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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九畹史论》 清代 翟蔼

辨析方苞《淮阴侯传书后》

淮阴侯韩信功劳卓著却未获赏赐，最终被夷灭三族，这是天下后世同声叹息的事。我曾对此发表议论：人们担心的是没有才能，韩信恰好不幸因为他的才能，常常濒临死亡，而且也不善于保全自己。太史公司马迁的传记中多有含蓄微妙的言辞，表明韩信没有叛逆之事。我曾看到宜兴储在陆评点编次的《史记》末尾，揭示这一主旨非常详尽。等到阅读方苞的《书后语》，所见略同，但他却说：“韩信的罪过仅仅在于请求代理齐王，以及约定分割土地之后才在垓下会合军队。当秦朝失去天下时，天下想要追逐并得到它的人很多，蒯通教韩信叛变，这罪过还可以宽恕。平定齐国后请求自立为王，攻占楚国后贪图得到土地，为什么不可以顺从呢？最后说‘减云云’之类的话，这就无法纠正韩信自我毁灭的道理了。”况且韩信当时被人侧目而视，却不能离去，以至于招致死亡，难道不是所谓追求利益的人误导了他吗？而观看的人大概还没有醒悟。韩信请求代理齐王而汉高祖愤怒，这是可以知道的。约定分割土地而后会合军队，又怎能平息呢？然而已经击败楚国，将韩信从齐王改封为楚王，楚地的广大与齐地大致相当。韩信夺取了我的齐地，得到楚国对于韩信来说，也足够了。汉高祖对待韩信并不薄。唉，这是韩信授首的地方啊！凭着韩信的才能，利用楚国的强大，如果真的发生变故，各位大臣会急忙发兵抵抗这个小子吗？陛下亲自率领军队擒获他吗？那么皇帝难道曾有一刻忘记楚国吗？后来陈兵出入，并不是反叛。上书告发变故，皇帝知道这是诬告。像陈平这样的谋臣，也没有不知道的。而立即设计擒获他，是抢先一步。所以凡是韩信用来巩固自己的方法，都是他自我危困的原因。韩信所极力追求必定得到的，正是他已经陷入死地而不自知的地方。为韩信谋划，应当在齐地已经平定，汉军正被围困在荥阳时，就奔驰去救援；如果不能迅速离开齐地，就分兵派遣亲信，自己陈述即将攻击楚国的期限，那么先于诸侯到达，楚国被攻破，天下已经集权，就自行交出兵权，封他为楚王就坚决推辞，谨慎地请求分散的土地。像这样，功勋盖过天下，天子不怀疑，大臣不忌恨，成为汉朝的功臣宗族，传扬美名，延长寿命了。然而还有大祸，现在有为主人追逐得到鹿的人，怀疑主人要私吞鹿将要被捆绑，现在回来恭敬地献上，这是感激我，善待我啊。然而主人如果没有将鹿私吞，等待主人出来，私下将鹿据为己有，哪里对我没有利益呢？那么反而向主人进谗言杀害我，又该怎么办呢？变故的产生，不可预测；祸动的迹象，非常细微，君子之所以重视见微知著。汉高祖畏惧厌恶韩信能夺取土地罢了，考虑到功劳多最终不杀他，所以封赏功臣，一定要让萧何第一。一心知道是为了韩信的缘故，当时所以不说罢了。鄂君也知道而说了，所以来不及了。已经听说韩信死了，既高兴又怜悯他，畏惧他所以高兴，然而怜悯他也是他的真情。那么如果韩信早点善于安置自己，悠闲自在地在汉高祖的朝廷中，本来应当没有忧患。如果压制他的女主吕氏，暗中图谋临朝称制已经很久了。估计汉朝大臣难以控制的，一定计划铲除他们，那么没有比韩信和越王勾践更合适的了。凭着平庸羞于与他们为伍的周勃、灌婴，尚且诛灭诸吕，安定刘氏。现在韩信、勾践如果在世，对吕雉称制有利吗？王莽居摄时，翟义在东都起兵；武氏废立时，李敬业在扬州起兵。曾见翟义一战败死，李敬业则退缩自谋巢穴，都是中等才能的人，无可与谋划大事。假使十余万军队得到像韩信这样的人统帅，击鼓向西，不用担心早晚不传王莽的首级。而且像李思温遇到李敬业，得到像韩信对待广武君那样，实行他的计策，率领众人直指洛阳，不用担心不一朝迁武氏的宫殿，纠正他们的罪过。哪里像毒已深，恶已盈，等到他们衰败才开始图谋，不是让凶人得志吗！唉，这是吕雉必定甘心于韩信的原因。三辅破灭，那么王氏更加安定；泌水军回，杨氏得以篡位；阿溪骑走，武氏更加放纵；尔朱举旗，而胡氏沉没；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那么吕氏、王事势不两立。吕雉与韩信，也不能并存。沛公死了而范增恐惧，大真去了而王敦后悔，时机啊时机，不再来。宁可我薄待别人，不要别人薄待我，是抢先一步。事情已经发生，那么举天下没有人能与他争；事情未发生，那么一个武士困住他就有余力。这是善于运用乃公的智慧。那么韩信在楚汉之间，高祖担心他不最终为汉，而韩信被擒；韩信被擒而韩信可以不死。韩信在汉朝，吕氏担心他最终为汉，而韩信被收捕；韩信被收捕而韩信万无可生。况且事情未到而考虑它，考虑他的才能。才能不利于汉，只有韩信能为汉，只有韩信。所以我曾说：人们担心的是没有才能，韩信恰好不幸因为他的才能濒临死亡而不善于保全自己。留侯张良说：“愿得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三万户来酬谢张良的功劳，有什么羞愧呢？正担心决胜千里的人，随即怀疑他在千里之外决胜于我，那么徒然伤害昔日的义气，张良不这样做。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赤松子在哪里？张良示我从此终无所与于汉家事。开始辞封，是为了保全刘氏的义气；接着弃事，是为了免于吕氏的灾难。难道韩信，拥有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寻常无事，保全自身首级，而智慧不足，可悲啊！三代以来，君臣的相遇，贤豪的出处，可以考察而知。至于像武

