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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履园丛话 清 钱泳

序

丛话一 旧闻

丛话二 阅古

丛话三 考索

丛话四 水学（救荒附）

丛话五 景贤

丛话六 耆旧

丛话七 臆论

丛话八 谈诗

丛话九 碑帖

丛话十 收藏

丛话十一上 书学

丛话十一下 画学

丛话十二 艺能

丛话十三 科第

丛话十四 祥异

丛话十五 鬼神

丛话十六 精怪

丛话十七 报应

丛话十八 古迹

丛话十九 陵墓

丛话二十 园林

丛话二十一 笑柄（恶俗附）

丛话二十二 梦幻

丛话二十三 杂记上

丛话二十四 杂记下

●序

古人把笔墨写作视为文章之余绪，我认为小说家也是文章之余绪。向上可以记载朝廷的典章制度，向下可以采集民间的新闻轶事，既可以用来防止遗忘，又可以作为谈资笑料罢了。我自从成年之后，便出门谋生，历经楚、豫、浙、闽、齐、鲁、燕、赵等地，有时出仕有时隐居，将近五十年，既没有读过万卷书，也没有走过万里路。然而所听所见，却日益积累增多。在家乡居住时事务较少，心中抑郁无聊，惟恐这些见闻遗失，于是自己加以记录，以我所居住的履园命名，称为《丛话》。虽然是用来排遣愁绪、寻求笑乐的笔墨，但也算是《齐谐》、《世说新语》一类的作品。从前曾与友人徐厚卿明经共同编纂《熙朝新语》十六卷，已经刊行于世。

现在又得到二十四卷，分为三集，用来续接其后。道光十八年七月刻印完成，梅花溪居士钱泳自记，当时年龄八十岁。

●丛话一。旧闻

◎有福皇朝定鼎，大难悉平。顾有明诸藩僭号自立，江南则有福王，浙西则有潞王，浙东则有鲁王，江西则有益王，福建则有唐王，两广则有桂王，旋窜入楚、入黔、入滇。是时滇、黔大乱，始而土司普吾沙，继而张献忠养子孙可望、李定国，日寻干戈，摧残粤、楚，而海寇郑成功乘机窃发，肆扰江南，其他揭竿持挺者所在多有。王师征讨，历十有八年，翦除殆尽。乃越十年，而耿精忠叛于闽，尚之信叛于粤东，孙延龄叛于粤西，吴三桂叛于滇、黔，陕、甘、楚、蜀流毒尤甚。虽曰劫数，其中玉石俱焚，正复不少。今幸遇承平之世，圣圣相传，且又生于苏、杭福地，自当立心行善，各执其业，以答天庥。谚有云：“有福不可享尽。”愿人人深省焉。

◎天道好还〇南五华山故宫，桂王所建。顺治丁亥，洪公承畴督师由贵筑大路取滇，李定国拒战于曲靖，吴三桂由广西四川旁捣其虚，至黄草坝入城。桂王遁至阿瓦，三桂以重赏购得之，缢于桂阳府。遂以功封平西王，镇守云贵，因据五华山故宫，增修十有余年，备极壮丽。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长沙，潮州镇，刘进忠首叛，遥为声援。平藩尚可喜发兵讨之，以次子尚之孝督师，屡出无功。乙卯岁，三桂僭尊号，丁巳，病死。戊午，诸王贝勒讨贼，驻军曲靖，赖将军平耿精忠，自福建进征粤西，亦由四川黄草坝直薄省城，俘三桂孙伪洪化，斩之，滇南大定。金陵邵为章有诗云：“擒人即是人擒处，谁道天公不好还。”

◎沈百五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扬，号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畴于客舍。是时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为非常人，见其穷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为西席，即课承畴。故承畴感德，尝呼沈为伯父。后承畴已贵，适山东河南流贼横行，淮河粮运辄阻，当事者咸束手。于是洪荐百五，百五乃尽散家财，不请帑藏，运米数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见，授户部山东清吏司郎中加光禄寺卿。

不数年承畴已归顺本朝，百五独不肯，脱身走海，尚图结援，为大兵所获。

洪往谕降，百五故作不识认，曰：“吾眼已瞎，汝为谁？”洪曰：“小侄承畴也，伯父岂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乃揪洪衣襟，大批其颊。洪笑曰：“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遂被执。至于江宁，戮淮清桥下。妾张氏收其尸，尽鬻衣装，葬之虎丘东麓，庐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结援时，手下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后哭声震天，一时同殉，殆有惨于齐之田横云。

◎血袍苏州

译杨忠文公廷枢，在顺治元年于家乡宅第殉难守节，事迹记载在府志中。有一件血袍，忠文公的儿子易亭先生（名无咎）在家中谨慎收藏，视若珍宝，如同球玉璧宝一般。易亭生了文叔先生绳武，文叔生了石埭教谕庆孙。教谕在十二三岁时，曾拜师于先外祖父华山先生门下。那时易亭还在世，年纪已八十多岁了。外祖父既然在他家设馆教书，打算请求瞻仰忠文公的血袍，但过了很久也没有得到允许。有一天，忽然命家人进入书房请外祖父，于是外祖父穿戴整齐前往，看见易亭身穿斩衰丧服，上香，三次奠酒，三次奠酒完毕，俯伏在地痛哭，命人打开箱子，取出袍子，再次痛哭，然后才呈示出来，外祖父也拜谢观看。这件红袍上的绣补，全都变成了黄色，刀痕血迹依然清晰可见。外祖父也不禁失声痛哭，快步退出。这是因为外祖父的祖父曙生公，原本是忠文公的弟子。后来外祖父对人说：“易亭真是孝子，我如果早知道会这样，怎么忍心观看，从而伤害孝子的心呢。”

译教谕的儿子名叫一鸿，号梅溪，在乾隆癸卯年考中乡试举人。我曾见过他，听说那件袍子至今还在。

◎席氏多贤苏州东洞庭山有个叫席康侯的人，名本〇真，是吴县的秀才。他的父亲右源是山中的巨富，因触犯权势豪强的利益，被纠缠了十年，家道于是中落。等到康侯成年，便替他排解纠纷，排除危难，权势豪强害怕而退避，但康侯不让他父亲知道。康侯选择厨师寻找胜景，拄着拐杖穿着木屐跟随，每天在弦歌山水之间让父亲欢娱，以尽孝道供养父亲直到终老。等到父亲去世不久，正值明朝末年，蝗灾旱灾导致庄稼歉收，饿死的人遍布道路，而齐鲁幽燕地区尤其严重。

康侯认为京畿附近是重要地区，不能发生饥荒，于是日夜焦虑，思考赈济的方法。当时国库空虚，百姓骚动，地方大官也只好束手无策。康侯于是散尽家财，前往襄樊，调运粮食数十万石，普遍进行赈救。主管官员将此事上报朝廷，皇帝很高兴，授予他中书舍人的官职，晋升为太仆少卿，以此激励天下人。

没过几年，清军南下江南，天下平定，而吴中少年趁机起事，声称起义，实际上是纵容抢劫。康侯于是纠集乡勇数千人，协助官府平定叛乱。中丞土公国宝怨恨洞庭两山不安定，打算在湖中大规模搜捕。康侯听说后，急忙杀牛载酒，厚礼款待以求和解，湖民得以安宁。当流寇再次出现在郧襄时，朝廷发兵防御。因为军粮供应不上，戍守的士兵哗变。康侯听说后，急忙拿出十万金作为盐菜费用，制止乱兵并安抚他们。

本朝实行芦政，按亩征税，沿山地区都受到骚扰，将要成为百姓的累赘。康侯在王侍中面前极力争辩，制止并废除了这项政策。听说兖州东部遭受火灾，暴露的骸骨有数十万具，他招募人手全部掩埋。知道亲友拖欠债务无法偿还契约，数千张借据他一次性全部烧毁。至于那些走投无路的人，他就呼唤并周济他们；那些生命垂危的人，他就帮助并救助他们；迷津难以渡过，他就准备船只渡他们过去；峻岭难以行走，他就修筑道路使之平坦；有郡邑的学宫倾颓朽坏，他就修缮并粉刷装饰；孔道旧迹，门楼牌坊，有被轻贱出售的，他就加倍价格买下保存。

坟墓用来封土，树木用来标记，有砍伐树木并削平坟墓的，他就厚赠遗属并派人看守。凡是这些忠君恤民、利人利物的事情，数不胜数，评论的人说比起陶朱公散财给亲族，卜大夫毁家资助边防，康侯实际上超过他们。我的朋友钦赐举人世臣，是他的六世孙；翰林编修煜，是他的七世孙。

顺治戊子年，我的家乡胶山和宛山之间，有一万名贼匪啸聚，攻击掠夺村民，他们的头目叫吴匏山、华七、陆四，都自称大王，有的驾驶几百艘船，在鹅湖、茭菱、华荡出没，旗鼓相应。当时，城门白天关闭，官兵隐藏踪迹，没有人敢出声杀贼。常熟羊尖镇东边有席华甫瑛、席宗玉琮、席荆生珩兄弟，家里一向富裕，他们的祖先本是东洞庭山人，迁居到这里，与康侯是同辈兄弟。这三个人都是秀才，而且富有智谋，于是商议说：“百姓对贼匪的怨恨很深了，贼匪掠夺他们的财物，奸淫他们的妇女，焚烧他们的房屋，只是恨没有人率先带头罢了。只要袒露手臂一呼，人们必定响应，这是摧枯拉朽的形势。”

荆生说：“想要为民除害，应当散财养士，但不能轻易尝试。况且擅自起兵聚众，就是犯罪的根源，如果向上官请示，又恐怕受到牵制，虽然如此，必须借助官府的力量才可以。”

于是荆生进城拜见县令瞿公，名叫四达，是河内人。对他说：“乡间贼匪很多，请求迅速调请镇兵，不然蔓延开来就难以治理了。”县令说：“镇兵残暴，只会骚扰百姓。”荆生说：“那么发动全城的人，由您亲自率领，我们兄弟率领乡人中勇敢的人从旁协助，一定能打败贼匪。”县令说：“城里没人防守怎么办？”荆生沉默了很久，说：“贼匪所耳目注目的，是镇兵和县兵。兵来贼去，兵去贼来，百姓就没有活口了。镇兵县兵不能派遣，确实如您所虑。现在贼匪跨越城邑，掠夺财物厚重，奸淫凶杀，而官兵不敢触犯，非常骄横。他们没想到乡兵会突然到来，现在如果能得到您的委任文书，让我们兄弟统领一乡，率领众人出其不意，所谓批亢持虚，这样您不用运送粮草，不用折损箭矢，就可以一战灭贼。”县令非常高兴，立即发给旗牌委任文书，调出库兵，任凭荆生取用。

荆生回来，华甫已经先集结了三千人。为了防守计议，兄弟三人又各自拿出千金作为资助，每天供给钱米，为各位乡勇安家，抵御贼匪的日子加倍供给，轮流巡警，值宿在外，其余都回家从事农业，有不听从的处罚，跟随贼匪的杀头，将首级解送县衙。约束既定，推举山明为队长。山明本来是烈士，勇力超人，而且爽直和易，没有不敬爱他的。五月十五日，杀牛犒赏士兵，部队编制才确定。二十五日，贼匪得知，突击羊尖镇，气势很嚣张，树立大旗，写着“大明中兴”。有几个人来约战，荆生慷慨慢骂，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圣主贤臣都出自这里吗！还如此猖獗，不久就要被消灭了。”

宗玉于是召集众人商议，意见各不相同。荆生锐利地想要出战，说

译宗玉说：“这是先来的零星贼兵，避开强敌而攻击其弱点，没有比今天更好的时机了。如果贼兵全部聚集，那么他们的势力就会强盛，我们就会胆怯了。”于是穿上铠甲、提着刀出来指挥众人，众人应声答应。二十七日清晨，贼兵要求交战，在天台寺摆开阵势。刚到中午，华甫率领几十名勇敢的人率先出击冲击敌阵前锋，贼兵都被击溃，荆生和各位弟弟、侄子随后跟进，炮铳齐发，喊杀声震天，贼兵大败溃逃。追到宜桥，贼兵放火焚烧，浓烟烈焰遮蔽视线，宗玉跃过火焰向前，与贼兵互相攻击，杀了七人。华甫大声喊道：“前方靠近宛山，都是贼巢，不可再前进，他们人多我们人少，难以抵挡，不如收兵固守才是万全之策。”

译宗玉听从了建议，于是三次挥动旗帜，众人便都退却。退回到镇中时，镇民中的老弱妇孺等逃避的人已经全部归来，都望着尘土跪拜。

六月初六，贼寇势力再次猖獗，在李家坟扎营，营地广阔约两里。华甫、宗玉、荆生率领三千人随后进发，于是与山明骑马奔驰，贼寇惊慌失措四散逃跑，有一百艘船只越过茭菱向南逃去。大部队聚集，无法渡河，远远望着贼寇的旗帜飘飘荡荡，只能叹息怨恨罢了。

七月初一傍晚，恰逢大雾弥漫，荆生说：“消灭这些贼寇就在今晚。”于是与宗玉聚集了一百艘船只，准备出发，这时县令的亲笔信到了，并且派遣捕役官兵来协助，声势更加壮大。于是穿入芦苇丛中，放炮鸣锣，贼寇听到声音便逃遁，遗弃了八百多艘船只，抓获了二十多名贼寇，以及器械粮食等。第二天，荆生将俘虏捆绑解送到县衙，百姓都欢呼雀跃，肩并肩堵塞了道路，而那些胥吏衙役们却鼓唇咋舌，想要借此谋取私利，并且说贼寇并非真的，器械是他们自己制造的。荆生大怒，站在公堂之下斥责道：“我们得到县令的亲笔信，平定一方的祸害，难道你们反而想要陷害我们吗！我宁愿死在贼寇手中，也不愿讨好这些差役。”县令出面周旋调解，斥责他们后让他们散去。然而各邑百姓听说席氏起义，纷纷效仿，都结成乡兵擒杀贼寇，百里之内贼寇的尸体填满了港口，船只无法通行，而各邑流亡的人，也渐渐回来保护妻儿，恢复旧业了。

这时苏州镇总兵有杨大宗，常州镇副总兵有曹虎，本县有徐参将，不料吴匏山、华七、陆四等人以及许多贼匪大多依附于这三个军营的士兵，士兵没有贼寇的资助，非常贫困，怀恨入骨，怏怏不乐地想着找一个空隙来中伤席氏。进入杨营的人诬陷荆生窝藏盗贼，进入曹营的人诬陷华甫、宗玉有叛乱阴谋，进入徐营的人诬陷席氏一门擅自杀人，总共控告了六大案件。一天忽然有常州副总兵曹虎带兵来要消灭席氏，荆生有个族侄叫长康的，善于承诺，能言善辩，与朋友徐敬宾挺身而出拜见曹虎，呈上县令的榜文和信札，说组织乡兵，本出自县令，没有其他意图。曹总兵不识字，只听信左右的话，使用极刑，令他们招认叛乱阴谋，逼迫得很厉害，长康不屈而死，而敬宾双脚被砍断，十指折断，也不屈服。于是以席氏兄弟的名义向按察使司申报文书，而拘捕提审非常紧急。华甫、荆生已经被捕，下入监狱，将要一网打尽了。县令知道事情紧急，撰写文书详细陈述六案以鸣冤，最终未能解除困境。

席氏家破人亡，身受刑罚，沉冤无处申诉，严刑拷问牵连甚广，亲朋好友躲避逃跑，只有宗玉一人奔走于苏州、常州，在权贵之门哀求呼吁罢了。有个叫纪纲陈贤的人，任侠好施，交友广泛且多智谋，倾尽身心保护扶持，贿赂打通关节审理案件的人，得以从轻判罚。然而人们心怀贿赂，勒索各种名目，荆生说：“一定要见到抚军才能直陈供词。”

抚军是土公国宝，一向看重常熟县令剿灭贼寇的功劳，却不知道出自华甫、宗玉、荆生。公看了申报的文书后，接见荆生非常温和。荆生于是供说道：“大人率领雄兵下到江东，军民之所以望着马首而慑服，是因为您能制止奸邪、禁止暴行，使百姓得以保全在旧业中。现在放纵暴徒，扰乱安宁，而众执事兵弁等又执行不当，恐怕不是大人的初衷吧？我住在常熟的羊尖地方，士人弦歌，百姓耕种，风俗驯良淳厚，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了。然而三湖逼近前方，四荡排列后方，大海环绕其后，长江注入其肩，本是烟波芦苇之地，奸雄藏伏的渊薮。治理起来非常困难，扰乱起来却很容易。况且铤而走险，是人的本性。大人来到此地，思虑深远而谋划周密，对外是江海，对内是湖荡，设置官员委派士兵，分守要害，真是犬牙交错制约，查究奸邪抵御盗贼的好方法。没想到官兵的心肠，比盗贼更狠毒，兵来盗去，纵容劫掠焚烧，兵去盗来，全部抄掠荡尽。甚至到了贿赂脱免真盗，诬指善良的地步。出行的人道路断绝，居住的人巷中哭泣。百姓自知死于盗贼和死于士兵，都是等死。于是哗然成为盗贼，三府的百姓不约而同地起来，武装船只飞桨，遍布洪涛，建立旗帜设立囤积，络绎不绝于村镇。白骨枕于荒野，赤血流于河中，这难道是厄运未尽吗？还是民心好乱呢？不在招抚之初作乱，而在安抚之后作乱，其原因可以知道了。

本县瞿父母眼望时局艰难，熟筹本县计策，认为请求镇兵，国库枯竭而粮饷消耗，派出县兵，城池空虚而形势危险。因此委派信札给鄙陋儒生，略无疑忌，因为我是世袭儒家，诚实谨慎可以倚靠。接受任命以来，以剿灭贼寇为务，捐资竭产，卧甲枕戈，几个月不睡觉休息，得以平定剧盗，恢复耕作，缴纳赋税，这不是为自己谋划，而是为国家谋划。我并不敢冒犯当权者，希望得到厚赏，与那些兵弁争尺寸之地，而那些兵弁丧心病狂，诬陷纵容杀人，诬陷叛乱阴谋，诬陷窝藏盗贼，又诬陷制造假信札，设置假官员。如果真是这样，死一次不足以抵罪，而灭族都多余了。沥肝碎首，无法鸣冤，誓日指天，不能伸张曲直。伏愿大人提审贪官污吏与我质证是非，审问实情，得到一句话为我洗雪冤屈，死也瞑目了。现在我被俘虏，人被杀，儿子孤苦妻子寡居，饥寒交迫，形销骨灰心灰意冷，虽然活着也如同死了。生死不足惜，而大人保护江东，恩惠万

译百姓们私下里担忧各位负责武备的官员不可信任。荆生的话言辞恳切，泪水流湿了双颊。土公看到这一幕，神情悲伤地变了脸色，环顾左右的人笑着说：“没想到官兵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译华甫、荆生的案件已经拖延了一年，到这时才得以昭雪，随即汇集文书发回本县，一次审讯便结案归还。不久将华七杖打致死，那吴匏山、陆四已经被乡人杀死，并车裂了他们的尸体。当时仍有士绅先生接受了盗贼的贿赂，替他们出具证明，向主管官员寻求保护，土公于是命令江南分巡各镇将领，一时之间收缴营私舞弊的行为。随即上报朝廷，没有奉到公文不许出兵，武官不得受理民间诉讼，擅自审问判决，权力归于地方行政官员。从此百姓不再受盗贼之苦，江南地区大为治理安定。

◎吴留村 吴留村，名兴祚，字伯成，他的祖先本是浙江山阴人，在顺治五年考中进士，当时年仅十七岁。

第二年，就被选任为江西萍乡县知县，调任山西大宁县知县，升任山东沂州府知府。因事被降级，左迁补任江南无锡县知县十三年，政事通达，百姓和睦，士人百姓感激拥戴。忽然有奸人拿着制府的信札，立即索取库银三千两，吴留村怀疑此事，用几句话质问，那人便伏罪。于是对他说：“你们是最聪明的人，所以能耍这种手段。如果落在别人手里，立刻就要斩首了。虽然如此，看你的相貌，还有出息。”于是给他一百两银子，放他离去。

几年后，福建海盗日益猖獗，吴留村押送军饷由海路到达厦门，忽然遭遇盗贼抢劫，不久却全部归还。盗贼经过船只叩头谢罪说：“您是大恩人。”询问之下，就是先前拿着信札索取库银的那个人。因此那人献出密计，作为内应，想要报答吴留村。当时闽浙总督是姚启圣，与吴留村是同乡，商议消灭海盗的方法。康熙十五年冬天，福建八郡已经收复，姚启圣上报朝廷，特别提拔吴留村为福建按察使，随即升任两广总督。

吴留村在无锡受到特殊恩遇，清晨驾车将要出发，无锡的父老士庶蒙受恩泽庇护的人，从县衙一直到河边，直达省城的金阊门，八九十里路，哭喊着攀留，行走的人脚踵相接，不下数万人。那些士绅以及受知遇的士人，则驾船送行，摆设酒席，鼓乐喧天。有的人在道路上捧着酒杯献酒，也接连数十里，依依不舍，使吴留村感动流泪，士民感激他的恩德竟到了如此地步。

◎王永康 苏州人王永康，是逆臣吴三桂的女婿。起初，吴三桂与王永康的父亲同为将校，曾许诺将女儿嫁给王永康。当时王永康还在襁褓中，不久父亲去世，家中没有积蓄，寄养在邻居家。长大后漂泊无依，到三十多岁还没有娶妻。一天有相士对王永康说：“您的富贵立刻就要到了。”王永康心中怀疑说：“相士说我富贵立至，从哪里来呢？”有年长的亲戚知道这件事，才告诉王永康。当时吴三桂已经封为平西王，声威显赫。王永康偶然检查旧箱子，果然得到吴三桂缔结婚约的帖子，于是产生奇想。于是请求前往云南，无法直接通达，便写下子婿帖子到府门，过了三天才得以传报进去。吴三桂沉吟良久，说：“有这回事。”命令准备一所公馆，授予三品官职，供应器具，立刻办好，择日成婚，嫁妆非常丰厚。一面发公文给江苏巡抚，为他购买田地三千亩，大宅一区，在今郡城齐门内的拙政园，相传是张士诚的女婿伪驸马潘元绍的旧宅。王永康在云南不过数月，就带着新妇回吴地，始终没有见到吴三桂一面。王永康回来后，穷奢极欲，与当权者往来，竟然位列公卿之间。后来吴三桂败事，王永康先死，家产没收归公，真像邯郸一梦，吴中故老还有传述这件事的。

◎炮异 明朝末年，亡将王蜚在太湖结寨，将一门大炮沉在吴塘门。正值水退，乡人秦宇明获得它，贪图它的铁，夜深人静时，袖藏铁锤敲击，大炮发出大声吼叫，声音传数里，害怕而将它埋在田里。十多年后，县里的武官张姓者镇守吴塘门，有居民与秦宇明有仇，指称田中藏有炮，秦宇明因此破家。将炮移到无锡县南城门上，用朱红色虎头床覆盖承载。历经二十年，耿精忠在福建反叛，发公文调集四方大炮前往，从南面取走。

◎小韩都堂 顺治十六年，海盗作乱，苏州有驻防兵来守，将军祖大寿圈封民居作为驻防之所，号称大营。军队从娄门到桃花坞宝城桥为止，唯独没有涉及后板厂一角。因为后板厂有李灌溪模，曾任前明兵备。当时祖大寿是小官，有事当受刑，幕友劝李灌溪模解救。李灌溪模正好掷骰子，说：“此人有福，应当得全色。”一举得到六个红点，于是救了他，得以免罪，祖大寿因此报答他。

康熙三年，巡抚韩心康奏请将驻防兵移至京口，离开那天，担心军队有变，预先与将军谋划，先在城外备好船只，命令军队一时全部出城，不得停留一刻，违者斩首。因为当时民间有借兵银的，偿还没有止境，名叫满债。韩心康深知其意，预先命令欠户远逃，在门上贴抚军封条，军队来讨债见到封条，便舍弃离去，百姓赖以安定。吴人感激他的恩德，在虎丘半塘立祠，春秋祭祀，现在的韩公祠就是。韩心康治理吴地时年龄不到三十岁，俗称为小韩都堂。

◎欠粮 顺治十八年春，巡抚朱国治奏销十七年分条银，计算江南绅士因拖欠被除名的有一万四千多人，常熟一县计算有七百多人，

译宫墙因此变得空荡荡的。

◎善知识：我同乡华公亦祥，在顺治十六年考中进士第二名，深受皇帝恩宠。康熙初年，他曾跟随皇帝驾临香山，有一位禅师，德行声望向来显著，圣祖见到他如同礼佛一般恭敬，而这位僧人却伸开两腿坐着，神态自若，亦祥心中含怒未发。过了一会儿，皇帝车驾出门，亦祥于是拿起手中的锡杖狠狠殴打他，轻蔑地骂道：“你是什么人，敢接受天子的礼拜！”僧人说：“不是拜我，是拜佛。”华亦祥也说：“我不是打你，是打佛。”僧人这才合掌说：“阿弥陀佛，善知识。”

译康熙皇帝六次巡视江浙，始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年。十月二十六日，御舟抵达浒墅关，此前二十四日已过扬州，本打算从仪征前往江宁府。忽然遇到顺风，可以迅速到达京口，于是乘坐沙船顺流而下，次日早上登上金山，傍晚登船扬帆经过丹阳、常州、无锡，都来不及停泊，一昼夜行走了三百六十多里。当时汤斌正任巡抚，务求节俭，戒除繁华。御舟已进入县境，县令还坐在大堂上处理政务。皇上骑马进入阊门，士人和百姓夹道迎接，拥挤得无法前行。皇上就放慢马缰，命令大家不要跪拜，询问民间疾苦，和蔼可亲如同家人父子。到了接驾桥南，驾临瑞光寺。巡抚在前面引导，从盘门登上城墙，低矮的房屋极目无际，皇上为此牵挂良久。于是从齐门下来，驾临拙政园，傍晚到达葑门，驻跸织造府。

第二次南巡是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年，二月初三日，御舟抵达浒墅关，苏州在籍官员汪琬、韩菼、归允肃、缪彤等人迎接圣驾。傍晚时分，皇上入城，街巷才开始张挂灯彩。次日，驾临虎丘，登上万岁楼。当时楼前有一株玉蝶梅盛开，芳香袭人。皇上注视良久，用手抚摸它。

走出二山门，有苏州士民刘廷栋、松江士民张三才等人伏地呈递奏疏，请求减免苏州、松江的浮粮。

皇上命令侍卫收下，谕令九卿科道会议。到了十九日，车驾从浙江返回苏州，全郡士民进献万民宴，皇上点头应允，命令近侍取来一撮米，说：“愿百姓有饭吃。”士民再次请求，皇上又取来一枚福橘掷下，说：“愿你们有福。”

第三次南巡是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年，奉慈圣太后一同出行。三月十四日驾抵苏州，在籍绅士耆老迎接圣驾，都挂着黄绸幡，幡上标明籍贯姓名、恭迎圣驾字样。从姑苏驿前到虎丘山麓，凡是驻跸的地方，都搭建锦亭，连接画廊，架设灯彩，装饰绮罗，极其壮丽，比甲子年、己巳年超过十倍。十八日，恰逢万寿圣节，所有士民献上康衢谣若干卷，颂圣诗若干卷，万寿诗若干卷，分为天地人和四册，以祝万年之寿。又在各山及城内名刹广泛设立祝圣道场，百姓在道路上欢呼。十九日，召见苏州在籍官员翁叔元、缪曰藻、顾彩、王原、祁慕琛、徐树谷、徐升，赐赏各有不同。又赐给彭孙遹、尤侗、盛符升御书匾额。二十日辰时，御驾出葑门，登舟前往浙江。当时两江总督是遂宁人张鹏翮，江苏巡抚是商丘人宋荦。皇上问说：“听说吴人每天必须吃五顿饭，难道不是因口腹之欲拖累他人吗？”

臣张鹏翮奏道：“这是习俗使然。”皇上笑着说：“这件事恐怕你们也不能劝化。”四月初一，车驾从浙江返回苏州。

初二日传旨，明天想去洞庭东山。初三日早晨出胥口，走了十多里，渔人献上馔鱼银鱼两筐，于是命令渔人撒网，又亲自下网捕获大鲤鱼两条。皇上很高兴，命令赏赐渔人元宝。当时巡抚已先到山上，不久，有两拨独木船划桨前行，御舟靠岸，而随从的人还未到。巡抚准备了一顶大竹山轿伺候，皇上登上轿子，笑着说：“倒也轻巧。”有山中耆老百姓三百多人手持香火跪接，又有比丘尼盛装跪着奏乐，皇上说：“可惜太后没有来。”当时翠峰寺僧人超揆步行先导，引路的是倪巡检、陈千总。在山的士民老少妇女观者云集，皇上吩咐众百姓：“你们不要踩坏了田里的麦子。”这时菜花已经结实成角，皇上命令取一枝细看，问巡抚有何用处，奏称打油。皇上说：“凡事必须亲眼见到。”这时有水东百姓告菱湖坍田赔粮，收下纸张交给巡抚。皇上问扈驾守备牛斗：“太湖宽窄多少？”奏称八百里。皇上说：“为何《具区志》只称五百里？”奏称：“多年风浪，冲坍堤岸，所以现在有八百里。”皇上说：“去了许多地方，为何不奏闻免除粮税？”奏称：“不仅水东一处，就像乌程的湖缕，长兴的白茅嘴，宜兴的东塘，武进的新村，无锡的沙墩口，长洲的贡湖，吴江的七里港，处处都有。”皇上说：“朕不到江南，民间疾苦利弊怎能知道呢？”初四日，就从苏州起驾北返。

第四次南巡是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年，二月十一日，车驾抵达苏州。当时巡抚宋荦尚在任，一切行宫彩亭都照旧例。宋荦扈从时，见皇上勤于笔墨，每逢名胜，必有御制诗，或写唐人诗句。宋荦从容奏道：“臣家在西陂有别墅，乞求御笔两字，不让宋臣范成大的石湖独享千古。”皇上笑着说：“这两个字颇不容易写。”宋荦再次奏道：“臣曾求善于书法的人写这两个字，大多不能工整。倘若蒙受天恩

译，这才是不朽的盛事。”皇上当即写下这两个字颁赐给他。不久，又命令侍卫将其取回，重新书写后再次赐给他，皇上在笔墨方面勤奋到如此程度。

译第五次南巡是在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十八日，皇帝抵达苏州。这天是万寿圣节，皇上颁布谕旨：“江南上下两江的举人、监生、生员等人，如果有书法精熟，愿意到内廷供奉抄写的，让他们报名聚集在江宁、苏州两地，等朕回銮之日亲自加以考试。”四月十四日，命掌院学士揆叙前往府学考试，呈进册页，录取了汪泰来等五十一人，连同之前考过的郭元钅于等十人，都到行宫引见，各自蒙受赏赐御书石刻《孝经》一部。这一年，皇帝又驾临昆山县，登上马鞍山，随即前往松江检阅提标兵的水操。

第六次南巡是在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二月二十六日，皇上驾临虎丘山。三十日，驾临邓尉山圣恩寺，僧人际志恭敬迎接圣驾。午后传旨让宫门伺候，御赐人参二斤，哈密瓜、松子、榛子、频婆果、葡萄等十二盘。皇上说：“我看和尚年老了。”六次南巡中，皇上的恩泽和温和的谕旨，无法详尽叙述，江南的父老至今还能说起。起初，无锡惠山寄畅园有一株樟树，粗大得需几人合抱，枝叶都带有香气，是千年的古树。圣祖每次驾临此园，常常抚摸玩赏不舍得离开。回銮后，还惦记着它，询问是否安好。查慎行的诗说：“合抱凌云气势不孤单，名贵的木材能与豫章相比吗？平安上报让天子龙颜喜悦，这棵树在江南只有一株。”等到圣祖去世，这棵树于是枯萎，这也太奇怪了。

◎斗富康熙初年，有个阳山人叫朱鸣虞，富有甲于三吴，迁居到申衙前，就是文定公的旧宅。他的左邻有个吴三桂的侍卫姓赵，混名赵虾，豪横无比，常与朱鸣虞比富，凡是优伶去朱家的，赵虾必定招揽。当时正值端午节，这些人先去赵家祝贺节日饮酒，都喝得适量。赵虾把银杯从小到大罗列在前面，说：“各位将要去朱家，我不强留，请各自取一个杯子喝一口然后离开，如何？”众人各自取小的杯子立刻喝完，赵虾让人暗中记下，笑着说：“这酒是连杯子一起送你们的。”他玩弄人就是这样。

朱鸣虞曾在元宵节在门前挂了几十盏珠灯，赵虾见了羞愧得无法匹敌，命令家人打碎它。朱鸣虞不敢与他较量，与雅园的吏部顾予咸商量，顾予咸连连答应。于是用重金招吴三桂的女婿王永康来宴饮，宴席散去游园，把碎灯放在旁边。王永康问：“可惜好珠灯，为什么碎了不修？”朱鸣虞说：“这是左邻赵虾干的，因为他是平西王的人，没敢较量。”王永康领会了意思，告诉家人连夜把赵虾逐出城另迁，一时大快人心。

朱鸣虞的儿子后来进入翰林院，常与王永康往来。王永康住在北街拙政园，都先于吴三桂去世。现在申衙前还有阳山朱弄的名字，问所谓朱鸣虞、赵虾的称号，竟然没有知道的。

◎南州逸事玉峰徐大司寇徐乾学，善于吃喝，每天早上入朝，吃实心馒头五十个、黄雀五十只、鸡蛋五十个、酒十壶，可以整天不饿。同朝的京江张相国张玉书，古貌清高，每次上朝只吃两片山药、一杯清水，也整天不饿。两位公子的不同如此之大。徐公辞官后，常寓居苏州雅园顾氏。凡是见过一面的人，终身不忘，没有材艺的人不入门下。有拜师的人先整理书稿呈进，徐公一目十行，顷刻读完，其中有不善之处，就折角标记。那人进见，徐公当面指示，一字不错。所以凡是有奇材的人，必定有异相。

◎测字阊门外上津桥朱某家贫，想入山寻死，遇到仙人解救，传授测字一书，其灵验如神。

求测的人必须预定日期，每天只测一个字，取资一两，在门首悬挂牌子，某日测某人字。当时吴三桂将要反叛，有文书来，向苏州藩库借饷十万两。方伯慕公天颜踌躇不决，于是请朱某测字，并告知缘故。朱某说：“请命一个字。”恰好几上有残柬，慕公随手翻转，指“正”字为枚。朱某说：“不可借。‘正’似‘王’字，王心已乱。而且柬正面合在几上，正而反矣，就是反叛的征兆。”慕公立即拒绝。不久，果然应验他的话。他的儿子也继承父业，占验不减于父亲，但不是每天只测一个字。有人以“武”字问是否有子嗣，朱某说：“绝了，一代无人，从此停止。”那人果然没有后代。朱某的儿子死后，那本书遍寻不得，有人认为被仙人收去，于是失传。

朱某的孙子号心传，曾孙号孔亭，都习医，也很有名。

◎题壁康熙十八年，三藩作乱，调兵四出。有个士兵经过横泾，宿在关帝庙，题了两首绝句说：“昔为典兵使，今反在兵列。十载从军行，太阿混凡铁。”“四海男儿志，沙场得得行。深闺今夜月，同此照凄清。”此人也是奇士。

◎骐骥诗我的家乡有钱一飞，曾赋《骐骥诗》七古一首，说马到了骐骥这样的好马，尚且被人驾驭，束缚其身，所以结句说：“何如猛虎深山里，一啸风生百兽寒。”他的父亲见了愀然说：“这孩子将

译来必为盗贼。”想要杀他，一飞于是逃跑离去，后来成为叛臣吴三桂的将领参谋。康熙十九年正月，勇略将军赵良栋领兵逼近剿杀，一飞这才逃回家。年老而没有儿子，最终寿终正寝。

译◎人心刁诈

康熙二十三年，两江总督于成龙（谥号清端公），喜欢微服私行，查访疑难案件，探求百姓的疾苦。然而奸邪之人制造谣言散布，用来倾陷仇家，有时反而导致冤假错案，下属官吏虽然心里清楚却不敢说。有个平民姓程的，进见时直言不讳，并且指出亲眼所见的几件事作为证据，于成龙惊恐地说：“如果不是你说话，我怎么知道人心如此奸诈呢？”

陈鹏年（谥号恪勤公）任吴县知县时，也喜欢微服私访。金狮巷有个姓汪的富户，两个儿子因为暧昧的事情杀死了老师，贿赂上下官员，衙门以疑案结案。只有陈鹏年不能被利诱，汪家于是重贿附近的茶坊、酒肆、脚夫、渡船等人，嘱咐他们都声称冤枉。陈鹏年查访此事，众口一词，于是没有深究。又刘家浜有个富户，乳母带着一个小孩，稍微疏忽，小孩忽然不见了，杀死守城官吏，剥去金珠衣服，缉拿凶手没有结果。陈鹏年夜间出外查访，遇到一个醉汉说：“这是沈某杀的。”第二天抓来沈某审问，沈某极力喊冤。其实并没有这回事，稍微用刑就把他释放了。孔子说：“大家都喜欢他，一定要考察；大家都厌恶他，一定要考察。”说得真好啊！

◎铁面御史

汤斌（谥号文正公）到江苏上任，听说吴江知县郭琇（谥号清端公，原文“〇”应为琇）有贪官的名声，当面责备他。郭琇说：“向来上官索要钱财，我没办法，只得从百姓身上取。现在大人如果能一清如水，我怎么敢贪呢？”汤斌说：“姑且考验你。”郭琇回到任上，叫差役打水清洗他的厅堂，从此大大改变以前的做法。汤斌很高兴，特别保荐他卓异。而前任总督江苏的是余国柱，当时掌管内阁，征收贿赂巨万，听说此事恨之入骨。唆使人弹劾奏章，虞山的翁铁庵（时任刑部尚书）附和。幸亏圣祖皇帝英明，深知郭琇没有其他缘故，得以保全。当时长洲贡生何焯（号义门）在京考选为翁铁庵的门生，于是登门拜访，辱骂不停，索要门生帖，否则改称，不认他为老师，何焯因此知名。康熙二十六年，郭琇升任御史，在半年中参劾罢免了三位宰相、两位尚书、一位阁学，正直的名声震动天下，被称为铁面御史。不久因为吴江知县张鹏翮亏空，揭发旧案，牵连落职，拟判流放。幸亏蒙受圣明洞察，因为郭琇做官还有刚正的风力，免其治罪。康熙二十八年，提拔为两湖总督。

◎明哲保身

汤潜庵先生（汤斌）巡抚江苏时，曾经到东林书院讲学。有个县里的绅士，曾经对闯贼敷衍周旋而逃脱归来，在座位上讲解明哲保身的道理，絮絮叨叨不停。汤潜庵厉声说：“比干进谏而死，也是明哲保身。”县绅士面红耳赤，无地自容。然而先生其实不知道他的旧事。

◎陆清献公

陆稼书先生（陆陇其，谥号清献公）任嘉定知县，每天坐在堂上教儿子读书，夫人在后堂纺纱织布。百姓有到县里诉讼的，就发出传票交给原告，传唤被告，如果抗拒就出差役。他审理案件，用道理开导，用情理宽恕，像家人父子调解家事，逐渐形成无讼的风气。有兄弟争讼不停，陆公对他们说：“兄弟不和睦，伦理常道大变，我作为百姓的父母，都是我教导无方的过错。”于是自己在烈日中下跪，诉讼的人感动哭泣，从此和睦没有过失。唉！像先生这样的人，确实是圣人所说的“用道德引导，用礼教规范，百姓有羞耻心且归服”的人。先生生日，贫穷不能准备寿宴，夫人嘲笑他，先生说：“你且到堂上看，比起寿宴怎么样？”只见堂上下，香烛如林，百姓尊敬他像神明一样。

相传陆稼书先生死后，成为嘉定县城隍，县民数百人一直到平湖迎接先生上任。当时先生的夫人还在，对县人說：“先生在县时不肯花费百姓一文钱，现在远道迎接，恐怕不是先生的意思吧。”

