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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小隐书 明 敬虚子

小隐书 （明）敬虚子 撰

小隐书序

回想昨天我年幼时，便有了隐居山岩沟壑的向往。想要围起几亩园子，用土筑成三五间房屋，聚集书籍在其中用来洗涤心灵。并且园中种植花木直到形成树荫，还养有鹿和鹤。心情疲倦时走出门户，与它们亲近嬉戏。遇到美好的日子，就迎接风雅之人、贤士，讲读书籍、论说道理，或者饮酒赋诗。闲暇时又可以请来僧人道士，谈论空性、议论玄理，探求道家的真秘。这是我最初的志向。等到长大后，人事日益繁杂，逐渐随俗变化。内心固然厌恶这种矫揉造作，外在却难免应酬周旋。压抑性情而行事，久了就无法忍受。年纪超过五十，身体衰老且厌倦世事，感慨叹息说：“人生有志向，贵在自我安适。为什么竟然如此徒然地自苦呢？”况且我的父母已经去世，子女的婚嫁也已完毕。如果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止步，这就叫做迷失而不知返回。难道不是大大辜负了我的心愿吗？因此惶恐不安，不敢自我放纵。于是退隐耕种先人的田地，姑且用来度过岁月。偶尔翻阅古人的事迹，得到一些心领神会的人，将他们的传记并列附在后面，各自写词赞颂。总共只有一卷，叫做《小隐书》。打算在农闲时展开玩味，涵养其清高深远的情致，用来印证我偏狭的见解。如果因此精神情志有所契合，一同遨游于空旷辽阔的境界之外，这也是与古人交友的一种益处。然而世俗的弊病将会痊愈吗？仅仅是这样罢了？那么最初的志向或许能够实现吗？仅仅是这样罢了？或者世人的志向最终得以安适吗？仅仅是这样罢了？那么也就差不多实现了小隐的愿望了。嘉靖三十九年秋九月初一，西村畸人敬虚子序。

目例 传三十则

古：许由 巢父 伯夷[四皓]

秦：邵平

汉：郑子真 蒋诩

东汉：向长 严光 梁鸿 韩康 庞公

魏：管宁

晋：戴逵 陶潜

刘宋：孔淳之

齐：明僧绍

北魏：陆夸

北周：韦敻

唐：王绩 张志和 司空图 陆羽

赵宋：种放 林逋 王樵 俞汝尚 谯定 松江渔翁 杜生 顺昌山人[桃花源记]

敬虚子说：“传记共三十则，大概是记载闲散退隐者所安适的境界。首推许由、巢父，确定隐居的路径；伯夷、四皓，端正根本宗旨；陶潜、邵平，标示情趣意味。终于顺昌山人传，以及《桃花源记》，必须像这样，才能够和谐小隐的愿望。中间杂录各家，各色各样都具备，无非是想合成一个‘适’字。将要寻求那唯有人才能做到的境界罢了，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

小隐书全帖?明?敬虚子着。

许由

许由字仲武，阳城槐里人。修道崇尚冲淡虚无，隐居在沛泽之中。尧要把天下让给他，许由就逃走了。在箕山脚下、颍水北岸耕作，用手捧水喝。有人送给他一个瓢，他挂在树上，风吹动发出历历声响，觉得烦扰，就把它扔掉了。

汉扬雄《法言》：有人问：“尧将要让天下给许由，许由以拥有天下为耻吗？”回答说：“喜好宏大的人才会这样做。只是许由对世间无所求罢了。”

敬虚子说：“古人称万物不足以扰乱他的心，所以宁静，许由就是这样。大概人性本静，所以心就喜好宁静。那些不宁静的，是外物扰乱了它。外物扰乱起于烦扰，烦扰的人必定有所求，因此委屈自己迎合他人，废弃廉洁、抛弃羞耻，内心胶着纠缠，不止像乱麻一样；面红耳赤的样子，如同穿着铁甲。这都是烦扰而有所求的人所做的，想要片刻之间就宁静，能做到吗？宁静，是心的本体，没有片刻的宁静，不知道这颗心如何安顿，而本性也就败坏了。本性败坏，那么凡是造物主给予我的，都不能认取，难道不可悲吗！由此看来，烦扰的危害太大了，无所求的意义至极了。这两者，难道不是小隐修习宁静的第一步路径吗？”

巢父

巢父，是尧时的隐士。常年在山中居住，不荣耀世俗的利益。年老时，用树做巢，睡在上面，所以人们称他为巢父。等到尧把帝位让给许由时，许由把这事告诉了巢父。巢父责备他说：“你为什么不隐藏你的形迹，收敛你的光芒？你不是我的朋友。”于是遇到清冷的水，洗他的耳朵，擦拭他的眼睛。

敬虚子说：古今都称巢父、许由为忘却世俗的人。然而忘却世俗也非常难。忘却世俗的难，在于忘却自我的难。忘却自我的难，在于没有见到真正的自我。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世俗横执这七尺之躯以为自我，这是色相的自我，难道是真正的自我吗？古人有话说：“现在我的自我丧失了。”那么“吾”与“我”有什么区别？却说“吾丧我”，这是妙道的言语。所以蝉飞翔时，哪里会留恋枯壳？龙变化时，何曾有蜕去的骨头？这样观察的人，应该见到真正的自我。凡人没有见到真正的自我，那么内心景象就不安宁，难道好事外尘忽然来临就会被束缚吗？又怎么能忘却世俗？所以忘却世俗难，忘却自我更难，见到真正的自我才是忘却自我。唉！哪里能得到见到真正自我的人，而与他一起小隐呢？

伯夷

伯夷，是孤竹君的长子，躲避商纣王住在北海之滨，听说西伯善于赡养老人，就和弟弟叔齐前往归附。等到西伯去世，武王攻克殷商，伯夷认为吃周朝的粮食不合道义，隐居在首阳山，采摘野菜吃。等到快要饿死时，作歌说：“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野菜。用暴力取代暴力啊，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神农、虞、夏忽然消逝啊，我到哪里去归依！唉

译去吧，命运衰微啊！」于是饿死在首阳山。

秦朝有南山四皓，大概是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东园公这些人。当时大道泯灭、道德消亡，焚书坑儒，排斥儒术，于是他们退隐并作歌道：「苍茫的南山，深谷曲折绵延。光彩夺目的紫芝，可以用来充饥。唐尧虞舜的时代已远去，我将归向何处？乘坐四马高车，其忧虑实在巨大。富贵而畏惧他人啊，不如贫贱时能纵情任性。」于是他们一同进入商洛山，以等待天下安定。

译敬虚子说：“人们很少能真正隐居，大多是因为感到孤独寂寞，无法忍受那份寂静；或是因为遭遇困顿厄难，不能承受那份忧愁。因此，那些追逐权势炙热、沉迷声色利禄的人，随波逐流，使得山林中没有了巢居的隐士，世间也缺乏隐居林中的贤人了。我编撰《小隐书》读到夷皓时，没有不感叹他因吃薇菜而陷入困厄，因食灵芝而忍受寂寞，如此奔波劳碌的。然而，能忍受寂寞而不感孤寂，能战胜困厄而不被忧愁压倒，内心不坚定的人是做不到的。内心若不坚定，外界的一切都会成为侵害，就会改变志向另谋出路，即使有至深的情感也无法抒发，即使有真正的操守也无法保持，又怎么能隐居呢？唉！夷皓，不就是山林隐士的本源和正宗吗？”

邵平

邵平，广陵人，曾经担任东陵侯。秦朝灭亡后，他成为平民，生活贫困，在长安城东种瓜。他的瓜有五种颜色，非常鲜美，所以世人称之为东陵瓜，这是沿用邵平的名字。又被称为青门瓜，青门就是长安东门。

魏国阮籍《咏怀诗》：“以前听说东陵瓜，就在青门外。田垄连接阡陌，瓜藤母子相互缠绕。五色瓜在朝阳下闪耀，嘉宾从四面聚集。油脂在火中煎熬，多财多患是祸害。布衣生活可以终身，宠辱岂值得依赖。”

晋代陶潜《饮酒诗》：“衰败与荣盛没有固定的归属，彼此交替更迭。邵生在瓜田中，哪里像东陵侯的时候？寒暑有代谢，人世常如此。通达的人理解其中的道理，离去后不再怀疑。忽然兴起喝一杯酒，从早到晚相互持杯共饮。”

唐代李白《古风》诗：“庄周梦见蝴蝶，蝴蝶化为庄周，一体相互变化，万事确实悠远。才知道蓬莱水，又变成清浅的流水。青门种瓜的人，旧日是东陵侯。富贵本来如此，忙碌追求什么。”

敬虚子说：“邵平在秦朝灭亡时，于是避居东方，在门前种瓜。大概懂得了天下无道就隐居的道理，他是贤德的人吧？诗人又借他的事迹，反复阐明事物的道理。盛衰反复无常，瞬息万变，其端倪难以预测。可以说洞察了呼吸的微妙，探求了变化的深奥。以前我曾听说道家书中有《名东门大瓜》的，不也是取自邵平吗？也像诗人的咏叹吗？还是发挥了根本的道理，浩渺无边，不仅仅如此吧？可惜我没有见到它。”

