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古今伪书考》

序

姚际恒

伪造书籍的人，古往今来代代都有，所以伪书在世间日益增多。学者面对这些书，真假无法辨别，还能称得上是读书人吗！因此必须取来明确辨别，这是读书的第一要义。我往往不自量力，将世间流传的伪书，分为经、史、子三类，考证如下。明代宋濂有《诸子辨》；我将经、史、子合在一起进行辨伪。凡是当今世上已经失传的，以及琐碎细微、内容不多的，都不收录。其中有前人辨论精确的，都全部记载在前面，以表明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说。四部中有集部：集部指的是别集，个人文集难以伪造，古代别集中偶尔有一两篇附益伪撰之作，不足挂齿，所以不涉及。子类中的佛、道两家之书，也不涉及。

经类

《易传》

宋代王景山《开祖儒志编》说：“有人说：‘《易·系辞》果真不是圣人的话吗？’回答说：‘它的本源出自孔子，后来相传于易学师承，其来源久远，其流传长久，其间丢失坠落而增加的内容不能没有。’”另外欧阳修有《易童子问》三卷，其下卷专门论述《系辞》《文言》《说卦》以下，都不是圣人所作。该书现存于文集中，这里不详述。又陈振孙《书录解题》说：“赵汝谈《南塘易说》三卷，专门辨明‘十翼’不是孔子所作。”现在这本书已经失传。我另有《易传通论》六卷，这里也不详述。

[重考]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喜欢《周易》，为《彖》《系》《象》《说卦》《文言》作序。”《汉书·艺文志》说：“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等十篇作传。”《经典释文·叙录》说：“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隋书·经籍志》说：“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作传。”虽然列举“十翼”的次序各不相同，就像文字六书，许慎、班固、郑众三家既然名次不同，后来叙述者的次序更加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汉志》称十篇，最为明确概括，不愧史笔，孔颖达《易正义》卷首第六论说：“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一派，都同此说。”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夫子作十翼，指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只是《说卦》《序卦》的次序稍有不同，无关宏旨，经师常在这些小处钻营，因而怀疑真伪，大可不必，我们反而觉得郑学一派，尚接近史笔。宋人受佛教影响，尊崇孔子为圣，几乎像今日基督教中的上帝，对“十翼”不满意，所以怀疑不是孔子所作，岂知孔子本来也是人世中人呢。况且如果有确凿证据，也是一种学说。无奈经过清代许多考证家的证实，已无立足之地，我们今日岂能再受其愚弄，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一，页一—二）

[补证]

崔述说：“《世家》说：‘孔子晚年喜欢《周易》，为《彖》《系》《象》《说卦》《文言》作序’，从此班固以来诸儒解说《易》的，都认为传是孔子所作，直到唐宋，都承袭此说。我考察《春秋》，是孔子所作，其文严谨简质，与《尧典》《禹贡》相上下，《论语》是后人所记，则其文稍降了。如果《易传》果真是孔子所作，则应当在《春秋》《论语》之间，而现在反而繁复华丽，大类《左传》《戴记》，远逊于《论语》，为什么呢？《系辞》《文言》的文辞，有的冠以‘子曰’，有的不冠以‘子曰’，如果《易传》果真是孔子所作，不应自己冠以‘子曰’字样，即使说是后人所加，也不应有时加有时不加。孟子对于《春秋》，曾屡次提及，而没有一言涉及孔子传《易》之事。孔孟相距很近，孟子表彰孔子不遗余力，不应不知道，也不应知道了而不说。由此看来，《易传》必定不是孔子所作，而且未必是一人所为，大概都是孔子之后通晓《易》的人所作，所以其言论繁复华丽。那些冠以‘子曰’字样的，大概是相传以为是孔子的说法，而不一定都是当时的言语；那些不冠以‘子曰’字样的，则是他们自己的解说。杜预《春秋传》后序说：‘汲县冢中《周易》上下篇，与现在正同，另有阴阳说，而没有《彖》《象》《文言》《系辞》，怀疑当时仲尼在鲁国创作，尚未传播到远方国家。’我考察《汲冢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冢中书，是魏人所藏的。魏文侯师从子夏，子夏在魏国教授很久了。孔子弟子能传其书的，没有谁比得上子夏，子夏不传，魏人不知，那么《易传》不出自孔子，而出自七十子之后的儒者，无疑了。《论语》说：‘曾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现在《象传》也记载此文，如果传文在前，记录者固然应当见到，曾子虽然曾经述说，不得就认为是曾子自己说的；而传中名言甚多，”

译曾子未必只是单独截取这句话来叙述。既然如此，那么撰写《易传》的人往往从旁采集古人的言论来补足完成它，只要选取与卦义相合的内容，不必都出自自己之手。既然采用了曾子的话语，那必定是曾子之后的人所作，而不是孔子所作。况且《世家》中的文字，本来就不明确，有人把“序”理解为“序卦”，又用以前序书和传文的体例来类比，又似乎有“序述”的含义，起初并没有孔子作《易传》的文字记载，大概是因为这种说法晦涩不明，从而引发了后人的误解。

译皮锡瑞在《易经通论》中说：“认为卦辞、爻辞是孔子所作的，虽然怀疑没有明确的文字依据，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依据。古代把‘系辞’直接当作卦辞、爻辞，汉代儒者的说法都是如此。而现在的《系辞》上、下篇，在古代被称为《系辞传》，王肃的《易》本中有‘传’字，大概古本都是这样。宋代吴仁杰的《古周易》把爻辞称为系辞。现在考察《系辞》中有这样的话：‘圣人设立卦象，观察物象，系上辞语以明确吉凶。’又说：‘观察事物的会通，以施行礼仪，系上辞语以判断吉凶，所以称之为爻。’又说：‘系上辞语并加以命名，变动就在其中了。’又说：‘系上辞语以穷尽言辞。’根据这些文字，明显是指卦辞、爻辞称为系辞。如果说《系辞》中四处提到的‘系辞’，就是现在的《系辞》，孔子不应该屡次自称他所写的书，又自己说明作辞的意义，而且不应该自称圣人。大概‘系辞’即卦辞、爻辞，是孔子所作的；现在的《系辞》，是《系辞》的传，是孔子弟子所作的。《系辞》中明确有‘子曰’，必定不是出自孔子手笔。《史记·自序》引用《系辞》的文字称为《易大传》，这是明显的证据。凡是孔子所作的称为经，弟子所作的称为传，所说的‘圣人系辞以判断吉凶’，是孔子弟子作传，称孔子为圣人，而不是孔子作《系辞》而称文王、周公为圣人。郑樵在《六经奥论》中说：‘《易大传》提到系辞的地方有五次，都指爻辞为系辞，加上系辞，说‘系辞以明确吉凶’，‘系辞以判断吉凶’，有两处说‘系辞以命名’，孔子专门指爻辞为系辞。现在的《系辞》，是孔门七十二子传授孔子关于《易》的言论，作为大传的文字。那么系辞者，大概是古代传《易》的大传吧？’郑樵把《系辞传》作为《易大传》，正是本于《史记》。孔颖达疏说：‘经是文王、周公所作的，传是孔子所作的。’不知道在孔子以前，不可能有经。《汉书·儒林传》说：‘孔子晚年喜好《易》，读得韦编三绝，为之作传。’这已经错误地把孔子所作的当作传，与《史记》的说法大相径庭了。欧阳修不相信祥瑞怪异，因为《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效法它。’认为这不是孔子的话，不知道《系辞传》本来就不是孔子的话，而是孔子弟子所作，用来解释孔子言论的。《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喜好《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官既然把现在的《系辞》作为《易大传》，就不认为是孔子所作的，世家所说的，也必定是指卦辞、爻辞而言。‘系’是附属的意思。系辞就是说附属辞语。根据《史记》所说，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卦，分为三百八十四爻，而没有辞语，到了孔子才附属辞语缀连在下面，所以称之为系。这有明确的文字依据，不必怀疑。只是《孔子世家》引用《说卦》，颇疑有误。《论衡·正说篇》说：‘到了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掘老屋，得到逸失的《易》、《礼》、《尚书》各一篇，奏报皇帝，皇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增加一篇。’所说的《易》增加一篇，大概是《说卦》。《隋书·经籍志》说：‘等到秦朝焚书，《周易》唯独因为卜筮得以保存，只丢失了《说卦》三篇，后来河内女子得到了它。’所说的三篇，大概包括《序卦》、《杂卦》在内。根据王充的说法，《说卦》到宣帝时才出现，不是司马迁所能见到的，所以怀疑《世家》中的‘说卦’二字，是后人掺入的。《说卦》论述八卦方位，与卦气图相合，怀疑是焦延寿、京房之徒所作。程迥《古易考》十二篇，缺《序卦》、《杂卦》，认为不是圣人的话。李邦直、朱新仲、傅选卿都怀疑《序卦》。近代儒者朱彝尊也是这样。戴震说：‘过去儒者相传，《说卦》三篇，与今文《大誓》相同，是后出的。《说卦》分为《序卦》、《杂卦》，所以三篇辞旨不像孔子的话，或者是经师所记录的孔门余论，或者是别有所传述，博士汇集诵读，于是都归之于孔子，称为十翼了。’根据这个，那么古今人都怀疑《说卦》三篇；而十翼的说法，无古无征。《汉书·艺文志》说《易经》十二篇。又说：‘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这是已经分为十篇，尚不名为十翼，孔疏认为‘郑学之徒，并同此说’，这是十翼出于东汉以后，不可信据。欧阳修说十翼的说法，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后人认为欧阳修不应该怀疑经；然而十翼的说法，实在不知起于何人。』

眉批：姚氏《通论》不可见。康有为说：‘十翼的名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杨何学习《易》时未曾听闻，大概出于刘歆的说法。《彖》、《象》与卦辞、爻辞相属，分为上下两篇，是孔子所作的原本，刘歆把上下两篇，归属于演爻的文王，既然不通；于是把自己伪作的《序卦》、《杂卦》，附会到河内女子所得之事上，而认为孔子作十篇为十翼。夺取孔子所作的而给予文王、周公，把自己所作的冒充为孔子所作，虚张声势，可笑可骇。’（详见《新学伪经考》）他的话似乎足以解释皮锡瑞‘十翼起于何人’的话；然而这样论古，虽然属于快刀斩乱麻，终究觉得于心不安。《说卦》出于汉宣帝时，《序卦》、《杂卦》，叶适已认为是后

译有人伪造《习学记言》中的言论，其伪造性质本就不必多说；然而必定将《序卦》《杂卦》归于刘歆名下，未免有些武断。至于认为卦辞、爻辞是孔子所作，《系辞》是孔子弟子所作，皮锡瑞的说法都与此相同，但也缺乏确凿依据。章炳麟设立十二条谬误来驳斥皮锡瑞的说法（见《章太炎文录初编》），他不相信孔子作《易》是对的；但他必定向上推溯，认为是文王所作，那就更加荒谬了。我认为《易传》一定不是孔子所作，崔述说它出自七十子之后的儒者，比较接近事实。柯汝锷说：“孔子未曾为《易》作传，‘十翼’这个名称，都是后代讲师所确立的。夫子论《易》，在《论语》中出现的，只有‘加我数年’和‘不恒其德’两章。其他回答问话所涉及的，大体都是依据古训来立论。比如‘克己复礼为仁’以及‘出门如见大宾’这两句话，都见于《左传》，夫子用它们来告诫颜渊和仲弓。述而不作，夫子大概自己已经说过了。”（见《瓮天录》）他的话也有道理。孔子确实未曾赞述《易》，《论语》中“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鲁论》原本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把“亦”改为“易”，钱玄同认为那是汉人想要证明孔子赞述《易》的说法的人所改动的。又如《易》艮卦象传“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其中的“以”字，钱氏也认为是作大象传的人袭用《论语》曾子的话，想要使它与其他卦象传的词例保持一致而添加上去的。（见《读书杂志》第十期）这些都与崔述、柯汝锷的说法相互印证阐发。总之，孔子与《易传》无关。顾颉刚说《易传》的创作，最早不超过战国时期，最晚则在西汉中叶，说法见于《古史辨》第三册。（页一—七）

译子夏易传

《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记载。《隋书·经籍志》才开始有《子夏易传》二卷的著录。《崇文总目》说：“这本书的篇章次序大致依照王弼的体例，决不是子夏的作品。而且它言辞浅近而不笃实。然而学者崇尚奇异，颇为传习。”晁公武《读书志》说：“景迂说，‘这是张弧伪作的。’”陈振孙说：“隋唐时这本书早已残缺不全，宋代怎么会有十卷！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用的隋代《子夏易传》，现在的本子都没有。这难道只是不是汉代的书，甚至也不是隋唐的书了！”恒按：胡应麟《笔丛》说，“《子夏易传》载于《通考》的，现在也不流传了。”现在昆山徐氏新刊印的有这本书，胡应麟大概是没见到。

[考释]

《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六刘知几《易传议》说：“查《汉书·艺文志》《易》类有十二家，而没有子夏作传。到梁代阮孝绪《七录》才开始有《子夏易》六卷。有人说韩婴所作，有人说丁宽所作。然而根据《汉书·艺文志》韩婴《易》有十二篇，丁宽《易》有八篇，寻求其符合之处，则事情截然不同，这是荒谬的。”司马贞《易传议》说：“查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这本书不流行已经很久了，所保存的多已失真本。荀勖《中经》说：‘《子夏传》四卷，有人说丁宽所作。’这是先贤怀疑不是子夏所作的了。”《隋书·经籍志》：“《子夏传》残缺，梁代六卷，现在二卷。知道这本书错谬很多。”王俭《七志》引《七略》说：“《易传》子夏，是韩婴。现在题署不称韩氏而记载。”薛虞记：“现在秘阁有《子夏传》。”薛虞记粗略，对后学无益，不能用来解释正经。（页一下—二上）

[重考]

《经典释文序录》说“《子夏易传》三卷”，《七略》说“汉兴，韩婴传”。《七略》此文也见于《唐会要》引王俭《七志》所引刘向《七略》。查《汉书·儒林传》说：“韩婴，燕地人。景帝时到常山任太傅，后来他的孙子韩商任博士。宣帝时，涿郡韩生是他的后代，因精通《易》被征召，在殿中待诏，说所受的《易》就是先太傅所传的。”近来见到宋翔凤《过庭录》有“子夏是韩婴孙子韩商的表字”一条，也足以备作一种解释。大概本是韩婴所传，而他的孙子韩商写成此书，所以叫《子夏易传》吧。然而这本书久已散佚，清代孙冯翼、张澍、马国翰、黄奭都有辑本。如果晁氏《读书志》所指的《子夏易传》，是唐人张弧伪作，那是另一本书，不要混为一谈。而《汉魏丛书本》的《子夏易传》，又是宋以后人伪作，更不是张弧的书，断定为伪中之伪，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经明确说了。另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一，页三）

[补证]

眉按：《唐会要》记载开元七年，诏令儒官详定《子夏易传》：刘知几议说：“查《汉书·艺文志》《易》有十三家，而没有子夏作传的。到梁代阮氏《七录》才开始有《子夏易》六卷。有人说韩婴所作。有人说丁宽所作。然而根据《汉书》，韩婴《易》十二篇，丁宽《易》八篇，寻求其符合之处，则事情截然不同荒谬。以子夏在东鲁服膺孔子，文学与子游同列，在西河告老，名行将与夫子连踪，而岁月跨越千年，时代经历百代，他所著述，沉没遮蔽不流行，难道不是后来人假借先哲！必定要行用，深以为疑！”司马贞议说：“查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这本书不流行已久。现在所存多失真本。又荀勖《中经新簿》说，‘《子夏传》四卷。有人说丁宽所作。’这是先贤怀疑不是子夏所作的了。又《隋书·经籍志》说：‘《子夏传》残缺，梁代六卷，现在二卷。’知道这本书错谬很多。又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说，易传子夏，是韩婴。现在题署不称韩氏，而记载薛虞记。又现在秘阁有《子夏传》薛虞记，其质地粗略，旨趣不远，无益后学。不可将帖正经。”五月五日，诏令《子夏传》逸篇令帖易者停止。则。是。唐。以。前。之。所。谓。子。夏。易。，已。为。伪。本。矣。。而。晁。说。之。所。称。张。弧。伪。托。之。本。，实。为。另。一。伪。本。。（《传易堂记》说：‘古今都以为子夏受于孔子而为《易传》，唐代刘知几知道它是伪作了。书不流传于今。现在号称《子夏传》的，是唐代张弧的《易》。’）张弧不知是唐代何时人。陆德明《释文》所引：据朱彝尊《经义考》谓‘屯六二，乘马班如，乘音绳，班如相牵不进貌。比传，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小畜九五，有孚挛如，挛作恋，思也。上九，月几望作近望。履九四，愬愬恐惧貌。泰六四，翩翩轻举貌。上六，城复于隍作堭。大有九四，匪其彭作旁。谦卦作嗛，云嗛谦也。豫六三，旴作纡。九四，盍簪疾也。噬嗑九四，胏作脯。贲六五，束帛戋戋作残残，传云，五匹为束，三玄二纁象阴阳。复上六有灾眚，传云，伤害曰灾，妖祥曰眚。颐六二，拂经作弗，云辅弼也。六四，逐逐作攸攸。坎上六，置于丛棘，置作湜。离六五，戚作

译嘁，是咨的意思。咸卦初六爻，“拇”字原作●。遯卦上九爻，传文说“肥”是饶裕的意思。晋卦九四爻，“鼫鼠”的“鼫”字原作“硕”。明夷卦六二爻，“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中的“夷”字原作“睇”，传文说，旁视叫做睇；“拯”字原作（缺字）。睽卦六二爻，“其牛掣”的“掣”字原作“契”，传文说，一角向上仰起。夬卦九四爻，“牵”字原作“掔”。姤卦初六爻，“柅”字原作“鑈”。九五爻，“包”字原作“苞”。困卦九四爻，“徐徐”原作“荼荼”，传文说，这是内心不定的意思。井卦九二爻，“鲋”字，传文认为是虾〇。六四爻“井甃”，传文说，是修治的意思。丰卦九三爻“沛”，传文说，是小。沫，传文说，是小的星。旅卦九四爻，“资斧”原作“齐斧”。既济卦六二爻，“茀”字原作“吕”；六四爻，“繻有衣袽”中的“繻”字原作●，“袽”字原作“茹”。今本都不是这样』等等。这是。今。本。又。非。张。弧。伪。托。之。本。矣。。然而德明尚且可以假定为张弧以前的人；王应麟是南宋末年的人，而《困学纪闻》中说‘帝乙归妹，子夏传认为是汤的归妹。’今本也没有，那么又怎么能说是张弧的伪本呢？据此来说，刘知几、司马贞所议论的，固然不是宋人所见到的伪本；今日所见的伪本，又不是宋人所见到的伪本。（惠栋《九经古义》认为其文辞浅近，与郭京《周易举正》都是宋人伪撰，恐怕也不对。）阳羡鹅笼，幻中出幻，难道不可怪吗！前人认为它是伪书的，除了姚氏所列举的之外，《中兴书目》、程迥、吕祖谦、章如愚、何乔新都怀疑它。而孙坦怀疑是汉代的杜子夏；赵汝则认为是杜钦、杜邺，在《易》学上没有听说他们有过师承，只有邓彭祖传授梁邱的学问，还可以勉强对应，因为彭祖也字子夏。崔应榴也认为是邓彭祖所作。这些都是未免牵强附会。臧庸断定是韩婴所作，认为“婴”是幼孩，所以名叫婴，字子夏，“夏”是大。宋翔凤《过庭录》中有“子夏是韩婴孙商的字”一条，也不敢确信。全祖望说：『今。所。行。十。一。卷。，固。属。赝。本。；即。七。略。以。来。之。书。，亦。依。托。耳。。夫。曰。韩。曰。丁。曰。薛。，其。见。于。前。人。着。录。者。，尚。难。审。定。，况。臆。度。耶。!』（《鲒埼亭集外编·子夏易传跋尾》）这话最为恰当。（页八—一○）

译关朗《易传》

陈振孙说：“唐代赵蕤作注。然而《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都没有记载；有人说这是阮逸伪造的。”我按：王通（文中子）的《中说》是阮逸作注的，人们怀疑那就是阮逸伪造的。关朗号称是北魏孝文帝时代的人，王通的祖父同州刺史王彦师事于他；关朗曾为王彦占卜，得到夬卦变为革卦，断定百年之内会有通达的人出现，复兴孔孟在洙泗间的教化；他推算周、齐、陈、隋的史事，没有不预先吻合的，这大概是寄托在王通身上的寓意。像这样牵强附会地寻求证据，所以人们知道《易传》也是阮逸伪造的。

[重考]

《四库全书总目》依据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说李淑的《邯郸图书志》才开始著录此书，《中兴书目》也记载了它的书名；称阮逸加以整理刊正。陈师道的《后山丛谈》、何薳的《春渚纪闻》以及邵博的《闻见后录》都说“阮逸曾经把伪造的稿本给苏洵看”，那么出自阮逸伪造，是没有可疑之处的。阮逸与李淑都是宋神宗时代的人，所以李淑的书目才开始著录此书。（卷一，页四）

[补证]

眉案：吴莱《关子明易传后序》说：“我起初读王通的《中说》，里面记载了不少关朗（字子明）的事，后来得到天水人赵蕤所注的《关子易传》十一篇，大体上是《易经》上下《系辞》的义疏罢了。有人说，王通的《中说》，本源在于阮逸；关氏的《易传》，创始于戴师愈。戴师愈是江东的老儒。看他的传，总说消息盈虚、爻象策数之类，只与张彝相问答，张彝曾经向魏孝文帝推荐他；而王通赞易，世人传述的是关氏的学问。这又怎么是全都假托而后成书的呢？”（《渊颖集》）吴莱大概真的认为是关朗所作。王通的《中说》是荒谬的书（详情见后），他的话本来不足以作为依据。这本书是阮逸伪造的，陈师道的《后山谈丛》、何薳的《春渚纪闻》以及邵博的《闻见后录》都说阮逸曾经把伪造的稿本给苏洵看，那么出自阮逸之手，不需要再辩驳了。吴莱又从而相信他，考察失误太严重了！唐代李鼎祚辑录汉代以来三十六家解释《易经》的说法，编成《周易集解》一书，他的自序说：“我年少时仰慕玄学之风，潜心于古籍，纵观从炎汉到当今大唐，采集众贤的遗言，议论三圣的深奥之言。汇集虞翻、荀爽等三十多家，删削王弼的野文，补全郑玄的逸象，各自列出名义，共同契合玄学宗旨。前代儒者有所不详的，然后才加以增删。”现在看他的书，确实能广泛采纳众说，折衷各家之长，却唯独没有引用关氏《易传》，那么本来就没有这本书可以知道，这是伪造的一个旁证。《文献通考》又有阮逸的《易筌》六卷，每一爻必定用古代的事例来系联，陈振孙曾经讥讽他牵强附会，而这本书牵强附会的痕迹，也明显可验，其作伪的手段相似，这是伪造的又一个旁证。又考证注者赵蕤，字太宾，梓州盐亭人。博学韬略，擅长经世致用。开元年间被召见而不赴任。著有《长短经》十卷。（见《唐书·艺文志》及孙光宪《北梦琐言》）李白曾经师事于他（见《唐诗纪事》）。可见这个人似乎不是注《易传》的人。况且如果赵蕤曾经注过此书，那么此书不载于《隋志》，也应该载于新旧《唐书·经籍志》，现在却开始见于李淑的《邯郸图书志》（李淑与阮逸同为神宗时代的人），那么此书的产生，必定在唐代以后，而阮逸的伪造，更没有可疑之处的了。（页一一—一三）

麻衣《正易心法》

出自宋代，称麻衣道者传授给陈希夷。朱熹说：“这本书辞意平庸浅近，不像一二百年前的文字，而且多有无理的妄谈。我守南康时，有前湘阴主簿戴师愈请求拜见，就谈及麻衣易。于是再追问他，宛然是这位老人（戴师愈）所作。”按：这是朱熹亲眼所见，他的说法自然没有疑问。

焦氏《易林》

顾炎武《日知录》说：“《易林》怀疑是东汉以后人撰写的。焦延寿生活在汉昭帝、汉宣帝时代（《汉书·京房传》说：‘延寿因为好学得到梁王的宠幸。’案：这个梁王是梁敬王刘定国。他在昭帝始元二年继承王位，四十年后去世，正值元帝初元三年。），那时《左传》还没有设立学官；现在《易林》引用《左传》的话很多。又往往使用《汉书》中的事：如说‘彭离既东，迁之上庸’，这事发生在武帝元鼎元年。说‘长城既立，四九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这事发生在元帝竟宁元年。说‘火入井口，杨芒生角，犯历天门，窥用太微，登上玉床’，似乎用了李寻传的话。说‘新作初陵，踰陷难登’，似乎用了成帝修建昌陵的事。又说‘刘季发怒，命灭子婴’，又‘大蛇当路，使季畏惧’，这又不是汉代人应该说的话。”

[重考]

《汉书·艺文志》凡是书籍没有被皇家秘府收藏的，惯例不著录，焦氏《易林》大概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存世的《易林》十六卷，清代《四库全书》定为焦延寿的书，延寿字赣。徐养原、牟廷相定为东汉崔篆所作，丁晏撰写《易林释文》仍定为焦赣的书，说“《易林》的学问出自西汉，文义古奥，不是东汉诸儒所能依托的”，他的考辨非常精核，具在原书中，这里不再赘述。而我家亭林（顾炎武）所怀疑的各点，实在都不值得辩驳。因为西汉虽然《左传》没有设立学官，但贾谊已经为之作训诂，河间献王传授其学，《毛诗故训传》也依据使用它，而且延寿的易学本出于孟氏，而《说文解字叙》以孟

译姓氏改为古文，正好可以证明西汉博士最初并不区分今文和古文。至于引用汉代史事，西汉人本来没有什么忌讳，“昭君”或“明君”的含义，不一定就是汉元帝时期的王昭君，况且陈延寿生活在汉元帝、汉成帝时代，又怎么能因此怀疑他呢？

译[补证]

郑珍在《易林》跋文中说：“当今世上流传的《易林》四卷，相传是汉代焦延寿、焦赣所撰写。顾炎武认为焦延寿生活在汉昭帝、汉宣帝时期，那时《左传》尚未设立学官，而《易林》中引用《左传》的话很多，又常常使用《汉书》中的史事（如姚氏所列举的，此处省略），怀疑是东汉以后的人撰写，假托为焦延寿所作。我认为：焦赣的事迹确实记载在《汉书·京房传》及《儒林传》中，并没有说他撰写了《易林》，顾氏根据书中使用的史事和措辞来怀疑，这本书不是焦赣所写，这是可信的。查考《隋书·经籍志》，有焦赣《易林》十六卷，费直《易林》二卷，许峻《易林》一卷，郭璞《周易》四卷，鲁洪度《易林》三卷；《唐书·艺文志》又增加了崔氏《周易林》十六卷，管辂《周易林》四卷，张满《周易林》七卷，这样撰写《易林》的共有八家。崔篆是汉桓帝时期的人，许峻应当在汉明帝、汉章帝年间，这两个人都不应该称呼刘邦为‘刘季’，那么这本书也不是崔篆、许峻所著。看它的文风奇特诡异、光怪陆离，郭璞（字景纯）擅长写这种风格，然而质朴自然，不是汉魏时期的人写不出来的。这是管公明（管辂）的书。唐会昌年间王俞为焦赣的书作序说，有四千九十六题，就是这一版本。知道当时焦赣的书早已失传，世人便用这一本来代替它。现在流传的四卷本，大概还是原来的旧貌。”（出自《巢经巢文集》卷五。眉批说：现在通行的十六卷本，也是四千九十六题。）

眉批说：《易林》不知道是谁写的，但肯定不是焦氏的书。《汉书·艺文志》记载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段嘉就是殷嘉，跟从京房学习《易》的人），用“孟氏”冠在“京房”之前，用“京氏”冠在“段嘉”之前，是为了表明其著录不是随意的，源流有来历。根据《儒林传》记载：“京房跟从梁人焦延寿学习《易》（《京房传》说，跟从梁人焦延寿学习，延寿字赣。周寿昌《汉书注校补》说，字就是名，看下面都称赣可知。黄伯思《东观余论》也认为名赣字延寿。）焦延寿去世后，京房曾经跟从孟喜询问《易》。恰逢孟喜去世，京房认为焦延寿的《易》学就是孟氏之学。翟牧、白生不同意，都说不是。”焦延寿的《易》学是否就是孟氏之学，或者是另一派，虽然难以确定；但必定与孟氏、京氏发生源流上的关系。如果焦延寿真的有这本书，班固却摒弃不记载，那么这一段传授异同的史实，就没有资料可以用来质对，恐怕班固不会如此疏忽。现在流传有这个人，而《艺文志》没有记载他的书，可知焦延寿本来没有这本书，所以没有被著录罢了。沈钦韩《汉书疏证》说“《隋志》有焦赣《易林》十六卷，现在流行，而《汉书·艺文志》不列，大概因为焦氏没有师法，所以不收录在皇家秘府，或者被京氏包揽了”。这是主观臆测，本来就不值得相信。王先谦《汉书补注》则说“《易林》应当在蓍龟类的《周易》中”。查考蓍龟类《周易》三十八卷，钱大昭《汉书辨疑》说“《周易》下面应该有脱漏的字”，然而脱漏的是什么字，也难以确定，我们怎么可以断言焦氏《易林》十六卷，一定在这三十八卷之中呢？《日知录》因为书中多有焦延寿以后的话语，怀疑是东汉以后的人撰写，最符合事实。只是说“刘季发怒”等话，不是汉人应该说的，或者因为《史记·高祖本纪》多次称呼刘季，并不忌讳，不足以作为驳斥焦延寿的理由；不知道《高祖本纪》“先总叙高祖一段，以及叙述他起初起事时，则称刘季，取得沛县后称沛公，称王于汉后称汉王，即帝位后则称上。”（引用赵翼《陔余丛考》卷五的话）这是史法应当如此，后代各史都沿袭它，如果焦延寿不应当这样说了。然而我认为《易林》固然不是焦氏的书；如果一定要指出是谁写的，那么我也未敢苟同。比如《后汉书·崔骃传》记载“崔骃的祖父崔篆，闭门深思，撰写《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来决断吉凶，大多有所占验。”李石《续博物志》说：“崔篆撰写《易林》，有的叫《卦林》，有的叫《象林》。”而焦、崔的字形又相似，所以有人怀疑《易林》是崔篆写的。《后汉书·许曼传》记载“许曼的祖父许峻，擅长卜筮之术，多有显赫的应验，当时人把他比作前代的京房。他所著的《易林》，至今流行于世。”王安石《许氏世谱》说：“后汉汝南许峻，撰写《易林》流传于世。”所以又有人怀疑《易林》是许峻写的。又如《东观汉纪》记载“永平五年，京城雨水少，皇上驾临云台，召沛献王刘辅用《周易卦林》占卜，卦辞说，蚂蚁封住穴口，大雨将要聚集。”现在这两句话在《易林》中，所以又有人怀疑现在的《易林》就是《周易卦林》。以我的观点来看：方士喜欢谈论吉凶，儒家也夹杂形气之说，撰写《易林》的人很多了，怎么能一一悬拟而吻合呢？我们只要辨明现在的焦氏《易林》，不是焦延寿所作就可以了。不必拖泥带水，强行说是谁写的、谁的书。如果说沛献王在永平年间已经用来占卜，可以证明现在的《易林》不是东汉人所能作的，那么又怎么知道不是现在的《易林》袭用了《周易卦林》的话呢？杨慎说“焦氏《易林》，是西汉的文辞。辞句都是古韵，与《毛诗》《楚辞》的音韵相合。有的像诗

译（这些作品）有的像乐府童谣，观看的人只把它当作占卜书来看待，这就错了。比如“夹河为昏，期至无船，摇心失望，不见所欢”，比如“三骊负衡，南取芝香，秋兰芬馥，利我少姜”，比如“●●啮啮，贫鬼相责，无有欢怡，一日九结”，比如“三夫共妻，莫适为雌，子无姓氏，父不可知”，它们的辞藻古雅，魏晋以后的诗人比不上。况且这些辞句，古代的文人也多采用：“六目睽睽”，韩愈在文章中沿用它说成“万目睽睽”；“九雁列除”，王勃的《滕王阁序》中使用了它；“酒为欢伯”、“白云如带”、“穴蚁封户，天将大雨”，唐代诗歌中多使用这些句子”等等（见《丹铅杂录》卷六）。《易林》的文辞确实值得欣赏，后世文人多采撷引用它，但这终究不妨碍它是东汉以后人所作；而丁晏撰写《易林释文》，必定说“《易林》的学问出自西汉，文义古奥，不是东汉的儒生所能伪托的。”这是不对的。（页一四—一八）

译《易·乾凿度》

这是纬书，假托孔子所作。按：纬书自隋末被禁绝，宋代还流传七种纬书，现在流传的只有《乾凿度》罢了。然而这也是宋人从类书中搜集拼凑而成的，并非原书。晁子止说：“《崇文总目》中没有，元祐年间田氏的书目才开始记载，应当是本朝人作的。假如真的还存在，尚且不足以相信；何况这又并非真本呢。”恒又按：后人将《乾凿度》和《坤凿度》两卷合并为一本书，但实际上是两本书。合并者又称是黄帝撰写的，毫无根据。

[考释]

这本书分为《乾凿度》、《坤凿度》两卷，是《易》八纬之一，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四门四正，取象取物，直到卦爻蓍策的数目；下篇论述坤有十种性质，并推演到荡配陵。现在姚氏所录，仅有《乾凿度》一篇而已。（页三下）

[重考]

聚珍版丛书、古经解汇函中，《易》纬不止《乾凿度》一书。《乾坤凿度》是后出的伪书，不与《乾凿度》相同，清代《四库全书》已经说过。考察纬书远源于河图洛书，称为图纬、象纬，事情涉及天文占验，所以也称为纬候。司马迁说：“孔子论述六经，记载怪异但不书写解说，至于天道命运不传授，传授给那个人不需要告知，告知不是那个人，即使说了也不被理解。”所以相传纬书都是孔子所作，荀悦辩解说：“仲尼的作品吗？不是，有可取之处就可以，为什么要焚烧它们呢。”这是最持平的话，隋朝焚烧禁止民间的纬书，而经师朝廷不禁称引。晁氏说是宋人伪作，实在失于考证。况且汉代谯敏碑称：“他的祖先故师谯赣深明典奥谶录图纬。”可见《易》纬尤其与焦氏、京氏两家易学相近。而《乾凿度》、《通卦验》两书，都依附系辞策数，以及说卦方位来论述，应当作于汉武帝、汉宣帝以后，也是今文博士的遗说，兼有郑玄注，都不可轻视。（卷一，页六—七）

《古文尚书》

《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连同孔安国的传出于东晋；梅赜献给朝廷，伪称是孔壁所出，孔安国作传。我另有《通论》十卷，这里不再详述。

[考释]

伪古文的传授源流有说：“汝南梅赜在前晋奏上此书。梅赜受自城阳臧曹，臧曹受自天水梁柳，梁柳受自扶风苏愉，苏愉受自太保郑冲，郑冲以上没有听闻。”《晋书·郑冲传》说：“郑冲在魏做官很高，高贵乡公讲《尚书》，郑冲拿着经书亲自传授等等。”《隋书·经籍志》说：“伏生，济南人。口传二十八篇传授给同郡张生，张生传授给千乘欧阳生，欧阳生传授给儿宽，儿宽转授给欧阳生的儿子，到曾孙欧阳高作《尚书章句》，为欧阳氏学。又有夏侯都尉受业于张生，传授给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之学。胜传兄子建，别为小夏侯之学。所以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并立，直到东汉相传不绝。”起初汉武帝时，鲁恭王毁坏孔子旧宅，得到孔壁所藏的书。孔氏安国校勘，合并伏生所诵成五十八篇，其余篇简杂乱，不可复读，一并送到官府。孔氏安国又为五十八篇作传，恰逢巫蛊事起，没能奏上，私下传授其业给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称为古文尚书之学。然而孔注之后，传授的人极少。东晋梅赜才得到安国的传奏上。齐建武年间才列入国学。唐明皇天宝年间，卫包受诏更定，才开始大行。张霸有伪古文尚书，名叫百两篇。按书纬说：“孔子将黄帝元孙帝魁之书，直到秦穆公，共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其可为世法者一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据此则张霸附会为百两篇，应当是当时有此纬书的原因。（页四上—五上）

《尚书汉孔氏传》

解说见上。

[重考]

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孔安国传，自宋吴棫、朱子，元赵孟俯、吴澄，明梅鷟、归有光，清阎若璩、惠栋、王鸣盛、宋鉴诸家著书，陆续有论辨，其作伪之迹早已暴露明白，无需赘述了。另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一，页七—八）

《古三坟书》

出于宋代。晁子止说：“张天觉说在比阳民家得到。《七略》、《隋志》都没有。世人认为是天觉伪撰。”陈直斋说：“元丰年间，毛渐奉使京西，在唐州民舍得到。其言辞诡诞不经，是伪书。”胡元瑞说：“世人认为隋朝搜求三坟，刘炫伪造连山等百余篇献上，就是此书。然而刘炫在隋朝号称大儒，他造连山，虽然伪妄，必定有过人之处。现在此书极其浅陋，刘炫岂至于此，大概是序者毛渐所作；其序与书正相类似。”

[考释]

三坟五典，人们都说为古书，然而证明其伪已无疑了。它之所以称为古书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事情系上古之事，不以其书之真伪分别。如《四库全书》

译唯独收录《竹书纪年》，将其作为古史之首，是出于同样的用意。

译[重考]

天觉是张商英，不必去考究这书是张商英伪造的，还是毛渐伪造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自古以来伪书中拙劣的，没有超过这本书的。所以从宋元到明代，除了郑樵之外，没有一个人相信它。到了明代何镗把它刻入《汉魏丛书》，又题署为晋代阮咸作注，这是伪中之伪，更加不值得相信了。”（卷一，页八）

诗序

《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记载。只是说“又有毛公的学问，自称是子夏所传授的；河间献王喜好它，但没有得以立为官学”。直到东汉，毛传的学说才开始流行，而《诗序》也在这个时候出现。《后汉书·儒林传》说：“卫宏字敬仲，东海人。起初，九江谢曼卿精通毛诗，卫宏跟随他学习，作了《毛诗序》。”《隋书·经籍志》说：“以前的儒者相沿相传，认为《毛诗序》是子夏所作，毛公和卫敬仲又加以润色。”郑玄的《诗谱》认为“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和毛公合作而成；卜商（子夏）的意思有未尽之处，毛公又补充完成它。”按：世人把序文开头的一两句话称为小序，因为它的文字少；把下面继续申述的部分称为大序，因为它的文字多。又把小序称为古序、前序；大序称为后序。现在都沿袭这种说法。郑谱所说的大序，就是现在所说的小序；所说的小序，就是现在所说的大序。现在不采用他的说法。那些认为《诗序》是子夏所作的，只是凭借孔子有“启发我的是商啊”这一句话。这明显是牵强附会，绝对不可相信。认为《诗序》是毛公所作的，也是荒谬的。毛公作传，何曾作过序呢？郑玄又说《诗序》本来是一篇，毛公才开始分开它放在各篇之首，这也是因为相信《诗序》才这样说，未必确实。世人又说大序是卫宏作的，小序则是古序。按：汉代没有引用《诗序》的话，魏代才开始引用；等到梁代萧统的《文选》直接认为是子夏所作，固然是承袭前人的错误。郑玄甚至认为小序是孔子所作，王安石甚至认为小序是诗人自己作的，更加可笑了。大概大小序都出自东汉；范晔既然明确指明是卫宏，自然不会有错。大序固然由卫宏所作，小序也一定是汉人所作。怎么知道呢？《诗序》在《周颂·潜》篇中说：“季冬献鱼，春献鲔。”完全照搬《月令》的文字，所以知道是汉人所作。宋儒辩驳《诗序》的荒谬，从晁说之、程泰之、郑渔仲开始，朱文公继承他们。其实大小序本来都不是伪作；后人认为小序是子夏所作，大序是毛公所作，遵循这种说法的人把它当作法令一样，不敢稍有更改，这虽然不是伪书，但实际上也等同于伪书了，所以把它列在这里。

[重考]

宋儒辩驳《诗序》的荒谬，这其实是宋儒的荒谬；姚氏断定《诗序》是卫宏所作，这又是姚氏的荒谬。大概卫宏作序应当是另外作的序，就像郑玄作《易序》，并不是《十翼》中的《序卦传》；马融作《书序》，并不是《尚书》百篇的序一样。《隋书·经籍志》牵强附会《范书》，把大小序混为一谈，是不对的。后世颠倒大小序的名称，尤其应该彻底扫除。《汉书·艺文志》说：“又有毛公的学问，自称是子夏所传授的。”汉代鲁诗盛行，所以这样说罢了。其实郑玄的话，比《汉书·艺文志》更确当。大序就是《周南·关雎》的序，小序就是散见于各篇之首的序。《关雎》的序说：“乐于得到淑女来配君子，忧虑在于进用贤才，不沉溺于美色，哀怜窈窕淑女，思慕贤才，而没有伤害善心的念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原本就是《论语》中孔子的语意，郑玄笺注说“哀字错了，应当是衷”，这是郑君偶尔没有照应。刘台拱《论语骈枝》说：“古代的乐章都是三篇为一组，传文中说《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鸣》之三，记文中说《宵雅》肄三、乡饮酒礼、工入升歌三终、笙入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大概乐章的通例就是这样。乐而不淫的，是《关雎》《葛覃》；哀而不伤的，是《卷耳》。”刘说很确当。世人又有因为序没有传，就认为序和传出自同一人的，然而郑玄《诗谱》的说法，大体上并不虚妄。《经典释文》在《关雎》序下引用沈重的话说：“按郑玄《诗谱》的意思，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和毛公合作。子夏的意思有未尽之处，毛公又补充完成它。”又《释文·序录》说：“孔子删定录诗，选取周诗兼取商颂，传授给子夏。子夏于是作了序。子夏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李克，李克传授给孟仲子，孟仲子传授给根牟子，根牟子传授给孙卿子，孙卿子传授给大毛公。”这样看来，毛公传授子夏的学问，他的《诗序》间或有补充完成的话，也不是没有师承的。现在试着用小序的文义来考察，比如“《南陔》，孝子互相告诫要奉养父母”，“《白华》，孝子的洁白”，“《华黍》，时和岁丰，适宜种植黍稷”，这是子夏所作的；又说“有其义而亡其辞”，这是毛公补充完成的话。子夏作序时，诗还没有亡佚，所以知道《南陔》讲奉养，《白华》讲洁白，《华黍》讲时岁和丰。毛公作传时，这三首诗已经亡佚了，而它们的意义依靠序得以保存，所以说“有其义而亡其辞”。《由庚》《崇丘》《由仪》的序，也同此例。又如“《丝衣》，绎祭时招待尸神”，这是子夏所作的；又说：“高子说这是灵星祭的尸神。”这是毛公补充完成的话。子夏传诗给高行子，高子就是高行子。子夏作序诗意有未尽，所以毛公引用高子的话来补充它。桓赉诸

译序言，按例也应当如此，这共同构成了它们是合作作品的明显证据。（以上引自黄以周《经说略》）至于齐、鲁、韩三家诗，都有诗序。齐诗的诗序也可以考证，而鲁、韩两家的诗序中能够考证的部分，又不与毛诗序相同，大致就像《春秋》三传那样，各有师承渊源，不能轻易指责为伪作。（卷一，页九—一二）

译[补证]

眉案：关于《诗序》的说法，争论纷纭，自韩愈说子夏没有作《诗序》，宋代儒者相继附和，大声疾呼加以排斥；而持不同意见的人，也势均力敌，纠缠不清直到清代，钱大昕还认为称子夏所作是可信的。大概《诗序》的地位难以动摇就是如此。然而《后汉书》已经明确指出是卫宏所作；（严可均《铁桥漫稿》说“《毛诗》仅有《故训传》，没有《序》；卫宏曾作《序》，《范书》称其善于领会《风》《雅》宗旨的，已经一字不存。”俞正燮《癸巳存稿》则说“《毛诗》的传和序，是同一人所作；《后汉书·儒林传》和《隋书·经籍志》所说的，乃是强造典故，以配合《汉书》。”恐怕都不对。）而众儒生一定要远攀孔子、子夏或太史来增加分量，这种诬妄本来极其可笑！这里只节录清代人辨明卫宏作序且其意与姚氏出入，以及同时攻击《序》和《传》从而使《毛诗》全部成为问题的说法，以了结自宋代以来的一段公案。其余参差的说法，不再详细列举，也不需要详细列举。万斯同《群书辨疑·诗序说》说：“我认为三百十一篇的《序》，不但不是孔子、子夏、太史所作，也不是毛公所作，怎么证明呢？旧说讲子夏传给曾申，曾申传给李克，李克传给孟仲子，孟仲子传给根牟子，根牟子传给荀卿，荀卿传给毛亨，毛亨传给子苌，其源流如此，那么苌作《诗序》，必定能得到诗人的本意；现在看《关雎》的《序》，因为《论语》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两句话，就把这四个字放入《序》中，而牵强解释，这难道是传自子夏的吗？《小雅》从《节南山》到《何草不黄》共四十四篇，《序》都说是指刺周幽王；其中本来不是指刺的，就说陈说古事以指刺今事，这难道是子夏的本意吗？《昊天有成命》，本来是歌颂成王的德行；却说是郊祀天地，自古就有合祀天地的礼仪吗？只是因为王莽曾合祀，所以卫宏附会它，谁说子夏有这样的说法呢？子夏没有这样的说法，那么毛苌也必定没有这样的说法，为什么《诗序》如此纷乱呢？大概毛苌只是根据《诗》来作《传》，卫宏则根据《传》来作《序》，因此更加失去真实。把《序》当作孔子、子夏、太史所作是不可以的；把《序》当作卫宏所作，有什么妨害呢？况且《后汉书》明确记载其说，为什么舍弃而不相信呢？后人读书稽考古事，无不取证于前代史书，前史已经记载却还不相信，难道其他杂出的书，反而可信吗？总由于宋代的儒者，专门驳斥汉代儒者，元明代的儒者，又专门驳斥宋代儒者；想要驳斥宋代儒者，不得不推崇古代的贤者来增加分量，而卫宏的德行功业不足以使宋代儒者信服，所以明知《诗序》出自卫宏之手而有意隐瞒。宋代首先排斥《诗序》的，实际上是郑樵，而朱熹继承他。郑樵的说法人们不相信，唯独朱熹的说法遍布天下，因为他误解《国风》，所以人们更加推崇《诗序》，却不知道两者都失去了公允。苏氏《诗解》，直接斥责《序》是卫宏所作是对的；而还使用其首句，则是选择不尽善。严氏《诗缉》是千古卓绝的书，而坚持认为《序》是史官所作，则是偏信大《序》的缘故。至于石林叶氏既相信是卫宏所作，又怀疑不是卫宏所作，并且说郑玄与卫宏大致同时，难道有不知道而把《序》当作孔子所作的吗？卫宏在光武帝时做官，郑玄死于献帝时，相隔一百五十年，为什么说大致同时，他连时代都未审察，又哪里值得与他辩明是非呢！”崔述《读风偶识·通论诗序》说：“《诗序》是后汉卫宏所作。唐人旧说，认为是子夏、毛公所作。沈重说‘按郑《诗谱》的意思，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思有未尽之处，毛公又补充完成’，此说不正确。为什么呢？《史记》写作时，《毛诗》尚未出现，《汉书》开始称《毛诗》，但没有作《序》的文字；只有《后汉书·儒林传》，称‘谢曼卿擅长《毛诗》，于是为其作训，卫宏从谢曼卿受学，因而作《毛诗序》，善于领会《风》《雅》的宗旨，至今流传于世’，那么《序》是卫宏所作，显然无疑。称子夏、毛公所作的，只是后人猜测而言，并非确实有所依据。《礼记》说‘没有证据就不相信，不相信百姓就不服从’，现在卫宏作《诗序》，现有《后汉书》明文可据；如果说为子夏、毛公所作，那么《史》《汉》传记，从未提及。不知道说话的人为什么不从有证据的，而只从无证据的话中选取呢？”又说：“孔子，是鲁国人。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一起在齐鲁之间教授，所以汉初传经的，多是齐鲁的儒者。子夏虽然曾在西河教授，但终究在鲁地较多。看《戴记》所说的，多在鲁地之事，而《论语》称子游讥讽子夏的门人，子夏的门人，向子张问交友之道，那么子夏的门人，在鲁地的不少。齐鲁既传其《诗》，也必定同时传其《序》，为什么齐鲁两家的《诗》，都不知道有此《序》，而唯独赵人得到它呢？大概自毛公以后，传其说的人，递相附会，卫宏从老师那里听到，就取而著于《序》罢了。”又说：“旧说把逐篇叙述其义理的称为小《序》。《隋书·经籍志》称《序》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更加润色增益。说话的人因此就认为《序》的首句是毛公所作，或认为是太史所题，而其下乃是卫宏所续。我按”

译序文的首句，与上下文所说首尾呼应，断没有只作一句的道理。至于文中所说的讽刺时政、讽刺乱世之意，语意尚未完结，尤其不可没有下文。那么，这篇序文出自一人之手是毫无疑问的。况且，如果卫宏确实是续写前人的序文，范蔚宗怎么能够将功劳归于卫宏，而说现在流传的序文是卫宏所作的呢？然而持这种说法的人没有其他原因，都是因为对序文的推崇太过，只怕人们认为序文是卫宏所作，就会轻视它而不深信，无奈《后汉书》明明有卫宏作序的文字，所以不得已而将其分属，把开头的句子归为太史毛公所作，而下面的内容归为卫宏，以求两全。唉，古人已经去世，无法从九泉之下起来为自己辩白，只能任凭后人想把它归给谁就归给谁，这真是令人长叹啊！

吴汝纶在《诗序论》中说：“《后汉书》认为毛诗序作于卫宏，论者说序首的一句话是古序，以下的申说部分是卫宏续写的。考察韩诗、鲁诗的序都只有一句话，毛诗不应独自不同，大概古序就是毛公以前师徒相承的大旨，而毛传依据它来解说。续序如同赘疣，文气不相承接，即使有事迹，也完全见于《左传》《国语》《仪礼》《孟子》等书，而续序能详细解说之处，也都比不上古序的概括，甚至有与古序抵触不合的地方，认为这是卫宏所作，确实无疑。然而古序既然本于师传，起初并没有未完结的意思，也没有未完成的文字，等待后人补缀，卫宏却擅自将自己的意思搀入其中，如同出自一人之手，不应如此淆乱古书！我曾推求其中的缘故：大概毛公传诗，注经而不注序，卫宏因而援引师说，参以己见，作为序的注释，附在各序之下，后来误入序文，于是转写时发生讹误。玩味其词意，大都是阐明序旨，在古序之下，有时用‘言’字承接，明显是解释序文的文字。而《野有死麕》的序，孔氏说原本有的版本以‘天下大乱’以下作为注；《桓》的续序说：‘桓，志武也。’《释文》说：原本有的版本以此句为注，这尤其确凿。那么现在所谓的续序，并不是续序，而是续写毛诗而作的序注。到了郑康成又为之作注，而卫宏的注，大概已经与序混为一谈。范蔚宗不知道其本质是序注，于是说卫宏作毛诗序，这是后世儒者疑议的起因。”

又说：“《汉书·艺文志》记载毛传比经文多出一卷，孔氏不知道并入了哪一卷，虽然经传各自别行，卷数不应也不同，经文二十九卷，那么传也应是二十九卷为止，多出来的一卷必定是序。大概诗序虽然是先儒授受的旧说，但在毛公以前，确实没有著于文字，陆德明所说的口耳相传就是如此。毛公既自为诗传，因而取先儒口传的序，也笔录于书，后人说毛公作序就是因此。这就是诗序一篇不附在经后而附在传后的原因。那么序在篇首，既然不是毛氏所分，那么分序应当从谁开始呢？孔氏说，就经为注，始于后汉，那么引经附传，也应当始于后汉，但不一定从马融开始。那么此序的分列，也在后汉时期，大概是卫宏这类人吧？卫宏注序，也是就序为注，所以后来与序混淆。大概卫宏既将序分列于篇首，其注也误入序文，这是范蔚宗等人将序视为卫宏所作的原因。”

魏源在《齐鲁韩毛异同论》中说：“程大昌说：‘三家诗不见古序，所以无法总括推测篇意；毛诗惟有古序来概括章旨，所以训诂所及，能将全诗归于一贯。’然而考察《新唐书·艺文志》记载韩诗二卷，卜商序，韩婴注；而《水经注》引用韩诗《周南》序说：‘其地在南邵南阳之间。’至于诸家所引用的韩诗，如‘《关雎》刺时也；《汉广》说人也’等等，都与毛诗首语一例，那么韩诗有序是明显的。齐诗最残缺，而张揖是魏人，习齐诗，他的《上林赋注》说：‘《伐檀》，刺贤者不遇明王也。’其为齐诗之序是明显的。刘向是楚元王的孙子，世传鲁诗。他的《列女传》以《芣苢》为蔡人妻所作；《汝坟》为周南大夫妻所作等等，比起毛序的空泛衍义更加确凿不诬。而且他的《息夫人传》说‘君子故序之于诗’，《黎庄夫人传》说‘君子故序之以编诗’，而向自己所著的书，也叫《新序》，那么鲁诗有序是明显的。而且三家遗说，凡是鲁诗如此说的，韩诗必定相同；韩诗如此说的，鲁诗必定相同；齐诗存什一于千百，而鲁韩必定相同，如果不是同出一源，怎么能重规迭矩？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说毛诗不见三家古序是有的，但三家哪里用得着见毛序呢！程氏有什么话说！郑樵说：‘毛公时，《左传》《孟子》《国语》《仪礼》未盛行。而先与之合。世人未知毛诗之密，故俱从三家。及诸书出而证之，诸儒得以考其异同得失，长者出而短者自废，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我回答说，齐诗先采《苹》而后《草虫》，与《仪礼》合。小雅四始五际次第，与乐章合。鲁韩诗说《硕人》《二子乘舟》《载驰》《黄鸟》与《左氏》合。说《抑》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说《驺虞》乐官备与射文合。说《凯风》《小弁》与《孟子》合。说出《车》《采薇》非文王伐玁狁，与《尚书大传》合。大武六章次第，与

译乐章相合。那些与诸书不合的地方在哪里呢？而《毛诗》却动辄与之抵触，那些与诸书相合的地方又在哪里呢？如果说西汉诸儒未曾见过那些书，所以舍弃《毛诗》而遵从三家诗，那么太史公本于《左传》《国语》来撰写《史记》，为何尊崇鲁诗而不尊崇《毛诗》？贾谊、刘向博览群书，为何《新书》《说苑》《列女传》尊崇鲁诗而不尊崇《毛诗》？如果说东汉诸儒得到了那些书的证据相合，才知晓尊崇《毛诗》而舍弃三家诗，那么班固评论四家诗，为何唯独赞许鲁诗？《左传》因贾逵得以立学，服虔作注解，而贾逵撰述齐、鲁、韩、毛四家诗的异同，服虔注《左氏》，郑君注《礼》，都明显采用韩诗；即使郑玄笺注《毛诗》，也多暗中采用韩诗的含义。许慎《说文解字》序言自称《诗》称毛氏，都是古文家的言论，而《说文》引用《诗经》，十有八九都是三家诗。《五经异义》论述罍的形制，论述《郑风》，论述《生民》，也都遵从三家诗的说法。这难道不是郑玄、许慎采用《毛诗》，只是想要专门确立古文的门户，而内心其实认为鲁诗、韩诗更优吗？如果说长者出现而短者自然显露，那么郑玄、荀子、王肃、韩愈的《易》学，优于施雠、孟喜、梁丘贺；梅赜的伪古文尚书，优于伏生、夏侯胜、欧阳生；《韩诗外传》优于《韩诗内传》；《左传》杜预的注优于贾逵、服虔；而佚失的十六篇尚书、佚失的七十篇礼，都应当亡失吗？至于钱大昕依据《孟子》“劳于王事，不得养父母”，作为《孟子》使用小序的证据；《缁衣》篇“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作为公孙尼子使用小序的证据，这不如《论语》“《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作为孔子使用小序的证据更为恰当。梅赜的伪古文尚书，难道三代经传也使用梅氏吗？郑玄有什么话可说！（卫宏续作的小序，多剽窃经传的陈言，如“《关雎》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就是穿凿附会《论语》，与《诗》义龃龉，何论其他！）马端临说：“《诗》被收录的，一定是其序说明白，而旨意可考；被删佚不录的，一定是其序说无传，旨意难考。”如果按照他的话，这是圣人折衷六艺，衡量鉴察草率，只以序说作为取舍的标准。然而《狸首》《新宫》之类，应当因为序不明而被搁置了；它所保留的二雅诸序，应当一定与礼乐互为表里，那么大雅的正篇，没有一篇详细记载乐章所用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十三国没有正风，与燕、蔡、莒、许、杞、薛并没有变风，既然都因为序不明而被搁置了；那么所保留的诸国之序，应当一定可以作为诗史，然而国风小序，对于史书有世家记载的国家，都附会了恶谥，至于魏、桧等史书没有世家记载的国家，则只说是讽刺其君其大夫，而没有可以附会的谥号世次，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些明白的地方在哪里！那些超出国史的地方在哪里！马端临有什么话可说！姜炳璋说：“汉代四家诗，只有毛公出自子夏，渊源最古。而且《鲁颂》传引用孟仲子的话，《丝衣》序分别引用高子的话，《北山》序与孟子的话相同，那么又出自孟子；而大毛公亲自是荀卿的弟子，所以《毛传》多用荀子的话，不是三家所能比及的。”我回答说，《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浮邱伯传授鲁诗给荀卿，那么也出自荀子了。《唐书》记载韩诗卜商序，那么也出自子夏了。《韩诗外传》高子问《载驰》之诗于孟子，孟子说：有卫女之志就可以，没有卫女之志就懈怠；而且屡次引用七篇的文字，那么也出自孟子了。《汉书》说“又有毛公之学，自称是子夏所传”，自称，是别人不采信的话。《经典释文》引用徐整的话说子夏三传至帛妙子，帛妙子传河间人大毛公；另一种说法是子夏五传至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同一毛诗传授源流，而姓名没有一个相同，一种认为出自荀卿，一种认为不出自荀卿，一种认为是河间人，一种认为是鲁人，辗转附会，依据什么，难道不是《汉书》“自称子夏所传”一语，已经揭穿了吗？与三家源流相比，哪个可信？哪个可疑？姜炳璋有什么话可说！（其攻击《毛传》者，可参阅《诗古微》本书，及皮锡瑞《诗经通论》，此处不备录。）据此，姚氏认为大序出于卫宏，小序也出于汉人；万斯同、崔述则只辨认为卫宏所作，而不分大小序，这是一个出入。汝纶则辨明大序不是序，乃是卫宏的序注而误入序文者，这是另一个出入。然而，可见卫宏与诗序关系最切，其他都是依托。魏源意主发挥今文，表章三家，其着眼在毛诗全部，昔人只攻序而不攻传（王柏《诗疑》曾辨之而未畅厥旨）；魏源则攻序攻传，双斧齐下，惟此为另一问题，我们怎能因为毛诗不可信，就认为卫宏不作毛诗之诗序呢？近人陈延杰作《诗序解》，以诗言诗，不假序说，大概也是怀疑诗序平衍支蔓，必不出自子夏、毛公，而是卫宏所附益的。（页二二—三○）

译《子贡诗传》

《申培诗说》

以上两本书，是明代丰坊伪造的。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记载丰坊说：“《子贡诗传》，就是他所伪造的。”钱谦益没有提及《诗说》罢了。从未听说过有《子贡诗传》；仅仅因为孔子有“可与言诗”一句话，就附会成此书，其荒诞虚妄本不必多说。至于申培，汉代《汉书·艺文志》有《鲁故》《鲁说》，《隋书·经籍志》说“鲁诗在西晋时亡佚”，那么亡佚已经很久了。丰坊作这两本书，名义上是两本书，实际上相辅相成，彼此互相印证，如同走同一条轨道；其中多处暗中抄袭朱熹《诗集传》中与《诗序》不同的观点，又抄袭《诗序》中朱熹所不辨驳的观点。其他自创的内容，虽然不无一二合理之处，但妄托古人以欺骗世人，罪过大了。嘉靖年间，庐陵郭相奎家中忽然出现这两本书，说是从香山黄佐那里得到的；黄佐所得的是晋代虞喜在秘阁石本上临摹的，所以书中有篆书、隶书等各种字体。丰坊擅长书法，这正是他擅长的。于是当时的人几乎像哄抢集市一样：张元平在成都刻印，李本宁在南京刻印，凌濛初作《传诗适冢》，邹忠彻作《诗传阐》，姚允恭作《传说合参》，使得他能够完全售其欺骗，真是可叹啊！丰坊又自作《鲁诗世学》，专门推崇《诗说》，而间或涉及《诗传》的意思，因为《诗说》本于《诗传》；又大量引用黄泰泉的说法，黄泰泉就是黄佐，是丰坊的老师，有《诗经通解》流传于世，这两本书也多有暗中相合之处，所以说出自黄佐家中，因为黄佐见过这两本书，用其中的义理来解释。其狡猾如此。丰坊又伪造魏正始石经《大学》。武林张氏校订刻印陶宗仪《说郛》，名为《大学古本》，列在卷首。

[重考]

汉魏丛书本《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两本书，都是明代丰坊伪造，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朱彝尊《经义考》，都已经详细确凿地说明了。丰坊平生喜欢作伪书，对于各种经书都窜乱篇章，另作训诂，诡称古本来欺骗世人，确实是文坛的害虫。然而这两本书是宋人废除《诗序》言诗的流弊，有使之产生的原因。（卷一，页一三）

[补证]

朱彝尊《经义考》论《诗传》说：“《子贡诗传》，从汉代到宋代，记载艺文的，没有列入目录。嘉靖年间，忽然出现在鄞县人丰道生家中。把子夏所序的三百十一篇全部打乱次序：把《鹤鸣》排在《鹿鸣》之前，于是四始乱了。《何彼秾矣》属于南诗，却编入国风；《黄鸟》、《我行其野》、《无将大东》、《采绿》、《渐渐之石》、《苕之华》、《何草不黄》属于雅诗，却编入国风；《小弁》、《抑》属于大雅，却编入小雅；《定之方中》属于风诗，却编入颂，于是六义乱了。至于列国之风，移易错杂，雅颂也是如此。又删去笙诗六篇的篇目。而且把《野有死麕》改为《野有死曰野》，《简兮》改为《柬兮》，《东门之墠》改为《唐棣》，《还》改为《营》，《卢令》改为《庐令》，《遵大路》改为《大路》，《大叔于田》改为《太叔》，《山有扶苏》改为《扶胥》，《出其东门》改为《东门》，《兔爰》改为《有兔》，《菁菁者莪》改为《菁莪》，《皇皇者华》改为《煌华》，《圻父》改为《圻招》，《大东》改为《小东》，《信南山》改为《南山》，这有什么关系，一定要与子夏所序的诗不同呢（眉批按，朱彝尊相信《诗序》出于子夏固然错误；然而就上面所举；也足以证明丰坊作伪求异的心理。）尤其奇怪的是：邶、鄘、卫诗虽然分为三，然而延陵季子来观乐说：‘我听说康叔、武公的德行如此，这是卫风吧！’那么同为卫诗了；却把邶当作管叔时的诗，鄘当作霍叔时的诗。又把小雅当作小正，大雅当作大正，《中庸》是子思所作，而子贡反而袭用其言，窃取‘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修身则道立’以下十句，来解释小正；窃取《大学》‘心正而身修’四句来传《关雎》，太浅陋了！本想伸张自己的偏颇邪说，却厚诬先贤，可以说是狂妄之人了！”毛奇龄《诗传诗说驳议》论《诗说》说：“申培是鲁国人，善于解说《诗经》，所以《汉书·儒林传》说‘在鲁国讲《诗》的是申培公’，而《艺文志》也说‘汉朝兴起，鲁地申公为《诗》作训故’，那么申培解说《诗》，本来自有依据。但传文又说‘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无传’，意思是只有口授，没有传文。那么申公虽然解说《诗》却没有传文。即使志文又说，所载鲁诗，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隋志》也说，小学有石经鲁诗六卷。那么申公解说《诗》，虽然有传文，也只名叫《鲁故》、《鲁说》、《鲁诗》，不叫《诗说》。即使说《鲁说》就是《诗说》，然而《诗说》只有二十四篇，没有卷次，也并非二十八卷与二十五卷、六卷。况且《隋志》又说‘鲁诗亡于西晋’，那么虽然有传文，也已经亡佚很久了。于是有人说：‘鲁诗亡于西晋，那么西晋之后亡佚的固然已经；然而怎么知道西晋所亡佚的，不就是明代所出现的呢’这又不对：鲁诗到西晋才亡佚，那么西晋以前，凡是汉魏解说《诗》有从鲁诗的，那么必定应当与今说相合。然而汉魏以来解说《诗》不一，例如汉代杜钦说：佩玉晏鸣，关雎刺之。注说：这是鲁诗，今《诗说》所载，反而剽窃匡衡所论，如说风诗之首，王化之基，曾不

译另一种说法是，（今本）《诗说》剽窃了《诗经》。例如刘向《列女传》中说：“《燕燕》是夫人定姜的诗”，又有人说这是鲁诗，而《诗说》却反过来袭用毛亨、郑玄的说法，将其解释为庄姜送戴妫归国的诗。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现在的《诗说》完全不是旧有的《诗故》，这是显而易见的。

译眉按：《诗传》与《诗说》都将鲁诗置于邶、墉之前，将郑诗置于郐、曹之后，其排序一一吻合，且所解释的内容也彼此相互印证；汉代传授经书，全都使用隶书，而这两部书却都使用古篆，可见出自同一人之手，不必再作两方辩驳。王士禄认为《诗说》是另一个妄人依附《诗传》而作，这是错误的。而邹忠允撰写《诗传阐》，唯独相信《诗传》而排斥《诗说》，强行区分朱碧，更是可笑。朱彝尊在《鲁诗世学》跋文中说：“鲁诗在西晋时亡佚，自晋以后，谁还能看到它。仅存可作证据的：有洪适《隶释》所载蔡邕残碑数篇，如‘河水清且涟漪’作‘兮’，‘不稼不穑’作‘啬’，‘坎坎伐轮兮’作‘欿欿’，‘三岁贯女’作‘宦女’，‘山有枢’作‘蓲’；此外‘素衣朱薄’作‘绡’，见于《仪礼》注；‘伤如之何’作‘阳’，见于《尔雅》注；‘艳妻扇方处’作‘阎妻’，‘中冓之言’作‘中●’，见于《汉书》注；而丰氏本却仍与毛传文字相同，这是未曾目睹鲁诗原文的缘故。楚元王向浮邱伯学习《诗》，刘向是元王的后裔，所以《新序》、《说苑》、《列女传》中解说《诗》的内容，都依据鲁诗旧说，其义理与毛传不同，而丰氏本与这些诗说没有相合之处，这是未曾详知鲁诗义理的缘故。至于将《定之方中》作为楚宫诗移入《鲁颂》；又将逸诗《唐棣之华》四句移至《东门之墠》二章之前，并更改篇名为《唐棣》；又增补《渐渐之石》的诗句说：‘马鸣萧萧，陟彼崖矣。月丽于箕，风扬沙矣。武人东征，不遑家矣。’肆意逞其主观臆见，轻慢亵渎圣人之言，且担心自己作伪，不能取信于人，于是又假托黄文裕作序。其中想要申述鲁诗之说而改易毛传、郑笺的地方，都假托为黄文裕之言，排斥先儒，不遗余力。然而黄文裕自有《诗传通解》行世，其自序略说：‘汉朝兴起，鲁、齐、韩三家诗立于学官，史称鲁诗最为接近古义。后来三家废黜而毛诗独行。世人或许拘泥于‘鲁为近’这一句话，必定想要尊崇它；然而鲁诗如今可考证的，有说‘佩玉晏鸣，关雎叹之’，认为这是讽刺康王而作，这本来就已经不同于孔子的言论了。又说，‘驺虞’是掌管鸟兽的官，古时有梁驺，是天子的田猎之地，文王侍奉殷商，怎么可以用天子的名义来谈论呢？其作为《周南》《召南》首尾的说法已经谬误到如此地步。’由此看来，那么黄文裕论诗，并不以鲁诗为主旨，是显而易见的。杨文懿著《诗秘钞》，改编《诗》的定次，黄文裕指责他师心自用、僭越妄为，这难道会肯完全抛弃自己的学问，而甘心助长丰氏的邪说吗？”朱彝尊这篇跋文，以未曾目睹鲁诗原文、未曾详知鲁诗义理为由，攻讦丰坊两部书的伪作，足以与《经义考》的驳义相互阐发。其与姚氏略有不同的是，姚氏认为这两部书与《诗经通解》也多暗合，朱彝尊则认为黄佐并非以鲁诗为主旨的人。但两种说法也可以相通，不以鲁诗为主旨的人，难道就没有与鲁诗暗合的地方吗？唯独奇怪的是，丰坊想要伸张鲁诗之说，那么辑录鲁诗的零星片段并加以表彰就可以了。想要自创新义，那么著论放言就可以了。却一定要假托子贡，假托申培（子贡、申培的授受源流，也不可考证。）又假托远祖丰稷，假托丰庆、丰耘、丰熙，又撰写《十三经训诂》来穿凿附会（见《明史》丰坊本传），竟然。不。怕。烦。琐。而。以。猎。取。世。学。的。美。名。，自。夸。独。得。的。秘。传。采。！且。丰。坊。欲。伸。鲁。诗。之。说。，则。于。鲁。诗。宜。若。何。博。搜。旁。采。，以。弥。缝。其。作。伪。之。迹。，乃。于。汉。书。仪。礼。尔。雅。等。书。之。注。亦。未。细。读。，留。极。大。之。罅。漏。而。不。觉。，徒。纷。纷。以。多。造。撰。人。为。能。事。，岂。所。谓。心。劳。日。拙。者。欤。！抑。果。黄。宗。羲。所。谓。『一。官。不。得。志，无。所。不。寄。其。牢。骚，至。经。传。亦。复。为。拊。掌。之。资』欤。！（见《南雷文定三集》卷二《丰南禺别传》）然而当时受其欺骗的人，除姚氏所举外，如沈守正的《诗经说通》，以伪鲁诗冠于其书；林兆珂的《毛诗多识编》，也兼采伪传伪说；何镗将其收入《汉魏丛书》；毛晋将其收入《津逮秘书》；康熙年间，陆葇甚至相信其三年之丧三十六月的说法，遭忧居家，过了三十七个月才出来补官，其门人邱嘉穗载于《东山草堂迩言》中作为美谈：那么能读书的人之少，真是严重啊！石经《大学》的伪造，当时的大人物也多被其所惑，这里不再辩驳。（页三二—三七）

周礼

出自西汉末年。我另有《通论》十卷，这里不再详细论述。

[考释]

所谓周礼出自西汉末年，是因为刘歆曾补入冬官一篇。（页八上）

[重考]

《汉书·艺文志》记载《周官经》六篇，荀悦《汉纪》称“刘歆以《周官》六篇为《周礼》”。《周礼》原名为《周官》，《史记·封禅书》引用《周官》说：“冬至日，在南郊祭祀天，迎接长日的到来；夏至日，祭祀地祇，都用乐舞，这样神才可以得到礼敬。”孙星衍《问字堂集》说：“司马迁引用《周官》，乃

译这是《郊特牲》篇的文字。”大概这是杂用了《郊特牲》的文字，是西汉初期最早出现的关于《周官》的说法，不一定是《周官》的原文。《封禅书》又说，武帝时群儒采集《尚书》、《周官》、《王制》中关于望祀射牛的事，《汉书·艺文志》另有《周官传》四篇，足以证明《周官》一书，西汉早有师承传授，世人说它出自西汉末年，而怀疑它是伪书的观点是荒谬的。况且千年来真正儒者的争论，纷纭如聚讼，直到孙诒让《周礼正义》写成，各种诽谤才能平息，只是学者多将其束之高阁，来不及深入讨论，现在仅就古文字一方面来说，《周官》最多有他书不用的古文字，如“虣”（“暴”字）、“”（“副”字）、“”（“法”字）、“〇”（“渔”字）、“●”（“拜”字）、“簭”（“筮”字）、“飌”（“风”字）、“邍”（“原”字）、“”（“矿”字）、“〇”（“柩”字）、“”（“疆”字）等。在《说文解字》中寻求：“”，籀文“副”；“”，古文“法”；“●”，古文“拜”；“邍”，古文“原”；“”，古文“矿”；“〇”，古文“柩”；“乃”是“疆”的本字，只有“簭”，古文“筮”，作“●”而稍异，而“虣”、“〇”、“飌”三字，则没有。再在钟鼎文中寻求，“虣”见于寅簋（《博古图》），“”见于沇儿钟（《古籀补》），“邍”见于石鼓，“”见于田季加匜（薛氏）、伯角父敦（《积古》），“〇”见于盂鼎，“●”更是钟鼎文中常见的，而且殷商契文中也有“●”，即是“飌”字（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这些新发现的证据，更足以让人欣喜不已。试问“虣”、“〇”、“飌”字，都是《说文解字》及其他古书所不见的字，却唯独见于《周官》。如果《周官》果真是汉人伪作，伪造这些古文字，为什么千年之后，偏偏发现了殷周甲骨文、钟鼎文，与之相互印证，不谋而合。如果不是《周官》一书，早在西周时代就已写成，哪里会有这种情况呢。所以如今还说《周官》即《周礼》是伪书的人，即使是三尺孩童也知道其荒谬了。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一，页一三—一五）

译[补证]

毛奇龄说：“《周礼》如果不是圣经，不仅不是周公所作，而且也不是孔子、孟子以前的书。这与《仪礼》《礼记》都是同时在周秦之间杂乱出现的。这在稍有见识的人都能说得清楚。如果确实指出是某人所作，那么自陷于诬妄，又哪里足以讨论这本书呢。”又说：“刘歆能够伪造《周礼》，却不能伪造《周礼》的出处和踪迹来欺骗当世。假如河间献王没有献出《周礼》，成帝没有下诏让刘向校理《周礼》（这是马融的说法，贾公彦的疏文已经辩驳过），刘歆能伪造这些事迹来欺骗同朝的儒臣吗？况且《景十三王传》说‘献王所献的，都是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类，都是经传和说记’，意思是说有经就有传和说记。这必定不是刘歆可以预先伪造的话。于是考察《艺文志》所记载当时所有的书籍，确实有《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这是班固亲眼所见的。这必定不是沿袭刘歆的话。假如刘歆既作了经，又作了传，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假设有这样的事，那么刘歆真是伟大啊，东西两汉，哪里会有两个刘歆呢？所谓博学而笃志的人，必定不会在一篇书上争论不休。况且读书应当有究极，《艺文志》在乐经中说：‘六国的君主，魏文侯最好古，孝文帝时，得到他的乐人窦公献上此书，乃是《周官》‘大宗伯’中的‘大司乐’章。’那么在六国魏文侯时已有此书，它是春秋战国间人所作无疑，而说这是刘歆作的可以吗？况且武帝喜好音乐，也曾以《周官经》定乐章。《艺文志》在窦公献乐章后，就说‘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人共同采集《周官》及诸子中谈论乐事的内容，来作《乐记》。内史丞王定传授它，授给常山王禹。禹，在成帝时担任谒者，献上此书有二十四卷。刘向校书，得到《乐记》二十三篇，与禹的不同。’那么在武帝朝，就有采集《周官经》来作《乐记》的。这不止是窦公献出一篇，而且必定不是刘歆行伪，在《周官经》六篇之外，又作这二十四卷，断然可以知道。况且《周官》的出现，在东汉人就有诟病它不是《周礼》的，林孝存就是。孝存认为武帝知道《周官》是末世渎乱不验的书，摒弃不行，因此作十论七难以排弃它。是驳斥这本书的，也明明说汉武帝时早有此书，而效尤兴起的人，反而昧于它的来源，这是攻击膏肓而不解墨守曳兵之卒啊。至于《周礼》一书，出自战国，断断不是周公所作，我难道不知道！然而周制全亡，所赖以略见大意的，只有这《周礼》《仪礼》《礼记》三经。因为它所见到的虽然不无参杂臆测，但它作为周制，还占据十分之七，这在有心于古学的人，正护卫不暇，而想要排斥断绝它，那么饩羊就完全亡失了。”（《经问》）方苞说：“凡是怀疑《周官》是伪作的，不是道听途说而没有用心，就是粗用其心而未能究明事理的真实。然而其间决不可信的确实有几件事：《周官》九职，贡物之外，别无所取于民，而‘载师’的职掌却说‘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市官所掌，只有廛布与罚布，而‘廛人’的絘布、总布、质布，则增加其三。夏秋二官，驱疫禳蛊，攻狸蠹，去妖鸟，驱水虫，用来消除民害，安顿物生，肃清礼事；而以戈击圹，以矢射神，以书方厌鸟，以牡橭象齿杀神，则荒诞而不合常理。像这样的事，衡量于理则不宜，验证于人心之同则不顺，然而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为什么呢？则是王莽与刘歆所窜入的。大概王莽诵读六艺以文饰奸言，而剥削百姓的政策，都托于《周官》。他未篡位时，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所以既篡位下书，不能遽变十一之说，而说汉法名三十税一，实十税五，那么他的意图就可知了。所以刘歆承其意而增窜‘闾师’的文字，以示《周官》的田赋，本不止于十一。王莽立山泽六管，榷酒铸器，税众物以窃工商，所以刘歆增窜‘廛人’的文字，以示《周官》征布的项目，本如是之多。王莽好厌胜，妖妄愚诬，为天下讪笑，所以刘歆增窜‘方相’‘壶涿’‘硩蔟’‘庭氏’的文字，以示圣人之法，固如是之多怪变。刘歆颂王莽之功，既说‘发得《周礼》，以明因监’，而公孙禄数刘歆之罪，又说‘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那么这几件事，是王莽与刘歆所窜入的决了。然而幸而数事之外，五官具全，圣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伪托，按以经之本文而白黑可辨。古者公田为居，井灶场圃取具焉，国赋所入，实八十亩。孟子及《春秋传》所谓十一，乃总计公私田数以为言。若周之赋法，不过岁入公田之谷，并无所谓十一之名，又安从有二十而