◎御舟即事诗

吴廷桢（号南村），博学多才，书法师法赵孟頫、董其昌，在巡抚慕天颜（谥号恭勤公）的官署中做幕僚。吴廷桢本来是吴县人，因为冒用陕西籍贯在北方考场中举，被查出行贿革职。康熙三十八年三月，恰逢圣祖南巡，吴廷桢献诗。四月初一，皇上从浙江回銮，在平望河边伏拜谒见。皇上召见，命作御舟即事诗，韵限三江一绝。吴廷桢提笔立刻写成，说：“金波溶漾照旌幢，共庆回銮自越邦。”正在构思，听到自鸣钟响，宋荦（中丞）奏道：“快到吴江了。”吴廷桢于是续句说：“御幄裁诗行漏报，计程应已到吴江。”皇上得到诗，很高兴，称赞赏识。第二天引见，命吴廷桢写擘窠大字完毕，问吴廷桢说：“苏州百姓已经很多了，看来是人口多而不富裕。”回答说：“并非不富裕，只是因为皇上视民如伤的心太切了，觉得如此。”慕天颜很高兴，于是命礼部注册恢复举人身份。

第二年会试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官至宫谕。

◎重游虎丘诗

沧州陈鹏年，康熙辛未进士，因为大学士张鹏翮推荐，出任江宁知府。康熙四十二年，圣祖南巡，总督阿山借供应帐幕的名义，想增加赋税。陈鹏年力争说：“官可以罢免，赋税不能增加。”

阿山怀恨他。陈鹏年曾经驱逐群娼，在上面建亭，每月初一宣读圣谕。阿山于是弹劾陈鹏年大不敬，因此落职，下狱，断绝他的食物。狱卒可怜他，私下给他饼饵吃。

译负责看守的县丞李某侦知此事，杖打狱卒四十下，说：“给他一勺水喝吧。”公自知性命难保。恰逢浙江巡抚赵申乔路过，斥责狱官，公得以活命。圣祖皇帝赦免了他的罪过，命他进入武英殿编修书籍。不久起用为苏州知府。《重游虎丘诗》写道：“乘坐雪艇、栖身松龛，历经岁月变迁，二十年的踪迹只有鸟鱼知晓。春风再次吹拂生公石，落日余晖依旧笼罩短簿祠。雨后万株松树完全环绕，云雾中双塔半隐半现。在夕佳亭上凭栏远眺，红叶空山萦绕着梦境思绪。公务之余偷得半日闲暇，穿着青鞋布袜也去观赏山色。离宫露出在云霄之上，法驾春天停留在紫翠之间。朝代更替已令人怜惜金气耗尽，再次到来偏偏嘲笑石头顽固。楝花风起后游人歇息，任凭鸥鸟盟约数次往来。”当时总督噶礼认为这是诽谤，在每句旁加注并弹劾奏报，公被摘去官印下狱。圣祖下诏说：“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罪名，置人于死地。”恢复他的官职。不久提拔为霸昌道，随即升任江宁布政使。

译烧坯 康熙末年，总督噶礼由山西巡抚升任两江总督，办事勤快敏捷，喜欢树立声威。曾经以南闱考场的号舍过于逼仄狭窄为由，请求皇帝旨意增建，就是现在平江府各字号的考场。但他贪婪不法，没有人敢说话。辛卯年，江南科场案事发，噶礼袒护涉案人员，收受白银数十万两。又大肆放纵估客将大米运往海外售卖，导致米价一时暴涨，以至于军民共同怨恨。当时仪封人张清恪公张伯行担任江苏巡抚，秘密命令查办抓捕，果然查获了总督的令箭，并查访到张元隆等人勾结海贼的情况，据实参奏。圣祖康熙帝震怒，正值钦差张鹏翮出京审理科场案，兼讯噶礼。而噶礼权势很大，于是反咬一口诬陷，导致张伯行被革职。事情上报后，圣祖说：“我向来知道张伯行是天下第一清官，特加恩免予议罪。”随即调任仓场侍郎，而处罚噶礼去修筑热河城工，以赎前罪。

五十一年九月，皇上得知城工未完工，噶礼懈怠督办，于是将噶礼逮捕移交刑部。恰逢噶礼的母亲到都察院控告噶礼忤逆，让家人进毒弑母等事。奉旨当庭审讯，果然属实，发交刑部议处以凌迟处死。

皇上命令先将噶礼的眼珠挖出，又割掉他的两只耳朵，抄没他的家产，妻子儿女同谋，依法都斩首。他的母亲非常恨噶礼，又去刑部，请求按照陶和气的先例，凌迟后焚尸扬灰。有旨意赐给白绫自尽，而噶礼又贿赂叮嘱赐帛的人，在白绫未断气时，就进行棺殓。监斩官等到半夜，忽然听到棺材里说话：“人走了，我可以出来了。”

听到的人大惊失色，劈开棺材。噶礼突然坐起，因为耳目都已失去，不知道往哪里去。监斩官害怕事情泄露，一斧头劈倒他，连同棺材一起焚化，这才回去复命。圣祖笑着说：“这奴才真是烧坯啊。”此案见于康熙五十一年邸报。

水鉴 雍正初年，田公文镜担任河南巡抚十二年，威严不可侵犯，大节廉洁小处也清廉，查办驱逐在省城坐镇的长随，禁止府州县官在省会逗留。往来宴请，随到随见，见后即去，如果有话没说完，只允许留宿城外，第二天禀见后迅速离开，从此怨声载道。清则清矣，但郡中商民的生计断绝了。古语说：“水太清澈就没有鱼，人太清廉就没有追随者。”由此可知，作为上位者，不要做百姓的镜子（让人无地自容），应当做水的镜子（映照万物而不争）。

为政不相师友 雍正年间，朱文端公朱轼以醇儒身份巡抚浙江，按照古制婚丧祭燕的礼仪来教化士民，又禁止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等事。因此小民靠肩背谋生，如卖浆市饼之类的人，放下担子关门，默默不得意。等到朱文端离任后，李敏达公李卫来到杭州，不禁妓女，不抓捕赌徒，不废茶坊酒肆。说：“这是盗贼的线索，断绝了盗贼就难以踪迹了。”李公虽然受知于朱文端，但为政不互相效法，一切听从百姓便利，歌舞太平，小民更加颂祷。人们说朱文端是儒者学问，所谓“用礼来整齐他们”。李敏达是英雄作为，所谓“敏捷则有功”也。

独力捐办御道 乾隆十六年辛未，高宗第一次南巡，江南总督黄廷桂驾驭下属严厉，催督紧急，州县奉行不善，因此科派地方绅富各人承办，人心惶惶。苏州绅士畏惧黄廷桂的权势，唯唯诺诺不办理。

在籍翰林蒋恭棻负有重望，以及他的哥哥户部郎中蒋曰梅、弟弟刑部员外蒋楫、侄子内阁中书蒋应昌极力坚持不可，见到黄廷桂侃侃议论，丝毫不贬损。恰逢御史钱琦风闻此事，参劾黄廷桂一折，奉旨严行申饬。

当时蒋氏家族中担任监司、郡守、州牧、邑令的有三十多人，相约助捐。只有蒋楫极力拒绝说：“我继承先人余业，衣食稍足，理应为朝廷报效万一。弟侄辈居官在外，一郡有一郡的政事，一邑有一邑的政事，学校农桑，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事可取之家财，以利地方。如果能倾尽家财为国，百姓受福，我的荣耀就多了。”于是独自捐办御驾临幸的大路，计算费用白银三十多万两，亲自督工，昼夜不倦。蒋楫字济川，诸蒋中家最富裕，性格慷慨，仗义疏财。在刑部做官十年，明慎练达，监狱中有颂声。

失一知己 胡中藻的文章被鄂西林相国赏识，视为昌黎再世。后来相国去世，胡中藻左迁为光禄寺卿，于是郁郁不乐，发言多犯忌讳，最终遭受大戮。失去一个知己，便丧身，可畏哉！

安顿穷人 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昔日陈文恭公陈宏谋巡抚江苏，禁止妇女入寺烧香，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由此弛禁。胡公文伯担任苏州藩台，禁止开设戏馆，怨声载道。金阊商贾云集，宴饮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这原本不是犯法的事，禁止它有什么益处。昔日苏子瞻治理杭州，以工代赈，现在却以风俗之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可言者。由此推之，苏郡五方杂处，

译像寺院、戏馆、游船、青楼、斗蟋蟀、斗鹌鹑这些场所，都是穷人的大型救济院。如果一旦命令他们改行，就必然会导致他们沦为无业游民、乞丐或盗贼，祸害没有尽头，不如放任他们。潘榕皋农部在《游虎丘冶坊浜诗》中说：“人们说浪荡子弟在此挥霍金钱，我却认为这是贫民百姓谋求生计的地方。”

译这是真正仁者的言论。

◎田价 明朝中期，田价非常高昂，每亩值五十多两到一百两，但也看土地的肥沃或贫瘠。崇祯末年，盗贼四起，连年歉收，人们都以没有田地为幸事，每亩只值一两到两两，或是稍差的田地，送给人也没有人接受。到了本朝顺治初年，良田也不过值两三两。康熙年间，最高涨到四五两不等。

雍正年间，又恢复到顺治初年的价值。到了乾隆初年，田价逐渐上涨。然而我五六岁时，也不过七八两，上等的田地十余两。如今过了五十年，竟然也涨到五十多两了。

◎米价 康熙四十六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遭遇大旱，当时米价每升七文，竟然涨到二十四文。次年发大水，四十八年又发大水，米价虽然比前稍降，但每升也不过十六七文。

雍正、乾隆初年，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遭遇虫灾饥荒，四府情况相同，米价涨到三十五六文，饿死的人无数。后来连年丰收，米价逐渐恢复旧状，但每升也只有十四五文作为常价。到了五十年大旱，则每升涨到五十六七文。从此以后，不论荒年还是丰年，总在二十七八文到三十四五文之间作为常价了。

◎银价 顾炎武《日知录》记载明朝洪武八年铸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合银一两，四贯换黄金一两。十八年后，黄金一两当银五两。永乐十一年，则当银七两五钱。万历年间，还只七八换。崇祯年间，已经到十换了。本朝康熙初年，也不过十余换。乾隆中年，则贵到二十余换。近来则总在十八九、二十换之间。至于银价，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后来逐渐增加到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我年轻时每白银一两，也不过换到大钱八九百文。嘉庆元年，银价突然变贵，每两可换钱一千三四百文，后来又逐渐减少。近年洋钱盛行，则银和钱都贬值了。

●丛话二。阅古 ◎周〇鼎 镇洋毕秋帆先生巡抚陕西时得到此鼎，高汉尺二尺四寸，周四尺八寸，有两个耳，三个足，中有铭文二十四行，共计四百零三字。铭文分三节，第一节大概是因王赏赐〇赤环赤金等，而用金制作牛鼎来祭祀文考宄伯。第二节则是小子[1234]在井叔那里诉讼，用金百爰赎回五名奴隶，〇接受五名奴隶而订立誓词。第三节匡众寇〇禾十秭，〇告知东宫，因此与匡季订立誓词。查《说文》曰部：“[1234]，是出气的词，象气出来的形状。”籀文从口，现在没有这个字，都写作忽。我认为这是象人说话时口中出气容易散开的样子。《春秋传》说：“其亡也忽焉。”《楚辞》：“忽而来兮。”《洛神赋》：“飘忽若神。”汉《樊敏碑》：“奄〇藏形。”都是说容易散开的意义。古人命名，自有其用意，不一定取吉祥语。如《论语》中的仲忽，《春秋》中的郑太子忽，都名叫忽。先生得到此鼎后，长期放置在经训堂的东楼。我曾请求先生，何不送到曲阜孔庙，供奉在殿庭，流传千古呢。最终没有实现，可惜啊！

◎周邢叔钟 秋帆先生家中又有一具邢叔钟，高汉尺五尺二寸，前后两面都有十二个乳钉，满身青绿色，间有朱砂斑点，真是宝物。铭文四行，剥蚀过半，只有“刑叔母曰：”髀叔文祖皇考，对扬乃德，得屯乍鲁永终于吉。毋不敢弗帅用文祖皇考“三十二字尚可辨认，因此命名为邢叔钟。此器曾列入贡单奏请进献，因为斤两太重，难以抬运进入乾清门，而侍卫内监又不敢据以进宫，于是发还。先生去世后，家产充公，不知此钟是否还在人间。

◎周太簇钟 金陵司马舍人〇有一具周钟，高一尺五寸，铭文中有[1234]字无法识别，于是将拓本请教歙县程瑶田先生，用周尺度量后，说：“这是太簇钟。”瑶田精通小学，应当必有依据。

◎周散邑铜盘 散邑盘，旧藏于扬州徐氏，今归洪氏，华秋岳曾绘图。其形如盘，盘中有文十九行，最后一行蚀去一半，共计三百五十七字。山阳吴山夫、绍兴俞楚江、嘉定钱辛楣、仪征江秋史、曲阜孔光生、苏州江郑堂都有释文。阮云台先生任浙江巡抚时，收入《积古斋钟鼎款识》，曾命工匠仿造一个，可以以假乱真。

查商、周的器物，西汉时已有出土的，得到它作为祥瑞，因而改元、立祀、作歌。

到张敞、郑众，都能辨识，其渊源尚早。魏、晋、六朝、隋、唐之间，没有阐明其学问并进行考订的人。自从宋刘原父刻《先秦古器记》，于是有欧阳永叔、叶少蕴、李公麟继其后，而赵明诚、董彦远、黄伯

译吴思、薛尚功、王子弁、翟耆年等人也有著录。从此以后，喜好古物的士人，每当得到一件器物，必定要参照各种集录来考证验证。而我们本朝的《西清古鉴》，尤其完备，包含了千古未有的奇珍。近来阮云台宫保又刊刻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内容丰富宏大，愈发精微广博，不仅能补充经传中所未具备的内容，而且能增益许慎《说文解字》中所未能涉及的地方，难道仅仅是足以供考订之用、辅助翰墨之趣吗！我生平所见的商、周器物，如鼎、钟、彝、卣、壶、爵、盘、觚、觯、敦、〇、鬲，以及戈、剑、弩机之类非常多，以有款识的为上品，无款识的为次品，这也如同观赏书画，视作云烟过眼即可。

译秦权

我在嘉庆甲子年于扬州见到一枚秦权，上面刻有文字说：“二十六年，皇帝完全兼并了天下的诸侯，百姓非常安定，确立称号为皇帝，于是诏令丞相隗状、王绾，统一法度、度量、衡制，那些不统一、有欠缺或令人疑惑的，都明确地统一它们。

元年制定诏令给丞相李斯、冯去疾，法度、度量、衡制，都是始皇帝制定的，都有刻辞。现在继承帝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对于久远以后，就像后嗣所做的那样。不称颂成功盛德，刻下这道诏令。所以刻在左边，使人们没有疑惑。”

共一百个字，虽然青绿色的铜锈遍布全身，却没有剥蚀掉一个字。我心里私下怀疑它，后来又见到两枚，与甲子年所见到的没有不同，才知道都是仿造的。

汉量

汉代铜量一件，重当今曹平三斤十二两。上面的文字说：“律石衡兰奉（‘奉’字后的两个字被锈蚀），容量六斗，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共二十二字。过去收藏在桐乡汪砚畦家中，现在不知流落何处。又在长白斌少仆家中见到铜量一件，容量约四斗米，也是汉代器物。《说文解字》“𥝌”字（许委切）注解说：“米一斛舂米后为八斗。”又说：“米一斛舂米后为九斗。”根据这个，那么量器有大小不同，不像现在规定五斗为一斛。

汉陶陵鼎

这鼎是扬州阮云台宫保所收藏，盖子上刻有文字说：“重十一斤。”器身上刻有文字说：“容一斗，重八斤一两。”又说：“重十斤。”现在去掉盖子用库平法马秤称量，重四斤十三两三钱二分。所说的容一斗，用现在的官斗比较，得一升八合。为什么古今权量如此不同呢？宋代陈无择说：“二十四铢为一两，每一两相当于古文五铢钱四个，开元通宝钱三个。”到了赵宋广科，以开元通宝钱十个为一两，现在的三两相当于汉、唐十两。所以现在的升斗、尺寸、斤两，都是后世比前代大。宫保说：“器物与铭辞不相符合的，恐怕当时共用的鼎很多，不知什么时候互相错乱了。”这鼎现在收藏在焦山方丈。嘉庆十九年冬天，我从高邮回苏州，恰好遇到王南陔中丞，一同游览焦山，抚摸摩挲了一遍。

汉铜洗

汉代铜洗，我所见到的不少于十几件，就是古盘之类的东西。有阳嘉洗，有大吉羊洗，有富贵昌宜侯王洗，有章和、中平、永建洗，有宜子孙大富贵洗，大约都是本朝出土的居多。

建昭雁足镫

青浦王兰泉司寇家中有雁足镫，它的灯架像雁的一只脚站立起来，上面点燃灯烛，烛油并用，制作非常精巧。上面有“建昭三年，考工辅为内者造铜雁足，重三斤八两”等五十九个字。阮云台宫保考证为大将军王凤的物品。王凤在永光二年继承封爵阳平侯，阳朔元年是成帝所赐。嘉庆二十五年春天，我曾仿造四件，赠送给斌笠耕观察，观察自己为其制作铭文，每当夜宴时，四盏灯灿烂明亮，颇能引发人怀古的幽情。

汉长安铜尺

铜尺一件，现在收藏在嘉定瞿木夫通守家中，铜质坚贞，青绿色可爱。上面刻有文字说：“长安铜尺三十枚，第二十，元延二年八月十八日造。”共十八个字，篆法精密，确实是汉代人的作品，与曲阜孔氏所藏的虑亻〇铜尺相等，只是这把尺子是阳文。叠起来比较，虑亻〇尺短六分。

按：虑亻〇尺制造于后汉章帝建初六年，距离前汉成帝元延二年不过九十二年，长短已经不同到如此程度。《汉书·地理志》：长安县，高帝五年设置，属京兆尹，为领县第一。

现在文字说“长安铜尺三十枚”，应当是在长安铸造的三十枚，这是第二十枚，未必是铸造三十枚来颁发给郡县。

《晋书·律历志》记载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史奚景在泠道舜祠下得到玉律，度量作为尺，相传称为汉官尺，没听说过有铸造铜尺的。现在虑亻〇尺既然流传人间，或许又怀疑这把尺子是刘歆制造的。然而查考宋代秦〇喜《钟鼎款识拓本》中有晋尺，上面刻有文字说：“周尺，《汉志》刘歆铜尺，后汉建武铜尺，晋前尺并同。”十九个字。现在将这把尺子与晋尺比较，又短八分，就知道不是刘歆制造的了。查考现在的裁尺大于工部营造尺，就像宋代三司布帛尺大于晋尺，晋尺大于汉建初尺，建初尺大于元延尺，元延尺大于周尺一样。时代既然不同，尺子有长短差异，难以定论。

古泉

古代的金、货、布、币、刀都称为泉，这个名称开始见于《史记·平准书》及《食货志》。梁代顾П有《泉谱》，宋代陶岳有《货泉录》，杜镐有《铸泉故事》，罗泌《路史》有《泉币考》，金光袭有《泉宝录》，李孝美、董〇都有《泉谱》，洪遵、徐象梅都有《泉志》。近代方氏嵩年有《钱谱》十卷，朱氏近漪又有《古金待问录》，华氏师道有《钱币考》，翁氏宜泉有《古钱考异》，所记载的货

译布币和刀币的形制已经完备。

查考《管子》中说：“自从燧人氏以来，没有不利用轻重之术来治理天下的。”这大概是指制造货币以权衡轻重，这就是使用货币的开始，但其具体制度则未曾听闻。有人称太昊氏以前就已经有了钱币，高阳氏称之为金，有熊氏称之为货，陶唐氏称之为泉，夏、商称之为币，也称之为布，齐国人称之为刀。称泉、称布，是取流通的含义。所以姜太公制定了九府圜法，周景王铸造宝货，秦朝铸造半两钱，汉朝建立后也有半两钱，后来又铸造三铢、四铢、五铢、八铢钱。而王莽又铸造了货泉、小泉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以及货布、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大布黄千等钱币。

译另外，东汉的正规钱币也有五铢，蜀汉的正规钱币有直百、直百五铢，还有称为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的，这些都是古钱币。

晋朝初年使用魏国的五铢钱，吴兴人沈充又铸造小钱，直径三分，名叫沈郎钱。还有赵国石勒铸造的丰货，成国李寿铸造的汉兴等类。宋朝有四铢、五铢、二铢、孝建、孝建四铢、景和、永光等类，将年号铸入钱文是从这时开始的。齐、梁有五代五铢、五朱、大通五铢、大富五铢、大吉五铢，拓跋魏有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类，陈朝有大货六铢，宇文周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布泉，隋朝也有五铢钱。到了唐朝初年才开始有开元通宝、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咸通元宝等类，其中开元通宝最为繁多。其背面有字的，是武宗时所铸，如京、洛、兖、福、兴、平、昌、润、襄、益、鄂、丹、梓、洪、梁、越、潭、宣、广、荆、桂、蓝等字，就像本朝顺治通宝背面文字有同、福、临、东、江、宣、原、西、蓟、昌、南、河、荆、云、浙、阳、巩、陕、延、襄一样。就像五代十国所记载的铸钱之事，如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闽、吴各国流传的钱币，也日渐稀少。

嘉庆三年，海州嵇家沟乡民疏浚池塘得到两个大瓮，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大泉五十、大布黄千，铜锈剥蚀，苍翠可爱。

嘉庆戊寅年春天，绍兴西郭门外西彝山下，当地人挖掘出一座墓，全由大砖砌成，形状像圆形隧道，其中空洞无物，外面有两个砂缸，不太古老，里面贮存着数万枚五铢钱，并没有青绿色锈迹。

郡人陈圭堂亲眼见到，拿来给我看。我说汉朝、蜀汉、两晋时期没有窑器，唐朝、宋朝没有五铢钱，这都是不可理解的事情。

吴江翁海村说：迪化州有屯兵开垦土地，挖出坑穴，深度不超过一丈，下面看到墙屋，堆积的米装满仓库，一堆青蚨（钱），直径一寸，钱文写着“永安一千”，都是铁铸的。这又是前人所未曾提及的。

乾隆己酉年，荆州修筑堤坝取土，得到无数古钱。我当时在武昌节署，偶然渡江到汉口，看到店铺中有古钱三千枚，都买了下来。那些钱文写着：“宋通元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景祐元宝”、“皇宋通宝”、“康定元宝”、“庆历重宝”、“皇祐元宝”、“至和元宝”、“嘉祐通宝”、“治平元宝”、“熙宁重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元宝”、“元符通宝”、“圣宋元宝”、“崇宁通宝”、“崇宁重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重和通宝”、“宣和通宝”、“宣和元宝”、“靖康元宝”、“建炎通宝”、“绍兴通宝”、“隆兴元宝”、“乾道元宝”、“淳熙元宝”、“绍熙元宝”、“庆元通宝”、“嘉泰元宝”、“开禧通宝”、“嘉定元宝”、“嘉定之宝”、“大宋元宝”、“绍定通宝”、“端平元宝”、“嘉熙重宝”、“淳祐元宝”、“皇宋元宝”、“开庆通宝”、“景定元宝”、“咸淳元宝”、“德祐元宝”，都有宋朝一代的钱币。我为它们分次编排甲乙，共计五十三种。幕府中的朋友洪稚存、徐朗斋、方子云、孙香泉等人见到后，一半被他们分走了。

按：宋高宗南渡建立都城，改杭州为临安府，铸造铜牌流通使用，正面文字为“临安府行用”五字，背面写着“准叁伯文省”，也有写着“准伍伯文省”的。这是当时国家贫困，补救变通的方法。这种铜牌最少见。

嘉庆十八年三月，高邮州城北挡军楼后，为了加筑河工堤岸，民夫挖土得到数万枚铁钱，以及古镜刀剑之类，还有铜盘磁碗很多。那些钱文写着“祥符”、“天圣”、“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崇宁”、“政和”、“宣和”、“乾道”（背面有同元等字）、“淳熙”（同十五，春十四，春十六）、“绍熙”（春元，春三，春四，春五，同二，同五）、“庆元”（春二，汉四，汉三，同六）、“嘉泰”（春元，同三）、“开禧”（春元，春二，汉二，汉三）、“嘉定”（春四，春十一，春十三，汉元，汉二，汉十三，汉十四）、“绍定”（春三，春五）、“淳祐”、“景定”、“皇宋”、“大宋”，共计二十多种，我都见过，其中也有铜钱的。

译查《宋史·食货志》，两宋时期的钱币，原本有铜、铁两种等级，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等面值，则是根据时势临时制定的制度。宋太祖起初铸造钱币，全部使用铜材，凡是各州铸造的轻小劣质铜钱以及铁错钱，一律禁止流通。平定蜀地后，仍然使用铁钱，其中所谓的小平钱、夹锡钱是最后出现的，但也无法在郡县间通行。大观二年，蔡京再次担任宰相，江南东路、西路、福建、两浙地区才开始允许铸造和使用铁钱。到了绍兴末年，淮河、楚地驻扎军队，每月耗费五十万，南北贸易往来，流入边境的铜钱数量不知有多少，于是沿边地区都使用铁钱。乾道初年，下诏两淮、京西地区也使用铁钱。司农许子中认为舒州、蕲州、黄州都出产铁，请求各自设立铸钱监进行鼓铸，舒州设有同安监，蕲州设有新春监，广州设有齐安监，江西设有广宁监，兴国设有富民监、大冶监，临江设有丰余监，抚州设有裕国监，湖北设有汉阳监，因此大小铁钱在两淮地区通行。现在各种钱币背面刻有“同”、“春”、“汉”等字的，就是同安、新春、汉阳等铸钱监所铸造的。

译◎钱范翁宜泉太守有《钱母说》，即朱竹坻所说的泉范，用铜制成，是用来鼓铸钱币的。如今官局鼓铸，都用翻砂法，所谓“板板六十四”的说法。我曾亲自到钱局观看鼓铸，有一板铸成二三十枚的，有一板铸成四五十枚的，数量不等，未必一定是六十四枚。如今的钱范也不相同，有五铢钱一板铸成八枚的，有大泉五十钱一板铸成六枚的，也有铸成四枚、两枚的。钱范必定由两块合成，中间有两个小笋，做成牝牡形状，以便契合，取不移动之意。只是古来的博古家总没有涉及这些。我所见的有四五种，近来也渐渐少了。

◎秦汉铜印集秦、汉印者，没有比顾从义的《集古印谱》更完备的了，即使宋代的《宣和印谱》、赵子昂的《印史》、王俅的《啸堂集古录》，都不及它。我年轻时最喜爱汉印，所见官印私印不下千万枚，都能鉴别。尤其留心于官印，认为汉人缪篆纷纭，参杂隶法，不足以引证《说文》。而职官的因革废置，古今不同，确实可以表里史传。曾想专门摹写秦、汉、魏、晋、六朝职官及蛮夷诸印为一集，有志而未遂。

◎秦汉瓦当瓦当者，宋李好文《长安图志》称为瓦头，因为屋瓦都仰面；在两仰瓦之间，用半规形的瓦覆盖，俗称筒瓦就是。称“当”者，因为瓦文中有兰池宫当、宗正官当、宜富贵当、八风寿存当，这是秦、汉时的本名。《说文解字》说：“当，田相值也。”

《韩非子·外储说》：“玉卮无当。”《史记·司马相如传》：“华榱璧当。”

司马彪说：“以璧为瓦之当也。”《西都赋》：“裁金璧以饰当。”注家说当即底，所以称为瓦当。

查考瓦当的文字，欧阳修、赵明诚、洪适都没有记载，大概当时人还没有见到。等到元祐六年，宝鸡县民权氏浚池，得到古瓦，文曰：“羽阳千岁”，此事载于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又黄伯思《东观余论》也记载有“益延寿”三字瓦。从此以后，就寂然无闻了。本朝康熙年间，侯官林佶人得到长生未央瓦。一时名士都有诗，见于王阮亭、朱竹坻集中。

乾隆初年，浙江人有朱枫者，因其子官居关中，又得到有文字的瓦当三十余种，因此作《秦汉瓦图记》。到四十八九年间，镇洋毕秋帆先生任陕西巡抚，曾著《关中金石记》，采录瓦当文字十余种入记中。幕府诸客，如张舍人埙、宋孝廉葆醇、赵文学魏、钱别驾坫、俞太学肇修所获瓦当最多。后来青浦王兰泉先生任陕西廉访，也获得二十余种。而海内通博之士依附两公以游者，每年不乏人，也往往获得瓦当而去。当时阳曲申大令兆定正候补长安，也深好古篆籀之文，见诸君所得有异文奇字者，都为双钩，用旧砖摹仿，较之原本毫发无遗，所以特别完备于诸君。而歙县程彝斋敦为作《秦汉瓦当文字》一卷。等到毕、王二公相继升迁，诸君也都星散，近来也不可多得。大概事物之显晦有时，确实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今就程彝斋、申大令两家所拓本录之，较毕公之《关中金石记》、王公之《金石萃编》为尤备焉。

〔十二字瓦〕文曰：“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二字。此宋芝山、赵晋斋得于长安市中者，诸君断为秦瓦。

〔兰池宫当〕此瓦晋斋得之咸阳。考《汉书·地理志》，渭城有兰池宫。又《史记·始皇本纪》：“始皇微行咸阳，与武士夜出，逢盗兰池。”《正义》引《括地志》：“兰池陂，即古之兰池，在咸阳县界。”据此则始皇因池以为宫，又即以名宫也。

〔卫〕此瓦晋斋、献之皆有之，俱得自汉城。《长安志》云：“又有作楚字者。秦作六国宫室，用其国号以别之也。”彝斋谓《汉百官表》有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当为卫尉寺并宫内周垣下区庐瓦也。

〔长乐未央〕张、宋、赵、钱诸君俱有之，皆得自汉城。《汉书·高帝纪》：五年后九月，关中治长乐宫。《史记·高祖本纪》：七年，长乐宫成。八年，萧丞相作未央宫。九年，未央宫成。据此则长乐、未央本两宫，此瓦文合而一之，亦取吉祥语意配合成文耳，未必某宫即用某字瓦也。

〔长生未央〕此瓦最多，诸君俱有之，皆出于汉城。盖亦未央宫瓦，亦取“长生”二字配合成文也。

〔长生无极〕此瓦亦出汉城，当是未央、

译这是长乐宫的瓦当。

〔与天无极〕这个瓦当与“长生无极”含义相同，都是颂祷之辞。

译〔亿年无疆〕这块瓦当是俞太学在长安市上得到的，不知道它原本用于何处。有人说这是王莽妻子陵瓦的遗物，这是不对的。

考察秦、汉时期的宫殿，以年寿来命名的非常多，大都是取颂祷之辞罢了。

〔延年益寿〕这块瓦当赵、钱、俞、申几位先生都有收藏，也是从长安市上得到的。应当是甘泉宫益寿观的瓦当。

〔延寿万岁〕这块瓦当是俞太学得到的，应当也是万岁殿或延寿观的瓦当。

〔千秋万岁〕这块瓦当几位先生也都有收藏，出自汉城。《长安志》引用《三辅黄图》，说未央宫有万岁殿。这大概就是那宫殿的瓦当吧？

〔长毋相忘〕这块瓦当是张舍人得到的，也出自汉城，不知道是哪座宫殿使用的。查考《长安志》引用汉代宫殿名中有相思殿，但不知其具体位置。这块瓦当怀疑是后宫使用的。

〔永受嘉福〕这块瓦当四个字都是虫篆字体，大概汉代人就有这种篆法。俞太学在长安店铺中得到它，引用《董贤传》认为是“椒风嘉祥”，或者又引用《扬雄传》认为是“迎风嘉祥”。仔细审视，确实是“永受嘉福”四个字。

〔永奉无疆〕这块瓦当钱、俞、申三位先生都有收藏，都是从汉城得到的。钱别驾断定这是汉代太庙上使用的。

〔便〕这块瓦当只有一个“便”字，是阴文。申大令在长安市得到它，引用《汉书·武帝纪》六年四月，高园便殿发生火灾。小颜解释说：“凡是说便殿、便室、便坐的，都不是正式庄严的地方，而是为了就便安适。”根据这个说法，这应当是便殿使用的瓦当。

〔飞廉〕这块瓦当做成飞廉的形状，俞太学在汉城得到它。查考《史记·孝武本纪》：“公孙卿说：‘仙人喜欢住在高楼里。’于是皇上命令在长安建造飞廉观。”这应当是飞廉观的瓦当。

〔朱鸟〕这块瓦当做成朱鸟的形状，钱别驾在汉城得到它。查考张平子《西京赋》李善注引用汉代宫阙名中有朱鸟殿。又《长安志》说未央宫有朱雀殿，又名朱鸟殿，这就是它使用的地方。

〔玄武〕这块瓦当做成玄武的形状，上面盘绕着一条蛇，赵文学在汉城得到它，引用《史记·高祖本纪》：八年，萧丞相营建未央宫，建立东阙和北阙。注释说：“东边有苍龙阙，北边有玄武阙。”

这就是玄武阙的瓦当。

〔凤〕这块瓦当做成凤凰的形状，俞太学从汉城仙女楼下得到它。查考《汉书·武帝纪》及《郊祀志》，建章宫有凤阙，这就是它的瓦当。

〔万物咸成〕这块瓦当是申大令在长安市肆得到的。查考《三辅黄图》说：“后宫在西边，是秋天的象征。秋天主信，所以用长秋、长信来命名。”现在说“万物咸成”，应当是长秋殿的瓦当。

〔上林〕这块瓦当钱、申、俞三位先生都有收藏。查考《史记·始皇本纪》、《汉书·扬雄传》及《东方朔传》都有上林苑，这是上林门署卫垣的瓦当。

〔鹿甲天下〕这块瓦当上面有两个鹿形，下面“甲天下”三个字从左向右书写，是俞太学向淳化的友人索取得到的，不知道它的来历，有人说这是天鹿阁的瓦当，这是不对的。查考《长安志》引用《关中记》，上林苑中有二十二座观，其中有众鹿观，“甲天下”是说鹿很多，难道这就是众鹿观的瓦当吗？

〔三鸟〕这块瓦当有三个鸟形，俞太学在长安道上得到它。《长安志》二十二观中有三雀观，这就是它的瓦当。

〔黄山〕这块瓦当只有“黄山”两个字，俞太学从兴平得到它。《汉书·地理志》槐里有黄山宫，孝惠二年开始修建。《长安志》说：“汉代黄山宫在兴平县西南十里。”这无疑是黄山宫的瓦当。

〔宗正官当〕这块瓦当是申大令在汉城得到的。查考《汉书·高帝纪》，七年二月，设置宗正官，以排列九族次序。《百官表》说：“宗正，是秦代的官职，掌管亲属。”《史记·文帝纪》注《正义》说：“汉代设置九卿，第七位是宗正。”这块瓦当应当是宗正官的瓦当。

〔都司空瓦〕这块瓦当是赵文学在汉城得到的。查考《汉书·百官表》，宗正的属官有都司空。如淳说：“律法规定，司空主管水利及罪人。”

〔右空〕这块瓦当是赵文学在长安市中得到的。查考《汉书·百官表》，少府，是秦代的官职，掌管山海地泽的税收，用来供给供养。属官有左右司空。根据这个应当是右司空的瓦当。

〔上林农官〕这块瓦当是钱别驾在长安市中得到的。根据《史记·平准书》，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自设置农官。那么上林设有农官，应当是从这时开始的。这就是农官治事处的瓦当。

〔宜富贵当〕这块瓦当也取吉祥语意。中间有两个小字，有人说“金”旁作“刃”，是“刘”字，这是不对的。我曾经见过古镜上有小印写着“千金”，仔细审视，确实是“千金”两个字。

〔高安万世〕这块瓦当是钱别驾从汉城得到的。别驾根据《汉书·佞幸传》，董贤被封为高安侯，皇上在北阙下为他建造大宅第，

译重重殿宇，深邃门庭，穷尽了精巧技艺。这就是那宫殿的瓦片吗？

〔大〕这瓦片是俞太学从汉城得到的，不知该用在何处。

译〔有万〇〕钱别驾在汉城得到一块残瓦，只有“万〇”两个字。后来申大令在长安市也得到半片瓦，只有一个“有”字，合在一起看，上下文的辞藻相合，实际上是“有万意”三个字。汉碑中“〇”、“喜”二字通用。

〔八风寿存当〕这块瓦是程彝斋在汉城长乐钟室旧址南面百步的尘土中得到的。于是考证《汉书·郊祀志》，王莽二年，兴起神仙之事。根据方士苏乐的建议，在宫中建造八风台。台建成花费万金，在上面奏乐。这应当是八风台的瓦。

〔[1234]〕这块瓦是嘉定钱既勤所得，上下左右刻有四神形状，非常奇特古朴。阮云台先生定为“丰”字瓦。

〔仁义自成〕这块瓦是程彝斋所得，不知道用在何处。

〔虎〕这块瓦做成虎形，虎口前有一个“申”字，不知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这是真正的白虎观瓦。

以上秦、汉瓦当三十六种，其中有重复文字的、不同文字的、残缺的，共记录所见一百二十多块，比各家著录要多。

◎古砖按古砖题字，也不载于欧阳修、赵明诚的著录中，只有洪适的《隶续》有水平及汝伯宁等砖，此后就没有人见到了。近来喜好古物的人士，逐渐搜集，越来越多。老朋友海盐张芑堂征君作《金石契》，山阴陈雪樵骑尉有《古砖题字考》，又吴兴陈抱之太学作《金石图》，都记载有汉、魏、两晋、六朝的各种砖，又借拓他人所得的，共计三十种，流传于艺林，也可以作为嗜古者的一点帮助。

〔汉万岁砖〕这块砖是乾隆辛卯年吴兴莘芹圃得到的，桐城胡雒君又在长兴得到一块砖，也有“万岁”两个字。《隶续》记载汝伯宁砖说“万岁舍”，曹叔文砖说“千万岁署舍”，邯君篆砖说“万秋宅”。看这些就知道汉人崇尚吉祥语，如瓦当文说“千秋万岁”、“万年无疆”之类，必定是汉砖无疑。

〔汉五凤砖〕这块砖在扬州阮云台先生案头见到，文字说“五凤三年”四个字，是海盐张芑堂赠送的。

〔汉竟宁砖〕文字说“竟宁元年岁”五个字，下面残缺，上端做成大兽面，形状古朴奇异，是吴兴陈抱之太学所得。按《元帝纪》第四次改元叫竟宁，“岁”字下面应当是“在戊子”三个字无疑。

〔汉建平砖〕文字只有“建平”两个字，下面残缺。按哀帝纪元叫建平，砖右侧有一个“宜”字，上面有“廷尉书”三个字。《文献通考》说：“廷尉，秦朝的官职，汉朝沿袭。景帝中元六年，改名为大理。武帝建元四年，恢复为廷尉。哀帝元寿元年，又改为大理。”知道建平时还没有更改。

〔汉永建砖〕文字只有“永建”两个字，下面残缺。按《后汉·顺帝纪》，顺帝在位十九年，纪元五次，最初纪元叫永建，共六年。

〔汉本初砖〕文字说“本初元年，岁在丙戌，下端日造作助”十四个字。按后汉质帝纪元本初只一年。这也是陈抱之所得。

〔汉中平砖〕文字说“中平五年七月”，下面残缺，共计六个字，其左侧有“万岁富贵”四个字。按《后汉·灵帝纪》，帝在位二十二年，纪元四次，最后改元叫中平，共六年。

〔汉亭长砖〕扬州罗两峰有一块砖，画像车骑，外貌一人，方脸丰颊，〇〇有须，两手拿着旗杆站立。上面有八分书“亭长”两个字，宛如汉石室画像。按《汉官仪》，民年二十三为正卒，一年做卫士，一年做材官，五十六岁才得免为民，就田合选为亭长。也是汉砖。

〔吴宝鼎砖〕康熙四年，吴地村民在小雁岭掘地得到，文字说：“大吴宝鼎二年，岁在丁亥作。”共计十一个字，书法在篆隶之间。一面有螭纹，笔势劲挺。朱竹〇《曝书亭集》也记载此砖，认为是宫殿上所用的，引用孙皓建造昭明宫为证。然而魏、晋以前，砖上大率都有文字，不独此砖如此。