译侯之顾庐，信之拜将，难道有可比拟的吗！大丈夫到了这种地步，就不辜负别人以身相许了。况且汉高祖傲慢轻慢，把各位将相当作奴仆一样使唤，韩信侍奉汉高祖，不是英布、彭越等人所敢企及的。所以韩信最终也因为汉王待我恩厚而不忍心背叛。然而他却请求假王之约，分割土地，这是臣子要挟君主的大罪，韩信不懂其中的道义却去做了，这是不学习大道的过错。然而罪行即使不应当从轻减免，而解说的人用逐鹿天下的事情来辩解。汉高祖与韩信的君臣名分尚未确定时，可以登坛一拜；汉高祖与韩信的君臣名分已经确定了，却说出这样的话，岂不是正好加重韩信的罪责吗？像李光弼那样贤能却愤恨而死，而汾阳王郭子仪作为唐朝的纯臣，荣名显号唯独归于他，他在面对给予和剥夺的关头，把握住了道义。我愿用这个人来为韩信纠正。唉！韩信一定爱惜这富贵吗？那么早听从蒯通的建议就可以了。事情只有果断才能成功，那些儿女之态的人能做到而韩信做不到，难怪被他所欺骗呢？况且韩信为什么不离开呢？追求者不能得到反而有利，或许反而有害，终究那一点点东西，确实对韩信有什么增减呢？韩信的能力既然已经显扬于天下，韩信为什么不离开呢？