译三与十二的道理，是《闾师》的法度，通行于天下，又怎么会有近郊、远郊、甸、稍、县、都的区别呢？《载师》的职掌之所以特别列举国宅、园廛、漆林，是因为除了田赋之外，土地征敛只有这三项罢了。现在删去“近郊十一至无过十二”的文字，那么《载师》的职掌就文辞完备而义理完满了。周官的田赋，再也没有可疑的了。周朝的先世，关市没有征敛，等到制定六典，商人则在城门征敛其货物，贾人则在关市征敛其廛税，大概是因为有职事就应当有贡赋，又担心所得过多，百姓争相追逐末业罢了。《肆长》征收总布，大概是总括一个店铺赊卖官物所收入的布匹而征收它，并不是另有这种征敛。至于质布，本职中没有这一项；絘布，通篇经文中也没有这一项。现在删去絘布、质布、总布的文字，那么《廛人》的职掌就文辞完备而义理完满了。周官的市征，再也没有可疑的了。《方相氏》搜索室内驱除疫鬼，《庭氏》射杀妖鸟，《硩蔟氏》捣毁妖鸟的巢穴，这是圣人明晓幽明之理，善于消除百姓的迷惑。害气时常发作，妖鸟夜间鸣叫，是人们所忌讳的，其气焰足以招致疾病灾祸，所以设立为经常的法度，使王宫率领众人驱除它，拉弓射杀它，那么百姓的心志安定，邪气消散，夭厉自然平息了。疫病可以驱除，但蒙上熊皮，画上黄金四目，与王莽派遣使者背负鷩鸟、手持幢旗有什么不同呢？占卜得到吉兆，以安顿先王的体魄，进入墓穴用戈击打四隅以驱除方良，与王莽命令武士进入高庙，拔剑四面提击有什么不同呢？妖鸟的巢穴可以捣毁，但用方书写上日月星辰的名号悬挂在巢上，妖鸟有形体可以射杀，不见其形而射其方位，尚且还有说法，神灵降临不以德行承接，不以物品享祭，而射杀它可以吗？水虫的怪异可以驱除，但它的神灵可以杀死吗？神灵无形而有死，神灵死了深渊就可以变成山陵，这欺骗炫耀天下，与王莽铸造威斗，镌刻铜人胸前的文字，用桃汤赭鞭，鞭洒屋壁，事情不同而情理相同。现在在《方相氏》中删去“蒙熊皮黄金四目”以及“大丧”以下的文字，在《硩蔟氏》中删去“以方书”以下的文字（捣毁它的巢穴，鸟自然就离开了。用方书悬挂在巢上，就是不捣毁它的巢穴。与上文明显违背），在《壶涿氏》中删去“若欲杀其神”以下的文字，在《庭氏》中删去“若神也”以下的文字，那么这四个职掌就文辞完备而义理完满了，其他再也没有可疑的了。凡是世儒对周官所怀疑的，仔细推究其义理，都是圣人运用天理的真实体现；只有这几件事，衡量制作的意图，显然可以辨别其非真，而与王莽的事情，都像是为其前驱而开启端兆，那么这不是刘歆窜入而是什么人呢？又说：“《媒氏》，仲春之月，大会男女，奔者不禁。近来有人解释说：‘这是圣人用来制止淫佚而消除争斗的方法。常常见到平民百姓家中，寡妇改嫁，猜忌丛生，变诈百出，因此而成狱讼的占十之三四；哪里比得上天子的官吏，按时会合他们，而听任他们在有司面前相互跟随，可以称量年岁材能，使各自得到其分愿呢？管子治理齐国，以掌媒合独，还师法其意，那么这是民治所适宜的，确实如此。’唉！管子生于政散民流之后，而姑且制定一切之法，这是不可知的；至于成周之世，哪里需要用这个呢？自从文王后妃亲自教化，远及江汉，到周公作洛，道治政行，百姓知道秉礼而度义已经很久了。何况周官之法，冠昏之礼事，由党正教导，比户的女功，由酇长稽查，凡是百姓中有恶行的，虽然未触犯法律，已经坐在嘉石上，役使于司空，任职于州里，还哪里敢有怨恨阴私暴诈的行为呢？管子合独之政，是选取寡人而由官府配给，如果会合而听任其自奔，那么即使是乱国污吏，能颁布此为宪令吗？大概王莽之法，私铸者连坐，没入为官奴婢，传诣钟官者以十万数，到了那里就更换其夫妇，百姓骇痛，所以刘歆增窜《媒氏》的文字，以显示周官之法，官府会合男女而听任其相奔，那么因罪没入而更换其夫妇，还不至于太过分了。王莽的母亲死了，而不愿为之服丧，刘歆与博士献议周礼：‘王为诸侯缌衰，弁而加环绖，同姓则麻，异性则葛。’现在周礼《司服》中没有‘弁而加环绖’三语，那么《媒氏》的文字为刘歆所增窜，就决定了。”（望溪集卷一周官辨伪）康有为说：“周官经六篇，自西汉前未之见，史记儒林传，河间献王传无之，其说与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传也。刘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刘歆之伪学，此书为首。自临孝存难之，何休以为战国阴谋之书，盖汉今文家犹知之；自马郑尊之，康成以为三礼之首，自是”

译刘歆的学说盛行。苏绰、王安石将其施行于政治，却毒害了天下。甚至大儒朱熹，也称其“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被刘歆欺骗得太厉害了！刘歆伪造的诸经中，只有《周礼》较早被人窥破，胡五峰、季本、万斯同辨析得已经详尽，姚际恒也将其列入《古今伪书考》中了。

又据贾公彦在《周礼废兴序》中引用马融的传文说：“到了孝成皇帝时，通达才识的刘向之子刘歆校理秘书，才开始将《周礼》列序，著录于目录中。当时众儒认为它不对，只有刘歆独自识得。刘歆当时年纪尚幼，晚年才明白这是周公致太平的著作。他的弟子死丧殆尽，只有河南缑氏的杜子春还在，永平初年，杜子春年近九十，能通晓其读音，颇识其解说。郑众、贾逵前往从他受业。”说只有刘歆独自识得，众儒认为不对，事理由此可明，这是刘歆伪造《周官》最明显的证据。他说刘向著录此书，是妄语。有人相信它真出自刘向，并且说诟病《周礼》是误认为周公致太平的著作，说郑玄取用它是“不以人废言”，那就是被刘歆欺骗了。

大概刘歆伪造经书，事事都与今文经学相反，总集其大成，便保存了《周官》。今文经学全出于孔子，古文经学都托名于周公，这大概是表面上以周公居摄辅佐王莽篡位，而暗中以周公压制孔子的学说，这是刘歆罪不容诛的地方。

其本源出于《管子》及《礼记》。《管子·五行篇》说：“从前黄帝得到蚩尤而明晓天道，得到大常而察知地利，得到奢龙而辨明东方，得到祝融而辨明南方，得到大封而辨明西方，得到后土而辨明北方。黄帝得到六相而天地治理，神明至治。蚩尤掌管时令，大常掌管历数，奢龙掌管土师，祝融掌管司徒，大封掌管司马，后土掌管理官。春季由土师掌管；夏季由司徒掌管；秋季由司马掌管；冬季由理官掌管。”这就是六官的由来。《曲礼》中的六太、五官、六府、六工，也是这个题目。

《盛德篇》说：“冢宰之官以成就道，司徒之官以成就德，宗伯之官以成就仁，司马之官以成就圣，司寇之官以成就义，司空之官以成就礼。所以天子驾驭车马，太史、内史是左右手。六官也是六根缰绳。天子与三公合力执掌六官，均衡五政，整齐五法，以驾驭四方，所以只要顺着它牵引的方向，以道引导则国家治理，以德引导则国家安定，以仁引导则国家和睦，以圣引导则国家太平，以义引导则国家成就，以礼引导则国家稳定，这是驾驭政治的根本。所以官属不理，分职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序，叫做乱，乱了就整顿冢宰。地宜不种植，财物不繁衍，万民饥寒，教训失道，风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败，叫做危，危了就整顿司徒。父子不亲，长幼无序，君臣上下相违背，叫做不和，不和就整顿宗伯。贤能失去官爵，功劳失去赏禄，爵禄失当则士卒疾怨，兵弱不用，叫做不平，不平就整顿司马。刑罚不中，暴乱奸邪不能胜，叫做不成，不成就整顿司寇。百事不审慎，立事失理，财物失量，叫做贫，贫了就整顿司空。”

《千乘篇》说：“司徒掌管春季，司马掌管夏季，司寇掌管秋季，司空掌管冬季。”《文王官人篇》说：“国中任用贵族，乡中任用贞良，官中任用长者，学中任用老师，族中任用宗子，家中任用家长，先任任用贤人。”《朝事篇》几乎全部袭用这些说法。刘歆所做的，大体类似这样。刘歆既然多见故书杂记，所以规模更加严密，证据深通，后儒生长在他之下，怎能不被他迷惑沉溺呢？

译眉按：姚氏的《通论》已不可见。《周礼》一书，在诸经中最为晚出。《史记》只有《封禅书》中有“周官”字样；《汉书·艺文志》礼家著录《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又说汉文帝时，窦公献上了《周官》中“大宗伯”的“大司乐”章节；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人共同采录《周官》及诸子中关于乐事的言论，以作《乐记》；而《景十三王传》说河间献王所得的古文先秦旧书，就是《周官》、《尚书》之类；《平帝纪》征召天下通晓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以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的人，虽然没提到《周官》，但《王莽传》仍提及它。然而“周礼”二字，则仅见于《王莽传》，王莽母亲功显君去世，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商议丧服，其中有“发掘得到《周礼》，以阐明因袭与鉴戒”，以及《周礼》说“天子为诸侯服缌麻，戴弁帽并加环绖，同姓则用麻，异姓则用葛”的话。荀悦《前汉纪·孝成皇帝纪》：刘歆将《周官》十六篇称为《周礼》，王莽时，刘歆奏请将其设立为博士。《后汉书·郑玄传》：郑玄从东郡张恭祖那里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曾著《答临孝存周礼难》。《儒林传》孔安国所献的礼古经五十六篇，以及《周官经》六篇，前世传授其书，未有名家。又说中兴时期郑众传授《周官经》，后来马融作《周官传》传授给郑玄，郑玄作《周官注》。大概唐代以前人叙述《周礼》传授源流的，仅此而已。郑玄注《周礼》“惟王建国”句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称之为《周礼》。在土中营造邑都，七年，将政事归还成王，以此礼授予他，使他居住在雒邑治理天下。”那么，将《周官》称为《周礼》，乃出于刘歆；将《周礼》视为周公所作，始见于郑玄注，此前固未有言《周礼》为周公作者。自宋代以来，怀疑它的人很多。张载、程颐都说有末世增入的内容。苏辙借论述周公而大畅其说曰：“谈论周公治理周朝的方法，没有比《周礼》更详细的了，然而以我看来，秦汉诸儒凭己意删改增补的地方很多，并非周公的完整之书。为什么这么说：周的西都，是现在的关中；其东都，是现在的洛阳。两都位于北山之南，南山之北，其地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补，不过千里，古今是一样的。而《周礼》中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同画棋局，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郡，相距都是百里，千里见方的土地，实际上无处可用，所以其畿内远近的各种制度，大都是空谈。这是《周礼》不可信的第一点。《尚书》称武王攻克商朝后废除商朝政令，爵位只有五等，分封土地只有三等，所以孟子说：‘天子的制度，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到五十里的，不能直接通达天子，依附于诸侯称为附庸。’郑国子产也说：古代谈论封建的大概就是这样。而《周礼》中，诸公地方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与古说不同。郑玄知道这不可行却为之解说：‘商朝爵位三等，武王增加了子男，其土地仍沿袭商朝旧制，周公开拓扩大九州，才开始都加以增加，如《周官》之法。于是千乘的赋税，从一成十里出一辆战车，千乘即千成，非公侯之国无法承受。’我私下嘲笑他，武王分封，周公扩大，其势必有所兼并，兼并必有所迁徙，一个公的封地，而子男之国为之迁徙的有十六个，分封几个大国，而天下尽皆扰乱，这是书生的议论，而有国者不会这样做。传中有话说，一里见方为一井，十井为一乘，所以十里之邑有百乘，百里之国有一千乘，千里之国有一万乘，这是古之道。不然，百乘之家就是方百里，万乘之国就是方数圻了，古代没有这种事。俗话说，千乘之国，夹在大国之间。千乘虽是古代的大国，而在衰微的周朝算小国，然而孔子还说‘哪里见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就不是国家呢’，那么即使是衰周列国中的强国，还有不到五十里的。韩氏、羊舌氏，是晋国大夫。他们家赋税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留守四千，说一县百乘则可以，说一县一里则不可以。这是《周礼》不可信的第二点。王畿之内，公邑实行井田，乡遂实行沟洫，这两者，一夫受田百亩，五口出一夫服役，百亩收十一税，没有不同。然而井田从一井往上，至一同而方百里，其用来通水利的，是沟洫浍三种。洫的制度，至于万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用来通水利的，是遂沟洫浍川五种，利害相同而法制不同，为地少而用力多，这也是有国者所不做的。楚国蒍掩任司马，町原防，井衍沃，大概平川广泽可以实行井田的就实行井田”

译在丘陵堤防之间，地势狭窄无法划分井田，就将其划分为较小的顷。杜预认为，町的划分都是根据地形来规定其宽窄多寡的差异，井田和沟洫制度大概也是如此。并非公邑一定实行井田制，乡遂一定实行沟洫制。这是《周礼》不可信的第三点。既然这三点都不可信，那么凡是《周礼》中那些怪异、违背人情常理的说法，都不值得相信。古代的圣人，根据事务制定法律以便利百姓的情况是有的，从来没有制定法律来强迫百姓的。制定法律来强迫百姓，这正是迂腐儒生扰乱天下的原因。』（出自《栾城后集》卷七）“立法强迫百姓从而扰乱天下”，苏辙的意思大概是指向王安石。此后，胡宏、洪迈、包恢等人，又将矛头向上追溯，集中攻击刘歆。（包恢撰写的《六官疑辨》已失传。）方苞承袭此说，逐一指出某些章节、某些句子是刘歆窜改增补的，直到康有为才悍然断定《周礼》是刘歆伪撰。

查考毛奇龄曾说：“刘歆不可能凭空捏造《周礼》的出处和踪迹来欺骗当时的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作伪的人必定剽窃旧文，借真实的东西来证实赝品，就像《古文尚书》那样。刘歆推崇《左传》，而《左传》中所说的礼经，在《周礼》中都没有见到；《仪礼》十七篇都在《七略》所载的古经七十篇之中，《礼记》四十九篇也在刘向所录的二百十四篇之中；而《仪礼·聘礼》中宾客出行时饔饩物品的种类、禾米刍薪的数量、笾豆簠簋的盛放内容、铏壶鼎瓮的排列，与《周礼·掌客》的记载不同；《大射礼》中天子诸侯的侯数侯制，与《周礼·司射》的记载不同；《礼记·杂记》中记载子男执圭，与《周礼·典瑞》的记载不同；《礼器》中天子诸侯的席数，与《周礼·司几筵》的记载不同。像这类情况，与《仪礼》、《礼记》多有矛盾。刘歆如果真是假托周公撰写此书，何必不牵强附会使其文辞与经传相合，以便相互印证，却一定要留下这些差异，来招致后人的攻击呢？由此可见，《周礼》一书并非全是原文，但也不是凭空依托伪造的，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么康有为的说法就不足为凭了。（符定一撰写《新学伪经考驳谊》，意在驳斥康有为的说法以维护古学，也不足为凭。）

万斯大撰写《周官辨非》，选取其中不符合五经和《论语》《孟子》的内容进行辨析，共五十多节；崔述称这本书条理详备，确实有可观之处，但其说法多出于后人的主观臆测，并非周公所作的一代制度。（见《丰镐考信录》）而汪中在《述学·内篇·周官征文》中，则通过六方面的证据说明《周官》与其他书籍相合。大概汪氏看到了它们相合的地方，却不知道它们之所以相合的原因；万、崔两位看到了它们不相合的地方，也不知道它们之所以不相合的原因。

我私下认为，《周礼》实际上是中国前代政治家理想中的建国方略。这本书不是一个人、一个时代的笔迹，而且必定有一位思维缜密的政治家集其大成，只是不能确定它始于何人，终于何人。总之，春秋以前绝对不可能孕育出如此巨大的制度，是可以断言的。

黄遵宪说：“世间的儒者议论《周官》是真还是伪，争论纷纭。其中诋毁最有力的，就说刘歆为了讨好王莽，苏绰为了扰乱北周，王安石为了误导宋朝，好像苍吉六典，如果袭用其说，必定留下动乱的祸根。王莽矫揉造作，侮辱圣人蔑视经典，不值得讨论。宇文氏只是借《周官》的官号来粉饰治理工具罢了，与国家的治乱无关。至于王安石在北宋积弱之后，慷慨激昂地想要以富国强兵来挽救时局，又担心富国强兵的说法被儒者排斥攻击，于是附会经义，以堵住儒者的嘴，他误导宋朝，是借《周礼》来坚定自己的学说，并非相信《周礼》而想要实行其中的道理。然而世间的议论者，纷纷将矛头指向这部经典。宋朝的欧阳修，号称懂得治理体制，他议论《周礼》，说六官的属员，见于经文的有五万余人，而闾里县啬的长官，军师卒伍的士兵，仍然没有包括在内。王畿千里之地，划分为多少井田，容纳多少百姓，王官王族的国邑有多少，百姓的贡赋有多少，又要在其中容纳五万人，这些人不耕种却领取俸禄，将靠什么供给他们呢？于是怀疑其设置官员如此繁多。有人引申他的说法，又说《周礼》列举市场、城门、山林、川泽中所有的鸟兽鱼鳖草木玉石一切货物，无不设立严厉禁令并全部征税，进入市场有税，进入城门有税，进入关隘有税，逃避不缴纳，就没收其财产，土地所出产的东西，又由官吏看守并按时征收，这样一来，天所生的，地所长的，人所养的，都归朝廷所有，不留一丝一毫的利益给百姓，即使是王莽的暴虐，恐怕其力量也不能完全像书中记载的那样，

译如果彻底推行那些危害百姓的事情，那么人们又会怀疑赋税征收之沉重如同那样。然而观察西方各国，其设置官员之繁多，赋税征收之沉重，没有不这样的，而其国家号称太平治理的，大概是因为：将一国的财富，用于治理一国的事务，仍然分散给一国的百姓，所以上层没有聚敛的财富，国家没有废弃的政事，而百姓也没有失业游手好闲之人。那么一切货物贿赂的税收，就用来供养这五万余人，由此可知《周礼》本来就不容置疑。西方自罗马统一以来，两千多年；具有根本与枝节，其设置官员建立政事，未必全都依据《周礼》，但其官员没有清浊之分，没有内外之别，没有文武之异，其分派职责施行治理，有条理而不混乱，极其细微详尽，没有不到的地方，竟然一一与《周礼》相同；乃至草人管理金锡，林衡管理材木，匡人撢人传达法则，诵读王意，这些是秦汉以后所没有的官职，却也与《周礼》符合，多么奇特啊！朱熹说《周官》如一桶水，点滴不漏，大概综合其整体，考察其条目，圣人制作的精妙意旨就显现出来了，如果执着于图谋便利自己私利的说法，来归咎于《周礼》，《周礼》是不承担这个过错的。」（《日本职官志序》）孙诒让也说：“往昔周公继承文王武王的志向，光辉地辅佐成王，定都于中原进入洛邑，于是叙述官制政令，以垂示成型的法典，有周一代的典章，光明盛大而完备，但这不仅仅是周一代的典章；大概自黄帝颛顼以来，记载民事以任命官员，历经八代，斟酌增减，因袭积累，汇聚于文王武王，其经世的大法，都荟萃于此。所以虽然古籍沦丧散佚，百中存一，但其政典沿革，还约略可以考察：如《虞书》羲和四子为六官的起源；《甘誓》六卿为夏代的法制；《曲礼》六大五官，郑玄认为这是殷代的制度，都与此经大多相符会合，这是职名本于古代的证明。至于其宏大的章法繁复的典制，并包远古，则如五礼六乐三兆三易之类，都发端于五帝，而放于二王，直到职方州服，兼综四朝，大史岁年，通贯三统，像这类情况，不可尽数列举。大概洪荒时代以来，文明日益开启，其治理无不始于粗略而渐进于精详，此经上承百王，汇集其善而革除其弊，大概是尤其精详至极的。所以其治理达到盛太平的境界。作者的圣明，述者的明智，盘桓于天地之间，经纬万端，追究其条绪，都有本源，这难道是周公凭空臆定而亲手创造的吗？其宏大的意旨微妙的宗旨，贯通常变，权衡其大略，主要不超过政教两科：政事则自典法刑礼等大端之外，凡是王后世子燕游羞服等细微之事，嫔御阉阍等亲近之人，都隶属于治官，宫府一体，天子不以此自私自利。而像国家危亡、国家迁都、立君等非常大的变故，无不曲折地为之制定制度，预先为之防范。三次咨询于朝廷，自卿大夫直到万民，都来到王庭，参与决定重大议项。又有匡人撢人大小行人掌管交往之类，巡行邦国，沟通上下的意志，而小行人献五物之书，王以此周知天下的变故，大司寇大仆树立肺石，建立路鼓，以传达穷困急迫之情，诵训土训夹王车道图志，以诏示观事辨物，所以宣扬上德而沟通下情，无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间，如同汇聚四肢百脉而通达于胸中，没有阻塞而不畅达的。其教化，则国家有大学小学，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以及邦国所贡举，乡遂所进献，贤能之士都来到这里；旁及宿卫士庶子六军之士，也都辈辈相承学习，以德行道艺相互切磋。乡遂则有乡学六所，州学三十所，党学一百五十所，遂的属别如同乡，大概郊甸之内，距离王城不过二百里，其学校粗略计算已有三百七十多所，而郊里及甸公邑的学校尚不在此数内，推及郁县的公邑采邑，远及于畿外的邦国，其学校大概十倍百倍于此，大概大数，九州之内，估计应当有学校数万所，信乎教典之详细，大概没有能超过的了。其政教之完备如此。所以以四海之大，没有不受职的百姓，没有不入学的人士，不学习而没有职事的人，则有处罚百姓的刑罚。贤秀之人挟带其才能，愚贱之人贡献其诚恳，都得以自通于上，以此来达到纯太平的治理，难道是偶然的吗！此经在西周盛世，大概百官府都分持其官法作为职掌，而大宰执掌其总会，司会天府大史收藏其副本；成康既逝，昭夷失德，衰败以至于幽厉之乱，平王东迁，而周公的大经良法，荡然无存；然而其典册散在官府者，世人或许还遵守不废，虽然经过七雄焚书之后，而齐威王将司马穰苴尚推明《司马法》为兵家职志，魏文侯乐人窦公犹怀抱《大司乐》一经于兵火丧乱之余、其他如朝事之义，大行之赞，叙述于大小戴记，职方之篇，列于《周书》者

译，都是其支流余派中尚未完全消亡的部分。这部全书在秦朝焚书时几乎亡佚。汉朝兴起，汉景帝、汉武帝年间，五篇经文重新从河间献王处出现，随即被收入皇家秘府，西汉时期的礼学大师大多未曾得见。直到刘歆、杜子春才开始通晓其章句，将其著录于竹帛，郑众、郑玄、郑司农以及贾逵、马融等儒者相继进行诠释，这门学问才大为兴盛。然而儒者因为它是古文晚出，仍然怀疑与相信参半。今文经师何休、临孝恭等人，互相排斥诋毁它，唐代赵匡、陆淳以及宋元时期的儒者，非议它的人尤其众多，有的说它是战国时期渎乱不经之书，有的说它是王莽、刘歆所增附。他们的论调大多逞臆断而不经，学者大都知道其谬误，但那种抵巘索痏（挑剔指责）至今未止，是因为巧词邪说依附依托于它，成为经学的累赘。大概秦汉以后，圣哲的道统断绝无法延续，这部经典虽然存在，没有人能将其通用于治国。刘歆、苏绰依托它来辅佐王氏、宇文氏的篡位，最终导致其国运倾覆；李林甫依托它来修撰《六典》而唐朝混乱；王安石依托它来推行新法而宋朝也混乱：他们怀着诡谲之心，施行苛刻严酷的政令，急于在朝夕间见效，在细微处计较，却错误地依托古经来自我文饰，对上欺骗君主，对下堵塞天下人的口，不探究根本而粉饰末节，侥幸尝试一次，不久就溃败不可收拾，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而受此惩戒的人于是认为这部经典是诟病，即使是一二胸怀宽广的人士，也怀疑古代的政教不能施行于今天，这都是胶柱鼓瑟、刻舟求剑的见识。古今，是积累世代岁月而形成的。日月与行星，相互吸引环绕，天地的遥远依然如此。圆头方脚，横目直身，人的本性依然如此。不同的只是治事的痕迹与礼俗的习惯罢了。所以画井而居，乘车作战，裂土分封，按户授田，今天的形势势必不能实行，而古人实行了。祭祀时坐着孙辈拜献以作为祖父的尸位，婚礼中以侄女、妹妹陪嫁跟随姑母、姐姐，坐着则席地而坐，行走则站立乘车，今天的情势势必不能安于这些，而古人安于这些，凡此都是痕迹和习惯。沿袭久了没有害处，就一起遵循；久了有所不安，就一起变革，没有不可行的。况且古人的痕迹与习惯，也有至今不变的：日月与地形同度，就相互掩蚀，地气的蒸荡，就形成风雨，这是人所熟知的，但发生日食月食就拜跪拯救，发生大旱就号哭祈祷，古人认为这是礼文，至今没有改变。祝祷击鼓，不符合铿锵的韵律，血腥全烝，不符合饮食的道理，而今天的大祀，仍然沿袭而不废除。那么古人的痕迹与习惯，不一定都符合事理的真实，但没有人厌恶，就一起守其故常，千百岁而没有变化；那些政教的宏大意图深远宗旨，本来将贯通百王而不败坏，哪里会有古今的差异呢！现在泰西的强国，它们的治理并非曾经稽核于周公、成王的典法，但它们所施行的政教，致力于广议博学，以及开通道路、严缉逃犯、教化土物艹之类，都与这部经典暗中符合而遥相呼应；大概政教修明，就能以致富强如同掌握左券，这是寰宇的通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又是古政教必然可行于今天的明显效验。』（《周礼正义序》）又说：『中国开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没有超过周朝的，所以《周礼》一经，政治的精详，与现在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的如同符契相合。那么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丹等人所经营而讲贯的，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我们二千年前的旧政已经发其端。我们的政教不修，失其故步，而荐绅先生都茫昧而不知道其原由，这也是缀学者之耻。』（《周礼政要序》）孙诒让、黄以周辨析《周礼》，意在援引一部中国的古书，比附东西诸国近代的政治，晚清学者当新旧激荡之际，多有此类搬运家世的论调，不足以言读书之识；但《周礼》本身价值，实有如孙、黄所言者，故揭二氏之语于此，以示与其他浅驳之伪书不同。且余以为孙、黄忘时代之差异，辨此书为周公所作，推重愈甚，则晚出之说亦愈觉有力，以彼之矛，陷彼之盾，转足为此书不伪而伪之显证耳。（页三七—五六）

译大戴礼

陈直斋说：“汉信都王太傅戴德、九江太守戴圣，都师从后苍学习礼学。自汉初以来，直到刘向校订中书，各家所记载的礼书几乎有数百篇。戴德删减其中繁复冗杂的内容，编成八十五篇。戴圣又删减为四十九篇。历来相传如此。如今小戴的礼书流传于世，而大戴的礼书仅存此本。篇目从第三十九篇开始，到第八十一篇结束，前面缺失三十八篇，末尾缺失四篇，中间又有缺失和重复之处。推测缺失的部分，大概就是戴圣所删减的吧？然而《哀公问》《投壶》两篇，与今本《礼记》的文字没有差异；其他篇章也偶尔有相同之处。《保傅》篇，世人说贾谊的书是由此而出；如今考证《礼察》篇中‘汤武秦定取舍’这一条，完全出自贾谊的奏疏之中，反而像是把贾谊的话抄袭进去的。《公符》篇甚至记录了汉昭帝的冠礼祝辞。那么这本书大概是后人好事者从各种书籍中采集辑录而成的，所以驳杂不经，决非戴德的原本。题署‘九江太守戴德撰’；九江太守是戴圣担任过的官职，尤其不对。”（我以前撰写《古文尚书通论》，其中辨明《大戴记》并非原本，而是后人的伪作，当时还没有看到直斋的这个论述。现在从《通考》中阅读，正好相合。）

[考释]

小戴并非删减大戴礼书的说法。疏引《六艺论》说：“戴德传下的礼记八十五篇，就是《大戴礼》；戴圣传下的礼记四十九篇，就是《礼记》。”《隋书·经籍志》说：“戴圣删减大戴的书为四十六篇，称为《小戴记》。汉末马融传授小戴的学问，又补入《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计四十九篇。而郑康成师从马融，又为之作注。”这种说法不知依据什么。考证《汉书·桥玄传》，七世祖桥仁跟随同郡戴德学习，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称桥君学。成帝时担任大鸿胪。桥仁就是班固所说的：“小戴传授给梁人桥仁季卿。”疏在《乐记》下说：“按照《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是第十九篇。”那么桥仁应当在成帝时亲自师从小戴，其篇数为四十九。刘向在成帝时校订秘书，《别录》所载小戴《礼记》也已四十九篇，三篇并非马融所增入，这是明显的。根据《六艺论》，那么二戴各自依据一百三十一篇进行删减，编成八十五篇、四十九篇，并非小戴删减大戴之书，这非常清楚。只是大戴礼篇从第三十九篇开始，到第八十一篇结束，其中缺失四篇，那么缺失的部分或许就是戴圣已经收录的。因为马融、郑康成等儒者都注解小戴礼，其书盛行。后人见到大戴礼绝无传注，其中与小戴礼重复的篇章，不必两载，于是删去，保留其原篇目次序，所以从第三十九篇开始。

[重考]

《汉书·艺文志》记载一百三十一篇，钱大昕说：“这是合大小戴所传而言，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都因为简策过多，分为上下篇，实际只有四十六篇，加上大戴的八十五篇，正好符合一百三十一之数。”王聘珍说：“《礼察》《保傅》篇中提及秦亡，那是孔襄等人所藏，贾谊有取于古代礼记，并非古代礼记采录《新书》。《三朝记》《曾子》篇是刘氏将其分属九流，并非大戴所搜集编纂。”钱、王两家的说法都是对的。《隋志》引用晋司空陈劭说大戴删减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删减为四十九篇，这种说法的荒谬，不用攻击就自然破灭了。只有《公冠》篇中有孝昭帝的冠礼祝辞，王应麟说是后氏曲台所记，但没有明确证据。根据刘昭《续汉书·礼仪志》引用此文作“《博物记》曰：孝昭帝冠辞”等语，那么这是后人所窜入无疑。（王肃《家语》已将成王冠篇与孝昭冠篇相连，那么窜入已经很久了。）总之，大戴礼各篇，如《哀公问》《投壶》，篇名经文，都与小戴礼相同，又《礼察》篇与《经解》相同，《曾子大孝》篇与《祭义》相同。（这也足以证明小戴删大戴说法的谬误）。此外，《践阼》篇中的铭文见于《太公阴符金匮》之文，《文王官人》见于《周书》，《礼三本》《劝学》两篇见于《荀子》，《保傅》见于贾谊《新书》。《五帝德》《帝系姓》，司马迁采录以作《五帝本纪》。《夏小正》及《孔子三朝记》《曾子》都别为书，如今《三朝》五篇，《曾子》十篇，都在《礼记》中，无论多寡不同，驳杂间出，总不出七十子之徒及周秦汉间老师宿儒所传。先哲说它们探索阴阳，穷析物理，推本性情，严辨礼乐，究明度数之详，固然已经超越诸子，即使与小戴礼并行也可以，这怎么能视为伪书而摒弃呢。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

[补证]

眉按：《隋书·经籍志》说：“汉初，河间献王得到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入朝廷。当时也没有传授的人。直到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刘向因此编次叙述，而又得到《明堂阴阳记》《孔子三庙记》《王氏史氏记》《乐记》共五种，合计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减其烦重，合并记录，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减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称为《小戴记》。汉末，马融于是传授小戴之学。马融又补入”

译《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计四十九篇。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用陈邵《周礼论序》说：“戴德删减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戴圣删减《大戴礼》为四十九篇，这就是《小戴礼》。”韩元吉《大戴礼记序》说：“《大戴礼》十三卷，总共四十篇。《隋书·经籍志》所载也是十三卷，但《夏小正》单独列为一卷。《唐书·经籍志》只说十三卷，没有将《夏小正》单独列出的记载。《崇文总目》则是十卷，称有三十五篇，没有其他版本可以校正确定。其中缺失的篇章或许已经散佚，那些不见于书中的，或许是戴圣所选取的。然而《哀公问》和《投壶》两篇，与《小戴礼》没有太大差异；《礼察》篇与《经解》相同；《曾子大孝》篇与《祭义》相似，那么戴圣已经选取的篇章，难道文字上就没有删减吗？《劝学》《礼三本》见于《荀子》，至于取舍的说法以及《保傅》，则见于贾谊的奏疏，偶尔与经书、子书相同的，还有很多。”戴震《大戴礼记目录后语》说：“郑康成《六艺论》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说‘《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现在这本书流传的卷数与《隋志》相符，但缺失了四十六篇，《隋志》说‘戴圣删减戴德的书为四十六篇，称为《小戴记》’，大概是依据缺失的篇数，附会成这种说法吧？其中保留的《哀公问》及《投壶》，《小戴记》也有这两篇，就不在删减的数量之内了。其他如《曾子大孝》篇见于《祭义》，《诸侯衅庙》见于《杂记》，《朝事》篇从‘聘礼’到‘诸侯务焉’，见于《聘义》，《本命》篇从‘有恩有义’到‘圣人因教以制节’，见于《丧服四制》，凡是大小戴两书都有的，文字大多不同。在《隋志》以前，没有说小戴删减大戴之书的，那么《隋志》的说法不足以作为依据。”钱大昕《汉书艺文志考异》说：“按照郑康成《六艺论》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这里说一百三十一篇，是合大小戴所传的篇章而言。《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都因为简策太多，分为上下篇，实际上只有四十六篇。加上《大戴》的八十五篇，正好符合一百三十一篇的数字。说戴德删减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戴圣又删减为四十九篇，这种说法始于晋代司空长史陈邵，而陆德明引用它，《隋志》又加以附益，然而《汉书》没有记载此事，不足以相信。”又为《大戴礼记》作跋说：“现在这本书与《小戴礼》大致相同的共有六篇，可以证明它不是删取后的剩余部分。”陈寿祺《左海经辨》说：“《礼记正义》引用《六艺论》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就是《大戴礼》；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就是这部《礼记》。’陈寿祺按：二戴所传的传记，《汉书·艺文志》没有单独列出，因为它们包含在一百三十一篇的《记》中。《乐记正义》引用《别录》有《礼记》四十九篇，这就是戴圣所传的；那么戴德的八十五篇，也一定存有目录，大概《别录》兼载各家的版本，比《汉书·艺文志》详细。”又说：“二戴都是庆氏的后代，苍的弟子，怎么能说小戴删减大戴的书呢？”又说：“二戴对于一百三十一篇的说法，各自凭心意断取，异同参差，不一定这里所抛弃的，就是那里所收录的。”我认为戴震、钱大昕、陈寿祺不相信小戴删减大戴之书的说法是对的；但他们相信今本《大戴礼记》是戴德的残书，则是不对的。郑康成《六艺论》的话，从先后顺序来看，应当比陈邵的话更可信。康成不说“删”，而陈邵独说“删”，意思是康成之后，隋唐以前，已经有一个篇卷较少的大戴伪本，与小戴本并行，并假托为小戴所删，（《隋志》：《大戴礼记》十三卷，戴德撰。《礼记》二十卷，戴圣撰。）所以陈邵这样说罢了。然而今本《大戴礼记》，又是唐代以来所伪托的。《卫将军文子》篇“德恭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之内，在尤之外，贫而乐也，盖老莱子之行也”这一段，司马贞《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引用《大戴记》作“蹈忠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之内，国无道，处贱不闷，贫而能乐，盖老莱子之行”，恰好与今本《家语》相同。这可以证明今本《大戴礼记》，不是司马贞所见的版本；又可以证明司马贞所见的版本，是王肃以后的人所伪托的。索隐又说：“戴德撰礼，号曰《大戴礼》，合八十五篇。其中四十七篇亡佚，现在存有的三十八篇”

译那么，《夏小正》这一篇，也是司马贞之后才窜入的。至于《盛德》篇之后的《明堂》篇题，大概是由宋人窜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经辨明此事了。至于《孝昭冠辞》，乃是《博物志》中的记载，刘昭在《后汉书·礼仪志》注中所引较为完备，作伪者删取后编入篇中，尤为粗疏可笑。总之，这本书错乱驳杂太过严重，是伪托之作，不必多作辩驳，史绳祖说它“杂取《孔子家语》及诸子史书，分析而成篇目”，（《学斋占毕》卷四“成王冠颂”条）最符合实际情况。顾实在《汉书艺文志讲疏》中，想要用《尔雅》二十篇，与王仁俊《礼记篇目考》所考证出的佚篇，合成《大戴礼记》所缺失的四十六篇篇目；却不知道今本《大戴礼记》的篇目，既然是杂凑而成的，那么佚篇又怎么能恰好符合这个数目呢？况且关于“礼有《尔雅》”的说法，臧庸在《拜经日记》、陈寿祺在《左海经辨》中，不过是依据张揖《上广雅表》中“叔孙通撰置《礼记》”的话罢了；然而《汉书·艺文志》礼家类中并没有提到叔孙通，那么张揖所说的话，难道足以作为依据吗！

译《孝经》

《汉书·艺文志》说：“汉朝兴起后，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授它。”《隋书·经籍志》说：“遭遇秦朝焚书，被河间人颜芝收藏。汉朝初年，颜芝的儿子颜贞把它拿出来，共有十八章；而长孙氏、江翁、后仓、翼奉、张禹都精通这门学问。”按：这本书的来源出自汉代儒生，不仅不是孔子所作，甚至也不是周秦时期的言论。其中《三才章》“夫孝，天之经”到“因地之义”，抄袭了《左传》中子太叔转述子产的话，只是把“礼”字换成了“孝”字。《圣治章》“以顺则逆”到“凶德”，抄袭了《左传》中季文子回答鲁宣公的话。“君子则不然”以下，抄袭了《左传》中北宫文子论述仪容的话。《事君章》“进思尽忠”这两句话，抄袭了《左传》中士贞子劝谏晋景公的话。《左传》自张禹传授之后，才开始逐渐流行于世；那么《孝经》，大概是那个时代的人所写的。考察它的文义，极像《礼记》中的各篇，如《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之类，同为汉代儒生的作品。后来的儒生因为书中谈论孝道，特意将其摘录出来，因此命名为《孝经》。按，各种经典古代都不加上“经”字，只说《易》、《诗》、《书》，那个“经”字是俗人所加的。这本书名叫《孝经》，自然可知不是古书；如果去掉“经”字，又不像《易》、《诗》、《书》那样可以用一个字来命名。班固似乎也知道这一点，说：“夫孝，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举大的方面来说，所以叫《孝经》。”这是牵强的解释。哪有取“天之经”的“经”字，配合“孝”字来命名书籍，却丢掉了“天”字，而且丢掉了“地之义”等句中的字的呢？书名取章节开头的字或许有这种情况，何况这又是第七章中间的话呢？至于说它是孔子所作，本来不必辩驳；现在暂且从几个方面来说：篇首说“仲尼居”，这就不是自作了。又如《论语》中，曾子说：“我听说老师说过，人没有自我极度哀痛的时候，必定是在父母去世时吧。”向来称曾子志在孝道，所以孔子传授给他《孝经》，那么这两句话，是曾子亲自叙述他所听到的，为什么反而被遗漏了呢？又如孔子说：“侍奉父母，要委婉地劝谏，看到心意不被听从，仍然恭敬不违背，辛劳而不怨恨。”多么低回曲折！如今《谏诤章》说：“父亲有敢于劝谏的儿子，所以当父亲不义时，儿子不可以不劝谏父亲；顺从父亲的命令，怎么能算是孝呢！”又多么直截了当而且伤害于激切呢？其言语完全不伦不类。孟子说“父子之间不责善”，这是深合天理人情的话。如果这是孔子的话，孟子怎么会与他如此不同呢！朱熹也曾怀疑，并作了《孝经刊误》。但他疑信参半，妄自以意划分经文和传文，都是附会牵合。那些不能牵合的，就说“这不是解释经文，而是另外阐发一个义理”，可笑啊。他论述文义，如说“《三才章》用《左传》的话，把‘礼’改为‘孝’，文势反而不如《左传》贯通，条目反而不如《左传》完备，明显是《孝经》抄袭《左传》，而不是《左传》抄袭《孝经》。”又说“‘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与上文不相衔接；所以司马光把‘教’改为‘孝’，才勉强通顺。然而说圣人看到孝可以教化百姓，然后以身作则，在道理上已经悖谬了；况且先博爱，也不是‘立爱惟亲’的顺序，怎么能使百姓不遗弃他们的亲人呢”这几处辩驳都是对的，可以参考。至于移易文字，实在是因为本文原本重复，以及不连贯，并非脱漏错误。又据称“衡山胡侍郎怀疑《孝经》引用《诗经》，不是《诗经》本文；（所引的实为《诗经》本文。）玉山汪端明也认为这本书多出后人附会。”胡氏、汪氏、朱氏，本来就这样怀疑过，并非从我开始。我写《通论》只涉及九经，其中辨别伪书一类不及《孝经》，所以特别在这里论述。又归有光说：“从前孔子曾经不回答有人问禘祭的事，他说明王以孝治理天下，至于刑罚四海，侍奉天地，言语宏大而道理简约，意思大概是告诉曾子这样的吧？虽然如此，这本书不是孔氏的旧作。宋元大儒，他们删去的是对的，但保留的也未必是孔氏的旧作。”他的话大概是遵循朱熹及吴澄的意思说的。

[重考]

孝是中国民族血统的结晶，自从中国民族衰微，朱熹以来才开始纷纷怀疑《孝经》，恰好显示出宋元诸大儒的狂妄。《吕氏春秋》说：“夫孝，是三百五帝的根本任务，而万事的纲纪。”（《孝行览》）《吕氏春秋·察微篇》甚至有引用《孝经》的文字，《孝经》之不伪，丁晏《孝经征文》一书，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至于它的文体，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中的“寓名例”，曾举隋代刘炫的说法来阐明。《孝经正义》引用刘炫的述义说：“刘炫认为孔子自作《孝经》，本来不是曾参请教而回答的。孔子时运偶逢衰微，礼乐崩坏，名教将绝，特别感动圣心，因为弟子有请教的道理，师儒有教诲的义务，所以假借曾子的话作为应对的体裁，并非曾子真的有问。如果怀疑才开始问，回答以申述言辞，那么曾子应该每章一问，仲尼应该每问一答。考察经文，夫子先自己说，不是曾参请教。各章依次演绎，不是等待发问。而且辞义血脉，文连旨环，开篇提出端绪，其余广泛而成之，不是一问一答的气势。道理有所穷尽，方才发问，又不是请教学业、请求回答的事情。”

译首章说“先王有至德要道”，那么下章说“这就叫做要道，不是至德谁能顺从百姓”，都是遥相呼应首章，并非回答曾子。举这个为例，凡是分为几类的，必定以曾子的话为主，首章回答曾子已经完毕，怎么能不等待曾子提问，就自己叙述并阐明呢。况且开头是曾参侍坐，和他谈论孝道，开宗明义，上陈天子，下陈庶人，话说尽没有再转换话题。因为曾子没有请求，所以借曾参感叹孝道的大，又用孝作为治理的功效来说明，说完之后，想要说圣道没有比孝更大的，又借曾子提问，才说圣人的德行，不超过孝，在前面论述敬顺的道理，没有规劝谏诤的事情，所以必须再借曾子的话，陈述谏诤的意义。这都是孔子需要曾子提问，不是曾子需要问孔子。庄周的斥鷃嘲笑大鹏，罔两问影子，屈原的渔父划船，太卜拂拭龟甲，司马相如的乌有先生、亡是公，扬雄的翰林、子墨，难道不是师祖制作，作为楷模的吗。曲园推崇刘氏的说法，说不是博览周秦古书，通晓圣贤著作的体裁，不能说这样的话。确实如此！至于谏诤章被世人怀疑，也是宋儒的深文周纳，吹毛求疵，务必让儒术更便于专制束缚，其实古人秉性诚信正直，正如《孝经》所说，哪里像宋以来的儒者常常怀着臆测的毛病呢。归熙甫、姚首源都中了前人的毒，他们的愚昧无法治愈。

译[补证]

眉批说：《孝经》存在古文与今文的争议：今文《孝经》共十八章，据说是河间人颜芝所收藏，由其子颜贞献出的。传授今文的有长孙、江、后、翼四家。古文《孝经》共二十二章，据说是孔安国的本子，是孔子家中墙壁中藏出的，在孝昭帝时由鲁国三老献上，在建武年间由议郎卫宏传授，都是口耳相传，官方没有其解说。（见《说文解字》许冲所上的书）到了隋朝开皇十四年，秘书学生王逸从市井之人那里得到古文本，刘炫加以校定，撰写了《稽疑》一篇，认为孔安国的传注重新出现，当时的人都喧哗指责其为伪作。（宋翔凤说：“唐代司马贞议论说，‘古文二十二章，在西汉中期就失去了原本，近代的儒生想要推崇古学，胡乱创作了这个传注，假托孔氏之名，穿凿附会地进行更改，又作了一篇《闺门》章，刘炫诡辩顺从，妄称其好。况且《闺门》章的含义，是近俗的言语，必定不是孔子正统的学说。考察其文字说：‘闺门之内，礼仪具备了吗？严父严兄，妻子臣妾，如同百姓徒役一样。’这是把妻子比作徒役。文句粗俗鄙陋，不符合经典。’考察司马氏驳斥《闺门》章之义非常恰当。况且《孝经》已经说：‘治理家庭的人不敢对臣妾失礼，何况对妻子呢？’因此妻子比臣妾更亲近，这里却把妻子臣妾并举，而比作百姓徒役。而且百姓、百官，就是臣的一类，怎么可以等同于徒役？圣人必定没有这样的话。”见《过庭录》卷十。）唐开元七年，史官刘子玄请求施行孔传而废除郑注。郑即郑玄。南齐陆澄给王俭的信中说：“世上有一部《孝经》，题为郑玄注。观察其用词，与郑玄注解其他书籍的风格不相类似。考察郑玄自序所注的各种书籍，也没有《孝经》。”（《南齐书·陆澄传》）刘子玄更加伸张这种说法，辨析郑注有十处谬误、七处疑惑（《国史志》说郑氏乃是郑玄之孙郑小同，不是郑玄本人。）而当时的儒者也全都非议刘子玄。唐玄宗于是编纂各种学说自行注解，最终确定以十八章为准，这就是《石台孝经》，而古文《孝经》于是被废弃。宋咸平年间，下诏邢昺、杜镐等人依据此本作为讲义。司马光撰写《孝经指解》，又尊崇古文而诋毁今文。朱熹于是参合古今文撰写《孝经刊误》，凭自己的意思划分经与传。而元代吴澄又斥责古文为伪作，因朱熹的《刊误》，多有更改确定。这就是《孝经》今古文之争的大概情况。汪绂《孝经章句》自序说：“《孝经》有今文古文的不同，不像银河那样完全不相符合，也不像伪《泰誓》九共之书那样渺茫没有依据。所不同的，不过是分章的多少，简策的先后，字句的增减罢了。至于经与传的混杂，引证的失当，其过失大致相等。”这是承袭朱熹《刊误》的说法，而想要调和在今文古文之间罢了。所以又说：“今文依靠记忆传写，不能没有遗忘错乱，所以伏胜的今文《尚书》，只得到二十七篇，而《孝经》没有《闺门》章，实在是出于遗忘。古文藏在孔子墙壁中一百多年，直到鲁恭王毁坏孔子住宅后才拿出来，那么简编的顺序，又怎么能完全没有错乱朽败；而儒者的校订，又未必不把自己的意思掺杂补缀其中，那么古文也有未能完全得到实情的地方。朱子依据古文《孝经》而确定《刊误》的本子，这也不是独自相信古文，而是实在斟酌于今文古文之间，删去其附会，去除其支离，确定其经纬，贯通其脉络，这是千古折衷的大标准。”（《孝经或问》）然而究其实，朱熹一无所凭，凭臆断删定，我们怎么能相信他所折衷的必定正确？姚氏毅然斥责其为附会牵合，实在不是过分。杨桩读《孝经》说：“我读《孝经》，知道它不是孔子的全书，大概是汉晋诸儒剽窃而成的。为什么呢？其中名言至理很多；游辞晦涩，浮而不实，泛而不切的，也有。更严重的是：孝只是一个，却分为五种，说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所分的又都不确切，诸侯之孝说：在上不骄，制节谨度。天子、卿大夫不是在上的吗？又谁可以骄呢？可以不制节谨度吗？卿大夫之孝说：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士庶人，说话可以非法吗？行为可以非道吗？从天子到庶人，父母是相同的，从诸侯以下，君父是相同的。士之孝说：凭借侍奉父亲来侍奉母亲而爱相同，凭借侍奉父亲来侍奉君主而敬相同，所以母亲取其爱而君主取其敬，兼有二者的是父亲，难道母亲有不敬并不爱的，君主有不爱并不敬的吗？其他附会《诗》《书》，好说后效，割裂成文，强加装缀，确实像朱子所讥讽的那样，大概不仅不如《论语》中关于孝的言论，而且与《大戴礼记》曾子各篇截然不同了。”（《孟邻堂文钞》卷六）姚舜牧撰写《孝经疑问》说：“至德要道，天经地义，昭如日星，还有什么可疑的，又何必等待发问？所可疑的是：说‘母亲取其爱，君主取其敬’等语未必出于孔子；说‘则天之经’以下等语类似汉儒；说

译“先之以博爱”等语繁多杂乱；认为所引“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之语不贴切；认为“以顺则逆”等语，杂取《左传》所载季文子之言，是朱子认为应当一并删去的；又问开宗明义为何名为章；又问“天经”“地义”“民行”为何名为章；又问至德要道本同一理，为何说推广要道、推广至德是分割；又问“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外”，为何说推广扬名；诸如此类，大有可疑，而必须发问。』这。都是因。刊误。而。扩大。其。说法，要。不。超出。刊误。范围，非。敢。怀疑。其。书。为。全。伪。也。姚姬传说：『《孝经》不是孔子所作的书。但其义理出于孔氏，大概是曾子的门徒所记述的。朱子怀疑它，为之刊误。古经传远，确实不能没有错误；然而朱子所刊定的，也已太过分了。那书中不通顺的地方，不是本书的缺失，而是后人离合其章的过错，而文辞有讹误缺失，不能明白。如果其辞句有同于《左传》的，这固然是曾氏的书，而《左传》传自曾申，刘向《别录》记载了；或许在传述时取辞于此，也未可知。不幸《孝经》的文字，讹误脱漏不全，朱子觉得此文义不完备，反而不如《左传》可通，于是怀疑为抄袭《左传》。其毛病也在于混合为章太过。德行之儒，或许疏于辞令，像《坊记》《表记》《缁衣》之类，每说完一句话，就引《诗》《书》文来证明，间有不甚比附而强取的，也是洙泗间儒者的习气。子思、孟子然后不这样做，到荀子则也有这样的习气。《孝经》引《诗》《书》，也很有这样的情形。知道其取义有疏密就可以了；而删节去掉它，恐怕不可以。』（《孝经刊误书后》）这。则。连。朱。熹。所。怀疑。的。也。不。敢。怀疑，也。太。怯。懦。了。我认为其文不如《左传》可通，那么抄袭《左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况且不只是抄袭《左传》：孟子说：『穿尧的衣服，诵尧的话，行尧的行为』，《孝经》抄袭它而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等语。《孝经》天子章说『刑于四海』，诸侯章说『保其社稷』，卿大夫章说『守其宗庙』，庶人章说『谨身』，也是抄袭孟子『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的意思。陈沣于是说『孟子七篇中，多与《孝经》相发明』，岂不是颠倒！（见《东塾读书记》）吕思勉《经子解题》说：『《孝经》一书，没有甚么精义。姚际恒认为是伪书。然而其书在汉时实有传授，且《吕览》即已引用它，那么姚说未当。此书虽无甚精义，而汉儒却颇重视它，汉时社会，宗法尚严，视孝甚重，此书文简义浅，人人可通，故用以教不能深造之人，如后汉令期门羽林之士通《孝经》章句是也。』我。按。《汉书》王莽传。说，『请。令。天下。吏。能。诵。公。戒。者，以。着。官。簿。比。孝。经』，后。汉。荀。慈。明。对。策，也。有。『汉。制，使。天下。诵。孝。经』之。语，（《后汉书》本传）而。汉。代。诸。帝，又。始。以。孝。为。谥。可。知。《孝经》之产生，必与汉代最。有。关。思。勉。既。知。汉。代。之。重。视。《孝经》，而。犹。以。《吕。览》有。《孝经》语，（《孝行览》言孝，与《孝经》有相同处。又《先识览》察微篇引《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信。为。先。秦。之。书，未。免。不。充。其。类。（黄震亦以《吕览》有引，信《孝经》为古书。汪中《经义知新记》同）《吕。览》也。不。可。全。靠；且。高。诱。注。《孝。行。览》，也。引。《孝。经》语，则察。微。篇。所。引。《孝。经》，安。知。非。高。诱。之。注。而。误。入。正。文。耶。总之此书内容，甚不足观，其。作。期。必。在。《戴。记》后。后人以其言孝，未敢直斥其伪；不。知。孝。盖。天。性，非。待。教。而。后。能，若。此。书。所。言，矫。揉。肤。泛，又。非。所。以。为。教。者。也。那么此书之为汉人伪托，灼然可知。其徒事今文古文之争者末也；辨孔子自作或曾子之徒所作者妄也；据《孝经纬》『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语，谓《孝经》二字标题，乃

译孔子自称经书的说法，（见于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二《孝经解》）是荒谬中最为荒谬的。孔子不把自己编定的六经称为“经”，难道唯独对这部矫揉造作、肤浅空泛的书，反而自称为“经”吗？（魏文侯有《孝经传》，见于蔡邕《明堂论》，也不足以作为依据。）然而姚氏的辨析，大多依附于朱熹的观点；顾颉刚说：“考证伪书最精辟的言论，没有比得上关于《孝经》的了；其他条目都依附他人的说法，阐发新意的很少。”（《古今伪书考跋》）这也是不对的。又查：日本有太宰纯校刊的《古文孝经孔氏传》，由鲍廷博刊刻，卢文弨作序，他说：“按照传文去查考，如‘闲居静而思道’等句，陆德明曾引用过；‘脱衣就功，暴其肌体’等语，司马贞曾引用过；‘上帝亦天也’，王肃曾引用过。其文义典雅严谨，又与《经典释文·会要》及《旧唐书》所载一一相符，必定不是近代人所能伪造的。”郑珍则提出十条证据断定它必定是伪书，说：“那个穷岛僻隅中一个空虚腐朽的人，见到前代典籍称引孔氏传，而中原久已没有此书，便随意粗略搜集，自诩拥有绝学，以此炫耀其国富有秘藏。他不知道孔氏原本就没有为《孝经》作传，即使唐代人所见的孔氏传至今尚存，也是刘炫伪撰的，不足以与汉代儒者的各种学说并重；何况其作伪手法浅陋到了极点！”（见于郑珍《巢经巢文集》卷一《辨日本国古文孝经孔氏传之伪》）郑珍所说的并非完全正确，但说这部孔氏传是日本人粗略搜集拼凑而成的，则毫无疑问。（页六四—七一）

译《忠经》

托名马融所作，其伪无疑。张溥辑录汉魏六朝文集，将其列入马融集中，是何缘故？

[考释]

这种书既无值得品味之处，又是伪书，似乎没有必要考证。（页一二上）

[重考]

《忠经》旧题汉代马融撰写，郑玄作注。《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均未著录，《崇文总目》和《宋史·艺文志》才开始著录。正文与注文，如同出自一人之手。然而查考《宋两朝国史·艺文志》记载有海鹏所撰《忠经》（见于《玉海》引用），那么这书就是海鹏所撰，他应当是宋仁宗、英宗时期的人。这是刊刻者作伪，并非原作者作伪。《经义考》在“拟经”门类中，只记载了伪托之本，尚嫌疏漏。该书模仿《孝经》而作，也分为十八章，各章都引用《诗经》《尚书》，而第十三章和第十八章不引用，也是模仿《孝经》体例，只是没有采用问答的形式，尚有未通达之处。不知《孝经》已经兼论了“忠”，哪里还用得着这种优孟衣冠式的多余累赘之作。《百三名家集》竟然将其全部收入马季长（马融）集中，足以让人一笑。（卷一，页二一—二二）

[补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旧本题汉代马融撰写，郑玄作注。其文模仿《孝经》分为十八章，经文与注文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查考马融的著作，都记载在《后汉书》本传中。郑玄的训释，在《郑志》目录中尤为详细。《孝经》注依托于郑玄，刘知几尚且设立十二项证据来辨伪，其文章都记载在《唐会要》中，哪里有所谓《忠经》注呢？《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都不著录，《崇文总目》才列出其名，其为宋代伪书，大概没有疑问。《玉海》引用《宋两朝国史·艺文志》，记载有海鹏《忠经》，那么这书本来有作者，原本不是伪造，后人诈称马融、郑玄，掩盖其本名，反而使真本变成伪书。”朱一新说：“《忠经》世人认为是伪书。丁俭卿在《论语孔注证伪》中说：‘《崇文总目》有马融《绛囊经》一卷。马融是唐代居士。《忠经》序中有“臣融岩野之臣”等语，马季良出身贵戚豪家，怎能自称岩野之臣？这是唐代马融所作，明明白白。’现在查考《忠经》广至理章有“邦国平康”的话，汉代人避讳“邦”字，没有“邦国”连用的情况，足以证明丁氏的话，确实有证据。《四库提要》说《玉海》引用《宋两朝国史·艺文志》，记载有海鹏《忠经》，怀疑这书是海鹏所作；然而书中避讳“民”字和“治”字，似乎应当以丁说为正确，后人误题南郡太守（马融）罢了。”（《无邪堂答问注》）眉批按：朱一新的说法比较正确。（页七一—七二）

《孔子家语》

《汉书·艺文志》：“《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说：“不是现在所有的《家语》。”按：《唐书·经籍志》有王肃注《家语》十卷，这就是王肃搜集各种传记编成的，托名孔安国作序，就是颜师古所说的现在的《家语》。现在世间流传的《家语》，又不是颜师古所说的现在的《家语》。司马贞与颜师古同为唐人，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所引《家语》，今本有的没有，可以验证。元代王广谋有《家语注》。明代何孟春也注《家语》，他说：“未必不是王广谋庸俗妄为，有所删减而导致的。”这话很对。那么现在世间的《家语》，大概是元代王广谋的本子。

[考释]

《孔子家语》知道是三国王肃伪作已经很久了。然而其伪作的证据，则在第二卷《观思》篇第八，有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在河梁停车休息一段，《列子》中也记载了此事。现在既然知道《列子》成书于刘向之后，那么《家语》似乎更在其后。（页一二下）

[重考]

王肃伪造《家语》，何孟春的话不足为据，清代《四库提要》已经明确说了。查考马昭说“《家语》是王肃所增加”，似乎不是完全伪造。所以钱馥说《汉志》：“《家语》二十七篇，而王肃所依托的《家语》四十四篇，多了十七篇，就像伪古文《尚书》对于原有的二十八篇，增加了二十五篇一样。”然而《汉志》的真《孔子家语》，现在还有两条遗文留存。《春秋左传序正义》称沈文阿说严氏《春秋》引《观周》篇说“孔子将要修《春秋》，与左丘明乘车到周朝，在周史官那里观书，回来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同作为表里”，这是第一条。《通典》（六十九）引崔凯《丧服驳》，称魏时有人作《四孤论》，博士田琼议据《家语》说“绝嗣而后他人，于礼为非”，这是第二条。两条都是今本《家语》所没有的，而前者引《观周》篇，今本《家语》也有此篇目，可见王肃还见过真《家语》篇目，所以依仿而作。然而篇目虽然对，内容已经不对，这难道不是王肃伪《家语》并不能与东晋伪古文《尚书》相提并论吗？因为王肃与郑玄之学争名，所以伪造此书，以显示其议礼所据。但看伪孔安国后叙说：“孙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秦，汉高祖克秦，悉敛得之，其后散在人间，好事各以意增损，孝景皇帝募求礼书，得孔子家语与曲礼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又伪孔衍书说：“戴圣以曲礼不足而取孔子家语杂乱者，及子思孟轲孙卿之书，以裨益之，总名曰礼记，今其已在礼记者，则便除家语之本”

译篇，这是灭掉其本源而保留其末流，不也太难了吗。」据此，那么《礼记》兼包《曲礼》等众篇，王肃诋毁《人间》本，除去其与《礼记》相同的内容，而王肃本特意保留这些。《人间》本即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二十七篇本。又王肃《家语》序称“琴牢之事，现在《七十二弟子解》、《本姓解》六篇中；尧以火德王，崇尚黄色，在《五帝篇》中”，然而这两段文字也是二十七篇本所没有的，因此今本《家语》四十四篇中，杂采《荀子》和小戴《礼记》的有三十三篇，全袭大戴《礼记》的有五篇，只有《致思》、《观周》、《辩政》、《辩物》、《七十二弟子解》、《本姓解》六篇，出自别本他书，而《观周》篇既然与严氏《春秋》所引不同，那么《致思》等五篇也不尽可凭据，这是无疑的。孙祖志《家语疏证》断定四十四篇皆为王肃伪撰，确实过于偏激，总之，如今如果除去其与《礼记》相同的内容，那么二十七篇本中仅存的，实在也寥寥无几，因此马昭所说的“王肃增加”，增加到了什么程度，特别不清楚。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一，页二二—二四）

译[补证]

眉案：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四）说：“最近看到鲁斋王文宪公（王柏）的《家语考》一书，认为《家语》四十四篇，是王肃自行选取《左传》《国语》《荀子》《孟子》以及二戴（戴圣、戴德）之书，割裂拼凑而成的。”那么，自宋代以来就已经有人对此进行辨伪了。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说：“《家语·观周篇》记载‘孔子见老聃而问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等等：按此文本出自《庄子·天运篇》，是采纳其意而改动其文。不知道《庄子》一书，特意想要夸大其荒诞的说法，以论述崇尚清净者的宗师老聃，所以多假托为老聃的话；因为儒家尊崇孔子，所以又借孔子来尊崇老聃的话，都不是认为事实如此。《家语》却将其列入孔子的事迹中，这是错误的。孔子三十多岁时前往周朝，尚未到壮年，怎么能说道难以施行呢？还没有历经列国，怎么能说委身以求当世君主而未被接纳呢？《家语》将其记载在《观周篇》中，这是疏漏的。”虽然极力攻击《家语》，但尚不敢断言是王肃伪造，认为此书“是王肃的门徒所撰写，帮助王肃而攻击郑康成（郑玄）的。”（见《古文尚书辨伪》）然而清代攻击《家语》的人已经很多，范家相有《家语证伪》十一卷，孙志祖有《家语疏证》六卷，辨明《家语》为王肃伪撰，援引证据非常广博，这里不再详述。陈士珂的《家语疏证》十卷，虽然只是辑录《家语》所采录的各书而不加断语，然而观察它，其所增删改易的内容，冗长软弱浅陋，远不如原书，甚至有时违背原书的旨意，也可以与两书相互参证。至于黄式三《读家语》说：“一卷《始诛篇》所说的父子诉讼之事，用《荀子·宥坐篇》、《说苑·政理篇》、《韩诗外传》三者校勘，‘有父子讼者，夫子拘之，三月不别’，‘月’应当作‘日’，‘拘之’是指拘禁其子，‘不别’是指不判决其诉讼；所以下文说‘其父请止，夫子舍之’，其文原本通顺，而王肃却增加了‘同陛’二字，‘同陛执之’在义理上大错特错，孙氏未辨明此点，则不足以了解王肃的昏昧。二卷《致思篇》记载子路问管仲之事，本见于《说苑·善说篇》。末尾说‘子纠未成君，管仲未成臣’，乃是王肃《论语注》的臆测之见，特意掺入此处以证明自己的说法可信，孙氏反而称这足以定下管仲不为子纠殉死的案，尤其不足以看出王肃的奸诈且昏昧。”那么对于孙志祖的疏证略有补正，在大体上没有出入。又马骕《绎史》说：“《史记》传仲尼弟子七十七人，注云，孔子家语也有七十七人，然而现在的《家语》，只有七十六人罢了。史载颜何字冉，注云，家语字称，颜氏八人，而现在的《家语》只有七人，是脱漏了颜何一人。诸姓名相混淆的：如‘壤’误为‘穰’，‘后’误为‘石’，‘坚’误为‘肩’，‘罕’误为‘宰’，‘祖’误为‘相’，‘旗’误为‘祈’，‘首’误为‘守’，‘伋’误为‘级’，‘欬’误为‘欣’，‘巽’误为‘选’，有的因字形相似而误，有的因读音相近而错，这些都是可以意会的，不必多说。其差异尤其严重的，史书有公伯僚、秦冉、鄡单，《家语》不载，而载陈亢、琴牢、县亶，又是《史记》所没有的。陈亢拿子贡与夫子相比，并知道殉葬不合礼制，琴张想要吊唁宗鲁，孔子制止他，并与曾点并称为狂士，这还可以算是孔子的门徒。公伯僚是进谗言的人，也可以列为弟子吗？”马骕所举，或是后人传抄之误，或是王肃有意参差以迷惑后人，都不可知。《史记》秦冉字开，《家语》琴牢字子开，一字张。秦、琴音近，冉、牢形误。其在‘开’字上加一‘子’字，乃是略以示区别，又加‘一字张’者，则是想要牵合《孟子》《左传》中的琴张为一人罢了。这是王肃有意参差的显证。孙志祖疏证说‘《史记》无县亶而有鄡单，盖一人。‘县’当作‘郻’，即‘鄡’字，‘亶’‘单’通’。那么所不同的仅公伯僚与陈亢罢了。公伯僚是进谗言的人，孔子不责备而说命，古史考已怀疑他不是弟子一流；王肃知道后人必定怀疑，所以改公伯僚为陈亢；使后人怀疑《史记》不足凭信，其用心可谓非常巧妙。至于七十七人减为七十六人，则今本本来就不是唐本面目，何孟春注《家语》，于他书所载为《家语》者，别为外集，可知今本被删除者多矣。（惟

译何孟春的注本，有比现今版本内容更少的情况，那么现今版本也未必就是王广谋的版本。

译小尔雅

据称由孔鲋撰写。陈振孙说：“《汉书·艺文志》中有这本书，但没有记载作者姓名。现在馆阁书目说由孔鲋撰写。大概这就是《孔丛子》的第十一篇。应当是好事之徒抄录出来单独成书的。”我在子部《孔丛子》中详细考证过。

[考释]

小尔雅，晁公武说：“小尔雅，是孔氏的古文。共十三篇，分别为：广诂第一、广言第二、广训第三、广义第四、广名第五、广服第六、广器第七、广物第八、广鸟第九、广兽第十、广度第十一、广量第十二、广衡第十三。”孙星衍不把它当作解释经义的书，因为认为这本书是伪作，不愿误导后学。（页十二下—十三上）

[重考]

《汉书·艺文志》记载小尔雅一卷，没有记载作者，大概出自西汉儒者代代相传，旨在寻求诵读经典时的正确名称，辅助那些独特而深奥的义理，其渊源古老了。晋代李轨曾撰写《小尔雅解》一卷，见于《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后来直到五代，连原书也一起失传了。宋朝南渡后，古籍衰败，当时记录馆阁藏书，是从《孔丛子》中采录出来的，所以此后记录小尔雅的人，都认为是孔鲋所撰，这并非事实。况且王肃等人伪造《孔丛子》，搜集资料时涉及小尔雅，难道没有篡改窜改，却立刻把它当作《汉书·艺文志》中的旧本，恐怕未必是完璧归赵般的完整原貌吧。然而清代儒者探讨，都认为这确实是《尔雅》的分支流派，经学训诂的流派，乐于疏通证明的人不乏其人，有宋翔凤的《小尔雅训纂》，胡承珙的《小尔雅义证》，以及诸家著作。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一，页二四—二五）

[补证]

戴震说：“小尔雅一卷，大体是后人拼凑拾取而成，不是古代小学遗留的书。比如说到射中靶心叫做正，那么正与鹄的区别，就没有考证了。四尺叫做仞，那么《周礼》中筑官的仞有三尺，不是一丈，而是到肩膀的高度；《周礼》中说浍沟深二仞，那就无异于洫沟深八尺了。《广量》说：‘四个豆叫做区，四个区叫做釜’，本于《春秋左传》‘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的文字。‘两个半釜叫做籔’，本于《仪礼·聘礼记》十六斗曰籔。‘两个半籔叫做缶’，这句话没有根据。‘两个缶叫做锺’，所谓‘陈氏新量，都增加一倍，锺就变大了’的情况。齐国旧量大概是先王的制度，区是六升，釜是六斗四升，锺是六斛四斗。陈氏从而诡异地更改它，釜增加一区就是八斗，区增加一豆就是二斗，豆增加一升就是五升，而锺实际是八斛。这里使用旧量的豆、区、釜，使用新量的锺，两种方法混杂使用，明显相互矛盾。《广衡》说：‘二两半叫做捷，加倍捷叫做举’，都在古书中没有根据。‘加倍举叫做锵’，贾逵所说的俗儒认为锵重六两就是这个意思。不考察古训，所以称他们为俗儒罢了。有人说，小尔雅是后人采录王肃、杜预的说法编成的。”（《东原集》卷三《书小尔雅后》）孙志祖说：“《孔丛子》中的话语，多与《尚书》孔传、《孔子家语》相合，我认为都是王肃一人所作。只有《尚书·旅獒传》及《家语·致思篇》注，都说‘八尺曰仞’，以区别于郑玄的‘七尺曰仞’；而小尔雅却说‘四尺谓之仞’，又与《尚书》传、《家语》注不同，其他书也没有同小尔雅一样的，不应该分歧如此之大！丁晏说：‘应当是‘四尺谓之’下面脱漏了五个字，大概四尺有别的名目，而加倍为仞，仍然是‘八尺曰仞’。’这个说法很确切。”（《读书脞录》）康有为说：“用宋翔凤《小尔雅训纂》逐条对照，没有一个字出于古文伪经之外的。大概与《尔雅》同为刘歆伪撰。至于宋人认为是孔鲋撰写的，大概五代之乱，这本书已经失传，而伪造《孔丛子》的人，曾经剽取它编入书中，宋人又从《孔丛子》中录出，所以当代书目就题为孔鲋所撰，这是辗转附会，歧中之歧，不值得辩驳了。”（《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顾实说：“《汉书·艺文志》小尔雅一卷，没有记载作者，大概出自西汉儒者代代相传，旨在寻求诵读经典时的正确名称，辅助那些独特而深奥的义理，其渊源古老了。晋代李轨曾撰写《小尔雅解》一卷，见于《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后来直到五代，连原书也一起失传了。宋朝南渡后，古籍衰败，当时记录馆阁藏书，是从《孔丛子》中采录出来的，所以此后记录小尔雅的人，都认为是孔鲋所撰，这并非事实。况且王肃等人伪造《孔丛子》，搜集资料时涉及小尔雅，难道没有篡改窜改，却立刻把它当作《汉书·艺文志》中的旧本，恐怕未必是完璧归赵般的完整原貌吧。”（《重考古今伪书考》）眉案：王先谦《汉书艺文志小尔雅补注》引沈钦韩说，陈振孙云，大概就是《孔丛》第十一篇，应当是好事之徒抄录出来单独发行的。按班固时《孔丛》尚未著录，已有小尔雅，也是孔氏壁中文，不应当说它从《孔丛》抄出。王先谦说：官本没有“尔”字，引宋祁说，小字下邵本有“尔”字。钱大昕说：李善《文选》注引小尔雅都作小雅。这本书依附《尔雅》而作，本名小雅。后人伪造《孔丛》，把这篇窜入其中，因此有了小尔雅之名，失去了旧名了。宋祁所引邵本，也是俗儒增入，不可依据。确实如此。

译那么，《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的《小尔雅》，实际上就是《小雅》。现今的《小尔雅》，是否就是《汉书·艺文志》中的《小雅》，大概无法知晓；即便就是，也已被王肃扰乱，绝非原书，因为它被窜入孔丛书中，并非没有原因。

译家礼仪节

其内容近似近世书商为牟利而刻印的书籍。此书假托杨慎作序，内容讹误不通。序言认为邱濬编纂家礼而成仪节，也缺乏依据。

[考释]

旧本题署朱熹撰写，根据王懋竑《白田杂箸》的考证，大概是伪托之作。近世的刻本更是谬误中之最谬误者。（页一三上）

史类

竹书纪年

汲冢周书

穆天子传

（“汲冢”、“竹书”，分别冠于《周书》、《纪年》之上，文字互相参见。《穆天子传》因字数较多，故不再赘述。）

以上三书，《晋书·束皙传》说：“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有人说这是安厘王的墓，得到竹书数十车，都是漆书科斗文字。武帝将这些书交给秘阁校勘编排次序，用当时的文字抄写。束皙在著作局任职，得以观看竹书”等等。共有七十五篇。现在世间流传的这三书，就在其中。《纪年》，晋代史书称“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仅这两件事，就已荒诞至极，其他更不必说。然而现在流传的版本只有太甲杀伊尹的事，没有启杀益的事。又杜预《集解后序》说“《纪年》起自夏殷”，现在流传的版本起于轩辕氏，这又是后人增改，不是晋代原本了。《周书》，《汉书·艺文志》原本有七十一篇。注引刘向说“现在存世的有四十五篇”，大概汉代时已经散失，现在这四十五篇也亡佚了。现在流传的七十篇，似乎是将序一篇合入七十一篇之数。其序完全模仿《尚书》序。又《克殷》、《度邑》等篇抄袭《史记》；《时训》篇抄袭《吕氏春秋·月令》；《明堂》篇抄袭《礼记·明堂位》；《职方》篇抄袭《周礼·职方氏》；《王会》篇尤其怪诞不经。陈振孙说：“相传认为是孔子删《书》所余，未必如此；似乎是战国后人仿效所作。”李焘说：“是战国处士私下辑录编纂。”恒按：不止于此，大概是汉代以后的人所作。《穆天子传》本于《左传》“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又本于《史记·秦本纪》“造父为穆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等说法而作。多用《山海经》语，其体制也类似起居注。起居注始于明德马皇后，所以知道是汉代以后的人所作。又与《纪年》多相吻合，也知道是同一人所作。《纪年》沈约注，《周书》孔晁注，《穆天子传》郭璞注，都极其浅陋，甚至有经史典故不知引用的，也都是伪作。《穆天子传》称郭璞注的，大概是取郭璞所注《山海经》移入其中，所以便说是郭璞注。汲冢中还有《师春》一卷，杜预称其纯粹汇集《左传》卜筮之事。黄长睿说：“《师春》记载各国世次，以及十二公岁星所在，并律吕卦变谥法等，并非专门记载《左传》卜筮之事。其记载岁星，有‘杜征南洞晓阴阳’的话：由此可知此书也是西晋人集录，未必全出自汲冢。”《师春》一书，宋代还有；现在未见，故不收录。然而根据《纪年》、《师春》二书，都与杜预所述不合。我对于《纪年》认为是后人增改，不是汲冢原书；黄长睿又认为《师春》是西晋人集录，未必出于汲冢：二者又不同。

