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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邓析子》一卷，由周代邓析撰写。邓析是郑国人。《列子·力命篇》说：邓析掌握着模棱两可的学说，设立无穷无尽的言辞。子产执政时，制定了竹刑，郑国采用了它，邓析多次驳难子产的治理。子产使他理屈。子产逮捕并杀了他，不久就诛杀了他。刘歆上奏进献这本书（按：高似孙《子略》误将此奏章归于刘向，现在根据《书录解题》改正），其中说在《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年子产去世，子太叔继任执政。定公八年，太叔去世，驷歂继任执政。第二年才杀了邓析，而采用他的竹刑。那么《列子》的记载就是错误的了。这本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分为两篇，现在的版本仍然分为《无厚》、《转辞》两篇，但合并为一卷。然而它的文字段落次序不相连接，似乎也是搜集拼凑的本子。它所说的话如“天对人没有偏厚；君对民没有偏厚，父对子没有偏厚，兄对弟没有偏厚，权势是君主的车舆，威严是君主的马鞭”，那么它的宗旨与申不害、韩非相同。如“法令烦苛则百姓欺诈，政令扰民则百姓不安定，内心想要安静，思虑想要深远”，那么它的宗旨与黄帝、老子相同。然而它的大旨主要在于权势统归于尊贵，事务核实于实际，与法家相近。所以竹刑被郑国所采用。至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一条，它的文字与《庄子》相同。邓析远在《庄子》之前，不应该预先有抄袭之说，而《庄子》所载又不说是邓析的话。或许是篇章残缺，后人摘取《庄子》的话来补充它呢。

无厚篇

天对人，没有偏厚。君对民，没有偏厚。父对子，没有偏厚。兄对弟，没有偏厚。为什么这么说呢？天不能屏蔽暴烈的邪气，保全夭折的人，使行善的百姓一定长寿，这就是对百姓没有偏厚。大凡百姓中有挖墙洞做盗贼的，有欺诈虚伪互相迷惑的，这都是由于不足，起源于贫穷，而君主一定要执法诛杀他们，这就是对百姓没有偏厚。尧舜位居天子，而丹朱、商均却是平民，这就是对儿子没有偏厚。周公诛杀管叔、蔡叔，这就是对弟弟没有偏厚。推究这些来说，有什么偏厚呢？

循名责实，是君主的事。奉行法令宣达命令，是臣子的职责。下级不能擅自专断，上级掌握权柄而治理不好的，从来没有过。君主有三项累赘，臣子有四项罪责。什么叫三项累赘：只信任亲近的人，是第一项累赘。凭名声选拔士人，是第二项累赘。亲近旧亲疏远新人，是第三项累赘。什么叫四项罪责：接受重赏却没有功劳，是第一项罪责。身居高位却不治理好政务，是第二项罪责。审理案件而不公平，是第三项罪责。指挥军队作战却败逃，是第四项罪责。君主没有这三项累赘，臣子没有这四项罪责，就可以使国家安定。

权势，是君主的车舆。威严，是君主的马鞭。臣子，是君主的马。百姓，是君主的轮子。世道稳固则车舆安稳，威严确立则马鞭有力。臣子顺从则马匹优良，百姓和睦则轮子锋利。治理国家失去这些，必定有翻车、奔马、断轮、败载的祸患。怎能不危险呢！轮子损坏马鞭折断，马匹奔逃车舆翻覆，那么车上的人也就倾覆了（这三句从《意林》补入）。异同不能辨别，是非不能确定，黑白不能区分，清浊不能理清。已经很久了。果真能听能听到无声之处，看能看到无形之物，谋划能规划于未显露征兆之时，思虑能防范于未发生之前。这没有别的，不靠耳朵听，就通晓无声之处了。不靠眼睛看，就照见无形之物了。不靠心计，就通达无征兆之处了。不靠智虑，就契合未发生之前了。君主隐藏形迹身影，群臣没有私心，掩目塞耳，万民恐惧震慑。

循名责实，考察法令树立威严，这是贤明的君主。明白形迹的人分别清楚，不遇事而乱动。察知动向的人运用得当，不违背法则就有利。所以贤明的君主审慎专一，万物自然安定。名分不可以向外追求事务，智慧不可以顺从他人，向自己寻求才叫做正确。

太平盛世职位不可以超越，职责不可以混乱。百官有司各自致力于自己的职事。上级循名以督责实际，下级奉行教导而不违背。所看重的观察其最终结果，所厌恶的计算其穷尽之处。高兴时不随意赏赐，愤怒时不随意惩罚。可以称为太平盛世。