〔吴潘冢砖〕文字说“嘉兴象西潘儒南父母坟茔砖”十二个字，又两头有说“潘冢”、说“潘墓”，都是篆书，共十六个字。浙江嘉兴、海盐等地委巷颓垣中，往往有之，其书法非隶非篆，极似《国山碑》。张芑堂《金石契》定为孙吴时砖，引用赤乌五年避太子和嫌名，改嘉禾为嘉兴，也是一个证据。

〔晋太康砖〕太康砖，我所见到的很多，其文字也不一致。乾隆五十年，吴中大旱，居民在太湖中掘井得到数百块，都是太康砖。其文字说“太康七年七月十七日吴贺申作”十三个字。又吴兴陈抱之也得到有“太康八年，临安□弼制万年”十一个字砖，砖右

译旁边刻有“万岁不败”四个字。另一块刻有“太康□年五月十三日”九个字。这是吴门陆默斋舍人所收藏的。

译〔晋蜀师砖〕蜀师砖，在嘉兴的海盐、扬州的平山堂，都曾挖掘出土。有人认为是蜀都城的砖，其实不是。然而“蜀师”二字，含义终究未能详知。嘉庆六年冬天，浙江的陈南叔得到一块砖，上面写着“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师所作”，共十二个字，由此可知蜀师是制陶的人。

〔晋永平砖〕嘉庆丁巳年，南康的谢蕴山先生担任浙江布政使，开辟东园的房屋，得到永平砖八块，先生非常高兴，断定是晋惠帝时的物品。于是将书房命名为八砖书舫，作诗记载此事，当时唱和的人，多达数十家。有人认为是明代永平厂制造的，并非晋代砖。先生愤怒地说：“你们这些喜好古物的人，常常以穿凿附会为能事，区区瓦砾，哪里值得深究呢！”

〔晋元康砖〕砖文写着“元康八年八月廿六日宣作”十一个字。查考《晋书》，晋惠帝第三次改元，年份是戊午年。

〔晋永宁砖〕砖文写着“永宁元年六月十九日淳”，下面残缺，共十个字。近来嘉兴的张叔未解元得到一块砖，文字与前面相同，下面写着“淳于氏作，奉在立”，共十六个字，收录在张芑堂的《金石契》中。又有一块砖文写着“永宁元年，岁在辛酉，蔡作”，上下两端刻有蕉叶纹，也是晋惠帝改元的年份。

〔晋永兴砖〕砖文写着“永兴二年八月”，下面残缺，共六个字，也是晋惠帝改元的年份，应当在乙丑年。这是山阴的陈雪樵所得到的。

〔晋永嘉砖〕砖文写着“永嘉二年，岁在”，下面残缺，共六个字。查考《晋书》，永嘉是晋怀帝的年号。这里说二年，应当是戊辰年。这也是陈抱之所收藏的。

〔晋建兴砖〕砖文写着“传世富贵”，左侧有“建兴三”三个字，应当是建兴三年。

查考《晋书》，晋愍帝改元为建兴。考据三年是乙亥年，也就是蜀汉建元元年。

〔蜀汉建元砖〕砖文写着“建元二年七月八日故民王有张申明仲和马”十八个字。

查考建元是蜀汉的年号。也是陈雪樵所得到的。又东晋康帝、前秦苻坚也有建元年号。

〔东晋泰元砖〕晋太元砖有几种，一种写着“泰元元年八”五个字，一种写着“晋泰元九年十月”，又一种写着“晋太元十六年”，又一种写着“卜氏〇郭，太元廿一年”，都是陈抱之所收藏的，阮云台尚书有题跋。又嘉庆四年，山阴兰渚山的当地人在挖地时得到一个洞穴，直径超过瓮，有好事的人吊着绳子进入，昏暗黑暗无法辨认，地面宽广大约一间屋子大小。用火照明就熄灭，用手抚摸墙壁得到古砖五块，每块长一尺六寸，厚二寸，宽一尺左右，上面有“晋太元廿二年建墓”八个字，是阳文凸起，四块砖都相同。其中一块砖尺寸相似，文字已经磨灭，只存有“君讳坚，字君实，会稽山阴人也。长子玩，次子玫”二十二字，是阴文。五块砖都是楷书，现在收藏在吴比部兰馥家中。

〔晋咸康砖〕这块砖的拓本在吴门陆谨庭孝廉家中见到，文字写着“咸康四年”。查考咸康是东晋成帝的年号。

〔晋永和砖〕我见到的有两块砖，一块写着“永和四年”，是陆谨庭所藏车氏的拓本。

另一块写着“永和九年七月十”，下面残缺，是张芑堂曾经刻入《金石契》的。梁山舟侍讲曾经题诗一首说：“顽物千年遂不磨，不知荡〇几沧波。昭陵玉匣今安在，断甓犹传晋永和。”

〔宋元嘉砖〕文字写着“宋元嘉六年太岁己巳”，都是反文。查考宋文帝元嘉元年是甲子年，六年就是己巳年。这也是陈抱之所收藏的。

〔宋泰始砖〕这是宋明帝的年号。文字写着“泰始二年四月”，六个字，下面残缺。陈雪樵在山阴得到。

〔梁天监砖〕文字写着“天监八年五月”六个字。杭州万氏在西溪营建墓地，挖土得到。

砖收藏在丁龙泓先生家中，收录在《金石契》中。

〔梁台城砖〕本朝康熙年间，江宁百姓在台城旧址挖掘得到，一块砖共有文字四行，写着“南康府提调官”，下面残缺；“都昌县提调官”，下面残缺；“总甲曹才”，下面残缺；“窑匠邓”，下面残缺，共十九个字。是车氏的拓本。

〔隋大业砖〕乾隆五十八年，绍兴府城蕺山下的居民商姓在住所清晖轩下挖土得到，砖旁有“隋大业九年太岁癸酉袁”十个字，砖顶上又有“迟柠”二字，怀疑是陶工的名字。

〔唐大和砖〕文字写着“大和六年”四个字。查考唐文宗有大和年号，后人误作太和罢了。

〔唐大中砖〕文字写着“大中四年”四个字。查考是唐宣宗的年号。这两块砖都是陈抱之所收藏的。我从前在吴门又见到有“柳砖”二字，笔法像颜鲁公，想必也是唐代的砖。

以上汉、魏、晋、唐的砖，合并重复文字、不同文字以及残缺的，共计四十多块。

译还有那些无法考证具体年月的，例如功曹史砖、左将砖、柳砖、崔氏造砖、李氏砖、王宥砖、东迁砖、潘氏砖、孙氏砖、大泉五十砖、五铢砖、可久长砖、长乐砖、寿考砖、安富贵砖、大吉祥砖等，无法全部记载，这些都是汉、唐时期的器物。

译◎铜鼓

铜鼓的形状像坐墩，中间空心没有底，敲击时有声音，鼓面圆形且多有花纹，上面有凸起的图案，有四个耳状物，做成蛙类的样子，没有铸造的年月字样。有直径两尺多的，有直径一尺左右的，大小也不相等。我一生所见到的，不少于三四十枚。只有晋陵赵瓯北先生家中收藏的一枚最大。现在岭南、四川、广东、广西都有。清初赵秋谷有《铜鼓歌》，朱竹垞有《铜鼓考》，说都是出自诸葛孔明所铸，其实不是这样。《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在交趾得到骆越铜鼓，马援取走那些鼓用来铸造铜马。这是在孔明之前。《晋书·食货志》记载：广州的夷人珍视铜鼓。又《载记》说：“赫连勃勃铸造铜鼓，用黄金装饰它。”这又在孔明之后。只有《岭表录异》说：“蛮夷的音乐中有铜鼓。”《新唐书》说：“蛮人宴饮聚会就敲击铜鼓。”那么铜鼓，实际上是苗蛮所制造，不是孔明。

◎铜带钩

古铜带钩，我见到的有二十多种，形状像螳螂，大概都是汉魏时期的物品。下面有文字，都是吉祥语，如“位至公侯”、“长宜君官”、“大吉祥”、“富贵昌”之类，考证的人说是革带上使用的。《隋书·礼仪志》记载：革带，按照礼制宽二寸，现在宽三寸半，加上金缕、螳螂钩，用来相互钩连就是这样。金缕，就是现在的嵌金银丝。

◎玉昭文带

昭文带，本名剑鼻。《说文》：“剑鼻，剑鼻玉也，用来钩挂剑的。”现在的人叫它昭文带。古玉本来很多，后人仿造的也不少。我见到有汉玉的十余条，颜色有红的、白的、黑的、白底黑纹的、白底红纹的，恐怕都是古人殉葬的物品。

◎古镜

我三十年来所见的古镜极多，而且各不相同。一种说：“黄帝在西方治镜，青龙白虎辟除不祥，朱雀玄武调和阴阳，子孙完备居于中央，为了保佑长生富贵昌。”一种说：“冶炼锡清而明，用它做镜子适宜文章。光照天下通达四方，长久保佑父母世世昌盛。”一种说：“十言的纪事从镜开始，调和冶炼精华去除恶渣。刻镜均匀美好给孙子，长久保佑父母快乐无尽。寿命如同金石和天王母，财富如同江海东西市。”一种说：“青盖做镜子四方臣服，多多祝贺国家人民安息。胡虏灭绝天下臣服，风雨应时五谷成熟，长久保佑父母得天力啊。”又说：“人鉴以形，我鉴以心。暗室屋漏，上帝你降临。”又说：“得到月光，长久不要相忘。”按照洪氏《隶续》所载镜铭，与此也大同小异。我说这些镜子恐怕是唐、宋人翻砂铸造，未必全是汉镜。

◎唐镜

嘉庆己卯年三月，钱塘赵晋斋来到吴门，带有一面铁镜，直径六寸左右，背面有嵌金飞龙两条，中间有字说“武德壬午年造，辟邪华镔铁镜”十二个字。它的铭文说：“三（乾卦），镔铁做镜子辟除大旱，清泉虔诚祈求甘霖感应。鬼怪孽障当前惊破胆，佩戴它瘟疫不能侵犯。双龙蜿蜒略垂长颔，火灾之神睢盱威势早收敛。”共四十四字，金色辉煌，真是奇物。

◎铁券

唐昭宗乾宁四年，赐给先武肃王铁券，应当是我们家的至宝。我拜观共两次，第一次乾隆五十六年，在绍兴府与修郡志，李晓园太守专门发函给台府克公借观。第二次则是道光三年三月，我探望先世坟庙，到浙江，亲自前往台州观看。铁券藏在东门外五十里白石山下一个小村庄，都是钱姓，地名里外钱。看守铁券的叫钱永兴，兄弟三人，都务农，轮流值班管理。有三间小楼，专门为了藏券而建造，并有五王遗像及忠懿王草书真迹，以及宋、元、明人题跋极多。可惜乡城远隔，未能装裱可惜啊。

谨按铁券的制度，它的形状像瓦，高现在裁尺九寸，宽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两。大概是熔铁而成，在上面镂金的。文字二十四行，每行十四字，只有“忠以卫社稷”一行，“社稷”二字平抬，连同后面官衔一行“中书侍郎”等等，合计三百四十二字。然而剥蚀的已经十之三四了。铁色如墨，并没有锈烂，而金字灿烂，光彩射目，尚如新制。

按自忠懿王纳土后，到太宗的淳化元年，杭州守臣将以前铁券及竹册、玉册各三副，诏诰百余函进呈，诏赐忠懿王嗣子惟浚藏在汴京赐第。仁宗登极，霸州防御使晦侍奉在左右，皇帝问铁券，想看看。晦于是进呈，皇帝看完，赐还，铁券藏在昭化坊赐第。

神宗元丰四年，特令钱氏孙朝奉大夫藻进呈，仍然降付本家，永远传给后裔。到驸马都尉景臻尚主，宗器属于他，铁券于是安放在都尉的宅第。靖康元年，金人入侵，诏令公主子荣国公忱奉母出居江南

译凭借券书行事，于是避乱迁居到湘、湖一带。绍兴元年，迁居台州，宋高宗便在台州城崇和门内赐予公主宅第，从此券书世代收藏在台州的“美德坊”。德〇二年丙子年，元军南下攻破台州时，有家仆偷背着券书逃跑，不知去向。直到至顺二年辛未年，渔夫偶然在网中捞得此券，原来是在黄岩州南面一个叫泽库的深水之中。一位村中的学究与渔夫是邻居，曾听说过赐券的传闻，便用铁器的价钱买下，然而这两个人都不明白券上的字是金子做的。有人将此事报告给宗子叔琛的哥哥世〇，世〇用十斛谷子换回了券书。失水五十六年，祖传之物得以归还，确实是件奇事。

译明太祖洪武二年秋八月，燕都西北的州郡依次全部平定，在郊外祭祀天地，隆重宣告武功成就。又想到开国大臣的功劳业绩，打算赐给他们铁券，提前一个月下令礼官商议制定制度。翰林学士危素上奏说：“唐朝和陵时曾赐给钱武肃王铁券，他的十五世孙尚德，字允一，号存斋，是天台人，元末担任青田教谕，确实珍藏着铁券。”派遣使者去寻访。尚德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奉诏将铁券及五王遗像装匣进献。皇上驾临外朝，与丞相定国公李善长、礼部尚书牛亮、主事王肃一同观看，雕刻木头作为样式。

敕令省臣在礼部设宴款待，恩惠有加。尚德之子辞别回京之日，皇上命令将铁券和画像归还，刘基、宋濂、王等人都赠诗给他。尚德将铁券连同其祖父王的手迹，各自装裱成卷轴，历代名贤都有题跋。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十六世孙克邦因大臣推荐赴京，吏部引见。皇上认为钱氏纳土归顺，至今子孙尚存，不久任命克邦为建昌知府。洪武二十三年，都察院在奉天殿引见，皇上谕示：“你祖辈在五代时，天下大乱，各自占据一方。你祖父能保全两浙百姓免受战火，到宋朝时，知道太祖、太宗是真命天子，便将土地归附。你祖先的忠孝善行，值得延赏。铁券、画像再次交还你守护。”永乐五年正月，礼部奉旨派遣行人曹闰快马加鞭到台州，十七世孙广西参政汝性同行人一起将铁券进呈，皇上阅览完毕，以礼厚待遣返，铁券收藏在宗子凤墀家中，世代守护不坠。

到了本朝乾隆二十七年，高宗皇帝南巡，三月初五日，予告刑部尚书裔孙钱陈群，率领台州族孙武进士钱选等人进呈御览，当时奉到御制七古诗一首。臣钱陈群进表称谢，当时随驾的大臣及地方大吏、在籍官员，如庄有恭、范清供、齐召南、沈德潜、蒋士铨、沈初、费淳等，都恭敬地和御制诗原韵，成为一时的盛事。查考这铁券共七次登上天子之庭，不像世间的商彝、周鼎，仅仅因为年代久远而著名所能比拟的。

◎金涂塔先忠懿王造金涂塔的事，没有记载在《吴越备史》中。所以自宋、元、明以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虽然《嘉泰会稽志》、周文璞《方泉集》、《台州府志》、《舆地纪胜》以及程孟阳《破山寺志》都记载有吴越金涂塔，但没见过实物，所以也不详其形制。到了本朝朱竹《曝书亭集》，竟将其视为塔的瓦片，错了。乾隆壬子三月，我游芜湖，忽然在好友陈雪樵案头见到，塔高今工部尺四寸三分，中间有一顶已缺损，塔由四版合成，上有四角，镂刻金刚八位，下层每面有佛三位，其中一层，就是沙门德清所说的释迦往因本行示相。腹内有“吴越国王钱弘ㄈ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十九字，下面又有一个“保”字，大概是造塔时所编的记目。我开始为之作考证，曾经供奉在案头数月，当时士大夫赋诗，传为佳话。后听说这塔被朱文正公所得，陛见时作为面贡了。嘉庆己卯年，常熟刘君在市中也得到两枚，说是从石门县田野中掘土挖出的，与前所见者无异。孙子潇庶常为此作七古诗一首，非常妙。古人说：“传闻不如亲见。”确实如此！

◎宋宣和铜器宣和年间所铸铜器很多，据我所见的，有铜瓶、铜香炉、铜爵、铜壶、铜如意之类。虽然制作精妙，但大致总不如周、秦、两汉那样质朴而华美。

◎宋磁器陶九成《辍耕录》说磁器始于五代，不对。曾读杜少陵《乞韦少府大邑磁碗诗》说：“大邑烧磁轻且坚。”那么唐代已有磁器，到五代、两宋才开始兴盛罢了。明永乐、宣德以及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各朝，都称极盛。而本朝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制作尤其精良，实在超出前古。只是质地颇松脆，不如宋、明那样坚硬结实，可以长久保存。

◎岳氏铜爵乾隆甲寅年七月，我寓居西湖，监修表忠观。桐乡金云庄比部给我看一尊铜爵，高仅尺五寸六分，深二寸七分，中间镌刻“精忠报国”四个篆字，爵右边有小印曰：“岳珂建造。”按岳珂是武穆王孙子，孝宗初政，才洗雪武穆冤屈，访求裔孙，赐葬建祠。

这尊铜爵的制作必定是在那时。比部说打算将这铜爵归入岳庙，以垂永久。武进赵味辛为此作赋记载。

◎秦桧铁锅浙江藩署，是南宋秘书省所在地。著作郎石待问曾在省中书写“蓬峦”匾额。谢蕴山先生任方伯时，命我也书写这两个字，以命名其轩。轩前有一口大铁锅，可煮五石米饭。

相传是秦桧家中的旧物。

◎元石础吴郡齐女门内有潘氏巷及拙政园、任蒋桥一带，都是元时张士诚女婿潘元绍旧

译这处宅第，所以至今仍有驸马府和七姬庙的称呼，都是潘元绍留下的遗迹。嘉庆二十年春季三月，我偶然与潘榕皋、潘畏堂两位先生以及他们的儿子理斋（时任户部官员）、树庭（时任中书舍人）一同游览拙政园。园子西侧有粉墙，露出几枝桃花，于是询问两位先生这是谁家的住所，回答说姓程。便通知主人，一同前往游览。看见后园有八块石础，制作奇特古朴。每一块石础的六个面上都盘绕着螭龙，下方有三只神兽穿过螭龙的头部之下，高约二尺，周长四五尺，我心里暗自欢喜。主人说：“这是元代潘元绍家中的旧物。”过了三四年，听说这处宅第已经归他人所有，于是从程家购买回来，放置在履园报春亭下。我得到的只有四块石础，其余四块被潘榕皋先生取走，也放置在须静斋中。我曾经写诗说：“七姬冢上乱鸦翻飞，驸马堂前秋草茂盛。只留下苍苔覆盖的蟠龙柱础，任凭人们移置到别的家园。”

译查考《明史》，至正十六年，张士诚攻陷平江，改名为隆平府，开设宏文馆，设置官员属吏，自立为吴王，立妻子刘氏为王后，将女婿潘元绍任命为驸马都尉，视其为心腹。潘元绍喜好修治园林，聚敛金玉以及法书名画，日夜歌舞以自娱。凡是擅长投壶、蹴鞠、游谈的人，没有不被他招揽来的。等到潘元绍败亡，张士诚一概置之不问。世人所说的“七姬”，都是潘元绍的妾室。

我得到石础之后，友人赋诗的很多，吴门陆君果泉又为此作《石础歌》，沿用韩愈《石鼓歌》的韵脚，尤其精妙，附记于此：“钱君新得元代石础，命我试作《石础歌》。元末伪周潘驸马，谋划自比萧何（此事见于《明史·张士诚传》），出兵邀求良田美宅，投壶蹴鞠懒得提戈（都是潘元绍的事）。大兴土木修建驸马府，石工早晚互相打磨。结交少年宾客拖着珠履，金屋藏娇皆着绮罗。回廊曲榭何其深邃，雕梁画栋真乃巍峨。从豫章远道取材，在武康岩阿搜求文石。石破天惊金鼓震响，檄文罗列八罪徒然讥呵。皂林一败局势渐孤，西风黄叶谣谚非讹。拆毁牌坊碑碣充当飞炮，罗雀掘鼠搜捕池蝌（平江被围九月，兵粮俱尽，甚至取牌坊碑碣充作炮石，取水虫食用，一只老鼠值百钱）。府中石础偏偏完固，坚硬堪比金铁盘踞蛟鼍。书画收藏更加充满，岂需丹邱柯鉴定。三兽刻镂猛如虎，六龙围绕飞如梭。风云际会思航海，谁知海运路委蛇。赵家旧例受周禅让，后房妆饰同宫娥（张士诚改至正十四年为天佑元年，都是潘元绍的谋划。潘元绍本是赵宋子孙，改姓潘氏。他的国号叫大周，是想继承周朝。后来投降元朝，去掉伪号，由海运漕运粟米十一万石到大都。苏城被围，潘元绍等人又劝张士诚即用海运船袭取日本自立，如虬髯客故事。大概元时安南也以女婿受禅）。

谁知一朝心胆俱碎，七姬涕泪流滂沱。铭文留下墨宝称三绝（七姬墓志，张羽撰文，宋克书丹，卢熊篆额，世称三绝）。盘中荐献红颜调和六和（潘元绍后房妾有苏氏，才色俱绝。潘元绍醉后，杀她以飨客。杨铁崖作《金盘美人行》歌）。杀妾何辜以飨士卒，加租有额私设升科（明太祖平定平江，籍没潘元绍及周仁、徐义等田产，取私租簿以定田赋）。郎君投厕须眉震动，夫人摩笄流血甚多（张士诚死后，太祖又虑潘元绍叛乱，杀了他投入厕所，其妻张氏城破后，摩笄自杀）。亭馆凄凉留存石础，何异荆棘悲叹铜驼。

回想当年全盛之日，朝歌暮舞常经过。周仁、徐义同席宴饮，宋克、卢熊相互切磋。或倚云根斜点笔，或乘画舫浮清波。勒石铭勋夸耀卫青、霍去病，投戈立马轻视李翦、廉颇。石人无眼已如此，石城有国难如他（元末有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明太祖以金陵石头城为都）。堂上呼唤都尉尊崇塑像，庙旁宰官邻舍阿女（驸马府堂上塑有潘元绍夫妇像，在盘门丽娃乡，这乡相传为吴伯嚭旧宅）。至今尚有潘氏巷，前来吊古再三摩挲。玉册流星灯影散，《太平》新曲今谁吟哦（张士诚盛时，曾在元宵夜张灯，有玉册、流星、万点金、百花团等名目，与其母曹氏，其妻刘氏登观风楼，召潘元绍等开赏灯宴，赋《望太平》诸曲）。齐云楼废啼乌鹊，金女坟沉来鸭鹅（张士诚厚葬其妾金姬，又任用其父李素为隆平府丞，立庙建碑，命饶介撰文，周伯琦书丹。后来墓陷为湖，今俗称金姬湖）。沧海桑田五百载，石火电光一刹那。石础底部尚镌天佑岁，痕迹疑似铜柱匕首中轲。君因访碑得四石础，如闻汉碣来自东河（今年黄河决口山东，闻有新出土汉碑）。珍藏不殊钟与鼎，我欲来看常蹉跎。”

●丛话三。考索◎动《易经》说：“吉凶悔吝，产生于变动。”宋儒解释说：“同样的变动，吉占其一，而凶悔吝占其三。所以君子谨慎行动。”推究其意，必将有以枯禅入定，才称之为吉了。

我认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凡事皆从动而生，动而成，没有不动而生，不动而成的。所以做官要勤俭，种田要勤俭，做工要勤俭，经商要勤俭。凡事勤则成，懒则败。所以君子的行动依礼，自然吉多而凶少；小人的行动不依礼，自然吉少而凶多。陆象先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所谓扰之者，是庸人，不是君子。无礼而扰之，是小人的道。有礼以当之，是君子的道。

◎错简《舜典》“舜让于德弗嗣”之下，紧接“正月上日，受终于

译“文祖”二字之间，似乎存在简册错乱的情况。有人说，《论语》中“尧曰：‘咨，尔舜’”这几句话应当放在此处。另外，《孟子·万章》中“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这一节，其注文中“殷受夏”至“为烈”这十四个字，语意不连贯，李氏认为这是断简或阙文所致。我们同乡的秦元宫先生则认为，这些文字应当放在《滕文公·彭更章》“非其道”之下，即：“孟子说：‘如果不是正道，那么一箪饭也不能接受别人的；如果是正道，那么舜接受尧的天下，殷接受夏的天下，周接受殷的天下，都不会推辞。如今这种风气更加严重，不认为这是过分，你认为过分吗？’”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

译◎关于“出母”的传言：世人传说孔氏三代都有休妻之事，这大概是误解了《檀弓》中“孔氏不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是从子思开始的”这一说法。

查考原文说：“伯鱼的母亲去世，一年之后伯鱼还在哭泣。孔子听说后问：‘是谁在哭？’门人说：‘是鲤（伯鱼）啊。’孔子说：‘唉，太过分了。’伯鱼听说后，就停止了哭泣。”又说：“子上（子思）的母亲去世，他不为她服丧。门人向子思询问说：‘从前您的先父为被休弃的母亲服过丧吗？’子思说：‘是的。’‘您不让白（子上）为她服丧，是为什么呢？’子思说：‘从前我的先父没有违背礼道，礼道隆重就随之隆重，礼道微薄就随之微薄，[对于]作为[父亲]妾室的人，就是白的母亲；不作为[父亲]妾室的人，就不是白的母亲。’所以孔氏不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是从子思开始的。”这就是后人认为孔子、子思休妻的证据。

查考《左传》：“康公，是我所由出生的人。”“出”的意思是生，指生母。文中说“您不让白为她服丧，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嫡母还在堂上，不能为母亲服三年之丧罢了。文中说“作为[父亲]妾室的人，就是白的母亲”，正是指妾而言。必定是白由妾所生，而子思不让他为母亲服完丧的缘故。查考孔子年谱，孔子六十六岁时，夫人亓官氏去世。六十七岁时，有伯鱼母亲去世、一年之后还在哭泣，孔子问“是谁”的事。六十八岁时，孔子回到鲁国。又查考古礼，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年，结合孔子六十六岁时亓官夫人去世，六十七岁正是伯鱼一年丧期结束的时候，而伯鱼还在哭泣，大概是贤者超过了礼制的要求。孔子的话，大概是说父亲在世而哭母的礼制不可超过，并非说母亲被休弃而为子所服的丧礼又应当降低。于是拘泥固执的人拘泥于“期”字的含义，认为被休弃的母亲没有丧服，一年期满就可以不哭，必定要坐实孔子休妻的说法。如果说孔子休弃的就是亓官夫人，那么后人为什么不记载夫人被休弃，反而记载已被休弃的夫人去世？如果说伯鱼一年之后还在哭泣的是另一位夫人，那么孔子就有两位夫人，而伯鱼是为生母服丧了。那么子上不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指的是生母，而不是被父亲休弃的母亲，这更无需辩驳，何必怀疑子思有休妻之事，进而怀疑伯鱼是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呢！况且《檀弓》只有“出母”二字，并没有“出妻”二字。后人因为“出母”二字而追溯前一代为“出妻”，也是思考得太不周到了。

说伯鱼休妻的人，大概是依据《檀弓》说：“子思的母亲死在卫国，柳若对子思说：‘您是圣人的后代，四方的人都从您这里观察礼制，您大概要慎重些？’子思说：‘我有什么可慎重的！我听说，有礼制而没有财力，君子不实行；有礼制有财力，而没有时机，君子不实行。我有什么可慎重的！’”

又依据《檀弓》说：“子思的母亲死在卫国，有人向子思报丧。子思在宗庙里哭泣，门人来到说：‘庶氏的母亲死了，为什么在孔氏的宗庙里哭呢？’子思说：‘我错了！我错了！’于是改在别的房间哭泣。”

即使按照这种说法来讨论，既然说是庶氏的母亲，那就明确指的是庶母了，为什么曲意解说的人反而说伯鱼去世，而他的妻子嫁给了卫国的庶氏呢？子思曾经居住在卫国，那么母亲跟随儿子到卫国，也是寻常事，为什么说嫁到卫国呢？礼制规定诸侯娶一妻九妾，只有嫡夫人可以祭祀于宗庙，鲁隐公为仲子建宫，被《春秋》所讥讽。那么妾不能祭祀于嫡室，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子思在别的房间哭生母而不哭于宗庙，本来就是合适的。《孟子》说：“这是想为母亲服完丧却做不到。”并不是说不能为生母申行丧礼。那么孔子执政三个月，鲁国就大治，商贾在市场中守信，男女在路上有别，难道家庭内部，朝夕熏陶，历经世代，唯独不能像有虞氏那样教化，率领两个女儿遵守妇道吗？学者偏信那种说法而怀疑这种说法，也是迷惑得太厉害了。这种说法始于周栎园，南汇张友白也极力论述，可以破除千古以来的疑惑。

◎如果《说文》部首中有[1234]字，居力切，读作“急”，“恭敬”的“敬”字从此字。

许慎说：“[1234]，自我约束告诫，从羊省，从[1234]者，如同谨慎言语，与义、善、美意思相同。”段玉裁《说文注》认为此字不见于经典，只有《尔雅·释诂》：“{宀〇}、骏、肃、亟、遄，速也。”《释文》“亟”字又作“苟”，相同。看这个，就与[1234]字截然相反。如果说“苟”，“苟，草也，从草句声，古厚切。”“苟且”的“苟”字从此。查考《燕礼》：“宾为苟敬。”郑玄注说：“苟，且也，假也。”又《聘礼》：“宾为苟敬。”郑玄注说：“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毛诗》：“无曰苟矣。”郑玄也迁就，并解释为“苟且”的“苟”，错了。我认为《论语》“苟志于仁矣”，《大学》“苟日新”，朱子《章句》都解释为“苟，诚也”，也错了。

◎仁《论语

译《学而篇》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吧！”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他为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

译这里的“人”，并非“仁义”中的“仁”。查考篆文“人”写作[1234]，有时变体写作[1234]，隶书也写作[1234]，汉代《礼器碑》中“士人”写作“士仁”。那么“人”、“仁”二字，古代大概通用，就像“井有人焉”写作“仁”一样。如果按“仁义”的字义去解释，便陷入纠缠不清的困境，其义反而晦涩不明。近刻的《十三经校勘记》，关于《论语》的古训，都没有提及这一点。

◎三归《论语·八佾篇》：“管氏有三归。”《集说》依据《说苑》说：“三归，是台名。”考据《韩非子·外储说》：“管仲辅佐齐国说：‘我地位尊贵了，然而我很贫穷。’桓公说：‘让你拥有三归的家产。’”《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景公说：‘从前我们先君桓公有管仲，体恤辛劳治理齐国，他年老时赏赐给他三归。’”《战国策》：“齐桓公宫中有女市女闾七百，国人非议他，管仲因此建造了三归的家宅。”《史记·礼书》：“周朝衰微，礼制废弛，音乐崩坏，大小等级相互逾越，管仲的家宅兼备三归。”包咸注：“三归，是娶三个姓氏的女子。妇人称嫁为归。”

王伯厚也说：“只有端正自己才能感化君主，所以管仲拥有三归，不能劝谏齐桓公被六个宠臣迷惑。”综合观察各种说法，那么三归不是台就很明白了。刘向因为《战国策》中宋君筑台，齐桓公的女闾依赖子罕役使百姓，管仲用三归来掩盖君主的过错，于是把三归附会在筑台之下，误认为是台名，朱熹沿袭了他的错误罢了。

◎亳顾亭林《日知录》论《说文》说：“亳是京兆杜陵亭，这是地理上不相符合的。”

查考《史记集解》徐广说：“京兆杜县有亳亭。”《索隐》：“秦宁公与亳王在亳交战，亳王逃跑，于是灭掉了亳社。皇甫谧说：‘周桓王时，自有亳王号称汤，不是殷朝的汤。’”这个亳在陕西长安县南，如果是殷汤所封的，那是河南偃师的薄。《书传》及本书原作“薄”，如《逸周书·殷祝解》说：“汤放逐桀后回到薄。”《郊特牲》：“薄社北牖。”《管子·地数篇》说：“汤有七十里的薄。”《墨子·非攻篇》说：“汤率领桀的民众攻克夏，在薄地会合诸侯。”《荀子·议兵篇》说：“古时汤以薄为都。”《吕览·具备篇》说：“汤曾经在韦阝薄困顿。”高诱注：“‘薄’或作‘亳’。”只有《孟子》作“汤居亳”，大概是借音字。那么《说文》所指的京兆杜陵亭，并没有错。桐城孙岌之教授曾著《摧经斋札记》，考证得很详细。

◎〇周《尔雅·释鸟》〇周注：“子〇鸟出蜀中。”下文说：“燕燕，〇。”查考“〇”字音规，〇周就是子规。《说文》弄错了句读，解释“〇”字说是周燕，陆德明《经典释文》也承袭了许慎的错误。

◎寡公《左传》：“齐崔杼生成了成和疆后就丧偶了。”可见丈夫丧偶也可以称寡。俗语有寡公寡妇的说法，并非没有根据。

◎〇词《晋语》：“范文子傍晚退朝。武子说：‘为什么这么晚？’回答说：‘有秦国客人在朝堂上说〇词。’”注：“〇，是隐的意思，指用隐伏诡诈的话在朝堂上听闻。”查考隐语如《左传》“庚癸鞠〇”，以及邹衍、淳于髡、东方朔的微言都是这样，所以叫〇词。东坡诗云：“巧语屡曾遭薏苡，度词聊复托芎〇。”有人写作庾词的是错误的。

◎元堂《吕览》：“天子居住在青阳。”高诱注：“向东出称为青阳，向南出称为明堂，向西出称为总章，向北出称为元堂。”现在吴语称“客堂”为“员堂”，毫无意义，恐怕是“元”的误字。因为人家朝南，上元堂都向北出。

◎并为傍《史记·始皇本纪》：“并海上，北至琅琊”，“遂并海，至平原津”，“并海南，至会稽。”《封禅书》：“并海上，北至碣石。”《大宛传》：“还并南山，想从羌中回去。”《汉·郊祀志》：“遂登会稽，并海上”，“东巡碣石，并海”，“都在齐北，并渤海”。《沟洫志》：“并北山，东至洛。”《薛宣传》：“酷吏并缘为奸。”以上“并”字，《索隐》、师古注都读步浪反，读作“傍”，就是现在吴语所说的“靠并”、“依并”。

◎草书古人说草书在篆隶之前。赵壹说：“草书起于秦之末。”卫恒说：“汉朝兴起有草书，不知道作者姓名。到章帝时齐相杜度作草书，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略书写，称为章草之始。”我认为都不对。草书之名，实际上起于草稿。《史记·屈原传》：“屈原属草稿未定。”可见古篆隶都有草稿书，不是现在的草书。

译仔细审视二王的草书，每一个字都是从真书和行书演变而来的，难道草书反而在篆书和隶书之前产生吗？虽然《淳化阁帖》中有汉章帝的草书，但实际上是王著伪造的，不能因此就把它作为确凿的依据。

译老先生：老先生的称呼，最早见于《史记·贾谊传》。明朝时称翰林为老先生，即使年轻也总称老先生。清初称相国为老先生，两司称巡抚也曰老先生。近来并不以称老先生为尊贵，反而认为低贱，为什么呢？

名士：《汉书》说：“听说张耳、陈余两人，是魏国的名士。”“名士”二字最早见于《月令》，说：“聘请名士。”又《史记·律书》也说：“从此以后，名士相继兴起。”这里指的是名家、法家的人士，并非指有名望德行和文辞章句的人，今人往往误用。

古今人表：班固将《古今人表》列在《汉书》中，颜师古认为只排列古人而不表列今人，是因为他的书没有写完的缘故。于是后人有的议论它，有的驳斥它，最终没有定论。我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大概上古时代，圣帝明王接连产生，所以圣人、仁人、智人居多。中古时代，则逐渐产生中等和低下的人。到了战国时期，则下愚的人接连产生，上等的人就少了。所以自周公、孔子以后，没有一个人列在上等之中。班固的意思大概是基于孔子“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者不可改变，中等以上的人可以谈论高深的道理”这两句话，这是借古人来鉴戒今人，这是设立此表的深意。如果一定要把汉朝一代的人都列入表中，试问将高祖以下的各位皇帝，放在圣人的行列呢？还是仁人的行列呢？况且班固是汉代人，能随意评论本朝的人物吗？而且序言中的立意，原本归于彰显善行、揭露恶行，劝诫后人，所以广泛采录。后人读书，常常误会前人的意见如此。闲暇时打算著《两汉人表》来补充班固、范晔两家之书，也是一件快事。

亲家：今人称呼姻亲为亲家，最早见于《后汉书·礼仪志》。“亲家公”三个字，则见于《隋书》李穆弟弟李浑的传中，都读平声。现在吴地人称呼亲家为“亲家”，又读去声。

《左传》说：“师服说：‘庶人、工匠、商人，各有分属的亲属。’”这是亲家的“亲”，本来读去声。

查《说文解字》：“亲，至也，初仅切。”秦代刻石文：“亲巡远方”，“亲巡天下”，就是说亲近到了极点。唐代卢纶《王驸马花烛诗》说：“人主人臣是亲家。”可见称呼亲家为“亲家”的，由来已久了。

大长公主：我的第六世祖会稽郡王名景臻，娶了宋神宗第十女贤穆大长公主，事迹见于《宋史·外戚传》。我心里暗自怀疑，认为排行第十，为什么加上“大长”二字。查《汉书》，皇帝的女儿称公主，姐妹称长公主，姑姑称大长公主，到高宗朝，大概贤穆已经长三四辈了。

关侯世家：关侯神庙始于唐贞元十八年，作为玉泉伽蓝，有董廷作记。宋、元、明以来，都有封号。到了本朝，显灵尤其兴盛，尊为武庙，用太牢祭祀，与孔子并重，现在甚至尊他为帝了。我曾会见江都校官郑环，为他作《关侯世家》，以《三国志》本传为主，而用历代祀典杂说作注，直到本朝加封徽号以及恩赐、致祭、典礼为一卷，颇为详备。只是称周将军为实有其人，见于本传中，不知依据什么。

打ㄣ：本朝礼制，晚辈见长辈，下属见上司，仆人见主人，用一只脚略微弯曲，想要作拜的姿势，称为打ㄣ。这在古代已经有了。《史记·滑稽传》说：“┮〇鞠跽。”徐广说：“跽与跽同，意思是小跪。”《说文解字》说：“ㄣ，蹴也。一说是卑下，桊也，庄缘切。”又《后汉书》说：“高句丽在辽东，跪拜时拖着一只脚。”这就是郑玄注《周礼》“奇拜”的意思，是屈一膝的意思。

海市蜃楼：王仲瞿常说：“秦始皇派徐福入海求神仙，最终没有应验。而汉武帝也蹈袭前辙，真不可理解。这两位君主，都是聪明绝世的人，为什么做这种捕风捉影、疑鬼疑神的事情呢？后来游历山东莱州，看见海市，才恍然大悟说：‘秦始皇、汉武帝都被它所迷惑的，就是这东西。’”他的话很确切。

高邮州西门外曾经有湖市，看见的人很多。查高邮湖本是宋代承州城陷落而成湖的，就像泗州旧城也成了洪泽湖了，靠近湖的人也看见有城郭楼台人马往来的景象。因此领悟蓬莱的海市，又怎么知道不是上古的楼台城郭呢？那么所显现的，大概是它们的精气罢了。

请雨：请雨祈晴的说法，自古就有。如《檀弓》、《吕氏春秋》、《荀子》、《春秋繁露》，都有记载。如董仲舒关闭阳门就下雨，想要停止就反过来做的说法。我认为晴雨是天地自然的道理，即使是帝王的尊贵，人心的灵明，怎么能挽回造化呢！即使有道术，如画符遣将、呼风唤雨各种方法，也不过是尽人事以待天命罢了。杭州人请雨祈晴，则完全依靠观音的力量，尤其可笑。

