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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醒时言说大义

自从新学推行而文字革命的说法兴起，高明的士人便争相推崇东西方的文学术数，向我国号召。于是那些主张自由革命、流血牺牲的人，以及党派纷争的人，都轻蔑地鄙夷我国数千年圣明神武的制度、伦理常道和文字的根本，认为这些全都不如东西方人遗留的唾余，我曾私下对此感到痛心。天地的气机流动，到如今已达极致。我国近代政治教化的衰败，即使是上古圣人也不能不汲取异域的精华，以求回归本源。而东西方的杰出人士逐渐浸润于中国学说，必定会承认伦理常道和文字全都归于我国，然后全球的政治教化才会自然而然地汇聚于大同。如果说我国两千年来积累流变，逐渐偏离了远古的初始状态，全部加以匡正，是适宜的。但如果把古代圣明神武的制度中那些高耸杰出、与天地并存的根本都自我断绝，那么乾坤或许就几乎停滞了。唉，这难道不是贤者的过错吗？我年少时孤苦贫贱，独自嗜好经世致用的古文术数，将近三十年不敢拘泥于陈腐的学说以阻塞新的生机，尤其不敢偏执奇异的言论以摧毁世道的根本。只深切地看到伦理常道和心术是建言献策、治理事务的根本，兢兢业业地砥砺这微小的志向，不是经世致用的言论不敢说。妄图远远继承孟子的道统，建立一种学说以求符合人心和世运的自然规律，心中郁结悲怆，无法通过视听来完善我的学说。如今朝廷更改科举制度，我深恐年轻的才俊们被新学说迷惑，从而抉破我国纲常名教的藩篱谬误，于是将近年所著的微言大义呈献给海内懂得言论的君子。光绪二十八年秋七月，桐城陈澹然静潭甫写于南皮张氏金陵寓斋。

醒言一

《天统篇上》《天统篇中》《天统篇下》《东晋论》《读十六国春秋》《读三国论书后》《陈平论》《周勃论》《霍光论》《权臣论》

醒言二

迁都建藩议，黑龙江建置议，拟陈政本疏，拟陈南北军势疏，拟陈朝鲜军事疏。

我不才，十五岁时，就愤然仰慕古人的文章。曾感慨汉代辞藻兴盛，文集因此兴起；宋代语录繁多，文集更加猥杂众多，以至于有上百甚至几十卷，而留存下来的反而更加稀少。所以曾认为：言辞如果不关乎经世致用，就不值得称为文章；言论如果不具备文采，终究难以流传后世。每次读欧阳修的《唐艺文志》，心里实在为之悲伤。甲午年秋天，我三十五岁，痛心于朝鲜的变故，从京城返回。考虑到老母日渐衰老，不得不忍辱逃避名声，以求侥幸免祸。于是叹息着拿出南方的书箱，全部返回故乡，发誓要取中外全部的历史，熔炼成书，将要把过去的言论，一概付之一炬，以免蹈《唐艺文志》的悲伤。困顿郁结至今，茫然无所获。这是韩愈所哀伤的，天意究竟如何呢？如今老母突然去世，我又还有什么心思？人世间的弟弟们，十年来感慨世道变迁，时常郁结在笔端。甲午年的战争，我错误地请求迁都、建藩以及黑龙江建置等说法没有被采纳，而西狩的危局便显现了。庚子年居家，初夏北方动乱，于是更加急切。阐明我的天统之言，推演到东晋十六国权臣等篇章，大多是一时的悲感。又因为其间让年幼的子弟学生涂抹，陈平、周勃、霍光等作品，都是悲感之余所作。大抵客游十年，都是应世而言，没有闲暇自我阐明。曲折地怀抱耕作，寂静地坚守所言，于是仅在此自笑，也特别自愧。辛丑年再次踏足江南，才知道幽深的微言于世，竟然成为符契。杞人智慧浅薄，更加忧虑惶恐。空谈没有施展，往事又知道何时终结？瞻望乌鸦落在谁的屋上？四海苍茫，我隐居其中。文章如敝帚，何关细微末节？只念及科举制度改为求取论策的几种方式，尚未失去贾谊、苏洵的遗风，或许可以赞颂高明之士。万一偶然搜索秘藏的书箱，恭敬地呈献给当时的贤者。上编取弱冠时写的《三国论》附在其中，用以阐明君臣处变之道。下编取甲午年的三疏放在最后，用以阐明世变之所以急迫的原因。朝鲜一战，造谣的人说我拟疏是为了暗中诋毁合肥（李鸿章），懂得言论的人可以从中看出大概了。苏洵有言：“我的言论不幸而应验，那么天下遭受祸患，而我获得知言之名。”可悲啊！我的生命还有多少？世变何时停止？如果上天悔祸，天下后世讥笑我以谰言之讥，这是我这个不肖之愚所祈祷追求的。

天统篇上[光绪庚子]醒言一。

划定瀚海以东，直到幽州、并州；南边割据青海、西藏、越南，环绕东南直到海边。凡是现在十八行省的地方，都称为中国，天地精华之气汇聚于此。自古以来，神圣仁贤之人所奠定并加以教育的。所以凡是主宰中国的人，就被域外万国所尊崇，而争端也因此而加剧。从晋朝到南北朝，极至于五代、宋元之间，天下骚动，几乎没有安宁的岁月。宋代朱熹于是创立统绪以统一之，那些纷乱而不能统一的，则创立楚、汉、南北朝、五代作为制度。其主旨则严格正当，据守夷夏的界限，认为凡是夷狄不得主宰中国，所以在南北朝之际，即使是北魏兴盛，也把宋、齐、梁、陈加在其上，而不让夷狄在夷夏的严格界限中有所伸展，可以说是极致了。然而在元朝初年，中国的统绪断绝而不连续将近百年，这将如何处理呢？况且在羽毛饮血的初始阶段，中国只是一个夷狄的区域罢了。圣人出现，制定男女、宫室、礼乐、教化以阐明之，而其天命才开始改变。到三代而治理教化才完成，然而其地域西边不过黄河，北边不过流沙，南边不过江淮，雍、梁

译荆、徐之间，往往被视为蛮夷边远之地。自从周朝兴起于邠、岐，雍、梁才开始成为京畿之地。秦始皇、汉武帝开拓岭南、越地并使其臣服，那些地方才逐渐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然而西晋的动乱，甚至抛弃了五帝三王的土地，将其归于戎狄。而东晋赖以保存中国法度、安定中国百姓的，竟然是在荆、徐、岭南、越地这些古代蛮夷交界之处。大概上天不固守常规就是这样，而议论者却想用夷夏的区别来解释国家正统的变化，这难道不狭隘吗？我曾说过，上天之所以设立君主，没有别的原因，都是为了百姓。起初必定想着要包容全球九万里之内的百姓来养育他们，才能让他做君主；否则就各自在其土地疆域内做君主，而我必定选择那些能养育我百姓的人作为主宰，这是上天的苦心。好比一个人家里，有十个儿子，七个愚笨而两个强盗，父亲必定选择能养育其他弟弟的人来主持家务。上天看待天下，都是他的子女，哪里还会存有夷夏正统的说法呢？然而为什么沉溺于大一统而争论正统与夷夏的人如此纷纷扰扰呢？古时候，起初并没有所谓正统的说法，所以即使在成周盛世，诸侯也各自依据自己的即位来确立正统，史官也据此作为实录。孔子作《春秋》，他的智慧难道不足以排斥群小僭越而统归周朝吗？却一定要依据鲁国来纪年，为什么呢？明白天下之大，本来就不能用大一统来治理。我是鲁国人，就暂且依据鲁国来阐明天统。所以说：中国如果退步到夷狄，就把它当作夷狄；夷狄如果进步到中国，就把它当作中国。编写《纲目》的人，必定列举正统之外的，区分为偏安、割据，把中国以外的全部排斥为夷狄。这难道不狭隘了五帝三王的治理吗？况且安身立命之处在哪里？舜、文王出生时，都是东夷人。孟子说：“百姓最尊贵，国家其次，君主最轻。”又说：“天下安定于统一，不嗜杀人的能统一天下。”上天之所以设立君主，为什么呢？都是为了百姓。上天的意思，如果不能包容全球而统归于一君，就划定区域作为主宰，这是上天不得已的做法。我如果一定要确立大一统来约束他们，那么秦、隋、元在即将灭亡于天下时，必定会荼毒百姓来成就他们的正统。这难道是上天的心意吗？所以我说凡是写史的人，不得不各自以本国为主来确立正统，而《通鉴纲目》一书，也不能隔绝于天下。当车书未通时，形势必然以中国为归依，而环海各国都来归附，这本书必定以万国为极致。如果没有年份可记，处于草昧时期，就略去；而其法则必定以天统为断，这样才能排斥群小竞争而统一于一尊。害怕其漫无宗主，就取中国作为主宰，这就是所谓的“定于一”。其方法：大字书写天统某干支作为纲，接着书写主宰中国的年号若干，以确立正统，并分注各国，先内后外以区别。因为我身处中国，也如同孔子生于鲁国，形势不得不以鲁国为纪元。所以夏、殷、周之后，秦、汉、晋、隋、唐、宋、元、明相继，是因为形势在那里。至于纷争的时代，就主张“民重君轻”的说法，来确立权威。在楚、汉之际，以义帝为主，而楚、汉附属于他；义帝灭亡，就附属于楚而归于汉。在南北朝，以北魏、西魏以及隋为主，而宋、齐、梁、陈附属于他们。在五代，以后唐、南唐为主，而梁、晋、汉以及南唐属周，而后归属于周以及宋。难道一定要各国都满足我的心愿吗？这就是所谓的“彼善于此”啊。

译天统篇中

为什么说楚汉之争必须尊奉义帝呢？乱世中拥立为君主的人，是顺应百姓的期望罢了；而能够稳固其地位，则是天命。项梁起初顺应百姓期望拥立义帝，那么楚国系连百姓期望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楚国系连百姓期望，而义帝恰好承继了它，那么他的治国之道也就只是任用将领来平定天下、安抚我们的百姓罢了。项梁死后，楚国将领中善于作战的，难道有谁超过项羽吗？但义帝心里认为项羽残暴，不足以拯救我们的百姓，所以宁愿派遣沛公进入关中而不派遣项羽，并且让项羽去救援赵国，而让宋义率领军队。这难道是认为沛公、宋义能战胜项羽吗？君主的道理，在于重视我们的百姓。项羽杀害宋义，袭击沛公，称霸西楚，并分封天下诸侯，将义帝迁到郴地并杀害了他。这是王莽、董卓、刘裕所做的事，难道是义帝的过错吗？所以高祖说天下共同拥立义帝而项羽杀害了他，于是亲自为义帝发丧，率领诸侯讨伐项羽，天下背叛楚国，项羽最终因此灭亡。如果义帝没有死，即使被项羽逼迫，像周朝赦免汉献帝给曹操那样，那么灭亡秦国的战役，就是义帝一个人的天下，哪里还有楚汉之争呢？况且义帝的拥立，是在秦二世二年，第二年秦国灭亡，又过了两年义帝才开始死亡。他号令天下，大概已有四年。《春秋》的书写法则，君主不超过一年，就略去不记，认为他不能成为君主。义帝难道是这样吗？况且看义帝死亡的那一年，汉朝随即定都栎阳，发动诸侯军队讨伐项羽；等到回来，随即在关中建立太子、宗庙和社稷，已经俨然成为一个国家了。项羽虽然定都彭城，却不能一天安定他的国家。项羽趁着义帝死亡，而直接归属汉朝，不正是这样吗？

为什么说南北朝必须尊奉元魏呢？史书称东晋孝武帝十一年春，魏道武帝拓跋珪开始被拥立为代王；夏四月，国号改为魏，致力于农业，让百姓休养生息，国人高兴他。他起初并没有篡夺的行为。安帝二年，于是迁都平城，建立社稷、宗庙、宫室。于是划定京畿地区，统一权度，制定礼乐。这一年于是称皇帝，在位二十二年，儿子即位。大概魏国之事见于晋朝记载的是这样。等到南北朝时期，宋义符元年，前代皇帝去世，在位十四年，儿子刘焘即位，这就是宋文帝。让崔浩制定法律，用经义来决断，创设登闻鼓让冤屈的百姓上达，废除田禁，亲自用太牢祭祀孔子。所以能够向西平定凉夏，向东兼并燕柔，融合五胡而跨越淮河汉水，在位三十年去世。孙子拓跋浚即位，这就是魏文成帝，在位十四年去世。儿子拓跋弘即位，这就是魏献文帝，在位六年。禅位给太子拓跋宏，这就是魏孝文帝，而国家更加大治。首先废除门族连坐，废除候官，禁止谶纬迷信，颁布俸禄，实行均田制，确定民户，建造明堂、辟雍，赈济流民，赏赐府库财物，端正祭祀典礼，在明堂养老，营建洛阳都城，寻求遗留的书法和度量衡，兴办学校，确定族姓。仁孝的名声高于汉文帝、汉景帝，文治的盛况比肩周成王、周康王。在位二十九年，去世，儿子元恪即位，这就是魏宣武帝。任用高肇，杀害元勰，而他的基业开始衰落。在位十六年，儿子元翊即位，这就是魏孝明帝。从此多次废立，直到孝武帝元修逃奔长安，更换了三位君主，而北周才开始取代。经过一百七十三年，而魏国才开始灭亡。总括其建国之初，多次兴起多次灭亡，到道武帝时独自从孤危中崛起，致力于耕桑以壮大国家根本，修习文教以改变夷狄风俗。他的君主确实没有一个不兢兢业业以体恤百姓为务的。六代传到孝文帝，定都中原，每年断决的囚犯只有五六人，太平盛世的成效，即使是夏商周三代又怎么能超过它呢？他立国的本源，实在不低于成周，而疆域超过了它。他的臣子高允、元勰、苏绰，都是大贤命世之才，自诸葛亮以来，没有人能与他匹敌。他的君主虽然有被废黜被杀害的，大都是孽子、强势皇后、逆臣所为，绝无杀害君主自立，而他的臣子却厚颜无耻地北面称臣，视若棋局。像南朝那样，论者只因为它是夷狄而压抑它，仰慕他们不与人友善到了极点啊！南朝篡弑起自宋高祖，浸淫一百七十三年，到隋朝还没有断绝。其间君臣互相争夺，父子兄弟夫妇骨肉互相残杀，人伦灭绝，不可胜数。甚至一个君主还没死，另一个君主就到了，而满朝群臣一起拥戴他，以至于百姓死亡，没有人关心。虽然宋文帝、梁武帝号称小康，却不能安抚百姓以终其一世。所珍贵的中国君主，是说他们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都有尊卑上下的统绪，而用至性来联结他们，所以祸乱不生，而后我们的百姓得以在天地之间涵育蕃息。《论语》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所以孔子想要居住九夷，而乘木筏浮于海上。他作《春秋》时，诸侯使用夷狄礼仪就视同夷狄，夷狄进于中国就视同中国。《春秋》的时代，如果真的得到元魏来主持中国，孔子必定馨香而尊崇它，这是次要的。后世儒者混淆了中外之防，而独自蒙昧《春秋》之义。唉，多么荒谬啊！有人说：元魏的说法已经听命了，宇文周篡夺魏国，还像齐、陈篡夺魏、梁一样，而你必定举出周而涉及到隋，为什么呢？回答说：将要保存古代而期望治世。周自从苏绰作《大诰》，他所说的治法，没有一样不出于天人性命的精微，文体的严实，不是魏晋六朝所能达到的万一。所以能够改变制度，遵循《周官》，而

译唐朝一代的租庸调、府兵制度，实际上没有一项不是由此而治理，并且因循沿袭的。这是天地哀怜我们百姓的苦心，痛心于中原民彝礼教的荡然无存，不得已而寄托于夷狄，以保全万物生民的性命。况且魏、隋的正统，实际上是以周朝为承授的源头，唯独为何要压制它呢？为什么说后唐、南唐必定要承继李氏呢？回答说：《春秋》的法度，王室衰微，就不得已而尊崇五霸。孔子的本心，难道一定要拘泥于五霸吗？是因为他们有尊奉君主、体恤百姓的名义，而且担心霸权衰落后流变为战国局面，那么我们的百姓将更加无所依靠，而无可奈何。后梁篡夺唐朝，如同盗贼，竟然用盗贼的手段来治理国家，在人伦道德方面，更加不如盗贼。这怎么能称其为帝呢？而庄宗李存勖独自崛起于孤危之中，尊奉父亲的遗命，历经百死而消灭后梁，奉唐朝天佑的年号二十年之后才自立。况且在李克用之初，内心就忠于唐室，他的志向节义本来就已经远远超越了朱梁。庄宗即位后，又在太庙中奉祀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并让自己的三代祖先继之，这在君父之间，已经做到极致了。那么怎么能不称其为帝呢？何况明宗均分田税，免除拖欠的赋税，刊刻九经以饱学之士，与契丹和好以安定百姓，他立国本来就有根本。有人说：庄宗的祖先，实际上起于朱邪，而李氏的来源，是唐朝赐予的，本来就不是高祖、太宗所出自的。这怎么能称其为帝呢？况且即使按照他所做的，奉天佑年号，立高祖、太宗的庙，而号称唐，不过是顺从百姓的愿望而取的名罢了，难道真的能成为唐朝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所谓尊为天子，建国、命名、年号、立宗庙，以祭祀祖先，也不过是名义罢了。而用来确定这个名义的，则是百姓。所以民心不亡，就必定不忍心让名义自绝于天下；民心既已离去，那么即使加重名义来号召天下，而这个名义终究不能一天自存于天地之间。唐朝灭亡时，称天佑年号的有三个国家，那么百姓不忍心让唐朝灭亡，就可以知道了。所以群雄得以借此来安定百姓，而庄宗独自顺从百姓的意志，恢复唐国，建立宗庙，来充实它，而我们怎么忍心辨别其正统而断绝它与唐朝的联系呢？况且所谓姓氏，也不过是名义罢了。唐朝已经姓李，我们怎么能不姓李呢？譬如大宗已经穷尽，祧祀小宗以绵延祭祀，这本来就是礼的变通而不违背正道。况且潞王李从珂，是王氏；周世宗是柴氏。后唐与后周，既然已经姓李而姓郭了，那么子孙又怎么能辨别其姓氏而废黜他们，而不让他们继承正统呢？至于南唐，也是如此。他们既然已经建立宗庙，奉祀高祖、太宗，而恢复唐号为李氏了，那么我们怎么忍心而不称其为唐呢？有人说：《通鉴》记载唐烈祖李昪的祖先，都是有司命名的，哪里在于他是唐朝的后代呢？回答说：欧阳修的史书不也说吗？宪宗的儿子建王李恪生李超，李超生李志，李志生李荣，而李昪实际上是李荣的儿子。人即使再愚蠢，哪里忍心甘愿祖籍他人呢？况且他已经称帝于吴国了，即使不称唐还姓李氏，又有谁从而夺取他呢？有人说：李昪的父亲李温，为徐温养子已经几十年了，他恢复李氏、建立唐庙，为什么不在受禅之初就恢复，而一定要等到一年多之后呢？为什么呢？回答说：怀念根本的缘故。他禅让而称唐，本来心里就已经认为是李氏了，而只是因为李温的缘故而延缓。这遭遇的艰难，用情的真挚，哪里是晋、汉以契丹为父以夺取别人国家的人所能企及的万一呢？看他自己说：寄身于义父，不忍心另建宫庙以区别他；等到为李氏发丧，而且加重以斩衰之礼，住在庐舍早晚哭祭。礼如果不是至诚蕴结，哪里能在几十年垂老之后如此缠绵哀感呢？所以五代的国祚都短促，而南唐独自安宁于江表，超过五十年，大概他立国本来就有由来。有人说：你所痛恨的是篡夺，李昪对于吴国，难道不是篡夺吗？为什么唯独推崇他呢？回答说：篡夺的事情，本来就是魏、晋、唐、宋所沿袭的，你为什么要唯独责备李昪呢？况且李昪虽然是篡夺，而对于让皇则事奉他直到终身，这他的志向难道仅仅出于魏、晋、唐、宋之下吗？况且他立国，严厉杜绝宦官、外戚的权力，独自决断于耕农、文物的根本，休兵保境，而且四十年与唐明宗同为安静勤民的君主，那么怎么能不承继他的正统呢？有人说：唐朝的正统是这样了，从后周到宋朝，为什么呢？回答说：可贵的是作为天子，是说自帝其国，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晋、汉以契丹为父以盗取中国，君子已经得以废黜他们；南唐去掉帝号，奉后周的宗朔，那么他们用来作为名义的已经没有了，我们压抑从哪里继续呢？况且以后周太祖取代后汉，已经自别于诸篡夺者的行为，而加重它。以世宗的贤能，尚且不能一天以统御中国，他怎么劝勉天下呢？所以必须由唐及周，而到达宋朝，犹如北魏及周，以到达隋朝，而他的名义才开始正当。有人说：“唐朝奉后周的宗朔两年，而宋朝已经取代，怎么办呢？”回答说：“没有妨害。所谓正统，是名义罢了。名义，是我们百姓的心罢了。民心一天不亡，那么他的名义一天可以自主于天下。况且《春秋》所不认为其为君的，没有超过一年的。后周作为国家，已经九年，其主中国已经两年了。”

译等到那些义帝以及他们，汉朝难道不是天地自然形成的格局吗？”有人问：“刘渊自称汉，起初也建立高祖、太宗、光武、昭烈的庙宇来供奉，却不能延续汉朝，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他之所以姓刘，只是因为他的母亲姓刘，并非国家所赐。况且怎么能把后周世宗柴荣的真实身份当作李氏，并向上追溯他的祖先呢？”所以中宗是高宗的儿子，虽然遭受武氏的迫害，却不得不记载他的年号；少帝是惠帝的儿子，虽然遭受吕氏的专权，却不得不严格维护他的正统。正统既然断绝，就选取其中较好的一方，被民心所归附而加以保存，这样我们的百姓就能摆脱残酷的灾难，天下于是安定。

