停泊在炮台上下，情势十分紧急。臣派陈湜、章合才率领陆军八营前往江阴，作为接应吴淞的计策，已于二十五日夜亥时上奏报告。两三个月以来，微臣所办的事情，都是为将来登岸力战作准备；即使各位统领发誓报国，也只知道准备战守，无暇顾及其他。二十七日臣查看上海、天津电报，电报称接到总署来电：二十四日总税务司赫德电称，法国巴使拟请中国在七月十五日以前撤兵，又请立即电告江督，本月二十七日抵达上海与巴使会商，等等。二十四日已经奉到撤兵的谕旨，这一事项不必再议。只是考虑到期限只有七日，太过仓促，赶办不及，便嘱咐关道当面会见巴使；如果议定在上海会商，就定于六月初四以前，由译署奏明，派江督赴上海与巴使会商条约，等等。臣阅信之后，更加深感警惕和激励，立即回电总署说：国荃只知道守卫国土，应当尽死守疆土的职责，万万不敢参与和议。至于赫德所请江督到上海与巴使会商一事，臣性情愚直，深恐使事情破裂；臣从未办理过外交交涉，也尤其不擅长议定条约。臣私下认为，圣朝任用人才，必定会量才使用，也一定不会答应外国人所请，指派战将与他们订约；何况臣出身行伍，不过粗略知道军旅之事，哪里懂得处理中外交往的适宜方法？即使赫德、巴使来电请求指派臣赴约会议，臣也万万不敢自行违背在战守疆场上的初心，而误了在宴席上折冲谈判的大局；实在是事情破裂容易，挽回转圜困难。臣一向安于愚拙，不善言辞，年老而肝火极旺，每当看见有人对国家无礼，便总想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予以攻击。哪里还能再听狂妄悖逆的话？会商议约，实在不是微臣的长处。臣反复思量，只有请求皇上施恩俯准，允许愚臣不必参与议和，以保全匹夫不可夺取的志向。臣仍当整顿军队守卫疆土，不敢越职失守而留下羞辱，感激惶恐之至。除已发电呈报总署，请其代为奏请圣旨外，所有二十七日续接到的电报以及详细陈述下情的各项缘由，按理合当恭敬缮写奏折由驿站密陈，恭请圣上鉴察。请派大员赴沪议约会商疏（光绪十年）曾国荃 太子少保、署理两江总督、一等威毅伯臣曾国荃跪奏：为遵奉谕旨赴上海议定条约，恳请皇上施恩，增派总理衙门中熟悉议约事务以及正在天津的大员，迅速到上海共同会商，以表示慎重。恭敬缮写奏折由驿站密陈，恭请圣上鉴察。臣私下于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七日接到上海电报，称赫德电请总署奏派江督赴上海。臣因愚拙而不善议约，详细陈述下情，当夜亥时加急上奏在案；到了二十八日巳时，便接到上海转来的总理衙门电报：本日奉上谕，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荃，着作为全权大臣，迅速赶赴上海，与法国使臣办理详细条约事务。钦此。臣跪着听闻之后，惊惶失措。臣想到自己只是一个书生，仅仅熟悉军旅事务，这次错误地代理了通商事务，忽然承受超格的恩典和诏命，被授予全权重任；听到天子命令，惶恐惭愧，无地自容。查议定条约必须明白处理交涉事务，尤其贵在具有通权达变的才干；像臣这样一向庸碌愚钝、毫无知识的人，怎么能够承担这一重任？如今电报飞驰，臣已经恭敬奉行谕旨，又哪里敢再陈述异议。只有不辞劳苦、不避艰辛，遵旨赴上海，与法国巴使会谈；根据对方每次的言词，呈递电报请旨办理。臣私下认为，详细条约关系重大，而臣对于中外交涉事务向来没有认真学习研究。如果竟然贸然前往，实在毫无把握。如果或者独自坚持己见，又恐怕造成更多贻误。只有恳求皇上施恩，特派总理衙门中熟悉议约事务的大员，随带司员，依据既定成案，共同会商办理，这样才可以避免疏漏。如果重臣难以远行，或者就派正在天津与北洋大臣会商详细条约的三位大员尽早赴上海，并留下会办南洋事务的陈宝琛长期驻在上海，使臣能够同这四位大员当面商议一切，然后再与巴使会谈；臣等仍随时发电奏报，请皇上裁定，如此或许有所遵循。刚才臣已经电请总署代为奏请圣旨，恭候电报回复一到，臣立即乘轮船赴上海。如果初二日接到电旨，臣就在初三日启程；如果初五、初六日接到电旨，臣就在初七、初八日启程，绝不敢稍有拖延。至于署内每日办理的公务，照惯例札委江宁藩司代为拆阅和办理；凡遇紧要事件以及洋务、军务，仍封装后送到上海，由臣亲自办理。除发电给上海道邵友濂，直接告知赫德外，所有臣遵旨赴上海、恳求皇上增派总理衙门中熟悉议约事务及正在天津的大员尽早到上海，并留下会办南洋事务的陈宝琛长期驻沪，共同当面商议条约、以示慎重的各项缘由，按理合当恭敬缮写奏折由驿站密陈，恭请圣上鉴察。查明边关情形疏（光绪十年）岑毓英 降二级留任云贵总督臣岑毓英跪奏：为遵奉谕旨查明边关形势，侦探听取敌情，增添兵力防备，恭敬缮写奏折秘密陈奏，恭请圣上鉴察。

译臣私下于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曾将督促各营选择要地驻扎操练，以及查明刘团人数、酌情拟定安置办法等情况，恭敬缮写奏折上奏在案。闰五月初三日，臣收到军机大臣五月初八日奉上的谕旨抄件：周德润奏称，云南、广东应筹办善后；法国人以保护中国边境为借口，企图把它作为瓯脱之地，屯兵观望事变，请在分界以前先扼守要害，等等。钦此。臣正在恭敬遵旨筹办期间，接到钦差办理广东防务的兵部尚书臣彭玉麟抄寄的香港探报，又接到广西巡抚臣潘鼎新抄寄的广东电报，都说法国人又招募士兵六千名，加上原来在越南的法军，共计四万人，定于闰五月、六月间进攻保胜，必定要捉到刘永福才肯罢休。又据驻防文盘州大滩的游击张世荣以及越南提督刘永福禀报，法国人探知四月下旬曾进攻宣光，被黄守忠击败并生擒两名法国人。后来法国人派出八艘兵船，直抵宣光城外；黄守忠因城内受到敌军攻击，恐怕难以抵御，于五月初八日退到距城六十里的山龙地方驻守。现在法国人聚集得越来越多，声称要用浅水轮船直上大滩，攻取保胜，这与广东、香港的探报相符。臣查保胜是滇越之间的咽喉要地，刘永福占据多年，抽收货物厘金，拥有大量财货，心中留恋既得地位。刘永福一天不离开保胜，法国人一天就不能通商，所以他们一定要除掉他。如今法国人既然正在天津讲和、说明并签押条约，如果请求朝廷妥善安置刘永福，自然可以不动干戈；但法国又出动四万兵力大举深入，其居心叵测，难以逃过圣上的明察。至于刘团的军饷，臣遵奉谕旨，仍按月发给银五千两；上个月刘永福当面禀报，蒙恩赏由广西拨给的款项，尚未领到六万数千两，因为道路阻隔难以领取，请酌情先行垫发。臣又垫发银三千两，所需枪炮军火也都随时分发接济。只是刘永福虽然勇猛，却谋略短浅，而且天性吝啬刻薄、缺少恩惠，他的部下颇有怨言。例如黄守忠这一部，共一千六百多人，原来归在他部下，自三月以来就没有分发饷银。臣恐怕他们离散后成为匪徒，又另发银二千两，借此加以羁縻；但刘永福仍然心怀嫉妒。他气量狭小，不能容纳众人，已经可以大致看出。面对这样的强敌，恐怕难以长久支撑。臣此前留下游击张世荣等人，带领广东勇丁二千五百人，协同防守文盘、大滩等处。现在和议已经达成，如果官军公开与敌军对垒交战，又恐怕妨碍和局，只好改装为黑旗军，仍在文盘州、大滩暗中相助。臣见已移驻马白关；马白关以南的保胜以下地区，全是越南土地，以刘团为主，官军为客军。如果刘团不能守住，法国人乘势追击，难保不会蔓延进入云南边境。如果刘团逃入内地，那么越南人就会借口寻衅，对大局更加造成阻碍。臣再三筹划，只有调集军队船只，将边界层层严密防备，并秘密告诫刘永福，务必悬以重赏，激励军心，竭力抵御；如果力量不能支撑，只准退往三猛十洲，不许逃入内地。查云南边界，一路由开化府所属的八寨、古林箐、南溪到河口汛，隔着一条南溪小河，就是越南的保胜；一路从开化府所属的马白关分为三路：一路通往保胜，以下的陇鲁一路通往陇鲁，以下的文盘州一路通往文盘州下面的馆司关；又有由开化府所属麻粟坡出发的一路，直通河阳、宣光；又有从蒙自县所属蛮耗一路、新街一路，都顺着红江直达保胜。险要关隘很多，防守也防不胜防。臣前次奏请留下练军七千五百人，其中包括广东勇丁二千五百人，兵力分散而薄弱，要用来抵挡四万敌军，双方人数相差悬殊。臣私下考虑，军情变化无常，形势缓和时应裁减兵员、节省军饷，形势紧急时就应增兵抵御侵侮，贵在随机应变，不可过于拘泥。臣已经写信与巡抚张凯嵩商议，将先前调来的中正各勇营仍然催促调来，并抽调各绿营的战兵，挑选派遣开化、广南、临安三府附近的团练，计划共凑集三四万人，由臣督促开化镇总兵蔡标、署理临元镇总兵何秀林、记名提督吴永安、邹复胜、记名总兵丁槐、马柱、覃修纲等人分别统领，驻扎各路隘口，严密防堵。无论刘团还是法国军队，都不准逃入云南境内。如果法国人按兵不动、决意通商，至于应当在何处开关互市，计划请求皇上特派熟悉洋务的大臣到云南筹办，以求妥善解决。如果他们心怀狡诈而企图逞强，侵犯云南边境，臣职掌守土，责任不可推卸，一定率领三军奋力堵截剿灭，置生死于度外，不敢有丝毫疏忽。至于现在增添兵勇，是因为防务紧急；防务稍微缓和，就立即遣散撤回。所需军饷，计划与巡抚张凯嵩商议，暂时从提存铜本项下借支，等以后拨付的协饷运到后，再提出归还，一并陈明。以上是臣遵奉谕旨查明边关形势、探听敌情并增兵防备的各项缘由，谨恭敬缮写奏折由驿站秘密陈奏，恭请圣上鉴察。应筹划保护福建船政疏（光绪十年）万培因 巡视北城吏科给事中臣万培因跪奏：敌情叵测，福建船政关系紧要，理应迅速筹划保护。恭敬缮写奏折，恭请圣上鉴察。

译自从越南发生战端以来，法国首领多次议和，却屡次背弃约定；朝廷为避免重新引发边境战事，曲意包容退让。如今外间传闻，说法国人的要求没有止境，形势看来非决战不可；其中机密事务，非微臣所敢妄自推测。臣籍贯隶属于福建，听说法国兵船两艘已经驶入马尾船政港内，另有铁甲舰两艘停泊在港口外，战局尚未确定，形势很难禁止阻挡。臣认为他们劳师远袭，只用四艘船逼近福州，显然是在虚张声势恫吓，毫无疑问。但船政是海防的根本重地，敌船近在身边，而炮台和防营反而在船政之外；一旦关系破裂，船政被占据就很令人忧虑。查船政大臣额定设置水队亲兵七十名，水师龙舵船十只，装载勇丁一百多人，此外只有福靖后营，虽然向来防守船厂，仍归福建省中调遣。兵力既然单薄，事权又不统一；如果稍有疏忽，全局就会瓦解。计划请下敕令给督抚，将先前由江南调来的霆庆两营，或者另选精锐有力的部队，拨归船政大臣何如璋调遣，再加上各船的水勇，这样或许中枢指挥能够得力，首尾都能互相策应；对内可以建立省城门户的保障，对外可以防备敌军的觊觎。至于港口以内，大型铁甲舰因吃水太深，自然难以驶入；到了临敌之时，可以沉置木材、沙船截断敌船，秘密密布水雷来布置疑阵，严密查禁奸民以断绝敌船获得港内引导，专门攻击靠泊敌船的小船，以切断其煤炭和粮食供应。这些都应由主管诸臣预先筹划，才能避免临事仓促、措手不及的祸患。臣是为全局着想，事情和时机已经十分紧迫，是否妥当，恭请圣上鉴察。请选派知兵大臣接办闽省军务疏（附请敕令提督欧阳利见等援助福建、保卫浙江片；又派得力 将帅驻守云南以接应片）（光绪十年）徐树铭 太常寺卿臣徐树铭跪奏：福建战事极其紧急，疆臣未能得力，请皇上下旨特别选派熟悉军事的大臣前往接办军务，以维持大局、安定海疆。恭敬缮写奏折奏闻，恭请圣上鉴察。臣私下认为，沿海各地，如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各省，兵力和将才还可以勉强使用；只有福建马尾已经被敌船盘踞，马尾以外最近又增加了兵船，福建省人心纷扰，局势岌岌可危。现在和议尚未成功，看来不是决战就不会停止，而敌船侵犯中国，必定会先攻福建。福建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熟悉吏治，但用兵都不是他们的长处；如果迁就现状、因循拖延，必定会造成严重贻误。计划请皇上特别派遣熟悉军事的大臣前往接办福建军务，使那里得到有力的治理，恭候皇上裁断施行。臣愚昧的见解是否妥当，谨缮写奏折陈述，恭请圣上鉴察。再者，台湾地方长期为法国人所垂涎，刘铭传封禁鸡笼山煤窑，尚属得力。如果把能够缓办的事情放下而去处理紧急事务，把刘铭传调入福建省，实在恐怕顾此失彼，反而难以收拾。查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忠诚勇敢、朴实诚厚，深深熟悉兵法。如果由他从驻地宁波督率精锐部队援助福建，路程较近，也较为迅速；至于宁波海口，也必须有骁勇善战的将领接替充任防军，以资保卫。查衢州镇总兵喻俊明一向著有战功，勇敢果断、沉着坚毅，可以接替充任防军。是否可以请旨敕令照此办理，以安定福建、巩固浙江防务，恭候皇上裁断施行。谨附片秘密陈奏，恭请圣上鉴察。再者，现在中法和议尚未决定，法国人必将侵占并残虐中国，把它作为要挟中国、索取赔偿的办法。只有夺取他们所依仗的优势，整顿军队出兵，直逼南交；我军攻击敌人的要害、捣击其空虚之处，采取“攻魏救韩”的策略。这样一来，孤拔、巴德讷不能不调转船帆和航向，改变放弃福建而援助越南的谋划；马尾的危急就可以缓解，福州的人心也会安定。如果关外各军逐渐取得胜利，那么越南全境可以收复；退一步说，也可以把红江以北划归我国，以北圻作为我国的屏障，不至于使云南、广东成为法国商人的相互依托。将来防守边境的各项事务会较容易办理，这样或许目前议和的围困可以迅速解除，将来的和局也容易形成。查有功勋的旧臣，不是留在京师镇守，就是已经扼守要地。臣不揣冒昧，打算把自己深信的人选敬陈于皇太后、皇上：一位是现任漕运总督杨昌浚，他过去隶属于左宗棠部下，因剿贼立功，能谋善战，熟悉兵略，年力正强，文才和武略兼备；一位是现任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忠厚朴实诚实，勇敢善战，办事勤勉能干，不辞劳苦。是否可以请旨选派其中一人，前往云南、广西交界地区，督率王德榜、刘永福以及云南、广东各军，根据时机决定进退，以震慑敌胆、驱除战乱。至于岑毓英此前因为孤军无援，退驻馆司，军队士气已经低落，也难以重新振作，应请敕令岑毓英加意训练整顿，以振作士气；同时另请选派得力将帅，专门驻守云南省，以壮大声威并作为接应，统候皇上裁断施行。谨附片秘密陈奏，恭请圣上鉴察。基隆获胜情形疏（光绪十年）刘铭传 福建巡抚臣刘铭传跪奏：基隆炮台被敌人攻陷，我军又踏毁敌营，大获胜仗的情形，恭敬缮写奏折，恭请圣上鉴察。

译臣先前已经把抵达台湾的日期以及查看基隆炮台的情形，恭敬缮写奏折陈报在案。上月二十五日，法国人的一艘兵船停泊在基隆港口，询问它来此的原因，回答说是巡弋海口。臣一面秘密命令将领严加戒备，一面督促赶紧修筑海口社寮炮台。只是购买、运输各种材料不能用轮船装运，各项事务都束手无策；于是立即飞函与福建省商议，请将永保、深航两艘官船匀拨前来使用。但福建、台湾两地音信隔绝，已经近一个月；此前从上海装运到台湾的炮械，也因为长时间没有轮船而迟迟未到。从本月初一、初二等日开始，法国人时常有一艘兵船到基隆巡探，停泊半日便开走；而上次到来的那艘法国船仍然不动。臣认为和战局势尚未确定，不便由我方首先挑起战端。恰好伏波兵船从台南装载新调任提督章高元所部武毅军首批勇丁五百人，刚刚到达基隆。福建省又把伏波调去装载澎湖的潮普军两营，台湾兵力更加单薄，轮船完全没有；臣当即命令章高元督带所部，驻扎在基隆炮台附近以资辅助，并派提督苏得胜协同照料。在上海负责运输炮械的委员游学诗，因为中国各艘轮船都害怕向南航行，于初九日设法出钱租用德国商人的万利轮船前来，刚于十二日抵达沪尾海口。当时臣正在沪尾，督令孙开华所部修筑炮台；见军装运到，便命令把基隆所需的炮位、水雷等物资仍由万利船运往基隆布置。该船驶到基隆后，法国船的舰长坚决阻止，不准卸载；德国商船不能长时间耽搁，于是仍由原船装回沪尾。臣回到淡水接到消息，正准备设法改用别的船装运，忽然在十四日又来了四艘法国兵船，驶近基隆。随即该船舰长李士卑斯专门通过通事告知曹志忠、苏得胜，说中法和议没有成功，期限已经到了，第二天各处都要开战，并带来战书、告示各一纸，言辞多么狂妄悖逆，声称定于第二天八点钟攻打炮台。该提督一面督促勇丁严密防守，一面飞报。臣于十五日黎明接到来信，考虑到那里的炮台本来就不足以依靠，曾在前一份奏折中说明过，便立即快马赶往亲自督率战守；走到半路就听到炮声，知道已经交战，急忙加速赶到。法国人在辰时开炮攻打炮台，营官姜鸿胜督率勇丁还炮应战，只有洋炮五尊，土炮不能使用。炮台只守住正门一面，敌人从侧面攻击，火炮就不能向侧面支援。章高元、苏得胜各自带领一百多名队伍，埋伏在炮台墙外的沟中。敌船用巨炮猛烈不停地轰击，从辰时到午时，持续两个时辰，接连发射排炮，把炮台前墙全部击碎，火药房也同时被轰倒。章高元、苏得胜秘密命令姜鸿胜率勇丁撤出，共计受伤、死亡的将弁和勇丁六十多人，大多是被压伤。炮台我军不能守住，但法国人也没有占据。当时臣也赶到，认为法国人一意逞强，固然有轻视我军之心；如果不诱使他们进行陆战，就不足以挫败他们的凶焰，于是立即命令海边不能防守的各营移到山后，躲避敌炮。曹志忠的正营和中营离海虽然近，中间隔着小山，仍命令照常防守，同时激励士卒，预先准备恶战。十六日卯时，果然有四五百名法兵到来，其中一半在曹志忠营北面的山头列队筑营，二百多人直逼曹志忠的营垒，仍然用轮船上的火炮轰击进攻，从卯时到午时，枪炮接连不断。曹志忠一面守营，一面亲自督率王三星等人带领二百多名队伍出营迎击。臣派章高元、苏得胜率领一百多人从东路迂回袭击，又派已革游击邓长安率领亲兵小队六十人从西路绕道袭击。曹志忠见两路援兵到来，士气更加旺盛，奋勇直前。法国兵见我军一齐推进，迅速发射大炮和排枪，激战一个多时辰。我军所持的后膛枪都能命中目标，击倒敌军山上持旗的舰长两人、山下的法国兵头目一人，敌军一起溃败。我军乘胜追上山头，立即踏毁敌营，夺获洋枪几十杆、账房十余架，并缴获其大纛旗两面；此外还取得洋军最为羞耻的一项战果，斩获首级一颗。听说法兵伤亡不下百余人，一直追到船边才收队。我军勇丁伤亡只有数人。这就是十五、十六两日法国兵进犯基隆、登陆交战并获胜的情形。臣恭敬思考，基隆炮台不坚固，炮位不多，法国人早已私下议论；这次突然以五艘船来侵犯，实在是窥见我方没有炮、没有船，早已有轻视之心，妄想占据。如今幸亏仰仗圣主的威福，将士效命，进行这场血战，稍稍挫败了敌人的凶锋，确实足以发泄众人的愤怒。只是追击败敌直到船边时，如果海口有几艘兵船，前后夹攻，敌船就都会成为我军所有；错过这个机会，实在十分可惜。法国人自从进入中国以来，从未遭受如此挫败，势必不甘心；如果他们再增兵增船来犯，臣兵力单薄、武器匮乏，拿什么抵挡敌人？可否仰恳皇上施恩，俯准命令海外孤军；事情和时机万分紧急，请敕令南、北洋大臣以及福建督抚迅速选拔调拨善战兵船十只，选择将领统率前来助战，以期把敌人驱逐出境，使布置能够及时应付，不要重蹈各守各境、坐失战机的覆辙，臣急切等候命令，实在难以承受。此次尤其出力的统领霆庆等军、记名提督福建福宁镇总兵曹志忠，亲自率领士卒奋勇接战；而且在基隆炮台被攻倒以后，该营紧靠海边，仍能鼓励兵士，大获胜利，其功劳实在非同寻常。可否恳请皇上施恩，赏赐他穿黄马褂，以表示优厚奖励。统领武毅军、记名提督章高元和记名提督苏得胜，都能奋不顾身，协助守卫炮台，使守台的将弁和勇丁得以全部撤出，没有遭受重大损失；平时操练也认真。拟恳请皇上施恩，今后海疆总兵出现空缺时，立即选拔任用，并请赏赐更换“清”字勇号。