译观音菩萨究竟能否祈雨？不能祈雨？我不知道。阮云台宫保任浙江巡抚时，恰逢大旱，他未去天竺进香，于是人心大为不服，议论纷纷。世俗的迷惑，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译◎水车 长江以南灌溉农田的方法，都使用水车，这种习俗由来已久。水车又名桔槔。《庄子·天运篇》说：“桔槔这种东西，牵引它时就低头，放手时就仰起。”所以水车被称为桔槔。《太平御览》引用《魏略》说：“马钧住在京城，有一块地可以开辟成园子，但苦于没有水来灌溉，于是制作了翻车，让儿童转动它，水便自行倾覆流出，循环往复，其巧妙程度胜过百倍。”水车的形制从此开始。苏东坡在《无锡道中赋水车诗》中写道：“翻翻联联像衔尾的乌鸦，荦荦确确像脱骨的蛇。分开的田畦里翠绿的波浪如云阵奔涌，刺入水中的绿针般抽出稻芽。”可以说形容得淋漓尽致。近来吴门沈狎鸥孝廉依照古法制造了龙尾车，不需要人力，让车盘旋自行运转，一天一个人可以灌溉田地三四十亩，难道不是非常好吗？然而这种车只适用于北方，不能用于江南。而且一辆车需要花费一百多两银子，一旦损坏就不能使用。我认为农家大多贫穷，对每一分毫都要精打细算，哪里能承担得起这样的费用。这就好比风车并非不好，在大江边可以使用，但如果某天没有风，就得不到水，总之不如水车巧妙。

◎土地之神 现在坟墓上有土地神，每年祭扫时，必定摆设酒肉祭祀他，这种习俗由来已久。《檀弓》记载：“在墓左摆设几案和席子进行祭奠。”注释说：“虞翻说：‘在墓左祭奠，是因为父母的形体在这里，这是礼敬他们的灵魂。’”《正义》说：“在墓左祭奠，是礼敬地神。”

◎润笔 关于润笔的说法，兴起于晋、宋时期，而在唐朝元和、长庆年间尤为盛行。比如韩昌黎写文章必定索要润笔，所以刘禹锡在《祭退之文》中说：“一个字的价格，运送来的金子堆积如山。”李邕接受馈赠数以万计，皇甫湜索要绢帛九千匹，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报酬包括车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类，不可一一列举。

◎乡勇 自古以来就有乡勇。古人寓兵于农，意思是当兵的人就可以务农，务农的人就可以当兵。后世将兵和农分为两条途径，当兵的人不能务农，务农的人不能当兵。现在所谓的乡勇，既不是兵也不是农，跟他们谈论军事，他们向来不知道兵器轻重；跟他们谈论农业，他们又不知道耕种的艰难，那么怎么使用他们呢！《韩非子》有话说：“现在所供养的不是所使用的，所使用的不是所供养的。”由此可知乡勇自古以来就存在。

◎泉之为钱 我二十七八岁时，在吴门徐复堂家中做馆，校录先世的《大宗谱》，谱中记载铿的第二十六个儿子孚担任周文王的老师，被任命为钱府上士，因此去掉“金”字旁而改为钱氏，这是确定姓氏的祖先。当时内阁学士钱年才十四五岁，看到后笑着说：“《周礼·泉府》中的字都写作‘泉’。《说文解字》说：‘钱，是铫，古代的农具。’不能用钱来代替泉。”我回答说：“你没看到郑司农的注释说‘泉，旧书写作钱’吗？”大概泉作为钱，由来已久。近来嘉定县学官钱坫，凡是为人书写碑版、楹联、条幅署名，竟然都写泉坫，这也是崇尚古雅、追求奇特到了极点。大概泉另有一个姓氏，《后周书》中有泉企，是上洛丰阳人，《新唐书》诸夷蕃将传中有泉男生。钱坫毕竟把钱当作泉，也觉得没有意义。

◎札朴 老友桂未谷大令曾撰写《札朴》二十卷，考订精确，阐发了前人未曾发现的见解，在这里略记几条：有人问：“现在学宫中的乐舞生依据哪本书？”桂未谷说：“《周礼》中舞师掌管教导国子舞羽和舞歙。郑玄注：‘这就是所谓的舞。’现在人称乐舞者，是错误的。”

有人问：“青色和黑色是不同的颜色，现在北方人常常把黑色称为青色，这是什么原因？”桂未谷说：“《史记》记载：‘秦二世时，赵高想要作乱，有人把青色说成黑色，把黑色说成黄色。’百姓的话顺从了他，至今还保留着这种说法。”

有人问：“现在善于打官司的人，被称为刁风，南北通行，是什么意思？”桂未谷说：“这个字沿袭习惯而不加考察已经很久了。《史记·货殖传》说：‘而民雕捍’。《索隐》注说：‘意思是像雕鸟本性那样敏捷强悍。’吏胥为了省事，用‘刁’字代替‘雕’字，就像福州书吏把藩台写成潘台一样。”

有人问：“四月八日是浴佛日，有典故吗？”桂未谷说：“《宋书·刘敬宣传》记载：‘刘敬宣八岁丧母，四月八日看见众人灌佛，于是摘下头上的金镜，为母亲灌佛。’这就是铸造金佛像的意思。《文选·七命》说：‘于是冶炼熔化，万辟千灌。’王粲《刀铭》说：‘灌辟以数。’都是铸造的意思。现在的人认为是浴佛，是错误的。”

有人问：“现在的履历有典故吗？”桂未谷说：“现在的履历，就像古代的脚色。《通鉴》记载：‘隋朝虞世基掌管选曹，收受贿赂，多的超越等级，没有的只注上脚色而已。’注释说：‘注上他入仕所经历的资历。’宋末参加选拔的人，具备脚色状，就是根脚的意思。”

有人问：“棺材有前和后和之称，这是什么原因？”桂未谷说：“查考《吕氏春秋》：‘从前王季历葬在阳山的尽头，{亦水}水侵蚀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材的前和。’谢惠连《祭古冢文》

译》说：“两头没有和解”，就是如此。

译◎北音无入声 顾亭林说：入声是闰声，李子德把入声都归转为去声，大概是因为北音没有入声，而《五经》、《左传》、《国语》都出自北方人之手。比如费无极的“极”字，《史记》、《吴越春秋》都读作忌，就像郦食其、审食其的“食”字都读作异一样。《易经》未济卦初六的象辞说：“濡其尾，亦不知极也。”朱子注说：“极字未详。”考察上下句的韵脚也不协调，如果读作忌的音，那么上下句的韵脚就都和谐了。有人解释为无忌惮，意思也通。有人说：“照你所说古代没有入声，那和《中原音韵》有什么区别呢？”我说：“《五经》、《左传》、《国语》是上古时期的北音；《中原音韵》是后世的北音。”

◎古韵 现在所用的韵书与《唐韵》不同，用现在的读音去押唐诗的韵是错误的。而那些不明就里的学者，用《唐韵》去押《诗经》三百篇的韵更是错误。要知道古今言语各不相同，声音逐渐演变，从汉、魏以来，就已经不同于《诗经》、《楚辞》了，何况唐、宋呢？况且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口音，怎么能用现在的韵去押古代的韵呢？近来金坛段懋堂先生著有《六书音均表》，高邮夏澹人先生著有《三百篇原声》，我们家乡安汇占先生著有《说文韵征》，这些都可以弥补顾氏《音学五书》的缺漏。

◎鲲鹏 我小时候读《庄子》“北溟有鱼，其名为鲲”这几句话，感到非常惊骇，认为绝对没有这种道理。

问长辈，他们说：“这是庄子的寓言。”嘉庆丙子年十月，安东县知县详细上报沿海有一条大鱼，两只眼睛已被挖去，计算长度有三十六丈，从背上的鬣毛到腹部高七丈多。又袁叔野刺史说山东蓬莱县离海最近，有一天有一个巨大的物体从空中而来，双翼垂挂天边，日光因此昏暗。全城人大为恐惧，罗列跪拜焚香，过了一个时辰才离去，日光又恢复明亮。又《南汇县志》记载建国初年有一条大鱼经过海中，它的鬣毛像山一样，蠕动前行，过了七天七夜，这难道不就是《庄子》所说的鲲鹏吗？

◎梅梁 禹庙的梅梁，是词林中的典故，由来已久了。我非常怀疑，心想梅树弯曲，怎么能成为栋梁呢？就像金陵隐仙庵的六朝梅，西川崇庆州署的唐梅，滁州醉翁亭有欧阳公手植的梅，浙江嘉兴王店镇有宋梅，太仓州东园也有王文肃手种的一株叫瘦鹤的梅，都没有长成拱抱且笔直的。偶然翻阅《说文解字》梅字的注释说：“楠也，莫杯切。”才知道这梁是楠木。

◎补天射日 《太平御览》记载女娲氏炼石补天，后羿射下十个太阳，这难道可信吗？我解释说：“炼石补天，是说烧石成灰，可以修补屋顶的漏洞。射下十个太阳，是说射靶像太阳一样圆，十箭都射中靶心。”《山堂肆考》又说后羿善于射箭，河伯淹死人，就射他的左臂；风伯毁坏房屋，就射中他的膝盖，对天下有功，这些都是荒诞不经的话。

◎颜淑冉 汉代石室画像题字说：“颜淑独处，飘风暴雨。妇人乞宿，升堂入户。燃蒸自烛，惧见意疑。未明蒸尽，扌宿芒续之。”颜淑字叔子，事迹详见《诗经·巷伯》的疏证，与鲁男子闭户的事不同。又绍兴府学中有一块唐碑刻有《十哲赞》，称冉予字子我。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宰予字子我。”裴驷引郑康成注说：“鲁人。”《淮南子·人间训》也称宰予，没听说过他姓冉。但必定是有依据的。

◎伞 古代有簦没有伞，《说文解字》簦字的注释：“盖也。”笠字的注释：“簦无柄也。”那么簦就是现在的伞。《晋书·王雅传》：“王雅遇到下雨，请求带伞进入。”这是伞字初次出现。又《史记·五帝本纪》：“舜用两个笠自〇而下。”皇甫谧注说：“伞也。”崔豹《古今注》：“姜太公伐纣，遇到下雨，于是制作了曲盖。”也就是伞。所以现在吴地人叫伞为持笠，大概源于此。又《三国志》：“忘其行轩。”怀疑也是伞，现在俗写作伞，然而唐代碑文《吴岳祠堂记》已经使用了。

◎扇 有人说古代人都用团扇，现在的折扇是朝鲜、日本的制度，明朝中期才开始在中国流行。

查《资治通鉴》：“褚渊入朝，用腰扇遮挡日光。”胡三省注说：“腰扇，佩在腰间，现在叫折叠扇。”那么隋、唐时就已经有了。

◎转蓬 《汉书·贾山传》：“使他的后代甚至不能得到蓬颗遮蔽坟墓而寄托葬身之处。”师古注说：“蓬颗，指土块。”张华《博物志》“徐地人称尘土为蓬块。”现在吴地方言称之为蓬尘，就是灰尘。杭州方言又称为蓬〇〇儿，〇〇也是尘。比如曹植诗：“转蓬离本根，飘〇随长风。何意回飚举，吹我入云中。”《芜城赋》：“孤蓬自振，惊砂坐飞。”就是《庄子》的蓬之心，《管子》的飞蓬之间，都是说尘土的意思，未必是蓬草

译罢了。

然而古人也有将（飞蓬）认作蓬草的，比如司马彪的诗：“百草顺应时节生长，蕴含的生气有深有浅。秋蓬究竟有什么罪过，却飘摇着随风转动。”又如唐代蒋防的《转蓬赋》：“凌冬之后最后凋零，虽然比不上松柏令人惭愧；临近秋天一同枯萎，也无愧于兰荪。”看这些就知道古人认错的地方不少。试想蓬草是什么东西，难道能被吹入云中并随风转动吗？这是容易明白的道理。

译◎宗谱唐尚氏族，贞观初，有诏令天下贡氏族谱，奉敕旨第其甲乙，勒为成书，有谱者为望族，后世谓之谱学。此读书人别是一种学问，又在词章考据举业之外者也。如吾族钱氏有《大宗谱》，武肃王《自叙》云：“盖闻古贤垂训，先哲修身，莫大于上承祖祢之泽，下广子孙之传。是故尧、舜之理天下，其先则曰敦睦九族，然后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诗》不云乎：‘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是知为人子人臣之道，莫过于尊祖敬宗，扬名立身者也”云云。其所谓《大宗谱》者，以少典氏为第一世，黄帝为第二世。其略曰：钱氏之先，出于少典。初，少典氏为诸侯，八传而生黄帝。谱宗黄帝，而追帝之所自出，故以少典为一世，黄帝为二世。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〇，〇生老童，老童生重黎，重黎生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六子，曰樊，曰惠连，曰〇铿，曰永言，曰安，曰季连。樊为昆吾氏，惠连为参胡氏，永言为邓人，安为曹姓，季连为芈姓，而〇铿即彭祖是也，商时为彭城伯，仕夏、商、周三代为国师，年七百九十七岁，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其第二十六子孚承其后，为周文王师，拜官钱府上士，因去〇之竹而为钱氏，此定姓之祖也。自此以下第七十一世而至武肃王。原原本本，一丝不乱。

泳谓此谱，断非武肃所作，尚是沿袭贞观初所贡之氏族旧本。即他姓之谱，如此类者甚多，皆渺茫之言，不足信也。故颜师古极论之，谓“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如《欧阳氏谱》只序世系，自询以下仅五世已阅三百年，自琮以下才百四十年，而业已十八世。据三十年为一世之说，何长短之不齐也。又《苏氏族谱》引云：“唐神尧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此始。”案神尧者，高祖谥也，而味道并非高祖时人。又载讳钅斤者为始祖，注云：“不仕，娶黄氏，享年若干，七月二十六日卒。”既不详世次，又不著纪年，究竟在何年之七月二十六日，皆可笑。其《自叙》云：“《苏氏族谱》，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其疏略如此，而亦谓之谱。至今人尚有《欧谱》、《苏谱》之称，皆以为典据，谬矣！

宋狄青不认梁公为同族，世争重其言，吴毅父驳之，谓其武臣少读书，昧于谱牒，而疏于原本。若梁公之在唐，望云思亲，何其孝也；反周为唐，何其忠也。

既忠且孝，青恐不能克肖前人耳，何云一时遭际，安敢自附前人邪！况狄之先，由周成王封少子于狄，因以为氏。青与梁公实系一派，惟世远人亡，徙迁靡定，谱牒莫稽，举原一本者而途人视之，又何怪焉。至今人家无谱牒可考者，辄以狄青之言为证，亦不足以为典据也。

惟吾钱氏一族，家家有谱，或此详彼略，或彼详此略，要其指归，大约相同。

自武肃王以下至泳凡三十世，独忠懿王后一支最为繁多，以纳土于宋，无有兵革，未尝破家，故合族三千余人，俱入汴京。至高宗南渡，仍回临安，自此散居江、浙。故江、浙之钱氏视他省为尤盛。所以谱牒之传，亦较别家为可信，无有渺茫之言，及欧、苏、狄青之病也。然每见读书人俱不留心，如屿沙方伯之先出常熟千一公后名应龙者，字吟溪，系鹿园支，至方伯为三十一世，误认奚浦支应隆公为祖，则忽长五世，为武肃王二十六世孙矣。又黼堂少宰为文僖公第十子景略公后，实三十世，而行状以为武肃三十三世孙，亦失考之甚。更有奇者，竹汀宫詹博雅嗜古，著作如山，为当代之通儒，而不及谱牒一字。余尝亲问之，曰：“无稽矣。”后见《虞山世谱》，知宫詹亦出自常熟千一公后，有讳浦者，迁嘉定，是即宫詹之所祖也。

◎墓碑墓之有碑，始自秦、汉。碑上有穿，盖下葬具，并无字也。其后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功德行事刻石者，《西京杂记》载杜子夏葬长安，临终作文，命

译刻石埋于墓中，这就是墓志的起源。到了东汉，墓志逐渐增多，有碑文、诔文、表文、铭文、颂文。然而当时只重视被安葬的人，希望他们不朽，将其事迹刻在金石上，使死者拥有美好的名声。所以凡是撰写碑文的人，姓名都不署名，所列出的门生故吏，都刻在碑的背面，或者另立碑刻，汉代的碑文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此以后，阿谀墓主的文章日益增多，到了隋、唐时期才达到鼎盛，那时就不重视被安葬的人，而重视撰写文章的人了。宋、元以来，并不重视撰写文章的人，而重视书写碑文的人了。比如墓碑的文体说：君名某字某，其祖先是某人的后裔，并将他生平的政治事迹和文章略述于碑上，然后写某年某月某日安葬在某地，最后附上铭文等等。这是墓碑的固定体例，唐代人撰写文章都是这样。到了韩愈的碑志文章，还不失古代的法度，只有《考功员外卢君墓铭》、《襄阳卢丞墓志》、《贞曜先生墓志》三篇，稍异于旧例，先叙述交情家世，或者代替他人的口气请求作铭，然后才叙述到本人，这是韩愈作文时偶然变换体例。而宋、元、明人没有察觉，于是模仿它作为定例，竟然有叙述生平交情之深、往来应酬之密，娓娓道来千余字，却没有提及本人姓名家世一个字的情况。甚至有只叙述自己困苦潦倒、劳碌抑郁，借题发挥的，这怎么能称为墓文呢？我看这类文章虽然辞藻美妙，但实际上违背了体例。

译大凡孝子慈孙想要彰显祖先的名声与德行，所以谦恭地献上丰厚的礼物，去请求名公巨卿撰写文章，于是得到了这类文章，何必去求呢？更可笑的是，《昌黎文集》中常有“某年月日葬某乡某原”这样的字样，这是门人弟子在编辑时依据草稿抄录，来不及详细考证罢了。后来的人习以为常而不加审察，以为韩愈曾有此例，刻入文集中，而他的子孙竟然就把原稿刻在石碑上，这实在是痴人说梦了。

◎四金刚 如今寺院门口必定设置四金刚，就是佛家所说的四大天王。追溯其由来，是在唐代宗时期，西蕃侵犯西凉，皇帝下诏让不空和尚入宫诵读《仁王经》密语，神兵出现在殿庭。西凉多次奏报，在东北云雾中看见神兵呐喊助威，蕃部有金色的老鼠都咬断了弓弦，而城角忽然幻化出光明，有四天王怒视蕃帅，蕃帅大败逃跑。从此皇帝敕令各寺院都设置四天王像，这就是四金刚的起源。

◎盂兰盆会 《旧唐书·王缙传》记载，代宗信奉佛教，王缙担任宰相时，曾在七月十五日的内道场制作盂兰盆，用金翠装饰，花费达百万。又设置高祖以下七位圣人的神座，备齐幡节、龙伞、衣裳等仪制，在幡上分别书写尊号以作标识，抬出宫内陈列在寺观。这天排列仪仗，百官依次站在光顺门等待，幡花飞舞，鼓乐齐鸣，在道路上迎呼，每年以此作为常例。这就是如今盂兰盆会的起源。

◎宋儒 《六经》和孔孟的言论，用来检验《四子书》的注解，都不相符合，他们论心、论理、论性、论道，都与《六经》和孔孟的言论大相径庭。《六经》说理存在于事物之中，而宋儒说理具备于心，说性即是理。《六经》说道就是阴阳，而宋儒说阴阳不是道，有理产生阴阳，这才叫道。

戴东原先生撰写《原善》三篇以及《孟子字义疏证》等书，专门辩驳宋儒的失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萧山的毛西河善于诋毁宋儒，这是众人皆知的。同时常熟还有刘光被，也最喜欢议论宋儒。

他曾经说：“朱晦庵本性不亲近《诗经》却强行注解《诗经》，这就是《毛诗集传》没有用处的原因。”又说：“一部《春秋》本来明白显畅，被胡安国弄得七曲八曲。”他的话大致如此。西河的同乡有韩太青，著有《说经》二十卷，为西河化解纷争，都是平允公允的言论。

◎时艺 袁简斋先生曾说，从虞、夏、商、周以来就有诗文，诗应当始于《三百篇》，一变而为骚赋，再变而为五七言古诗，三变而为五七言律诗，诗的余绪变为词，词的余绪又变为曲，诗发展到曲就不能再变了。文应当始于《尚书》，一变而为《左传》、《国语》，再变而为秦汉散文，三变而为六朝骈体，直到唐宋八大家，八大家的文章，又变而为时艺文，发展到时艺也不能再变了。曾见过梨园子弟目不识丁，一登上戏台就能懂得宫商节奏，表现忠、孝、好、佞，宛然对应古人，成为一时的名伶。他评论时艺虽然刻薄，然而却是有道理的。我曾经说过：“虚无之道一出，不知道束缚了多少天下英雄。时艺之法一行，不知道败坏了多少天下士人的习气。”

董思白说：“凡是作时文，原本就是虚架子，如同戏棚中的傀儡，抽拉牵引由人操控，没有一定的格式。”

我在汴梁结识了海州进士凌仲子，仲子自称曾经跟随江都的黄文〇学习时艺，于是尽览明朝的文章，透彻了解其底蕴，常对人说：“时艺如同词曲，没有一定的资格，现在的人喋喋不休谈论时文，终究是因为对此道研究不深。”这与思白的言论相合。

◎题目 我曾经议论考试时写题目低两格，写文章则顶格，都是习以为常而不加审察。题目是圣贤经传，时文是阐发圣贤精义的作品，为什么反而高出两格？试看《十三经注疏》，哪有注高于经，疏高于注的呢？即使《廿一史》的本纪、列传、志、表的题目，也没有低两格的，不知道当时是何人定下这种格式。

◎纸钱 纸钱这个名字，开始见于《新唐书·王屿传》。大概从汉朝以来，埋葬死者都有埋钱的习俗，后来民间风俗渐渐用纸剪钱用于鬼事。开元二十六年，王屿担任祠祭使，开始用纸钱来禳除灾祸、祭祀鬼神。然而古人有用也有不用的，范传正说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宋朝钱若水不烧纸钱，邵康节祭祀必定用纸钱。明朝以来，又改用纸锭、大小元宝，黄白参半，与纸钱并用。近来的人又制作纸洋钱，乡村城市都有，真是可笑。

◎七七 丧家七七的期限，见于《北史》、《魏书》、《北齐书》以及韩琦的《君臣相遇传》。

又顾亭林的《日知录》、徐复祚的《村老委谈》、郎瑛的《七修类稿》都记载了这一点。大都是佛家的说法，不值得深入考证。只有《临淮新语》说刚死七天，是希望一阳来复。在来复的日期祭祀，就是古代招魂的意义，用生者的精神，召唤死者的灵魂，到七七四十九

译过了九日没有回魂，那就不回魂了，活着的人也没有办法。这种说法最为通达。

译●丛话四。水学◎总论

我曾论述天下的水流，自淮河以北，由九条河道流入大海，这就是《尚书》所说的“同为逆河，入于海”的情况。自淮河以南，由三江流入大海，这就是《尚书》所说的“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的情况。如今九河已经堵塞，所以燕、赵一带多雨涝；三江已经堵塞，所以三吴一带多水患。

江南治理江水，淮北治理河水，同样是治理水患，却截然不同。黄河的水流，迁徙无常，顺逆突然改变，其祸患在于决口。虽然耗尽人力，但命运由天主宰。江南的水流，迂回曲折，趋向归宿有准则，其祸患在于堵塞。虽然仰赖天恩，但职责在于人的功绩。

大抵在江北论水，其利在于漕运；在江南论水，其利在于农田。江北惧怕水患，是因为黄河迁徙；江南苦于水患，是因为太湖溢出。用治理黄河的方法来治理江水，恐怕未必有效；用治理黄河的费用来治理江水，则事半功倍。

三吴地区是水乡泽国，万水汇聚于此，东面环绕沧海，西面濒临具区（太湖），南面抵达钱塘江，北面枕着扬子江。其中蓄积的水，有庞山、阳城、沙河、昆城等水域；宣泄的水，有吴淞、刘河、白茅、七浦等河流，纵横交错，如同人的身体，血脉流通，经络贯通。血脉不和就会生病，经络不畅就会困顿，然而一个人得病，无伤于天地之和；一方得病，确实关系到万民的性命。

从前的人在溧阳上游曾修筑堰坝，以遏制水流的冲击；在常州开凿港渎，以分散水势；在苏州开凿江湖以引导水流，并疏浚塘浦以疏通脉络，又制定规制以善后。只是上游来的水势不衰，下游去的水日益滞涩，潮汐往来，容易淤塞。所以唐末五代设有撩浅夫、开江卒，按时疏浚治理，水不为害，百姓常能丰足。

治水的大要只有两条，即蓄水和泄水罢了。蓄水以备旱灾，泄水以防涝灾，旱灾时依靠蓄水进行灌溉，水灾时依靠泄水进行疏通。

宋代政和年间，赵霖体察研究治水的方法有三条，一是开治港浦，二是设置闸门启闭，三是修筑圩田包裹农田。隆兴年间，李结又献出治田的方法，一是敦本，二是协力，三是因时。所以郏亶说水利专在于治田，单锷说水利专在于治水。总之，治水就是治田，治田就是治水。总而言之，看似浩瀚漫无边际而难以施行，分开治理则简约而易办。高田的百姓自行治理高田，低田的百姓自行治理低田，高田则开浚池塘以蓄水，低田则挑筑堤防以避水。池塘既深，堤防既成，水利就兴盛了。

范文正公说：“当今世道有所兴作，横议先至。”这话太精辟了！所以水利不兴有六个阻碍，大抵是因为工程费用浩繁，国库没有积蓄，一时难以筹划，那么当事官员成为阻碍。享受其利的人想要逃避其事，恐怕摊派其肥沃的田地而成为累赘，那么官宦家与富豪者成为阻碍。有人惑于风水之说，某处不宜开，某处不宜塞，关系到文运，那么科第家与诸生监成为阻碍。

小民习懒性成，难以与他们图谋开始，那么刁顽之徒成为阻碍。卖法者多，考核功效者少，那么吏胥成为阻碍。

甘苦相差悬殊，劳逸相差悬殊，张弛相左，那么抱怨者成为阻碍。这六个阻碍，是水利之所以不兴，而人心之所以未定的原因。

宋代拥有天下三百年，任命官员修治三吴水利者三十余次。明代拥有天下三百年，任命官员修治三吴水利者亦三十余次。大概开江治水，未免扰民，然而正恐其扰民，所以才开江治水。

天下事最误于因循守旧，而又忌讳速成。如治水是大事，岂能限定时日而奏效呢！

大约一年二年而围岸可成，三年四年而沟洫可深，五年六年而浦渎可通，七年八年而三江可入，至于九年十年，则无不宣告成功了。

◎太湖

太湖被称为震泽、具区、笠泽、五湖，前人记载得很详细，不必详论。只是它襟带三州，众水汇聚于此，东南的利害系于它。其西北则自建康等处进入溧阳，迤逦至长塘河，并镇江、丹阳、金坛、茅山诸水，会于宜兴、荆溪而入。其西南则自宣歙、天目诸山，由临安、余杭以及湖州之安吉、武康、长兴、乌程，合苕、泖两溪之水而入，汇为巨浸，分布诸河。一由吴江出长桥入吴淞，一由长洲出昆山入刘河，一由无锡出常熟入白茆，皆入于海。其底定时，则灌溉三吴之民田而享其利；其泛滥时，则浸淫三吴之民田而被其害。所以古人之治水，疏其源，导其流，皆为民兴利除害而已。

徐贯说：“太湖之水，上流不浚，无以开其源；下流不浚，无以导其归。”

确实是至理名言。如今五堰既塞，广通又废，而吴江长桥一带亦淤垫，几乎成为平地。然而上筑周行以通

译行旅之人，在下游开凿堰洞以宣泄湍急的水流，似乎可以成为万世的利益。却不知湍急的水流如果不通畅，就无法到达支流河道，支流河道的水如果不通达于三江，三江的水就无法通达于大海。所以遇到旱灾就会千里土地干裂，遇到水灾就会放眼望去一片汪洋，农田因此遭受祸害。农田日益受损，下层百姓便贫困窘迫；百姓贫困窘迫，赋税就没有来源，都听命于天时，这实际上是不对的。

译有人问我：“太湖的水被长桥堵塞，导致三吴地区有洪水淹没的担忧，为什么不拆掉长桥，恢复古代的旧貌呢？”我回答说：“不可以。自古以来，治理水患和治理农田是相辅相成的，水路和陆路交通不能偏废其一。况且弊病积累日久，难以立刻施展功效。难道拆掉一座长桥，就能给三吴带来利益吗？只要砍除芦苇，疏浚淤积，因地制宜，顺应水性，修缮堰洞，疏通湍急的水流就可以了。”

有人说，吴江修建长堤之前，吴中地区向来没有水患。修建长堤之后，横向截断湖水流向，无法宣泄，水患从此开始。我说不是这样，吴地襟带长江、面向大海，潮汐带来的泥沙容易淤积，即使不筑堤，也难以治理。试看五代、宋、元以来，设有营田军、庸田使、农田水利使、都水营田使，以及都水监等官员，还有所谓的撩浅夫、开江卒，年年治理月月修缮，所以才能获得丰收。如果修治不得法，就会成为水患，何况不修治呢？由此说来，太湖的各个出口，自然应该经常保持通畅，不应该稍微堵塞。

水利的官员，自然应该专门设置，不应该兼任其他职务。

◎三江 关于三江的说法，自古以来各不相同。有人认为班固、韦昭、桑钦等家的说法是对的，有人认为孔安国、郭璞、张守节、程大昌的说法是对的。我认为这些都可以不论，总之，以引导江水入海为第一要义，使有蓄有泄以灌溉三吴百姓的农田为第二要义。大概古代的治理，重在治水；现在的治理，重在治田。时代已经变迁，沧海桑田难以确定，即使考订精详，寻找旧河道，难道还能恢复大禹的旧迹吗？仅以目前的情况来看，震泽（太湖）之下可以通向大海的，只有吴淞江、刘河、白茅浦最为有利，这就是今天的三江。

王同祖说：“三江通畅，那么太湖的水就不会为害，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七府都平安，百姓蒙受其利。三江不通畅，那么太湖的水向东灌注，泛滥成灾，三吴地区首先遭受其害。”

所以东南地区治理水患，三吴地区最为紧急。

自从大禹疏导三江之后，历经周、秦、汉、魏、晋、唐，没有听说三吴有水患，而水患的到来却有原因。一是堵塞在东江，二是堵塞在长桥，水已经失去了它的归宿。后来的人只知道开浚三江有利，却不知道屡次开浚又屡次堵塞的危害。现在治理水患的人，不如顺着地势的便利来引导水流，比如靠近三泖的水让它流入黄浦江，靠近沙河的水让它流入娄江，靠近昆城的水让它流入白茅浦就是这样。

大凡处理事务必须通观全局，不可固执一端而论。过去有人专门疏浚吴淞江而舍弃刘河、白茅浦，也有人专门治理刘河而舍弃吴淞江、白茅浦，这是没有考察三吴的水势。大概浙西各州，只有三吴地势低洼，各州的水，只有太湖能够蓄积。三吴与太湖相互连通，一旦遇到大雨，有不先形成巨大洪水的吗？

而且太湖的水从西南流向东北，所以必须让吴淞江入海，以分散东南的水势，又必须让刘河、白茅浦都流入扬子江，以分散东北的水势。如果三江可以合并为一，那么大禹早就合并了，为什么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呢，后来的人有谁能推翻大禹的旧案呢！

过去有人把钱塘江、扬子江、吴淞江称为三江，说杭州修筑长林堰，导致太湖东南的水不能流入钱塘江；自从常州修筑五堰，导致太湖西北的水不能流入扬子江；只有吴淞江一江处在太湖下游，宣泄三州的水注入大海。这又是另一种说法。

治理三江的人，自然应当以吴淞江为紧急，刘河、白茅浦为次要。三吴各处的水，众多水流汇聚，总汇于太湖。而吴淞江处在太湖的冲要位置，如果先宣泄上游的水，其水势必然如此。假使嘉庆二十四年不开浚吴淞江，那么癸未年的水，就会泛滥在三吴之间，百姓都变成鱼鳖了，能不危险吗！

◎来源 三吴的水源，以天目山为最大，它的水向东流出临安，泛滥而成苕溪、〇溪，流入具区（太湖）。又从天目山东南流出杭州天竺诸山，汇聚而成西湖，一条由昭庆寺前流入松木场成为下河，一条由涌金水门入城成为护城河，分布到各条河道，到得胜诸坝成为上河，用来灌溉海宁的农田。如果西湖水溢出，就从各坝流入下河，汇入余杭塘河。一旦遇到大雨，就从石门、桐乡、嘉兴、松江流入吴淞江、黄浦江等港口，那么下游先被浸没，太湖的水与之抗衡，反而没有退缩的路径了。

溧阳之上设有五堰，古代治理水患的人，用来调节宣泄歙州、金陵、九阳江等地的水，由分水、银林两座堰，直趋太平府的芜湖，流入大江。后来因为商人从宣州、歙州贩运木材东入两浙，认为五堰是艰难阻碍，于是欺骗官府废除了五堰，那么各处的水都流入荆溪，而汇聚于震泽。

广通坝，实际上与五堰互为表里，用来阻挡宣州、歙州、广德、金陵等地的水，使它们不流入太湖。明永乐元年，成祖迁都燕京，苏州百姓吴相伍以水患为下游的祸患，引用宋代单锷的奏书进呈，改筑土坝，设置官吏会同溧阳、溧水两县，派民夫四十名守坝，使宣州、歙州等地的水不流入震泽。

译正统二年，周文襄再次主持重修，加高土石堤坝，奉有皇帝钦降的榜文，规定如果有泄露水利、淹没苏州和松江田地庄稼的情况，负责堤坝的官吏一律斩首，邻近的民夫发配充军，处罚如此严厉。如今人们议论三江水利，总是主张从下游开浚河道，却没有提到五堰和广通坝的。这正是苏东坡所说的只知道一方面而不知道另一方面啊。

译太湖的上游既然有五道堰坝，又有宜兴、荆溪、阳湖的百条水道，以及乌程、长兴的七十二条支流了。下游则又有无锡的二十一条港道，其中独山门、吴塘门最为重要；长洲的六条港道，其中沙墩、金市最为重要；吴县的九条港道，其中铜坑、胥口最为重要；吴江、震泽的七十二条港道，其中长桥最为重要。这些都是用来贯通经络、传递血脉，以削减水流奔涌冲击之势，从而为太湖分流泄水的。如今大半已经淤塞，难以恢复旧貌。而那些以这些水道为业的人，又害怕疏浚工程，致使弊端日益积累，一天比一天严重。所以郏亶说：“拿一个人的身体来比喻，五堰是头部，荆溪是咽喉，百渎是心脏，震泽是腹部，旁通震泽的支流则是脉络和众多孔窍，而吴江是双脚。”现在废弃了五堰，使得宣州、歙州等地的水不流入芜湖，反而向东注入震泽，而长桥又阻塞了它，致使太湖的水积聚而无法排泄。这就像束缚住人的手脚，堵塞住众多孔窍，往嘴里灌水，灌个不停，必定会导致腹部胀满而窒息死亡。

近代谈论东南水利的人，总是引用《尚书》中“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这两句话，把开浚三江作为首要任务。然而既然知道太湖的水有去处，难道不知道太湖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吗？上古时代地广人稀，把治水作为急务。现在赋税繁重、财政负担沉重，把治理农田作为急务。如果不衡量距离的远近，观察地势的高低，考察水道的深浅，以及水源的来历，却想要兴修水利，那也太难了吧！

◎支流与三江：三江是主干河道，各条浦水是支流。主干河道则采用孟子主张的水利方法，即疏浚河道引导入海；支流则采用孔子主张的水利方法，即尽力修筑沟渠。

既然知道了太湖的水源来自哪里，那么太湖的各条水道是从哪里流出去的呢？回答说：是从支流流出去的。既然知道了三江的水流入大海，那么三江的各条水道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说：是从支流来的。所以治理水患的人，主干河道既然要疏浚得深，支流也同样重要。凡是百姓的田地靠近官家堤塘的，不过占百分之一，他们的田地大多在腹地，他们的利益大多在于支流。譬如花果树，千百条枝干都依附于一个树根生长，开花结果，都是从枝干上发出的。如果只治理主干河道，不治理支流，只是白白耗费财力而没有益处。

大凡疏浚治理水利的人，往往在大工程完工之后，力气疲惫、心思松懈，不再议论善后和长远的计划，常常对支流置之不理，总是说暂且等到日后再说，却不知道之前的功劳全都废弃了。一定要让各支流的受益农户按照田地面积分摊劳役，先后同时并举，各自治理自己的田地，如果水路遥远，一时还难以周全，何况漠然置之呢！疏浚主干河道时，凡是主干河道的水，都决口引入支流，然后大工程才能完成。疏浚支流时，凡是支流的水，都汇入主干河道，然后小工程就容易成功。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

◎水利：郏亶曾说：天下的利益，没有比三吴地区更重要的。三吴地区的利益，没有比水田更重要的。江南的田地，古代属于下下等，现在却成为上上等，为什么呢？因为有太湖的蓄水和泄水功能，以及江海的便利。所以大江南北，财赋的产出，全靠水利。

三吴地区的地势，湖泊高于田地，田地又高于江海。水少时就引湖水灌溉田地，水多时就排泄田水经由江河入海。蓄水泄水，两方面都适宜。所以很少有水旱的忧患，都是肥沃的土地。现在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太仓来推算，大约它们的土地没有一个省份那么多，但计算它们的赋税，实际上相当于天下的一半，因此这七郡一州的赋税是国家的根本。

凌云翼说：东南的水利，就像人身体的血脉；东南的财赋，就像人身体的脂肪。善于养生的人，一定要使全身关节不阻滞，然后肢体丰满，元气自然充足，因为财赋都出自农田，农田依靠水利。所以水利不修，田地就不能治理；田地不能治理，五谷就不能丰收；五谷不能丰收，国家用度就不充足了。想要谋求水利，首先要消除水害。水害在于泛滥，这是水年之所以不排泄而成为田地灾害的原因。水利在于深潭，这是旱年所依靠的灌溉而成为田地利益的原因。用治理田地的方法来治水，水利就能兴起；用治水的方法来治理田地，田地自然丰收。所以说善于治理农田的人，一定要依靠水利；善于治理水利的人，一定要追溯其源头和流向。

天下的事情，对百姓有利的，就应当巩固其根本，加深其源头。对百姓有害的，就应当拔除其根本，堵塞其源头。何况水的利益，更应当深入探究其根本，而穷尽考察其源头。

古代的圣人尽力修筑沟渠，不仅仅是为了治理田地的计策，正是想要顺应水向下流的特性，引导它，流入江河，流入大海，使它没有阻滞，旱涝都适宜。国家的生计和百姓的生活，就依赖于此。国家的生计是什么？赋税就是。百姓的生活是什么？努力耕种就是。

王叔杲说：“国家看待江南，就像富人家看待肥沃的产业，不能让农田有一天不加以勤劳和体恤。

如果等到灾患到来才赈济安抚，一出一入，费用会增加一倍。与其在灾患发生后修治，不如在灾患发生前预防；与其在短时间内突然兴工，花费多两倍的費用，不如在平时施工，以成就十倍的功绩。

吴中的水利，固然只有疏浚支流是重要任务，修筑圩岸是紧急需要。追究其本源，那么支流淤塞的原因，是由于圩岸

译坍塌。圩岸之所以坍塌，是由于人力懈怠懒惰。我认为开凿渠道时，挖出的泥土没有堆积起来，就直接形成了圩岸。

译修筑堤坝的人，无处取土，便直接利用开凿沟渠的土。两件事同时进行，功效加倍。因为开凿河道深了，灌溉自然便利；修筑堤坝高了，洪水泛滥便无后顾之忧。所以郏亶说：“取用塘浦的泥土来修筑堤岸，使塘浦宽阔深邃，而堤岸高耸厚实。塘浦宽阔深邃，水流就能畅通，不会成为农田的灾害。堤岸高耸厚实，农田自然稳固，不至于被水冲毁决口，水流势必流向江河与大海。这样高低之地都能受益，就没有水灾旱灾的忧虑了。

五代时期钱氏没有废弃汉、唐的治水方法，从今天的嘉兴、松江沿海地区，向东直到太仓、常熟、江阴、武进，凡是每一条河每一条浦，都设有堰闸，使得蓄水排水都顺应时节，旱涝没有祸患，农田自然受益。

那时年年丰收，百姓安乐，每石米只卖五十文钱。范仲淹治理三吴地区，大力兴修水利，每斗米只卖十文钱。到了南宋，农业政令不修明，水利设施不兴修，三吴的农田日渐毁坏，那么每石米就要一贯钱了。由此推论，兴修水利就像这样，不兴修水利就像那样。