[考释]

以上三书言语多怪诞不经，与《搜神记》无异。至于汲冢之书，是否为真古史尚有问题，何况姚际恒又考证其非汲冢所得之本呢！所以《四库全书》将《穆天子传》列为小说，确实不假。（页一五上）

[重考]

以上三书应当分别看待，《竹书》、《穆传》出于汲冢，《周书》不出于汲冢，姚氏混为一谈，还是沿袭俗说的错误。《周书》七十一篇，见于《汉志》七十篇合序一篇，故为七十一篇。颜师古注说“今存者四十五篇”也不是刘向的话，姚氏失于检核。晋唐之世，此书已有两个版本，刘知几《史通》说“《周书》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不言有所阙佚。”与颜师古的说法大不相同。现在存五十九篇，并序为六十篇，湖北书局刊本，朱右曾《周书校释序》言之甚明，无需赘述。只是《周书》每篇称解，根据《管子》《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都是解说本书之文，那么《周书》大概也是因解说《尚书》中的周书而作。如《度训》、《命训》二解，都以“天生民”发端，似乎解说逸书“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之文；《常训》解说“天有常性，人有常顺”、“君子有显德，其行甚章，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之文；《文酌》解说“民生而有欲有恶有乐有哀有德有则”、“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之文；又如《寤儆》、《和寤》、《武寤》，都解说《大誓》“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戒商必克”之文；《世俘》解说《武成》“祀馘于周庙”之文；《作雒》解说《康诰》“作新大邑于东国洛”之文；《殷祝》解说《多方》“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之文；《周祝》解说《多士》“我有佑命，将天明威”之文；《官人》

译《解》篇因《立政》《周官》两篇而涉及相关内容，《祭公解》因《蔡仲之命》而涉及，《器服解》因《顾命》中“伯相命士须材”的文句而涉及，《芮良夫解》也因《芮伯作旅巢命》而最终论及。唯独《太子晋解》一篇，在《尚书》中没有依附之处。（《周书》佚文中还有解释《吕刑》篇的，这里不一一列举。《国语·周语》说“我听说《大誓》中记载，所以说‘我的梦境与我的占卜相合，连续出现吉祥之兆，征伐商朝必定成功，因为有三重契合’”，按：“朕梦协于朕卜”这十四字，是《大誓》的正文；而说“以三袭也”，则是旧注训诂之辞，世俗多误解。）至于《职方》采自《周官》，《官人》与《大戴礼记》相同，《商誓》《皇门》《尝麦》《祭公》《芮良夫》都是周代的训诰策命之文，《克殷》《度邑》《王会》也颇类似古代记载，这些都是它所采辑的内容。因此，《周书》大概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采录周代史志及杂说，用来解释《尚书》百篇中的周代文献而作成的，不一定是孔子删定《尚书》后的剩余篇章。后世没有学问的人冠以“汲冢”二字，题名为《汲冢周书》，哪里知道它与汲冢出土之书毫无关联呢，详情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二，页二—四）

汲冢之书比近代发现的敦煌石室文献、殷墟甲骨文及其他青铜器铭文更为珍贵。古文之学，兴盛于两汉，到了晋人竟然能识别汲冢之书，这就如同今人也受益于宋清以来研究青铜器和古文字学者的恩赐一样。只是今本《竹书纪年》已非原书，考查《晋书·束皙传》，《纪年》有十三篇，《隋书·经籍志》《纪年》有十二卷，并有《竹书同异》一卷，《通志》《纪年》有十四卷，系录于《唐志》。《玉海》说：“《唐志》《纪年》十四卷，《崇文目》未著录，《中兴书目》只有第四、第六及《杂事》三卷，下面都标有荀勖叙录，一《纪年》，二《纪令应》，三《杂事》，都是残缺不全的。”所以《宋志》《竹书》三卷，其中《纪年》只有一卷。这一卷应该就是《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元明以来流传的二卷，题沈约注，大概又是根据宋本增订而成的。宋人已不见全书，所以黄伯思《东观余论》甚至误将《师春》当作《纪年》，并牵涉到杜预精通阴阳之语，可见当时抄录摘取的谬误了。《师春》是汲冢出土的，记载卜筮之书。见杜预《左传后序》。然而《纪年》虽然不完备，但从尧以来，直到周幽王、周厉王，所记载的年代，仍是三代真迹，则有长历可推演。（雷学淇《纪年考证》）清代考释者有孙之騄、涂文靖、郑环、张宗泰、陈诗、赵绍祖、韩怡、洪颐、陈逢衡、林春溥、雷学淇诸家，著作甚多，而今人王国维《纪年辑本》《纪年疏证》两书，尤为真伪两见而易于明白。姚氏未能亲逢其盛，哪里足以断定此书的真伪，又《纪年》实起于黄帝与太甲杀伊尹等事，诸家多有考辩，这里不再赘述。（卷二，页四—六）

据《隋书·经籍志》，晋人所得竹书，总共八十七卷，现在仅存《穆天子传》六卷而已。汉代传授六经的古文简长二尺四寸，诸子八寸策。竹书《穆传》简也长二尺四寸，由此可知先秦人视经史，同为崇高的大典，而清代《四库全书》却将《山经》《穆传》列入小说类，也可说是妄断了。洪颐有《穆天子传郭注校本》，刘师培有《穆天子传补注》，我有《穆天子传西征今地考》，周穆王西征至西王母之邦，即今波斯，以今地理考证之，历历不爽，这难道是伪书吗？（卷二，页六）

译[补证]

《四库全书总目》中《竹书纪年》的提要说道：“当今世间流传的《竹书纪年》，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常常引用它作为证据，然而反复推敲考证，似乎并非汲冢出土的原书。考察平王东迁之后，只记载晋国的事，三家分晋之后，只记载魏国的事，这是魏国继承晋国史官的明显证据；然而晋灵公在桃园被杀一事，董狐所记载的，明确见于《左传》，孔子称赞赵盾守法而承受恶名，足以知道当时没有改动史文，可是现在这个版本所载，仍然说是赵穿掩盖了案件，这就不是晋国史书的旧貌了。束皙传中称《竹书》记载‘夏朝年代多于殷商，益篡夺启的君位，启杀了他’，现在这个版本都没有这些文字，又杜预注释《左传》‘携王违背天命’一句，引用服虔的说法认为是伯服，孔颖达疏又引用束皙的说法认为是伯盘，现在这个版本却有‘余臣’的说法，如果《竹书》原来有这些文字，不应该两人都没有提及，这就不是束皙、杜预所见的版本了。郭璞注释《穆天子传》引用《纪年》七条，用现在这个版本核对，相同的只有三条；郭璞称《纪年》而现在在注中的有三条。郭璞时代不应该先有注释，况且三条合并为一条，文意也不连贯。其中‘穆天子见西王母，西王母挽留他说，有鸟●人’这一条，现在这个版本没有，这就不是郭璞所见的版本了。《隋书·经籍志》说‘《纪年》都用夏历建寅之月作为岁首’，现在这个版本自从进入春秋时期以后，时月都与经典相同，完全采用周历，这就不是隋代所见的版本了。《水经注》引用《竹书》七十六条，都以晋国纪年，就像《春秋》作为鲁国史书一样，而这个版本晋国的年份，都附在周王之下；又所引用的僖公六年荀瑶筑城于宅阳，梁惠王元年邺军和邯郸军在平阳驻扎，魏襄王六年秦国夺取我们的焦地以及齐国军队讨伐赵国东部边境包围中牟等条目，现在这个版本都没有；其他年月也多有错乱差异，这就不是郦道元所见的版本了。《史通》引用《竹书》‘文王杀季历’，现在这个版本写作‘文丁’；又引用《竹书》‘郑桓公是厉王的儿子’，现在这个版本写作‘宣王二十二年，赐王子多父命居洛邑，幽王二年，王子多父成为郑公’，都不说是厉王的儿子，这就不是刘知几所见的版本了。《文选》注引用《竹书》五条，现在这个版本只有‘太甲杀伊尹’一条，这就不是李善所见的版本了。《开元占经》引用《竹书》四条，现在这个版本都没有，这就不是瞿昙悉达所见的版本了。《史记索隐》引用《竹书》‘晋出公二十三年逃奔楚国，于是立昭公的孙子，这就是敬公’，现在这个版本写作‘出公去世’；又引用‘秦国与卫国在岸门交战，惠王后元十一年在平阿会见齐国，十三年在甄会见齐国，齐桓公君母齐宣王之后，宋易成肝废黜君主自立，楮里疾包围蒲’七条，现在这个版本都没有，这就不是司马贞所见的版本了。《谷梁传》疏引用《竹书纪年》周昭王胶舟一事，用来驳斥《吕氏春秋》，现在这个版本只说‘王去世’，没有胶舟一事，这就不是杨士勋所见的版本了。《元丰九域志》引用《竹书》‘阴司马在武垣击败燕国公子翌’一条，现在这个版本也没有，这就不是王存所见的版本了。《路史》引用《竹书》‘周武王享年五十四岁’，辨析武王并非享年九十三岁，现在这个版本却写作九十三；又注引用《竹书》‘夏后不降六十九年’，证实《世纪》五十九年的差异，现在这个版本却也写作五十九；《路史》又引用‘梁惠成八年，赤鞞下雨骨’，注又引用‘夏桀末年社稷开裂’，现在这个版本都没有，这就不是罗泌、罗苹所见的版本了。《战国策》注引用《竹书》‘魏国救援中山国，堵塞集胥口’，现在这个版本没有，这就不是鲍彪所见的版本了。《广川书跋》引用《竹书》‘秦穆公十一年夺取灵邱’，现在这个版本没有，这就不是董逌所见的版本了。虽然其他用《竹书》考证的，往往相合，然而《允征》称‘辰弗集于房’，《说命》称‘旧学于甘盘’，都出自梅赜伪作的《古文尚书》，在西晋之后，不应该先见于《竹书》，难道也是明代人抄录合并诸书而成的吗，就像《十六国春秋》之类？看它用春秋历法合于夏历，断定是胡传盛行以后的书。沈约注释之外，又有小字夹行的注释，不知是谁作的。其中‘殷小庚’一条，称‘约案《史记》作太庚’，那么也应当是沈约的说法；考察《元和郡县志》魏武定七年，才设置海州，隋炀帝时才设置卫县，而注‘舜在鸣条’一条，称‘今海州’，‘夏启十一年放逐武观’一条，称‘今顿邱卫县’，那就不是沈约的话了。又所注释的只有五帝三王最详细，其他都寥寥无几，而五帝三王，都完全抄录《宋书·符瑞志》的文字，沈约不应该既写在史书中，又不改一字移用来作为这个版本的注释，那么这注释也是依托的了。”《逸周书》提要说道：“旧本题为《汲冢周书》。考察《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都称此书在晋太康二年从魏安厘王墓中出土，那么汲冢的说法，由来已久。然而《晋书·武帝纪》及荀勖、束皙传记载汲郡人”

译不准所得竹书七十五篇，都有篇名，没有所谓《周书》；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记载汲冢诸书，也不列出《周书》的目录，这说明《周书》并非出自汲冢。查考《汉书·艺文志》先前记载有《周书》七十一篇，现在的版本比班固所记载的只少一篇。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共有七十篇，叙一篇，在末尾，京口刊本才开始将序文分散插入各篇，那么篇数仍然是七十一篇，与《汉志》相符。司马迁记载武王攻克商朝的事迹，也与这本书相应。许慎撰写《说文解字》，引用《周书》“大翰若翚雉”，又引用《周书》“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马融注解《论语》，引用《周书·月令》；郑玄注解《周礼》，引用《周书·王会》，注解《仪礼》，引用《周书》“兆唐以闾”，这些都在汲冢出土之前，可知是汉代相传的旧本。郭璞注解《尔雅》称《逸周书》，李善《文选注》所引用的，也称《逸周书》，可知从晋代到唐初的旧本，尚不题署汲冢。那些沿袭称其为汲冢出土的，大概是因为梁代任昉得到竹简漆书，不能辨识，拿给刘显看，刘显识别为孔子删书之余，当时《南史》尚未问世，流传不确切，于是误将汲冢竹简混为一谈，而修撰《隋书·经籍志》的人错误地采纳了这种说法吗？郑元佑作《大戴礼后序》，称“《文王官人篇》与汲冢《周书·官人解》相出入，汲冢书出于晋太康年间，不知为何如此相似”等等，实在是不加考据的失误。《文献通考》所引用的李焘跋文及刘克庄《后村诗话》，都认为汉代原本就有此书，后来稍显隐没，依赖汲冢竹简出土，才得以重新显现，这又是心里知道不对，却巧言调停的说法；只有旧本所载嘉定十五年丁黼的跋文，反复考证，确定认为不出自汲冢，这才是定论。这本书记载有太子晋的事迹，那么应当成书于周灵王以后。书中所谓文王受命称王，武王、周公私下谋划东伐，俘获斩首殷商遗民，滥杀原野野兽，用车装载搜刮宝玉，动辄数以亿万计，三次发兵下车，悬挂纣王首级于太白旗，又用于南郊祭祀，这些都是古人必定不会有的事。陈振孙认为是战国后人所作，似乎并非没有见识。然而《左传》引用《周志》“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又引用《书》“慎始而敬终，终乃不困”，又引用《书》“居安思危”，又称周代制作九刑，这些文字都在今本《周书》中，说明春秋时已有此书，只是战国以后，又辗转附会增益，所以其言论驳杂罢了。究其本源，终究是三代的遗文，不可废弃。近代所通行的版本，都缺《程寤》、《秦阴》、《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其余也多有文字佚脱，现在考据《史记·楚世家》引用《周书》“欲起无先”，《主父偃传》引用《周书》“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货殖传》引用《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汉书》引用《周书》“无为创首，将受其咎”，又引用《周书》“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唐六典》引用《周书》“汤放桀，大会诸侯，取天子之玺，置天子之座”，今本都没有这些，大概都是所佚十一篇的文字。看李焘所写的跋文，已有脱烂难读的话，那么宋代版本已然如此了。』《穆天子传提要》说：『查束皙传记载，太康二年，汲县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到竹书《穆天子传》五篇，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事》，案今《盛姬事》载于《穆天子传》第六卷，大概就是束皙传所说的杂书之一篇。推寻其文义，应归入此传，束皙将其别出是不对的。此书所记载，虽然多夸言寡实；然而所谓西王母，不过是西方一国君主，所谓悬圃，不过是飞鸟百兽饮食的地方，是大荒的圃泽，没有所谓神仙怪异之事，所谓河宗氏，也只是国名，没有所谓鱼龙变见的说法，比《山海经》、《淮南子》更为接近事实。郭璞注解《尔雅》，于“西至西王母”句，不过说西方昏荒之国；于“河出昆仑墟”句，虽然引用《大荒西经》，但不言其灵异。他注解此书，却颇引志怪之谈，大概是解释经典不敢不谨严，而笺释杂书，则务求矜夸博洽的缘故。』眉批：姚氏认为《纪年》即晋本也属荒诞；《周书》系汉后人作；《穆天子传》似起居注，亦汉后人作，以与《纪年》相合，又定为一人之作：单辞弱证，斥三书为伪书，其论古之态度，殊不及《四库总目》之审慎。大。抵。三。书。最。成。问。题。者。为。纪。年。，以。其。有。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等。事。，全。与。儒。家。旧。说。相。反。也。。次。为。逸。周。书。，以。其。叙。武。王。残。暴。之。状。，亦。与。儒。书。不。相。容。也。。穆。天。子。传。体。类。小。说。(四库入之小说家类)，与。儒。家。无。出。入。，故。注。意。者。少。。然。今。世。所。传。纪。年。，

译确实如此。古本《竹书纪年》的原貌：（见于《汉魏丛书》的是张遂辰阅本；见于天一阁的是范钦订本；见于《五经翼》的是蔡文范校本；见于《史拾遗闻》的是吴宏基校本；见于《古今逸史》的是吴管校本；见于《秘书廿一种》的是汪士汉校本。这些版本之间颇有异同，而汪本的错简尤其严重。）孙之騄考订的《竹书》四卷，徐文靖的《竹书统笺》十二卷，郑环的《竹书考证》，张宗泰的《校补纪年》，陈诗的《纪年集注》，赵绍祖的《校补纪年》，韩怡的《纪年辨证》，洪颐的《校本竹书纪年》，陈逢衡的《竹书纪年集证》五十卷，林春溥的《竹书纪年补证》四卷，仅仅对今本有所补正；只有朱右曾另外辑录的《汲冢纪年存真》二卷，近代学者王国维继其后，又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王氏另有《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古本的面貌，才稍稍可以辨识；然而王氏所辑，也只得到四百二十八条，比起束皙传中的十三篇，《隋书·经籍志》中的十二卷，还相差甚远。钱大昕说：“《水经注》引用的《竹书纪年》文字，对于春秋时期都记载晋君的年号，三家分晋以后，则记载魏君的年号，没有使用周王年号的。大概古代各国各有史官，纪年的体例，各自使用本国的年号，孔子修《春秋》，也采用这种方法。现在俗本《纪年》改用周王的年号，分注晋、魏以下，这种体例起于朱熹的《通鉴纲目》，唐以前没有这种格式，何况在秦汉以上呢？《纪年》出于魏晋，固然不可深信，但必定不像俗本那样荒谬，只有明代人空疏无学却喜好讲究书法，才有这种迂腐谬误的看法，所以我认为这本书必定是明人编纂的。宋代晁氏、陈氏、马氏的书目，都没有这本书，知道不是宋人伪撰的。”（《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崔述说：“《竹书纪年》共十三篇，本是战国人所著而出于西晋的。从魏到唐，文学之士大多引用它。大概记载东周的事，多与《春秋》经传相应，而自从获麟以后，记载多缺失，观看它尤其足以证明《史记》的舛误，并补其缺漏。只是它记载三代的事，多荒谬。自宋元以来，学士都不怀疑它。它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而散失，仅在前人的征引中，保存了千百中的一二。不知何人浅陋诈妄，不自量力，采摘《水经注》《史记索隐》所引的文字，而取战国的邪说，汉人的谬解，晋代的伪书来附益，作《纪年》书二卷，流行于世。”（见《考古续说》卷二《竹书纪年辨伪》。以下历引杜预序、《史通》、《史记正义》《索隐》的文字，以证明今书的舛误。文字太长，不全部记录。）大概都认为今本是明人抄合而成，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的相同，比姚氏只说后人增改的更为确切。而林春溥在《补证后案》中，极力驳斥钱大昕的说法，说：“《竹书》出土，多被盗墓者散乱，审定它的不止一人，流传它的不止一本，所以诸书所引多不同。今本只有脱落，实在没有经过后人修辑。它的书法也都依据古简原文，没有改窜。”这只是强行翻前人的案罢了。古本《纪年》对于东周的事比《史记》更准确，崔述的说法确实正确，只是说记载三代的事多荒谬，未免对旧说还有所执着。梁玉绳《史记志疑》已多采用《竹书》；近代也有人依据古本《纪年》，来证明《史记》的疏误。大概《史记》记载春秋以后的事，最疏漏的，是在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之际。它记载各国世系，错误最严重的，是田齐、魏、宋三国。《庄子》说：“田成子杀齐君，而十二世有齐国。”现在《史记》从田成子到王建被灭只有十代，《纪年》则多出悼子及侯剡两世，共十二代，与《庄子》的说法相合。又齐伐燕，据《孟子》及《战国策》，是宣王，不是愍王。而《史记》在齐系前缺两世，威王、宣王的年号，误移而上，于是以伐燕为愍王，与《孟子》《战国策》都违背。前人谱《孟子》者，对于宣王、愍王的年世，争论不能决断，如果依据《纪年》增加悼子及侯剡，排比而下，威王、宣王的年号，都应当移后，才与《孟子》《战国策》暗合。这是《纪年》胜过《史记》的明证一。《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去世，儿子襄王即位，十六年去世，合并惠王、襄王共五十二年。魏齐在徐州会盟相王，在襄王元年。这样惠王在世时未称王，《孟子》书为何预先称惠王为王？又《史记》，梁给秦国河西地，在襄王五年，尽入上郡于秦，在襄王七年，楚败魏于襄陵，在襄王十二年，都是惠王身后的事；而惠王告诉孟子，却说“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怎能预知而预言？如果依据《纪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后元十六年而卒，那么魏齐在徐州会盟相王，正是惠王改元称王的年份，然后《孟子》书都可通。又与《吕览》等书所载完全相合。这是《纪年》胜过《史记》的明证二。《史记》魏文侯三十八年，魏武侯十六年，而《纪年》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相差二十二年。前人怀疑子夏为文侯师，已逾百岁，现在依据《纪年》，则文侯原当移前二十二年，子夏之年，初

译没有可疑之处。而李克、吴起这些人，他们的年代辈分和行事，都可以确切指出。这是《纪年》胜过《史记》的第三个明显证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三十一年迁都大梁，而《纪年》记载在惠成王九年，阎若璩依据这一点，认为《纪年》不可信。然而仔细核查：惠王十八年，魏国围攻邯郸，齐国军队救援赵国，直捣大梁。三十年，魏国攻打韩国，齐国田忌救援韩国，也直捣大梁。又秦孝公十年，即魏惠王十九年，卫鞅围攻魏国安邑，使其投降。这些都是魏国都城自惠王九年已从安邑迁往大梁的证据。依据《纪年》，那么《史记》的说法都可以讲通；专门依据《史记》，则自相矛盾，无法解释。这是《纪年》胜过《史记》的第四个明显证据。三家分晋，田氏篡齐，是春秋到战国的一大变革，其后魏齐在徐州相会互相称王，秦国也称王，宋国也称王，赵、燕、中山、韩、魏五国，又相约称王，是战国中期的一大变革。《史记》对此，年份和事件多有错误，未能条理贯通。现在依据《纪年》，用先秦其他书籍来印证，为之阐发，而当时的情实，还可以推知。这是《纪年》胜过《史记》的第五个明显证据。其他不胜枚举。（见《古史辨》第六册）那么古本《纪年》在古代史料上的价值，不容再置疑其间，这是断然的。至于今世所传的《逸周书》，也不是古本面目：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已说“现在存世的有四十五篇了”，（按姚氏此句直接引用刘向的话，恐怕是误读。）怎么能传到今世，反而比颜师古所见的版本多至少十余篇，必定是后人伪撰无疑；其他窜乱之处也很多，大概是真伪混杂的书。姚氏说它抄袭诸书而成固然不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相信它的篇第是汉代相传的旧本，也不对。而其大部分是极有价值的史料，则不可诬蔑。梁启超说：“《竹书纪年》中启杀益、太甲杀伊尹这两件事，后人因为习闻《孟子》《史记》的说法，乍见此则大为惊骇。殊不知《孟子》不过是与魏安厘王时的史官同时，而孟子不在史职，见闻本不及史官确切；司马迁又不及见秦所焚毁的诸侯史记，其记述不过是追随《孟子》而已，何足以据以诘难《竹书》？论者或因此怀疑《竹书》全伪，殊不知凡作伪者，必投合时代心理，经汉魏儒者鼓吹以后，伯益、伊尹辈早已如神圣不可侵犯，哪有晋时作伪书之人，肯立此等异说，以资人集矢者？实则以情理论，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异类，逼位谋篡，何足为奇！启及太甲为自卫计而杀之，亦意中事。故吾侪宁认《竹书》所纪为较合于古代状况。《竹书》既有此等记载，适足证其不伪，而今本《竹书》削去之，则反足证其伪也。又如《孟子》因《武成》‘血流漂杵’之文，乃叹‘尽信书不如无书’，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推《孟子》之意，则《逸周书》中《克殷》《世俘》诸篇，益为伪作无疑。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相，吾侪所以信《逸周书》之不伪，正以此也。”（《中国历史研究法》）启超所论，极为痛快！前人辨此二书，但为古本今本问题，至于其中非常可怪之事，则异口同声，斥之为战国邪说，盖当儒家思想牢不可破之时，即有明知其真者，亦无敢冒不韪而持异说，况其为身在此山中者乎。此诚未可以吾辈今日之眼光绳古人矣。《穆天子传》固富小说意味，然与《纪年》有相合处，则其间岂无可宝贵之史实，为吾辈所欲闻者。虽未必为古本，亦不必定为汉后人作。所称西王母，汉人皆以为女仙人，（见司马相如《大人赋》及扬雄《甘泉赋》。）后乃谓为西方一国名。梁玉绳曰：“西王母，西方一国名。如《周书·王会篇》东方有姑姝国，后汉桓帝纪羌勒姐，西羌传姐之类。其名见《尔雅·释地》。《大戴礼·少闲篇》云：‘舜时献白管’，《竹书纪年》云：‘舜时西王母来环白环玉玦’，贾子《修政语上》云：‘尧西见王母’；即《穆天子传》叙西王母事，与曹奴巨搜诸人无异；《竹书》亦但言‘王西征见西王母，其年来朝，宾于昭宫’而已。自《山海经·西山经》撰为豹尾虎齿蓬发戴胜之说，至《汉武内传》又有天姿绝世之语，嗣后神仙家递相附会，诡设姓名，何足述哉”（《史记志疑·赵世家》）近人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谓西王母邦上古时名加勒底，炎黄时名巴比伦，商

译周朝时称为亚细利亚；顾实所著《穆天子传西征今地考》，认为西王母的国度，大概就是今天的波斯，这也足以作为一说。然而不能将其作为定论。丁谦还有《穆天子传纪日干支表》。刘师培也有《穆王西征年月考》。（页八二—九四）

译晋史乘

楚梼杌

以上这两部书，是元代吾衍伪造的。陶宗仪在《辍耕录》中明确记载，吾衍的著作中有这两部书。

[考释]

《孟子》中有“晋之乘、楚之梼杌”两句。荀悦在《前汉纪》序中说：“从前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虞夏商周的书，它们的准则是一致的。”既然如此，那么《晋史乘》、《楚梼杌》旧时就已经存在了。（页一五上—一五下）

[重考]

倪天伟、钱大昕两家补修的《元史·艺文志》也都说是吾衍撰写的。考察王祎《忠文集》、张习《孔云谷卧余》两书中所说，那么吾子行（即吾衍）采集《左传》、《国语》及诸子书籍，汇编成书，标列篇名，《乘》共有四十二篇，《梼杌》共有二十七篇，用来补这两部书的缺漏，并非有心作伪。后来刻印他书的人，在书前伪造了吾子行的题辞，以盗取流传古书的名声，这应当是明代万历以后的人所为。汪士汉又抄录《史记》中晋、楚两世家《索隐》、《述赞》的内容，各自加上按语，编为《晋史考》、《楚史考》，分别列在卷首，其欺骗性更加严重了。（卷二，页六—七）

[补证]

顾实重考说：“倪天伟、钱大昕两家补修的《元史·艺文志》，也都说是吾衍撰写的。考察王祎《忠文集》、张习《孔云谷卧余》两书中所说，那么吾子行（即吾衍）采集《左传》、《国语》及诸子书籍，汇编成书，标列篇名，《乘》共有十二篇，《梼杌》共有二十七篇，用来补这两部书的缺漏，并非有心作伪。后来刻印他书的人，在书前伪造了吾子行的题辞，以盗取流传古书的名声，这应当是明代万历以后的人所为。汪士汉又抄录《史记》中晋、楚两世家《索隐》、《述赞》的内容，各自加上按语，编为《晋史考》、《楚史考》，分别列在卷首，其欺骗性更加严重了！”眉批按语：焦竑也定为吾衍所作，认为他的意图与刘炫伪造《鲁史记》、《连山易》等书以获取赏赐不同。见焦竑《笔乘续》卷三。（页九五）

汉武故事

汉代班固撰写。然而与《汉书》截然不同，一看便可分辨。晁公武说：“唐代张柬之在《洞冥记》后写道：‘《汉武故事》，是王俭伪造的。’”

[考释]

《汉武故事》，有人认为由齐人王俭撰写。自从《三辅黄图》已经引用它以来，然而其他书籍所引用的内容，今本往往不载，怀疑它是抄撮拼合而成，又不是王俭所作。（页一五下）

[重考]

唐代张柬之在《洞冥记》后写道：“《汉武故事》，是王俭伪造的。”张柬之尚属初唐人，他的话应当有所依据，或许不假。书中记载多与《史记》、《汉书》出入，而又附加了许多妖妄之语。只是其他书籍所引用的内容，今本反而大多不载。怀疑宋代晁公武等各家所见之本已经亡佚，今本又是后人抄撮拼合而成，并非王俭的原书了。（卷二，页七）

[补证]

黄廷鉴在《重辑汉武故事》跋文中说：“《汉武故事》一书，《隋书·经籍志》著录，未注明撰者姓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是汉代班固撰写，又引用张柬之《洞冥记》跋文，说是出自王俭依托，大概是怀疑而未定。此书，自明代以来没有完整的版本。于是重新辑录一编，以《古今逸史》、《续谈助》本尚具首尾，据以为主，而将《太平御览》、《史记正义》及《通鉴考异》、《西汉年纪》、《小学绀珠》等书所引各条，约略按先后顺序附在后面，共得到三十一条，比世间流传的本子已多出一倍。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的，诸书中引用的甲帐珠帘、王母青雀、茂陵玉碗，以及柏谷亭之事，也已无所遗漏，估计全书也十之八九了。”又说：“宋代刘云龙（弇）先生文集中，有《汉武故事书后》（见卷二十九）说：‘撰人班周，世代出身官职次序不见于其他记载。书中说仪君传授东方朔法术，至今上元延年间，一百三十七岁。元延，是汉成帝的年号。那么周这个人，大概是成帝、哀帝年间的人吧？’又说：‘叙述精致，虽然多有荒诞不经之言，但与《外戚传》、《郊祀志》相互印证者很少，不是西汉人的文章达不到这个水平。’按此说很新。然而我怀疑‘周’字即是‘固’字的讹误。如果此书古本果然作‘班周’，为何《郡斋读书志》及其他书所载，又都作‘固’？可知自宋代以来相传的本子，只作‘固’字，唯独刘云龙所见之本偶然不同罢了，恐怕不能作为依据。只是他说元延是成帝年号，而作者既称‘今上’，那么应当是西汉末年的人，此说接近事实。读《后汉书》班固传，永平初年，班固刚成年，死于汉和帝永元四年（享年六十一岁），上距汉成帝时代已有一百多年，此书不出自班固之手，是确定的。而书中有与佛教相似，崇尚施舍、不杀生等言论，又似乎出自东汉后人之口。我私下怀疑此书原本是成帝、哀帝年间人所记，而班固修《汉书》时所曾采录，或许因为传自班氏，就归之于班固，而后人又有附加增益罢了。”（《第六弦溪文钞》卷三）顾实重考说：“唐代张柬之在《洞冥记》后写道：‘《汉武故事》，是王俭伪造的。’张柬之尚属初唐人，他的话应当有所依据，或许不假。书中记载多与《史记》、《汉书》出入，而又附加了许多妖妄之语。只是其他书籍所引用的内容，今本反而大多不载，怀疑宋代晁公武”

译各书所见的原本已经亡佚，现在的本子又是后人抄录拼合而成的，并非王俭的原书了。』眉批：顾实没有见到黄廷鉴重辑的本子，他说各书所引用的内容，现在这个本子反而大多没有记载，大概是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列举的情况而这样说。然而这本书随着《宋志》才开始著录，未必是成哀年间人所记载，或许是采录了成哀年间人的著作，像“如今上”这样的语句，来不及删削修改罢了。（页九六—九七）

译《飞燕外传》

题称汉代饯玄撰写。陈振孙说：“饯玄自称与扬雄同时，但史书中没有记载。有人说，这是伪书。”我按：这自然是好事者所作。后来又有《汉杂事秘辛》，讲述梁皇后的事，明显是明代王世贞伪撰。又有《焚椒录》，讲述辽皇后的事，不知何人所撰，尤其淫秽不堪。它们都是效法这本书的。

[重考]

《飞燕外传》在《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中都没有记载，应当出自北宋时期。然而晁公武和陈振孙都不怎么认为它是伪书。它的文风固然不像西汉的文体，它的事也经不起外人考证。通德拥髻等事，文士多用，而“祸水灭火”一语，司马光已载入《资治通鉴》中，对于文士取资藻采，原属常事。而司马光反而引用其最荒谬的话，载入史籍，则不能不说是失察得很严重了。至于《杂事秘辛》一书，则是明代杨慎伪撰，沈德符在《敝帚轩剩语》中已首先揭发，并非王世贞所作。《焚椒录》，是辽代王鼎撰写，收录在《津逮秘书》中。（卷二，页八）

[补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题称汉代饯玄撰写。末尾有饯玄自序，称字子于，潞水人，由司空小吏历任三署，刺守州郡，任淮南相。他的妾樊通德，是樊嫕弟子不周的儿子，能讲述赵飞燕姐弟的故事，于是撰写《赵后别传》。其文风纤弱靡丽，不像西汉人的语言。序末又称饯玄任河东都尉时，侮辱了班彪的堂叔班躅，所以班彪续写《史记》，没有收录。其文不相衔接，也不像饯玄所说。后又载桓谭语一则，说更始二年，刘恭从茂陵卞理那里得到此书，建武二年贾子翊出示给桓谭，所称埋藏的金縢漆匮，似乎不应如此珍贵。又载荀勖校书奏一篇，中经簿所录，现在不可考，然而所校其他书，没有载荀勖奏章的，为何唯独此书有？又首尾仅六十字，也没有这种体例，大抵都是出于依托。况且闺房淫秽之状，樊嫕虽亲近，无目击之理；即使万一偷得，也无娓娓为通德详述之理，其伪妄几乎无疑。晁公武颇信之。陈振孙虽有或云伪书之说，而又说通德拥髻等事，文士多用，而‘祸水灭火’之语，司马光载入《资治通鉴》，夫文士引用，不为典据，采淖方成语以入史，自是《资治通鉴》之失，乃援以证实是书，纰缪殊甚；而祸水灭火，其语亦有可疑：王懋竑《白田杂着》有《汉火德考》曰：‘汉初用赤帝子之祥，旗帜尚赤，而自有天下后，仍袭秦旧，故张苍以为水德。孝文帝时，公孙臣言当改用土德，色尚黄，其事未行，至孝武帝改正朔，色尚黄，印章以五字，则用公孙臣之说也。王莽篡位，自以黄帝之后，当为土德，而用刘歆之说，尽改从前相承之序，以汉为火德。后汉重图谶，以赤伏符之文，改用火德，班固作志，遂以着之高帝纪，而后汉人作《飞燕外传》，（按懋竑此语，尚以此传为真出饯玄，盖未详考。）有‘祸水灭火’之语。不知前汉自王莽刘歆以前，未有以汉为火德者，盖其误也’云云，据此，则班固在莽歆之后，沿误尚为有因，淖方成在莽歆之前，安得预有灭火之说？其为后人依托，即此二语，亦可以见，安得以《资治通鉴》误引，遂指为真古书哉！”又《杂事秘辛》提要曰：“不着撰人名氏。杨慎序，称得于安宁土知州万氏。沈德符《敝帚轩剩语》曰：‘即慎所伪作也。’叙汉桓帝懿德皇后被选及册立之事。其与史舛谬之处，明胡震亨、姚士粦二跋，辨之甚详。其文淫艳，亦类传奇，汉人无是体裁也。”又《焚椒录》提要曰：“辽王鼎撰。前有大安五年自序。王士祯《居易录》曰：‘《契丹国志》后妃传《道宗萧皇后本传》云：性恬寡欲。鲁王宗元之乱，道宗同猎，未知音耗，后勒兵镇帖中外，甚有声称。崩葬祖州云云而已；《焚椒录》所记，绝无一字及之。又录称后为南院枢密使惠之少女，而志云同平章事显烈之女。志云勒兵，似娴武略，而录言幼能通诗，旁及经子，所载射虎应制诸诗及回心院词皆极工，而无一语及武事。且本记道宗在位四十七年，改元者三，清宁、咸雍、寿昌，初无太康之号，而耶律乙辛密奏太康元年十月云云，皆抵牾不合。按《辽史》宣懿皇后传虽略，而与《焚椒录》所纪同，盖《契丹志》之疏耳。’今考叶隆礼《契丹国志》，皆杂采宋人史传而作，故苏天爵《三史质疑》讥其未见国史，传闻失实。又沈括《梦溪笔谈》称辽人书禁甚严，传至中国者法皆死，是书事涉宫闱，在当日益不敢宣布，宋人自无由而知。士祯以史证隆

译礼制之弊，确实是确切的论断。有人拿着《契丹国志》来怀疑这本书，那就错了。』眉批：《杂事秘辛》是杨慎伪托之作，姚氏说它是王世贞伪托，这是错误的。《焚椒录》记载辽后之事，王士祯在《居易录》中相信它是真实记录，而李有棠则极力辩驳其虚假，详见《辽史纪事本末考异》。然而这本书并非伪托之作，姚氏将其归为一类，也是错误的。（页九八—一○一）

译《西京杂记》

《隋书·经籍志》记载了这本书，但没有注明作者姓名。陈振孙说：“有人说这是葛洪写的。书卷末说：‘我家有刘向的著作一百卷，先父传给我。刘歆想撰写《汉书》，杂录汉代史事，没来得及完成就去世了。试着用这本书来考校班固所作的《汉书》，几乎全是采纳了刘向的书，只有少许不同罢了。班固遗漏的不过两万多字，现在抄录出来作为两卷，以弥补《汉书》的缺漏。’考察葛洪博学多闻，学识深厚，在江东无人能比，著书将近五百卷，本传详细记载了目录，没听说有这本书；而刘向、刘歆父子，也没听说他们曾经撰写史传流传于世。假如班固有所依据和叙述，也不应该完全不提及。这大概是有可疑之处的，难道只是不是刘向、刘歆所传，也未必是葛洪所作。”恒按：陈振孙说未必是葛洪所作，也是有根据的。黄伯思《东观余论》说：“《西京杂记》中，‘我向上林令虞渊得到朝臣所上的草木名称’。考察晋代史书，葛洪未曾到过长安，而晋代官职只有华林令而没有上林令，这绝对不是葛洪写的。”晁子止说：“有人认为是吴均假托之作。”恒按：说是吴均的，《酉阳杂俎》记载‘庾信作诗，想用《西京杂记》中的事，随即自己追改说，‘这是吴均的话，恐怕不足以采用。’’

[考释]

《西京杂记》有六卷，已证明是六朝梁代吴均所撰。（页一六下）

[重考]

《隋书·经籍志》不注明作者姓名，与《汉书·匡衡传》注所说“现在有《西京杂记》，那本书浅薄俗气，出自民间，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正好吻合。《酉阳杂俎》叙述庾信的话，指出是梁代吴均的书，必定有所依据。有人说书中，刘歆称父亲，葛洪称先父，事出父子之间，必定不是伪书。然而说班固的《汉书》全取自刘向的书，确实是妄语，其伪作显而易见。清代《四库全书》摘取其中“记载文帝为太子，广陵王刘胥格杀猛兽被颈项卡住而死，淮南王刘安与方士一起离去，杨王孙名叫贵，都与《汉书》不合，而称吴章被王莽所杀，尤其不像刘歆的话”等种种端由，大概是假托者想要与《汉书》立异，却恰好暴露了其伪作。然而不贤者识取小知，似乎六朝人尚有所缀拾遗闻，所以后世讲述西汉遗事的，还从这本书中取材。（卷二，页九）

[补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考察《隋书·经籍志》记载这本书两卷，不注明作者姓名。《汉书·匡衡传》颜师古注，称现在有《西京杂记》，出自民间，也不说作者是谁。直到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篇，才记载葛洪向上林令鱼泉询问草木名称，现在在这本书第一卷中。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毛延寿画王昭君的事，也引为葛洪《西京杂记》。那么指为葛洪所作的，实际上始于唐代。所以《旧唐书·经籍志》记载这本书，就注曰晋代葛洪撰。然而《酉阳杂俎》语资篇另外记载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中的事，随即自己追改说：‘这是吴均的话，恐怕不足以采用。’晁公武《读书志》也称江东有人认为是吴均假托，大概就是依据段成式所记载的庾信的话。现在考察《晋书·葛洪传》，记载葛洪所著有《抱朴子》、《神仙良吏集异》等传，《金匮要方》、《肘后备急方》，以及各种杂文，共五百多卷，并没有《西京杂记》之名，那么说葛洪撰写的，自然属于错误。只是刘向、刘歆父子撰写《汉书》，史书没有明文记载，而用这本书所记载的，与《汉书》参校，又往往错杂不合。如《汉书》记载文帝以代王身份即位，而这本书却说文帝为太子；《汉书》记载广陵王刘胥、淮南王刘安都谋逆自杀，而这本书却说刘胥格杀猛兽被颈项卡住而死，刘安与方士一起离去；《汉书》杨王孙传就以王孙为名，而这本书却说名叫贵：似乎是故意弄错其事，以迎合葛洪跋文中小有异同的文字。又刘歆始终臣服王莽，而这本书记载吴章被诛杀的事，却说吴章后来被王莽所杀，尤其不像刘歆的话。又《汉书·匡衡传》‘匡鼎来’句，服虔解释‘鼎’为‘当’，应劭解释‘鼎’为‘方’，这本书也记载这话，而把‘鼎’作为匡衡的小名，假如刘歆先有此说，服虔、应劭都是后汉人，不可能没见到，直到葛洪才传下来。所以陈振孙等都深深怀疑。然而庾信指为吴均，没有其他证据，段成式所述庾信的话，也未见于其他书，现在暂且遵从原跋，兼题刘歆、葛洪以保存其旧说。”李慈铭说：“这本书托名刘歆所撰，葛洪所录。议论的人说实际出自梁代吴均之手。其文字本来就不像西汉人。而且序言说班固《汉书》全出于此，葛洪采录班书所未录者，得到这六卷；然而其中如赵飞燕妹妹昭阳殿一段，傅介子一段，又都是班书已录的。葛洪的话，本来不可信。至于说出自吴均，则未必如此。看所记载的汉代史事：如杀赵隐王的是东郭门外的官奴，惠帝皇后腰斩之，而吕后不知道；元帝因为王昭君的缘故，杀画工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高贺讥讽公孙弘内穿貂蝉，外穿麻衣，内厨五鼎，外膳一肴，公孙弘感叹说，宁逢恶宾，不逢故人；高祖为太上皇作新丰，匠人吴宽所营；匡衡勤学，穿壁引

译霍光，又曾在邑中豪族文不识家做佣工并读书；王凤生于五月五日；杨王孙崇尚名节，是京兆人；平陵人曹敝在吴章门下，喜好指责别人的过错，世人称他轻浮薄劣，后来唯独他收葬了吴章的尸体，平陵人为他在吴章墓旁立碑，位于龙首山南；霍将军的妻子，一次生产生了两个儿子，怀疑兄弟出生的先后顺序；广川王去疾喜欢聚集无赖少年，发掘坟墓等种种记载，必定都出自两汉故老所传，并非六朝人所能凭空伪造。只是其中所载的华丽神怪之事，是由后人添入的，或许是吴均等人所为罢了。其中明显错误之处：如说霍光妻子送给淳于衍蒲桃锦、散花绫、走珠等物，为她建造宅第，奴婢多得数不清；查《汉书》记载淳于衍毒害许皇后，出宫路过见到霍显，互相慰问，也不敢重重地谢恩，况且此时正有人上书，告发各位医生侍奉疾病时表现不好，霍显担心霍光急言，嘱咐淳于衍不要追究，哪里会有为她建造宅第并厚赠贿赂的道理！又说太史公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力陈述景帝的短处，以及武帝的过错，后来因举荐李陵获罪，被处以宫刑，有怨言，下狱而死；查司马迁作《史记》，是在遭遇李陵祸事之后，《史记》《汉书》都有明确记载，《汉书》又说司马迁受刑之后，担任中书令，地位尊贵受宠，任职期间，所以有写给老朋友任安的一封信，而说下狱而死，错误尤其严重！如果真是出自刘峻（字叔庠），那么史书记载吴均好学，想撰写史书以自名，想撰修《齐书》，向梁武帝请求借阅齐朝的起居注及群臣行状，皇帝不答应，让他撰修通史，起于三皇，止于齐代，吴均草本纪世家已经完成，只有列传没有完成就去世了，又注释范晔《后汉书》九十卷，著《齐春秋》二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塘先贤传》五卷，可见刘峻本来深通史学，难道对《史记》《汉书》反而没有查核，导致如此错乱吗！大概是因为汉代稗官的记载，传抄讹误所致，所以历代引用，都不能废弃。其中赵飞燕妹妹居住在昭阳殿一条记载说，台阶都用铜沓，涂以黄金，正好可以证明今本《汉书·赵后传》作“切皆铜沓冒黄金涂”，“冒”字是涉注文而衍生的。』（《孟学斋日记乙集上》）眉批按：《汉书·匡衡传》颜师古注说：“现在有《西京杂记》这本书，其内容浅薄俗陋，多有妄说，竟说匡衡小名叫鼎，这完全违背知情者的听闻。”那么这本书大概出于隋唐之间。其中说汉武帝想杀乳母，东方朔相救之事，也见于《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所附文章中，只是褚先生说是想迁徙乳母家到边远地区，而相救的是汉武帝宠幸的倡优郭舍人，大概作《西京杂记》的人，故意显示不同以表明其书出自西京吧？然而即使就此事而言，也极其浅薄俗陋，吴均擅长史学，未必会采用，所以说吴均所作，也不对。只是所谓外家的言论，汉代以来已经有很多，这本书采辑所及，未必都是西京所没有的。（页一〇二—一〇五）

译天禄阁外史

称汉代黄宪撰写。实为明代王逢年伪托之作。

元经

称隋代王通撰写，唐代薛收作传，宋代阮逸补注。记载从晋惠帝开始，到陈朝灭亡结束。陈振孙说：“河汾王氏的各种著作，除了《中说》之外，唐代史志都没有记载。其流传出自阮逸，有人说都是阮逸伪造的。现在考证，唐高祖名渊，其祖父景皇名虎，所以《晋书》中戴渊、石虎都避讳用字。薛收是唐人，在传中称戴若思、石季龙是合适的。《元经》成书于隋代大兴四年，也写作‘若思’，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阮逸用心劳苦却日益拙劣，自己不能掩盖罢了。”恒按：胡应麟说《元经》现在藏书家不再拥有，不知道《汉魏丛书》已经刻印了。

[重考]

《元经》，《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都不记载，《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才开始记载。晁公武摘取经文中“帝问蛙鸣”四个字，以此怀疑它是伪作。陈振孙更明确地指出，正如所说。所以世人普遍认为这本书是阮逸伪撰的。而且试着审视其内容，它是模仿孔子《春秋》而作，从晋惠帝太熙元年开始，到陈朝灭亡结束。以晋朝为正统，每年记载春季皇帝正月。自从刘宋建立国家，开始将北魏列入经中，而南北并列，到刘宋灭亡，于是贬黜南齐而进用北魏，这尤为荒谬至极，衡量《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大义，在哪里呢？那么这本书简直就是无知的妄作罢了。（卷二，页一○—一一）

[补证]

顾实重考说：“《元经》，《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都不记载，《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才开始记载。晁公武摘取经文中‘帝问蛙鸣’四个字，以此怀疑它是伪作。陈振孙更明确地指出，正如所说，所以世人普遍认为这本书是阮逸伪撰的。而且试着审视其内容，它是模仿孔子《春秋》而作，从晋惠帝太熙元年开始，到陈朝灭亡结束。以晋朝为正统，每年记载春季皇帝正月。自从刘宋建立国家，开始将北魏列入经中，而南北并列。到刘宋灭亡，于是贬黜南齐而进用北魏，这尤为荒谬至极，衡量《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大义在哪里呢！那么这本书简直就是无知的妄作罢了。”眉按：《元经》传都是阮逸伪作无疑。詹景凤《詹氏小辨》（卷六十）说：“《元经传》说是薛收所作，我认为经传都是伪作。怎么证明呢？因为是非予夺不明确。贾后确实不是皇后，然而被废为庶人，是在永康元年四月，那么在元康九年以前没有被废，经文为什么擅自废除她而先称庶人呢！谢淑妃虽然生了愍怀太子，没有被立为皇后，经文为什么擅自给予她而直接称谢太后呢！如同《春秋》中夫人姜氏逃到齐国，孔子本来不曾因为废黜夫人，而《元经》擅自废立，是不合法的。《春秋》末尾有孔子去世，现在《元经》末尾也有文中子去世，文中子既然在义宁元年丁丑去世，到戊寅年又记载说，唐高祖武德元年，唐祖在位九年，历居太上皇，到某年崩，崩后才有庙号，既然说崩后才有庙号，那么文中子时为什么先称唐祖庙号！”这也是以书法攻击《元经》的伪作，很恰当，只是怀疑是唐太宗以后的人伪作，那就未免过于谨慎了。（页一○七—一○八）

十六国春秋

北魏崔鸿撰写。这本书原本有一百卷，见本传。旧称温公所考证的《十六国春秋》，还不是崔鸿的全书，那么散失亡佚已经很久了。明代屠乔孙、项琳之虽然说是为之订补，然而就是出自这两个人之手。

[考释]

旧本题崔鸿撰写。考证崔鸿的书，从《崇文总目》起就不着录。这个版本是明代屠乔孙、项琳之伪作，所以用晋宋的年号纪年，与《史通》不合；没有表则与《史通》不合；没有赞没有序也与《魏书》不合。然而都是摘取诸书所引用的崔鸿书，联贯排比而成，与其他伪书终究不同。（页一七下）

[重考]

现在流传的《十六国春秋》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百卷本，一个是十六卷本。崔鸿著《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又另外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合计一百二卷，详见《魏书》本传。《隋书·经籍志》作一百卷，大概是不计算序例年表，《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都作一百二十卷，大概是误衍了十字。《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书录解题》都不记载，而《太平御览》还引用它，当时宋初尚存。到明代万历年间，这本书忽然出现，每卷首题魏崔鸿，末题屠乔孙项琳之同订，冠以《魏书》崔鸿本传，以及甘士介序，大抵屠氏等人采摭《晋书》，以及《艺文类聚》诸书所引，又附益以他书而成。其各国称录，与《史通·正史篇》所说“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相合。其纪年都用各国年号，则与《史通·探赜篇》所说“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云云不合。又崔鸿传明言有“赞序褒贬评论”，而这个版本绝无“赞序”，也是其不合之一端。然而此书自与其他书作伪者不同，固可与后来吴氏《十国春秋》并传。至于《汉魏丛书》本《十六国春秋》十六卷，何镗远在屠项二氏之前，而已刊入丛

译这本书，可知流传已久。查考《崇文总目》中有无名氏所撰《十六国春秋略》二卷，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也有引用《十六国春秋钞》的地方，恐怕就是这一版本。清代《四库全书》称其为《别本十六国春秋》，说明它与一百卷的本子不同。（卷二，页一一至一二）

译[补证]

全祖望在回答史雪汀关于《十六国春秋》的提问时写道：“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中没有著录这本书，那么在宋代时已经很少流传了。然而从明朝中期以来，竟然有百卷的刻本在世间流传。以我看来，这不过是近代人搜集拼凑而成的书，假托崔鸿之名，并非宋代时就有的书。宋代龚颖的《远历图》记载前凉张实改元永安，张茂改元永元，张重华改元永乐，张祚改元和平，张天锡改元太清，张大豫改元凤凰，说这些出自《鸿书》。晁公武说：‘晋代张轨世代承袭凉州，只称晋愍帝建兴的年号，其间只有张祚篡位，将建兴四十二年改为和平元年，张祚被杀后，又奉晋穆帝升平的年号，不知道龚颖依据的是什么？有人说出自崔鸿的书，但崔鸿的书很久不流传于世，无法考证。’我用现在的版本对照，并没有这件事。孔毅甫说按照古代的史法，两个人涉及同一件事，必定说这件事记载在某人的传记中，《晋书》中王隐劝谏祖约下棋这一节，在两篇传记中都出现，文章繁琐重复，这是史法混乱的开端。如果是在崔鸿的书里，现在的版本有同一件事出现三四次的。况且它的列传大多只有寥寥数行，不记载生卒年月，不叙述职官，东涂西抹，痕迹明显，这是不用分辨就显而易见的，古今没有这样的史例。然而那些粗俗不学之人，对于坊间《汉魏丛书》中所收的版本，再拿现在的版本去删减，一百卷中保留不下十分之一，那么即使是崔鸿的旧本，经过这样的删削，也已经不值得看了，何况它是伪书呢！”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说：“现在世间流传的《十六国春秋》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见于何镗等人刊刻的《汉魏丛书》，只有十六卷，寥寥数页，大概是后人假托的。另一个是明朝万历年间嘉兴屠乔孙、项琳之刊刻的，前面有朱国祚的序，共百卷，大概是抄录拼凑《晋书·载记》，参考其他书籍，附会合成的，其实也是伪本。查考《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晁公武、陈振孙、马端临三家的书目，都不记载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说明宋人已经没见过这本书了。明人喜欢伪造书籍，有眼光的人看来，不值一笑。《北史·崔鸿传》记载，崔鸿写成《春秋》百篇后，另外写了序例一卷、年表一卷，现在的版本没有序例和年表；又记载崔鸿的儿子崔子元上奏说，亡父刊著了赵、燕、秦、夏、西凉、乞伏、西蜀等国的遗载，为之作赞序，褒贬评论，现在的版本只有叙事而没有赞论，这是明显的破绽。”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这本书《隋书·经籍志》记载为一百卷，《唐书·经籍志》记载为一百二十卷，到了《宋史·艺文志》就没有了，大概是在五代及宋初亡佚的。所以晁说之称司马光所考证的《十六国春秋》，已经不是崔鸿的全书。《文献通考·经籍考》也没有记载。明朝檇李屠乔孙迁之刻本，贺灿然作序的，也是一百卷，乃是屠乔孙和他的朋友姚士等人取《晋书·载记》、《北史》、《册府元龟》等书编纂而成的，不是原本。浦起龙注《史通》中有一条说：‘屠乔孙想要复兴这部废书，不假借初名，不袭用卷数，明显地号称补亡也可以。隐藏来源，掩盖非己所有，真书全都变成了伪书了。’有人说，杭州本《汉魏丛书》所收的《十六短录》，本来是崔鸿的旧作，这种说法，我还怀疑：崔鸿本传所载崔鸿书中的错误，如天兴二年，姚兴改号鸿始，而崔鸿认为改在元年，这一定是崔鸿的书本来用魏的年号纪年，而在下面分别列出各僭号的原因。现在屠氏刻本，则直接用各僭号纪年；就像鸿始元年，直接叙述姚氏的事，没有提及魏事一字，读者又怎么知道这是错误地改元在天兴元年呢？仅凭这一点考察，伪作显然。”眉批按语：杨复吉说：“《十六国春秋》，前人怀疑是屠乔孙、项琳之伪造的，然而当时的事迹，散佚已久，两人从群籍中搜集联络，达到百卷之多，他们的才识在明代也是罕见的。”（《梦阑琐笔》）我认为屠本的《十六国春秋》，从体制上说，不足以当得起才识的称赞；然而缀集之功，不能因为它是伪书就抹杀。《汉魏丛书》本，则不保存也可以。（页一○八—一一一）

《隆平集》

称宋代曾巩撰写。晁子止说：“似乎不是曾巩撰写的。”

[考释]

考据曾巩的行状、神道碑所列著作中没有这个书名。晁子止的话应当可信。所记载的太祖至英宗五朝的事，共分为二十六目，大体类似会要的体例。又列传八十四篇，体例琐碎，颇违背古法，然而尚且出于北宋人之手。（页一七下）

[重考]

晁氏《读书志》怀疑它，固然应当。《宋史·曾巩本传》不记载这个集子，曾肇作曾巩行状，以及韩维撰曾巩神道碑，列举所著书籍很完备，也没有这个集子，其为伪托无疑。然而北宋末年，已经流传于世，李焘作《续通鉴长编》已经引用它，元代修《宋史》，袁桷也曾搜访过此书，清代《四库全书》（别史类）断定“虽然不出于曾巩，终究是宋人的旧籍”，确实是持平之论。（卷二，页一二）

[补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这本书记载太祖至英宗五朝的事。共分为二十六目，体例类似会要。又立传二百八十四篇，各自以其官职分类。前面有绍兴十二年赵伯卫的序。其记载简略琐碎”

译破碎，颇不符合史书的体例。晁公武在《读书志》中摘取它记载《太平御览》与《总类》为两本书的错误，怀疑它不是宋祁所作。如今考证宋祁的本传不记载这部集子，曾肇为宋祁写的行状以及韩维撰写的宋祁神道碑，详尽叙述他所著的书非常完备，也没有这部集子。根据《玉海》记载，元丰四年七月，宋祁担任史馆修撰，十一月，宋祁进呈《太祖总论》，不合皇帝心意，于是罢免修撰五朝史的工作。宋祁在史馆前后仅五个月，不可能立刻撰写此本进献，它出于假托，大概没有疑问。』(页一一一—一一二)

译致身录

叙述明朝建文年间壬午年的事，跟随建文帝逃亡的有三十二人，史彬也在其中。此书藏在茅山，由道士亲手交给焦竑，所以焦竑为它作序。科臣欧阳调律将这本书呈报给朝廷。只有钱牧斋拿吴匏庵写的史彬墓表来核对，断定其中有十处必定是虚假的，见《初学集》。又有程济写的从亡日记，钱牧斋认为这是沿袭《致身录》的伪作而编造的。

[补证]

眉批说：钱谦益所说的必定虚假的十处，见于他所作的《致身录考》（《初学集》卷二十二）中。他说：“墓表称史彬年轻时放荡不羁，建国初年，与几位少年捆绑贪官污吏献给朝廷，被赐予食物和钞票，发给船只遣送回家。后来恭谨勤勉种田担任粮长，税收缴纳位居最前列。每次上书陈述利弊，多有被废止执行的，乡人依赖他。仅此而已。如今史彬果真是逊国遗臣，纵然跟随逃亡寻访君主，多有忌讳，难道不该说曾受先朝征召吗？即使不是这样，也是一位老明经，他生平读书作文，为何完全隐没而不记载呢？吴宽（文定）的墓表，大概是依据史鉴（明古）的行状，为何失实到这种地步？这是必定虚假的第一点。墓表称每次治水使者巡视各县，县官认为他有才能，推举他上前应对，反复辩论无所畏惧。史彬既然跟随逃亡后闲居归来，尚敢昂首挺胸，带领父老对抗使者，难道不怕被人搜捕吗？这是必定虚假的第二点。洪熙初年，奉诏登记民间废田，减少县税若干石，根据记录考证，史彬当时正在滇南寻访皇帝，哪有空闲顾及此事？这是必定虚假的第三点。墓表说史彬重视承诺，遇事不计利害，至死不悔，而《致身录》却说因跟随逃亡被仇家陷害，死于狱中。史彬实际上未曾死于狱中，却说因从亡死于狱中，是夸大其词以期望得到抚恤。去世的年份和日期，墓表与《致身录》都错乱。这是必定虚假的第四点。跟随逃亡殉志的大臣，身家漂泊动荡，名迹模糊不清，哪有安坐记录分别，从容题写拂尘说，某人是补锅匠，某人是葛衣翁，某人是东湖樵夫，比拟太学的标榜，模拟期门的集会呢？这是必定虚假的第五点。《致身录》记载史彬入仕后，元年劝谏更改官制，四年请求坚守，请求诛杀增寿，都是剽窃建文年间的时政，将史彬的事附会上去。不然，为何逊国的各种书籍，一时论谏都详细记载，唯独对史彬删削呢？这是必定虚假的第六点。《致身录》后有敷奏记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东湖史仲彬捆绑贪纵官吏在奉天门见皇上，赐予酒食宝钞。次日辞别，朱给事吉在秦淮送行，王文学彝、张待制羽、布衣解缙赋诗赠行，而给事黄钺记录此事。查考朱吉这一年正称病在家，尚未入仕；张羽在洪武初年自沉；王彝在七年与魏观、高启一同被诛；解缙二十三年任江西道监察御史，随即被放归，这一年解缙不在朝，也不该称布衣。黄钺在建文二年才授刑科给事中，怎么能在洪武年间先任给事？这是必定虚假的第七点。《致身录》说，吴江县丞到史彬家问建文君在不在，史彬说不在。县丞微微一笑离去。当时隐匿革除奸党，罪至死刑，什么县丞，敢与史彬开玩笑呢？这是必定虚假的第八点。在史鉴时，革除的禁令稍微松弛了，史鉴的朋友，除了吴宽外，如沈启南、王济之类，著书多直言革除之事，为何唯独忌讳史鉴的祖父？史鉴为姚善、周是修、王观立传，都在《西集》中，为何唯独对自己的祖父，却忌讳而隐没其实呢？这是必定虚假的第九点。郑端简记载梁田王等九人，松阳王诏在治平寺转藏上报，那里说转藏，这里说道书，其附会明显。序文芜杂浅陋，也不是修撰的笔法。这是必定虚假的第十点。”吴江朱鹤龄反驳说：“此论一出，而《致身录》几乎不被采信。然而我们县两百年以来，父老相传，说建文帝曾住在史氏现在遗留的水月观，匾额是建文帝篆书，其说法必有来源，不是凭空捏造的。有人说建文帝既出逃，必定深潜远引，不该靠近京城附近潜伏，这是不对的。当金川失守之时，遗臣多逃亡三吴，密谋举义，事虽不成，建文帝深得人心，其间岂无悲感故君，暗中相护的人！况且史仲彬为人，素来仗义任侠，暂时留居鱼服，然后为冥飞寥廓之计，这也是事理所应有的。即使当时法网严峻，但我们县如杨任隐匿黄子澄，吴贵三庇护袁杞山，都破费千金，连累七族而不顾，怎能说史仲彬必定不是这样的人呢！建文帝逊国本末，实录没有明文，诸臣从亡，不过是得自野老传闻，稗官笔录，其间影响失实的固然很多。史仲彬的事，过于相信的人，将他比作介子推割股、宏演纳肝；而极力驳斥的人，直接认为是子虚乌有，虚张声势而已。都不是古人疑则传疑的意思。”（《愚庵杂著·书史仲彬事》）我认为《明史·恭闵帝纪》虽然并存皇帝由地道出亡的说法，而牛景仙传说《致身录》“一时士大夫都相信，给事中欧阳调律将书上呈朝廷，想为他请谥立祠，但考据史仲彬实际上未曾任侍书，《致身录》大概是晚出附会，不足信。”黄宗羲也说《致身录》托名翰林史彬所作，吴宽为史鉴墓作表，写其曾祖史彬未曾

译入仕，（按钱谦益所依据的，是匏庵家藏集卷七十《清远史府君墓表》，黄宗羲所依据的，则是卷七十四《隐士史明古墓表》），那么其伪作之说不待辨析便已明了。（见《弘光实录钞》）可见这本书实在不足采信。在此之前的，如《忠贤奇秘录》；在此之后的，如《从亡日记》之类，不胜枚举。其记载且越往后越显得确凿无疑，大概是因为惠帝（建文帝）之死或许出于逃亡，这一说法深入人心，所以正义感的反响，便历久不息。史鹤龄对钱谦益的说法不满，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杨复吉说：“当明成祖诛杀忠义之士时，言语忌讳，文网严密，身为从亡之臣的史仲彬，怎敢著书来暴露自己的行迹呢？《致身录》的写作，大概是其子孙伪造以证实此事的。事业勋名，多半是附会而成，于是开启了被指摘的端绪，这反而使得史仲彬的真实行迹被《致身录》所遮蔽了。从亡之真实，断无可疑；《致身录》之伪造，也断无可疑。”（《梦阑琐笔》）我认为这话颇为近理。而杨复吉又引用黄宗羲的话，说：“钱谦益回护明成祖，尽削建文朝的忠臣义士，其《列朝闰集》记载僧人博洽为建文帝剃发诅咒长陵之事，说：‘逊国之事，国史实录，削而不书，观洽公下狱之故，则金川夜遁之迹，于是益彰明较着矣。’在明朝时，著《十辨》以避尊者讳，已进入本朝（清朝），不嫌在笔墨中吐露而自相矛盾。”等等，这是对钱谦益的诛心之论。然而，《致身录》之伪，钱谦益的说法确实确切，固然没有能针对其事而否定它的人。（页一一二—一一六）

译子类

鬻子

世人传说子书始于鬻子。《汉书·艺文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小说家有《鬻子说》十九篇。（原注说：这是后世添加的。）现在存有一卷，只有十四篇，是唐代逢行珪所进献的。查《史记·楚世家》记载：“熊通说：‘我的祖先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早逝。’”书中叙述称鬻熊见文王时年龄九十，这是错误的。又书中记载了“三监”、“曲阜”的事，寿命也不应该如此长久。因此，关于这个人的事迹已经荒诞不可考证，何况他的书呢！评论此书的人，叶正则、宋景濂，都因为《汉书·艺文志》中两次出现而怀疑，不知道这本书属于谁。胡元瑞则将其归入小说家，这也是猜测。高似孙认为是汉代儒生编撰。李仁父认为是后世依托伪作。王弇州怀疑其中“七大夫”的名称。杨用修逐一引用贾谊书及《文选》注中所引的《鬻子》，现在书中都没有，这足以看出它的大致情况了。

[考释]

鬻子，《崇文总目》记载为十四篇，《子略》记载为二十二篇，《书录解题》记载为十五篇。《子略》说：“鬻子年九十，见文王。文王说：‘老了。’鬻子说：‘让我去捕兽逐麋，确实老了。让我坐而论国事，还年轻。’文王以他为师。著书二十二篇，名叫《鬻子》。”（页一八下—一九上）

[重考]

陈直斋《书录解题》记载《鬻子》无注本，一卷，说“《汉书·艺文志》共二十二篇，现在书有十五篇，是陆佃所校订”，又在逢行珪注本下说“只有十四篇”，大概是中间将两章合并为一章，所以比陆佃本少一篇。这本书甲乙篇次的顺序，都无法理解，两个版本前后也不同，然而严可均曾以《群书治要》等书校对，没有很大差异，那么它还是唐以前的古本。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一—二）

[补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旧本题周鬻熊撰。《崇文总目》作十四篇。高似孙《子略》作十二篇。陈振孙《书录解题》称陆佃所校十五篇。此本题唐代逢行珪注，共十四篇，大概就是《崇文总目》所著录的。查《汉书·艺文志》道家《鬻子说》二十二篇，又小说家《鬻子说》十九篇，当时本来有两本书。《列子》引用《鬻子》共三条，都是黄老清静之说，与今本不类似，怀疑就是道家二十二篇的文字；今本所载，与贾谊《新书》所引六条，文体略同，怀疑就是小说家的《鬻子说》。杜预《左传》注称鬻熊为祝融十二世孙，孔颖达疏说不知出自何书。《史记》记载鬻熊侍奉文王早逝，他的儿子叫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成王时推举文武勤劳的后代，受封于楚；《汉书》记载魏相奏记霍光，称文王见鬻子年龄九十余岁，虽然说法略有不同，但大致是文武时期的人。现在他的书却有‘昔者鲁周公语’，又有‘昔者鲁周公使康叔往守于殷语’，而贾谊《新书》也引用其成王问答共五条，时代完全不相及。刘勰《文心雕龙》说，鬻熊懂得道，文王咨询，遗留的文字事迹，记录为《鬻子》。那么收集编撰成书，不是鬻熊亲手所作，流传中附加增益，或许虚构言辞，所以《汉书·艺文志》另列入小说家吗？唯独这部伪《四八目》一书，见于北齐阳休之序录，凡是古来帝王辅佐有数可记的，无不具备记载，而此书所列禹七大夫，汤七大夫，都有姓名，唯独没有被收录，似乎六朝末年，还没有这个版本，或许是唐以来好事之徒，模仿贾谊所引，撰写为赝本，也未可知。看它标题甲乙，故意造成散佚错乱的样子，而贾谊书所引，则没有一条偶合，岂不是有心回避，而巧妙隐藏其文，使读者互相检验，产生信心吗？”眉批按：贾谊《新书·修政语》引用《鬻子》共七条：回答周文王的一条，回答武王的五条；其他两条，则是王子旦与师尚父回答武王的话。又《文选》注引用《鬻子》“武王率兵车以伐纣，纣虎旅百万，阵于商郊，起自黄鸟，至于赤斧，三军之士，莫不失色。”而今本《鬻子》都没有，所以杨慎认为是伪书。（《升庵全集》卷四十六）《列子·天瑞篇》引用鬻熊说：“运转没有停止，天地密移，谁察觉了呢？所以物在那边亏损的在这里充盈，在这里成就的在那边亏损，损盈成亏，随着世（生）随着死，往来相接，间隙不可察觉，谁察觉了呢？凡是一气不顿进，一形不顿亏，也不察觉其成，也不察觉其亏，也如人从世（生）到老，貌色智态，无日不异，皮肤爪发，随着世（生）随着落，不是婴孩时有停而不易的。间隙不可察觉，等到后来才知道。”《力命篇》引用鬻熊对文王（注：鬻熊，文王师也。）说：“自长非所增，自短非所损，算之所亡若何。”《杨朱篇》引用鬻子说：“去名者无忧。”而今本也都没有，所以胡应麟认为今本不属于道家的《鬻子》，也未必是小说家的旧本。（《四部正讹》）我认为鬻熊是楚的先祖，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事迹无考。《史记》说鬻子侍奉文王早逝，而

译《汉书》记载周文王见到鬻子时，鬻子已年过九十，这种说法与其他记载不同，本来就难以凭信，但总之鬻子未能活到见到周成王的时候。如今贾谊的《新书》中记载了鬻子回答周成王问话的内容近五条，这显然是因为读了《汉书·艺文志》自注中“鬻子担任周朝老师，从文王以下都向他请教”这句话，而依附此意编造出来的。《列子》则是随意自撰道家言论，分属古代道家流派，不一定有确凿依据。大概《新书》和《列子》都是伪书，现今流传的《鬻子》中并没有《新书》和《列子》所引用的文字，这不足以证明今本《鬻子》是伪书。《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鬻子》，应当是战国时期依托古人所作的，而现今流传的《鬻子》，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是唐代以来依据贾谊所引用的内容，仿撰而成的赝本，那么不如说今本《鬻子》与今本《新书》，都是唐代以来的人依托古人所作的，而且两者有意回避雷同，或许竟然出自同一人之手，也未可知。（页一一八—一二○）

译关尹子

陈直斋说：“周朝的关令尹喜与老子同时代。《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关尹子》九篇，但《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以及国史志都不曾著录，这本书失传已经很久了。徐藏字子礼从永嘉的孙定那里得到此书。书首载有刘向校定的序言，末尾有葛洪的后序。不知道孙定是从谁那里传授得来的，大概都是依托伪作。序言也不像刘向的文风。”恒按：宋濂说它的文风模仿佛教，确实如此。

[考释]

《关尹子》，《汉书·艺文志》有记载，而《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则不载。原本早已散佚，今本是宋人伪托之作。（页一九上）

[重考]

今本《关尹子》是伪书。然而孙定是南宋人，《清四库全书》更根据《墨庄漫录》记载黄庭坚诗“寻师访道鱼千里”一句，已称其用了《关尹子》的话，认为“未必出于孙定的伪作，或许是唐五代间，通晓文章的人所作”，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二）

[补证]

胡韫玉说：“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常谈，道家是不说的。老子说：‘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仁义者，治之薄，乱之首。’庄子也说：‘有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关尹子》却屡次提到仁义礼智信，它说‘同之以仁，权之以义，戒之以礼，照之以智，守之以信’，这与道家‘贵道德，贱仁义’的宗旨不符。虽然其立言的意图，在于无我，而以仁义礼智信为用，终究不是道家的言论，大概是后人伪作，杂糅了儒家的学说罢了。又《关尹子》说：‘圣人师蜂立君臣，师蜘蛛立网罟，师拱鼠制礼，师战蚁制兵。’这话近乎荒唐，与帝喾观察鱼鳍而创造船桨，观察鸱尾而制造舵（见《名物考》），夏禹效仿鲎鱼而制造篷碇帆樯（见《事物绀珠》），同样毫无根据不可信。然而也不是凭空臆造，大概是本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两句话推演而来的。《淮南子·说山训》‘古人见窾木浮而知为舟’，汉人已经习惯传诵这句话，只是说君臣效法蜜蜂、用兵效法蚂蚁，与《易·序卦》的说法不合；制礼效法拱鼠，与《荀子》的说法不合，看这几句话，可以确知不是尹喜所作，因为周人必定不会有这种附会之谈。”（《读关尹子》）眉按：胡韫玉用这本书杂糅儒家言论，来证明不是尹喜所作，很恰当。然而他又说“《关尹子》九章，一语蔽之，阐明老子虚无的宗旨罢了。”（见同上）则不敢说是这样。这本书大概是杂糅老子、儒、释、仙、技之说而成，无所谓“一家之言”也。（“一家言”也是胡韫玉的话）王世贞《读关尹子》说：“《关尹子》九篇，刘向所进献，说其人就是老子与之留下五千言的人。他的论调压抑支离，而稍微接近实际，并非深于师从老子的人。他的文辞属于《潜夫论》、《论衡》一流，不敢望西汉，何况庄、列？至于说‘人之厌生死者，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厌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为妖，不名为道。’这显然是摩腾入洛之后的话语。（俞樾《湖楼笔谈》七，“《关尹子·三极篇》曰：‘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这是五行相克的道理，佛家果报之说所从出吗？”佛家没有袭用《关尹子》的道理，那么《关尹子》袭用佛家就明显了。谭献《复堂日记》卷五，“《关尹子》句意凡俗，虽间有精语，已在唐译佛经之后，多有与《圆觉》《楞严》相出入者。”姚鼐《识小录》卷三《关尹子近释氏》条，也列举其文甚多，可参阅。）难道刘向自有别本吗？还是刘向的本子遗失错乱，后人妄加增补呢？老子如果不为关尹子写五千言也就罢了；老子为关尹子写五千言，这显然不是关尹子的话无疑。”（《读书后》卷五）又杨慎说：“今世有《关尹子》，其文出于后人伪撰，不像春秋时的文风。按《列子·仲尼篇》引《关尹子》说，‘在已无居，形物其着，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违道，道不违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视听形智以求之，弗当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用之弥满六虚，废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远，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惟默而性成者得之。知而亡情，能而不为，真知真能也。’又说《符篇》引《关尹子》谓列子曰：‘言美则响美，言恶则响恶，身长则影长，身短则影短，名也者响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尔言，将有和之，慎尔行，将有随之。是故圣人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爱我，我必爱之，人恶我，我必恶之。汤武爱天下，故王；桀纣恶天下

译所以灭亡，这就是考察的结果。考察和衡量都明白却不遵循正道，好比出门不经过门，走路不沿着小路。用这种方法去求取利益，不也很困难吗！我曾经观察神农、炎帝的美德，考察虞、夏、商、周的典籍，衡量法家和贤人的言论，那些关于国家存亡废兴的道理，不遵循这条正道的，从未有过。」按这两条，都是精妙的义理和格言，现在伪造这本书的人，没有一句话与此类似，可以证明了。』（《升庵全集》卷四十六）大概。都。不。把。这。本。书。看。作。得。到。老。子。真。传。的。著作。《列子》也是伪书，所引用的《关尹子》的话，不足以代表老子，但由此可见，伪造《关尹子》的人，即使是魏晋人所写的书，也没有广泛涉猎。大概。它。的。学说。不。专。门。主。张。老。子。的。思想，文。体。又。类。似。《楞。严。经。》的。译。笔。风格，而。假。托。关。尹。的。名义，可。怪。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刘向的序言称「盖公传授给曹参，曹参死后将书葬入墓中。汉武帝时，有方士来进献，淮南王秘藏不出。刘向的父亲刘德处理淮南王案件时得到了它。」这种说法很荒诞！与《汉书》所载得到淮南《鸿宝》秘书谈论制作黄金的事不同。怀疑是假借这件事来附会的。所以宋濂在《诸子辨》中认为，文章既然与刘向的风格不类，事情也没有依据，怀疑是孙定所作。然而孙定是南宋人，而《墨庄漫录》记载黄庭坚的诗「寻诗访道鱼千里」一句，已经称引《关尹子》的话，那么这本书未必出于孙定，或者是唐五代间擅长文章的方士所作。』我认为这本书所说的，佛家多于道家，方士或许承担不了；然而像宋濂所举的「婴儿蕊女，金楼绛宫，青蛟白虎，宝鼎红炉」之类，那么即使不是方士，也一定是喜好仙术的人所假托无疑了。（页一二一—一二四）

