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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司马彪撰
刘表
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表初到，单马入宜城，而延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与谋。表曰：“宗贼甚盛，而众不附。袁术因之，祸今至矣！吾欲征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表顾问越，越曰：“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皆武人，不足虑。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术等虽至，无能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之计，臼犯之谋也。”遂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贼张虎、陈生拥众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寄单骑往说降之，江南岁悉平。(《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
傅干
袁尚遣高干、郭援将兵数万人，与匈奴单于寇河东，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傅干说腾曰：“古人有言：‘顺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国治，上下用命，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谓顺道矣。袁氏背王命，应胡虏以陵中国，宽而多忌，仁而无断，兵虽强，实失天下心，可谓逆德矣。今将军既事有道，不尽其力，阴怀两端，欲以坐观成败，吾恐成败既定，奉辞责罪，将军先为诛首矣。”于是腾惧。干曰：“智者转祸为福。今曹公与袁氏相持，而高干、郭援独制何东，曹公虽有万全之计，不能禁河东之不危也。将军诚能引兵讨援，内外击之，其势必举。是将军一举，断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将军。将军功名，竹帛不能尽载也。唯将军审所择！”腾曰：“敬从教。”于是遣子超将精兵万余人，并将遂等兵，与繇会击援等，大破之。(《三国志·魏书·钟繇传》)
孟达
孟达将蜀兵数百降魏，魏文帝以达为新城太守。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鄣汁、苏合香。亮使郭摸诈降过魏。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摸语仪言：“玉玦者，谋已决；织成者，言谋已成；苏合香者，言事已合。”(《太平御览》三百五十九)
司马懿
辽东太守公孙渊反。明帝召太尉司马公讨之。军到襄平，公围之。北面东面有围不合，连车置水中，积石镇其上，以鹿角塞之。(《太平御览》三百三十七)
辽东太守公孙渊反。太尉司马公讨之。军到襄平，去城百步，空重堑，坚连栅，安诸营，立楼橹。其近水沙地不得作围堑，而车轮以大弋[手豕]穿，中又竖轮障其前。(《太平御览》三百三十七)
蒋济
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陆道，并攻辽东。蒋济谏曰：“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不宜轻伐。伐之而不制，是驱使为贼。故曰：‘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质，岁选计考，不乏职贡。议者先之，正使一举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国，得其财不足为富；傥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帝不听，豫行竟无成而还。(《三国志·魏书·蒋济传》注)
傅嘏
嘉平四年四月，孙权死。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表请征吴。朝廷以三征计异，诏访尚书傅嘏，嘏对曰：“昔夫差胜齐陵晋，威行中国，不能以免姑苏之祸；齐闵辟土兼国，开地千里，不足以救颠覆之败；有始不必善终，古事之明效也。孙权自破蜀兼平荆州之后，志盈欲满，罪戮忠良，诛及胤嗣，元凶已极。相国宣文侯先识取乱侮亡之义，深建宏图大举之策。今权已死，托孤于诸葛恪。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泛舟径渡，横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粮于寇；或欲四道并进，临之以武，诱间携贰，待其崩坏；或欲进军大佃，逼其项领，积谷观衅，相时而动；凡此三者，皆取贼之常计也。然施之当机，则功成名立，苟不应节，必贻后患。