郑子真

郑子真，褒中人，隐居在谷口，修养身心自我保全，不是他认可的衣服不穿，不是他认可的食物不吃。成帝和平二年，大将军王凤以礼聘请子真，子真于是始终不屈服而死。扬雄著书谈论当世的士人，称赞他为人说：“谷口的郑子真，不屈服他的志向，在岩石下耕种，名声震动京师。”

金方古，容城人。大定年间，曾经考进士不中，于是回家。独自居住在一间屋子里，把琴书放在旁边，不随便与人交往。县令佐官穿着公服到门口拜访，也只是用谦逊的言辞谢绝并打发走。有几十亩田地，吃自己收获的粮食。如果是豆类，就只吃豆类。乡里好事的人想用米交换，他不听从，说：“上天赐予的食物，不可交换。”

敬虚子说：“凡是大大损害人心的人，都产生于虚妄，有所追求。虚妄追求的人，大多觉得自己不足，别人有余。像郑子真、金方古，穿着朴素，在岩石下耕种，不屈服志向；守着田亩的收获，不交换食物。稍微不觉得自己不足，别人有余，又有什么追求呢？人们说：‘耕种尧时的田地，有九年的水灾；耕种汤时的田地，有七年的旱灾；耕种心田，日日都是丰年。’唉！这两位大概是耕种心田而日日丰年的人，不然，为什么他们如此自足无求呢？如此自足无求呢！”

敬虚子说：“我已经将郑子真和金方古的事迹相比，后来又见到唐人元结的父亲延祖，三岁丧父，长大后不做官。年过四十，亲戚强行劝他，调任舂陵丞，就弃官离去，说：‘人生衣食只要合适，饥寒就不应该再有其他需求。’每次浇灌菜畦、拾取柴火，作为生存的劳作，超过这个我就不想了。唉！像这样的人很符合我的心意，因此知道后人的欲望，前人没有不有的。陶渊明说：‘遥远的沮溺，心跨越千年才相关，说是空话罢了。’现在才知道确实如此。”

蒋诩

蒋诩，字君卿，杜陵人。哀帝时担任兖州刺史，以廉洁正直著名。王莽摄政时，他上奏事到灞上，就称病不再前进，回到家乡，卧病不出门。在屋前竹下开辟三条小路，只有老朋友羊仲、裘仲与他交往。两位仲都是逃避名声不做官的人。

赵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自古以来士人闲居野外，一定有同道同志的人相互往来，所以有自得其乐。陶渊明诗说：“以前想住在南村，不是为了占卜住宅，听说有很多素心人，乐于共度晨夕。”又说：“邻里时常来往，直言谈论往昔，奇文共同欣赏，疑义相互分析。”那么南村的邻居，难道是平庸的人吗？杜甫在锦里与朱山人的诗说：“锦里先生戴着乌角巾，园中收获芋栗尚未完全贫困，惯看宾客儿童欢喜，得到食物阶除鸟雀驯服。秋水才添四五尺，野船恰好容纳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又说：“相见竹参差，相过人不知。幽花欹满径，野水细通池。归客村非远，残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随。”所谓的朱山人，本来也是非常流俗的人。李白《寻鲁城北范居

译《士》误落苍耳中，诗云：“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又云：“还倾四五酌，自咏猛虎词。近作十日欢，远为千岁期。风流自簸荡，谑浪偏相宜。”范野人者，是亦可人之流也。

《士》诗误入苍耳丛中，诗中说：“忽然想起范野人，在幽静的园中涵养高雅的情致。”又说：“再斟上四五杯酒，独自吟咏《猛虎行》的歌词。近期只图十日的欢乐，长远则期许千年的情谊。风度潇洒自在放荡，戏谑放浪格外相宜。”这位范野人，也是令人喜爱的一类人。

译敬虚子说：“山林隐士的交往与世俗截然不同。世俗崇尚委婉周全、细致周到，而山林隐士只求真实罢了。况且世俗之人广泛结交，广泛结交后又讲究委婉周全，其中怎能没有虚伪？山林隐士朋友稀少，不是意气相投、志趣相合的人就不与之交往，大多不超过一两个人。看看跟随蒋诩交往的，以及陶渊明、杜甫、李白等人互相往来的情况，就足以证明了。唉！天下只有无所求而结交的才是真朋友。像他们这样的人，还再追求什么呢？这就是小隐者在此可以认识到的友谊真谛。”

向长

向长字子平，是河内朝歌人。他在家隐居，安于贫困，乐于修道。曾经读《易经》读到损卦和益卦时，感慨地叹息说：“我已经知道富有不如贫穷，显贵不如低贱，只是不知道死亡与生存相比究竟如何。”东汉建武年间，儿女们的婚嫁都完成后，他告诫家人断绝家务事，不要再来打扰他，就像他死后一样。于是他便随心所欲，与志同道合的禽庆一起游览五岳名山，不知去向。

敬虚子说：“富有不如贫穷，显贵不如低贱。这是山林隐士的一种超逸趣味，细细品味，才觉得美妙。如果对着世俗之人这样说，很少有人不嗤笑的。‘不知道死亡与生存相比究竟如何’，这是一句带有疑问的话。”元代有个叫李道纯的人，擅长谈论这个。李道纯说：“有生就有死，想要知道死，必须先知道生。”子路问孔子关于死亡的事，孔子说：“还没有了解生，怎么能了解死？”圣人的话真是伟大啊。《系辞》所说的“推究事物的本源，把握事物的终结”，因此知道关于生死的学说。求学的人想要把握终结，先要推究本源。想要明白最终的究竟，只要当下洒脱，最终也就洒脱；只要当下自由，最终也就自由。当下所做的功夫，就是最终的大事啊。唉！小隐者读了这些而领悟，那么关于生死的疑惑就豁然解开了。这不是出世间的第一义理吗？

晋代宗炳，字少文，是南阳人，精通玄理，进入庐山，依附慧远法师的白莲社，后来回到江陵，闲居远离世俗。衡阳王刘义季在荆州，亲自到他的住所拜访，宗炳戴着角巾，穿着布衣，接见时不行拜礼。刘义季说：“用高官厚禄来对待先生可以吗？”宗炳回答说：“俸禄就像秋天的草，时节一过就腐烂了。”宗炳非常喜爱山水，向西攀登荆山和巫山，向南登上衡山，在山中建造房屋，怀有向子平那样的志向。

晋代雷次宗字子伦，是豫章南昌人。学识渊博，通晓诗书礼乐。进入庐山，参与白莲社。元嘉十五年，被召到京城，任命为给事中，他不接受。过了很久，回到南昌，给子侄们写信说：“我童年时，就已经怀有远大的志向。二十岁时，依托庐山侍奉释和尚，游历修道二十多年。高深的导师既然已经去世，我又与你们回到故乡耕种祖先的墓地。从今以后，家务事无论大小，一律不要让我过问。”

敬虚子说：“从前有个叫慧远的僧人，在庐山创立白莲社，用来修习清静的业行。一同修习的有十八位大贤，而宗炳和雷次宗在十八位大贤中最为杰出。所以黄庭坚的诗说：‘白莲社里觅宗雷。’现在根据这两人的本传，又都仰慕向子平，毅然摆脱家庭的束缚，充满清高激越的风骨，他们是云霄中的人物啊。我们这些人迷惑不解，终日浮沉于世俗，所以被世俗的缘分所羁绊，难道不真的像泥土中的虫子仰望黄鹄一样吗？可悲啊！可悲啊！”

严光

严光字子陵，是会稽余姚人。年轻时与光武帝一同游学，晚上住宿休息，寒冷得无法安睡，互相说：“日后富贵了，要记得这件事，不要互相忘记。”等到光武帝登上皇位，他就改变姓名，隐藏踪迹不见。皇帝命令派人寻访他，后来齐国上报：“有一个男子，披着羊皮袄，在沼泽中钓鱼。”皇帝怀疑他是严光，于是派遣使者聘请他，往返三次后才到达。在阳明殿设置音乐，命令设宴款待，傍晚留下住宿，严光把脚搭在皇帝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奏报客星侵犯御座，情况很紧急。皇帝笑着说：“这是我的老朋友严子陵与我同睡罢了。”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他不屈服，于是到富春山中耕种。后来的人把他钓鱼的地方命名为严陵濑。

敬虚子说：“人只有不以外物为美，才开始没有心累；没有心累，才开始见到天真；见到天真，才开始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为什么世俗之人大多羡慕外物的美好，从而拖累自己的心？虽然顶着人的形体，却不能品尝人的滋味，享受人的乐趣，实在令人哀悼。”我编撰《小隐书》，读到严子陵时，没有不放下书而叹息的：“天下最大的，是天子，他躲避而不接受；谏议大夫，是清高尊贵的官职，他逃避而不屈服。这两者，尚且不认为外物是美的，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羡慕，能够拖累他的天真呢？子陵大概是通达人之为人道理的人啊！”唉！小隐者有欲望，不辜负人的生存吗？将要品尝那滋味，将要享受那乐趣，那么道术所在的地方，不就有风从这个人那里兴起吗？