译子华子

署名程本。陈振孙说：“考察前代史志及各家书目，都没有这本书，大概是伪托之作。《孔子家语》中有孔子遇见程子停车交谈的事，而《庄子》也记载子华子拜见昭僖侯，昭僖侯与孔子不在同一时代。《庄子》本来就是寓言，《孔子家语》也不足为信。这应当是近代善于言辞的人，为了玩弄世道而作的。”周氏《涉笔》说：“子华子所著、刘向作序的书，文字浅陋，不像刘向的文笔。”晁公武说：“多用王安石《字说》中的说法，谬误浅陋，大概是元丰年间的举子所作。”胡应麟说：“这一定是宋代姓程名本的人所作。”

[考释]

旧本子华子题署程本撰写。胡应麟的说法并非没有根据，大概是南北宋之间不得志的人所假托的名字。（页一九下）

[重考]

子华子是伪书，汉、隋、唐的史志及《崇文总目》都不记载。《读书志》《书录解题》才开始记载。《通考》罗列陈振孙等诸家的说法，指责其为伪书，晁公武说“是元丰以后举子所作”，大概是很确切的。朱熹也极力说它是伪书，但朱熹所依据的，是会稽官刻版本，还有后序两篇，现在的本子没有。（卷三，页三）

[补证]

眉批按：王世贞说：“子华子十卷，从孔子在剡地遇见他并赠送束帛开始，于是著书。我得到并阅读它：阳城渠胥章颇讲阴阳之理，也有大致正确的言论，而风轮水枢的说法，也略微接近穿凿附会。它辨析黄帝铸鼎升天的事很详细，然而像是公孙卿以后的言论。驳斥剡子礼也很正确，然而像是《左传》以后的言论。辞谢赵简子聘用的章节，则是模仿《檀弓》《左传》的文笔。晏子侍奉齐景公，不治理阿地；而且他说到阿地，则是烹杀与封赏的说法。说仲尼是天；又说车辙痕迹病态了，则是门徒弟子的说法。大道章颇讲身体中的造化，时时涉及养生；北宫意章则涉及医术，这是岐黄的说法。凡是子华子所说的道理，在春秋时最近，而文字则广泛剽窃模仿，诵读它可以，然而不可以当作真正的子华子。”（《读书后》卷一《读子华子》）詹景凤说：“子华子是程本，孔子所称道的贤者，似老庄而兼儒，所以他的书不儒不庄不老。文字稍似汉代，但意趣不古。如说，元是太初的中气，人有元，百骸统属它，古代造字的人，知道其中的道理，所以能固守元气，完具的完，残害所固的为贼寇的寇，如法度般的为冠冕的冠，意虽新而语落后代。大抵说道德不深刻，说事功不切实，既不能说隐微，又不能说显明，一定是伪作。”（《小辨》卷五十六）然而他们都只认为这本书是伪书，而不敢断定它是何时伪托的。冯时能说：“子华子‘五源之溪，是天下穷尽的地方。鼯鼠吟叫而鼬鼠啼哭，清晨黄昏而日光映照苍苍，徘徊四顾，没有人的声音。虽然如此，其土壤肥沃以生发，其清流四处灌注，不缺乏灌溉，其苹藻之盛，足以供祭祀，其石头皱裂如栗，烂如赭霞，花草之芳香，随风飞扬，垄上耕作溪边饮水，用力也安逸，而坐啸行歌，可以终老。’这几句话，辞藻华丽而缺乏浑茫之气，是东京以后的笔法。”（《雨航杂录》上）则认为这本书是东汉以后的人所作。焦竑说：“子华子，是程本的书。它讲道德，则颇袭用老列的宗旨，讲专对，则都模仿《左氏》的文笔，为何彼此偶然合作声歌，似指汉武帝朱雁芝房之事，喻子车，又窃取韩愈、柳宗元墓铭的意旨，为何先后如此相像”（《焦氏笔乘》卷六）则认为这本书是唐代以后的人所作。其实这本书，宋人已群起指责，说是近时人所作，晁公武、陈振孙、周氏《涉笔》都这样说，而朱熹的话较详细确核。朱熹说：“会稽官刻版本有子华子，说是程本字子华的人所作，就是孔子与他停车交谈的人。好奇之士，多喜欢称引它。依我看：它的词句故意艰涩而道理实在浅近；它的体例务求高古而气势实在轻浮；它的道理多取佛老医卜之言；它的语言多用《左传》《汉书》中的字：它的粉饰涂泽，俯仰态度，只像近年后生巧于模拟变撰的人所作，不仅决非先秦古书，也不是百十年前的文字。推究其所以，只因《家语》等书，有孔子与程子停车交谈一事，而不知道他们交谈的是什么，所以好事者妄意此人既为先圣所赞许，必是当时的贤者，可以假托声势，眩惑世人，遂伪造此书以附会之。正如麻衣道者本无言语，只因小说有陈希夷问钱若水骨法一事，遂为南康军戴师愈者伪造《正易心法》之书以托之也。然而戴生朴陋，我曾认识他，他的书鄙俚，不足惑人。这子华子，计必是一能文之士所作，他的言辞精丽超过麻衣易远甚，如论河图之二与四，抱九而上跻，六与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据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书也。又以洛书为河图，亦仍刘牧之谬，尤足

译由此可以看出它是近世的作品。有人说王铚（字性之）、姚宽（字令威）多制作伪书，两人都居住在越中，恐怕出自他们之手；但又恐怕不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水平。像《子华子》这样的书，现在也没有空闲详细讨论其言论的得失，只看它的《类篇》和前后三篇序言，都是同一人的笔迹；其中前一篇假托为刘向所作，却与刘向的其他著作很不相似，后两篇没有署名和年代，都假托为某种称号，类似于世间的匿名书。至于首篇中关于“风轮水枢”的说法，正是附会佛教的学说。其结尾章节中提到的“宗君三祥”、“蒲璧”等事，都是剽窃其他书籍，拼凑而成。其自述身世出处，又与《孔丛子》所载子顺的事迹大致相似。又说有对赵宗有大恩德的人，就是指程婴而言，用《左传》来考证，赵朔死后，其家族内部发生动乱，赵朔的各位弟弟，有的被流放，有的死去，而赵朔的妻子，是晋君的女儿，所以赵武跟随母亲，被养在公宫之中，哪里会有所谓的大夫屠岸贾兴兵消灭赵氏，而程婴与杵臼以死护卫的说法呢？况且其中所说的“有大造”，又沿用了吕相绝秦的话，其不可信显而易见。然而近年来，一些阅历丰富、学识渊博的人士，也有的相信它，这本来就已经很奇怪了；至于引用它的说法来证明自己的姓氏来源，那就是诬蔑祖先了。』（《朱文公集》卷七十一《偶读漫记》）那么这本书是宋人伪撰，已毫无疑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文虽然稍显散漫，但纵横博辩，也往往令人喜爱，大概是能写文章的人，发愤著书，假托古人之名。看篇末自叙世系，说程氏出自赵氏，念念不忘其宗族，嘱咐其子不要有二心侍奉君主，则明显暗指宋姓，大概是熙宁、绍圣年间，因违逆时势而不做官的宗室子弟吧。”谭献则认为“《三经义》流行，是为王安石学派的人作伪欺世。”（《复堂日记》卷四）也各有见解，但断定其为宋人伪撰则是一致的。至于胡应麟说“必定是元丰年间越中一位姓程名本而在科举考试中不得志的人所作，大概版出会稽则指越地；文风类似科举应试文章则指举子；义理取自《字说》则指元丰年间；言辞多显郁结，且依托前人，则是困于科举，想以此自我表现，又担心不能远传，所以传给春秋时期姓氏相同而字相近的人。”（《四部正讹》）他的说法虽然很新颖，但也不敢说完全准确无误。（页一二五—一二九）

译亢仓子

柳宗元说：“司马迁为庄周作列传，称他所写的书，如畏累虚、亢桑子，都是空泛的言论而没有事实依据。现在世上有《亢仓子》这本书，它的首篇出自《庄子》，但增添了平庸的言论。既然庄周所说的尚且没有事实依据，何况是取用他的话并加以增补的呢，那它作为空泛的言论就更是如此了。刘向、班固编录图书时没有《亢仓子》，而现在从事方术的人却开始为它作传注来教导世人，这难道不是迷惑吗！”高似孙说：“开元、天宝年间，天子正推崇道家的学说，尊崇表彰老子、庄子和列子；又把《亢仓子》称为《洞灵真经》，既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又本来没有这本书，却突然表彰并把它拿出来。处士王褒于是迎合世俗的喜好，顺承皇帝的意旨，撰写此书献给皇帝。现在读它的篇章，往往采撷《列子》、《文子》以及《吕氏春秋》、《新序》、《说苑》，又时常采撷《戴氏礼》，来源不一。可以说是杂乱而不纯正，泛滥而不真实了。”我按：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李肇的《国史补》，都把亢仓当作庚桑，也说它是伪书。

[考释]

《亢仓子》，现在已经证明是王士元撰写的，大概他作《孟浩然集序》时，曾经自述这件事说。（页二○下）

[重考]

《亢仓子》，唐代王士元撰写。《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两卷，现在的本子大概是残缺后的剩余部分，所以明代人把它合并为一卷，清代《四库全书》说：“这本书实际上是王士元补写的亡佚篇章，与其他伪书不同。柳宗元等人不知道真相而胡乱诋毁，未免把不狂妄的人当作狂妄的人了。它的文辞虽然抄袭《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以及诸家书籍而成，但能融合自己的意思，颇有理趣。只是喜欢多用古文奇字，这是它的短处。”（卷三，页四）

[补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晁公武《读书志》说：‘查考唐代天宝元年，下诏将《亢桑子》称为《洞灵真经》，然而寻求却没有得到。襄阳处士王士元说《庄子》作《庚桑子》，司马迁《史记》作《亢仓子》，其实是一样的，选取诸子中意义相类的文字补写其亡佚的部分。现在这本书就是王士元补写的。柳宗元不知道其中的缘故而依据此加以诋毁，可见他急于讥讽议论啊。’现在查考《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王士元《亢仓子》两卷，所注与晁公武所说的相同，那么晁公武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又查考《孟浩然集》开头有宣城王士元的序，自称修撰《亢仓子》九篇。又有天宝九载韦滔的序，也称‘宣城王士元才思清远，深明文理，常游历山水，不在人间，著《亢仓子》数篇，流传于世’等等，与《新唐书》所说的相合，那么《新唐书》的说法，也是有根据的。宋濂作《诸子辨》，仍然摘取其中用‘人’代替‘民’，用‘代’代替‘世’，断定是唐代人伪造的，也没有考察清楚。只是庚桑楚居住在畏垒，仅见于《庄子》，而《史记·庄周列传》则说庄周写的书如畏垒、亢仓子，都是空泛的言论而没有事实，那么这个人也是像鸿蒙、云将那样的人物，有无大概不能确定。（眉批按：俞樾《庄子人名考》说：‘司马迁说，楚是名，庚桑是姓，太史公的书写作亢桑。查考《列子·仲尼篇》，老聃的弟子有亢仓子，张湛注说：音庚桑。贾逵《姓氏英览》说：吴郡有庚桑姓，称为七族。那么庚桑子是吴国人吗？’也不足以作为依据。）刘恕《通鉴外纪》引用封演的话说，‘王巨源采撷《庄子·庚桑楚》篇的意义补写修缮，分为九篇，说他的祖先在山中得到了古本，奏呈给皇上，敕令府中学士详细评议，怀疑不真实，最终没有施行。现在《亢桑子》三卷就是它。’然而，王士元这本书，起初独自伪称是古本，后来经过勘验，知道不可以欺骗人，于是自己承认是补写亡佚的。”眉批按：方苞说：“《亢桑子》是伪书，柳宗元辩驳了它。晁氏说唐代天宝年间下诏寻求此书没有得到，而襄阳王士元于是假托撰写。王士元的年代，在柳宗元之前还是之后，虽然不知道；然而，如果下诏寻求没有得到，而伪书晚出，那么辩驳应当涉及它。况且这本书剽窃摘取《戴记》等诸子的话语很多，而柳宗元只说首篇出自《庄子》并增添了平庸的言论。又用‘文章取士’及‘被青紫章服’，作为唐代以后人的话语，非常明显。不依据这些斥责它，而只以刘向、班固没有它的目录为疑，那么，现在所传行的，又可以说就是柳宗元所斥责的吗？”（《望溪集》卷五《书柳子厚辨亢桑子后》）他的话也很合乎道理。那么，即使王士元的本是补写亡佚的本子，而现在的本子不是王士元的本子，它是伪书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页一三○—一三二）

晏子春秋

陈振孙说：“《汉书·艺文志》八篇，只说晏子。《隋书》、《唐书》七卷，才开始称为《晏子春秋》。现在卷数不同，不知道是否确实是原书。”《崇文总目》说：“《晏子》八篇，现在亡佚；这本书大概是后人采撷晏婴的事迹行为编撰而成的。”

[考释]

《晏子春秋》，作者姓名已经佚失，有题署晏婴的，是错误的。

译罢了。书中都叙述了婴的遗事，实际上是魏征的谏录和李绛的论事。（页二○下）

译[重考]

清代孙星衍校订本序言的大意是：“晏子名《春秋》，见于《史记·年表》、《孔丛子·顺说》、《风俗通义》，怀疑其文出自齐国的《春秋》，即《墨子·明鬼》篇所引用的内容。晏婴死后，宾客哀悼他，汇集他的行事事迹，本书虽然没有年月记载，但仍沿用旧名，成书于战国时代。凡是称为‘子’的书，大多不是本人所著，所以《崇文总目》也说这是后人采集晏婴的行事事迹编成的，认为它是晏婴所撰，那是不对的。”等等。孙氏的说法极为精审确凿，孙氏还撰写了《音义》两卷，其价值不亚于《荀子》有杨倞的注，读者可以确信《晏子春秋》并非伪书了。详情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五）

[补证]

眉案：孙星衍说：“这确实是刘向校定的本子，不是伪书。柳宗元是文人但缺乏学识，认为是墨家弟子所作。《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沿袭他的错误，可谓没有见识。晏子崇尚节俭，正如《礼记》所说‘国家奢侈就展示节俭给他看’。他居晏桓子丧礼时尽守礼制，也与墨子短丧的法度不同。《孔丛子》说，考察传记中晏子的行为，没有与儒家不同的地方。儒家的道义非常广大。孔子说儒者的行为有过失，可以委婉辨析而不能当面指责，所以公伯寮谗毁子路却仍与子路同列于圣门。晏子被困于尼溪，有什么妨碍他是儒家呢？况且古人的书外篇多半是依托他人，又加上刘向所说怀疑是后世辩士所作，怎么能以此苛责晏子呢！”（《晏子春秋序》）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错误。所以管同驳斥他说：“孙星衍非常喜好《晏子春秋》，为之作《音义》。我认为汉人所言的《晏子春秋》早已失传，世间所有的是后人伪造的，凭什么这么说呢？太史公为管晏作传赞曰：‘他们的书世上有很多，所以不讨论；只讨论他们的轶事。’《晏子传》记载晏子与鲍叔牙交往的事特别详细，这是晏子的轶事，《管子》中没有；由此推断，推荐御者为大夫，使越石父从牢狱中解脱，这也是晏婴的轶事，而《晏子春秋》中没有。假。令。当。时。书。有。是。文。如。今。晏。子。，太。史。公。安。得。称。曰。轶。事。哉。所以我知道这不是原本。唐代的柳宗元，知道怀疑这本书，而认为它出于墨家。墨。氏。之。徒。，去。晏。子。固。不。甚。远。，苟。所。为。犹。近。古。，其。浅。薄。不。当。至。是。。这本书自管仲、孟子、荀子、韩非，下至韩婴、刘向的书，都被剽窃。其中诋毁孔子的事情，本出自《墨子·非儒》篇。写书的人看到墨子有这个意思，晏婴的道义必定与墨翟有相同之处，所以既采纳《非儒》篇入《晏子》，又往往说墨子听闻他的道义而称赞他。这是这本书依附于墨家；而不是墨家弟子写了这本书。况且刘向、刘歆、班彪、班固父子，他们的见识都与太史公不相上下，如果所见像现在的书一样多墨家学说，他们校书为什么把它归入儒家呢？那么是谁写的呢？说，它的文辞浅薄太过，大概是六朝人写的吧。”（《读晏子春秋》）我认为管同的说法很确切。这本书剽窃古书，不必多引，仅举内篇《景公问吾欲观于转附朝舞》一章，与《孟子·梁惠王》篇对照，作伪的痕迹就昭然若揭了。如将孟子的“秋省敛”改为“秋省实”，“饥者弗食”改为“贫苦不补”，“从流下而忘反”改为“从南历时而不反”，“从流上而忘反”改为“从下而不反”，“从兽无厌”改为“从兽而不归”，“乐酒无厌”改为“从乐而不归”，不仅毫无意义且过分，竟然到了不通文理的地步。大概“从流下而忘反”四句，晏子不过是泛泛解释“流连荒亡”四字的意义，并非在切合遵海而南的事实，而这本书却说“从南历时而不及谓之流”，岂不是作伪者强行牵强附会吗！又如“方命虐民”四句，与上面“饥者弗食”四句，是子书中常见的韵语，而这本书却妄删“睊睊胥谗，民乃作慝”及“方命虐民”四句以求简古，这是孟子引用前人书，反而比前人详细，有这种道理吗！大概作伪者意在让后人怀疑孟子不同于晏子，不知道反而让后人怀疑晏子不同于孟子罢了。恽敬说其中“如梁邱据、高子、孔子都讥讽晏子三心；路寝之葬，一说是逢于何，一说是盆成括：大概是由采集拼凑而成，所以书中歧误重复多如此。而最浅陋的：孔子到齐国，晏子讥讽他困于宋、陈、蔡。鲁昭公二十九年，孔子到齐国，至哀公三年，孔子过宋，桓魋欲杀之，明年困于陈蔡绝粮，都在定公十年晏子死后，现在晏子却在孔子到齐国时预先讥讽孔子，岂有这种道理呢！”（《读晏子》）则只是申述《崇文总目》后人采集的说法，而不敢断言其有意作伪。假如这本书不是出于有意作伪，则不应采集孟子与之异同如此；与孟子而异同如此，这正是作伪者的谬误拙劣，而不是采集的疏略了。（页一三二—一三五）

鬼谷子

《汉书·艺文志》没有记载。《隋书·经籍志》开始有，列于纵横家。《唐书·经籍志》认为是苏秦的书。查《史记·苏秦传》说：“向东在齐国拜师学习，师从鬼谷先生。”索隐说：“乐壹注《鬼谷子》书说，苏秦想要神秘其道，所以假托鬼谷之名。”

译既然如此，那么这个人本来就没有考证，何况他的书呢？这无疑是六朝时期伪托之作。晁子止、高似孙都相信它，这是错误的。柳子厚说：“《鬼谷子》是后来出现的，其内容险恶乖戾、刻薄浅陋，恐怕是妄言扰乱世事，难以相信，学者应当不称道它。”宋景濂说：“《鬼谷子》所说的捭阖、钩箝、揣摩等权术，都是小人如蛇鼠般的智巧，家庭使用它就会导致家破，国家使用它就会导致国亡，天下使用它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读书人应当唾弃它而不称道。其中虽然有‘知性寡累，知命不忧’等言论，也不过是平常的话罢了。”恒按：杨升庵认为《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鬼容区》三篇，就是《鬼谷子》。然而这没有考证；即使有，也不是现在所传的版本。

译[考释]

鬼谷子一书，原本有十四篇，现在遗失了两篇。司马贞《索隐》所说的乐壹注本，如今已经失传。此外还有三家注本，也失传了。（页二一上）

[重考]

《汉书·杜周传》注中，服虔说：“抵”字音同“纸”，又音同“羲”，意思是罪行败露后又加以弹劾，苏秦的书中有这种方法。颜师古说：“抵”与“戏”同音，“戏”也有险的意思，鬼谷子有《抵戏》篇。根据这些记载，那么鬼谷子的十四篇，原本应当包含在《汉书·艺文志》所载苏子三十一篇之中，大概苏子是总名，而鬼谷子是其中的别目。《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得到太公《阴符》的谋略，伏案诵读，精简提炼作为揣摩，经过一年，揣摩之术成就。鬼谷子正好有《揣》篇、《摩》篇、《阴符》篇，明显是苏秦自述其所得，并且是重要的部分，所以后来苏子的书亡佚了，而鬼谷子却以别行的方式保存下来。汉代书籍，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苏秦张仪传》、《说苑·善说篇》、《法言·渊骞篇》、《论衡·答佞》《明雩》两篇，以及《风俗通义》，都有引用鬼谷子的话语及事迹。乐壹认为苏秦假托鬼谷之名，尚无大错，至于柳宗元等人缺乏考证，几乎不知道鬼谷子是什么书了。杨升庵说《汉书·艺文志》中有鬼容区，那是在术数略中，与鬼谷子无关。又《后汉书·王符传》李贤注引用苏子一条，以及《太平御览》引用苏子两条，应当都是从其他书中转引而来，未必是唐宋时苏子的书还存在。详细情况参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五—六）

[补证]

眉批按：鬼谷应当是假托的名字。然而自从司马迁有苏秦学习鬼谷先生之言的记载后，汉代人就已经广泛流传此人。扬雄《法言·渊骞篇》说：“有人问苏秦、张仪学习鬼谷的术数，练习纵横的言辞，安定中国各十余年，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诈伪之人，圣人厌恶他们！”王充《论衡·明雩篇》说：“苏秦、张仪，悲叹于坑中，鬼谷先生，泪水沾湿衣襟。”（即《答佞》篇的意思）郭璞《登楼赋》说：“向首阳山的两位老人作揖，招引鬼谷的隐士。”又《游仙诗》说：“青溪深千余仞，其中有一位道士；请问此人是谁？说是鬼谷子。”《文选》注《鬼谷子序》说：“周朝时有豪士隐居于鬼谷，自号鬼谷子，言其远离尘世。”那么，鬼谷子有其人了。《史记·苏秦列传》，裴骃《集解》引徐广说：“颍川阳城有鬼谷，大概是他居住的地方，因此作为称号。”司马贞《索隐》说：“鬼谷，是地名。扶风池阳、颍川阳城都有鬼谷墟，大概是他居住的地方，因此作为称号。”王应麟《玉海》引张守节《正义》说：“鬼谷是山谷名，在洛州阳城县北五里。”那么，鬼谷有其地了。刘向《说苑·善说篇》引用鬼谷子说：“人的不善而能纠正他，是困难的。”《汉书·杜周传》“业因势而抵”，颜师古说：“抵，击也，毁也。音诡，一说，读与戏同。鬼谷有《抵戏》篇。”《文选·蜀都赋》“剧谈戏论”注，“鬼谷先生书有《抵戏》篇。”《史记·田世家》，《索隐》引鬼谷子说：“田成子杀齐君十二代而拥有齐国。”（《庄子·胠箧》篇文字与此相同）苏秦传《集解》：“鬼谷子有《揣摩》篇。”《索隐》引王劭说：“揣情摩意是鬼谷的两章名，并非为一篇。”《太史公自序》：“所以说，圣人不朽，守着时变。”《索隐》：“这出自鬼谷子，司马迁引用它来成就其章节，所以称‘故曰’。”那么，鬼谷子有其书了。然而，总之都是由司马迁的话而来，此前没有称鬼谷的。我私下认为，苏秦当时以一个贫士，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获得权势富贵，不有所依托，不足以取重立异，所以诡称师事鬼谷来欺骗人罢了。不过，岂会有如此韬光匿采、不识姓名的高士，（高士之称，见《中兴书目》。）肯以捭阖、钩箝、揣摩之术，教人获取富贵祸败呢？《史记》所记载，得自传闻，本不足据；自后人纷纷以地充实之，以书附赘之，而后所谓鬼谷先生者，遂若确有其人，而为谈纵横长短术者之所宗矣。古史上假托之名，渐演渐变，往往形成一极有权威之人，此例正多，不仅一鬼谷然也。若其书之伪托，则揣摩两篇，即其铁证：战国策载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期年揣摩成。史记载苏秦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

译苏秦经过一年的揣摩后说：“这可以用来游说当世的君主了。”玩味他的语气，不过是说苏秦伏案研读《阴符》，用了一年的功夫，成就了揣摩的术数，然后出来游说当世的君主罢了。“成”是指成就了这种术数，“出”是指凭借这种术数出仕，并不是说成就了这本书、拿出来了这本书。如今《鬼谷子》中却有《揣摩》篇，这是它不可信的第一点。即使假设《揣摩》是书名，那么这本书是由苏秦刻苦研读太公的《阴符》而来，并非在鬼谷子那里学习的，为什么《揣摩》篇却会在鬼谷子的书中呢？这是它不可信的第二点。如果说苏秦所读的《阴符》，就是现在《鬼谷子》中的《阴符》，那么《阴符》可以归属于鬼谷子，《揣摩》应当归属于苏秦，如今《鬼谷子》既有《阴符》，又有《揣摩》，这是它不可信的第三点。“揣摩”二字，其含义如何，虽然难以确定，但大体上应当连读，不应当分开读。高诱说：“揣，是测定；摩，是契合。测定诸侯，使他们的术数相契合，以成就六国的合纵。”江邃说：“揣度君主的情意，摩近而亲近他。”如果像这两种说法，那么连为一篇是可以的。如今《鬼谷子》却分为《揣篇》和《摩篇》，既单独阐述一个“揣”字，又单独阐述一个“摩”字，意义相关联而文辞不相涉，分开它们不担心显得拘泥吗？如果像王劭所说“揣是揣度情势，摩是摩挲心意”（《太平御览》也称《揣情摩意篇》），那么情与意，混淆本来就容易，揣与摩，距离更加接近，分开它们不嫌重复吗？这是它不可信的第四点。陈三立也凭借《揣摩》篇怀疑《鬼谷子》是伪书（见《读鬼谷子》），但没有把话说尽；现在畅言其说，使人们知道这本书是伪作，仅凭这两个字加以研求诘问，就足以让伪托者无处遁逃，不必烦劳引征广博的佐证。王应麟说：“乐壹有苏秦假托鬼谷之名的说法，而《鬼谷子》中有《阴符七术》及《揣摩》两篇，结合《战国策》的记载，那么《鬼谷子》就是苏秦的书，这是很明显的。”（见《汉书艺文志考证》）不知道这本书中有《阴符》及《揣摩》篇，正是为了暗中迎合《战国策》的记载。《杜周传》服虔注“抵”字说：“抵音低，诡音羲，意思是罪败后又抨弹之。苏秦的书中有这种方法。”这与颜师古的注不同。顾实依据此说，于是认为“《鬼谷子》十四篇，本在《汉书·艺文志》的《苏子》三十一篇中，大概《苏子》是总名，而《鬼谷子》是其中的别目。”（见《重考古今伪书考》）不知道这本书中有《抵巇》篇，正是为了暗中迎合服虔的说法。胡应麟说：“《鬼谷子》，《汉书·艺文志》完全没有记载这本书，文体也不像战国时期，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序传中提及它。查《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苏秦三十一篇、张仪十篇，隋代《经籍志》已亡佚，大概是东汉人根据这两本书的言论，荟萃附益而成此书，或者就是皇甫谧亲手写成，而托名鬼谷，如同子虚乌有那样。”这个说法虽然未见其必然，但说《鬼谷子》就是《苏子》，不如说是《鬼谷子》盗用《苏子》的内容来成书罢了。《苏子》的书早已亡佚，《鬼谷子》是后人伪托，自从后人把《鬼谷子》当作《苏子》，而《苏子》与《苏子》之间，又产生了无端的纠葛。严可均说：“近来有人考证《鬼谷子》的篇目，根据《太平御览》等书所引《苏子》三条，认为其文与《鬼谷子》不类，大概不知道道家的《苏子》，是苏彦而非苏秦。”（见《铁桥漫稿·苏子叙》）黄以周说：“《意林》记载苏淳的话说：‘兰因芳香招致焚烧，膏因肥美被煎煮，翠鸟因羽毛招致杀身之祸，蚌因珍珠破碎腹部。’《北堂书钞》《太平御览》都引用了它。《困学纪闻》认为是苏秦的话固然错误；后人认为是苏彦的话，也不对。”（见《子叙·苏子叙》）把苏淳误作苏彦，把苏彦误作苏秦，把苏秦误作鬼谷子，其弊病都在于不知道《鬼谷子》是伪书。而近代人金天翮说：“鬼谷是沉默的纵横家。纵横家是由他的弟子苏秦、张仪创立的，因为游士而丧失了名声，并连累他的老师被天下人诟病。鬼谷子高蹈出世，不曾求用于世，他的术数未必只传给苏秦、张仪，改朝换代后成为道家宗派，他所以掌握阴阳的关键而效法龟龙，能说不智慧吗！”（见《读鬼谷子》）唉！这与宋濂所说的“小夫蛇鼠之智”相差多远呢！这大概是尤其不善读书者的说法了。（页一三六—一四○）

译尹文子

《汉书·艺文志》名家类著录有《尹文子》一篇。晁公武说：“《尹文子》二卷，由周代的尹文撰写，仲长统加以编定。序言称‘周代的尹氏，在齐宣王时居于稷下，师从公孙龙，公孙龙称赞他。’而《汉书·艺文志》将这本书列在公孙龙之前。查考公孙龙曾客居平原君门下，平原君担任赵惠文王的相国，赵惠文王元年时，齐宣王去世已四十多年了，由此可知尹文并非师从公孙龙。”宋濂说：“仲长统死于汉献帝禅让皇位的那一年，而序言称他‘黄初末年才到京师’，这也与史实不符。（这也是依据晁公武的说法）我因此知道仲长统的序言，大概是后人伪托之作。唉，难道只有序言是伪托的吗！”

[重考]

《尹文子》是魏晋时期人伪造的书。马叙伦说：“如今流传的《尹文子》两篇，言辞浅近，不像战国时期的文章，所阐述的道理尤其杂乱，说是由仲长统编定，然而仲长统的序言，前代学者已证明是伪作，大概这两篇正文与序言都是伪作。”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晁公武的说法也失之粗疏。刘歆说：“尹文的学术本源于黄老之学，与宋钘、彭蒙、田骈等人，一同师从公孙龙。”（见《容斋续笔》卷十四）查考《史记·六国年表》，魏惠王二十九年，中山君担任相国，即《庄子·让王》篇中的中山公子牟，也称魏牟，而《秋水》篇称公孙龙曾向魏牟请教。魏惠王二十九年，即齐宣王元年，可见公孙龙在齐宣王初年就已知名了。至于公孙龙客居平原君门下，应当是他晚年的事。《吕氏春秋·正名》篇说：“齐湣王因此知道喜欢士人，却不知什么是真正的士人，所以尹文询问其原因。”那么尹文也活到了齐湣王时期，从而能与公孙龙以及赵惠文王同时代，大概都是长寿之人。如果《汉书·艺文志》将尹文的书排在公孙龙之前，这样的例子很多，更不足以作为依据。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七）。

[补证]

梁启超说：“今本《尹文子》两篇，精辟的论述很多，它是先秦古籍，毫无可疑；但说它是尹文所作，或是尹文的学说，恐怕不对。《庄子·天下》篇中尹文与宋钘并称，他们的学说认为对天下无益的事，明白它不如停止。名家提出的种种深奥琐碎的问题，都是宋尹一派所谓对天下无益的。所以该学派专门标榜‘见侮不辱’、‘情欲寡浅’两个宗旨，以此周游天下，上劝君主，下教百姓，其余一切闲谈，都一概剪除。《吕氏春秋·正名》篇引用尹文的话，专门论述‘见侮不辱’，正与《庄子》所说的相同。那么尹文显然不是邓析、惠施那一派的名家。今本《尹文子》中‘名以检形，形以定名’等语，都是名家的精髓，然而与《庄子》所说的尹文学风，几乎根本不相容。卷首有一序，题署山阳仲长氏编定，似乎出自仲长统之手。但序中又有‘我黄初末年才到京师’的话，仲长统死于汉建安年间，不可能活到黄初年间，（眉批：《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统死于献帝禅位之年，《三国志·魏书·刘劭传》注引缪袭所撰《仲长统昌言表》，说统死于延康元年，即献帝禅位之年，也就是曹丕称帝的黄初元年。那么仲长统序言说‘黄初末年才到京师’，固然错误；梁氏说统死于建安年间，不能活到黄初，也是错误的。）怀疑是魏晋人所编，假托仲长统以自重。这本书原本是先秦名家的言论，编者不知其作者姓名，于是归之于尹文吗？尹文是齐湣王时的人，见于《吕氏春秋》，班固说是齐宣王时，也有细微的错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唐钺说：“现行《尹文子》上下两篇，可疑之处很多：其一，这本书的来源，据卷首山阳仲长氏序言说：‘我黄初末年才到京师，缪熙伯把这本书给我看，我非常喜爱，但多有脱漏错误，试着条分缕析，定为上下篇。’《郡斋读书志》说：‘李献臣说，仲长氏，就是仲长统；熙伯，是缪袭的字。史传称仲长统死于献帝禅位之年，而这里说黄初末年才到京师，难道是史书有误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写序的仲长氏未必是仲长统，而说晁公武因此怀疑史书有误，未免牵强附会。查《三国志·魏书·刘劭传》：‘缪袭也有才学，多有著述。（注引《文章志》说：袭字熙伯。）缪袭的朋友山阳人仲长统，汉末任尚书郎。’可见写序的人有意影射仲长统，却没有仔细考证仲长氏的年代，以至于露出破绽。而且序言说‘尹文与宋钘、彭蒙、田骈一同师从公孙龙’，尹文大约生于公元前362年至前293年之间，公孙龙在周赧王五十八年，信陵君破秦救赵时还在世，暂且假定此时他七十岁，那么公孙龙的出生年份，最早不过公元前326年，这样尹文应当比公孙龙大三十六岁左右，怎么反而做他的学生呢？这序言是后人伪撰，无疑。其二，引用古书而掩盖来源。如下篇说‘厌恶紫色夺去朱色的光彩，厌恶巧言令色颠覆国家’，见于《论语·阳货》篇。上篇彭蒙说：‘野外的雉鸡野兔，众人追逐，因为归属未定；满市的鸡猪，没有人想占有，因为归属已定。’这是删改引用《吕氏春秋·慎势》篇所引慎子的话。又上篇古语说‘

译“不知无害为君子”这一段，是《荀子·儒效》篇中的话。这里引用孔子和荀子的言论却改写成古语；况且尹文是荀子的前辈，却把荀子的话当作古语，这难道不是奇谈怪论吗！第三，使用秦朝以后的辞藻。先秦时期没有“韵”字，而《尹文子》中却有“韵商而舍征”的说法；汉代才开始有“名法”这个词，而上篇中“名法”一词出现了三次。第四，文体不像先秦风格。例如“趋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贤偏多”，“特厚”与“偏多”对仗过于工整。又如《下篇》中“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这一段，连续使用八个长句，而且字数整齐划一，这不是魏晋以前应有的文风。第五，大段抄袭其他书籍的文字。例如上篇“宣王好射”这一段，共六十九字，与《吕氏春秋·贵直论·壅塞》篇的文字完全相同。《下篇》“孔兵摄鲁相”这一段，共二百多字，与《荀子·宥坐》篇的文字，几乎一字不改。又如《下篇》“郑人谓玉未理者璞”这一段五十字，抄自《战国策·秦策》中应侯的逸文（《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四引用）。“虎求百兽食之”这一段，共八十三字，抄自《战国策·楚策》中江乙回答荆宣王的话。第六，袭用古书却出现疏漏谬误。例如“接万物使分，别海内使不杂”，这是对《庄子·天下》篇“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这句话的误解。又如上篇“见侮不辱”这四句话，以及“苟违于人，俗所不与，苟忮于众，俗所共去”这一段，都失去了《天下》篇的原意。又如《下篇》中田子读书说：“尧时太平。”宋子说：“是圣人用心治理才达到这样的吗？”彭蒙在旁边，越次序回答说：“是圣人的法制治理才达到这样的，不是圣人亲自治理。”田子说：“彭蒙的话对。”这不过是搬弄《天下》篇中的几个角色，不知道田骈、彭蒙本来属于另一家，作者误将论述两家的文字连在一起读，导致宋子与田子、彭蒙的生平事迹混杂不清。况且《天下》篇明确说田骈师从彭蒙，哪有弟子直呼老师名字的道理呢？第七，一篇之中自相矛盾。例如上面说“有名者未必有形”，下面又说：“万名具列，不以形应之则乖”。第八，书中没有尹文子的主张。《汉书·艺文志》将尹文子列为名家，那么尹文子的书中，即使不谈论名理，也应该叙述其“别宥”、“情欲寡浅”、“见侮不辱”等学说。但现行的《尹文子》书中，谈论名理的极少；其余也仅有“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这四句话，而上下文对于“见侮不辱”、“禁攻寝兵”的说法，完全没有发挥。又强行加入“见推不矜”这句话。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论法术权势，这难道不可怪吗！第九，书中有与尹文子主张相反的内容。例如《下篇》中有“以权术用兵，万物所不能敌”这样的话。第十，书中的错误，与序言中的错误相同。书中将宋钘、彭蒙、田骈搅成一团，这是由于误会《天下》篇所致，而序言也说他们与宋钘、彭蒙、田骈一同师从公孙龙。那么，序言既然是伪托，书也是伪托无疑了。或许有人说：“《说苑》记载的尹文子话语，接近道家无为主张；而周氏涉笔引用刘向，《容斋续笔》引用刘歆的话，都说尹文子的本意源自老子，这与今本《尹文子》的内容似乎相合。”然而上述诸书所引，本来不可靠；即使可靠，也只能说是伪撰《尹文子》的人受到了刘氏父子的暗示而已。或许又有人说：“今本《尹文子》中也有精彩的话语，如马总《意林》、陈澧《东塾读书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引皆是。”不知道这不过是伪撰者从古籍中摘取名家、法家的思想，夹杂在文中，以坚定读者的信心罢了。况且后人伪撰古书，虽然难免露出文体上或年代上的错误，也不能断定后人说不出像古人那样精彩的话语。何况《尹文子》中本来有不少浅陋的文字呢？又有怀疑今本《尹文子》是后人补辑的，这也不对。如果是补辑，为什么不把《吕氏春秋》、《说苑》所引用的内容收进去？又为什么会如此误会《庄子·天下》篇？又不应在两篇之中，包含如此多的时代错误及其他破绽。可见此书是伪撰，不是补辑。查魏征《群书治要》所录，以及《意林》、杨倞《荀子·正论》篇注、《容斋续笔》所引，都与今本大同小异。黄震《黄氏日钞》读《尹文子》中“造好牛好马”的说法，又搜集名实相乱的事例来证明，也与今本上篇的文字相合。可见唐宋人所见的，就是今本。只有《文心雕龙·诸子》篇称“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今本恐怕承受不起这样的褒美。大概刘勰所见的不是今本，今本或许是陈、隋年间的人伪托的。《汉书·艺文志》记载为一篇，《隋书·经籍志》记载为二卷，所谓二卷，大概就是今本上下两篇的书吧？姚际恒虽然怀疑《尹

译《文子》是伪书，但没有确凿的证据；本文所列举的内容，可以证明现今流传的《尹文子》确实是伪书了。』（节选自《清华学报》第四卷第一期《尹文和尹文子》）（第141—146页）

译公孙龙子

陈振孙说：“赵国人公孙龙，是阐发‘白马非马’和‘坚白’之论的人。他的学说浅陋迂僻，不知为何能迷惑当世之人。《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十四篇，现在流传的只有六篇。首篇叙述孔穿之事，文意重复。”恒按：《汉书·艺文志》所载而《隋书·经籍志》没有记载，这书是后人伪作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考释]

《公孙龙子》归属于名家，主旨想要综合考察名与实，却使学说变得诡谲，务求广博善辩。孔穿所说的“言辞胜过道理”，可谓确切的评语。至于所谓“《汉书·艺文志》所载，而《隋书·经籍志》无之，其为后人伪作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这类话语，则不能作为定评。况且《孔丛子·公孙龙篇》及《列子·仲尼篇》都详细论述了“白马非马”之说呢！

[重考]

战国时期战乱频繁，马匹极其贵重，所以各国设关守卫，禁止马匹出关。公孙龙于是宣扬“白马非马”的学说，得以骑着白马过关，这就是他闻名于世的原因。现在存世的六篇，看其先后顺序，应当是后人所编排，断然不可能恰好遗失第七篇以下的八篇。然而即使就现存的六篇来考察，其主旨想要综合考察名与实，而务求广博善辩，正是杨倞在《荀子》注中所诋毁的“曲说异理”。吕祖谦称：“告子说‘他比我长，我就认为他长；他比我白，我就认为他白’，这话大概是‘坚白同异’说的源头，孟子用多章辨析，列举玉、雪、羽、马、人五种白色的说法，借他的矛来攻击他，而他的伎俩就穷尽了。”然而这也只是儒者的看法而已。新旧《唐书·经籍志》都有陈嗣古、贾大隐的注本，现在都已亡佚，只有宋代谢景初的注本尚存，谢景初的词意不及公孙龙，却想要伸张公孙龙的道理，难怪懂得公孙龙著作的人，日益减少了。另详《汉书·艺文志》讲疏。

[补证]

眉案：周代有两个公孙龙。汪琬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公孙龙字子石，《孔子家语》认为他是卫国人，郑玄又认为他是楚国人，已经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推论岁月，决不是赵国辩论‘坚白同异’的那个人。公孙龙比孔子小五十三岁。年表记载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这一年是周敬王十四年，公孙龙二十岁。到周赧王十七年，这一年是赵惠文王元年，封公子胜为平原君，距离孔子去世已经一百七十九年了。公孙龙如果还在世，应当一百九十八岁，难道是人妖吗！所以我认为春秋战国之间，应当有两个公孙龙，决不是一个人。”俞樾《庄子人名考》也说：“根据《弟子列传》，公孙龙比孔子小五十岁，而说‘坚白异同’的公孙龙，则与孔穿同时。考察《孔子世家》，孔穿是孔子的曾孙，距离孔子六代了，必然不能与比孔子小五十岁的公孙龙辩论。《庄子》书中的公孙龙，就是与孔穿辩论的那个人，而不是孔子的弟子。”现在这本书《公孙龙子》的作者，应当属于后者。《公孙龙子》中的《通变》、《坚白》、《名实》三篇，内容文字，多与《墨经》上下经及《经说》上下四篇相同；而《庄子·天下篇》所列举的二十一事，《列子·仲尼篇》所列举的七事，也可以与《墨辩》和公孙龙的著作相互参证阐发。大概公孙龙以广博善辩驰骋当时，后来的学者虽然多有诋毁讥讽，都不能摒弃他的学说而不加讨论。他的学说，大体以探究精微深奥，考察名实为归宿。与《墨辩》关系最深。而他主张停止战争，又与墨子“兼爱”、“非攻”的学说相合。那么他也是墨子之后的一位才士了。然而现在这本书《公孙龙子》六篇，究竟是否出自公孙龙之手，则非常可疑。根据《汉书·艺文志》，《公孙龙子》十四篇，颜师古说：“就是辩论‘坚白’的人。”现在的书由十四篇减为六篇，而第一篇首句“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明显是后人所加的传略，那么六篇实际上只得五篇了。第七篇以下都亡佚了。第二至第六这五篇，每篇就题目申发演绎，变化无穷，无愧于广博善辩；然而公孙龙的重要学说，几乎都概括在这五篇之中，那么第七篇以下的篇章，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虽然根据诸书记载，五篇之外，不无未阐发的余义；然而

译又怎能铺陈到八九篇那么多呢？因此，我始终怀疑这是后人研究名家学说的人，附会《庄子》《列子》《墨子》等书而成的，并非公孙龙的原本著作。只有姚氏仅凭“《汉书》有记载，而《隋书·经籍志》没有收录”，就断定此书为伪作，这并不能作为确凿的证据；所以近代学者王管以“世道混乱、战火纷飞，典籍流散，即便有晦暗显达的遭遇，难道就能以此作为真伪的界限吗？”来反驳他（见《读公孙龙子叙录》），确实是对的。况且现在的这本书虽然不是原书，但既然能够推演各种记载，不违背其宗旨意趣，那么想要研究公孙龙的学说，也未尝不可以从这本书入手。

译商子

《汉书·艺文志》法家类著录有《商君书》二十九篇。周氏涉笔评论说：“《商鞅书》中也多附会后世之事，借取其他言辞，并非商鞅原本所论述的内容。其中精辟切要之处，《史记》列传已经概括殆尽。凡是《史记》没有记载的，往往是著书者所附会添加的。”

[考释]

《商君书》之所以被认为是伪作，是因为其开篇就称秦孝公的谥号。因此说它不是商鞅亲手所写，但也不是秦朝后人所能伪造的。《通志·艺文略》说：“法家《商君书》五卷，秦相卫鞅撰写。汉代为二十九篇，现在亡佚了三篇。”《直斋书录解题》说：“杂家类《商子》五卷，秦相卫鞅撰写。《汉书·艺文志》记载为二十九篇，现在为二十八篇，又亡佚了一篇。”现在考证实际只有二十六篇，又亡佚了《刑约》第十六篇及第二十一篇两篇。（页二二下—二三上）

[重考]

现在的《商君书》，应当还是《汉书·艺文志》法家类所著录的旧本，只是有残缺。凡是诸子之书，大多不是作者本人亲自撰写，而是死后由门徒、学生或宾客，为之搜集编纂成书，所以往往时代不符。《商君书》中的《来民》《弱民》两篇，都涉及商鞅死后的事情，读者分别看待即可。周氏的说法，实在不足为据。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九）

[补证]

眉批按：吕思勉在《经子解题》中说，“《通志》说二十九篇亡佚其三，《直斋书录解题》说二十八篇亡佚其一，严万里得到元刻本共二十六篇，实际为二十四篇。《史记·商君列传》太史公说：‘我读商鞅的《开塞》《耕战》书，与其人的行事相类似。’《索隐》说：‘按商鞅书中，开指刑罚严峻则政教开通，塞指布施恩惠则政教闭塞，其意本于严刑少恩；又指开阡陌以耕种，以及说斩敌首级赐爵位，这是《耕战》书的内容。’所解释的‘开塞’之义，与今本不符。晁公武说司马贞未曾见过此书，胡乱解说。现在我认为‘开塞耕战’，大概是总括全书主旨，并非专指一两篇，《索隐》的意思也是如此，晁氏自己误解了。《尉缭子·兵教下》中，开塞指划分地域以限制，各自坚守职责而死守，这是‘开塞’二字的古义，《索隐》或许误释。然而说司马贞未曾见过《商君书》固然不对；又因为与《索隐》不合而怀疑今书为伪作，也不对。现在的《商君书》精义虽然不及《管子》《韩非子》多，但终究是古书，并非伪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认为“《史记》称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想造反，惠王于是车裂商鞅示众。那么孝公去世后，商鞅忙于逃命都来不及，怎么能著书如平日所著，那必定是在孝公在世时，又怎么会在开篇第一篇就称孝公的谥号？大概是法家流派，搜集商鞅的遗论编成此书罢了。”顾实说“《来民》篇说：‘现在三晋不能战胜秦国四代了，自从魏襄王以来，野战不胜，守城人心动摇。’《弱民》篇说：‘秦军到来，鄢郢被攻占如同摇落枯叶，唐蔑死于垂沙，庄蹻在楚国内部起事。’（眉批按：《商子》原文为‘庄蹻发于内，楚分为五’，《荀子·议兵篇》作‘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这些都是秦昭王时期的事情，不是商鞅所能见到的。”（《汉书艺文志讲疏》）我认为，说今书不是司马贞所见的书可以；说司马贞未曾见过今书也可以。但就今书而言，既然搀入了商鞅死后的事情，其非商鞅所撰无疑。司马贞是唐人，即使见过今书，而所解释又不误，也不能说它不是伪作，何况这本书精义本来就不多呢！吕思勉随意说终究是古书，并非伪撰，毫无根据。俞樾《诸子平议》说：“《日知录》说‘古代没有一天分十二时辰的说法，自汉代以下，历法逐渐精密，于是将一天分为十二时辰，不知始于何时，至今不废。’然而此书已言年月日时，那么六国时已有此说了。我想所谓的‘时’，尚是平旦、鸡鸣之类，而不是现在所说的十二时辰吧？”俞樾因为此书并举年月日时，怀疑十二时辰的划分，应当始于六国；接着又怀疑始于六国太早，再用平旦、鸡鸣之类来解释。其实，此书既然述及长平之战，那么距离汉朝兴起不过六十年，怎么知道不是伪托于历法既密、《史记》既行之后的呢？（页一四九—一五一）

鹖冠子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有《鹖冠子》一篇。旧称鹖冠子是楚国人，隐居著书。柳宗元说：“我读贾谊的《鵩鸟赋》，赞赏其文辞，而学者认为全出自《鹖冠子》。我往来京师，寻求此书，没有见到。到了长沙，才得到此书读之，全是浅陋之言。我猜想喜好贾谊的人伪造了此书，用《鵩鸟赋》来文饰它。《史记·伯夷列传》称贾谊说：‘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殉权。’不称《鹖冠子》。司马迁号称博览群书，假如当时有其书，司马迁岂能见不到呢？”陈振孙说：“韩愈颇称道此书，而柳宗元认为全是浅陋之言。现在考证，柳宗元的说法更正确。”恒按：《鹖冠子》，《汉书·艺文志》只著录一篇，韩愈所读的有十九篇，《四库全书》书目有三十六篇，逐代增多，为什么呢？大概原本不多，其余全是后人增入的吧？

译[考释]

《鹖冠子》一书，从《汉书·艺文志》起就遗失了著者的姓名。陆佃曾经为它作注。（页二三下）

译【重考】

《汉书·艺文志》记载，《鹖冠子》为一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均记载为三卷，而《读书志》、《通志》均记载为八卷。晁公武说：“现在的书有八卷，前三卷共十三篇，与现在流传的《墨子》书相同；中三卷十九篇，唐代韩愈所称道的《爱博选》、《学问》两篇都在其中，柳宗元所非议的《世兵》篇也在其中；后两卷有十九论，大多称引汉代以后的事情，都是后人杂乱附益的内容。现在削去前后五卷，只保留十九篇，大概能得到它的真貌。”然而晁公武虽然记载了八卷的本子，但还是删减为三卷，这就是现在通行的《鹖冠子》十九篇。《汉书·艺文志》大概是以卷为篇，或者当时尚未分篇，韩愈所读的只有十六篇。《四库全书总目》说有三十六篇，也是晁公武的话，“三”字是误衍。姚氏都没有考证清楚。沈钦韩说：“其中庞暖论兵法，《汉书·艺文志》原本在兵家，是后人附合进去的。”这就是由十六篇增加到十九篇的原因，虽然增加了，但也是古书相合的内容。这本书论述天地人三才变通、古今治乱的道理，虽然夹杂黄老、刑名之学，但究其归宿，好像散乱而无归属一样，然而它奇异的言论、深奥的宗旨，也往往存在，所以韩愈颇加称道。详细情况参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一○）

【补证】

眉案：这本书决然是后人伪托。前人大多以《博选》、《王铁》、《世兵》等篇为疑点，现在试着校勘如下：《博选》篇说：“博选，以五至为根本。所以，面向北方侍奉他，那么胜过自己的人就会到来；先快步走而后休息，先提问而后沉默，那么十倍于自己的人就会到来；别人快步走自己也快步走，那么与自己相当的人就会到来；靠着几案拄着手杖，指挥使唤，那么仆役就会到来；喜欢叹息、厌恶呵斥，那么徒隶之人就会到来。所以，称帝的人与老师相处，称王的人与朋友相处，亡国的君主与他的徒隶相处。”这与《战国策》中“郭隗对燕昭王说：称帝的人与老师相处，称王的人与朋友相处，称霸的人与臣下相处，亡国的人与仆役相处。弯着手指侍奉他，面向北方接受教导，那么百倍于自己的人就会到来；先快步走而后休息，先提问而后沉默，那么十倍于自己的人就会到来；别人快步走，那么与自己相当的人就会到来；靠着几案拄着手杖，斜眼看人、指使他人，那么仆役之人就会到来；如果放纵暴戾、奋起攻击，践踏呵斥，那么徒隶之人就会到来。这是古代遵循道义、招致士人的方法。大王如果真能广泛选拔国中的贤者，在门下朝见他们，天下听说大王朝见贤臣，天下的士人必定会奔向燕国”相同。《王鈇》篇说：“庞子说：希望听听天曲日术。鹖冠子说：他制定城邑、治理都城，使熟悉事务的人管理，五家为伍，伍设伍长，十伍为里，里设官吏，四里为扁，（陆佃解释扁应当是甸。）扁设扁长，十扁为乡，乡设乡师，五乡为县，县有啬夫治理，十乡为郡，有大夫镇守。”这与《齐语》中“管子于是制定国制，五家为轨，轨设轨长，十轨为里，里设里司，四里为连，连设连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负责军令”相同。《世兵》篇说：“明智的人计算周全，明达的将领不违背时机而放弃利益，勇敢的战士不畏惧死亡而毁灭名声。因此，忠臣不先顾自己而后顾君主。所以曹沫做鲁国的将领，与齐国交战三次而丧失千里土地，假如曹子不考虑后果，刎颈而死，那么就不免成为败军之将、被擒之将。曹子认为败军被擒不是勇敢，国家削弱、名声毁灭不是智慧，自身死亡、君主危险不是忠诚，所以退下与鲁君商议。齐桓公会合诸侯，曹子凭借一剑之力，在坛位之上劫持桓公，脸色不变，言辞语气不混乱，三次战争所丧失的土地，一天之内就收回了，天下震动，四邻惊骇，名声流传后世。所以曹子抛弃愤怒怨恨之心，建立终身之功，舍弃细微的羞愧，树立累世之名。”这与《战国策》中鲁仲连给燕将的信“我听说，明智的人不违背时机而放弃利益，勇敢的战士不畏惧死亡而毁灭名声，忠臣不先顾自己而后顾君主。曹沫做鲁君的将领，三次交战三次败北，丧失千里土地，假如曹子的脚不离开阵前，不考虑后果就出去，必定死而不生，那么就不免成为败军被擒之将。曹子认为败军被擒不是勇敢，功业废弃、名声毁灭，后世没有称颂不是智慧，所以抛弃三次失败的耻辱，退下与鲁君商议。曹子认为遇到齐桓公拥有天下，朝见诸侯，曹子凭借一剑之力，在坛位之上劫持桓公，脸色不变，而言辞语气不混乱，三次战争所丧失的土地，一朝就收回了，天下震动惊骇，威信震慑吴楚，名声流传后世。所以抛弃愤怒怨恨之心，成就终身之名，消除感愤之耻，建立累世之功”相同。其中说“‘乘流以逝，与道翔’，‘彼时之至，安可复还，安可控搏’，‘水激则旱，矢激则远，精神回薄，振荡相转’，‘迟速有命，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职其时至人遗物，独与道俱，纵躯委命，与时往来’，‘祸乎福之所倚，福乎祸之所伏，祸与福如纠缠，浑沌错纷，其状若一，交解形状，孰知其则’，‘众人唯唯，安定祸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失反为得，成反为败，吴大兵强，夫差以困，越栖会稽，勾践霸世，达人大观，乃见其可’，‘至德无师，泛泛乎若不系之舟

译能够凭借才能成就的人得以济世，没有才能的人则导致倾覆。天不能与之谋划，地不能与之思虑。圣人舍弃外物，顺从道理而取舍；众人狭隘拘泥，被嗜欲所逼迫；浅薄的人确立自己的趋向，因好恶而自我恐惧；夸耀的人死于权势，自视高贵而矜持容貌；烈士为名节而死，贪婪的人为钱财而死，至于博取的人供给不足，知晓时势的人有什么可羞耻的呢？细微的琐事，哪里值得怀疑。这与贾谊《鵩鸟赋》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缠，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兮，焉职其时”，“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搏”，“小智自私兮，残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何，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称亿”，“寥廓忽荒兮，与道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澹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细故蒂芥，何足以疑”等话语相同。剽窃、抄袭、颠倒的痕迹，历历可见，而以《鵩鸟赋》为尤为明显。柳宗元的辨析非常正确。李善注《文选》中的《鵩鸟赋》，多处引用《鹖冠子》，而颜师古注《汉书》贾谊传，却几乎未提及，那么注书也贵在有见识啊。沈钦韩说：“其中庞暖论兵法，《汉书·艺文志》本在兵家，是后人附会。”（《汉书疏证》）王闿运说：“道家《鹖冠子》一篇，纵横家庞暖二篇，《隋书·经籍志》道家有《鹖冠》三卷，没有庞暖的书，而篇卷恰好相合，隋朝以前误将二者合并。凡是庞子的言论，都应当归入暖书。”（《湘绮楼集题鹖冠子》）但只怀疑庞子，可谓没有窥见全貌。胡应麟说：“《鹖冠》，韩愈、柳宗元两种说法，自相纷扰。（眉批按：柳宗元认为全是浅陋之言，韩愈说‘假使这个人遇到时机，援引他的道理施行于国家，功德难道会少吗！’均见本集。）宋景濂说‘这本书本来晦涩，后人又混杂以鄙俗浅陋的内容，所以读者厌弃它，不再详细探究其旨意。’我认为这本书杂乱无序，确实难以作为战国文字的依据，然而词气瑰丽奇特深奥，时常有之，似乎不是东京以后的人所能办到的。陆佃解释《鹖冠》，说‘这本书杂糅黄老刑名，但探究其归宿，有时像散乱无家的人，然而奇言奥旨，也往往有之。’此论非常公正且确凿。大概这本书本是道家，流入刑名，本来不足为怪，而《近迭》、《世兵》、《天权》、《兵政》等篇，始终都是论兵的话，考察《七略》，兵家有《鹖冠子》，虽然班固省略了，但汉代尚且流传，后人混为一谈，又杂以五行家，所以驳杂没有统绪，陆氏不详细考察《艺文志》，因此这样说。”（《四部正讹》）可见《鹖冠》不仅附会了纵横家、兵家的庞暖，（应麟也怀疑《世贤》、《武灵》两篇，是兵家庞暖的书，见同上。）也附会了兵家的《鹖冠》了。然而还说不是东京以后的人所能办到的，难道应麟对于韩愈、柳宗元两种说法，未能有所选择吗？我认为今本《鹖冠》的伪托，必须以柳宗元的说法为定论，浅陋杂凑，不仅仅是附会其他书籍的意思。《文心雕龙·诸子》篇有“鹖冠绵绵，亟发深言”的话，推测刘勰所见，一定不是今书；如果像今书这样浅陋杂凑，又怎么能称之为深言呢？（页一五二—一五六）

译慎子

据称由赵国人慎到撰写。《汉书·艺文志》法家类著录有《慎子》四十二篇。《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卷。《崇文总目》著录为三十七篇。如今仅存五篇，其书为伪作便可知晓。

[考释]

慎子的主旨在于依据事物本然的规律，各自确立一定的法则来遵守，既不向法则之外寻求，也不在法则之内宽纵，这样上下就能安定，可以清静无为而治。然而法律有不可行的地方，形势所迫不得不以刑罚来整肃，黄老之学由此转变为申不害、韩非的法家，这就是其转折的关键。《史记》说：“慎到，赵国人。学习黄老道德之术，因而阐发并序述其旨意，所以慎到写了十二篇论著。”（页二三下—二四上）

[重考]

《慎子》并非伪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四十二篇，如今仅剩余七篇，严可均从《群书治要》中辑录出来。然而以四部丛刊本收录的最为丰富，虽然有所残缺，但所述内容尚明白纯正，统摄根本贯穿末节。大抵以道为本而附合人情，主张法治而责成君主，并非全属刑名家的言论。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一一）

[补证]

眉批：胡韫玉《周秦诸子书目》说：“《慎子》，《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入杂家。如今阅读其书，如说：‘法律即使不完善，也胜过没有法律。’又说：‘君主依靠法律而不亲自干预，那么事务就由法律决断。法律所施加的，各自按照职分承受赏罚而不期望君主，因此愤怒不产生而上下和谐了。’又说：‘有权衡的不可用轻重欺骗，有尺寸的不可用长短差错，有法度的不可用诈伪取巧。’这些都是法家的精辟言论，所以仍归入法家。”我认为这不过是常谈，并非精辟之言。《庄子·天下篇》说“慎到摒弃智巧、去除自我而顺从不得已，冷漠地对待事物以作为道理。推一下才行动，拉一下才前往，像旋风回旋，像羽毛旋转，像磨石滚动。豪杰们相互嘲笑说：慎到的道，不是活人的行为，而是死人的道理，恰好显得怪异”等等，在如今的《慎子》书中，似乎没有丝毫影响。《天下篇》虽然是后人所作，如果能见到如今的《慎子》，不应再有这样的话。《荀子·非十二子篇》说：“崇尚法律却没有法律，下面修饰而喜欢妄作，上面听从君主，下面顺从习俗，整天谈论成文的典章；等到纠察时，却茫然无所归宿，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然而他们所持的有根据，所说的成条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慎到、田骈。”那么说慎子崇尚法律了，然而仔细体味如今的《慎子》，也与荀子的评价不相符。虽然刑名之学，源于道德，慎到的“弃知去己”，未尝不可以“用无知的法治，代替有知的人治”来解释；然而如果慎到的道，果真仅如书中所述，那么慎到只是一个普通的法治家，那些豪杰为何嘲笑他“不是活人的行为，而是死人的道理”呢？我认为如今的《慎子》文字明白，不像先秦残存的典籍，应当是由后人抄撮诸子法家的言论而成。《文献通考》引用周氏《涉笔》说：“稷下善于谈论的人，如慎到最为摒弃虚妄，剪除枝叶，以道为本而附合人情，主张法治而责成君主，不是尹文、田骈之徒所能企及的。五篇虽然简约，但明白纯正，统摄根本贯穿末节。”果真如所说，其书确实是伪托了。四十二篇仅存五篇，又怎能统摄根本贯穿末节？五篇能统摄根本贯穿末节，那么其余三十七篇不都是多余的吗？（其实书虽伪托，在唐以前应当不止五篇，所以马总《意林》所采的十二条，都不见于今书，而严可均从《群书治要》辑录的，大概有七篇，但也只得七篇罢了。《崇文总目》三十七篇，不可考证。）又按四部丛刊影印的江阴缪氏《慎子》钞本，是由海宁陈氏所藏的明万历年间吴人慎懋赏刻本抄录得来的。分为内、外篇。梁启超说“其书鄙俗芜杂，将现存的五篇改头换面，文义全不相属；诸书佚文，则一无所采；又攀引《孟子》书中的慎滑厘为慎到；（眉批：慎子名到，《史记》等书皆同，另有一慎子名滑厘，见《孟子》。而《庄子·天下篇》说慎子学习墨子弟子禽滑厘之术，后人不知其为两人，故有疑为师弟子恰好同名的。其实《孟子》的慎滑厘，不是《庄子》的慎到。慎懋赏大概是故意攀引的。）又因《史记》的文字，而伪造为邹忌、淳于髡、慎到、田骈、接子、环渊问答语。真所谓小人无所忌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罗根泽作《慎懋赏本慎子辨伪》，列八条证据来驳斥，（见《燕京学报》第六期）都很确凿，可参阅。（页一五七—一五九）

于陵子

刘向曾进献《于陵子》，如今已不传世。这是明代姚士床伪撰的，见于《秘册汇函》。又宋代郑思肖《心史》，相传也出于姚士床之手，世人因此说姚士床伪造。我按《心史》言辞很多，而且郁勃愤懑，自是一种具有至真性情的隐逸之士的笔触，不可伪造。姚叔祥与胡孝辕等人喜好搜求古籍，说在吴门承天寺井中得到的。林茂之序言，说僧人君慧浚井所得，或许是真的。不敢附和认为是伪书，附此辨正。

[重考]

于陵子明代姚士

译《于陵子》是伪造的。清代《四库全书》杂家类存目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叔祥就是士床。胡孝辕就是胡震亨。然而刘向的序录也是伪作，这与《关尹子》有刘向序录的情况完全相同，《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记载《于陵子》。姚氏说“现在没有流传”，这是考证失误，错得厉害。（卷三，页一一至一二）

译[补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旧本题为齐国陈仲子所撰。王士祯在《居易录》中说：‘万历年间，学士多撰写伪书以欺骗世人，如《天禄阁外史》之类，人们大多知道；如今类书中刻印的唐代韩鄂《岁华纪丽》是海盐人胡震亨（字孝辕）伪造的，《于陵子》则是他的朋友姚士粦（字叔祥）所作。’全书共十二篇：第一篇叫《畏人》，第二篇叫《贫居》，第三篇叫《辞禄》，第四篇叫《遗盖》，第五篇叫《人问》，第六篇叫《先人》，第七篇叫《辩穷》，第八篇叫《大盗》，第九篇叫《梦葵》，第十篇叫《巷之人》，第十一篇叫《未信》，第十二篇叫《灌园》。书前有元代邓文原的题词，称前代《艺文志》和《崇文总目》中都没有收录，只有石廷尉熙明家中收藏；又说此书是从道士那里得到的，这种说法自相矛盾。又有王鏊的一篇引文和一篇跋文，但王鏊的文集中都没有这些文字，其伪作性质可以验证。只有沈士龙的一篇跋文，引用扬雄《方言》中记载的齐语，以及《竹书纪年》《战国策》《列女传》中记载的沃丁杀伊尹、齐楚在重邱交战、楚王聘请陈仲子为相的事情，证明这是古书，这种说法颇为巧妙。然而摘取这四部书来伪造，又援引这四部书来证明不是伪作，这正是朱熹所说的用《天问》来编造《淮南子》，又用《淮南子》来注解《天问》的做法。沈士龙与姚士粦交好，这大概是共同伪造的人罢了。末尾有徐元文的跋词，尤其浅陋鄙俗，这又是近代书商增加的，用来冒充传是楼旧本的了。”（页一六○）

《孔丛子》

称汉代孔鲋所撰。《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都没有收录。宋代《中兴书目》才开始有记载。嘉祐年间，宋咸为之作注。前人辨明《孔光传》，孔子八世孙孔鲋，担任陈涉的博士，死在陈地，本来就不能算是汉代人；而书中记载了孔鲋去世之后的事，其第七卷名为《连丛子》的部分，又记载了太常臧以下，直到延光三年季彦去世的事，那么又怎么能说是孔鲋所撰呢！又书中记载孔子与子思问答的话语：子思六十三岁时，正值鲁穆公在位；鲁穆公即位，距离孔子去世已有七十年，子思或许还未出生，怎么会有问答之事呢！又《儒林传》所载担任博士的人叫孔甲，颜师古说：“名鲋而字甲。”此书称名鲋字子鱼，也不相符合。又《汉书·艺文志》杂家中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本注说‘黄帝史官，或说是夏帝时的人’，与孔鲋毫无关系；《中兴书目》却说‘一名《盘盂》’，也是错误的。李灨认为这是东汉末年季彦等人所作。朱熹认为是注者伪作，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如果是东汉人，《隋书·经籍志》怎么会没有记载呢！

[考释]

此书近代已证明与《孔子家语》同出于三国时期王肃之手。李灨序言说：“唉，这本书！果真是孔鲋的手笔吗？”查《汉书·艺文志》没有《孔丛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杂家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宋代晁公武说：“《孔丛子》，怀疑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孔甲《盘盂》。”（页二五上）

[重考]

《隋书·经籍志》论语类下有《孔丛》七卷，注解说陈胜博士孔鲋所撰。其序录称“《孔丛》《家语》，都是孔氏所传的仲尼旨意。”大概现在存世的《孔丛子》《孔子家语》两书，都出自王肃的依托。王肃伪造《家语》，前面已经见过，清代儒者多认为伪《古文尚书》及《孔氏传》也出自王肃之手。所以《孔丛子·论书篇》说：“宰我问‘禋于六宗’是什么意思？孔子说：所尊崇的有六项，都是洁净地祭祀它们。在太昭埋少牢，是用来祭祀四时的。在坎坛举行祖迎之礼，是用来祭祀寒暑的。在郊宫设立主位，是用来祭祀日神的。夜明是用来祭祀月神的。幽禜是用来祭祀星辰的。雩禜是用来祭祀水旱的。禋于六宗，说的就是这些。”这种说法与伪《孔传》伪《家语》相同，这就是王肃伪造《孔丛子》的证据。朱熹认为是注者伪作，却不知道宋咸注此书，宋咸根本没有作此书的魄力。只是此书记载孔氏之事，上起季周时期的孔子，下讫东汉时期的季彦，那么所谓《孔丛》，仍然还是《孔子家语》的意思罢了。《隋书·经籍志》说孔鲋所撰，也特别不符合事实。（卷三，页一二—一三）

[补证]

臧琳《经义杂记》说：“《礼记·祭法》‘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注：‘相近应当是禳祈的声误。禳是退却的意思，祈是祈求的意思，寒暑不时，就有时禳之，有时祈之，寒在坎，暑在坛。’《释文》：‘相近依注读为禳祈，如羊反，下音巨依反，王肃作祖迎。’按禳字从襄，襄与相声乱，祈近都是斤声，所以禳祈误为相近，注义很精当，郑玄不说相近或为祖迎，就知道本来没有作祖迎的。《孔丛子·论书》说：‘祖迎于坎坛，所以祭寒暑也。’与王肃相同。《孔丛子》也是伪书。朱熹说：‘其文软弱，不类西汉，多似东汉人语。’琳考此书解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禋于六宗’，都与伪孔传及王肃相合。《书正义》说，只有王肃依据《家语》六宗与孔传相同。那么《孔子家语》说禋于六宗，也是取《祭法》的说法。其‘相近于坎坛’句，必定作‘祖迎于坎坛’。”

译如今《家语》并非完整之书，所以没有这段文字，孔颖达所依据的唐代版本则有。我曾怀疑《孔子家语》、孔安国《书传》、《孔丛子》都出自王肃之手，所以它们的文字往往互相沿袭。大概这三本书都假托孔氏之名，以博取人们的尊崇信任，用来修改郑玄的说法而申述自己的意见，驳斥郑玄错误而证明自己正确之处，无不从中取材，所以这三本书就是王肃的罪证。试着用这一条来论述，郑玄认为“相近”是“禳祈”因音近而产生的讹误，王肃在《礼记》中改为“祖迎”，认为写成“相近”的，是字形相似造成的讹误，而不是音近造成的讹误。他又担心后人不信他的说法，于是假托《家语》来证明；又担心后人连《家语》也怀疑是自己私自编定的，所以又著录在《孔丛子》中来证明。王肃的诡计多端、费尽心机，往往如此，如果不是好学深思、心领神会的人，恐怕急切地寻求解答也找不到。』眉批按语：怀疑《孔丛子》文体的人，不只是朱熹，洪迈、戴表元也怀疑它。洪迈的话说：『前汉枚乘给吴王刘濞的信中说：“拿一根细线承担千钧重物，上面悬挂在极高之处，下面垂向不可测度的深渊，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知道哀怜它将要断绝，马正受惊，却敲鼓惊吓它，绳子正将断，又加重物压它，绳子断在天上，无法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孔丛子·嘉言》篇记载子贡的话说：“拿一根细线承担千钧重物，上面悬挂在极高之处，下面垂向不可测度的深渊，旁人都哀怜它将断，而制造者不知其危险，马正受惊，敲鼓惊吓它，绳子正将断，加重物压它，绳子断在高处，坠入深渊，其危险必然了。”枚乘完全用了这段话，《汉书》注各家都不引用，只有李善注《文选》有。我按《孔丛子》一书，《汉书·艺文志》不记载，大概是刘向父子没见过的。但儒家中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现在这本书末尾，有《连丛子》上下两卷，说孔臧著书十篇，怀疑就是它。然而所谓《丛子》，本是陈涉博士孔鲋子鱼所编集，共二十一篇，分六卷，唐以前不为人所称引，到嘉佑四年宋咸才开始注释进献，于是流传于世。现在读它的文章，完全没有楚汉间的气骨，难道不是齐梁以来好事者所作吗！』（《容斋三笔》）戴表元的话说：『子鱼生于战国末年，一次为陈涉出仕，知难而退，遗言隐行，不传于世的一定很多，哪里是搜罗一二，自我炫耀，大肆附会于先君之列，而称之为著书呢？张耳、陈余二人，汉初被称为贤士，又有人把叔孙通当作圣人，现在书中多次引用他们的名字，这是后人所假托的，就像房玄龄、杜如晦对于《文中子》一样。《连丛》也不是孔臧所作。它的四篇赋尤其粗劣，没有西汉人的语气，两书依傍旧实，仅仅不失体统。我所以读而怀疑它。然而诸子书自列御寇以下，大多不是正文，君子对于书，因为它可以端正人心，平息邪说，就保留它。《孔丛子》矫矫然坚守经生之学，试着读而实行，其心对于贫贱患难，不苟且辞退了。这不是孔氏子孙或其门徒，谁能做到呢？』（《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十三《读孔丛子》）大概这两个人还不知道是王肃伪撰。清人论述《孔丛子》为王肃伪撰的很多，以臧琳所辨，意思虽不在《孔丛》，但最能显示王肃重叠作伪的肺腑，所以举此以概其余。只有姚氏依据高似孙《子略》、宋濂《诸子辨》的说法，怀疑子思年六十三（“三”是“二”的误写），不及与孔子问答，也难以遽定。汪琬跋《子略》说：『《汉书·孔光传》首先记载孔氏谱牒，孔子生伯鱼鲤，鲤生子思伋，伋生子尚高，那么伯鱼是子思父亲是确定的。《家语》说孔子二十岁，娶亓官氏，第二年生伯鱼，伯鱼五十岁，先孔子去世，孔子后三年才去世，如果子思还没出生，那么孔氏谱牒不足以依据吗？《史记·鲁世家》，穆公即位时，距离孔子已经七十年，子思寿命只有六十二岁，如果穆公时还在，那么与孔子相隔很久了，他离开伯鱼应当更远，不能是他的儿子；然而遍考诸书，又不说孔子有其他支庶，为什么呢？我认为应当从《孔丛子》。大概《孔丛子》与谱牒，都出自孔氏子孙之手，其说法必有证据，不同于其他书的主观推测。』（《尧峰文钞》卷三十九）那么相信孔子与子思有问答之事，但无法消除子思年六十二的疑问。梁玉绳说：『王肃《家语》后序从《史记》作六十二：考察伯鱼先孔子去世，那么孔子去世时，子思应当不太幼小，而《孟子》《檀弓》并称子思在鲁穆公时，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子思是穆公的老师。孔

译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历经悼公、元公，到鲁穆公即位那年，已经七十年了，怎么可以说子思享年只有六十二岁呢？毛氏《四书剩言》记载《王草堂复礼辨》说，《史记》中的“六十二”是“八十二”的误写；曲阜孔农部《继汾阙里文献考》也这样说，应当没有错。刘恕在《外纪》中根据《孔丛子·记问篇》里子思与孔子的问答，以及《抗志篇》中子思居卫、鲁穆公去世的记载，对子思的寿命表示怀疑；但他不知道《孔丛子》是伪书，本来就不值得相信，《通考》卷二百九引用《书录解题》及《余冬叙录》卷二十六都对此进行了辨析。《通鉴》记载子思说“苟变在卫国做侯”，时间在周安王二十五年，这也是误信《孔丛子》的缘故。』（《史记志疑》卷二十五）既然这样，那么孔子与子思的问答本来就不值得相信；即使《史记》所载也是错误的。王肃《家语后序》跟随《史记》写成六十二岁，难道不是疏忽吗！叶适也说《孔丛子》所载子思的年月，完全无法考证。（《习学记言》卷十七）至于《四库提要》说：“《水经注》引用《孔丛子》说：‘夫子墓茔方圆一里，在鲁城北六里泗水之上，众多孔丘的封冢有五十多处，人名昭穆已无法再辨认，有三处铭碑，兽形碣石都还存在’等等，现在版本没有这段文字，似乎不是完整版本。然而这段文字与全书风格不类，而且不像孔氏子孙的口吻，或许是郦道元误引，抑或是传写有误，将其他书误题为《孔丛子》呢？”那么即使是孤证偶见，就算出自《孔丛子》原书，也与真伪无关。（页一六二—一六六）