译总兵衔、尽先副将王三星，拟请以总兵名义记名简放，并请赏给“清”字勇号。已革游击邓长安，拟请恢复原官，以表示鼓励。其余立功将士以及出力的文武官员，是否可以准许由臣择取其中优秀者汇总奏请奖励，敬请皇上施加超格的洪大慈恩。以上基隆炮台被敌人攻陷、我军又踏毁敌营并大获胜仗的全部缘由，谨恭敬缮写奏折由驿站驰递陈奏，恭请圣上鉴察。请预先告诫边军，根据形势立即应对疏（光绪十年）邓承修 内阁侍读学士臣邓承修跪奏：敌情狡诈，请皇上下旨预先告诫边军，根据形势立即应对，以重视军事谋略并维持大局。臣私下认为，法国人贪婪狡诈，借口背弃约定。臣恭敬阅读闰五月二十四日撤兵的明诏，朝廷俯首迁就、委曲求全，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可是法国人忽而说兵费，忽而说抚恤款，忽而说七日，忽而限定十日，用空话恐吓威胁，凡是臣下官员无不痛心疾首。幸赖皇太后、皇上洞察他们的奸谋，坚持既定见解，臣料想法国人也应当知难而退了；但他们的奸计没有得逞，仍在观望徘徊。朝廷又没有听说另有处置，臣恐怕决策不能及早确定，日后的祸患会更加严重。谨竭尽愚诚，略尽万分之一的帮助。臣听说良医治病，一定先审察病因，知道疾病从哪里发生，然后才能医治。法国自从被普鲁士击败以来，政令出自多个方面，百姓贫困、财力枯竭；北圻战事中，他们听信流氓无赖的浮言，又有内奸从中怂恿，军队因此败亡，本来已经有悔意。后来我朝坐观成败，刘永福的孤军受到挫败，山西失守，北宁溃散，他们才产生轻视中国的念头。于是天威震怒，失律者被诛，派遣将领、调动兵力，军心稍稍振作。法国又害怕我军大举进攻，于是拿和议引诱我；朝廷误听李鸿章的话，想用含糊了结事情，仓促答应了他们。法国人更加看出我国无能，上下都怯懦了。然而法国仍然担心边境军队没有撤散，受到西面牵制而无暇顾及东面，于是发生了谅山一战。他们借口中方背约，而马建忠、李凤苞、赫德等奸人输送内情、献媚讨好，暗中结交勾连，以此挟制朝廷、恐吓总署，仓促下达撤兵诏令，使法国人不再有西顾之忧，于是敢于把全部精锐用在东面，进行索取兵费赔偿的行动。自山西失守以来，那些敌人就扬言要攻打琼州、占据台湾，却从来没有真正派一支军队进攻。难道不是他们自己估量力量不足，又害怕我军从后面逼近吗？既然如此，法国人的利益在于诱使我国议和，中国的祸患在于忌讳谈战；双方强弱虚实，形势已经十分清楚。臣愚见认为，现在的办法只有预先敕令边军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这样我国就可以实现意图，沿海的祸患也可以缓解。法国占据西贡后，竭力经营，近来逐渐蚕食北圻，与我国边境相连接，渐渐有了反客为主的势头。法国人的部署处处踏实稳固，有防守而没有失误，这是他们的长处；但他们到处分兵，顾此失彼，这是他们的短处。查他们东来的战舰，大的如“巴夏尔”，小的有三板、根舶等，总计各口岸不过三十多艘；大的可以装载三百人，小的有的只能装几十人，有的只能装十多人，大多空虚无实。这是他们用来镇守越南的力量所在，也是他们能够骚扰我国的力量所在。现在如果电谕张树声统率淮军从东路进逼海防，另命何雄辉招募当地人为奇兵，从钦州、廉州的小路进军；王德榜率湘军从中路进攻北宁，命唐景崧率所部作为前锋；岑毓英率刘永福从保胜出兵，作为西路。刘永福可以请求朝廷特别授予提督职衔，命他统率所部，厚给兵粮，谋求收复山西；部署确定后仍听候朝廷指挥，一旦关系破裂，就谕令他们迅速出关。法国人的兵舰有一半在中国海面，孤拔统帅越南的军队，早已失去军心；我军从三路进兵，乘虚蹈瑕，那么北圻必然震动。孤拔、利士卑等人的部队只有这些兵力；他们如果征调本国军队，缓不济急；如果招募当地勇丁，将领又不熟悉军事；如果干脆放弃越南而夺取福建，福建已经有所准备，进攻没有所得，退兵又无处可归，势必调转船舵、回转船帆，保全已经形成的局面。即使说我国没有水军，不足以置他们于死地，臣料想红江以北一定不会再归法国人所有。这就是所谓攻击敌人的要害、捣击其空虚，迫使敌人救援的办法。有人说，法国人占据越南，守备十分严密；孤拔的军船近在马尾，举手投足之间就可以挑起战端，我军进攻越南，怎么能够牵制他们呢？他们不知道五虎口、沙涛一带水势险恶，福建虽然没有准备好战船，但张佩纶一向有胆略，不是法国人的虚张声势所能恐吓的。即使海防稍有挫失，只要我军能够出兵杀敌、夺取土地、攻下城池，所得也可以抵偿所失，难道不仍然胜过坐着等待困败吗？臣也知道兵器凶险、战争危急，哪里敢凭一得之愚妄谈边疆事务，只是希望得到上天保佑，使一切符合皇上的谋划；如果大局因此有幸，微臣也就有幸了。假如豺狼般的法国人贪得无厌，最终发动战争，难道可以毫无准备地耽误军事谋略？臣因此不顾冒昧，倾吐愚诚，恭请皇上选择采纳施行。请迅速筹划援助福建疏（光绪十年）万培因 巡视北城吏科给事中臣万培因跪奏：福建防务关系紧要，牵涉全局，急应大量集中邻近援军，迅速办理乡团，合力策应，以巩固民心。恭敬缮写奏折，恭请圣上鉴察。

译臣私下听说，上海议和后，法国人没有履行约定，军舰来到中国，提出无休止的要求。福州、海口已有许多敌船驶入港内。朝廷统筹全局，决不会因为边省一隅而动摇既定谋划。只是臣祖籍福建，对福建情形略有了解：闽中的军火、战舰都不够使用，突然听说敌人到来，便手足无措；民众惊恐不安。邻省之中，只有广东派兵船前往福建，南北洋有的说没有派兵船，有的说将由陆路前往援助，道路上传闻纷纷，互不一致。福建防守力量薄弱、兵力单少，请援已经很久，战舰尚未集中，百姓心存疑惧，每天有几百户迁徙逃避，官府也禁止不住。甚至有人凭借毫无根据的猜测之词，动摇迷惑民心。我朝恩泽覆盖天下，并不排斥藩属；藩属有急难，尚且不惜劳师动饷，勤力保护。何况福建是沿海重要地区，同东南各省唇齿相依，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形势，各地疆臣同仇敌忾，决不会彼此划分界限。臣查考福州海口，芭蕉门是第一道门户，进去便是壶江、金牌、长门一带，那里都有炮台；再进去则是南北岸的闽安，通达船政局。船政局在马尾地方，距离海口将近二百里。这次法国船进入福建，直驶马尾，引港的船只竟是内地渔船，防范不严，实在不能推卸责任。法国船既然驶入港内，于是议论纷纷，甚至有人说船政局可以放弃，退守福州。臣认为船政局距离省城只有四十多里，船政局一旦失守，敌军的飞炮便会直接逼近省城。而且那里在长门以内；如果不守船政局，长门等处的炮台必将被敌人占据，使敌军反客为主，占据险要设置炮位，切断我军船只往来的道路。省城的危险，转瞬即可到来。况且那里工匠很多，机器堆积，经营了十多年，耗费国库银两一千多万；尚未交战便弃置离去，实在可惜。臣愚见，船政局决不能放弃；放弃船政局就是放弃福州，放弃福州则不但厦门、台湾将势成孤立、情形危急，连沿海各省也不能片刻安睡。臣所说闽防关系全局、极为紧要，原因就在这里。法国在越南用兵，军队疲惫，军饷耗尽；这次来到中国，意在以虚张声势进行恐吓，强行索取军费，以偿还国债。他们国内的精壮士兵，除留守越南的以外，来华的兵船即使按二十艘计算，每艘数百人，总计也不过几千人，大多是各地临时招募来凑数的。又听说他们的兵船中也有向日本借来的。按照兵法，军队远行千里运送粮食，士兵就会面有饥色；法国距离中国又有数万里，粮食、煤炭所需费用极其庞大。这样看来，他们的势力决难长久维持。因此法国人散布谣言，说和议不成就把福州作为人质；其实他们顾惜赔款，所以屡次延长期限，不敢轻率行动。如今的办法，只有从南北洋、广东、浙江、江西等省多派援军，连夜赶赴福建，水陆并进。他们看到兵舰云集，想进攻福州，前面有坚城，后面有援兵，腹背受敌，便会有所顾忌，不敢先行发动。如果他们开船驶往别处，企图侵犯其他港口，我军便以各路兵舰尾随其后，互相策应，也不至于顾此失彼。敌军若久拖时日，势必自行转向议和，不敢再坚持要挟之说。总之，以一省的兵力和船只防守一省，力量不足；合数省的兵力和船只援助一省，力量便有余。现在福州告急，如果不迅速救援，或者只派一两艘兵船前往福建，兵力不够雄厚，福州必然危险。万一港岸要隘被敌人占据，他们便会分派战舰，进攻厦门，窥伺台湾；那么沿海各港口都会受到骚扰。更令人忧虑的是，福州、海口、尚干、狼尾等乡，民俗强悍，天天把械斗、抢劫掳掠当作常事，而且平素熟悉水性，容易被法国人煽惑；自从通商以来，其中奸黠的人又大多能够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一口〕 如果法国人进入福建以后，勾结诱引这类败类百姓，用重利诱使他们充当乡导，他们给中国造成的祸害，将难以尽述。防患应重在祸患尚未发生之时，时机和措施不能坐失。现在法国人既然把全部力量集中到福建，警报接连传来，盼望救援十分迫切，恳请下旨给南北洋大臣以及广东、浙江、江西各省督抚，多派兵舰，迅速援助福建；另派精兵由陆路前进，从建宁等府顺流而下，直达省城。用兵贵在神速，迟延恐怕来不及。至于福建省的团练，已经由该督抚访察举荐公正绅士，分别前往沿海各乡招募办理，只是苦于没有经费，不能在近期成军。是否可以仰求天恩，下令该督抚先行筹拨若干库款，作为民团经费，再传谕绅士富户，酌情劝捐，不得互相推诿。所招募成军的各支部队，应沿乡驻扎防守，责令当地绅士稽查奸宄；并严令各港渔船迁泊别处，不许接济外国人。这样，内部不会发生变乱，外部援军接连到来，众志成城，便不至于陷入坐困。臣对桑梓乡土情意深切，有这一点愚见，不忍默然不言。是否妥当，恭请圣上鉴察。《详细陈述省城防务情形疏》（光绪十年）张佩纶 会办福建海疆事务、三品卿衔、翰林院侍讲学士臣张佩纶跪奏：为微臣出省防护船政局，并详细陈述省城防务情形，恭请圣上鉴察。

译臣私下禀报，微臣到达福建的日期，先前已经具折奏报。本月十六日，臣同穆图善等到五虎口一带察看形势，沿途考察炮台，检阅器械，调集各位将领，责令他们认真操练。十八日，又同何如璋到壶江；十九日回到省城，同穆图善会商一切事务，原本打算二十四日渡海到台湾，巡视澎湖、厦门等处，统筹全省海防。但近日不断听到海上警报，法国人把目标放在福州，臣只能驻在省城筹划，以振作士气。二十一日，一艘法国船驶入港内，臣担心民心惊慌，又同穆图善到南北岸炮台巡视一遍；法国船随后搁浅受损，军民尚且称安定无事。只是二十四日法国船又到，孤拔也暗中来到法国领事处。听说他们大小铁舰还想陆续窥伺福建，究竟是包藏祸心，还是虚张声势恐吓，都还无法知道。虽然穆图善等已经遵旨照会该国领事，阻止多艘船只驶入口内，但如果法国人果真谋划已成，决不是靠书信言辞能够阻止的。微臣提出的堵塞河道之议，众人都不敢贸然实行，只能仰承谕旨，随时严加防备。臣查福建原有的炮台，以长门、金牌两处为首要防敌之地，南北岸两座炮垒次之，闽安以及田赢湾又次之。至于马尾，只有水陆三营，是保护船政局的军队。平时商船、兵船各自停泊的地方，逼近船政局；船政局方面以船只下水便利为便，商人方面以停泊船舶便利为便，就像广东的黄埔、天津的紫竹林一样。广东、天津的船厂和商人店铺彼此相依，各国还有所牵制；福建则外国商人多居住在南台，外国船只停泊在马尾，看起来船政局似乎孤零零地悬置在十分危险的地方。臣到达福建才十天，全省的地势险要还没有完全了解；即使商议省城防务，也难以触及关键。臣只查得，督臣何璟初到福建时，曾奏称南茭、壶江是福建第一重门户，可惜军饷匮乏，来不及经营。然而防守福建，必定要从防守南茭、壶江开始。南茭就是俗称的芭蕉口；南面是梅花港，北面是五虎口；再往北是连江口。连江、梅花两口水道狭窄而浅，即使五虎口外国船舶也不能通行，能够直接通行的必定是南茭。茭门与壶江对峙，实在是天然的锁钥。臣既然同督臣原来的意见相同，于是议定咨请船政局赶快在壶江嘴修建一座炮台，再调移长门的两门克虏伯炮驻守那里。不过炮台工程还没有很快完工。长门等处原有张得胜所统领的十营，都是新招募的军队。道员方勋是广东提督方耀的弟弟，对洋务还算熟悉；他所统率的五营，分守三处。臣同督臣筹议，打算全部调到省城、海口驻扎，把分散的军队集中起来，以便援应，但分散各军还不能立即集中。至于军火，只有长门有德国巨炮五尊，金牌有次等大炮二尊，其余都是英国、土耳其等各种旧炮；洋枪只有林明敦枪数千杆，其余都是前膛枪。至于其他如水雷、棉药，也略有储备，同北洋相比就显得远远不足了。臣认为兵家所说的道理，鼌错所论的审察地形、士卒熟悉训练、器械精良三项，确实概括了古今中外论兵的要旨。如今士卒是新招募的，器械是旧储存的，还可以依靠福建海面从南茭到马尾一带山峦绵延，有险要可以凭借；即使南茭、壶江失守，还可以在长门、金牌取得优势。只是说到战争时，敌人还没有失去和议；说到和议时，敌人又在谋取人质。条约加以箝制，议论犹豫不定；敌人可以施诈，我们却难以抢先行动，使敌船得以聚集在马尾，袭击后背、扼住咽喉，这样福建的地形险要就失去了。马尾向前距离长门七十里，距离闽安三十里，向后距离南台四十五里。敌船如果突然进攻船政局，长门、金牌的炮台没有船只就无法回援，南台、闽安的军队没有船只也无法直接渡江，这是我军首尾隔绝。敌人如果在外面用几艘船登上壶江，俯视长门；里面的船只又直接占据马尾，攻击闽安各营，我军就是腹背受敌。假如有大船、大炮组成水上游击部队，截断双龟河的通路，水陆同时进攻，也足以使敌人陷入绝境。这难道能指望那些未经训练便作战的新军，以及尚未取得信任的各位将领吗！那么，仔细考察敌我双方利弊强弱的形势，问题不在于敌强我弱，实际上在于敌人狡猾而我们迂缓；既把要害让给敌人，又把先机让给敌人。敌人处处攻心，我们却受到种种牵制。用兵的关键只在一呼一吸之间。臣固然不是害怕敌船、敌炮坚固锋利，实在是痛惜我方防备谋略不足、决断意见分歧。但臣的职责在于筹划防务，绝不怕困难，也绝不畏敌。臣起初同穆图善约定，一旦发生战事，便一同上前线。如今形势重点在马尾，该将军打算进驻长门；臣认为炮台不能不守，船政局也不能不防。现在调派扬武及两艘炮船驻扎马尾牵制敌人，又抽调记名提督黄超群所统福靖两营，进驻马尾附近。臣将在二十八日出省城，专门照管船政局，尽力承担这一艰险。只要我方防备不懈，敌人或许会疑惧观望，不敢立即发动进攻。省城民心浮动，臣竭力劝说督臣何璟，应同抚臣张兆栋坐镇省城，不要让宵小煽动骚乱，成为敌人的先导。总之，福建实在是可以作战、可以防守的地方；遗憾的是事情关系全局，不能只顾一隅，不能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使敌人获得深入的便利而没有深入的危险。这正是微臣捶胸愤懑的地方。微臣出省办理防务的全部情形，理应恭敬地写成奏折迅速陈报，恭请圣上鉴察。《请立即调兵协同防守疏》（光绪十年）何如璋 二品顶戴、督办船政、詹事府少詹事臣何如璋跪奏：法国船只聚集停泊在马江，敌情难以测度，应立即调集各省兵船协同防守，恭敬地写折迅速陈报，恭请圣上鉴察。

译臣私下认为，法国人这次派员来商议越南事务，却一面命令海军提督孤拔率领舰队驶来停泊马江，企图进行要挟。闰五月二十二日，法国舰船安菩黎驶入口内，行至半屿时搁浅、船身损坏，二十六日开往香港。二十四日，又到达嚣卢茶法国船一艘；二十五日，又到达益士弼法国船一艘；二十六日，又到达都杰、端腊士法国船两艘。共同驻泊马江的大小船只共有四艘，孤拔都在其中。我国的扬武、福星两艘兵船，以及福胜、建胜两艘炮船，也尾随它们停泊，并命令各船管驾严密预备，采取互相牵制的办法。但法国船仍有一艘停泊在芭蕉口外，间或还有船只陆续到来。敌多我少，如果不迅速调集各省兵船前来支援，我方船队形势孤危，攻守都没有把握。臣先前已经写信同福州将军臣穆图善等商议，并发电请调兵船援助。如果各省兵轮能够迅速来到福建，我方力量便会稍强，敌人的谋划自然收敛；不但船政局可以保全，就是法国人索取赔款的愿望，也不至于过分。如果法国船移向其他港口，而我方船只跟踪前进，各省防务也决不会稍有疏忽。至于陆路防营，除在海口要隘驻扎并保护各炮台外，驻防马江的有新旧两营；现在又由会办大臣张佩纶亲自率领一营，来到马江屯驻。陆军兵力还很单薄，只是敌人凭借兵船、大炮进攻，我方救护时很难及时应付。敌我双方兵船首尾相接、相距很近，万一关系决裂，先发制人就能制服对方，后发制人便会受制于人。法国人横行肆意已经成为习性，临事必定图谋狡诈逞强；如果各船静观事变，深恐被敌人乘隙利用。如果各船不能扼守敌人进攻的要冲，船政局就更加难以保全。此事应当如何处置，臣谨当同张佩纶等尽心筹划，随时根据时机应变。至于船厂制造事务，臣自应督率有关官员、绅士，分别命令各匠人照常工作，以安定人心，决不敢稍有慌张，以致贻误大局。法国船聚泊马江的全部缘由，谨写成奏折，乘轮船迅速陈报，恭请圣上鉴察。《秘密陈述筹办情形疏》（光绪十年）岑毓英 降二级留任的云贵总督臣岑毓英跪奏：为钦奉电寄谕旨，谨将筹办情形恭敬地写成密折陈报，恭请圣上鉴察。臣于光绪十年闰五月十三日，曾将查明的边关形势、探听到的敌人动向以及增兵防备等各项情形，恭敬地写折秘密奏报在案。现在闰五月十七日，接到广西抚臣潘鼎新的密函，抄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五月二十五日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奉旨，今日据李鸿章照录潘鼎新电信，称法国兵已来到屯梅谷松以外，广西军队严密戒备防守等情。钦此。臣仰蒙圣训周详，感激敬畏之情难以言表。臣查法国人居心叵测，臣此前接到大学士、署理北洋大臣李鸿章抄送奏折的秘密咨文，得知法国人在天津谈判，已经画押；所议定的简明条约第二款写道：中国约定将驻扎在北圻各处的防营立即调回边界。臣担心法国人反复无常，秘密命令驻扎文盘州、大滩、河阳的各防营加意严守，不敢稍有懈怠。只是云南勇丁不耐烟瘴，自入夏以来，先后因瘴气死亡的将领一百多人、勇丁一千多人，尚未计算患病者；其中只有广东勇丁二千五百人还能适应烟瘴。臣曾经奏明，专门以广东勇丁二千五百人协同刘团防守文盘州、大滩；其余云南勇丁移驻马白关附近较为平和的地方，并补充招募名额，驻扎操练。这些广东勇丁的旗帜和服色都同刘团相同，臣已经反复告诫他们：如果法国人侵犯，务必合力抵抗，不许稍微分彼此。臣在本月初接连收到广东电报，并据前线侦探报告得知，法国人又招募士兵六千人，新旧兵力合计四万人，将大举进攻保胜。臣担心敌众我寡，便再次奏明增调各路兵勇、乡团，共三四万人，从上游的河口、新街、蛮耗，到下游的猛康、南角、都龙、河阳、马白关，严加扼守。所有新调各营，大约在六月内可以先后到达；如果法国人侵犯大滩、文盘州，刘团和广东勇丁能够同他们抵抗，法国人自知难以取胜就会退去。如果刘团不能支撑，臣便督促将领带队，从马白关走间道冲出文盘州、大滩以下的馆司关，截断敌人后路；同时命令河内、新街各防营奋力扼守敌军冲要，并同奇兵会合，前后夹击。如果能够聚歼敌军，也可以稍稍舒解长期积累的愤恨。臣蒙受皇恩深重，能够在军中效命，只有敬畏地遵奉圣训，竭尽驽钝之力，希望万分之一地报答皇恩高厚。刘团所需的饷银、军火，臣都持续接济，从未短缺。如今奉旨命臣传谕刘永福，率领部众来归，由此可见圣恩宽宏广大，越来越深厚。臣查刘永福没有蓄发，仍然穿着中华衣冠、使用顶戴，看起来确实有诚心归向朝廷的意思，这一点臣先前已经奏明在案。当前和战尚未决定，他心中疑惧，犹豫不决，而且同法国人的仇怨已经很深。如果法国人不先请朝廷代为安置，却突然允许他率众来归，恐怕法国人会借口寻衅，索要刘永福。把他交给法国人，就会阻碍归向朝廷的心；不交给法国人，又会导致战争祸乱相连。这就是臣日夜忧虑、不敢代为请命的原因。吏部主事唐景崧同刘永福共事最久，深知他的为人，多次对臣说他把钱财看得过重，待下属缺少恩惠，完全没有纪律，恐怕会导致事情失败。臣起初没有立即相信，后来相处了几个月，才知道他所说并非错误。上年怀德之战，法军将领李威利因为兵少而轻敌，以致战败身亡；而刘永福部下最得力的头目如杨着恩等都已经战死，小头目也死伤不少。后来法国人增兵报复，刘永福一败而丢失丹凤，再败而丢失山西，随后援救北宁，又不能奋力作战，只是徒有虚名，辜负了天恩。臣亲眼看到时局艰难，急于搜罗将才，共同谋求报效；但既然知道这个人不可靠，便不敢闭口隐瞒，谨据实情逐条陈述。至于应当如何安置刘永福，请由圣上裁决。所有钦奉电寄谕旨、现拟筹办的情形，谨恭敬地写成密折陈报，恭请圣上鉴察。《详细陈述军队到达防地后的布置情形疏》（光绪十年）张佩纶