译在《贾谊论》后作

苏东坡议论贾谊，认为贾谊遇到像汉文帝这样贤明的君主，尚且因为不被重用而愤懑致死，这并不是汉文帝不重用贾谊，而是贾谊不能为汉文帝所用。哪有刚交谈片刻，就立刻为别人痛哭流涕的道理？况且像周勃、灌婴这些人，都应当从容不迫地慢慢与他们深交，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而贾谊做不到这一点，这正是他招致危险的原因。唉！苏东坡喜欢在这种地方持论吗？为什么只看到表面迹象，却不了解内情呢？汉文帝本来就不打算重用贾谊，哪里是因为贾谊痛哭的过错，又哪里是周勃、灌婴能在其中操纵呢？大致上，汉文帝的才能与贾谊相当，但学问却不同；贾谊是儒生，而汉文帝习于黄帝、老子的学说。贾谊主张用权势法制来进取，汉文帝崇尚宽厚柔和；贾谊主张用经制礼乐来进取，汉文帝喜好清静无为。像这样，一百次投合也一百次不合，即使从容地进言，又有什么益处呢？即使有人辅佐在君主身边，又有什么帮助呢？凭借汉文帝的大度，遵循他宽厚柔和的作风，也能使天下安定；虽然权势法制可以安定天下，却不是他所采用的。凭借汉文帝的节俭德行，坚守他清静无为的原则，也能使天下大治；虽然经制礼乐可以治理天下，却不是他所采用的。天下是汉文帝的天下，贾谊能治理，我也能治理。与其让贾谊来治理，何如我自己来治理呢？既然这样，汉文帝正忙于自我运用而不暇，哪里有空闲去重用贾谊呢？吴、楚七国，封地不削减，制度不确立，在汉文帝在世时能发生叛变吗？自从安禄山凶狠，唐玄宗荒淫，尚且念及皇上待我恩厚，打算等皇上驾崩后再行动，何况汉文帝仁爱而又通达事理呢？赵佗平定百越，拥有百万军队，自称皇帝，汉文帝派遣一个使者，持一纸书信前往命令他，赵佗感慨地低头屈服，削去帝号归顺，哪里会有七国之乱呢？等到后来七国发动叛乱，却没有什么作为。徐生曾说：“先帝的恩德在人心中，安居乐业、乐于风俗的民众众多，诸侯没有外部的援助，天下没有土崩瓦解的趋势。”既然这样，汉文帝是有远见的。至于为梁王立后，割让淮阳郡城来增加梁国的土地，以抵御齐、赵；举出淮南国来增加淮阳国的土地，迁移代王的都城以遏制吴、楚，所谓十代人的利益，后来最终保卫汉朝、击败七国的，梁王的功劳居多，这是贾谊早先的谋划。汉文帝估量到不能不采用的，本来就已经采用了。假如汉文帝与贾谊制定经制，兴起礼乐，汉朝的基业或许能像夏商周三代那样兴盛吧？但汉文帝恰好乐于清静而不采纳。明太祖曾与他的臣下谈论此事，也认为汉文帝有过错，难道不是黄老学说败坏了他吗？汉武帝喜好儒术，但当时的臣子，已经没有像贾谊那样的人了；而贾谊又偏偏不能与汉武帝同时代。这也是汉朝的气运，无法达到这种境地吗？自从汉高祖马上得天下的言论，规模气象，已经可以看见是这样了。而恰好让贾谊怀才不遇，无处施展。李广没有遇到汉高祖而遇到汉文帝，贾谊也没有遇到汉武帝而遇到汉文帝。所谓生不逢时，是命运啊，可悲啊！当时贾谊在朝廷，很轻视周勃、灌婴等大臣。周勃、灌婴心里厌恶他，曾经阻挠他的任用。俗吏的情态，大抵如此，不足为怪。如果认为这些人最终能阻挠贾谊的大用，我私下认为不对。诸葛亮是茅庐中的士人，关羽、张飞对刘备的情义如同兄弟，曾经以诸葛亮的话为言。而刘备与诸葛亮的鱼水之交更加牢固，汉文帝的贤明，难道在刘备之下吗？周勃、灌婴的情义，哪里比得上关羽、张飞深厚？而能离间贾谊与君主相得的关系，更加不可信了。况且说贾谊在刚交谈片刻，就为别人痛哭，非常不妥当吗？或者因此触怒君主而最终不被任用吗？这不应当对贾谊说，也不足以对汉文帝说。凭借汲黯的刚直，汉武帝能容忍他，汉文帝是什么样的人？贾谊是什么样的人？两位贤人相遇，小小的事情就会一直放在心上吗？况且汉文帝一定让贾谊弯腰曲背、拘谨狭隘才认为他是贤人吗？这完全不符合汉文帝与贾谊的本意。况且试着把贾谊的话施行于后代的君主，大的诛灭全族，小的贬谪致死，祸患立刻可见，人们也会群起嘲笑他疯狂迷惑，得到祸患是应该的。现在看汉文帝对待贾谊，难道可以说不厚道吗？难道还有细微的芥蒂藏在心里吗？或者汉文帝曾经自己说过：“很久不见贾谊，自以为超过了他，现在赶不上他了。”汉文帝与贾谊是君臣关系呢？还是朋友关系呢？贾谊谁是知己？像汉文帝这样深的，古今才偶尔出现。又怎么能从君主面前得到这样的待遇呢？贾谊虽然死了，他可以没有遗憾吗？然而贾谊最终被汉文帝疏远，以至于憔悴而死，而汉文帝始终不重用他，从这里也可以大概想见。这在有见识的人看来，可以审慎地探求其内情了。为什么苏东坡等人只根据表面迹象来议论呢？

马援论

马援担任隗嚣的将军，很受亲近和重用。隗嚣本来就喜好士人，三辅地区的士人归附他像流水一样。隗嚣倾身引荐接纳，名声震动西州。曾经派马援去观察公孙述，又派他带着书信去洛阳。马援见到汉光武帝后归心于他。回来，隗嚣与他同睡同起，询问东方的事情。马援极力称赞汉光武帝的才明勇略，隗嚣心里不高兴。恰逢汉朝派遣来歙，隗嚣送出儿子作为人质，马援于是带领家属跟随来歙回到洛阳。上书直言陈述消灭隗嚣的计策，又往来游说隗嚣的将领以及羌族豪强，离间他们的党羽。隗嚣派遣将军王元占据陇坻，大败汉军。汉光武帝打算亲自讨伐隗嚣，马援在皇帝面前聚米成山谷，指画形势。皇帝说：“敌人在我眼中了。”于是进军平定隗嚣。君子说：隗嚣罢了，但马援的道义在哪里呢？授予他将军职位，这是股肱的重任；派他去窥探国家，这是心腹的