背负重物的人担忧路途遥远，身居高位的人担忧百姓背离。背负重物路途遥远的，身体疲惫而没有功劳。在上位背离百姓的，虽然辛劳却治理不好。所以智者衡量路途然后背负，贤明的君主观察百姓然后出台政令。

猎取罴虎的人，不在外面的圈栏里。钓取鲸鲵的人，不在清澈的池子里。为什么呢？圈栏不是罴虎的洞穴，池子不是鲸鲵的水源。楚国不逆流而上，陈国不束缚旗帜，长卢不做士人，吕子蒙受耻辱。

出游而不被尊敬，是不恭敬。居住而不被爱护，是不仁德。说话而不被采纳，是不诚信。追求而不能得到，是没有开始。谋划而不被喜悦，是不合理。计策而不被听从，是违背道义。凭借权势而发出赞誉，那么行为相同而名声不同。人齐整而得到时机，那么力量相当而功效加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乘势而在外，推究辩说，不是所该听的。虚浮的言辞，不是所该应的。无益的话，不是所该举荐的。所以谈论的人区别不同的类别，使它们不相妨害。排列不同的端绪，使它们不相混乱。晓喻志向通达心意，不是务必互相违背。如果修饰言辞来互相扰乱，隐藏言辞来互相转移；这不是古代的辩说。

思虑不预先确定，不可以应对突发情况。军队不熟练训练，不可以抵挡敌人。在庙堂上计算千里之外，是帷幄中的奇谋。百战百胜，是黄帝的军队。

生死由命运决定，贫富由时运决定。怨恨夭折的人，是不懂命运。怨恨贫贱的人，是不懂时运。所以面临危难不恐惧，是懂得天命。贫穷没有恐惧，是通达时序。凶荒饥馑的年份，父亲死在室内，儿子死在门口，而互相不怨恨，是因为无所顾忌。同船渡海，中途遇到风浪，救患如同一体，是因为担忧相同。张设罗网打猎，唱和没有差错，是因为利益相同。所以身体疼痛的人嘴巴不能不呼喊，内心喜悦的人脸色不能不笑。要求疲惫的人举起千钧重物，要求断足的人追赶兔子。驱赶骏马在庭院，寻求猿猴在笼中敏捷，这是违背常理而追求，犹如倒穿衣裳而寻找衣领。事情有远而亲，近而疏。接近而不被任用，离去反而被寻求。像这四种行为，是贤明君主的大忧。

译水浑浊就没有摆尾游动的鱼，政令苛刻就没有安逸快乐的士人。所以法令烦杂百姓就会欺诈，政令扰民百姓就会不安定。不治理根本，却致力于枝节。这就像拯救溺水者却给他加重石，救火却往里面添柴。

通达大道的人，遵循的是无知的道，无能的道。因此知道大道是不知而中正，不能而成就，无有而自足。坚守虚空而求取实质，万事就都完成了。忠诚产生于不忠，道义产生于不义。发出声音而不收敛叫做放纵，言语说出而不督察叫做昏暗。所以看到表象，推究其形，遵循其理，端正其名，把握其端绪，了解其实情。像这样，到哪里不能复归，什么事不能成功！有具体事物的，是意念。没有外在限制的，是德行。有人的，是行为。没有人的，是大道。所以德行不是用来践履的，处境不是用来安处的，就会失去大道。不是大道就不去遵循，就会谄媚取意。没有贤能的思虑，没有忠诚的行为，没有大道的言语，虚空如同接受实质，万事就都完成了。

说荣耀不如耻辱，不是真诚的言辞。得到不如失去，不是真实的谈论。不前进就后退，不喜悦就忧愁，不得到就灭亡。这是世人的常情，真人处于危险之中，将十种情况归结为一。所谓大辩，是辨别天下的行为，具备天下的事物。选择善的，退去恶的，适时采取适宜的措施，这样功业建立，德行就到了。小辩就不是这样。区别言论，异化道术，用言语互相攻击，用行为互相征伐，使百姓不知道要领。没有其他缘故，是因为见识浅薄。君子并合物事而安置它们，兼顾各种途径而使用它们。五味没有尝过，却在口中辨别。五行在身，却向人布散。所以哪方面的道不遵从。当面顺从的道义不施行，治理混乱的方法不使用，淡然宽裕，荡然简易，粗略而没有过失，精详深入细微。