译文中子（又名《中说》）

称隋代王通撰写，宋代阮逸作注。世间有人因为他的姓名史书没有记载，怀疑根本不存在这个人。查王仲言《挥尘录》说：“唐代李习之曾经读过《文中子》；刘禹锡撰写王华卿墓志铭，记载其家世及王通的行事非常详细；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见于文集”，胡元瑞又说王勃传中称“祖父王通，是隋末大儒”，那么确实是有这个人了。又有人怀疑这本书是阮逸伪造的。查《唐志》已有五卷，胡元瑞说“刘蕡已经斥责其模仿经典的罪行”，那么又不是全都是阮逸伪造的。我认为既然有这个人，又确实是他的著作，那么正好可以看出王通只是一个狂妄之人罢了。他是什么人，竟敢上比孔子，作伪书来模仿《论语》呢？即使孔子之后再有圣人，也应当另立言行；没听说过模仿他的书就可以成为圣人的！甚至对于颜回，也找一个早死的门徒来比拟，这真是可恶极了！至于捏造唐初宰相作为门徒，当时英雄勋戚辈直接斥责他，毫不委婉，又是多么迂腐荒诞、不合常理啊！以至于武夫悍卒，每天在他门下奔波，向他问道讲经，即使是三尺孩童也知道没有这种事！有人说这本书是出自他的儿子王福郊、王福畤之手。那么父亲报仇，儿子行劫，有所由来，难道足以为王通洗清罪责吗！至于书中错误之处，尤其不一而足。比如仁寿四年，王通才刚到长安，李德林去世已经九年，而书中却有李德林请求见面的话。江都发生变故，而书中却有流泪兴叹的话。关朗在太和年间见到魏孝文帝；从太和丁巳年到王通出生的开皇四年甲辰，已经一百零七年，而书中却说向关子明问礼。《隋书》记载薛道衡的儿子薛收刚出生，就过继给族父薛儒，等到长大，不认识亲生父亲，而书中却有薛公命令儿子侍奉王通的话。这些都是晁氏所揭发的，像这样的事，更不必说了。自从宋代的程颢、程颐和朱熹极力赞扬，认为他是“隐德君子”，认为“他的学问接近正道”，认为“胜过韩愈”，从此后人就随声附和，不敢轻易议论。唉！他的书中把佛当作圣人，把无作为最高境界，把五典潜藏、五礼错乱当作大治，也曾见过吗？众人对于书中的错误悖谬，大多归咎于二程和阮逸，那么王通的善处又在哪里呢？依我看来，只有把这本书当作阮逸伪造，王通还可以解脱；如果认为不是阮逸伪造，那就无法解脱了。即使认为是王福郊、王福畤所作，对于王通也无法解脱。是王通呢，是王福郊呢，是王福畤呢，是阮逸呢，我无法知道；总之不如烧掉这本书更好。

[考释]

全书共十篇，字字句句都刻意模仿《论语》，师徒也互相标榜，自比孔子和颜回。自汉代以来，僭越比拟圣人从王通开始；聚徒讲学的风气也从王通开始。儒风改变古制，实在以此为一大关键。（页二六下—二七上）

[重考]

晁氏说：“隋代王通的门人，共同收集老师的言语，写成这本书”，又首先揭发其中事实上的纰缪，深可怪笑的，不一而足，似乎归罪于门人所为。然而晁氏既然怀疑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魏征、二温、王珪、陈叔达都不是他的门人，那么门人是谁，又不能说明。所以清代《四库全书》根据杨盈川集、杜樊川集，认为《文中子》确有其人，因而断言宋咸必定认为实无其人，洪迈必定认为书出于阮逸所撰，确实过于恰当，而出自其子王福郊、王福畤等编纂遗言，虚夸修饰而成。”然而王福郊、王福畤等，没有文名，所以章炳麟根据《唐书·文艺传》：“王勃祖父王通，曾经从汉魏直到晋，作书一百二十篇，续《古尚书》，有目录而无书十篇，王勃补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因而推定《中说》与《文中子世家》，也是王勃依托之作。虽然，《隐逸传》又称王绩兄长王通，隋末大儒，仿古作六经，又作《中说》以比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所以书不显，只有《中说》独存。怀疑王通确有遗文，身后子孙兄弟从而夸大，所以有种种夸诬之言。《唐志》《中说》五卷，乃是“十”字的误写，《通志》、《崇文目》、《读书志》等都作十卷，与今本每篇一卷，共十卷，正相符合。末尾附着的又有五篇。（卷三，页一五）

[补证]

眉批按：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评曰：“我私下认为先王的六经，不可胜学，又何必续写呢？续写怎能超出其外呢？超出就不是经了。如果不超出而续写，那就是多余，有什么益处呢！现在他的六经都亡佚了，而《中说》独存。《中说》也出自他家。虽然说是门人薛收、姚义所记录，但我看这本书，私下怀疑唐代既兴，王凝与王福畤辈依据当时的事，从而附益的。为什么呢？他所称的朋友门人，都是隋唐之际的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考诸旧史，无一人提及王通的名号。隋史，唐初所作，也未尝记载他的名字于儒林隐逸之间。难道各位公卿……

译都是那些忘记老师、抛弃旧友的人吗？为什么唯独他们家把（王通）当作名垂后世的圣人，而外人却没有人知道呢？福畤又说：“王凝担任监察御史时，弹劾侯君集有谋反的迹象，太宗不相信，只是将他贬为姑苏县令。御史大夫杜淹上奏说王凝直言无罪。长孙无忌与侯君集交好，因此与杜淹有了嫌隙。王氏兄弟都被压制不予任用。当时陈叔达正在编撰《隋史》，因为畏惧长孙无忌，所以没有在《隋史》中为王通立传。”按：陈叔达此前是宰相，与长孙无忌的地位职权相当，为什么害怕他，以至于抹去他老师的名字，使他在世上不为人知呢？况且魏征实际上总领《隋史》的编撰，即使陈叔达曲意回避权贵，魏征会听任他这样做吗？这就是我怀疑的原因。再说，杜淹在贞观二年去世，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回来后被下狱，从此产生怨恨，贞观十七年谋反被杀，这前后的时间参差不实尤其明显。』（邵博《闻见后录》）洪迈说：“《中说》所载的门人，大多是贞观年间知名的卿相，却没有一个人能弘扬老师的道统，所以议论的人往往产生怀疑。其中最被推崇的高足弟子叫程、仇、董、薛。考察他们的行事，程元、仇璋、董常没有记载。只有薛收在《唐史》中有列传，踪迹非常清楚。薛收因为父亲薛道衡不能在隋朝善终，不肯做官。听说唐高祖兴起，将要响应义举，通守尧君素察觉了，他没能离开。等到尧君素向东勾结王世充，薛收就挺身而出归附唐朝，正当丁丑、戊寅年间。丁丑是大业十三年，又是义宁元年；戊寅是武德元年，这一年三月，炀帝在江都遇害，大概是大业十四年。而杜淹所写的《文中子世家》说：“十三年江都之难发生，王通有病，召薛收对他说：‘我梦见颜回说孔子归休的命令，’于是卧病而死。”这与薛收的事迹不合，年份也不同，这是非常可疑的。又说李靖受《诗》并询问圣人之道，李靖既然说大丈夫应当以功名获取富贵，怎么会做章句之儒呢？恐怕一定没有这回事。现在《中说》之后，记载文中子次子福畤所录，说杜淹任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有嫌隙，我查考杜淹在贞观二年去世，二十一年后，高宗即位，长孙无忌才拜太尉，与史实不合如此。所以有人怀疑是阮逸所作，像所谓的薛收《元经传》也不是真的。』（洪迈《容斋续笔》。郑瑗《井观琐言》：“李答王载言书说：‘道理有正确的，但文辞不能工巧，王氏《中说》就是这样。’宋龚鼎臣曾在齐州李冠家得到唐本《中说》，那么《中说》流传已经很久了。”因此说龚氏本与阮逸本，文字各不相同，阮逸或许在其中有所增删，从而引起后人的怀疑。）叶大庆说：“《世家》说：‘开皇四年，文中子出生。’又说：‘开皇九年，江东平定，铜川府君叹息说：王道没有秩序，天下为什么统一呢！文中子在旁边侍奉已经十岁了’等等：大庆查考，开皇四年文中子出生，到开皇九年才六岁，为什么说十岁呢？这是疏漏自相矛盾，不必等别人攻击他的错误。又说：‘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向东海李育受《书》，向河东关子明问礼。’（当时文中子二十五岁）大庆查考，关子明是北魏孝文帝太和末年，担任晋阳穆公府记室，（穆公是文中子的高祖。）穆公向孝文帝推荐他，孝文帝说：‘好的谋略，不用担心不实行，我南征回来时，应当共同讨论道来探究治国的根本。’计算年代，应当是齐明帝永泰元年戊寅年。从此到开皇十八年戊午，大概一百零一年了。假设关子明任记室时才二十岁，到现在也一百二十多岁了，怎么会有文中子向关子明问礼的事呢？这不是年岁的抵牾吗？』（叶大庆《考古质疑》）又说：“《中说》有可疑之处，往往王氏子弟如王凝、福畤不无附会其中。怎么说呢？《王道篇》说：‘李德林请求见他，与他交谈，回去后有忧色。门人问老师。老师说：‘德林与我交谈，整天说文章而不涉及道理。’门人退下，老师弹琴演奏《荡》诗，门人都沾湿了衣襟。’又《礼乐篇》说‘安平公问政’，就是李德林。大庆查考《通鉴》，李德林死于开皇十年，当时文中子才七岁，本来没有门人，李德林为什么请求见面，门人为什么听琴而沾襟呢？这错误，断然无可怀疑。所以说王凝、福畤不无附会其中，就是这个原因。”

译……（见同上，按此说亦见于白铤《湛渊静语》卷一。宋濂《诸子辨》认为该书出自福郊、福畤之手。）朱鹤龄说：“如今看这本书，所称的门人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等人，都官至三公宰相。等到考证王绩的《游北山赋》，自注说：‘我兄长王通的《白牛溪集》。门人常有上百人，董恒、程元、贾琼、薛收、姚义、温彦博、杜淹等十余人被称为俊才颖悟’，却没有提到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那么这三个人并非王通的门生是可以知道的。郑毅夫在《獬论》中批评《中说》的荒谬，说李德林死于开皇十二年，那时王通才八九岁，却说李德林请求见面，回去后露出忧愁的神色，弹琴演奏《荡》的曲调，门人都泪湿衣襟。关子明在魏太和年间拜见孝文帝，到开皇年间已经一百多年了，却说向关子明问礼。这两件事，其荒谬显而易见。王通死于大业十三年五月，这一年，唐高祖进入关中，房玄龄、魏征等公或许往来于河汾之间，一起讲学论道，也未可知。王通的儿子看到这些公卿显赫，于是全部把他们引为王通的弟子以抬高其父，哪里知道想要抬高他反而诬陷了他呢！”（《愚庵杂着》）黄式三说：“阮逸的序言，指责房玄龄不能宣扬老师的教化。考证史书，房玄龄死于贞观戊申年，享年七十一岁，那么他生于开皇前四年戊戌年，比王通大六岁；即使依据史书记载开皇庚申年，高孝基主持选拔得到房玄龄，时年十八岁，那么房公生于开皇三年，也比王通大一岁；（眉批按，王世贞《读书后》说：‘李靖在贞观二十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魏征在贞观十七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应当都比王通大十六岁。房玄龄在贞观二十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应当比王通大九岁。杜如晦在贞观二年去世，享年四十六岁，应当比王通大四岁。’）他考中进士，在王通献策之前三年。房公能不倚仗年长，不倚仗尊贵，在王通生前拜其为师，在他死后，难道就不能在身后宣扬他吗？杜淹、陈叔达，都是书中所指的及门弟子。而史书记载隋文帝厌恶杜淹伪称隐居，将他流放到江表，事情发生在开皇初年，那么杜淹在王通刚出生时就已出名了。陈叔达是陈宣帝的儿子，在大建戊戌年封为义阳王，在开皇前三年。那么这本书所列弟子的名字，等同于乌有先生、子虚先生罢了。”（《儆居集读中说》）王鸣盛说：“邵远平说：‘王通拟作经典，宋儒讥讽他僭越；然而正统学问荒芜，王通在河汾崛起，毅然自任，就他所达到的境界，难道低于陆德明、颜师古、孔颖达吗，于是隋史遗漏了他的传记，唐书又不补入，实在缺失。’我认为王通是隋人，唐书本来不应当有专传；然而新旧《隐逸传》，在王通的弟弟王绩的传记中，已经附带记载了王通的事迹，并非完全不见。而旧唐书却说王通自有传记，那是史书的驳杂之文。况且以王通的浮虚无实，原本不足以与陆德明等人相比，而现今所传的《文中子》，在唐代已有很多尊崇信奉的人，如陆龟蒙《送豆卢处士谒宋丞相序》，皮日休《文中子碑》，司空图《文中子碑》及《三贤赞》等等。然而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都难免荒诞；至于赵宋的妄人阮逸为《中说》作注，又多有增删窜改，不仅仅出自王通之手。假如他们的说法属实，唐初房玄龄、杜如晦等人都是王通的门生，平日讲道论德，信服训言，后来得到君主信任掌握大权，位极将相，纵然不能表彰先师，加倍崇奉，而《隋书》实在出自这些公卿之手，为他们立一传有什么难的，竟然也吝惜不给，有这种道理吗！腐儒村学究在牛宫旁教三五儿童，白天漫长困倦，无以自遣，提笔就效仿圣经，开口就自任道统，不就是王通、阮逸这类人做的开端吗！”（《十七史商榷》）俞正燮说：“文中子王通必有其人，写书的大概是王凝父子，夸诞可怜的人。他说：王通的家庙，座位一定面向东南，不忘先人的国家，似乎不合情理。又说：王通家的朝服祭器不假借。又说，王通亲自耕种，是庶人的职责，怎么会有朝服，大概虚造语言，随意编造罢了。”（《癸巳存稿》）吴敏树说：“王通著书，都仿效孔子的做法，难道不是说我是孔子之后的第一人吗？然而王通去世，年纪才三十多岁，他著书本来就已经很早了。以孔子的经典，却说三十而立，计算他的时间不敢有所作为。直到年老而不遇，才退而从事删定之事，孔子尚且如此，何况王通呢！王通难道预知自己寿命不长，名声不显，而想以他的言论保存他的道吗？圣人的道，不是靠言论保存的，道本来就在；王通果真有道吗？像王通所做的，大概是孔子所慎重对待的，不

译敢用浅显的话来说，难道王通比孔子更通达、更贤能吗？既然王通已经如此（自比孔子），又何必奇怪那些传述他著作的人争相附会，以尊崇他的名声，致使后来的评论者怀疑他事迹中多有虚假，甚至进而推测王通或许根本不存在其人呢？这正是他自取其祸的原因。』（《书文中子中说后》）梁启超说：『隋末有个狂妄的人叫王通，自比孔子，而将当时的将相，如贺若弼、李密、房玄龄、魏征、李绩等人，都攀认作他的门徒；于是自己撰写或假手于他的子弟来撰写所谓的《文中子》，历数王通与这些人问答的话语，仿佛真有其事。这种疯癫之人，妖妄诬蔑之书，实在人间罕见；然而千年来所谓的河汾道统，竟深入大多数俗儒的脑中，变成了真实的历史事迹。』（《中国历史研究法》）我认为王守仁在《传习录》中称王通为贤儒，程朱虽然称许其人，但程颐怀疑《拟经》之类并非王通所作，朱熹怀疑其书中多有后人添入的内容，王守仁则直接说他的《拟经》是效法孔子。孙奇逢又将他列入《理学宗传》，称王通隐居教授，以洙泗（孔子讲学之地）之事为事，纯粹完美，无可非议。钱谦益甚至说『《文中子》序述六经，是洙泗的宗子。宋代的大儒，自命得孔子不传之学，像石头压住一样禁止遏制它，使它不能出头，已经六百多年了。斯文未丧，应当有像皮日休、司空图那样的人，表彰他的遗书，以弥补千古的缺憾。』（《跋文中子中说》）那么它的魔力之大就可以知道了。吴师道说：『我曾看韩愈的《送王含序》，说读《醉乡记》，悲叹它寄托于昏冥以逃避不被圣人接纳的归宿，认为李绩大概是王通的弟弟，王通的学问以尊崇孔子为宗旨，与韩愈同类，为什么没有一句话称许。《醉乡记》的文辞，而《续经》《中说》反而不称道呢？因此想到福郊、福畤与其门人既然附会成书，当时耳目尚近，所以藏在家中不敢拿出；料想几代之后，大概不再有辨别的人了，所以刘禹锡、李始才举出他们的名字。二人与韩愈同时，而韩愈唯独没见到，大概是因为它的流传还不广。唐末皮日休、司空图喜好它而开始表彰。它出没隐显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它的岁月事实，矛盾冲突，终究不足以掩盖后世的耳目。虚美诬辞，反而成为父师的拖累，以至于有人不相信真有这个人，福郊、福畤门人的罪过，难道可以尽数责罚吗！』朱一新说：『《中说》不是伪书，周秦诸子，无不有自相矛盾的说法，大概多为后人杂乱所致。只是王通既然以圣人自居，诸弟子遂以圣人尊崇他；唐以前又不知道僭越经典的不对，自扬雄《法言》后，沿袭成风，动辄如此，《中说》的摹拟，也是这样。知道尊崇其师而不知道如何尊崇，陈亮所谓适足为是书之累耳。』这两种说法虽然对其书的矛盾杂乱颇致怀疑，而皆欲为王通开脱，归咎于其门人子弟；我认为王通实有其人，门人皆系虚造，是书当为其自作，或授意子弟作（章炳麟谓为王勃伪造，亦非确说。）盖谬书而非伪书也。（页一六八—一七六）

译《六韬》

《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记载。《隋书·艺文志》才开始有，称吕望撰写。《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周史六弢》六篇，颜师古说：“就是现在的《六韬》。”按：“六弢”这个名字出自《庄子》，但《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儒家，而非兵家。其言辞粗俗鄙陋，是伪托之作无疑。有人因为它里面有“避正殿”的话，认为这是秦汉时期的事；但这也不必费事去辩驳。只有一点非常可笑，胡元瑞说：“《六韬》有《太公阴符篇》，说：‘君主与将领有阴符，共八等：战胜敌人的符长一尺，攻破军队的符长九寸，失利撤退的符长三寸为止。’大概是伪造的人不懂阴符的含义，把它当作符节的符了。”

[考释]

陆德明《庄子释文》说：“太公六韬，即文、武、虎、豹、龙、犬六篇。”由此看来，《六韬》是伪书，似乎在陈、隋之前就已经确定了。（页二七上—二七下）

[重考]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周史六弢》六篇，沈涛《铜熨斗斋随笔》说：“‘六’大概是‘大’字的误写，《古今人表》中有周史大弢，古字书中没有‘弢’字，《篇韵》才开始有，应当是‘弢’的误字。《庄子·则阳篇》仲尼问于太史大弢，大概就是这个人，这是他所写的书，所以班固有孔子向他请教的说法。”如果这样，那么列在儒家，是合适的。《庄子·徐无鬼篇》“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这《六弢》当然是兵书。“弢”和“韬”古字通用。就是太公《六韬》，在《汉书·艺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太公的书很多，而《六韬》就是太公书的篇名，因为总括在太公书之内，《汉书》没有单独列出它的条目，并不是没有这本书。姚氏考证得不明白，所以这样说。阴符就是兵符，有什么可笑的，也太少见多怪了。然而现在的《六韬》与《群书治要》所载不同，已经不是汉、隋、唐志的旧本，而是宋元丰年间改定的本子，孙星衍有校本及辑佚文，另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一六—一七）

[补证]

姚鼐说：“世间流传的论兵之书，确实是周人所作的，只有《孙子》而已，但不一定是武亲自写的；至于其余的都是伪作罢了。任宏把《司马法》一百五十五篇归入兵权谋类，班固把它拿出来归入礼经，太史公赞叹它宏大深远，那么它的书就可以知道了。世间所传的，泛泛谈论用兵的意思，其言辞平庸得很，不足以谈论礼经，也不足以谈论权谋；而且只有三卷罢了。《汉艺文志》，吴起四十八篇，在兵权谋类，尉缭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势类；现在《吴子》只有三篇，《尉缭子》二十四篇。魏晋以后，才把笳笛作为军乐，那吴起怎么能说夜里用金鼓笳笛作为节拍呢？苏洵确立吴起功过在孙武之上，而著书却草率简略不如孙武，不明白他的书是伪作。尉缭的书，不能论述兵形势，反而夹杂商鞅刑名的学说，大概是后人杂取，苟且凑成书罢了。《庄子》记载女商说：‘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那么《六弢》的文字，必定约略于诗书礼乐。刘向、班固都把周史《六弢》列在儒家，并且说：‘惠襄之间；或云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那么它是周史的文辞，像周任、史逸的话无疑。不是谈兵，也与太公无关。现在的《六韬》剽窃兵家的学说，附会在太公名下，而且更加鄙陋。周代的权量叫钧不叫斤，对于颜色叫玄、叫黑、叫缁不叫乌，晋宋齐梁间市井才有乌衣乌帽的说法；而现在的《六韬》却说斤说乌。唐代修《隋书》，作《艺文志》，不知道古书的散佚，把《司马法》之类都载录了。颜师古注《汉书》，对于《六韬》直接认为就是现在的书。这都不足以谈论见识。直到韩愈才识别古书的真伪，可惜他对这几部书，没有详细论述。《汉书·刑法志》所载古井田出车之法很详细，其文字大概出自《司马法》，与包咸注《论语》的话相同。《刑法志》引用它的文字完备，所以以六十四井出一乘车，另外以三十六井当山川沉陷、城池邑居、园囿术路，合起来是一百井；包咸引用它的文字简略，所以只说成出一乘车罢了。它们的源头是一样的。作伪的人所见的书比伪造《古文尚书》的人少，所以举出这个以及其他经史明确记载的《司马法》而一并遗漏了。”（《惜抱轩文集》卷五《读司马法六韬》）眉批按：史志中的兵书，现在所传的，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本，不只是上述六部书。姚鼐因为论述《司马法》《六韬》而斥责《吴子》《尉缭子》也是伪作，很对。顾实重考，除了以《吴子》“今本六篇，首尾起讫一贯，结构过小”，怀疑不是原书

译外；其三略、六韬、司马法、尉缭子等，都辨明它们并非伪书。只有将三略归入太公书中，说：『《史记》《汉书》张良传记载，张良受圯上老人所授之书，就是太公兵法。《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称“汉朝兴起，张良、韩信编次兵法”，又在兵权谋十三家下，称删减伊尹、太公等三百五十九种，据此推测，张良所得之书，似乎也应当与六韬同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现在看六韬、三略的文辞都相似，可以证明。自传学者另外尊崇它称为黄石公书，又因为三卷的缘故称它为略，这就是黄石公三略名称的由来吧』不知道韬略都是太公所作，现在的本子也决不是太公的原书。明人怀疑韬略的：胡应麟说：『三略称黄石公，其中如“柔能制刚，动而辄随”等语，似乎有见于道德，认为就是圯上老人授给子房的书则不可，前辈本来就多以牵强附会来怀疑它。六韬称太公，其伪作显而易见。考察《汉书·艺文志》有六弢，起初不说出自太公，大概这本书亡于东汉末年，魏晋以后谈论兵法的人士，搜集残余内容写成此书，就是《隋书·经籍志》的六韬。“天下者，天下之天下”，读者极力称赞，总之是策士的浮夸言论，与丹书敬义的规范相比，何止相差数倍！至于文伐、阴书等篇，更是孙武、吴起、尉缭不屑于提及的，太公会告诉周文王、周武王吗！』（《四部正》）焦竑说：『三略、六韬，是太公的书。然而其中夹杂引用军谶来凑成它。谶书兴起于战国之后，太公的时代曾有吗？中略的末尾，说“三略是为衰世而作”，太公辅佐文王、武王，难道是衰世吗？六韬中其言论多诬蔑圣贤，窃取孙武、吴起的陈述，而说是太公做的吗！』（《焦氏笔乘》卷六）张萱说：『兵家六韬、三略，相传是太公望的书，只是骑战的方法，开始见于赵武灵王，而六韬首先列出其说法为什么呢？我的意思是太公望曾经写过这本书，久或亡失，现在所传的六韬、三略，乃是楚汉之间好事者所补，不是太公望的笔迹。』（《疑耀》卷二）然而明人所言，前人已多有论述，看周氏《涉笔》、叶适《习学记言》、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黄震《日抄》等书可见；而黄震的话最为有力。他说：『韬略世人说出自太公，即使李卫公也这么说。以我看来，是伪书。春秋时荀吴才开始舍弃车战而步战；汉朝以后才有骑将。现在这本书以车、骑、步分为三类，太公时代有吗？春秋以后才有霸主；三代虽然有伯，不以霸称。现在这本书历叙皇帝王霸，太公时代有吗？春秋霸主才开始有结盟与国，深入他人境地的。现在这本书称“必得大国之与，邻国之助”，又说“行数百里，人马倦休”，太公时代有吗？又说“取天下者若逐野兽，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这是袭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话。而赘婿是秦朝才开始有的，这本书也称赘婿。况且自称三略是为衰世而作，则不能自掩其为后世伪作的事实了。况且其书大多搜集拼凑：三略大致以柔弱不贪为主，这是老子的学说。六韬说犹豫狐疑的告诫，乃是吴子已经说过的。说山兵的，就是吴子的谷战；说泽兵的，就是吴子的水战；十四变就是吴子的十三击；十一卒就是吴子的五练说；教战，就是其士先教戒的说法；分险，就是其遇敌溪谷的说法。雨不张盖等语，出自尉缭子书。火战等说，也备于孙子书。而涓涓不绝等语，又是编集古书的。总之前后，本无主说。三略既不见上中下可分的的确证据，六韬也不见文武龙虎豹犬的意义。大抵书之不切合兵法的占一半，切合兵法的多是死法，敌人像木偶人则可以了。其最无理的，文伐十二节，都是阴险刻薄陷害人的话，难道是文伐的意义吗？文王，是圣人，太公闻风兴起，动盍归来乎之思；武王以圣继圣，顺天应人，而太公兴鹰扬之师。现在却以孩提视文王武王，说他们求教太公，即使帝尧的圣明，也是文王所未闻，等待倾听而始知。这都根于卜猎得师一语，所以附会至此耳。』（《日钞》黄石公三略六韬）《四库总目》论武经者多不足录，只有辨六韬之伪，也足以与黄说相参发。他说：『考察《庄子》徐鬼篇称“金版六弢”，《经典释文》说：“司马彪、崔譔云：金版六韬皆周书篇名。本文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则战国之初，原有是名；然而即以为太公六韬，未知所据。《汉书·艺文志》兵家不着录；只有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注说：“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则六弢别为一书。（眉按，沈涛《铜熨斗斋随笔》云：『六盖大字之误。《古今人表》有周史大●，古字书无●字，篇韵始有之，当为弢之误。《庄子》则阳篇仲尼问于太史大弢，盖即其人。』亦足备一解。）颜师古注以

译如今《六韬》与之相当，难道不是因袭陆德明的说法而牵强附会吗！《三国志·先主传》注，才开始称“闲暇时阅读诸子及《六韬》《商君书》，能增进人的志向和意志”，《隋书·经籍志》才开始记载《太公六韬》五卷，注解说“梁代为六卷，周文王的老师姜望撰写”，唐、宋各代目录都沿袭这一说法。现在考察其文辞，大体上词意浅显，不像古书。其中如“避正殿”之事，乃是战国以后的事情；“将军”二字，始见于《左传》，周初也没有这个名称。（按：《路史》有“虞舜时伯益担任百虫将军”的说法，这是杂说依托，不足为据。）其依托伪造的痕迹，显然可以验证。』（崔述也曾辨明《六韬》为伪书，见《丰镐考信录》。大要申述太公作为王者的辅佐，不应有这种权谋术数之言，而没有具体证伪的事例，不再摘录。）那么，《六韬》还值得相信吗！

继姚鼐之后攻击《司马法》的人，以龚自珍的话最为有力。他说：“我录书到《司马法》时深深怀疑：古代有《司马兵法》，又有《穰苴兵法》，齐威王将它们合并，命名为《司马穰苴兵法》，这是太史公所说的。《司马》宏廓深远，合乎三代制度，穰苴不过是小小国家的行军之法罢了，这也是太史公所说的。二者合并为一百五十篇，是宋代邢昺所见的。见到三卷的，是晁氏；见到一卷的，是陈氏。实际上只有一卷，分为五篇，就是现在《四库全书》本及一切版本。它说孙武、吴起是它的随从，尚且不如《尉缭子》，所谓宏廓深远在哪里！怀疑之一。

自从马融以来，引用它的有数十家，全不在五篇之中，（眉批：杨慎说：“《周礼注》引用《司马法》说：‘黄昏时击鼓四遍为大戒，夜半击鼓三遍为晨戒，天明击鼓三遍为出发。’又引用《司马法》说‘鼓声不超过阊，柝声不超过阆，镯声不超过闟。’《汉书·李广传》引用‘登上车不俯身行礼，遭遇丧事不穿丧服，整顿军队抚慰士兵，用来征讨不服从的，统率三军之心，同心协力，所以怒气显现则千里震慑，威势震动则万物臣服，因此名声显赫于夷狄，威势令邻国恐惧。’《文选注》引用‘圣人不看重咫尺之玉而重视寸阴’的句子。《史记注》引用‘血祭于鼓，是神戎器。’《说文》引用‘抬起一只脚叫跬，跬三尺，抬起两只脚叫步，步六尺’，又‘晨夜纳钯车’，现在的文本都没有，知道不是全书。”见《升庵全集》卷四十四。这就是汉代以来引用的文字不在今本《司马法》中的例证。）怀疑之二。

散佚的书多达一百四十五篇，怀疑之三。

现存的是《司马法》，那么散佚的就是《穰苴法》了；齐威王合并之后，何人又从而分开它们，使之混乱呢？怀疑之四。

马融以下群书所引用的，颇有三代兵法及井田出赋之法，这是散佚的书远胜于现存的书，也就是《穰苴法》远胜于《司马法》，怀疑之五。

邢、陈、邵三位先生出生年代相差不远，所见版本却悬殊，怀疑之六。』（《定盦文集补编》最录《司马法》）

经过这六个怀疑，无异于为这本书是伪作定案了。

至于《尉缭子》一书，姚鼐说它杂糅了商鞅刑名之说；姚氏说它模仿孟子立说，已足以验证其依托伪造。而顾实却说：“它最后一章所说：‘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能杀死士卒的一半。’等等，验证近世火器杀人的便利，无异于在千年之前烛照计算。”多么可笑啊！

《李卫公问对》与王通的《元经》、关朗的《易传》，同出于阮逸之手，无需再辨。只有胡应麟认为它是“唐末宋初，粗俗儒生村塾，搜集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加上民间口耳相传”而编成的；姚氏则怀疑它是神宗时所定的版本，与马端临相同；顾实虽然以苏轼的话为有据，也称姚说为近理：按汪宗沂《卫公兵法辑本》自序说：“宋代初年编纂《太平御览》时，其援引书目，就有《卫公兵法》了；曾公亮等人编撰《武经总要》，也多引用唐李靖兵法。等到熙宁年间，曾诏令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等人校正《通典》所记载的唐李靖兵法，分类解释，令其可施行；但未设立学官，未见书目，应当是因为书未编成。元丰年间的《武经七书》，竟然以阮逸伪托的《李卫公问对》充数。当时如苏轼、何薳、邵博、吴曾、陈师道之类，都深知是伪书；晁公武、陈振孙解释书目，也确指《问对》一书出于阮逸家。只有马端临《通考》怀疑这就是熙宁所定的版本。不知阮逸伪撰，与枢密详正，本是两件事，看熙宁校试七军营阵，只依据《通典》所引用的卫公营阵。”

译法。而。重。校。之。，知。校。正。别。本。初。未。就。；阮。逸。欲。自。伸。其。谈。兵。之。议。论。，假。卫。公。以。徼。名。，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也。。卫公兵法单行之本，宋初当尚有存者；然初未刊行，故至元丰间已不传也。』则。今。本。问。对。，仍。为。阮。逸。伪。撰。之。本。耳。。(页一八二—一八九)

译《司马法》

《史记·司马穰苴传》说：“齐威王派大夫追述古代的司马兵法，并将穰苴的事迹附在其中，因此称为《司马穰苴兵法》。”太史公评论说：“我研读《司马兵法》，其内容宏大深远，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征伐，也不能穷尽其中的义理；至于它的文辞，也很少溢美之词。至于穰苴仅为小国行军作战，哪里有空暇顾及《司马兵法》中的揖让礼仪呢！”恒按：《汉书·艺文志》将这本书列入经部的礼类，称为“军礼《司马法》”一百五十五篇。所谓军礼，本源于刘歆的《七略》，《周礼》大宗伯有吉、凶、军、宾、嘉五礼的说法，所以将其归入礼类而称为军礼。其实五礼的说法，荒谬虚妄不足为据。《司马兵法》的原书，现在已不可见；其中必定有很多揖让的仪节文辞，所以司马迁极力称赞它说“三代不能穷尽其义”，又说“《司马兵法》中的揖让”。但是班固既然已经分了子类，依照任宏兵家四种分类，为什么又把《司马兵法》归入经部的礼类呢？这是班固的错误。当时有一百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记载为三卷，不分篇，已经亡佚了；现在这本书只有五篇，是后人伪造无疑。凡是古代传记所引用的《司马法》的文字，现在的书中都没有；篇首只是些仁义的肤浅言辞，也没有所谓揖让的文字，偶尔抄袭《礼记》几句话罢了。如果这样，司马迁怎么会震惊到认为三代都不能穷尽其义呢？这不仅司马迁所说的《司马兵法》现在已不复存在，就连所谓“将穰苴附在其中，称为《司马穰苴兵法》”的那本书也不复存在了。

[重考]

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司马法》列入经部的礼类，自然不可非议。司马迁对其文辞感到震惊，认为三代也不能远远超过它，看现在虽然残存篇章不多，但文辞也大致接近。《隋书·经籍志》题署为司马穰苴撰写，清代《四库全书》依据《史记》本传，纠正为齐国群臣追辑而成，并非穰苴所撰，这是正确的。至于古代传记所引用的《司马法》文字，现在的书中都没有，那么佚文很多，似乎不能遽然据此作为伪作的证据。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一八）

[补证]

见“六韬”条

《吴子》

称魏国吴起撰写。《汉书·艺文志》记载四十八篇；现在只有六篇。其论述肤浅，自然是伪托之作。其中有屠城的言语，尤为可恶。有人因为其中有礼义等字，就认为它正大，与《武经》相比毫不逊色，这是错误的。

[重考]

这本书《汉书·艺文志》记载四十八篇，不知是什么状况，而现在版本只有六篇，首尾起讫一贯，结构过于短小，已经可疑不是原书了。章炳麟说“书中记载的器物，大多不是当时所有的，大概是六朝人依托”云。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一八）

[补证]

见“六韬”条。

《黄石公三略》

《汉书·艺文志》没有记载。《隋书·经籍志》开始有记载。它称黄石公，史书记载张良经过下邳，圯上老人授书说：这是太公兵法。或者又认为是黄石公所授，所以称之。《隋书·经籍志》无以名之，于是说“下邳神人撰”，非常可笑，其伪无疑。

[考释]

《三略》不像秦汉间的文章。汉光武帝诏书虽然引用过它，怎么知道不是反过来摘取诏书中引用的两句话，来证实他的书。说它是北宋以前的作品，是可以的。（页二八下）

[重考]

《隋书·经籍志》题署神人撰写，确实荒谬。《史记》《汉书》张良传记载张良接受圯上老人的书，乃是太公兵法。《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称“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又在兵权谋十三家下，称删省伊尹、太公等三百五十九种。由此推断，张良所得的书，似乎也应当与《六韬》同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现在看《六韬》《三略》文辞都相似，可以证明。自传学者另外尊崇它称为黄石公书，又因为三卷的缘故，而称曰略。这就是《黄石公三略》名称的由来吧。考《隋书·经籍志》兵家，梁代有《太公阴谋》三卷，《太公兵法》三卷，《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都要似乎是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所以分别著录。孙诒让说：“《隋书·经籍志》说《黄石公三略》三卷，梁代又有《黄石公记》三卷。查《后汉书·臧宫传》，光武帝诏书引用《黄石公记》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马总《意林》引用《黄石公记》说‘与众好生者靡不成，与众同恶者靡不倾’，文字都见于今本《上略》，又说‘四民用虚，国家无储，四民用足，国家安乐’，文字见于《下略》，所以《黄石公三略》就是《七录》中的《黄石公记》。《隋书·经籍志》分为二种，似乎失于考证。”孙说很确凿。又考谶语起于六国之间，《三略》多记载军谶，也足以作为秦汉古书的证据。（卷三，页一九—二○）

[补证]

见“六韬”条

《尉缭子》

《汉书·艺文志》杂家有二十九篇，兵家有三十一篇。现在只有二十四篇。其首篇《天官》与梁惠王问答，完全模仿孟子“天时不如地利”章的说法；至于《战威》章则直接举出其中两句话了。难道同一时代的人，其言论恰好如此符合吗？其伪昭然若揭。又说：“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能杀士卒的一半；其次杀其十分之三；最下杀其十分之一。能杀其一半，威加海内；杀十

译所谓“力加诸侯”，是指以武力胁迫诸侯；所谓“杀十一者”，是指通过杀戮使命令在士兵中得以执行。将教人杀戮的方法记载于书中，尤其令人痛恨！必须焚毁这本书才行。史书记载杨素每次临战，必定寻找他人的过失并将其斩首，多时达百人，鲜血流满面前，他却谈笑自若；对阵时总是命令数百人出战，不能攻破敌阵而返回的人全部斩首，如此反复成为惯例：这正与上述说法相同。

译【重考】

《汉书·艺文志》记载兵形势家尉缭子有三十一篇，现在留存二十四篇，缺失了七篇。郑樵在《通志》中没有审察《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有两位尉缭，便妄加诋毁班固，这是错误的。从《天官》到《兵令》共二十四篇，都论述刑罚、政令、军事、战争之事，大多接近正道，与战国时期的权谋之术颇有不同。至于其最后一章所说的“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能够斩杀士卒的一半”之类的话，验证于近世火器杀人的便利，与千年之前烛照数计（比喻洞察明察）并无二致，由此可知古人所说的兵器凶险、战争危险，确实是令人敬畏的言论。张载（横渠）早年喜欢谈论兵法，曾经注解此书但没有流传下来。又《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有大梁人尉缭来游说秦王，距离梁惠王、鬼谷子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应当是另外一个人。详情参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二〇—二一）

【补证】

参见“六韬”条。

李卫公问对

晁子止说：“史臣认为李靖的兵法，世间没有完整的书，大致见于《通典》。现在的《问对》出自阮逸家中；有人说阮逸因为杜佑的附益而作此。”陈直斋说：“这也是假托之作！文辞浅陋尤其严重。现在武学以七书考试士子，称为武经。何薳《春渚纪闻》记载他的父亲何去非担任武学博士，接受诏令校勘七书，对《六韬》和《问对》存疑，禀告司业朱服，朱服说这本书流传已久，不容易立即废除，于是作罢。（恒按：现在七书中将《六韬》《问对》置于后面的，是因为朱服听从了何去非的话。）后来何去非担任徐州教授，与陈师道同代，陈师道说听苏东坡讲：‘世间流传的王通《元经》、关朗《易传》，以及李靖《问对》，都是阮逸伪撰；阮逸曾经把草稿给奉常公看’。奉常公，就是老苏（苏洵）。”马贵与说：“《四朝国史》记载，神宗下诏给枢密院说：‘唐李靖兵法，世间没有全书；杂见于《通典》，离析讹误舛错。又官号名物与现在的称谓不同，武人将佐不能通晓其意。命令枢密院官员与王震、曾、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类解释；使现在可行。’这难道就是这《问对》三卷吗？还是另有其他书呢。然而晁、陈两家认为取《通典》所载附益而成，则似乎就是此书。然而神宗诏令王震等校正的说法，既然明确见于国史，则不是阮逸的假托。”恒按：现在世间流传的应当是神宗时所定的版本，因为神宗有“武人将佐不能通晓”的诏令，所以特意多用鄙俗浅近的言辞。如果是阮逸所撰，应当不会这样。或许阮逸见到此书，不满意其旨意，又另外撰写；而世间已经流行此书，他的书没有流行呢？然而总之是伪书了。以上从《六韬》到《问对》共六书，加上《孙子》，在宋元丰年间定为七书，称为武经，用来选拔武士。现在世间仍然沿用，所以我也不分类记载。其中《孙子》另外列在后面。七书中只有《孙子》是古书；其余都是伪书，可以废除。

【重考】

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极力诋毁此书，说“它的词旨浅陋猥俗，是兵书中最为不足取信的，而宋人将其列入九经，实在可笑。查考阮逸所撰《中说序》，以及关朗《易传》等文，各自可观，不应鄙野到这种地步。此书不仅不是李卫公所作，也不是阮逸所作。应当是唐末宋初，乡野儒生村塾先生，搜集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加上民间口头传言，武人不懂书，喜欢其肤浅近便，所以多读它”等等。但苏东坡既然有此言论，必定不是没有根据。姚氏怀疑阮逸的书已经不流行，现在这本应当是神宗时所定，便于武人阅读，特意多用鄙俗浅近的言辞，说法也近情理。（卷三，页二二）

【补证】

参见“六韬”条。

素书

称黄石公撰写。宋张商英注解。即是商英所伪撰；荒谬浅陋不值得辩驳。

【重考】

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此书所称道的仁义道德，都是剽窃老庄的肤浅言语，拼凑周孔的庸常言论，而‘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等词。又是仙经佛典中极其浅近的，如果商英不写此书，或者写了而隐藏姓名，也不知道他的学问浅陋，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如果序言称张良殉葬墓中，自诸葛孔明以下，都不得闻此，那么三岁孩童也能呵斥了。”元瑞（胡应麟字）此言，确实能曲折中肯地指出其过失。只是此书虽然伪托，尚且接近古道家宗旨，颇有合乎以柔制刚、以进为退的道理，所以至今尚且流传。（卷三，页二三）

【补证】

眉按：都穆说：‘宋张商英注解《素书》一卷，说就是圯上老人传授给张子房的。其中说‘晋朝动乱，有盗贼发掘子房墓，在玉枕中获得此书，从此开始流传人间。’又说：‘上面有秘密戒律，不许传授给不道、不仁、不圣、不贤之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必定遭受灾殃，得到书而不传授，也遭受灾殃。’认为其慎重如此，这可以看出它是伪作了。子房凭三寸不烂之舌成为帝王的老师，最终谢病辟谷，托言跟随赤松子游历，君子称赞他明哲保身，难道有死后用玉枕陪葬的，这是伪作之一。从晋朝到宋朝，历年久远，难道此书既已流传，而荐绅君子却不得见，也没有听说一言提及，这是伪作之二。书中有秘戒，乃是近世术士想要神化其术的俚俗之言，

译而说圯上老人写了这本书，这是第三个虚假之处。况且书中的言论，常常窃取我们儒家的基本论点，却用权谋诈术来粉饰。苏东坡说圯上老人是秦朝的隐士，而他的言论如果是这样，怎么足以传授给张良呢？这足以说明是张氏伪造的，已经很清楚了。』（《听雨纪谈》）我认为《史记·留侯世家》想要神化张良辅佐汉朝的事迹，所说的话大多不真实。那四位隐士（四皓），他们的事迹和地点，前人还多有怀疑；圯上老人与仓海君、赤松子等人一样，又怎么值得相信呢？苏轼认为秦朝有位隐君子出来考验张良，（《留侯论》）这大概是虚拟而不确定的说法，而且说他的用意不在那本书上，但这书竟然托名圯上老人所作，确实是姚氏所说的荒诞浅陋，不值得辩驳的。（页一九○）

译心书

题称诸葛亮所撰，是伪书。

[重考]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在后面详细列举了他的著作，起初并没有这本书的名字，隋唐的史志和宋人的书目也都未记载，所以这本书出现得最晚。从《兵机》到《北狄》，共五十五篇，篇幅都不长，由此可知作者才力窘迫。大体上剽窃拼凑孙武、吴起的言论，并附会一些迂腐浅陋的谈说，与所传的《十六策》及《将苑》两书一样，都是严重诬蔑前代贤人，都不值得深究诘问。清代张鹏翮撰写《忠武志》，朱璘编纂《诸葛丞相集》，都采用了这本书，未免见识浅陋。（卷三，页二三—二四）

风后握奇经

后世伪托之作。

[重考]

《汉书·艺文志》兵阴阳类有《风后》十三篇，《隋书·经籍志》有《黄帝蚩尤风后行军秘术》二卷，这些书都早已失传，无法考证，只有唐代独孤及的《八阵图记》开始有“风后把握机制胜，制定阵图”的话，他所记载的内容，都与今天的《风后握奇经》相吻合，大概是唐末宋初人依托之作，所以《李卫公问对》中太宗问：“黄帝兵法，世间流传《握奇文》，有人说叫《握机文》，这是什么意思？”等等。大概《卫公问对》也是此时出现的伪书，所以相互印证。新旧《唐书》的经籍志都不记载，到了宋代《中兴馆阁书目》，才开始记载《风后握机》一卷，依据伪托的晋人马隆序言，现在的本子应该就是那本书。虽然全是空谈但具有条理，也因为中国兵事学没有进步，所以流传八九百年，被谈论兵法的人奉为祖本。清代李光地、张惠言都有《握奇经注》，大可不必。（卷三，页二四—二五）

[补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考证唐代独孤及《毗陵集》中有《八阵图记》说：‘黄帝顺应煞气来制定兵法，文昌用来任命将领，风后把握机制胜，制定阵图。所以八种阵法，是用来确定方位的。衡在外抵御，轴在内布置，风、云依附在四个角落，是用来具备各种事物的。虎张开翅膀前进，蛇面向敌人盘绕，飞龙、翔鸟，在上下两旁活动，是用来发挥作用的。至于用疑兵来巩固其余阵地，用游军来压制后列，门具备将要发动的条件，然后合兵作战，松弛紧张则二广交替行动，犄角之势则四奇全部出动’等等，所说的内容一一与这本经书相合。怀疑。唐。以。来。好。事。者。因。诸。葛。亮。八。阵。之。法。，推。演。为。图。，托。之。风。后。；其。后。又。因。及。此。记。推。衍。以。为。此。经。；并。取。记。中。握。机。制。胜。之。语。以。为。之。名。。宋。史。艺。文。志。始。着。于。录。，其。晚。出。之。显。证。矣。。高似孙《子略》说：‘马隆本作《幄机》。序言说幄是帐幕，大将居住的地方，说其中的事情不可随意示人，所以叫幄机。’于是因为握、幄字形相近而附会其文。现在的本子多题名为《握奇》，则又因为经书中有‘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的话而改易其名。”谢应芝说：“《握奇经》不详作者。有人说出于风后和太公望。又说乐毅、张良、韩信参与编写。然而古代兵家言论没听说过有《握奇经》，这本书大概是晚出的。黄帝在汳泉、涿鹿的战争，既遥远又无证据；武王讨伐纣王，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一次穿衣出征就拥有天下，孟子说：‘以至仁讨伐至不仁，没见血流到捣米的木杵上。’那管仲用诡道讨伐楚国，军队驻扎在召陵，且未曾交战，何况在风后、太公这一类人呢！至于晋楚城濮之战，胥臣、狐毛、栾枝出奇制胜，而先轸、郄溱用中军出击，导致马牛在沼泽中受惊，丢失大旗的左旃；假如得臣用一军袭击，晋军能不回头自乱阵脚吗？只有《握奇》论兵，以奇战，以正守，先做到不可败以求胜，断然不会这样。战国以来，杀人如割草，唯独乐毅、韩信用兵未曾失败；而韩信在垓下的战役，孔将军在左，费将军在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面，有人说这就是《握奇》阵法。不懂这个，虽然城濮的胜利，也曾危险；懂这个，虽然项籍强大，最终在垓下战胜他。然而项籍失败后，用二十八骑分为四队，向四个方向奔驰攻击，也是《握奇》的方法，而兵败身死为什么呢？大概持刚强者折断，持战者灭亡，所以说：节制之师，不敌仁义，君子必定不拿那个来替换这个。秦人焚书之后，百家杂家争相出现，学者又致力于隐怪，支离附会，破坏道义，误人终身，而《握奇》的言论唯独接近正道，或。出。于。乐。毅。韩。信。之。徒。有。不。可。知。。谈论兵法的人珍视它。”（辨握奇经）眉案：应芝的话近乎迂阔，不如提要所说唐以来人所托为准确。（页一九一—一九三）

周髀算经

《汉书·艺文志》没有。《隋书·经籍志》才有。“周髀”的意义不详。有人说周公从商高那里接受，所以叫周髀，那就更加诬蔑了。

[重考]

周，是围的意思；髀，是大腿，也是表的意思，用勾股作为术数，所以叫周髀。周公与商高的问答，其本源

译这是《周髀算经》。荣方、陈子以下的内容，是后人推演衍生的。它的文字，言辞简练而意旨完备，道理精微而应用广泛，确实是谈论数学的人所不能脱离的。其中关于圆形、方形、规矩、尺度的规范，推测分割与合并的用法，没有不与西方数学方法互为表里的。臧玉林说：“这篇文字简练质朴，义理蕴藏精深，应当是先秦的古书，不是后人所能伪托撰写的。”确实如此。没有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原因，大概是汉代秘府没有收藏，所以没有著录。如今欧洲西方测量天象，专门依赖三角和八线（三角函数），所谓的三角就是古代的勾股，而中国在这本书中就已经显露端倪，这难道不是世界算法的总根源吗？汉代的赵君卿（赵爽）为它作注，也卓越超群，不可磨灭。（卷三，页二五）

译[补证]

顾观光在《周髀算经》书后写道：“这本书被废弃已经一千多年了，虽然梅定九、戴东原等先生竭力表彰它，但最终不能使之大行于世，是因为书中所说的圆周直径的里数，都不是实际测量的结果。现在考察经文首章，就说‘用斗笠来模拟天，天青黑，地黄赤。天数做成斗笠，青黑在外面，丹黄在里面，用来象征天地的位置。’而在七衡图之后又说：‘凡是绘制这个图，把丈当作尺，把尺当作寸，把寸当作分，一分代表一千里。总共使用边长八尺一寸的绢帛。’那么，经文中关于圆周直径的里数，都是为了绘图而设定的，并非真实的数据。天本来是浑圆的，而绘图的方法，必须用透视法把它变成平面圆。既然变成了平面圆，就不得不以北极为中心，内衡环绕它，中衡环绕它，外衡又环绕它。外衡的度数，本来与内衡相等，但从图上看，内衡的度数最小，中衡稍大，外衡则极大，这是出于不得已的第一点。三衡的度数，粗细不同，绘图的方法，必须核实其实际。如果以中衡为标准来统一它们，那么内外衡的度数，多少不均，而且零数难以穷尽，所以必须把度数变化为里数，这样取数才真实，这是出于不得已的第二点。中衡距离北极九十一度，本来是周天的四分之一，但从图上看，半径六十度，仅得周天的六分之一。只有内衡距离北极六十六度，与半径略相近，所以中外衡距离北极的里数，都以内衡的度数方法起算，这是出于不得已的第三点。然而半径六十度，而内衡距离北极六十六度，两个数字相差五度，于是把黄极和赤极连成一条线，在这条线上距离北极五度的地方，指认一颗星作为标志，命名为北极璇玑，一昼夜向左旋转一周，经过一度。恒以冬至夜半加子，春分夜半加卯，夏至夜半加午，秋分夜半加酉。十二个月建的名字，因此而产生，这是借象的第一根本。当时实际测量，内外衡相距四十九度，一半得到二十四度，即黄赤大距，加上璇玑距离北极五度，得到三十度，正好适合周天的十二分之一。中衡距离北极，本来是周天的十二分之三，而中衡距离内衡，又是周天的十二分之一，那么内衡距离北极，必定是周天的十二分之二，而与外衡距离内衡的度数相等，这是借象的第二根本。里数的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取得，于是在王城树立八尺的表来测量日影。夏至正午一尺六寸，冬至午正一丈三尺五寸，它们的差为一丈一尺九寸，就命名十一万九千里为外衡距离内衡的数，也就是内衡距离北极的数，这是借象的第三根本。于是设置十一万九千里，加倍得到二十三万八千里，即内衡的直径；三倍得到三十五万七千里，即中衡的直径；四倍得到四十七万六千里，即外衡的直径。用度数来命名，内衡距离北极六十度，内衡距离中衡，中衡距离外衡，各三十度，如果与实际测量不符；而中衡距离北极九十一度，内衡距离璇玑北游六十六度，外衡距离璇玑南游一百一十五度，都与实际测量所得，不约而同。而且黄极赤极并没有形象可见，现在用璇玑来表示它，可以测量北极的高低，可以得到黄极环绕北极的形象，可以明白天向左旋转，太阳向右旋转，一年相差一周天。唉，可以说巧妙到了极点！但是它的道理隐藏在方法之中，而没有明确说明其原因，从赵君卿以下，随着文字演绎意义，没有能阐明其微妙之处的。戴东原直接指出北极璇玑就是黄极，那么璇玑直径二万三千里，而内衡距离外衡十一万九千里，判若天渊，怎么可以混为一谈？钱竹汀认为璇玑是靠近北极的大星，似乎有理；而把十一万九千里作为内外衡相距的实际数字，那么黄赤大距三十度，也是自古未闻的异说。都是因为不知道《周髀》是绘图的方法，而且它的图是借象，而不是实际数字的缘故。我对于这本书，曾经反复思考而不能得到解答。后来阅读西方人的《浑盖通宪》，看到它的外衡大于中衡，与《周髀》相合，而用切线确定纬度，那么它的度数中间密外面疏，没有相等的，于是恍然大悟《周髀》的图，想要把经纬通为一种方法，所以曲折如此，并非真的认为地是平的，而用平远法来测量天，像徐文定公所说的千古大愚那样。况且地圆的道理，经文中已经不止三令五申，怎么还能产生异说，所以作此论来阐明其缘故。”（《武陵山人杂着》）钱宝琮《周髀算经考》说：“《周髀》首章说从前周公问商高：‘天不能阶梯而升，地不能尺寸而度，请问数从哪里产生？’商高用勾三股四弦五的比例，以及用矩测望的大要来回答，周公称赞好。从此以下

译到了卷末，则是荣方与陈子问答的言辞，详细叙述了勾股测望的应用，确立了盖天学说及历法的基础。全书共有七千多字。首章二百六十四字，约占全书的二十七分之一。但注释者从赵君卿以后，都认为陈子、荣方是周公的后人。他们的勾股测望之法，都起源于周初。并且认为荣方问于陈子以下的部分，不是《周髀》的原文。南宋鲍浣之说“这本书出自商周之间”，明代朱载堉说“是周公的遗书”，《数理精蕴》说“是成周六艺的遗文”，都是指首章二百六十四字而言的。然而《周髀》开宗明义的第一句，是“从前周公问于商高说”，《周髀》不是周公的遗书，不用证明就自然明白了。又首章二百六十四字中没有“髀”字。“周髀”二字，在荣方、陈子的问答中，有明确的解释：卷上说：“荣方说：周髀是什么？陈子说：古时天子治理周地，所以叫周髀，髀就是表。”只是历来解释周髀命名含义的人，多有穿凿附会的说法：如晋代虞喜《安天论》说“周髀或许是人的姓名，就像星家有甘德、石申一样”；宋代李籍《周髀音义》说“周天历度，本源于包牺氏的方法，其传承自周公受之于大夫商高，周人记述它，所以叫周髀”；清代冯泾《周髀算经述》说“周指全体，髀指股分”，都不以陈子的说法为然，不知他们依据的是什么。《周髀》七千多字，几乎全取陈子的学说；商高一篇，不过是全书的导言罢了。“周髀”二字的取义，自然应当以陈子的说法为是。《周髀》的撰写时代，也应当由研究陈子的学说来决定。我考证：《周髀》所详述的天体论、测望、星象等各大要点，多与《淮南子·天文训》相近，撰写时代，应当是略后于《淮南子》，但相距不远。《周髀》首章说“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与《淮南子·天文训》“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意思相同。《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也说“天圆地方”，但恐怕是伪书，撰写时代未必在《淮南子》之前，这是证据一。《周髀》“勾之损益寸千里”，与《天文训》“寸得千里”“南千里阴短寸”算法相同。只是《天文训》表高一丈，而《周髀》则表高八尺。《尚书考灵曜》、张衡《灵宪》都与《周髀》术法相同，但时代较后。这是证据二。《周髀》“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入复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与《天文训》“正朝夕”求“东西之正”大同小异。这是证据三。《周髀》认为日冬至在牵牛初，夏至在东井，春分在娄，秋分在角，与刘歆《三统历谱》所载牵牛初冬至，娄四度春分，井三十一度夏至，角十度秋分相符；与《天文训》二月建奎娄，五月建东井，八月建元，十一月建牵牛则稍有不同。以岁差考证，周髀所载实测时代，应当比《天文训》晚。这是证据四。今传本《周髀》八节二十四气晷影，是注者赵爽的新术。据其自注，《周髀》本法，“以一日之率，十五日为一节”。又说“旧晷之术，于理未当”。《天文训》也说“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计算都不求精密。这是证据五。《周髀》一日分十二时，称曰日加某支，与《三统术》相同。《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历书》等书尚无此称呼。《周髀》撰写时代，较《天文训》晚，这是证据六。古代没有二十四气的划分，秦汉间实行颛顼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才开始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四时之始，二至二分为四时之中。然而《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称二至为“日长至”、“日短至”，称二分并曰“日夜分”，还与现行的名目稍有不同；到了《淮南子·天文训》，冬至之后，每隔十五日，有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等二十四气名目，次序都与现行者相同了。只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后的三统历，据《三统谱》所载，立春之后，先惊蛰而后雨水，春分之后，先谷雨而后清明，与今制序次稍有不同；后汉四分历以后，才改为如今制。又按《淮南子·时则训》，孟春之月说“蛰虫始振苏”，仲春之月说“始雨水”，《天文训》说清明风为立夏节前后之风，可证《淮南子》二十四气次序，应当与《三统历谱》相同，今之传本，大概经过后人改窜了。《周髀》八节二十四气次序，也与东汉四分术同，而与西汉时实行的三统术不同；但《周髀》晷影算法，是注者赵爽的新术，其二十四气次序，或许经过赵爽根据当时历术改正，

译原文的次序，已无法考证了。《夏小正》记载：“正月启蛰”，惊蛰节气原本称为启蛰，汉代人为了避汉景帝的名讳，改称启蛰；开元年间以后，又恢复使用惊蛰的名称。现在流传的《周髀算经》将启蛰定为二月节气，难道这部书的撰写时代远在汉景帝之前吗？我认为，从汉景帝到汉末三百多年间，《周髀算经》辗转传抄，未必能保持原貌。现在版本中作“启蛰”，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赵爽似乎是三国时期吴国人，对于汉代皇帝的名讳，已不必顾忌，在更定晷影新术时，改回旧称。其二，李淳风制定麟德历法时，主张使用启蛰的旧名，当他校注《周髀算经》时，将“惊”改为“启”。这两种说法哪种正确，则无法断言。《周髀算经》在分数的乘除以及开方算法上已经非常完备，与《九章算术》中方田、少广两章的算法难分高下，或许是同一时代的作品。我考证《九章算术》的勾股章在东汉末年才最终确立，刘徽的重差章则撰写于三国时期。东汉郑众注释《周礼》中保氏九数时提到“今有勾股重差”，这说明勾股与重差在郑众时代都不列在九数之内，距离这两项算法初创的时期应当不会太远。勾股和重差在《周髀算经》中已略具雏形，尚未形成完备体系，这似乎都可以作为《周髀算经》撰写于西汉时期的旁证。（《科学杂志》十四卷一期）眉按：这本书不必争论其真伪。记录顾说，以显示这本书在科学历史上的一定价值；记录钱说，以显示这本书即使是西汉人所撰写，也可证明中国先民研究科学历史的久远。（页一九四—二○○）

译石申星经

《史记·天官书》引用了齐国的甘公和魏国的石申。现在流传的《石申星经》，也是伪书。

[重考]

《史记·天官书》说齐国有甘公，魏国有石申（《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楚国有甘公，魏国有石申夫），他们都生活在战国时期，不是汉代人。我曾考证《天官书》的文辞古奥深奥，自成一种文体，这必定出自甘公、石申的传承，不是司马迁所能凭空创作的，所以班固就选取它来撰写《汉书·天文志》。后世谈论天象的人，舍弃《史记》《汉书》而另外寻求甘公、石申的经书，这无异于抛弃周代的宝鼎而去寻找破瓦罐。现在《汉魏丛书》本中的《星经》两卷，题署为汉代石申撰写。根据《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都记载有《星经簿赞》一卷，而没有《星经》两卷，直到《读书志》《通考》《宋史·艺文志》才开始有《甘石星经》一卷，竟然指为甘公、石申合撰。另外又有《石氏星簿赞历》一卷，大概就是《隋书》《唐书》中的《星经簿赞》，只是名称不同罢了。晁公武称“《甘石星经》以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恒星的图像、次舍，有占验口诀，用来观测吉凶”，现在的本子从四辅、六甲以下共一百六十二节，与晁公武所说的内容大致相同，应当就是同一本书，实际上是后人采录《晋书》《隋书》两志的文字编成的，文辞意思浅显，必定不是古书，所以读《汉书·天文志》注，以及《易·干凿度》郑玄注引用《星经》，现在的本子都没有。由此可知刘宣卿所见的《星经》，还是真正的古书，不知何时失传，而现在的《星经》，应当是北宋人伪托的，可以知道了。（卷三，页二六—二七）

[补证]

钱大昕与梁耀北讨论《史记》的信中说：“《天官书》文字古奥，不是太史公所能凭空创作的，必定得自甘公、石申的传承。现在世人所称的《甘石星经》，是后人伪托，大多袭用《晋书》《隋书》两志而稍作改动，但其剽窃的来源无法掩盖，与太史公的书相比，犹如周鼎与破瓦罐之别。”（跋《星经》意同）又在《十驾斋养新录》中说：“《续汉书·天文志》注引用《星经》五六百字，现在的本子都没有，这是刘昭所见的《星经》早已失传了。”吴汝纶《二十八宿甘石不同考》说：“甘公、石申的《星经》亡佚很久了，不见于《汉书·艺文志》。现在所传的《星经》认为是石氏的书，是赝品。太史公谈论星象多采自这两家，但不取他们的占验，认为琐碎杂乱，所以他们的学说没有流传。现在他们的遗说可以考证的，只有二十八宿的名称罢了。自从《周礼》记载二十八星而不详列其目，《尔雅》只有十七星，《月令》则有二十六星，现在所传的二十八宿名称，开始见于《吕氏春秋》。而《史记·律书》却不数斗、觜、觿、东井、舆鬼，而用建星、罚、狼、弧四星代替，又把七星排在张宿之后，与《吕氏春秋》不同；至于《天官书》谈论岁星运行的次序，却又与《吕氏春秋》相合。我曾读《汉书·天文志》，它谈论岁星运行次序，仍然沿用《天官书》的文字，认为是石氏的说法，而在其下附列甘氏的说法，都符合《律书》，这才恍然大悟其中的缘故：大概《律书》所载的是甘氏的星名，《吕氏春秋》所载的是石氏的星名。《天官书》之所以不同于《律书》，是因为《律书》取用甘氏，《天官书》取用石氏。至于《淮南子·时训解》只取用石氏，而甘氏二十八宿的名称，于是就完全不传了。甘公是齐国人，实际上早于石氏，他的学说也最古老。汉高祖时，有甘公知晓天数，不是著《星经》的人，或许是他的子孙吧。”又自注说：“甘氏、石氏两家不同，即使只是谈论星宿名称，而他们的书所阐述的大致可以知道了。石氏较甘氏稍逊，但也非后世谈论天文的人所能企及。太史公《天官书》大概兼取两家的长处，考证后可以大致得到甘公、石申的精髓了。现在的《星经》，则是后人采录《隋书》《晋书》两志编成，而假托于石氏罢了。至于明人将《星经》刻入《汉魏丛书》，署名为甘公、石申撰，直接把甘公、石申当作一人，尤其可笑！”眉批按：王谟识《汉魏丛书》甘石星经，也曾辩驳将甘公、石申合为一人的错误说：“《星经》一卷，原本题署汉代甘公、石申著。《文献通考》也作《甘石星经》。按《史记·天官书》总论：‘过去传授天数的人，在齐国有甘公，魏国有石申。’徐广注‘甘公名德，是鲁国人。’《正义》引《七录》说：‘甘公，楚国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魏国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明明两人各自撰写有星经，不能将甘公、石申合称，而且他们也不是汉代人。《前汉书·天文志》在岁星及太岁在某处的文字下，都并列记载甘氏、石氏的说法，明明两家占候，各有不同。《史记》索隐在《天官书》‘岁星监德及天棓星’下，引用《汉志》，也已经分别说明，那么两家之书不能混为一谈，就更加明白了。”至于吴汝纶考证二十八宿名称，甘公、石申两家不同，目的本不在辨伪；但如今所传《星经》的伪托，也可以用他的说法来证明。

译所以将其记录下来。（页二○一—二○三）

译续葬书

陈直斋说：“说是郭璞撰写的；其实是鄙俗之人依托伪作。”

拨沙经

晁子止说：“说是唐代吕才撰写的；大概也是依托伪作。”

黄帝素问

《汉书·艺文志》记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隋书·经籍志》才开始记载有《黄帝素问》九卷。唐代王砅为它作注。王砅认为《汉书·艺文志》有《内经》十八卷，于是用《素问》九卷和《灵枢经》九卷，来对应《内经》十八卷，这实在是牵强附会。所以后人将《内经》系于《素问》之下，是不对的。或者后人得到了《内经》，而推衍其学说成为《素问》，也未可知。《素问》这个名字，人们很难立刻明白。我查考，《汉书·艺文志》阴阳家类有《黄帝泰素》。这一定是取用了这个“素”字，又因为与岐伯“问”答，所以叫《素问》。这本书被后世尊崇，作为医家的始祖。然而书中的言论实在多有穿凿附会，甚至说是黄帝与岐伯对答问答，更加荒诞不经。无论《隋书·经籍志》所载的《素问》，还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黄帝内外经》，都是依托伪作。其他如神农、轩辕、风后、力牧等人所著的书，全都如此，难道真有那些书吗！有人说这本书中有“失侯失王”的话，秦灭六国，汉代废除诸侯王国，才开始有失去侯王的人。我查考，其中提到“黔首”；又说藏气发作的时间，说夜半、平旦、日出、日中、日昳、下晡，不说十二地支，（古代不用地支命名时辰）应当是秦人所作。又有提到“岁甲子”，（古代不用甲子纪年）提到“寅时”，则是汉代以后人所作。所以其中所说的内容，有古代和近代的区别，不能一概而论。

[补证]

眉案：《素问》之名，首先见于张机的《伤寒论》，接着见于皇甫谧的《甲乙经》；而这本书，或许甚至出自六朝之后。《上古天真论》说“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与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相同。《四气调神论》说“渴而穿井，战而铸兵”，与《晏子春秋》“临难而遽铸兵，噎而遽掘井”相同。《阴阳应象大论》说“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与《吕氏春秋》“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相同。《阴阳别论》说“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与《春秋繁露》“阴阳之动，使人足病喉痹”相同。《六节藏象论》说“立端于始，表正于中，推余于终，而天度毕矣”，与《左传》文元年“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相同。又说“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与《孙子》“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观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相同（又见于《文子》）。《脉要精微论》说“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与《列子》“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大火而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相同。《气穴论》说“发蒙解惑，未足以论也”，与枚乘《七发》“发蒙解惑，未足以言也”相同。（见日本人栎荫拙者《医家常识》）大概是杂采诸子伪书而成。《列子》依托于晋代，《晏子春秋》有人说依托于六朝，那么这本书的晚出大概没有疑问。至于《灵枢》，乃是唐代人王砅所伪造，杭世骏已经辨析得很透彻。他说：“《七略》、《汉艺文志》记载《黄帝内经》十八篇，皇甫谧用《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合计十八篇来对应。唐代启元子王砅遵循并采用这种说法。《素问》之名，见于张仲景《伤寒卒病论》，《针经》则是皇甫谧所命名的。《隋书·经籍志》记载《针经》九卷，《黄帝九灵》十二卷。元代沧洲翁吕复说：‘如果是一本书有两个名字，不应该在《唐志》中另外列出《针经》十二卷。’根据吕复的怀疑，九灵是九灵，针经是针经，不可合而为一。王砅把九灵改名为灵枢，《灵枢》之名，不知从何而来，就用来仿效《素问》。我看它的文义浅陋，与《素问》中岐伯的话不类似，又似乎窃取《素问》的话而加以铺张扬厉，它是王砅伪托可知。自从王砅改称灵枢后，后人没有传授这本书的。从唐代宝应年间到宋代绍兴年间，成都史崧才说家藏旧本《灵枢》九卷，除了已经具状向所属部门申明外，按照使府的指挥依条申报转运司选官详定，将书送往秘书省国子监，这本书到宋代中期才出现，没有经过高保衡、林亿等人校定，谁能辨别其真伪呢！其中《十二经水》一篇，无论黄帝时没有这个名称；而且天下的水何止十二条！只是用十二经脉来配十二水，任意错举，水的大小不详细计算。尧时作《禹贡》，九州的水才开始有名。湖水不见于《禹贡》，唐代荆湘

译文物最为兴盛，洞庭这一湖泊，屡次在诗篇中被歌颂，在杂说中被征引，我不过是根据自己所见而妄加揣测罢了。挂一漏万之处，不必辩驳便自然明白了。』（《道古堂集·灵枢经跋》）而廖平误信元明以来医家的谬论，必定认为《灵枢》是经，《素问》是传，《灵枢》在前，《素问》在后，这实在是多事！至于说这两本书完全出自孔子门下，尤其显得诬妄！他的话说：『六书的文字，出自孔子。如今《灵枢》《素问》具备六种书体。全书都称黄帝、岐伯；黄帝、岐伯作了经，必定不能再作传，如果已经依据经来问难，那必定是在几代传抄之后。况且《灵枢》《素问》以解评命名篇目，多达六七处，这哪里是一人所为，却都托名于黄帝、岐伯，这就像《本草》托名神农，《汤液》托名伊尹，是托始寓言，并非真有古书。不然，试着从《全上古三代文》中考查，所有尧舜以前的文字，与战国文字有何分别？藉此可以自行领悟，孔子以前并没有古文的书传，凡是托名古人的书，都出自孔子之后。实际上，《灵枢》《素问》完全出自孔子门下，以人合天，大到九野十二水，是平定天下的大法，小到毛发支络，是治疗一身疾病的方法，先知前知，道理没有违背差异，不借助解剖，无需等待试尝。弟子撰述，初作经篇，《素问》问难，一半成于扁鹊、仓公以后。书虽然晚出，但不改师传，所以同目为黄帝、岐伯以端正趋向。』（《难经悬解提要驳义》）这看似创论，实则是怪论。又按：刘师培说『皇古医经，以《内经》为最古，而《内经》一书，多偶文韵语，只有通晓古音古训，厘正音读，那些奥文疑义，才会涣然冰释（《读书随笔·黄帝内经素问校义书后》），这是因为吴澍的校义，有梳理古籍的功劳。』我看胡氏的校勘审慎，确实如刘氏所说；然而认为《素问》是古籍是可以的，认为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也是可以的，但绝不能托名黄帝，或者竟定为汉后人所作。（页二○五—二○八）

译灵枢经

晁子止说：“有人说是好事的人从皇甫谧所编集的《内经仓公论》中抄录出来的。”我查考认为：这本书的地位又比《素问》低一等。我的说法见于《素问》条目。

[重考]

《汉书·艺文志》记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王冰在序中说“《素问》就是《内经》的九卷，加上《灵枢》九卷，凑足这个数目。”所以《隋书·经籍志》只记载有《素问》九卷、《针经》九卷，而没有《内经》这个名称，《针经》就是《灵枢经》。因此《内经》是总名，而《素问》《灵枢》都是它的分目。张仲景撰写《伤寒卒病论集》时说“编撰采用《素问》”，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说“《素问》辨析疾病精微”，王叔和撰写《脉经》时说“出自《素问》《针经》”，可见《素问》这个名称从汉晋时期就开始了，并非始于《隋书·经籍志》。我怀疑“素”也像“素王”“素封”中的“素”一样，“素”意为空，凭空设问，并非事实，与《孝经》假托问答而成书，是同样的著述体裁。然而《灵枢》是经典，而《素问》是它的传注，只是以问答体裁成书罢了。新旧《唐书·经籍志》都记载有《针经》十卷，又都另外记载有《九灵经》十二卷，卷数的多少，随着时代的分合没有定准。《中兴馆阁书目》说：“《黄帝针经》九卷八十一篇，与《灵枢经》相同，《针经》以《九针十二原》为首篇，《灵枢》以《精气》为首篇，中间有详略不同。”（王厚斋《汉书艺文志考证》引用）这说明《九灵经》就是《灵枢》，王冰已经命名为《灵枢》，《灵枢》与《针经》篇章次序先后、详略稍有不同，实际上是同一本书，因为版本不同而名称各异。晁氏引用别人的说法“好事的人从皇甫谧《内经仓公论》中抄录出来”，本来就不确切。现在《针经》失传而《灵枢》留存，不过是失去了古书的一个别本罢了。详细情况见《汉书艺文志讲疏》。（页二八—二九）

[补证]

见“黄帝素问”条

神农本草

《汉书·艺文志》没有记载。查考《汉书·平帝纪》：“诏令天下推举懂得方术本草的人”，“本草”这个名称首次见于此处。《梁书·目录》记载《神农本草经》三卷，《隋书·经籍志》沿袭这一记载。书中有东汉郡县的人名，认为是东汉人所作。后来随着时代一天天增加内容；现在混杂在一起，无法追究了。

[重考]

“本草”这个名称，也见于《汉书·楼护传》，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只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当中国北宋时，日本人康赖著《医心方》（卷二十九）引用《本草食禁》说“正月一切肉不食用吉利”等语，据此，那么《隋书·经籍志》记载《神农本草》八卷，应该就是《汉书·艺文志》的《食禁》了。叫《食禁》，叫《本草》，叫《本草食禁》，大概是详略不同的说法。现在《神农本草经》三卷，问经堂丛书本，清代孙星衍、冯翼共同辑录。详细情况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二九—三○）

[补证]

眉批：本草这个名称，也见于《汉书·楼护传》，而《艺文志》没有记载，它是晚出无疑。贾公彦引用《中经簿》有《子仪本草经》一卷，也不说出于神农。神农尝百草，一天遇到七十种毒，从此医方兴起，这话始于《淮南子·修务训》，刘恕《通鉴外纪》沿袭它，而把七十毒改为十二毒；皇甫谧《帝王世纪》则有黄帝让岐伯制定《本草经》的话，这些都是荒诞可笑到极点的。近代人陈邦贤著《中国医学史》，认为中国医学的兴起，始于神农，不始于黄帝，可以说是判断失误。孙星衍说：“神农时代，文字尚未创造，说的人以此怀疑经典；陶宏景说：‘轩辕以前，文字未传，药性所主，应当以口耳相传，到了桐雷，才记载在简编上。这本书应当与《素问》同类。’他的话很对。《史记》说秦始皇不销毁医药卜筮之书，那么这部经典幸好与《周易》并存。颜之推《家训》却说：‘《本草》是神农所述，却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出产这些药物，都是由后人掺入，不是原文。’陶宏景也说：‘所出的郡县，是后汉的名称。’（眉批：啖助也以“《本草》都是后汉时的郡国”为疑，见《春秋集传纂例》。于志宁说“所载郡县，多在汉时，怀疑是张仲景、华佗窜入记载。”见《唐书·于志宁传》。晁公武则说“书中有后汉郡县名，大概是上古没有文字，师承相传，到张机、华佗才开始编述。”见《郡斋读书志》。其实，今本《本草》起于汉人，是明证。）《太平御览》引用经上云生山谷或川泽，下云生某山某郡，明显生山谷，是本经文，其下的郡县，是名医所增加。或者合并其文说，某山川谷，某郡川泽，恐怕是传写错误，古本不像这样。其药名有禹余粮，王不留行，徐长卿，鬼督邮之类，不像太古时的文字：查字书以禹为虫，不必是夏禹，其余名号，或者是后人所增，或者是声音传述改古旧称所致。又经中有云“宜酒渍者”，有人以酒不是神农时的物品，然而《本草衍义》已据《素问》首篇说“以妄为常，以酒为浆，自黄帝始”；又查《文选》注引《博物志》也说“杜康作酒”，王著与杜康绝交书曰“康字仲宁