赵宋苏云卿，是广汉人。靖康之乱时，避难到豫章东湖，邻里都称他为“苏翁”。年轻时与魏公张浚是平民之交，张浚入朝为相后，于是推荐他共同成就大事，然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高宗命令寻找他，听说他在东湖，张浚写信托付守臣亲自禀请。等到到达他的住所，只见他独自居住在茅屋中，靠种园织鞋为生。收到信不拆开，假装答应去朝廷，当晚就逃走了。第二天早上，守臣都来迎接，只看到请帖留在案上，留下一首诗说：“多年别作一家风，岂料闲名达帝聪。自有时人贪富贵，莫将富贵污苏翁。”

敬虚子说：“人想要的，是富与贵；所厌恶的，是贫与贱。然而富贵者凭借权势行事，贫贱者凭借志向行事。看天下必定有志向而必定没有权势

译就像严子陵对待光武帝、云卿对待魏公那样，由此可见了！光武帝、魏公原本是以故交的情谊延请这两人，而这两人飘然离去，毫无牵绊停留。光武帝、魏公最终没能招致他们，真是如此啊！志向可以必定，而形势却不可必定。难道仅仅是这两个人吗？巢父、许由隐居在箕山和颍水，而尧帝不能挽留；伯夷、叔齐逃匿在首阳山，而周朝不能招致。唉！他们原本只是微不足道的普通人，并非不能招致，正是想要成全他们的高尚志趣，保全他们的节操，借此来洗刷污浊的习气，从而兴起清明的风气。由此看来，世间难道可以缺少隐士吗！

译梁鸿

梁鸿字伯鸾，是扶风平陵人。同县的孟家有个女儿，挑选配偶不嫁人。父母问她原因，女儿说：“想要得到像梁伯鸾那样贤德的人。”梁鸿听说后便去聘娶她，给她取字叫德耀。孟光与梁鸿一起进入霸陵山中，以耕种为业。吟咏诗书，弹琴来自我娱乐。于是向东出关，经过京城，作了《五噫之歌》说：“登上那北邙山啊噫，回望看见帝京啊噫，宫室高峻巍峨啊噫，人们辛劳困苦啊噫，路途遥远无尽啊噫。”汉肃宗听说后认为这歌不当，寻找梁鸿却找不到。梁鸿于是改换姓名，与妻子儿女居住在齐鲁之间。后来又离开前往吴地，等到去世，就葬在要离墓旁。

敬虚子说：隐居山林的人，他们的德行在于沉默，足以包容万物。梁伯鸾起初与妻子隐居在霸陵时，真能以此修养德行。等到他出关经过京城，那《五噫之歌》侵犯逼迫时政，为什么就突然违背了初心呢？至于逃亡迁徙，侥幸得以脱身，难道不是给后来人留下的长久警戒吗？如果说在宁静中忍不住技痒，著书立言，也只是可以抒发闲情逸致的芬芳润泽罢了，一时的对错得失无关紧要。虽然如此，这还不是所谓善于遗忘的人。世上难道没有那些怀抱纯真朴素，保全性命以终老，视著书立言皆为多余之物的人吗？唉！怎么能找到这样的人与他一起进行小小的隐居呢！

韩康

韩康字伯休，是京兆霸陵人。常在名山采药，在长安集市上卖，三十年间，价格从不改变。当时有个女子向韩康买药，韩康坚守价格不移动。女子生气地说：“您是韩伯休吗？竟然不二价吗？”韩康叹息说：“我本意是想躲避名声，现在连小女子都知道有我，还要药做什么？”于是逃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使者接连征召他，他都不起用。汉桓帝备办礼仪聘请他，韩康推辞。自己乘坐安车，驾着柴车冒着晨雾，在使者出发前先走。到了驿站，亭长因为韩征君将要经过，正派人牵牛修理道路桥梁。等到看见韩康驾着柴车、包着头巾，以为是种田的老头，便让人夺走他的牛。韩康立刻把牛给了他，于是逃跑隐居，以长寿终老。

元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吕徽之先生家侨居在万山之中，安于贫困乐于道义，常常逃避名声，耕种捕鱼来自给自足。一天他到富人家换谷种，遇上雪天，听到别人分韵作诗，一人分到“滕”字，苦苦吟诵写不出来，先生忍不住失笑。众人听到后出来，看见他露着头顶、穿着短布衣，脚穿布袜草鞋，就侮辱他，并且询问他发笑的原因。不得已才说：“我的意思是举用滕王蛱蝶的典故罢了。”众人叹服，问他的姓名，他不回答。众人说：“曾经听说吕先生，难道是您吗？”他说：“我是农家，哪里知道吕先生？”赠送他谷种他不接受，一定要交换后才离开。众人随即派人尾随他后面，路非常偏僻遥远。雪晴后去拜访他，捕鱼换酒，尽情欢乐后散去。众人回去，第二天再追踪他的踪迹，他已经迁居了。

敬虚子说：“人们也有话说，名声是造物主所忌讳的；又说，造物主忌讳没有实际却得到名声。观察它所忌讳的，可知名声本是人的祸患，世人误以为是人的利益，而急切地经营它，为什么呢？韩康、吕徽之对此有深刻的见解。所以一个躲避名声深入山林不出来，一个逃避名声长久离去不返回。他们驾着柴车包着头巾，穿着草鞋短布衣，脱去外在装饰，浑然不露，几乎要忘记形骸了，又何必追求名声呢？唉！至人的行为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小隐居中的上等根器，独自观察素朴之道的深刻者吗？”

敬虚子说：“韩康躲避名声，吕徽之逃避名声，固然被认为是至人的行为了。为什么孔子说‘君子厌恶死后名声不被称颂’呢？回答说：不是像旧注解那样。按此乃是圣人阐明人对于死亡的了悟罢了，‘疾’是不疾而速的疾。这个字取义于箭矢，‘没世’是说死亡。‘疾没世’是说死亡的安逸。况且君子平时处世，如今死亡，不但说死亡而且一定要说‘疾没世’，大概像箭矢一样飘飞激射而远，毫无系留。像这样，在临终之际，难道会有灾祸困厄的缠绕，爱欲的牵绊，烦冤悲苦而难以忍受离开的吗？死亡何其安逸啊！既然死亡如此安逸，仍然名声不被称颂。像这样，是起初生于世清净而来，最终死于世清净而去，渺茫没有形迹的痕迹可见，没有膻香的气息可汲取。本然的性体，遥远没有缝隙，洒脱出世，不滞留丝毫。将取什么端点来称颂名声呢？古人有话说：‘雁过长空，影落塞水。雁本无留影之心，水无恋雁之意。’正是孔子‘名不称焉’的意思。为什么世人多有未了悟的呢？唉！我怎么能遇到韩康、吕徽之这样的良友，而与他们了悟此事呢！”

庞公

庞公，是南郡襄阳人，居住在岘山南面，不曾进入官府。夫妻互相尊敬如同宾客。荆州刺史刘表多次延请接见，不能使他屈服，于是亲自去问候他，对他说：“保全自身，哪里比得上保全天下呢？”庞公笑着说：“鸿鹄在高林之上筑巢，傍晚得到栖息的地方；鼋鼍在深渊之下打洞，晚上得到住宿的地方。趋向舍弃、行动停止，使用别人的巢穴，各自得到适宜的地方罢了。”于是他在田垄上放下农具，妻子儿女在前面耘田。刘表指着问说：“先生辛苦居住在田野，不肯接受官职俸禄，用什么留给子孙呢？”庞公说：“世人都留给子孙危险，我独自留给子孙安宁，所留的不同，不能说是没有留下什么。”于是带着妻子儿女登上鹿门山，采药不再返回。

敬虚

译孔子说：“自从上古时代的风气变得淡薄，人们都习惯于追求功利从而形成了习性。其间难道没有孤高纯洁的士人，冲破习气而超脱出来吗？然而富贵的艳丽在外诱惑，贫贱的忧戚在内激荡，没过多久，最初的志向就改变了，而习性终究占了上风。这就是北山之所以兴起《移文》嘲讽的原因。我读庞公的传记，没有不放下书卷而感叹的，他的意志多么坚定，他的本性多么稳定。因此，他从事农耕而隐居，已经很善于避开世人；采药而行，于是大大地忘记了世俗。深远得看不见天地间的富贵贫贱是什么东西，毫无一点习气的瑕疵，说他是上古时代的遗民，难道不对吗？”唉！凤凰不能因为被关在笼子里而驯养，麒麟不能因为被束缚而游走。杜甫说刘表“怎么能得到（庞公）”，确实是这样啊！刘表“怎么能得到（庞公）”啊。