郦道元说：“东南地势低洼，是万条河流汇聚的地方，而常熟的土地，在三吴地区尤为低洼。”为什么呢？

上游是太湖向东泄出的水，从吴江经过郡城，汇合元和塘等水流，在常熟汇聚；下游是太湖向北泄出的水，从无锡向东流，汇合宛山、鹅湖、华荡等水流，也在常熟汇聚。在汉、唐时期，本来有三十二条浦用来排泄各种水流，干旱时就借助潮汐来灌溉农田，涝灾时就分流各浦的水流入大海，农田常年丰收，民力有余，所以称为“常熟”。每年的赋税，在三吴地区居首。现在却不是这样，白茅、七鸦等浦已经废弃了，只留下福山港这一条通道，也淤塞得仅仅能通行船只，想要让它“常熟”怎么可能呢！这就是所说的知道末节，不知道根本啊。

国家修治黄河，费用不惜惜；修治运河，费用也不惜惜，是为了转运漕粮的缘故。漕粮从哪里来呢？是因为江、浙的赋税重。江、浙的赋税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回答说：是因为水利之道不兴修。

许光凝说：“开凿一条江，就有一条江的利益；疏浚一条浦，就有一条浦的利益。考察古代，有设置闸门的启闭制度，有围垦农田的严厉禁令，有疏浚河道的船只，有水利考核的优劣评定，所以为了三吴的利益考虑得非常完备，救济旱灾如同救火，防止涝灾如同救人溺水。所以说想要享受它的利益，就不能不消除它的祸害。

◎水灾是王政所重视的，没有比百姓的粮食更优先的，而粮食出自农业，农业依赖水。水得到合理利用，可以把凶年变为丰年，把贫瘠变为肥沃，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水得不到合理利用，可以把丰年变为凶年，把肥沃变为贫瘠，祸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三吴的水利，固然在于太湖；三吴的水患，也在于太湖，这就是所谓有大利益必然有大祸害。从前钱公辅治理金陵，常常研究五堰的利益，却不知道五堰以东的祸害，这就是所说的知道利益而不知道祸害。又说三江通畅，那么三吴都能均沾其利；三江不通畅，那么三吴都遭受其害。现在地方的县令，只知道奉命追缴赋税，痛恨小民的拖欠，却不知道拖欠的原因。高级官员和监察官员，只知道谨守旧规，痛惜东南地区的凋敝，却不知道凋敝的根源。

庄稼生长在水中，淹没它就会死；庄稼依赖水，滋养它就能成熟。三吴之间，低田多而高田少，所以水位平稳就是利益，水溢出就是祸害。

古人治水的方法，一定要观察水源，追溯水流，上游修筑五堰来节制水流，使得发源的水向西流出芜湖；下游疏浚三江来减弱水势，使得各条沟渠的水向东流入大海。后世五堰既然开启，那么来的水更加迅猛；湖堤既然阻挡，那么去的水又变得缓慢。因此三江的水，上面不受湖流的冲击，下面又有潮沙的涌积，不成为三吴祸害的情况很少了。

有人说自从海塘向南阻挡，三江北折，而太湖的出水口已经失去其优势了。又有人说太湖泄水的第一要处全在吴江的长桥，从宋代修筑堤坝架设桥梁，元代又改建成石桥，虽然留有堰洞来排泄水势，但咽喉已经堵塞，积水逐渐增高，使得上游受阻，下游散漫缓慢，而吴淞江日益毁坏，这是石堤的祸害。

从前的人议论吴江东通青龙江，从青龙入海的地方，因为监司视察，担心商税流失，于是堵塞这条江。商税对国家利益无几，而湮塞湍急的水流，其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农民在湖中的利益，开始时张网捕鱼虾，决破堤岸，而获取鱼虾的利益。接着普遍种植茭白芦苇，以吸引沙土，而享受茭白芦苇的利益。不久沙土逐渐堆积，于是挑土筑成农田，而享受庄稼的利益。不久衣食丰足，建造房屋，而享受安居的利益。不久用土筑坟，种植松树楸树，而享受风水的利益。

湖泊的淤塞，浦口的不通畅，都是由于这个原因。一旦治水，想要正本清源，恢复原来的河道，怨恨的人一定很多，并不是对百姓有利。有人说：“兴修水利，正是为了便民。好比恶人不惩治，病人没有医药，恐怕岁月久了，日渐填塞，使得水无处排泄，旱时无水灌溉，农民艰难困苦，赋税无从缴纳，成为三吴的大祸害，该怎么办呢？”我说：“正要兴利以惠民，怎么忍心扰民以增害。然而单锷有话说”

译上游水流陡峭湍急，那么下游的泥沙自然会被冲刷带走。如今若能利用太湖的水，疏通排泄三江的入海口使其不淤塞，那么先前豪强占据作为田地、房屋、坟墓的地方，可以倒塌五六成。这不需要惩罚而能自行整治，不需要医治而能自行痊愈了。

译三吴地区的百姓，只知道水灾和旱灾的危害，却不知道人事治理的缺失。于是认为湖泊的深浅、江河的通畅或堵塞，都无关紧要；而一旦遭遇水旱灾害，处境穷困、形势紧迫，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却无人回应，这是谁的过错呢？如今太湖、百渎、七十二浦都已湮没，支流和小河半数长满了芦苇，白茅、刘河、七浦都变成了平地。

吴淞江虽然疏浚了，但水流不畅，那浩渺无边的大水，又能决口流向哪里呢？唉！旱年时水没有地方蓄积，涝年时水没有地方排泄，三吴地区水旱灾害的忧虑，恐怕从此开始了。

水带来的利益很广，带来的危害也很广。大概治理得当就是利益，治理不当就是危害。所谓危害，是危害百姓的农田。百姓的农田一旦受害，百姓的口粮从哪里来？赋税从哪里出？有饿死的，有卖儿卖女的，有被逼成为盗贼的。至于像去年的水灾，田里的庄稼既已淹没，百姓的房屋也被冲走，而城墙坍塌，坟墓被冲毁，桑麻枯萎，花豆歉收，以至于流离失所的人遍布道路，百姓无法生活，反而劳烦皇上筹划，不惜动用数十万国库资金，来恩惠百姓，水的危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所以说，治理得当就是利益，治理不当就是危害。

◎建闸 范文正公说：“三吴的水利，修筑围堤、疏浚河道、设置水闸，这三者缺一不可。”我认为三江既然已经疏浚，那么修建水闸最为紧急。为什么呢？因为水位的盈虚，全在于节制和宣泄。如今各条江河入海的地方，沙堤已经很高，又有潮汐往来，一天一夜两次。前人说过，两次潮汐积聚的淤泥，厚度如一钱，那么一年就会厚一二尺，十年就会厚一二丈。所以沿海通潮的港口，历代都设置官员修建水闸，使江河没有淤泥沉淀，湖泊没有泛滥溢出，前人都认为很方便。只有元朝至顺年间有废除水闸的议论。水闸，就是压制，观察水位的盈缩用来压制以节制宣泄。潮水来时关闭水闸以澄清江水，潮水退去时打开水闸以排泄积水。那些潮汐达不到地方，又修筑堤岸并开凿斗门，蓄积和排泄、开启和关闭的方法也与此相同，怎么会有不方便呢。

古人修建水闸，从嘉兴、松江向东直到海边，沿着海边向北直到扬子江，沿着江河向西直到润州。一条江一条浦，大的建闸，小的建堰，用来对外控制海潮，对内防止旱涝。如今只在刚开始疏浚时，务必深挖而不务必拓宽，并且有石闸来护卫它。疏浚之后，务必通畅而不务必堵塞，再设置撩浅工具来引导水流，然后才可以谋求长久的利益。

有人说设置水闸的方法有几处好处，比如平时潮水来时关闭它，以抵御泥沙，潮水退去时打开它，以冲刷淤积。如果当年干旱就关闭不打开，以蓄积水流，用来资助灌溉。当年涝灾就打开不关闭，以引导水流，以免积水停滞。而且在沿江设置险阻，私贩难以逾越，因为水闸设置官员，盗贼容易收敛踪迹。严格开启关闭的规定，增添疏导的士卒，差不多就可以了。

前人常议论潮汐容易淤塞海口，在治理河道时开凿到尽头处，留下一道坝不打开，以切断海口，既没有退潮留泥的祸患，又省去了防盐防盗的担忧。如果遇到水灾汹涌，申请牌子打开坝，举起铁锹的人如云，半天就可以疏通，水泄完后再堵塞。这也是一条办法。

◎围田 古人治理低洼田地的方法，必须先治理塘浦，即取塘浦的土来作为堤岸。塘浦既然深了，那么水流容易通畅，堤岸既然高了，那么低洼田地不会被淹没，即使是水大的年份，水流湍急也没有忧虑了。如果只知道治水，而不知道治田，那么所开凿的地方，不过是在两岸旁边堆积泥土，一经大雨冲刷，又流入塘浦，不出两三年，淤塞如旧，全部功劳都废弃了。如今徒阳运河可以作为鉴戒。

范文正公常说江南的围田，每方圆数里内有河渠，外有门闸，干旱时打开它，涝灾时关闭它，旱涝都不波及，是农业的利益。所以治水必须先治田，治田必须先治岸。因为水道是农田的命脉，低洼田地以围岸为存亡关键，如今门闸不能恢复了，而修筑堤岸堰坝的策略，难道独独不能实行吗？

高地的浦港经常通畅，就没有旱灾的忧虑，低地的堤防经常坚固，就没有水涝的祸患。人们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之所以不努力，也有原因。有的因为田主只知道收租，而不修筑堤岸，有的因为佃户利于容易耕种的田地，而导致淤塞，有的因为一个圩虽然完整，而同圩有贫富的不等，有公私的吝惜，而一人阻隔，以致因循误事。那些愚昧的百姓哪里知道日后的利益呢，只是厌恶眼前的挖土罢了。

人心不齐，都是因为这个。

三吴的田地最低洼，众水汇聚的地方，是百姓的利益，也是百姓的危害。大概害怕涝灾的占十之七八，害怕旱灾的占十之二三，不修筑堤岸是不行的。既然修筑了堤岸，而没有种植杨柳来加固，没有种植茭芦来护卫，风雨的冲击，牛羊的践踏，不到几年，又恢复原状。而想要田地丰收，年成丰裕，怎么可能得到呢？

老农说：“种田先做岸，种地先做沟。”大概高地不丰收，是没有沟的缘故；低地不丰收，是没有岸的缘故。池塘是高地的急务，大概有田百亩，必须开辟十亩的池塘，以蓄积水而防旱。堤岸是低地的急务，大概有田百

译每亩田地，必定修筑三尺高的圩堤，用来排泄积水并防止水涝。所谓圩，就是围的意思，对内用来围护农田，对外用来阻挡水流。

译增筑堤岸，也有方法。必须今年增高一定的高度，选取芦苇来遮蔽它。明年再增高一定的高度，插种水杨来保护它。后年再增高一定的高度，选取河泥来加固它。三年之后，草木根系深扎，堤岸就坚固了。

有人说，每年农闲时，让百姓各自出力来修治圩岸，圩岸高了田地自然稳固，即使遇到大雨洪水，也不足为惧。或者在田地旁边的近处，取那些堵塞河道的土来筑堤，或者取河底的泥来加固。如果是最低洼的田地，无处取土，就在田中挖一个池塘，挑泥加高堤岸。因为农民常常用粪土作为肥料来滋养禾苗，堤岸一年高过一年，仍然取田中的土来充实它，对田地并没有妨碍。

宋代转运使王纯臣曾经建议，请求将苏州、湖州、常州、秀州低洼的田地，修筑田埂，使田埂彼此相连，以防备水旱灾害，抵御风浪。水涨时专门加固内侧，水退时同时修筑外侧，遇到旱年则车水灌入，遇到水年则戽水排出，高低不同的田地都能丰收了。

◎疏浚池塘 古人治理高田的方法，凡是山坡、池塘、池堰，可以蓄水以备旱灾，可以泄水以防洪涝的，都是用来治理田地的。因为高田距离河流遥远，没有水可以灌溉，就必须有山坡、池塘、池堰。当地人称之为“藏浜”，是用来藏水的。又称之为“上浜”，是说它高于通河的田地。如果当年雨水适时，就不依赖上浜；或者雨水过多形成洪涝，也不妨碍田地。一旦遇到干旱之年，禾苗立刻枯死，人心惶惶，这时滴水如珠，全靠上浜接济。使灾年转为丰年的，是上浜的力量。

三吴地区的田地，虽然有荒废与丰收、昂贵与廉价的不同，大抵低乡受涝灾困扰，高乡受旱灾困扰。然而自古以来谈论水利的人，往往详细论述治水，而略于治旱。因为低乡的田圩不修，水固然不能自行避开；高乡的池塘不疏浚，水又怎么能逆流而上呢！所以梁寅在《凿池论》中说：“曾经观察，在一百亩田地之间，有十亩田地而废弃一亩作为池塘，那么九亩田地可以依靠灌溉，常常丰收了。”百姓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因为肥沃的土地，人人都爱惜，谁愿意用一亩田地的损失来换取九亩田地的利益呢？现在高区都有山坡、池塘、池堰，而百姓不知道疏浚加深来蓄水，一旦遇到大旱，束手无策，坐着看禾苗枯死，有在野外哭泣的，有在路上叹息的，有流离四方的。吝惜小费用而失去大利益，也太愚蠢了！

上浜一旦疏浚，利益无穷。旱年蓄水以供灌溉，水年藏水以备不测，深的地方养鱼获利，浅的地方种荷获利。土地贫瘠的地方，每年取河泥淤泥，就是肥沃田地的利益。与通河距离较远的地方，每天打水洗衣，兼作饮食之用，也是利益。现在常州、镇江各州县，大半是高区，农民不仅不疏浚，反而都填塞，有的筑成道路，有的扩大田地，谁禁止他们呢？抛弃天时，失去地利，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难怪低田常常丰收，而高田常常荒废。

◎专设官员 王叔杲说：“水利设置专职官员，是最紧急的事务。”因为田地广阔，百姓勤劳或懒惰，不能没有专职官员来督促率领。州县的长官，已经苦于政务繁杂，哪里还顾得上考虑农政的琐碎事务，坐在公堂之上，目光环视四周境地，即使是神禹也不能做到。如果没有专职官员治理，带领副职，巡视田间小路，泛舟江湖，询问农民的疾苦，考察田荡的利弊，测量河渠的大小，确定土方工程的深度和宽度，估算滩岸的远近，决定夫役的多寡，农忙时勉励百姓勤俭，农闲时督促百姓疏浚。不仅如此，穷乡僻壤，距离城市遥远，百姓有善恶，事情有轻重，难道没有冤屈压抑，难道没有控诉的人吗。如果有专职官员协助处理，那么诉讼自然减少，水患自然治理，利益自然增加，百姓自然安定。

治理三吴的水患有六种策略：一是开泄水的河道，二是疏浚容纳水的湖泊，三是削弱上游的水势，四是决开下游的壑谷，五是挑除潮水上涨的泥沙，六是确立治理田地的规矩，又请求设置专职官员来督促，差不多就可以了。如果把三吴的利益寄托在三吴的百姓身上，好比把一国的事情责成一家办理，把百人的负担责成一人承担，形势上是做不到的。

张内蕴说：“治水，是天下的重大事务。而充实国家、富裕百姓，是天下的重大功业。承担天下的重大事务，以成就天下的重大功业，如果不是拥有天下的大智慧、秉持匡正时局的大忠诚的人，谁能参与这件事呢？”

有人说：“小百姓以耕田为生，本来是自己应尽的本分，增设专职官员，只会增加骚扰。”又有人说：“现在各府州县，不曾不设置水利官员，而最终没有见到对农事有益。”如果低乡害怕洪涝，就急于筑岸；高乡害怕干旱，就急于疏浚池塘。某处受淤塞困扰，某处应该增加泥土，直到靠近湖泊的岸边，坍塌和涨水情况不一，坍塌就迅速免除粮税，使小百姓免除虚赔的累赘；涨水就迅速丈量土地增加税赋，使奸诈豪强消除专利的图谋。现在担任水利官员的人，有知道这些的吗？

吴韶说：“现在府州县的水利官员，都是四海九州的人，突然任职到任，不认识水土的性质，种植的适宜。不到几年，就升调离去。有任期届满而不知道湖泊浦口的

译导致水流通塞不分、五谷贵贱不辨的情况，到处都是这样。不如将事务分派给近卫的官军，那么本地居民就容易施展功效，而水患也就容易治理了。

译徐桓说：“设立专职官员并不难，难的是得到合适的人才；兴修水利并不难，难的是经费充足。”大概设立专职官员的关键，虽然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但兴修水利的适宜做法，却首先要保证费用充足。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所设立的都只是挂名的官员；如果费用不足，所议论的都只是空谈。所以治理水患的方法，最难的是得到合适的人才。即使得到了人才，也需要他通晓古今，熟悉时务。凡是地形高低的适宜之处，水势通畅或阻塞的便利条件，疏通、决口、排泄的方法，大小缓急的顺序，征调民夫和农田力役的规划，官府钱粮收支的关键，经营测量的方法，催促督责和考核检验的手段，都要在胸中清清楚楚，才能把大事托付给他，这不仅仅是精明强干、清廉自守的人所能施展功用的。

有人议论治理水患的方法，应当以丰收的年份作为开始，使百姓乐于缴纳，工程材料容易办理，防备意外，这是上策。这话是对的。然而我认为这好比治病，现在还有人因为无力就医而只能听任呻吟的，哪有病还没到就先服药的呢？病既然已经到了，起初选择医生很难，接着服药没有效果，或者调理不得当，反而使病情加重，我见过病没去除而人已经疲惫不堪的情况，所以说得到合适的人才最难。

治理水患的方法，既不能固执拘泥于旧例，也不能随意轻信别人的话。因为土地有高低，水流有缓急，积水有深浅，地势有曲直，不亲自勘察就不能了解真实情况，不咨询请教就不能穷尽事理。因此必须亲自经历山川，亲身劳累磨出老茧。从前海瑞治理黄河，穿着布袍，系着宽大的腰带，冒着风雨，往来于荒村野水之间，亲自发放钱粮，不克扣一厘，而那些随从的官吏和役卒，也没有曾经强行索取一文钱，一定要像这样然后事情才能成功。如果喜好安逸而厌恶劳动，计较私利而忘记道义，避嫌而躲避怨恨，那么事情就不能成功，水利也就不能兴办了。

金藻说：“治理三吴地区的水患有六件事，即探求水源的根本，顺应地势形势，端正纲领，遵循次序，均衡财力，勤于巡视。这五件事都实行了，如果不巡视，那么不到十年，又会荒废松弛。所以设立专职官员尤其紧急。”

又说：“想要消除水患，必须专任大臣，并用下属辅助；责成地方长官，并由粮长催办。不应该让其他官员分散督责，从而失去厚利。某处是上游水汇聚的地方，某处是下游支流港口，应该分流某处的水来削弱水势，应该拓宽某处的岸来减缓冲击，应该疏浚某处的河来汇合水流，某处的坝闸应该修建，某处的塘堰应该修筑，应该恢复旧貌，应该开创新局，不是专职官员谁能做到呢？”

所谓勤于巡视，官员廉洁有才能了。如果懒惰于巡视，就和没有廉洁才能一样。既然巡视了，却没有赏罚，就和没有巡视一样。既然有赏罚了，却不能持续，就和没有赏罚一样。

一个图的巡视，责任在里长。一个区的巡视，责任在县丞。一个县的巡视，责任在县令。

一个府的巡视，责任在太守。统领七郡的纲领，并以水利工程的成绩作为考核优劣标准的，是大臣。在上面参赞协助，在下面统辖纲纪的，是大臣的辅佐。如果能够实行，而水利不兴办，农田不丰收，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

◎协同资助东南水利是国家最迫切、最紧急、最重大的事务，工程繁杂费用巨大，而且必须依靠国库来实行，不是下层百姓所能办理的。然而作为百姓，也应当思考如何协同资助国家的重要事务，然后才可以宣告成功。如果在国库之外，或者动用衙门的闲置款项，或者酌情处罚有罪的豪强，或者激励劝勉仗义的富户，或者举荐贤才，或者起用被废黜的官员，或者接收投效的人，计算工程筹划费用，相互为表里。大概费用充足则工程就能兴办，工程兴办而水利就兴盛了。

小百姓难以考虑开始的事，可以让他们乐于完成。如果官方的钱粮先行，那么协同资助自然就会到来。如果仅仅用空文来催促督责，他们也会用空文来敷衍应付，虽然有兴修的虚名，最终很少有兴修的实效。所以设立钱粮是第一步。

国库没有盈余，似乎把疏浚修筑当作缓办的事。然而水利是民生的根本，乡里的祸福依赖它，国家赋税的增减系于它，协同资助的功效，尤其不容停止。

大凡运河官道、通江大湖，以及闸坝陂堰、蓄泄利民的地方，其施工自然在官府。

凡是府州县城内外可以通舟船的濠河浜港，其施工就在本城的富家铺户。凡是府州县地方与官河稍远的地方，有通河的支流港口以及蓄水的围圩可以资助农田的，其施工就在附近的居民。凡是江南、江北有通海道路借以运盐的，其施工又在盐商了。这是协同资助的一种方法。

国家太平将近二百年，人口日益繁多，太仓没有三年的积蓄，所依赖的是七省的漕运。因此设立官员分任职务，从事淮河、黄河的事务。只是河身日益增高，河岸日益加高，假设有冲决，运船阻塞，这是最危险的事。

从前封疆大吏，曾经议论过海运一事，最终没有实行，为什么呢？朝廷不忍心让百姓蹈海，官府不敢保证漕运无事。即使是运官、运丁、水手等人，生平未曾出海，又怎么能挺身而出冒险来成就事情呢？这绝对不行。现在查访上海、乍浦各口，有善于航行关东、山东的海船五千多只，每船可载二三千石不等。那些船户都是本地人，家业殷实，有数十万财富的。

每年载豆往来，如同走在平地上

译海船。平时空船向北航行，必定用泥土、砖石等重物压舱，等到装载豆类等货物返回南方时，也没有不携带货物的。一年之中，有往返四五次的。这是海船去时空载而回时重载，与漕运船只去时重载而回时空载，正好相反。何不请求有关官员上奏，先拿出减一存造（即减免部分赋税留存用于造船或储备）的粮食，趁着海船空载北上的时机，试行若有效，逐年增加，运往天津交割。以江浙、江西、湖广全部漕粮的载运量来推算，每艘船运送千石，处理起来从容有余。此法只要求地方官先挑选家资殷实的船户，登记花名册，取得连环保结，才允许出运。如果船户踊跃从事，运载功劳多，就用钱币布帛赏赐他们，加封衔名，船户没有不乐意顺从的。况且近年海道平安，百无一失，借助风力便利，不耗费人力，而花费不多。既节省了朝廷治理河道、漕运的国库资金，又节省了州县陋规帮费的烦扰。从此太仓粮食日益积累，国家赋税日益充盈，这也是协济的一种方法。

译水陆官兵，原本是用来保卫百姓的。每年坐吃银两和粮食数以亿万计，可以派遣在城在乡的官兵，来辅助开浚河道的费用。古人有寓兵于农的做法，现在则寓兵于治水，这也是协济的一种方法。

相传宋代修治东南水利时，常常下发空名度牒二千道，授予承德郎、将仕郎等官职的告身。或者仿照这种方法来实行，这也是协济的一种方法。

恭敬地查考康熙十七年戊午年，有圣旨命令各直省的童生每人捐银一百两，准予进入县学，一科一年，以后不再作为惯例。其岁试、科试的原定名额，仍照旧办理，这种方法很好。因为秀才没有名额限制，不影响仕途，这是第一点。随处捐纳，国库丰盈，这是第二点。所收取的很少，不伤害百姓，这是第三点。不打开侥幸晋升的门路，多造就人才，这是第四点。这也是协济的一种方法。

水利的兴修，没有比财力更紧迫的了。而财力也出自民间，并不是说按照田地科派的意思。因为高田没有变更，而湖田有坍塌和涨起，也有挑土塞河来扩大田地的。现在三吴之间，不下数十万顷，其利益是普通田地的两倍。大约仕宦富豪得到的占十分之七八，平民得到的占十分之二三。虽然有升科，也不及一半。因为姑息的小恩，忘记了浩大的利益。如果能够排定字圩，挨个丘块编号，普遍丈量，按照数量征收，赋税必定加倍，这也是协济的一种方法。

积荒的田土，到处都有。江南四郡一州，只有常州、镇江两府尤其严重。有的因为官府的拖欠成为累赘，有的因为水道不通，有的因为古墓相连，有的因为瓦砾难以耕种。现在想要安置农民，必定要他们开垦，而成熟的事情也很难了。然而也有说法，一是因为赋税负担重、百姓逃亡而不肯开垦，一是因为粮税重、租多而不肯开垦，一是因为土地偏远，难以照应而不肯开垦，一是因为小民穷困，舍本逐末而不肯开垦。因此荒瘠的土地日益增多，而懒惰的百姓日益积累，使得肥沃的土地成为弃地，粮税成为积欠，所以府库日益亏损，而农民日益困顿。只有专门派官员治理，时时省察，就近招徕，减轻租赋，劝勉开垦，勉励勤劳、惩戒懒惰，使百姓没有弃地，家中有余粮，而国库没有积欠。这也是协济的一种方法。

三吴的圩田，也到处都有。农民习惯于懒惰，只知道种稻禾、种豆麦蔬菜而已，有水的地方就抛弃了，为什么呢？我认为水深三四尺的地方，种菱角、芡实，一二尺的地方种芰、荷，水不到一尺的地方则种茭白、茨菇、荸荠、芹菜之类，人如果能加上勤俭，即使是陂湖也是田地。试看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桑麻遍野，菱角芡实纵横，有像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那样抛弃土地的吗？这样百姓就不懒惰而赋税常常充足，百姓不抱怨劳苦而食物不缺乏。这也是协济的一种方法。

俗语说：“百年田地转三家。”说的是百年之内，兴废无常，必定有转卖田地到三家的情况。现在却不是这样，农民日益懒惰，而田地日益荒芜，十年之间，已经换了数个主人。因为赋税有旧额，田地没有一定，有的筑坟墓，有的造房屋，有的这里开凿那里堵塞，有的东边涨起西边坍塌。以至于田畴交错，鱼鳞图册没有证据，有有田无粮的，有有粮无田的，不知有多少。所以小民互相怨恨，诉讼频繁，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必须得到官员丈量，重新绘制图册，田段一旦准确而田地自然增多，田地增多而赋税自然充盈，然后除去坍塌角落荒瘠的土地，抵偿不足而平均有余，按亩均匀征收，似乎对百姓有益而无损。即使以治理田地的利益作为治理水利的利益，不必一一仰赖公帑，也没有等待加派给穷民。

孔子说：“顺着百姓所利的地方去利导他们，选择可以劳役的时候去劳役他们，又有谁怨恨呢！”如果能够用专官来任职，用协济来辅助，顺应天时，利用地利，广泛晓谕，奋激发扬的必定很多，奋激发扬多而水利兴修，水利兴修而田地自然治理，那么岂止是救活东南数百万生灵的生命，也是培养朝廷亿万年富庶的基础。

「救荒附」

◎公督私藏法

公督私藏的方法，可以在一里一乡一镇实行，没有不善良的。但必须以丰年作为开始，思患预防。其方法是公推里中长者一人，遍告有田之家，凡有粮田若干，捐米若干，铺户典押则捐钱文。如一里中有田千亩，铺户数家，则有米十余石，钱数千，听任里长者开明数目，立一簿存于公家。其所捐的钱米，仍听各家自己储藏积累。如果岁丰人乐，并不支动一粒，支用一钱。一遇水旱凶荒之年，凡里中有寒冷不能穿衣，饥饿不能吃饭，生病不能吃药，死亡不能安葬的，则请里长者查明，将簿上所捐钱米酌量救济。或者有其他县饥民流入境内的，一旦聚集村庄，不能不仰望富户，男男女女，扶老携幼，轰然而来，驱之不去，则里长者，同地保等与流民通语，每人给米几合，钱几文，幼孩者减半。倘有流民百人，不过分数斗之粟，数百之钱，可以令其欣喜感激，不顷

译刻下就要到别处去了。在这乡、里、镇中的各家，既能救济邻近的贫困之人，又能杜绝流民带来的骚扰与拖累，而自家并无损耗，处之安然，这真是积德行善、消除盗贼、安定百姓的第一等良法。

译恭敬地陈述条例如下：

一、推举的人员，不过是稍微通晓文理、略能识字的一两人，会同地保前往有田产的人家，查明粮田、自种田、租田，分为三等。粮田每亩约捐米一升，自种且需纳粮的田每亩约捐米一升五合，租田每亩约捐米五合。所捐多寡不同，各自随其田地的肥瘠、能力的大小，不必拘泥于一种标准。

一、商铺和典当行的本钱多少不一，大约商铺本钱在一百两以上的，捐钱五百文。典当行和小押本钱在一千两以上的，捐钱五千文。以此类推，如果能多捐，听其自便。

一、小户人家，种田不满十亩，开铺本钱不满四五十两的，不必过分强迫他们捐献，如果能慷慨捐献，也不可埋没他们的美意。

一、有田有铺的人家，既然已经起捐登记入簿，簿上须注明总共捐米若干石，总共捐钱若干千，总簿由公家收存。

一、公捐的钱米，仍然由各家自行收藏，并不交给他人。但既然已经捐出，就视同公家之物，似乎应当另存一处，不可随意取用，导致临时短缺，呼应不灵。

一、乡里中极其贫困的百姓，只有本地人最清楚，须预先查明登记入簿，让本人亲自前来领取，以杜绝私存和虚报。

一、贫民中有缺少棉衣而典当的，就取回典票赎回，发给本人。有实在寒冷无衣的，则买旧棉衣一件给他，价格大约以三四百文为标准，新衣恐怕会被他们再次典当。

一、捐献施舍给各贫民，必须斟酌完善才能施行，不可固执一端而论，也不可太多，太多则恐怕难以持续。

一、贫民每日每人约给米六合，钱十二文，幼童减半。或者某乡富户捐得多，就请求增加，各自随其方便。

一、病人的医药，势难遍及，查明实在有病者，每一病人，约给百文，作为买药的费用，每十日领取一次。

一、死者施棺，一时难以突然办到，需预先制作，以备不测。

一、有其他县流民聚集村庄索要钱米的，每口定给米五合，钱六文，幼童减半。如果流民不遵理法，强索硬讨的，则由里长邀同地保，将流民中带头强横的人送官究治。

一、乡里中所有饥寒疾病的人，既然蒙受有田有铺的人家公捐周济，自当感激不尽，不可再生觊觎之心。如果有勾结外来豪强之辈抢劫偷盗的，允许本人指名报官，从重治罪。

一、里长、地保等人，也有贫富不等，年终应当在公簿内酌情分出米若干、钱若干来酬谢他们，作为辛劳的费用。

一、公捐的钱米分派给贫民，倘若供应不继，则里长再向各家续捐赈给，直到次年麦子成熟为止。或者所捐钱米尚有盈余，则各家仍收归己用也可以。

一、公捐的钱米，倘若该乡富户众多，而年岁屡丰，各家堆积无需取用，则将此项动支，办理地方上至公至要之事，如河道、桥梁、渡船、道路、义冢、施药、施衣、茶亭之类都可以。唯独不可将此项用尽，则一遇荒年，难以持续。也不可用此项用于迎神、赛会、灯棚、烟火、演戏、敬神、说书、弹唱等事，以博取一日之欢，那样会昼夜颠倒，妇女混杂，聚赌窝贼，由此而起，更是贫家留客的累赘及地方的祸害。

一、此举专为富家而设，必当踊跃从事，切勿视为虚文。如果富家吝啬，贫人怨恨产生，便不可收拾，务必谨慎，务必谨慎。

◎禀帖稿附：因岁荒人困，谨呈管见，叩请恩准指示各乡令民遵办。

窃某居乡，并不多事。

本年五六月内，霖雨过多，田地湮没，雨泽愆期，河水干涸，遂至不能插种。现当青黄不接之时，各乡各镇，人情汹汹，以抢劫为能，豪强者得米而炊，懦弱者忍饥而卧。今冬明春，尤为可虑。某目击心伤，不忍坐视。今有公督私藏之法，可令每乡每镇有田有铺之家，各捐钱米，注明公簿，仍听各家自为藏积，责令里长、地保查看。本乡极次贫民，开单注簿，即将所捐钱米分出周济，令贫民自来给领。或流民乞食，亦可依此而推。仰体老父台大人爱民如子之心，出示境内被灾各处，将此法行之。在有田有铺之户并无伤耗，而里巷贫民均沾实惠，岂但积德行善，实可弭盗安民。伏乞宪慈俯准，及早设弛，实为德便。上禀。

◎图赈法：嘉庆甲戌年，江南北大旱，赤地千里。当时督抚大吏命令各州县劝捐赈恤，而无锡、金匮两县县令韩公履宠、齐公彦槐，也下乡勘灾，顺便劝捐。无锡计捐十三万余缗

译金匮中捐出的款项共计十二万四千多缗，救活的人数无法计算。这种赈灾的方法，前人未曾有过，已经记载在齐公的《征信录》中。现在特意再抄录一份，无论是应对水灾、旱灾而劝捐放赈的人，都应当以这种方法为准则。

译喜庆十九年，江南发生大旱，金匮县分出了无锡地，地势比无锡高，受灾尤其严重。八九月间，我因事前往乡下，私下看见赤地数十里，民间做饭没有米，烧火没有柴，打水没有水，心中怜悯担忧。官府发放常平仓的粮食，平价卖给百姓，是便利的。然而住在几十里以外的人，不可能为了那一升半斗的米而来。所以官府平价卖粮，只能惠及近处的百姓，不能惠及远处的百姓。殷实富裕的家庭，用剩余的粮食在本地平价出售，远近都方便。然而没有一升半斗钱的人，买不起。所以百姓平价卖粮，只能惠及次贫的百姓，不能惠及极贫的百姓。

皇恩浩荡，极贫和次贫的户，都给予赈济，没有不普遍施恩的。然而赈济，是赈济灾荒，按惯例只涉及有产业的贫民，而不涉及无产业的贫民。所以想要推广皇上的仁爱，不让一个生灵不得其所，只有县里的殷实富裕者捐资接济，才是救荒的大计。恻隐之心，人人都有，殷实富裕的家庭，幸好衣食充足，眼见邻里乡亲的人饥寒而死，谁不想解衣给他们穿，推食给他们吃呢。只是上面劝捐而下面有人不响应，为什么呢？是因为管理不得法，不能使人没有疑惑，没有顾虑。况且人情中最不忍心而急切想要救助的，也只是那些亲近的人罢了。那些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的，本来就不是情感所迫切关注的。过去的捐资者，大抵设立公局，让全县的钱都进入局中。那些殷实富裕的人，认为我已经捐了，不知道这钱官府将发给哪里的百姓，董事将散给谁家的邻里，而我乡我里的贫乏无赖之人，还免不了受我的骚扰。于是吝啬不捐的人，就胡乱议论，说：“这不过是用来填满官府的口袋，供给董事侵吞罢了。”因此愿意捐的人少，而不愿意捐的人多。

现在定为按图赈济的方法，用各图所捐的钱，各赈济本图的百姓。图有贫富，用富图的多余，协济贫图的不足。命令各图自己推举一个人来管理，那钱就存在捐资者的家里，而不必进入公局。官府和公局的董事，只记录数目，为之调拨而已。某图饥民多少口，捐资多少，协济多少，各在其图内张贴一张榜文，使贫富百姓看见，清楚明白。施舍的人知道钱财的去向，受食的人知道食物的来源。那么捐资的人没有疑惑，而不捐资的人没有借口。而且用富人核查穷人，户口必定清楚，用穷人核查富人，捐资数目必定真实，在救济贫民之中，寓含保护富人的意思，那么事情容易办成，官府也不劳累。

这个说法，我曾经和乡里的先生谋划，向长官陈述，都认为可行。从十月初开始，我捐出俸禄来倡导，到现在这年三月，计算捐钱十二万四千多串。而殷实富裕的家庭，喜好行善，又在这期间施粥赈济，城乡设厂十余处，计算所捐又不下一万几千串，饥民赖以保全性命的无数。唉！

谁说人心淳朴，风俗厚道，现在不如古代呢！赈济结束后，还有余钱六千多串，而无锡的赈济也有余钱。于是又和乡里的先生谋划，向长官陈述，把余下的钱留作修建南北两座桥的费用，这也是以工代赈。县里的人乐于这件事的完成，刻印成书，用来流传永久，并把美名归于我。唉！

我有什么功劳，我既不能施行善政惠及百姓，使年份不饥荒；又不能使百姓节俭且勤劳，都有积蓄，即使饥荒也不至于困顿。那起死回生、使白骨长肉的人，是乡里先生的谋划，县里殷实富裕者的力量，我有什么功劳？虽然如此，人人都有乐善好施的心，而能不阻止他们，使他们没有疑惑，没有顾虑的，就是按图赈济的方法好。因此写这本书，来告诉后来治理这块土地的人。

●丛话五。景贤◎乡贤一华景辉字曙生，我们县南塘人。后代出自南齐孝子华宝之后，祖父华楷，父亲华礼卿，都凭借资财在乡里称雄。十七岁时，跟随吴门杨忠文公廷枢游学，钻研性命之学。明朝灭亡时，礼卿被游骑劫掠，惊悸而死。景辉捶胸泣血，丧葬尽礼，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常建祖祠，置办墓田，修撰宗谱，慎终追远，以务本为急。两个弟弟早逝，抚养他们的孤儿，直到成人自立。堂弟华允斌是县里的生员，没有儿子，也资财雄厚。允斌死后，有遗腹子，而族中闹哄哄，贪图他家产的很多。景辉为他掌管保护，历时二十年。已经娶妻后，景辉于是写文章祭祀弟弟，而把家产全部还给他。凡是母党亲属、邻里故旧，有贫乏失去父母以及婚嫁丧葬的，景辉必定尽力为他们办理，委曲周全，各自满足他们的愿望后离去。屡次遇到荒年，米谷昂贵，必定减价平价出售，捐粟赈济。遇到丰年则必定拿出剩余的，来周济贫困，而尤其以孝悌为行仁的根本。所以从家到族到乡到亲，没有不感激他的。

顺治元年，忠文公遇难，景辉奔赴恸哭，哭完站起来，祝贺他的儿子华无咎说：“我的老师道德文章，负有海内重望。现在又就义成仁，像这样千年以后，没有人不知道维斗先生了。”

士人议论认为他伟大。后来隐居在蠡湖之滨，闭关独处，拥

译藏书万卷，早晚吟咏歌唱。尤其精通研究儒家经典义理，即使是盛夏酷暑或严冬严寒，也必定穿戴整齐进行校勘，直到年老也没有丝毫懈怠。所著作品有《存心养性编》三卷，《家训必遵录》一卷。享年八十岁，在家中去世，学者们私下追赠谥号，称他为端肃先生。

译我们县有一位老儒生叫鲍震西，侍奉母亲非常孝顺，两个儿子也都孝顺谨慎。其中二儿子尤其忠厚诚挚，却得了一场重病。

大儿子到城隍庙祈祷，夜里住在庙里，梦见神对他说：“你弟弟笃行孝道，上帝已经任命他为淮阳侯，期限在三个月，他活不久了。”大儿子醒来，记住了这话，不让父亲和弟弟知道。鲍震西有个弟弟在淮安做馆师，忽然返回家，人们问他原因，他说：“我梦见淮南郭门有很多人在清扫道路，问他们，说：‘淮阳侯将要到任了。’问淮阳侯是谁，回答说：‘是你的二侄子。’我担心侄子生病，所以急忙返回。”二儿子果然在三个月后去世。去世的那晚，乡里人都说看到仪仗灯彩进入了鲍家。这是康熙年间的事。

华世栋字尔任，南塘人。生母黄氏早逝，他侍奉后母秦氏，有时没有过错也遭到鞭打，世栋毫无恼怒的神色，只是引咎顺受罢了。堂弟华世桢被诬陷，他极力营救，代替世桢向巡抚申诉，事情得以昭雪。他曾购置墓田，扩建祠堂。遇事果断决绝，乡党称赞他。享年七十九岁。儿子华琦字景韩，年少时聪明颖悟，喜爱读书，三十多岁才补为博士弟子员。写文章雄健豪放，有前辈的风范，但在科举考试中困顿。于是设立家塾，提携后辈，教导学生，言行规矩，以至于数十上百人都考取功名离去。享年七十七岁。