译战略
司马彪撰
刘表
刘表起初担任荆州牧时，江南地区的宗贼势力强盛，袁术驻扎在鲁阳，完全占据了南阳的军队。吴人苏代担任长沙太守，贝羽担任华容县令，各自凭借兵力作乱。刘表刚到任时，单人匹马进入宜城，并延请中庐人蒯良、蒯越以及襄阳人蔡瑁共同谋划。刘表说：“宗贼势力非常强盛，而民众不归附。袁术借此机会，祸患现在就要到了！我想征集军队，恐怕不能聚集，有什么计策可以施展呢？”蒯良说：“民众不归附，是因为仁爱不足；归附了却治理不好，是因为道义不足。如果仁义之道得以施行，百姓归附就会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何必担心所到之处不听从，还要询问征集军队和计策的事呢？”刘表回头询问蒯越，蒯越说：“治理太平时期要先用仁义，治理乱世要先用权谋。军队不在于多，在于得到人才。袁术勇敢但缺乏决断，苏代、贝羽都是武夫，不值得忧虑。宗贼的首领大多贪婪残暴，被下属所怨恨。我有所培养的人，让他们展示利益，他们一定会带领部众来投奔。您诛杀那些无道之人，安抚并利用他们。全州的人，有乐于生存的心愿，听说您盛大的德行，一定会背着婴儿前来投奔。军队聚集，民众归附，向南占据江陵，向北守卫襄阳，荆州八郡可以传布檄文而平定。袁术等人即使到来，也无所作为。”刘表说：“子柔的话，是雍季的议论；异度的计策，是臼犯的谋略。”于是派蒯越派人诱骗宗贼，到来的有五十五人，全部被斩杀。袭取他们的部众，有的立即授予部曲编制。只有江夏贼人张虎、陈生拥众占据襄阳，刘表于是派蒯越与庞寄单人匹马前往说服投降，江南地区全年全部平定。（《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
傅干
袁尚派遣高干、郭援率领数万军队，与匈奴单于侵犯河东，派遣使者与马腾、韩遂等人结盟，马腾等人暗中答应。傅干劝说马腾说：“古人有句话：‘顺应正道的人昌盛，违背道德的人灭亡。’曹公尊奉天子讨伐暴乱，法令严明国家治理有序，上下服从命令，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以说是顺应正道了。袁氏违背王命，勾结胡虏来欺凌中原，宽厚却多猜忌，仁爱却无决断，军队虽然强大，实际上失去了天下人心，可以说是违背道德了。现在将军既然侍奉有道之主，却不尽力，暗中怀有二心，想坐观成败，我担心成败一定之后，奉辞责罪，将军首先成为被诛杀的首恶。”于是马腾感到恐惧。傅干说：“智者能转祸为福。现在曹公与袁氏相持，而高干、郭援独自控制河东，曹公虽然有万全的计策，也不能禁止河东不陷入危险。将军如果能率领军队讨伐郭援，内外夹击，其势必能攻克。这是将军一举，断绝袁氏的臂膀，解除一方的危急；曹公必定重重地感激将军。将军的功名，竹帛也不能完全记载。希望将军慎重选择！”马腾说：“恭敬地听从教导。”于是派遣儿子马超率领精兵万余人，并带领韩遂等人的军队，与钟繇会合攻击郭援等人，大败他们。（《三国志·魏书·钟繇传》）
孟达
孟达率领蜀军数百人投降魏国，魏文帝任命孟达为新城太守。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达汉中，孟达又想响应诸葛亮，送给诸葛亮玉玦、织成的障汁、苏合香。诸葛亮派郭模诈降经过魏国。魏兴太守申仪与孟达有仇隙，郭模告诉申仪说：“玉玦，表示谋略已经决断；织成，表示谋略已经形成；苏合香，表示事情已经聚合。”（《太平御览》三百五十九）
司马懿
辽东太守公孙渊反叛。明帝召太尉司马懿讨伐他。军队到达襄平，司马懿包围它。北面和东面有包围圈没有合拢，将车辆连接放置在水中，堆积石头镇压在上面，用鹿角堵塞。（《太平御览》三百三十七）
辽东太守公孙渊反叛。太尉司马懿讨伐他。军队到达襄平，距离城池百步，挖掘深壕，加固连栅，安设各营，建立楼橹。那些靠近水边的沙地不能制作包围壕沟，而车轮用大弋[手豕]穿透，中间又竖立车轮阻挡在前面。（《太平御览》三百三十七）
蒋济
太和六年，明帝派遣平州刺史田豫乘船渡海，幽州刺史王雄走陆路，一起进攻辽东。蒋济劝谏说：“凡是并非相互吞并的国家，不侵犯叛变的臣子，不应该轻易讨伐。讨伐了却不能制服，这是驱使成为贼寇。所以说：‘虎狼挡路，不治理狐狸。先除去大害，小害自己就会停止。’现在海外之地，累世归顺，每年选拔计考，不缺职贡。议论的人先主张讨伐，即使一举便攻克，得到他们的民众不足以增加国力，得到他们的财物不足以成为富有；如果不如意，这是结怨失信。”皇帝不听，田豫行动最终没有成功而返回。（《三国志·魏书·蒋济传》注）
傅嘏
嘉平四年四月，孙权去世。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人上表请求征讨吴国。朝廷因为三位征将计策不同，下诏咨询尚书傅嘏，傅嘏回答说：“过去夫差战胜齐国欺凌晋国，威势行于中原，不能免除姑苏之祸；齐闵公开拓土地兼并国家，开辟土地千里，不足以挽救颠覆的失败；有开始不一定有善终，这是古代事情明显的效验。孙权自从攻破蜀国兼并平定荆州之后，志得意满，罪戮忠良，诛杀到子孙，元凶已经至极。相国宣文侯事先认识到取乱侮亡的道理，深深建立宏图大举的计策。现在孙权已经去世，托付孤弱给诸葛恪。如果诸葛恪矫正孙权的苛暴，免除他的虐政，民众免除酷烈，苟且安于新恩，内外齐心，有同舟共济的恐惧，虽然不能最终自我保全，还足以在长江之外延期保命。王昶等人有的想泛舟直接渡江，横行江表，收编民众掠夺土地，依靠敌寇的粮食；有的想四路并进，用武力临逼，诱使离间携贰，等待其崩坏；有的想进军大规模屯田，逼近其颈项，积蓄谷物观察衅隙，相机而动；这三种，都是讨伐贼寇的常规计策。然而施行得当，则功成名立，如果不顺应节度，必定留下后患。