译管宁

管宁字幼安，是朱虚人。家中贫穷但喜爱学习，坐着一张藜草做的床五十多年，从未伸展双腿箕踞而坐。膝盖接触的地方都磨穿了，在家里经常只戴着黑帽子、穿着布裙子。吟咏诗书，不改变其中的乐趣。管宁本是东汉人，等到魏国接受禅让时，他还在世。魏明帝特意准备了安车蒲轮，用束帛加上玉璧，聘请他。恰逢管宁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三国时期，魏国有张臶、胡昭两人，都修养心志不做官。张臶年轻时游学太学，学问兼通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袁绍前后征召任命，他都不应允。朝廷表奏授予他乐平令的职位，他也不就任。戴鵀鸟在门内阴凉处筑巢，张臶说：“戴鵀是阳鸟，在门内阴凉处筑巢，这是凶兆啊。”于是拿起琴歌咏，十天后去世，享年一百零五岁。胡昭居住在陆浑山，亲自耕种以乐道，用经籍来自我娱乐。正始年间，赵俨推荐他说：“天性高洁，年老更加坚定。元虚静素，有伯夷、商皓那样的节操。”朝廷用公交车征召他，恰逢他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六朝马枢，字要理，扶风人。博览经史，尤其擅长佛经以及《周易》《老子》。梁朝末年隐居茅山。宋元嘉初年，文帝征召他担任度支尚书，他推辞不应命。马枢眼珠深黄，能在黑暗中视物。有一只白鹳[一双白燕]在他庭院的树上筑巢，驯服亲近屋檐廊庑，时常来到几案旁。春来秋去，将近三十年。

五代郑遨，字云叟，滑州人，考进士没中，于是进入少室山做道士。听说华山有伍粒松脂，入地千年，化为药，能去除三尸，于是迁居华阴寻找它。唐明宗以左拾遗、晋高祖以谏议大夫征召他，他都不出仕。

敬虚子说：《论语》说贤者避世，又说作者七人。古注说：“作”是指高尚其事，避世则是君主无法让他做臣子。如果这样，不就是《易经》所说的天地不交，是“否”卦，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用禄位来荣耀他的意思吗？那三国、六朝、五代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正是自古以来天地不交的大“否”之时。管幼安等人各自崇尚俭德，不荣耀世俗的禄位，征辟他们不应允，征召他们不就任，召见他们不出仕。考察他们的行为，固然是贤者避世；比拟他们的同类，大概是作者的高尚了。唉！天下将要大乱，道义在于小隐，超逸奔驰而高飞，那些君子大概也有乐于取法于此的吧？

戴逵

戴逵字安道，谯国人。年少时博学，喜好谈论，善于写文章。生性不喜欢当世，以琴书自娱。曾作《闲游赞》说：“万物没有不以舒适为获得，以知足为极致的。那闲游的人，去哪里不舒适，等待什么而不足？所以在山岩流水的荫映之间，在琴书旁边躺卧休息，寄托心意于松竹，从鱼鸟中获取乐趣。那么澹泊的愿望，在这里就满足了。”

赵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我家在深山之中，每逢春夏之交，青苔长满台阶，落花铺满小径，门庭没有敲门声，松影参差，鸟鸣上下。午睡刚醒，随即汲取山泉，拾取松枝煮苦茶，喝下它，随意读几篇诗文，从容地走在山间小径，抚摸松竹，与小鹿小牛一起躺卧在长林丰草之间，坐着玩弄流泉，漱口洗脚。回到竹窗下，妻子和孩子做笋蕨供食，麦饭欣然吃饱。出门走到溪上，偶然遇到园翁田友，问起桑麻，谈论秔稻，估量晴雨，探究节气数算时令，一起畅谈。一会儿回来倚杖在柴门之下，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然可入目。牛背上的笛声两两传来，归来时月亮映在前溪上了。

敬虚子说：从我看戴安道和罗大经，可以说善于叙述自我舒适的趣味吗？虽然如此，也只是外境罢了。总之，内心安定而外境舒适的，才是善。如果只是外境舒适而内心不安定，有时可能会厌恶其寂静，那就承受不了奔驰扰动了。所以上士居常涵养内心，而能安定。能安定的，必定能静。静则澄澈无累，偶尔与外境相值，那么情感所发出的，正是快乐所获得的真实，他的舒适是有根本的。如果只以得到外境为自我舒适，我恐怕还不是古代善于自我舒适的人。

陶潜

陶潜字渊明，后来以字为名，改字元亮。浔阳柴桑人，年少时有高雅的情趣。宅边有五棵柳树，因此写《五柳先生传》来自我比喻。父母年老家中贫穷，起任州祭酒，不能忍受官吏职务，不久解职回家。后来担任彭泽令，郡里派遣督邮到县，官吏说应该束带去见他。陶潜叹息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解下印绶离职，写了《归去来》。义熙末年，征召著作佐郎，不就任。陶潜喜爱读书，打开书卷有收获，便欣然忘记吃饭。看到树木交相荫蔽，时鸟变换声音，也欣然喜悦。曾说：“夏天空闲，高卧北窗下，清风飒飒而至，自认为是羲皇上人。”宋元嘉四年去世，谥号靖节征士。

赵宋邵雍，字尧夫，祖先是范阳人，后来迁居洛阳。王拱辰任洛阳尹时，在天津桥南为他买宅。富弼命他的客人买对门的一园，都有水竹花木的胜景。邵雍在洛阳四十年，安贫乐道，从未皱眉。所居称为安乐窝，冬暖夏凉。遇到有睡意，就躺下，因此自号安乐先生。早晨焚香安坐，傍晚酌酒三四瓯，微醉即止，常常不到醉。喜爱吟诗，作大字

译著书，遇到兴致就写。严寒酷暑，闭门不出，说：“这不是退隐之人适宜做的。”春秋两季才出游，乘坐小车，由一人拉着，任凭心意所至。作诗来自我吟咏道：“花似锦时高阁望，草如茵处小车行。”士大夫认识他车子的，争相迎候。于是和诗道：“林间高合望已久，花外小车犹未来。可谓风流人豪也欤！”好事的人另外建屋来等候他到来，命名为行窝。遇到主人喜欢宾客，就停留三五夜，再到另一家也是如此，有时经过一个月仍流连忘返。起初本想有所作为以闻名于世间，却停止了。六十岁时，才开始做隐士，戴着乌帽，穿着褐色衣服，见到公卿宰相也不改变态度。六十七岁去世，谥号康节先生。

译敬虚子说：“上天化生万物，总是把最精妙的旨趣托付给人，所以万物之中，人的本性最为尊贵。为什么人却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反而失去了作为人的特质呢？”庄子说：“只有虫能像虫那样，只有虫能顺应天性。意思是说，虫所承受于天的本性，没有不能做到的，而人反而做不到。人失去了作为人的特质，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悲的吗？”以前我在《严子陵传》中曾感叹：“世俗之人虽然披着人的外形，却不能品尝做人的滋味，享受做人的情趣。”如今看到陶渊明、邵雍这样的人，对外适应环境的顺遂，对内安享心情的闲适，忘却富贵与官爵禄位，安于际遇的得失，然而不被外物所束缚；超越贫贱而安居于日常起居饮食，游心于淡泊安泰，然而没有衰败之气。凡是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不能拖累他们的纯真本性，而天德常保安宁。这样不仅得以品尝做人的滋味，而且得以享受做人的情趣；不仅是有能力做人的人，而且是有能力顺应天性的天。唉！像这样的人，大概才不辜负上天所托付的，而保全了最尊贵的本性。那么小隐的典范，不也就确确实实体现在这些人身上吗？体现在这些人身上吗？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彦深，是鲁地人。居住在会稽郡剡县，生性喜爱山水，每次出游，一定要探尽幽深险峻之处，有时十天半个月忘记回家。他与征士戴颙等人一起进行超脱世俗的游历。会稽太守谢方明极力邀请他，他不去。谢方明派人告诉他说：“既然不进入我的郡治，为什么进入我的县城？”孔淳之笑着说：“潜游水底的人不认识水，筑巢栖息的鸟不辨别树林。飞禽游鱼所到之处，何必问它的主人是谁？”元嘉初年，朝廷征召他担任散骑侍郎，他就逃到上虞县境内，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敬虚子说：孔淳之生性喜爱山水，高雅地崇尚游历涉猎。我读他的传记，喜爱他，因而想到金坛王樗庵先生，以前他以佥宪的身份整顿我州的军队，曾经多次携带图画来。问他原因，他说：“当初调任官职到这里，就听说这里没有山水，登上越地恐怕尘滓污染肺肝，借这些图画有时展开玩赏以涤荡清除。”大体上高人的怀抱，都像这样闲适深远。我也笃信对山水的喜爱，为什么偏处在这荒凉寂寥之地？后来樗庵任期届满向南离去，可怜我有志向，想引渡我过江，在勾曲山下择地居住。过了很久，他将去观赏雁荡、天台、匡庐、武夷、峨嵋、罗浮等山，仍然回到勾曲讲学并终老。我欣然想要跟随他，却因为母亲年老、家里贫穷，没有实现。虽然如此，传记记载孔子登上泰山而觉得天下渺小，解说的人却说圣人的志向不在山上，那么樗庵的志向果真在山吗？还是另有其他关联呢？