译这是寄给您的信。所谓隗嚣有援军，是说将领辅助他有所作为，确实不是说用恐惧使他不敢有所作为，更不是说用交易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在那时，更始帝政令混乱，天下再次失去秩序，天水地区完整富庶，士兵战马精良强壮。汉朝正在经营河北，隗嚣的名声已经震动西州，江淮、青州徐州之间，赤眉、檀乡等部众，像蜂蚁一样聚集，像鸟兽一样散开，这些都是争夺霸业的资本。考察当时的情况如此，论述当时的形势那样，趁着危难取胜以争夺天下，这是英雄胸中的谋划。一时名士汇聚，对外有君臣的道义，对内有朋友的恩情，在这里进献奇谋，陈述至计，协力同心，促成大业，这是我对各位所期望的。然而有的人远远推托王命，有的人就近称颂汉德，一定要使他们丧魂失胆，惊慌失措，催促他们送人质，催促他们入朝，这非常没有意义。《传》说：“天命没有常态，归于有德之人。”天命是不可知的，德行是可以自信的。不必像所说的那样。还有话说：得到士人则昌盛，失去士人则灭亡，知人善任，这是高祖兴起的原因。世祖的兴起，世人都认为是因为图谶，我不这样认为。皇帝也能得到天下的英贤并驱使他们罢了。像隗嚣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喜好士人，不可以说是知人。他所敬礼的，都是各位有见识的人，知道他没有成就，为什么还要引用天命呢？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曹操挟持天子，名义最顺，军队土地最强。当他攻破荆州，率领百万之众向东进军时，孙氏全国震骇。张昭说迎接曹操方便，孙权心里不愿意，最终采用周瑜、鲁肃的计策，在赤壁之下打败了他。后来孙权称帝，群臣争着颂扬功德，张昭将要说话，孙权说：“如果当初听从了张子布，现在就要乞食了。”张昭惭愧而停止。然而张昭虽然教孙权迎接曹操，万万不会背叛孙权而归顺曹操；又万万不会教曹操去图谋孙权。乐毅在赵国时，赵王问他攻打燕国的谋略，乐毅哭着说：“我过去侍奉昭王，就像今天侍奉大王一样。如果再得罪其他国家，终身不敢谋划赵国的奴隶，何况子孙呢？”朱龄石做刘裕的参军，跟随讨伐桓玄，到达江东，请求说：“我的祖先曾经受过桓氏的恩惠，现在不忍心用刀兵相对，请求留在军队后面。”刘裕认为他有义气而答应了他。贺拔胜在梁国，梁王厚待他；已经北归，看见向南的鸟兽就不射杀。由此看来，人的度量相差，难道不遥远吗？那些长久怀念祖先的恩德而不忘记的人，那些亲自承受知遇之恩而立刻背叛的人；那些背负诽谤离开而肝胆可以表白的人，那些委心任事而诚意暗中转移的人；那些深知自己的罪过，始终不愿意亲手用刀兵杀害的人，而请求留在军队后面；那些认为有利可图，高兴于自己得到而交易的人，而甘愿做首恶；那些远臣，面对这云山，常常感念栖迟的素志；那些旧主，熟悉其巢穴，于是进献覆毁的谋略。聚米成山的事，千古称颂。我为隗援感到羞耻。隗援说：“当今之世，君选择臣，臣也选择君。天下反复，盗用名号的人不可胜数。现在见到陛下，才知道帝王自有真命。然而选择之说，本来不曾接受他人股肱心膂之计的人可以说的。所以淮阴侯、曲逆侯都离开楚国侍奉汉朝，君子没有讥讽他们。如果范增那样，痛恨竖子不足以谋事，有疽发背而死罢了，还可以帮助沛公夺取项王的天下吗？众人对待我，我就以众人之事侍奉他；国士对待我，我就以国士报答他。而说话的人是情义之言。如果国士对待我而以众人之事侍奉他，这是真正的众人罢了，又哪里有空闲选择人呢？君子也有自立，难道只是计算好坏在他人那里吗？”刘曜攻破洛阳，纳晋惠后，羊氏已经立为皇后，问说：“我比司马家儿怎么样？”回答说：“那是亡国的昏君，陛下是开基的圣主，怎么能相提并论？妾在那时，实在不想活，以为世间男子都这样，自从执巾栉以来，才知道天下自有丈夫。”唉，这就是所谓得到君主而侍奉的人吗？彭宠在渔阳反叛，汉朝攻打他不下，彭宠家奴斩彭宠首级到朝廷，封为不义侯。唉，封侯了，而也是不义的吗？虽然如此，世路悠悠，像这类的事何可胜数？隗援所说的一切贤豪，不当贤者而也做贤者，所以不可以。不辨。