船浮在水上，车在陆地上转动，这是自然的道。有不治理的，智慧不预先安排。

木头撞击折断，水逆流打破船，不怨恨木头石头，而责怪技巧的拙劣，所以不记载。所以有智慧就会迷惑，有心机就会危险，有眼睛就会眩晕。因此规矩统一而不改变，不因为秦楚而缓和节奏，不因为胡越而改变容貌。专一而不邪曲，方正行走而不随波逐流。一旦形成，万世传颂，这是无为而治。

自己看见的明亮，借别人看见，是昏暗。自己听见的聪敏，借别人听见，是耳聋。明君知道这一点，那么去留的分野就确定了。做君主应当像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阴凉，万物自然归附，没有人驱使。安卧而功业自成，优游而政治自治。难道在于睁大眼睛、紧握手腕，手执鞭子扑打，然后才算是治理吗？

事情合拢有不合拢的，是知道与不知道。合拢而不结合的，是表面亲近而内心疏远。所以远而亲近的，是意志相应。近而疏远的，是意志不合。接近而不被任用的，是策略不得当。离去而反而寻求的，是没有违背行为。接近而不驾驭的，是心意相违背。远而互相思念的，是合谋。所以明君选择人，不可不审慎。士人的进取，也不可不详察。

转辞篇

世间悲哀、喜乐、嗔怒、忧愁，长久迷惑于此，现在转变在于自己。为哀在他，为悲在己。为乐在他，为喜在己。为嗔在他，为怒在己。为愁在他，为忧在己。就像扶持与携带，推辞与商议。过去与右边，应诺与自己，相差千里。言语的技巧：与智者说话，依据广博。与广博的人说话，依据辩才。与辩才的人说话，依据安定。与尊贵的人说话，依据权势。与富有的人说话，依据豪爽。与贫穷的人说话，依据利益。与勇敢的人说话，依据果敢。与愚笨的人说话，依据解说。这是言语的技巧。不困顿在于早作谋划，不穷困在于早作耕种。不是适宜说的，不要说。不是适宜做的，不要做以避开危险。不是适宜取的，不要取以避开罪过。不是适宜争的，不要争以避开名声。一句话错误，四匹马也追不回。一句话急促，四匹马也赶不上。所以恶言不出口，苟且的话不留耳。这叫做君子。

任用臣下的法则，昏暗就不任用，聪慧就不顺从，仁爱就不亲近，勇敢就不接近，诚信就不信任。不通过人来用人，所以叫做神。愤怒产生于不愤怒，作为产生于不作为。观看于无有，就得到所见的。倾听于无声，就得到所闻的。所以无形的，是有形的根本。无声的，是有声的母亲。循名责实，是实质的极致。按实定名，是名称的极致。参验以相平，转变以相成，所以得到形名。

河流枯竭山谷就空虚，山丘夷平深渊就充实。圣人死去，大盗不起，天下太平而如此。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怎么知道是这样？制作斗斛来量度，就连同斗斛一起偷窃。制作权衡来平衡，就连同权衡一起偷窃。制作符玺来取信，就连同符玺一起偷窃。制定仁义来教化，就连同仁义一起偷窃。怎么知道是这样？偷窃财物的人被诛杀，偷窃国家的人成为诸侯。诸侯的门庭，仁义存在。这不是偷窃仁义吗？所以遂行大盗霸占诸侯，这是重利。盗跖所不能桀骜的，是圣人的罪过。欲望与厌恶，善与恶，这四者变化而失去。恭敬与节俭，尊敬与傲慢，这四者失去而修养。所以善素朴。任淡忧而无失，没有修养，这是德行的长久。言语有信而不作为信，言语有善而不作为善，不可不考察。

治理的方法，没有比使私欲不行更大的。君主的功业，没有比使百姓不争更大的。现在，立法而实行私欲与法争。其混乱，甚于无法。立君而尊崇贤者与君争，其混乱，甚于无君。所以有道的国家，法立则私善不行，君立而贤者不尊。百姓统一于君主，事情决断于法律，这是治国的道理。明君督察大臣，依据自身而责问名称，依据名称而责问形迹，依据形迹而责问实质，臣下畏惧重罚的到来，于是不敢实行私欲了。