译会办福建海疆事务、三品卿衔、翰林院侍讲学士臣张佩纶跪奏：为详细陈述臣所率军队到达防地后的布置情形，恭请圣上鉴察。臣私下禀报，本月二十五日，因为法国船只日益增加，并把目标放在船政局，臣奏请进军马尾，竭力遏制敌人的进攻，并命记名提督黄超群带军从陆路秘密前进。二十七日，又收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电报，说法国领事林椿声称二十八日期限一到，就要攻打马尾船政局。臣担心敌人的挑衅就在眼前，于是连夜冒雨疾行，天将亮时赶到船政局，同船政大臣何如璋会商一切，两营军队的精锐也已到达。臣命令沿途多挂旗帜，在河边列队，造成疑兵。此前臣军尚未到达时，臣曾同何如璋秘密商议，由水师游击张成率领扬武兵船一艘和两艘小型［原文字形有误］船，同敌船首尾相接停泊；一旦敌人突然发动攻击，便同它们冲撞，同归于尽，作为决死一战的孤注一掷，使敌人有所忌惮。三天以来，依靠这一办法牵制了敌人。天色微明时，法国海军提督孤拔突然看到臣军的旗鼓，便到自己的军舰上责问，怀疑我军想要开战。臣命张成回答说：中国是堂堂正正之国，作战一定约定日期，不崇尚诡诈之道，请提督不必疑惧。孤拔随即邀请张成相见，言辞态度和平，说中国待他们有礼，听说百姓惊疑，他们的船也打算先退两艘等语。相比二十七日法国领事白藻泰照会中的说法，情况顿时大不相同。臣仍命水陆各军严密戒备，并亲自率领黄超群等人巡视中歧山，观察敌军船只；只见大小五艘船错落停在罗星塔，距离船厂仅有半里多。连日来茶市几乎停业，民众十分恐惧。原来敌人要夺取福州的说法，两个月以前就已经到处传播，连外国商人也都对此怀疑。人们深为赞叹何如璋的镇定和张成的胆勇。船政局前面没有屏障，后面又有水陆两条路可以登上，十分不容易防守。船政局左边山阜有张升楷的两营，营地地势高，容易遭受炮击；火药库偏处后山，孤立幽深而不显露，应当拨兵防守。这样布置较为周密，当天还公开宣布要挖壕沟、堵塞河道，多埋地雷、水雷以备战，但臣军实际上连一颗水雷也没有。敌船施放电灯，整夜戒备，如同面对强敌；当时潮水退落，不能向下游行驶，显然是在防备我军违约夺船。二十九日清晨，两艘大船先退到壶江附近的马祖山；听说第二天还打算开一艘船到双龟屿外，意图似乎转向长门。但敌船往来十分自如，不断增加：出港时联合港外的三艘船，使长门惊惧；入港时联合港内的两艘船，使船政局疑惧。而福建仅有这三艘船，孤立危险地勉强支撑；敌人可以进退，可以作战，也可以议和，而南北洋的兵船至今一艘也没有到来。臣又怎么敢因为敌船退去就解除戒备呢？虽然恰好接到署理机构的电报，说可以利用这次小挫败谋求再次振作，但如果臣军果真一败，军需器械全部耗尽，既没有兵也没有饷，又同谁来谋求再次振作呢？臣出兵驻扎时，省城百姓没有坚定的意志，风声鹤唳，人人都把动静当成敌情，很有些人想援引彭玉麟未赴琼州防务的旧例，挽留臣留在省城。臣想到自己是新近进用的小臣，不能同老成之臣相比；如果一定要使马尾不经战斗便实现敌人索取人质、赔偿的请求，而臣又留在省城静静等待，连同这片土地一起赎还，那样的羞惭，我还有什么脸面做人？所以不敢自我安慰，以免被皇太后、皇上知道我识人有误。起初并不是认为这支军队就能取胜。等亲自来到前线后，才觉得各营的侦察、各路的电报传递，都是法国人的虚声恐吓；而臣先前请求先发制人的谋划，实际上确有把握。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允许法国人退兵，他们的计策已经达到；这次行动不过是为了索取赔款。第一艘船搁浅受损，敌人士气稍受挫折，期限也可以暂缓；等这艘船稍稍集中力量时，我方军船已经到达；期限刚满，我方陆军又已到达。敌人已经志得意满，不值得拼死作战，却担心我军以决死之战牵制他们。这就是孤拔产生疑虑的原因。法国的三艘船在港外，港内船只只比我方多两艘；如果敌军全队登陆，我方水军可以牵制他们；如果只有一半登陆，我方以二千人抵挡他们数百人，他们未必就能取胜。敌军深入内地近百里，我方处处可以截断其后路；而且连日潮汐属于小汛，敌船能够进出的时间不过一两个时辰，这些都犯了用兵的忌讳。这又是臣军想要作战的原因。然而敌人之所以仍然徘徊不退，是因为他们已经料定中国必然不会首先破坏和议；孤拔作为海军提督，挟着盛气而来，以为福建官员一定会低头顺从，船政局唾手可得。如今我们既没有先同他谈判，又同他先行作战；如果突然退兵，又怕被其他国家讥笑、被士卒嘲讽。因此他在壶江游驶，以掩饰退避的痕迹，同时仍把它作为要挟的手段，这个计策也很狡猾。臣推测这位提督一定已经秘密电告巴特纳，要么说想侵犯其他港口，要么说必须派人到上海商议解决。臣在昨天已经把电报送达李鸿章，请他千万不要前往上海，以免重蹈烟台英国条约的覆辙。如今皇上忧虑，臣下便感到羞辱；臣既然肩负军务，不能通过一战建立威势、压制敌人，却还要说大话而不知羞耻，岂不是丧失良心、毫无廉耻？只是考虑到敌情应当用力量争取，难以用道理说服。现在法国船在福建，形势稍有转变，必定会有一两个自称能够办理洋务的人挥臂而出，把艰难的辩难调处说成自己的功劳，抹杀将士拼死守卫的孤忠，走无赖之徒求取荣宠的捷径，助长敌人气焰而损害国家体面，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臣把前线的实际情形委婉详尽地陈述出来，以使圣上听闻；即使朝廷急于挽回局面，法国之事最终铸成大错，也还希望能够惩戒过去、警戒将来。电报内容简略，所以臣再次逐条说明。法国船一天没有离去，海防就一天不能解除；臣只应同何如璋同心坚守，希望支撑住这一危急局面。如果我方援军最终断绝，法国舰队纷纷到来，恐怕他们集中进攻前线，占据我方上游，我军终究敌不过他们；但臣所统率的水陆两军，决不退缩，以免使朝廷蒙羞。臣等军队出兵屯驻马尾的布置情形，理应写成奏折迅速陈报，恭请圣上鉴察。《请立即确定战守方略疏》（光绪十年）李端棻、治麟、潘衍桐 署理国子监祭酒臣李端棻、国子监司业臣治麟、国子监司业臣潘衍桐跪奏：敌情极其紧急，应立即确定作战和防守的方略，遵照圣旨恭敬陈述我们的管见。

译臣等私下认为，法国人的诡计蓄谋已久。先前同李鸿章议定五款时，臣等早已料定他们最终一定会背约，并于四月初十日联名具奏陈述。如今果然借端寻衅，索取巨额款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次照会美国，请其调停，反复开导法国人，他们却置之不理，直接驶来兵船，夺取我方鸡笼口岸，贪婪悖逆、毫无道义，罪行不容诛戮。我国朝廷之所以深思熟虑、迟疑不肯立即开战，实在是想保全和局。如今两军已经交战，公开挑起战端；即使我国一再委曲迁就，法国人也必定极力要求。今天占领口岸，明天夺取炮台，一让再让，究竟何时才是尽头？应请明降谕旨，向中外公布，声讨其罪、出兵讨伐，使天下都知道圣上的意旨所在；这样将帅便无所顾忌，士兵也都切齿同仇。否则一面说要作战，一面贪恋和议，勇敢的人会寒心，怯懦的人会借此找借口。臣已经看到这样做的危害，没有看到它的好处，所以谨就会奏疏中已经涉及的内容进一步申说，又就尚未涉及之处提出端绪，大约有四项。第一，严密边防。南洋最重要的地方，首先是福建、台湾。臣查福建海道，从省城到连浦三十里，到罗星塔七十里。连浦以内，先前督臣吴棠曾用石船沉入海中堵塞海道，只有三板浅船能够通行；连浦以外，水势渐渐宽阔，轮船可以渡过，但每月也只有上弦、下弦各两晚，等到水满沙平，才可以往来无碍，实在是天然险阻。现在法国船已经进入罗星塔口，办法只有稍微仿照旧法，在连浦以下仍用石船沉塞，并把堵塞范围扩展到二十里，使敌船不能通过，炮火也不能射及；我军凭借陆兵占据险要伺机攻击，以攻为守。这是防守福建的一条策略。台湾鹿耳门内外，鲲身日益增高，六七月间风浪尤其险恶，敌船决难靠近停泊。台北最为重要，全台湾的精华实际上集中在那里，早已是敌人垂涎之地。刘铭传的智谋勇略为各位将领之冠。只是可惜渡台太迟，带兵太少，仅仅依靠章营两队，形势实在孤单薄弱。办法只有激发当地人的民心，借助当地的财力，选拔绅士富户，倡议建立台团。当地人熟悉波涛，乐于战斗，同官兵团结一心，必定能出师建功；不久援军接连到达，更会得到有力帮助。只是电线还没有铺设到台湾，目前只能依靠万年清一艘船互通消息；必须增设轮船，接连不断地进行侦察，这样军情才不至于隔绝。这是防守台湾的一条策略。北洋如天津、烟台，都有重兵镇守；只有旅顺口以及滦乐、北塘一带，地处海滨，敌人如果乘虚而入，实在是京畿门户的忧患。那些地方的炮台虽然有李长乐、宋庆等驻扎，但兵力稀少、地域广大，处处令人担忧，仍应选派将领、增加兵力，选择险要扼守，划分地段，专责办理。如果敌人来犯，必须坚守半个月，等待援军；能够守住的，授予首功之爵；守不到期限的，按军法治罪。这样，庚申年北塘的变乱才不至于今日重演。这是防守直隶、山东的一条策略。第二，分散敌人的势力。法国派到亚洲的船只总共不过三十多艘，大船如巴夏尔号可以容纳六百人，小船只有一百几十人。谅山战败后，大半驶往中国海面，借此进行恐吓；留守越南的，只有迷禄一军。迷禄庸碌暴虐，早已失去士兵的拥戴；尼柏礼只有偏将副将的才能，不足以抵挡强敌。南方交趾炎热，尤其是欧洲人所不能忍受的地方，应迅速命令滇、桂各军出关攻打、剿灭北宁、山西的敌军，依次进取，直指顺化，使法国人担心后顾，不得专心对付中国。但必须联络刘团，才容易成功。刘永福一向为法国人所忌惮，他的部下都是勇猛强悍之人，又熟悉当地水土，不怕炎热瘴气。如果能够恢复失地，就在那里划地封赏给他，难道不胜过把土地送给敌人吗？刘军有了凭借，像黄佐炎一类的人一定会拿起武器、卷起旗帜，如水归于河流一样归来；同时仍采用何雄辉招纳客民的办法，伺机行动。这样法国人北面要顾及河内，南面要顾及西贡，四面都是敌人，处处都要防备。釜底抽薪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第三，清除内部匪患。沿海各省，拟请朝廷特派大臣督办团练，同官军互相声援，以弥补兵力不足；对内编组保甲，防止伏莽；对外严格关卡，杜绝勾结。外患一旦发生，土匪便会偷偷起事，应趁其羽翼尚未形成，预先加以剪除，以便把后患消弭于无形。只是民团、民练首先在于得人，尤其必须有熟悉军事、素有威望的武职大员协力同心，才足以广泛号召并借以镇慑。按臣所听闻的情况，例如广东现署水师提督方耀、福建前任浙江温州镇总兵吴鸿源，一位籍贯潮州，一位籍贯厦门，都是凭军功起家，身经百战；平时居住乡里，义声远播，行事豪迈，最能符合众人心意，悍卒、败类百姓听到他们的名声便畏服。是否可以特旨命方耀筹办广东惠州、潮州一带团练事务，命吴鸿源筹办福建漳州、泉州一带团练事务；或由文职大臣协助办理，或归该省督抚节制，必定能够严密缉捕匪徒，训练成强劲军队。近处可以作为省城的策应，远处可以作为台湾的声援。浙江、直隶、山东以及其他沿海各省，也应选贤任能，一律兴办团练，这对大局实在有益。

译第四，周全处理外交。通商口岸是各国外国人聚居的地方，同法国失和以后，必定有匪徒蜂起，往往借义愤之名，行攘夺之实；不问是哪一国，一概视为敌人，进而焚烧、抢掠，造成纠纷，树立许多仇敌，这一点不能不考虑。去年广东沙基一案，就是前车之鉴。应立即预先告知各国：战事既然发生，暂时停止贸易；各国商人的住房都要设置门牌，用汉字大书某国字样，使他们免遭池鱼之祸。凡商船和货物，都命令其自行迁移、保护；否则一旦有损失，我国决不承认赔偿。即使各国有兵船自行护卫，也应事先约定，不得接济法国，以符合国际公法。至于各省信奉外国教会的教民，应当严格查察；如果查出有勾结的迹象，就按照中国法律惩治中国百姓。我国既已同法国失和，就不能任由法国方面庇护他们。那些加入英国国籍、信奉英国教会的人，应照会英国公使，通告各口领事，再转告各教堂的教士，严加约束。如果有勾结、接济等情形，只追究有关教士的责任，仍由中国地方官行文移送惩办。但恐怕有人冒充英国教会而实际属于法国教会，至于如何区别，应由地方大吏同该国公使商议，必须取得确实证据，作为辨认依据，以免混淆；这样在严密防范之中，仍然包含保全各方的意思。以上四条，恭候圣上采纳选择。战事一旦开始，军情变化万端；今后凡有见闻，臣等一定广泛汇集众人的意见，折中求得正确办法，以献上万分之一的力量。谨写成奏折逐条陈述，恭请圣上鉴察。《请主持战局疏》（光绪十年）梁耀枢 翰林院修撰臣梁耀枢跪奏：为遵照圣旨参与议论，再次陈述个人管见，恭敬地写折详细奏陈，恭请圣上鉴察。本月二十二日，臣在内阁参加会议，恭敬地拜读上谕，仰见我皇上主持大局，广泛周详地征求意见，为持久作战、谋求万全的策略，考虑得极为深切。臣到达时奏稿已经议定，便随同签字表示同意；只是臣区区的愚诚，还有需要从长计议的地方。朝廷宽大慈祥，深深担心一旦开战，既失去中外和好，又想到地方百姓遭受灾难、生民受到蹂躏，更觉得悲痛而难以忍受。如果法国人回心转意，不再索取赔款，自然可以允许他们议和，以求平息事情、安定百姓。但法国人这次借端挑衅，意在索取巨额款项；如果不能稍微满足他们的欲望，却说法国人会低头答应和议，这一定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国既然理直气壮，如果突然拿出巨额钱财安抚敌人，其弊端将无法尽述；因此只有整顿军队、出兵讨伐，惩罚打击敌人以显示威势。近来法国人攻占鸡笼，刘铭传接战取胜，我军首战就获胜，声势正在大振。臣根据各方面形势推断，能够作战的理由有六条，不能不战的理由有四条；筹措军饷、策应军队以及改变漕运、防守海口等主张，也都包含在其中。臣斗胆为我皇上恭敬陈述。自古用兵，首先要明察地势。沿海绵延万里，似乎难以处处防守；但按照万国公法，战争必定发生在口岸。只有暗礁浅沙之处，兵轮也难以停泊。因此，沿海地方以及孤立于海面的岛屿，凡是敌船可以停泊、洋炮可以射到的地方，都是有利于敌人的地方。山林险峻、地势阻隔，碎岛和分岔的河流，都是可以埋伏军队、隐藏炮械的地方，对我军有利。如果在大洋中交战，即使有铁甲轮船，也是以坚硬对坚硬，未必可取。如今法国来侵扰福建海面，东面占据鸡笼，西面停泊马尾；鸡笼以内有山间小路和小河，对我军有利；台南有鹿耳门，澎湖潮急沙浅，船只难以停泊；后山一带则是野番居处，荒僻险阻，法军不敢窥伺。只应调集精锐，出奇制胜，诱使敌军登陆，接连作战将其歼灭，那么敌船必然空虚，便可乘机用水师攻毁，似乎没有不

译利的。福州马尾逼近省城，听说张佩纶已经有把敌船逼出海口的打算；即使敌船不退，战局既已开启，也应先发制人，哪里至于束手等待呢？而且从马尾到省城七十里，内河和山路也对我方有利。就地形来说，沿海虽然辽阔，处处都可以防守；法军登陆后，我军先占地利，避开敌人的长处，攻击敌人的短处，主客形势一旦分明，险要之处也就能发挥作用。这是第一条可以作战的理由。用兵必须先筹措军饷，与其耗费军饷，不如裁减兵力。《司马法》说：作战贵在节制。这确实是因为兵多则军饷繁重，而且土兵与客兵容易争斗，军心不一致；胜了就争功，败了就各自逃散。不如使用精兵和土勇，以少胜多，粮饷也容易供应。然而眼下筹饷的办法，只有拨用洋税、关税来资助，劝导捐输、加征厘金来增加收入；再严格掌管收支，严惩虚报冒领来节省开支。如果事情实在万分困难，就酌情减少西北屯防，把节省下来的协饷改作海防军饷，仍按成例确定处分。而且我朝地丁钱粮比前代已经大为减轻，百姓长期沐浴皇恩，都有同仇敌忾的意愿；即使按亩捐租、按丁出钱，也一定会踊跃缴纳。比如每户有十亩以上田地，每人捐一百钱，或者一钱银子，自然可以及时筹集起来。臣见广东红匪作乱时，乡绅办理团练，就是依靠这些钱粮而得到供应；可见筹饷也有切实办法，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军饷充足，军队就强；军队强大，就能持久作战。这是第二条可以作战的理由。然而在沿海用兵，恐怕会扰乱地方，不如在外国境内施行计策，更加迅速。法国想要违背约定，先要平定越南；等谅山撤兵后，它才来侵扰。臣知道法国顾虑越南，尤其深深畏惧刘永福。假如仍传谕岑毓英资助刘永福军装和饷项，准许他便宜行事，直接攻打山西、北宁，法国听说后必然回兵救援越南，首尾不能兼顾。有人说此前奉有上谕，已经宣示并昭明大信，这个策略不合适。臣听说战阵中的关键，只看力量如何；所谓天下事情，既要讲道理，也要看形势。何况法国先失信，反复阴险狡诈，我们仍拘泥于通常的道理，恐怕会被它欺骗。臣读唐臣刘贶《武指》说：礼让、信义，是用来结交君子的，不是用来对待小人的，何况是禽兽般的戎狄呢？自办理洋务以来，哪件事不是以信义对待邻国？可是几年之后，它又借故侵扰。既然敌人狡猾凶险、没有信用，我方用兵也不必忌讳欺诈。这是第三条可以作战的理由。有人说战事接连、祸患不断，海道不通，漕运阻断，确实会像上谕所说的那样，贻误仓储。臣查明运河干涸阻塞的地方，只有济宁州上下五百多里。若用火车、铁路来求快速运输，恐怕时间上来不及；既然已有商局出售运输的价格，不如用这笔钱疏浚干涸阻塞的河道，切实实行。若疏浚来不及，就暂时仿照前明递运的办法，把漕督驻在济宁，官府设置大车一百辆，沿途接力运输；又设立大厂供停宿，按期接续，严禁偷盗和短少。这样，海运可以改走漕河；河道难以疏浚时，就用递运接济，自然可以使船运、车运交替使用，接济不断。至于商人运输货物，不走海道，必然走内河，本来没有什么损失。只是海运实行日久，负责办理的委员和武官把它当作获得保举的途径，一旦改办，必然会有谣言阻挠、人员散乱。然而国家的大计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关键在于坚持战局，不使仓储受到忧虑。这是第四条可以作战的理由。福州过去因乌石山教堂一案，民众的愤怒仍未平息。从前宋臣张悫请求把两河百姓对敌人的怨恨，仿效唐代潞州、泽州步兵的遗意，招募百姓按什伍编组，官府发给器械，把兵事寓于农事，建立巡社，当时被认为是精锐部队。苏轼说契丹与宋长期和平，边兵疲弱不能使用，只有沿边的弓箭社，练习自卫，仍称精锐；当时宋与

译契丹相持将近四十年。臣见道光年间英国进攻广东，肆意扰乱村庄乡里，举人何玉成一夜之间传令召集南海、番禺两县各村团勇，陆续前来作战，把洋人全部歼灭，并生擒其兵头义律，直到今天洋人还畏惧忌惮。若能沿海实行团防，仿照旧法；各处重要口岸仍驻扎重兵，既可以省去调动客兵的麻烦，又可以避免顾此失彼的忧虑。这是第五条可以作战的理由。至于各省调拨兵勇，自然应当统筹规划，彼此策应。台湾兵力还很单薄，眼下必须先解决最急迫的地方；彭玉麟坐镇广东，尚未发挥他的长处。即使不能抽调二万人，也还可以率领数千精锐直接前往台湾，这样比较得力。