译《武氏论》

《易经》说：“开创国家或继承家业，不要任用小人。”我观察唐代武氏造成的祸乱，不禁感叹圣人的旨意，原来是那样严厉啊！武氏以一个妇人，统治天下二十多年，这不同于太后临朝称制的情况，而是直接自己称帝称王。她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她的智谋超过了常人。我曾揣测她得以成功的缘由：周兴、来俊臣相当于韩信、彭越那样的猛将，徐有功、杜景俭相当于萧何、曹参那样的能臣，狄仁杰相当于张良那样的谋士。她怀疑天下人图谋自己，于是大肆鼓励告密，让周兴、来俊臣这类人来主持其事。牵连一个人就能引出千百人，罗织罪名无所不用其极，人们无法为自己谋划，常常担心被定为谋反罪，即使真有谋反之心，又怎么能成功呢？唉！即使韩信、彭越杀敌，有如此威势吗？然而她又任用像徐有功、杜景俭这样有功且宽恕的人，参与审理案件，被控告的人都说：“遇到来俊臣必死，遇到徐有功、杜景俭必活。”人们害怕死亡的痛苦，就越庆幸生存的快乐。所谓百姓遭受酷刑，后来参与审理的人采取休息无为的态度，所以天下人都称赞她的美德。张良为了韩国而辅佐汉朝兴起，狄仁杰忠于唐朝却侍奉周朝更加谨慎，古今之人相同还是不同，难以知晓。武氏作为一个普通妇人却成为天子，这与普通男子成为天子，有什么不同呢？虽然如此，唐朝难道没有人吗？真是令人痛心啊！假如武氏出生在明朝前期，皇上正想立昭仪为皇后，在殿阶上叩头流血、痛哭流涕极力劝谏的，难道只有长孙无忌、韩瑗那样孤立无援的人吗？我知道各位大臣一定会像争论礼仪、争论国本那样去争论，恐怕不是徐世绩一句话就能决定的。然而事情仍然难以预料，为什么呢？因为高宗的刚愎自用不如世宗，而昏庸软弱超过神宗，武氏所处的地位不同于兴献王，而权谋诡诈胜过郑氏。即使她成为了皇后，在高宗朝的十几年间，我知道各位大臣一定会像打击魏忠贤、打击魏珰、打击严嵩那样去打击她，即使贤人的心都剖白出来，而那个妇人的罪恶已经盈满天下，愤怒已经到极点，民怨已经极深，再图谋临朝称制，这也是困难的。为什么呢？明朝的君子们虽然因为打击宦官、触犯权相而死，但那些宦官权相也因为迫害君子而容易失败。况且即使称制了，一杯酒还没干，六尺之孤此时在哪里，还想做武氏所做的事吗？我断定她一定不能做到。为什么呢？魏忠贤等人只是一个家奴，严嵩只是一个贼子，而君子们只是用口舌去争辩，他们只是玩弄君主的威权，君主在位，那么刑法典章常常等待君主来纠正。燕王是先帝的儿子，天子的叔父，而君子们竟然想亲手杀他，他们抢夺君主的帝位，君主死了，仇恨耻辱应当由臣子来雪洗。然而燕王最终得到了天下，而我知道武氏是无能为力的。在中原争夺天下，那么武夫的力量有时也会屈服；在殿陛之间争夺天下，那么忠臣的气节千古常伸。试想丧服充满朝廷，哭声震动宫殿，鼎油沸腾，袖中剑欲鸣，此时周兴、来俊臣的威酷哪里施展，即使徐有功、杜景俭的仁恕又有什么用。而忠于唐朝的人本来就不必再侍奉周朝，她果真能作为一个普通妇人去争夺这个位置吗？那么能在旧主聚麀之时肆意妄为，未必不会在新宫告庙之年失败；即使暂时窃位在梓宫遗诏之际，必定不能在干元宣令之日再次安定，这也是事理上显而易见的事情。现在看看武氏在唐朝的情况，自从元老被远放，谏臣受褒奖，她安然决断庶务，安然朝见四夷，安然杀害皇储，于是安然幽禁少主。李敬业畏缩，自己掩盖勤王的素志，人心离散，又能怎样？裴炎奸邪，确实参与了废帝的本谋，话一出口就被下狱。晚年北门尽效忠的学士，周兴的监狱里没有真正谋反的顽民。唉，武氏还有什么忌惮而不做的呢？唐朝难道没有人吗？真是令人痛心啊！大体上，气节是士人自我确立的；风化是君主所成就的。士人所文饰的是独特的，君主所成就的是普遍的。高皇帝在东阁，听到脚步声橐橐作响，问是谁，回答说：“是老臣危素。”皇上说：“是你吗？我以为是文天祥呢。”你元朝的老臣可以去和州看余阙庙。刘文成（刘基）的儿子刘璟，年少时沉静朴实峻厉，博通经史，研究兵略，曾经侍奉父亲入朝，太祖认为他奇特，授予谷王长史。燕军起兵，跟随谷王回朝，献上十六策，不被采纳，于是称病回家。文皇（朱棣）登基，刘璟在家卧病不起，皇上想任用他，以逃避叛乱亲王的罪名逮捕他。临行时，亲戚举饯，告诫他说：“皇上神武，何止唐太宗？先生忠良，确实可以做魏征。”刘璟瞪目说：“你认为我学魏征吗？我的生死之分决定了。”到了京城，授予官职，不接受，对皇上说话还称殿下，于是大大违背圣旨，下狱。一天晚上，解开发髻自缢而死。君主不重视危素，所以士人耻于学魏征；君主既然重视郑公，臣子就争相侍奉周室了。唉，可畏啊！

《唐藩镇论》

唐玄宗设置藩镇，天下的重兵都迁徙到西北，安禄山像豺狼一样，宠信他让他专断三道。一旦在范阳反叛，河北望风瓦解，于是渡过黄河攻破武牢关，攻陷东京，如同进入无人之境。然而自从郭子仪、李光弼出兵井陉，夺取常山，屡次击败史思明，包围他在博陵，收复河北十余郡，渔阳路再次断绝，安禄山才开始后悔反叛。当时，两位将军都请求固守潼关，不要轻敌，领兵先夺取范阳，摧毁他们的巢穴，贼寇必定内部崩溃。皇帝最终采纳杨国忠的话，屡次派遣中使催促哥舒翰出