译天统篇下

古代帝王自身谦卑而尊崇天下，所以天下的正气常常伸张，而争端的机微得以平息。夏商周三代的盛世，远的长达八百年。唯独秦始皇称皇帝，自尊自大以压制天下，天下的正气郁结勃发而不能伸张，长达两千年，争端因此日益急迫。所以即使是英明杰出的君主牢牢控制天下，也不到几代就往往衰亡。这难道是百姓真的不如古人吗？郁结越深则争夺越急切，形势本来就是这样。儒者不察明此理，就认为古代治理的方法不能恢复，只归咎于秦朝毁灭先王的礼乐所致，这怎么能算是懂得根本的人呢？礼乐治理天下，也不过是其中的意旨罢了。自从五帝二王不互相沿袭，而外族国家，近的几百年，远的长达两千年，他们的礼乐没有一样与中国相同。只是他们的君民上下顺从自然，父子兄弟骨肉之间相亲相爱，除了朝会大典之外，不曾严格等级威严以自尊于天下，所以他们的百姓也就安然自得，像婴儿依偎父母一样不忍片刻分离。即使是昏乱无道的君主，有时导致衰亡，但只要得到一两个英杰君主，国家就治安富强，横行中国而无人能抵抗。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古代的治理。怎么证明是这样呢？禹做天子时，益告诫他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成王即位后，周公还把他当作孩子对待，其他君臣之间互相称呼名字见于古代的记载尤其多，而三公坐着议论政事、谋划及于平民百姓的情况在周代尤其完备。天子典章制度的鲜明清晰，秦朝则称朕，称宫，臣民不能与其称号相同。到了宋代，三公坐着议论的礼仪废除，即使是亲叔父，尊居师保之位，也战战兢兢地跪着应对，叩头抚额以表示恭敬。所以即使是像夏桀商纣那样的行为，也没有人敢不称颂尧舜以神化他们的褒奖。所以天子的意志日益骄横，而臣下廉耻的根源日益断绝。即使是郊坛大祀，也警戒清道戒备森严，百姓虽然想窥仰天子的风采，却没有途径。所以臣民视天子如帝天神异的尊严，无法倾吐肺腑伸张疾苦，君主也就听任臣民的死生穷困而漠然视之，好像互不相知。唉！六朝五季之间，臣民视君主如破鞋般弃之于道路，而不相收恤，不就是因为这个吗？而为什么不知道改变计策呢？现在想要返回古代以安定我们的百姓，如果不合并中外之法而损益以符合古代帝王的意旨，是不行的。但是宣圣有言：“不是天子不议礼。”而儒生的方法已经穷尽于如何救世？也不过是名分而已。名分在哪里？也不过是史书而已。看秦汉以来，史书的兴盛者，没有比《资治通鉴纲目》更甚的。而其旨意，没有比尊天子而抑臣下，尊中国而黜外夷更大的了。所以凡是统一的君主，称帝，称即位。其君主或皇后去世，称崩；而割据的君主，则称某国主。其去世，称卒。至于外族则不称君，而其君主去世，称死。凡是君主被杀，称弑。弑君者去世，称死。其法可谓严厉了。并且认为此法实行，臣民不敢干犯君主，外族不敢进入中国了。然而没过几年，蒙古就兴起，灭了宋朝。皇濠上的百姓，也起来干犯天下，这是为什么呢？自从秦汉以来，其君主所为篡位争夺屠杀虐待而不顾百姓者，认为我只要得到中国，或者占据一邦，固不失为帝，为即位，为崩，为主，为殂。那么我也何必爱惜君主和百姓，而不竭尽我的力量去篡位争夺屠杀虐待，以施展我的意志呢？我认为君主之生，其篡位争夺屠杀虐待，当世臣民固然已经慑服其势，而不敢违抗。做史书的人，如果不衡量其仁暴而一律书写，又还有什么可畏惧而不施展其意志的呢？而且外族不称君，君主去世必以死贬低，那么那些强有力的人，有多少不痛恨我们的书写而剿灭我们的百姓，以争夺中国的土地呢？所以《纲目》之说实行，而宋朝金元之祸更加猛烈，浸淫及于后世，我们的百姓将无一日能在天地之间得到喘息。所以我以为必须统合万国之史而大同之，天下才能安定。怎么大同呢？也不过是宽缓上下之分，开阔中外之防，以仁暴为书法而已。怎么书写呢？中国建元的君主，其仁爱的，则称帝而称即位而称崩。不幸而被杀，则称弑。其平庸暴虐的则称上，其即位，则称立。暴虐而死则称死，而被杀则称诛。平庸而死则称卒，而被杀则称弑。其余称国主以区别之，而其即位与崩与弑，则与建元之君主同等，而一律以仁暴庸为断。像隋炀帝、石虎、符生、高洋、刘鋹之类，则斥其名以绝之。其逆取而爱民的，则宽恕之。像皇后之去世，仁爱的则降天子一等而称薨。其被杀则区别其罪与否，而等同于君主。平庸则称卒，暴虐则称死。至于太后之仁爱的，则称崩。其余一律以庸暴仁与皇后同等。凡此者，不以其国，以其人责其大而宽其细，以帝后而等同于匹夫庶民。几乎不敢酷虐百姓以施展其欲望。有人说：“弑君之法，始于春秋，你为什么诛杀之？”况且帝后匹敌，而你独称薨，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正是春秋的旨意。春秋对于诸侯，则称薨；对于夫人则称卒，因为她们统属于诸侯。而后世独尊崇皇后而称崩，女祸的根源，难道没有原因吗？”

译况且子舆氏不说过吗：“伤害仁爱的人是残暴的，伤害善良的人是贼残的。这种贼残的人，称为独夫。”所以说：“只听说诛杀独夫纣，没听说弑君。纣本来就是君主，孟子为什么唯独诛杀他呢？”问：“后去世称薨，太后去世称崩，这是为什么呢？”答：“这是儿子没有臣服母亲的道义。天下难道有没有父母的国家吗？况且他的罪过，我本来就没有因为他是儿子而隐讳。”问：“别国的君主，去世称殂、称死，而你唯独进用崩这一称呼，这怎么区别建元呢？”答：“这是为了彰显他的仁德。况且正统的君主，已经有帝号来区别了。既然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国家称帝，我又怎么能不称他们为崩呢？”有人说：“你的说法很好，但想要统合万国的历史而使之统一，怎么能避免繁琐累赘和琐碎呢？”答：“不用担心，去掉那些与治乱无关的建元，而严格其书法，然后统合中外治乱兴革创制的大事而提纲挈领。条目则仿照《通鉴辑览》以严格正注的区别，而精炼其文字，一律归宗于左氏，那么文字越简练而事情越完备，无需《辑览》的繁琐，而中外的历史就成就了。况且有什么繁琐琐碎的呢？”有人说：“你所说的天统是什么？”答：“都是为了百姓。而之所以称为天统，是因为名分。世人之所以争夺，这个统制以酷虐我的百姓，都是为了名分。既然得到了名分，那么即使残暴贼害也没有办法制约。争夺不停止，人类将要灭绝而没有谁能够保存。所以我统合诸天而区别仁暴来诛杀奖赏，使天下清楚地知道不体恤我的百姓的人，后世决不给与名分。即使盗取名分，也将诛杀削夺而毫不宽贷，那么凡是做君主的就不敢与天争夺，我的法度可以施行于万世而我的百姓才能安定。”有人说：“魏、周、二唐，他们的土地本来没有全部统一中国，而你必定进用建元，这是为什么呢？”答：“都是为了百姓。在大乱的世道，我的百姓辗转死亡而没有谁收殓，如果真的得到哀怜我的百姓的人，而保全一隅来繁殖百姓，以稍微保存先王建国的意图，这本来就是上天急切嘉许赐予的。而我怎么能违背上天而废黜他们呢？况且东周、蜀汉、东晋，他们的土地有多少？而为什么唯独吝惜这些呢？况且以中国论，他们的土地本来等同于偏安。举天下全局来看，那么中国也是偏安。唉！二帝三王治理中国，他们的土地有多少？而为什么唯独吝惜这些呢？”问：“国家众多而互相征伐，怎么办？”答：“也只是区别仁暴而已。他们有罪，就讨伐他们；他们无罪，就侵犯袭击他们；严重的，就入侵他们，不问是否具有正当依据以及中外之别。”问：“既然已经建元了，而把他们等同于列国，这是为什么呢？”答：“自从秦汉以来，得到国家而没有能够正当的。得到而正当的，说是汉，说是明。然而高帝侍奉义帝而为发丧，而英布、吴芮实际上弑杀了义帝，汉朝尚且不讨伐而封他们为王，哪里在于弑杀确实出于项籍呢？太祖起初侍奉韩林儿，众将在江上弑杀他而不讨伐，哪里在于他不参与弑杀呢？况且秦与隋、元，是天下共同痛恨的；汉、晋、唐、宋、明，是天下所谓一统的。都不过几代而兵刃生于骨肉，其残暴贼害到了君子不忍言说的地步。为什么唯独因为他们的势力而统合他们呢？”有人说：“你确定名分而必定称天的，这是为什么呢？”答：“上天看从我百姓看，上天听从我百姓听。所以百姓所依附的，上天所归向的；百姓所离去的，上天所断绝的。所以凡是匹夫兴起，能够建立一国而授予子孙，起初没有不爱惜百姓而能自立的人，而国家的大小，就看他爱惜的广狭作为衡量。至于他祚位的长短，是他的子孙自己造成的，而不是那个人的事。所以在大的乱世，豪杰如果有不忍心我的百姓的心，上天急切顺从他的志向，来平息我的百姓的生命，而符瑞往往出现在数十百年之前。由此知道上天悲悯我的百姓，没有时空不矜持选择其人，急切想给予这百姓的统制，绝无正当依据中外的区别，而论者必定区分而断绝他们。唉！这难道是上天的意思吗？唉！君主，都是为了百姓罢了。然而能保全百姓的是心，而能保全百姓的是势力。所以伊尹、周公的圣明，他们的势力不足以保全我的百姓，就借助能保全的人来保全。孔子、孟子的圣明，不能借助势力来运用权柄，就寄托于言论以等待后世。唉！天地之大，世变之繁，必定得到大圣者出现，统合万国而定于一个尊位，然后我的百姓得以苏息，而他的道必定王霸兼资，中外并用，用哀悯我的百姓的心意来贞定，才可以统一天下而没有劳苦。得不到其人，那么就等待上天来明示。其统制，

译东晋论

东晋迁都于建康，雄踞长江以南，其地势远胜于南宋定都的钱塘。王导、庾亮、殷浩等人总揽国家大权，绝无像汪伯彦、黄潜善那样的人扰乱君主左右。当时，苟晞占据青州，邵续占据乐陵，刘遐占据平原，段匹磾又挟持整个辽东占据蓟州作为策应，刘琨占据并州，薛强占据河东，李矩占据荥阳，郭默占据河内，魏王拓跋猗卢又以整个代地作为声援。其他那些忠义奇烈之士，安抚遗民，占据险要地势，在群寇之间艰难周旋的，不可胜数。若论大局，则慕容廆拥有整个燕地而屡次进贡称藩，张轨挟持整个凉地而急切请求朝廷任命。积累时间既久，李暠占据陇山之外，且请求王师以图谋中原；姚弋仲占据滠头，且命令儿子姚襄远臣晋室；李雄虽称帝于巴蜀，却采纳张骏的建议而思念回归中原。这不像南宋宗泽死后，几乎没有人涉足中原去窥探强敌。这几位公侯，都负有王霸的谋略，占据形胜之地，雄心壮志遍及四方，开国称孤。所以虽然刘渊、石勒强大，符坚、姚苌兴盛，他们的势力都足以吞并江表而朝拜诸侯，最终却徘徊退缩，不敢渡过江淮来消灭他们的君主，难道是爱惜晋朝吗？敌人势力广大则权力被分散，权力分散则气势衰弱，这是形势使然。况且危乱的国家，视民心的聚散为存亡。宋朝自太祖创立基业，仁声远播，太宗继承统绪，进一步扩展成规。到了仁宗，恩惠泽被等同于三代，虽然神宗变法导致动乱灭亡，但三位先祖感人至深，百年未曾衰替。晋朝自宣帝开创基业，两次经历弑逆，武帝禅让统绪，晚年堕入荒淫，加上惠帝昏庸，贾后残虐，八王之乱互相屠戮，怀帝、愍帝流亡，建国以来，毫无道义之声，仁声未能感化四方。然而宋朝自高宗南渡，北方道路上曾无抗义之师，晋朝则元帝南奔，边境强国和藩镇共同奉正朔，数十百年间请求朝廷任命而从未断绝，这是为什么呢？晋朝建国，既广泛分封边境地区，又重视方镇的权力，五胡兴起，兵力所到之处，往往迁徙其民而使其土地空虚，所以百姓更加思念晋朝而依附它，边境强国和藩镇于是更加得以依靠我们的百姓来独占其土地。宋朝则秦、陇、燕、晋的边境都归于辽、夏，既无边境强国来捍卫中原，建国之初，又致力于惩罚藩镇而削夺其权。金朝统治中国，又未曾迁徙我们的百姓而迫使其流亡，且想借助刘豫来安抚民心。所以虽然徽宗、钦宗受困受辱，百姓却好像忘记了他们，只依靠韩世忠、岳飞、刘光世、吴玠等将领在疆场血战，才得以在江海间苟安以保存宗庙祭祀，不像晋朝有边境强国和藩镇暗中相互维系，其势力本足以收复中原。那些具有恢弘奇异才能的人，足以控制一国一镇的百姓，而掌握其生杀大权，那么他们内心必定自负，急切地想超脱于众人之上，而在危乱之世，身处群寇之中，若不借助名分与权势来制约其权力，那么名分相敌而势力更加微弱，其权力也无法在纷扰中自我振作，动员百姓而使他们相互团结，只依靠当权者审察轻重缓急，用名分驾驭他们而借给他们权势，振兴其权力而不拘泥于常规，那么我们的势力既已扩张，敌人的势力就会逐渐消减衰落，而不能互相伤害，却一定要固执地坚守名器不可假借的说法，抱持异族逼近的嫌疑，坐视忠义之士沦亡，英雄豪杰离心，神州动荡，宗庙成为废墟，难道不令人痛心吗！以晋朝当时的形势，审察中原的局势，既然不能自我振作以消灭群雄，若能得到王导等人通达权变而神妙地驱使，各自因势利导，封燕、代、辽、凉为四个王国，选择匈奴、氐、羌的豪酋如刘虎、苻洪、姚弋仲之类，在秦陇边境建立两个王国以联结他们，而拜李特为蜀王，让他与燕、凉共同承担三边的重任，宠信苟晞、刘遐、李矩、郭默为通侯，拜刘琨、邵续、薛强为上将军，而拜祖逖为大将军，镇守雍邱为节度使，祖逖死后由陶侃、温峤继任，务必使七国如星辰相连，八镇如棋子分布，各自在其地作战而世代承袭封地，那么将领们将更加竭尽身心而百姓更加稳固。姚襄到来则爵位为上公，召见时宠信赏赐而不怀疑阻挠，让他出兵河南以图谋关中，联合边境强国的军队，包围群寇的地盘，积蓄江东的力量，依靠列镇的兵力，积累数年，其势力必将有所成就。只恨当权诸臣，清谈游乐，对内失去诸镇，对外抛弃群邦，眼睁睁看着诛杀夷灭，互相不救助，强者求王不得，最终自己称帝，而无人敢问罪，贤如刘琨，尚且暗中嫉妒他的才能而致其死地，姚襄到来则逼迫他离去。可悲啊！古今嫉妒贤能、专宠的人，其不导致亡国而祸害天下的，能有几个呢？这就是老子对造物主不仁感到痛心的原因。有人说：“您对各位贤臣的宠信已经极至了，如果他们不臣服怎么办？”回答说：“不用担心，他们既然孤立地植根于群寇之中，没有义声就无法鼓舞百姓而制约其命令，即使他们不道，冠冕也能将其推翻，况且晋朝已经东迁了，怎么能禁止诸强者不自称王呢？汉高祖讨伐项羽而向东，得到齐、梁、淮南膏腴心腹要害之地，首先建立三个王国，增加封地以抗拒彭城，所以最终击败项羽而称王天下。天下平定后，三个王被放逐废黜诛杀，无人敢反抗，然后感叹高帝、张良的识度远超天下。现在想挟持天下的重望，处于危乱之秋，不

译务必舍弃天下大局去笼络英雄豪杰，恢弘志向气度，却斤斤计较于粮米尺布的小利，沿袭孤女寡妇的所作所为，不更是严重可笑吗！君子看到这些，更加为晋朝拥有那样的权势却不能统领军队而感伤。有人问：“宋朝南迁之后既然已经失去了晋朝的权势，它不灭亡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这是秦国、蜀地所起的作用。秦国、蜀地是中原地区的要害，它们的权势足以雄强地控制中原。金朝得不到秦国、蜀地来制约东南，所以宁愿把中原让给刘豫也不觉得可惜。等到关中失守，蜀地也孤立无援，然后东南的局势日益紧迫。晋朝东迁时，首先把巴蜀丢弃给李汉，接着就是秦国。等到桓温、刘裕用全部力量争夺秦国、蜀地而图谋中原，那种局势本来就已经无法挽回了。既然如此，那么形势对天下的关系，难道有终极的时候吗？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可以以此为鉴了。”

译读《十六国春秋》

东晋十六国的兴起，刘渊、刘曜、石勒、慕容廆、苻坚、姚兴、张轨、李雄、吕光，都有帝王的谋略，他们的兴盛衰败、生存灭亡，似乎都有天意在其中参与吗？

刘渊起初作乱但事业尚未扩张，传位给儿子刘和却被刘聪杀害，刘聪又因为淫乱暴虐而自取亡国。刘曜继承皇位不久也灭亡了，所以石勒几乎拥有天下，石勒传位给儿子石弘却被石虎杀害，石虎又因为昏庸残暴而自灭家族，所以慕容氏得以占据他们的土地。慕容廆兴起，传位给慕容皝和慕容儁，到慕容暐时中途灭亡，而慕容垂、慕容永又相继兴起并继承统绪，统治中原地区将近百年。

自从石氏灭亡，苻洪才出来，到苻健时才称王，苻生立国残暴而被苻坚诛杀，苻坚统治中原将近三十年，最终战败而死，苻丕即位不久苻登就继承了皇位，苻登战败后苻氏就灭亡了。姚氏自从姚弋仲臣服石氏而灭亡，儿子姚苌弑杀苻坚而取代其国家，传位给姚兴和姚泓最终被江东（东晋）所灭，于是秦地又回归于夏。夏自从赫连勃勃夺取长安，建都统万，传了三代就被北魏所灭。大概汉、赵、燕、秦、夏在中原的情况就是这样。

刘渊的才能差不多堪比光武帝，起初致力于韬光养晦以保全自身，最终一旦发动就不可阻挡。他与司马颖结成盟约，司马颖战败时他急忙救援，这确实是守信义的军队。起初建都平阳，称汉氏，任用刘聪、刘曜、石勒为将领，但大业没有完成，如果上天假借他更多寿命，天下局势还不可知，但最终被刘聪所灭，可悲啊！

刘曜在孤立危险中兴起，胸怀帝王的气度，他包围长安，斩杀索琳，让章言力竭后才攻取，差不多算是王者之师。然而刘聪、刘曜未即位时，都负有非凡的姿质，即位后却更加昏庸糊涂。刘聪沉溺于酒色而灭绝子孙，刘曜称赵建都长安，又沉溺于酒色而亡国。刘曜知道震凉投降后，其君主竟然不能称臣于石勒，最终被困于洛阳，难道是天厌弃戎狄首领而故意断绝他们吗？为什么开始明智而最终糊涂呢？

石勒从卑微的奴虏中兴起，纵横天下，傲视江汉之间，最终建都襄国和邺城而称霸天下，他的意气可以说很雄壮，这确实是楚庄王一类的人。他任用张宾，结交祖逖，消灭刘曜、王浚，兼并王弥、曹嶷，都是天生的奇谋，唯独对石虎糊涂，石虎又对冉闵糊涂而相继篡位，可惜啊！

然而石勒虽然雄才大略，但子弟中的贤能没有比得上燕国的。燕国自从慕容廆建都龙城，他的哥哥吐谷浑已经在河湟之外自立，慕容廆既然致力于仁义，儿子慕容翰、慕容仁都足以南面称君统治国家，但慕容皝却嫉妒他们，消灭慕容仁、慕容翰后传位给儿子慕容儁，又重蹈覆辙而嫉妒。慕容垂虽然消灭石闵，建都邺城夺取中原，临终前把儿子慕容暐托付给慕容恪，死后又托付给慕容垂，但慕容暐却违背了遗命。慕容垂既然逃奔前秦，慕容评更加贪婪嫉妒。他亡国，是应该的！然而慕容皝、慕容儁治国的贤能，也是当时的明君。

起初，石氏占据襄国，跨越八个州。冉闵灭亡后燕国得到东部，秦国得到西部。苻坚既然兼并燕国，八个州又复合。苻坚灭亡后西部回归姚氏，东部又复归慕容氏，八个州更加分裂。等到十六国灭亡，北魏才统一它们。可悲啊，天下容易分裂而难以统一！

石氏兴起时，苻洪、姚弋仲都作为氐羌豪强臣服。石氏发生动乱，燕国进入邺城。两人都图谋占据关中，但姚弋仲死了，苻洪又死于仇敌之手，苻健才决死进入关中。事情平定后建都长安，他们父子雄豪，大概也是孙坚、孙策的匹敌者。唯独奇怪的是苻生的暴虐，超过桀纣，苻健不知道杀他反而立他为嗣。按照诛杀一个恶人的法律，苻坚确实不能算作弑君。况且苻坚嗣位，他的贤能本来不低于秦穆公。然而苻坚能消灭燕国兼并凉州，余威震于西域，分封刘卫辰、库仁以安抚北部，却唯独不能除掉姚苌、慕容垂，最终导致杀身亡国。千古哀叹！

自从王猛、苻融出生，无不极力主张以杀姚苌、慕容垂为要务，而苻坚却独独宠信任用他们。他的广大宽仁，确实是帝王的度量。然而姚苌忍心兄长之仇而侍奉敌人，慕容垂担任秦朝向导而灭亡宗邦，他们的心思不可用恩惠来怀柔，非常明显。那两位贤臣，不知道用天性之说去开导君主，却只是津津乐道地称赞他们的才能而主张杀之，那么他们的说法就疑似嫉妒贤能而妒忌宠臣。苻坚确实是长者，唉，怎么能听进去呢！

那么对待姚苌、慕容垂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无罪而杀之，非常不符合帝王怀纳英豪的道义。不如揣度他们的度量而使用他们。燕国既然灭亡，就封慕容暐为燕王于和龙，割让塞外让他主持社稷；封慕容垂为辽东王，安置在辽地而用辽西王姚苌来牵制他，暗中让他们互相制约。另外在范阳、代郡建立亲藩，在并州、邺城设置重镇来统摄他们。任用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农在中朝做令以作为人质。慕容垂既然南面称王，那么他的志向已经满足，将会为自己谋划，而更加与慕容暐敌对。即使狡猾地想要起事，姚苌和慕容暐都足以钳制他。姚苌变乱，那么范阳、邺城、辽东更加可以收拾他的弊端而等待他的变化。可惜苻坚没有领悟这一点！