译“有人说（神农本草经）是黄帝时代的人所作”，那么就不应该怀疑经典了。』（《校定神农本草经序》）孙氏必定认为本草起源于神农、黄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言论都牵强附会、不合情理，这难道不是所谓“诡辩之辞，我知道他理屈词穷”吗！大体上，这本书萌芽于汉代，兴盛于宋代。其间如蔡邕的《本草》七卷、吴普的《本草》六卷、陶宏景的《名医别录》，都与这本书有非常深的关系。从后来唐代的《本草》、蜀地的《本草》一直到《大观本草》，规模才开始完备。大概穷尽各种药物的性质而考察它们之所以有效的原理，这本书在今天，还像是一座尚未完全开启的宝库吧！

译秦越人《难经》

陈直斋说：“《汉书·艺文志》只记载有《扁鹊内经》和《扁鹊外经》；《隋书·经籍志》才开始出现《难经》；《唐书·经籍志》于是将其归于秦越人。这些说法都不可考证。”我按：《伤寒论》序言中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所谓《八十一难》，就是指《素问》九卷而言。六朝人又为此事（指将《难经》归于秦越人），实在可笑。

[重考]

张仲景《伤寒论》序中的“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并非指这部《难经》，姚氏的说法是正确的。《汉书·艺文志》记载《扁鹊内经》九卷，大概是其遗留的文字，尚可见于《真脉经》、《千金方》以及《外台秘要》所引用的扁鹊脉法中，然而都不见《难经》的内容，可见《难经》并非扁鹊所作，非常明显。况且《难经》是专门为了创立气口寸、关、尺的脉法而作的。这与《灵枢》、《素问》中三部九候的说法不同。而且与张仲景、王叔和的脉法也不相合，清代徐大椿已经驳斥过它。最近廖平断定它是六朝人的伪作，详见他所著的《难经经释补证》。（卷三，页三○）

[补证]

徐大椿说：“古书的篇名意义不可随意称呼，‘难’是辩论的意思，天下哪有以‘难’命名为‘经’的，所以知道《难经》不是正经。自古以来谈论医学的人都以《内经》为祖，而《内经》的学问，到汉代开始分化，到晋唐以后支流更加分散，只有《难经》完全依据《内经》的文句来阐发其义理。然而我私下有疑问：它的说法中，有以经文作为解释的；有违背经文作为解释的；有颠倒经文作为解释的。如果像其他书那样另有师承，那么人们自立学说，源流无法考证，即使与古怪的说法大相违背，也无从证明其是非；如果就依据《内经》的文句来解释《内经》，那么《内经》就在那里，用经文来印证经文，是非就显而易见了。所以用《难经》的观点来看《难经》，自然无可非议。用《内经》的义理来审视《难经》，那么《难经》就有很多瑕疵了。”（《难经经释序》）

日本人丹波元坚说：“《旧唐书·经籍志》记载：‘《黄帝八十一难》二卷，秦越人撰。’按：开元年间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在扁鹊传开头引用杨元操的《难经序》，那么杨元操是开元以前的人，而将《难经》归于秦越人的，难道是从杨元操开始的吗？司马迁说‘天下至今谈论脉诊的都以扁鹊为宗’，大概论脉没有比《难经》更精妙的，所以这种说法由此兴起。然而说它是扁鹊所作，唐代以前没有说法，实在可疑。”（《难经解题》）

廖平说：“《难经》是伪书，凡是精通医学的人都知道；后人还强行辩护的，不过是因为《史记》张守节的《正义》引用杨元操的序言，认为是秦越人所作罢了。如果这本书早出，《集解》、《索隐》为什么不引用它作为依据。现在考证《正义》引用《素问》十一条，《素问》中都没有这些文字，又引用《素问》却没有《灵枢》，可见他对医学毫无研究。又《千金方》、《外台秘要》中的诊法，原书中没有一条与《难经》相同，可见《难经》与《脉诀》，虽然在世俗中流传，但老练的医生和通达的人都不屑一顾。张守节因为不熟悉医学，喜欢其简易，所以搜集这些来敷衍塞责。《仓公传》中‘以经脉高下及奇络结’，《正义》引用《素问》说‘奇经八脉往来舒时一止而复来，名之曰结’；《扁鹊传》中‘不待切脉’，《正义》引用《素问》说‘待切脉而知病寸口六脉，三阳三阴’等等，不仅《素问》中没有这些文字，而且与《素问》水火不容、背道而驰。大凡所引用的《素问》，都出自《难经》，有时称为《八十一难》，有时称为《素问》，随手杜撰到了这种地步。又卷末自宋代版本附有《正义》一千七百多字，丹波氏认为其中有纪注及张洁古药注数十则杂抄医说，这些人都是宋代以后的，可见不是《正义》原文。而且违背注释史书的体例。我曾怀疑这卷中的《正义》，是后来的医生所识记，刊本误以为是《正义》，并非张氏原本所有，所以卷末所附的一千七百多字，其他版本就没有。这就是《正义》不足以作为依据的原因。”（《难经经释补证》）

恽铁樵说：“中国古医学中荒谬的没有超过《难经》的。《难经》号称是秦越人所著；而《汉书·艺文志》不见其目录，《隋书·经籍志》也没有，直到《新唐书》才提到，这必定是后出的书，应当在东汉之后。人体内部景象，决非肉眼可见者能在治疗上有所辅助益处，所以古书都不谈论，而《难经》却独自谈论：肝脏为什么下沉，肺脏为什么上浮，胃重几斤，肠长几丈，粗劣荒谬，至为可笑！而且《难经》每首句之下，必接一个‘然’字，遍检经史诸子，没有类似这种文法的，这真是不通的医生拾取汉人的唾余，托名伪撰的书。”（铁樵函授学校开学演辞）

又说：“唐代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在扁鹊传中全部引用《难经》作为解释，可见唐人认为《难经》是扁鹊所作。日本人丹波元胤有考证，说‘书中多东汉人的话语，如‘元气’之称，始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男生于寅，女生于甲’，《说文》‘包’字注、高诱《淮南子》注、《离骚章句》都记载其说。木所以沉，金所以浮，出自《白虎通》。金生于巳，水生于申，泻南方火，补北方水之类，都是五行纬说家的言论，而《灵枢》、《素问》中未曾提及。’据此，那么《难经》是东汉时的书；不是战国或

译西汉的文字。朱熹认为《灵枢》浅陋，如今看它的文字，也不是西汉人的笔法；《难经》中引用《灵枢》的文字很多，那么《灵枢》又在《难经》之前。恐怕张仲景《伤寒论》序中所谓的“八十一难”，竟然不是这本书。』（《内经讲义》第八期）眉批：《素问》托名于唐以前，所以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得以引用它；《灵枢》托名于王砅，张守节应当来不及引用。（杜甫有《赠重表侄王砅》诗，而唐宋史志都写作王冰，那么杜甫所赠的或许是另一个人。）《难经》又在王砅之后，就更不可能引用了。大概《正义》所引用的，是“八十一难”，本来就不是现在的《难经》；而所引用的《素问》，应当是《素问》的佚文，也不是从现在的《难经》中引用的。现在的《难经》，大概是由好事的医生，冒用“八十一难”的名目，杂取《灵枢》《素问》的内容，加上荒谬的言论而编成的，这是一部不通的怪书罢了。廖平说《正义》所引用的《素问》都出自《难经》；有时称为“八十一难”，有时称为《素问》，是随手杜撰的，我实在不以为然。张守节纵然不精通医学，又何必随手杜撰，把《难经》的文字，忽然称为《素问》，忽然称为“八十一难”呢！这是廖平想要证明《难经》是伪书，所以攻击《正义》所引用的不足为据罢了。然而辨伪是一回事，而这本书中是否仍然蕴藏着先民的医学经验，则是排沙拣金，乃今日研究医学者的责任了。（页二一一—二一五）

译脉诀

据说由晋代王叔和撰写。晁子止说：“都是歌诀中粗俗浅显的话，是后人假托的；但在世上流传最广。”吴昆在《脉语序》中说：“是五代高阳生伪造的。”

[重考]

王叔和就是王熙，章炳麟在《菿汉微言》中有考证，非常明确。王叔和的《脉经》十卷，《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读书志》、《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都有著录。而《直斋书录解题》记载《脉诀机要》三卷，说“王叔和撰写，通真子作注，是熙宁以后的人”，晁氏又另外列出《脉诀》一卷，说“王叔和撰写，都是歌诀中粗俗浅显的话，是后人假托的，但在世上流传最广”。根据这些，就知道通真子所注的，应当是伪本的《脉诀》罢了，并不是真正的《脉经》。叔和真正的《脉经》现在尚存，可惜鱼目混珠，最通行的，却是它的赝品。（卷三，页三一）

[补证]

杭世骏说：“朱子说：‘世俗流传的《脉诀》言辞最粗俗浅显，不是叔和的原书，竟然能直指高骨为关。’柳贯说：‘朱子取高骨为关的说法，不知道这正出自王叔和的《脉经》。《脉诀》是宋代中期人伪托的；有人说五代高阳生所著。’吕复说：‘六朝高阳生错误地设立七表八里九道的名目来误导学者。’高阳生不知是什么人，柳贯认为是五代，那就应该收入《宋史·艺文志》，吕复认为是六朝，那就应该收入《唐书·艺文志》；两部志书都没有，怀疑是宋代庸医枕中的秘本，不是通达之人所习的。吕复又说：‘通真子刘元宾为之作注，并且续写歌括附在后面，言辞既粗俗，意思也更加晦涩。’现在世俗竟然把歌括当作《脉诀》，那么辗转迷误，贻害不浅了。”（《道古堂集·脉诀跋》）（页二一五—二一六）

神异经

十洲记

以上两本书，据说由东方朔撰写。陈直斋说：“两本书荒诞不经，都是假托的。《汉书》本传叙述东方朔的荒诞，最后说‘刘向所录东方朔的书都在这里了；世间流传的其他事都不是真的。’赞语又说：‘东方朔的诙谐，逢占射覆，其事肤浅。童儿牧竖，莫不炫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故详录焉。’史家想要祛除妄惑，可谓明察了。”

[重考]

《神异经》《十洲记》两本书，并非汉代好事者依附之作，考察其文风雅近齐梁间人所为，大概是六朝人一手假托的。所以辞采过于华丽，颇便词章家所取资。若对于地理、道家，均无当也。（卷三，页三二）

[补证]

《四库全书总目》《神异经》提要说：“此书既刘向《七略》所不载，则其为依托，更无疑义。《晋书》张华本传，亦无注《神异经》之文，则并华注亦似属假借。振孙所疑，诚为有见。然《隋志》载此书，已称东方朔撰，张华注，则其伪在隋以前矣。观其词华缛丽，格近齐梁，当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与《洞冥记》《拾遗记》诸记先后并出。”又《十洲记》提要说：“其言或称臣朔，似对君之词；或称武帝，又似追记之文。又盛称武帝不能尽朔之术，故不得长生，则似道家夸大之语。大抵恍惚支离，不可究诘。考刘向所录书，无此名。书中载武帝幸华林园射虎事，按《文选》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李善注引《洛阳图经》曰：华林园在城内东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园，齐王芳改为华林，武帝时安有是号？盖六朝词人所依托。观其引卫叔卿事，知出《神仙传》后；引五岳真形图事，知出《汉武内传》后也。”（页二一七—二一八）

列仙传

据说由刘向撰写。陈直斋说：“传中凡七十二人，每传有赞，似非刘向撰写；西汉人文章不这样。”恒按：《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的《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而无《列仙传》，可证其伪。大概因《列女传》而有此《列仙传》吧？它说：“历观百家之中，以相检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故检得七十二人，可以为多闻博识者遐观焉！”西汉之时安有佛经！其为六朝人所作，自可无疑也。

[重考]

据《汉书·艺文志》及刘向本传不载此书，断定非刘向撰，是对的。而断定是六朝人作，则不对。《汉书·郊祀志》、司马相如传应劭注，各有引《列仙传》一条，《抱朴子·极言篇》亦有引《列仙传》一条，则此书当为汉末人所依托，因刘向尝得淮南枕中鸿宝之书一案而托之，且仿《列女传》之体也。郝懿行妻王照圆有《列仙传校正本》。（卷三，页三二）

[补证]

眉按：是书《四库全书总目》与孙志祖《读书脞录》所言适相反：总目说：“《汉志》所录，皆因《七略》。其总赞引《孝经援神契》，为《汉志》所不载；《涓子传》称其琴心三篇有条理，与《汉志》蜎子十三篇不合；《老子传》称作道德

译经文上下两篇，与《汉书·艺文志》仅称《老子》也不相合：都不应自相矛盾。或许是魏晋间的方士所作，假托刘向之名呢？陈振孙说：“馆阁书目作二卷，七十二人”，李石《续博物志》也说：“刘向传列仙七十二人”，都与此本略有差异；只有葛洪《神仙传》序称七十一人，此本上卷四十人，下卷三十人，其中江斐二女应算作二人，与葛洪所记相符。查考李善《文选》注及唐初《艺文类聚》等书所引，文字也相符合，应当是旧本。』这是说。作者。不是。刘向。而。书。则是。魏晋。旧本。也。

志祖则说：『《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列仙传》赞“故撰得七十，可以为多闻博识者遐观焉”，“撰得七十”下脱漏了“二人”二字，盖一百四十六人，除去七十四人外，尚有七十二人，所以李石《续博物志》、陈直斋《书录解题》都说七十二人，可见宋本尚无误。今本《列仙传》只有七十人，（眉批：《四库全书总目》以七十一人强行附会葛洪序，错了。葛洪序中的“一”字或是“二”字的误写。）末尾有总赞一篇，也没有出自佛经的话，看来今本是后人缀辑而成，不是刘向书的旧貌。又见《世说》注说“撰得七十”，没有意识到其中有脱字，所以数目只到此为止。《文选》《吴都赋》注引“鳌负蓬莱山而抃沧海之中”，又《登江中孤屿》诗注引“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昆仑山”，又《西京赋》注引“赞曰秦穆公受金策祚世之业”，《天台赋》注引“赞曰吞水须茹芝茎，断食休粮以除谷气”，今本都没有这些内容。』这是说。作者。是。刘向。而。书。则。不是。宋。以前。之。本。矣。

余谓《文选》注所引，既然为今本所无，《四库全书总目》信其为旧本，固然错了；然而佛经直到后汉桓帝、灵帝时才有译本，距离刘向去世将近二百年，孙志祖反而以今本没有出自佛经的话，来证明不是刘向所作的旧本，不是更加错了吗！其作者时代，《东观余论》怀疑出于东京，姚氏断定为六朝，《总目》说出于魏晋间；考葛洪《神仙传》序已称此书为刘向所作，那么六朝之说，似乎不足凭据，东京也没有这类文字，终究以《总目》所说的为是罢了。（页二一八—二二○）

译《洞冥记》

称郭宪撰写。胡元瑞说：“郭子横生活在西汉末年，他的文风不应如此；大概是六朝人的伪作。”

[重考]

胡元瑞的话是对的，这本书的原序只称作《洞冥记》。有的称作《汉武洞冥记》，有的称作《别国洞冥记》，都是后人所加。它的序和记都荒诞不经，无法究问，而且辞藻华丽，不像东汉人的文章，当然应是六朝人依托之作，所以唐代人才开始采用它。（卷三，页三三）

[补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这本书《隋书·经籍志》只著录一卷；《唐书·经籍志》才开始著录四卷。《文献通考》有《拾遗》一卷。晁公武《读书志》引用郭宪自序，说：‘汉武帝是明察俊异之主，东方朔凭借滑稽浮诞来匡正劝谏，深入道教，使幽深隐秘的踪迹，明显显露，所以叫《洞冥》。’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它的别录又从《太平御览》中抄出’，那么四卷也不是全书，别录应该就是《拾遗》。现在郭宪的序和《拾遗》都已散佚，只存这四卷，核对各种书所引用的，都相符合，大概是旧本。考察《范史》记载郭宪起初因为不臣服王莽，到焚烧他所赐的衣服，跳入海滨隐藏，后来因直言进谏触怒光武帝，当时有‘关东刚直郭子横’的说法，大概是刚正忠直之士。仅仅因为潠酒救火一事，就把他归入方术之中。这件事的真假，已无法确定。至于这本书所载，都是怪诞无根据的言论，未必真的出自郭宪之手。又词句繁复华丽，也与东京（东汉）迥异，或许是六朝人依托所作。”（页二二○—二二一）

《博物志》

称张华撰写。唐代殷文奎作注说：“张华读了三十车书，写《博物志》四百卷。武帝认为太繁杂，只取十卷。”按：这本书浅薄鄙陋，没什么可看的，决不是张华所作；殷文奎所说的，正是为了掩饰这本书的鄙陋罢了。魏晋之间的人何曾有过著书四百卷的，而且从中选出十卷，不知应当多么好，现在竟然这样！

[重考]

四百卷的说法，见于王嘉《拾遗记》，不足为据。《汉魏丛书》本《博物志》十卷，清代《四库全书》（小说家类）著录，不是张华原书，大概是后人采撷各种书所编成的。另有原本《博物志》十卷，宋代周日用等作注，黄丕烈士礼居丛书刊本，黄氏序说“汲古阁影抄宋本，与现在世间流行的本子，截然不同，曾经取来读它，才知道茂先（张华）这本书，大略是撮取典籍所载，所以历来目录都把它归入杂家。其体例独创的地方，则是随着所撮取的书，分别归类，不相混杂，如卷首《括地象》完毕，接着就是《考灵耀》这样，以下虽然不能条列出处，但列在《山海经》《逸周书》等之后，都显然可以验证。现在通行的本子强行设立门类，割裂迁就，于是使内容散乱分离，失去其旨趣，导致巨大谬误了。考察《读书志》和《通志》都记载周日用注十卷，就是这个本子，于是刻印它，以纠正通行本的过失”等等。这个本子确实比较详备，但考察《隋书·经籍志》又记载《张公杂记》一卷，注说张华撰，梁代有五卷，与《博物志》相似，略有不同，又有《杂记》十一卷，注说张华撰。《新唐书·艺文志》也记载《张公杂记》一卷，那么《史记索隐》、《续汉书注》、《三国志注》、《文选注》以及《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所引用的，有很多出于这个原本《博物志》之外的，或许就是《张公杂记》的文字吧。（卷三，页三三—三四）

[补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旧本题晋张华撰。考察王嘉《拾遗记》称‘张华喜好观看秘异图纬之部，搜集天下遗逸，从书契开始，考证神怪，以及世间民间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给武帝；武帝诏问卿才学综合万代，博识无与伦比，然而记事采言，也有很多浮夸虚妄，可以再删减浮疑，分为十卷’等等，是这本书作于武帝时，现在第四卷物性类中称武帝泰始中武库火灾，则是武帝以后的话了。《书影》有说‘《艺文类聚》引《博物志》子贡说社树一条，现在本子不载’的，按这条实在第八卷中，《书影》大概是偶然没有检阅。然而考察裴松之《三国志注》、《魏志》、《太祖纪》、《文帝纪》、《濊传》、《吴志孙贲传》引《博物志》四条，现在本子只有《太祖纪》所引一条而遗失其前半，其余三条都没有；又江浚《古铜剑赞》引张华《博物志》说‘铸铜的工匠，不能再得到，只有蜀地羌中，有时有懂得的’，现在本子没有这话，足以证明不是宋、齐、梁时所见之本。又《唐会要》记载显庆三年，太常丞吕才奏按张华《博物志》说‘白雪是泰帝使素女鼓五弦曲名，因为其调高，人遂和寡’；又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张华《博物志》说‘刘〇是汉桓帝时人，曾画云汉图，人看见觉得热，又画北风图，人看见觉得凉’，现在本子都没有这话。李善注《文选》引张华《博物志》十二条，见于现在本子的仅九条；段公路《北户录》引《博物志》五条，见于现在本子的仅三条。足以证明也不是唐代人所见之本。《太平广记》引《博

译《物志》中“郑宏沉酿川”这一条；赵彦卫《云麓漫钞》引用《博物志》“黄蓝是张骞从西域得到的”这一条，现在的版本都没有。晁公武《读书志》称“卷首有《理略》，后面有赞文”，现在版本的卷首第一条是地理，称为《地理略》，自魏氏说以前云云，并没有所谓的《理略》，赞文只有地理部分有，也不在卷末；又赵与时《宾退录》称“张华《博物志》卷末记载湘夫人的事，也误认为是尧的女儿”，现在版本这一条却在第八卷的开头，不在卷末，都与记载相矛盾。那么，这并非宋人所见的版本。或许是原书散佚，好事之人搜集各书所引用的《博物志》，又杂取其他小说来补足它，所以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的内容来验证，也往往相符。其余其他书没有引用的，则大多剽窃拼凑《大戴礼记》《春秋繁露》《孔子家语》《本草经》《山海经》《拾遗记》《搜神记》《异苑》《西京杂记》《汉武内传》《列子》等书，拼凑成册，不全是张华的原文。』眉批：顾实重考认为“四百卷的说法，见于王嘉《拾遗记》，不足为据。汉魏丛书本《博物志》十卷，清代《四库全书》著录，并非张华原书。”而以黄丕烈士礼居丛书刊行的周日用等注《博物志》十卷作为原本的《博物志》。然而各书所引，仍有很多超出此本之外的，那么此本仍然不可靠。实在是因为所引的或许是《隋唐志》著录的《张公杂记》的文字，难道是这样吗！（页二二二—二二四）

译杜律虞注

称是元代虞集所注。杨慎说：“这本不是出自虞集之手，而是张伯成所作，后人假托虞集之名罢了。”恒按，虞集的文集中有一篇《杜诗纂例序》，大概因此误认为是虞集所作吧。

[补证]

眉案：查考虞集《道园学古录》五十卷，并没有《杜诗纂例序》这篇文章。杨慎既然已断定《杜律》是张伯成所作，并揭露其注文特别荒谬的若干条，补录于此，以表明这本书确实不值得看一眼。他的文章说：“这本书开头解释‘恨别’说：‘杜甫刚到成都，没有依靠，所以以离别为恨。’不知道唐室动荡，故园陷于敌手，即使有所依靠，难道不以离别为恨吗！杜甫难道像江边的估客、淮上的商人那样‘以风水为乡，以船为宅，一旦醉饱就不思念家乡’吗？解释‘摇落深知宋玉悲’说：‘只有深知其中的缘故，所以千年之后，还为之悲叹，正因为他也是我的老师，所以怜悯他的萧条。’解释《生长明妃》一首说：‘正因为她离开紫台，所以春风中的面容不可见，正因为她独自留在青冢，所以‘环佩声归月下闻’。’这是村塾学究陈腐的套话，怎么能用来注解杜甫呢？‘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本来是描写战乱离散、萧条的景象，却解释说‘织女不能织布，所以说‘虚’，石鲸相传有灵性，所以说‘动’’，这跟闭着眼睛说黑白有什么区别。‘彩笔昔曾干气象’，本来是说登山，却解释说‘用华美的文笔，干动当时的权贵，以比拟飞腾’，这又把老杜看作钻营乞怜之徒了。《幽栖地僻》一首，本来是喜悦客人到来的意思，却解释说‘也是姑且用来观察他的诚意与否’，这是把杜甫看作阴险狡诈的人了。这难道不是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预传籍籍新京兆，青史无劳数赵张’，本来是以古代贤人为期许，却注解说：‘这次去朝廷，一定会有升迁，既然做了京兆少尹，必定升任三辅大尹。’这跟算命先生写寿书，预先写好赏帖有什么区别呢？可恶可厌。”（《升庵全集》卷五）看这几个例子，不仅诬蔑了杜甫，也极大地污蔑了虞集了！（页二二四—二二五）

有真书杂以伪者

经部中《礼记》《仪礼》就有这种情况，并详载于本书，这里不再赘述。

三礼考注

吴澄撰写。杨士奇作序认为晏璧曾冒认为是自己的作品；又根据吴澄《纂言叙录》考证，书中多有增加的内容，礼义大多混杂不清。罗伦作序也认为所增加的内容肯定不是吴澄的手笔。

[重考]

《元史》本传及虞道园所撰墓志，都没有记载这本书。根据卷首杨士奇跋文、罗一峰序文所说，实际上是明初晏彦文璧所作，假托吴澄之名。朱彝尊《经义考》称：“草庐先生（吴澄）的各种经学解释，各有叙录，我购得《周官礼》，是先生孙子吴当所补，其余《仪礼》则有《逸经》，《戴记》则有《纂言》，现在流传的《三礼考注》，拿它来与先生的书对照，论议体例，多有不合，那是晏氏伪托无疑，”朱彝尊的说法是对的。（卷四，页一）

[补证]

张尔歧《蒿庵闲话》说：“我读《仪礼》，除了郑玄、贾公彦的注疏外，偶然得到吴氏的《考注》，稍微看一眼，就合上书放在架子上，因为它的注都采自郑玄、贾公彦，往往失去首尾脉络，至于它自己的解说，则大大违背经意。等到《仪礼》郑注句读完成，才取《考注》来勘订。其中不采用郑玄、贾公彦说法的有四十多件事，只有《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补入‘尸受祭肺’四字对经文有功，其余支离破碎得很厉害，不需要剖析击破，毛病就显而易见了。怀疑这本书大概是庸俗狂妄之人假托所作。不然，草庐先生是名宿，怎么应该疏漏荒谬到这种地步！后来得到《三礼考注》序文读它，又拿他的书与之反复比较，于是确实相信它不是吴氏的旧作。序文说：‘忘记自己的僭越妄为，就根据朱子所分的礼章，重新加以条理，经文后面的记，依照经章次序，排列其文，不敢割裂，完全保持原样，附在篇末。’现在这本书却割裂记文，散附在经文里面了。序文又说：‘二戴的记，中间有经篇，分离出来作为《逸经》，礼各有义，则是经的传，用戴氏所存的，兼刘氏所补的，合起来作为传，传十五篇。现在这本书十五篇都具备了，《士相见》《公食大夫》两篇，只是采撷《礼记》的文字来凑数，所谓清江刘氏的书，是没有的。至于《逸经》八篇，序文又详细列出了目录：《公冠》《迁庙》《衅庙》取自《大戴礼记》，《奔丧》《投壶》取自《小戴礼记》，《中溜》《禘于太庙》《王居明堂》取自郑氏注。《逸经》虽然说是八篇，实际具备其书的，只有五篇而已。其余三篇仅存篇题，并非实有其书。现在这本书《大戴礼记》《明堂》列在第二，大概不知道‘王居明堂’与‘明堂’是有区别的。这三者与序文都不合，它不出自吴氏是确定的了。序文又说：‘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在最后。都分别成卷而不相混杂。此外全都归入戴氏的记。朱子所辑的，以及黄氏的《丧礼》、杨氏的《祭礼》，也参杂交错地去除其重复，名叫《朱氏记》，而与二戴并为三。’草庐

译本书的编排次序，大致见于这几句话。如今这本书朱熹的批注已不可见，又杂取《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中名为《曲礼》的八篇，庞杂汇聚，望之令人迷惑，与草庐先生所说“全部归于戴氏之记”的话又不相符了。是什么狂妄之人，竟如此诬蔑先儒，真可恨啊！朱彝尊《经义考》说：“按草庐先生各经的解说，各有叙录，我购得《周官礼》，是先生孙子吴当所补。其余《仪礼》则有《逸经》，《戴记》则有《纂言》。如今所传的《三礼考注》，用来与先生的书对照检验，论议体例多有不合，其为晏氏伪托无疑。”眉批：用吴澄《三礼叙录》来证明这本书是伪作，郑瑗已经先说了，他说：“《三礼考注》，有人说不是草庐先生的书。考察先生的年谱和行状，都不曾说曾注解过这本书。杨东里说它编排时，与《三礼叙录》不同。我查《卮言集》中《周礼叙录》只说‘冬官虽然缺失，现在暂且保留原貌，而将《考工记》单独作为一卷，附在经文之后。’现在这本书篇首也载有叙录，却改成了：‘冬官虽然缺失，根据《尚书·周官》考察，冬官司空掌管邦土，却混杂在地官司教掌管邦教的职掌之中，现在选取掌管邦土的官职，列在司空之后，大概冬官就不会亡失了。’《卮言集》叙录说‘《仪礼》传十篇，是吴澄所编纂’，而这本书‘十’字下面，却加了‘五’字，这大概是有人想附会这本书出自先生之手，所以把先生的叙录放在篇首，又从而加以增补罢了。况且先生最不相信《古文尚书》，《周官》是古文，他肯依据它来定《周礼》吗？再看他所考证编排的内容，也不能没有可疑之处：如春官大司乐以下，都取来归入司徒，地官大小司徒的职掌，则取来归入司空，然而看《周书》穆王任命君牙为司徒，而有‘祁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艰图易，民乃宁’的话，又说‘宗伯洽神人，和上下’，《周礼》春官大宗伯的职掌，也说‘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与《周书》的话，确实相互印证。由此看来，那么司徒难道只专掌教化而不涉及养育吗？宗伯难道只专掌礼仪而不涉及音乐吗？叙录所编纂的《仪礼》逸经文，仅存的只有五篇，先生定为《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奔丧》。至于《中溜》《禘于太庙》《王居明堂》三篇，其经文已经亡失了。这本书却用《大戴礼记·明堂篇》来补《王居明堂》，其辞说：‘明堂朱草，日出长一叶，到十五日出十五叶，十六日一叶落，终而复始。’这是纬书野史的说法，曾认为礼经会有这样的话吗？他用《公符》补《公冠》，虽然是先生的本意；然而篇中杂记周成王、汉昭帝的冠辞，其非古经之文明白了。先生平素深恶经传的混杂，难道会如此杂乱而没有区别吗？我曾经说《诸侯迁庙》《衅庙》《奔丧》《投壶》四篇，还略微保存了经文的模样，用来补经，应当不能不引起人的怀疑；用《公符》《明堂》来补经，决然不行。”（《井观琐言》卷三）这可以与张说先后互相勘验发现。又按：杨士奇跋（姚氏作序，错误。）说：“这本书原本吴文正公吴澄用朱子的意思，考定为《仪礼》十七篇，《仪礼逸经》八篇，《仪礼传》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记》别为一卷，见公文集中《三礼叙录》及虞文靖公行状如此。曾听长老说我们县康震宗武受学于先生，元末兵乱，他的书藏在康氏家中，乱后，郡中晏璧彦文从康的孙子求得它，就掩盖据为己有。我近年在邹侍讲仲熙家见到晏璧所录初本，注内有称‘澄曰’的，都改作‘先君曰’，称‘澄按’的，改作‘愚谓’，用粉涂其旧而书之，其痕迹隐隐可见。”那么晏璧掩盖此书据为己有，仍留下极大的漏洞。况且晏璧素来与杨士奇往来，他编《乾坤清气集》，以己意改古人作品数处，杨士奇曾与他辩驳，（亦见跋）可知晏璧本是敢于作伪的人，而郑瑗、张尔歧揭发其与序不合的说法又很确凿，晏璧确实是诬蔑先正的狂妄之人了。（页二二七—二三○）

译文子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原注说：“文子是老子的弟子，与孔子处于同一时代，但书中却记载周平王向他发问，看来像是后人依托伪作。”《唐书·艺文志》著录魏人李暹的注本，为十二篇；与现今版本的篇次相同。晁公武怀疑是李暹将原书析分而成。李暹在注传中说：“文子姓辛，葵邱濮上人，号叫计然。范蠡以师礼侍奉他。他原本师从老子学习；记录老子的遗言编成十二篇。”陈振孙说：“查考《史记·货殖列传》徐广的注：‘计然，是范蠡老师的名字。’裴骃说：‘计然，姓辛，字文子。’唐代徐灵府引用这些作为依据。然而自从班固时就已怀疑是依托伪作，何况未必是当时的原本呢！至于把文子当作计然的字，尤其不可考信。”查考陈振孙这一辨析，那么李暹确实是承袭前人的错误，认为文子姓辛，名钘，又号计然。辨析其文辞的：柳宗元说：“它的言辞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其主旨意蕴都本于老子。然而考察这本书，大概是一部驳杂之书。其中浑然一体、类别纯正的少，窃取其他书籍来拼凑的多。凡是孟子、管子等数家学说，都被剽窃，突兀地显露出不同类别的痕迹。其意绪文辞，义理相互抵触而不相合。不知道是后人增益造成的呢，还是众人聚敛而成书的呢？如今删去谬误恶劣杂乱的部分，选取那些似是而非的内容，又颇为阐发其意旨，收藏在家中。”查考河东先生（柳宗元）对《文子》的辨析，可以说是恰当了。这本书虽然伪托，但并非全伪；称它为驳杂之书，确实如此。难道是李暹做的吗？高似孙说柳宗元删削过的书，现在已不可见。

[重考]

《文子》是伪书，一半抄袭《淮南子》，守山阁丛书本有校勘记，非常详细，章炳麟认为也是晋人张湛所伪托，似乎接近事实。至于说文子是老子弟子，也是子夏的弟子，并非辛文子计然。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二—三）

[补证]

眉案：黄震《黄氏日钞》说：“《文子》一书，说是周平王时辛妍的字，即范蠡的老师计然，曾师从老子而作此书。为它作注和序的是唐人默希子，并将此书称为《通玄真经》。然而这是伪书。孔子晚于周平王几百年，等到见到老子，怎么可能有生于平王时代的人，先能师从老子呢？范蠡是战国时期的人，又怎么能还师从平王时代的文子呢？这是伪证一。老子所谈论的是清静虚无，而计然所从事的是财利，这是伪证二。书中叙述皇王帝霸，而‘霸’本是‘伯’字，后世转音才成为‘霸’；平王时代没有‘霸’这个名称，这是伪证三。连坐的法律，咸爵的命令，都是秦朝的事情，而书中却说是老子的言论，这是伪证四。伪造这本书的人，大概就是所谓的默希子，而隐藏了自己的姓名吧。”他的话非常恰当。只是说默希子伪造，似乎有些武断。这本书班固已经怀疑是依托伪作，历经隋朝到唐朝未曾亡佚，本来就不必等到徐灵府才开始伪造；所以胡应麟《笔丛》仍然主张柳宗元驳杂之书的说法，而认为黄震失于深入考察。至于孙星衍则极力主张这本书并非驳杂之书，他说：“《艺文志》注说‘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大概是说文子生不同时周平王，而书中称引他，乃是假托为问答，并非说这本书由后人伪托；宋人误会了这句话，于是怀疑此书出于后世。查考书中称平王并没有‘周’字。又班固误读了这本书，这平王何尝不是楚平王？书中有云‘老子学于常枞，见舌而知柔’，又说：‘牙齿比舌头坚硬却先坏掉。’查考《孔丛子》说：‘子思见老莱子，老莱子说：你不见牙齿吗？牙齿坚硬刚强最终互相磨损，舌头柔顺终究不坏。’老聃怀疑就是老莱子。《史记》所说的也是楚人，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文子师从老子也或许游历于楚国，与平王同时，没有什么奇怪的。杜道坚也认为是楚平王不听他的话，于是有了鞭尸的祸患。书中又说‘秦楚汉魏之歌’，那么这个人到六国时期还在世。范蠡称文子为辛计然的字并作为他的老师，应当可以引据。范蠡的学问，出于道家，他所教导越国的，是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的权术。又自齐国给大夫文种写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也出自《文子》，所以文子就是计然无疑。李善、徐灵府也认为是这样。宋人又怀疑，只是以《唐志》农家自有《计然》一书为由，不知道这是因为范蠡取老师名字来称呼他的书，自然不是同一个人。淮南王受诏著书，在吃饭时间内完成，多引用《文子》，（黄式三《儆居集》引《淮南子》与《文子》相同者多条；只是是否《淮南子》抄袭《文子》，抑或《文子》反抄袭《淮南子》，则不敢断定。）增删其词句，谬误迭出，则知道《文子》胜于《淮南子》。这十二篇必定是汉人依据的本子。柳宗元怀疑这是驳杂之书，所谓以不狂为狂的人啊！”（《问学堂集》卷四《文子序》）我认为孙星衍既然说班固误读楚平王为周平王，那么班固的怀疑为依托，应当是由误读而来，不应又说班固“依托”的“托”，是“托为问答”的“托”，而非“后人伪

译所谓依托，且问答之依托，是古书中常有的现象。班固既然误将此处的平王读作周平王，那么文子与平王的问答，不妨直接说是依托，何必说“似依托”呢？“似”、“云”、“者”等字，大概是心存疑虑，对于该书本身，不敢做出斩钉截铁的判断，所以才说“似”罢了。

汪中又根据《史记》中“或曰老莱子也是楚国人”的说法，认为老聃可能就是老莱子；那么《史记》又说“或曰儋就是老子”，难道要说老聃可能就是太史儋吗？（叶大庆在《考古质疑》中说：“我曾看《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幽王时三川都地震，伯阳甫说，周朝将要灭亡了！’注解说：‘伯阳甫是周朝的柱下史老子。’‘等到幽王立褒姒为后，太史伯阳读史书说，周朝灭亡了！’等等，那么太史伯阳就是老子。他早已出现在幽王之前。那么平王说‘我听说你向老聃学习道’，又似乎不是错误。况且孔子曾把自己比作老彭，彭祖是尧的臣子，绵延历经唐虞，经过夏商，那么老聃的年龄，或许生于幽王之前，而绵延历经春秋之际，也未可知。’这种说法也很可笑。）

这类恍惚不定的言辞，本来不足以凭信，汪中却用伪《孔丛子》强行比附，真是糊涂！而且，即使将此平王确定为楚平王，而楚平王去世，距离三家分晋之时已经有一百四十年了，汪中说这个人到战国六国时期还在世，也不应该长寿到这个地步。

综合汪中的辨析，没有什么能胜过黄震的观点，那么断定这本书是伪书，实在无可不可。而姚际恒既然怀疑是李暹伪造的，（章炳麟在《菿汉微言》中说是张湛伪造的）又说这本书虽然伪，但并非全伪；既然作者不是文子，怎么能再说这本书不全伪呢！姚际恒大概是还执着于柳宗元驳斥此书的说法，而没有暇深思罢了。（页二三二—二三五）

译庄子

苏轼怀疑《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不是庄子所作。他说：“庄子大概是推崇孔子的，实际上给予肯定而文辞上不给予肯定，表面上排挤而暗中帮助他，他正面的言论大概很少。至于诋毁孔子，未曾不隐约地显露他的本意。他论述天下的道术，从墨翟到老聃的门徒，乃至庄子自己，都视为一家，而孔子不在其中；他对孔子的尊崇达到极点了。我曾怀疑《盗跖》、《渔父》两篇真像诋毁孔子的样子；至于《让王》、《说剑》，都浅陋而不合乎大道。”晁说之辩解说：“熙宁、元丰年间之后，学者用心过度，认为庄子表面上诋毁孔子而暗中尊崇他，于是把他拉入儒家阵营。完全不考察他言论的旨归，尊崇老子还是尊崇孔子？既然已经说尊崇老子了，哪有暗中帮助孔子的道理呢？这跟打开城门揖让盗贼有什么区别？祸患超过西晋啊！”按，晁氏这番辨析，可以说极为正确，关系重大。苏氏兄弟本来沉溺喜好佛道二家，他们的学问不纯正，所以说出这种邪僻的言辞。只是苏轼怀疑这四篇是对的；他的用意错了。我的怀疑与苏轼相同，但用意不同。庄子诋毁孔子，我还觉得含蓄蕴藉，这几篇则直接斥责辱骂，便没有意味；而且文辞俚俗浅薄，令人厌恶观看：这就是它们为伪作的原因。

[重考]

晁氏辩正苏轼所谓庄子表面上诋毁孔子而暗中尊崇他的说法，也不确切恰当。苏轼的巧辩，更不值得采纳。《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也未必是庄子亲自著作，应当出自他的门徒之手，然而司马迁已经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来诋毁孔子的门徒”，一则司马迁所见的庄子书中早已有这些篇章。后世尊崇儒学孔子，厌恶它们对孔子的态度过于使人难堪，于是多方面怀疑这些篇章是伪作。还有人说它们的文笔不类似全书，言辞过于浅露所以是伪作，不知道语言有文采与质朴之分，一个人的言辞，尚有前后不同，怎么可以执一端而论呢？章炳麟说：“庄子晚出，他的气度独自高超，不忌惮抨击前代圣贤，愤恨奔走游说的风气，所以作《让王》来匡正它，厌恶智取力攻的事情，所以作《胠箧》来断绝它。”这正是持平的谈论。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三—四）

[补证]

蒋复璁《庄子考辨略》说：“庄子的书，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本有五十二篇；现在世间所流传的，是郭象注的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比原书逸失十九篇。从前苏轼曾经斥责《让王》以下四篇，浅陋不入于道；吴澄又怀疑《骈拇》、《胠箧》等五篇，是周秦文士所作。以我看来，这几篇只是其中最显著的了，其余各篇，伪作的痕迹，也大多可以考见。只有内篇七篇，文章浑厚古朴，阐述义理精粹，最为没有瑕疵，怀疑真正出自庄子门弟子之手；其余各篇在义理上有的得当有的失误，有的疏漏有的严密，有的本是训释之书，有的乃是掺入的文字，总之都不是庄子的旧作。现在根据它们的体性，合为七类，辨析如下：一，内篇七篇：七篇的文章，分开则每篇阐明一个义理，合起来则首尾相承。《逍遥游》取譬于鲲鹏，以自赞其逍遥，像全书的总纲；《齐物论》泯灭是非而均平物我，扫荡一切，作为立论的前驱。有的阐明养生的道理，有的论述涉世的方法，有的著述至德的符验。它的本体以大道为宗师，它的作用以帝王为格致。所谓本末兼该，体用具备，以成就他的一家之言。如果让它们出自拘泥于狭小见识的人、作伪之家，那文理的严密，有能像这样的吗！虽然篇中明确有庄子的称呼，必定不是庄生自己所著，况且以庄子遗弃功名，又岂屑于著书以求显名于后世，然而也必定是门弟子所记录而得其真者。庄子的学问，尽在于此。一，外篇《骈拇》、《马蹄》、《胠箧》、《刻意》、《缮性》五篇：这五篇，文气平缓，词句凡俗浅近，通篇一个意思到底，如同后世的策论，在诸篇之中，自为一体。《骈拇》论述仁义不是人性，而想要返本抱璞，却说‘我愧对道德，所以上不敢行仁义的操守，下不敢行淫僻的行为’，气象衰竭，外表看似谦退，内心没有依据，以庄子汪洋自恣的作风，岂是作此语的人！《马蹄》把智巧的过错归咎于圣人，为老子‘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作注。《胠箧》更说圣智的法度，徒为盗贼积累，有取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话，其诋毁圣人备至；然而考察它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只是惩戒当时君主的无道而愤激而言，初无义理可言。《刻意》文像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而论述止于吝惜保养精神。《缮性》则主张恬淡知交养，而篇末斤斤以道德的兴起隐没、时命的窃通为言，稍有高致的人所不肯出，而说庄子作的吗！我私下揣度，这几篇大概是别人自己著的书，编者才识低劣，见其与庄子相类，误行掺入。《骈拇》等篇直入口气，与他篇不同，而其文排偶急促，颇敷采色，与李斯谏逐

译如果这些篇章被归类为“客书”（即非庄子亲撰的附庸之作），那么它们的时代应当也不会相距太远。况且文中多处将杨朱、墨翟、曾子、史�4相提并论，杨墨并称始于孟子，庄子与孟子同时代，而这些篇章依附于孟子的文风，可见这些篇章的创作，必定在孟子学说流传之后。《胠箧》篇提到田成子十二世占有齐国，齐国灭亡于秦始皇二十七年，那么这些篇章是秦汉之际的学者所作，无疑。（眉批：此说源自焦竑。焦竑说：“田哙让国发生在孟子时代，而庄子文中说，庄子亲身处于那个时代，从前陈恒杀害了他的君主，孔子请求讨伐，而《胠箧》篇却说，陈成子杀害了他的君主，子孙享有齐国十二代，由此推断，这是秦末汉初的言论，难道庄子的年龄超过四百岁吗！曾子、史�4、盗跖与孔子同时代，杨朱、墨翟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庄子内篇三卷，从未提及这五人，那么外篇、杂篇多出自后人，可以知晓。另外，‘封侯’、‘宰相’等词语，秦以前没有，况且避汉文帝讳，将田恒改为田常，其为假托尤其明显。”见《焦氏笔乘》卷二）《刻意》、《缮性》两篇与前三篇或许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但其时代必定不能在前三篇之前。

一，外篇。《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四篇：《养生主》主张不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而主张保全身体、完善生命；《达生》则不致力于知识所无法做到的事情，而专心致力于顺应自然以回归生命的本真。《人间世》论述处世立身之道；而《山木》则寻求如何终享天年。《德充符》主张保全德行而遗忘形骸；而《田子方》则阐明目视道存，不可以容纳声音。《大宗师》论述天人的格物致知；《知北游》则言说至道的无为。这必定是后世学者依据庄子的内篇，又辑录其散佚的言论和事迹作为外篇，以阐发其义理情趣。例如《田子方》记载庄子拜见鲁哀公的事，以史实考证，两人相隔一百多年，推测其所记载的，必定得自传闻，而年代久远失实，错乱至此，那么记录者距离庄子必定非常久远，不是其再传弟子所作，可以证明了。

一，外篇。《在宥》、《天地》、《天道》、《天运》、《秋水》、《至乐》六篇：《在宥》的文风，与《骈拇》等篇最相似，而是由几段拼凑而成。篇末“贱而不可任者物也”这一段，宜颖怀疑其意旨杂乱、文辞肤浅，殊不知其他段落的意旨也未尝不肤浅，文辞也未尝不浅薄。广成子告诫黄帝，所谓“不要劳累你的形体，不要摇动你的精神”，所谓“谨慎守护你的身体，万物将自然壮大，我修身一千二百年，形体未曾衰老”，纯粹是后世道士炼丹求仙之术，试查内篇，何曾有此！又说“君子不得已而统治天下，不如无为”，庄子视天下如敝屣，与其留下骸骨显贵，宁愿在泥涂中曳尾，哪里有所谓不得已呢！君子小人，又是儒家等级的专称，老庄绝口不屑提及的，大概全篇都是后人所窜入的。《天地》篇中多次称呼“夫子”，可证明其为孔门弟子所作。其言“立德明道，这叫做王德之人”，与“孝子不谄媚其亲，忠臣不谄媚其君，这是臣子的盛大德行”这一段，都明显是儒者的言论，与庄子何干！末段也与《骈拇》相类似。《天道》开篇“以此南乡”至“功大名显而天下也”这一段，称颂静为圣、动为王的道理，矜持看重功名，与《逍遥游》无功无名的宗旨，背道而驰而不顾。其言上位者必须无为而使用天下，下位者必须有为而为天下所用，以无为为君道，有为为臣道，将道剖分为二，与其他篇章的说法好像出自两个人之口。既然以有为为臣之道，又说“以此南乡，尧作为君主，以此北面，舜作为臣子”，同一人口中所言，自相矛盾。尤其奇怪的是，有所谓玄圣、素王的名称。又称“孔子向西在周室藏书，翻阅十二经以解说老聃”，姚鼐说：“藏书者谓圣人知道有秦火而预先藏之。”陆德明说“十二经又加六纬”。焚书之祸，出于秦始皇，谶纬盛行于哀帝、平帝之际，素王受命，为汉制作，乃是末世公羊谶纬家的言论，观察这几点，纵然不敢断定其全出于哀帝、平帝时期，但必定有汉代以后所附益的内容。《天运》除首两段外，其余都是诋毁孔子的言论，痛斥名色形声的末节，而急切于安顿其性命，保存这些内容未尝不足以反鉴儒家的教化而警戒其过失，但遽然说这是庄子的义理则不然。诗书礼乐，古代只称为六艺，何曾称为六经呢！《秋水》记载公孙龙听闻庄子的言论而问魏牟，公孙龙与庄子年代不相及；其记载庄子对惠子说“现在你想用梁国来吓唬我吗”！意在尊崇庄子却恰好显露其浅陋，其为后世学者想象之词明显了。《至乐》以长久忧愁不死为大苦，谓死为安睡于巨大的室中，而骷髅为南面称王的快乐不能超越；庄子固然不喜悦生而厌恶死，然而他说“哪里有空闲去喜悦生而厌恶死”者，大概是言说本于大化的当然，无所容其喜悦厌恶，并非即厌恶生而喜悦死。此篇沿袭其绪余，矫枉过正，大概是浅薄学者之所为。

一，杂篇。《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列御寇》六篇：杂篇除《天下》篇及《让王》、《盗跖》、《说剑》

译《渔父》等四篇，言辞整齐有条理；其余篇章则章节破碎，文笔艰涩，自成一体，与内篇、外篇截然不同。且这四篇与内篇的文义多有重复，拼凑的痕迹未能完全消除。大概原本是后世学习庄子的人自己撰写的书籍，所以既阐发了庄子的义理，又间或引用庄子的原文。而在《寓言》篇首，更列举庄子全书的总则来论述，俨然像本书的凡例，其为后人所作，已经非常明白。《徐无鬼》篇说：“孔子到楚国，楚王设酒宴招待他，孙叔敖执爵，市南宜僚受酒。”孙叔敖做楚国令尹时，孔子尚未出生。又说庄子将儒、墨、杨、秉四家，与惠子合为五家，秉是公孙龙的表字，庄子怎能预言未来呢！《外物》篇有“饰小说以干县令”的话，县令一职始于秦孝公十三年，见于《史记·年表》，但其广泛推行应在数十年后，所以我断定这些篇章是秦汉之际学者所作。

一、杂篇中的《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三十三篇的《庄子》，自晋宋以来被人信奉，首先提出质疑的，就是苏轼怀疑这四篇。如今看来，《寓言》与《列御寇》实为一章，《列子》虽是伪书，当时引用《庄子》，尚且这两篇相连，而糊涂的人将这四篇插入其间，从篇章顺序来考证，这是第一个伪证。《庄子》只有内篇的标题各有取义，外篇、杂篇都取篇首二字，唯独这四篇，特立于杂篇之中，而又绝无深意，从标题来考证，这是第二个伪证。《让王》篇称道高风亮节，隐然有矜持羡慕之意；《盗跖》篇说盗跖是柳下季的弟弟而当面驳斥孔子；《说剑》篇直接把庄子当作游说之士：从义理来考证，这是第三个伪证。《让王》的各段，多与《吕氏春秋》相同；那些不见于《吕氏春秋》的，也都见于《列子》《淮南子》《韩诗外传》《新序》等书。《说剑》是《战国策》一类的文章，而气格更低。从文辞来考证，这是第四个伪证。太史公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来诋毁孔子的门徒，以阐明老子的学说，如今《盗跖》篇直接诋毁孔子，也不见所谓老子的学说，与太史公的话不相符，世人于是说这四篇是后世拟作的，读太史公的话，有所未察而失其本意，大概不是太史公原来的意思。（眉批：此见马其昶《庄子故序附记》。）从《史记》来考证，这是第五个伪证。

一、杂篇中的《天下》篇：此篇论述道术的分合，辨析百家的得失，而极力推崇庄子，所以自古学者，都以此篇为《庄子》书的后序，以与《寓言》篇作为《庄子》的凡例相匹配。然而杂篇多是诠释庄子，不止《寓言》一篇；如果只有《寓言》一篇，那么《寓言》既已发凡起例，而篇末又插入杂事，接着又是《列御寇》篇，在义理上大概说不通。而且此篇也并非专为庄子所作。大概是他人总论百家流别的文章，起初与这本书无关。世人见其推崇庄子，于是将其编入《庄子》书中；又因其总论道术，而诸篇都是言行杂事，无处依附，所以将其编在篇末，如此而已。不然，既然是庄子的后序，那么所论述的各家，应当到庄子为止，然后宾主分明，怎么能在庄子之后，又加入惠施呢！

统观前面的七类：杂篇中《让王》等四篇的伪作，发觉最早，而义理也最差。《天下》篇次之，《庚桑楚》等六篇又次之。外篇中《骈拇》等五篇的伪作，发觉最早，而义理也最差。《在宥》等六篇次之，《达生》等四篇又次之。总之都不可信。可信的，只有内篇七篇而已。然而庄子的书，留存下来的很少，区区七篇，岂能尽数包含他的积蓄，片言只语，尚且要搜讨而珍存，何况数十篇的大文，可以抛弃而不顾！虽然真伪混杂，不可依据，但执持七篇的义理作为权衡，用来比较其轻重，那么外篇、杂篇的义理，未尝不足以与内篇相互阐发。（见《图书馆学季刊》二卷一期）

眉批：研究《庄子》的人很多。蒋先生的文章也往往采用前人的说法。录下这些，略以表明内篇七篇，确为庄子原著，外篇、杂篇不可依据，但足以与内篇相互参证。然而外篇、杂篇之所以混杂，都有其时代思想演变的因素在，与其他书的作伪不同，梳理而系统化它们，是研究思想史的人所要做的事。（页二三六—二四三）

译《列子》

称列御寇所撰。刘向校定八篇，《汉书·艺文志》沿袭此说。刘向说：“列子是郑国人，与郑缪公同时代。”柳宗元说：“刘向古来号称博览群书，然而他记录《列子》，只说是‘郑缪公时的人’。郑缪公在孔子之前几百年，而《列子》书中提到‘郑国杀了他们的相国驷子阳’，那是郑繻公二十四年，相当于鲁缪公十年。刘向大概是把鲁缪公误作郑缪公了。”按：柳宗元驳斥刘向确实正确，晋代张湛注《列子》时已对此表示怀疑。但如果认为刘向是因为鲁缪公而误作郑缪公，则不对。刘向明确说是郑国人，所以接着说郑缪公，怎么会是鲁缪公呢！况且书中提到的孔穿、魏牟也在鲁缪公之后，那又怎么能说是鲁缪公呢！高似孙说：“司马迁不为列子立传，就像《庄子》所载的许由、务光，司马迁独独怀疑他们，所谓列御寇的说法，只见于寓言罢了，司马迁对此难道能不产生怀疑吗！《庄子》末篇叙述墨翟、禽滑厘、慎到、田骈、关尹等人，直到庄子，而列御寇独独不在其列，难道列御寇也是所谓鸿蒙、列缺那样的人物吗？然而这本书与《庄子》相合的有十七章，其中尤其有一些浅近迂腐偏颇的内容，是出于后人汇集编纂而成的。”按：高氏此说最有见识。然而我认为战国时原本就有此书，或者是庄子的门徒依托所作，但原本内容不多，其余全是后人所添加附益的。因为《庄子》称引列子，所以列子在庄子之前，因此多取《庄子》的内容纳入其中。至于书中提到“西方圣人”，则直指佛教，大概属于汉明帝之后人所添加附益无疑。佛教无论战国时没有，即使刘向时又哪会有呢！那么刘向的序言又怎么知道不是被他人假托而流传的呢？刘向博览群书，不应有郑缪公这样的错误，这也足以证明序言不是刘向所作。后人不加考察，都因为《列子》中有《庄子》的内容，就说是《庄子》引用《列子》，不知道实际上是《列子》引用《庄子》。《庄子》一书，汪洋恣肆，独步千古，怎么会蹈袭别人的作品！它的文章，舒缓延展之中，仍寓含拗折奇变，不可方物，而《列子》则明媚浅近，气脉降格了。又《庄子》叙事，回环郁勃，不即了了，所以是真古文，《列子》叙事，简净有法，只是名家罢了！后人反而说《列子》胜过《庄子》。柳宗元说：“《列子》比《庄子》更加质朴厚重。”洪迈说：“《列子》书中的事理，简劲宏妙，多出于《庄子》之上。”宋濂说：“《列子》简劲宏妙，似乎胜过《庄子》。”王世贞说：“《列子》与《庄子》同样叙事而简劲有力。”像这类说法，代代相沿，人云亦云。唉，以这些号称能文的人，对于文字尚且不能尽知，何况辨别古书呢！又何况那些在下的人呢！

[重考]

《列子》是魏晋间人伪造的书，不可与《庄子》《管子》等同等看待，即便从文词来看，也有区别。根据张湛的序文，则此书原出于张湛之手，其即为张湛伪托无疑。晋太康年间，汲冢书刚出土，而《周穆王》篇，即取自《穆天子传》，尤为明证。然而伪《文子》半袭《淮南子》，伪《古文尚书》袭取古书最多，此书实际上介于二者之间。汪继培说它“会粹补缀而成，诸书具在，可覆按也”，非常确切。但根据陈寿昌《南华真经识余》中的《庄列异同》一篇来看，即可知道它袭用《庄子》之多了。洪迈等人的说法，固然不值一笑。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六）

[补证]

陈三立说：“我读《列子》，恣睢诞妄超过庄周，然而其言辞隽永，其义理狭隘，非庄子可比。篇中数次称引杨朱，既有《杨朱》篇，又始终一贯，不殊于杨朱贵身任生之旨，难道是杨朱的门徒所作吗？世人说战国衰灭，杨朱与墨家俱绝，然而看汉代所称的道家杨王孙之类，都厚自奉养，魏晋清谈兴起，更加务求藐视天下，遗弃万物，适己自恣，偷取一身之便，一概使用杨朱之术，都是厚自奉养，魏晋清谈兴起，更加务求藐视天下，遗弃万物，适己自恣，偷取一身之便，一概使用杨朱之术的效果。而世人却把过错归咎于《列子》。我又看《列子·天瑞》篇‘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其不生于彼’，《仲尼》篇‘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轮回之说，释迦之证，粲然明白。其言‘运转无已，天地密移’，又颇与泰西地动之说相合。（《尸子》《苍颉》《考灵曜》《元命苞》《括地象》皆言地动，《列子》此语亦相类。）难道道没有无故之术，言没有无故之家，所操者约，而所验者博吗？我终究怀疑季汉魏晋之士，窥见浮屠之书，就杨朱之徒所依托，益增窜改其间，而且又不是刘向所尝见的，张湛大概颇知此事而未深辨。又《汉志》道家称其先于庄子，乃列于庄子之后，明非本真。而柳宗元方谓‘庄子要为放依其辞，于庄子尤

译“质朴厚重，少有伪饰”，关于战争，大概算不上是知言罢了。”（读《列子》）马叙伦说：“世人传说的《列子》一书，从《天瑞》到《说符》共八篇，出自东晋光禄勋张湛的注。张湛说：‘这是我祖父从外家王氏那里录得的。永嘉之乱时，仅剩下《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渡江后又从刘正舆家得到四卷，正舆也是王氏的外甥。又在王辅嗣的女婿赵季子家得到六卷。参校后有缺失，才开始完备。’张湛叙述今本《列子》的来历大致如此。然而高似孙说：‘《列子》与《庄子》相合的有十七章；其中尤其有浅近迂僻的内容，是后人汇集而成的。’黄震说：‘《列子》的学说，不过是爱身自利，全类杨朱。其书八篇，虽然与刘向校雠的数量相符，但实际上是在司马氏渡江后才杂出于各家。’姚际恒说：‘《列子》言西方圣人，则直指佛教，大概属于明帝之后所附益无疑，后人不察，因为《庄子》中有列子，就认为《庄子》引用了《列子》，不知实际上是《列子》引用了《庄子》。’钱大昕说：‘《列子》书晋时始行，恐怕即是晋人依托’，钮树玉说：‘《列子》之书，见于《庄子》的有十七条，泛称黄帝的五条，鬻子的四条，邓析、关尹喜、亢仓子、公孙龙或一二见或三四见，而见于《吕览》的有四条：其辞气不古，疑是后人取他书而成。’何治运认为‘出自郭璞后人所为’。俞正燮说‘出自晋人王浮、葛洪之后’。汪继培说：‘《列子》浅近卑弱，对于《韩策》所称贵正（正即虚之误字），《尸子》《吕氏春秋》所称贵虚的宗旨，持之不坚。’吴德旋说：‘《列子》恐怕是周秦间人采集一时的小说，而稗贩老庄之旨以为之，其与《庄子》相同之处，也似乎是从《庄子》剽窃来的。’今人章炳麟也说：‘其书疑是汉末人依附刘向叙录而作的。’（章氏又说魏晋人作）我研读所得，知道其书必出伪造。兹举证二十事如下：一，刘向叙录说：‘列子是郑国人，与郑缪公同时。’按《庄子·让王》篇，苏轼认为是伪作，其所记列子与子阳的事，即本于《吕氏春秋》。子阳当作子驷，因驷、子阳而讹，子驷正与子产同时。刘向号称通人而不省察如此吗！二，叙录称《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与《尸子·广泽》《津》篇、《吕氏春秋·不二》篇及《庄子·应帝王》篇所称列子不相应。且说孝景时其书颇行，则汉初人引《列子》书者又何寡也！三，张湛说，八篇尽出其外家王氏，晋世玄言极畅，流布必广，何以张湛所述八篇，既失复得，不离王氏呢？四，《天瑞》篇有‘大易’‘大始’‘大素’一章，张湛说：‘这全是《周易·乾凿度》的内容。’《乾凿度》出于战国之际，列子何缘得知？五，《周穆王》篇叙驾八骏见西王母于瑶池事，与《穆天子传》若合符节，《穆传》出于晋太康中，列子又何缘得知？六，《周穆王》篇言梦有六候，一曰正梦云云，与《周官·占梦》相合。七，《穆王》篇记儒生治华子之疾，儒生之名，汉世所通行，先秦未之闻也。八，《仲尼》篇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这是缘于晋之名理，剽取浮屠；作伪者囿于习尚，遂有此失。九，《汤问》篇所言，多《山海经》中事。十，《汤问》篇方壶、瀛洲、蓬莱，事出秦代，前无所征。十一，《汤问》篇‘渤海之东，不知其亿万里，有大壑，实惟无底之谷’，此为显窃《山海经·大荒东经》及郭注两文合而成之。十二，《力命》篇‘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十八’，十八之说，汉季所行。十三，《汤问》篇记火浣布云云，昔魏文帝著论，不信有火浣布，明帝时有献此者，遂欲追刊前论，疑即作伪者所本。十四，《汤问》篇‘伯牙善鼓琴，锺子期善听’，汪中证锺子期即《史记·魏世家》之中旗，秦策之中期，《韩非子·难势》篇之锺期，则楚怀王顷襄王时人，列子何缘得知？十五，《庄子·应帝王》篇于古说九渊之中，独取三渊，正以其他无关耳；而此书《黄帝》篇则取《尔雅》杂而成之，九渊虽具而文旨已绝矣。十六，据《左传》，邓析非子产所杀；作伪者用《吕氏春秋·离谓》篇邓析难子产事，影撰此文，故不寤与《左氏》抵牾也。十七，《汤问》篇记孔子见小儿辩日事，桓谭《新论》所载略同，谭云小时闻闾巷言，不云出《列子》。十八，《汤问》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乃影射《庄子》之文而实用崔譔之说。十九，《力命》篇‘彭祖之知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按宋忠《世本》注、王逸《楚辞》注、高诱《吕氏春秋》《淮南子》注有七百、八百之说，孔广森、严可均以为彭祖八百岁，谓彭国八百年而亡，非实籛不死也。而作伪者不暇考定，即袭而

译只是拿来使用罢了。第二十条，《天瑞篇》中“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这句话，是抄袭自《山海经·海内北经》的文字。那段文字的郭璞注说：“这就是庄子所说的藐姑射之山。”如果《列子》不是伪作，郭璞为什么不用这段话来注释呢？（第二十条的事例因原文太长，此处节录）由此说来，世上流传的《列子》八篇，并非《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原书，这是显而易见的。况且其中那些不出自前代书籍的内容，大多不像周秦人的文辞语气，拼凑割裂，缺乏条理贯通。又如《天瑞篇》说“天地是虚空中的一个细微之物，是有形事物中最巨大的”，《周穆王篇》说“西极的国家，有化人到来，能进入水火，穿透金石，反转山川，迁移城邑，乘虚而不坠落，触实而不受阻，千变万化，不可穷尽，既然改变了物体的形态，又改变了人的心志”，《汤问篇》说“那座山四周环绕有三万里，山顶平坦处有九千里，山与山之间相距七万里，却像邻居一样。山上的台观都由金玉建成，山上的禽兽都是纯白色的，珠玕树都丛生，花和果实都有滋味，吃了都能不老不死，居住在那里的人都是仙圣的后代，一天之内，飞往来往的人不可胜数”。这些都是取材于佛教典籍，尤其明显。至于《汤问篇》中的六鳌、焦螟，模仿《庄子》中的鲲鹏、蛮触；《黄帝篇》中的海上沤岛，模仿《庄子》中的好蜻，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崔述说它“称述孔子在吕梁观看时遇到一位男子涉水过河，又称述在河梁停车时遇到一位男子涉水过河，这本是庄周的寓言，大概是采录了这件事而稍加改动文字，伪造《列子》的人误以为是两件事，于是都记载了下来。”汪继培说它“汇集补缀而成，各种书籍现存，可以查核验证。”他们说得对啊！大概《列子》这本书出现得晚而亡佚得早，所以不被作者所推崇。魏晋以来喜好这类事情的学者，收集《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新序》、《新论》中的言论，（眉批：陈文波也说《周穆王篇》除了大半抄袭《穆天子传》外，还采录了《灵枢》、《力命篇》中“管子尝叹曰”一段，而“管子尝叹曰”一段则完全抄袭《史记·管晏列传》，而抄袭《庄子》则最多。见《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一期。）附益晚出的学说，编成这八篇，假托向秀作序以抬高身价，而刘勰却称赞它“气势雄伟，文采奇特”，柳宗元说它“质朴厚重，少有伪作”，洪迈、宋濂、王世贞甚至认为它“简练有力，胜过《庄子》”，刘埙说“庄子的言论，都是列子的余绪”，难道他们是眼瞎了吗！

辅嗣（王弼）为《周易》作注，多取法于《老子》、《庄子》，而这本书也出自王氏，难道是王弼的门徒所为吗？』（《天马山房文存·列子伪书考》）顾实说：『马氏的说法大致正确。然而用王弼的《老子注》与张湛的序互相印证，虽然可以推定为王弼的伪作，但《周穆王篇》取材于《穆天子传》，怀疑这本书就是张湛搜集编纂而成的。况且《淮南子》说：“兼爱尚贤，右鬼非命，是墨子所主张的，而杨子反对它。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是杨子所主张的，而孟子反对它。”（《氾论训》）以墨子兼爱、尚贤等篇目为例，必定“全性”、“保真”都是杨朱书的篇名。《汉书·艺文志》不记载杨朱的书，而《淮南子》还能看到它。”全性保真，是说保持清静，远离情欲，而《列子·杨朱篇》却一味纵情肉欲，仰慕桀纣唯恐不及，简直是作恶近于刑罚，岂不是大相矛盾吗！这一篇尤其应当是张湛凭空捏造，并非有原本依据。』（《汉书艺文志讲疏》）眉批：《列子》一书，陈氏认为是杨朱的门徒所作，马氏认为是王弼的门徒所作，顾氏怀疑就是张湛搜集编纂而成，大抵伪造者未必能确定是谁，但这本书是伪作则可以确定。

日本人武内义雄作《列子冤词》，认为怀疑《列子》的人多标举《庄子》来立论，实际上郭象删定前的《庄子》，其中驳杂之处有类似《山海经》及占梦书的，如果郭象不删定《庄子》而删定《列子》，后人必定会标举《列子》来怀疑《庄子》了。（这是我所概括的大意，并非原文。）《庄子》、《列子》两书，其文体与反映的时代思想，都有明显的区别，不仅仅是一个驳杂、一个不驳杂的不同而已。《冤词》的说法是不对的。又胡适不相信《列子》而认为《杨朱篇》是可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我认为《杨朱篇》大概是取用孟子“杨氏为我”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话，阐发魏晋间的颓废思想，在《列子》书中最为典型地体现了伪作特征，而胡适相信它，反而比相信《列子》其他部分更过分。

译。篇。，抑。何。谬。也。!(页二四六—二五二)

译晁子止说：“杜佑在《通典·指略》序中说：‘《管子》记载了管仲临死前回答齐桓公问话的内容，怀疑是后人续写的。而且注释颇为浅陋，恐怕不是房玄龄所作，有人说可能是尹知章。’”叶正则说：“《管子》并非一人所写，也非一时之作。因为它提到了毛嫱、西施，以及吴王喜好剑术，应当是春秋末年的作品。另外，‘持满定倾’等话语，也是文种、范蠡所遵循运用的。”又说：“管仲的学说中，唯独盐铁政策被后人遵循，谈论其利益的人无不以管仲为祖，让他蒙受万世的污名，实在令人愤恨。《左传》记载晏子说：‘海边的盐蜃，祈望官府看守’，认为这是衰微时期的苛捐杂税；陈氏因此施行厚施来谋取齐国，而齐国最终因此灭亡。既然如此，管仲所得到的，齐国凭借它称霸，晏子怎么能非议他呢。孔子因为管仲器量狭小而轻视他，是责备他大的方面。如果管仲真的猥琐从事市井小人的权术，孔子也不会责备他了。所以《管子》中特别荒谬虚妄的，没有超过《轻重》各篇的。”恒按：其中《大匡》《中匡》《小匡》等篇，也是本于《论语》中“一匡天下”的说法。又说：“召忽的死，是推崇他的生；管仲的生，是推崇他的死。”也是本于《论语》。又说“兵车之会六次，乘车之会三次”，本于《国语》。又说“春秋是用来记载成败的”，管仲没有见过《春秋》。《汉书·艺文志》记载为八十六篇；现在的篇数相同。大体上参杂进去的都是战国、周末时期的人，如稷下学宫的游谈之士；韩非、李斯一类的人；袭用商鞅的法度，借管仲之名来推行他们的学说。所以司马迁曾经选取其中的内容，用来撰写《封禅书》。

[重考]

《韩非子·五蠹》篇说“收藏管仲、商鞅法度的人家家都有”，可见《管子》传布的盛况。但因为历时久远，不像商鞅那样可以比较，所以现存诸子书中内容最复杂的莫过于《管子》。《管子》篇目的种类，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等，显然是一部书而连带后人的注解，一并包含在内，适宜地延及管仲身后并包含战国时事。评论者大多不究其始末，往往抓住其中一两点，来怀疑全书的真实性，也可以说是不会读古书的人了。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的“古书传述亦有异同例”中说：“《国语·齐语》本于齐国史记，而《管子·小匡》篇多与《齐语》相同，而稍作变化，是由管氏的门徒，采撷国史，作为家谱，于是更改其文字，专美夷吾”等等，曲园先生真是善于读古书的人。至于理财之道，利弊不一，然而理财关系到国家强弱存亡，今天连三岁孩童都能说清，这正是《管子》的成功之处，不足以成为《管子》的毛病。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七—八）

[补证]

陈澧说：“《管子》一书，被《史记》采入列传的，说‘仓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充足就知道荣辱，上级遵守法度则六亲稳固，四维不张，国家就会灭亡。’这是最精纯的语句。其余则非常驳杂。它说：‘恩惠是百姓的仇敌，法律是百姓的父母。’（《法法》篇）‘群臣不敢欺骗君主，不是因为爱君主，而是因为畏惧君主的威势；百姓争相效力，不是因为爱君主，而是因为畏惧君主的法令。’（《明法解》）‘凡所谓忠臣，务必明晓术数。’（同上）这类话，是法家的言论。所以《艺文志》将《管子》列在法家。或许后世的法家，将他们的学说附在《管子》书上呢（《直斋书录解题》说《管子》似乎不是法家）。又有说，‘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枢言》）‘督言正名，所以说圣人。’（《心术上》篇）‘凡物载名而来，怪人固而财之。’（同上）这类话，是名家的言论。又说：‘虚无之形谓之道。’（同上）‘天曰虚，地曰静，乃不伐，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纷乎其若乱，静之而自治，强不能立，智不能尽谋，故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同上）这是老子的学说。又说：‘仁从中出，义从外作。’（《戒》篇）告子的学说出于此吗？还是告子的门徒所依托的呢？又说：‘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这更是后人所依托的。其《地员》篇，则是农家的流派。《艺文志》农家之书没有存世的，于此可见其大概。盖一家之书而有五家之学矣。”（《东塾读书记·诸子书》）徐时栋说：“毛大可说孟子不道桓文之事，然而孟子自为文多袭用《管子》：如‘省刑罚，薄税敛’；‘规矩方员之正也，属有巧目利手，不如规矩之正方员也’‘诸侯毋专杀大臣，毋曲堤，毋贮粟；因擅废适子，因置妄以为妻’‘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胜人者也。’以上并见其所著《四书剩言补》中。或尝举此为问

译我笑着说，这是胡说八道！古人著书往往有雷同之处，本来就不必说是抄袭。况且孟子一生轻视管仲、晏婴，即使现在的《管子》一书果真在孟子之前，孟子未必会抄袭它，而（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人凭私意增删，真正杂糅而成的书，却说是孟子抄袭它，这不是梦话吗！而且大可所列举的未尽，让我继续列举：《五辅》篇说：“大者想称王天下，小者想称霸诸侯。”（大则用以称王，小则用以称霸。）又说：“小者军队受挫而土地被削，大者自身死亡而国家灭亡。”（残害百姓严重的就自身死亡国家灭亡，不严重的就自身死亡国家被削。）又说：“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市场只管理而不收税。”《小匡》篇说：“让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而不收税。”《戒》篇说：“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市场只管理而不收税。”（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市场店铺而不征税，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店铺没有夫里之布。）《宙合》篇说：“像符节相合一样。”（像符节相合。）《法法》篇说：“所以灵巧的人能产生规矩，但不能废除规矩而画出方形圆形”，（公输子再灵巧，不用规矩，也不能画出方形圆形。）《中匡》篇说：“减轻赋税，减轻刑罚。”（减少刑罚，减轻赋税。）《霸形》篇说：“百姓归附他像流水一样。”（百姓归附他像水往低处流。）《戒》篇说：“千乘之国，不按照正道给予它，不接受。”（不义地给予齐国而齐国不接受。）又说：“用德行给予别人叫做仁，用财物给予别人叫做良。”（分给别人财物叫做惠，教导别人向善叫做忠。）《心术上》篇说：“耳目，是视听的器官。”（耳目之官。）《臣乘马》篇说：“那些王者不耽误百姓农时。”（不违背农时，不耽误他们的农时。那些耽误百姓农时的。）《国蓄》篇说：“猪狗吃人的食物。”（猪狗吃人的食物。）又说：“道路上有饿死的人。”（道路上有饿死的人，田野里有饿死的人。）《法法》篇说：“所以上面所喜欢的，下面一定更厉害。”（上面有喜好的人，下面一定有更厉害的人。）其他字句相类似的，不能一一列举了。然而，不仅仅是孟子。孔子也出生在管仲之后。而《管子·法法》篇说：“先艰难而后容易。”（先难而后获）又说：“政就是正。”（政就是正。）《戒》篇说：“所以天不运动，四季运行而万物化生。”（天说什么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又说：“孝悌，是仁的根源。”（孝悌啊，大概是仁的根本吧！）《小称》篇说：“自身不善是祸患，不要担心别人不知道自己。”（不担心别人不知道自己，要追求值得被别人知道。）《小问》篇说：“人口少不是有国者的祸患。”（我听说有国有家的人不担心人口少。）《禁藏》篇说：“钻燧改火。”（钻燧改火。）《弟子职》篇说：“出入恭敬，像见到宾客一样。”（出门像见到贵宾一样。）又说：“先生将要吃饭，弟子准备食物。”（有酒食，先生先吃。）《形势解》篇说：“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真的像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又说：“侍奉父母而不尽力。”（侍奉父母能竭尽他的力量。）《版法解》篇说：“自己觉得不安的，不要施加给别人。”（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又说：“所以君子讨厌称说别人的坏处。”（子贡说：君子也有讨厌的吗？孔子说：有讨厌的，讨厌称说别人坏处的人。）《山之数》篇说：“百姓富裕君主不要贫穷，百姓贫穷君主不要富裕。”（百姓富足，君主哪里会不足；百姓不足，君主哪里会富足。）都与《论语》意义相同，那么就不应该夫子以及门下传授教诲人，而多抄袭《管子》。又且“静而安”，（《法禁》）就是“静而后能安”。“闻贤而不能举，殆”，（《法法》）就是“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菑必及于身”，（《宙合》）就是“菑必逮夫身”。“生财有常法”，（《君臣上》）就是“生财有大道”。“故上不行则民不从”，（《法法》）就是“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视则不见，听则不闻”，（《白心》）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大学》又抄袭《管子》。又且“蹈白刃”，（《法法》）就是“白刃可蹈”。“继绝世”，（《霸言》）“继绝世”。“如日月之明”（《任法》）就是“如日月之代明”。“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侈靡》）就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书同名，车同轨”，（《君臣上》）就是“车同轨，书同文”。这是《中庸》又抄袭《管子》。我不意一部四书中抄袭《管子》的，为什么多到如此地步！乃至《左传》其全抄袭的且不论；即使不是本事而自为文的，也有“一而伐之，服