明僧绍

明僧绍字休烈，是平原郡鬲县人。通晓经书有儒家术数，隐居在长广郡劳山。宋朝时，多次征召他都不就任。齐建元初年，征召他担任正员体郎，他也称病不应召。后来住在江东摄山，听说沙门远有宿德，就去定林寺拜访他。高帝想见他，远问说：“天子如果来，居士打算怎么相对？”僧绍说：“山野之人，正当凿坏墙垣以逃避。如果推辞而不能获准，就应当依照戴公的先例。”不久他逃回摄山，高帝非常遗憾。于是赐给他竹根如意、笋皮冠，隐士以此为荣。

赵宋时期南安翁陈元忠赴省城参加科举考试，傍晚投宿在他家，看见几案上有书籍，陈元忠说：“教导儿子读书吗？”回答说：“种园子谋生罢了。”问藏书有什么用，回答说：“偶然有的。”“也进入城市吗？”回答说：“十五年没有出去了。”第二天，陈元忠告别离去，因为有事留在城中，忽然看见翁仓皇而行，陈元忠追问道：“十五年不出去，为什么到这里？”回答说：“我有急事，大儿子在关外卖水果丢失了税款，送到郡里要被杖打，于是和小儿子到郡里，愿意代替大儿子受罚。”又因为罪责在自己，忽然小儿子来了，翁耳边好像有所请求。郡守疑问，回答说：“我父亲原本系带职正郎，宣和年间多次掌管州郡，诰敕现在埋在山下。”郡守派官吏跟随儿子发掘取得诰敕，请翁坐上座，道歉并释放了他的儿子。第二天郡驾枉驾拜访他，屋子已经空了。

敬虚子说：“小隐的德行，名声和行迹都隐秘的是上等。名声隐秘而行迹不隐秘的是次等。行迹不隐秘而人不能玷污他的，又次一等。至于名声和行迹显著，奔走弓旌以聘请的，这是下等了。也以隐士称之，其实有瑕疵。没看见投骨头的人吗？蚂蚁一定聚集而吮吸它。骨头对蚂蚁有什么心思，而蚂蚁一定吮吸它，是因为腥膻的气味招引它。名声和行迹显著，是腥膻的招引。身体已经隐居了，哪里用得着这个呢？”明僧绍在当时，被宋、齐视为贤人，多次征召特别赏赐，逐渐而来。说“我没有招引他们，他们凭什么到来”？从世俗来看，确实是荣耀的待遇；从隐德来说，不也有瑕疵吗？在这里所以取法南安翁。正因为他名声隐秘而行迹不隐秘，超过这个，就名声和行迹都隐秘了。唉！穷山僻谷，哪里知道没有这样的人？大概哪一天脱鞋而去跟随他呢？

陆夸

陆夸，赵郡高邑人。年少时就有大度，不拘小节，沉迷喜好书传，从未把世俗事务放在心上。喜欢饮酒，浩然超脱于物外，高尚不仕，寄情于山丘沟壑。年少时与崔浩是莫逆之交。崔浩担任司徒，上奏征召他为中郎，他称病不去。有人对陆夸说：“我听说有大才的人一定担任贵官，您为什么独自在桑榆之年呢？”于是撰写《知命论》来解释它。

敬虚子说：“我曾经考论古今隐

译逸传中，到了《北史》，看见陆夸写了《知命论》，于是感慨地叹息说：“唉！所谓命运，是人在出生之初所禀受的。生死、寿夭、贫贱、富贵，乃至存亡、得失、荣辱、显达或隐没，大概都是早已确定的，人无法改变它，也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知晓命运就不会怨恨上天、责怪他人，而是修养身心以等待命运的安排。因此，对于一切偶然遭遇的事情，来了不去迎接，去了不去送别，并且安于命运而不再试图改变。所以，知晓命运的人，有着极大的快乐；安于命运的人，有着极大的安宁。那些浅薄的隐士没有通达这个道理，却想与天道为伴，能做到吗？”

译韦夐

韦夐字敬远，是杜陵人。他志趣高洁，崇尚清闲，对荣华利禄淡泊无求。他居住的宅院，枕靠着流淌的泉水。韦夐对着泉水弹琴读书，潇洒自在，悠然自得。甚至有仰慕他清闲素雅的人，带着酒来追随他，他也与他们尽情欢乐，接待应对不知疲倦。明帝曾写诗赠给他，称他为逍遥公。

唐代的方干，字雄飞，是桐庐人，性格放荡不羁，参加进士考试一次落榜，于是隐居在严陵钓台东边的白云原，另外在越地的镜湖上还有别业，他曾经吟诗来比喻自己说：“世人如果不容纳我，我就放纵天性中的慵懒，落叶任凭风吹扫，香糯请水来舂捣，花朝时连城的雾气，雪夜里隔着湖面的钟声，身外若能没有烦心事，头发在这山峰上变白也适宜。”

赵宋时期的魏野，字仲先，是陕州人。生性喜爱吟咏，不追求显达。他住在州城的东郊，亲手种植竹树，清泉环绕，旁边对着云山，景致情趣幽深绝妙。他挖土一丈见方，称为乐天洞。前面建了一座草堂，他在其中弹琴，整天笑歌不断。出门就骑着白驴去游历。

元代的王冕，是诸暨人。小时候依附在僧寺读书。长大后，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中，便弃绝功名。带着妻儿隐居在九里山。种豆三亩，粟米加倍。种植梅、花李、桃、杏占了一半。芋头一区，薤、韭各一百株。引水成池，养鱼一千多头。搭建茅屋三间，自己题名为梅花屋。有人到来，不行宾主之礼。清谈整天不知疲倦。食物到了就吃，都不必辞谢。

明代的谢承佑，是海阳人。年轻时游历京师，看到权势利禄显赫张扬，心中郁郁不乐。回来经过宝云山，看见野鸭在岸边饮水啄食，悠然自得，对朋友说：“人生在这世上，如同轻尘依附在弱草上，却用儒生的帽子来束缚自己，实在可耻。”于是在郡城南面结斋居住，有长溪旷野可以游历舒适，买了一头驴，一只船，兴致来了就戴幅巾穿野服，随意所往。疲倦了就休息，休息后又继续，说唐虞的事业全在这里了。

敬虚子说：世上有谈论清福的人，然而知道清福的人是谁呢？至于享受清福的人，又是谁呢？近时有个叫胡九韶的人，是个贫寒的读书人。每天傍晚焚香，九次叩首感谢上天赐予一天的清福。妻子说：“三餐菜粥，怎么能叫清福？”他说：“我庆幸生在太平盛世，没有兵祸；又庆幸一家骨肉，没有饥寒；又庆幸床上没有病人，监狱里没有囚犯，这不是清福又是什么？”像胡九韶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知道福气的人了。而韦夐，而方干，而魏野，而王冕，而谢承佑，难道不是享受福气的人吗？虽然如此，佛经还说：“心中不被任何事物牵累叫做福。”心中不被任何事物牵累，比起这些难道不更有另一种清雅的意味吗？唉！小隐之人，又怎么能不品味这种意味呢？又怎么能不达到这种福气呢？

王绩

王绩字无功，是绛州人。性格简慢放达，不喜欢拜揖。乡族间的庆贺吊唁、婚嫁冠礼，他都不参加。隋朝大业年间，考中孝廉，担任六合县丞。他嗜酒，不能胜任事务，被罢免回家。游历北山和东皋，著书号东皋子。贞观年间，因贫困，再次参加选拔。当时大乐署的史官焦革家善于酿酒，因此请求担任县丞。几个月后，焦革死了，他的妻子袁氏送酒不断。一年多后，袁氏也死了。他叹息说：“上天难道不让我喝饱美酒吗！”弃官还乡。乡里有几顷沙洲田地，奴婢种植黍米，春秋酿酒，养野鸭大雁，种植药草，自给自足。把《周易》《老子》《庄子》放在床头，其他书很少读。

唐代白居易《醉吟先生传》：醉吟先生，忘记了他的姓氏、家乡和官爵，恍惚间不知道他是谁。他所住的地方有五六亩池塘，几千竿竹子，几十株高大的树木，台榭舟船，样样具备但规模微小，先生安适于此。他生性嗜酒，沉迷弹琴，溺爱诗歌，往往乘着兴致，坐轿子到野外，寻水望山，顺着性情便去，抱着琴拿着酒，兴致尽了就返回。于是自己吟咏怀诗说：“抱着琴像荣启乐一样快乐，纵酒像刘伶一样通达，放眼俯瞰青山，任凭头上生出白发，不知道天地之内，还能活多久。”从此到终身，全是悠闲的日月。吟完自嘲，打开酒瓮取出新酿，痛快喝了几杯，昏然而醉。古人所谓在酒中得到保全的，所以他自号为醉吟先生。