起初，姚弋仲死时，儿子姚襄在晋朝做官，不能图谋陇右，而苻坚用生命道杀了他。姚襄雄武超过姚苌，但深沉不及，所以姚苌更加以姚襄的失败为戒。苻坚忍让以求实现他的谋略。自从苻坚在淮南战败，姚苌就在关中反叛，弑杀苻坚而自立，他对待苻坚的残虐，就像盗贼所为。苻坚死后，儿子苻丕又嗣位，而家族灭亡。孙子苻登崛起，为苻坚报仇。以姚苌的奸雄，却不能最终消灭那些深受痛苦、百姓困苦、不肯回心转意的苻登，那么他确实是忠义刚烈的主君。但最终死于姚兴，可悲啊！

译观察前秦苻坚治理国家，亲近宗族，礼遇贤才，看重刘裕讨伐桓玄并收复失地，可以说令王（指前秦）传了两代而弘（指苻丕）就灭亡了，难道是上天厌恶苻坚的德行而故意缩短他的国运吗？然而观察苻坚与慕容垂的并列以及最终都走向灭亡，那么衰败时代的天道，其规律本来就不容易推测。所以想要观察天道，没有比得上燕国的。燕国自从慕容廆致力于仁义，传了四代而没有残暴对待百姓，所以慕容暐虽然被俘入秦，有见识的人都预料他有中兴的举动。等到苻坚在淮南战败，慕容垂进入军队，慕容垂唯独谨慎地守卫宿卫而不进行弑杀暴虐，北还图谋邺城，不忍心用尽兵势来加速慕容丕的灭亡，他的信义远远超过姚苌，虽然背叛了苻坚的谋划，但国中的君子认为他是光明的，只是可惜定都中山，劳师动众去消灭慕容永，愤恨出兵袭击魏国，在参合陂战败灭亡，不知道选择贤能的继承人托付给慕容农和慕容隆，而唯独把国家交给慕容宝。中山战败后，慕容宝最终死在龙城，这难道就是所说的看不见眼前危险的人吗？然而北燕自从慕容宝死后慕容盛兴起，龙城直到冯跋才灭亡，南燕定都广固，直到慕容超才灭亡，而冯跋又占据北燕来继承其统绪，与慕容永号称西京，绵延成为五个燕国，实在有很多贤能的子孙啊！君子在这里更加感叹慕容廆留下的恩泽深远。自从刘裕灭掉南燕，后秦不能定都洛阳来镇抚四方，而夏国开始兼并后秦，魏国开始兼并燕国。等到西秦、西夏、五凉灭亡，而魏国才开始强大。刘裕又灭掉蜀汉，进入江东，而天下开始分为南北的多个国家，大体上都居住在陇蜀地区，它们的存亡似乎与中原的安危没有必然联系。西晋的危亡，实际上开始于凉州和蜀地，张氏、李氏建国，百姓得以安息几十年。等到政权更迭废兴，百姓才更加困苦。起初前凉张轨担忧天下大乱，请求在武威担任凉州刺史作为镇守，传了五代到张重华，才开始假称凉王，传了八代到苻坚，国家才开始灭亡。当苻坚没有战败时，命令吕光平定西域，等到苻坚战败，而西秦乞伏国仁于是占据金城建立西秦。吕光回来又占据酒泉称天王，而后凉因此建立。自从刘裕灭掉姚泓而返回江东，赫连勃勃于是夺取长安称西夏，东边封疆到达蒲坂，西边足迹到达凉陇的郊野，与乞伏国仁、吕光并立。吕光衰败，而西南北三凉因此出现。西凉，李暠占据酒泉而臣服于晋；南凉，秃发乌孤占据乐都而臣服于后秦；北凉则沮渠蒙逊又占据姑臧而臣服于晋。魏国在这个时候，魏国已经定都平城，灭掉燕、秦，迅速逼近凉、夏，而凉、夏、西秦已经分为五个，其势力又群起相互攻打。于是后凉传了三代而灭于姚氏，南凉传了三代而灭于西秦，西秦传了三代而灭于夏，夏传了三代而灭于吐谷浑，西凉传了两代而灭于蒙逊，蒙逊传了两代而魏国又灭掉他。蜀地则从李特到李雄，开始称帝号，成汉传了五代而灭于晋。这几个国家中，只有张氏、李氏、李势、李保的遗民不忘晋室。张轨镇守凉州时，用威德怀柔西土，屡次派遣良将保卫京师，击破强寇，而爵位则推辞不受。所以张寔、张茂以及张骏，都谦恭地借道蜀地，向江东进贡，劝李雄去掉帝号，以共同辅佐王室。他们的忠贞笃厚，即使桓温、王敦怎么能超过他们？虽然慕容垂华贵地践位南国而称王，但减少赋税来救济百姓的艰难，任用谢艾来驱赶强敌，也是继承皇位的英明君主。李暠渊深静穆，与张轨都有蔚然君子之风。然而张轨传了八代，凉州百姓受恩泽的将近百年，在十六国中唯独是长久的。李暠死后儿子就背叛而灭亡了国家。李特流亡进入剑阁，叹息刘禅，可以说是豪杰流落恐惧乞降。李雄于是几乎谋划弑逆，以成就大业。事情平定后转而将大位让给范贤，范贤不接受就约法七章，用宽简巩固民心。与张氏一样拳拳忠心于江东，李氏本来亲近喜爱。李雄又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兄长的儿子李班，不能说不是一位贤明的君主。后来唯独因为李寿弑君而加速了灭亡，可悲啊！晋朝没有忠臣。李暠本来弱小，其势力本来难以有所作为。即使蒙逊远远奉事江东，其势力且远远臣服北魏。只有张轨、李特起初，都被封为王，建立凉、蜀二国，使它们并驾齐驱以讨伐中原。即使刘渊、石勒不难坐视灭亡，即使李雄称帝，因张骏的使者，效法汉文帝对待赵佗。这两个国家，建国已经几十年，兵力和粮食雄于天下，处于陇蜀建瓴之势，得到一位像韩信那样的上将，以东定天下，本来是指顾之间的事。唯独为什么安于江表呢？失去这个机会不图谋，后起的大都雄踞一方，昏乱地不再有尊王之义。吕光、蒙逊都是一时的雄杰，他们的才略类似南粤，所以其势力且远远臣服西域，而没有人敢侵犯。赫连勃勃则雄毅骁勇，几乎同石勒一样，他不定都高平而居住统万，策划对付刘裕而夺取长安，尤为明略。然而蒙逊杀兄弑君，勃勃视百姓如草芥，究其残暴奸诈，实在超过姚苌。只有吕光雄才大略。深严沉几，通达变化，乞伏国仁。秃发乌孤兄弟朴实粗略，顺应时势而乌孤利于鹿苑，阴伟傉檀舍弃儿子而传位给弟弟。殊方荒裔，唯独旷然高迈古风。傉檀豁达宽仁，巍然如苻坚的副手，他的覆亡也类似苻坚。重视姻好而归附炽盘，最终遭受残戮，这难道是所谓的天道吗？不是吗？自古没有不得贤才而能称霸王的国家，所以创业的君主不一定都贤明，大都有雄才大略，而又得到同姓异姓的贤才辅佐，而土地的广狭，国运的长短，就看其君主和臣子贤才的大小多寡存亡来决定。所以刘

译刘渊起兵时，有刘宣、王弥、刘聪、刘曜这样的强臣，就有陈元达、游子远这样的贤士；石勒起兵时，有张宾；慕容廆起兵时，有封奕、裴嶷、阳骜、高诩；慕容皝兴盛时，有阳裕；石虎成就霸业时，有慕容恪；苻健起兵时，有苻雄；苻坚兴起时，有苻融、王猛；姚苌起兵时，有尹纬；姚兴兴盛时，有硕德，从而垂范再造之功；赫连勃勃兴起时，有没奕干、没奕德；因此张轨起兵时，有杨胤、阴澹、王融；张寔兴盛时，有张肃；张重华成就霸业时，有谢艾；吕光兴起时，有杜进；乞伏国仁起兵时，有焦遗；李暠起兵时，有宋繇；秃发乌孤兴起时，有赵振；沮渠蒙逊兴起时，有杨统；李雄成就霸业时，则有李离、范贤；其他各国的兴起，没有不是有人作为谋主，而内部辅佐更是所依赖最多的。所以虽然刘聪昏庸残暴，得到刘后的劝谏而延缓了灭亡；李特率领流民起事，得到罗氏的坚守而振兴了基业；苻坚起兵时，得到苟太后诛杀违法者而奠定了根基；其灭亡时违背常理，张夫人讨伐苻丕而亡了国家；慕容垂得到先段后的帮助而逃过一死；其衰败时违背常理，后段氏立太子而灭了他的家族；李暠起兵时，得到尹氏的教诲而整顿了宗族；其终结时儿子李歆违背母亲而迅速灭亡了世代。这难道其间有幸与不幸吗？唉！背离贤人、违背谏言而不能忍耐的君主，没有不灭亡的。看刘渊、刘曜、石勒、苻坚、慕容垂、李雄、姚襄、傉檀的资质，都足以主宰中原、传之后世。刘渊没有失德而不幸早逝；姚襄与傉檀则有君主而无辅佐，又不能忍耐，以至于灭亡；刘曜起初听从和苞、乔豫，于是称霸西戎，最终违背左右之言于是灭亡而死；石勒任用张宾平定中原，最终抛弃张宾任用石虎于是灭亡了宗族；这些事都与苻坚任用王猛、苻融而最终违背他们相同。这些人，难道真的是智慧有所遮蔽吗？事业兴盛则气势骄横，认为天下没有人能危害自己，于是忘记了他们。只有李雄舍弃儿子立李班，以义让而招致后来的祸患，君子为此感到悲伤。所以石勒、苻坚、姚兴、傉檀不杀石虎、慕容垂、姚苌、赫连勃勃、炽盘，都是君主的度量，君子固然重视这一点。然而这五个人，如果遇到汉高祖，那么连同韩信、彭越一起诛灭是毫无疑问的，何况他们的功业本来远远不及韩信、彭越呢？唉！以石勒的权势被石虎夺取，而七庙不惊动；以苻坚的权势被慕容垂、姚苌所困，而八州瓦解。呜呼！感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弹丸之悲，六马朽索之喻，作为人君能不畏惧吗！我看石虎、慕容垂、姚苌、赫连勃勃、炽盘辜负石勒、苻坚、姚兴、傉檀而感叹衰世的天意不可询问。然而石虎辜负石勒而冉闵灭了他，慕容垂、姚苌辜负苻坚而苻德于是辜负慕容垂，赫连勃勃于是辜负姚兴，炽盘辜负傉檀，而他的儿子于是灭亡于夏氏，苻德与赫连勃勃的儿子也最终灭亡于晋、魏，而没有谁保存他们，那么天意确实不可欺瞒。好啊！古代论述君道的人，端正自身以严肃家法，广泛寻求贤士作为师友，务必使自身及子弟浸润于诗书、仁义、礼让之中，或许可以经历百世而没有奇祸。大概没有自身及家庭不达到严肃，而其道能遍及天下的。慕容廆、张轨、张茂、李暠教诲后世，深远啊！这固然是天子、庶人万世的准则。所以慕容、张氏的子孙聚集起来，蔚然兴起成为列邦的冠首，他们的国祚也比各国长。慕容兄弟互相猜忌，所以屡次兴起也屡次废黜；李暠虽然到李歆时灭亡，但李恂、李宝仍然辗转建立，以绵延宗族，历经魏、周、隋而太原的军队且崛起而称王天下。李特兄弟诸子固然多有雄健俊逸之才，其兴盛不在苻氏之下。苻氏则自苻融以外，大抵都习于骄奢；李氏则习于戈戟，而诗书之气都少，所以苻坚死后抗义者仅有一个疏属苻登。李雄则躬行礼让而遭篡弑，且因之而起，君子更加以此感叹诗书的恩泽无穷，正家而及天下的果非迂阔。唉！苻坚起兵攻夺，占据关中，尚且任用王猛、苻融，不劳而治，几乎达到三代的境界。李雄以迁徙流亡起事于亡虏之中，尚且以范贤为师，传位给兄子而不私其国。后世人主治理天下，却独自艰难地抛弃师保谏弼，日日夜夜固执地，只谋求子孙帝王万世之谋。唉！这能实现吗！可悲啊！自刘渊以下更迭七十君，大都起自边裔，读书而怀有大略，已经感叹造化的奇特。只有其间帝王将相之类，大多枉费其才而不能成就其志业。而慕容恪、苻融，尤其廓然自跻于三代之间。慕容恪既让国，辅佐昏庸幼主，诛杀奸恶，没有一丝遗憾。苻德以食其任，托付之言其行，军治国广大宽明，尤其有三代的意思。渊深啊，周公之类的人。苻融以梦筮决断奇狱，其才艺超越古人。其治国临民，也宽仁静毅，而独持其要，即使王猛也不能超过他。假使共同继承国统，这两个国家，百世可也。于是一个人死而竟灭其宗，一个人死国而不闻其后，天意固然是如此不可测吗？其他如佛图澄、道安的神慧而志在祛除残杀，段匹磾、皇甫谧的抗节而义折雄奸，龚壮的复父仇而谋服王朝

译吐谷浑世代继承忠孝之道，视罴、树洛干又推辞秦朝的封号而思慕迎接共同的君主，这类人物都风范高远、追慕古人，志向深藏于幽深的泉水之中。自从崔鸿以来，曾经没有具备左史才能的人来彰显他们的非凡事迹，我对此尤其感到悲叹。所以论述并编排他们的大致情况如此。

译陈平论

天下的祸患常常潜伏在无形之中，只有上等的智者才能推测其征兆并防范其变化。等到祸患的形迹已经显露，那么中等才能的人也都能够窥探其隐秘并遏制其开端。至于那些身为上等智者的人，明明已经洞察祸患已经成形，却独自采取委曲顺从的态度来巩固祸患的萌芽，直到事变已经发生，才侥幸借此机会来宣告自己的成功，于是更加夸耀自己的功绩并矜持自己的智慧。后世的评论者又因他侥幸成功的迹象而感到震惊，从而忘记了导致祸患的根源，这难道不是荒谬的吗？

在西汉初年，天下尚未平定，陈平独自从草野中崛起，仗剑行事，先侍奉魏王，后侍奉楚王，最终归于汉王，六出奇计以平定中原，可以说是天下的大智者了。等到高皇帝去世，惠帝早逝，吕后专权，少主接连更替，汉室孤立危险，如同累叠的蛋一样岌岌可危。在这个时候，韩信、彭越已经被诛杀，萧何、张良也已去世，灌婴、周勃都是从行伍中起家的将相，如晨星般稀少，不再有深明安危大局的人。只有陈平身为上相，是高帝在帷幄中的旧臣，假使陈平竭尽心力、神色庄重，与周勃、王陵等老臣协同辅佐王朝，立志安定幼主，吕氏虽然残暴，怎么能够杀尽老臣而孤立于万国之上呢？况且吕后心中最忌惮的，不过是王陵的刚直、陈平的智谋、周勃的勇武罢了。所以在惠帝去世时，想要封吕氏为王以巩固自己的势力，首先询问王陵来决定，王陵不同意，然后才改问陈平、周勃以窥探他们的意图。吕氏深谋远虑，长期经历军旅，不像年轻轻率的人那样任性妄为而不考虑后果。假使陈平真心王室，辅佐王陵来挫败她的阴谋，她的势头必定会退缩而不敢自行决断。况且吕氏阴谋狠毒，即使心中未止，也必定会强行顺从大臣的意愿，不敢立刻违背他们的意志以涣散天下的人心，怎么会在片刻之间就敢淡然地废除高帝的旧约呢？正因为顺承吕氏的私欲，所以虽然封吕氏为王明显违背高帝的遗命也不惜，直到吕氏称制，汉室国运逐渐转移，陈平也束手无策了。如果不是吕氏平庸无能，灌婴联合齐国，郦寄暗中行动，北军归附汉朝，那么陈平当初对王陵所说的“安刘氏”的话，又将如何兑现呢？

有人说：吕氏的残暴，诛杀戚夫人，杀害刘氏宗族，大臣们惊恐不安，没有人能保全性命。王陵直言进谏，于是失去了权力。陈平苟且同流合污，必定会一同被罢黜，即使有安定刘氏的志向，也将被废弃而无法谋划。况且难道没听说过狄仁杰对待武氏的情况吗？武氏对于唐朝，就像吕氏对于汉朝一样。武氏僭越建立伪周，竟然改变了唐朝的国运，狄仁杰独自表面上顺从武氏，九死一生，最终借助梦兆使中宗复位，推荐五王以安定唐室。君子尚且怜悯并嘉奖他，为什么过分责备陈平呢？不知道武氏废黜唐朝，狄仁杰未曾给她可乘之机。君子不得不忽略他辅佐周朝的罪过，而给予他恢复唐朝的功劳。吕氏扰乱汉朝，陈平实际上开启了祸端并借给她权力，那么君子怎么敢因为恢复汉朝的功劳，就忽略他封吕氏为王的罪过呢？况且吕氏的动乱，成于封吕氏为王；封吕氏为王，始于掌控南北军并在朝中掌权，以控制朝廷的命脉。陈平、周勃说：“高帝平定天下，封子弟为王。现在太后称制，而吕氏为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是明明把天下授予吕氏了。后来吕氏杀害少帝而自立，怎么知道不是凭借这句话来壮大自己的胆量呢？况且在君主年幼、国家危难的关头，天下所依赖以安定的，不过是一两个大臣罢了。因此窦太后临朝，而袁安独自遏制其变化；刘太后当政，而王曾独自制约其权力。那两个人，他们的才能和志向，难道低于吕后、武则天吗？他们之所以犹豫退缩而不敢放纵大欲，是因为袁安和王曾有办法杜绝其微小的苗头而使他们不敢放纵。窦太后宠信窦宪，而袁安独自挫败其奸邪；丁谓请求刘太后称制临朝，而王曾独自允许其权宜处理军国大事。况且祸端的开始，一个重臣挫败它就绰绰有余；等到事情已经成功，举天下的力量去克服它还担心不够。假使袁安、王曾委曲顺从，以成就两位太后的奸谋，那么东汉、北宋的衰亡，难道还要等到百年之后吗？况且高帝刚去世，幼主刚即位，宗庙社稷虽然脆弱但必将有所依靠；而陈平却将高帝的宗庙社稷，拱手交给吕氏。封王与称帝，只差一个台阶；吕氏既已封王，那么称帝又有什么难的呢？万一称制之后，吕后未死，环顾宗庙，竟然把神器交给吕产、吕禄。陈平虽然智谋过人，又将如何面对高帝于地下呢？

有人说：西汉初年，以左右丞相主持军国大事，而右相实际掌握权力。在惠帝在世时，王陵实际担任右相，而陈平担任左相，这大概是高帝遗留下的深远谋略。等到封吕氏为王时，王陵才被罢免。吕后就因为封吕氏为王的缘故，单独任用陈平。等到查看《史记》、《汉书》所记载的，那么封吕氏为王的谋议，本来就是陈平和周勃共同主张的。你为什么要单独责备陈平呢？不知道周勃在高帝时，本来曾担任将领，不知道担任丞相。虽然文帝即位时，周勃已经诛杀吕氏，担任右相的尊位，却不能回答钱粮兵刑的数量，那么封吕氏为王的说法本来就是陈平独自提出的，而史书特别因为周勃是同官而不敢宽免他的责任。高帝去世后，曾经询问关于相国的重任，本来认为陈平智谋有余，而担忧他单独任职的不足；而周勃本来就是所谓厚重少文的人。假使吕氏不灭亡，于是继承汉朝正统，那么陈平将要北面事奉他们了。古今才智非常的人，没有气节来树立根基

译如果他的内心也只是为了富贵利禄而转来转去罢了，那么陈平难道真是清白无辜的吗？虽然如此，国家的祸患没有一起不是源于身边亲近熟习的人。李绩因为“田舍”的一句话而成就了武氏的奸谋，李泌因为“瓜台”的一句话而消除了肃宗的祸患。奸臣与贤臣的区别，史书都记载得清清楚楚。陈平对于吕氏虽然失去了先机，但后来却能结交绛侯周勃以成就诛灭吕氏的功业，拥立孝文帝以奠定西汉的统治，那么他难道还不算是贤能智慧的士人吗？他难道还不算是贤能智慧的士人吗！