译战事爆发，翰不得已，抚胸流泪，率兵出关，结果大败，潼关失守，皇帝出逃入蜀，长安于是陷落。肃宗在灵武时，子仪率兵到达灵武，光弼率兵奔赴太原，河北又沦陷于思明。恰逢庆绪杀了禄山，而皇帝所在地的各路大军大规模集结，李泌又请求先使用安西、西域的军队，在严寒之地铲除他们的巢穴，永远断绝其根本。否则即使收复两京，恐怕征战也没有尽头。皇帝不能等待，于是派遣子仪作为广平王的副手收复两京，庆绪向北逃跑，思明也投降。不久思明又叛乱，趁着相州溃败的时机，于是杀了庆绪，分兵渡河，在汴州会合。当时子仪被朝恩阻挠，光弼担任元帅，代替统领他的军队，与思明在河阳交战，大败思明。行也因为朝恩催促作战，而在邙山战败。思明随即被朝义所杀，光弼统领八道行营，镇守临淮。宝应元年，仆固怀恩率领回纥军队到达，会同各道军队攻取东京，驱逐朝义，贼将薛嵩等都投降。李怀仙斩杀朝义投降。怀恩担心贼平定后恩宠衰减，那些投降的贼将都上奏恢复他们的职位。薛嵩节度相、卫，田承嗣节度魏博，李怀仙节度卢龙，李宝臣节度成德。后来只有薛嵩被替代，其余则是河北各镇的开始。平卢的李正己，山南的梁崇义，都是他们的党羽。各自拥有精锐士兵，治理军队、修缮城池，自行任命将吏，不供给贡赋。从代宗时期，元振掌权，光弼愤恨而死，子仪除非有紧急情况不统领军队，朝廷对藩镇的专权开始平息，但不再能控制了。德宗即位，鉴于前代的弊病，开始想用法律来裁抑他们。田悦是宝臣的儿子，惟岳请求继承袭位，不允许。李正己的儿子李纳请求袭位，也不允许。田悦等人于是谋划联合军队抗拒命令，诏令马燧、李抱真、李晟讨伐田悦，朱滔从幽州讨伐惟岳，都攻破并降服了他们的州县。刘洽等也在徐州大破青、魏的军队，成德将领王武俊斩杀惟岳，传送首级到京城，河北大致平定，只有魏州未下，李纳的势力也日益窘迫。此前，李洧以徐州投降，已经与海沂刺史有约定，请求得到诏书，一定能成功。当时卢杞为相，愤怒地先告诉张镒不听从他的请求。不久朱滔愤怒得不到深州，武俊愤怒得不到节度使，又诏令分取他们的粮马，都反叛，发兵向南。诏令李怀光讨伐他们，战败。四人都称王。淮西李希烈既然接受诏令讨伐并杀死崇义，更加放纵，也与朱滔等勾结，自称天下都元帅。希烈侵犯壤城，诏令发兵，泾原兵到达犒劳微薄，于是发生兵变。皇帝逃往奉天，众人推举朱泚占据长安，于是进犯奉天。怀光回兵救援长安，解除了奉天之围，阻止卢杞不得面见皇帝。皇帝又叛变与朱泚勾结，皇帝逃往梁州。李晟痛哭誓师，驱逐朱泚，收复京城，迎接皇帝回朝。战争兴起以来，每月花费百余万缗。采用陈京等人的建议，搜刮富商的钱；采用陈少游的奏议，诏令增加税钱，实行税间架，除陌钱。然而自从朱泚到达长安，为了守城的计策，不惜金帛来取悦将士，加上修缮器械，每日花费很大。等到长安平定，而府库还有剩余积蓄，看见的人都追怨有关部门的聚敛。怀光逃往河中，马燧诛杀了他。李抱真也说服并降服武俊，共同攻破朱滔，而希烈也向东畏惧曹王皐，向西畏惧李兼，不能得逞。然而从此皇帝姑息藩镇，又不止像肃宗、代宗时那样了。宪宗即位，平定夏，平定蜀，平定吴，平定淮西，平定淄青，宏正入朝，承宗削地，刘总归命，恢弘的中兴之美啊。再传两代而克融在幽州作乱，庭凑在成德叛乱，宪诚在魏博反叛，其他相继而起的种种。然而叛乱有时很快平定，但三镇于是不可奈何。历经穆宗、敬宗、文宗三世，到了武宗，天子英武，相臣李德裕才略出众，开始利用三镇平定泽潞，都警惕地看见奉命唯谨。然而也不能革除他们的旧例了。宣宗明察，号称小康，终究没有远略。懿宗、僖宗失德，祸端生于南诏，蔓延到江淮，而唐的国运告终。总之自从设立藩镇直到唐亡，而河北不能为唐所有。说河北祸乱始于天宝，而蔓延于肃宗、代宗。德宗有志于克复，但措置不当，经过丧乱后才平息，反而更严重，无可言说。宪宗中兴，威行两河，再传两代而失去它是什么原因？说宪宗对于河北，也只是所谓的羁縻而已。其乱的根本本来就在，能维持两代吗？那么当时为什么不干脆平定它？说形势不允许。以天下的力量，四年平定淮蔡，接着又使用它，淄青的兵威也耗尽了。承嗣必定再用兵，这是黩武，何况刘总呢？所以献地质子，比周、郑的做法稍好，也姑且听任他们罢了。其所以失败，是因为不先平定河北，而后举兵淮蔡。淮蔡只是三个小州，以河北作为羽翼，那么攻取它也不容易用力。如果暂且舍弃它，而专事于河北，足以作为河北重镇的，本来没有几个。而且敕令其邻道，不必进入其巢穴而攻取它，只要扼住其要害而控制它，自然无能为力。等到河北既定，这区区之地，不过是樊笼中的物品罢了。那么当时为什么不先平定河北？说：这是李绛等人误导了。宪宗想趁着王士真死，派人代替他，不听从就兴兵讨伐，以革除河北诸镇世袭的弊病