译广东东部还有总兵郑绍忠，以及水陆各营可以依靠，人心不至于动摇。此时福建用兵，法国如果获胜，必定不会马上罢兵；如果失败，也必然沿边窥伺，沿海向北推进。如果能派一位威望很高的大臣驻在广东、福建之间，从远处控制首尾，法国自然会产生疑惧，就可以乘机歼灭它。这是第六条可以作战的理由。然而臣认为，即使可以作战而不作战，选择议和，也仍然不能没有忧患。臣私下担心将来会有不得不战的情形。云、贵、四川、广东各省入天主教的百姓，不下数万人。地方官因为事情涉及中外，每逢案件往往偏袒教民，百姓的怨恨日益加深。但这是官府制度造成的，何况传教者都是法国人。越南交战时，教民在内部接应，刘永福已经耗尽全力；如果这种情况继续蔓延，一旦百姓忍无可忍，起来互相残杀，官府无法治理，各省纷纷响应，祸乱蔓延，将不可胜说。现在应当公开申明讨伐，以表明国家并不是畏惧那个族类；教民的气焰自然会收敛，百姓的愤怒也会平息。这是第一条不能不战的理由。不仅内患值得忧虑，各国表面分离、暗中联合，彼此挑拨操弄，最容易使我们落入他们的计谋。此时即使接战获胜，仍然赔付巨款，也会变成敌船一到，无论胜负他们都获利；东面有日本，西面有各国邻邦，这种后果恐怕就在眼前。这是第二条不能不战的理由。近来中国的虚实，外国全都知道；虽然主张和议的人很多，但实际上也屡次作战，每每事情将成时失败。法国便认为中国不过如此。和战的大局都被敌人完全窥测，臣对此深感忧虑。因此这次如果仍然赔付巨款，就正合乎法国的预料；它会直接认为我国制造器械只是准备而不使用，调兵筹策虽然很多却很少成功，并且将反复使用这一计策来劳累困敝中华，这怎么能忍受？这是第三条不能不战的理由。而且不只是教民相争会造成祸害。如今百姓中痛恨敌人的很多，为敌人效力的也不少。臣听说上海、香港的法国教士诱骗百姓加入法国国籍，说官司由他们办理，贫穷由他们替人谋生；无知的小民和奸猾之徒，归附他们的已经有数千人。这件事本身不足以深忧，但民情没有定准，只向利益看齐。和议日久，这些人先羡慕法国的利益，继而替法国出力；将来既取得我国利益，又役使我国百姓，收买人心，暗中图谋难以预测。实在应当屡次挫败法国的锐气，使人知道法国不可依附，外来的利益不可趋附，收拢民心，使百姓明白大义，这一切关键都在于作战。这是第四条不能不战的理由。以上这些理由，既有可以作战的形势，又有不得不战的原因。臣恭请皇上独自裁断，主持战局，这样既可以在今天惩罚凶暴的敌人，又可以暗中消除将来的祸患。臣愚昧的见解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请早决大计疏》（光绪十年）邓承修 内阁侍读学士臣邓承修跪奏：法国首先破坏盟约，应当及早决定大计，迅速传谕疆臣进兵，以杜绝奸谋、伸张义愤。恭敬地另行上折陈奏，恭请圣上鉴察。臣恭读本月二十二日上谕，得知法国借口争端挑衅，强硬索要巨款；本月十五日攻占台湾鸡笼口岸，朝廷已经命令刘铭传督率防军，迅速攻克鸡笼。昨天又据陈宝琛电报，请求命枢臣统筹全局等事。臣奉读圣旨。臣认为诸位大臣承受国家厚恩，对敌人同仇敌忾，讨论战与和，本来应当专心一致；如今却犹豫不决，议论纷歧。臣虽然愚昧刚直，不懂得时机，哪里敢因苟且附和而昧着良心、误害国家？臣听说自古拥有天下的君主，安定边疆、抵御敌人，从来都想谋划万全，但实际上没有万全之策，势力又不允许这样做。然而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最终能够转败为功、百战百胜，只在于能够知己知彼。臣看现在，敌人的谋划虽然狡猾，但敌情已经显露。臣私下拟定三条策略来决定大计，恭候圣明选择。法国的长处在水战，我国的长处在陆战。如今法国攻占鸡笼，离船登陆，放弃自己的长处而使用短处；想进攻，就会被我军挫败；想退却，就会被各国轻视；兵少了不足以守住占领地，兵多了又不能分兵扰乱各个口岸。而且它害怕我闽浙战舰和援兵大批集结，进退徘徊；从它的照会来看，只担心在福州挑起战端后不能议和，它自己也知道力量有所不足。而且法国所依靠的，只有西贡、东京方面的援军。我们如果分三路军队迅速进攻越南，它将自顾不暇，又哪里能调出那么多军队来阻断我们的漕运？臣料想法国被台湾守军逼迫，情势紧迫、真相暴露，不出十天，必然会向我国求和。然后我军以重兵驻守越南，使法国在内部有所顾忌，我国沿海的祸患便可缓解，沿海防守也可以减少，这是上策。其次是分兵防守，敌人来就作战，敌人退就不前进；但是防守的地方太多，兵力就会分散，法国用几千士兵牵制我十万大军，日久拖延，军队疲惫，财力耗费，利害双方共同承受，这是中策。至于担心军饷不足、运输受阻而不敢谈战，使敌人窥见这一意图，以战争威胁我国，以和平诱惑我国，使我国坐着赔付八十兆的巨款；法国便可借此经营越南，逐步蚕食云南边界，这就是所谓养虎遗患，其祸害哪里说得尽？而且一个国家获利，各国都会垂涎；英国、俄国、日本、普鲁士又将环伺而起。赔偿无力，拒绝又不能，索取不止，势必割地；割地不止，祸患更有不忍言说的。到那时即使想把主张议和者吃掉，也已经后悔莫及，这叫下策。这实际上叫作毫无对策。臣看到朝廷还没有来得及指挥云南、广东进兵，闽浙的军队和船只又不敢阻止法国军舰驶入，任凭法国军舰往来而不敢过问；这说明战不能战，守也不能守。如今鸡笼已经失守，事情已经决裂，凡是臣民没有不痛心疾首、想通过一战报答朝廷的；可是大臣们在朝廷议论中，未听说提出一个谋略、决定一条计策，只是反复忧虑军饷枯竭、漕运受阻。若只求一时暂安，却蒙昧于无穷后患，欧洲距离中国数万里，法国却不把军饷枯竭当作忧虑；中国对法国，明明有主客、劳逸不同的优势，反而受它制约，可见谋划国家的人无人可用。臣只是一个疏远孤立的人，本不应妄自坚持异议，但国家安危所系，时机一旦错失，后患无穷，所以才敢不避狂妄亵渎之罪，恭请皇太后、皇上俯察臣言，及早决定大计，迅速传谕疆臣进兵，以杜绝奸谋、伸张义愤。臣惶恐等待命令，至为不胜。《严申军令并沥陈下忱疏》（附筹划越南善后片）（光绪十年）彭玉麟

译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臣彭玉麟跪奏：为此，臣屡次恭敬奉到圣旨，现谨严格申明军令，恭敬上折复奏；并因今日与过去情形不同、时势和事情已经变化，言语容易而实行困难，详细陈述臣的诚挚心意，恭请圣上鉴察。臣私下前次奉到军机大臣的密寄，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七日奉上谕：今日阅看张树声递到的潘鼎新电报，法军进攻观音桥营盘，我军以枪炮交战，本月初三日获胜，杀死法国人一千多人，生擒多人。这次事端是法国首先挑起的，原本不是中国违约；只是洋人凶狠狡猾，如果被云南、广东各军阻挡而不能得志，必然会四处滋扰。广东与越南接近，首先受到冲击。现在张树声即将卸任，张之洞刚刚到任，对各项事务还不熟悉；当地一切防务，彭玉麟务必妥善筹划、兼顾周全，以求严密。至于该尚书密奏的一项，仍遵照初四日密谕，不动声色，预先布置；一旦奉到电旨，即可随机办理。只是此事关系重大，必须谨慎秘密地谋划，不可稍有冒失。现用六百里加急密谕通知你。奉此。闰五月十六日，又接到总署转来的电报：今日奉旨，彭玉麟在广东办理防务，忠勇奋发，布置周密。现在法国虽然仍来谈判，和议尚未完全确定，防守更加重要；该尚书仍命令督率各军，切实防御，不得稍有松懈。奉此。臣恭读之后，感奋得难以言表。臣正值时局艰难，负责岭南防务，与疆臣竭力筹划；虽然沿海各处要隘已有大致布置，却哪里敢说已经完全周密？承蒙皇恩谕旨，惭愧之情无以复加。只有真心实干，勤勉谋划，希望不辜负皇上委任的深意。署理督臣张之洞到任后，与臣详细商议海防各项事务，意见完全相合。臣随即与张之洞、张树声、倪文蔚乘坐小轮船，巡查各海口数日，悉心商议；查看险要而兵力单薄的地方，增募勇营驻扎，作为各炮台机动出击和相互策应的力量。沙角、大角在虎门外，是省城的第一重门户，最为重要，命记名提督娄云庆增设两营；大角与沙角隔海相对，形势尤其紧要，原驻两营太少，命记名提督王永章也增设两营；鱼珠是陆路进入省城的总要地，又与常洲、沙路互相依存，命署广州副将、记名总兵邓安邦也增设两营。又在虎门以内、署水师提督方耀所守的威远炮台后山增设三营，作为威远防军的接应。至于省城河南一带，向来空虚，命署陆路提督郑绍忠新添两营，随时策应。查虎门以西有崖门、横门、蕉门、虎跳、磨刀等水道门户，那里水浅，但小轮船可以直达佛山镇，从背后威胁省城。张之洞与方耀商议后，派员雇用拖船二十艘，配足水勇，分守陈头、五斗口一带河面，以照顾省城后路。又调集各类差遣小轮船十艘、红单船十艘，停泊在横档左右，作为沙角、虎门各炮台的援助；又派小轮船十艘、红单船四艘，停泊在黄埔一带，作为常洲、沙路、鱼珠各炮台的援助。这样逐段设置水陆防线，比以前稍微严密一些，万一发生警报，尚可无忧。闰五月二十五日，接到北洋大臣转寄总署的电报：二十四日奉旨，法国巴使滞留上海，不来天津议定条约；又据各处电报，孤拔聚集兵船驶往别处，企图占据中国地方作为人质，用来索取赔偿军费。这样的无理要求，万难迁就。海疆防务十分紧急，着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统兵大臣等秘密命令各军，严加防备等待。如果法国进攻我军营盘，或者登陆肆意扰乱，务必合力迎击，并设法切断它的接济，务求有战必胜；如果退缩不前，立即在军前正法。奉此。本日奉懿旨：各营士卒中奋勇作战、有功劳的，除破格施恩外，还从内帑发给奖赏。将士们在炎热暑天从军，已经先赏给江南、福建、广东各营平安丹各十五匣；其余各省依次发给赏赐，立即传令各军知悉。奉此。由此可见圣明洞察万里，安排精妙而合乎时宜，臣钦敬佩服得难以言表。广东东部地处炎热之地，军士持戈长途征战，正值瘟疫流行，十人中常有四五人患病，死亡者很多；承蒙圣上慈爱，准许对将士破格施恩，体恤将士在暑雨中的疾苦。臣立即向各军宣示，众人无不欢呼雀跃，感戴懿德，仿佛死者复生，感激得流泪。至于沿海一带，已经严令设法切断敌人的接济；如果法国兴兵犯境，务必奋勇向前作战，不容稍有退缩。如果法国按兵不动，臣也绝不敢轻率出兵，以免引起新的事端。六月十五日，接到总署电报：十四日奉旨，现福建防务日益紧张，沿海防务也都十分重要；彭玉麟一向有远大谋略，除广东应当留下的防军外，预备二万人听候调遣；或者就原来统领的营队加以整练，或者招募壮勇补足人数，全部由该尚书酌情办理。奉此。六月十九日，接到总署电报：十八日奉旨，彭玉麟等派遣营兵援助福建，竭力顾全大局，十分值得嘉奖。现在上海的议和尚未谈成，法国的情势难以预测；万一决裂，必须出奇制胜。潘鼎新、岑毓英务必把目前驻扎关内的各军切实训练，听候调遣；彼此联络，壮大声势，才足以迅速应付战机、牵制敌军。广东能否另出奇兵，由钦州、廉州小路前进，着彭玉麟等预先筹划；或者另有制胜策略，也都要电奏回复圣旨，并着潘鼎新立即通知岑毓英，一体遵办。奉此。臣听到天子命令，惶恐得无地自容。恭敬奉行圣旨之外，除督臣张之洞、前督臣张树声、抚臣倪文蔚与臣共同通过电报复奏外，臣微薄的愚诚还有不能不详细陈述的地方。自从关外各军奉闰五月二十二日上谕，全部撤退入关以后，法国已经没有后顾之忧，肆意猖獗，以致横行东南海面，侦察琼州，驶往上海，窥伺福州，想要逞其野心。昨日接到两江督臣曾国荃电报，敌人又夺占鸡笼炮台，肆意逞凶凌辱，勒索巨款。

译凡是有血性的人，没有不为共同的仇敌而愤恨，都想着用一战剪除这个凶顽之敌。承蒙圣训，必须出奇制胜，可见朝廷谋略深远，日夜忧劳，臣钦敬佩服无以复加。臣思考今日和过去的形势，已经大不相同，军情也因此发生变化。如果在谅山、兴化各军尚未撤入关内以前，可以秘密采取奇谋，内外夹击；臣率全部十四营，从钦州、廉州越过十万大山，经过五峒进入越南，秘密约定岑毓英、潘鼎新，会同刘永福分三路推进；再用海外兵船装载二万人，暗中驶入大洋，从水陆两面夹攻，奇兵四面合击，或许可以一举扫荡，收复山西、北宁，直捣西贡，倾覆法国的老巢，使它受到致命打击。可是现在滇、桂各军已经全部撤回内地，整个越南都归法国所有，法国必然布置周密；即使素来以善战著称、胆略雄健的刘永福，估计此时进退也无所凭据，自己都战战兢兢。我军即使冒险出奇，从钦州、廉州小路辗转进入越南，越南境内已经没有我军一兵一骑；岑毓英、潘鼎新相隔数千里，东西声势阻隔，无法援应。孤军深入，等于自己踏入危险之地，是兵法所忌；这样一来，我用来制服敌人的谋略，反而变成敌人用来制服我的谋略。这个道理非常明白，人人都知道。臣并非敢于苟且偷安、取巧推诿，自找罪责；实在是因为今昔情形完全不同，形势不允许这样做，并不是不肯做。至于奉旨预备二万人听候调遣，臣在广东对人地都不熟悉，一时之间营官、哨官难以选定；而且军装、饷项全无着落。臣曾秘密与督抚臣张之洞、倪文蔚商议，他们也苦于没有力量接济。时势急迫，不能迅速筹划，臣万分焦虑。臣生性愚直，向来以诚实自誓，不敢欺骗；屡次承蒙显皇帝温和的谕旨嘉奖，回顾自身愚劣，内心惭愧不已。如今却辜负天恩，实在罪责更加深重，过失无法推辞。现在的办法，只有谨慎遵照闰五月初七日上谕：事情关系重大，总要谨慎办理，不敢稍有冒失，以致败坏大事；并谨遵历次上谕，会同督抚臣和张树声，秘密命令各军严加防守等待。倘若法军前来进攻，臣亲自到前线督率各营将士合力迎击，务求有战必胜，不敢畏缩退避而招致罪责。谨将屡次奉到的谕旨，以及今昔情形迥异、谋划容易而实行困难的各项缘由，恭敬上折详细陈奏，臣惶恐待罪，至为不胜，恭请圣上鉴察。

译另外，臣正在密封陈奏此事时，恰好道员郑官应从暹罗返回广东。据他说，到暹罗后会见该国君臣，对方接待十分恭敬；当地华民也欢欣相随，慷慨答应秘密准备力量相助。只是暹罗一向不准预先储备军械，枪炮必须向英国、法国购买；而秘密谋划辗转进行，必定要拖延五六个月，才能组织成军，估计粮食和经费所需不过几十万两。该道员正与该国亲王、参赞军机大臣以及领事陈金钟等秘密筹办，忽然听说谅山、保胜的我军全部撤入关内，整个越南都已归法国所有。暹罗都城人士全都泄气，纷纷说这件事可以作罢。因为暹罗出兵必须借道金边国，才能到达越南边境；越南本来就是偷袭别人的险地，如果我国用重兵进攻越南，暹罗依仗我国声威，自然可以出偏师相助。现在看到滇、桂各军一律调回内地，认为我国已经没有保护越南的意思，又怎么能替暹罗声援？如果轻率举事，兵力单薄、势力孤立，不仅立即遭到失败，国家也将危险。因此都劝该道员赶快回来，不要招致祸患。查道员郑官应这次独自冒着暑热，远渡重洋，奔波七十多天，往返一万多里，出入惊涛骇浪、蛮烟毒瘴之中，真可说是不避艰险、勤勉办公；可是事情最终没有成功，实在可惜。臣私下认为，越南是我朝二百多年一直承认的藩属，屏障着炎荒地区，向来还算恭顺；如今却因为岛族欺凌，突然把它抛弃在教化之外，似乎不是爱护小国的道理。臣反复谋划，想寻求补救办法，似乎不如仿照朝鲜近来的办法，借通商来帮助越南抵御侮辱。查越南谷米丰收，土产丰富，欧洲各国一向垂涎，只因越南闭关谢绝宾客，过去不与各国往来，所以没有通商。同治庚午、辛未年间，普法交战，普鲁士人已经存心占取西贡，把它作为进入东方的据点；无奈法国已经抢先，西贡于是被法国独占。如今法国又竭力索取谅山、保胜，形势已经要把越南全部吞并，以窥伺中华。然而法国如果真的完全得到越南，正是欧洲各国最忌惮的事。现在要想阻止法国吞并越南，似乎应仿照朝鲜章程，使越南同泰西各国全面通商。欧洲各国一向把不灭亡别国当作美谈；越南如果确实同各国通商，那么法国的举动就严重违背公法，各国必然起来议论。这样投鼠忌器，法国最终不能吞并越南。现在和战尚未决定，应当预先筹划。倘若最终归于议和，可以请求敕令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告诉他们法越交战、战祸相连，起初只是因通商而起；一个国家通商，不如各国共同通商来得公正而广泛。除俄国一向不在南洋贸易外，如果英国、美国、瑞国、德国、丹国、日本国、荷兰国、比国、义国、奥国等，都约定一同前往越南西贡和北圻，各自在当地设立商埠，一律通商，而越南境内仍归越南国王自行管理，那么法国必然有所顾忌，越南或许可以设法保存。越南是我国属国，按道义应当替它排解纷争；即使按照泰西的事情来说，英国也曾因边境问题争夺比利时，因印度问题争夺阿富汗。即使按照万国公法衡量，形势上也不能坐视不管。从前美国进攻日本，要求开放通商口岸，当时只有美利坚一个国家；日本却说应当同泰西各国一概通商，不必只限于一个国家，于是美国不能独占利益。英国人开始来到中国时，各国随后跟来；英国人颇有自得之色，而我国一视同仁，来者不拒，最终使各国彼此牵制，受到我国的约束。结合朝鲜近来的事情，都是明显而确实的成效。各国意在贸易，未必都赞同法国；而且各国之间也难免互相猜忌嫉妒。一听到这个建议，或许会踊跃实行；即使不能全部前来，只要有几个国家肯来，法国的奸谋也应当无法得逞。臣为越南筹划善后，暗中想设法维持其局势，谨附片陈奏。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战计已决请毋惑浮言疏》（光绪十年）黄体芳 江苏学政臣黄体芳跪奏：既然作战计划已经决定，就不要受浮言迷惑。万一议和，撤防、赔费这两件事永远不能答应；并请求迅速先诛杀奸臣、表彰义士，以申明国家法典、震寒敌人的胆魄。恭敬地详细陈奏，恭请圣上鉴察。

译自古以来，主张和议的办法，是在办理和议以前先办理战争，和议才可能成功；主张作战的办法，是在计算胜利以前先计算失败，作战才一定能够取胜。那些拘泥于中外利弊成说的人，不值得同他们谈论今天的大势。臣恭读闰五月二十四日上谕：关于第二款北圻各防营撤回边疆一事，应当立即按照约定办理。着令岑毓英、潘鼎新把保胜、谅山各处防营撤回滇、粤以及关内驻扎，并在本月内全部撤完，以彰明我国的信用。奉此。由此可见圣朝气度如天，宽免据险抗拒者的诛罚，显示避让退守的义理，天下内外谁不感怀仁德？但臣私下有所忧虑。自古戎狄没有信用，却从没有像今天法国这样严重。越南不是我国属藩，可信吗？这样我们最终便没有理由夺取它。谅山不是法国首先挑起祸端的地方，可信吗？这样我们又没有办法反驳它。法国步步欺凌，处处蛮横，几乎吞并整个越南，贪婪残暴而不悔改，逼迫我国撤兵，乘机像野猪一样突进；幸好它行动太快，我们还来得及防备。奉行此谕以后，法国可以放松东京的防备，调集全国兵力，分别侵扰我国要害之处；如果各处都没有取得什么，它怎么能保证不把军队调回北圻，在谅山关一带肆意作恶？我国如果竭力抵抗，它将以我们贸然发兵为借口，派人到总理衙门责问；它自己明明已经极端失信，却会悍然把中国的大信说成无信。至于数百兆马克的说法，又怎能保证它不再像从前那样恐吓勒索？这样撤防并不能堵住法国贪婪索取的嘴，讲信用反而给它留下反过来讥讽我们的口实。连豺狼犬类都不如的东西，还可以用道理说服吗？臣愚见认为，中国过去的情形是道理上占优势而形势上处于劣势；近来则有备无患，道理和形势都占优势。听说使臣曾纪泽发电报给总署，详细说明法国军饷不足、兵力单薄，怨声叹息交织，法国议院打算筹集巨款，却没有人响应。随后臣又看到侦探续报，说法国士兵死于水毒，死于苗兵毒箭；北宁、旧府、山西三处合计只剩一千多人，法国强行驱使乡民补充兵数，军饷长期拖欠，官民都震惊害怕，正想乘此机会收复北宁。由此足见上天已经夺去法国的魂魄；它不停止作恶，必将自取灭亡。即使到了议和期限，也一再拖延展期，难道不是进退两难的明证吗？现在的办法，不必同它争论是非，只同它谈论利害；直接揭露法国议院困窘的情形，说明谅江一带失败溃亡的状况，并向它显示我朝兵足粮足、处置从容。法国激怒就作战，顺从就议和；和约可以商谈，但战备绝不能松弛。还请严格命令云南督抚臣、粤西抚臣以及王德榜等磨砺军队、等待时机，观察敌人的破绽再行动，不必受所谓大信成言的牵制；务使滇军、粤军人人都有跃跃欲试之心，从而同江防、海防处处形成遥相呼应的态势。这不只是为了抵御法国，也是借此震慑其他国家。臣又听说曾国荃、陈宝琛等人因为擅自答应给法国抚恤银而奉旨受到申斥，这显示圣上的明察如日月、威势如雷霆；消息远近传播后，人们无不激昂踊跃。臣认为赔费本来就是不合常理的事情，但有人主张赔费也一定有理由：道理上理亏，以费用来弥补道理，尚且可以解释；形势上处于劣势，以费用来赎回形势，也尚且可以解释。既没有道理也没有形势依据，却给它美名叫作抚恤，这是自欺，还是欺骗敌人？去年直隶、山东百万百姓死于沟壑，都是我国的百姓，圣人抚恤他们，恩典有加无已，这是尧舜般的仁德。那些蠢妄之人抗拒大军，尸骨暴露在山西、北宁等处，他们是我国的百姓吗？他们是我们的仇敌。拿抚恤我国百姓的钱去抚恤仇敌，使仇敌重新整修船只器械，继续招募【原文疑字】，再伺机进攻我国；无论和战，无论谁胜谁败，犒赏军队的成例本来就存在，如今又借旧态来欺诈我国，这简直把我国当成了外国的府库，反复索取，永无停日。那么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哪里只是偷钟时捂住自己的耳朵？难道不是借刀自伤吗？至于泰西各国，对法国放松时它们会彼此争夺，对法国紧逼时它们又会合力；名义上说不参与战事，但法国如果失利，难道没有兔死狐悲之感？越南是中国属地，各国都知道；既然不按公法约束法国，鸡笼挑起的战端也岂是公法所允许的？却还喋喋不休地替法国索要军费。这表面上是在替法国谋划，实际上是在替自己谋划。