译周勃论

周勃诛灭诸吕，拥立孝文帝，威震天下，名垂后世，可以说是位重权高的大臣了。然而，在诛灭吕氏之初，其祸患逐渐波及少帝，那么他的罪过就不是寻常所能宽恕的了。史书记载，吕太后想要封吕氏子弟为王时，先立孝惠帝后宫所生的儿子刘强为淮阳王，刘不疑为常山王，刘山为襄城侯，刘朝为轵侯，刘武为壶关侯。两年后，常山王去世，便让他的弟弟襄城侯刘山继任常山王，改名为刘义。又说孝惠皇后没有儿子，假装自己怀了美人所生的孩子并为之命名，杀了那个美人的母亲，立这个孩子为太子。孝惠帝七年，孝惠帝驾崩，太子即位为帝，吕太后又废黜并杀死了他。五月丙辰日，才立常山王刘义为皇帝，改名为刘弘。后来，又立皇子平昌侯刘太为吕王。大概孝惠帝的儿子中可以考证见到的就是这些。既然说是孝惠帝后宫的儿子，说是美人的儿子，说是皇子，那么他们是惠帝的儿子是很明显的。怎么能因为惠后没有儿子，就断定惠帝没有儿子呢？自从三代实行家天下以来，嫡子没有儿子而庶子继承，如果嫡庶都没有儿子，然后才能区分亲疏来继承大统，这是为了严防篡夺。先王制定礼制，天子诸侯广纳嫔妃以广求子嗣。嫡子没有儿子而庶子有儿子，那么庶子就统属于嫡系，而庶子不敢专断，这是为了防止弑君篡位。惠后虽然没有儿子，但有后宫美人的儿子作为她的儿子，那么各位皇子都是她的儿子了。怎么能因为惠后没有儿子，就援引旁支来断绝国统，而迅速斩断他们的宗族呢？况且惠帝的庶子就是皇后的儿子，这本来就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也是古今通行的义理。又何必等到皇后名义上认作儿子，才开始算是她的儿子呢？吕后是个妇人。惠帝去世，她心里大概早有逆谋并加以防备，只是认为张皇后没有儿子，那么即使有后宫美人的儿子，也还不足以震慑天下人心，我且没有凭借来威制天下，所以特意采取这种委曲曲折、变幻诡诈的手段而毫不迟疑，起初并没有料到各位大臣会以此为借口，从而斩断她儿子的宗族。汉朝的大臣，如果真能通晓经术，明白大体，来镇摄其中，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惠帝的继承人确实存在而没有疑惑，那么诸吕的阴谋就会自然挫败，刘氏宗室就会像磐石一样安稳而不摇动，何至于在宫禁之间喋血，孤注一掷地杀害幼主，将性命置于洪炉之上呢？然而，这还可以说是太后的威势，不是各位大臣所能抗衡的。太后死后，诸吕灭亡，少帝刘弘既然在吕后的朝廷上被立为皇帝，本来就是天下人所拥戴的共主。如果夹辅他并以此延续惠帝的统绪，那么诛灭诸吕，本来就是为了安定刘氏宗族。少帝长大后，将会宠幸眷顾各位大臣都来不及，为什么偏偏仇视那些孤弱之人而全部加以诛灭呢？况且诬陷他们不是惠帝的儿子，竟然不让一个人到惠陵下供奉麦饭祭祀吗？唉，这就是周勃的愚昧，之所以陷入弑君叛逆的罪名而不自知的缘故。怎么证明是这样呢？当诛灭吕氏时，周勃身为太尉，亲自统领南北军。当时北军已经进入，周勃还惧怕吕氏的威势，急忙派遣朱虚侯进入宫中护卫皇帝，以防备变故，这本来就知道天子的尊贵，而且知道少帝是惠帝的儿子，而惧怕吕氏挟持他作为资本。如果少帝不是惠帝的儿子，那么周勃一定会先杀他以寒吕氏的心，否则也会庆幸他横死于乱军之中，以断绝人们的期望罢了。为什么开始时护卫他，而结束时却诛灭他？开始时奉持幼主以诛灭群奸，结束时却粉饰奸言来欺骗幼主，一转瞬间就自相矛盾，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况且朱虚侯率领千人，护卫皇帝进入宫中，从而诛杀吕产，少帝还命令谒者慰劳他，那么他深深怨恨诸吕而不怨恨各位大臣，已经很明白了。为什么诛灭吕氏之后，却把刀锋转向少帝呢！虽然如此，清除宫中的行动，是从东牟侯等诸子逃亡开始，由有关部门分部执行，为什么唯独责备周勃呢？回答说：《春秋》的法度，是责备主帅。赵穿实际上弑杀了晋灵公，但他的罪过只归于赵盾。东牟侯所请求的，有关部门所分部的，是谁呢？说是太尉。况且少帝出来后，文帝正进入未央宫，谒者还拿着戟守卫端门不让他进入，一定等待太尉去晓谕后才离开，这是心里本来就知道少帝是惠帝的儿子，而不忍心立刻背弃他。周勃身为太尉，怎么能忘记这一点呢！虽然如此，文帝的即位，暂且不论少帝的被杀，少帝的被杀，是基于“不是真正的惠帝儿子”的说法，而这件事实际上是由陈平主谋的。《陈平世家》所说的“都是陈平的本意”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周勃开始进入时，还知道护卫皇帝以防备吕氏的奸谋，起初没有诛灭惠帝宗族以召引外姓君主的意思。等到陈平用“我们这些人没有活路”的说法来打动他，然后暗中互相畏惧，而策划迎接代王继位。然而自从迎接代王之后，陈平独自暗中忌惮代王的英明严厉，而惧怕他的祸患，所以虽然身处丞相的尊位，挟持天子玺符的重权，却独自等待太尉去迎接代王，而清除宫中的举动，还等待东牟侯向太尉请求。后来少帝和三位王的死，就交给有关部门罢了，好像与自己无关。等到文帝朝，陈平还把右丞相让给周勃，周勃推让诛灭吕氏的功劳，这是太史公称赞他有智谋而庆幸他自我解脱的原因。又说：周勃本性鄙陋质朴，所以接受陈平的让位而不推辞。然而看他担任右丞相一个多月，也感到自身危险而归还相印，一年多后，陈平去世，皇上就派遣周勃回到封国，周勃更加自我畏惧，害怕被诛杀而带着兵器去见守尉，皇上又把他交给廷尉，将要杀他。文帝宽仁大度，那两位大臣都有平定动乱、迎接

译建立了那样的功业，君臣之间还有什么可忌讳的，以至于互相危胁到这种地步呢？大概是因为陈平与周勃深深恐惧汉文帝追究杀害少帝的罪行，所以互相推让避让而不敢居功。汉文帝也深刻鉴察到少帝灭亡的教训，所以暗中互相猜忌而不敢任用他们。不然的话，陈平难道真的肯让出功劳，而周勃也真的会畏惧祸患吗？回避功劳是为了逃避罪责啊！不看看汉文帝刚入京时的情形吗？当时吕氏刚被消灭，陈平、周勃派遣使者去迎接代王，张武甚至说汉朝臣子多狡诈，请求观察局势的变化。等到汉文帝已经即位，少帝已经死亡，太尉统领南北军以肃清天下，天子本来可以安然无事，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却在当晚就进入未央宫，夜里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制约太尉，并且任命张武为郎中令，在殿中行走。况且丞相、太尉等大臣请求代王即位的奏章中，本来就说：“子弘不是孝惠帝的儿子，不应当奉祀宗庙。”汉文帝即位的诏书必定会申明这个宗旨，以显示大统归附的理由，为什么却只说吕氏专权想要危害刘氏，竟然没有一句话提到子弘呢？大概是大臣们不说子弘不是孝惠帝的儿子，不足以消除天下的疑虑，不得不坚持这种说法来愚弄天下。汉文帝则明知这种说法是虚假的，姑且庆幸他们借这个作为迎接立君的资本，而不敢公然断绝惠帝的宗嗣以得罪万世，所以不肯明确驳斥大臣们的奏章，而在公开的诏书中省略文字而不敢宣布。好像在说：少帝、三王不是孝惠帝的儿子而一同死亡，这是大臣们自己做的，而我本来没有参与。假如汉文帝即位之后，凭借大义来纠正大臣们杀害少帝、杀死三王的罪行，并延续惠帝的嗣位，那么即使是商汤、周武那样的圣人又能增加什么呢？可惜汉文帝不能这样做啊！不知道这样做，那么用《春秋》中关于参与弑君的法律来衡量，汉文帝也将无处逃避，怎么能因为他治理天下贤明就讳言他不能端正开端的罪过呢？而当时的君臣竟然互相掩饰以隐藏他们的奸恶，后世的史官甚至无法揭发他们的阴谋而声讨他们的罪恶。唉，也太巧妙了！虽然如此，史书并没有掩盖他们的言辞，对于惠宗，一说是“惠帝后宫的儿子”，再说是“美人的儿子”，三说是“皇子”，本来就已经大大地书写并特别记载了。而对于少帝、三王不是真正孝惠帝儿子的说法，则说是“各位大臣互相阴谋”。所谓的大臣，是谁呢？陈平的话说：“我多阴谋，本来是道家所忌讳的。我家即使被废黜，也就罢了。是因为我多阴谋招致祸患的缘故。”过了很久，他的话终于应验了。唉，就是因此啊，就是因此啊！唉！陈平的智谋，周勃的忠诚，对于汉朝来说，本来是史公所说的伊尹、周公那样的人。却致使少帝不能善终，汉文帝不能端正开端。而汉文帝的贤明且安乐，后世的君子也就称颂他的贤明，而不能明白他的罪过所在。功利扰乱人心太严重了，而《春秋》的道义在天下不明，已经有两千年了。唉，这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所以我曾经说，楚汉的统绪，必定以义帝为归属；而惠帝、文帝交替之际，必定以少帝为断限。

译霍光论

闲暇时我曾阅读《汉书》，读到汉昭帝、汉宣帝之间的史事，没有一次不是放下书本而流泪叹息的。我说：霍光真是忠诚啊！他对汉朝的贡献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当汉武帝去世，孝昭帝早逝，昌邑王行为无度，国家局势危如累卵，如果不是霍光竭尽心力进行安排，废黜昌邑王，拥立孝昭帝，诛杀众多奸佞，使国家稳固如磐石，汉朝还能称为汉朝吗？然而他的子孙最终被诛杀灭族，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汉武帝将昭帝托付给霍光，是因为昭帝年纪确实很小。汉武帝对内耗尽国力，对外征伐四方，穷兵黩武，汉朝危险得像头发丝一样脆弱。汉武帝年老，太子已死，国家依赖年长的君主，希望事情能够成功，于是唯独废黜各位年长的皇子而立孝昭帝，这真是昏聩糊涂到了极点。霍光如果真心想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一定会流泪哭泣，收回在画室下达的诏命，请求立燕王旦为太子，以镇守国家，或许能符合李固请求建立年长君主的大义。燕王旦在孝昭帝即位时，怀有觊觎皇位的阴谋，以他的才智，难道只是不能统治天下吗？霍光如果不是畏惧他的英武，深深忧虑自己不能施展阴谋，为什么在接受诏命的时候，始终没有一句话，甘愿拥立幼主而冒犯如此大的危难呢？有人说：汉武帝时期，天下几乎大乱，霍光独自在孝昭帝初年，一反先朝的政策，最终导致海内充实，内外安宁，怎么能用没有根据的话随意苛责他呢？回答说：这正是霍光的阴谋。自古以来奸雄图谋国家，如果不是在海内极度混乱时，凭借军队建立奇功，像曹操、刘裕之类的人，就一定是假借善政来收买人心。像田氏篡夺齐国，王莽篡夺汉朝，让天下歌颂他们的德行，然后才能为所欲为。霍光从卫尉升任大将军，难道曾经有特殊功勋伟烈来震惊天下耳目吗？如果不是改变武帝的政策，安定海内的百姓，一旦突然凭借将相的威严，篡夺嗣君并掠夺国家，天下这么大，谁会服从他？况且自古以来奸雄篡夺的阴谋，没有不先剪除宗室亲戚，杀害大臣以残害羽翼而能实现自己志向的。燕王旦的冤狱，是否属实我不敢知道，即使确实如此，那么燕王勾结诛杀也是应当的。桑弘羊，亲自从平民起家，接受武帝的高官厚爵，孝昭帝即位，没听说他因失职而受伤，燕王的事已成，又增加了什么毫末之利，却要冒着不可预测的诛杀呢？况且桑弘羊还是疏远的臣子。上官父子对于孝昭帝是肺腑至亲，嫉妒霍光突然崛起而虐待上级的情势。即使上官氏不爱他的女儿，甘愿抛弃他的女婿，拥立燕王旦而得到天下，难道能像孝昭帝那样尊崇礼遇吗？由此可知霍光必定不是这样。只有霍光心怀不可测度的野心，想施展他的威权，所以不惜假借燕王旦而滥施杀戮。不看看霍光夺取玉玺的事吗？天子的玉玺，不是霍光所能拥有的。霍光想要夺取它，是为了什么呢？况且废黜昌邑王，尤其不是为了汉朝谋划的。为什么呢？昌邑王做王已经多年了。昌邑距离京城，并不是很远。他的无道，霍光难道一点没听说吗？即位后狂悖，完全没听说他有规劝进谏的话，任凭他荒淫放纵，颠覆高祖、文帝的典范。太甲继承王位，汤处在太丁、外丙、仲壬之后，商朝没有可立的人，不像汉朝还可以另求他人。太甲无道，伊尹把他安置在桐宫三年，然后才让他返回。伊尹流放太甲，难道一定断定三年后可以返回吗？只是他心中不忍心突然断绝君主，那么即使倾覆了汤的典范，还是从容地观察他的后续。霍光既然轻率地在开始时，知道他没有道义却暂时立他。等到他即位后，虽然淫乱恣意明显，不像符生那样残虐。霍光如果真推行伊尹的志向，把他流放到武帝的陵墓，严格约束他的左右并重用他的老师，怎么见得昌邑王必定不能改过自新，自己返回正道呢？为什么竟然废黜他呢？有人说：霍光既然辅佐孝昭帝安定海内，杀燕王旦、废昌邑王以振作威权，天下的人也已经震慑而驯服他了。如果怀有篡夺汉朝的私心，为什么不趁着废黜昌邑王而夺取它？而一定要援立孝宣帝，做这种迂远之谋呢？回答说：这正是霍光持重等待时机，不像桓温那样仓促图谋。况且董卓废黜弘农王而立孝献帝，桓温废黜帝奕而立简文帝，刘裕弑杀安帝而立晋恭帝，朱温弑杀昭宗而立昭宣帝，成败虽然不同，但他们谋篡的方法是一样的。难道他们喜欢做这种迂远之谋吗？势力还没有完全归属，就不得不徘徊审视，以谨慎把握时机，暂且做这种想要夺取先给予的谋划。不然，昭帝的皇后是上官的女儿，对于霍光是外孙了。霍光难道不知道名分不可夺取，而一定要把小女儿送入宣帝的宫中吗？况且为什么在许皇后去世时，不揭露艳妻的罪过，反而再取成君来接续呢？况且王莽把女儿嫁给孝平帝，曹操把女儿嫁给孝献帝，这是为什么呢？观察这些，霍光的心就可知了。那么霍光拥立宣帝而最终不敢篡位，是为什么呢？宣帝即位时本来年轻，霍光所以暗中等待而慢慢图谋。后来宣帝的英明，确实有遏制他内心而不敢行动的力量，这本来不是霍光所能预料到的。不然，宣帝既然已经长大，为什么畏惧霍光陪乘，而怀有背后刺杀的忧虑呢？那么霍光诚心在内而表现在外，已经很久了。汉朝没有灭亡，难道不是高祖、文帝的功德深入人心，而自我结于天意已经到达极点吗？唉！霍光建立社稷的功勋，蒙受忠贤的赞誉，天下后世，甚至把他置于伊尹、周公之间，而后世最终被诛杀灭族。

译子文没有后代，拿什么来鼓励行善呢？这难道是天道吗？世上那些心怀欺诈虚伪、窃取虚名的人，可以以此为鉴了。

译在苏子由《三国论》后题写

唉！成败之事深入人心，真是厉害啊！从前暴秦扰乱天下，梁涉一声呼喊，山林沼泽间都响应起来，看他的才能足以扰乱天下，却不足以称霸天下。项羽凭借这种势头，足以称霸天下了，然而他的残暴不足以镇服天下，所以高祖没过几年天下就大定。三国的形势却不是这样，当时，天子还在上面空有名义，诸侯各自世袭基业，而在下面把百姓当作子民，又不是像秦朝那样四分五裂，立刻没有统绪，稍微有些勾结，人心就归附了。昭烈是皇室远支的后裔，没有尺寸的土地作为凭借，突然说：“我想复兴天下，谁会跟随并相信我？谁会跟随并服从我？”自古以来，开创天下容易，复兴天下困难。开创天下并非容易，在大乱之后开创就容易得多，汉高祖、唐太宗就是这样。复兴天下并非困难，天下不是由自己扰乱而复兴就容易，天下由自己扰乱而复兴就困难。西汉的天下不是孝平帝扰乱，而是王莽扰乱，所以光武帝复兴就容易；东汉的天下不是董卓扰乱，而是桓帝、灵帝扰乱，所以昭烈复兴就困难。然而最终能在人心溃散之后收拢人心，在气数耗竭之余延续国运，评论世事的人尚且借此来增长忠臣孝子的气节，并用来震慑乱臣贼子，难道还要过分责备吗？苏洵的话说：“古代的英雄君主，遇到智勇的人，因为不智不勇，而后真正的智慧和大勇才得以显现。”至于说诸葛亮可以当宰相不可以当将领，昭烈的才能接近高祖，却没有使用他的方法，那就错了。诸葛亮的才能世所罕见，不能用三国的标准来衡量。评论三国的才能，那么昭烈居首，曹操次之，孙权再次之。曹操临机应变，固然昭烈比不上，可以统领十万军队，纵横天下，但安静镇守则昭烈超过他。孙权占据江东，根基深厚，可以称雄天下，但不能图谋长远，那么明察谨慎多而恢弘开阔不足。沉稳坚毅像昭烈，但缺少忠厚的诚意。假如昭烈拥有曹操、孙权的资本，那么曹操、孙权就难以预料了。昭烈的才能，可以统帅将领，不可以亲自为将；可以处理变故，不可以随机应变。当昭烈还没有进入蜀地时，曹操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惩罚人、封爵人在他掌握之中，天子为他屏住呼吸。昭烈正寄食在他手下，愤愤地想要杀他，已经很久了，最终忍耐而不发作，表面上奉承他，实际上暗中图谋他，于是暗中谋划而出守，投靠袁绍，依附荆州，寄命于夏口，讽谏江东而在赤壁放火。假如不是用不勇不智来涵养锋芒，即使有百个昭烈，曹操早就杀了他了？怎么还能期望辗转进入蜀地呢？昭烈能屈居人下，曹操知道他是英雄而喜欢他屈居人下，我不知道实情，所以图谋我，可以杀而不杀，反而放走他。昭烈的智慧，就是高祖屈居项羽之下的智慧。而且结交孙权，就是高祖笼络韩信、彭越的智慧。这就是所谓不智不勇，而真正的智慧和大勇才得以显现的。他看待曹操是怎样的呢？即使他进入蜀地，蜀是四塞的国家，秦国凭借它称霸，而高祖凭借它成就帝业。苏洵说：“不是不知道地势，东面和北面都有主人，荆州可以得到但不容易守住，舍弃蜀地还能进入哪里呢？”汉朝之所以不能复兴，是因为失去荆州、讨伐吴国这两件事罢了。荆州、益州，如同羽翼，荆州存亡，是益州盛衰的原因。没有失去荆州时，不应该让关羽单独领兵；已经失去荆州后，不应该立刻下诏讨伐吴国，应该宽容对待，使恩德感化他们而派出荆州的军队，来并入魏国，那么荆州虽然失去，还如同没有失去一样。怎么至于祁山一路不能直接进入中原呢？唉！昭烈、诸葛亮能用权术夺取蜀地，却不能守住荆州；能用道义使南蛮臣服，却不能进入魏国。他们能做到的是人事，不能做到的不是人事。成败怎么说呢？董仲舒不说过吗：“端正义理不谋求利益，阐明道义不计算功效。”昭烈对崔州平说：“我是汉室后裔，应当与汉朝共存亡，怎么能委身于命运和天命？”诸葛亮上表后主说：“成败利钝，不是预先能看到的。”评论昭烈、诸葛亮的人，可以决断了。

权臣谕

古代的帝王，常常把天下的权力，授予宰相，所以垂衣拱手，而天下安宁。秦汉以来，君臣的界限日益疏远，所以即使是贤能的汉文帝，得到像申屠嘉那样的宰相，最终也不能杀邓通以实行他的意志。宋仁宗号称仁主，得到范仲淹为相，想要改革天下的风俗，以求符合三代的遗风，不到几个月就被罢免。而汉昭烈、慕容儁、苻坚等人，唯独把国家全权听任诸葛亮、慕容恪、王猛，最终竟以一隅之地称霸天下。后世的君主，难道一定喜欢劳累而厌恶安逸吗？之所以不敢任用宰相，是害怕他们窃取我的权力而盗取我的国家。然而看这三人的贤能，何曾稍微自负其国，以留下万世的口实呢？虽然如此，持这种说法，怎么解释王莽、曹操、司马懿、刘裕、萧道成、陈霸先、徐诰呢？所以古代任用宰相的人，必须先审慎选择其人。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即使躺在三尺高的孤榻上，把天下托付给他也不会混乱；得不到，就只是徒然设立禁令猜忌，来防备他的宰相。像秦始皇的宰相李斯，竟然用衡石称量文书，来侵夺他的职守。明高祖罢免宰相，命令子孙不得设置这个官职，而李斯最终导致秦朝灭亡，严嵩最终导致动乱。甚至像宋神宗任用王安石

译最终却成为祸乱的阶梯。那么该怎么办才好呢？回答说：赵高、李斯之所以能构陷祸乱却不能篡位夺权，是因为他们能担任宰相而不能统领军队。假如王莽、曹操、司马懿、刘裕、萧道成、陈霸先、杨坚等人只担任宰相，那么他们的势力也将会导致动乱而不会立即灭亡。假如赵高、李斯等人掌握了兵权，那么他们的势力最终将会篡位而没有人能够制止。因此，统治天下的人，如果真能得到诸葛亮、诸葛恪、王猛那样的大臣，那么即使将宰相和将军的权力集于一人之身，身处孤立弱小的境地，天下最终也会平安无事。如果得不到这三位贤臣，那么宁可让宰相和将军分权而不将权力合并，这样虽然不足以消除动乱的根源，但或许不会导致篡位夺权的祸患。唉！自从东汉吸取王莽之变的教训，让三公亲自处理各项事务，宰相的功业就衰落了；宋太祖忌惮赵普的权谋，废除了三公坐而论道的礼仪，宰相的权力就更加削弱；明太祖痛恨汪广洋、胡惟庸的祸乱，严禁后世大臣请求设立宰相，宰相的名号甚至消亡了。于是选择那些声望不高、不足以作乱的人，分别授予他们权力，一旦突然遭遇艰难危局，就没人敢掌握权力来驾驭天下。所以我认为应当彻底扫除东汉、宋、明三代的陋习，设立左、右宰相并授予他们实权，同时设置太师、太史、太监作为三公，但不让他们劳累于政务。这三个人，即使在盛大朝贺时，也不得行拜跪之礼以亵渎他们的尊贵；而两位宰相则只有在盛大朝贺时才向君主行拜礼，以端正朝廷的体制；而天子予以回礼，其余时候都坐着议论政事，以显示威严；这样之后天下才可以治理。（太师是用来教导君主的，太史是用来记录君主的言行，太监是用来规劝君主的缺失的）