译“而舍之”（《霸言》），“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参患》），“贱不逾贵，少不凌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五辅》）等语，难道是左氏袭用了《管子》吗！乃至《诗经》，其引用者且不论，即非引用而自为文者，也有“人而无良”（《宙合》），“夙兴夜寐，小心翼翼，执事有恪，其仪不忒”（《弟子职》）等语，难道是三百篇又袭用了《管子》吗！大可既然读了《管子》却唯独怀疑《孟子》，不称之为梦话行吗！』（《烟屿楼读书志》经十）又说：“‘朋党’二字，始见于《管子》。其《法禁》篇说：‘以朋党为友’，《参患》篇说：‘群臣朋党，则宜有内乱’，其他说人臣结党而成群的很多。按管仲因鲍叔的推荐而相齐国，到他将要死时，桓公想以鲍叔为相，管仲还评论鲍叔没有相才，不足以做相，这可以说是肯不肯结党的人了。即使朝廷大臣此时，也没听说有分朋立党的事。而《管子》这样说，是逆料后世必定有这种事呢，还是后人伪作的呢？《小匡》篇多袭用《齐语》。《大匡》篇则前半全袭用《左传》，而有可发大噱者：如说‘二月，鲁人告齐曰：寡君畏君之威’等等；‘五月，襄公田于贝邱’等等；‘九年，公孙无知虐于雍廪，雍廪杀无知’等等：凡其叙事，并无年月，唯独这三处有；而九年者，是鲁庄公的九年，却也不知删节，可笑如此！其后半篇又杂入诸子与《左传》本事违异者，盖因齐桓初年颇好战，而曾为鲁所败，作者想护管仲，因而造作仲谏不听等语，意谓桓不听仲，故有此败耳。』（《读书志》子上）眉批：徐时栋的举证备矣；而终疑为战国时人私意增删之书，意盖与姚氏同。惟陈澧疑其书备五家之学，可谓能从大处着眼。思想有时代之限制，古人固未有能违反学说先后演进之程序、学派相承之系统而著书者，《管子》书当为孟子以后人杂凑诸家而成，必非管子所作。（近人罗根泽有《管子探源》一书，可参阅。）杨慎谓‘《管子》之文，多用韵语：如云：“当冬三月，天地闭藏，昼日恒短，而夜日恒长，利以作室，不利作堂。”又言堤防之利曰：“民得其饶，是谓流膏。”又言五粟美土之状云：“淖而不衄，刚而不觳，不泞车轮，不污手足。”其造语之妙，秦汉以后人岂能及也’（《升庵全集》卷四十六）则以文字技巧，而信《管子》为先秦之书，其实此等韵语，秦汉以后人非不能及，《管子》书有秦汉以后人所附益者。然遂谓《管子》书乃秦汉以后人所作，亦非也，刘献廷曰：‘《管子》书虽不全出敬仲之手，自是宇宙间不可少之大章句。三代而后经纶天下者，俱不能出其范围。’又说：‘《管子》虽不纯乎一家言，自是经世奇书，三代而后欲经纶天下者，非颍上遗言，何从着手！诸葛孔明为千古一人，其学术全从此书出。’（《广阳杂记》卷三）献廷恢奇士，其称许此书，乃抱负所系；然《周礼》而外，《管子》之为经世巨著，亦不可以真伪问题，而轩轾其本身价值，则今人多无闲然矣。（页二五四—二六○）

译贾谊新书

《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著作五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著录《贾子》十卷；《唐书·艺文志》卷数相同。《隋书》开始加上“新书”的名称。陈振孙说：“书中多收录《汉书》中的语句；那些《汉书》中没有的内容，往往浅薄驳杂，不值得看。这决不是贾谊的原著。”

[重考]

现在流传的《贾谊新书》，大体还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原貌，只是稍有残缺。贾谊研究《左氏传》，并为它作训诂，所以书中多有《左氏传》的古义，章炳麟说：“贾生的书引用《左氏传》内外篇极多，而其中《道术篇》、《六术篇》、《道德说篇》正是训诂之学，有得于正名为政之学的。”所以这本书值得珍视，不仅在于子家的言论，还在于经学的训诂。陈振孙不知道《汉书》收录了这本书，反而说这本书是抄录《汉书》，这就错了。另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八）

[补证]

眉案：卢文弨在《贾谊新书》后写道：“《新书》不是贾生亲自撰写的。而是熟悉贾生的人汇集他的言论编成这本书的。就像《管子》、《晏子春秋》不是管仲、晏婴亲自撰写的一样。然而其规模体例之间，终究不是没有依据就能凭空捏造的。篇中有‘怀王问于贾君’的话，贾谊难道会用‘贾君’自称吗！《过秦论》司马迁全文收录；《治安策》在班固《汉书》中是一篇，这里却分成了四五篇；后人认为这是贾生平日起草的文稿，难道是这样吗？《修政语》称引黄帝、颛顼、尧、舜的话，不是后人所能伪造的。《容经》、《道德说》等篇，辞义典雅，魏晋人决不能写出。所以我说是：熟悉贾生的人汇集而成的；距离贾生的时代不太遥远，可以知道。”大概认为《新书》不是伪书可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这本书多取贾谊本传所载的文字，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上标题，非常混乱没有条理。现在考证《汉书》贾谊本传赞语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选取其中切合世事者，载入本传。’应劭《汉书》注也在《过秦论》下注说：‘贾谊书第一篇名也。’那么本传所载，都是五十八篇中所有的，足以作为明显的证据。然而决没有摘录一段就立一个篇名的道理，也决没有连缀十几篇合并为一篇奏疏上呈朝廷的道理。怀疑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等，本来都是五十八篇中的一篇，后来原本散佚，好事者于是取本传中所有的各篇，离析其文字，各自标目，以凑足五十八篇之数，所以拼凑到这种地步。这本书不全真，也不全伪。”而余嘉锡《提要辨证》说：“汉人五经诸子，都有章句之学，《孝经》今古文都有章名，《老子》河上公注本也有章名，为什么说没有摘录一段立一篇名的道理呢？陆贾陈述存亡的征兆，上奏高祖，号称《新语》，这与上疏无异，却分为十二篇，贾谊的疏奏为什么不可以分为若干篇呢？贾山上书，名叫《至言》，贾错上疏，称为《守边》、《备塞》、《劝农》、《力本》，都见于本传，贾谊的疏奏为什么唯独不可以有篇名呢？《提要》拘泥于《汉书》《治安策》前后相连，以为本来是一篇，所以说没有连缀十几篇合并为一篇奏疏的道理；不知道班固明明说‘谊数上疏’，又说‘其大略曰’，那么本来不是一篇，而是班固连缀成为一篇的。”按余氏驳斥《提要》割裂章段之说，是不对的。《新书》割裂的痕迹显然，怎么能援引古书分章段的例子来比拟呢？陆贾《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没有不称赞的，号称其书为《新语》（《史记》本传），大概贾谊本来是为高帝著书，与上书不同。现在《新语》也是伪书，固然不足以作为证据，而《汉书》贾谊传称贾谊多次上疏，又说所载仅是大略，那么不是每疏都载，或者一疏全载可以知道。然而他的书决不能以‘痛哭流涕长太息’等所分的章段，像今天《新书》所割裂的章段那样，分次上奏，可以断言。余氏又怎么能援引《新语》分篇上奏的例子来比拟呢？卢氏与《提要》的话，都接近于调和折中，而余氏又曲意加以回护，都不能说是有见识的。只有姚鼐则直接斥责为妄人所为。他的话说：“贾生的书不流传已经很久了。世间所有号称《新书》的，是妄人伪造的罢了。班氏所载贾生的文章，条理贯通，其辞气非常宏伟。等到被伪造者分析，不再成文，而以浅陋的辞句夹杂其间，这确实是由于妄人的谬误，不是传抄的错误。贾生陈疏说可为长太息的有六件事，而传内共有五事，缺一；我推测那一件事是讲积蓄储备的，班氏已经把它收入《食货志》了，所以传内不再记载。伪造者不明白，因为汉诸侯王表有‘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的话，于是把这作为长太息之一。然而贾生疏中说‘今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已经足以概括这个意思了；不能又另外作为一件事。真德秀取《新书》这篇，想要用来补贾生的疏，我因此为之辨正。至于其文辞卑陋，与贾生相差悬殊，不可同日而语，那么懂得文章的人……”

译可以一看便决定了。』（辨析贾谊《新书》）我认为姚鼐的说法非常精辟。而袁枚读贾谊的书时说：“贾谊的书是伪书。天子驾驭四方少数民族，有五帝三王的道法在，没听说过用表章和诱饵的。贾生有辅佐帝王的才能，通晓政体，必定不会说这样的话。至于书中说的那些，隋炀帝都已经实行了，效果如何呢？”这是用人物来证明其为伪书，又与姚鼐用文辞来证明其为伪书的方法不同；然而袁枚的说法太粗疏了！（页二六一—二六四）

译《伤寒论》

汉代张仲景撰写，晋代王叔和编纂。这本书本是医家经方的始祖，然而内容驳杂不类，往往难以辨别；读者苦于无法掌握其主旨要点。我的朋友桐乡人钱晓城（名煌）说，这本书是王叔和参杂了自己的学说，所以真伪混杂，致使千年以来蒙受晦暗；他著有《医学辨谬》一书，分别张仲景著作的真伪，兼论医家的源流。虽然议论不免有过度之处，使世俗之人惊骇，但道理自然不可改变，确实是医家中独开生面的人。现在他的书收藏在家中。（我认为王叔和的《脉诀》前人多称其为伪作，这或许并非王叔和所作，而是后人依托他的名字。）

[重考]

张仲景就是张机，章炳麟在《菿汉微言》中有考证非常明确。《隋书·经籍志》记载梁代有张仲景《辨伤寒论》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王叔和《张仲景伤寒卒病论》十卷，大概是因为这本书是王叔和编纂的，所以就归属于王叔和。《读书志》、《书录解题》、《通志》、《宋史·艺文志》都作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流传至今的，是宋代开宝年间高继冲所献的。治平二年，由林亿等人校订。明代赵开美用宋本摹刻，与成无己注本并行，到了清代散佚，传入日本枫山秘府。日本安政三年，日本人丹波元坚又重新摹刻，由此再次传入中国。陈振孙说：“它的文辞简古奥雅，古今治疗伤寒的人，没有能超出其范围的。”现在日本人精通医术，才知道这本书所治疗的疾病非常广泛，不仅限于伤寒，并且西医所不能治疗的疾病，汉医也能治疗。然而成无己的本子，大概是依据林亿的校本有所增删，并删去了校语。自明代以来，方有执、喻昌等人，又横加指责王叔和的编纂为次序错乱，任意改编，以求得张仲景的原本，那么诬妄就更严重了。（卷四，页九—一○）

《金匮玉函经》

称汉代张仲景撰写，晋代王叔和编纂。按：这不是张仲景撰写的，而是后人伪托的。其称王叔和编纂，说法见上文。

[重考]

张仲景、王叔和都是中国不朽的名医，姚氏因为伪《脉诀》而对王叔和不满意，是错误的。《脉诀》前面已经见过。《隋书·经籍志》，在《伤寒论》十卷之外，又记载张仲景《方》十五卷，新旧《唐书·艺文志》相同，而都冠以“王叔和”三个字，也是因为它是王叔和编纂的，所以就归属于王叔和。大概《伤寒论》十卷是单论本，而五卷就是《金匮玉函》，合起来，恰好是十五卷。而且《外台秘要》所引用的，都称张仲景《伤寒论》，而《证类本草》引用的，又都称《金匮玉函方》，这是异名同实，无疑的。它被加上《金匮玉函》这个名字，一定是后人宝藏它，所以命名的。然而隋唐时是五卷，宋代大概分为八卷，而《宋史·艺文志》称《金匮要略方》三卷，《金匮玉函》八卷，那八卷本，成无己、许叔微还时常引用它的文字，而元明以来不可见，现在流传的只有三卷本。晁氏称“仁宗朝，王洙在馆阁中得到，使用效果很好，合二百六十二方。”又林亿序说，“王洙在馆阁时，在虫蛀的竹简中得到张仲景《金匮要略方》三卷。”要略是指不详略，蠹简则可知不是完书。所以现在流传的，还是残缺不完的本子。姚氏却诋毁为后人伪托，失考太严重了。（卷四，页一○—一一）

[补证]

眉批按：章炳麟《伤寒论单论本题辞》说：“《隋书·经籍志》张仲景《方》十五卷。梁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唐书·艺文志》王叔和《张仲景药方》十五卷；又有《伤寒卒病论》十卷。《唐书·艺文志》以十五卷者题王叔和，那么《伤寒论》就在其中。现在《伤寒论》单论本十卷，《金匮要略》则三卷，合起来不及十五卷数。然而《要略》尚且有缺文：据林亿序：‘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时，在虫蛀的竹简中得到张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称‘要略’则不详略；言‘蠹简’则不备可知。五脏风寒积聚篇‘脾无中寒，肾无中风中寒’，林亿等人已经知道其缺漏了。又《周礼·天官·疾医》疏，引张仲景《金匮》说‘神农能尝百药，则炎帝者也’，现在《要略》不见此语。《金匮玉函经》、《千金方》诊候篇引张仲景说‘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等语，共二百五十余字，不详出处。依《宋史·艺文志》，《金匮要略方》三卷，《金匮玉函》八卷，都称王叔和编纂。林亿序《要略》，也说：‘先校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这是《金匮玉函》有详略二本。详者则为贾疏、《千金方》所引。宋代时八卷。隋唐时五卷。两志所说的十五卷者，是合《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十卷者，即此《伤寒论》也。其书流传至今的，是宋代开宝中高继冲所献，治平二年林亿等人所校，明代赵开美用宋本摹刻，与成无己注本并行。到了清代散佚，（按：

译赵开美《仲景全书》序说：“先是将成无己注释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合刻，命名为《仲景全书》。刻印完成后，又寻得宋代版本的《伤寒论》，一并刻印。”然而在清代流传的，只有成无己注本；而单独刊行的《伤寒论》版本，在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已经无法见到了。后来传入日本枫山秘府。安政三年，丹波元坚又重新摹刻，由此再次在中国流传。它与成无己注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卷首各有目录；方剂之下也多有王叔和的校勘语数条，以及徐大昌等人的校勘语，而成无己注本则全部删去了。近代研究经籍的人，都以得到真本为急务；唯独医家被视为技艺之事，学者往往不追溯古代源头。从方有执、喻昌以下，任意颠倒篡改。清代只有成无己注本较为完善；然而仍然不能窥见其本源。此本的问世，难道不是研究古代方技者的幸运吗！况且，《金匮玉函》八卷之书，成无己、许叔微尚且时常引用其文，而元明以来却不可见；这本《伤寒论》十卷，却完好无损，与《梁七录》记载无异，这是上天没有断绝百姓的生命啊。即使有拱璧在先、驷马在后，也不能比这更珍贵了。”我认为，炳麟说《金匮玉函经》与《金匮要略》是两本书，有详略的不同。《玉函经》自元明以来不可见。现在所见的，只是《要略》而已；然而也有缺漏的文字。只有《伤寒论》单行本十卷，则完好无损，与《梁录》无异。他的话固然不能作为定论。然而姚氏的话太过简略，也不知道他所见的是什么版本，没有资料可以用来证实他关于《伤寒论》“驳杂不伦”以及《要略》“乃后人伪托”的说法。大概他看到的钱氏著作，关于辨别仲景书籍的真伪，有很驳斥的论述吧？然而那本书现在已不可见。暂且记录章氏的说法于此，以等待辨析纠正。（页二六五—二六七）

译有原本不是伪书，但后人胡乱托名于某人的情况。

《尔雅》

《汉书·艺文志》将其附在《孝经》之后，《隋书·经籍志》将其附在《论语》之后，都没有记载撰者的姓名。唐代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说《释诂》是周公所作，这大概是依据魏代张揖所上《广雅表》中说的“周公制礼以安定天下，撰写《尔雅》一篇以解释其义”。这类说法，固然不必等到有人举出“张仲孝友”的例子，就能知道它是虚妄的。郑樵在《通志·校雠略》后序中说：“《离骚》说：‘使冻雨兮洒尘’，所以《尔雅》解释风雨说：‘暴雨叫做冻’。这句话是专门为了《离骚》而解释的，所以知道《尔雅》在《离骚》之后。”按：何止是在《离骚》之后；古代纪年不附天干地支，这里却附了天干地支，大概是汉代的作品。又按：这本书是解释经书的，后世把它列为经书也是不对的。

[重考]

张揖上《尔雅表》说：“周公撰写《尔雅》一篇，现在世俗所传的三篇《尔雅》，有人说孔子增补，有人说子夏增益，有人说叔孙通补充，有人说梁文考证。”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不容易确定。然而看《尔雅·释诂》篇：“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都是君的意思。弘、廓、宏、溥、介、纯、夏、怃、庞、坟、嘏、丕、变、洪、诞、戒、骏、假、京、硕、濯、讦、宇、穹、王、路、淫、甫、景、废、壮、冢、简、菿、昄、晊、将、业、席，都是大的意思。”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说：“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纯、夏、怃、冢、晊、昄，都是大的意思。十多个名称而实质相同。”虽然古人引用书籍，往往断章取义，不完全依照原文记录。然而《尸子》明确说十多个名称而实质相同，现在《尔雅》本分为两条，又增加了林、烝、庞、坟等二十多个名称，一则可见《尔雅》作为字书，如同后来的《玉篇》《广韵》一样代代有所增益；又一则可见《尔雅》确实是先秦以来相传的古书，《尸子》已经引用过它。由此两点，那么即使有“张仲孝友”、“暴雨释骚”的说法，又何妨它是后人所掺杂附益的呢！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一一至一二）

[补证]

眉案：邵晋涵说：“撰写《尔雅》的人，先儒一直没有定论。张揖上《广雅表》说：‘周公制礼以引导天下，撰写《尔雅》一篇以解释其义。’现在考证周公赋宪受胪，作《谥法解》，他训释字义说：‘勤，劳也。肇，始也。怙，恃也。典，常也。康，虚也。惠，爱也。绥，安也。考，成也。怀，思也。’都与《尔雅》同义，这是周公撰写《尔雅》的证据。张揖又说：‘现在世俗所传的三篇《尔雅》，有人说孔子增补，有人说子夏增益。’现在按孔子作十翼以赞《周易》，《彖传》说：‘师，众也。比，辅也。晋，进也。遘，遇也。’《序卦传》说：‘师者众也。履者礼也。颐者养也。晋者进也。遘者遇也。震者动也。’圣人的义理阐发铺陈，彰显雅正的训释，这是孔子增修《尔雅》的证据。发明章句，始于子夏。《仪礼·丧服传》是子夏所作，其中的亲属称谓，与《尔雅·释亲》相同。世间所传《子夏易传》，有人说伪托。至于《经典释文》李鼎祚《集解》所征引的，如说‘元，始也。芾，小也。’观象玩辞，必求近正，这是子夏增益《尔雅》的证据。”（眉案：焦竑说‘《尔雅》，是《诗》的训诂。子夏，是传《诗》的人。子夏等六十人，编纂先师的微言为《论语》，《论语》中言《诗》的很多，子夏独能问逸诗。晦庵《读诗纲领》述《论语》十条，而终于子夏，得无意乎？传记中说子夏曾传《诗》，现在所存的《诗》大小序，又非尽出子夏，所以说：《尔雅》，就是子夏的《诗》传。况且《尔雅》有《释诂》《释训》，毛公也因其传《诗》，所以其解《诗》，错取《尔雅》之名，题曰《诂训传》，则《尔雅》之传《诗》，毛公固谓其然矣。’见《焦氏笔乘》卷一。这是子夏增益《尔雅》，焦竑已先于邵晋涵证明。然而其说固然不对。说毛公取《尔雅》篇名命名其传，难道不可以说作《尔雅》者，取毛公《诂训传》之名命名其篇吗？况且《尔雅》即使是为传《诗》而作，也不能证明《尔雅》必为子夏所增益。）张揖又说：‘有人说叔孙通补充，有人说梁文考证。’现在按《尔雅》的文字，间有汉儒增补，如《释地》八陵说‘雁门是也。’《释山》说‘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释兽》鼳鼠下说‘秦人谓之小驴’。疑皆汉初传《尔雅》者所附益。后儒遽以此为《尔雅》作自汉儒则非也。然则《尔雅》之作，究属何人？窃以汉世大儒，惟郑康成囊括大典，网罗

译郑玄审察六艺的宗旨，辅佐古文的正确训释，他在驳斥《五经异义》时说：“我听说，《尔雅》是孔子门人所作，用来解释六艺中的言辞。”这大概没有错。现在依据郑玄的话来解释，《公羊传》和《谷梁传》的作者都是孔子的门人，他们训释字义，全都符合《尔雅》。那么，《尔雅》始于周公，成于孔子门人，这就是定论了。（《尔雅正义》）

康有为则说：“刘歆《西京杂记》说：‘郭伟认为《尔雅》是周公所制，但《尔雅》中有“张仲孝友”，张仲是周宣王时的人，显然不是周公所制。曾以此问杨雄，杨雄说：这是孔子门徒子游、子夏之流所记录，用来解释六艺的。我父亲认为《外戚传》称史佚教他的儿子学习《尔雅》，《尔雅》属于小学。又记载孔子教鲁哀公学习《尔雅》，《尔雅》的出现很早。旧时传说学者都说这是周公所记录。像“张仲孝友”这类内容，是后人增补的。’按：《尔雅》在两汉之前未见记载，突出于刘歆校书之时；《西京杂记》又是刘歆所作，大概也是刘歆伪撰的。孔子教鲁哀公学习《尔雅》的说法，有《大戴礼记·小辨篇》足以证明。然而鲁哀公作为人君观察政事，孔子却教他读《尔雅》，不仅迂阔遥远，实在不通。《论语》中孔子说‘不学《诗》，就无法言谈’，又说‘通晓《诗》三百篇，可以授以政事’，由此推知《小辨》所说的《尔雅》，必定是指《大雅》和《小雅》。所以足以辨别言辞、观察政事。考察《尔雅》的训诂，以解释《毛诗》和《周官》为主：解释山岳则有五岳，与《周官》相合，与《尧典》《王制》不同；解释九州大地与《禹贡》不同，与《周官》大致相同；解释音乐与《周官·大司乐》相同；解释天象与《王制》不同，祭祀名称与《王制》不同，与《毛诗》《周官》相合；至于其训诂完全同于《毛诗》；间或有“敏拇”的训释，“羕长”的解释，解释兽类没有驺虞这种兽，解释树木以唐棣为栘，当时三家诗以弄狡狯。然而按照其大体，以陈氏《毛诗稽古编》所列《尔雅》与《毛诗》异同来考察，哪个多哪个少，哪个重哪个轻，不必辨别了。”（《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

这两种说法，一种依附张揖，一种迎合刘歆，都不足以相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大戴礼记·孔子三朝记》称孔子教鲁哀公学习《尔雅》，那么《尔雅》的来源就很早了；然而没有说《尔雅》是谁所作。大概是小学家缀辑旧文，相继增补，周公、孔子，都是依托之辞，看《释地》有鹣鹣，《释鸟》又有鹣鹣，同一文字重复出现，知道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这本书，欧阳修《诗本义》认为是学诗者纂集博士的解诂，高承《事物纪原》也认为大致是解释诗人旨意的；然而解释《诗》的部分不到十分之一，并非专门为《诗》所作。杨雄《方言》认为是孔子门徒解释六艺，王充《论衡》也认为是五经的训故；然而解释五经的部分不到十分之三四，更不是专门为五经所作。现在看它的文字，大致是采集诸书训诂名物的同异，以广见闻，实自成一书，不依附经义。如《释天》说‘暴雨谓之冻’，《释草》说‘卷施草拔心不死’，这是取用《楚辞》的文字；《释天》说‘扶摇谓之猋’，《释虫》说‘蒺藜蝍蛆’，这是取用《庄子》的文字；《释诂》说‘嫁往也’，《释水》说‘瀵大出尾下’，这是取用《列子》的文字；《释地》四极说‘西王母’，《释畜》说‘小领盗骊’，这是取用《穆天子传》的文字；《释地》说‘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这是取用《管子》的文字；又说‘邛邛岠虚负而走，其名谓之蟨’，这是取用《吕氏春秋》的文字；又说‘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释水》说‘河出昆仑虚’，这是取用《山海经》的文字；《释诂》说‘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又说‘洪廓宏溥介纯夏幠’，《释天》说‘春为青阳至谓之醴泉’，这是取用《尸子》的文字；《释鸟》说‘爰居杂县’，这是取用《国语》的文字。像这类情况，不可胜数。大概也是《方言》急就篇一流的作品。只是说经之家，多借助它来证明古义，所以依从其所重视的，将其列入经部罢了。”那么所说的就近似正确了。吕思勉《经子解题》也说：“《尔雅》就是现在的辞典。这本是抄撮以备查检，后人相传，也必定有增改，无所谓谁作。现在这本书训诂几乎全同《毛传》，解释音乐同《周官·大司乐》，九州

译《禹贡》与《周官》不同，则古学既出，后世的物产便混入其中。《释兽》中的狻麑就是狮子，出自西域；鵽鸠出自北方沙漠；翠鸟生于郁林；鱊鱼出自乐浪潘国；魵虾出自秽邪头国，这些都不是战国以前所具有的，明显是后人增补的，正如同《神农本草经》中有汉朝的郡县名称一样。』这种说法也是对的。只是训释类的书籍，往往被后人交互增改，容易失去本来面目；而彼此先后的痕迹，也多被抹去。所以有人说《尔雅》取材于《毛传》；有人说《毛传》采用了《尔雅》。有人说《尔雅》在毛公之前，其文尚简略，到了郑康成时才加详备。（《永乐大典》引曹粹中《放斋诗说》语）；有人说汉初传授《尔雅》的人，都是今文经学，所以与《毛诗》不同（臧庸《拜经日记》语）；有人说《说文》固然晚于《尔雅》，但也有《尔雅》失传而《说文》得其传的情况（戴震《东原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语），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都没有窥见全貌。段玉裁说：『《尔雅》不出一时一人之手，而且又博采众说以待折衷，所以一篇之内，有时有自相矛盾的地方。』（《经韵楼集续尔雅释山论南岳》）一篇之内尚且自相矛盾，更何谈与《毛诗》、《说文》的异同或先后呢！既然该书是由小学家先后缀缉而成，不能确定是何时何人所作，也就无所谓真伪。后人根据张揖、陆德明的话来判定其真伪，都是不得其实的。（郭璞序也只说“兴于中古，隆于汉氏”，未曾指为周公所作。）至于该书的篇目次序：邵晋涵认为『《汉书·艺文志》作三卷二十篇，现在所传的只有十九篇。但考察诸书征引《尔雅》的情况，似乎有佚句而无缺篇。班固所说的篇目次序，现在已不可考。』而孙志祖《读书脞录》则说：『仁和翟晴江（翟灏）说：“古《尔雅》应当还有《释礼》篇，与《释乐》篇相随；祭名与讲武旌旗三章，乃是《释礼》篇残缺失次者。”（眉批：崔应榴《吾亦卢稿》认为此说很有道理可取。）志祖按：《广雅》的篇目次序，完全依照《尔雅》；《广雅》没有《释礼》篇，那么晴江的说法就不对了。大概《释诂》分为上下两篇，所以《汉志》称二十篇。』近人根据《毛诗·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正义引《尔雅》叙篇“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想以叙篇来凑足二十篇之数，然而《尔雅》果真有叙篇，郭景纯岂会删去而不注？况且唐初作正义时还存有此篇，那么张揖是魏人，他著《广雅》，也必定沿用此篇了。』（曹元忠认为叙篇当亡于唐郑覃等刻开成石经之时。见《华国月刊》一卷十期。）孙志祖驳斥其他说法是对的。但他认为《释诂》分上下两篇，是《汉志》二十篇的旧制，也是臆说。不如从邵晋涵之说，阙疑为是。其佚句也时时见于他书：邵晋涵说：『许叔重《说文解字》引《尔雅》云：“●，薄也。”《易疏》引《尔雅》云：“杻谓之梏，械谓之桎。”《诗疏》引《释言》云：“斯，尽也。”又引《尔雅》“无夫无妇，并谓之寡。丈夫曰索，妇人曰嫠”。《左传疏》引《释诂》云：“由，用也。”《礼记疏》引《释诂》云：“隐，痛也。”《周礼疏》引《尔雅》云：“极，中也。山足曰麓。飞曰雌雄，走曰牝牡。”《史记集解》引《尔雅》云：“四尺谓之仞，倍仞谓之寻。”《史记索隐》引《尔雅》云：“颜，额也。怵犹狃也。婺女谓之须女，藀惑谓之执法。”《后汉书注》引《尔雅》云：“矕，视也。楫谓之桡。”《文选注》引《尔雅》云：“劭，美也。邀，遮也。搂，牵也。棘，戟也。芥，草也。翥，举也。盖，戴覆也。”《太平寰宇记》引《尔雅》云：“沮，洳也。”诸书所引，有出于《小尔雅》的，有出于《方言》的；有其文不似《尔雅》的，或是所见版本不同，或是传写之讹。』大概也无法究诘了。注《尔雅》的，有舍人、李巡、樊光、孙炎、沈旋等人，现在只存有郭璞一家。郭璞有音、有图赞，现在也亡失了。《尚书正义》引郭璞注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汉文帝讳。』又说：『霍山现在庐江灊县，潜水出于此，别名天柱山。汉武帝因为衡山辽旷，移其神于此，现在当地土俗人都称之为南岳。南岳本来自以两山为名，并非从近来才有的。而学者多认为霍山不得为南岳。

译又说从汉武帝开始才给它命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汉武帝是在《尔雅》之前吗？这显然不对！现在的版本注文没有这么详细。那么，郭璞的注也是被人删减过的，不是完整的书了。（见钱大昕与晦之论《尔雅》书。）又查：姚氏“《尔雅》不是经”的说法，龚自珍也加以阐发说：“后世把传当作经，把记当作经，把群书当作经，还觉得不够痛快，就把经的同类当作经，《尔雅》就是这样。《尔雅》是解释《诗》《书》的书，所解释的又是《诗》《书》的皮毛末节；却让它与《诗》《书》相抗衡，这就像把祭祀的助手和同类当作鬼魂，配享昊天上帝一样。”（《定盦文集补编·六经正名》）（页二六九—二七六）

译韵书

过去沈约编撰的四声书，如今已经失传。这本书是南宋理宗朝平水人刘渊所作，当时奉皇帝诏令颁布施行，名为《礼部韵略》，现在人们仍然沿用。俗称为沈约所作，也是有的。

[重考]

北宋景德年间，皇帝下诏删减选取《切韵》，称为《韵略》。景佑四年，皇帝下诏刊刻修订《韵略》，改名为《礼部韵略》。南宋刘渊壬子年新刊的《礼部韵略》，就是所谓的平水韵。清代王鸣盛等人都认为这本书是王文郁所作，而刘渊只是刊刻了它。元代大德年间，阴时夫兄弟刻印《韵府群玉》，就是现在通行的诗韵。它的四声韵部，大致本源于沈约，并不是说沈约作了现在的韵书。（卷四，页一二—一三）

山海经

《汉书·艺文志》没有记载撰著者的名字。刘歆校定后上表说：“大禹划定九州，而伯益等人分类记录万物的善恶，著成此书。都是圣贤留下的事迹，是古代文明显著记载的。”认为这是大禹和伯益所作，真是可笑。经文中提到了夏后启、殷王文王，还提到了长沙、零陵、雁门等郡县，刘歆不知道是在欺骗谁呢！这大概是秦汉之间人所作，过去的人已经多有论述了。

[重考]

《山海经》这一本书，应当分别看待。《五藏山经》后面有大禹说“天下名山”等话语，也见于《管子·地数》篇，所以刘歆定为大禹和伯益所作。至于《海外经》以下的各经，则不是大禹和伯益的书，大多是解说图画的文字，那些图画大概就是禹鼎上的纹饰。又有周代谈论山海图的文字，其中有商汤、文王的葬所。汉代流传的图画，则有馀暨、彭泽、朝阳、淮浦等汉代县名。后人往往根据这些解说中杂出的周代、汉代地名，来怀疑这部经书。颜之推所说的“《山海经》是大禹和伯益所记，却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这是因为没有分别看待的缘故。大概古书往往有后贤解说增补附会合并的情况，一定要分别看待才能明白。（卷四，页一三）

[补证]

胡渭《禹贡锥指例略》说：“《山海经》十三篇，刘歆认为出于唐尧虞舜之际。《列子》说：‘大禹行走时见到它，伯益知晓并命名它，夷坚听到并记录它。’王充《论衡》说：‘大禹主治水，伯益主记异物，根据所闻所见，作《山海经》。’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本书与《禹贡》互为经纬了。然而其中可疑的地方很多。颜之推说：‘《山海经》是大禹和伯益所记，却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是后人掺杂的，不是原文。’尤袤说：‘这是先秦的书，不是大禹和伯益所作的。’两种说法都很恰当。其中所有的怪物固然不值得说；即使所记载的山川，方位、乡里虽然存在，却不知道在哪个郡县，远近虚实无法测验，怎么能依据它来解说经典！只有‘澧水、沅水、湘水在九江之间’这一句话，对《禹贡》很有帮助。其余即使有可采纳的，也与地方志没有区别。或者是后人取来附会增益，也未可知。”梁玉绳《史记志疑》说：“刘秀上《山海经》奏章。《吴越春秋》、《无余外传》、《论衡》、《别通》、《路史》、《后纪》都说是伯益作的。《隋书·经籍志》及《颜氏家训·书证》说是大禹和伯益所记。郦道元《水经注序》及《浊漳水注》都说是大禹著的。《史通·杂述篇》说夏禹敷土，确实著了《山海经》。宋代尤袤认为荒诞不典，定为先秦之书。朱熹认为是因为解说《楚辞·天问》而作的。（眉批：沈谦《学海蠡测》说：‘《山海经》，郭璞依据汲冢书来辩驳谯周的论点，说如果竹书没有出土，那么《山海经》的话几乎就要废弛了。现在读《离骚》如《九辩》《九歌》等名称，明显使用了荒经的文字。篇中所称引的，如悬圃、崦嵫、咸池、白水、阆风、昆仑、流沙、赤水、西海、不周，都是此书中的地名。而且《天问》一篇，征奇索隐，概括都在这部经书中。屈原的作品，尚且属于周代末年，这也是《山海经》为古书的一个明显证据。’不知道这正好是《山海经》依附《楚辞》的明显证据。）吾邱衍《闲居录》说凡是‘政’字都避讳去掉，知道是秦代方士所著。杨慎《升庵集·山海经后序》认为出于太史终古、孔甲一流人。疑惑不能确定。文字多冗长重复，似乎不是一时一人所为。”（《海外南经》有文王；《海外西经》有丈夫国，注解说殷太戊派王孟采药至此；《大荒东经》有殷王亥；《大荒西经》说商汤讨伐夏桀：不仅地名有后出的。）马伦说：“《史记·大宛传》说：‘至于《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我不能说。’《汉书·艺文志》刑法家《山海经》十三篇，郭璞都依据作为古有此书的证据。然而《大宛传》，司马贞说是褚少孙所补，近代人崔适说是后人直接抄录《汉书》张骞、李广利传，那么《山海经》云云，也不是司马迁的笔迹了。大概也像《列子》那样，真的亡佚了，伪的作出来了。”（《列子伪书考附注》）眉批：《山海经》说是大禹和伯益所作，固然荒谬；说像《列子》那样真的亡佚了，伪的作出来了，也不是。大概始于战国，而秦汉以后的人又有所附益罢了。全祖望说：“根据所记载的大禹事迹考察：崇伯的父亲，明显有世系，却说是白马，那么与《世本》不合；崇伯化于羽渊，而又化于墠渚，那么与《左传》不合；共工已经被放逐，而尚且除恶未尽，有臣相鲧为害，那么与《孟子》不合；帝启向天献三嫔

译而窃取《九辩》《九歌》《九招》的音乐以降临人间，虽然这些都在《天问》中出现，但与《尚书》中的《九歌》并不相同。所记载的大禹事迹如此，其余的大概也可以推知。』又说：『说这部经完全没有证据吗？那么毕方、贰负等种种证据，在汉代人的著作中都有记载，郭璞已经在题词中写明了。而在明朝末年，顒鸟出现在南昌的佛寺，朱中尉谋划记录它；精卫鸟的后代出现在海上，林太常当时记录了它；鴸鸟出现在杭州城东，陈高士廷会记录了它；刑天的舞蹈，则在西方边远地区多见，所以不能说全是虚构的。』（《浮山大禹庙山海经塑像诗序》）大概这部书所记载的范围，上及远古传说、文字出现之前的图画，下至战国、魏晋时期喜好奇闻异事的士人，从各种书籍中搜集材料，加以夸大，以诡异奇特为自得，所以后代有可以验证的，也有不可验证的。（按：解说《天问》的人，往往采用《山海经》《淮南子》的话，其实所采用的，大多是《山海经》《淮南子》依据《天问》而创作的内容。朱熹怀疑《天问》，认为它只是战国时民间流传的话语，本来没有根据，好事者于是假托撰造来充实它。见《楚辞辨证》下。胡应麟则认为《山海经》所记载的山川神鬼，凡是《离骚》《九歌》《远游》《二招》中稍微涉及奇怪内容的，都用来解说并充实它，不仅仅限于《天问》；而且它的文体特别类似《穆天子传》，所以断定它是战国时期喜好奇闻的士人，取《穆王传》，杂录《庄子》《列子》《离骚》《周书》《晋乘》而成的。见《四部正讹》。虽然与我的说法不同，但也足以证明我的说法。）而刘师培说：『《山海经》不可怀疑。西方人的地质学，认为动植物种类繁多，逐渐有变迁，看《山海经》一书，有说人面兽身的，有说兽面人身的，而所列举的邦国草木，又有不是后人所能见到的，说它不可知是可以的，说它荒诞是不可以的。』（《读书随笔》）这实在不对。古书演绎传说，怎能上及今天所说的地质时代？即使以夏代来说，那时还没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即使有睿智的人，又凭借什么跋涉山海，穷尽辽阔之地，探索怪异之事，并一一描绘其状貌呢？所以说大禹、伯益，实在是没有的事。然而它毕竟是古代山川、动植物、氏族部落原始生活意识长期积累变迁的汇编，研究古代社会史料，它对这部书有所助益，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最近看到《燕京学报》（第七期）有一篇何观洲的《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的文章，认为《山海经》《五藏山经》中的动植物，除极少数是实有的外，其余都是由推想而得；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叙述邹衍的学说，有『先列举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产、物类所珍，从而夸大它，直到海外，人所不能目睹』一段，简直是为《山海经》作序，于是认定《五藏山经》是邹衍所作，或者是邹派学者所作。（《五藏山经》以下，则仍认为是汉以后的伪经。）这虽然足以备为一说；然而邹衍本来另有书，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山海经》记载怪异，邹衍『推大推远』，迹象或许相似，怎能说就是他的学说所寄托的呢！又是这部书流传时，次序错乱，导致文理断续，地望乖违。如《海外北经》《海外》从东北角到西北角的部分，东西二字应当互换；《海内西经》东胡下的四节，应当在《海内北经》舜妻登比氏节之后；《海内北经》盖国下的九节，应当在《海内东经》巨燕在东北角之后；《海内东经》国在流沙下的三节，应当在《海内西经》流沙出锺山节之后。详细说法见顾观光《武陵山人杂著》《山海经》条。这虽然与真伪无关，但可以作为阅读《山海经》者纠正错误、简别真伪的辅助。（页二七七—二八一）

译《水经》

《隋书·经籍志》记载有两部《水经》：一部三卷，由郭璞作注；另一部四十卷，由郦善长作注；这两部书都没有说明作者是谁。自从《旧唐书·经籍志》的注解说郭璞所作；《新唐书·经籍志》说桑钦所作。宋代《崇文总目》只说郦注四十卷，也没有说明作者是谁。《崇文总目》成书于宋景佑年间，与《新唐书》同时，不知道《新唐书》依据什么来说桑钦是作者。《水经》中说“济水流经寿张”，即前汉的寿良县，是光武帝改名的。又说“向东北流经临济”，即狄县，是安帝改名的。又说“荷水流经湖陆”，即湖陵县，是章帝改名的。“汾水流经永安”，即彘县，是顺帝改名的。所以知道《水经》是汉顺帝以后编纂的。王伯厚说：“书中提到‘武侯垒’，又说‘魏兴安阳县’，注解说‘武侯所居’；魏国分割汉中，设立魏兴郡，又改信都为长乐，那是晋太康五年。又说‘河水北岸靠近骨律镇城’，注解说‘赫连勃勃的城池’，那是后魏设置的。”恒按，《汉书·儒林传》记载，“古文尚书，由涂恽传授给河南人桑钦（字君长）”，桑钦大概是汉成帝时的人。这本书固然不能说桑钦所作；即使说是郭璞所作，又哪里会是这样呢？姚宽《西溪丛语》说：“《水经》，世人认为是桑钦撰写。我查考：《易水》注说：‘故桑钦说：易水发源于北新城西北，向东流入滱水；从此以下，滱水和易水互相通用称呼了。’又广阳县的溪水也引用桑钦的说法。况且《水经》正文都没有这些话。”他的考据尤其精当。那么桑钦本来另有地理水道方面的书，而《水经》不知道是谁作的。而且这个桑钦也不是汉成帝时的人；如果是，就不应该被遗漏在《汉书·地理志》之外了。所以晁氏说古代有两个桑钦是可以的。

[重考]

《水经》一书，历代目录记载都不能确定是谁作的，胡渭《禹贡锥指》说：“《汉书·地理志》引用桑钦的话有七处，上党屯留条下说：桑钦说绛水发源于西南，向东流入海。平原高唐条下说：桑钦说绛水的源头。泰山莱芜条下说：《禹贡》汶水发源于西南，流入泲水，是桑钦所说的。丹阳陵阳条下说：桑钦说淮水发源于东南，向北流入大江。张掖删丹条下说：桑钦认为导弱水从这里开始，向西到酒泉合黎山。敦煌效谷条下说：本是鱼泽障，桑钦说孝武帝元封六年，济南人崔不意任鱼泽尉，教导百姓努力耕种以勤勉效命得到谷物，因此立为县名。中山北新城条下说，桑钦说易水发源于西北，向东流入寇水。现在查考：《儒林传》说涂恽传授河南桑钦君长古文尚书，桑钦是成帝时的人，班固与刘歆都推崇古学，所以采纳了他的说法。《隋书·经籍志》有两部《水经》，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郦善长注，都不著录作者姓名。《旧唐书》才开始说郭璞作，《新唐书》于是说汉桑钦作《水经》，一说郭璞作，现在人说桑钦的，本源于此。先儒因为书中提到的地名多是东汉三国时期的，怀疑不是桑钦所作，而我更有一个确证，郦注在漯水条引用桑钦《地理志》，又在易水、浊漳水条都引用桑钦，他的说法与《汉书》无异，于是知道班固所引用的就是《地理志》，起初没有《水经》这个名称。《水经》不知道是谁作的，注文中每次举出本文，必定尊称为经，如果这部经果真是桑钦所作，没有直接斥责他名字的理。有人说桑钦在前作，郭璞在后附益，或者说汉以后的地名，是注文混入了经文，都不是这样。大概桑钦所撰写的，名叫《地理志》，不叫《水经》。《水经》创始于东汉，而魏晋人续成它，不是一时一人所作。所以往往有汉以后的地名，而首尾有时不相应，不全是因为经文和注文混杂的缘故。”胡氏这个说法很确凿，远远胜过王应麟《困学纪闻》和王袆《水经序》的说法了。然而《水经》漯水条下“桑钦地理志曰”六个字，有人说可能是“地理志桑钦曰”的误写，《汉书》本来不著录这本书，那么桑钦是否作《地理志》，尚属疑问。总之，《水经》是谁作的，无法考知。我想，水是生命之源，出于社会自然的需要，所以作《水经》的人，也不知道是谁开始的呢。（卷四，页一五—一六）

[补证]

臧琳《经义杂记》说：“《隋志》地理部《山海经》二十三卷，郭璞注；《水经》三卷，郭璞注；《水经》四十卷，郦善长注。这两部书不著录作者姓氏，而都自郭景纯作注，那么相传已久。《旧唐书·经籍志》，《水经》三卷，郭璞撰；又四十卷，郦道元撰。与《隋志》相同；只是把注当作撰稍微有误罢了。《通典》说晋郭璞注，后魏郦道元注，都不详述作者名氏，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书，与《隋志》相合。只有宋人《新唐书》志说‘桑钦《水经》三卷，一作郭璞撰；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按：认为《水经》是桑钦所撰，与《唐六典》注相同。然而《水经注》漯水条引用桑钦说：‘漯水发源于高唐’，浊漳水条引用桑钦说‘绛水发源于屯留西南，向东流入漳水’；易水条引用桑钦说‘易水发源于北新城西北，向东流入滱水’；濡水条引用桑钦说，‘卢子之书，说晋国已经灭了肥国，迁徙其族人到卢水’；现在《水经》都没有这些话，那么就不能认为是桑钦所撰的了。”

译《旧唐书·经籍志》将“注”称为“撰”，因此对于郭璞、郦道元二人的注本也称“撰”。如今将郦道元的书视为注本，而在《水经》之下又说郭璞撰述，这就与《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都相违背了。有人将《水经》正文与注混淆，认为其中所提到的地名多出自后代，反而认为称郭璞撰述的是正确的，这是考察不审慎导致的错误。胡渭在《禹贡锥指·例略》中说：“《汉书·地理志》引用桑钦的话有七处：上党郡屯留县下说：‘桑钦说绛水从西南流出，向东流入海。’平原郡高唐县下说：‘桑钦说漯水的源头。’泰山郡莱芜县下说：‘《禹贡》说汶水从西南流出，流入泲水，这是桑钦所说的。’丹阳郡陵阳县下说：‘桑钦说淮水从东南流出，向北流入大江。’张掖郡删丹县下说：‘桑钦认为道弱水从比地方出发，向西到酒泉合黎山。’敦煌郡效谷县下说：‘原本是鱼泽障。桑钦说汉武帝元封六年，济南人崔不意担任鱼泽尉，教导百姓努力耕种，因勤勉而获得谷物，因此设立县名。’（现在《汉书》原本有‘师古曰’三个字，大概是后人所妄加，这话不是颜师古所能引用的。）中山郡北新城县下说：‘桑钦说易水从西北流出，向东流入滱水。’现在考察：《儒林传》记载涂恽传授河南人桑钦君长《古文尚书》，桑钦是汉成帝时的人，班固和刘歆都推崇古学，所以有所采纳。《隋书·经籍志》有两部《水经》：一部三卷，郭璞注；一部四十卷，郦善长注。都没有记载撰著者的姓名。《旧唐书·经籍志》才开始说郭璞所作。《新唐书·艺文志》于是说汉代的桑钦作《水经》，又说一说郭璞所作。现在人说桑钦的，原本就是根据这个。先代儒者因为其中所提到的地名多是东汉、三国时期的，怀疑不是桑钦所作。而我还有一个确凿的证据，郦道元的注在漯水条引用桑钦《地理志》，又在易水、浊漳水条并引用桑钦，其说法与《汉书》无异，由此可知班固所引用的，就是桑钦的《地理志》，起初并没有《水经》这个名字。《水经》不知是谁所作，注中每次举出原文，必定尊称为‘经’，如果这部经果然出自桑钦，没有直接斥责其名的道理。（唐代的义疏，惯例称孔安国为孔君，郑玄为郑君。）有人说：‘桑钦在前作，郭璞、郦道元在后附益。’有人说：‘汉代以后的地名，是注混入了正文。’这都不对。因为桑钦所撰写的名为《地理志》，不叫《水经》。《水经》创始于东汉，而魏晋人续成它，不是一时一人所作。所以往往有汉代以后的地名，而首尾有时不相应，不全是因为正文与注混淆的缘故。”眉案：桑钦《地理志》，《汉书》不著录，其有无还不能确定。然而《水经》不是桑钦撰写的，则可以断言了。王祎《水经序》说：“《水经》到《新唐书·艺文志》才开始说是桑钦所作，又说一说郭璞所作，大概是怀疑吧。考察：《前汉书·儒林传》：‘《古文尚书》，涂恽传授河南人桑钦君长。’晁氏《读书志》说‘桑钦是成帝时的人。’现在用他的书来考证：济水经过寿张，就是前汉的寿良县，光武帝改名的；又东北经过临济，就是狄县，安帝改名的；荷水经过湖陆，就是湖陵县，章帝改名的；汾水经过永安，就是彘县，顺帝改名的。那么这本书不是作于成帝时，如果是顺帝以后人所作的了。又书中提到武侯垒，又说魏兴安阳县，注说武侯所居，魏分汉中立魏兴郡，又说江水东径永安宫南，那是昭烈帝托孤给武侯的地方。又书中说的北边县名，多是曹氏时设置的，南边县名，多是孙氏时设置的，这又像是三国以后人所作的。又说改信都从长乐，那是晋太康五年。又河水北薄骨律镇城，符经注说赫连果城，那是后魏所设置的。这本书又像是晋后魏人所作的。大概桑钦本是成帝时人，确实写了这本书，等到郭璞、郦道元二人为传注，都附益了它，而郭璞是晋人；郦道元是后魏人。那么《水经》是桑钦所作无疑，大概是时间久了正文与传注相混淆，而桑钦的原文亡失了。原文虽然亡失，能说不认为是桑钦所作吗！”（《王忠文公集》卷二）王序中济水过寿张到汾水过永安等语，与姚氏相同，大概都本于杜佑《通典》（州郡四）的话，杜佑本来极力非难《水经》。然而王祎仍断定《水经》为桑钦所作，只是因为与郭璞、郦道元的注文相混淆，所以正文中有后代地名，说法接近牵强。大概《水经》创始于东汉，而后代续成它罢了。叶梦得认为“《水经》记载天下的水很详细，而两浙唯独简略。浙江称为渐江，出自三天子都。桑钦是北方人，未曾到东南，只是取《山海经》为证据罢了。我意渐字就是浙字，桑钦误分为两个名字。郦注引用《地理志》，浙江出自丹阳黟南蛮中就是证据。然而浙江不见于《禹贡》，以钱塘江为浙江，始见于秦纪，而衢、婺诸水，与苕溪、●溪等，不见于《水经》的很多，难道因为小而遗漏它，还是不及知道呢”（《避暑录话》下）叶梦得相信《水经》为桑钦所作，固然不对，他说《水经》唯独简略两浙，也不对。《水经》详于北而略于南，难道只是两浙吗？然而《水经》得到郦注，已经成为稽考北方水道不可缺少的书，那么近世治

译关于地理学，几乎没有不同的意见。刘献廷曾想为《水经注》撰写疏证，但没有完成。他曾经说：“郦善长是天赋异禀的人，他注释《水经》，精妙绝伦，超越古今。对于北方的河流，细微之处都不遗漏；而在江淮汉水沔水之间，却多有错误，这是因为郦道元是北方人，南方的河流，并非他亲眼所见。”他又说：“世人因为‘郦道元的著作对北方详细而对南方简略’而轻视他，却不知道水道应当详细记载的，正是在北方而不是在南方。”他又说：“西北的水道，没有比这本书更详细完备的了，想要兴修水利，这就是它的蓝本。虽然时代变迁，河道迁徙无常，但十成之中还能得到六七成的准确，如果不熟悉这本书，心中就没有完整的规划，即使有兴修水利的志向，又从哪里着手呢。”（这些话都见于《广阳杂记》卷四）刘献廷擅长地理学，却如此推崇佩服《水经注》！我们正不应该因为《水经》的作者姓名未能确定，就忽视这部记载北方河道沿革的重要古籍啊。（页二八三—二八七）

译阴符经

出自唐代李筌。他说此书得自石壁之中，上面封条写着：“上清道士寇谦之藏于名山，用来传给志同道合的人。”于是李筌诡称这是黄帝所作。后来他遇到骊山老母，老母为他解说其中的玄妙义理。按：这本书谈论虚无之道，讲述修炼之术，以气作为根本，是道家书籍；必定是寇谦之所作，而李筌得到了它。至于说从石壁中得到，那是荒谬的。如果说黄帝所作，骊山老母为之解说，那就更加荒谬了。又相传有七贤作注，包括姜太公、范蠡、张良、诸葛亮等人，更不值得辩驳。有人说就是李筌自己作的，也不对。褚遂良书写它流传于世。又朱熹曾作注，却说“认为不是深通道术的人不能理解”。唉，不知道他所说的道是什么道，真是令人感慨啊！

[重考]

《阴符经》是伪书，褚遂良的书法真迹，出现在明朝中期，伪托不足为据，清代《四库全书》已经说过。姚氏认为寇谦之所作，也不确切。考查《隋书·经籍志》兵家类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周书阴符》九卷，都没有说是黄帝所作，也与道家无关。《新唐书·艺文志》才开始有《集注阴符经》一卷，《崇文总目》相同。又有《阴符经叙》一卷。《读书志》作《七贤注阴符经》，《通考》相同。黄庭坚曾在其后题跋说：“《阴符经》出自李筌，熟读其文，知道不是黄帝的书。大概想要文饰其奇特古奥，反而变得诡谲不合常理。更加杂糅兵家的话语，又妄自托名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训注，尤其可笑，可惜没有经过柳宗元的一番抨击。”黄庭坚这话，直接断定是李筌伪作，确实不可更改。朱子语录也称：“闾丘主簿进献《黄帝阴符经传》，先生说《握奇经》等文字，恐怕不是黄帝所作，是唐代李筌写的，圣贤的话语自然平正，却不会如此歪斜不正。”案：朱子的话非常正当，却又作《阴符经考异》一卷，这位老先生多事，大可不必。然而唐志、崇文目所载的集注本，早已散佚，即使崇文目所称的《阴符经叙》，没有伊尹注，而有惠光嗣等人传，也与今本不合。只有晁氏《读书志》、马氏《通考》所称的七贤注，就是现在流传的版本。况且晁氏所引的李筌注，不见于今本，大概晁氏另外记载有李筌注一卷，不在此本，而那本书已经亡佚了。至于今本称骊山老母口授、太虚山李荃疏，妄人造伪，愈发可笑。（卷四，页一七—一八）

[补证]

吴名凤说：“朱子认为《阴符经》恐怕是唐代李筌所作，是他着力去做的，为什么只因为他说起就流传于世。我考查《汉书·艺文志》道家、兵书都不记载。《隋书》才开始记载有《太公阴符》、《周书阴符》，但不说经。《唐志》才有《集注阴符经》一卷。所以邵雍认为《阴符经》是战国七雄时期的书。伊川程子认为不是商朝末年就是周朝末年。那么李筌所说在嵩山得到黄帝《阴符经》，乃是谎言。他说九窍的邪气，在于三要，可以动静，那就是《参同契》的三宝关键。又说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那就是老子说的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天地的大德叫做生，而这里却说杀机，阴疑于阳必战，而这里不嫌没有阳，这是乱世的书。怎么想要上污古圣呢！《史记》苏秦得到《周书阴符》伏案阅读，索隐引《战国策》说得到太公阴符的谋略，那么阴符或许就是太公的兵法吧？然而风后《握奇经传》有吕尚增字本，这《阴符经》义理完全不同，而认为出自黄帝，大概是所谓无稽之谈。”（《此君园文集》卷二十五）眉案：吴莱《新安朱氏新注黄帝阴符经后序》说：“我听说陇西李筌曾经得到黄帝《阴符经》，读了数千遍，竟然不能略通，后来遇到骊山老母才章句解释，这很怪异！自称神农氏衰微，蚩尤横暴，黄帝三年百战而未及有功；天命玄女教以兵机，赐以九天六甲兵信之符，都出自天机，合乎神智。李筌又另外著《太白阴经》、《阃外春秋》以辅助推行他的学说。强兵胜敌，难道一定要贯通于此而后能这样吗！广汉郑山古曾对蜀黄承真说：‘蜀地大火，甲申乙酉，则杀人无数，我传授你秘术，希望稍微减少杀戮，希望你到朝堂陈述；陈述而不被接受，你应当死，因为泄露了天秘。’后来蜀王不听，而承真死了。孙光宪偷看他的书，题名为黄帝阴符。然而与今经本不同。不知这又是什么书呢？至于李筌致力于用兵，而山古又想要致力于禁兵，这究竟是什么呢？凡是我们儒者谈论兵事，本来以仁义谈论兵事，即使黄帝玄女确实有所谓阴符，那么上篇演道，中篇演法，下篇演术，千变万化，出无入有，总之也不能超出这个范围。更何况李筌、郑山古是道家狡狯之流呢！”他的意思也怀疑李筌而不敢明确说其伪，与吴名凤相同。杨慎说：“《阴符经》大概出自后汉末年。唐人文章引用者，只有吴武陵上韩舍人行军书有‘禽之制在气’一语；梁肃《受命宝赋》有‘天人合发，区宇乐推’一语；冯用之《机论》、《权论》两引之。此外绝无提及者。”（《升庵全集》卷四

译可知唐代见过此书的人极少，而陈振孙尚且怀疑是汉末人所作，为什么呢？我认为李筌撰写《太白阴经》时，窃取卫公兵法的内容编入书中，汪宗沂在《卫公兵法辑本自序》中已论述得很详细了。这本书也应当出自李筌之手。黄庭坚曾为此书作跋说：“《阴符经》出自李筌，熟读其文，便知并非黄帝之书。大概是因为其内容诡谲不经，又混杂了兵家的言论；可惜没有经过柳宗元的一番抨击罢了。”吴韫玉在《周秦诸子书目》中也认为黄庭坚的说法是对的。大概是道家狡诈虚伪的一派，谈论兵法自鸣得意，妄自托名古代帝王，编造出这本书，与《太白阴经》相互辅行，其内容本来不值一哂！而汪绂有《读阴符经》一卷说：“‘阴符’的意思是深沉隐伏，将作用隐藏于不可测度之中，这正是老子清静无为、知白守黑的意旨。先儒认为老子的书驳杂，《阴符经》却不驳杂；大概是因为这本书简约，且前后主旨一致，能够进入老氏的堂奥并汲取其精微之处，所以不费言辞而意旨已畅达。对内用于修炼，对外用于权谋，五千言的宗旨都具备了。”（《双池遗书八种》）这难道能算是知言吗？又按：《道藏》中有《黄帝阴符经疏》三卷，题署为少室李筌疏。刘师培对此进行辨析，大略说：“李筌注解《阴符经》有两种：一种是自注，即七家注本；另一种是托名骊山母所传，此本的注就是这种。查看《玉海》及《晁志》都引用‘阴者暗也’这一条，与此本相符，那么此注就是宋人所传的李筌注，确实可以证明。《唐志》所说的玄义，也就是这本书。只是都不说疏是李筌所作，李筌的序也仅说李筌注《阴符》，不说作疏。本藏余字号袁淑真《阴符经集解序》说：‘唐陇西李筌尤其加以详细解释，也没有设立章疏，何以能光大畅达玄文？’这更是李筌不作疏的确证。而袁淑真的集解，核对与此疏相同，只是小有增删，由此可知此本的疏，是后人取袁淑真的疏附在李筌注之后，因而将疏文归于李筌所作，强行改窜。如今袁淑真本有疏无注，于是无法考证，这是极应当辨正的。”（《读道藏记》）其实《阴符经》本身尚且怀疑是李筌伪托，那么李筌是否作注或作疏，又有什么可争辩的呢？如今的《道藏》，刊于明正德年间，经录符图，多半属于晚出，读书的人搁置不论就可以了。（页二八八—二九一）

译《越绝书》在《隋书·经籍志》中才首次出现，称由子贡撰写，也有人说由伍子胥撰写，这都是荒谬的。根据篇末所说：“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复之以庚”，这是隐语，指袁康的字。又说：“文属辞定，自于邦贤，以口承天，屈原同名”等等，这是隐语，指吴平的字。袁康与吴平共同撰写了这本书。杨慎说：“这是东汉人。怎么知道是东汉人呢？东汉末年，文人喜欢作隐语；如黄绢碑；如孔融以‘渔父屈节，水朁匿方’等语，在离合诗中隐藏自己的姓名；如魏伯阳以‘委时去害，与鬼为邻’等语，在《参同契》中隐藏自己的姓名。”这话很对。胡应麟说：“伍子胥在《汉书·艺文志》中出现两次：一次是杂家八篇，一次是兵家十篇。东汉人根据这两本书润色写成此书，是有可能的。”

[重考]

根据本书末篇的隐语，确定此书为后汉袁康所撰，吴平所定，确凿无疑。袁康、吴平都是会稽人，但此书中有《汉书·艺文志》杂家类的伍子胥八篇混杂其中。洪颐说：“今本《越绝书》篇次错乱，以末篇证明，原本八篇，太伯第一，荆平第二，吴第三，计倪第四，请粜第五，九术第六，兵法第七，陈恒第八，与杂家伍子胥篇数正好相同。”（《读书丛录》）此说也确凿无疑。大概袁康、吴平也是搜集古书编成此书，并改变了标题，所以其文字纵横铺陈，颇像《吴越春秋》，而博奥伟丽，尚非赵晔所能企及。（卷四，页一八０—九）

[补证]

卢文弨说：“此书为汉更始、建武之际，会稽袁康所作，又委托其同乡吴平审定，从篇中离合姓名可知。而王充《论衡·案书篇》称会稽吴君高的《越纽录》，向雄不能超越；越纽即越绝，君高即吴平的字无疑。那么此书就专属吴平所撰了。其首篇假托为子贡，又假托为伍子胥；且以小技之文，不足以自称言论。其所记载，大致与《吴越春秋》相同。大概是杂采诸书而成，所以往往有异文驳义。如伍子胥又说是申胥，逢同又说是冯同，之类参错不一。袁康的事迹无处考证；然而由此书推测其为人，大概他生当群雄并起之时，自负奇气，想有所作为，而最终不被任用，所以无法显名于世；于是借伍子胥、计倪、文种、范蠡之事汇集增益，以抒发己意罢了。虽然他自己说想依附于《春秋》，而实际上不离纵横家的余习。其文奇诡而不典雅，华丽而少实质，且多庸俗烦复，大概其辞又低于《国策》了。”又说：“其中最无理的是，如称舜用其仇而王天下，仇者，舜的后母也。（舜后母下或当有弟字，但有庳之封，在有天下之后，与所言亦不合。）鄙陋背理至此！其他如论尧舜不慈孝，皆不可训。舜不闻有兄，独此书称舜兄狂弟傲，可以广异闻云。”（《抱经堂集题越绝后》）眉批按：越绝的意义，殊不可晓。谓“取勾践功成能绝人之恶”，黄震《日钞》已斥其“于理无当”。杨慎说：“绝即纽字之误；绝字曲迂不通。”（《升庵全集卷十越绝当作越纽跋》）胡应麟说：“纽字文义，曲迂又甚于绝。”（《少室山房笔丛》）俞樾则说：“绝字即绝笔获麟之绝。”（《曲园杂纂》）亦未能断其谁是。其书称子贡撰，司马贞、刘知几已几言其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索隐》，《史通因习篇》。）至杨慎始从隐语中发见作者袁康、吴平姓名，（同卷跋越绝。焦竑《笔乘续集》卷四亦云然，而不言出自杨慎。）尔后遂无异辞。而胡应麟又能究其颠末，为杨说补充。姚氏引之太略，兹更节录之以备参解。“详味《越绝书跋》‘子胥之述吴越，因事类以晓后世，着善为诚，讥恶为诚，洎后温故知新，述畅子胥，以谕来今’等语，则子胥旧有是书，述吴越杂事，而后人温其故典而畅叙之，以传于世，意旨甚明。其云‘更始之元’，当是西京之末；而此书文气全不类其时，盖袁康者先述此书于东汉初，而吴平者复为之‘属文定辞’于东汉之季，故云‘百岁一贤，犹为比肩’也。其云‘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末又云‘覆之以庚，兵绝之也’，岂袁非越人，更始间为乱兵戕于越地，因而葬与吴平则自是越人成此书者，故云‘文属辞定，自于邦贤’也。”（《笔丛》）然则越绝一书，固为袁康、吴平二人所作，而未必同邑同时。文弨谓属其邑人吴平定之，或者误解‘文属辞定’之属字，以属文之属为属人之属

译欤，惟今本亦有脱佚。洪颐《读书丛录》说：“《史记正义》引《七录》说：‘《越绝》十六卷，有人说伍子胥撰写。’《汉书·艺文志》没有《越绝》，怀疑就是杂家中的伍子胥八篇，后人合并为一，所以《文选·七命》李善注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兵法一条，《太平御览》卷三百十五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法一条，引用伍子胥书，都冠以《越绝》之名，而今本《越绝》没有水战法。”由此可见，今本《越绝》，本来就不是唐宋人所见的本子，而毛奇龄《萧山县志刊误》根据《续汉书·郡国志》注所引《越绝书》的话，是今本所没有的，就断言：“这《越绝书》，正是春秋时人如子贡、范蠡等人所作，与今本东汉袁康、吴平所作大不相同。”这是错误的！（页二九二—二九五）

译有两人共同创作了同一部名为《吴越春秋》的书，流传下来的人不知道作者究竟是谁。

杨慎说：“《汉书》记载赵晔撰写了《吴越春秋》；《晋书》记载杨方也撰写了《吴越春秋》。现在世间所流传的，是赵晔的呢，还是杨方的呢？”

[重考]

杨慎的说法，不足以作为依据。《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都记载《吴越春秋》十卷，由汉代的赵晔撰写。赵晔字长君，生于汉末，距离古代不远，又是山阴人，所以他的书主旨在于夸耀越国贤人多，以夸耀他的故乡。只是他所编纂的内容却是内重吴国而外轻越国，这就让人无法理解了。至于杨方所撰写的，《隋书·经籍志》记载为《吴越春秋削繁》五卷，书名和卷数，两者并不混淆，有什么难以分辨的呢？况且杨方的书早已失传了。（卷四，页一九）

[补证]

眉批：徐天祜说：“《史记》注中有徐广所引用的《吴越春秋》语句，而司马贞《索隐》认为现在没有这些语句。其他如《文选》注引用季札见遗金的事，《吴地记》记载阖闾时事、夷亭事，以及《水经注》曾记载越国事迹数条，都援引依据《吴越春秋》，现在赵晔的本子都没有这些文字。”（《吴越春秋序》）孙志祖说：“《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都说《吴越春秋》十二卷，现在的本子只有十卷，那么徐氏所列举的佚文，或许在那两卷之中，也未可知。我又考证得到《文选》《豪士赋》叙注引用‘文种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以及《太平御览》吴王祠子胥的事，都是现在本子所没有的，那么这本书缺失遗漏的地方很多了。”（《读书脞录》）王芑孙说：“《晋书·杨方传》‘又撰写《吴越春秋》行于世’，那么《吴越春秋》应当是晋代杨方重新撰写的，而世人归之于赵晔，只是依据《隋书·经籍志》和马端临《经籍考》罢了。现在这本书参杂错乱小说家的言论，其文笔不像汉代人，或许竟然出自杨方之手。”（《惕甫未定稿》）我认为《晋书》说杨方“重新撰写《吴越春秋》”，《隋书·经籍志》杨方《吴越春秋削繁》五卷，意思所说的“重新撰写”，就是就赵晔所撰写的，增删修改成书。增加的地方少而删减的地方多，所以十二卷减为五卷。其书名《削繁》，《晋书》大概是简略地说罢了。只是删减的地方多，所以各书所引用的，现在本子上大多不见；只是删减中又有增加，所以现在本子的文笔不像汉代人。皇甫遵《吴越春秋传》，《崇文德目》称皇甫遵合并赵晔、杨方两家之书，考定而作注，可以证明杨方重新撰写的书，异同必定很多，不仅仅是删减繁冗而已。那么现在世间所流传的《吴越春秋》，大概就是杨方重新撰写的本子，经过后人将五卷析分为十卷，而又错误地去了“削繁”之名；自宋代以后，赵晔的书已经失传，（《唐书·艺文志》两书都收录。《宋史·艺文志》不著录杨方的书，只著录赵晔《吴越春秋》十卷，那么赵晔的书到宋代以后才开始亡佚。王芑孙说只依据《隋书·经籍志》和《通志·艺文略》，恐怕不对。只是《越绝书》在唐代也有缺失遗漏，所以《索隐》认为现在没有这些语句。）于是就把杨方的书归之于赵晔了。（页二九六—二九八）

有书不是伪书而书名是伪的

《春秋繁露》

董仲舒撰写；十七卷，八十二篇。按：《汉书·艺文志》春秋类，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子儒家，有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隋书·经籍志》春秋类，才有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而子儒家别无所谓一百二十三篇的。本传称董仲舒论述《春秋》的得失，有《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类的数十篇。颜师古注说都是他所著书的名称。前代儒者辨析这本书的很多了，这里不再详细记录。总之，既然名为《繁露》，而其中又有《玉杯》、《竹林》两篇，与史传所言不合，都以此为疑，没有决断的人。只有胡应麟说：“《隋书·经籍志》西京诸子往往完整保存，唯独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略不著录；而春秋类突然突出《繁露》十七卷。现在读他的书，关于《春秋》的仅占十分之四五，其余王道、天道、天容、天辨等章，大率泛论性术治体，至于其他阴阳五行之论尤其众多，都与《春秋》不相干。大概不仅《繁露》冠篇值得怀疑，并且所命名的《春秋》之名也不是实录。我意这八十二篇的文章，就是《汉书·艺文志》儒家的一百余篇；必定是东京以后，章次残阙，好事的人因而将公羊治狱十六篇合于此书，又妄取班固所记《繁露》之名系之。后人既不察觉董子百余篇之所以亡佚，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从出，徒然纷纷聚讼，所以都失之偏颇”。按：胡应麟此论，虽属臆测，而实有理，故存其说。于是别列此书于此。

[重考]

《汉书·艺文志》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公羊治狱十六篇。《后汉书·应劭传》言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当即《汉书·艺文志》之十六篇。而董仲舒本传称：“董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一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疑“复数十篇”者，谓有重复

译共十篇。以《六韬》就在《太公》三百三十七篇之中、《毕万术》就在《淮南外》三十三篇之中的例子来推论，《汉书·艺文志》用总名来包含别名的情况很多，吴承志认为《春秋繁露》就在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之中，大概是对的。况且《汉书·艺文志》删省去除重复的内容，理应不出现《繁露》等篇目的名称。再考证《西京杂记》说“董仲舒梦见蛟龙入怀，于是写作《春秋繁露》”，根据这个说法，那么《繁露》虽然是一个篇名，但实际上是董仲舒著名且得意的作品，难怪《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以下，不直接用董仲舒的名字来命名书籍，而是用《春秋繁露》来命名书籍，或者后人搜集董仲舒的遗文，缀合修补散佚的篇章，就用篇名作为全书的总题，也未可知。胡应麟的说法，确实不是没有道理，只是考证得还不够详尽罢了。

译[补证]

眉批：周中孚说：“《春秋繁露》前十七篇，都论述《春秋》的大义，应当就是《汉书·艺文志》中春秋家公羊学派《治狱》十六篇的文字；从第十八篇《离合根》开始以下，都与《春秋》没有关联，应当就是《汉书·艺文志》中儒家百二十三篇的文字。”（见《郑堂礼记》卷四）这与胡应麟的说法大致相同，但终究属于主观猜测。《繁露》这个书名，前人没有确切的解释。《中兴馆阁书目》说：“《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天子南面而立，冕冠上没有繁露。注解说：繁露，是冕冠上垂下的玉串，有联贯的样子。《春秋》讲究措辞和类比事件，董仲舒确立书名，或许取自于此。”程大昌为《繁露》作跋说：“牛亨问崔豹，冕旒为什么叫繁露？回答说：缀连玉石而下垂，如同繁多的露水。那么繁露，就是古代冕冠的旒，像露水一样下垂，这是借用来给书命名的原因。根据《通典》《太平寰宇记》所引用的内容，推测这本书，都是每句话用一个事物来阐发自己的意思，有垂旒凝露的意象。那么《玉杯》《竹林》等篇同样是托物言志，也可以想见了。”大概是怀疑这本书类似于小说家言。这两种说法，后一种已被楼钥驳斥；（见《玫瑰集》卷七十七《跋春秋繁露》）前一种说法相信的人也很少。只有俞樾在《诸子平议》中说：“董仲舒的原书，应当以‘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这一节作为首篇，其篇名就叫《繁露》；现在书名叫《春秋繁露》，是因为用首篇的名称来统括全书。传抄者错误地把‘楚庄王及晋伐鲜虞’两节列在前面，于是就用楚庄王来命名篇目，连《繁露》这个篇名也弄丢了。那么楚庄王这一节应该放在哪里呢？说：现在版本《竹林》篇中‘逢丑父及郑伐许’两节相连，古本这两节之间，应当有‘楚庄王及晋伐鲜虞’两节。晋国讨伐鲜虞，与郑国讨伐许国，本来是以同类相从；而楚庄王这一节以‘楚庄王杀陈夏征舒，灵王杀齐庆封’相提并论，逢丑父这一节以‘丑父欺晋，祭仲许宋’相提并论，这两件事也是以同类相从。那么这两节文字应当夹在中间，是毫无疑问的。卢文弨注引用钱大昕的说法，认为是后人搜集编缀所致，大概已经看到这一点，只是不知道是《竹林》篇的错简罢了。”如果他的话是对的，以《繁露》作为首篇的名称，而用首篇的名称来统括全书，概括《春秋》属辞比事的大义，那么确实足以与《馆阁书目》的解释相互阐明了。然而其下面的两篇，就是《玉杯》《竹林》，与篇中所说的内容完全不相关，又将拿什么说法来解释呢！所以俞樾怀疑篇文倒置是对的，说《繁露》是首篇的名称，也不过是凭主观推测罢了。黄震在《日钞》中说：“我按：现在的书（指楼钥校定的版本）只有回答胶西王和越国大夫问题的部分，言辞简约意义精辟，而且完整地保存在本传中。其余大多繁琐鄙陋，甚至有不合情理的地方。比如‘宋襄公因为遵循道义而失败，《春秋》推崇他’，宋襄公难道是遵循道义的人吗！比如‘周朝无道而秦国讨伐它’，与商周讨伐无道并论，秦国果真是讨伐无道的人吗！比如‘意志像死灰一样，用不提问来回答，用不应对来应对’，恐怕不是儒者的言论。比如把‘王正月’的‘王’解释为文王，恐怕《春秋》没有这个意思。比如‘黄帝之前用谥号，四帝之后用谥号’，恐怕上古时代没有谥号。比如‘舜效法天而取法商，禹效法地而取法夏，汤效法天而取法质，文王效法地而取法文’，在道理上都没有看到恰当之处。比如‘楚庄王因为上天没有降下灾祸而向山川祈祷’，没有灾祸而恐惧是可以的，向山川祈祷以求得天降灾祸，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至于他说：‘本性有善的资质但不能做到善，只有等待教导训诫后才能做到善，如果说本性已经善，几乎等于不需要教化，孔子说善人我没能见到，而孟子说人性本善，就错了。’这又是不明白本然之性。汉代的儒者，只有董仲舒的仁义三策，光辉照耀万世，难道董仲舒的《繁露》会有这样的错误吗！欧阳修读《繁露》不说不真实，但讥讽他不能提高论调来阐明圣人之道，而且有‘可惜啊可惜啊’的感叹，董仲舒是纯粹的儒者，欧阳修是文人，这又是学者应当审慎对待的。”黄震所说的已经足以揭露《繁露》的过失，而行文繁琐鄙陋，尤其显而易见。钱谦益摘录其《深察名号》篇中‘本性好比禾苗，善好比米，米出自禾苗中，但禾苗不能全部变成米，善出自本性中，但本性不能全部变成善’；又‘百姓的本性如同茧和卵，卵需要孵化才能成为雏鸟，茧需要缫丝才能成为丝，本性需要教化才能成为善’等句，说：‘分析道理精妙，可以融会贯通孟子和荀子的学说，不是宋代诸儒所能接近的。’（见《牧斋有学集·跋春秋繁露》）这不过是文人好事之谈，极不可靠。试着用董仲舒本传中‘质朴叫做性，性没有教化就不能成就’两句话，与这本书中‘性是天赋的质朴，善是王道教化的结果，没有质朴，王教就不能教化，没有王教，质朴就不能善’等句对照，其刻意迎合的痕迹，显然可见。那么这本书，固然不仅书名是伪托，书的内容也