译内心要追求安静，思虑要追求深远。内心安静，精妙的策略就会产生；思虑深远，计谋就能成功。内心不要急躁，思虑不要浅薄。内心急躁，精神就会涣散；思虑浅薄，百事就会倾覆。治理太平世道的礼制，简约而容易实行。治理混乱世道的礼制，繁杂而难以遵从。上古时代的音乐，质朴而不悲哀。当今时代的音乐，邪僻而流于淫靡。上古时代的百姓，质朴而敦厚。当今时代的百姓，欺诈而行为多端。上古时代实行象征性的刑罚，百姓却不触犯；教导百姓接受墨刑、劓刑，他们却不以为耻，这就是百姓混乱多而治理少的原因。尧设置了敢谏之鼓，舜树立了诽谤之木，商汤有司直之人，周武王有戒慎之铭。这四位君子，是圣人，尚且如此勤勉。至于栗陆氏杀害东里子，宿沙氏杀戮箕文，夏桀诛杀关龙逢，商纔剖挖比干的胸膛，这四位君主是乱君，所以他们厌恶贤人如同仇敌。因此，贤人与愚人的差别，就像百丈深的溪谷与万仞高的山峰；就像九地之下与重山之巅。

英明的君主驾驭百姓，就像驾驭奔马而没有缰绳，踩着薄冰而背负重物。亲近他们却保持疏离，疏离他们却保持亲近，所以畏惧检点则福分产生，骄横奢侈则祸患兴起。圣人逍遥于世间，很少与万物争形。寂静中没有鞭打扑击的惩罚，淡漠中没有叱咤怒骂的声音，而百姓家家富足，天下太平。看得清显明的，也知晓隐微的，推演未发动的，预见未发生的，所以神奇而不可见，幽深而不可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做君主的如果不能独断专行，而喜欢委任下属，那么智慧就会日渐困顿，计谋就会日渐穷尽，被下属逼迫就不能伸张。行为随顺于国内，就不能持守正道。智慧不足以治理国家，威严不足以执行诛罚，就无法与下属交往了。所以高兴时施加赏赐，不一定符合功劳；愤怒时施加诛杀，不一定符合罪过。不谨慎对待喜怒，诛杀赏赐都顺从自己的心意，却想要委任臣下，所以亡国的接连不断，杀君的层出不穷。古人有句话，众口能熔化金属，三人能造成老虎，不可不仔细考察啊。

人的常情，发言想要胜过别人，做事想要成功。所以明智的人不因为自己的短处，去嫉妒别人的长处；不因为自己的笨拙，去怨恨别人的精巧。言论有善的，就赏赐他；言论有错的，就惩罚他。堵塞邪曲的道路，荡涤浮夸言辞的源头。臣下对此感到敬畏，左右的人闭口不言，这可以称为英明的君主。做善事的，君主给他赏赐；做恶事的，君主给他惩罚，根据他来的原因而回报他，遵循他前进的道理而答复他。圣人顺应这些，所以能任用他们。顺应这些遵循事理，所以能长久。现在的君主，没有尧舜的才能，却羡慕尧舜的治理，所以最终在混沌昏暗之中颠仆坠落，而事情不能在昭明之术下被察觉。因此，空有想要治理的名声，对混乱世道的治理没有益处。

忠诚懈怠于官职已成，疾病开始于稍有好转。祸患产生于松懈怠慢，孝心衰败于妻子儿女。这四种情况，都要慎终如始。富裕的必须接济贫穷的，强壮的必须接济年老的。放纵情欲，必定多有奢侈侮辱。所以说：尊贵不足以高人一等，聪明不足以笼络他人，资财充足不足以领先于人，刚强勇猛不足以战胜他人，能够践行这些，就可以做天下的君主。

谋划没有比一定被听从更难，做事没有比一定成功更难。成功必须符合规律，听从必须符合情理，所以抱着柴草加在火上，干燥的必定先燃烧。在平地上注水，潮湿的地方必定先湿润。所以说：用同类的事物去触动，哪有不应和的，这是独自施行的方法。

英明的君主在制定法律之后，符合法度的赏赐，违背法度的诛杀。这被称为君主是乱君，国家是亡国。

智慧的人静观是非，所以善恶有区别。明智的人静观去留，所以进退没有类别。如果智慧不能明察是非，明智不能审度去留，这就称为虚妄。

眼睛贵在明亮，耳朵贵在灵敏，内心贵在公正。用天下的眼睛去看，就没有看不见的。用天下的耳朵去听，就没有听不到的。用天下的智慧去思虑，就没有不知道的。得到这三种方法，就存在于无为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