华世桢字元臣，是华世栋的堂弟，十四岁丧父，哀痛毁损身体如同成人。母亲郭氏守节，年过九十，世桢每次吃饭，必定亲自侍奉饮食，预先揣度心意使母亲欢愉，毫不懈怠。有个弟弟已经过继出去了，但他仍将父亲的财产平分两份。

族中有人把房屋卖给世桢，即将搬迁时，那家有两个寡妇哭得非常悲哀，不肯离开。世桢为此感到怜悯，烧毁了卖契，仍然让她们安居，不索取房款。后来又想到这两个寡妇立志守节，并为她们请求朝廷旌表。年过七十，官府推举世桢担任乡饮宾，他推辞不接受。享年七十六岁。

王荣祖字霁云，砖桥人。相貌奇特伟岸，博学能文，不从事章句之学，而以孝顺谨慎闻名于乡里。曾根据古事预先推测成败，学者佩服他的智慧见识。清朝顺治初年，天下初定，荣祖曾亲自耕种，与吴郡林梅、孟皋等两三个知己对酒赋诗以为快乐。享年八十八岁，著有《耕隐集》八卷。

王之芳字伯圣，县里的生员，严厉刚毅方正，学识广博精微，在学宫中推为杰出人物。诗文极力追摹汉、魏风格，而尤其注重根本品行，常以孝悌友爱作为后生的教诲，乡里多受感化，都认为这是赵彦方再现。享年八十七岁，著有《古文评》、《家训十则》。

张元义字心才，县里的生员，苦心力学，友爱天性至诚，与弟弟张东美同居五十多年没有怨言。家里很穷，靠做馆师为生。大儿子曾比二儿子小，心才就说：“我们兄弟垂老同居，怎么能保证子侄长久和睦呢？何不分开做饭？”二儿媳恽氏听说后，立即出来见两位老人，整理衣襟说：“家不可分。记得我出嫁时，父亲曾告诫说：‘张家家庭最和睦，同居已经三代了。如果你离开而分家，是你的过错。’”说完哭泣。两位老人笑着说：“有这样的贤妇，我们无忧了。”于是终身共同生活。

王雨来，砖桥人，年少时贫穷，没读过书，但持身恭敬节俭，孝顺友爱的品德天生而成。有四个弟弟都年幼，雨来能开拓田园，供给诸弟。诸弟有人欠别人债，雨来拿出自己的钱财偿还。终身如此，毫无怨言。雨来曾因事入狱，应受杖刑，诸弟号哭愿意代受。县令说：“你们是什么人？”诸弟回答说：“身受胞兄养育之恩，所以愿意代受。”县令于是感叹说：“你们手足之情如此，为人可知了。”命令免去杖刑。一时人们啧啧称奇。雨来享年七十多岁去世。儿子王应魁，字裕臣，也以孝顺著称。

我们乡里有一位蔡翁，板村人。家里很穷，为人佣工，家中仅种一二亩田，以此维生。

父母死后，他尽力修筑坟墓，背土成坟，种植松树和楸树，并且编篱笆来护卫，见到的人无不私下嘲笑，他依然贫穷如故。隔了两三年，松楸渐渐长大，松下时常长出鲜美的菌类，乡人称之为松花菌，层出不穷，每天早晨拿一二筐到市场上卖得数百文钱。像这样过了十多年，积蓄千金，用这些钱买田盖房，近来几乎成了小富翁，有田数百亩了。《史记·淮阴侯传·赞》说韩信虽为布衣时，志向与众人不同，他母亲去世，贫穷无法安葬，然而却寻找高敞之地，让旁边可容纳万家，也是这个意思。

◎乡贤二 顾大任字永肩，号价仔，长洲庠生，官至广东按察司司狱，升任知事，有人推荐补任县令。大任坚决推辞说：“我的才能怎么能做百里之长呢？”当明朝崇祯年间，世道日益败坏，他请求归乡，力行义举。十四年，苏州大疫，饥荒载道，顾大任倾囊赈济，依赖他活下来的人很多，家道竟中落，仅存一屋，青苔满壁。甲申之变，他呼天大恸说：“我虽官职卑微，岂可偷生乎！”于是自缢于庭。家人救他，他厉声说：“你们想污辱我吗！”又赴水，

译没有死，于是得了疯病，左脚跛行，无法起身，有时唱歌有时哭泣，胡须头发都剪短，整天痛哭号叫，每隔一天才吃一次饭。顺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呕吐鲜血数升，连连呼喊“皇帝，臣来了”便去世了，享年六十一岁。他的儿子李顼，字君俨，通过乡试推荐担任学博，甲申之变后，闭门不出，不说话，几天才起身一次。南明弘光朝廷再次建立，阮大铖多次聘请他，他都拒绝，与同乡韩馨、郑敷教结社讲学。丙戌年父亲去世，因过度哀伤而生病，在墓旁搭建小屋守丧，梅花环绕居室，自己发誓保持清高节操，以此度过一生。

译毛尔张，字宅卿，是长洲县的庠生，忠愍公毛维张的弟弟。兄长毛维张在京城做官，毛尔张在家孝顺供养母亲。甲申年发生变故，他在庭院中上吊自尽却没有死，随后又到西跨塘的祖祠中上吊而死。这两个人在《殉节录》中被遗漏未记载，所以补录于此。

长洲人蒋宇均，字理平，父亲蒋廷宣，名辉，由庠生出任贵州巡检，借调补任龙里县典史，深得民心。因事获罪，被贬戍守新疆。蒋宇均万里相随，寸步不离，一同抵达戍所。不久，收到家信，得知母亲彭氏患病，便独自返回苏州侍奉母亲治病。母亲去世后，守丧刚过百日，又前往戍所探望父亲。

住了几个月，又回苏州安葬母亲。安葬完毕，仍然前往戍所。住了半年，父亲遇到恩赦，于是侍奉父亲返回南方。前后五六年间，四次长途跋涉，双脚磨出老茧，面色黝黑，尝尽了艰险，途中悬崖深谷、豺虎蛮荒、水火盗贼的祸患，无所不经历，多次濒临死亡。堂侄蒋大熔模仿黄向坚的《万里缘》传奇编写曲子，传唱他的事迹，蒋宇均听说后，愤怒地说：“天下哪有没有父亲的人呢！”于是将曲子撕碎烧毁。蒋宇均是时庵少司马的侄子，芝庭大司马的外孙，自幼受到两位长辈的赏识，认为他纯真的本性超过常人。

孝子杨士选，字有贞，是吴县人。父亲杨公瑞，以经商为业，奔走于中原地区谋求微薄的利润，屡次耗尽资财，忧郁而成病，想回家却回不去。父亲门客徐生来到苏州，讲述了他的情况。杨士选当时十三岁，听后惊恐地站起来，对母亲说：“父亲病危，相隔两千里，孤苦无依，有儿子却不能侍奉，凭什么立于天地之间，儿子今天就要出发了。”随即收拾行装出门。船经过黄河，他回头望向东南方，云气昏黑。不久，风雨大作，邻近的船只翻覆无数，船夫们面面相觑，吓得变了脸色。杨士选暗中祈祷说：“我的命数固然该死，只希望能见父亲一面，死也无憾了。”

过了一会儿风停了，船竟然安然无恙，抵达怀庆，人们称这艘船为“孝子舟”。此前，他父亲在旅店生病很久，家中音信不通，自己估计没有活命的希望，梦见神人对他说话说：“你的儿子将会来。”等到杨士选到达，父亲惊喜交加，病情稍有好转，于是侍奉父亲回家。当初杨公瑞经商时，家道已经中落，至此更加窘迫。过了两年，娶了唐氏为妻。正值荒年，米价飞涨，杨士选和他的妻子忍饥挨饿，只吃糠秕，偶尔磨点豆子充饥，而对父母则尽力提供美味佳肴。父亲生病想吃枇杷，当时他们移居在下堡村，偏僻难以买到。下堡靠近洞庭东山，于是渡过太湖去寻找。船到江心遇到大风，波浪冲激，同船的几个人都淹死了，只有杨士选被渔船救起免于一死。渔夫前一晚梦见神人呼喊说：“明天杨孝子有灾难，我从中间保护他，麻烦你出一把手之力，必有重赏。”等到救到船上，询问姓名，正是杨姓，但他身无分文，不明白所谓重赏是什么意思。这夜月光明亮，船停泊在湖边，得到白银一两，这才相信神人的话没有差错。杨士选的妻子唐氏，是庠生姜震的女儿，也有孝行。婆婆患疽病，医生说无法医治，唐氏含泪吮吸伤口，吸出几碗毒血后婆婆痊愈。而她自己却患了三年的疽病，不让婆婆知道，后来遇到村中老妇传授药方，疽病才得以痊愈。李客山作传记记载了这些事。

长洲人蒋示吉，名仲芳，住在娄门，用竹子编成房屋，周围环绕着稀疏的篱笆，兴致来时吟诗作赋，就这样度过了一生。

他尤其精通医术，著有《医宗说约》八卷、《望色启微》三卷、诗文十卷。死于康熙癸巳年，享年九十岁。他的父亲蒋君辅先生，名元允，是前明的诸生。朝代更替后，闭门著述，不再过问世事。所著的《四书注解》、《山居闲集》被世人传诵。韩慕庐宗伯在未得志时，曾经袖着文章请求指正，蒋君辅说：“你日后会成为名臣。”嘱咐他修改文章，韩慕庐不肯，蒋君辅说：“我是世外之人，难道还想品评天下士人吗？”

蒋逢源，字深资，是长洲县的诸生，侍奉父母极其孝顺。十二岁时，母亲生病，半夜跑到神祠呼喊祈祷，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母亲受苦，回来时迷失了道路，遇到邻居老妇带他回家。父亲去世后，三年不进内室，邻里很少见到他的面。家中偶然失火，恰逢他从祖坟祭祀回来，于是冒着烈火背负母亲逃出，又冒着火抢救祖先的牌位，胡须头发全部烧焦，死后复苏。

火灾后，母亲寄居在堂兄家，他早晚探望母亲，来回十几里路。一天晚上冒雨过桥，失足掉进河里，摔伤了一条腿，被人救起，终身不让母亲知道。安葬父母时，亲自挖土，就在墓旁搭建庐舍居住，每次哭泣，乌鸦和鸟都飞下来。家里有一个仆人，母亲生病时他想回家，犹豫不决，蒋逢源愤怒地驱逐他说：“天下哪有没有父母的人呢！”

仆人感动哭泣着离开。乾隆初年，朝廷下诏举荐孝廉方正，主管官员打算将蒋逢源的名字上报。蒋逢源不同意，大哭说：“《周官》中对不孝的刑罚，还担心触犯，怎么敢希求这种旷世的恩典呢！没有实际德行却有名声，我不愿意。”他的长兄蒋学海凭借精通五经考中乡试，被选为绩溪县教谕，消息传来，恰逢父亲忌日，他大哭不去赴任。

二兄蒋文河凭借精通五经在庠序中享受廪膳，也有孝行，乡里人称他们为蒋氏三孝子。

顾培源，字立忠，号笠舫，是元和人。祖父顾鼎荣，早逝。祖母缪氏，安于贫困坚守节操，常常断粮，有硕鼠投钱的奇异现象，大家都说是苦节所感化。顾培源天资聪颖，立志于学问。

译因为父亲在远方幕府任职而不归，业便做买卖来供养侍奉祖母，恭敬地代替儿子的职责，饮食起居，一定亲自扶持，不敢稍有懈怠。等到祖母寿终正寝，他悲痛过度，依礼治丧。不久父亲归来，他租住在角直，每十天必定去探望一次，自己携带时令食物，高兴地送给父亲，遇到风雨天气，即使匍匐前行数十里也不顾惜。等到父亲生病，他几个月不解衣带，虮虱满身。生母陈氏患疽疮，他亲自吮吸疮口；母亲眼病，他也舔舐母亲的眼睛，两人都痊愈如初。等到母亲去世，他悲痛得形容憔悴、泣血不止，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四次。父亲制止他，他虽然听从命令，但每天必定多次痛哭，整年不再露出笑容。他奉养父亲长达十三年，虽然身处贫寒卑微之境，也必定极力献上美味佳肴。父亲去世后守丧，他身形枯槁、骨立如柴，在墓旁结庐居住三年，种植松树、清除杂草，常常发出悲痛的哭号。遇到忌日祭祀，直到年老仍然像孩童一样哭泣。他与兄长共同生活，三十多年始终如一。两位嫂子早逝，他抚养她们的女儿，丰厚地嫁出去。三哥在远方幕府任职，他依附表兄申赞皇的官署，奉养嫂子二十多年，必定恭敬谨慎。晚年，家境逐渐富裕，他扩建住宅、修建园林，以山水之趣自娱。

译倡导修建祖坟，不惜花费千金，使得树木茂盛成林。族中代为嫁女的有四人，代为娶妻的有五人，代为办理丧葬的有九人。凡是有人有所请求，必定倾尽所有来帮助。等到年老时仍努力行善，家道随即衰落，住宅归属他人，也没有为难的神色。嘉庆十八年九月去世，享年八十岁。近来重修郡志，尚未被采录入内。

毛金墉，字韩望，是齐门内华阳桥人。他天性极其孝顺，侍奉母亲唐氏，极尽扶持和奉养美味之事。母亲活到百岁，金墉也已年老，曾像老莱子那样做游戏娱亲。他一生的孝行，无法一一列举，至今乡里之间仍有传颂。

◎嘉定钱氏两先生传

钱民，字子辰，嘉定人。十三岁丧父，家境极其贫困，不得已，放弃读书去经商，很久之后才感叹说：“世上多虚妄之人，寻求不虚妄的人，只有圣贤罢了。”他起初名叫枢，曾梦见有人教他改名为民，醒来后思考说：“圣人与百姓也是类似的。”于是改名，慷慨激昂地怀有希求成为圣贤的志向。听说青浦有孔子衣冠冢，选择吉日斋戒，打算前往拜谒。当晚又梦见有人告诉他：“你能谢绝汉代以来诸儒的论说，才可以做学问了。”从此开始研读《六经》正文，将所居住的屋子题名为“存养廛”，端正地坐在其中，学问日益精进。当时陆稼书先生任嘉定县知县，钱民去拜见他，议论大多不合。人们感到奇怪并询问他，他说：“陆公是从朱文公的门径进入的，我是从孔子的门径进入的。”

他曾与友人书信往来，说先圣的学问，贵在根本和枝节都完备，始终有序。《大学》所说的“知本”，是知道成就圣人的基础。诚意正心，是成就圣人的功夫。《中庸》所说的“尊德性”，是首要的、根本的；“道问学”，是次要的、枝节的。即物穷理，其错误在于没有根本；认为《六经》只是我的注脚，其错误在于没有枝节。《论语》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产生了。”朱文公认为学者不可厌恶枝节而追求根本，教导人只学习枝节，这就是所说的根本混乱了。根本混乱却追求枝节的治理，怎么可能得到呢？这不符合《大学》。《孟子》说：“尧、舜的智慧不能遍知万物。”《中庸》说：“即使是圣人也有不知道的事情。”

朱文公教导初学者，就要求他们先做到知识穷尽，然后意念才能真诚。《语类》又说：“格物，是穷尽万事万物的道理；致知，是知晓万事万物的道理。”这样的话，意念的迷惑混乱就非常严重了，又怎么能真诚呢？况且即使尧、舜再生，恐怕也不能遍知万物，何况初学者呢！这不符合《孟子》。程子说：“不必穷尽天下的万物。”又说：“存心于一草一木一器物之间。”这样而希望有所收获，就像煮沙子想要它变成饭一样。朱文公却说：“上至无极，下至一草一木一昆虫的细微之处，也各自有道理。一本书没读，就缺了一本书的道理。一件事没穷究，就缺了一件事的道理。一物没格致，就缺了一物的道理。必须逐件与他理会清楚。”我认为无极太极，是天人合一的学问，学问达到有成，也可以自然获得。初学者学习它，虽然不是首要任务，也没有伤害。草木昆虫事物众多，人没有百岁的寿命，怎么能一一穷尽呢。孟子认为治理天下不能又耕种又治理，朱文公也认为大臣不应当亲自处理细微事务，为什么立志学习圣人，反而致力于穷尽一草一木一昆虫的细微之处呢！这不符合程子。

又说现在的学者，不知道追求孔、孟的实质，而只辨析朱、陆之所以不同的原因，这不是圣学的根本任务，离道很远。所以近世学习朱文公的人，只得到了念庵的学问罢了；学习象山的人，只得到了阳明的学问罢了。在朱、陆当时，虽然有所不同，也不至于像明代儒者那样互相排斥。学习圣人却以互相排斥为务，所以圣学日益消亡。他的议论大致如此。钱民后来因贫困而死，陆稼书先生曾作《钱子辰字说》来勉励他。

钱王炯，字青文，是嘉定县学生，年少时广泛学习经籍，侍奉父母以孝顺闻名。他的哥哥早逝，他抚养哥哥的孤儿使其成人自立。幼年跟随太仓李景初诵读，李景初去世，没有儿子，他迎养李的妻子黄氏，恭敬奉养三十多年。等到黄氏去世，为她制作丧服，安葬后除服。他曾说读书必须先识字，对于四声的清浊辨别，没有丝毫错误混淆。

经史之外，旁及天文地理，以及卜筮禄命的书籍，也没有不深入研究的。只是不喜欢佛道二家的学问，曾说：“仙家说长生，佛家说不灭，这两者都不可信。精神依附形体而存在，没有形体离去而精神存在的。现在佛道二家的信徒遍布天下，最终没有一个人能见到古仙古佛，那么长生就不是真正的生，不灭其实是灭。

孔子说担心死后名声不被称颂，立德、立功、立言，我们儒家的不朽，就是我们儒家的长生不灭。”

乾隆二十三年，有关部门举行乡饮酒礼，聘请他为大宾。知县介玉涛问什么方法可以长寿，他回答说：“我生平不知道导引服饵的方法，只是除了文字之外没有其他嗜好，不曾轻易喜怒罢了。”去世时享年九十二岁。

因为孙子钱大昕显贵，朝廷诰赠他为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读，晋赠为中宪大夫、詹事府少詹事。

◎书会宁令李君守城事

李君名堡，号石涛，是元和人。年少时读书，刻苦严厉

译他于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年）考中二甲进士。乾隆四十五年，被选任为陕西会宁县知县。到任的第二年，恰逢年成歉收，他体察百姓疾苦，于是捐出俸禄赈济饥民，前来领取救济粮的男女老幼数以万计。他估计财力不足以支撑赈灾，日夜为此焦虑担忧。经查，有前任官员曾详细请示并动用公款千金用于修缮官署，他便将此事详细上报给上级，实行以工代赈，从此城墙、学校、官署都焕然一新，受到士绅和百姓的喜爱。

译会宁是关中地区的交通要冲，其东北三百里处连接平凉府盐茶厅的小山，正北方向则是靖远县的辖区。

从小山到靖远边界所经过的村落，有打喇赤、刘家井、狼山、黑虎坌、黄家坳等地，都隶属于会宁县的北部边境。西北二百多里外，有铁木山，山的西边是安定县的马家堡、官川里，山的东边是黑庄、郭城驿、金坛坪、乾沟，这些都是会宁县境内的地方。县西南接通渭县的牛营堡，正西则连接安定县的西巩驿，距离会宁城六十里。正南方向是通渭、陇西、伏羌三县。东南方向是通渭县的石峰堡，直接连接一条冈川，都是与会宁接壤的偏僻道路。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忽然有叛乱的回民田五煽动作乱，起初在平凉府盐茶厅的小山中聚集众人起事，不过三百多人。先焚烧西安州的土堡，肆意抢劫掠夺。当时陕甘总督李侍尧、按察使陈步瀛、固原提督刚塔听说后，都率领军队先赶赴贼营，十七日辰时已经经过会宁境内。

贼人听说官兵到来，纷纷四处逃窜，田五被鸟枪击中，自刎而死，但贼党在山中聚集，还宣称田五没有死，煽惑众回民，于是进入靖远县，纵火焚烧木厂，浓烟烈焰遮蔽天空，兰州省城也因此震动。官兵再次追击，贼人便从黄河以北绕到靖远山后，抢夺船只渡河，又在安定县的马家堡啸聚，进而进入官川里，势头非常猖獗。五月初六日，西巩驿被焚烧抢劫一空，贼人于是于初七、初八两天直接抵达通渭县的牛营堡，径直奔向马营。马营是通渭县的交通要冲，距离县城九十里，商贾云集，是巩昌府的一大都会。居民数千家以及十几座寺庙，都被烧成灰烬，只留下礼拜寺。

初九日，贼人直接抵达渭城，县官王某，是四川籍的进士，懦弱且缺乏谋略。刚听说贼人来袭，邑中绅士、前任威远县令李仲晦，原本请求王某动用库银练兵抵御，王某本来迂腐，因循守旧不听。恰好有人密告王某的胥吏中与贼人勾结，王某于是将他们收押入狱。贼人听说后，包围更加紧急，王某于是逃跑，不到三天城池就陷落了。李仲晦父子也遇害，堆积的尸体如山，堵塞道路，凡是仓库、衙署、寺庙、民居，全部付之一炬，没有遗留，反而不如马营的百姓尚有逃亡的机会。

当时，会宁是个弹丸小邑，却四面受敌，没有井泉，距离黄河很远。李堡刚听说贼警，就宣布戒严，立即命令四关厢的居民拆毁房屋，移居城内，供给口粮，亲自率领军民登上城墙呐喊助威，以显示军威。不久，贼人果然到来，幸好城外没有民居，无从焚烧抢劫。贼人离开后又来了几次，李堡防守更加坚固，下令军民凡有斩获一名贼人的，给予重赏，贼人竟然不敢靠近。

郭城驿距离县城仅百里，有乡间粮仓，可以储存一万石粮食。李堡担心被贼人攻击，率领兵役营护粮仓。

走到五十里铺，遭遇大雷雨，无法前进，在泥泞中又走了几里。当时夜将过半，昏暗得无法辨认，听说有旧吏王朝宰住在这里，于是雨中敲门歇马，并且想要询问情况，他家不敢留宿，也不知道有王朝宰这个人，只说“贼人已经到了马家堡，听说安定县尉已经死于贼人之手，贼人将到金坛坪，距离这里不过二里左右，恐怕陷入不测，请速行”。李堡说：“如果是天命如此，如果冒雨前进，那么前路高山深坑，道路更加崎岖，人马一旦坠落，该怎么办。”于是召集随从的人，各自手持器械，以防备贼人到来。李堡独自坐在土屋中，衣帽湿透，吹灭灯等待天亮。天亮了，雨也停了，乡民知道县令来了，都扛着锄头保卫。又前行十几里，遇到司马荆道乾奉命运送粮草牛羊驰往军营，对他说：“城池仓库，是县令的职责，不宜前往了。”李堡于是返回。

当时贼势愈发炽盛，像蚂蚁聚集、蜂群屯驻，枪炮之声昼夜不绝。贼人在县境内往来，蹂躏村庄的数以千万计，各村民听说变故惊恐逃散呼号的也数以千万计。一见烟起，就讹传贼人到了，而各邻近县份的难民听说会宁贼人少，都络绎不绝地赶来。而会宁出逃的百姓遇到他们，以为贼人到了，也呼号奔窜，自相践踏而死的也数以千万计。通渭既已陷落，远近惊骇，只担心官军不来。

先前山西巡抚巴延三奉命出关，于四月二十五日经过会宁，见李堡刚上任，不熟悉军务，为他指示机宜。李堡随即送他启程，而忽然听说报告到来，贼人即将到达会宁了。恰逢巴延三的前骑先驱，贼人惊慌而散，大概没想到巴延三突然到来。于是西安将军傅玉带兵一千名，巴里坤副都统永安从山西进京，前来协助剿匪，他是傅玉的女婿。陕西巡抚毕沅调遣西安、同州各营兵以及西安满标、抚标两营兵五千名，又调遣四川屯练降番兵二千名、宁夏兵一千二百名，又川北兵二千名、山西兵二千名，到西安等候调拨。又河洲韩土司兵一千名，又瓦寺土司桑朗、雍中等自愿效力，挑选精兵四百名。而兴安镇总兵官三公德

译也率领一千名士兵，从秦州方向进行堵截。延绥镇总兵官策公卜坦又率领一千名士兵，从静宁州方向进行堵截。没过几天，钦差大臣福公康安便与领侍卫内大臣海公兰察，以及巴图鲁、侍卫、章京等人相继到达，大学士阿公桂又挑选了火器营和健锐营的京兵一千名，依次会合集结。

译叛贼见官兵声势浩大，于是退守聚集在陇西的狼山，出兵攻打陇西、伏羌两县，又攻打静宁州、隆德县城，两地都坚守不动。叛贼于是到达底店子，底店子位于静宁州境内，回族民众聚居，多达千余家，沿途被胁迫跟随的又有数千人，导致驿站通讯中断了几天。到了六月初三日，叛贼听说朝廷大军从北方开来，于是退入石峰堡。石峰堡位于群山之中，高耸入云，石路非常险峻，只有北面一条小径可以上去。

叛贼占据这里作为巢穴，修筑堡垒挖掘壕沟，打算凭借险要地势顽抗，这确实是绝地。福公（杨芳）到达后，勘察地势，切断叛贼砍柴取水的路，设立栅栏关卡。当时正值三伏天，七天没有下雨，叛贼向下看四周被重重包围，连一勺水都得不到，于是陷入极大困境。七月四日半夜，叛贼有人突围出来夺路逃跑，官兵四面截杀，叛贼跳崖落井不计其数，活捉一万多人，叛贼没有一个逃脱。

叛贼平定后，于是班师回朝，而通渭县令王令忽然从民间出现，还带着官印，似乎还想复职，于是被处决。李堡当时五十多岁，贫穷而傲岸，刚强而正直，两个月之间，胡须眉毛全白了，确实有守城的功劳，但俸禄却没有得到。第二年，他改任皖江教谕。当时按察使陈步瀛已升任安徽布政使，司马荆道乾也升调为池州太守，而前任秦州刺史王宽正好担任敬敷书院山长，边防城市的僚属，重新聚会在一个地方，酒酣耳热时，每当谈论往事，总是叹息流泪而不能自持。陈公赠诗说：“陇上的鸿泥踪迹已不可寻，偶然来到皖水共同题诗抒怀。早就吟诵归田赋准备回家，磨盾作战仍怀御敌之心。乍喜放鹤歌唱跌宕不羁，岂因失马而怨恨道路崎岖。眼前这次聚会知道难得，且把松醪酒仔细斟满。”荆公赠诗说：“分别后没想到又登堂相见，回首皋兰大雁有几行。三月烽烟金甲染红，五年冰雪鬓发苍老。心惊往事如同孤垒，上天让离人聚在一方。我老迈奔波筋力疲惫，输给你报国有文章。”王公赠诗说：“河阳脱帽吃粗茶淡饭，回首边城饮水清廉。计策笨拙真像……，谈吐高深欲卷起雪霜般的胡须。冬烘病愈头风檄文，春酌灯沉细雨檐下。家近百花洲畔居住，归来访我九峰尖。”“陇坂长驱昔日并鞍，险如蜀道岂辞艰难。石峰纪事心情更加豪壮，讲院谈兵胆气尚寒。帆逐雁声催促分别，岁月如客意送将尽。寓人薪木期望无毁，曾听蕉窗夜雨残。”这是惋惜他的意思。

◎记载南园先生事迹先生姓钱，名澧，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他的祖先有名铸的，原籍浙江，是钱武肃王的后代。明成化年间，因游幕来到滇南。恰逢司理监太监钱能出镇云南，因为同姓，想拉拢依附。钱铸感到羞耻，避居迤西。后来钱能离去，钱铸仍回昆明。传八代到拙叟公，生了五个儿子，先生是长子。年少时聪慧异常，刻苦勉励治学，考中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授庶吉士，散馆后任翰林检讨，饱读宫中秘藏书籍，文名显赫，充任国史馆纂修官。

乾隆四十五年，充任广西副主考。第二年冬天，升任江南道御史，稽查通仓事务。恰逢那年二月，逆回侵犯兰州，而甘肃冒领赈灾银两案发，案件已定，被诛杀流放的大约有几百人，唯独没有涉及陕西巡抚毕沅。先生上奏说：“冒领赈灾折捐，固然都由王亶望违法营私，但查王亶望任藩司时，毕沅曾两次署理陕甘总督，近在同城，难道竟毫无听闻见闻。如果早揭发他的奸恶，那么罪恶不会蔓延到如此严重，即使陷入刑狱的，也不会这么多。臣虽然不敢断定他利令智昏，甘愿接受诱饵，只是瞻徇回护，不便揭发，这很不符合大臣居心的道理。”奏章呈入，皇上认为正确，剥夺毕沅爵位三级。

此前，台谏衙门自从李漱芳被贬后，无人敢言事。过了不久，又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吏治废弛，借纳贡之名，贪婪无厌，官民苦不堪言，所属州县亏空累累，奏请按律审问。

并且说希望皇上以后不要接受贡物，使天下督抚没有借口。皇上阅览奏章，立即命令军机处传讯钱澧，钱澧回答说：“御史按例可以封章言事，臣有见闻，不敢不报告。”不久有旨意让他随同军机大臣和珅、刘墉、诺穆清等前往查讯。当时，和珅掌权，而国泰一向奔走于和珅门下，人们都为先生担忧。等到进入山东境内，而和珅已早授意国泰弥缝漏洞，动辄用危言恐吓先生。先生说：“且到山东再看。”只有刘墉深知弊端，常与先生密商。等到到省城盘查库房，和珅先说不必全部清点，只抽查几十封，没有短缺就可以。和珅随即起身回馆舍，先生请求封库。

第二天拆开封条，发现多系圆丝杂色银，这是借自商铺以充数的，于是诘问库吏，得知实情。于是出示召集各商来领取，大声说：“迟来就封存入官了。”于是商贾都纷纷具领，库藏因此一空。又改道换马，往其他地方盘查也是这样。案件于是定论，而和珅也无可奈何。

译于是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都被移交刑部，按罪论处。皇上嘉奖他们，因为澧敢于直言，提拔他担任通政司参议。

译乾隆三十八年四月，钱南园由晋太常少卿转任通政司副使。皇上常在便殿召见他应对，谈话内容机密，外人无人知晓。只有总管国子监事务的尚书刘墉知道，于是向诸生宣告说：“钱南园已将科场舞弊之事当面奏报皇上，各位务必谨慎自爱。”这年八月，他以原官职出任湖南学政。到任后，杜绝请托，不接受陋规，评定文章选拔人才，完全秉持公正，士子没有不感动佩服的。等到岁试、科试期满，有旨意留任。恰逢遭遇母亲丧事，他星夜出城，住宿在旅舍，立即委派官员带着官印交给巡抚，而于次日清晨启程。各位官员有追送赙仪的，他都拒绝不接受。不久，又遭遇父亲钱拙叟公的丧事。先生在籍守孝，闭门研读《礼记》，断绝与公门的往来，每天只是督促子弟读书而已。

乾隆五十八年，守孝期满北上。先前督学湖南时，恰逢荆州水灾城墙倒塌，而孝感有活埋人命之案，又有隐瞒丧事应试，以及揭发违碍书籍等事，先生恰逢丁忧急归之际，于是将诸事移交巡抚浦霖查办。而浦霖捏造言辞参奏，认为诸事都是自己所揭发的。皇上责备他钱澧近在邻省，不查奏此事，奉部议革职留任。皇上说：“钱澧为官尚知持正，着加恩以主事任用。”选拔为户部江南司主事，引见后，奉旨以员外郎补用，随即补任户部河南司员外郎，又奉旨授予湖广道御史。

当时军机大臣和珅与阿文成公阿桂议论不和，办事不在一起，担心开启朋党之祸，先生上疏说：“军机大臣应同在公所办事，互相商议可否，这是定例。近来只有阿桂在军机处，其余或在内右门，或在南书房，或在造办处，一切咨询事务、起草文稿的司员都奔走于多处，将来必生事端。况且内右门靠近禁寝，向来有养心殿带领引见的惯例，所以皇上加恩大臣，不让他们与百官露天站立，因此设立庐舍，允许暂时歇息。每天清早在天色未明之前，一位大臣入内，各司官也随入；一位大臣出外，各司官也随出。日子久了，不能不与内监熟络，万一有像从前高云从那样的事，虽然立即正法，但造成的祸患已多。杜渐防微，理应改正。

请皇上命令各位大臣全部依照旧章，一同在军机处办公，其在圆明园办事也一体执行，以彰显统一规范。”

皇上阅览奏章，于是严厉责备各位大臣，说钱澧所奏甚是，立即命令他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当时阿文成公阿桂以下都称他为南园先生，不以名相称。只有和珅频繁诘问追究，想用难以处理的事情困住他，最终不能使他屈服，反而借助他商讨确当的意见。

乾隆六十年乙卯年，随驾前往滦阳。九月回京，偶然感染风寒，于是病故，享年五十六岁。这年冬天，浦霖因在福建巡抚任内的事在京师伏法。过了四年己未年正月，和珅也被赐死在刑部狱中，可惜先生未能亲眼见到。

起初，先生提学湖南时，巡抚是吴江人陆耀。陆耀居官清正，每件事必定商量，称为知己。

恰逢陆耀去世，几乎无法办理丧事，先生急忙典当质押二百金作为赙仪，并率领诸生都穿着白衣白帽步行前往吊唁，于是俯伏痛哭，说：“您生平不名一钱，希望您接受不要推辞。”他的风义如此。

◎记载周孝子事迹 周孝子名芳容，字铁岩，华亭人。他的父亲周文荣，二十岁时游历楚国，从楚国回来娶妻时，年龄二十八岁。第二年生下芳容，又第二年再次前往楚国。过了五年，因省亲回到家乡，不到几个月就离开了。芳容才六岁，稍能记住他的声音笑貌。后来八年，楚国移文到华亭，则客死在归州官舍了，实际上是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七日。当时芳容已十四岁，祖父母还在堂上，家无丝毫财产，依靠母亲汪氏勤于纺织，供养长辈养育子女。又因门第衰微，亲戚都听到讣告而叹息，怎能去楚国迎接灵柩，于是招魂设奠，丧礼不成规格。不久祖父母相继去世，临终抚摸芳容叹息说：“怎能使你成为寻亲孝子，让我九泉之下瞑目呢！”芳容哭泣并铭记在心，从此开始有背负遗骨归葬的念头。而接连遭遇丧病，家也极其贫困，笔耕所得不能谋求半菽之养，想要出行又停止的有好几年。春秋家祭，听到母亲哭声很哀伤，而芳容自顾年龄已壮，可以跋涉险阻，于是自奋说：“天下哪有没有父亲的人呢！”

于是摒弃荤腥肉食，吃斋穿素，节日用度，为母亲节省粮食。焚香告祭家庙说：“此去得不到父亲遗骨，誓不归来！”又想到路途长费用重，孤贫下士，怎能徒手迅速出征，必定要随宦游者前往，事情或许稍易。因此在嘉庆十七年二月依附漕船佣书入都。

先前芳容曾做童子师，见人画兰竹，私下效仿其法。又在书肆中得到《曹全碑》残本，也时时临摹仿写。登上船后，利用剩余时间学书法作画，又取官僚中的启事尺牍，早晨书写晚上抄写，以为几者兼习，或许可以借此游历楚国。

六月抵达京师，寓居西河沿的泰来店，遍访同郡在京城做官的人，

译她哭着告知原委，众人都怜悯地叹息，答应帮她寻找去楚地的旅舍。起初以为江汉一带是天下交通要道，去吴中做官的人多得数不过来，那些带着笔墨在幕府中谋职的人，本意并不计较丰厚的报酬，应当不难找到，却迟迟没有结果。又过了许久终究没能找到，芳容自己心想：“如果一定要等到去楚地扫墓的人同行，那么出发就没有确定的时间。我为了寻亲而出门，无论是帮人管理账目，还是做佣人、随从，只要能够借此到达楚地的，我都愿意。”她又把这种想法告诉同郡的各位，大家也都同情她的志向，但去楚地的旅舍仍然找不到。于是打算在路上乞讨，探访寻找亲人的踪迹。然而寄居京城半年，靠典当衣服度日，欠下的债务很多，房东催缴旅费又非常紧急。当时正值十二月，同乡耿省修先生正候补在京，交情深厚，于是前去告知此事，请求他资助少许钱财作为出京的费用。耿先生因为年底将至，约定在正月初一商量此事。到了约定时间再次前往，恰好有朝廷官员在座，守门人引导进入旁边的房间，发现几位故乡的客人在那里。在座的有一位叫戴宝德的，年纪超过六十岁，曾经与文荣一起在归州做客。

译芳容对着他号哭叩头，请求告诉他父亲埋葬的地点。耿适恰好来到，为他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宝德搀扶着芳容站起来，说：“你就是周文荣的儿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打算进入楚地寻找亲人吗？真是孝顺啊！真是孝顺啊！虽然如此，从京城到归州，水陆路程数千里，看你的样子，不过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寒士，势必无法空腹往返，这是第一个困难。归州在戊午、己未年间遭受白莲教之乱，城墙房屋全都焚毁。现在居住在这里的，都是流离失所的百姓。

你父亲葬在乱葬岗中，兵火之后，哪里能够寻觅得到，这是第二个困难。孤子当家，家中还有后顾之忧，从宜昌以上，江流极其险恶，行船稍一失势，就会沉入江底喂鱼鳖。你纵然孝顺不顾惜自身，那母亲倚门盼望的心情怎么办？这是第三个困难。如今的计策，不如暂且回乡，尽到奉养母亲的孝道。我在江夏日久，宾客中多有从归州来的，可以替你探访。等到有消息，就立刻告诉你，然后再去寻访也不晚。”

芳容哭泣不止，耿适又告诉他打算前往寻找的事情。宝德叹息说：“愚蠢啊！愚蠢啊！虽然如此，这种愚蠢也是别人赶不上的。你既然有这份孝心，我应当为你谋划。如今归州的吏目江宁人钟光范，是我的朋友。写封信交给你，带着信去见他。钟君是喜好道义的人，不会欺骗你。”这天耿适首先倡导赠送路费，袁方伯秉直、赵侍郎秉冲等人也都有所赠送，足以稍微资助他的衣食。第二天戴君拿着信来到，又拿出一张路程清单，说：“从汉口向西上行，记载非常详细，不用担心迷路。戴君因为父母年老，请求改任近地，回来时应当在家乡相见。”

于是劝勉他后让他离去。

芳容辞别耿君，准备行装前往汉口。有个同住客栈的张某，是金陵人，曾经做过某郡的守门人，熟悉齐、鲁各官署，恰好流落在京城，于是说：“你擅长书画却没有门路投靠，我交游广泛却没有礼物作为见面礼，何不结伴南行，彼此各有所助。况且南京楚地的船只很多，屈指可数即可到达。”于是在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相伴出京，一路上靠卖笔墨所得，仅够糊口。到达临淮关，张某因为访友去了别处，芳容独自坐在旅舍，愁思凄然。忽然想起同郡的史君本泉正在颍上担任教谕，何不前去拜访，顺便询问进入楚地的道路，于是与张某分手。

自从离开京城后，芳容每天行走在风霜雨露中，冷暖失调，饥饱无时，精神日益消耗。从临淮到正阳关，乘船四天，才投宿旅店，头目晕眩，浑身焦灼如火，喝了数升井水，神思才稍定。第二天，病得不能起床。当时夏令刚至，淮、泗一带瘟疫流行，多是早晨发病晚上就死的。主人看到芳容的病状，害怕不敢留他，想把他移到邻庙。那庙本来破败无主，旅病者移到其中，没有不立刻死去的。芳容于是说：“我本是孤客，主人的顾虑固然应当。然而我的病虽然严重，心里却很清楚，用药可以立刻痊愈。况且我有大事未了，替我召来里正，应当告诉他缘故。”不久，里正来到，告诉他将进入楚地寻找亲人，绕道去颍上访史君的事，又拿出戴君的信和囊中的二锭银子，说：“我的性命系于这封信，恐怕病中丢失，所以托付给你。”于是指着银子说：“用尽这些银子治病，如果病不起，就用它准备殓葬，遇到松江人经过这里，把信给他看，一定有送回我灵柩的人。”里正看了信神色激动，邀请邻医到来。医生是寿州的诸生，是史君的学生，看到信非常惊骇，询问得知详情，说：“这是我老师的亲戚，大孝子啊。病一定没有危险，你们不要草率。”当时观看的人很多，都怂恿主人留下他，不再议论迁移。医生因为史君的缘故，尽力诊治，一天来两三次。七天，热稍退，渐渐能吃稀粥，又七天，病愈。因为急于上路，当风剃发，病又大作。从此之后，有时因饮食复发，有时因劳累复发，直到六月初旬，才能行走。已经在正阳关滞留两月，资财衣装又复耗尽。于是步行到颍上，在学舍拜见史君。