译日后各国仿效，法国必然从中调停，声称这是为了报答它；那样就像狗对尧狂吠、蚂蚁仰慕舜一样，中国以后哪里承受得了这种没有满足的索求？臣私下认为，其他议案或许可以委婉商议，赔费这一项必须坚决拒绝。国家体面最重要，节省费用还在其次。根据前面两点，不撤防、不赔费，本来就积蓄了想要作战的心，也仍然保留了走向和议的余地。如果下诏决定作战，一定会有人提出海防难以维持的说法，使圣上劳心忧虑；对此臣有话可说。中国的军舰有一半多仿造海外式样，若说它们没有坚固和瑕疵的差别，谁会相信？炮台虽然占据要地，但高低左右的位置难道都完全合适？而且大炮不多，火力不能完全打到敌船；有时打得到却打不中，有时打中却没有毁坏船身。这些似乎不如法国船坚炮大、测算精密，这是法国可能占优势的地方。然而水师同岸上炮台合力攻击，仍然可以击破敌人；炮台即使被轰击，也不一定受害。两国军舰交战，也必然彼此都有损伤，法国并非能够单独获胜。即使获胜却不能登陆，日久拖延、耗费军饷，它又能怎么办？应诱使它进行陆战，再集中强劲部队包围歼灭；法国兵力有限，地势又不熟，不灭亡还等什么？鸡笼一战，已经略微试验出这个端倪。总之中外交战，法国没有必胜的办法。我国有取得胜利的办法，失败时不要从内部胆怯，胜利时不要在内部受阻；而今天最重要的事务，尤其在于彻底清除内奸，优厚奖赏孤立而忠诚的大臣。如今广东东部的防务，经张之洞、彭玉麟同心筹划，可以保证万全；福建武备长期废弛，凭刘铭传的威望谋略、张佩纶的胆识，分路整顿振作，必定会有明显成效。江阴是长江第一重门户，淮军统领张景春在那里驻扎多年，智勇兼备，精神旺盛；近来又有长江提督李成谋驻军北关外，从上游金山一带到下游白茆沙以至吴淞，时常前往巡查，布置完善。臣同这两人不时会面，深深佩服他们忠义的气概，真不愧是圣明时代的干城之臣。北洋大臣李鸿章办理洋务时间最长，似乎最为得力，但舆论都指责他倾向外国；又说他信用候补道员马建忠，诸事都受其蒙蔽，四月所订的五款条约，多出自马建忠的主意。查马建忠是从法国学院考取文词秀才的，对异族感恩，和鬼蜮般的人相互勾结；还认英国使臣威妥玛为干爹，严重辱没士大夫，众人无不唾骂。臣拟请颁下严旨，将他戴上刑具押解来京，彻底追究他含糊订约的罪行，立即置于重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这就是内奸中应当痛加铲除的人。刘永福保卫越南，壮志尚未衰减，臣此前在奏折中已经详细说明。近来听说有人弹劾他党羽众多，日后必将滋生祸乱。这必定是法国人授意马建忠、马建忠又授意言官所致，显然毫无疑问。刘永福又有什么对不起天朝的地方呢？如果因为谗臣一句话，致使堕入狂寇的计谋，寒了义士的心，臣仰测圣明，必定不会这样。臣拟请酌量授予他一个虚衔，借给他勇号，仍命他为越南复仇；正好可以利用他那些敢死的部众，使他们成为法国人的敌人，绝不会给我国边境留下祸患。恩命一下，刘永福自然会立即报效。这就是应当优厚奖赏的孤忠之臣。以上两件事，并不是徇私者愿意听到的，但关系极其重大：诛杀一个马建忠，可以堵住那些轻易诬称汉奸者的嘴，使将吏之心更加坚定；奖赏一个刘永福，可以为谋求恢复越南土地者树立旗帜，使敌国朝廷的气焰更加衰弱。这实际上是驾驭臣下的大权，也是制服敌人的先手，应当迅速实行，不可再迟疑观望。臣才力短浅，不能补救时局艰难，只是这一片血诚，实在不能隐藏。凡是关系和战大局的事项，谨将内心全部陈述，恭候圣上鉴察。《宜令重臣统筹南洋全局疏》（光绪十年）龙湛霖 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臣龙湛霖跪奏：为重臣奉命巡视军队，应当命其统筹南洋全局；并恳请预先培养人才，以备任用。谨恭呈密折陈奏，仰祈圣上鉴察。

译臣私下于本月十九日恭读上谕，得知大学士左宗棠奉命授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谨此。由此可以看出皇太后、皇上慎重海防、选拔贤能任用人才的深意，臣不胜钦佩。然而臣仍有不能不担忧的地方。纵观古今军队失败的原因，多半由于事权不统一、号令不专一、心志不齐。唐代安史之乱时，九节度使的军队在相州溃败，虽然有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名将居中，也不能挽救，这就是明证。南洋沿海绵延数千里，如果各省各自作战、各自防守，势必败时不能相救，胜时彼此也不知道。只有不分各直省的疆界，互相扶持：该接济的接济，该援助的援助，才能万众一心、共同憎恨敌人。此前马尾发生警报，张佩纶向南洋调取师船，却以船只不足分配为由回绝。眼下福州军火缺乏，也没有听说各省有军火运来。虽说各省自顾不暇，但在缓急轻重之间，终究仍有此疆彼界的成见。这实在是因为各督抚以及督办、会办诸臣地位相等、力量相当，彼此都有不肯服人的心理；又恐怕其中存在意见不合、彼此猜忌的人。即使屡次奉到谕旨，勉励他们同心协力，也难保不会表面奉行、暗中违背。现在左宗棠既然奉命巡视军队，虽然名义上督办福建疆务，实际上却未能亲临前线，哪里如同命他在江、浙、闽、粤适中的地方选择要地驻扎，使他统筹南洋全局，联络沿海各省，形成一个整体？这样或许足以汇集众人谋略而专一责成。有人或许认为左宗棠年过七十，精力已经衰疲，似乎难以胜任如此艰巨的任务。臣认为，这位大臣统兵三十年，转战十多个省份，应变和用兵谋略本来就是他的长处；虽然体力衰退，但谋划规模并未改变。至于他的忠诚笃厚、竭心办事，只有圣明能够洞察。不仅朝廷外廷不知道，便是枢廷也不知道，难怪世人的议论不能使人满意。臣还有一事请求：天下并不担心没有人才，但培养人才必须预先进行。况且军旅之事，不是没有学习就能掌握的；忠勇固然有些出于天性，谋略却要依靠阅历。即使曾国藩是中兴诸将之首，也曾在靖港败过一次，在岳州败过一次，在田家镇败过一次，后来才能深沉地观察形势、随机应变，经过磨炼而成就才能。如今朝廷所倚为国家屏障的，只有李、左几位大臣，但他们都已到了晚年；后起的贤才，尚没有熟悉军务的。当前敌人的气焰尚未平息，朝廷对敌的讨伐也还在等待时机，可以一百年不用兵，却不可以一天忘记战争。臣愚昧地拟请趁这次兴兵之际，在京卿中挑选年富力强、留心时事的人，不限人数，命令他们到左宗棠军营担任参赞。这样，在这些大臣见识和能力尚未定型之时，可以得到左宗棠的指教，补足他们所未能达到的地方；左宗棠在耳目所不能及之处，也可以得到这些大臣的匡正，弥补自己的不足。目前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日后也可以把他们视为得力助手。这样做的好处实在不小。臣的愚昧意见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敌计将穷结局宜善疏》（光绪十年）志锐 翰林院侍读臣志锐跪奏：敌人的计谋将要穷尽，结局应当妥善处理，以杜绝外侮而断除后患。谨呈奏折，仰祈圣上鉴察。

译臣此前在六月二十四日由翰林院代奏一折，其中说法国这次的行动，该国上下都不以为然，只要严防海口，同他们相持数月之后，他们必定陷入极度困窘。这绝不是臣的主观臆测，而是情势和道理必然会出现的结果。近来听说法国同马达加斯加岛发生冲突，大败于该岛；又听说埃及的战事也将同英国人发生嫌隙，等中法和战之事结束后，再同法国人争论。两件事同时发生，敌人的计谋将要穷尽。对中国来说，已经骑虎难下；对那些岛屿来说，祸患又迫近切肤。法国顾此失彼，大有首尾不能相顾的势头。臣推测法国谋划国事、权衡利弊，在这两者之间，必然有舍弃一个而兼并另一个的策略；按事情缓急和距离远近，必定会舍弃中国而集中力量对付该岛。它放弃中国时所提出的说辞，必定会寻找前约五条中的依据，以不索取军费赔款来结束此事。届时主持此事的诸臣，必定把这看作莫大的幸运，连法国人的说辞还没有说完就答应了。虽然皇太后、皇上明察万里之外，也一定不会因为诸臣浅薄的谋略而轻率结局，致使落入法国人的奸猾计谋，承受外侮而增添后患；但臣以献曝之诚、管窥之见，不能不反复筹划、审慎考虑，预先为皇太后、皇上陈述。臣在身份上是满洲世代的仆臣，在官职上只是新进少年，不属于参与政事议论的行列。中法、越南之事平定后，臣才得以看到五款条约，反复审视，觉得其中措辞枝蔓，用意曲折，显然轻视外国人，永远使税务屈从，令人不胜愤怒。臣没有一次不痛恨马建忠的奸猾和李鸿章的轻信：一个明显是汉奸，一个过分畏缩胆怯；二者结合，贻误国家。条约第一款说：中国南部边界同北圻相连；法国约定，无论遇到什么机会，或者有他国侵犯的情事，都应保全并保护中国等语。条约从未提到刘永福，实际上却是在责令我国制约刘永福。刘永福一天不死，法国商人一天不得安宁，试问法国难道能够终年悬兵驻守来代替制约刘永福吗？即使说能够，又怎么忍心这样做呢？如果听任他们像蛮触两国那样相争而不过问，法国必定拿条约来纠缠，我们将用什么话回答？这是第一项贻误。第二款和第四款说：中国南部边界既然已经由法国给出实际凭据，便不必担心发生侵占骚扰之事；条约规定，将驻扎在北圻的各防营立即调回边界，并且对法国与越南之间以及同内地订立的各种已经确定或尚未确定的条约，一概不再过问。条约又说，法国将来同越南议定修改条约时，绝不加入损害中国威望和体面的文字。条约从未明说越南归属法国，实际上却等于越南归属法国。外国之所以凭借强力，是因为事事讲求实际；中国之所以积弱，是因为事事流于空虚。如今还没有直接揭破此事、公开向世人说明，越南实际上已经暗中归属法国，却只要求法国不要写入损害中国体面的话，这就像一只手怎能遮住太阳、捂住耳朵去偷铃一样，既无补于事实，反而更加显出中国受轻视，戏弄侮辱朝廷，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第二项贻误。第三款说：法国既然感念中国进行咨商的诚意，也敬重李大臣顾全大局的诚意，愿意不索取军费赔款；中国也应允许在同南北圻相连的边界上，法国和越南的货物以及内地货物任其运输销售，并约定将来派遣使臣来商议条约税则，务必格外同心协力，以期对法国商务极为有利等语。条约从未提到同云南通商。所谓内地，除了云南还能指什么？名义上说不索取赔款，实际上远远超过赔款。越南是我国的属国，各国都知道；法国放纵贪婪本性，施展豺狼般的威势，蹂躏越南土地、残害越南人民将近两年，哪里有什么道理和名分来索取军费赔款？所以臣仔细看条约中“对法国商务极为有益”等语，恐怕就是想以此作为日后减轻税则的先决步骤。一个国家的税则如果减轻，势必导致各国也要求减税；税负减轻之处，货物就会集中。将来洋货、洋药必定集中到云南省的口岸销售，各地海关必然大为失色，暗中损耗既多，利源也会日益减少。这是第三项贻误。况且条约中所说的“中国”，本来是指朝廷，却同李大臣并列，显然是马建忠所说的话：对外向法国人输送忠诚，对内向权相献媚，眼中没有君父，罪不可赦。古书说：“臣下不可预谋篡逆，一有这种行为就必须诛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第五款说：本约既经双方签押，两国立即派遣全权大臣，限定三个月以后，完全按照以上各款商议详细条款。所谓详细条款，就是指前面四款所包含的内容。前四款的弊端，臣已经在上面详细陈述；如果法国先前没有背弃盟约，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改变，臣也只能听任主持此事的诸臣处理。如今法国既已背约，我皇太后、皇上又赫然震怒加以拒绝，恰好又遇到它迫在眉睫的灾祸，它必将舍弃中国而离去。敌人的奸计是深知前约五条大有可以详细解释、引申的余地，势必故意含糊，想用前约了结此事，而把详细条款留待日后再议。等到内部祸患平息之后，法国再同我国就条款引申纠缠，那时想议和，就会因为遭受痛苦而难以忍受；想作战，军队又已经散失，难以重新集合，只能捶胸叹息，后悔也来不及了。臣愚昧地认为，法国如果果真采取这种做法，正说明它情势紧急，我们可以故意拖延；它急于离去，我们可以故意挽留。趁它目前事端很多、我国军队大量集结之时，废除原来的五款，重新订立适中妥当的条约，这是上策。即使不能这样做，也应当迫使法国在此时把详细条约限期议定：税则绝不可以稍微减轻，越南绝不可以交给法国。否则一旦失去这个机会，即使有智者也无能为力了。此前琉球被日本灭亡，朝廷因为相隔重洋，没有出兵主持正义；眼下距离我国最近的藩属只有朝鲜和越南。如今越南又全部被法国占有，朝鲜必然产生向外倾附的心思，藩篱全部撤除，这绝不是立国之道。臣私下恐怕今日的藩臣将来变成外国的盟主，到那时这种羞辱怎么能够忍受？臣见敌人的计谋将要穷尽，为了杜绝外侮、断除后患而起草此疏，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妥筹补救以裨防务疏》（光绪十年）陈宝琛 会办南洋事务、内阁学士臣陈宝琛跪奏：为遵奉圣旨认真查察，妥善筹划补救，拟议招募勇营，勤加操练，以补助防务。谨将意见尽情陈述，仰祈圣上鉴察。

译臣声望轻微、才力浅薄，只因愚昧刚直而受到朝廷察识，过分承蒙特殊知遇，屡次加以任用。臣自恨不能在朝廷上折冲筹划，也不能筹谋援助福建，致使臣家乡经营二十年的船厂、三千水军，一旦化为灰烬。微臣在南洋任职待罪，不敢不把这看作重大过失；但回顾自己手中没有一点权柄，即使有可以赴援的机会，也没有自行前往的力量。每当想到朝廷日夜忧劳、将士为国战死的惨状，臣常常半夜徘徊，怒目欲裂、心神摧折，没有一次不想手执兵器冲锋在前，以报此仇、赎此罪。臣自从奉旨回到宁波办理防务以来，沿途巡视兵轮、炮台的情形，都已经竭诚告知曾国荃，希望能够作为采纳的依据；十天之内，有时当面商议，有时写信说明，虽然不能有所补益，却不敢不把自己千虑所得的愚见全部说出。曾国荃声望素高、功勋卓著，正值国家艰难之时，臣正想依靠他来承担重任。他不愿各人怀有不同意见、分歧行事而造成事故，这本来是大江南北将吏共同知道的，也正是我皇太后、皇上所信任他的原因。然而臣私下看见，江南防务最重要的是吴淞、长江两个口。吴淞炮台只能攻击一个方向，只能依靠堵塞来阻遏敌船；长江像衣襟和腰带一样控制七省，门户尤其重要。淮军扼守江阴，操炮比较熟练，但也没有讲究炮尺、句股的测算方法，击中目标的极少。轮船管驾中由行伍出身的人，不懂船械机括的原理；由水手升任的人，又不懂西式阵法和队列。学生中只有蒋超英才干谋略、沉着坚毅，受到当时推重。提督李成谋忠勇奋发，臣爱惜并看重他，但担心他统领兵轮时仍然拘泥于水师的旧习。至于陆军中的精良部队，只有章合才的一军；现存四营驻守上海。刘连捷的声望和众望超过陈湜；所招募的营队已经由曾国荃调防江宁，并兼顾福山，这些部署都已形成，不容易再改动。臣没有经历过军务，初到江南，虽然奉有认真查察、妥善筹划补救的谕旨，但自己不过一知半解，不敢相信自己，又凭什么要求别人相信呢？何况曾国荃正以战守自任，凡臣所论奏的措施，都是事后用一份公文告知他。臣的查察如果只成空话，补救也会成为虚谈；如果就此敷衍退缩、掩饰自己的短处，束手旁观，又怎能对得起朝廷隆重的委任？这也不是微臣当初自请投身军务的本意。臣不自量力，私下想到咸丰初年，广东盗寇猖獗，绿营衰敝，曾国藩等人于是以读书人的身份倡导训练义军，历经千磨百折，终于平定大敌。如今湘军、淮军的勇营稍胜于绿营，但敌人的技术比粤寇强十倍；北洋防务由一人经营，尚且称得上精密。南洋疆臣屡次更换，布置也频繁不同；曾国荃任职不久，仓促筹划战事，也知道炮台、轮船不足以依靠。恪靖各营又屡经征调，南洋防区辽阔、险要关口很多，目前陆军还没有招募齐全。福建省轮船沉没、船厂毁坏，门户洞开，固然是因为外省没有前往援助的军队，也因为本地没有作为后劲的部队，终于遭到一次挫败便再也不能振作。如今江防比福建周密，但地势险要却比福建更难防守，难道可以重蹈福建覆辙，再使皇上忧劳吗？臣反复思考了很久，私下认为，事情要靠共同协力才能成功，道理要靠相互参照才能更加完善。炮台、兵轮是防务的重点，但也必须依靠能够策应的陆军；而陆军取胜的方法，第一要义就是参用西法训练操练。没有其他办法，臣拟请皇恩准许，另行招募五六营，选派军官管带，结合中西方法训练成军。法国声称要进犯长江，采取这样的旷日持久之计，似乎缓不济急；然而李鸿章已经发电催促周盛波迅速招募十营开赴天津，并有准备明年春天大战的话。臣愚昧地推测，法国人一贯无赖成性，凶悍而不怕死，像困兽一样，今后事态将难以收束。因此战事刚刚兴起、尚未结束，不应只考虑眼前；事情成功，可以多一支别队相互援助；事情未成，也可以有一支偏师作为后续力量。从前曾国藩在衡州训练水师，当时人们未尝不认为迂缓。臣希望南洋各位将领不要倚仗自己的长处，逐渐舍弃旧有技艺，而愿意让这种看似迂缓的办法首先实行。如果承蒙批准，那么人才、军饷、军械缺一不可。招募士兵不难，难的是选拔将领。只有知己知彼，军事谋划才能成功。查得同文馆学生荫昌、天津水师学堂教习严宗光和萨镇冰，都天资聪明刚毅，通晓泰西战法，可以任命他们负责督率训练。应请降旨给各有关衙门，迅速派遣这些人员来宁波，交由臣差遣。至于军械，固然应当一律精良；每月军饷尤其必须按时供应。臣会办南洋事务，本来没有筹集军饷的责任，更没有拨付军饷的权力，应请降旨给曾国荃：从臣的军队开始招募之日起，所需粮饷、军械由各司、道、局、库分派供应，无论有多大困难，都应当源源不断接济，不要使其缺乏。曾国荃一向顾全大局，臣又同他近在一处、同舟共济，他一定能够把臣的急难当作自己的急难，共同把事情办成。臣既然奏请建立这支军队，就应当把性命交付于此；如果过了很久仍毫无成效，恳请圣上慈悲，从重治臣之罪，以此警戒那些轻率建议、却只图粉饰敷衍办事的人。臣也知道增加一名士兵就要增加一份军饷，而且训练要支付教习的薪俸，操演还要消耗军火等杂项费用，所需开支确实不止一项。只是臣的用兵谋略不足、威望尚未使人信服，面对积重难返的局面，既不能轻率议论改变现有部署，分驻各地的军队又不便擅自抽调；除此之外，臣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分担曾国荃战守的劳苦，以实现圣主借此磨炼微臣的用意。臣性情一向迂缓谨慎，并非敢于标新立异、贪图功名，只是想实事求是，将自己愚昧而激愤的意见冒死陈奏。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请豫筹持久之策疏》（光绪十年）陈宝琛 会办南洋事务、内阁学士臣陈宝琛跪奏：法国造成的紧张局势不容易立即平息，请敕令中外臣工预先筹划持久作战的策略，并分条陈述臣的四项管见，仰祈圣上鉴察。

译臣恭读光绪十年七月初六日谕旨，仰见我皇太后、皇上仁义已经做到极尽，不得已才用兵，普天之下的人读到谕旨都深受感奋。数月以来，电报接连传来，有的说法国朝廷增兵大举进攻，有的说法国军舰驶往香港修理；法国还声称要袭击台湾、骚扰广东、窥伺长江、进犯天津，诡诈的谋划反复变化，无法查究。臣按照自己的推测，法国不是要全力进攻台湾、澎湖，占据我国肥沃土地来索取赔偿，就是暗中分兵骚扰海疆，挫败我国水师以发泄愤怒。虽然胜败利钝无法预先看清，战局也没有固定形势，但既然结下仇衅、战事相连，就需要耗费很长时间；我国必须先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同法国相持。中国积久形成的习惯，往往平时因循拖延，临事却窘迫支绌。铁甲船已经造成却不能及时到达，水师屡次议论却没有实行；法国凭十几艘军舰组成的偏师，声东击西，能够越过重洋、乘隙而入；我国拥有南北洋各处重镇，却因彼此划分疆界，不能分出一支部队救援邻省。于是主客地位倒转，劳逸形势相反。事情到了今天，如果不统筹全局、综合计算始终，必定忽战忽和，既蒙受羞耻又留下祸患。臣仰承朝廷赫然震怒，立志同仇敌忾，谨就管窥所得，逐项陈述四件事。第一是筹集军饷，第二是选拔将领，第三是训练士兵，第四是简选军械。臣已经写成条陈，恭候采纳。此事关系重大，臣的迂拙昏昧，不足以全部了解，恳请敕令廷臣、疆臣尽心筹划，各自提出挽救时局的策略，务必制定持久作战的计划。只要军饷能够经常供应，精良武器没有缺乏，将领人才不断出现，士气日益高涨，那么穷途末路的敌寇必定有请求议和的时候，天朝就可以彻底拒绝其无休止的要求。国家盛衰、军力强弱的关键，实在就在这次举措。正因为如此，微臣焦心切齿，迫切希望朝廷集合众人的谋略和力量，扩大这一长远谋划。谨呈奏折迅速陈奏，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并训示施行。谨将臣的四项管见，分条列在下面。一、筹集军饷。军饷来源除正课之外，以洋税、厘金为大宗。如今海上有战事，军饷项目增加而税收、厘金减少，如果不筹划调剂补充，就无法满足财政支出；过重征税又恐怕损害百姓，卖官则会开启侥幸求进的风气。至于开源节流等办法，更不是眼下能够立即见效的。考虑下来，只有增加盐厘、向百姓借债两件事，既有益于军政，又不损害民生，似乎可以试行，以充裕军饷来源。增加盐厘一项，言官经常议论，近来曾国荃又提出四川盐增加厘金的请求，应由户部全面核议，推广实行。至于从前西征需要军饷，协饷解送不足，全靠洋债；近日广东防务经费也向洋商借贷，这本来是一时权宜之举。只是借债按利息滚动，实际耗费很多。如今在举债之中仍然包含使财富留在国内的意思，那么不如向百姓借贷，仿照洋债的办法，由海关出票，支付利息、归还本金，一律依照洋债办理，官府和国家绝不刁难索取，以取得百姓信任。也可以由银行出票，只准卖给民间，不准外国人购买；官府支付利息，仍然由百姓得到。这样我国百姓既能尽到先公后私的义务，朝廷又可以掌握损上益下的权力，既有洋债的好处，又没有洋债的害处。一、选拔将领。军队必须听从将领的命令，做将领的应当审察敌情。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时，一切老将都无从施展勇力，湘军、淮军的将士出战才平定了叛乱。如今西洋战事又同太平天国、捻军完全不同，湘军、淮军各军即使学习西方军队的长处，也还没有完全熟练，仓促驱使他们出战，以普通士卒同敌人交战，实在令人寒心。眼下事势紧急、战机危险，哪里还能拘泥于一切常规？办法只有用我国的方法驾驭敌人、以敌人的办法攻击敌人。查各省学堂训练将才，本来就是为了准备制敌。据臣所知，北洋的方伯谦、严宗光、萨镇冰，南洋的蒋超英，福建的张成，都深明西人战法，勇于赴义。这次扬武舰遭炮击并沉没，张成仍然冒着炮火击毙数人，催促开动满轮，撞击敌酋的军舰，亲手点燃弹药舱，希望同敌舰一起焚毁而建功；虽然没有成功，但各国观战者都交口称赞。臣拟请在南北洋出身于学生的水陆官兵中，各选一二人，酌情任命为水陆总统、分统。此外广泛招募外国军官，辅助办理军务，以发挥任用外国将领和宾客卿士的作用。查英国守卫印度时，水陆军官多有人员过剩，年力尚壮而在家闲居者不在少数。只要每月发给二三百金的俸禄，就可以招募他们前来；如果他们愿意加入中国国籍，他们本国也不能禁止。这是通常的办法。我国的统领既然熟悉西法，自然能够适当驾驭他们，不至于造成尾大不掉的祸患。一、训练士兵。军队有筑垒的，有守炮台的，有游击的。福州海口的险要冠绝七省，却只是任由敌人深入。炮台一旦失去形势，炮台被攻破，守军被歼灭，又没有人员策应，于是多年积存的巨炮全被轰毁，重重门户洞开，出入都无法禁止。查安置大炮、守卫海口的地方，本来分为台、垒两种。炮台必须经年累月才能建成，土垒则早晚之间就能完成，因此似乎应当预先训练筑垒的士兵；万一炮台偶有疏失，就立即修筑土垒来弥补缺口。这样不断加强防御，敌人必然受到打击。西洋大炮制作非常精良，装填、发射都有固定方法。要射击敌船，先用勾股法推算远近，再用炮尺校准高低，所以往往十发能中八九发；而我国守台的士兵操练不熟，甚至完全放弃勾股、炮尺的方法，只凭星斗估量，射击目标总是很难命中。只有多派精通炮学的官员督率炮台士兵，勤加训练，才能取得实效。至于游击部队，则有飞轮船队、开花炮队、糯等飞排炮队、马梯尼枪队、哈乞开司枪队五种，武器都极其精良。但必须整齐步伐，训练手、眼的配合，才能面对敌人时从容应对，不至于忙乱。