译《迁都建藩议》（光绪戊戌年）寤言二。

当今天下最让人忧患痛苦的，难道不是英、俄、德、法、日这些国家吗？日本僻处东海，灭掉琉球，扰乱朝鲜，割占台湾，以此窥伺闽越地区。然而俄国窥探其北并扼住其背后，它的形势大概难以远图。法国从东而来，占据越南作为根本，伺机侵犯我国的云南、广东，以施展其阴谋。然而英国逼近腾越，开通西江，实际上足以暗中牵制其肘腋。德国狡诈地后起，一举占据了我国的胶州。然而法国窥探其空隙，想要报复其仇，而威海已经归属英国，并且将要持观望态度以乘其后。只有俄国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三大洲，囊括回部，逐渐延伸到印度，以蚕食蒙古边疆，而铁路的兴建已经达到我国的东三省，现在又占据旅顺以扼住我国的咽喉。这种形势如果不吞并我国东西北的疆土是不会停止的。英国占据五印度以独霸南洋，所以夺取缅甸，兵不血刃，现在又开通铁路以到达西藏、云南，将联合长江形成率然之势。这种形势必将向东迁移印度，以经略我国西南。这两个国家，固然已经并峙于环球，接连侵食大国，所以日本联合英国，而德、法联合俄国，各自依附强大势力以争雄长。然而英国疆域辽阔，君主随后就衰弱，突然发生变故，它的形势且难以自保。而俄国君主锐气尚少，地势足以雄制各国。中国且正自己亲近俄国而归于其掌握，这其中的胜负固然已经了然自见于区合之间。况且新疆、外蒙古的根本在青海、陇西、秦、晋，而在和林、巴尔、朱海、库车、石堡等地不建立亲藩，关外的矿屯没有扩大，布隆吉、塔里木两条河不通，蒙古强大的水师没有设立，那么迪化、库伦呼应不继，而蒙古边疆就危险了。东三省、内蒙古的根本在两京，而兴京、多伦诺尔不建立亲藩，混同江的水师没有建立，索伦、金匪、马贼不安抚其渠帅而加重其权力，那么久而久之必被俄国所用，而东三省、内蒙古就危险了。这两者危险，而京师就没有安稳睡觉的日子了。西藏、云南的根本在巴蜀，卫藏地方六千里，没有亲藩驻扎，什伦布没有大臣驻守宗喀、薄宗二城，以训练番兵，那么印度、缅甸都容易成为祸患，而西藏就危险了。西蜀宁远不建立亲藩，巴塘、打箭炉不驻扎提督、总兵，那么西藏危险而四川也危险。永昌不迁移抚部，黑江不设立水师，那么腾越、临江容易动荡，而云南就危险了。两广不建立亲藩，西江的水师没有建立，粤西的抚部不驻浔州，那么镇南关孤立遥远；粤东的抚部不驻雷州，那么琼崖容易觊觎，而广东东西就危险了。四川、西藏、云南、广东危险，那么西南的大势就失去了。从东三省绕内外蒙古，到达新疆、卫藏、滇粤，国家所依赖作为藩篱的就是这样。又何况沿海万里，没有藩篱的限制，喜人怒兽之类，像暴风闪电一样在房舍内奔驰，在卧榻之内，扼住我的喉舌而占据我的腹心，难道可以在旦夕间侥幸万一吗？当今国势不再有雍干财富的兴盛，突然谈论建置，不仅黎民滋长恐惧，即使见识卓越的人士也徘徊瞻顾而不敢作为。然而自古不谋划万世的人不足以谋划一时，不谋划全局的人不足以谋划一域。如果真的想要在国家命脉如累卵将崩时延续国运，举起危疆以图自保，那么因势制地的方法，固然不容不先振其纲维，而逐步安排其细则，迁都的说法就在此了。国家定都燕蓟，背靠山面向海，其形势实在足以鞭挞埏合。只是自从东西列邦在海表恣意妄为，京师就有空旷无蔽的忧虑。庚申年的危难，可以作为前鉴。然而当此之时，盛京、朝鲜、旅顺、威海的雄固，赫然当京师的指臂，敌虏虽然内犯，形势不能久处以踏危机，所以在喘息之间，成盟而退。现在朝鲜已经失去，威海、旅顺已经灭亡，海军荡然无存，难道还能抵御敌虏于堂奥之外吗？加上豺狼守户，熊虎当关，怀愍的前车之鉴，岂堪覆蹈？盲人看不清楚，反而轻视亶父的遗规，步澶渊的孤注，坐使万骑徘徊，百僚蒙惑，唉！这难道可以不为之寒心吗？大概曾经综揽中国大势，关中沃野千里，号称陆海，险塞之重，形势之雄，甲于函夏。然而考察其险塞，大抵在东西南三面，而北道漫然。所以虽然汉文帝的强盛，匈奴辄绝黄河入上郡，烽火达于甘泉，以至于派遣将军壁灞上以防其变。现在俄国百倍于匈奴，国家的力量去汉文帝悬绝，敌虏自库伦绝瀚海以袭榆延，且有呼翕飙荡之势，而群回蟠结，尤为腹心症结之忧。现在议论的人辄谓徙都关中，是震古往之陈迹，而遗眉睫之巨患也。况且王者都会，所以系一国之人心，而通万国之声气者也。所以其地足以亲天下，而后天下群起而亲我，而其利害则尤莫大于漕。自从汉朝定都关中，漕运辄入黄河，涉砥柱、三门之险，以达渭，败亡烦费不可胜穷。以至于凿褒斜径南阳通沔，开井渠引洛水以达商颜，其地辄视中州为关键。阅世既久，卒不得善道以图万世之安。何况自李唐以来，至于今，关中无帝王之业，而漕渠辄废，猝而谋之，劳费亡等

译这就筹划铁路，然而中原变故突起，毁坏阻塞更是防不胜防。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是怎样的呢？西方国家的治理，从天子到平民百姓，大抵没有不精通地理形势的。唯独他们的都城，像伦敦、彼得罗、华盛顿，大多建在海边，大概他们的意图在于联合万国以互通有无，绝无深闭固守、自处险阻之地。国家处于积弱之势，羡慕并追随这种做法，祸害将不可穷尽。

但中国的形势在西北，而人物财富实际上依赖东南。占据西北可以鞭挞东南，断绝东南则西北将会坐吃山空。所以定都西北的，必须亲近东南，然后才能运转天下而没有阻滞的忧患。

况且关中的形势，随着国家的强弱而盛衰。周、秦、汉、唐初期，席卷囊括天下，所以曾经利用关中，一出兵就能平定天下而不劳苦。等到衰败时，胡亥凭借强秦的威烈，不能遏制梁涉的萌芽；王莽挟持全汉的威势，不能制服崇元的乌合之众。唐朝末年，安史之乱导致河北不臣服，黄巢作乱导致东南都称帝。这难道是关中形势有什么不同吗？国家强盛则根基稳固、气势昂扬，海内没有人敢抵挡它的锋芒；国家衰败则地形受限、地势艰难，即使拥有百二重关，也不能在百步之外控制天下。这成败得失，不已经在天地之间昭然若揭了吗？

从前苏轼曾感叹平王东迁，是周室败亡的开始。后世的君子与人家的国家，即使到了危亡的地步，也总是把迁都作为警戒，而宋徽宗、钦宗、明熹宗、庄烈帝的祸患更加猛烈。周朝到了宣王，已经不能恢复成康之治的盛况，何况幽王、褒姒昏庸暴虐，衰乱更加显著。平王本身昏庸软弱，被犬戎的烈焰逼迫，坚守不去，必定加速灭亡。而他之所以绵延数百年而不灭绝，实际上依赖东迁的举动。为什么呢？秦国自从庄公开拓疆土襄列，藩侯继承武功，纵横于汧渭之间，在文公、宁公、武公、宣公的时代，于是囊括岐山以东，剪除荡社，讨伐彭戏，灭掉小虢，设置邽、冀、杜、郑等县，在河阳之墟与晋人作战，到缪公时，于是成就霸业。而周朝自从平王、桓王以后，羸弱遮蔽相继出现。宋人把弱虎养在亡羊的野外，孩子很亲近它，母亲生气，父亲笑着说：“你不要担心这个，虎还弱，孩子小而亲近它，长大后就会缒入虎穴而不害怕，何必为此惴惴不安呢？”等到长子被咬，父亲枕着哭，母亲斜着眼看他，叹息说：“唉！这累累的祸患，是君主想要的。长而不迁，不死还等什么？求死而得到，又何必哭呢！”不顾而去。现在周朝对于秦国，不就像这样吗？如果他不迁都，那么九鼎宝器的归属，不用等到昭襄王的时代了。只有东迁而依靠齐晋，所以桓公、文公能够率领诸侯攘除夷狄而尊崇共主。即使楚庄王有雄才大略，也不敢向北窥视中原；而暴秦正闭关谢客，不敢出崤函以窥视洛室。他们之所以不振作，难道只是君主昏庸吗？像婴儿和老翁，不能在斗室之中自立，而不是东迁的过错。不然，秦国和楚国，难道不足以吞并小小的洛邑，却反而逡巡退缩吗？

它与东方诸侯接壤，那么感情更加亲近。这是虎视眈眈的，固然不能立刻攫取。现在中国的衰败，不止西周末年，而俄国立国，极像强秦。亲近而靠近它，祸患将不知道到达哪里。况且正当英德争衡，威胶并峙，而天子以万乘之重，孤注于群虎之间，形势非迁都以避其锋芒不可。即使伊尹、姜尚复生，不足以图谋自保。现在关中既逼近群回，更担忧俄国祸患，而胶州被德国占据，其势不难迅速进入中原。那么即使伊洛名邦，也不足以安定帝业。

纵观神州全局，南绝越裳，北横瀚海，十八行省之内，实际上以荆襄千里为中权枢机之都。大概巴蜀是中国的头部；滇桂秦陇，则是肩背的区域；晋粤豫章中州，实际上担当臂腹；燕齐闽越，则是手足的邦国；而湘汉皖吴，则是脏腑肾肠的所在。各行省山川脉络，无不汇聚于郢鄂之交，居中枢以控制四方，实在有呼吸贯通的妙处。所以列国通商，无不争于江汉。俄国君主远游上国，不到燕京而到武昌；而德国宰相俾斯麦的话，也以聚集军队于武汉为策应四方的策略。

况且古代圣哲英雄经营帝宅，无不以阴阳山泽的聚会为权衡。周洛秦雍，图书可以考证。德安、安陆之间，江汉环抱，中干山脉，实在荟萃于此。加上洞庭云梦的渊涵，菁华毕萃，背靠三关的险要，面对五岭的雄伟。天柱东环，长江数千里重关叠峙，进退战守，伸缩自如。其中有几项利益：川湖之间，土地肥沃粮食丰富，东南有变，七鬯不惊，这是一利。老林多木，大工程不劳苦，杞梓梗楠，顷刻可办，这是二利。地势险要民力强，招募立至，团练成俗，战守可资，这是三利。地大物博，矿产殷实，制厂宏开，富强易致，这是四利。发捻军兴，人才渊薮，新机鼓舞，将相必兴，这是五利。长江群帅，霸业渐开，依靠晋郑，桓文可待，这是六利。长江万里，呼吸可通，勤王之师，转瞬到达阙下，这是七利。川广江浙，殷富名邦，上下既亲，民

译债务容易聚集，这是第八个有利条件。距离武昌几百里，沙河环绕曲折，变化迁移没有定规，番邦运输无法出入，这是第九个有利条件。燕地与粤地相距万里，铁路逐渐开通，坐镇中枢要地，边疆容易控制，这是第十个有利条件。凭借这十个有利条件，将这里定为帝都，然后分别在晋、粤、蜀、吴四大国分封亲藩，任命为元帅，而让有才能谋略的汉臣作为副手。有事时，燕秦依靠晋地，桂闽依靠粤地，陇滇依靠蜀地，齐越依靠吴地，让他们因地制宜，各自承担正面的防御。无事时各自专门经营屯田矿务，就地作为军队，全部征召东北西南各部族土司中有才能勇武的人，封以子男爵位，让他们各自掌管自己的土地，率领邻近地区进行战守，并用侯伯的赏赐来激励他们。将上海的制造局迁移到湘江上游，将闽江的船政局迁移到鄱阳湖，而将金陵的机器局迁移到合肥，贯通江湖以巩固根本。建立燕粤铁路作为大纲，而在十八行省分别修建木轨铁路作为辅助。江河可以到达的地方，就扩充水师以通达。凭借中国的广大，士民的众多，物产的殷实丰富，搜罗豪杰，严明赏罚，严厉生杀来振奋他们，可以雄霸天下。只是由于新法没有开启，人才不出自京师，根本之地逼近海边，外交交涉稍有分歧，就低头听任外夷的钳制束缚，赔款不止，割地随之，所蒙受的耻辱，令人痛哭流涕，而潜伏的祸机，将要不知道终结在哪里。如果真的得到有大略的人承担天下的重任而进行改革，急切地营建新都，与天下共同重新开始，一举手之间，本来就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其气象又怎么会衰败颓堕到这种地步呢？有人说：燕秦的祸患，恭敬地听您说了。但是当我们朝建国时，满蒙确实是根本之地，挟持满蒙来统治中原，其势必占据燕都作为枢纽。况且发祥地和陵寝都在东边，现在虽然近海的忧患比内地更急迫，一旦迁都到江汉，必定会抛弃满蒙而遗留根本之地，那么怎么样？在太原建国，避开濒海的忧患，开通铁路以运输漕粮而顾全满蒙，这样更好吗？回答说：不对，不对。天子建国，与诸侯不同。诸侯建国，由天子任命，而不敢专断。所以古代的国君，宁愿死守社稷，而不敢自己放弃分封的土地。天子则以四海为家，只要那地方足以安定国家庇护百姓，就随着所处的地方作为根本之地，而不允许自己狭隘。所以黄帝安定九州，而自身没有固定的处所。商汤周武王平定天下后，还有西亳、东洛的谋划，曾经没有固执开国之地作为根本。所以皇帝所在的地方，就是根本要地；宗庙所在的地方，就是国命所系的地方。即使我们朝入关之后，盛京、承德虽然建立了陪都会盟的邦国，而郡县经营所视为根本的，实在是在京师行省之内，没有听说固守先朝旧土，拘泥于根本的图谋。譬如农家祖父开垦山林，局限在偏隅，不能开拓田界。等到子孙，得到肥沃的土地，扩大祖父的规模，坐拥粮仓，利益垂范百世。继承后代的人，从容治理，不忘先世的艰难，选择良仆来保护山林，是适宜的。一旦变故纷至沓来，形势难以兼顾守卫，还想要拘泥于故土，必定导致坐失肥沃土地，最终想返回山林也做不到。何况在定都之初，正从岐山丰水之地兴起旧仆护卫神京，后来派遣将领驰骋兵马，无不依赖满蒙。现在则骄奢逐渐积累，智勇都丧失了，加上历代圣君深仁涵育天下，中原百姓无不真诚地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所以太平天国和捻军兴起时，士兵将领大多取自东南，而满蒙很少，还想要执守旧时的根本之地，哪里是万古不变的格局？难道是通论吗！俄罗斯的国家，僻处西欧，其势苦于与中国无关。自从罗的土波强邻钳制，求取黑海印度洋不得，不能不鼓足全力以经营亚洲东部。现在绥芬、旅顺既已纳入版图，西伯利亚铁路更近在咫尺，满蒙万里久已囊括其中。遏制得越深，发泄得越激烈，虽然英日防制，其志向都在江海要地，而其力量都不能保证我们的满蒙之地。那么即使太原是雄国，表里河山，怎么能远驭满蒙，防备其侵袭？又何况河山险绝，运输艰难，不能联合万国以接济东南，其弊端乃与关中相同，哪里比得上截断瀚海以保护肥沃土地，视我们的力量来决定进退来得得当呢！铁路这种东西，难成而易败，切断它的寻尺，则全局都毁坏。哪里比得上江汉、淮湘从容自给自足？凭借八口之家，等待百里的粮食，还有饿死的忧患，而竟然以京师的沉重，万乘的尊贵，需要数千里之外的米粟，这还是为本计的人吗？有人说：汉朝末年的朋党，都因为迁都而加速灭亡，您为什么轻易说呢？不知道在危急时迁都，那么事情本来就不能知道，然而确实估计力量不足以相持，那么与其死守而蹈晋愍帝、金哀宗的覆辙，那么不如弱小以图谋社稷，本来不可以执守忠肃的侥幸图存，而贸然蹈入不测的祸患。如果事机未到，而逆测以图谋万世的安定，那么盘庚迁殷，孝文帝迁洛，长久的福祚，正以经纶缔造，光辉被及无疆，独奈何执守亡国的言辞，误人家国事呢？有人说：万乘的尊贵，不是殿阁崇高宏大不足以壮观瞻而动万国，现在国库空虚，司农抬头望屋，万世的策略，从哪里谋划？不知道帝尧茅茨，神

译大禹居住低矮的宫室，自古以来的帝王，从未听说以高大宏伟的宫室来震惊天下人的耳目。只有秦始皇一心向外扩张，修建阿房宫，成为亡国的根基，哪里比得上古代帝王筚路蓝缕的风范、布衣帛冠的节俭，这些事迹记载在史册中，流传颂扬无穷无尽。唯独不明白的是，在圣明的朝廷，处于危亡的时刻，竟然还想用巧言乱政，导致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吗？

况且我听说，日本维新之初，我国使臣拜见其君王，只见简陋矮小的房屋，脱帽欢笑，大概是在卧薪尝胆的时候，怀着如履薄冰的恐惧，从古以来的英雄，没有不因为深切忧虑而刻苦自励，不拘泥于常规而能避开大难、成就大功的。

况且在辽东战败时，只是因为京城倾危，就低头求和，赔偿款项高达二万万两白银之巨，如果早用我的策略来避开敌人的锋芒，那么花费不过千万两，敌人求取人质不得，将会半途而废，何至于割地赔款，留下如此大的讥讽呢？利害轻重的辨别，难道不是更加明显吗？

况且我曾静心观察，俄国、德国的君主，都年轻气盛，急切想占据中国来实现他们的雄心，而胶州、旅顺既已失守，京城断难安宁，法国志在云南、广东，其势力不足以波及京城。只有英国、日本商人既已进入长江，都有窥伺我国腹地的志向，而他们的君主经历世事已久，都将延缓发作以消磨敌人的锐气，而且他们内心暗中畏惧俄国、德国乘虚而入，而亲近我们并将假借仁义来保存共主，以收揽民心，国家长久存在的庆幸，必将依赖于此，哪里比得上陷入不可测的危机，安坐于积薪之上呢？

有人说：封建的谋略是汉明帝导致混乱的原因。本朝定鼎，何尝没有建立众多藩王？然而几年之间，叛乱接踵而至。以国初全盛时期，尚且导致混乱，何况在衰微之余，想要并宗室部落、土司纷纷建立，这难道是所谓识时务的人吗？

回答说：这不是浅陋儒生所能知道的。汉高祖得到天下，源于韩信、彭越、英布背叛楚国而消灭项王。这些人平时必有自恃功劳、轻视天子的意思。后来分封过广，威权过重，于是产生猜忌嫌疑，相继灭亡，大概与本朝三藩先后相同。至于高煦、宸濠的叛乱，其事与吴濞相同。大体开始过于亲近，继之过于刻薄，天下无事，这类人便产生非分之想。请求朝廷优待宗亲，给予俸禄，而限制他们的权力，绝无过亲过薄之别，产生怨恨。何况在强邻逼处，诸王都有忧危惧迫之思。开始命令他们涉猎各国，开阔器识，然后建立于险要之地，假以事权，必定战战兢兢，急切想保聚以卫朝廷，必定不至于非分之想。为什么呢？危乱将至，譬如同舟渡海而遇台风，虽胡越之人漠不相知，无不各竭其手足心思以防倾覆。何况兄弟骨肉之相亲相属者呢？形势使然也。

况且现在所说的建藩，不是随意给予土地。开始任命为元帅，而副以汉臣，已不能尽恣所欲。而所在将军、督抚且各仍其权力以自保其疆。无事则名为藩王，不过专屯矿以为自守。事至乃得以邻省济之名，虽国苟有不肖，则副帅、将军、督抚皆可箝之。不胜则返之京师，更为易置，号称藩国，实与将帅无殊。则虽欲为晋、宋诸王而不可得，而况其进焉者乎？

况且我津津乐道封建者，岂敢谓诸王专阃之遂能战守乎哉？诚惧懿亲毕处京师，猝有难端，其祸且难预度，此中情事，乌可忍言？诚见元世广建宗藩，汔今玉步再更，其子孙犹为蒙古诸王，而未尝殄灭。况列圣深仁厚泽，上焉则犹且为万变不测之谋也。

至若部族、土司，其始或多强盛，羁縻而后权势久衰，自与国初三藩勋威悬绝。其人亦类多善守而无远图，涣而萃之，屈而伸之，则虽西国兵威其势，亦难尽服。尊以世爵，皆足自卫而保雄图。万一桀骜，不过返其故初而止耳。而奈何为此过计乎哉？

且当大乱之时，防之过严，即乌能测其不谋自立？何如恩出自上，使之激昂振奋，为国家保障，无形之为愈哉！

伊古帝王之御要荒，必时其强弱与国势盛衰以为操纵。而时至危急，必能舍天下而后可以图吾存。特非深明大略之人，不能察其微而与为变化耳。

嗟呼！当天下安危呼吸，且欲袭故安常，觊幸旦暮，其不至溃播荡越者，与有几哉？

译这一提议始于光绪甲午年冬季，日本发动事变，成于丁酉、戊戌年间胶州、旅顺、威海、大连的失陷，文稿经过多次修改，才最终成篇，呈送给达官显贵，大多被搁置一旁。庚子年发生战乱，八国联军进犯，导致皇帝仓促西逃，京师几乎危亡。我闲居乡里无事，朋友见到我，都赞叹我的言论切中要害。向北遥望京城，更加增添忧愁。辛丑年签订和约，皇帝迅速返回，列强在使馆区架设大炮、增派军队，天津、沽口的城台，被夷平如磨刀石。北运河已经疏浚，又开辟秦皇岛，俄国归还三省，英国放弃榆关，各国同心，津门仍然归还，京城的大势已经归属。列强想要像过去那样在朝廷从容议事，经营新的宅邸，唉，这怎么可能呢！况且现在强大的俄国铁路，从恰克图、张家口直达京城，即使各国安然无事，京城也难以安枕。晚年已至，怎能不感到悲凉？当皇帝西逃尚未返回时，我很奇怪海内名臣，沉默无言，没有以迁都为说辞的。春天出游楚国，才知道南皮张帅，暗中咨询江表地区，极力请求迁都荆门。众人喧哗反对，空话徒然寄托。以非常之举，强行告诉路人，他们按剑相向，难道值得奇怪吗！只是荆门这一区域，江汉环绕，静镇中枢，确实特别容易，只担心外国轮船远溯而上，直达彝陵，暗中袭击荆门，震惊难以依赖。终究不如襄汉流沙，外国运输畏惧进入，安居堂奥，七鬯无惊，更为得当。如果担心竟陵地方狭小，难以承担京城重任，那么不如进处南阳，作为南北枢纽，收取湖北的利益，而没有其祸患，更为好吗？侯官郑孝胥曾说：“在湖北建都，只要在江阴布置二十具水雷，列国虽然强大，必定不敢冒犯我们的险阻。”真是知言啊！可惜中国这么大，能说到这一点的很少。唉！瞻望乌鸦停在哪里，在谁的屋上？每诵读这句话，就不禁俯仰流涕。光绪壬寅年夏记。

起初，甲午事变，日军已经占据辽南，我担心他们深入内地，从海道夺取芦台来袭击京城。当时南皮张公镇守江南，命令群僚进献策略，于是急忙写成这一提议呈上，没有回复，就写信送达京城主帅。第二年春天，京城更加危急，海上报告说，枢府高阳李公、常熟翁公请求迁都建立藩篱以防备意外，是否如此？浅薄地采纳盲从之说，远处无法得知。不幸这一提议没有实行，赔款割地，而国势难以言说。戊戌年夏天，天子愤慨胶州、旅顺、威海、大连的变故，毅然变法以图自强，特别诏令张公从楚地督师入京觐见。我私下认为威海、旅顺既已失去，门户荡然，京城不安，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国家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于是再次提出这一提议送达，也没有回复[我出游二十年，从未敢妄自干预当权者，此事体大，所以冒昧进言]然而当时外患虽然棘手，新都尚易谋划，现在则朝廷动静由外人主宰，而洋债赔款之多，更非数十年不能办到，建都是重大事务，难道容易言说？但都城根本，关系一国存亡，不得不集合全国财力来图谋此举，这不能不痛哭陈说[现在列邦扰乱我国主权，然而修建行宫以备游巡，岂能阻止？况且庚子之乱，外人所伤实多，现在且和民教减少赔款，他们内心惧怕我国民众实甚重。以英特之战，西人已感叹坚船巨炮为无用之谋，他们谋我国将不用兵而用智，绸缪桑土，端在此时。西人计算中国十八行省面积一百三十万方里，东部九省利于耕种的不下五十万方里，其它九省折算共计不下六十五万方里，每亩征钱一百七十文，全年地租当得三万万两，食盐照印度法岁征当得三千三百万两，土药西人已请求包征岁税一千五百万两。然而地丁轻者如桐城，每亩岁共三百七十八文，以此计算当得七八万万两]