敬虚子说：“人的性情，以自我舒适而和谐。自我舒适而和谐，那么天真本性就不会远离而至。然而自我舒适本源于内心，不依赖于外物。依赖外物而舒适，那就不是真正的舒适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凡是有所依赖，那么外物就成了主宰。外物成了主宰，那么有时就无法供给，羞愧之意因此不能顺遂而波动，焦躁之心因为有所滞碍而产生，怀着违背意愿的忧虑，哪里还有舒适和谐呢？所以古代善于自我舒适的人，不依赖外物的一丝一毫，正是想要涵养自己的天真本性罢了。”王无功、白乐天，世人称他们是自我舒适的贤人，为什么一定要依赖酒，然后才舒适呢？这是酒的舒适，还是自我的舒适？酒的舒适与自我的舒适，一定有区别。人们说：“醉中虽然快乐，仍然是生灭的境界。”用这个观点来看，靠酒获得的舒适，仍然是虚幻的造作，更在自我舒适之外，哪里是所谓天真的舒适呢？

张志和

张志和，字子同，是婺州金华人。十六岁时，考中明经。以对策干求肃宗，当时受到赏识，重视并让他待诏翰林。因为父母丧事，不再做官，居住在江湖之间，自称烟波钓徒。著有《元真子》，也以此自号。皇帝曾经赐给他奴婢各一人，张志和就把他们配为夫妇，起名叫渔童、樵

译青。有人问其中的缘故，他回答说：“渔童让他捧着鱼竿、收起钓线，在芦苇丛中系着缆绳；樵青让他用兰草和桂木当柴火，在竹林里煎茶。”他因此放纵不羁，最终隐居于江湖之间。唐宪宗曾画像寻访他，最终没能将他招致。

译敬虚子说：天地间有极其清高之事，只有至人才能领会。因此，事物的瑕疵，无法玷污他纯正的气节；世俗的驳杂，无法沉淀他洁白的本质。他超然物外，超越于物象之上；洒脱自在，游历于尘世之外，这是至人的风范，天下因此归于清静。张子同曾写《元真子》数十百字，我之前偶然看到，似乎不是沾惹烟火气息的言语。如今读他的传记，又是如此孤高深远。古人说“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确实如此啊！唉！那些小隐者未能追溯元真子的风范，难道能识别那别有天地的清高之事吗？

司空图

司空图，字表圣，河中人。考中进士，担任侍御史。当时天下动荡离乱，司空图本来居住在条山王官谷，有祖先留下的田地，于是隐居不再出仕。他给自己的亭子取名为“三休”，写文章来表明志向说：“衡量才力，一宜休；揣度本分，二宜休；年老耳聋，三宜休。”他又预先准备好坟墓和棺材，遇到好天气，便邀请客人坐在墓穴中，赋诗饮酒，徘徊流连。客人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司空图说：“为什么不宽广些呢？生死是一回事，我难道不能暂时在此游玩吗！”七十三岁时去世。

敬献子说：“古人预先准备寿藏，东汉赵岐就已经有了。还有唐代的姚勖，是宰相姚崇的孙子，曾在万安山脚下划定墓地称为‘寂居穴’，坟墓称为‘复真堂’，削土筑台称为‘化台’，这些都是古代通达事理之人齐同生死的奇特行为。至于司空表圣坐在墓穴中赋诗饮酒，大概更是完全忘却了生死，游心于无边无际之外，越发奇特了。唉！小隐者又怎么能缺少这样的奇行呢！”

敬虚子说：“近来查阅佛藏，看到在此土撰写的《禅宗颂古联珠集》，见到楼子和尚听到别人唱道：‘你既无心，我便休’，因而悟道。他为何能悟道呢？大概佛教教义中，有假我，有真我。‘你’是假我，‘我’是真我。人之所以不得安宁，正是假我有心，每日纷扰多事。既然假我无心，一切虚幻因缘不起，那么真我便无事而安宁了，这不是道又是什么？那么司空表圣的三休，果真是‘你无心我便休’吗？又看到古诗说：‘谁人肯向死前休’？况且表圣预先准备坟墓棺材赋诗，在墓穴中饮酒，这难道不是不肯向死前休吗？由此可知三休，大概是肯向死前休吧！唉！表圣作此举动，如今又怎能遇到‘我便休’的人、‘死前休’的人，共同享受这小隐之乐呢！”

陆羽

陆羽，字鸿渐，复州竟陵人，不知其出生情况。有人说有僧人在水边得到他，收养了他。长大后，用《易经》为自己占卜，得到蹇卦变为渐卦，说：“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以陆为姓，取名并取字。上元初年，隐居苕溪，自称桑苎翁。闭门著书，有时独自在野外徘徊，不得意，有时痛哭而归。所以当时人称他为接舆。

宋代福建人谢翱，字皋羽，所著诗文，名为《晞发集》。宋朝灭亡时，他避居浙东，隐居不肯出仕。晚年喜爱子陵台下的白云原，有时登上高台，用竹如意敲击石头，唱《招魂》的词说：“魂来兮何极？魂去兮江水黑。化为朱鸟兮，其咮焉食？”唱完，竹子和石头都碎了，失声痛哭。

敬虚子说：“哭是人的一种情感。情感有所伤痛，就感动而哭。像陆羽、谢翱所经历的，难道不是山林中无聊的怨恨吗？然而陆羽确实是自怨，谢翱还有所关涉，大概是愤恨宋朝的灭亡，抱着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饿死的节操。谢翱又曾撰写《西台恸哭记》，其中有说：‘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私下议论，阮步兵的哭是狂放，陆接舆的哭是怨恨，谢晞发的哭是愤恨，无非是情感有所伤痛，感动而哭。以前我年轻时，曾有感伤，想到泰山巅崖，俯身等待旭日，咀嚼那红焰，喷吐岚气，吸入雾气，披头散发，闭上眼睛，长声嚎叫，信步向东，任凭跌倒摔死以自尽。听到的人无不哄然一笑，嘲笑我的痴傻。从今日看来，那哄然一笑的人所嘲笑的，确实对我大有教诲。唉！古代有善于哭的人，其音旨殊绝，清凄哀婉，写出肠内的幽深郁结，不必诉说给人，而人却勃然动怀。这大概是本土的奇气逸响，怎能不收录，以作为小隐一种超世的风悲呢？”

种放

种放，字明逸，洛阳人。年轻时与母亲一起隐居在终南山豹林谷的东明峰，结草为庐，以讲习为业，自称退士，曾作传来记述自己的行事。淳化初年，被征召，因为母亲生气而未起，母亲去世。咸平年间，再次征召，于是前往京师，拜左司谏，直昭文馆。第二年，请求暂时回山，被允许。

退士传，退士不知是谁家的人，然而曾自称是仲山甫的后代。在南山中耕种以食，号退士。退士性情恬淡平易，善于自我持守，常以圣贤方正之言监督自己，有时不善则悔恨立刻改正。平生少有嗜欲，乐于游历云霞空荒之间，常自满足，不顾穷困。幼时受父兄教导，用章句奇偶之学干求于时，不遂志，后来便弃所学，退居深山穷谷中，取经史恣意阅读，著《蒙书》十二篇，

译大抵致力于斥退邪说、弘扬正义，诛杀奸佞蛀虫，又分条列举自古以来文章中的精粹之作，让学者得以窥见。他高雅地崇尚山林隐居，每当登上高丘，漫步深谷，便长久停留、安坐宴饮，见到悬崖瀑布、古树垂萝，以及幽深偏远、岑寂无声的地方，就整天流连忘返。他也常常闭门称病，倚靠几案静卧，往往长达百余日，而人们不知道其中的缘由。除了吉凶庆吊之事，平时也很少与人交往，不与权贵结交。所交往的朋友，如果不是出于道义所在，也不急切地去追求。遇到事情有所感触，往往写成歌诗箴颂。有人讥讽他说：“这是退隐，是退隐行迹呢？还是退隐名声呢？”退隐之士便说：“不隐退，行迹怎么会这样；不隐退，名声怎么会这样。”程先生叹息道：“名声与行迹由时势判定，精神与心灵在机缘中交汇，使得大道被逾越而受到下层的欺瞒，正义被背离而在内心分离。难道只有我不退隐吗？难道只有我不退隐吗？”

译敬虚子说：“种明逸当初与母亲隐居时，曾穿着粗布野服去拜见陈希夷。陈希夷预先让人洒扫庭院，种明逸到了，在庭下拜见。陈希夷拉着他让他起身，说：‘你日后会显贵做官。’等到他母亲去世，他果然应召接受爵位。真宗皇帝以特殊的礼遇对待他，他倚仗皇恩傲视他人，被王嗣宗极力排挤。清高的节操随即受损，像种明逸这样的人，似乎不是岩穴中真正的隐士。虽然如此，这是他后来的事罢了。他早年闲适自在，像《退士传》中记载的那样刚烈，也足以比肩巢父、许由、伯夷、叔齐、严光。奈何他的本质不坚定，一跌倒就破碎；他的根基不深厚，一拔就迁移。怎能不让他出山呢？这正是古人《北山移文》所嘲讽的。唉，这难道不是小隐者不远大志向的鉴戒吗？”