译一、简选军械。海上用兵，专门依靠精良武器。敌人带着坚固的军舰、巨炮和精枪而来，更不用说土炮、土枪及旧式师船根本不能同它们抗衡。即使同样是轮船，船体大小、坚固或脆弱，轮机性能优劣、速度快慢，也会有所不同；即使同样是洋枪洋炮，炮位大小、枪机灵活或迟钝、式样新旧、弹药精粗，也会有所差异。这样两船相遇，若不能冲撞、迎击、追逐；两炮相对、两枪相对，若不能摧毁坚固目标、击打远处目标，那么即使瞄准准确却不能抢先，胜负在交战之前就已经显现了。如今我国已经购买铁甲船，却仍不能驶往远处；仓促之间想增加坚船，势必来不及，而枪炮、子药则直接关系到战事始终。如果不及时追求精良，长期让各种杂乱军械混在一起，恐怕再也没有一天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基隆、长门之战，只因没有能够穿透、击毁铁甲船的巨炮，所以敌船虽然受创，却不严重。江南各炮台的巨炮也很少。今后各省添购军火，似乎应当专用三十五吨炮、二百四十磅子和一百八十磅子的克虏伯后膛炮、糯等飞排炮、嘉得诺快炮、马梯尼枪和哈乞开司洋枪，务求逐渐做到一律精良。眼下中法已经开战，英国、德国等国虽然都遵守不干涉局外战事的惯例，但我国如果设法通过商人暗中购买，也未尝不能用重金诱使他们出售。凡属枪炮、弹药、火药之类，各省机器局能够自行制造的，应当全部命令它们召集工匠、准备材料，广泛制造储备；不能自行制造、必须从外国取得的，应请降旨给南洋、北洋，严格遵照以前的圣旨，妥善而迅速地共同筹划，筹集款项订购；再由广东省就近酌情派一二艘兵轮常驻香港，按时接运，伺机运回。这样或许能够使军需供应不至断绝，并使军队所向有力。这也是坚持持久作战的紧要事务。《请查办大员偾军辱国疏》（光绪十年）潘炳年等 翰林院编修臣潘炳年等跪奏：有人玩忽敌寇、抛弃军队，导致军队败溃、辱没国家，又结党谋划欺骗皇上，臣等请求降旨查办，以伸张国家法令、安定人心。谨呈奏折，仰祈圣上鉴察。

译臣等在马江战败后，接连收到福建方面的消息，都说张佩纶、何如璋听到警报后逃窜。臣等私下认为，战败情形众目昭彰，朝廷洞察万里之外，料想诸臣不敢再捏造掩饰，所以不敢贸然上奏。现在恭读八月初一日谕旨，才审知该大臣等前后奏报种种虚假捏造、颠倒功罪、荒谬支离，同臣等得到的福建消息明显不同，不得不为皇太后、皇上尽情陈述。初一日，法国人把战书递给扬武舰管驾张成，张成转告何如璋，何如璋却秘密不发。初二日，各国领事、商人都下船，众人知道必将开战，入内请求赶快准备，张佩纶却斥退他们，吝惜军火不肯发放。后来，法国洋教习迈达告诉学生魏瀚，说明日开仗；魏瀚害怕张佩纶暴躁，不敢上报。初三日早晨，看见法国军舰生火、起锚，才急忙报告，但法国人已经照会将在未时开战。张佩纶害怕，派魏瀚到孤拔处请求改在次日早晨开战。等到张佩纶登上敌舰时，敌炮已经发射；我国军船还没有起锚、装填弹药，敌人发射七门巨炮，福星、振威、福胜、建胜奋死作战，军船相继破碎，其余船只放火自焚。这次战役毁坏轮船九艘、龙艚师船十多艘，小船无数；伏波、艺新两艘逃回后，在林浦自凿沉没；陆军勇营全部溃散，而法国人只沉没了一艘鱼雷船。这就是初三日大败的情形。张佩纶、何如璋刚听到炮声，就从船局后山偷偷逃走。当天雷雨大作，张佩纶赤脚奔逃，途中跌倒，亲兵把他拖着前进；到达鼓山山麓时，乡人拒绝接纳，他只得藏在禅寺下院，距离船厂二十多里。第二天，他逃到鼓山后麓的彭田乡，恰好有延寄送到；督抚寻找张佩纶不得，派四名差役搜查，并悬赏二千钱，终于找到他。何如璋逃到快安乡施氏祠，乡人烧毁祠堂并驱逐他；他深夜投宿洋行，早晨进城藏在两广会馆，市民又把他驱逐出来，他只好踉跄逃走，到彭田投奔张佩纶。张佩纶害怕众人循迹追来，骗何如璋返回船厂，自己留在彭田数日；探知敌人出兵进攻长门，准备逃出时才返回。这就是张佩纶、何如璋狼狈逃走的情形。何璟、张兆栋平日拘泥于和议，防务毫无布置；藩司沈保靖尤其认为战事不对，凡属防务军饷，总是抗拒不发。军队没有主帅，军饷没有专人负责。议论此事的人本来都知道福建战事必败，但仍把张佩纶平日夸谈兵事、又恰逢中外战局刚刚开始、身受特别选派而临事必有把握，当作长城般的依靠，以为不必担心。等看到福建的消息，知道其中种种荒谬情形，丧师辱国的罪责，张佩纶实为首犯，何如璋次之。为什么这样说呢？朝廷因为督抚不懂军事，选派张佩纶，命他同刘铭传一起前往。刘铭传渡过台湾海峡后，封闭煤厂，驱逐法国人；张佩纶出京时，就听说他对此颇为不满。到福建以后，他一味骄傲倨慢，督抚害怕他的气势，对他极为恭敬，每天轮流上门拜谒，简直像属员到衙门参见上司，竟然没有筹划防务。法国军舰驶到马尾后，仓促间才把张得胜缉拿引导法国船只进入港口的奸民、请求办理的事情报告给他；张佩纶竟置之不理，众人更加惊骇，而他仍然自高自大，漫不经心。水陆各军纷纷召集，等到各将领请求出战，他又以圣旨禁止先行开火为借口。臣等不知道皇上关于各处要塞攻击的谕旨是哪一天到达福建；即使初三日以前尚未到达，也不能把谕旨禁止先行开火理解为连轮船起锚、管驾请领军火也一并禁止。张佩纶一概不答应，众人由此知道他的心意了。他身为将帅，脚却从未登上轮船，却把十一艘船集中在马江，环绕起来自我防卫；各位管驾屡次陈述连船排列的弊端，张佩纶斥责他们；有人进来报告已经开战的消息，张佩纶又斥责。事情紧急，却向敌人请求推迟开战，这把国家体面置于何地？听到炮声就先行疯狂逃窜，这把军令置于何地？中岐就是马尾，彭田在鼓山后麓；张佩纶自己隐讳逃跑，想把两处混为一谈，但两地地势相隔甚远，怎么能混同？敌人再次进攻马江时，张佩纶当天才逃到彭田，却冒称自己奋力守卫船厂，这难道能够蒙蔽福建人的耳目吗？何如璋实际上隐瞒了战书，张佩纶又同他在一起，他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他们竟把水师全军陷入死地，究竟是想报复福建人，还是想向敌国献媚？臣等不能替张佩纶辩解。臣听说张佩纶逃藏在彭田，以请旨逮捕治罪为借口，实际上是置身事外；外间传闻也可以证明，张佩纶所倚仗的奥援人物曾私下发来电报和信函，说有“福建船只可以烧毁，福建船厂可以毁掉，丰润学士一定不能死”的话。由此可见，张佩纶早就存有自己一定不会死的心思，难怪他先前调度荒谬，后来听到交战便逃跑，竟敢放肆到毫无顾忌。何如璋督办船政，早晚谋划逃走，抛弃船厂擅自离开，已经有罪；而且图谋隐瞒战书，意图尤其难以揣测。他又在六月初一日以采办为名，将船政存银二十六万两私自兑付到澳门，不告诉负责支应的官员和绅士，却私下交给旗昌、汇丰等外国洋行，众人议论他企图盗取国库银两，这些话并非没有根据。张佩纶一向以弹劾攻击为名声，何如璋又荒谬到这种地步，事后却没有一份奏疏弹劾他们，说这不是两人狼狈为奸、结党谋划欺骗皇上，臣等实在不敢相信。臣认为，法国事变发生以来，督抚始终没有带兵出城；该大臣既然掌握兵权，同敌人相持一个多月，就不能说筹备时间不够。战书已经送达，学生又接连报告，也不能说事发仓促。轮船十一艘、水雷一百二十具，再加上师船和陆军勇营，不能说没有兵、没有船、没有武器。究竟是谁造成祸根，使战败到一发不可收拾？不是张佩纶、何如璋的罪责，又是谁的罪责？如果不严加惩办，怎样向战死的三千多人交代？怎样警戒沿海七省的将帅？怎样使唐炯、徐延旭心服？怎样堵住泰西各国讥笑讽刺的嘴？臣等既然有所听闻，按理应据实公开揭陈。恳请秘密派遣公正无私的大臣，如彭玉麟等，迅速前往查办，按照各项事实彻底追究。福州绅民、船政官员、绅士和工匠，一定能够逐一说清，应请敕令钦派大臣逐一传问，自然可以查得他们的罪状。臣等是疏远而微末的官员，哪里敢冒犯圣上，只是福建事势糜烂到这种地步，父老子弟哀痛迫切的心情，不得不据此上陈，恭请圣上鉴察。《请查办闽省诸臣讳败捏奏疏》（光绪十年）万培因

译吏科给事中臣万培因跪奏：福建省诸臣隐瞒战败、捏造奏报，滥加保举、徇护私情，恭请收回已经作出的成命，并请迅速派遣大员赶赴福建查办，依照军律立即处以重典，以伸张公众的愤恨，告慰战死者。谨呈奏折，仰祈圣上鉴察。臣私下近日接连收到福建省来的信件，都说七月初三日马尾战败，主将先行逃跑，死难者极其惨重，并列举诸臣种种罪状。籍贯福建的京官，公议联名上疏揭发此事；臣因主管纠察弹劾，准备另写密折陈奏，正在缮写时，恭敬读到八月初一日的上谕，仰见朝廷严明赏罚的深意，敬佩感激，难以言表。但臣私下有不能不说的话：福建来信所述之事，以传闻相互印证，诸臣等多有捏造报告、欺骗蒙蔽之处，臣不敢不据实上陈。初三日的战事，据臣所听闻，何如璋有隐瞒战书之事，张佩纶有不发放军火之事，又有派魏瀚去拖延出兵日期之事，这些都发生在照会以前，这是第一处可疑。水陆各营的军队，据臣所听闻，轮船中只有福星等四船死战属实；艺新船小而逃逸，伏波自行凿沉，扬武根本没有开炮，其余各船都放火自焚。陆军方面，方勋所部潮勇首先溃败，而黄超群一军乘乱进入学堂、广储所、机器房等处，几乎抢掠一空。这是第二处可疑。关于毁伤敌船的数量，据臣所听闻，敌军以八艘船进入马江，实际只用三艘来进攻，开了七门大炮；我方船只已经相继沉没。只有福星曾经击毁敌方一艘鱼雷船。这是第三处可疑。关于方勋、黄超群抗敌的事情，据臣所听闻，敌军攻打马尾后，第二天又攻击船厂，轰坏拉铁厂的烟囱，使其折断一半，船槽只略有损坏，随后便下船进攻长门。当时方勋不知逃往何处，黄超群在初三日已经退入后山，不过是逃窜，并非溃败。这是第四处可疑。关于闽安、馆头等地的战事，据臣所听闻，炮台各军一听到炮声就像鸟兽一样四散逃跑，敌军于是登岸，用强水炸裂炮台，投掷火药焚烧民居；如果敌军没有登岸，炮台怎么会被炸裂？这是第五处可疑。关于何如璋返回省城的事情，据臣所听闻，何如璋预先雇好轿夫，作好了逃跑打算。六月初二日，法国人演放炮火时，何如璋穿着短衣从大堂出来呼叫轿夫，众人告诉他那是空炮，他才返回。初三日一听到炮声，他就从后山逃走，当夜逃到快安，又逃到南台洋行，直到早晨才进城；他穿便服、戴顶帽，坐在竹兜中，所到之处都遭众人喧嚷驱逐，于是四处疯狂逃窜。这是第六处可疑。关于张佩纶驻守船厂的事情，据臣所听闻，初三日张佩纶光着脚在雷雨中奔跑，夜里逃到鼓山下院住宿，铺着芦苇席坐在地上；天刚亮又逃到山后的彭田乡，派弁员到城内巨绅家借取棉被，躲藏多日不出。初四日敌军攻打船厂时，张佩纶正从鼓山进入彭田，他有什么守卫船厂的事情可说？这是第七处可疑。以上各端，臣早已疑惑很久了。只是穆图善、张得胜在法船进入江口时，立即出驻长门，身先士卒，竭力抵御，直到敌军退去才回省城一次。马尾战败后，长门的电线又被剪断，督抚坚守闲居不出，张佩纶、何如璋四处逃匿，消息断绝，一时之间或许还没有得到确切情况。如今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天，才开始奏陈实情；如果稍有天良，就应当据实请罪，以告慰死者，而奏报竟然捏造粉饰到这种地步，这就是臣不能不说话的原因。追溯法国事件发生以来，督抚完全没有筹划防务，藩司又坚决不肯拨发军饷，一切交涉事务，只听道员陈维汉、盛世丰、方勋的话，而这些道员又只听洋人的话，其余姑且不论。初三日傍晚，该督抚还根据陈维汉等人的报告，说我军大胜，并写信告诉绅士。当天夜里，溃散的士兵翻越城墙进入城内，战败的报告才送到。这一件事的荒谬情形，大体可以想见。况且即使只谈马江战役，轮船有十一艘，并不是没有船；扬武等船并不是没有大炮；水师、陆军各营罗列，并不是没有士兵；相持一个多月，并不是仓促之间毫无准备；战书和照会接连送到，并不是敌人突然发动进攻。臣听洋人议论说，法国军队闯入马江、驶进绝地，有三种必败的办法：这里本来是内港，只须用船攻击船，法舰必定全部沉没，这是上策。用四艘炮船，以两岸陆军掩护，使法军全都成为炮火目标，敌人不能登岸，这是中策。把所有兵船都调到上游驻扎，只用本地小船装载火药等物，顺流遮蔽江面冲下，再配合陆军发射火炮、火箭，从两岸夹击投射，法国军队必然陷入极大困境，这是下策。那些大臣连这样的计策都想不出，表面上主张战争以排斥议和，暗中其实希望议和而畏惧作战。试问，打开城门迎接盗贼的是谁？集中轮船等待被歼灭的是谁？一听到战事便先逃跑的又是谁？圣明的上谕中所说统率兵船、屡次请求先行出发的张佩纶，就是这个人。况且张佩纶一向享有很高声望，屡屡陈说洋务；他刚到福建负责海防时，谁不认为他一定能够保障海疆、竭力维持战局？只是他从未经历过军事事务，调度失当；该督抚与他同在一城，难道能一点也不知道情况吗？他们却规避责任、投机取巧，怯懦畏敌，把统兵的责任拱手交给张佩纶，最终导致丧失军队、羞辱国家，给敌人留下讥笑的口实。臣不禁为时局放声痛哭。迈达不过是一个洋教习，因为曾在学堂任职，尚且把战期报告出来；那些大臣却秘密扣下不让众人知道，难道一定要把全军陷于死地吗？陈英不过是一名轮船管驾，写信给家人，说自己多年所得薪水将近万金，受到国家供养，如果作战必定以死报国；那些大臣是否也听过他向家人诀别的话？那穆图善难道不也是大臣吗？他孤军无援，坚决抵挡敌军冲击，家中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却不敢回头，只因受到国家深厚恩遇，亲眼看见数十万百姓，不忍他们全部遭受涂炭，才慷慨发誓死战。诸臣却还忌恨他的成功，日夜寻找、罗织他的过失，催逼他进城，诬陷他牵制军务，煽动诋毁，无所不用其极。圣明洞察万里，难道他们敢拿这些鬼蜮伎俩来试探吗？还不止这些：敌军尚未毁掉船厂，他们却谎称已经克复；方勋、黄超群全都逃窜，他们却捏造报告说已经击退法军。试问从初三日战败直到初九日，何璟、张兆栋始终没有出城，张佩纶、何如璋正在各处逃匿，他们从哪里看见各军交战？又从哪里知道各军获胜呢？

译何如璋是哪一天进城的，张佩纶什么时候守卫船厂，有没有督战，有没有先行逃跑，事实都清清楚楚，公众舆论也有据可查，他们竟敢把黑白颠倒、功罪倒置到这种地步，忠义之士无不因此寒心。以上诸臣罪情轻重，料想难逃圣明洞察。臣认为，军队覆败、军纪丧失、始终贻误战机，实在以该督抚为祸首，仅仅给予革职严议，仍不足以掩盖罪责，拟请圣旨将该督抚交由部议罪；同时秘密选派公正大臣，迅速前往查办，将这次溃败的情形彻底追究，按照军法奏请严惩，以警戒将来；并请收回成命，将方勋、黄超群的保案先行撤销，听候查办。其余被保举的各员，也应查明是否有冒滥保举的情形。臣因为统兵诸臣罪情重大，又有奏报欺骗蒙蔽之事，谨据实密陈，恭请圣上鉴察。恭敬陈述管见疏（光绪十年）周家楣 顺天府府尹臣周家楣跪奏：为恭敬陈述管见，仰请圣上鉴察事。臣私下于九月初十日到内阁，恭敬谨慎地阅看谕旨、电报、奏折等文件，仰见皇太后、皇上广泛听取意见、全面观察情况、集中众人智慧，务求事情有所成效的深意。查法国人肆意施暴，祸及海疆；眼下防务和军需逐项筹办，却苦于海外水师尚未建立、兵船尚未装备。比如台湾正急于作战防御，军饷、军火难以接济，而各省海疆目前没有战事的地方，也在增拨军饷、准备军火，竭力筹划防守，已经形成坐困局面。这样过一两年，即使没有其他损失，局势也将难以支撑，这是我国实际的情况。法国虽然确实比我国贫乏，但它只要凭这十多艘船在各处港口游弋，侦察哪里防守稍有疏漏，便乘隙进犯；它在这方面数年的费用，不过相当于中国一年的支出，而各国那些自称置身局外的国家，仍免不了顾念同族，多有偏袒，甚至暗中接济法国。不论法国凶狠狡诈的本性已经养成，未必肯安静退让；它进攻台湾值得忧虑，舍弃台湾而转向其他地方，更无法测度，必然有更严重的隐患，更值得忧虑。即使法国真心悔罪求和，但各国组成的公会众议难以一致，它想停战回国，也无法堵住各国舆论的口，因此进退两难，这也是法国实际面临的情况。眼下台湾虽然取得了胜仗，但仍不能同内地联络成一体，所筹划的援救办法，有的可能无济于事，有的虽有办法却因形势不能实行。越南方面进兵已经得手，但每取得一地就留下一支军队，也恐怕分兵导致力量削弱；只是法国终究有后顾之忧，现在也正是乘胜进取的时机。如果在此时能够得到转圜，或许可以避免战事接连、灾祸不断。德璀琳、林椿提出的意见，还是由法国提出、由中国审核，并不是中国主动议和。综合考察各项条件，德璀琳所陈四条，重点在于占据鸡笼，万万不能答应。林椿与盛宣怀所议七条，比法国所提的较好，似乎已经竭力避开赔偿的议题，知道中国必定不肯接受，于是把中国本来想借款所能得到的利益转给法国，使法国方面能够收手。它的难处在于退出鸡笼，关键在于赶紧保全台湾，用心已经很苦了。若说对我国没有吃亏、将来也没有后患，那确实做不到。这就是所谓两种利益相比较时取其重，两种祸害相比较时取其轻。至于按照今天的情势，要谋求自强，就不能不趁此时暂且收束局面，使德国已经购买的兵船能够到达，海外水师可以切实整顿办理；如果只等敌人来后再作战，既要防备敌人来犯而不能不防，用力越多，将来实现自强就越困难。因此，中国如果确实想谋算法国，此时就不得不另作深谋远虑，采取欲擒故纵的办法。中国如果真能自强，各国自然不会再有无理侵犯；将来军力能够作战，反而没有必要使用战争，这才是长治久安的计策。这正是当前大局的关键。臣根据自己想到的、受到良知激发的意见，谨就各种情形尽情陈述，供圣上采纳选择。至于臣兼任权佐度支，职责在筹措军饷；身为府尹，责任在守卫土地。身居什么官职就说什么职责，臣决不敢苟且求安、畏惧困难，只希望和局能够成功，借此避开困难而选择容易的道路。历来府尹没有兵权、没有钱粮，但不能说就没有责任。臣承蒙皇太后、皇上召见，获谕要出奇制胜，岂敢不竭尽心力来帮助国家渡过艰难？即使没有军饷，这二十四属的百姓，都是臣七年以来共同依靠、同生共死的人，只有激发他们的忠义，共同竭尽忠诚和热血；如此一来，只有作战而已，没有别的办法。谨恭敬缮写密折陈奏，恭请圣上鉴察。尽情陈述愚见疏（光绪十年）徐致祥 署理礼部左侍郎、内阁学士臣徐致祥跪奏：为尽情陈述愚见，仰请圣上鉴察事。