黑龙江建省议[光绪丙申]

龙江古称强国，我太祖高皇帝肇兴东海，开始征讨尼堪外兰于鄂勒欢城。鄂勒欢，即今齐齐哈尔西南之地。太祖攻下鄂勒欢后，索伦、达呼尔各部逐渐臣服。历经太宗、世祖共二十八年，龙江才攻克。大定于是北越外兴安岭，东及海西达俄罗蒙古，南极混同江，纵横七千里，都隶属职方。我朝骑射之雄，于是无敌天下。章皇帝定鼎燕都，东南大致平息，俄罗斯却暗中派兵袭击我尼布楚、雅克萨城。朝廷安抚中原，来不及讨伐。康熙二十一年，圣祖仁皇帝平定三藩后，于是大征水陆军北讨，而将军、副都统因此设立。起初俄罗斯入侵时，当翻译未通，朝野内外都称他们为罗刹。二十五年，开始命令荷兰人携带书信谕告其王，王回信修好。二十八年，于是命令大臣索额图敦促盟事，以五种文字刊刻界碑，在格尔必齐、额尔古讷河划分左右疆界，在尼布楚通互市，而雅克萨复归版图。界事既定，俄国于是命令子弟到京师就学，学习其文词而窥探其教令。俄人通中国，自此开始。二百年来，天下清平，天威震叠，殊方绝域固然不敢对抗上国颜面。咸丰八年，中国大乱，英吉利、法兰西再次侵犯天津，俄罗斯开始要求我黑

译龙江地域方圆五千里。将军奕山畏惧其形势，于是将江左直至吉林、乌苏里江到珲春的土地割让给了他们。从此以后，俄国人进行经营部署，设立屯站二百四十多处，建立文武大臣专门治理，并统属于东悉毕尔大臣。又从其国都修建铁路直达珲春，东西绵延两万里，威势谋略之盛，近代少有匹敌。近来西方报纸喧传，说俄国胁迫中国订立盟约，径直通过蒙古边境到达旅顺，虽然众人对此聚议争辩，认为此事缺乏根据，但鉴于俄国是鹰视虎顾的国家，怀有封豕长蛇般的野心，如同把火种放在柴堆下的祸患，本来不需要智者就能知晓。国家治理边疆要地，政令宽疏，蒙古、卫藏、青海等地大多由大臣统领，大致统一政教，而新疆、东三省则任命将军镇守安抚。中兴以来，时局变迁，新疆已经建立行省，而盛京、吉林又通过设立郡县树立深远稳固的基础。唯独黑龙江处于强邻冲要之地，肩负雄固重任，仅仅因为荒凉寒冷、孤立偏远，依然处于未开化状态，综观其大局，不能不说是边防制度的缺失。《易经》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又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唉！正当中外开拓之际，身处强邻逼迫之中，又正值遭受巨大创伤之后，竟然还观望徘徊，侥幸期待旦夕平安吗？世间哪里还重视豪杰呢！谨列举其建置中重要的方面，记载于此篇，希望蒙古、犁、藏海等边疆可以依据此来筹划概况，通达权变的君子借此观览。

译第一条：将江省（黑龙江地区）的行政统辖权归于将军，由来已久。副都统辅佐将军治理齐齐哈尔城。当初制定制度时，原本是为了战阵和驻守之地。现在将军管辖的副都统共有五位，其他四位都不参与奏报，唯独齐齐哈尔的副都统参与。然而，如果发生漏报导致祸患，或者因偏执而阻碍挠乱，流弊哪里能数得尽？况且各城的副都统举荐和弹劾都归属于将军，却让同僚参与其间，按照政治体制来看，怎么能说是公平合理呢？

改设行省之初，必须先确定制度：副都统专门管辖旗人，不干预民事；奏报专属于将军，同时设置一名巡道，驻扎省会，辅佐将军处理财政和刑名事务。至于郡县，则应当从齐齐哈尔、呼兰、墨尔根、漠河、黑龙江城开始。呼兰农田肥沃，待开垦的土地尤其多，废除守尉而设置民官，已经是开拓郡县的计划。现在应当提升呼兰同知为知府，以管辖三城四区；将各经历改为知县，而由通判管理屯田政务，将全境隶属于齐齐哈尔巡道。这是呼兰的大致规划。

齐齐哈尔既然已经设置了街道、税务两个厅，这也符合民官的意义。现在应当提升街道厅为知府，而将税务厅改为知县，观察嫩江左右可开垦的地方，扩大治理范围。这是齐齐哈尔的大致规划。

墨尔根土地肥沃，稍逊于呼兰，但比其他城市确实要好。既然与齐齐哈尔、黑龙江城同为屯田政务区，其可耕种性已无疑义。因为可以耕种而设立郡县，那么百姓日渐聚集，田地日渐扩大。现在应当提升黑龙江城为知府，而将兴安城、墨尔根城、别乌县改为知县，将屯官改为县令，并设置巡道专门管理商务，以重视边疆治理。这是黑龙江城的大致规划。

漠河、呼伦贝尔地处边疆，屯垦尚未兴起，骤然设置民官，多有阻碍。只有漠河矿产丰富，聚集数千亡命之徒在荒僻之地，转运稍有延误，就会滋生哗变溃散。况且从呼伦贝尔以北，支流纷纷汇聚，形成额尔古纳河，距离滇河尤其接近，稻作区域广阔，利益依赖之处哪里能说得尽？矿政兴起，统由道员管理，然而客居官吏与正式官员的权力执掌，相差何止天壤？不如因循固有体制而增设机构？设置呼伦、漠河两个县来管理屯田和矿业，并增设一个府来在其中起枢纽作用，那么北道就可以无忧了。这是漠河的大致规划。

古代黑龙江之所以能安居堂奥，是依靠外兴安岭作为屏障。自从割让江东以来，长江天堑，名义上与敌人共有，实际上敌人多有轮船，我们连一根芦苇做的小船都没有，这简直等于把整条江都送给了敌人。况且俄国从额尔古纳河以下城堡相望，而我们则从黑龙江城以上到呼伦贝尔城，不下三千里，没有其他城市作为犄角之势。虽然有卡伦（哨所），但绝无人迹，大多租借俄国的犁船来巡防，这是筹谋边防者所深深担忧的。现在应当选择漠河旁、乌河、瑚玛河以及黑河口扼守江面的要害之地，增筑四座城池，与黑龙江城形成常山蛇阵般的呼应，广开道路，严禁租借俄国的犁船，在黑龙江城下游增设卡伦，并屯田采矿以作为粮饷来源。兴安城地势低洼倾颓，尤其应当另建城池以资控制。然而夷人的火炮精良犀利，无坚不摧，那么不如建造土城，仿照天津新城的制度，选择地形筑土炮台，联合民堡在左右护卫，那么防江之道才可以谈论了。至于驿道，则由蒙古草地经喜峰口入关直达京师，比经由奉天的路程缩短三分之一，这尤其不得不紧急改变计划。

第二条：整顿军队。美国全国定额士兵不过二万四千，江省定额士兵已有一万四千八百，可以说很兴盛了。然而这个数目实际上统领满汉各部落，而名义上其制度，月饷银二两的称为全饷，只有齐齐哈尔、呼兰、墨尔根、黑龙江四城如此，而呼伦贝尔、布特哈、兴安三城才达到其一半，每两折合实库银仅七钱四分。西丹（锡伯等部）如果不是出征，尚且不能指望这点微薄的数目，而且每年定额饷银三十七万金，原本由户部拨付，咸丰以后户部才奏请各省协济，于是积欠达到二百七十余万。过去满洲汉军各有官庄屯地，各部落则以捕猎为生，所得饷金不过等同于例赏，逐渐经过二百余年，满汉人口日益繁多，庄屯常常不够供给。割让江东之后，各部落猎产沦亡，所颁发的饷项只够购买貂皮贡献，由贫困积累导致衰弱，情理势态本来如此。再加上内地各省军兴，征调达到四十四次，精壮士兵大多伤亡消耗，归来的多是老弱病残，所以虽然两次练军，不能不拿幼稚愚蠢的人来充数，其他还能问什么呢？

江省水师的兴起，从征讨罗刹（俄国）开始，而名额不过八百多一点，分防本来就多有匮乏缺失。割让江东之后，俄国轮船独擅其间，我们水师存在的也朽败而无所用处。唉，水陆军队如此，即使盗匪骑兵横冲直撞，也只能瞪眼而不敢奈何，何况强邻攻取的威力，本来比这强大十倍百倍千万倍呢！现在想要求得士兵的精锐，那么不如增加饷银而严格选拔训练，免除协饷的积欠，以恢复当年户部拨付的规矩。不够则坚决寻求农矿，作为补充，那么请裁撤定额士兵，将每年饷银三十五万纳入两支练兵之中，严格淘汰幼稚愚蠢的人，选择满汉定额士兵中的壮年人填补空缺，并严格禁止饮酒，使各部落另编为一军，才可以求得实际效果。然而天下没有不可训练的士兵，关键看将领和武器来决定转变。满洲汉军逐渐变得骄横懒惰，已经大大远离了开国时勤勉朴实的遗风，局限于此而不向外寻求，不是重视

译这是边防的要务。我私下认为，将领应当从湘淮旧部中选拔，军官应当从武备学堂中选拔，士兵则只求健壮，不必过分计较满汉之别，而尤其要以习惯于劳苦、能忍受艰苦作为整顿军队、修明武备的根本。确实，齐营的军队驻守齐城，足以满足本省六千练兵分守江左六城的需求，完全依照外国营制，两军都驻扎在城外，责成他们捕盗巡防，迁移驻地进行狩猎，使他们习惯于劳苦而不沉溺于城市的安逸之中，并且上下轮流更替，使他们遍览山川险阻，广泛购买西洋火器，聘请日本和美国的军官进行教习。不出一年，这两支军队就能训练成功。这是陆军的大致方略。然而陆军虽然完备，如果没有水师来补救其不足，其行动终究多有阻隔。自从轮船铁甲兴起以来，中国的战船全都不能与之抗衡。况且江省气候荒寒早冻，水师尤其感到困难。混同江既已归属俄国，即使有轮船，也无法直接到达，何况财力尚未达到呢？没有办法，就请求合并吉林，仿照长江水师的军制，设置战船千艘，作为商运巡逻的凭借，并创设小轮船往来于黑龙江、松花江、诺尼江等河流，沟通声气以夺取俄国轮船的利益。因为黑龙江与外洋隔绝，大型轮船必然难以操纵自如。我们如果准备水师，用湖湘的将领来统领，设置提督驻扎在黑河口，以加重其权力，并分派总兵以下的官员专门负责。有事时或许可以相互支撑。只要得到上天的福佑，边境战马不惊扰，就用来便利商贾运输粮食，防备盗贼，使三省阻隔之气得以在其中畅通，这本来是不难掌握的。这是水军的大致方略。黑龙江之所以无敌于天下，依靠的只是索伦、俄伦春等部落而已。自从划江为界以来，留在左岸的有四十多个屯，户数不少于几百。各部落实际上大多混杂其中，边境官吏既不知道收容抚恤，让他们回归江右以安定家室，反而时常渡江苛扰俄国人。一旦有王命下达，又噤若寒蝉不敢发声，直到不得已前往江城副都统面前申诉，往往被指责为开启衅端而加以囚禁。于是狡猾的人投靠俄国国籍，老实的人更加无法生存。将军恭镗派人前往勘察，屯民环绕哭泣令人不忍听闻，而俄国官员终究以俄国边界为借口，几乎没有什么成议。鳣鱼丛雀，实在令人感慨。而在江右的，定额军饷既不足以供养家室，加上貂皮产地沦亡，疲于进贡以消耗收入。即使俄伦春奏报的地方、兴安内外，也苦于无人抚恤。考察俄伦春旧居地，精奇里江北岸原本陷于俄国之中，同治十年，将军特普钦奏请移入内地，俄国人也不敢相持。即使漠河金矿，俄国人已经建立大型工厂，招集四千人，最终受制于条约。我们如果确实依据条约与他们争辩，那么四百户旗屯何难迁入内地，以回归其族群？而各部落进贡的物品，确实是御用所需。况且自从西洋军火兴起，即使矛箭也无关紧要，实在值得援引。海东青、人参、珍珠等物品免除其贡赋。这些人向来擅长打猎、骑马、使用火枪，都是他们的长技。加上他们混沌未开，不知道趋利避害。只要使各部落各自为军，各军各自有长官，隶属于巡道。无事时仍按旧例供养，不折扣以剥夺其生计。奏明不再征调入关，导致边境空虚。有事时则不稍加歧视，军饷待遇同等。训练军队必定会肝胆相报。过去同治初年，吉林马贼猖獗，调集俄伦春五百人，一战而定。所以即使俄国人也很畏惧他们。只是剥削削减的趋势，而且暗中资助其他民族。安抚并利用他们，怎么可以迟缓呢？这是部军的大致方略。马贼的祸患，人人都知道。这些人必定有纵横奇谲的才能，才足以驾驭他们的徒众而施展其暴虐。自古名将如彭越等人，往往由此出身。与其让他们越滋越蔓，无法断绝其根株，何如广泛展示招徕，收取其指臂之效？昔日张国梁归附向荣，李兆受归附胜保，这类人多有血性。只要赤心相待，应当不至于反复遭受忧患。这在于有雄略的人，毅然去做罢了。这是奇军的大致方略。江省客民，大半以山东回人为最合冰，而后来者络绎不绝。土民厌恶他们，就相互凌虐。而一听到回民，就远远避开。即使所谓的大八旗，也互相告诫不敢侵犯。这些人鸷猛善斗，以贩牛为生，出入俄国边界，情势尤其熟悉。如果让他们异军突起，辅助我们鞭笞敌人。有事时作为向导奇军，攻击其必救之处，这也是出奇制胜的一方面。这是回军的大致方略。这三者，善于利用，都是我的心腹。漠视而抛弃，则都足以资助敌人而成为我的祸害。然而这些都是谈论战争的。至于防守怎么办？那就只有振奋矿军、屯军罢了。矿军是什么？江右三千里，随地都有矿苗。漠河则地处一隅，开创之初，已经挖掘到五百多个矿穴，所聚集的人达到四千人。矿产的丰富，已经可以概见。现在开采十年，招徕必定众多。这些人大多是坚苦亡命之徒，久居边寒之地，深明地势，简练成军，比官军更为得力。如果奏请在江右三千里，广泛开设矿厂，使各自为堡，仍用土法自谋生计，而轻征其税以作为军队。这些人依靠此安身立命，辅助官军即以自保。其利益比起建立屯田设置戍守，效果难道不加倍吗？这是矿军的大致方略。屯军是什么？其

译起初，满洲八旗与汉军八旗分别开垦官庄屯田。积累的时间久了，受雇开垦的人越来越多，田地房屋成为子孙世代依赖的利益，这些人便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他们生长在边疆地区，必定多有任侠好义的风气，如果让百家组成一个堡寨，用来巩固自己的家室，必定不用命令就会聚集在一起。只是必须先向朝廷奏明，让他们配备枪炮器械，没有战事时就组织团练以防备盗贼的意外侵扰，有战事时就坚守在堡寨之中，由官军作为策应。如果敌人攻打不下，就提拔他们的首领并免除他们的租税，以此恩赐给他们的子孙，就像封建制度一样。如果有不誓死效命的，难道是他们的情愿吗？这就是屯军的大致方略。

译第一，广泛在江省贫苦寡弱之地进行屯垦，向天下昭示。加上改制、整军等事务，样样都需要钱财。向邻省乞求，则搜刮殆尽；向户部乞求，则财政时常短缺。近在咫尺的士人，必定会因此阻碍国家万世的谋划。然而天下有一处地方，就有一处财源。与其仰赖他人，空自劳烦他人援助，何不扩充固有的资源，借此自强呢？自古以来的豪杰，没有不善于理财而能成就大事的。江省的大利，有几项，其中最大的莫过于屯田和矿业。考察全省的屯田粮赋，每年收入四万余石，稍有灾荒歉收，减免随之而来。灾荒严重时，仍需筹措接济，除了仓粮之外，多达八九万两银子，可以说是极其优厚。只是人心败坏，侵蚀日益严重，实惠到达百姓手中，往往不到一半。按例施恩而被中饱私囊，即使接受者也不知感激皇上的恩德，那么又何必重视这种侥幸的典制呢？我私下认为，屯丁所缴纳的粮额，本来就不多，除非是大灾连年饥荒，不必轻易谈论减免缓征，也不必立刻谋求赈济的恩惠，这样兵吏就没有侥幸之心，才可以求得实际的效果。这是第一点。江省河流纵横环绕，土地肥沃，与蒙古、新疆的沙漠相比，差别极大。前人屯垦，都在齐兰、墨黑四城，而呼兰、黑龙江城的土地尤为上等。然而溯江而上，从呼伦贝尔、额尔吉勒河、额穆尔河、旁乌河、瑚玛尔河、滚河、达老河、伊什肯河，向下直到科里河、佳里河、札伊河、集达河，万条河流纵横交错，更是数不胜数。支流肥沃，完全没有沙石阻碍。犁锄耕作，前人之所以在四城屯垦，只是因为城防所在，特意采取由近及远的策略，起初没想到后来者浅尝辄止。现在既然设立郡县，那么屯政确实是根本大事。而屯政的扩充，应当从呼兰逐渐扩展到黑龙江、齐墨各城，并推广到江右三千里之内，务必使有一个城站，就有屯田来巩固其基础。而田赋的租税，呼兰不宜过轻，黑龙江城次之，墨尔根、齐齐哈尔又次之。此外道路越远，民力越艰难，粮额尤其应当越减少。而江右新开辟的土地，应当衡量其肥瘠，免除三五年租赋，免去押荒费以鼓励开垦。这是屯政的大致方针。呼兰地邻奉天、吉林，比其他各城更近，而且肥沃超过它们，所以自咸丰以来，直隶、山东的游民趋之若鹜。于是咸丰十年，将军特普钦奏请仿照吉林屯政，在蒙古尔山间地招垦百余万亩，作为乐图所说的三城四区。在招垦之初，每亩缴纳京钱一千，给予凭证，称为押荒。升科期限，则以地则为标准，或三年五年不等。科期未到，每亩每年缴纳京钱六十，称为小租，以供善后。等到厅营增设，区域大致明确，陈熟与新熟土地，实际上各占一半。当时内地军兴，部库支出不足，各城俸饷缺乏。押荒的资金得到银子二十余万，升科后每年缴纳大租，也有十五六万两。衡量俸饷原额，几乎减少了户部支出的一半，可知民垦的兴起，不仅无损于旗人生计，而且对旗人大有裨益。考察蒙古尔山之外，则有通肯河左右闲地，在呼兰绥化之间，计亩二百余万，号称肥沃地区。近十年来，议论援引蒙古尔山成案，招垦升科，中外交章，辄被搁置不报。光绪十三年，将军恭镗再次提出此事，大致说呼兰封禁约有五点：论地脉则恐妨碍参山珠河，论牧厂则恐妨碍旗民生计，而且垦户混杂则盗贼潜入，揽头出现则贩卖架空，加之奸民增多，不免暗通异族。然而考察呼兰参山，自乾隆五十四年试采参苗既少，随即罢免；布雅淖罗等珠河，自嘉庆二十二年试采未得珠，详见将军奕山前奏，是其间本无珠参，有什么妨碍呢？而且委员详勘通肯荒场，南北长一百五十余里，东西宽九十里，距北团林五十里，呼兰巴彦苏苏各二百里，且与牧场旧地尚隔呼兰一河，如同风马牛不相及。其间纵横核计，应当得到二百余万亩，即使在地亩之中酌留围场牧厂，尚且绰绰有余。即使人口日益繁多，也不至于相互阻碍。如果担心民揽转售，则请减去揽头，每民只放五亩十亩，何患不均？至于盗贼，则视将吏以为盛衰，与垦荒有什么关系呢？况且吉林兴凯湖号称沃壤，只是因为人稀土旷，竟使无穷之利付诸强邻，倘若早自经营，何至轻弃如此？况且如双城堡、伯都讷等处，经将军松筠、富俊条奏开屯，至今利赖；奉天鸭绿江近地，将军崇实也排众议。为之不二十年，遂成沃土，这又是近今的明效大验。当入奏时，奉吉两省挟资而来者麕聚齐兰两城，百万之亩，不待招徕，押荒五十万金，无难立致。报寝之后，识者尤痛惜焉。今自倭人入寇以来，朝廷创巨痛深，特允署将军增祺专派大臣屯垦。诚得任其事者

译另外筹措其他款项，来抚慰八旗军民官吏的心，从而堵住内廷太监的议论，那么事态的发动，将如同决开江河一样不可阻挡。曾经考察秦汉以来充实边疆的策略，没有一项不依赖军饷充足，必定等待朝廷筹措巨额款项才能运作。如今既然可以用没收荒地所得的数十万两银子作为建城设官的费用，开垦荒地之后，百姓户数日益增加，商贾云集，税收厘金的兴盛，将会是数倍增长。此时固然不需要等到百姓升科纳粮，才能看到无穷的利益。况且禁令虽然严厉，官吏只要稍微得到一些陋规，就可以对此置之不理，封禁的说法，依然只是空谈，白白让国家失去没收荒地缴纳赋税的巨额资金，而军需储备坐吃山空，哪里比得上明确地招徕百姓更为有利呢？如果真的逐渐推广扩大，遍及各个城池，利益依赖哪里能计算得尽？而在朝廷之上，无需另外筹措巨额款项，致使妨碍财政支出，又有什么顾虑而不这样做呢？这是屯田政策应当广泛推行的第一个原因。