自治兵已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丧元帅，利存退守，若撰饰舟楫，罗船津要，坚城清野，以防卒攻，横行之计，殆难必施。贼之为寇，几六十年，君臣伪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溃之应，不可卒待。今边壤之守，与贼相远，贼设罗落，又持重密，间谍不行，耳目无闻。夫军无耳目，校察未详，而举大众以临巨险，此为希幸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唯有进军大佃，最差完牢。可诏昶、遵等择地居险，审所错置，及令三方一时前守。夺其肥壤，使还耕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钞不犯，二也。招怀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罗落远设，闲构不来，四也。贼退其守，罗落必浅，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积谷，士不运输，六也。衅隙时闻，讨袭速决，七也：凡此七者，军事之急务也。不据则贼擅便资，据之则利归于国，不可不察也。夫屯垒相逼，形势已交，智勇得陈，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虏之情伪，将焉所逃？夫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故‘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之谓也。然后盛众厉兵以震之，参惠倍赏以招之，多方广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闲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虏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汉氏历世常患匈奴，朝臣谋士早朝晏罢，介冑之将则陈征伐，搢绅之徒咸言和亲，勇奋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哙愿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万独举楚人，而果辱秦军。今诸将有陈越江陵险，独步虏庭，即亦向时之类也。以陛下圣德，辅相忠贤，法明士练，错计于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之，虏之崩溃，必然之数。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释庙胜必然之理，而行万一不必全之路，诚愚臣之所虑也。故谓大佃而逼之计最长。”时不从嘏言。其年十一月，诏昶等征吴。五年正月，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三国志·魏书·傅嘏传》)
王基
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阳太守胡烈表上“吴贼邓由、李光等，同谋十八屯，欲来归化，遣将张吴、邓生，并送质任。克期欲令郡军临江迎拔。”。大将军司马文王启闻。诏征南将军王基部分诸军，使烈督万人径造沮水，荆州、义阳南屯宜城，承书夙发。若由等如期到者，便当因此震荡江表。基疑贼诈降，诱致官兵，驰驿止文王，说由等可疑之状：“且当清澄，未宜便举重兵深入应之。”又曰：“夷陵东道，当由车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当出箭溪口，乃趣平土，皆山险狭，竹木丛蔚，卒有要害，弩马不陈。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废盛农之务，侥难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数百里而值霖雨，桥阁破坏，后粮腐败，前军县伐，姜维深入，不待辎重，士众饥饿，覆军上邽。文钦、唐咨，举吴重兵，昧利寿春，身没不反。此皆近事之鉴戒也。嘉平以来，累有内难。当今之宜，当镇安社稷，抚宁上下，力农务本，怀柔百姓，未宜动众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为多，失之伤损威重。”文王累得基书，意疑。寻敕诸军已上道者，且权停住所在，须后节度。基又言于文王曰：“昔汉祖纳郦生之说，欲封六国，寤张良之谋，而趣销印。基谋虑浅短，诚不及留侯，亦惧襄阳有食其之谬。”文王于是遂罢军严，后由等果不降。(《三国志·魏书·王基传》)
楚庄王