译臣私下于本月初十日在内阁恭敬阅看历次谕旨，以及各省奏报、电信等文件，还有法国提出的四条要求、盛宣怀与法国领事林椿私下议定的七条，臣谨就自己的见解陈述如下。法国人与我国交战，我军虽然间或取得胜利，但法国实际上并没有遭受重大挫败。如今忽然又要求订立盟约，这仍是本年二三月间惯用的老办法。它不只是要拖延我军，简直是要迫使我国答应必定无法实行的事情，同时以军队逼迫我们。这个说法究竟确实出自法国，还是中国有人厚着脸皮替法国求情、说成是法国提出的，臣无法擅自揣测。法国占据基隆，台北危在旦夕，它的意图专注于台湾，已经毫无疑问。煤矿、关税交给法国管理，哪怕愚昧无知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行的。至于中国向法国借款二千万两，每年支付若干利息，分四十年偿还，利息已经达到数千万两；不论耗尽中国力量，也不足以偿付。并且这笔法国贷款专门用来修铁路，还要由法国监督工程，工匠等人员也全部使用法国人，那么数千万资金耗费在中国，而铁路的利益却由洋人取得；铁路建成之后，更无法禁止法国人不让它运行。臣在另一道奏折中所说法国敌对的蓄谋已有十多年，如今正好让它实现自己的计策；而法国如此行事，其他国家也相继仿效，那祸害还能说得尽吗？从大势来看，越南距离远而台湾距离近，越南偏僻而台湾是要冲，越南贫穷而台湾富庶；台湾一旦发生疏忽，沿海各省都不能高枕无忧。广西巡抚潘鼎新与王德榜不和，台湾督办刘铭传与刘璈不和，将帅之间互相牵制，祸患绝非轻微。沿海各省督抚又只谋求保全自己，没有人肯救援体恤。臣在前次奏折中已经屡次说过。现在的办法，形势上只有严厉敕令广东、江苏两省督抚，迅速拨兵援助台湾，接济粮食和军械；如果仍像从前那样玩忽、泄怠、推诿，就按军法治罪。同时赶紧招募熟悉水性的人员，破坏敌船。敌人既然登岸，船上必然空虚，乘虚攻击它，敌方登岸的军队势必回头顾船；我军再用陆路大军追击围剿，这也是制胜的一条策略。秋天天高气爽，云南、广东两军正可及时进兵，采取“伐魏救赵”的策略，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总之，不作战怎么能够取胜？不能取胜又怎么能够议和？必须使议和由对方提出，而主动权掌握在我国手中，这样我国出兵才师出有名，军饷费用也不是白白浪费，可以保住中原暂时安定，也可以警戒各国不要相继仿效。如果像前面所议那样，费用十倍于赔偿，祸害比战败更为惨烈，即使蒙蔽普通人的耳目，也不能欺骗九重之上的圣明。战争不是迫不得已不能使用，军饷也不容易筹措。如果法国确实悔罪求和，退出基隆，归还我国越南土地，那么平息事端、安定百姓，本来就是天下臣民共同的幸事，臣又何必提出这种迂阔的意见呢？臣愚昧的看法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复奏陈述台湾、越南战事策略疏（光绪十年）周德润 经筵讲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臣周德润跪奏：为遵奉圣旨复奏台湾、越南战事策略，仰请圣上鉴察事。

译臣私下于本月初十日恭敬阅看谕旨等文件，仰见朝廷指示机宜、洞察万里，调兵筹饷，极尽日夜忧劳。前二十年因议和而误事，如今一旦决定作战，转眼之间天威震慑，敌情困窘，自然可以向敌人显示宽容；但法国尚未遭受重创，就以议和请求，臣也知道朝廷不会被它迷惑。然而臣内心惶恐，日夜难安。先就德璀琳拟定的第四条说起：法国想暂时管理淡水、基隆的煤矿和海关若干年，这其实就是想占据我国台湾。开采煤矿、征收税款，沿海必然要有兵船，要隘必然设置炮台，城市必然修建教堂；十多年之内，开始盘踞台北，继而蔓延到台南，表面上托言收取煤矿、海关利益，暗中施行吞并台湾疆土的阴谋，使人陷入它的诡计而不自知；又故意采取婉转商议的姿态，借口调停，它的诡诈难道还需要多说吗？再就盛宣怀拟定的第五、第六、第七条说，这些条款有八种祸害。洋人借银，利息只有三四厘，听说这次法国想多索取利息，即使按七厘计算，二千万两本金分四十年还清，除归还本金外，共需支付利息三千四百四十四万两；名义上说不索取赔偿，实际上比加倍赔偿还严重。第一种祸害：中国准许用一千万两购买法国的兵船、枪炮、铁件和机器，这就是所谓以估价货物抵偿款项；货物质量好坏无法知道，价格高低也无法争议，其中必然有价值一份却索取三份的，也有价值二份却索取十份的。第二种祸害：法国以一千万两现银为条件，允许中国自行修造铁路、雇用法国工匠。这样一来，除铁路以外，不能把这笔银两用于别处；工匠中也不能使用其他国家的人。法国既在中国开修铁路以便于自己的图谋，又把银钱收回本国，坐享丰厚利益；明面上说是通融，暗中实际上是掠夺。第三种祸害：据洋人工匠说，从广州、潮州、长沙、岳州、汉口沿长江向东转到南京，再向北经过淮扬，取道临清、天津，直到京师，要修成这样一条铁路，需要白银七千万两。二千万两尚且不够修一条铁路，又要分出一半购买船炮，势必不能停工等待经费，只能向法国请求增加借款，负担就会更加深重。况且中国地域广大，法国先修一条作为开端，英国、美国、俄国等各国必定争相修建数条以谋取利益；拒绝它们会伤害和局，答应它们又会留下祸患。第四种祸害：西洋人曾说中国土地崎岖盘曲，不足以让炮车驰行；如今修筑铁路来削平山川险阻，那么陆路上的战守也将失去凭借。而且火车铁轨都是法国工匠建造的，很难保证他们不会按照原样多加铺设。将来法国挑起事端，火车飞驰、道路畅通，什么能够阻拦？即使我国拆掉一段，法国仍可再填补一段，这就像进入无人之境。第五种祸害：过去土耳其修造铁路，借了英国、法国的钱，无力偿还，以致受到强邻逼迫。英国借钱给俾鲁芝国修造铁路，因债务太重，竟要求以铁路作为抵押。外国人曾经借此控制他国，使我国也归他们操纵。第六种祸害：洋人的铁路股份只能得到四厘利息，中国借款却要支付六七厘，怎么可能获得超过四厘的利润？亏损短缺自然不必说。何况铁路开通后，舟车运输和挑担行业都会有人失业，百姓更加贫困，这是既损害国家又损害百姓。第七种祸害：山河险阻不仅用来抵御外敌，也用来防范内部盗贼。如今铁路平坦通达，假如盗贼在偏僻地方凭借人多抢夺火车，再胁迫司火者开车飞驰，袭击城邑、攻打城池，限定日期就能到达，防守它恐怕也来不及。第八种祸害：这两人拟定的和约，隐藏的祸患无穷，比战争更加危险。臣私下认为，自古抵御外敌的策略，最终都以议和收束，但必须在战争中多取得一分成效，议和时才能少一分弊端。如今兴师数月，台湾、越南战事最终尚未取得成效，是因为赏赐厚而惩罚轻，诸臣没有什么畏惧。要是在事情尚未发生时保卫台湾，在越南尚未失守前救援越南，就能事半功倍；却因为何璟、张兆栋因循拖延而使台湾危急，因为唐炯、徐延旭畏缩胆怯而使越南失陷；前面的失败已经足以作为鉴戒，如今只有做到赏罚必信、该赏必赏、该罚必罚，才能施行威令。臣考虑救援台湾有三条策略。第一，依靠台湾自身保卫台湾。近日听说法国有封锁港口的说法，议论者于是担心台湾援助断绝，却不知道台湾本来就有不依赖外援的条件。历来沿海的豪强盗徒、漳州泉州的豪杰，大多逃窜藏身于台湾境内，黄梧、施琅就是前车之鉴。用忠义激励他们，用功名奖赏他们，何愁没有将领？过去蔡牵、朱一贵作乱时，台湾的乡兵曾经击破贼军。近来大户林维源等人，每家都招募数百或数十名勇士不等，把散处的人聚集起来；他们熟悉地利，能忍受烟瘴，又要保卫家室，何愁没有士兵？台北产煤的地方多出产硝磺，台南设有机器制造设备，能够制造枪炮；而且当地风俗喜欢械斗，村居中多有鸟枪，临时征用，何愁没有军火？台湾土地肥沃，一年可以收获三次，富户从拥有数百万金到数十万金的，不可胜数；竭力劝导他们捐输，何愁没有粮饷？南北两路相距一千多里，声援不能接通，应当招募土著一万人，驻扎在诸罗，扼守南北中部。道员刘璈刚愎自用，嗜好很深，防务恐怕不能得力；他是否应当更换、如何驾驭，请敕令刘铭传悉心查察，不得稍有迁就。第二，依靠福建救援台湾。从泉州虹江口到彰化鹿港，只有四百里；从澎湖到台湾鹿耳门，只有二百里；如果遇到顺风，都可以半日到达。杨昌浚、杨岳斌等人责无旁贷，应立即命令水师旧部审度时机，或者秘密进入虹江，或者暗中驻扎澎湖。入冬以后北风很有利，只要有十多艘师船和商船，在月夜扬帆，天亮就可以进入港口。查鹿港有三十里浅水，鹿耳门沙滩浅而容易搁住船只，都是洋人兵轮所忌惮的地方，乘顺风连夜渡过，以小船为宜。第三，依靠广东南洋救援台湾。除天津靠近京畿、不必拨船外，广东、南洋都可以相助。查台湾前山著名的港口，法国船只停泊很密集，只有后山东面一带大海辽阔、人迹罕至。上次日本侵扰台湾，曾经从这条路线泊船；如果侦察访问确实，或者雇用洋船护航，或者用中国轮船装载士兵，绕到后山，寻找机会进入港口，登陆后从生番各社进入，援军自然可以畅通无阻。此外，南路还有打鼓港、东港、大港、喜树仔，北路有笨港、五条港、大甲、后陇，以及偏僻私港，洋人哪里能够全部走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口〕

译如果出其不意，也可以酌情迅速行动。这三条都是救援台湾的办法，但诸臣屡次催促却没有得到回应，拟请严厉敕令刘铭传、左宗棠、杨岳斌、杨昌浚、张之洞、曾国荃等人协力保卫台湾。如果再拖延贻误，或者暗中分裂彼此疆界、各自为政，一定将这些大臣严惩不贷。再次，恢复越南有三条策略。第一，牢固团结越南民心。越南社会已经残破，但那里的臣民仍然思念旧主，难道没有仗义而起的人吗？法国以教民作为前驱，这些人又被饥寒所迫。能否明发谕旨，告诉他们恢复藩封的意图？越南忠臣义民愿意归附的，可以任用为向导，或者编入大营，总要使他们得到妥善安置，等战乱平定后登记册封，再优厚加封爵位、赏赐。安分守己的良民，我军不得侵犯丝毫；那些替法国教民服役、生活困苦可怜的人，如果能够擒获或斩杀敌方首领，到军营报功，可赏银若干两；他们主动脱离法国来归附的，命令就近屯垦，使他们有谋生之业。并命令云南、广东各军宣扬圣德，到处张贴安南晓示，那么顺逆就会分明，归附我国的人日益增多，而法国的党羽就会孤立。第二，乘机使用奇计。虹江的轮船比较小，我军又处在上游，冬季风向顺利；听说黄守忠擅长水战，陈嘉善擅长袭击军营，可以秘密命令这些弁员招募数百名敢于牺牲、善于泅水的人，夜间登船，或者潜伏水下堵塞轮船，或者使用火器焚烧敌舰，使敌人失去所长，再用陆军夹击，那么敌军势必节节溃退，形势就像劈竹子一样顺利。第三，严惩骄横的将领。藩司王德榜到广东以后，没有建立丝毫功劳，两次奉旨署理广西提督，他却再三抗拒违命，始终不肯接受任命，强横倨傲、轻慢玩忽，哪里是臣子应有的表现？这次潘鼎新驻军谅山，苏元春屡次交战都取得胜利，各统领正应乘着这股声威协力攻取，哪里料到王德榜借口有病拖延滞留，迟迟不向前敌进发？屡次奉严旨催促，仍未赶赴前线，究竟走到什么地方，是否听从潘鼎新调遣，应由该巡抚查明后严厉参奏，以整肃军纪，使周寿昌、方友升等人知道警戒，不敢仿效。这三条都关系到恢复越南。南征已有日期，却还不能牵制法国人，拟请再次谕令岑毓英、潘鼎新督率刘永福、苏元春等人，迅速谋取山西、北宁，以图攻取河内。如果越南战事没有成效，那么台湾防务就更加紧张；一旦有所疏漏，只追究该督抚的责任。总之，赏罚明确之后战功才会显著，战功显著之后和局才能形成；如果不能由我国掌握控制，后患将无法防范。臣谨就自己所见，据实陈奏，恭请圣上鉴察。尽情陈述福建防务情形疏（附陈海防紧要、应分驻重兵片）（光绪十年）穆图善 帮办福建军务、福州将军臣穆图善跪奏：为尽情陈述福建防务情形，恭敬缮折仰请圣上鉴察事。

译臣私下查得，福建港口从海口外到省城有二百多里，层层山峦重叠，暗礁和流沙交错，山体全是岩石，天然险要闻名。省城地势平坦，临近河流，向东流几十里就是林浦，北面是商山，南面是旷野；河道因水浅沙流形成一道关口，已经沉下石船堵塞。再往下就是马尾，水深、江面宽达十多里，名为马尾湖；北岸船厂后面山势低小，三面环水，没有险要可以扼守。下游转入员山汛旧炮台一带，南北高山夹峙，峡流长十多里，是最险要的地方。员山寨、田螺湾、闽安镇、南岸、北岸、过屿、六炮台，排列在水边；经过这里，北面是屯头村，南面是梅花港，通向外洋，水面宽而浅。目前在港中广石地方沉石堵塞。再往下，北岸是馆头街，水深而宽，地势平坦；再下游，北面长门、南面金牌相对而立，宽不到一里，是进入港口的第一要口，各自设置炮台。港口前水流湍急，水中浮着两个小山坡，形状像龟，名为南龟、北龟。长门左边连接划鳅港，是前督臣林则徐修筑炮台的旧址。再向左十多里是乌猪港，与五虎门外的定海港相通。到东岱山汇入连江，距县城只有二十里；浅水轮船乘潮可以驶到城脚，沿岸都是平坦地带；连山是进入省城的交通要道，有一百二十里平坦道路。从定海、乌猪到省城，过去一直没有设置防务；连江、馆头之间有一道山坳，道路只有六里，是长门腹部和咽喉最重要的地方。如果敌人趋向连江从陆路进攻，长门必然溃败，省城也会震动。此前马江战役中，敌军把两艘大船留在馆头，同时开炮攻击凯中营，企图攻打我军腹部，幸亏伏兵抵抗，未能登岸。长门外的湖江、芭蕉、苍石、熨斗，与五虎相连，都是大水面，没有地方可以扼守。苍石外就是马祖澳，敌船停泊在那里；西南是白犬山，外面就是大洋，茫茫没有山岸，这就是福建港口实际的地势。福建省土地贫瘠困苦，大炮极少，能够抵御敌船的只有十多门炮。过去修筑炮台经费不足、工程薄弱，疆臣也没有办法；以前从未遭遇敌人，也不知道炮台究竟能否抵御敌军。臣屡次奉到严旨，不得不筹划布置，已经尽力周密，希望上慰皇上日夜忧劳、深切关怀之心。敌人乘议和之机进入马江，福建已经失去了天然险阻。福建的福胜、建胜两艘蚊船，大炮非常巨大，能够击穿铁甲；过去停泊在长门南北龟一带保护炮台，后来调往马江。臣出守长门，却没有船炮保护炮台，内外都受到攻击；原计划用五条铁链悬挂水雷，层层阻拦长门，但没有办成。炮台的炮门全都朝向外面，不能调转回击，结果全部被轰毁。闽安、六台以及金牌、大洋、小洋的土炮，都被敌人用药水炸裂，几乎没有完好的。只有长门经臣督率军队伏在沟中、躺在田埂上苦守四昼夜，像蛇一样爬行运送粮饷，艰苦作战，敌人没有登上炮台，火炮幸而保存；虽然炮架和炮弹损坏了一件，现在已经修好。然而能够抵御敌船的，只有二十一生一炮、十七生四炮，其余都是土铸的小弹炮，没有用处。炮台坍塌后要修固，需要时间和费用；暂时设置的明台不能依靠。两艘蚊船的巨炮，四百磅炮弹沉在马江，已经捞起一门安放在马尾，请求拨给长门却没有办成。这就是福建防务中炮台、炮位的实际情形。战争必须首先谨慎，军事事务不是可以夸夸其谈的；如今抵御敌人，与过去剿灭匪徒相比，营制、炮械、弹药、阵法都完全不同。临机应变，谈何容易？臣见识浅陋、学识疏略，口才文笔又很笨拙；从军二十多年，只是不敢擅自决定军务，面对敌人也不敢顾惜自身，以此自我激励，希望能够弥补愚昧。如今福建防务到了这种地步，惨痛得令人痛心，罪责千般万状。臣督率凯军九营，扼守驻扎在长门、馆头、连江，竭力顾护水陆险要门户；虽然兵力少，但上下同心，杀敌缴械，颇能发挥作用。张佩纶认为长门重要而兵力单薄，再三商议并施加压力，命令凯军长门五营退驻，分调到金牌、广石，分散驻扎，以方勋五营填补驻守长门。敌人来时是否足以依靠，还不能确定。长门水道宽阔湍急，无法堵塞；悬挂铁链、设置水雷，也还没有办成。现在只能急切盼望杨昌浚到来，共同商议办理，等一天如同过一年，比盼望丰收还要焦急。福建防务的实际情形，理应全部陈述，恭敬缮折通过驿站上奏，恭请圣上鉴察。

译再者，法国无理挑衅，天下人共同愤怒；不作战就不能为国家雪耻，这是众口一词的看法。我们训练军队、简选武器、制造舰船、修筑炮台，筹备了多年。如今福建的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好比得了七年的病，已经积存了十年的艾草；病情还不急重时，艾草没有试用，等到要用时，艾草太少又不合用，也不懂得灸法，白白损伤肌肤，病情反而更加危急，只好再去寻找艾草和灸治。又好比人家后园里狐皮、貉皮和木材非常丰富，重重门户关闭着；敌人趁冰雪严寒，穿着厚皮衣、拿着棍棒而来，我没有皮衣和棍棒，就必须赶紧关闭外面的重重门户，回头取狐貉皮做衣服，制作棍棒来应敌。中国的煤、铁等矿产以及百姓资源，超过天下各国，就如同狐貉和木材；敌人依靠坚固舰船和锋利大炮，就如同穿厚裘、持棍棒；作战所用的火炮，就如同艾草；炮弹命中和射程远近有专门的书籍，就如同灸法。这些书是洋文，还没有翻译出来颁布教练；临渴才掘井，本来知道不对，但口渴了不掘井，又能等待什么呢？只凭忠愤用血肉之躯争战，能补救什么？我国拘泥于旧习，不透彻了解外国情形，不作战就不知道敌情。为了眼前减少损失，应该议和；为了将来的国家体面，应该作战。自古以来，国家没有不经历挫折就能振兴的。过去法国拿破仑是欧洲第一霸主，倾全国之力进攻俄国，当时俄国的情形与今天的我国相似。俄国退避进入内地，法国占据俄国都城，俄国绕到海口毁掉法国船只，法国军队数千万人全部覆灭。如今时势、地理与俄国不同，本来难以照搬那种情形，但历来听说英国、美国、普鲁士、法国、俄国、土耳其交战，都是凭借兵力众多、器械充足而取胜。我国兵力已经不少，所缺的是器械；教练容易，准备器械困难。假如我国奋发振兴，赶紧创制适合江湖水域的浅水轮船，修通东北、西北、东南、西南铁路，使各地血脉贯通、调拨迅速；到处开设工厂制造器械，分别派遣本籍有才能声望的人担任使臣，训练民兵，兴办矿务，决定连续作战三五年，不仅可以战胜法国，必将雄踞各国之上。如果因挫折受伤而气馁，就必将永远没有实现自强的日子。如今议论的人，不是夸大敌船敌炮不可抵御，就是说敌人外强中干、不能大举进攻。这是妄自揣测敌情、夸大空谈、炫惑听闻，使人不思奋发，最能误害时局。西方各国人口较少而士气集中，政治与民众共同参与，百姓各自把国家当作自己的国家。过去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天下人都估计法国三十年也还不清，哪里料到它几年就偿还完毕，仍然像鸱鸟张翼一样骄横。战争既非得已，我国即使一战胜过齐国，也仍应从长远筹划意外情况，何况环绕天下的各国都虎视眈眈，并不只是法国。如今万不得已而用兵，臣民上下都血气激昂、枕戈待旦，我国臣民应当怎样卧薪尝胆、振奋精神、准备抵御敌人！如果仍旧得过且过，凭什么治理国家？臣私下估计，法国大举进攻，费用本来就不容易筹措，应当会在明年春天发动。如今商务已经受到阻碍，冬季各国必定出面干涉；如果调停不成，明年春夏各国必定以武力施压，要求停战。但这件事的权力在中国和法国之间，并不是各国能够主宰的。观察俄国、土耳其战争时的情形，各国施压要求停战也没有成功，英国竭力暗中援助土耳其也没有效果。西方各国通常遵守局外中立，所谓援助我国的话，不过是想购买器械、获取财利。眼下福建、台湾紧急，如果我国分路集中重兵进攻越南，迅速收复河内、海防，声言进攻西贡，敌人必定回头顾虑。我沿海七省虽然防不胜防，但台湾防务尤其紧急，琼州的防备尤其单薄，港口多且水浅，法国从越南出动平底轮船容易进入；而且琼州与廉州的北海都靠近越南海防，更应厚重设防。山海关以内的昌乐、杨河口，关系最为紧要，似乎应驻扎老将和重兵；登莱及大连湾也应筹划防备。广东钦州与越南广安、芒街接壤，陆路通向海防，应当出奇兵，招募高州、廉州勇士进攻捣毁，那么北宁、河内自然会溃败，海防也可以收复。臣愚昧，哪里敢妄谈军事？只是世代受到国家供养，承蒙圣明体察，平素也听到一些情况，不知是否正确；这些忧虑积压在心中，不敢安然缄默，只好以草野之见上达天听，恭请圣上鉴察。全面筹划台湾防务疏（光绪十年）万培因 吏科给事中臣万培因跪奏：为全面筹划台湾防务，恭敬陈述管见，谨缮折仰请圣上鉴察事。臣因先前交议事件，曾公开上疏分条陈奏；九月十六日，又因台湾防务紧要，专门上折冒昧陈述，想来已经得到圣明洞察。如今臣又收到厦门转来的书信，以及近日听到的传闻，冒昧拟定三条意见，以备圣上采择。一、湘军、淮军应当互相调换。传闻左宗棠上疏请求，由南洋拨船五艘、北洋拨船四艘，迎接杨岳斌新募的八营军队赴台。现在杨岳斌所统率的军营能否按期前来援助，本来难以预料。只是想到自发捻平定以来，湘军、淮军各自树立旗帜；现在刘璈招募的湘勇不下万人，而据刘铭传奏报的情况，除铭武一军外，其他军队都不足以依靠，这就不只是湘、淮两军各存成见的问题了。大概因为让他们充当心腹和臂膀，并不是平素所熟悉的用途，实际也有难以调度驾驭之处。况且杨岳斌与刘铭传势力相当，难以相互屈居下位；杨岳斌不赴台，便无人统带，赴台后又会出现事权不一。彼此牵制，军队再多又有什么用呢？从前特别担心南、北洋不肯拨船运送援军，现在既然已有九艘船可以运送军队，那么与其运送缓不济急的湘军，不如把原来拨往援台、后来折回的淮勇二营，以及现驻江阴、由张景春率领的淮勇六营，装船运往台湾；再把杨岳斌招募的湘军八营，依次由江轮运到江南，补足淮军调走后的缺额。即使杨岳斌驻扎上海，也便于调度接应。这样就把湘军归曾国荃统领，把淮军归刘铭传统领，只稍作调动，不仅台湾援军可以迅速集中，也能各自收到廉颇为赵国效力那样的效果。