译裴垍认为李纳专横跋扈，武俊有功，先前许诺了师道，如今却剥夺了承宗，挫伤劝善、违背事理，这话颇为接近实情，然而却不了解国家的大计。况且武宗曾说：纵然他有功劳，父子担任将相二十多年，国家对他的报答已经足够了。而李绛的说法则更加悖理，他说武俊父子相继掌权四十多年，如今承宗又已总领军务，一旦更换他，恐怕不会立即奉诏。又河北各藩镇的情况正相同，必定不会自安，暗中互相结党相助。皇上又秘密询问各位学士：“如今打算任用承宗为留后，割出他的德、棣二州，另外设立一个藩镇。”李绛回答说德、棣二州隶属成德镇已久，一旦割出，恐怕会怨恨不满，不如派祭吊使私下晓谕他，听不听都没有其他祸害。皇上说：“如今刘济、田季安都病重，如果他们去世，又像成德镇这样，天下何时才能太平？议论的人都认为应当用兵，怎么样？”李绛回答说群臣看到夺取蜀地、吴地容易，所以谄媚急躁的人争相献计，劝开河北。不知道河北与这两地不同，两地向来忠诚顺从，又旁边没有援助，河北的百姓将士怀有他们累代恩养的感情，不知道君臣顺逆的道理，邻道各自为子孙打算，互相表里呼应，兵连祸结，忧患哪里可以说得尽！如今淮西吴少诚病重且不起，可以商议征讨，恒冀难以达成的功业，希望舍弃它。唉！人臣有如此谋国的吗？试想想那父子相承四十多年的，是祖宗的法度而不可随意更改的吗？是祖宗的积弊而应当思考去除的吗？正义则壮，理屈则老，他们不奉诏令，曲直究竟归于谁呢？今天的天下，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割出他们的二州而不敢公开说吗？堂堂十代天子竟然不能制伏三四个凶人的死命，希望免除他们的怨恨不满，以侥幸无事吗？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不是每代都有，人生的际遇也难以期待。幸好天子聪明英武，早起晚睡，警惕忧虑勤劳，延揽群臣，虚心询问，思考用来削平僭越叛乱、达到太平的策略。而李绛在群臣中受知遇又最深，却一筹莫展，只希望陛下舍弃这难以达成的功业，直接指责进言的人为谄媚急躁，自己难道没有少许愧疚吗？李滔反叛，从深州进军到束鹿，士兵大声喧哗说：“天子诏令司徒回到幽州，为何违背敕令向南救援田悦？”他的党羽对他们说：“司徒血战夺取深州，希望得到丝织品以宽免你们的赋税，没想到国家没有信用，如今向南行军是为了你们。”众人说：“虽然知道这样，终究不如奉诏且回镇。”那么君臣逆顺，学士或许不知道，将士百姓则都知道。每每奇怪肃宗、代宗以来，姑息养奸的只是三四个凶人，那些将士百姓不幸被凶人所胁迫的，忘记了他们是我们的人民，而没有听到恩德的诏令下达，都是这类见识议论误导的。人的感情没有离去，有东西挽留他们，这就更加牢固了。崔佑甫劝德宗以正己，所献三十万缗钱，赐给淄青将士，正己惭愧信服，天下开始有太平的希望，这也由此类推。至于河北黜陟使符节下达，罢免田悦军士四万人，让他们回乡务农，众人都哭泣，田悦拿出家财赏赐他们，让他们回到部队，于是都感激田悦而怨恨朝廷，难道不是我们自己抛弃他们以资助贼人吗？惟岳反叛，孝忠以易州归顺朝廷；李纳反叛，李洧以徐州归顺朝廷。将士中忠诚顺从的可以任用。武俊确实斩杀了惟岳，刘悟确实斩杀了师道，将士中强干有力的也可以任用。只看如何任用他们罢了。一定说他们怀有累代恩养的感情，不知道君臣逆顺的道理，难道不冤枉吗？曾经想到刘裕放弃关中向南回归时，三辅父老在门口流泪说：“残民不沾王化，至今百年，才看到衣冠，人人互相祝贺。”如今舍弃他们想要安定在哪里呢？想那时那里的百姓，其可怜悯，难道唯独不是这样吗？作为大臣代替天子治理万民，曾经对此漠不关心而抛弃他们，却又冤枉他们，不仁德得很了。况且他们最忌惮的，无如邻道互相表里呼应。谭忠一说动季安，而魏不救赵；一说动刘总，而燕且伐赵。武俊既然激怒而联合李滔，贾林可以游说攻打李滔，交好的离合，在于我。不在于他们。宣公有言：“得到他们的持疑，足以成事。”这可以对智者说。当这时，以吐突承璀为招讨处置等使，讨伐承宗，无功，最终制雪，承宗恢复其官爵。宦官统领军队，失败还是幸运的；然而天子正锐意用兵，而宰相、学士议论如此，这是激成祸患。君子读史至此，而不胜怨恨。当承璀讨伐承宗时，昭义节度卢从史暗中与承宗勾结，兵马使乌重胤诱捕了他。皇上嘉奖他的功劳，想让他做留后。恰逢承璀上奏已牒文重胤李绛，说从史虽然蓄有奸谋，已是朝廷牧伯，重胤起于列校，恐怕河南北诸侯耻与为伍，万一连表罪状承璀，陛下如何对待他？不如还让从史做。嘻，这是什么话！抱玉为光弼稗将，屡有战功，自陈耻与禄山同姓，因赐姓李。重胤节皮横海，奏藩镇跋扈，由州县各置镇将，收刺史、县令之权也。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职，虽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独反。谨以所领州牒还各刺史，