译第一条是增加矿产。江省本是山水深奥之地，按照西方矿学家的说法，黑龙江右岸三千里的范围内，到处都有矿产。只是漠河因为俄国人开始开采，人们便沿袭他们的做法，实际上漠河以东，阿尔罕河、奇干河等地，纵横三百多里，矿洞密布，这大概是中国和俄国奸民长期盗采的结果。起初，我国驻俄大臣曾纪泽咨询称，俄国人萨比汤上书建议，拟在粗鲁图海界卡的中国境内，从阿尔坤河起，到阿尔巴西嘎河口与黑龙江汇合处止，租赁开采金石各类矿产，总理衙门制止了此事。光绪十年，俄国人便聚集四千人，建造房屋七百间，开挖矿穴达五百处，将军文绪上奏请求总理衙门辨明并驱逐他们。光绪十三年，将军恭镗到任，皇帝下旨提及漠河矿务，于是会同北洋大臣李鸿章商议，凑集资金十四万两，光绪十四年才任命道员李金镛开始创办。然而漠河距离齐齐哈尔、黑河两城都有一千六百里，黑龙江右岸荒凉偏远，人迹不通，从齐齐哈尔到黑龙江城，而后不得不借道俄国，租用他们的耙犁或轮船前往，道路既迂回遥远，运送一石粮食，费用高达四石多，平时费用固然巨大，战时更多艰难阻碍，劫掠哗变溃散，处处都可能发生。当初实地勘察时，有人提出取道布特哈、墨尔根城两境之间，翻山越岭直达漠河的说法，比起向北转折到黑龙江城再向西直达，路程缩短一千五百里，但是如果不集结三千人，限期两个中午无法完成，因为那里群山重叠，古木参天，砍伐树木恐怕没有出路，各部族游猎，焚烧草木也难以通行。虽然朝廷旨意命令齐齐哈尔军营练兵开道，这件事最终搁置。北道不通，矿利尚且难以迅速获得，何况那些纷纷扰扰的筑城戍守、屯田垦荒呢？我私下认为，铁路成本过重，徘徊观望还可以理解，区区山路的险阻，也互相观望叹息，那么还要这兵力做什么呢？现在应当合并两支练军，分班开道，砍伐树木，用小的树木作为填溪越涧的材料，剖开大的树木凿空中间作为木轨，务必使车辆行驶便利，而后粮食运输没有困难，就不愁没有出路了。开道的区域，左右不过几十丈，各部族的猎场广阔无边，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况且用免除贡赋的特殊恩惠，即使毁坏他们的深奥之地，他们也会乐于服从命令，并且告诉他们山深林密，一旦变成平坦大道，可以随意行走，不遇到不顺心的事，各部族虽然粗野，难道都远离吗？合乎人情就不怕他们阻挠了。工作的时候加上战饷，事成之后与战阵同样获得奖赏提拔之恩，那么士兵军官就不会担忧阻挠挫败了。北道既通，然后辅以电线，增设旅馆，务必使单人独行千里，不至于有盗贼狼虎的惊吓，那么漠河矿产可以增加，黑龙江右岸三千里的矿产都可以开辟道路，以此推广，而筑城戍守、屯田垦荒的繁杂事务，用兵出奇的策略，都以此为基础了。为什么还要迟疑审慎观望呢？虽然如此，矿产本来也不容易谈论。使用机器则成本难以筹集，使用土法则艰难特别严重。曾经考察池州招商局煤矿机器所获，每天可达六百吨，必须用三分之一供应机器的燃料，而洋匠洋师的高额报酬，其余工用费用的纷繁，尚且不在此列。土人所获，每个矿穴每天不过两万斤，而没有其他消耗，所以商局煤矿屡次亏损，而土人往往成为巨富。大概机器的使用，必须像西方人那样长袖善舞，才能取精用宏，否则不如土法简便易行，还可以自居不败。确实请求西方精通矿学的专家检验矿苗产地以引导方向，其余全部仿照《圣武记》中云南人矿局的旧规，那么成本既低，获利也不难，胜券在握。况且江省商务华人以牛为大宗，俄国则以金砂为巨大产业，零星售卖，其为奸民盗采，没有机器可以知道，而阿奇两河三百里矿穴纵横，更是没有机器的明证。只要让黑龙江右岸三千里全部开辟荒蛮之地，而用土法经营，只要有手脚都可以扛一把锄头，去寻找金砂所在，而我借此平抑价格并征收赋税，那么人力无穷，矿产也无穷，将使采矿的困难不如屯田容易，而且使中国富强不难，何况江省呢？这是矿政应当推广的第一点。

第二条是重视商屯。矿产既广，客民来的必然很多，饮食之需关系尤其重大。商生有言：古代治理天下，极其细微详尽，所以管子治理齐国，鱼盐的丰饶都加以规划，以掌握其权利。西方人深明此理，即使是荒僻角落废弃岛屿，一经规划，气象就为之开阔。大概他们的精神运筹，确实有在无形中鼓舞的作用。即使是边远重要地区，强邻紧邻，过分搜刮，不免驱使他们去其他地方，竟然听任其自生自灭，而好像与自己无关，这不是重视边疆的做法。盐是日用不可或缺之物，江省只有呼伦贝尔有，但味道苦且淡，所以不得不从邻省获取，所以盐的来源都来自奉天、宁远、牛庄，每斤价值京钱五十文等。各淮盐产地便利巧妙实在很多，但如果奸商囤积居奇，也足以造成利害。水师既已创建，无事不妨兼顾商业，应当在茂兴站设立总局，管辖各路记防御而不征税。汇总局务之后，再由师船运行进入黑龙江、诺尼二江，以资助屯部，略微增加运费以供养水师，这也是两利之道。而呼伦贝尔所产的盐，则取淮芦灶户煮之，只要能化苦

译使之甘甜，以接济岭外各城，这也是很大的利益，这是第一点。江省气候苦寒，嗜酒的风气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呼兰三城产粮极丰富，却暗中消耗在酒杯之中，税局每年征收的酒税多达万余金，已可大概看出。况且兵丁和丹达隶入齐营，往往醉卧在道路上，不到一天就把每月的饷银挥霍一空，不再知道有家庭生计的计划。练军的巨额饷银，大多丧失在酒市之间，而敏捷善战的俄伦春人嗜酒尤其厉害，当初隶属布特哈时，谙达入山馈赠酒，就倾尽家产来进献，毫不吝惜，而且酒味极淡，往往败坏性情、伤害生命。俄国人则制造洋酒以压低其价格，严禁华酒过江，而将军不能推究其缘故，也不能过分责备。那么不如效法他们的意图，取黍米来制造黄酒，既可以隔夜而成，又没有损害性命的祸患，并借此禁止高粱酒及群饮。其味道既甘甜，销售者必定广泛，即使稍微增加其税，百姓也不会受到伤害，这是第二点。江省江河通达四方边境，渔业利益岂可尽数言说，仅仅收取呼兰网场二百二十金的税，其他毫无收获，这也太松弛了。过去兴凯湖在吉林时，茫然无所收获，等到划入俄国后所得就非常巨大。换个地方来看，如果在江河交汇的要害地区，广泛征收渔师的税，所获得的利益将会如何呢？这是第三点。牛是用来承担耕种而厚植民生的。自从各部称之为菜牛后，亡命之徒，就聚集在一起以贩卖宰杀为业，而屯政因此就困顿了。这是边防利害的一个大关键。考察咸丰初年，斤肉不过二十文钱，近二十年来涨到六七十文以上。大概齐兰两城产牛最丰富，运到俄国境内就有大利存在。因为俄国人广泛购买碾碎其肉脯，以备用行军和广大连屯，至今不绝。传闻俄国开采漠河矿时，石粮高达五十金，只牛三十金，如此锐意，尤其令人惊诧。而当事者贪图其税却视若无睹，唉！确实应该下令各城，悬挂为严厉禁令，从而统一其价格，免除其税，作为屯政的资金。贫穷不能蓄养牛的，官府购买以补充屯田的缺口。贩卖宰杀的罪过如此，那么牛就没有损耗而屯政可以无穷尽。俄国所蓄养用来喂养其军队的，也将逐渐减少。这是第四点。古称江省民风纯朴，马跑千里，拾到的人必定辨别其主人而返还。划江以来，这种风气大概也久远了。然而那里地广人稀，水草丰饶，即使屯政广泛开辟，可作为牧场的还不知有多少。确实应该让汉人管理屯田商业，而命令各城副都统、总管以下专门掌管牧政，马牛之外兼及驴驼，以繁殖死亡严格其赏罚。本省供给之外，专门派遣旗丁行商到内省以获取利润，而公家征收其税。实行十年，没有上下都富足的道理吗？这是第五点。江省物产丰饶，凡是可以经商获税的，尤其感叹数不胜数。其中大的，皮张则有貂、狐、灰鼠、狍、麂、虎、狼；药材则有鹿茸、鹿角、胶、筋、胎膏；下至赤白芍、防风、黄苓、车前、五味、薄荷、黄精、黄连、甘草；珍贵的则有五色石、堪达含；此外食用则有油、酒、苎麻、乌拉麦、面、干鱼、磨菇、烟、靛；分运南北各城，尤其络绎不绝。而税额则只征收烟酒，而且又微薄，这不是谋求富强的方法。所以想要增加财富，必须从重视商业开始。江省百姓粗鲁工匠拙劣，皮张、五色石、堪达含之类制成器物，必须等待京师，确实应该招致良工到这里而自制。夏天则水军出诺尼江，抵达伊通河源，建立车栈，径直经过长春到达赫尔苏，河南入辽河以到达奉天至牛庄，转达京师各省份。其运入俄国境内及本省的，也以水军前往。春冬则设立官办镳局，招致良镳以作为，拥护设立官办骡车栈，以利其通行。水陆的路程，都仿效泰西保险，缴纳其资金以赔偿其损失，那么商务不期而自兴了。而又设立官钞，以禁止俄帖；种植木棉，以创办官机；兴起土膏，以夺取洋药。那么利益不会旁溢，而富强可以期待了。至于呼兰硝产，土人既然取来出售，严厉禁止，终究恐怕名存实亡。那么不如设立官硝局来制造，以备屯矿各军之用，而补充练军的困穷。这也是兴利济军的一个方面。

译第一条是磨砺人才，天下万事，没有一样不依赖人才。何况边防的重任，郡县的开辟，与往昔因陋就简的旧模式，相差悬殊，这难道是凭一己之力所能成就的吗？大概想要寻求人才，必须从学校教育开始。江省满族官学，始于康熙年间学习清文骑射，一所学徒多达百人，其无关紧要显而易见。汉族官学始于光绪七年，将军定安捐出俸禄创始，到光绪九年将军文绪建成。设立文艺、经义、说约、启蒙四科，各科聘请一位老师教学，另外设置汉教习一人，又购买十三经、二十四史、通鉴等书籍，衣食俸禄章程均参照京旗官学，三年期满由将军考核后送交吏部任职。只是所设学校仅在齐城，其他地方都没有，而且所备经史等书，大多穷尽一年也读不完，而想要让边远地区的百姓，向往学习，怎么可能做到呢？我私下认为郡县既然设立，屯田、矿务、商业政务既然开启，那么就应当各自根据居住地创办旗屯、矿商等学校，并由官府鼓励。有能捐千金设立义学的，奏明朝廷颁给“乐善好施”门额，仍给予本人或子弟一人秀才资格，准许参加乡试；捐五百金的，门额与秀才资格给予其一。他们所学四书之外，只选取近代西方国家的文字、公法、条约章程、地图、军事、商业矿务、算术、农业、医药等学科，下至公文、书画、法律条例，由浅入深，各自专精一门而不随意变更。那些不喜欢这些而从事科举学业的，听凭他们。大概西书翻译后，大多浅显易懂，文义稍通即可自行理解，比起经史繁杂困难，必定事半功倍。况且耳目逐渐开阔，使他们知道西方人得到一块土地，必定开垦开发，以疏通农业、商业矿务的源头，而尽其利益，既不至于扰乱大局，学成之后，也可以在本省之中随才任用以拓宽其升迁之路，而不必向邻省异国求才并授予权柄，其利益，又岂止是十世百世而已呢？江省政治统辖于将军，而不能不将喉舌腹心寄托于僚佐，这是情理势所必然的。考察将军麾下掌管关防的人称为“印君”，按例归协领外城咨报，全看印君决定进退，权势之尊贵，实在超出各城副都统之上。然而这些人大多不识字，通晓汉文的尤其少，则不得不寄托耳目于笔帖式。笔帖式多在官学肄业，略通文义即可，在各部门行走与印君赴府禀报事务，将军有时询问印君，则看笔帖式决定可否，其他无所闻。回司办理文稿，也由印君送府画押同意，如前所述。唉！边疆重任，却以如同木偶的印君作为喉舌，这还能有所作为吗？我私下认为以协领为印君，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实在不足以谈论常制。考察将军衙门有员外郎、主事等官，实际上与部堂无异。现在应当奏请让协领仍参与旗军事务，而请求在部掌稿郎中担任印君，正副各一人。三年称职，则由将军考核送部引见记名，以道员简放，则以副为正，而增加其副职。郡县既然设立，屯田矿务日益兴盛，民事之繁杂，百倍于往昔。加上俄国交涉关系重大，而想要仍以不学无术的笔帖式承接，必定导致混乱而无统属，这是肯定的。我私下认为应当在户、工、兵三部各请求当值的员外郎、主事各二人，统领三司与刑司等诸司笔帖式隶属其下，而增加吏司员外郎、主事考察群官功过并记录，作为升降依据。三年称职，分繁简考核引见，以知府、直隶州同知、知州选用。凡此种种，不必拘泥于满汉之分，只凭才能而委以事务，则事务没有不兴办的。刑法，是用来安定民心的。江省虽有员外郎、主事，而明晓法律的人很少。甚至有外城逆案咨达将军，而理刑员外以复核调处，遭受重罪的人，法律不明，纲纪由此而振。现在应当请求刑部慎重选派司员担任此职，则监狱没有冤民了。笔帖式，起初不过拟抄文牍，其职务等于部书。现在应当恢复其职务而统一归司员管辖，非由将军考核自官民诸学，不得参与其选，而升擢悉如旧制，则人人奋于功名而自爱了。而又专用汉文以简化案牍，在呼伦贝尔、布特哈两城增加翻译，而不废除满蒙翻译旧制，则公文不劳而自理了。自俄人割界以来，交涉之事日益剧烈。大概此事始于江城，而归根结底，则以将军决定进退。因为俄国官员照会直达将军，副都统以下不屑一顾。现在两城都有满蒙汉译官，而俄文唯独缺失，突然有交涉，言语茫然，这不是重视邦交的做法。现在应当咨请总署选派俄文学生四员为译官，分设两城，而开通其升迁之路，则交涉之事不担忧隔阂了。凡此其大纲也。至于郡县的设立，屯田矿务商业政务的兴起，尤其应当广泛调派军营干练之才，与出洋西学之士，以资治理。庶几逐渐磨砺浸渍，不至于拘守旧章，陷入贫困寡少之中而无法自拔。只是升迁之路必定较内省为快，则豪俊之徒毅然前去了。诚如是，事安有不治？利安有不获？又何敌国外

译难道担忧它岌岌可危吗？

译第一条是关于权衡与法度。法度，是用来调节天下使之公平的工具。然而法度的施行，取决于执行者。如果执行者不能胜任，就依赖我的权变来补救。一定要使法度所到达的地方，没有违背条令教化的，然后无论做什么都不偏颇，无论实施什么都能推行，就可以治理天下而没有困难了。过去江省官府的案牍防检常常疏漏，却没有人从中谋取奸利，过去的人称述这作为美谈。近来派遣戍边的犯官进入官府任职，往往玩弄文字、曲解法律，让人莫测其端倪。过去圣祖仁皇帝因为派遣到黑龙江当差为奴的罪犯多达数千人，担心成为隐患而想去除他们，因为将军萨布素的话而作罢。乾隆年间新疆刚刚平定，于是把应该遣送到黑龙江的人转移到那里，确实可以援引这个作为理由，既可以杜绝官府案牍中的奸弊，又可以断绝那族人暗中勒索的祸患。像这样才可以运用我的法度而没有困难，这是内部的情况。江省的台站共有三十五个，旧制是给站丁授予官田，余丁签贴。自从咸丰年间战事兴起以及练军再次兴起，军饷、器械、差役的沉重程度是过去的数倍，余丁签名服役无不破家荡产。同治十二年恭敬地为皇太后上徽号的恩诏，有抚恤驿站的条文，于是多次经将军奏请批准，按丁每月给予京钱三千，可以说是空前的恩典。只是站丁的起源，大都是康熙平定吴三桂部下免死的罪犯，定制不准做官应试。其中官田所授予的间或变得富饶，管辖的各官于是多行鱼肉百姓之事。考察吉林、黑龙江两省的站丁不下数万人，堵塞溃败必然造成伤害，古今都是同样的警戒。适宜请求明诏免除他们的原籍而提拔使用他们的才能，有能够建立学校读书的，与旗屯、商矿等人同样给予奖励，并听任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大概古代制定法度，胁迫跟随的人不予治罪，何况是子孙更应该怜悯体恤。况且外夷不可测度，如果因为他们愤懑郁结而勾结他们，那造成的祸害岂是说得尽的，这是外部的情况。像这样于是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吗？不是的。孟子说：“治理政事并不难，难在不冒犯权贵豪门。”何况江省本来就是国家的根本地区，战事兴起以来，担任将军、都统、钦差大臣的人前后相继，他们的子孙出入内廷，声势气焰之盛远远超过以往。再加上御前谙达之类的人，以教习骑射的功劳等同于师傅将军，偶尔想振作起来，这些人就动辄以祖宗禁令、旗民生计为借口，甚至诬蔑夷人为盗跖，诬蔑白色为黑色。边疆事务的衰败，实际上是由于这些原因。过去将军文绪奏请裁撤布哈特城俄伦春部的谙达，用意非常深远，最终因为京控证词，于是让他离任。吉林将军铭安，仅仅因为重用汉员，广泛设置民吏，参劾款项数百，查办多达三次。前车的忧虑，即使是豪杰也不能不为之瞻前顾后。我私下认为想要成就大功，不应该拘泥于常规法度。而执行的关键所在，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不给予行权的空间。屯田和矿业是郡县的大端，适宜在奏请增广时声明屯政，所需每年储备多少，另外开辟官仓，专门照顾旗民生计。而矿徒所获得的，也以若干成作为旗民公费及津贴谙达家室的需要。而额外世袭及告休给俸等官员，大小千员，也应该另外筹款作为赡养供给。而且凡是旗官从副都统以下，廉俸一律增加。只要使商矿日益增加，仍应筹划副都统及总管的经费，以资津贴，务必使旗官财用不匮乏，安坐而得到金币的丰饶，那么从上到下无不欢欣鼓舞，乐于服从命令了。过去侍郎方苞，请求安徽布政使奏免潜山铁贡，而诚恳地以潜通贿赂部书为言。湖北巡抚胡林翼想要谋求富强，兢兢业业以二万金奉总督为公费。古代的君子，往往因势达权，变通尽利，上下信服融洽，自然涣然冰释。其中权度的微妙，固然自有不能告诉别人的，这是在深识者暗中察之罢了。曾经考察宋臣苏轼守卫徐州时，请求不要更换其他镇守以完成他的功业。而胡林翼抚治武昌，也请求饬令部臣不要拘泥文法。何况边疆之地，外患之严重，改制之繁多，创兴之众多，而想要早晚期望用文法来束缚它，那还能振奋激励的有多少呢？这可以援引来自任了。

[乙未年，将军恩泽公镇守黑龙江，嘱托松惠泉大令，延请幕客。惠泉以不才推荐，因母亲年老推辞，于是为此议以上。如今强邻窃踞，观此能不愤慨吗？壬寅年记]

拟陈政本疏[甲午夏]

臣凭借浅薄的才能，蒙受提拔，循分感到感激惭愧交织萦绕。伏念隆天重地之恩，谬参帷幄论思之职，自非摅诚献纳，曷由仰报涓埃？况且当厕席求言，默而不宜，更非微臣所由自矢。谨陈愚虑，惟圣主择焉。第一条是倡导政学。帝王之道，没有比集天下之才以为才更大的，尤其没有比集群臣之学以为学更快捷的。所以古代的贤主，无不以宾礼儒臣，谈经诹史，为正心出治之大原。我朝圣圣相承，尤以稽古亲贤为家法。伏读列朝圣训，窃仰见顺康雍干之世，万几虽劳，曾无一日不御经筵，与儒臣相讨论，君臣之际，穆然布衣师友之欢。所以当时政教休明，号称极盛，儒生涵濡圣泽，尤多理学名臣。皇上亲政以来，圣学日新，薄海臣民无不欢欣鼓舞。惟经筵盛典，延旷至

译如今，各位大臣时常进言，但陛下日理万机，或许多有来不及处理的时候。臣愚昧地认为，经筵的礼仪过于繁琐，关键在于践行其中的义理，而不必拘泥于那些节次，这样才能长久推行，使上下都不感到劳苦。我私下看到高宗皇帝的圣训，曾命令翰林、詹事、科道等大臣每日呈上经史讲义，其中好的或者阐发精微义理，或者借事效忠，没有不使天子龙颜大悦，立即受到褒奖赏赐的。即使义理有不当之处，论述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必定得到详尽的训示，借此启发开导。这确实是辅助圣明智慧的重要方面。臣认为科道官员既然负有言官的责任，似乎不必再要求他们进呈讲义；而翰林、詹事身处清贵之地，没有具体的职守，用讲义来考核他们，就像名师教导学生一样，必然能向下磨砺贤才，向上辅益圣哲。拟请明确谕令翰林、詹事等大臣，每日以经史、地图、时政等书籍为课程，自行呈报给掌院，注明当前阅读的书籍，每人撰写一篇讲义，由掌院每日呈上五篇讲义，循环往复不间断，仿照苏轼在迩英阁进讲的体例，不要使庸俗腐朽的内容混入，不要取冗长无用的文字，尤其不能一味追求浮华，纷纭争论汉宋之学，必须让他们陈述自己的心得，结合中外时政而折中取义。皇上在闲暇时从容赐予评断，只要义理接近规劝，言论有助于治理，就请求召见对答以辨别真伪并考察其才能；如果有抄袭吹捧、肆意标新立异的行为，就请求时常加以训诫以警示其愚昧。这样大概能在集思广益之中，仍然蕴含鼓舞裁成的妙处，那么圣明的智慧日益精进，圣明的听闻日益广博。各位大臣的性情学术，久而久之都能得到真正的体现，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自然能根据才能任用官员而没有不合适的。为什么呢？祖宗制定的法规，翰林、詹事本是儒臣培养声望的官职，不从事行政事务而迅速升迁，原本希望给予他们宽裕闲暇的时间，使他们励精求学成为人才，以胜任艰巨的任务。积累久了，学问都变得空虚，身处此位的人只知道追逐宴饮游乐，虚胖而自视高贵，一旦按照资历和规格，坐享高位，重蹈覆辙相继出现，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处在太平时期尚且不行，何况在强邻逼近的时候呢？制定法规必须从亲近尊贵的人开始，如果真能得到皇上在上的振兴，每日断然以政事和学问为归宿，一经转变，人才已经不可胜用，天下的士人没有不浸润在道德和经济之中的，没有经筵的劳苦，却坐收经筵的好处，一举多得，没有比这更快捷的了，那么政事和学问兴盛而治理的根本就确立了。