译一、客兵和土勇应当同样重视。臣收到厦门来信说，台北的淮军不习惯当地水土，因瘴气患病的很多。刘铭传因为亲军过于单薄，打算坚守等待救援；当地人怀疑他胆怯退缩，群情激愤不平，官绅也积累了疑虑，长此以往恐怕会激成变乱。臣认为，台湾人天性强悍，缓急之时可以任用；刘铭传到台湾不久，对当地人情风俗还没有完全了解，所以不能就地取材、顺势引导。臣认为，与其上下猜疑愤懑，像同室操戈一样，不如让客兵和土勇彼此资助，把内部争斗转化为共同抵御外侮。土勇胜过客军的好处有五点：没有瘴气侵袭之患，这是第一点；熟悉山路险要，这是第二点；伤亡后能够立即补充，没有转运补充的困难，这是第三点；各自保卫身家，作战必然尽力，这是第四点；把所有游手好闲、无业之人编入军籍，敌人就无从诱骗胁迫，这是第五点。只是如果不授予他们较大的权力，责任就不能专一，容易导致观望。查林维源原有三品卿衔，陈霞林是候补知府，不知能否破格加以鼓励，赐予虚衔，特授‘督办团练大臣’的名义，并谕告他们：刘铭传孤军无援，还须兼顾全局；你们这些绅士籍贯属于淡水，在那里食毛践土二百多年，理应同仇敌忾，以彰显义愤。对于基隆地方被法国人侵占的地区，应责令这些绅士督率乡团，和衷共济，合力谋求收复。至于所需军饷粮食，就命这些绅士在当地筹集捐款，等事情平定后，准许他们列具清单申报，以便移文奖赏；有皇帝亲自褒奖，这些绅士既有天良，必定能够毁掉自己的家产来缓解国家的困难。同时请皇上谕令寄告刘铭传，务必设法联络他们，以巩固人心，不得专门依靠客军，以致形成孤立局面。一、保护法国商人，应当有所限制。此前奉到谕旨，要求对法国商人一体保护，这是我朝如同上天一样的仁德，本来希望他们悔悟而服从法度；可是几个月以来，他们越来越猖狂，要求也越来越贪得无厌。负责此事的诸位大臣，至今还没有筹划全局。[原文‘规昼’疑为OCR误字，疑作‘规画’]各国之所以愿意议和，是为了通商。如果一方面交战，另一方面又可以通商，那么外国人和我国之间便有了不必求和的趋势。因此，只要法国商人不停业，不仅不能指望他们失败；即使我国百战百胜，法国人收兵回国，也可以既不谈战争，又不谈和平。他们年年筹谋入侵，我国便处处没有撤防的日子；相持日久，对他们的商务几乎没有损失，而我国的军饷力量已经无法支撑。从来劳师远征，取胜之道在于速战；如今反而使我国急迫、敌人从容，原因就在这里。现在法国人既已占据基隆，又想封锁我国海口，怙恶不改、欺凌我国，天下人都对此愤怒，应请皇上明发谕旨，说明法国人不知悔改、不能再一体保护的情形，再次向中外宣布：各省通商口岸的法国坐商，以及往来于法国的商船，一律限期勒令停业，与法国断绝贸易。同时敕令南洋大臣立即驱逐法国公使巴德诺，不得任由他留在上海暗中传递消息；并敕令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照会俄国公使，不得借保护之名干预。这个建议如果实行，法国商人估计一定会把停止战争视为当务之急。因为外国的军饷取自商人，战争尚未获利，商人却先受到损害，谁肯放弃已经到手的利益，去供应无穷无尽的军费呢？况且各口岸停止贸易以后，即使基隆煤矿万一守不住，经营煤矿获利的商人，也未必就是各口岸中因停市而受损的商人。我们只要坚持下去，他们内部必然争吵，这是情势必然如此。因而不停止商务，我国即使取胜，祸害也无穷；能够停止商务，我国即使战败，形势也可以胁迫对方；两者利害相较，差别如同天地。有人说，在中国的法国商人不多，恐怕不值得重视；却不知道法国在中国有租界码头，坐商虽然少，轮船运输所得的利益却很多。看这次拟定的条约，一方面想购买法国的船只器械，另一方面又想承办铁路工程，无不把商务作为转圜之处，这就是明证。况且我国因为畏惧法国而受其要挟，把招商局押给美国；法国能够阻碍我国的商业，而我国还想保护法国的市场，哪有这样的道理！迫于形势而谈论战争，原是朝廷不得已的苦心；如果不顾国体，一心求和，其罪固然死有余辜；但只知道主张战争，却不思考制服敌人的策略，那么即使侥幸胜利一天，终究也没有跨海声讨法国的办法。这样无论求和还是作战，权力都由对方掌握，究竟拿什么办法来收束局面呢？所以臣认为，关闭关口、断绝贸易的谋划，不可再拖延。臣是为筹划防务、制服敌人而提出这些意见，是否恰当，恭请圣上鉴察。《粤东海防大略情形疏》（光绪十年）张之洞 两广总督臣张之洞跪奏：为恭敬陈述广东东部海防的大致情况，仰祈圣上鉴察此事。

译臣刚到任时，就听说法国人背弃盟约，警报接连传来。揣度其贪婪狡诈的情形，臣深知皇上的谋略英明果断，万难迁就法国，因此急切地把筹备战守作为要务。臣向同僚咨询，访问将领和属吏，综合核查军队实力，筹划军饷需求，按照地图考察地势，劝导督促团练；于是巡视外海、内河各炮台，以及省城外陆军的各营垒。当时已经多次奉到皇帝关于筹划防务、筹划作战的诏令。不久听说敌人侵犯鸡笼，又听说敌人进攻马尾，接着又听说敌人窥伺广东，战事形势日益紧迫。凡是设置险要、创建炮台、制造船只、购买器械等必须经过年累月才能完成的事情，形势都不允许立即兴办，只能把能够做到的力量和当时能够办理的事情全部竭力安排。查广东以海为疆界，势难处处设防，但大体有四处：省防、琼防、廉防、潮防。省防最为重要，也最困难。虎门海口广大深远，两岸相距一千二百丈，炮火不能互相接应；旧有各炮台，疏漏错误，毫无法度，背山面水，容易滞留烟气、收纳炮弹，一时很难改造；即使能够改造，只有寥寥几门炮，又怎么能够遮断辽阔海面？沙角尤其宽阔，炮台还早着完工。这是第一点。内河深而宽，兵船可以驶到城下；城墙低矮单薄，城内房屋密集，城外没有布置营垒的地方，城上也没有射程远的火炮。这是第二点。虎门以西还有五个海口，称为五门，澳门不在其中。横门、磨刀门、崖门可以驶入大型兵轮，蕉门、虎跳门可以通行中小型轮船；海口内的港汊彼此相通，都可以通到省城。这是第三点。敌人可以在香港停船，可以在澳门登陆；英国和葡萄牙一向都亲近法国，帮助提供军械、接济粮食，关系如同卭駏一样亲密。敌人有停泊休整的地方，我们却没有禁止控制的办法。这是第四点。外国人在广东居住已久，吸食鸦片者借助外国人谋利，入教者借助外国人寻求庇护；地形、营制以及官吏的行动，外国人无不细致了解，我们无从防范侦察。这是第五点。广州城中的游民多达十余万人，争斗抢夺几乎无日不有；省城外一旦发生战事，这些人就会乘机而起，所以既要抵御外侮，又要防止内部冲突。这是第六点。河道如此纷杂，必须有战船，才大致可以扼守；广东省的兵船两艘已经在援助福建的战役中毁坏。此外的中小轮船都是缉私捕盗之用，并非战舰，只有一艘西式蚊子船，恐怕也没有多大作用。这是第七点。军饷不足是各省共同的祸患，而广东省的库储常常空虚，只能依靠借款办理防务、扩充营伍、购买军械，费用繁多没有限度；再加上协助云南、广西，援助福建、台湾，实际上已经无处可以搜刮筹措。这是第八点。南洋海面以广东为要冲，中国办理洋务以广东为开端；探听外国情形、购买外国军械，以广东最为便利。经营了二十年，本来早应准备周密，然而历来治理广东的人习惯因循守旧，缺乏通达深远的见识。自去年秋冬以来，彭玉麟、张树声经营防务，逐渐有了规模。彭玉麟忠勇壮烈、勤苦尽职，足以感发军民；张树声一向精于研究西方火炮器械，正在逐步筹备；新造的炮台大略仿照西式，开始改变旧规。只是事务繁重，经费困难，而且常常受到各国洋人的牵制；将领属吏又习惯疲惰，大多拘泥于积习和错误见解，暗中存有侥幸无事的心理。又有许多人没有见过外国的战阵，防御方法很少有成形的谋划。臣与诸位大臣三令五申，考核督促，日夜不息，苦口劝说；三个月以来，部署大体确定。前路称为虎门，距省城一百二十里；虎门以内东山山麓有一座炮台，称威远台；海中心有两座炮台，称上横档、下横档，由署理水师提督方耀负责。虎门以外，东边是沙角，西边是大角和蒲洲，彭玉麟首先提议在这三处新建炮台。沙角由湘军将领提督娄云庆负责；大角、蒲洲由淮军将领提督王永章负责。这是前路两处。中路称黄埔，距省城六十里。内海水势由东西流入，中间分为两支，连接省城。黄埔的尽头是长洲，处在南北两支水道之间，由淮军将领提督吴宏洛负责，张树声的行营驻扎在那里。南支南岸是沙路，由淮军总兵王孝祺、提督蔡金章负责；北支北岸是鱼珠，由署广州协副将总兵邓安邦负责。鱼珠以内，距省城十里，称中流沙，水心有炮台，由游击黄增胜负责。这是中路三处。西南路距省城十里，称南石头，是五门各河通往省城的总要道，由湘军将领提督陶定升负责；彭玉麟的行营驻扎在那里。再向西南四十里是两河口，东边是石壁村，西边是五斗口，是五门以西来水并通往佛山镇的要道，由副将利辉负责，分驻艇船二十只、陆勇一营，在岸边修筑土台。这是西南内外两路。长洲南北两条河道，都沉船装石，选择要害处拦塞；每条河内外各设置两道拦塞。以上都是海防。陆防东路从鱼珠登陆可以抵达省城，是往年洋人登陆的熟路；除邓安邦各营外，还有提督杨安典所部炮队协助。鱼珠岸上向北延伸有大山，称吉山；从吉山以西，南到猎德江滨，北抵燕塘山麓，曲折延伸到省城东门，陆军可以大队通行，是最重要的冲要之地，由署理陆路提督郑绍忠所部东七营负责。陆防西路从城西北八里的增步可以登陆，军火机器局设在那里，由郑绍忠所部西二营负责；副都统尚昌懋、锺泰所部旗兵洋枪抬枪队四营协助。郑绍忠在城东北白云山前扎营，居中策应；东西哪一路有警报，就亲自率领大军前往。这就是陆防东西两路。至于沙角、威远有警，由濂溪、竹溪二社团练协助；沙路有警，由沙湾、茭塘二司团练协助；鱼珠有警，由鹿步司以及东莞、新安两县团练协助；白云山各营有警，由慕德里等社团练协助。

译增步有警，由三元等里、恩洲十四乡、大沥四堡团练协助；五斗口有警，由五斗司、佛山镇等处团练协助。如果发现轮船，只能用来运输物资、巡逻侦察；艇船、扒船船行迟缓、器械缺乏，只能分别停泊在各个里港，借此作为疑兵。统率内河各船、相机进行扰乱，由总兵黄廷彪负责。在长洲左右，屯驻装载水雷的雷勇洋划三十只，以保护水雷；在新塘尾、鱼珠、沙路、猎德、海珠等处，各设置渡船二十只，以备调兵往来、相互策应。至于南海、番禺、香山、顺德、新会、东莞、新安各县，分出的港口支流很多，防不胜防，只有责成各营各县，激励民团，挑选训练士兵，雇募沙艇，号召渔船，在河道较窄处设法拦截，修筑土台，购买寻找民间火炮，选择要害据守，视时机作战，以挫败敌人从旁抄袭、分兵扰乱的企图。这就是省防的大致情形。琼州孤悬海中，水土恶毒，物产贫瘠，米粮依赖海北供应，距省城二千多里，文书传递困难，孤立危急已到了极点。经过署理琼州镇总兵吴全美、署理雷琼道王之春竭力经营，防务还不算松懈。琼州府西面正对越南的海防口，当地有铜矿，早已为西方人所觊觎。自六月以来，法国船只多次前往窥探、测量水深；最近译出的西方电报屡次说，法国人攻打台湾后，就要图谋琼州。假如那里遭到进攻，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坚守，外援无法飞速渡海而来。于是又为那里增设营伍、增加军械，筹措军饷粮食；现在琼州有勇营十四营，广东省能够提供的力量也只有这样。只是海口较浅，大型兵船必须停在十五里之外，还可以设置险要、奋力作战。文昌县所属铺前司，海口门较深，但一个月有两次潮汐，船只进出不便；从陆路到府城，道路迂回曲折。只有儋州、崖州两个海口最深，但那里地瘠水毒，不仅省城鞭长莫及，即使琼州府也难以兼顾，这已经是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这就是琼防的大致情形。廉州北海一处海口距离越南很近，从海防来的法国船半天就能到达；所属钦州与越南海宁府相毗邻，一名芒街。这里中越交错数百里的区域中，入教民众一向很多，而且都是外来匪徒，又是九头山海盗出没的地区。廉州方面由高州镇总兵张得禄和奏办团练的总兵李起高负责，营地设在神开港；钦州方面由参将莫善喜和奏办团练的前广西提督冯子材负责，营地设在东兴街。七月底突然来了几百名入教民众，聚集在北海；调团练前往后，他们才散去。又有法国五艘船从越南境内的岳山港登陆到芒街，召集入教民众，分发衣服和武器。法国首领又直接逼近我军营垒，仔细窥探后离去。法国船过了半个月才行动，有的可能想沿海扰乱东部边境，有的可能想翻山抄袭西路军队，究竟意图如何还不能确定。只有命令购买旧炮，酌情增加勇营，联络山峒团练，招抚利用海盗，作为巩固边防、抵御敌寇的办法。查廉州、钦州一带，水陆都要防守，法国船片刻即可到来，教匪的巢穴又无法铲除；而且那里距离省城偏远，河流多、骑兵少，文书难以送达，更何况援助接应呢？今后的边患不会有停止的时候。这就是廉防的大致情形。潮州汕头一处海口，近年才修建了碕碌炮台，炮台已经嫌其孤立，火炮也没有配备齐全。自从几营旧勇援助福建离开后，新招募的士兵还需要训练，只有责成该镇、该道，联合团练、筹集军饷，就地筹办防务。从汕头通往揭阳的一路，河道深而宽；青屿旧炮台处于失势地位，现已命令在青屿以东的钱冈设置水栅栏拦截，在进入内港二十里的南北两岸各筑一台，再在距城三十里的双溪嘴修筑一台，移置旧炮驻守。至于从汕头到府城九十里，河浅沙多，潮州人一向强悍；内河和陆路或许不是敌人所窥伺的目标。这就是潮防的大致情形。当前的急务，自然不能不全力专门顾及省防；即使只谈省防，水陆防线合计已经达到四五百里，而且八面受敌，各处团练又彼此牵制；炮台少而大炮不足，水面上没有坚固的兵轮，水雷虽有利用价值却苦于数量太少，堵塞河道的工程巨大，难以修得坚固厚实。各炮台的火炮刚刚开始校准射击，新募营伍尚未训练；财政困窘而军饷需求更加紧迫，海面受扰而厘金税收日益减少，军火只能到香港搜购却已经无从取得，向海外购买又难以及时运到；团练能够助长声势却不能真正战斗，陆军能够拒守却不能反攻。然而还想兼顾广州所属六个海口，远距离统辖琼州、廉州两郡，救援邻近疆域的紧急情况，供应进入越南的军队，种种棘手情形，实在受到事势和时间的限制。臣本来迂腐愚钝，没有经历过军事事务，又在仓促之间接受任命，安排施行十分困难；只有仰仗圣上的谋略，竭尽忠诚和力量，用忠义激励士民，用重赏鼓舞勇士，用和衷共济团结各位将领，广泛听取意见以汇集众策。每逢防务安排等事，都与尚书臣彭玉麟、前任总督臣张树声、巡抚臣倪文蔚虚心商议，谋划确定后再行动。目前参与此事的诸位大臣，意见没有丝毫不一致；即使湘军、淮军、粤军之间，也没有任何地域界限和隔阂。各营都有奋发昂扬的气势，百姓全都怀有同仇敌忾之心。如果出现敌情，将军臣长善、巡抚臣倪文蔚分别负责守城；臣彭玉麟亲自督率虎门一路，臣张树声亲自督率黄埔一路，臣亲自督率鱼珠一路。上面依靠国家声威，下面凭借士气，同心协力，发誓遏制敌人的凶猛攻势，以保卫疆土，使皇上宽心。除紧急事务已经随时用电报奏报外，所有广东防务各路的情况，理应分别详细上陈，恭请圣上鉴察。《请速调劲旅救台疏》（光绪十年）刘铭传 头品顶戴、督办台湾防务福建巡抚、一等男臣刘铭传跪奏：台湾北部军情紧急，请皇上下旨敕令催促，迅速调派精锐部队渡海赴台，以挽救危急局势。恭敬地上折仰祈圣上鉴察此事。

译臣在十一月初九日，已经将台北防守剿办的情况恭敬上折陈奏在案。臣恭敬地奉到十月二十日以电报寄来的谕旨，大意是：南、北洋援助台湾的兵轮，应在限期内出发；法国人一定会设法抵御，不能专门顾及封锁海口，正可以乘这个机会另行雇用商轮，运输兵械，寻找空隙抵达台湾。钦此。由此可见圣主对台湾、上海的挂念，无微不至，臣感激惶恐，无法形容。查台湾自六月十五日基隆开战以来，至今已经半年，只从江阴几次调来淮勇一千三百人；虽然又增募土勇五千多人，但武器不精良，难以抵挡强敌。沪尾海口关系台北全局，极为紧要，共有淮勇、楚勇七营，土勇三营；基隆一路只有曹志忠所部六营；其余苏得胜、林朝栋等人的土勇五营，分别驻扎在六堵等地。曹志忠在九月十四日三更时分率队，想赶往狮头岭，袭取九芎坑敌营；但因山高路险，被敌人察觉，该军刚到山下，敌人就开炮，立即伤亡四十多人。曹志忠见敌人已有准备，于是收队退回。后来臣命令他稳扎五堵，扼守水陆要隘，不得轻率进攻。用兵的道理，最难在于攻打坚固阵地，尤其难在仰面进攻。基隆山势险峻，道路崎岖，敌营都依山傍海，又有兵轮守护，公开进攻非常困难。曹志忠所部经过伤病之后，精锐只剩一千多人；如果再有伤亡，今后淡水东路就难以支撑。而且攻坚尤其需要炮位，现在炮弹、枪弹都不多，一旦用尽，就没有武器抵御敌人。臣已经多次向曹志忠等人反复告诫，不必图谋进攻而轻率前进。如果为了基隆这一小块地方而丧失台北全局，获罪将更加严重。法国军队长途劳师远征，有利条件在于速战，拖久了也无法支撑；我军只有坚守等待援军，视时机进取。这就是臣因为台湾孤悬海上、兵力少而器械缺乏、接济困难，为求保住危急局势，不敢轻率进攻基隆的原因。左宗棠与总督杨昌浚先后到了福建，臣军队的饷械应当可以竭力筹办，只因海道不通，援兵一直没有渡海东来。左宗棠还依据刘璈的禀报，上奏催促进攻基隆，自然是不了解台北兵力单薄的情况。据法国船上一名欧姓通事在二十日的密报，法国派往台湾的四千名士兵被安南截留，孤拔在十五日亲自前往安南调兵；十九日又有两艘英国商船替他们装运粮食到台湾，似乎有大批军队即将到来。现在基隆、沪尾水陆共有四千多人，兵轮十六只、小轮七只等。臣先前得到这名通事密报法国增兵后，接连数次发电报请总督迅速派精锐部队三千人，趁台湾南部目前没有法国船只的机会登陆。至今还没有收到回信。现在又蒙皇上多次降旨，命令两江、两广总督调拨臣的旧部渡海赴台。在当前形势极其紧迫之际，臣只有仰恳皇上施恩，迅速敕令两江总督曾国荃，把江阴即将到达的一营兵，以及厦门淮勇二百多人，赶快设法运到台湾，由台南登陆；并请敕令两广总督张之洞，迅速把吴宏洛所部五营调来台湾。如果吴宏洛不能抽调，还请敕令左宗棠、杨昌浚迅速筹集调拨楚军三千人，前来台湾，归孙开华节制，以资守御。除已经电请北洋转电总理衙门代为奏报外，所有台北军情紧急、请求调派精锐部队的各项缘由，谨恭敬上折飞速陈奏，恭请圣上鉴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