译职事应当由州兵担任，并命令敕使统领他们。因此后来河北各藩镇，只有横海镇最为顺从朝廷命令。这种规划简直可以直接颁布为法令，作为长治久安的策略，这真是大臣的见识，忠臣的用心啊。就在韩重胤捆绑从史的时候，昭义军全军披甲，韩重胤站在军门大声呵斥说：“天子有诏令，敢违抗的斩首。”于是士兵们都散去了，由此已经可以大致想象出他的气概了。像这样的人，难道会以与你们这类人为伍为耻吗？反而被你们这类人视为耻辱吗？况且藩镇大臣自行任命将吏，天子不得过问，现在却让天子任命的将吏也必须由藩镇自行安置，这是什么道理？况且那人既然怀有奸诈的阴谋，为什么还说应当授予他一方重任呢？这是他为诸侯谋划，可谓忠诚；但这并非对天子有利。自己做不到，又嫉妒别人能做到；有了功劳，他的私心更加严重，难怪他的言辞更加悖逆。韩重胤说：“祖宗凭借一角之地取得天下，子孙拥有天下却不能收复河朔。”事情本来就有难以处理的，也有人为其制造困难的。宪宗初年，杜黄裳担任宰相，当时李师古去世，他请求趁其丧服未定、局势未稳时采取行动。皇帝因为正在讨伐刘辟，于是任命李师道为留后，这是皇帝的失策。然而假如让杜黄裳长期执政，河北很快就能平定。可惜因为小事罢免了他，后来所任用的终究不是合适的人选，怎么能成功呢？假如趁节度使去世之际，或者将其辖区分为三或二部分，从军中挑选能够服众的副将，授予他们节度使的印信，让他们分别统领。原来的节度使之子，授予官职，征召入朝。像这样做，他们如果听从，那么势力分散就容易控制；如果不听从，那么发生叛乱就容易攻取。同时告知邻近的藩镇，各自统领自己的辖区，不要懈怠。如果有怀有不法阴谋、结党营私的，以此来离间他们。这不过是动一说话人的力气罢了。等一方平定，其他三方自然可以依次处理。况且天子曾经发布恩德诏令，下达明确诏书，对两河南北的民众，一体给予优抚奖劝的深切关怀。那里的百姓都是天子的子民，那里的将士都是天子的臣子。忠诚顺从的都想着归化，刚强干练的大多能打击奸邪。那三四个凶恶之人，聪明的可以保全子孙，愚蠢的连脑袋都保不住。谁敢依仗罪恶？谁能帮助叛逆？清除历代积累的弊习，振作王朝的纲纪，建立长治久安的长远策略，树立贤哲的美好规范。推行起来难道不像翻手那样容易？运用起来难道不像手臂指挥手指那样灵便？传给世世代代，为什么不能像让婴儿安睡在天下之上那样太平，而治理好贾谊所筹划的七国那样的局面呢。我说这在唐代藩镇问题上尤其适宜。

译杜甫在《怀李白》诗中写道：“文章憎命达”。司马迁说：“虞卿如果不是处于困窘愁苦之中，也就不能著书来表现自己”。这说明是人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文章，而不是文章使人穷困。翟怀清先生年幼时就负有杰出的才华，擅长诗歌和古文辞章，却受困于官府的刻板标准，常常意气用事、借酒浇愁，发出愤世不平的感叹。我的伯祖父星阁公曾为他撰写《变化气质论》，对他进行规劝和勉励。先生颇为收敛节操以听从劝告，但最终仍因困顿而死。人穷困而文章显达，还是文章使人穷困，以及那愤世不平的感叹，又怎能就此停止呢？然而虞卿得到了司马迁的一篇传记，名声流传于后世。而杜甫“文章憎命达”这一句话，使那些怀才不遇的士人都在此感叹唏嘘。况且星阁公很少赞许他人，却对先生表示叹惜，反复慨叹，他在笔墨中表达这种情感，不止一次，而是再三为之。那么先生也可以没有遗憾了吧？嘉庆六年正月，琴师赵绍祖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