译是虚假的。（页三○○—三○三）

译《东坡志林》

钱牧斋说：“马氏《经籍考》中提到的‘东坡手泽’三卷，陈氏认为就是俗本《大全集》中所说的《志林》。如今《志林》十三篇，载于《东坡后集》的，都是辨析议论史传中的大事；而《志林》则都是琐碎言论和小记录，杂取苏轼文集之外的记事、跋尾之类搜集成书，其中也有伪作混入。”恒按：世俗因为《东坡志林》而又有《米元章志林》流传，尤其可笑。

[重考]

《东坡志林》，陈直斋《书录解题》有记载。大概是苏轼随手笔记记载，来不及编成书，后人搜集他的墨迹为之，所以名叫“手泽”。刻印《大全集》的人，又嫌“手泽”这个名字有类似父亲遗物的意思，所以改名为《志林》。如今《学津讨源》本，首卷题明汤云孙辑，则是又取集本，重新加以增订，所以宋本是三卷，而这个本是五卷。这本书都记载苏轼从元丰到祥符二十多年间，亲身经历的事情，大体上多是小品、简札，具有名理。而最后一类，论古十三篇，判断裁制分明，行文也汪洋恣肆，善于学习庄子，是前人所说的“海外文字”。钱牧斋的说法，本来不值得采纳，姚氏把它列在这里，也不合适。（卷四，页二二）

有不足以确定其著书之人者

《国语》

《汉书·艺文志》，《国语》二十一篇，不记载撰人名。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傅玄、刘炫、啖助、陆淳都认为它与《左氏传》文体不协调。李仁父说：“丘明将要传述《春秋》，先采集列国的史书，猎取其精华；而先采集的草稿留存下来，当时的人传习它，号称《国语》。所以言辞多枝叶，不如《内传》那样简直峻健，严重的驳杂不伦。大概是因为列国史材不能纯一的缘故罢了。不然，丘明特意为此写重复的书做什么？只有本朝司马温公父子能识破这一点。”这虽然接近事实，但终究属于臆测罢了。

[重考]

司马迁既然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也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乃至韦昭说：“丘明又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至鲁悼公智伯被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史通·六家篇》称：“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这是汉唐史家论定左丘明作《国语》，而姚氏还缀拾浮谈，深以为疑，不是庸人扰邪吗？（卷四，页二三）

[补证]

康有为《伪经考》说：“《国语》仅一书，而《汉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刘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史迁于《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若如今《国语》之寥寥，又言少皞与本纪不同，史迁不应妄引矣。”眉按：《伪经考》他说多近武断；此说似不可夺。刘歆窜改《左传》，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言之綦详。其所举文阙，或某篇年月无考处，即为刘歆穿凿不得处。刘歆强分一书为二书，冀以抵制《公羊传》，故于彼则多设条例以比附之，于此则掇拾杂书以补缀之，而不知两书杂合之迹仍显然也。如《左传》记齐桓公霸业甚略，《齐语》则专记此事；《晋语》记霸业甚略，《左传》则甚详；《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致亡国事，《左传》记此又甚略：非由一书瓜分，何以“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如是！(参阅钱玄同与顾颉刚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例书)故今从康说，定今本《国语》为刘歆补缀

译陆深说：“《左传》和《国语》都出自左丘明之手，比如叙述‘用田赋’这件事：《左传》说‘季孙想要实行田赋，派冉有去请教孔子，孔子不回答，私下对冉有说：『君子的行为要合乎礼制，施予要丰厚，做事要适中，征收要轻薄，像这样即使征收丘赋也足够了。如果不合乎礼制，而贪婪不知满足，那么即使征收田赋，也将不够。况且你季孙如果想依法行事，周公的法典还在；如果想苟且行事，又何必来请教呢』季孙没有听从。’《国语》则说：‘孔子不回答，私下对冉有说：『先王制定土地制度，根据劳力来征收田赋，并衡量距离的远近，根据收入来征收赋税，并衡量财产的有无，根据劳力来征发夫役，并讨论老幼的情况，因此对于鳏寡孤独残疾者有照顾，有军旅出征就征发，没有就停止。每年的收成，一井田，产出稯禾、秉刍、缶米，不超过这个限度，先王认为这就足够了。如果你季孙想依法行事，就有周公的法籍；如果想违法，就随便征收，又何必来请教呢』’不仅言辞不同，事实也不同，为什么呢？如果从文章角度论，《国语》不如《左传》。”（《燕闲录》）我认为，如果能知道《国语》是刘歆补缀而成的，那么两书事实的相同与不同，以及两书事实的详略，不过是刘歆作伪时采用的不同手段罢了。

姚鼐说：“《国语》大致记载一国史事的，只有周、鲁、晋、楚而已。至于齐、郑、吴、越，首尾只记载一件事，其体例又不同。编纂《国语》的人，随着所得材料的繁简来收录。而《郑语》这一篇，我怀疑它也是《周语》的文字，是编纂者另外摘出来的。周朝自从子朝之乱后，典籍散乱亡失，后来的君子，搜集残存的篇章，也类似附会，并非实在喜欢谈论神怪。像《周语》中房后是丹朱的冯夷，以及这篇中龙漦的说法，多么荒诞啊！褒姒的事，是郑桓公所亲眼见到的，像这篇中史伯所述，是后世记述前代的言辞，不是同时代的言辞。郑桓公是周朝的贤人，却说寄放贿赂诱骗虢、郐两国夺取其土地，使用小人的倾诈之术；况且在西周时，史伯怎么能知道周朝必定东迁，郑国必定跟随呢，这可以说是诬蔑善人的言辞了。秦仲生活在周幽王时，仅仅是一个附庸，不足以称为小国，为什么说‘国大’，这是造作修饰的言辞，忘记了与时代不合，以左丘明君子的身份，必定不会采用。”（《惜抱轩文集》卷五《辨郑语》）

崔述说：“我按：《左传》的文字，年月井然有序，事情多属实录，而《国语》荒唐虚妄，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左传》记事简洁，措辞也多得体扼要，而《国语》文词枝蔓冗长，软弱无骨，断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非常明显。况且《国语》，周、鲁多平淡，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使《国语》也不是一个人所写的。大概《左传》一书，采自各国的史书，《师春》一篇，就是明显的证据。《国语》则是后人取古人的事迹，而模拟写成的文章，所以事少而词多。《左传》一句话可以说完的，《国语》累章都说不完，所以名叫《国语》。‘语’，是区别于记事而言说的。黑白迥然不同，云泥远隔，而世人认为是一人所作，也太奇怪了。又按：《史记》自叙，自文王、孔子以下共七件事：文王被囚羑里的诬陷，我本来已经辨明了；孔子作《春秋》，也不在于陈蔡之间；《离骚》、《兵法》、《吕览》、《说难》的著作，都与本传的说法互相矛盾，那么这话也不能完全相信。况且把左丘明列在屈原之后，说失明而不说名明，尚且不知道他的意思果真认为就是作传的左丘明吗？不能强行指认为一人。”（《洙泗考信录余录》）

我认为，如果能知道《国语》是刘歆补缀而成的，那么姚鼐所怀疑的《周语》《郑语》的荒诞及诬蔑善人，崔述所怀疑的事多矛盾，也不过是补缀者难以避免的破绽罢了。至于《左传》的文词，远远不可企及，《国语》模仿它，尤其不在简洁与枝蔓的不同上可论了。

至于卫聚贤撰写的《古史研究》，认为《国语》是楚国的产品；《楚语》《周语》是左丘明后人左人郢所作（左人郢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吴语》《齐语》是郢的儿子所作；《鲁语》《晋语》是郢的孙子所作；《越语上》出自郢的曾孙；《郑语》出自郢的玄孙；只有《越语下》与全书差异很多，应当是另一人所作：一本书有六个作者，而其中五人又都是左丘明的子孙，恐怕没有这样的事实，现在不予采纳。（页三○六—三○九）

译孙子

这本书共有两个疑点：一是孙武之名不见于《左传》。史书记载孙武是齐国人，而在吴国被任用，在阖闾时期，攻破楚国进入郢都，立下大功。《左传》对吴国的事记载最为详细，他的功绩如此显著，不应被遗漏。叶正则说：“从周初到春秋时期，凡是领兵的人必定参与国家政事，没有专门在外领兵的人。到了战国六国时期，这种制度才开始改变。孙武在吴国担任大将，却不是命卿，而《左传》没有记载，这合理吗？”他的话尤其正确。二是篇数不符。司马迁称《孙子》有十三篇，而《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八十二篇。后来的记载少于前代，为什么反而多于前代呢？杜牧注释说所流传的是十三篇，后少于前了，然而为什么又恰好符合前代的前代呢？杜牧认为孙武的书有数十万字，曹操删减其繁冗，提取其精粹，才编成此书，那么这仍然是《汉书·艺文志》中的八十二篇，而不是司马迁传记中的十三篇了。所以说可疑。梅圣俞也曾注释此书，说：“这是战国时期各国相互倾轧的言论。”叶正则继承他的说法，解释说：“这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山林隐士所作。其中说孙武在吴国被任用的话，是其门徒夸大的言论。其中说阖闾用妇人试验兵法，尤其奇特险怪，不足相信。”现在暂且保留梅、叶二人的说法，以解释《左传》不记载的疑点是可以的。那么孙武这个人，是有还是无呢？是有但不一定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呢？这本书是他自己写的，还是他的后学门徒写的呢？都无法得知。所以将其列入“未确定作者”的类别中。至于篇数，究竟是不是司马迁传记中的那样，而不是曹操删减后的结果；《汉书·艺文志》中的八十二篇，或者是后人附加增补，刘歆、任宏等人没有察觉而收录了呢？也无法得知。

[重考]

司马迁的话非常确凿，后来的人失于考证。孙诒让说：“《汉书·艺文志》记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一篇，图九卷，《史记》说孙武以兵法拜见吴王阖闾，阖闾说：‘你的十三篇，我都看过了。’与今本相同。毕以珣《孙子叙录》认为十三篇在八十一篇之内，是对的。《吕氏春秋·上德篇》高诱注说孙武是吴王阖闾的将领，兵法五千字，也是对的。现在宋代版本的曹操注《孙子》，共五千九百一十三字，高诱大概是举整数而言。”据此来说，那么唐宋以来一切荒谬的言论，都可以扫除了。另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二四—二五）

[补证]

姚鼐说：“《左传》记载阖闾的事没有孙武；太史公为他立传，说孙武以十三篇拜见阖闾。我看，吴国可能有孙武这个人，但十三篇不是他所著，是战国时期谈论兵法的人所作，托名于孙武罢了。春秋大国用兵，不过几百辆战车，没有出动十万大军的；何况在阖闾时期！田齐、三晋既已立为诸侯，臣下才称君主为‘主’，‘主’在春秋时是大夫的称呼。这本书所说的，都是战国时期的事。其中使用的兵法，是秦人用俘虏使唤民法的方法，不是仁爱之人的言论。然而从此世人谈论用兵的人，认为没有比孙武更厉害的了。”（《读孙子》）全祖望说：“眉山苏子谓‘孙武用兵不能必胜，与书中所说的相差甚远。吴起谈论兵法轻视法制，粗略没有统计，不如孙武的书言辞简练意思完备；然而吴起在鲁国被任用，打败齐国，在魏国被任用，遏制秦国，进入楚国则楚国称霸，而孙武的所作所为却如此。书不足信，本来就是这样。’苏子的话，可以说独具洞察世事的见识。然而我还惋惜他的话没有说完。孙武哪里懂得用兵，现在世人共同称颂的，莫过于以军令斩杀吴王宠姬一事，不知道这是七国人所传闻，而太史公误信了。《左氏春秋》内外传记载吴国的事也很详细，然而绝不一字提及孙子；即使《越绝书》等书出于汉代，然而也不怎么提及孙子。所以叶适怀疑吴国原本没有这个人，而他的书和他的事，都是纵横家伪造的，可以补充《七略》的遗漏，破除千古的疑惑。至于十三篇的言论，自应出自懂兵法的人之手，不能据此来指责孙武没有成功。”（《鲒埼亭集》卷二十九）梁启超说：“现存十三篇的《孙子》，旧题春秋时吴国的孙武撰写。我们根据这本书的文体及其内容，确实不能相信它是春秋时期的书。虽然如此，如果说它出自秦汉以后，那么文体及其内容也都不像。《汉书·艺文志》兵家本有《吴孙子》、《齐孙子》两种：《吴孙子》则是春秋时的孙武，《齐孙子》则是战国时的孙膑。这本书如果指为孙武所作，则可断定是伪作；如果指为孙膑所作，也可以说是真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眉案：《汉书·艺文志》，《齐孙子》八十九篇；颜师古说孙膑。（按：孙膑与孙武的关系，《史记》只说“孙武死后，一百多年后有孙膑，膑也是孙武的后世子孙”；而邓名世《姓氏辩证》说“孙武生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生膑，即破魏军擒太子申者”，不知他根据什么而敢详述前人不敢详述的内容。）《吕览·慎势篇》说：“孙膑重视态势。”司马迁说：“孙子受膑刑，兵法得以修撰排列。”（《汉书·司马迁传》）孙武传也说

译孙膑的名声显扬于天下，世人传颂他的兵法。因此说这本书是孙膑所作，似乎并无不可。然而，《孙子》十三篇著录于《史记》本传，而现在的这本书恰好也是十三篇，显然是为了附会《史记》中孙武的传记而作的。这本书与《吕氏春秋》、《淮南子》、《潜夫论》多有相同之处：例如《吕氏春秋》说：“用兵贵在不可被战胜，不可被战胜在于自己，能够战胜敌人在于敌人，圣人必定把握在于自己的因素，不依赖在于敌人的因素”，这与本书《形篇》中“从前善于作战的人，先创造不可被战胜的条件，以等待敌人可被战胜的时机；不可被战胜在于自己，可被战胜在于敌人；所以善于作战的人能做到不可被战胜，但不能使敌人一定可被战胜”等语句相同。《淮南子》说：“勇敢的人不独自前进，怯懦的人不独自后退”，这句话出自《军争篇》。“所以用文德来号令，用武威来统一，这就叫做必定能取胜”，这句话出自《行军篇》。“好像从地下涌出，好像从天上降下”，“不攻击阵容严整的敌人，不攻击旗帜鲜明的敌人”，这些都源自《军政篇》。“君主谁更贤明，将领谁更能干”，则源自《计篇》。“不要依赖敌人不会来掠夺我，而要依赖我方不可被掠夺”，则源自《九变篇》。《潜夫论》说：“将领是百姓生命的掌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这与《作战篇》相同。“那些失败的，不是上天的灾祸，而是将领的过错”，则源自《地形篇》。又如《史记》说：“兵法说，兵力十倍于敌就包围它，一倍于敌就与之交战”，源自《谋攻篇》。“刘敬说：这一定是能却装作不能”，出自《计篇》。“兵法说，在自己国土作战是散地”，“兵法不是说，陷入死地而后能生存，置于亡地而后能保全吗”，都源自《九地篇》。由此可知，说这本书不是战国时期的著作，似乎也不对。齐国孙子的书现在已不流传，或许现在的这本书就是孙膑的书，后人删减为十三篇，以符合《史记》中孙武的记载，这是无法确知的。然而，它终究是伪作无疑。毕以珣在《孙子叙录》中说：“八十二篇包括：一是十三篇，未见阖闾时所作，现在所传的《孙子兵法》就是这一部分。二是问答若干篇，既见于阖闾所作，就是各种传记所引用的遗文。三是八阵图，郑玄注《周礼》所引用的是这一部分。四是兵法杂占，《太平御览》所引用的是这一部分。又有牝八变阵图、战斗六甲兵法，都见于《隋书·经籍志》。三十二垒经，见于《唐书·艺文志》。按：《汉书·艺文志》只说八十二篇，而隋唐志在十三篇之外，又有几种，可知它们都包含在八十二篇之内。”又说：“《七录》所说的三卷，大概是十三篇为上卷；问答之辞为中下卷；八阵图、杂占等书，则是另外单独流传的。”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也说：“十三篇大概是以吴王的话得名，而中下卷多见诸家征引，唐代时书尚存。”孙星衍则认为：“《艺文志》称《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司马贞引《七录》说‘《孙子兵法》三卷，大概是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那么中下二卷就是图。”（《问字堂集》卷三《孙子略解序》）我认为孙星衍的说法最错误。《汉书·艺文志》以卷别篇，明显是以图别文，怎么能说把图合在一起就是八十二篇呢？况且文字只有十三篇，而图却有六十九篇，图为什么比文字多这么多呢？至于问答之辞，见于其他书籍征引的，又颇为浅陋，考校其文体，应当在十三篇之后，也不能说就是中下二卷。大抵那些杰出豪爽之士，意气飞扬，无处施展抱负，就奋笔谈论兵法，托名于太公、孙子，以哗众取宠、自我得意，凡是史志所载的兵法之书，一半属于这类，一定要一一比对吻合，就太迂腐了！张燧说：“孙武谈论兵法，应当在穰苴之后、吴起之前；然而孙武作为吴将攻入郢都，他的说法或许不尽然。左丘明对吴国的事最熟悉，又喜欢夸张猎奇，以孙武这样的举动，不应完全抹去他的实绩。大概是战国策士，因为孙武善于谈论兵法，耻于空言令天下，所以为他编造了这些言论。”（《千百年眼》卷三）这也足以作为一说。所以孙武是否真有此人虽无暇定论，但十三篇不是孙武的书，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读杜牧注《孙子》序，不能不联想十三篇与曹操的关系。杜牧的话说：“孙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删削其繁冗，摘录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操自为之序，因而注解说：‘我读兵书战策很多了，孙武深奥啊！’然而他所做的注解，十句中不到一句，大概不是曹操不能全部注解。我查阅《魏志》，见曹操自著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都以新书从事，遵从命令的克捷，违背教令的负败，意谓曹操在新书中驰骋其学说，自成一家事业，不想追随孙武之后，尽解其书，不然的话，曹操难道不能吗！”（《樊川文集》卷十）

译这十三篇是经由曹操删削整理而成的，并非原文如此。曹操所著的《兵书接要》十卷（见于《魏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及《文选·魏都赋》注，《隋书·经籍志》记载相同；《唐书·经籍志》作“捷要”，《太平御览》作“辑要”，有人认为“接”应作“节”，大概是因为祖父名节而避讳。其文，《太平御览》卷八、卷十一所引，多为占验之语），《兵法接要》三卷，《魏武帝兵法》一卷，《兵书略要》九卷，均见于《隋书·经籍志》（《兵书略要》九卷，《唐书·经籍志》作《魏文帝兵书要略》十卷，《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七所引相同）。或许曹操阅读了《齐孙子》八十九篇及其他兵家言论，验证于实际运用，选取其中特别精当切要的，依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篇数而假托为武之书，作为千古治兵的指导纲领；其具体条目则载于自己所著的书，如《接要》之类，所谓“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那么曹操对于十三篇的注文，无暇详细也不必要详细了。然而这种说法，我不敢断定，曹操本来是个诡诈之人，又为何不自己承认这是杰作，反而转托给古人呢！（页三一——三一六）

译刘子新论

袁孝政作序，称作者为刘昼。《唐志》记载为十卷，称作者为刘勰；有人推测这就是同一本书，但篇目并不相符。又有人说作者是刘歆或刘孝标。

[重考]

《隋志》杂家类杨伟《时务论》十二卷注中，引用了梁代有《刘子》十卷已亡佚的记录，那应该就是这本书。编修《隋志》的人必定听过它的绪言，所以其中《九流》一篇，与《隋志》子部的论述相同。只是在南北统一之际，这本书偶然散佚，到了唐代才重新出现。袁孝政在序中说：“刘昼因感伤自己怀才不遇，天下衰败，流亡到江南，所以写了这本书。当时的人不知道作者是谁，认为是刘勰所作，也有人说作者是刘歆、刘孝标。”袁孝政是唐人，断定作者是刘昼（字孔昭），必定有所依据。所以《宋志》、《读书志》、《书录解题》、《通考》、《玉海》（卷五十三）都遵从这一说法。两部《唐志》都题署为刘勰，正是袁孝政所说的当时人不知作者，误认为是刘勰、刘孝标。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文体风格既不同，宗旨也迥异。只有刘昼号称名儒，这本书杂论治国修身之道，不失为儒者的言论。《北史》本传记载有刘昼所撰《金箱璧言》，或许就是这本书？至于“流亡到江南”的说法与本传不符，怎么知道不是史册漏载了呢？即使根据本传称他搜集词藻，言辞非常古拙，并怀疑这本书不是他所能写的，也不是确切的论断。大概刘昼的才华，本来就不擅长诗赋，既然被邢、魏二人嘲笑，那些道听途说的人就过分夸大了言辞罢了。至于书名叫做《新论》，应当是程荣、何镗等人，错误地参照桓谭的书名而改动，并非事实。王昶《春融堂集》中有这本书的跋文，断定是明人伪作，可以说是考证失误得很厉害。（卷四，页二五—二六）

化书

《通考》记载为伪托的唐齐丘（字嵩）所撰。宋濂认为作者是谭峭（字景升），齐丘窃取了它。根据《仙传》记载：“谭景升把《化书》传授给齐丘说：‘这本书的教化，其道无穷！希望你作序，流传后世。’后来齐丘据为己有并传播，最终不得好死。”恒按，《仙传》的说法，也不可轻易相信，至今未能确定。

[重考]

宋代碧虚子陈景元的跋文，也采用《仙传》的说法，应当不是虚假的。《崇文总目》尚且题署为谭峭撰，而《读书志》、《书录解题》、《通志》、《通考》、《宋志》则都错误地署名为齐丘撰。张文潜曾题跋说：“《化书》虽然都是浅显的机巧小数，但也略微体现了黄老所说的道德。文章颇为高古简练，有令人欣喜之处。”等等。（卷四，页二六—二七）

[补证]

王昶说：“《刘子》二卷，北齐刘昼著。共五十六篇。唐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注。按：刘昼字孔昭，所著有《高才不遇传》、《金箱璧言》，而这本书本传中没有记载。又《隋经籍志》，像《顾子》、《符子》都收入《书录》，而这本书却未记载，为什么呢？考察《唐志》，《刘子》十卷，刘勰撰。袁孝政序云：‘刘昼流亡到江南，所以写了这本书。当时的人不知道作者，认为是刘勰。也有人说作者是刘歆、刘孝标。’陈振孙甚至不知道作者是何代人。晁公武认为其俗薄；则很有见识。大概《唐志》中的《刘子》，并非就是这本《刘子》；而这本书不见于刘昼本传，是后人伪作无疑。明人喜欢作伪，如《申培诗说》、《子贡易传》、《天禄阁外史》，无知的人多奉为珍宝，这本书大概是这类作品的同类罢了。”（《春融堂集》卷四十三跋《刘子》）《四库总目提要》说：“按梁代通事舍人刘勰，史书只称他撰写《文心雕龙》五十篇，没说另有别书。况且《文心雕龙·乐府篇》称‘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这本书《辨乐篇》称‘夏甲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与刘勰的说法相合；但其称‘殷辛作靡靡之乐，始为北音’，则与刘勰的说法迥然不同，必定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又史称刘勰长于佛理，曾整理定林寺经藏，后出家，改名慧地；而这本书末篇却归心道教，与刘勰的志趣迥异。《白云霁道藏目录》也将其收录在太元部无字号中，其非信奉佛教者非常明显。刘孝标的说法，南史、梁书都没有明文记载，不足以作为依据。刘歆的说法，则激通篇称‘班超愤而习武，卒建西域之绩’，其说法可不攻自破。只有北齐刘昼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字见于《北史·儒林传》。但他未曾流亡到江南，与袁孝政的序言不符。本传称‘刘昼孤贫受学，恣意披览，昼夜不息，举秀才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缀缉词藻，言甚古拙’，与这本书的繁复华丽也不相合。又本传称‘求秀才十年不得，乃发愤撰《高才不遇传》；孝昭时出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终不见收，乃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以指机政之不良。’也没说有此书。难道袁孝政所指的，是另一个刘昼吗？看这本书末篇《九流》所指出的得失，都与《隋书·经籍志》子部所论相同，如果《隋志》袭用其说，不应反而不录其书；如果使其剽窃《隋志》，则是贞观以后的人所作。”

译或许袁孝政采撷诸子的言论，自己撰写了这本书并亲自为之作注；又故意模糊著书人的身份，使后人无法查究诘问，这也未尝不可能。』眉批说：王昶认为此书并非北齐刘昼所撰，这是对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明此书非刘勰、刘歆、刘孝标所作，也是对的。只是《提要》认为《九流》一篇剽窃自《隋书·经籍志》，怀疑是袁孝政自撰自注，（怀疑袁孝政自撰的说法始于黄震。）似乎难以立刻定论。卢文弨说：『其文笔丰美，颇似刘彦和（刘勰）。袁孝政所作的注，浅陋谬误，对于出自《左传》《国语》的事例尚且多有歪曲，难道能说他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抱经堂集·刘子跋》）严可均说：『近来编撰书目的人说，《九流》一篇完全抄袭《隋书·经籍志》的文字，《隋书》并非冷僻之书，大概翻检一下，难道真是这样吗！』（《铁桥漫稿》）这些都是有见地的话。至于王昶怀疑是明人伪托，更加没有依据。从文字风格来看：有人说它丰美，有人说它俗薄，有人说它繁缛华丽、轻浮艳丽，与《北史》本传所称的“古拙”不类；我认为，繁缛华丽、轻浮艳丽的文字，称之为丰美可以，称之为俗薄也可以，毁誉不同，确实不足为怪，但这决不是所谓的“古拙”。这大概是伪托者未能仔细玩味本传，以为六朝文字本来就应该如此，而不知道刘昼并非此类风格。又有人说：『六朝时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本传说刘昼不学属文，大概是指词赋而言，然而不擅长写词赋的人，未必不擅长写无韵之笔。』（见《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这也是穿凿附会，六朝固然有文笔之分，但这也只适用于评论文章时对比而言，史家叙事，何必舍弃通称而强行区分朱碧，反而增添混乱呢！周中孚说此书或许就是刘昼所著的《金箱璧言》，（《郑堂读书记》卷五十六）也属于主观臆测。（页三一七—三一九）

译[补证]

眉批：关于宋齐邱的死因，僧人文莹在《玉壶清话》中说，齐邱在国家发生变乱时，尚想借机谋取帝位，事情败露后，被囚禁在家中，上吊而死。郑文宝在《南唐近事》中说，齐邱退休之后，又以大司徒的身份被征召，保大末年，因陈觉谋反的牵连，在青阳饿死。这两种说法不同，但都属于死得不明不白。只是不能说他是因《化书》而死。《化书》是谭峭所作，齐邱将其据为己有，那么书不是伪作，而是人伪。然而书中也有窜入的内容：王世贞在《化书》后说：“这本书，我认为齐邱必定窜入了自己著作的一二篇，然后掩盖说成是自己的作品。比如《五常》一章，忽然说道：‘远离帝王的筹策，代替天地的权衡，那么孔子就是这种人。’这大概是为了迎合齐邱的意思。如果真是谭景升（谭峭），必定不会推崇孔子，也不必依附儒家。又齐邱在观看化书时，常常自称小人，这就是所谓的不经考证而招致嫌疑。”（《读书后》）又张纶说：“我读这本书，文辞虽然高妙但言论驳杂，其中有的推崇黄老庄列，有的本于佛教，有的叙述晏婴、墨子，言语都很亲切；至于谈到儒家，则不相符合，因为他本来就不懂儒家，所以言论越精妙，意思就越远离儒家。”（《林泉随笔》）不懂儒家却喜欢议论儒家，大概正是齐邱窜入的地方。这样看来，不仅人伪，书也伪了。而胡应麟说：“这本书张文潜、黄东发都认为齐邱所作，而宋景濂归之于谭峭。然而齐邱在南唐做官，而南唐又有金陵道士谭紫霄，能劾召鬼神，四方修道之人跟随他学习的有一百多人，那么现在流传的《化书》，意旨尤其与他相似。两个谭氏都与齐邱同时代，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我无法知道。”（《四部正》）按：陈景元跋文称，“旧传陈抟说谭峭在终南山著《化书》，后来游历三茅山、建康”等等，那么谭紫霄或许就是谭峭。然而他的书既然被齐邱夺取又有窜入，固然应当与伪书同等看待；两个谭氏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对于齐邱攘夺窜改的罪责，大概没有区别。（页三二○—三二一）

附录一

古今伪书考跋

顾颉刚

《古今伪书考》一卷。宣统己酉年，初次在孙伯南先生的书架上见到。去年在北京刻意寻找未能得到，于是从孙先生手中借来抄录。此书最初刊印于《知不足斋丛书》；先生所藏的是光绪十八年秋天浙江书局单独印行的版本。浙江书局的这个刻本，版本很差，错误很多。现在就把其中可以改正的改正了；将来得到善本，应当重新校订。书没有序跋，也不记载年份。姚君的事迹，其他书籍也难以考证。看他引用的书籍以及只提到钱牧斋、顾宁人，那么他是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的人。大概是隐居山谷、有才华但不求世俗名声的人，可以断定。搜寻他的著作，在《易传》条下说：“我另有《易传通论》六卷”；在《古文尚书》条下说：“我另有《通论》十卷”；在《大戴礼》条下说：“我先前作《古文尚书通论》，其中辨明《大戴礼》不是原书，而是后人的伪作”；在《周礼》条下说：“我另有《通论》十卷”；在《孝经》条下说：“我著《通论》只涉及九经，其他辨别伪书的类别不及《孝经》”；在《真书杂伪》类下说：“经部则《礼记》、《仪礼》有，都详细记载在本书中”：知道《通论》的著作极为广博，抉择必定很精当。因为他有《通论》，所以此书中对于《易》、《书》、《礼》都不著录考辨。然而《通论》没有传本可以寻求，检查各家目录也不记载，它已经失传了吗？古文《尚书》的伪作，梅文鼎之后，百诗、松崖、懋堂、艮庭辨析得明白了。《周礼》在晚近颇受攻击。而《易传》、《仪礼》则在清朝一代大概没有疑问。假如姚君的《通论》还在，必定能扩大我的见闻。现在只能从此书中窥见一点皮毛，他的名字没有湮没也仅仅依靠这个，它传不传难道还是姚君的本意吗！这本书一卷，很像随手札记，不是有意著述的作品，所以文笔松散。他的讨论多采用前人的成说，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下，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晁公武、陈振孙，明代的宋濂、胡应麟，都多有摘取，而以晁、陈为最多。有时稍微折中，不完全证实，不能说博议没有遗漏。他缺失而没有列举的，在“经”部，有《书序》、《周易举正》、《干元序制记》、《论语笔解》、《六经奥论》等书。在“史”部，有《圣贤群辅录》、《五孝传》、《卓异记》等书。在“子”部，有《孟子外书》、《邓析子》、《燕丹子》、《灵棋经》、《道德指归论》、《老子河上公注》、《庄子郭注》、《群书治要》、《家山图书》、《搜神记》、《述异记》等书。至于医药、术数的书籍，不可胜数。如果“真书杂伪”，则有朱熹《通鉴纲目》；“两著并名”，则有高诱《战国策注》；在姚氏成书之后，则有日本刻印的《古文孝经孔传》、《今文孝经郑氏注》。像这类，都可以补充论述，不要要求这本书完备了。至于它的编排次序，我私下有意见。把《忠经》列入经部，把《天禄阁外史》列入史部，难道只是看它的名字吗？对于《文中子》，

译既然依据《挥尘录》考证王通确有其人，却又说“王通这个人，是郊祀、畤祭呢，还是逸事呢，我无法知道”，这就是“不足以确定著书之人”了。对于《诗序》，既然依据《后汉书》考证为卫宏所作，却又说“不是伪书但实际也等同于伪书”；对于杜诗虞注，既然依据杨用修的说法认为是张伯成所作，后人嫁名给张伯生，却又说“张伯生的文集中有一篇《杜诗纂例序》；想必因此误认为是张伯生所作”：那么这两部书，就是“本来不是伪书，但后人妄自托名于他人”了。对于《干凿度》，说“是宋人从类书中摘取拼凑而成”；对于《竹书纪年》，说“我对于《纪年》，认为是后人增改过的”；对于《李卫公问对》，明确说不是阮逸的伪书，却说“现在世间流传的应当是神宗时所定的版本，而他所定的版本实际上采自《通典》”：那么这三部书就是“真书中夹杂了伪作”了。现在竟然将它们与伪书同等并列，不也太过分了吗？对于《商子》，采纳周氏的说法，说“其精确切要之处，《史记》列传已经全部包括；凡是《史记》没有记载的，往往是著书者附会添加的”；对于贾谊《新书》，采纳陈氏的说法，说“大多抄录《汉书》中的语句，那些《汉书》中没有的内容就浅薄驳杂不值得看，决不是贾谊原本的书”：这两处的说法相似，但《商子》被定为伪书，《新书》被定为真书，这就不足以让人信服了。对于《脉诀》，说“称晋代王叔和撰写，晁氏认为是后人依托”；对于《金匮玉函经》，说“这不是张仲景撰写的，而是后人依托的”：这两处的说法也相同，但《脉诀》被定为伪书，《玉函经》被定为真书，这就又不足以让人信服了。《孙子》一书，反复推敲没有确凿证据，那么应当与《鬻子》、《鬼谷子》一起列入伪书，却单独归入“未定其人”一类，难道恰当吗！《阴符经》既然是寇谦之作的，而七贤的注疏涂抹已遍，全是伪托，既然传其书，就有其注，难道还能列入真书吗！对于《文子》，只说“不是全伪”，却不说明为什么不是全伪；对于《列子》，只说“推测战国时原本就有此书”，却不说明为什么原本就有此书：于是《文子》、《列子》就不是伪书了。如果《晏子春秋》与《管子》同属一类，《素问》、《本草》与《山海经》同属一类，而真伪却截然分开：为什么随意褒贬得如此厉害呢！我曾经评论过，他的毛病有二：一是以文辞的工巧拙劣来判定真伪，所以《文子》、《列子》为真，而《鹖冠子》、《公孙龙子》为伪。二是用后世著述的成规来框定古籍，所以《黄帝素问》、《神农本草》、《晏子春秋》都归入伪书。姚君大概也没有深思吧？昔人笔记说姚君抨击《孝经》，大概过于激烈。我认为这些考证中最精妙的言论莫过于《孝经》这一条，其他条目都依附别人的说法，阐发发明的很少。论及伪书，我最佩服章学诚（实斋）。窃取他的言论，分为七类，不可以用“伪书”这个名称来概括：

译一曰“师说”。圣人所制定的典籍，由官府掌管；到了周朝末年，文辞过于繁盛，流散为诸子百家。口耳相传的学问难免出现差错，于是将其记录在竹简丝帛上以传授给后人，目的是为了让学习传承的范围更广。因此，伏羲、神农、黄帝的著作混杂出现在战国时期，并延续到汉、魏时代。后来有卓越的人物，被众人尊崇仰慕，其法度尚且流传，但笔札未曾记录，那么了解的人也会陈述下来并归于那个人名下。这正是古人所说的“言公”的宗旨，不必用真诚或虚假的标准来衡量。比如《素问》《本草》《山海经》《周髀算经》《易传》《三礼》《难经》《星经》，虽然其中有伪托附会的内容，又无法确定其著书之人，但终究不应与凭空捏造的作品等同看待。如今《四库全书》所著录的，以及各家家书目所罗列的，医药、术数类的书籍唯独多有依托古人，大概就是因为这类学说不依靠书籍来传承的缘故。

二曰“后记”。《管子》记述了死后的事情，韩非子记载了李斯的驳议：大抵古人的书籍没有私人著述，大多出自后学者的缀辑整理，虽然有不合规范之处，也不违背传递信实的原则。所以《管子》《晏子》，不能说是伪书，就像《春秋公羊传》成于高孙寿之手，《尚书大传》录于张生、欧阳生一样。论其体例，与前一类颇为相同。只是前一类属于记述学术，学术即使遥远也没有不涵盖的，纵然法言多有疏漏，师承关系无法全部求得，也可以凭借意旨连贯而成；这一类属于记述史事，史事年代不能过于久远，言行不能虚构：这就是两者的不同之处。

三曰“挟持”。有的攀附偶然的名称，有的袭用散见的语句。因此，因为倚相而有了《三坟》；因为老子的传说而有了《关尹子》；贾谊有感于赋作，于是有了《鹖冠子》；列子夸大的言论，于是形成了《穆天子传》：这种附托的手段虽然巧妙，但用心却日益拙劣。章氏说：“刘炫的《连山》，梅赜的《古文尚书》，都是奉诏献入，是为了谋求禄位利益。既然《三坟》《五典》已经亡佚，而作伪者搜集补缀未必没有十分之一二的留存，就像搜集《古文尚书》逸书那样，散见于记传中的几乎无遗漏。六朝的古书不太散佚，采辑之功必定容易着力。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借此作伪，岂不可惜！”因此，薛据作伪，也就是王肃；江声作伪，也就是梅赜。然而一个存有补遗之功，一个有扰乱古书的罪过，所采用的手段不可不谨慎。这是伪托古昔的一类。

四曰“假重”。名贤的作品，被世人宝贵；如果有一部书籍流传，哪里只值十匹绢的价格？所以小学推崇朱熹（晦庵），政经题署程颐（西山），杜诗注解归于苏轼（子瞻），《潜虚》归于司马光（君实）。这是伪托近世的一类。这两类，都是章学诚所说的奸利。“欺骗朝廷就能得到禄位，欺骗市场足以恣意垄断”：心术的蒙蔽，竟到了这种地步！

五曰“好事”。大体类似于拟作，心思在于炫耀新奇。愚弄数十个愚人，戏弄千年的古人。放荡不羁，风流自赏。明朝的丰坊、姚士祯等人，大概就是这类人！又有的心怀愤激，就想诬陷嫁祸，牛僧孺的《玄怪录》、梅尧臣的《碧云騢》就是这样的作品。

六曰“攘夺”。前面几类都是自己创作而假托他人，这一类则是窃取他人的言论据为己有，在各类书籍中品级最低了。章氏说：“窃取他人的美名，等同于窃取财物的盗贼，老子说过这话，态度坚决明确。谭峭窃取齐丘的《化书》，郭象窃取向秀的《庄子》注，作者如果有知，不能不对窃取者感到痛心，大概偷窃者必定有窜改更易，以掩盖真相而失去本旨。不知道‘言公’的宗旨而想自利以作为功劳，大道废弃而心术不可问了！”我认为清代古籍已经大明，没有著录的必定已经失传，而采辑各书逸文的，则有《玉函山房辑佚书》五百多种，《抱经堂丛书》《平津馆丛书》《问经堂丛书》《别下斋丛书》《心斋十种》《鲁山遗书》等百余种，灿烂地全部陈列，想要伪托古书的人已经无从下手，挟持好事的途径差不多可以断绝。唯独攘夺比前代更严重，往往在众目睽睽之下，攫取金子的人都在市场上公然抢夺。全国都效仿，安然不以为怪。那些能够窜改更易的，大概还很少。廉耻之道丧失，竟让王俭、阮逸应当尊重美德谦让，可悲啊！

七曰“误会”。本来不是伪书，后人迷惑不能辨别，于是沿袭传说认为是伪作。凡是姚际恒所说的“有后人妄托其人之名的”，“有两人共此一书名，今传者不知为何人作的”，“有未足定其著书之人的”，都是这种情况。

我向来认为目录虽然分体分类，也应当判别时期。现在观察伪书，往往认为出于汉、魏之间的应当与唐、宋以下的区别等级，那么比较次序而观看，也可以识别学风之所趋了。我又认为《孝经》本是伪书，如果把它归入《礼记》，明确标出是秦、汉儒者所作，那么就不能说是伪书。《中庸》不是伪书，自从程氏认为它是子思担忧道学失传而作，那么与《诗序》也相同。《列子》杂采道家、纬书，等同于亢桑子的伪作；《易林》误题焦赣，等同于《尔雅》的诬妄。姚际恒所列，也不合规范。我在学问上，还像盲人一样不能识别。日后读书稍多，愿意为此考补正。记录在这里，视为息壤。

一九一四年三月一日，颉刚写竟跋。

校点《古今伪书考》序

顾颉刚

我现在是以古籍的整理作为专业的人了。这个嗜好的养成自有多方面的诱导，但在这许多诱导之中

译最有力量的一个便是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这本小书。我幼年时，什么书都喜欢翻阅摆弄，没有目的，也没有问题。家中旧藏有一部王谟辑录的《汉魏丛书》，尤其让我欢喜，因为其中搜集的古人著作种类最多，它最能让我了解古籍的现存状况。《古今伪书考》这个书名，我早在《书目答问》里就见到了；但因为它刻在《知不足斋丛书》里，而这部丛书不易见到，所以我还未曾读过。到了十七岁那年，才借到一部浙江书局出版的单行本。没想到读了之后，我的头脑里忽然发生了一次大革命。这是因为我的“枕中鸿宝”——《汉魏丛书》所收录的书，向来被我认为是战国、秦、汉人所作的，却被他一阵批驳，十之七八都被打入了伪书的堆里。我向来对古人著作毫不产生疑问，到这时都引起问题了。

译我在二十岁以前，在学术上受到的巨大震撼只有两次。第一次是读了一部监本《书经》，又读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第二次就是这一次，翻看了一部《汉魏丛书》，又读了一本《古今伪书考》。我深信这两次给予我的刺激，深深地注定了我一生的治学命运，我再也离不开他们的道路了！《古今伪书考》只是姚际恒的一册笔记，并没有详博的叙述，它本身在学术上的价值可以说是很低微的。但他敢于提出“古今伪书”这个名目，敢于把人们不敢怀疑的经书（如《易传》、《孝经》、《尔雅》等）一起归入伪书之中，使得初学者面对一大堆材料、茫无选择、最易陷于轻信的时候，骤然听到一个大声的警告，知道故纸堆里有无数记载不是真话，又有无数问题未经解决，那么这本书实在具有发聋振聩的功效。所以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的研究成果，而在于它所给予初学者的影响。后来从《四库全书提要》的存目中得知，姚氏有一部笔记，叫做《庸言录》，是他最大胆的著作，可惜见不到。他用全副精力写成的《九经通论》，是对不合理的经学下了总攻击令，他比阎若璩的范围要广，态度要更彻底，可惜也无从见到。无可奈何，就标点这本小册子来吸取他的一点辨伪精神。

一九二〇年，我初在北京大学毕业，在母校图书馆任职，时间尚有余裕，就从事这个工作。但我喜欢搜集材料的癖性总改不掉，我想为这本书作笺注。作笺注时应用的书籍，北大图书馆不够，再到京师图书馆去寻找。费了几个月的功夫，范围越放越大，材料愈积愈多，问题也发生个没完没了，这本书的笺注竟有无从下手的苦恼了。可是，笺注虽做不成，但因为这一番搜集材料的功夫，把以前学术界上发生的几次辨伪运动倒弄得很清楚。我于是又发大愿，要编辑《辨伪丛刊》。时间过得真快，到今日又过了十年了。这十年中，时局的不安，生计的压迫，使得我频频南北奔波，《辨伪丛刊》没有出版几册，这是我时常引以为憾的事。但在这十年中，我们努力搜求姚氏的遗著，颇有些可观的成果。最早，从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中见到他所引用的《诗经通论》。稍后，又在《尚书古文疏证》中看到阎若璩节录的他的《古文尚书通论》。稍后，又在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中见到引用他的《礼记通论》。后来，又从吴又陵先生（虞）处借到道光丁酉年王氏铁琴山馆刻本的《诗经通论》。后来，转抄得南京江苏省立图书馆中所藏的好古堂书目抄本，是钱塘丁氏的旧藏，我们可以在这本书目上知道他所读的书。后来，又从《杭郡诗辑》中寻到他的两首诗。最近，伦哲如先生（明）购到残写本《春秋通论》，我们也借抄了。杭州崔家藏有一部抄本《仪礼通论》，又借抄了。说不定将来更有出乎意料的发现。姚际恒是清初的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的来源及其研究的态度，我们可以引《四库提要》的话来看：

“姚际恒生于本朝初年，多与各位老宿交往，所以往往剽窃他们的绪论。他解说经书，如驳斥《图》、《书》的伪作则本于黄宗羲，驳斥《古文尚书》的伪作则本于阎若璩，驳斥《周礼》的伪作则本于万斯同，论述小学作为书数则本于毛奇龄，而持论更加恣意放纵。至于推崇欧阳修、赵汝之说，认为《周易》十翼是伪书，那就更加乖谬了。他论学，说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都出于禅宗，也是本于同时代颜元的论点。至于说程、朱之学不息，孔、孟之道不著，那就更加悍然不顾了。……”（《总目》卷一百二十九，杂家类存目六，《庸言录》条）我们知道，学问是天下的公器，只要你会得捉住真实，自然别人会来听从你；只要别人能捉住真实，你也应当听从他：姚际恒如果采用了当时各家的学说而著书，乃是他的从善服义的公心，不能说为他的罪状。而且他秉着求真的勇气，掌握了考证的方法，九经中的伪文和伪说自可被他一扫而空，何必一定要“有所本”而后可以辟伪！所以我们看了他的成就，只能说他生在反理学的学术环境中，顺应了这时代精神，与黄、阎、万、毛等作同方向的努力，充量发展他的研究能力而已，不应当说剽不剽的话。（他辨伪《古文尚书》非剽窃阎若璩，证见下文。）至于他的书何以失传，这个理由，钱玄同先生说是由

译然而，四库馆的各位臣僚却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既然提要中严厉批评了他经学方面的种种观点，那么撰写提要的人必定曾读过他的《九经通论》。但四库全书中并未收录此书，即便在存目中也找不到这个书名，由此可见他们有意将他压抑下去。他的著作既然被主张“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四库馆所痛加斥责，自然其他人再也不敢为他表彰宣扬了。考辨，这一推测很可能成立。康有为先生在《新学伪经考》中说：

译刘歆伪造古经，是因为他担任总校书的职务，所以得以假托中书的名义，肆意篡改扰乱。……考察古今担任总校书职务的人，都拥有极大的权力，能够主导学术，改变是非标准，篡改古书。先拿现在的情况来证明。本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各类书籍，由纪昀主持，算法部分则由戴震主持。而《四元玉鉴》是中国算学中最精深的著作。戴震在《测圆海镜》的提要中说：“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代秦九韶的《九章大衍数》中；此后，《授时历草》及《四元玉鉴》等书中也屡次出现”，那么戴震一定见过这本书，却不予著录，大概是想独占这种算法。（提要中提及《四元玉鉴》的地方，是他不自觉流露出来、来不及校删的内容。）纪昀极力攻击朱熹，转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中的荒谬言论，讥讽《名臣言行录》不记载刘元城的事迹有多条；其他主张杂学，用来攻击宋儒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后辈多被他们迷惑。……幸好生在国家昌盛、书籍完备的时代，所以不至于大肆篡改。（《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这是很明显的证据。此外，钱玄同先生又告诉我两起篡改的实事：其一，宋代楼钥的《攻媿集》，徐森玉先生（鸿宝）曾用宋本校对过一次，发现四库本篡改很多，尤其是他为妇女所作的墓志铭改得最厉害。因为宋代女子丈夫死后改嫁是平常事，所以原本《攻媿集》中常记载女子改嫁的事实，以及她前夫、后夫的官衔。但四库馆的人认为这不道德，便一一替她修改，一定要让她从一而终。至于把她归于哪一个丈夫，则根据官阶大小来决定：前夫官大，就让她始终跟随前夫；后夫官大，就让她始终跟随后夫。其二，梁代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此书在国内早已失传，修《四库全书》时根据日本刻本收入，但日本本中“夷狄之有君”一章，疏文的意思是夷狄虽然有君主，还不如中原没有君主；而四库本的疏文意思，却是中原没有君主，还不如夷狄有君主。意义极端相反，却出现在同一本书中，而且字数相同。知不足斋本也依据日本刻本，但这一章的疏文，初印本与日本本相符，后印本则与四库本相符。大概是四库馆臣因为清帝出身女真，所以每逢书中提到夷狄的地方，无论是文字上还是意义上，一定要改得它不伤害皇帝的面子才罢休。知不足斋本既然已经刊印完成，才知道馆中修改了文字，不敢不依照钦定文字，只得挖改。（近年上海石印的知不足斋丛书即用初印本，尚未挖改，而《古经解汇函》中的《论语义疏》则用四库本，两书都容易见到，大家不妨把它们对照勘验一下。）从这些地方看，清高宗时开设四库馆是有宗旨、有目的的。他们对于古籍，不是客观的整理。他们用自己的主张和凭借自己的地位，对古今学术进行审查：哪种应提倡，哪种应遏止，哪种应沿袭，哪种应改变，借编纂之业来行使取舍予夺的权力。倘若那时还没有刻书这一件事，传抄的本子又习惯于以四库本为正本，那么数十百年之后，四库本就能统一全国的书本了。看了这些事实，可知刘歆在校书时篡改许多古书是很可能的，我们正不必对今文学家的攻击作过分的怀疑。

姚氏的著作，当时或许有几种刻本，因为在《好古堂书画记》及书目上证明他不是一个穷人。就算他的著作卷帙太多，或因他没有来得及写定而不刻，也必有许多抄本。为什么《四库总目》上只把他的《庸言录》存了目，其他连存目也够不上呢？这很明白，他的怀疑古书和攻击古经师的态度绝不为四库馆诸臣所容忍，或者竟被销毁了；他们又担心后人赞同他的学说，所以在《庸言录》的提要上作总括的一骂，以显示此人不足取。实在清学到了乾隆时，古代的偶像又唤醒了，清初实事求是的风气已变成信守汉人师说的风气了。只有伪《古文尚书》，因为它起于魏晋间，够不到汉代，没有汉代的权威者为它保护，又因它的宗师是王肃，恰好是汉学宗主郑玄学派的敌人，又因当时大师惠栋也继续阎若璩的事业而作《古文尚书考》，所以他们对于清初提出的许多辨伪问题，只有伪《古文尚书》一案是承受了的。姚际恒太勇了，什么书都要怀疑，当然应受他们的排斥。姚际恒的传状，我们找不到。现在暂且把毛奇龄的《西河诗话》和吴振棫的《杭郡诗辑》中两段文字写在这里，权当他的小传：

亡兄大千担任仁和县的学官，曾说：“仁和只有一位学者，还是新安人”，指的是姚际恒。我曾作《何氏存心堂藏书序》以赠兄，兄说：“何氏藏书有多少，不过像姚立方的腹笥罢了！”立方，即姚际恒

译字。等到我归隐田园后撰写《大学证文》，偶然提到：“‘小学’是写字之学，并非‘少仪’、‘幼学’的意思，不知朱熹依据什么竟将其视为儿童之学，并且郑重地编纂成一部书，究竟是何种说法？”立方立刻应声回答：“朱熹所依据的是《白虎通》。然而《白虎通》所记载的正是指字学，实在不知道朱熹为何沿用了这两个字。”于是列举了唐宋以后称为“小学”的几处例子，都清晰明确，没有差错。在座的宾客面面相觑，都感到茫然，可见立方超越当时的贤才甚远。只是那时兄长已经去世，我将兄长的话转述给立方，立方当即赠给我一首二十韵的长律，……其情感言辞真挚恳切；这才知道亡兄不是轻易赞许别人的人。

译姚际恒，字立方，号首源，是钱塘的监生。……首源广泛深入研究各类书籍，胸中藏书万卷。……后来他完全抛弃了辞章之学，专心致力于经学研究。五十岁时，他说：“向平在完成儿女婚嫁后去游历五岳；我在完成儿女婚嫁后去研究九经。”于是摒弃人事应酬，经过十四年书才写成，名为《九经通论》，共一百六十三卷。又著有《庸言录》若干卷，杂论经、史、理学、诸子；末尾附有《古今伪书考》，所持论点极其严谨确切。他家建造了海峰阁，西面朝向西湖，屋檐下悬挂着旧窑霁红瓷器，夕阳映照，满室都呈现出霞光。有西绝句写道：“高阁虚明木榻施，昼间兀坐每移时。湖山一角当面，烟树残霞晚更宜。”（《国朝杭郡诗辑》；前段与《武林道古录》大致相同。）从这两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几件事实：（一）他是徽州人而住在杭州；（二）他五十岁以后才开始专力治经，经过十四年写成《九经通论》；（三）《古今伪书考》是《庸言录》的一个附录；（四）他是一个很有艺术意味的人。他的生年，可以从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中找到。文中说：

癸酉年冬天，我轻装游历西泠，听说休宁人姚际恒，字立方，闭门著书，攻治伪古文。萧山人毛大可告诉我：“这个人是廖偁，日夜盼望您来。不可不见他！”于是通过他与我结交。他比我小十一岁。出示他的书，共十卷，也有失误也有收获。失误之处与上梅氏、郝氏相同；收获之处则大多超出常人意料之外。我欣喜地亲手抄写，分散在各条之下。（卷八）

阎若璩生于崇祯九年（丙子年，一六三六年），姚氏比他小十一岁，则生于顺治四年（丁亥年，一六四七年）。他们两人相遇，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年，一六九三年），那年阎氏五十八岁，姚氏四十七岁。当他四十七岁时，所著攻治伪古文的书已写成十卷，可见他并非剽窃阎氏之说，只是不谋而合；又可见他研究经学并不很迟。或许他在《九经通论》中先完成了《古文尚书通论》，所以阎氏见他时，只提起这本书；朱彝尊的《经义考》中也只著录他的《古文尚书别伪例》。他完成此书之后，就运用研究伪古文尚书的方法，再去研究其他经书。（《诗经通论》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年，一七〇五年；《春秋通论》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年，一七〇七年。）当他六十四岁（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年，一七一〇年）《九经通论》脱稿时，阎氏已去世六年了，朱氏也在上一年去世了。再过些年，学术的重心转移到惠栋、戴震身上，清初的辨伪运动便成了“过时货”。所以姚氏的学问，此后就听不到别人谈起，除了杭世骏之外，乾、嘉学者几乎没有引用他的只言片语的，等到四库馆一开，学术思想更加统一，他便没有立足之地了。他的卒年无考。我们只能从上一条知道在一七一〇年以后。但前年柳翼谋先生（诒征）在《好古堂书目》跋文中说，参之以姚之骃的序，必定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年（一七一五年）之前。查姚之骃的序说（此序多有误字脱字，今以意增改，加括号以区别）：

自从柱下史掌管文史，而后代夸言藏书；秘阁之外，若车，若库，若架，若仓，不知有几千万卷。然而人对于书，多藏者未必善读；虽有十行俱下的眼力，但政事倥偬，应酬纷杂，那些别架迭窗的藏书徒然靠束修半（此四字有误）罢了。所以夸言藏书者，求的是名。若我的伯父首源先生则不然。先生自从束发受书，已能沉湎于古籍；然而一生坎坷，兀兀穷年，只是每天手执一卷枯坐。先世既有藏书，于是口（更）在市肆中搜求，布□（函）巾箱，□□（汗牛）充栋；久而久之，插架的书与腹中的学识都丰富了。那么千古以来多藏而善读者谁比得上首源先生呢！先生在闲暇时将其书录于簿籍，计如□（千）卷；我小子接受并阅读，为之抄写副本。□（至）子（于）先生乎（手）著，几乎达到等身，都是从藏书中咀嚼精华、汲取滋润而写出的，所以谨附录于后。

康熙乙未年夏末，钱塘姚之骃敬题于露涤斋。

这篇序上有“一生坎壈”之语，或可作为在他卒后之证。但品味“先生于暇时录其书于簿籍，……予小子受而读之”之言，又像是生存时的话语，似乎姚际恒编好之后他即去借钞的。而且序中只称“世父”而不加一“先”字，似亦非卒后的确证。我们姑且把他的卒年作为悬案罢。

序中说：“先生手著几于等身，……故谨附录于后”，可见这书的末尾原有一篇姚际恒著书详目。但八千卷楼的钞本里竟尔缺去

译这真是十分可惜的。自从鲍廷博因为同乡的关系（都是徽州人，且都住在杭州），将他的《古今伪书考》从《庸言录》中析出（之所以析出，大概是因为《庸言录》已被四库馆严厉斥责，不敢刊刻），刊入《知不足斋丛书》，他的姓名才在学术界中“若存若亡”。自从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将此书列入目录类，又在《輶轩语》中称此书“简便易看，为读诸子之门径”，才激起初学者的注意。近年来，他的著作交了好运。《诗经通论》，成都有重刻本。《古今伪书考》，重刻和翻印的有五六种本子（这几种中，以沔阳卢氏慎始基斋丛书所刻为善本），而且有替他作笺释及重新考证的了。《好古堂书目》，南京国学图书馆中也影印出来了。学问的显达与隐晦有时，我们虽然不能见到他的全璧，但即便在这一鳞一爪之间，也可以领略他伟大的器局。现在，我们编录《辨伪丛刊》，又将此书标点印行。承蒙韩叔信先生好意，助我校点，谨致谢忱。以前所作的笺注之所以不附入，是因为我们已预备编辑《群经辨伪集说》、《诸子辨伪集说》等书，觉得不必为这本小书装上一个大尾巴了。

译十六年前，我曾亲手抄写这本书，并写了一篇跋文。现在我的见解虽然有所变化，但这篇文字大体上还可以保留，所以仍然把它放在本书的后面。另外，姚名达先生编制的宋代胡、姚三家关于古书论述的对照表，因为我们的辨伪丛刊已经依次刊印了这三家的著作，所以也把它列为附录，以便读者对照查阅。承蒙名达先生允许我们编入本册，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顾颉刚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三日

古今伪书考考释序

金受申

治学的关键，首先应当知道书籍的真伪，然而书籍的真伪考证起来颇为困难，所以必须有专门的著作以备查用。但是，如果考证不详细，解释不清楚，就会让学者感到困难。只是看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往往有囫囵吞枣的弊端。我不自量力，从事考释工作：凡是原书没有详细说明的地方，我再进行考释；原书已经详细说明的地方，仍然照录，以备学者查阅；原书没有必要考释的地方，也照录。现在既然刊行，暂且在篇首写几句话，以等待大家的指教。

昭阳大渊献（即庚午年，1930年）北京金受申谨识。

重考古今伪书考

蒋维乔

读书的困难，现在比古代更甚。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古人和今人的寿命差不多，精力也差不多，但书籍却日益增多，浩瀚无穷，这难道不是今人所花费的精力，将是古人的十倍百倍吗？于是有专门研究目录学的学者，一辨别真伪，古书就去掉了一半，读者大概可以大大节省精力。刘向、刘歆校书，已经是这样了。从《隋书·经籍志》以后，目录学专家的学者，多得难以列举。他们大致是囊括各种典籍，甄别斟酌旧说。没有专门研究一部分伪书，而编成一录，以馈赠学者的。曾经有过这样的书，但流传下来的很少。于是姚首源的《古今伪书考》一书，便不胫而走，几乎家喻户晓了。然而姚氏与阎若璩同时代而生。他的思想精辟、学识渊博，还不足以达到阎若璩的百分之一。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论证某书为伪，于是成为定论。至于姚氏的作品，论证群书的伪作，有很多不足以成为定论的。这也是因为阎若璩专攻一书容易，姚氏攻群书困难，所以更加不及。清朝三百年来，考订学的兴盛，超越了前代。顾子惕生自幼沉迷于群书，先研究宋学，接着研究汉学，治经学采用高邮王氏、德清俞氏的家法，精通小学，实事求是，他广泛查考典籍，也没有别的方法。他曾经批评姚首源读书不精，往往把不是伪书的说成伪书，世上有人讥讽他，顾氏还没有好的书来纠正他，贻误后学不少，因此又撰写《重考古今伪书考》，驾驭各种言论，胸有成竹，阐发古籍的深奥内涵，纠正世俗儒者的错误，这确实可以说是姚氏的诤友，而后学的津梁。惕生对于书籍没有不窥探的，著作等身，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八年，编撰讲稿，多达十余种，辛勤超过常人，现在将依次印行，《汉书·艺文志讲疏》、《中国文字学》最先出版，都已经重版发行，他的书都繁复称引，往往独抒己见，前无古人，这也足以想见他的为人了。《重考古今伪书考》，乃是利用余力写成的，也是因为他想要继续撰写《隋书·经籍志讲疏》，没有完成，而先写了这本书，但其中有很多《汉书·艺文志讲疏》中没有说而极其精到的地方，所以这本书与《汉志讲疏》，可以相辅而行，相得益彰，而其流传之久远，可以预卜了。同邑蒋维乔叙。

重考古今伪书考序

顾实

中国旧籍，浩如烟海。于是有目录学，作为阅读一切书籍的门径，其方法之良好，无需多言。但是自从学术进步，继往开来，后来从事这门学问的人，对于前贤，不免多有批评。俗话说“当仁不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章炳麟说：“凡是谈论古代文艺，不观察融会贯通，不参酌始末，专门以私意揣测，随情取舍。上等的如章学诚，下等的如姚际恒，疑惑误导后生太多了。”太炎先生的这话，足以振聋发聩。章实斋的说法，还算上等的，尚且担心他疑惑误导后生，那么姚首源下等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姚首源的《古今伪书考》一书，在士林间广为流传。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周中孚曾经说他的书“误信旧说，把不是伪书的说成伪书，未免被前人的说法所愚弄”，可谓切中要害。我生得晚，向来不重视这本书，常常把它搁置一边。这是因为姚氏生于清初，正值学术荒芜的时代，只是抄撮《通考》之类的书，取舍多有不当。又一点，是我们今天承继各位老师宿儒之后，所凭借的雄厚基础，将是姚氏的十倍百倍，哪里用得着这些已经陈旧的刍狗呢？自从张之洞在《輶轩语》中称姚氏此书“简便易看，是阅读诸子的门径”，而士林多被他的说法所震眩。不知道这本书兼包经史子，而张氏偏偏举出它是子类之书，出言就已经先有谬误。大概是因为官场应酬，酬酢士民，必然有草率失检的地方。近来看到姚氏此书，大为流行，各大学、各高三中学，都

译《油行发布》一书发行后，广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我正深切哀悯社会常识之不健全，人们仍颠倒于三百年前的陈说而不自知。恰逢奉命入京，参与清宫古物之事，在琉璃厂书肆中，见有新出版的书，题名《古今伪书考释》，也多空泛沿袭姚际恒的说法，毫无匡正。难道举世滔滔，终究没有人能为姚际恒争辩吗？返校之后，我略据诸家考订，以及平日的心得，耗费数日之力，每一书之下，都将姚际恒的考辨列于前，我的考辨列于后，借此节省学者购买两本书的麻烦，书名为《重考古今伪书考》，希望能供给当时研究国学者的急需，从而稍尽我微薄之职责罢了。世间若有学识渊博的君子，希望匡正我的不足。夏历中华民国十三年冬十二月，记于东南大学六朝松下。武进顾实。此书在东南大学用作教材，我为诸生讲授。友人胡朴安将其刊登在《国学周刊》中，初名《古今伪书考笺正》，后因觉得不妥，重新改为今名。按：姚际恒此书一卷，原分经、史、子三类，今分为三卷。又原分有真书杂以伪者，有本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名者，有两人共此一书名、今传者不知为何人作者，有书非伪而书名伪者，有未足定其著书之人者，琐碎分别，今并为一卷。共四卷。姚际恒原序，只限经、史、子三类，不入集部，而子类滥入《杜律虞注》一书，当入集部，前人已讥讽之。又我重考中有曰“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者，亦为我所著书，参考当更明白。至于如《麻衣正易心法》、《家礼仪节》、《天禄阁外史》等书，无关重要，概不更考，以省烦累。顾实附记。

译姚际恒，字立方，又字首源，是安徽休宁人。寄居在仁和，是生员。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毛奇龄的《西河诗话》，都记载了他的学问品行。阎氏生于崇祯九年，姚氏比阎氏小十一岁罢了。顾实再记。

古今伪书考补证序

黄云眉

姚首源先生说，辨别伪书是读书的第一要义；然而有不可不注意的地方：柤、梨、橘、柚，味道相反却都能调和于口，这是伪。伪。而。知。其。所。以。伪。，伪。固。有。。真。之。用。也。。辨别伪书的人只是想要让真和伪各自发挥其作用；并不是想要把伪书一一践踏、焚烧，以彻底灭绝其根源然后才痛快。明白了这一点，才知道辨别伪书的人并不是厌恶伪书。况且伪有巧妙与笨拙之分，辨别有容易与困难之别。丑女人捂着心口皱眉，里巷的人能嘲笑她，这是伪的笨拙而容易辨别的；淄水和渑水混合，易牙品尝后知道，其他人不能，这是伪的巧妙而难以辨别的。伪巧妙而难以辨别，那么就有真被当作伪、伪被当作真的情况了。然。辨。者。之。心。。则。固。以。求。真。为。鹄。；辨。之。术。有。未。至。焉。耳。，吾。又。从。而。辨。之。，非。欲。以。罪。辨。者。，辨。其。所。未。至。也。。明白了这一点，才知道辨别“辨别伪书”的人也不是厌恶“辨别伪书”。姚氏的《古今伪书考》，是一部浅薄的辨伪书。探求其大概，无非是抄录《通考》、《诸子辨》、《笔丛》等所说的，排比成书。分。类。舛。驳。，取。舍。随。意；而。叱。辱。之。加。，又。往。往。不。准。于。情。理。之。所。安。。大概详实核证不如宋代的胡应麟，而武断却超过了胡应麟，这不足以使作伪者心服。近人顾惕生先生于是根据姚氏所考的内容重新考证，想要匡正补救姚氏的过失，做他的诤友。我读他的书，也很有独到的见解；而。惩。噎。废。食。，盛。气。叫。嚣。，其。武。断。之。态。度。，乃。复。与。姚氏同。那么用水来济水，又怎么足以使姚氏心服呢！姚书的操持方法确实疏漏了！然而伪书如毛发般众多，逐代增加，如果我们心中还横梗着一种尊古护前的观念，那就罢了；假如没有这种观念，那么就会认为姚氏遗漏的真书多于误判的伪书，又怎么忍心其他指责呢！虽然如此，抓获盗贼却没有抓获赃物，终究无法堵住盗贼的嘴，解除路人的疑虑。使。此。不。及。百。种。之。伪。书。，以。列。证。未。备。之。故。，而犹授竺古护前者以抵蹈之间，此。则。吾。辈。之。耻。，所。当。助。姚。氏。以。张。目。者。，补。证。之。作。，盖。秉。斯。恉。。虽然，姚氏是辨别伪书的；顾氏是辨别“辨别伪书”的，都不是所谓尊古护前的人。真伪越辨别越明显：姚氏判定为伪，顾氏判定为真，云眉又从而判定为伪。求。真。而。已。。非。求。胜。也。。真其所真，伪其所伪，使真伪各得其用，这是我们读书应有的态度；亦。所。以。为。来。者。辟。一。读。书。之。坦。途。也。如果判定为真却不是真，判定为伪却不是伪，那是方法没有达到，云眉不责怪姚、顾，别人又怎么会责怪云眉呢！况且是非的公道，都在人心之中，苟。准。诸。情。理。而。未。安。，则。虽。以。古。文。尚。书。之。伪。，经。阎。惠。诸。君。之。侦。查。判。决。，已。成。如。山。之。铁。案。者。，亦。不。难。继。毛。氏。而。重。申。冤。词。；况补证之程多力分，引其绪而不能竟其委者哉!云。眉。虽。助。姚。氏。以。张。目。乎。然。非。其。伥。也。。如果真的能得到像顾氏那样的诤友而严肃地呵斥我，纠正我的错误并扶持我跌倒的地方，那么云眉将愉快地接受而不违逆；学术是公共的器物，真伪本来不一定由我定夺。唉！在平静的水流中激起怒浪，在静止的树上引发狂风，不仅不敢，而且不能。必。谓。为。钩。釽。群。蓺。，哗。众。取。宠。，则。无。所。逃。罪。。现在请略述补证的内容：

姚、顾两家的考证，都截取别人的文章几句话来迎合自己的说法。本书则大致师法《经义考》，把别人的文章列在前面，把自己的说法附在后面；别人的文章大多全文收录，如果不是过长就不敢删节，恐。以。取。舍。戾。原。意。也。。（其中如唐檗黄先生辨别《尹文子》，马夷初先生辨别《列子》，都因为文章过长，割裂后编入篇章，引以为遗憾。）先。录。清。人。及。近。人。辨。伪。之。文。；不。足。则。以。四。库。提。要。继。之。；又不。足。始。下。鄙。意。以。补。之。：其断自清人者，承姚书而避繁复也。（下鄙意时，则

译不以此为限。）先引用其他文献而后才涉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是因为《提要》便于查检。《提要》占十分之一，鄙人的说法占十分之三，而其他文献也仅占十分之六，这是因为辨伪的文章既没有专门的篇章，作者又受限于所闻所见，不能广泛搜罗和充分征引。凡是无需补充、不必补充的，就不补充。《古文尚书》孔氏传，是无需补充的。《古三坟书》《麻衣正易心法》《易干凿度》《天禄阁外史》《素书》《心书》《续葬书》《拨沙经》《家礼仪节》《致身录》等，要么粗陋琐碎不值一提，要么望其名便知为伪书，这些是不必补充的。至于韵书中偶然称引沈约，杜甫律诗误题虞注，手泽本改署为《志林》，既然与伪书类别不同，也在不补充之列。

译本书的编排次序仍然依照姚氏之书；然而其中多有与姚氏说法不一致的地方，另外制作表格附在后面，以便读者查阅。稿件刚刚完成，我的朋友陈伯瀛先生将江侠庵先生所编译的日本学者关于先秦经籍的考证著作给我看，我接受并阅读后，发现其中如本田成之的《易年代考》；内藤虎次郎的《易疑》、《尔雅之新研究》；武内义雄的《两戴记考》、《大戴记》、《曾子十篇考》、《庄子考》、《列子冤词》、《孙子十三篇考》；佐藤广治的《孝经考》；小川琢治的《山海经考》、《穆天子传考》；狩野直喜的《汲冢书出土始末考》等，与本书所持的观点多有异同。然而因为这些是专家所写的专著，很有研讨的价值。本书来不及采纳这些内容，暂且将它们的篇目附在这里，以表示我的敬仰。同时也借此让那些拘泥狭隘、自我蒙蔽，讥笑辨伪为多事的中国学者感到羞愧。

此外，本书的完成，得益于我的朋友冯孟颛、陈伯瀛两位先生不少，在此谨表谢意！

一九三一年 余姚 黄云眉

古今伪书考补证重印引言

黄云眉

我所撰写的《古今伪书考补证》一书，问世将近三十年；然而因为这本书跟随出版机构，长期辗转迁徙，以致隔绝隐晦，直到今天不为读者所熟知，而我也早已把它当作已经陈旧的刍狗看待了。解放以来，学术研究多方面开展，百家争鸣，都以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的追求为竭尽全力的准则。风气所激，不仅新著如林，读者应接不暇；对于我国数千年来先民劳动所积累的大量文献，也竞相思考如何整理它、批判吸收它，使之成为今日学术研究领域中不可缺乏的部分。这确实是过去万万不可能有的现象，我对此深感振奋！而我的《补证》一书，自认为终究不应被今日所抛弃，而当作已经陈旧的刍狗看待，因为古籍真伪的辨别，仍然是今日整理大量文献工作中的首要课题。古籍真伪的辨别，滥觞于唐代，历经宋明清而逐渐呈现长川形态，然而仍有待于今日的加深加广。《补证》意在巩固姚氏之考，范围较狭。先于本书而起的，有《古史辨》一书，但其目的不纯粹在于辨别古籍真伪；后于本书而起的，有《通考》一书，搜辑之勤勉，确实不可埋没，但取材多非原始，甄别判断，也嫌不足。大概列举所有古籍，一一探究其源流，穷尽其真伪的原因，起初并非少数人可以完成的事业，而且不能责求于朝夕之间。然而这不是今日学术研究昂扬进取之时所应论说的，往昔所谓的难事，今日看来，不犹反掌吗！《补证》粗陋，虽经修订，未改旧观。重印问世，不指望本书有区区涓埃之助；确实希望今日研究古文献的人，因读本书而认识到古籍真伪的辨别，尚需继续，亟需注意，及时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使丰富的古籍能正确地发挥其作用于今日罢了。

附录二

宋、胡、姚三家所论列古书对照表

姚名达

诸子辨 四部正 古今伪书考

所辨的书名 判语 所辨的书名 判语 所辨的书名 判语

鬻子 其徒所记汉儒补缀 鬻子 伪残 鬻子 伪

管子 非管仲自作 管子 真伪相杂 管子 真杂以伪

晏子 非晏婴自作 晏子 同右 晏子 后人采婴行事为之

老子 疑 老子

文子 非计然所着 文子 驳杂 文子 不全伪

关尹子 伪 关尹子 伪 关尹子 伪

亢仓子 伪 亢仓子 伪益 亢仓子 伪

邓析子 真 邓析子

鹖冠子 真 鹖冠子 伪杂以真 鹖冠子 伪

子华子 伪 子华子 伪 子华子 伪

列子 后人会粹而成 列子 真杂以伪 列子 伪

曾子 非曾子自作 曾子

言子 非言偃自作 言子

子思子 非子思自作 子思子

慎子 真 慎子 伪

庄子 盗跖渔父让王疑后人所剿入 庄子 真杂以伪

墨子 真 墨子

鬼谷子 真 鬼谷子 伪 鬼谷子 伪

孙子 真 孙武 无可疑 孙子 未知谁作

吴子 真 吴起 战国人掇其议

译《论》已编成书，吴子（所著）为伪作。

《尉缭子》为真，作者尉缭，无可怀疑；《尉缭子》为伪作。

《尹文子》为伪作；《尹文子》为伪作。

译《商子》为真，《商子》为伪

《公孙龙子》为真，《公孙龙子》为伪

《荀子》为真

《韩子》为真

《燕丹子》为伪

《孔丛子》为伪，《孔丛子》可疑为伪，《孔丛子》为伪

《淮南鸿烈解》为真

《扬子法言》为真

《抱朴子》为真，《抱朴子内外篇》为真

《刘子》非刘昼所作，《刘子新论》非刘昼所作，《刘子新论》不知是谁所作

《文中子》为伪，《文中子》真伪混杂，《文中子》为伪

《天隐子》可疑

《玄真子》为真

《金华子》为真

《齐丘子》为伪且抄袭，《化书》为抄袭，《化书》不知是谁所作

《聱隅子》为真

《周子通书》为真

《子程子》又名《程子粹言》，真中有伪

《连山易》为伪

《归藏易》为伪

《子夏易》为伪中之伪，《子夏易传》为伪

《周易干凿度》为伪，《易干凿度》为伪

《干坤凿度》为伪中之伪

《三坟》为伪，《古三坟书》为伪

《古文尚书百两篇》为伪

《尚书孔安国序》可疑

《元命包》真可疑伪

《关朗易传》为伪，《关朗易传》为伪

《麻衣心法》为伪，《麻衣正易心法》为伪

《王氏元经》为伪，《元经》为伪

《仪礼逸经》为伪

《易传》另详通论

《古文尚书》为伪

《尚书汉孔氏传》为伪

《焦氏易林》为伪

《诗序》为伪

《子贡诗传》为伪

《申培诗说》为伪

《周礼》另详通论

《大戴礼》绝非戴德原本

《孝经》为伪

《忠经》为伪

《孔子家语》为伪

《小尔雅》即《孔丛子》第十一篇，为伪

《家礼仪节》为伪

《阴符经》为伪，《阴符经》为伪

《六韬》为后人依托，《六韬》为伪，《六韬》为伪

《三略》为后人依托，《三略》非圯上老人所作，伪中夹杂真，《黄石公三略》为伪

《越绝书》为东汉人依据伍子胥润饰改名，《越绝书》书不伪但非子贡、子胥所作

《素问》为六朝人依据《内经》缀辑改名，《黄帝素问》为伪

《灵枢》同上，《灵枢经》为伪

《魏公子无忌》为秦汉游侠依托

《苌弘》同上

《范蠡》同上

《大夫种》同上

《公孙鞅》同上

《广武君》为汉游侠依托

《韩信》同上

《神农》依托尤其荒唐

《黄帝》同上

《风后握奇经》同上，《风后握奇经》为伪

《力牧》同上

《蚩尤》同上

《封胡》同上

《鬼臾区》同上

《项王》为伪托

《武侯十六策》为伪

《武侯心书》为伪，《心书》为伪

《黄石公素书》为伪，《素书》为伪

《孙子》（孙绰）本书已亡佚，后人补之

《李卫公问对》为后人依托，《李卫公问对》为伪，《李卫公问对》为伪

《广成子》为伪

《无名子》为伪

《黄帝内传》为伪

《穆天子传》为周穆王史官所记，《穆天子传》为汉后人作

《晋史乘》为伪，《晋史乘》为伪

《楚梼杌》为伪，《楚梼杌》为伪

《山海经》为战国好奇之士杂录奇书而成，《山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