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烛来，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告王。王曰：“人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乃命曰：“群臣皆绝去冠缨。”然后烛出。
译自从开始治理军队以来，已经过了三年，这并不是用来偷袭的军队。贼寇失去了主帅，利益在于退守，如果他们修整船只，在渡口要地排列船队，加固城防，实行坚壁清野，以防御突然的进攻，那么纵横驰骋的计划，恐怕难以必然实施。贼寇成为寇盗，将近六十年，君臣伪立政权，吉凶祸福共同承担，如果他们能够清除弊端，上天去除他们的疾苦，那么他们崩溃的征兆，不可能很快等待。现在边境的防守，与贼寇相距较远，贼寇设置警戒设施，又持重严密，间谍无法通行，耳目没有听闻。军队没有耳目，侦察不详细，却率领大军面对巨大的险阻，这是希望侥幸立功，先开战而后求胜，不是保全军队的长远策略。只有进军进行大规模屯田，最为稳妥可靠。可以下诏让昶、遵等人选择地势险要的地方驻扎，审慎布置，并命令三方同时前进防守。夺取他们的肥沃土地，使他们回到贫瘠的土地耕种，这是第一点。军队出动在百姓之外，寇盗劫掠不能侵犯，这是第二点。招抚接近的道路，投降归附的人每天都有，这是第三点。警戒设施设置得远，闲杂人员不能往来，这是第四点。贼寇退守，警戒设施必然浅薄，屯田耕作容易进行，这是第五点。坐着吃积存的粮食，士兵不需要运输，这是第六点。衅隙时常听闻，讨伐袭击迅速决定，这是第七点：这七点，都是军事的紧急事务。不占据则贼寇独占便利资源，占据则利益归于国家，不可不考察。军队屯垒相互逼近，形势已经交错，智勇得以施展，巧拙得以运用，“策划而知道得失的计谋，较量而知道有余不足”，贼寇的虚实，将如何隐藏？以小敌大，则劳役繁重力量枯竭；以贫敌富，则赋税沉重财力匮乏。所以“敌人安逸能使他疲劳，敌人饱足能使他饥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后集结大军磨砺兵器以震慑他们，加倍恩惠赏赐以招抚他们，多方广泛示形以迷惑他们。从没有预料到的道路，去袭击他们没有戒备的地方。等到三年，左右提携，贼寇必然像冰一样消散像瓦一样瓦解，安然承受他们的弊病，可以坐着计算而得到。过去汉朝历代常患匈奴，朝臣谋士早朝晚退，披甲戴盔的将领则陈述征伐，穿礼服的士人都说和亲，勇猛奋发的士人想施展搏击吞噬。所以樊哙愿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季布当面驳斥他的短处。李信请求以二十万之众独自举兵灭楚，而果然使秦军受辱。现在各位将领有陈述越过江陵险阻，独步贼寇朝廷的，也就是当时这类人。凭借陛下圣德，辅佐忠贤，法度严明士兵训练有素，在全胜之地布置计谋，挥动长策以驾驭他们，贼寇的崩溃，是必然的趋势。所以《兵法》说：“使敌人的军队屈服，而不是通过战斗；夺取敌人的城池，而不是通过攻击。”如果放弃庙堂决胜必然的道理，而行走万一不能全胜的道路，确实是愚臣所忧虑的。所以说大规模屯田而逼近的策略最为长远。”当时没有听从傅嘏的建议。那年十一月，下诏让昶等人征讨吴国。五年正月，诸葛恪抵抗作战，在东关大破众军。（《三国志·魏书·傅嘏传》）
王基
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阳太守胡烈上表说：“吴贼邓由、李光等，共同谋划十八个屯所，想要来归顺教化，派遣将领张吴、邓生，并送人质。约定日期让郡军临江迎接拔取。”大将军司马文王启奏皇帝。下诏征南将军王基部署各军，让胡烈率领万人直接到达沮水，荆州、义阳南屯宜城，接到命令清晨出发。如果邓由等人如期到达，就应当借此震荡江东。王基怀疑贼寇诈降，引诱官兵，快马加鞭阻止司马文王，说明邓由等人可疑的情况：“应当先澄清情况，不适宜立即率领重兵深入应对。”又说：“夷陵东道，应当由车驾通行，到赤岸才能渡过沮水；西道应当从箭溪口出，才趋向平土，都是山势险峻狭窄，竹木丛生茂密，突然有要害之处，弩马不能陈列。现在筋角弩弱，雨水正降，废弃盛农之务，侥幸难以必然的利益，这是危险的事情。过去子午谷之战，军队行军数百里而遇到霖雨，桥梁阁道破坏，后粮腐败，前军悬伐，姜维深入，不等待辎重，士兵饥饿，覆军上邽。文钦、唐咨，率领吴国重兵，贪图利益寿春，身死不能返回。这些都是近事的鉴戒。嘉平以来，屡次有内难。当今适宜，应当镇安社稷，抚宁上下，努力农业务本，怀柔百姓，不适宜动众以求外利。得到不足为多，失去损伤威重。”司马文王屡次得到王基的书信，心中怀疑。随即命令各军已经上路的，暂时停止在所在之处，等待后续节度。王基又对司马文王说：“过去汉高祖采纳郦食其的建议，想要封六国，醒悟张良的谋略，而迅速销毁印信。王基谋虑浅短，确实不及留侯，也害怕襄阳有郦食其的错误。”司马文王于是罢免军队严阵，后来邓由等人果然没有投降。（《三国志·魏书·王基传》）
楚庄王
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烛来，有人拉扯美人衣服。美人扯断他的帽带，告诉楚王。楚王说：“人醉失礼，怎么能为了彰显妇人的节操而侮辱士人呢？”于是命令说：“群臣都扯断帽带。”然后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