第一点，重视名器。名器，是天子用来驾驭天下的大权。祖宗的时代，名器极为珍重，所以奖赏一个人而天下人都受到鼓励，绝无觊觎侥幸之心，所以能够内定中原，外平各部。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名器也稍微滥用了。起初军营保举奖赏将帅，不得不放宽标准以激励人心，这种风气一开，援引成例请求奖赏的人就无从限制了。臣以前在外省游幕，曾看见记名提督在名片上细细书写乞求钱财，街市上的人为此叹息了好几天。现在恭逢皇太后万寿，皇上以孝道治理天下，加恩中外大臣，提督、镇将大多加尚书、宫保的重衔，赏赐双眼孔雀翎、黄马褂。这些人固然多亲身履行军务，身经刀箭，但攀附高位却未经战阵的尤其多。既然已经位高权重、金钱众多，有事时怎能奋勇向前？头衔过重，节制尤其困难。即使迈往成功，将来又拿什么来奖赏？又读五月初八日的上谕，平定回苗方略告成，加恩群吏，大多以候补中书免除补授同知，以知府任用，加盐运使衔。中书官只有七品，出外补授同知已经是越级，竟然超擢为知府，加盐运使衔，这是跨越四级而达到三品了。劝捐协饷、河海运漕都是官吏应尽的职责。现在既然加重俸禄，又用惯例保举来激励，甚至开凿一个河工，平定一个土寇，张皇铺张，好像奏报奇功，保举奖赏盈千累万，还大多不满足。海防是重要的寄托，现在陆营铁舰醉舞酣歌，一到三年保案如同平定大敌，倘若临战阵，怎么对待他们？而且州县是管理百姓的官吏；道、府，则是天子所倚仗以表率群僚的。现在庶吉士和进士授外官的，不过知县；捐班可以到达道、府，而州县更不用说了。卖官，是千古的弊政，万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把闲散官职等同于卖爵，还或许可以说得过去；至于不问品行高低，只要得到数万千金，就让其成为百姓的父母，并且傲慢地处在群僚之上，天下的吏治怎能清明？吏治不清明，民气怎能安定？环顾海内，总是暗自担忧。而且州县只要缴纳八成，就担任民社之职；道、府无处安置，外省就开设散局来调任，家家侵吞利益，无法看清端倪。国家名义上获得数万千金，所亏损的何止数倍？盗窃国家不止，接着掠夺百姓，往往十倍于本金，还觉得不足，而朝廷却不知道。爵位赏赐，是治国的大权；名器过于泛滥，那么奖赏就不能起到鼓励作用，其势将有所穷尽，不得不稍微吝惜以维持其后。应请明确谕令军机处，凡是恩诏开列名单，不得超过常规格外，这奖叙有功，一切交给吏部严格审核，寻常劳绩，只令记录在案，不与升迁，道、府、州、县的捐纳，永远停止，那么名器就贵重而豪杰就会奋发于功名了。

第二点，谨慎诏令。天子的尊贵，用来驱使天下的，只有诏令而已。史书记载成王用桐叶封小弱弟，周公入朝祝贺，成王说：“是开玩笑。”周公说：“天子没有玩笑。”于是封了他。周公难道乐于促成成王的过错吗？明白人主的言语不可轻易说出啊。皇上

译亲政以来，曾谕令外省督抚裁撤各局，归并地方官管理；且谕令督抚若有过举，允许藩台、臬台陈奏。至今数年，督抚未裁撤一局，藩台、臬台未陈奏一言，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心中已经窥探出朝廷的意图。立法应当宽缓，用法应当严厉；立法不宽缓，臣下就无所适从；用法不严厉，臣下就会因循苟且、玩忽懈怠，导致朝廷的命令不被尊重。应当请求严令各督抚，凛遵前旨，裁并各局，限三个月内覆奏，不裁并的严加惩处；督抚被弹劾属实，而藩台、臬台未经陈奏的，降级调用。凡是这类事情，一切整顿严肃，那么外臣就会畏惧震慑，朝廷的权威就尊崇了。

第一，节约财用。自从战事兴起以来，财用枯竭，加上漕务、河工、灾荒赈济，户部仰屋兴叹，搜刮已尽。然而，如果内而内务府，外而督抚大臣，都有爱惜拮据之意，那么中国之大，物产之多，其形势本来是可以支撑的。现在听说内务府购物办工，领银一千两，内库只给一半，领字仍写一千两，明文如此，坐吃侵吞其一半了。而内监勒索，又需二百金，经办官员再以二百金装入私囊，这样报销一千两，实际使用不过一百两。到工虽有“无扣甘结”，大多上下相蒙，已成定例。内廷如此，国家用度怎能不穷困？况且京城自去年大雨屡次塌坏城墙，估修至今，部款尚且没有着落，突然有变端，又凭什么作为缓急之用？想到这些，令人寒心。至于外省侵吞，没有比设局开支更大的了。咸丰、同治年间，军事纷繁劳顿，委派官员设局以救济一时，是适宜的。现在海内太平三十年，而善后局照旧，支应局照旧，报销局照旧，厘金保甲局照旧。等到中法战争兴起，筹防局开了，洋务局开了，名目纷繁，不可尽述。局大的，每年消耗银百数十万两，小的也有数万金，往往一个局设立，书吏、差役、勇丁比州县衙门多几倍。起初候补官员多，钻营求托，大吏无法应酬，于是设一个局，大小几十员，可以饱食安居。他们的用心，不能说不是长者。逐渐导致贪婪，大吏谋取私利，踵事增华，因循如故，虽然报销到部，都是空文，浮冒侵渔，很难究查，而国家用度从此亏损了。臣愚以为，当今只有制造机器、招商、船政、洋炮、火药等局不能裁撤，但不妨归并，其余一切皆可一并革除。厘金、支应、善后、报销皆可并入藩司，保甲则宜责成巡检。至于洋务、筹防，本归督抚，何必另开销支？如果说要调剂贫困官员，那么不如按其班次，另筹津贴微资，虽有侵浮，还可以按名考察。统计二十二行省，每年节省当不下千万金，积累几年，即使有急需，不难立即筹措巨款。如果内务府，那么一切不急之需，都宜停止。若有购办缓急工程，另派御史四人验工核价，只要得到侵渔实迹，从严诛谴，以警示其余。现在内忧外患环逼，如果不善于理财，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这是致富的根本图谋。

第二，振兴藩部。古代天子诸侯无不以搜苗狝狩为重大典礼。我朝入关定鼎，偃武修文，而木兰秋狝的仪式举行未废。大概本朝根本在东三省，而股肱心膂则在蒙古诸藩。当木兰秋狝之时，蒙古王公无不携带兵器拥戴扈从。列圣又择其贤否赏罚，所以其气势既慑服于天威咫尺之间，而其势力尤足以折冲万里之外。昔日策凌以蒙古镇守和林，准噶尔不敢东顾。现在俄罗斯虎视西陲，如果得到策凌那样的人，巩固我藩篱，俄人虽强，必定望而却步。但是木兰秋狝久未举行，而蒙古沉浸优逸二百年，不再知道有兵革之事，即使有奇杰，也无法自拔于毡裘毳幕之中。俄国狡猾而深沉，必定多串结边陲，隐患没有比这更迫切的。现在木兰塞外游幸久虚，秋狝确实不容易。只有皇太后万寿盛典，蒙古王公大半亲祝入都，提请皇上特派知兵大臣，举京营各军严汰精练，于万寿前一月，仿木兰之意，于南苑、玉泉山等处躬御天弧，肃行大阅。其蒙古王公材武出众者，优资而宠异之。其或老不能军，则择其子若孙更易之，使外藩明白知道天子英严神武，必定奋兴振发，毅然有纵横强敌之思。各督抚将军也必定悚然知道上意所存，不敢饰观瞻以弛武备，这是致强的大端。

第三，厉行人才。自古开国，人才大抵宏毅朴深，蔚然怀有十世百世之量。积累久了，不是颟顸琐屑，就是轻软浮华。琐屑则不识重轻，颟顸则不知痛痒，浮华则无实，轻软则无骨。无事不过趋跄应对，有事则掉臂去之。人无血性，何以为人？国无真才，谁与为国？这难道是生质使然吗？风气渐摩，中材且将波靡，无他

译（这是因为）没有真气在中间鼓荡激荡。近来选拔士人，乡试和会试最重视时文，殿试只求楷书书法。起初在太平盛世应付诏令，不过是粉饰太平、歌颂圣明，逐渐发展到军机处、总理衙门的章京、御史、中书，没有不凭借楷书书法选拔的，这种雕虫小技般的末流技艺，与治理国家的经纶大业有什么关系？风气所趋，贤能之人也无法自拔。所学如此，致使性情心术流入粗疏琐碎、轻浮华而不实的境地而不自知。人才的忧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不敢说其中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才，但如果说真正的人才必定出自于此，那么豪杰之士只有长揖入山隐居罢了，怎么能低头受束缚，抛弃所学去钻研这种末技呢？所以私下认为弊病到了这个地步，想要寻求人才，不普遍开设学校，将经世致用的事业分列为学科，让每个人各自钻研专科，就以所学的学科作为选拔任用的依据，终身不改变其专业，即使担任官职也不改变其途径，是不行的。如果担心财力亏损过多，不能突然办成，那么只有在乡试、会试、殿试中稍微严格限制录取名额，而开设特科来补救其不足，尚不失为鼓舞人才的紧急对策。考察康熙、乾隆年间，两次开设特科，一时淹博雅正的儒生云兴蔚起，但当时号称宏博，所考不过诗赋两项，识见高明的人常常以此为病。如果真正仿效宋代直言极谏的科目，诏令中外大臣各自举荐非常之士，用制策考试，询问时政，一律按照苏轼应考谏科的文体，免除忌讳，不要求楷书书法，让他们各自竭尽才能，那么豪杰之士必定会在山林沼泽之间奋起。因为严格保荐，浅陋之人就不能妄图干进；允许直言，胆识就容易立刻显现。如今天下的风气，宋学流派显得迂阔疏远，汉学流派显得破碎支离，词章之士又大多靡丽而没有风骨可寻，值此国家处境艰难，不得不寻求有风节廉干的人才，激励天下颓废萎靡之气，这在于皇上振作激励罢了。

译拟陈南北军势疏[甲午夏]

我私下认为，自咸丰、同治年间以来，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和苗民起义几乎遍布天下，湘军和淮军相继扫荡平定，使中国处于像泰山一样安稳的局面，这伟大的功业和奇勋，确实不可磨灭于天地之间。然而，长江水师自从曾国藩、彭玉麟奏定章程后，三十年间将卒专门任用湘军，长江数千里，湘军于是形成了积重难返的态势。前任两江总督曾国荃入京觐见，朝廷命令裕禄暂代两江总督，曾国荃的船只到达清江浦时，湘人害怕裕禄严格督责，情势汹汹不安，于是朝廷命令曾国荃中途返回镇守江南，湘人才安定下来。况且长江一带会党仇视基督教的人特别多，推究其由来，大抵都是湘军开了先例，推究到极致，祸患可以说得尽吗？这是湘军在南方所处的形势。李鸿章平定中原后，威震黄河以北，镇守京城周边地区超过二十年，淮军几乎遍布陕西三辅之地。而练军实际上夹杂其中，练军是由曾国藩创始的，原奏请调南方人的战将，训练北方人的新兵。这些士兵大多取自绿营，另归练军统领管辖，他们的底饷每月才一两五钱，即使加上练饷每月也不过二两四钱而已，其势力本来远远不如淮营。而统领既然是南方人，情意志向怎能完全融洽？况且有时因为不融洽而克扣他们的军饷，虐待使用他们，练军的心志就纷乱不安了。天津人传说，前年冬天练军相约要叛变，李鸿章迅速发放二万两银子犒劳他们，祸患才平息。而淮军中精锐部队没有比得上盛军的，盛军是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军队。过去周盛传在世时，筑城开屯，规模宏大深远，他的屯田法上至统领营官，下至长夫营勇，都按照田地收获来分配利益，所以人们争着为他效力，由此见到三季耕作、一季讲武的风气。然而那时开河建闸，劳役过于繁重，周盛传偶然到保阳，尚且不免有八营逃散溃败，等到周盛传听说变故，快马传令中途，祸患才平息，大概精锐部队难以驾驭就是这样。现在周氏兄弟都已去世，李鸿章起初命令贾起胜、卫汝贵分别统领他们的军队，后来卫汝贵钻营取巧，李鸿章被他蒙蔽，于是撤换贾起胜任用卫汝贵，而军务因此颓败。我对这两位将领都没有见过其人，然而与谈论此事的人所归向的意见，都说贾起胜朴实而卫汝贵浮华，贾起胜正直而卫汝贵圆滑。况且自从卫汝贵接掌统领以来，军士常常愤懑怨恨，大抵认为他剥削克扣士兵，勾结权贵，于是人人都有叛变的念头。现在强邻环绕逼迫，外患正严重，像这样却想让他们在疆场上效命，奋身抵抗敌人的愤怒，怎么可能得到呢？这是淮军在北方所处的形势。军队容易聚集而难以解散，古人曾经说过，而近来湘淮两军实际上暗中形成了唐末藩镇的态势。但是湘淮群帅深受特殊恩宠，大都体恤国家公忠，又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只是统领的军队过多，防备控制恐怕难以周全，而各位大臣年老气衰，对将士都有父子家人的情谊，常常不喜欢用严厉的法纪来激励威严。而太平日子过得太久，恩赏过多，没有不可测度的威严，实在无法折服悍将骄横的气焰。国家法令严明，制度完备，士人入仕为官只要能谨慎遵守成规，都可以号称良吏。只有军事如果不是长期讲求，深入历练，断没有书生拜将能侥幸成功的。过去中法战争时，朝廷曾经忧虑海防重镇继任主帅无人，分别命令儒臣共同筹划军事，本意是磨砺以任用他们的才能。不久罢黜相继发生，先前的谋划就停止了。我愚昧地认为，另外筹办副帅，猜疑忌恨一定很多，这种态势断难融洽满意。不如就任用学臣作为储备主帅，使他们亲近相处而没有嫌隙。因为本朝定制，帷幄近臣通常用来作为天下帅臣的选拔对象，自从军事兴起，而文臣大多不懂军事，于是不得已而从民间寻求人才。这并不是说文臣不应该懂军事。现在太平之后，日久弊生，那么不如选取有才略的儒臣练习军事机宜，还可以夺取他们所倚仗的东西。拟请以后学臣任期届满，提前由军机处掌院保荐数人，像出使外洋的例子，只要得到的人沉稳坚毅、宏大深远作为操守，兼资不必论考核差事的文章。皇上从容引见对答，以考察他们的才能。侍郎部务殷繁，不必劳烦出试，九卿之类则加兵部侍郎衔，编检之类则加兵科给事衔，像使臣加京官品秩，以加重他们的威望。巡视所到之处，必须检阅他们的营伍，严明赏罚而禁止铺张供应。贤能的人命令他们咨询商榷督抚，传见后上奏保荐；不称职的人也咨询商榷传见后上奏罢黜。因为督抚五年大阅一次，供应铺张烦费，大县必定花费数千金，常常多中途往返，视为例行公事，章疏铺陈都是空话。学臣则每年考试一局，无不亲自到达那里，一省山川形势往来就可以熟悉，借考试阅兵没有劳烦费用。将领难以成就而容易懈怠，他们的才能往往潜伏在厮养贱卒之中。五年一阅则才能的人难以伸展，往往流为盗贼。确实命令按年奖拔材武之士，姓名能到达天子朝廷，将领感激使者的知遇，十倍于寻常拔擢而兴起的人必定很多。督抚仍然可以五年一阅，参照学臣的赏罚，而暗中考察他们的才能，尤其足以见到相互联系相互维系的好处。学臣既然分担校阅的劳苦，此外别无所与，仍然可以相安相习而没有间隙在其中。久而久之，督抚员缺就可以因此授予他们，没有储备主帅的名号，坐收储备主帅的好处，计策没有比这更方便的了。如果真能这样，那么文臣既然经过军事，必定多有将帅之才，老将虽然逐渐凋零，不至于接替的人没有着落。况且

译文臣既然参与军事事务，那么翰林院中的人必然将会钻研兵学、外交典籍，久而久之，真正的人才自然就会从其中涌现出来。当今外患内忧接连不断、潜伏交错，必须集合天下的英才共同谋划军事，而不轻易使用武力锋芒，这样才能涵养国家威势并消除隐患，这是臣下微不足道的浅虑。至于湘军、淮军各部队，规模大的或许难以控制驾驭，就应将其众多士兵分散由将领统领；如果将领确实不贤能，就应当尽早更换。如果盛军的屯田制度，非常适宜恢复周盛传原有的制度并加以推广，大概可以节省军费储备而不留下祸患。练军则根据情况决定进退，可以训练的就应当增加军饷而不加以歧视，况且练军兴起已有二十年，难道没有北方人能够胜任统将？考察那些可以任用的人逐渐替换，一定要使上下信任融洽，然后军心才能安定，训练才可谋划。至于湘军在江南，还没有大规模部队，只有长江上下游会党匪类繁多，就应当招募流散勇丁，开设煤矿部门，用军营的规矩采用当地的方法，使他们上下都感到有利可图，没有空闲时间图谋其他，在工作余暇进行训练。枪炮器械随时可用，有警报时顷刻就能成军，公家没有一丝一粟的耗费，坐收猛虎在山的气势，这是转祸为福的大权柄。

译拟陈朝鲜军事疏

朝鲜作为中国的屏障和藩属，已经数百年了。盟约昭示垂范，通达于万国。自从当今朝鲜国王昏庸懦弱，王妃亲属专权朝政，内部治理逐渐衰败，强大的邻国于是逼近。日本在南，俄国在北，环绕潜伏，没有缘由。我私下回想，在壬午年兴兵讨伐时，大院君被捆绑，逃亡的国王复位，叛乱党徒被并排诛杀。日本军舰横冲直撞而来，却迟疑徘徊自行返回。当时大国的权威，确实显赫于天下。等到日本要求签订盟约，共同保护弱小的国王，如果有军事行动，互相商议进退，而大国的权威已经丧失了一半。现在开设商埠，希望保持倾危的局面，派遣使者订立章程，不经过宗主国，而大国的权威已经一点不剩了。考察泰西《公法》一书，主权极其重要，既然称为属国，断没有允许别人共同保护、自己让出主权的道理，更没有聘问条约往来、允许由自主的道理，违背这两点，就不惜举全国之力来争夺，而国势的强弱盛衰，有见识的人常常因此作为判断。现在中国对于朝鲜，主权既然已经丧失，上策没有比得上明确告知万国，听任其自主，而不存心干预其间。如果确实估量其力量足以相互庇护，那么弱小的国王屡次丧失宗庙社稷，不妨明确废黜以图谋择立新君，特派大臣以制约其权力，连这也不图谋，必将追求虚名而遭受实祸。这是我心中忧虑十年想要陈述却没有机会的。现在朝鲜动乱已经发生，中国正图谋保卫的名义，那么应当首先命令海军占据仁川以扼守咽喉，陆军占据南坛掌握汉城的形势，另外驻扎大军于平壤作为策应的力量。现在仁川已经失守，日军已经驻扎汉川，独占朝鲜都城险要地势，我军仅仅驻扎牙山，距离汉城一百二十里，又隔着一江两港，攻守两难，想要命令远救朝鲜都城，怎么能来得及？朝鲜都城的失守将在早晚之间，更令人担忧的是，李鸿章坐镇天津，总持全局，叶志超名义上是统帅，实际上没有不请示命令的。天津的日本军舰既然占据仁川，必将要求我军输诚，截断我的电报，军情万变，瞬息之间没有定数，必须等待电报请示往返。现在形势已经不同，昨天进退战守的贻误必然很多，何况截断电报、要求轮船这种更难预测的情况呢？我认为军事大事，不妨坐下来讨论以决定其是非，至于曲折精微之处，则不是亲身经历不能自己决定，何况现在夷情变化尤其不可拘泥于古人陈迹来谈论。唐明两朝末年，帅臣不能掌握战守的权力，事事决定于朝廷议论，于是导致党争不止，覆辙相继，尤为前鉴。拟请明确诏令朝廷大臣，不得妄加干预军事，战守一概由边疆大臣决定，边疆大臣只筹划战守的大端，临敌机宜一概归统将决定，大概各自专其责任不至于瞻顾旁皇。李鸿章洞察夷情，久练军事，进退战守自有成熟的谋略。只是叶志超身统前军，作为偏将则有余，作为统将则不足。何况习惯于朝阳战役的胜利，必将轻敌而没有长远图谋，军少势孤，尤其令人担忧。卫汝贵盛军统帅，久失军心。李鸿章被其大言迷惑，必然让他远当前敌，贻误大局，所伤必然很多。外交之道，无论胜负，必然出于和谈，与内寇截然不同。只有必须张扬我军必战的态势，才能使敌人就我范围。何况日本变法以来，经营西法，势将博取一战以振国威，恐怕不是仓促言和所能就范的。窥探李鸿章的意思，明知外交必然出于和谈，每不肯轻言决战，私下担忧敌人窥探我的空隙，必将为其所乘，而派遣将领不适当，尤其足以导致强邻轻侮。我私下看到李鸿章生平宽仁大度，识量过人，其气象足以包举群才，每不能操严法以绳不肖，所以他为帅，必须得到深沉严肃的人作为左右，才可以救其偏而补其疏。看他攻克苏州常州，则任用程学启、刘铭传；平定捻寇，则任用张树珊、唐殿魁；守卫天津，则任用周盛波、盛传兄弟。现在承平已久，宿将凋零，军事遂远殊畴昔，何况远征海外，尤与内地绝殊，非得威望重臣为统帅，外摧敌焰，内摄军心，不足以操胜算。查淮军诸部，自吴长庆、周盛波兄弟之亡，已无大将，惟刘铭传硕果仅存，忠勇性成，深明韬略，自简任台抚，渥荷殊恩，每思得当以报，现虽请疾归田，其志曷尝一日忘天下哉。夫临敌易将军，家所忌，要在统帅得人，则壁垒无难变色。昔郭子仪久镇河中，将骄难制，李光弼代为帅而军以肃然。咸丰初，鲍起豹提兵湘上，屡败无功，塔齐布代其军而兵威乃振。夫兵将无常，要视统帅以为进退，况前敌各军，或自盛京，或由淮部，势均地隔，尤非统帅不为功。应请特诏刘铭传钦差大臣，督办朝鲜军务，亲临前敌，与李鸿章慎筹战守机宜，明诏东征各军咸归节制，则事权既一，宽猛相资，必不致诸将纷拏，坐隳全局。刘铭传前守台畺，声威远播。其天姿英迈，每思独建奇功。但令明诏假以威权，必不至坚卧故山，致负朝廷倚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