史君看到芳容病容憔悴，身体没有完整的衣服，坚决阻止他前行，说他的次子熙文将要去江宁应试，如果同船前往，那么返回松江很方便。以死去的父亲而缺失对生母的生养，孝顺的人不做这样的事。芳容志向不可改变，史君怜悯他，于是命他作书画数十幅，用自己的名帖派斋夫遍投门下诸生，诸生有回应的馈赠银子或三四钱，或五六钱，聚集得到二十多两。于是准备衣履，辞别史君而行。

从颍上到汉口，道路经过商、雒、黄、麻之间，一路人烟稀少，崇山峻岭，绵延千余里，是车马不能通行的地方。只能乘竹轿，轿子每天费用千钱，不是有力气的人不能承担。加上秋暑未退，草木正盛，瘴气毒雾，终日不一开霁。又滑县邪教将乱，奸人乘间伏莽，道路多梗塞。芳容则穿着麻鞋短服，每天行走三四十里，遇到没有旅舍的地方，就靠着石头倚着树，露宿草间，有时风雨骤至，往往淋漓达旦。曾经宿在山家屋檐下，梦中被物所惊，醒来则有一条长蛇，黑质白章，从领口穿袖而出，芳容心悸不敢动。又夜行青石岭下，山半双

译灯火明亮，以为是有人。呼唤他，灯火忽然消失，听到一声猛虎咆哮，老虎挡在路上站立，于是躲进荒废的沟壑中才得以幸免。又遇到山间小路刚下过雨，水势汹涌，赤脚走在尖锐的石头间，忽然脚后跟破裂、皮肤撕裂，血流不止。当时有卖草帽的人，几个人同行。有个地方叫往流集，芳容到这儿不能再前进，几个人先走了。不久，有两个人惊慌失措地返回，说：“过了这里八九里，在峰回路转的地方，突然冒出十几个人，拿着刀冲下来，抢走了所有的财物离开，已经打死一人，其余的人各自逃散。我们之所以逃回来，是想向官府报案。”芳容非常害怕，第二天等到人多结伴，才敢继续前行。山中经过的危险地方，数不胜数。等到抵达汉口，已经秋风清爽、寒气逼人。

译先前在京师时，戴君将一本《路程目》赠送给我，其中凡是江路的平坦险峻、城市的疏密分布，以及停船换艇、旅行水宿等事宜，无不详细完备。于是依照书中记载，搭乘商船出发。恰逢公安水位上涨无法前行，便绕道经由洞庭湖转向西上游去。在船中侧身坐在席上，临近吃饭时叹息，常常流泪洗脸，有时整夜不眠，自言自语地感叹。同船的人感到奇怪便询问，我没有如实相告。

到了宜昌，口袋空空如洗，饮食都缺乏，检查随身物品凡是值一钱半银子的，全部送到当铺，换得一千多文钱，雇船继续上路。这天晚上，芳容梦见父亲，相貌和以前一样，告诫说：“明天上滩，你应该留意。”

第二天经过青滩，水势狂暴凶悍，石角参差错落地分布在波涛之间，撞击船只，船漏水，几乎沉没在江中。脱离险境后，大家祝贺死里逃生。于是九月初一日抵达归州城下。从宜昌沿江逆流而上，滩涂一个接一个，地势如同从高屋倒水般陡峭。

归州城临近江边设置险要，鸡鸣犬吠之声，仿佛就在云霄之中。明朝初年高大的城墙屹立，后来被张献忠夷平，于是用栅栏守卫要害之地。近来又毁于寇乱，重新从事修筑城墙，官府正招集流亡百姓，放宽管制，与百姓聚居，因此街巷〇〇，比旧制更加严密整齐。

芳容在州衙旁边租住，便拿着戴君的书信拜见吏目钟君。钟君看到书信大惊失色，反复阅读，皱着眉头说：“这里自从遭受寇乱后，城池百姓都已不是往昔模样，即使是十年前的事，知道的人也很少，何况是二十年前呢？

本地居民的墓地坟场，都已经变成山谷丘陵，何况是寄放的棺木呢？你既然来到这里，暂且放下担子，应当去郊外寻找，裹些草根泥土招魂回来安葬，对于孝子的心意也可以没有遗憾了。如果想要寻找真正的尸骨回去，恐怕徒劳无功罢了。”芳容坚决请求钟君探访，于是遍问州衙差役以及城内外的道观佛寺，最终没有人知道。州里有个老差役徐某，躲避战乱居住在巴、巫之间，经常回州应差。一天到衙门，芳容恰好在座。钟君问：“二十年前，浙江有个黄公钟岱在此做官，你知道吗？”回答说：“知道。”问：“黄公有个幕僚周氏死在衙门，你知道吗？”回答说：“知道。那年我担任差役头目，统领各差役，黄本官是六月到任，带着三个幕僚，一个姓戴，一个姓许，一个姓周。周氏到衙门时已经生病，一个小童侍奉汤药。一天小童叫我进去，周氏已经气绝在床上，药碗还在手里。当时黄本官和姓戴的在省城没回来，只有姓许的为他准备棺木入殓。

虽然事情过去二十多年，还能记得大概。”芳容听后，感动哭泣不能停止，急忙询问埋葬的地方。回答说：“好像在东关外的骨坟塘，依稀偏左。自从遭受教匪践踏，恐怕迷失地方了。”钟君对芳容说：“现在略微得到线索，你应该搬家靠近那里，东关外有个太平庵，可以去住，明天派徐某做向导，寻找他的殡所。”芳容于是搬家住在庵中。

第二天，请徐某做向导，到骨坟塘。塘离城一二里，荒山乱草，四周立石为界，是商旅丛葬的地方。芳容弯腰在草丛中，寻找却找不到。第二天又去寻找，太阳将落，仍然找不到。芳容心里想：“这里四五里地，白骨如草莽，层层堆积，打算用半个月的时间，彻底搜索埋葬的地方。我万里远来，得不到父亲的尸骨，应当投江而死。”正在犹豫间，忽然看见十多步外，一块石头半埋在土中，急忙刨土看，石头上字共三行，中间一行说：“清代已故周文荣，籍贯江苏松江府华亭县人。”左边一行说：“死于癸丑年九月十七日卯时。”右边一行说：“某年月日同人公立。”芳容心中极度欢喜又悲伤，痛哭不能起身，想在墓上露宿。徐某说这里多豺虎，常常白天咬人，于是带着芳容回住处。

第二天，急忙告诉钟君，钟君高兴地说：“亲人的尸骨既然找到，大志已经安慰。如果要迎回故乡，那么江路遥远，大约计算，非二百金不可。而且掩埋已久，不如不要移动。南宋大儒多有父母异葬的，可以效法。”芳容决意背负尸骨回去，钟君不能阻止，说：“这事应该告诉本州长官。”第二天于是告诉州牧刘公清祥，刘公怜悯芳容的志向，命令里正和伍伯协助。钟君也派人来，预先准备水瓮两个，黄布囊一个，油纸数幅，绵纸八张，蚕绵一束，线一捆，以及笔墨、疏布、小刀之类，选择在重阳节登山收骨。这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雇土工两人，带着祭品一同前往。到了那里里正、州役都在，于是陈列祭品在墓下，挖土见棺，则前面棺木已经腐朽，到处糜烂，棺破而尸骨显现。芳容捶胸顿足哀号，用嘴衔住左臂肉，右手持刀割下，用力过猛，皮裂到肘部，又割下，用肉抵住父亲下巴颚间，随即胶合如漆。左臂血沾在骨上，也深入不流。于是捧泥掩盖伤口，用疏布包裹，匍匐拾骨。伍伯展开油纸陈列，土工依次加上棉絮，用绵纸包裹。芳容于是用血和墨，一寸一分标记，凡若干股装为一个囊，用绵被保护。又用余墨拓下石上字数纸。作为回去的凭证，然后掩石入土。

归州江山雄奇

译东郭尤胜。当时登高的人有几十上百人，听说有这件事，便来到骨坟塘环绕着观看，没有不流泪称叹的。于是背着骨头到太平庵，希望卖书画作为回家的打算。然而穷途末路、处境困窘，费用没有来源。

译有湖州商人某也来此游览，询问他的家乡，于是说：“如今游击张廷国将军也是松江人，你如果还不认识他，我应当为你介绍。”于是到江边拜见将军，各自叙说旧情，并把无法将遗骨归葬故乡的原因告诉了他。将军听后十分同情，答应为他谋划。第二天，钟君笑着到来，说：“真是极好的际遇，昨天有宴会，文武官员都聚集在一起。张将军把你的事情告诉了刘公，刘公说像某人这样尽孝却困顿得无法归葬，是治理这块土地官员的过失。刘公首先资助白银五两，其余官员各出三两，三位幕僚各出二两，已经有二十多两了。张将军资助钱十串，派遣旗牌官用檄文调派江船送到汉口，约定三日后启程，这难道不是极好的际遇吗！”芳容茫然不知如何回答，于是派仆人引导芳容去感谢刘公。刘公将他延请至书房，命令他用隶书抄写几幅《孝经》，说：“收藏这孝子的手迹，可以作为对我子孙的劝勉。”芳容又逐一拜谢文武各位官员。

芳容临行时，钟君拿着刘公的官封书信一封，让他回去投递给华亭县，以便互相通报照应。于是芳容身穿白衣白帽，背负遗骨登上船，居民出城争相观看，道路为之堵塞，这是嘉庆十八年九月二十日的事情。等到解开缆绳，风顺水急，没过几天就到达汉口，写信托付旗牌官感谢张将军，于是从汉口换船向东行进。船夫在舵楼祭祀金龙神非常虔诚，芳容也早晚焚香叩首，祈祷暗中相助。半个月多，竟然到达了家乡城门。急忙探望他的母亲，虽然母亲望眼欲穿，但幸好健康如昔。于是将遗骨寄放在城东的佛寺，悬挂所拓印的石刻字在前面，扶着老母亲哭着祭奠，听到的人都为之心酸落泪。不久在祖墓旁边选择墓地，营建井椁，就在十一月初九日安葬。当时戴宝德改任金华县尉，请假回乡省亲。恰逢芳容背负骸骨归来，也来送葬，于是又互相看着惊叹为奇绝之事。回去时将刘公的官封书信投递给华亭县的周炜。安葬完毕后，周炜召他到官署中，奖赏赞叹不停，认为这是极致的性情，不是寻常庸俗行为所能达到的，打算将他的事情上报朝廷，按照制度旌表门庭。

这次事件中，芳容在京师时几乎冻饿而死，在正阳关几乎病死，在商州、洛南万山中几乎死于蛇虎盗贼，在宜昌险滩几乎船破而死，大概接近死亡的情况有好几次了。没有耿君就不能出京，没有戴君的书信，即使前往归州，也与不去一样，没有史君资助资斧就不能到达汉口，没有钟君派遣老役指点迷津，极力承担此事，就没有办法找到墓地得到棺木，没有刘州牧和张将军倡导资助赠船，就不能渡江回到家乡。于是濒临死亡而重生，背负遗骨安葬，得以在地下报答祖父母的遗命，这都是他父亲文荣的灵验，他母亲汪氏的节操，乡邦亲友赈济穷困、救助患难的恩德，而尤其敬重芳容的至孝为不可及。他的事情与苏州黄向坚万里寻亲相类似，记录它来传扬这个人。道光三年三月勾吴钱泳书写。

●丛话六。耆旧◎安安先生先生姓金氏，名祖静，字会川，又号定涛，吴县人。雍正七年己酉，以国子监生被荐举引见，授予户部河南司主事，改任广西司员外郎，升迁为河南司郎中。跟随大学士忠勇公傅恒经略金川，辅助处理军务。奏凯归来，任四川叙州府知府，因为父母年老改任近省，补任山东济南府知府，升任济东泰武道，调任运河兵备道，又调任浙江金衢严道，升任贵州按察使。

七十五岁时辞官回家。所居住的授经堂在金阊门内的皋桥里，建造安安室来自住，芦帘竹几，瓦枕藤床，安适自在。先生喜欢读书，年老而更加笃厚，案头常放置五色笔，看到记载中有人物、地点、事迹、年月先后可疑之处，必定理清并点校。时常写蝇头小楷，摘录记述大要，以便翻阅。书法自幼模仿虞永兴，后来跟随岳父杨大瓢先生学习，专攻晋代法帖。四十岁以后，从二王稍降而学习赵集贤，而尤其接近文待诏。堂弟辈子弟按时相见问字，必定广征博引古今，追溯源流根本，终日不知疲倦。平时多有礼数而喜好节俭，常对人说：“只有节俭可以惜福，只有节俭可以养廉。”起居饮食，淡泊少求，酷暑严寒，不用炉火不用扇子。每天早起晚歇，直到深夜砚台灯火荧荧，是为了弥补苦志明经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所著有《定涛诗文集》十二卷，赵秋谷、沈归愚两位先生为之作序，藏在家中。八十一岁去世。我十七岁时曾在先生门下受业，得以与吴中的贤士大夫交往，从此开始。

◎随园先生钱塘袁简斋先生名枚，字子才。年少聪颖，十二岁就能写文章，曾经作高帝、郭巨两篇论，没有不感到惊异的。乾隆元年，先生游历广西，在巡抚金公幕府探望他的叔父。金公对他的相貌感到惊奇，命他作诗，下笔千言，于是大为赞赏感叹。恰逢这一年有诏旨举荐博学鸿词科，金公专门上奏章报告说：“有袁枚者，年纪未满二十，经史通明，足以应选。”于是送入京师。当时，海内老师宿儒贤达之士共计九十八人，而先生年纪最轻，天下人震惊，无不期望他的风采。

过了不久，落榜，随即考中戊午科顺天乡试。第二年成为进士，进入翰林院，散馆后以知

译在县城任职，被分发到江南地区，当时年仅二十五岁。过了十年，便辞官退休，在石头城下建造了随园，藏书万卷，种竹浇花，享受清闲福分四十多年。著作堆积如山，名声远播四方。八十二岁时去世，学者们称他为随园先生。

译抱经学士卢抱经先生，名文召，是余姚人。乾隆壬申恩科进士，以第三名的成绩及第，官至翰林学士。他深研经学，所著书籍有《仪礼新校》、《群经拾补》、《钟山札记》等。

平生最喜欢校正古籍，担任钟山书院山长时，所得的俸禄大半都用来刻印书籍，如《春秋繁露》、《贾子新书》、《白虎通》、《方言》、《西京杂记》、《释名》、《颜氏家训》、《独断》、《经典释文》、《孟子音义》、《封氏见闻录》、《三水小牍》、《荀子》、《韩诗外传》之类，学者们都称颂这些是善本。

覃溪阁学大兴翁覃溪先生，名方纲，字正三。乾隆壬申恩科进士，历任官职至内阁学士，后降为鸿胪少卿。先生的学问，无所不通，而尤其深研金石文字，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考》等书。他居住在京师前门外保安寺街，图书典籍，排列在书架上琳琅满目，登上他厅堂的人，如同进入万花谷中，令人心神摇荡、目眩神迷，以至于没有闲暇谈论其他事情。他曾得到宋代刻本施注苏诗，天下没有第二本，每到十二月十九日必定为苏东坡举办生日会，即邀请与会者各自题名以及题写诗文歌咏，汇聚了天下贤豪，坚持近三十年如一日。嘉庆十六年，他再次参加鹿鸣宴。第二年，又再次参加琼林宴。去世时享年八十六岁。世上传言金石之学者，必定推崇先生为欧阳修、赵明诚那样的人物。

山舟侍讲钱塘梁山舟先生，名同书，字叔颖。乾隆壬申恩科进士，官任翰林侍讲。因病辞官归乡，因再次参加鹿鸣宴，加授四品官衔。居家六十年，博学多文，而尤其擅长书法。每天能写几十张纸，求字的人接踵而至。至于日本、琉球、朝鲜各国，都希望能得到他的一片绢纸而感到快慰。我年轻时在杭州游幕，曾行士相见礼拜谒先生于竹竿巷里的宅第，他必定纵论古今书法的源流来启迪后辈，有董其昌老年时的风度。年过九十仍为人书写碑文墓志，终日没有疲倦的神色。大概先生是以书法来体现道义的人。

响泉观察我们同县的顾响泉先生，名光旭，乾隆壬申恩科进士，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任宁夏府知府，随即调任平凉府知府，提拔为巩秦道，都有惠民的政绩。总督文公绶知道他的贤能，奏请代理四川按察使，因判决失误被罢官。归隐田园后，担任东林书院山长，善于诱导，态度诚恳，培养后辈。能诗善书，著有《响泉诗钞》十二卷。求他写字必定要付润笔费，但也十分低廉，即使取来买大布制作棉衣，用来施舍给受寒的人。

凡是县中同仁堂施药、施粥、施棺等善事，先生必定尽力调度，直到安排得当才停止，乡里人称他为善人。

西庄光禄王西庄先生，名鸣盛，字凤喈，是嘉定人。乾隆甲戌科进士第二名，以内阁学士降任光禄卿。不久遭遇丧事归乡，于是不再出仕，迁居苏州阊门外的闻德桥。我十六七岁时，在金安安先生的席上初次认识先生。先生勤于著述，曾与元和惠栋、吴江沈彤精研经学，著有《尚书后案》、《周礼军赋说》、《十七史商确》、《蛾术编》等书，选取生平交游中能诗的十二家编为《苔岑集》，自己刻印所作的诗文称为《西庄始存稿》。六十多岁时，双眼失明。

过了十年，双眼又复明。嘉庆二年，在吴门去世。世上传言学问的人，以先生为准则。

竹汀宫詹家竹汀先生，名大昕，字晓征，是嘉定人。乾隆甲戌科进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从广东学政任上因丧事归乡，主持苏州紫阳书院教学十多年。他的学问无所不通，所著书籍有《廿二史考异》、《金石文跋尾》、《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诗文全集》、《三统历述》等，精深纯粹，贯通综合百家，是融合惠栋、戴震两家之学而集大成者。我曾在书院中拜谒先生，听他言论，娓娓道来不知疲倦，大江南北的学者，无不推崇尊奉先生为第一人。

他的弟弟可庐先生，名大昭，是太学生。嘉庆元年，被举荐为孝廉方正。著有《广雅疏义》、《诗古训》、《两汉书辩疑》、《后汉书补表》、《说文统释》等书。

兰泉司寇青浦王兰泉先生，名昶，字琴德，与王西庄、吴竹屿、钱竹汀、赵朴庵、曹习庵、黄芳亭号称吴中七子。考中乾隆甲戌科进士，官至刑部侍郎。自入值内廷，参与军事幕府，以至于掌管司法、开府建牙，晋升至卿贰高位，在中央和地方任职三十余年，都建立了显著的功绩，参加千叟宴，告老还乡。八十三岁去世。先生曾东到兴京，西南到云南、四川，所到之处访求金石，延揽人才。随军征讨缅甸有功，赏赐花翎。而谦恭下士，著作等身。听说有人有一才一艺，就记录其姓名籍贯，细细写在小纸条上，装在锦囊里，各自分类。每当与人坐

译谈，一听到有杰出的人才，就立刻从锦囊中取出（名字）补充进去。自古以来，爱惜人才、敬爱士人的诚意，没有比先生更深厚的了。著有《述庵文钞》二十卷、《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又将所认识之人的诗与文分类汇集为《湖海诗传》、《湖海文传》若干卷。

译二林居士吴门彭尺木先生名绍升，自号二林居士，是前兵部尚书彭启丰的第四子。乾隆丁丑科，与其兄彭绍观一同考中进士，但未参加殿试。等到尚书公去世后，便闭门于城东文星阁，专心研究禅理，阐扬净土宗业，不再参与世俗闲事。著书很多，如《居士传》、《善女人传》等作品，大半都是佛教劝世普济众生的言论。古文推崇并效法归有光。有《二林居集》二十四卷，其中包含《国朝名臣小传》二十篇，曾呈送史馆。我曾到文星阁拜谒先生，必定先在门外敲磬三声，然后才被延请入内，挥动麈尾谈论文章，终日不倦。嘉庆元年七月，忽然写下《辞世偈》，一病不起而去世。

秋帆尚书毕沅，字秋帆，先生负有海内重望，文章政绩，自有国史记载。乾隆五十二年，先生任河南巡抚。六月二十四日夜，湖北荆州府江水暴涨，堤溃城决，淹没田舍房屋，死亡百姓以数十万计。七月初一，收到襄阳急信，先生就在当天先拨发藩库银四十万两，星夜解往湖北赈济，同时上奏朝廷。高宗皇帝大加奖赏，认为他有督抚之才。没过几天就提拔授予两湖总督，兼理巡抚事务。我那时在幕府中，亲眼见到此事。先生为人仁厚，渊博典雅，见人有一点善行，必定赞叹称道个不停。喜好施舍，重视承诺，对朋友情谊深厚。如蒋莘畲、程鱼门、曹习庵等公身后之事，都为他料理得当，即使花费千金也不顾惜。家中蓄养一班戏班，公务之余，便让他们演唱。我年少时性格愚直，一天同坐观剧，对先生说：“您莫非太奢侈了吗？”先生笑着说：“我曾题写文天祥遗像，有云：‘自有文章留正气，何曾声妓累忠忱。’所谓大德不逾越界限，小德有所出入是可以的。”我才信服他的话。当时和珅任宰相，声威显赫，想让天下督抚都奔走其门下以为快事，而先生淡然置之。乾隆五十四年夏，和珅四十岁，自宰相以下都有币帛祝贺。只有先生独自赋诗十首，并挑选书画铜瓷几件为宰相祝寿。我又说：“您要将此诗载入《冰山录》中吗？”先生沉默不语，于是大悟，终身不与和珅交往。乾隆六十年二月，贵州苗民石柳邓、湖南苗民石三保等聚众劫掠，百姓震惊恐惧。先生听说后，立即奔赴常德筹办剿灭贼寇之计。事情平定后，还驻扎在辰州，因积劳成疾，卒于当阳旅馆，享年六十七岁。

两年后，和珅果然伏法。先生著作很多，一时不能全部记住，尤其喜爱法书名画，曾命我搜集刻印《经训堂帖》十二卷，在海内风行，至今子孙还享受其利益。

梦楼太守丹徒王梦楼太守名文治，字禹卿。乾隆二十五年进士第三名，以翰林侍讲出任临安府知府。他未中进士时，曾担任侍读全魁的幕客，册封琉球，有《海天游草》。太守既擅长书法，诗歌也深纯精粹，远超过当时流俗。有《梦楼诗集》二十四卷，袁简斋太史说他细筋入骨，高唱凌云，并非虚言。他的书法也天然秀发，得到赵孟頫、董其昌用笔精髓。到老年则全学张即之，未免流入轻挑一路，然而比起刘文清、梁侍讲两位公，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竹屿中舍长洲吴竹屿先生名泰来，字企晋，是吴中七子之一，考中乾隆庚辰进士，与秋帆尚书同科。乾隆二十七年，召试，晋升内阁中书。先生意趣萧散闲适，才情明丽秀美，作诗完全效法王士禛，著有《砚山堂集》十卷。乾隆五十二年，尚书任河南巡抚，聘请先生为大梁书院山长。我那时也在幕府中，与洪稚存、方子云、徐朗斋等人饮酒赋诗，几乎没有空过一天。不久去世。

穆堂侍御许穆堂先生名宝善，青浦人。乾隆庚辰进士，历任浙江道监察御史。遭父丧回家，于是不再出仕。常寓居吴门，以诗文自娱。尤其擅长词曲，善于戏谑，满座无不倾倒。著《南北宋填词谱》，吴中各乐部无不推崇敬仰。

苏潭中丞南康谢蕴山先生名启昆，乾隆庚辰进士，通晓史学，曾补修《西魏书》，以纠正魏收的浅陋。先生任浙江布政使时，我那时在转运使幕府中，承蒙先生垂爱，往来甚密。

著有《礼史亭诗》、《浙东小草》、《蓬峦轩草》等刻本。所交往的都是当时名士，如胡君、沈磐谷都在幕下，唱和很多。后来提拔为广西巡抚，又著《粤西金石记》十二卷。

在任上去世。

耘松观察阳湖赵耘松观察名翼，幼年聪颖，十二岁学写文章，一天写成七篇文章，无不惊异。以直隶商籍入学。乾隆庚午年中顺天举人，辛巳年成进士，以第三名及第，由编修出任广西知府，民风淳朴诉讼简单，百姓悦服。恰逢缅甸用兵，奉命赴

译在云南参与谋划军务。调任广州监司。

译不久，（赵翼）被提拔为贵州贵西兵备道，却因在广州审理案件的事被削去官阶。于是请求回家奉养母亲，归隐田园十年，母亲去世后，便不再出仕。乾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作乱，李侍尧奉命前往福建，路过常州时邀请先生担任参赞。

平定叛乱后，李侍尧想入朝奏请起用先生，先生坚决推辞。于是从建宁分道而行，游览武夷山九曲溪，经过常州玉峰山，遍游浙东山水的胜景，与当世的贤士大夫互相唱和以自娱，享年八十八岁去世。所著作品有《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陔余丛考》四十三卷、《檐曝杂记》六卷、《皇朝武功纪略》四卷、《瓯北诗抄》、《瓯北诗话》、《瓯北集》共若干卷，学者称他为瓯北先生。

◎筠心学士吴门褚筠心先生名廷璋，字左莪，是先外祖父华山先生的受业弟子。起初凭借明经身份在太和任教，随即入京担任中书舍人，考中癸未科进士，进入翰林院直至担任侍读学士。曾奉诏编纂《西域图志》和《西域同文志》，对回部地区的山川风土最为熟悉。三次主持省级考试，四次校阅礼部贡院试卷。

凡是舟车能到达的地方，山水的胜景，人物的奇事，没有不写进诗里的，王兰泉司寇说他的诗超过了宋代的范文穆公。著有《筠心诗钞》十二卷。

◎秋室学士仁和余秋室先生名集，乾隆丙戌科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先生为人端庄雅致、修身洁行，擅长书画，尤其精于人物画。历任乡试、会试主考官，因病告老还乡，担任大梁书院山长，后来又担任娄东书院山长。八十多岁时还能写蝇头小楷，在吴门去世。

◎杜芗宫保元和姜杜芗宫保名晟，字光宇，是前明给事中姜采的四世孙。家境赤贫，忍饥刻苦求学，考中乾隆丙戌科进士，授刑部主事，历任刑部尚书、湖广直隶两省总督，加封太子少保。吴中地区考中进士并在刑部任职且精通刑律的人，首推宫保与韩桂两尚书。宫保任湖南巡抚时，偶然看到我的笔墨，于是大力称赞，屡次嘱咐属吏送信来聘请，当时我因母亲年老推辞没有赴任。前后二十年间，南北往来，虽然未曾见面，却有知己之感。

◎榕皋先生吴县潘榕皋先生名奕隽，字守愚，年少聪颖，十六岁时以商籍补入仁和县学生员。考中乾隆壬午科乡试，己丑科进士，殿试名列第七，因引见时未到降为三甲末，等到御试保和殿，钦定为第十名，以内阁中书任用。补官十多年，授户部主事，随即辞官归隐。从此隐居山林四十多年，读书赏画评诗，心神超脱物外，怡然自得。道光壬午年，重赴鹿鸣宴。己丑年，又将重赴琼林宴，当时已九十岁了。因两江总督、大学士蒋攸奏陈，奉旨加四品卿衔，特加恩免其进京，以示体恤老儒的至意。这一年恰逢覃恩，胞侄世恩凭借所得的一品封典封为光禄大夫，先生生有一子名世璜，考中乙卯科探花，也授户部主事，两个孙子都补为博士弟子员。曾作《纪恩诗》十首，海内名公卿唱和的人很多，无不以此为荣。

所著有《三松堂诗文集》若干卷，流传于世。我自幼在吴门游学，与先生成为忘年交，交往最密切，相知也最深。唉！像先生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五福俱全了。

◎二云学士邵二云先生名晋涵，余姚人。乾隆辛卯科会元。乾隆五十七年，我刚入京师，在横街寓所拜见先生。当时他任翰林侍讲，为人质朴自然，德行恭谨，是当今的召伯、春申君。而经学的修明，文章的通达，实在很少有人能与他匹敌。当时萧山王南陔中丞还是秀才，常在先生座中遇到他，畅谈古今，每每直到整天。所著《尔雅正义》可弥补邢昺的浅陋简略，又有《公羊传》、《孟子义疏》等书，未流传于世。

◎黼堂少宰嘉善家黼堂少宰名樾，考中乾隆壬辰科进士，历任官职至吏部左侍郎。年少时擅长书法，历任清贵显要之职。七十多岁时，自己营建生圹，一切丧葬器具，都亲自料理。一天早起，命家人将书籍、笔砚、字画、杂物及生平玩好之物，全部清点，关锁封固，像是要远行一样。

于是坐在后堂，忽然去世。我见过少宰在翰林院时，他的相貌极像赵荣禄的画像。过了五十岁后，两耳下忽然长出长须。到七十多岁时，须发全白，只有两耳下的胡须还是黑的，这也是罕见的。少宰去世二十年后，他的令郎家熙嘱托我刻写神道碑，立在墓左，我在墓舍徘徊三天才离开，当时是道光壬辰年四月。

◎芝岩太史吴县范芝岩太史名来宗，字翰尊，是宋文正公的后人。考中乾隆乙未科进士，入翰林院，告老还乡，当时五十多岁了。范氏原有义庄，积欠累累，不能资助族人，都推举先生主持，清理整顿，一秉至公，不到三十年增置良田一千八百余亩，市廛百余所，每岁

译可以节省万金。文正公的墓原本在河南洛阳县的万安山，文正公祖先的墓在苏州的天平山，都修整得焕然一新。对于子孙中贫困的人，按规定给予钱米，所有的丧葬补助、抚恤以及考试费用都加倍供给。从此义庄又重新振兴，这都是先生的功劳。先生八十一岁去世。著有《洽园诗稿》十八卷。

译鱼山比部冯鱼山先生名敏昌，广东钦州人。考中乾隆戊戌年进士，进入翰林院，改任户部主事。

遭遇父亲丧事回乡守孝，担任南海书院山长，在羊城去世。先生的学问，贯通经史，而诗歌、古文、金石、书画也无不通晓掌握。钦州地处中国极南，与交趾相邻，从明朝至今从未有人考中科举，是从先生开始的。京城士大夫都称赞他是南方的学者。

杜村观察吴杜村先生名绍浣，安徽歙县人。世代以盐业为业，寄居扬州已有一百多年，家境殷实富裕。乾隆乙未、戊戌两科，先生与其兄吴绍烁同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先生精于鉴赏，所收藏的法书名画很多。当时如彭南昌、董富阳、王韩城、刘长沙等各位宰相所进贡的图籍书画，必须经过先生品评题识后才上奏进献。家中藏有颜鲁公《竹山联句》，徐季海、朱巨川告，怀素小草《千文》，王摩诘《辋川图》，贯休《十八应真像》，都是世间稀有的珍宝。

至于宋、元、明人的作品，则是次要的了。嘉庆初年，我每次到扬州，都住在他家，而先生喜欢我的到来，也必定打扫床榻等待我。后来家道中落，不得已捐纳官职为观察，补任河南南汝光道。在任上去世。

秋史诗御扬州江秋史侍御，是前任安庆太守江恂的儿子，考中乾隆庚子年恩科进士第二名。博学雅致能诗，尤其嗜好古碑帖，从周、秦、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金石文字，搜集几乎完备。我在乾隆壬子年于京城初次认识他。当时秋史遭遇太守父亲丧事，赋闲无事，时常互相往来，一谈就是整天，不知道谁是客谁是主了。忽然用一块青田石，高二三寸左右，刻成汉碑样式，极其古雅，上面刻着：“君名德量，字量殊，江都人，太守君的长子。考中进士，官至御史，世代精通古文、金石、书籍，无不甄别综理。于是在乾隆五十七年霜月刻此嘉石，以流传亿万年。”第二年将要守丧期满，在京城去世，大家都认为是碑文谶语。

平阶中丞清平阶中丞名安泰，满洲镶黄旗人。考中乾隆辛丑年进士，为人谦和雅致，能写诗歌，清新而有法度。喜好隶书，也苍劲古朴。而且政事修明，即使是狡猾的官吏也不能蒙蔽他。中丞去世后，公子尚且年幼，他的仆人李某为他刻印诗集，菊溪相国作序。

渊如观察孙渊如观察名星衍，阳湖人。父亲孙勋是举人，任山西河曲县令。观察出生的晚上，祖母许氏梦见星星落入怀中，因此给他取这个名字。幼年聪颖，十几岁时，能背诵《昭明文选》，不漏一字。

长大后，在金陵钟山书院学习。袁简斋太史屡次称赞他说：“天下清才多，奇才少。如今渊如才是天下的奇才。”当时名士，如杨西禾、洪稚存、顾立方、钱献之、汪容甫、赵味辛、吕叔讷、杨蓉裳、黄仲则、何南园、方子云、储玉琴、汪剑潭等人，都对他倾倒佩服。观察尤其喜好山水之游，金石之学，错综经义，泛览百家，以及释道诸书，无不全面贯通，推究本源探求终始。前辈学者中如王西庄、朱竹君、钱辛楣、王兰泉、姚姬传、赵云松等先生，也都无不赞赏他的奇异才华。

乾隆五十一年，才在乡试中举。第二年考中进士，对策符合皇帝心意，以第二名及第，授编修，充任三通馆校理，散馆后以刑部主事任用。随即升任员外郎，除任郎中，总办秋审处。每当有疑难案件，平反核实判决，保全活命的人很多。外放为山东兖沂曹济道，代理臬使，治理政绩廉洁公平，使被诬服判死刑的十余人活命，也不因此怪罪县官，说：“县官确实不完全明白刑律，都是僚属幕友误导他们的。”因此山东吏治为之一变。

遭遇母亲丧事，后来不再出仕，在金陵买房，建造五松园，打算在此终老。当权者聘请他为主讲，如扬州的安定书院、绍兴的蕺山书院、西湖的诂经精舍，培养后学，请教字义的人有一千多人，一时被推为学者。嘉庆八年，因贫困起用为官补授山东督粮道，请求开通东省水利，宣泄卫河，以滋润漕运；增加供给兵米，以体恤满营。又因为先儒伏生、郑康成对圣学有功，地位直在唐、宋诸儒之上，请求设立博士，让他们承袭职位，上奏给抚部。后来刘学使凤诰又认为邱氏是左丘明的后代，与伏生、郑康成并列设立博士。都奉部驳回复未得实行。公事之余，只与两三位志同道合的人稽古论文，著书刻书为事。其他如伏羲陵、阳陵、柳下惠、闵子、曾点、澹台灭明等墓，以及季桓子井，都搜求遗逸，立石标记，使不致失传。又在虎邱创建吴将孙子祠，在金陵重建烈愍祠，在金坛九里镇拓得孔子延陵十字碑，在句容得到三国《吴葛府君碑》，以及梁天监井栏文，在德州得到北魏《高湛碑》，插架盈箱，神与古会。

译六年辛未，因病辞官回到金陵侍奉河曲公。又过了五年，河曲公去世，享年六十六岁。河曲公生平最喜欢刊刻古代书籍，有《平津馆丛书》若干卷。

译兰士太守，灵石的何兰士。太守名道生，与其弟元〇良一同考中乾隆丁未科进士。他为人温和纯正、缜密细致；他行事胸襟开朗爽朗；他写诗文气势磅礴、浑厚浩瀚，不拘泥于一种风格，总要熔铸古今，以抒发自己的性灵。嘉庆五年，他曾担任山东巡漕御史，恰逢我由水路进京，我们在南池行馆欢聚了四五天，饮酒赋诗，成为一时的佳话。后来他出任九江知府，遭遇父亲丧事。守丧期满，调任宁夏知府，在任上去世。著有《方雪斋诗集》十二卷。

宜泉太史，大兴的翁宜泉。太史名树培，是覃溪先生的儿子。乾隆丁未科进士，进入翰林院。他博学雅正、喜好古物，能够传承家学。尤其精通钱币制度，凡是古代的刀币、货布，都能辨识。所著《泉币考》，比洪遵的《泉志》更加精专广博，几乎超过它。听说某处有一枚古钱，即使路途遥远，也一定要亲自前往探访，以此为乐，这是他的天性如此。后来他考中进士，因繁缺知府任用，还未到任就去世了。

仲子教授，凌仲子名廷堪，海州板浦人，他的父亲是海边的灶户。仲子十几岁时未曾上学，到了十三四岁，偶尔遇到读书人，就喜欢切切问这问那。于是熟读《水浒传》，整部书没有一个字记错。

二十多岁时游历京师，开始被翁覃溪先生赏识。从此他淹贯百家，深研《三礼》、天文、律算之学。所作的诗歌，深沉广博、绝美华丽；古文经解，也都有根据；而尤其擅长词曲，即使是老辈学者见到，也对他俯首称服。京城人士知道他的才华，都帮助他捐纳监生资格。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中。乾隆戊申年，我去汴梁，在毕秋帆中丞的幕府中遇到他，他两眼漆黑，奇谈怪论，大家都把他视为异类，没有人与他交谈。他曾与我同住一室，听他言论的深刻，观他文章的妙处，于是对仲子说：“凭您的才华，必定能考中进士。只是福泽稍浅，应当自我勉励罢了。”到了壬子、癸丑年，果然连续考中，会试名列第四，后来补任宁国府教授。遭遇母亲丧事，家境极贫，最终没有儿子。

香杜舍人，长洲的蒋香杜。舍人名廷恩，初名棠，字萼辉。乾隆四十年，我十七岁，在吴门井仪坊胡恪靖公家初次见到舍人。舍人比我大七岁，当时已是吴中名士，与顾西金、张清臣、吴玉松、石竹堂、韩听湫、王铁夫、沈芷生等人齐名。等到各位公相继登科，铁夫也应召试举人，而舍人仍然困于考场，不得已前往京师，在质郡王府做馆师。到了嘉庆庚申年，才考中顺天乡试，随即充任正黄旗觉罗官学教习。多次参加礼部考试未中，于是暗自思忖道：“如今潘芝轩世恩、吴棣华廷琛两位殿试撰官，我都见过他们儿童嬉戏时的样子，如今已是高官了。我打算取‘廷恩’两字改名，或许会有所得。”于是己卯恩科果然考中进士，朝考名列第二，授内阁中书，当时年龄已六十八岁了。

舍人年少聪颖，十一岁时曾在家乡拜见沈文悫公，公让他和近作的诗，舍人提笔立刻写成，有“马依古道嘶残月，蝉寄高枝噪晚风”的诗句，于是大加称赞。舍人的学问，无所不精，所著有《晚晴轩笔述》二十卷、《爱日堂文稿》二卷，又有《晚晴轩诗集》，以及骈体文集各数十卷，都未刻印。道光壬午年十一月，舍人微游淮甸，还在扬州与我相遇，回家后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鹤侣比部，长洲的褚鹤侣先生名寅亮，字〇升，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官至刑部员外郎。他传承惠氏之学，一切以注疏为归宿，精通《三礼》，兼通《公羊春秋》。大概何休的学问，长久以来无人能汇集整理，只有先生与武进庄侍郎存与能会通其学说。六十多岁时请假回吴地，担任龙城书院山长，著书甚多，都未刻印。儿子鸣〇，号观亭，以孝廉身份任湖北通山县知县，能传承家学。

十兰判官，嘉定的家十兰先生名坫，字献之，兄长家塘，考中乾隆庚子科进士。先生以国子监生身份考中乾隆甲午科顺天副榜，就职州判。巡抚毕公认为他才华奇特，奏请留在陕西，补任乾州直隶州州判。先生自幼通晓小学，长大后博览群书，对于汉、唐先儒的学问，无不洞悉底蕴，钻研训诂，判断谨严。著作宏富，没有一个字苟且草率，不是深信确据的，不写进文章。尤其精通篆籀书法。颇为自负，曾刻一方小印曰“斯冰之后，直至小生”。晚年患风痹病罢官，用左手写字，饶有古趣。所藏金石文字三千多种，年老且贫困，都用来换米。他初在关中任职时，曾写信给我说：“奉养七十五岁的老母亲，做三千多里的羁旅之客。”做官二十年才回家，而母亲依然康健如初。起初，先生在关中，兼理武功县印，正值白莲教匪滋事，溢出〇县斜谷口，直躏〇〇，距离武功不过六十里，中间隔着渭河，啸聚往来，焚烧杀掠，邑中百姓大为惊恐。先生率领县民武进