林逋

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年少时父亲去世，他努力学习，不局限于章句训诂。性格恬淡喜好古雅，不追求荣华利禄。家中贫困衣食不足，他却安然自若。起初他在江淮一带漫游，很久之后回到杭州，在西湖孤山建屋居住。二十年脚不踏入城市。他曾自己在屋旁挖好坟墓，临终时写了一首绝句说：“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疎。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去世后，仁宗皇帝赐谥号和靖先生。他的七世孙林洪也隐居不仕，著书自娱，给书题名为《山家清事》。

林洪在《山家清事》中写道：选择靠山临水的地方，土地环绕着篱笆，种植荆棘，间杂栽种竹子，里面种梅。房屋三间，卧室一间，读书一间，制药一间。后面的房屋两间，一间储存酒和粮食，摆放农具、山间用具一间。安置仆役和厨房，规模相当。童仆一个，婢女一个，园丁两个，狗十二条，驴四头，牛四头。客人来了，准备素食和酒。闲暇时读书，督促农圃事务。落成时感谢上天所赐，以廉洁耿介约束自身，以安顺和睦持家，宽恕对待下属，和睦交往邻里。作为子子孙孙长久安居的地方。

敬虚子说：“闲适之事，上天常常限制人。近来听说南方有一个富翁，每次因为公务进城，特别害怕其中的烦扰，在房间里挂起四个字说：‘望城欲哭’。有一天焚香祷告上天说：‘希望有薄田二十亩，自己耕种收获，老死在山林，就满足了。’忽然空中有声音回答说：‘想要富贵就给你，这个却不可以。’由此可知闲适难于富贵，上天不轻易赐给人。为什么林氏祖孙的闲适世系如此呢？书上说：‘皇天辅助有德之人，林氏一定是世代拥有上天辅助的德行，不然上天难道会偏私他们吗？’小隐者可以从中观察了。”

敬虚子说：“杨慈湖遗书说：‘人生一世，只是忙迫一场便结束了。’又说：‘凡是有家的人，或者房屋可以居住，粮食可以食用，再或者园蔬足够使用，已经属于富有了。可惜人们不知道，所以人间懂得知足之乐的人很少。’我认为人们正因为很少懂得知足之乐，所以才只是忙迫一场便结束了。这难道不就是世间的大苦吗？况且观察林氏祖孙的闲适，却远离抛弃了这种苦而自由自在。自由自在，本是人生无上的快乐。像这样的人，何止是不忙迫而已呢？何止是知足而已呢？唉！小隐者可以领悟为人处世的方法了。”

王谯

王谯字肩望，淄川人，住在县北的梓桐山。博览群书，尤其擅长老子和易经。咸平年间，契丹游骑渡河，全家被掳掠。王谯就挺身而出进入契丹境内寻找父母，多年没有找到。回到东山，刻木招魂埋葬。向北望着叹息说：“身世如此，还能把自己比作常人吗？”于是与世俗隔绝，自号赘世翁。用砖块围成圆圈，称为茧室，中间放置石床，在石头上刻字说：“生前投躯以预防不测，死后寄魄以准备不虞。”病重时进入室内，自己关上门去世。

敬虚子说：“天地的道理，有顺有逆。人所遭遇的，没有不是命运。奈何世俗的谋划，大都趋向顺境而背离逆境？然而顺境不是趋向就能得到的，逆境不是背离就能逃避的。只有听任它来而安然处之，这才叫做正。我编撰《小隐书》到王肩望时，没有不感叹他遭遇的逆境，竟然零丁孤苦到这种地步呢？栖居东山，孑然一身，环砖刻石，以死自誓。最终果然如他所誓，死去了，可以说安于逆境了。天下只知道有顺应顺境的隐士，在泉石间博取兴致，在鱼鸟间取乐，罢了。哪里知道还有这种安于逆境的隐士呢？逆境能安然处之，然后才是真隐。古人在常隐之外，别有真隐之乐，难道不是认为这尤其贤明吗？”

俞汝尚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乌程人。年少时在鄣南的昆山读书，为人温和有礼，议论严谨不苟且，不肯料理生计之事，淡泊权势利禄，不因贫困匮乏而扰乱心志。考中进士，历任州县官职，没有一点营求进取之心。亲戚故旧有责怪他不为子孙打算的，俞汝尚笑着说：“这正是为他们打算啊。”当六月酷暑，寝室不可居住，他搬到门外居住。妻子黄氏去看他，俞汝尚说：“人生七十者稀少，我和你都已经超过了，可以走了。”妻子回答说：“那么我先走。”三天后去世。俞汝尚办理丧事，为他写铭文。召集儿子们告诉说：“我也从此逝去了。”靠着几案去世，相隔才十天。

赵宋《李荐师友谈记》东坡公说：“日者王实来拜访，王实是韩持国的女婿，于是问韩持国安好吗？回答说：‘自认为已经衰老，且将用声乐酒色来娱乐晚年。

译东坡说：“正因为晚年，才不应当这样。”不久前，有一位老人设宴招待亲友，酒宴将尽时，他对众人说：“我这就快要走了。”于是整理衣襟，端正坐姿，气息渐渐微弱。他的几个儿子于是惊慌恐惧地呼喊哭号，希望老人留下一句话作为教诲。老人说：“只应当第一要五更起床。”几个儿子不明白其中的意思。老人说：“只有五更时分，才可以处理自己的事情。”几个儿子说：“全家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的事情，难道还有分别吗？”老人说：“不是这样，所谓自己的事情，是指死的时候能带得走的东西。况且我平时经营生计，如今即将离世，能带得走什么呢？”几个儿子颇为领悟，请求您向持国转达：处理自己的事情，与其耗费心神于声色酒食，不如为死时能带得走的事情做打算。

译敬虚子说：人的生死，也是大事了。这两者同样重要。世俗之人大多顺从求生的欲望，而从不考虑死亡，为什么呢？当他们顺从求生时，以为死期还远，在恩爱牵绊中纷扰，在名利竞争中急切，完全不知道停止。然而没过多久，少壮忽然变老，日复一日。突然遭遇灾难面临死亡，才开始感叹凶险并产生悔恨。这时候，筋骨衰败，呼吸微弱，过错已无法弥补，善行又能转移到哪里呢？况且又能怎样呢，带着遗憾随即死去，永远含着无尽的悲哀，难道不痛苦吗！真是冤苦啊。现在看俞退翁夫妇的死亡，感慨他们时刻从容地离去，难道没有道理吗？这大概是从佛家学习而有心得的人。世人诋毁佛家的学问是死人的事，死亡是人所不能避免的，本来就是大事、重事，为什么不学习呢？我既然叙述了退翁的传记，再附上东坡的谈话，正是想让隐居的人知道所学，以便善终。唉！在闲静的树林房屋之下，洗涤内心的搅扰，摆脱物质的牵累，收敛本真的元气，修炼涵养至纯的本性，难道不应该早早地去做吗？等到临终突然仓促，徒留遗憾而无所依托。

敬虚子说：“我既然编排退翁、东坡来阐明善终的学问，又曾经听说。从前我们有先贤说：‘人的形体有生死，而本性没有生死；就像人的形体有老少，而本性没有老少。’这话可以说是很好的比喻。人们只是不通晓本性没有生死，都贪生怕死被迷惑了。在孔子门下，子贡问死，孔子说：‘等你死的时候自然知道。’死亡就无知了，却说‘自然知道’，可见形体死了而本性不死。形体死了而本性不死，这就是本性之所以奇妙于老少而灵验，贯通生死而鲜活的原因。有人私下认为本性与生死原本不相干，认识到本性与生死原本不相干，就见到本性了。唉！哪里能得到见到本性的人和他一起了结生死呢？”

谯定

谯定，涪陵人，向郭曩氏学习《易经》。郭曩氏，世代居住在南平，始祖在汉代是严君平的老师，世代传授《易经》学问，大概是象数之学。谯定听说程颐在洛阳讲授《易经》，前往学习，于是得知精微的义理而回来。起初，程颐和哥哥程颢跟随父亲程珦在成都做官，看见一个编竹篾箍桶的人，拿着书看，是《易经》。想要向他请教，编竹篾的人先说：“你曾经学过这个吗？”于是指着《未济》卦中阳爻的穷困，向二程发问，二程谦逊地问他，就说：“三个阳爻都失去了位置。”兄弟二人豁然有所醒悟。后来袁滋问《易经》，程颐说：“《易经》的学问在蜀地。”袁滋进入蜀地，在眉州和邛州之间看见卖酱的薛翁，与他谈话大有收获。郭曩氏、编竹篾的老人、卖酱的老人，都是蜀地的隐士。

敬虚子说：“《易经》的道理太伟大了！即使是圣人，也有不知道的地方。孔子之所以五十岁学习《易经》，这难道是特意从蜀地的隐士那里获取《易经》的道理吗？难道是因为学习《易经》的人往往找不到门径？崇尚训诂就穿凿附会其意，喜好文章就支离破碎其词，致使天地的义理不能确立，作者的心意都晦暗不明，是这样吗？”传书说：“礼制失传就向民间寻求。”大概是说世间实行礼制的人过于文饰而失去真实，反而不如民间虽然质朴而古意犹存。那么特意从蜀地的隐士那里获取《易经》的道理，莫非就是向民间寻求礼制的说法吗？

松江渔翁

松江渔翁，不知道他的姓名，每次划着小船在波浪上往来，敲击船舷饮酒，酣畅歌唱自得其乐。福建人潘裕从京城调任回来，遇见他觉得很奇异，作揖说：“先生的气度容貌不是渔钓一类的人，希望乞求一些话语。”渔翁瞪着眼睛说：“你不平凡，如果真的有诚意，能到小船上说话吗？”潘裕高兴地上了船。渔翁说：“我厌倦喧嚣烦杂的地方，在闲旷之地隐居三十年了。小时候喜欢诵读经史百家之言，后来观看佛家的书，现在都抛弃了，只吃饱饭嬉戏。”潘裕说：“先生修身养德如此，为什么不做官呢？”渔翁笑着说：“君子的道，有的出仕有的隐居。我虽然不能栖隐在山岩洞穴，追随商山四皓的踪迹，私下仰慕老子委曲保全的道理。况且修养志向的人忘记形体，修养形体的人忘记利益，得道的人忘记心机。心和形体都忘记了，看待高官厚禄就像粪便一样。和你出仕隐居的志趣不同，你努力吧。”潘裕问他的住所，说：“我的姓名尚且不想让人知道，何况居室呢？”让潘裕返回他的住所，击桨离去。

敬虚子说：“我每次读《松江渔翁传》，没有不振作奋起的，羡慕他高飞的样子在霞外漱饮灵液，在世间洒落清风，忘记世俗善于遣散，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啊！”从前私下听说，郭象注解《庄子》有说：“既遣散了是非，又遣散了所遣散的东西，然后没有什么不遣散的，于是是非就消除了。”谢灵运概括其义而吟咏说：“一悟得所遣。”大凡道理都由悟而得，一旦有所悟，真见天地之间，淡泊而没有事情，那些累及我身心的东西，怎么能容许不遣散呢？遣散它，遣散它，又遣散它，以至于没有什么可遣散的，于是一切荡然无存，没有事物侵扰，将与太虚同样奇妙而常乐自然，这是老子、庄子的本事。没想到渔翁悟而得之，契合大教的根本旨意，谐和生人的本真趣味啊！唉，古来高士多藏于渔钓，难道是闲寂能生出至诚之心，还是虚明必定知道止境呢？

杜生

杜生，颖昌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县里人叫他杜五郎。他所住的地方距离县城三十里，有两间屋子，前面空地一丈多，就作为篱笆门。杜生不出门

译已经三十年了。黎阳县尉孙轸前去拜访他，询问他不走出门户的原因。先生指着门前的一棵桑树说：“十五年前我也曾在树下乘凉，只是当时对世事无所作为，对人无所求取，偶然间便不再出门罢了。”孙轸问他靠什么维持生计，先生说：“只靠替人选择吉日以及卖一种药，来准备稀粥。后来儿子能够耕种，从此食物充足，选择吉日和卖药这些事就一概不做了。”孙轸问他平日做些什么，先生说：“只是端坐着罢了。”孙轸问是否看些书，先生说：“二十年前也曾看过《净名经》，当时非常喜爱其中的议论，如今已经忘记了，连书也早已不知放在哪里了。”当时正值严寒，先生穿着布袍草鞋，屋内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床榻。孙轸感叹不已，停留许久才离去。

译明代敖英《绿雪亭杂言》记载：邝子元从翰林院外放任职，十多年未能获召回京，曾经失意无聊，于是得了心病。每当病发，就昏沉迷糊如同做梦，有时说胡话，不发作时与平时无异。有人说：“真空寺有位老僧，能治病。”子元前去请教。老僧说：“相公的病，起因于烦恼，烦恼产生于妄想。妄想的产生，大致有三种：有时追忆几十年前的荣辱恩怨、悲欢离合以及种种闲情，这是过去的妄想；有时事情摆在眼前，本可以顺应，却畏首畏尾，反复犹豫不决，这是现在的妄想；有时期望日后的富贵荣华都能如愿，或期望功成名就后告老还乡，或期望子孙显贵，以继承书香门第，以及一切未必能成、未必能得的事，这是未来的妄想。这三种妄想，忽然产生，忽然消失，禅家称之为幻心。能看清其虚妄并斩断念头，禅家称之为觉心。所以说：‘不怕念头升起，只怕觉察太迟。’此心若能像太虚一样空明，烦恼何处落脚？又说：‘相公的病，必定源于水火不交。’为什么呢？凡是沉迷美色而纵欲，禅家称为外感之欲；深夜枕上思念美色，或发生夜间交合，禅家称为内生之欲。这两种欲望，纠缠沾染，都消耗元气。若能远离，肾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于心。至于思索文字，废寝忘食，禅家称为理障；处理政务，不知疲倦，禅家称为事障。这两种障碍，虽非人欲，也损害性灵。若能遣除，心火不至于上炎，可以下交于肾。所以说：‘尘境不相牵连，感官无所对应，回归本源合一，六种功用不行。’又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子元按照他的话去做，独自待在一间房里，扫除万般杂念，静坐一个多月，心病好像消失了一样。

敬虚子说：“佛说，人都在缺陷世界中。由此看来，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因此得到这个又追求那个，没有片刻休息，最终沦陷溺死的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究其根源，大抵是因为根器浅薄，加上陋习难除，于是被一切尘世事物所迷惑罢了。至于杜生的行为，以及真空寺老僧所说的话，不就是渡人出迷津的筏子吗？小隐者如果能返观内照，探寻静真，有时得以乘此筏到达彼岸，自然能遣离杂念，自然能圆满。将别具一只眼，看破大干劫累，横出一枝法，向毗卢顶上行。难道最终还停留在这缺陷世界中吗？唉！这难道是轻易能做到的吗？”

顺昌山人

靖康末年，有人避乱到顺昌山中，深入后找到一间茅舍，主人出来，风度仪态很整肃，感到奇怪便问：“各位为何带着妻儿能来到这里？”于是告诉他们原因，主人问：“战乱是从哪里起的？”众人争相讲述，主人叹息悲伤了很久，说：“我父亲是仁宗朝的人，自从嘉佑末年定居于此，就不再出来。据我所知，只知道有熙宁年号，也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年了。”

晋代陶潜《桃花源记》：晋太康年间，武陵人，以捕鱼为业，沿着溪水划船，忘记了路程的远近，遇到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间没有别的树，花朵鲜艳美丽，落花繁多，渔人对此感到诧异，继续前行，想走到林子的尽头，林子尽头是溪水的源头，便看到一座山，山上有个小洞口，隐隐约约好像有光亮，便离开船从洞口进入，起初非常狭窄，仅容一人通过，又走了几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坦宽阔，房屋整齐，有肥沃的田地、美丽的池塘、桑树竹林之类，田间小路交错相通，鸡鸣狗叫互相听见，其中往来耕作的人，男女的穿戴，都像外面的人，老人和小孩，都安适愉快，见到渔人，就大吃一惊，问他从哪里来，渔人详细回答，便邀请他回家，摆酒杀鸡做饭，村里听说有这个人，都来打听，他们自己说祖先逃避秦时的战乱，带领妻子儿女和同乡人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不再出去，于是与外面的人隔绝，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然不知道有汉朝，更不用说魏晋了，渔人一一详细讲述所知道的事，他们都感叹惋惜，其余的人各自又邀请渔人到他们家，都拿出酒食，停留几天后，渔人告辞离开，这里的人对他说，不值得对外面的人说，出来后，找到他的船，就沿着旧路回去，处处做标记，到了郡城，去拜见太守，立即派人跟随他前往，寻找以前做的标记，于是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到路，南阳刘子骥，是高士，听说后很高兴想前往，没有实现，不久病死了，后来就没有探访的人了。

敬虚子说：“我写《小隐书》，终于《顺昌山人传》，并且附上《桃花源记》，为什么呢？大概是感叹百姓的真淳，如今只在穷山僻谷间见到。虽然如此，并非奇异。回想远古时代，天下沉静无事，整个世人都游于混茫淡泊之中，和乐太平，与万物无争，而坚守自然。那时，没有地方不是桃源，没有百姓不是顺昌山人。这就叫大同，这就叫至乐。为何风气变了？诈伪日益增多，淳朴散失，真淳于是背离。然后桃源之地特别遥远，而顺昌山人者孤绝。众人互相劫掠争夺，都陷入悲苦，无异于笼中鸟、陷阱兽，那么做人又有什么快乐呢？我对此深感悲痛，不禁流泪。”

译泪流满面，好像有极大的无可奈何之处。于是阐发隐居山林的道理，逐一列举隐士们高洁的品行，却总是以此作为结尾。这正是说百姓的本真，原本就是这样，必须是这样，然后本真才能显现。将要品味其中的意味，勉强自我宽慰，以不辜负这一生罢了。虽然不在深山穷谷之间，但与身处深山穷谷的乐趣相同。唉！这就是这本书之所以撰述的原因。如果不是这样，难道是我喜好孟稂那样的行为，而凭主观臆断肆意妄言，甘愿被士大夫们所不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