译士绅杨君纠集乡勇一万多人，分别占据要害之地，贼寇观望不敢渡河，当时是嘉庆三年正月二十日。到了二十六日二更时分，忽然有二十多个骑马的贼寇突袭县衙北门，先生急忙开门放兵出击歼灭他们，活捉了其中三人，随即审讯后斩首示众，又增设军器弓弩，淬上毒药，白天巡逻夜晚守卫，整整十二天未曾脱下衣服休息，贼寇这才离去，危城得以保全。州人宋某享有富有的名声，他的土地位于交通要道，州民争夺这块地的人前后有几百人，诉讼从乾隆七年开始，他家已经换了两代人，多次判决又多次上诉不止，案卷堆积如山。先生到任后，唯独不被利益所动，委婉开导他们，宋某于是心悦诚服，竟然捐献土地作为街道，诉讼因此平息。这些都是卓越可记的事迹，不能因为文章而掩盖他的功绩啊。

译蓉庄都转：我们同邑的秦蓉庄先生名震钧，幼年贫苦，以国子监生的身份担任誊录官，因议叙获得提拔，被任命为山东临清州判。正值贼匪王伦作乱，攻陷寿张、阳谷，逼近州城。当时先生代理州政，戒备坚守，不为所动，共十七个昼夜。恰逢钦差大学士舒赫德统领大军会剿，适逢那夜大雾弥漫，哭声震动原野，城中人举着火把查看，见数千人跑到城下环绕呼喊乞命，官军怀疑是贼人，准备发射枪炮。秦先生说：“不可以，来到城下的，都是难民。打开城门接纳他们，如果有意外，我承担罪责。”然而仍担心奸人混入，于是派几百名精锐士兵排列在城门左右，兵器如雪般闪亮，只允许老弱及妇女先进城，其余留在城外，天亮后再盘查然后入城，分别安置在各庙住宿，供给食物，保全活命的无数。贼人平定后，因守城功劳提拔为州刺史，接着调任高唐、平度，升任陕西平凉府知府，随即提拔为督粮巡道，直至两浙都转运使。曾仿效范文正公义庄的成例，置办田地千亩，用来赡养族人。秦氏自明朝以来，科举及第且富有的人无数，未曾有过此举。先生擅长书法，得张天瓶司寇笔法，曾收集古今名迹，刻印《寄畅园法帖》十卷。

香洲先生：吴县蒋香洲先生名耀宗，字思彦，前光禄少卿蒋文澜之孙，刑部员外郎蒋曰梁之子，以国子监生身份依照豫工例报捐知县，历任广东、湖南知县，升任广州府同知，又升任澧州知州，皆因事去职。先生任石城知县时，有监生曹某因杀人被关押在狱，曹某的故乡，邻居张某向来品行不端。县役到张家催粮，张某无法应付，当时已近黄昏，张某偕同县役向曹某借债，推开门户进去，见张某的父亲死在门内，血迹淋漓。张某于是大喊曹某杀了他的父亲，急忙报告县衙。先生查阅案卷，宣告说：“死在门内，曹某杀人还有什么可疑，应当就地勘验。”忽然命令轿夫大搜张某房间，在床下得到木杵，血痕明显，尺寸与伤口完全吻合，于是定为凌迟处死并详报。原来是张某导致父亲死亡，偷偷将尸体藏在门中，县役恰好跟随来到，谎称借债，实际是想让县役作证，人们虽然怀疑张某，却没有人肯为他直言。曹某感激再生之恩，且悔过，于是出资修缮村中的观音阁，早晚焚香，说：“我不是为自己求福，愿祝我蒋父母子子孙孙富贵长寿。”

后来任邵阳知县，代理祁阳知县，都有惠民的政绩，百姓感激他。儿子蒋厚培，官至广西桂林府通判；蒋元复，乾隆丁酉年举人，官至山西榆次县知县；蒋万宁，嘉庆辛酉年进士，官至河南封丘县知县。先生有堂弟名蒋曾龠，字德昭，也积累学问磨砺品行，有醇儒风范，我童年时还看见他在学舍中诵读。后来两个儿子都考中进士，长子蒋泰阶由中书官历官监察御史，次子蒋庆均由庶吉士历知河南杞县，升补知州，八十三岁去世。

艮庭徵君：我在乾隆甲辰、乙巳年间，在吴门教授，开始结识江艮庭先生。先生是惠松崖栋的入室弟子，当时年纪七十多岁，古心古貌，崇尚经学。我曾雪中拜访，见先生穿着破羊皮袄，戴着风巾，正在抄录《尚书集注音疏》，笔笔都用篆书，即使是寻常书信登记，也没有不用篆书的，读者往往张口结舌不能读完。曾说许氏《说文》是千古第一部书，除了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外没有字，除了《说文》之外也没有学问，其精诚信奉如此。毕秋帆尚书听说他的名声，延请到家校对刘熙《释名》，也用篆书刻印。生平不作诗赋时文，而喜欢填词，有《乌云》、《春山》、《樱桃》、《藕簪》、《金莲》等词，柔情旖旎，又极似宋、元人的笔墨。潘榕皋农部说：“看艮庭所学，决非西汉以后人，没想到他老树尚能著花。”嘉庆元年，被举荐为孝廉方正，八十余岁去世。

懋堂明府：金坛段懋堂先生，我在乾隆五十年三月开始结识。后来先生定居吴门，时常往来。

他的学问无不贯通综合，起初受业于戴东原，以顾亭林、江慎修两家的学问考证音韵，确定古音为十七部，条分缕析，成为一书，叫《六书音均表》，确实能穷尽文字的源流，辨别声音的正变。又以许叔重《说文解字》十五篇作注疏，且用来阐发二徐，作《说文解字注》，驳斥诸家之说，消除后学之疑，孜孜不倦，将近三十年才成书。自《说文》以来，没有比这更完备的。先生名玉裁，字若膺，以孝廉身份官至贵州玉屏县知县，有政声。

端卿刺史：元和顾端卿先生名元揆，考中顺天乡试，为果亲王宾客，授浙江龙泉知县，提拔为绍兴府南塘通判，题其堂曰吏圃，自课其子，日坐堂皇，据案著书，俨然如学舍。升任罗平州知州，未赴任，恰逢继母去世。服丧期满，起用补任黔西州知州。端卿居官，不名一钱，而清俸无多，

译他仍然时常分给贫寒困苦的人，即使米缸里没有存粮也不顾惜。到了老年更加自我约束勉励，整天赋诗作画，仍然不停止。

译子居明府，武进人，名敬，乾隆癸卯科举人。他的祖先是汉代的平通侯杨恽，因此以名为氏。恽的儿子杨梁相迁居毗陵，从汉代至今未曾迁徙，南田翁是他的同族。子居凭借官学教习的身份出任浙江富阳县知县。他做官刚方正直，清廉自守，审理诉讼如流水般顺畅，即使是老练的官吏也无法窥探其中的奥秘，当时人们称他为“神君”。他与同邑的张皋闻是莫逆之交，两人都以擅长古文自命。而子居的文章尤为杰出，以韩愈、欧阳修为宗，以理气为主旨，如同长江大河，浩渺广阔，不可测度。遭遇父母丧事守孝期满后，历任江西瑞金、新喻知县，最终因刚方正直被上官忌恨而遭诬陷。后来他跟随一名仆人游历山水之间，几年后去世。我曾写信给他，说：“从前司马迁说过：‘如果方形的榫头想要嵌入圆形的卯眼，它能进去吗？’”实在令人叹息。

春嘘明府，名昶，阳湖人，入籍大兴，考中顺天乡试举人，出任浙江知县，先后代理桐乡、秀水、余姚等县事务，都有惠民的政绩。在余姚时，有一座仙坛，相传阳明先生曾在此降坛。春嘘向来不信，为此辩驳诘问了几件事，乩中都能辩解洗清，于是大为信服，请求拜师为弟子。一天早起，忽然看见阳明先生显形，长须伟岸，高冠玉立，面容如削瓜般清瘦，于是下拜，随即就不见了。因此亲手摹画了一幅像，凛凛然有生气。我曾见过这幅画，即使是老画师也比不上。春嘘学问渊博，不仅精通政事，凡是古文、诗赋、词章，以及书画、艺术诸家，没有不通晓的，尤其精通地理和兵家学说，真是经世济才。后来补任奉天锦县知县，县中人都习武，都不读书。春嘘为此设立书院，浸润教育，不到两三年，考中举人的就有好几人。嘉庆十一年，仁宗皇帝巡幸关东，献赋的有十六人，文教从此大兴。他在锦县任职七八年，治理更加精到，士民感念他的恩德，为他建立生祠。他在任上去世，年纪不到五十岁。

吕叔讷，名星垣，是毗陵七子之一，明初吕殿撰吕宫的后代。凭借明经的身份担任海州学正，得到保举出任直隶邯郸县知县。我曾戏作一首诗寄给他：“自笑书生骨相寒，出门何处是邯郸。早知富贵原如梦，谁肯将来作梦看。愁绪苦长须发短，功名容易别离难。君家老祖如还在，为我先求换骨丹。”叔讷著书丰富，尤其擅长词曲。嘉庆己卯年万寿节，曾填《康衢新乐府传奇》，被世人称道。

大绅先生，吴郡人，名缙，祖籍休宁，入籍成为吴县生员。喜爱写古文，深思精微，游刃有余于百家，积累满溢而流出，充沛无阻。曾担任建阳书院山长，以正学引导学生。生平志趣，大概不可测度，自作《无名先生传》，与瑞金罗台山、长洲彭尺木是莫逆之交，三人都通晓禅理，大概以佛教为归宿。

青湖先生，杭州人，名彭，擅长诗歌，著有《抱山堂诗集》十卷，武林名士一半出自他的门下。先生又有《南宋古迹记》若干卷，搜罗丰富，寄托深远，一生心力都荟萃于此。嘉庆丙辰年冬天，不慎遭遇火灾，可惜啊！

谦士侍郎，是上海赵光禄文哲的小儿子，名秉冲，字砚怀，号谦士。由国子生被召入懋勤殿行走，以勤奋谨慎著称，钦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在南书房供奉，长期在部科卿寺任职，累官至户部右侍郎，加翰林衔，这也是特殊的恩宠。侍郎博雅嗜古，擅长篆书隶书，能摹印，尤其喜好金石书画之学。嘉庆十三年七月，我在英相国所住的近光楼时，侍郎也在澄怀园，朝夕往来，以金石学问互相切磋，怡然快乐。十九年在京师去世，有抚恤典制。

味辛司马，赵怀玉，字亿生，江南阳湖人。是恭毅公赵申乔的曾孙。少年读书刻苦厉行治学，家原本富裕。凭借乾隆四十五年高宗皇帝南巡献赋，赐内阁中书，提拔为侍读，出任山东青州府同知。因母亲去世离职，家境逐渐贫困，更加自我刻励，写出的文章纯粹而典雅，深奥而高雅，一以韩愈、欧阳修为宗。所著有《亦有生斋文集》二十四卷、诗词集若干卷。

渌饮先生，鲍廷博，字以文，安徽歙县人。少年学习会计，流寓浙江，因此安家于此。以冶坊为世业，而喜爱读书，藏书极多。乾隆三十八年诏求天下遗书，廷博独自得到三百多种，携带给浙江学政王杰进献，奉旨以内府所刻《图书集成》一部赐给廷博，乡里以此为荣。廷博曾校刻《知不足斋丛书》二十四集，嘉庆二十年流传到禁中，仁宗见到后，传谕抚臣说：“朕近日读鲍氏丛书，也名叫知不足斋，告诉鲍氏不要改，朕是帝王家的知不足，鲍氏是读书人的知不足。”等到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八集进呈，有旨钦赐举人。

译传为盛事。八十四岁时在家中去世。

译晋斋先生赵巍，字晋斋，浙江钱塘人，是诸生，精通金石文字，堪称当今的赵明诚。家中贫困无以为生，曾亲手抄写秘藏书籍数千百卷，用来换米，终身困苦。

曼生司马陈鸿寿，字曼生，浙江钱塘人。凭借明经科朝考获得知县职位，被分发到广东，两江总督铁保上奏将他留在南河效力。过了很久补任溧阳县知县，多有惠民的政绩，升任河工海防同知，在任上去世。曼生幼年聪颖，能诗善画，精通篆刻，深得丁敬身之法。他高雅地喜爱宾客，敞开胸怀结交文人雅士，所在之处人才汇聚，欣然快乐。五十多岁时去世。

枚庵先生吴翌凤，字枚庵，长洲人。年轻时是诸生，擅长写诗，家境非常贫困，靠做家庭教师维持生计，曾亲手抄写秘藏书籍数十百卷而不显疲倦之色。乾隆五十年，吴中发生大饥荒，于是他带着母亲和妻儿出游，历经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省，共二十多年没有遇到什么机遇，母亲已百岁，枚庵也七十多岁了。我曾写楹联赠送他说：“卖赋卅年惟奉母，浪游千里为寻诗。”晚年居家，仿照渔洋《感旧集》的体例，选录平生交游的诗作编成《怀旧集》十八卷，又有《邛须集》十八卷、《吴梅村诗集笺注》二十卷。

二陆先生吴门陆西屏先生名超曾，幼年通晓文史，补为长洲学生。家原本富裕，能诗且嗜好古物，所收藏的法书名画很多，与其弟白斋先生互相唱和，几乎没有间断的日子。所居之处叫鸭蓝半舫，每当得到一本书或一幅画，必定相对终日，怡然自得。后来因为子侄辈不能守业，各自移居别处，图书典籍也星散无余了。

陆白斋先生名绍曾，字贯夫，擅长篆隶书，精通鉴赏。我小时候喜欢八分书，曾拜他为师。先生平生所见碑帖字画都抄录成编，共二十四函，名为《续铁网珊瑚》、《吉光片羽》，又有《不惑编》、《名扇录》、《游杭书画录》、《刻碑姓名录》，以及《搴云笼烟记》之类，都用小楷书写，他在翰墨上的精勤就是这样。毕秋帆尚书用千金购得了这些书。

雪樵总戎陈广宁，字靖侯，号默斋，浙江山阴人。年少读书能诗，乾隆五十二年，因其叔父陈圣传遇难，荫袭世袭云骑尉，咨报兵部引见，著令回标学习，期满代理绍兴都司。当时制府伍公阅兵到浙东，广宁拉弓射箭五发全中，因此知名。五十八年四月，又代理象山左营守备。象山在东海中，忽然有三艘大楼船停泊在钱仓，怀疑海寇到来，全城惊骇。广宁于是带着两个士兵，驾着小船出海查询，原来是西洋英吉利人的船只来进贡。于是上船呼唤他们的翻译，夷人都穿着窄衣戴着羽帽，兵器如雪般闪亮，广宁从容地对翻译说话，先宣扬我中华大皇帝的威德，所以特意派遣官员护视你们国家来朝拜的意思。宣读完就坐在宾客席位，会见两位贡使，两位贡使点头信服。临行时，用金盘奉上几种宝物，广宁一概不接受。

嘉庆元年，有诏书举荐孝廉方正，乡里的先生一同保荐，广宁极力推辞不接受，说：“盛名不是我所应该承受的，如今在军门供职，报恩有所凭借，岂敢与老儒竞争进取呢？”这一年温州、台州所属地区屡次遭受海寇抢劫商民，巡抚吉公亲自前往督剿，广宁跟随前往，一切军书奏折都出自他的手。大功告成返回省城，补任海昌海防守备。那地方濒临海边，风雨潮汐，出入尖山、塌山、范公塘等处，每年修筑花费巨大，抚军命令广宁分担此事。八年春，援引工赈例捐升阶级，选任福建督标右营参将。不久因大府保举，升任本标中军副将。当时海盗蔡牵正在海疆作乱，劫掠民船。广宁在军需局任职，不久奉大府檄文出五虎门巡视洋面，飓风大作，波涛如山涌起，他不避艰险，遍历岛屿。随同壮烈伯李长庚商议灭贼计策，目视营阵指挥谋划，都切中要害，李长庚非常高兴，认为广宁有文武之才。

十二年冬，代理汀州镇总兵官，又继任代理建宁、漳州两镇总兵官，都能整顿士兵，巡逻海岛，声威严肃。十八年，有旨升任安徽寿春镇总兵。入京觐见，仁宗召对，询问广宁出身履历，颁赐克什。到任不久，又调任山东兖州镇总兵。第二年，兖州所属地区发生饥荒，广宁与郡守捐出俸禄施粥，又预先借贷府库，普遍加以赈济，活人很多。九月十日，忽然得到直隶长垣教匪倡乱的消息，立即挑选精兵起行前往。行至巨野，又听说定陶、曹县有杀害官员陷落城池之事，而金乡又再次告急，当即分兵派守，一面飞速调集各营士兵齐赴曹州，听候守御。

当时曹州人惶恐疑惑，一天数次报警，广宁亲自督率诸将搜查奸细，又檄令附近各州县团练、乡勇严加防卫，以等待大军。不久抓获贼匪王朝栋等二十余人斩首示众，贼人听说后稍微退却，而金乡的包围也解除了。当此时，山东巡抚童兴提兵也到了曹州，

译奉朝廷寄谕：“现在大军尚未集结，总兵陈广宁不得轻率独自赴敌”等语，广宁听闻后，更加振奋勤勉。当时各路贼寇正窥伺东明，占据滑县，包围浚城，气势极为嚣张，波及相邻的三省。广宁认为本标兵将可用，请求先出击贼寇，防止其蔓延合并，进而侵入山东境内。于是率领军队分三路围剿，从仿山到安陵集，边杀边追，歼灭贼寇无数。等到全军奏报胜利，山东全省因此安定。当时有嫉妒他的人，向经略某公争辩，于是被参劾。仁宗皇帝知道他的贤能，不予追究。调任云南腾越镇总兵。广宁上奏说：“如今开州尚未平定，滑县尚未攻破，请求暂留军营，待大功告成后再赴新任。”奉旨依议。恰逢抓获伪知府王学礼、伪总兵朱文盛等一百七十八人，也附片奏闻。十二月，滑县平定，撤兵回兖州，交接印信，连夜进京。皇上召见，询问山东战功业绩，奏对符合圣意，又赏赐克什等物，谕示说：“云南是重要托付，不得稍有延误。”

译广宁当天就离开京城，加倍赶路迅速出发，走到潜江时去世，享年五十岁。

广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本性天生而成，对朋友非常真诚，而对于文章辞章、金石书画，没有不精心研究的，著有《寿雪山房稿》，当时朝廷中的权贵如韩城、大兴、诸城三位宰相，韩桂ぎ、黄左田两位尚书，以及袁简斋、梁山舟、王梦楼三位太史，都称赞他。

◎秦参将中有位叫秦标的，是盱眙人，年轻时在县里做小吏。嘉庆初年，同房的科某因为侵吞赈济款的事被下狱，罪行应判充军，向秦标大哭说：“我上有老母，妻子年轻，而且没有儿子，如果我走了，请你为我周济急难。即使死在他乡，也会感激你。”秦标慷慨地说：“我只有一个人，没有什么牵累，愿意替你充军。”于是向官府禀报，改口供自己认罪，于是发配秦标到陕西。恰逢教匪在四川、湖北闹事，蔓延到陕西，一路荆棘丛生，秦标充当乡勇协助官兵，屡次立功，被议叙为守备。过了三年，教匪平定，而军期也满了，于是回乡，起初补任千夫长，屡次提拔到海州钱家坎都司，随即升任仪征参将。秦标通晓文墨，有将帅谋略，能写诗和古文，画山水、花卉也颇得生趣。我在淮阴都督府认识他，畅谈了很久，俨然一位书生，真是奇人。

●丛话七。臆论◎五福《洪范》中的五福，以长寿为首。有富贵而长寿的人，有贫贱而长寿的人，有在深山僻壤中修行的僧道因修养而长寿的人，未必都认为是福气，为什么呢？现在有人活到八九十岁甚至超过百岁的，别人看他则羡慕为神仙，视为人瑞，他自己看自己却像系在葫芦上一样束缚，像多余的肉瘤；至于亲戚故旧，十个中没有一个存活的，举目都是后生小子，不知道可以和谁说话。而且世事如棋局，新花样层出不穷，并没有快乐，只增加感慨。或者耳聋眼瞎，或者牙齿脱落头发秃尽，或者老病丛生，而沉溺于床褥之间，或者每次吃饭都哽噎，而手脚麻木不仁，虽然子孙满堂，同堂五代，不过是保留个名字而已，怎么能说是福气呢！

《洪范》五福，富贵排第二。我认为富有是极其痛苦的事，是怨恨的根源。有尊贵而富有的人，有卑贱而富有的人，有靠种田而富有的人，有靠经商而富有的人，富有的方式不同，痛苦的万状，怎么能说是福气呢？

大概做一个富人，谈何容易，必须耗费心力思考几十年，抛弃三纲五常，断绝七情六欲，花费半粒粮食就像失去金珠，拔掉一根汗毛都感到痛痒，因此越吝啬越富有，越富有越吝啬，才能积累到巨万，称为富翁。如果慷慨尚义，随手挥霍，银钱容易散尽，不能富有。有人反驳说：“种田、经商的富有，或许是这样，但如果现在的吏役、长随、包漕、兴讼之类的人，有一件事而富有的，有一句话而富有的，又何必几十年耗费心力思考呢？”我回答说：你没看到吏役、长随等人中有因为一件事而贫穷的，或者因为一死而贫穷的。总之，就像沟渠的充盈，冰雪的积累，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如果种田、经商的富有，譬如围河作坝，聚水成池；然而不能太满，一旦风雨坝开，也可以立刻干涸，要知道来得很难而去得很容易。

《洪范》五福，第三是康宁。大概五福之中，康宁最难，一家几十口人，高矮不齐，难道没有疾病，难道没有事故。现在的人既然长寿了，既然富有了，而不康宁，以致子孙寥落，诉讼频繁，或者水火为灾，或者盗贼时常发生，那么长寿、富有又有什么用处呢！

有人问：长寿、富有不是福气，什么才是福气？我说：长寿不是福气，康宁是福气；富有不是福气，喜好德行是福气。人生几十年中，不论穷达，如果能够行事快乐，知道满足，又何必追求耄耋期颐的长寿呢？如果能够满足衣食，知道礼节，又何必追求盈千累万的富有呢？

人生全福最难，虽然圣贤也不能自主，只有喜好德行，却在自己，所谓有大德行的一定能得到他的地位，一定得到他的俸禄，一定得到他的名声，一定得到他的长寿。然而人生长短穷达，难道有一定吗，宁愿修养德行而等待它，不要丧失德行而败坏它就可以了。

有生前的福气，有死后的福气。生前的福气，长寿、富有、康宁是也；死后的福气，留名千载是也。生前的福气多么短暂，死后的福气多么长久。然而短暂的却有实在，长久的都是空虚。

所以张翰有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持一杯酒。”这话很妙。

◎三教同源儒家以仁义为宗旨，释家以虚无为宗旨，道家以清静为宗旨。现在秀才何曾讲仁义，和尚何曾说虚无，道士何曾爱清静，只有利这一个字，实在是三教同源。秀才用时文骗取科举功名，僧道用经忏骗取衣食，都是利。科举功名一旦得到，就千态万状，无所不为，衣食一旦丰足，就穷奢极欲，也无所不为；而追问他们所谓的仁义、虚无、清静，都茫然不知。从此秀才骂僧道，僧道也骂秀才，究竟谁是谁非，都要说都没有对的地方。然而其中

译也有稍微懂得道理法度，并且能以圣贤仙佛为心的，不过是在亿千万人中才有一两个人罢了。

译◎天道与人道

自古以来，谈论天道的人，都用吉凶祸福来比喻它。我认为天道就是人道，人道就是天道，天道不可勉强，人道也不可挽回。为什么这么说呢？凭着尧舜的仁爱，他们的儿子却都不贤；凭着禹汤的仁爱，却不能不生出像桀纣那样的子孙；凭着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既生出了周公，又生出了管叔蔡叔；凭着孔子的圣明，却幼年丧父，老年丧子，奔波忙碌，终身没有遇到好的际遇；凭着颜回的贤能，却在三十二岁时去世；这些都是不可勉强、不可挽回的。天地是化生万物的，却会有水旱、瘟疫、战争的惨祸；人心是最灵明的，却会有贫贱、夭折、杀戮的忧患。所以说，天道就是人道，人道就是天道。

◎君子与小人

君子和小人，都是上天所生。如果让天下人都成为君子，上天做不到；如果让天下人都成为小人，上天也做不到。《易经》说：“君子之道兴盛，小人之道消亡。”那么，小人之道兴盛，君子之道消亡，这也是天地盈虚的变化，也是阴阳运作的时机。

实行仁义的是君子，不实行仁义的是小人，这是笼统的说法。却不知道君子之中有千百个等级，小人之中也有千百个等级。有身为君子却行小人之道的，有身为小人却行君子之道的；有外表像君子内心像小人的，有外表像小人内心像君子的，不能用一种标准一概而论。

◎宽容与明察

天地的道理崇尚宽容，所以君子和小人共同生存；鬼神的道理崇尚明察，所以行善作恶必定有报应。帝王就是天地，天地如果不宽容，百姓就会混乱；臣子就是鬼神，鬼神如果不明察，奸邪之人就会横行无忌。

◎富贵与贫贱

富贵像花，不会早晚就凋谢；贫贱像草，经历冬夏依然常青。然而霜雪交加，花草都会枯萎，春风突然到来，花草都会繁荣。富贵贫贱，生灭兴衰，是天地的常理。

大事上判断，小事上算计，这是富人的通病；小事上熟悉，大事上玩忽，这是贵人的通病；而都未能把握中道，所以富贵不能长久。我曾经论述过，好花像富贵，只能看三天，富贵像好花，也不过三十年。能在三十年后再开出一株，轮流凋谢轮流开放，才称得上长久。然而世间哪有永不凋谢的花，不败落的富贵呢！

富人拿着算盘计算，心思纠结身体劳累，这是富有却仍然贫穷；贵人深夜乞求怜悯，奴颜婢膝，这是尊贵却仍然卑贱。像这样追求富贵的人，我不愿意。

◎五谷与蔬菜

五谷蔬菜之类，在经史子集中记载的不少，有的古代有现在没有，有的古代没有现在才有。我每每留心观察，又把《尔雅》和明代人的《农圃六书》互相详细校对，才知道古今名称种类，各有不同。大概五谷蔬菜，必须顺应土地的性质，因地制宜，才能繁衍生长，但也随时更换，总没有一定的标准。就像《禹贡》所记载的，“其田地等级为最高”的，现在成了最低；“其田地等级为最低”的，现在成了最高。

◎鸟兽草木

我五六岁时，父亲教我《尔雅》，所见的鸟兽草木，都能辨认。等到长大后奔走四方，所见的鸟兽草木，又各不相同。到了五十岁以后，偶尔回到故乡，忽然园中掉下一只鸟，红头白尾，长腿短翼，又有几茎草花，苍翠缠绕藤蔓，黄白可爱，都是小时候未曾见过的。

才知道天地化生万物，轮流更替，不能用一种标准拘束，只是人们不留心罢了。由此看来，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鸟兽草木，与现在的鸟兽草木，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变化，只是用古书图画来证明，争论纷纷，实际上相差千里。

◎援墨入儒

业师金安安先生有诗句说：“一官骗得头全白。”推而广之，人生富贵功名，声色货利，以至翻云覆雨之事，哪一样不是骗局呢？甚至骗到身后的名声，可悲啊。所以佛家有五蕴皆空、六根清净的说法，一笔勾销，非常痛快。然而我认为，毕竟六根清净，才能奠定圣贤的基础；果真五蕴皆空，才能谈论仁义之道。如果一旦陷入骗局，就会至死而不醒悟。这话并非援儒入墨，简直是援墨入儒。

◎忠厚之道

诚实的人，我应当以诚实对待他；巧诈的人，我更应当以诚实对待他，这才是忠厚之道，不要以为我的心思，别人不知道。察觉别人的欺诈，不表现在言语上，这其中有无限的意味。

◎覆育之恩

锡山北门外冶坊有个叫王仙人的，喜欢饲养珍禽奇兽，大家称他仙人。乾隆己酉年六月，我在汉口遇见仙人，见他寓所里养着一只小鹿非常温顺，架子上有只白鹦鹉，能说天子万年、吉祥如意等话。他自称曾经得到一只猴子，高不过六七寸，和老母鸡同宿。猴子索要食物，鸡啄庭院中的虫蚁喂养它，猴子不理会，猴子也将所吃的果栗给鸡，久而久之竟然成了母子。猴子每晚睡觉，鸡必定用两翼覆盖保护，成为常态。又芜湖缪八判官也喜爱饲养禽兽虫鱼之类，在扬州做官

译粮厅，驻扎在邵伯镇，我路过时去拜访，锦鸡在座位上鸣叫，白鹤在庭院中行走。那里有一只孔雀生了两枚蛋，取来交给母鸡孵化，半个月多后，果然孵出两只小孔雀，一雄一雌。缪某非常高兴。两只小孔雀渐渐长大，身高二三尺，仍然把母鸡当作母亲，飞翔、鸣叫、栖息、进食，时刻跟随，完全不知道自己羽毛色彩斑斓；而母鸡的一举一动、停歇起居，喔喔地呼唤，也不知道彼此族类不同。大凡养育之恩，即使是禽兽也知道，似乎比人更加真切。唉！

译难道人还不如鸟吗？

◎烘开牡丹 我曾经说，现在的人既然已经富有了，还能再增加什么呢？回答说：捐官。有捐官后财富增加十倍的人，也有捐官后立刻陷入贫困的人，总之就像用炭火烘烤盛开的牡丹，它枯萎很容易到来，即使有雨露的滋润，难道还能再次开放吗？所谓“如果不烘烤，花瓣掉落或许会晚一些”，这话非常准确。

商人做官，固然通过捐纳出身；僧道做官，必须谋求方丈职位。然而也要看运气，看做法，做得好自然可以穷奢极欲，做得不好终究不免托钵沿门乞讨。

◎恩怨分明 《史记·信陵君列传》中，有人议论说：“别人对公子有恩德，公子不可以忘记；公子对别人有恩德，希望公子忘记。”这话最妙，但总不如“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两句话正大光明。现在看到有人在恩怨上分得清清楚楚的，我认为终究不是君子。

◎贫乏告借 凡是亲友因为贫穷匮乏来告借的，也是不得已，不如随我的力量稍微资助他才是对的。因为借很容易，还很难，索取频繁，怨恨由此产生。如果稍微给予他一些，那么别人可以对我忘情，我也可以对别人忘情，彼此两忘，这才是善道。

◎为善为恶 大凡做善事的人，其后代必定兴盛；做恶事的人，其后代必定败落，这是常理。我说做善事如同积蓄钱财，积蓄久了，自然致富；做恶事如同摆弄刀兵，摆弄久了，怎么能不受伤呢？这也是常理。

◎不多不少 银钱这东西，原本不可少，也不可多，多了难以运用，少了难以进取。因为运用要费心，进取也要费心，从此一生劳碌，日夜不安，人也就随之衰惫了。必须不多不少，又能知足节制来管理它，那么就会宽裕有余了。我年过六十，还没有白发，无不称羡，认为我一定有养生的秘诀。一天，我和一个富翁、一个寒士坐着谈话，两人年纪都没过五十，都须发苍老，精神衰败了。于是问我修养的方法，我笑而不答，分别后我对别人说：“银钱这东西是怪物，让人头发变白。”说的是一个太多，一个太少。

◎不贫不富 商人适宜富裕，富裕了利息就会不断滋生；僧道适宜贫穷，贫穷了淫邪恶行就少至。儒者适宜不贫不富，不富就不会淹没性灵，不贫就可以专心学问。

◎官久必富 俗话说“做官久了必定富裕”。既然富裕了，必定不能长久，为什么呢？有人说，今天衣食充足的人，都是昔日的民脂民膏，哪里值得依赖呢？一旦败露，家产被没收，被官吏差役分割偷窃，人心汹汹，霎时间都完了，可叹啊。我曾经吟诵某公抄家诗说：“人事如同筵席散场，杯盘狼藉听任群奴。”

◎收藏为旺 虞山江蕴明曾经问闵处士铭说：“术数家说水在冬天旺盛，为什么到了冬天反而衰落？”处士说：“意思是把收藏当作旺盛。”这话最有意味。现在大富大贵之家，如果能事事收敛，谦退而行，自然可以大而久，这就是收藏为旺盛的意思。

◎治家 《易经》说：“家人高高在上，悔恨严厉吉祥。妇女孩子嬉笑，最终吝惜。”然而我看到家人高高在上而操切太过的人，不但吉祥，凶险悔恨随之而来。我看到妇女孩子嬉笑而和蔼可亲的人，岂止不吝惜，家道兴盛啊。总之，治家以和平两个字为主，即使治国又何尝不是这样。

权力归于上层的，只希望贤良的子孙，子孙大多良善，他的家就昌盛；权力归于下层的，不可以听从奴仆，奴仆掌握权柄，他的家将衰败。

◎早起 古人有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所以凡是早起的人，那人必定勤奋，这是富裕的基础；晚起的人，那人必定懒惰，这是贫穷的基础。现在有人白天睡觉晚上活动，自以为舒适惬意，却不知道奸盗邪淫的事，由此产生，士农工商的职业，由此败坏。

◎种田 古人说，“耕种应当问奴仆，纺织应当问婢女”。这是腐儒的话。这种人，真所谓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不知道耕种艰难的人。像我这样的人，虽然不自己耕种吃饭，但对农工的事，了如指掌。因为生在田间，从小熟闻，又能留心察听，所以知道得特别详细，有奴婢所不完全知道的。

耕读两件事，明显是两条途径，而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大凡种田的人，必须亲自劳作，才能有益，如果雇人种田，不如不种，即使主人明察，指挥得当，也不行。因为农业这一件事，算尽锱铢。每亩田地，丰收年岁不过收米一二石不等，试想佣工的人工食用度，加上钱漕差徭各种费用，计算每亩所得已去掉大半，剩下的无几。或者遇到灾年偏灾，那么全部功劳尽弃。

然而漕银岂可拖欠呢？差徭岂可免除呢？总计起来，亏本折利，不几年间，家资荡尽，这是种田的人求富反而贫穷了。所以我说不必亲自劳作，才能有益。

秀水王仲瞿孝廉和我讨论区种的方法，大骂现在种田的人

译我笑着说，田地的耕作古今不同，不能拘泥于一种方法而一概而论。区种法虽然始于伊尹，但古代的方法已经失传。嵇康在《养生论》中也提到区种法，说一亩地可以收获一百斛粮食，然而从晋代到现在，很少有人实行。这就像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不能治理好国家，反而足以危害百姓。总之，种田以勤劳节俭、顺应农时、督导管理有法度为主，这就胜过区种法了。

译水利方面，南北方的风土条件适宜不同，种植的作物也不同，比如长江以南稻谷成熟才算有收成，长江以北豆麦成熟才算有收成。

然而一年的丰收，完全在于雨水适时，如果雨水不在恰当的时候，就会造成局部的灾害了。我年纪刚满六十，已经遭遇过两次大旱。一次是乾隆五十年丁未年，一次是嘉庆十九年甲戌年，即使是江南烟波浩渺的水乡，也都变成了赤地，到处干涸，禾苗全部枯死，看在眼里令人心痛。禾苗得到水，就像婴儿吃奶，奶水已经枯竭了，婴儿怎么能活下来呢？所以凡是地方的公事，最重视的是水利。现在拥有田产的富户完全不关心，一到旱年，束手无策，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将怎么面对百姓呢？

大江以南的各府州县都种植水稻，而田地有高低之分，大概低田怕水涝，高田怕干旱。我的家乡高田多，低田少，每逢旱年，支流河道干涸，禾苗立刻枯死。全乡的人告诉保长，将几十上百辆水车，移到有大河水的地方，把水车进支流河道，用来灌溉禾苗田地，这叫做踏塘车。塘车一踏，租米就全部欠下，租米全部欠下，那么官家的粮食就无处筹办。所以有田产的人家，往往陷入困境，先买米来缴纳赋税，后买米来作为口粮。饥民的困苦尚未缓解，而官府的催征已经紧急，这是有田产反而被田产拖累的原因。推究其根本原因，总在于不讲究水利的缘故。大概官河运河是有司官员的事，支流河道、池塘是居民的责任，不知道哪一年淤塞，那么居民哪一年就穷困，人们自己却察觉不到罢了。

我曾经在王南陔中丞的宴席上看见两位县令进见，中丞问两位县令说：“你们县城周围有几里？有几座城门？”两位县令支吾其词，茫然不能回答。我在旁边不觉暗自好笑。城池的大小，作为县令尚且不知道，又怎么知道水利的畅通与阻塞呢？所以凡是在东南地区做官而关心民间疾苦的，必须先明白水利，再谈论田赋，这是治理的根本。

产业方面，凡是购置产业，自然应当以田地为首选，集市商铺次之，典当行和店铺又次之。然而田地有水旱之患，集市商铺、典当行有风火之灾，都要看主人的家运，家运好就日益兴盛，家运坏就渐渐衰败。也要看主人的调度，调度得当，自然能发大财，享大利；调度不善，虽然早晚经营，只会越做越穷罢了。

子弟方面，向来读书做官的清贫人家，忽然出一个子弟，精于会计，善于经营谋划，这个人必定富裕。向来努力耕种、安分守己的殷实人家，忽然出一个子弟，喜欢谈论风雅，笃好琴棋书画，这个人必定贫穷。

立志方面，大凡英雄豪杰，他们的志向必定与常人不同。司马迁说韩信虽然还是平民时，他的志向就与众人不同，是对的。然而我看见败家的子弟，他们的志向也与常人不同。有个某公子最爱唱曲，每次登台，必定装扮成小旦，惊艳绝伦，观看的人赞叹佩服。有个某富翁的儿子最羡慕长随，啧啧称道，不到几年，家产荡尽，竟然当了长随，实现了他的志向。可见贤与愚的区别，只在一念之间罢了。

吃亏方面，“吃亏”二字，能终身践行，可以受用不尽。大凡人要占些小便宜，必定会吃大亏；能吃些小亏，必定会有大便宜。

无学方面，功名富贵，未到手时，望着它好像在天上，一旦到手后，也不过如此。然而从此便生出无数波折，无数窥伺，既得患失，劳碌一生，而最终不醒悟的，是因为没有学问的缘故。所以诸葛武侯在《诫子书》中说：“学习必须静心，才能必须通过学习获得，不学习就无法增长才干，不静心就无法成就学业。”

谨言方面，遇到富贵人切勿谈论声色货利，遇到庸俗人切勿谈论语言文字，宁愿沉默不言，也不要逞口舌之快而招致祸患。这是我过去告诫儿辈的话，可以作为座右铭。

所业方面，人没有不从事某种职业的，有所职业就可以生财，用来作为一年的费用。又必须坚忍操持，那么一年如此，明年又如此，积累久了，自然有盈余；即使没有盈余，也不至于受冻挨饿了。凡是子孙众多的，一定要让他们各自从事一种职业，职业成就而知道节俭，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现在看见世家子弟，既不读书，又没有一种职业自给自足，整天嬉笑，坐吃山空，忽然沦为游手好闲之民，从此就不可救药了。奴仆、差役，做盗贼、当娼妓的，难道是天生的吗？

利己方面，今人已经富贵骄奢了，而又丧尽天良，只想着利己，不想着利人，总不想一想死后，虽然家资巨万，金玉满堂，还是你的东西吗？其中略有心良的，不过留给儿孙享用几年，否则四分五裂，立刻散去。先父曾经说，有人多积蓄财产遗留给子孙，不如少积蓄财产来培养子孙。

习气方面，子弟不能持家，虽然是家运使然，但也由习气造成，这是中等以下的人不可以谈论高深道理的。曾经看见某相国的子弟开设赌博场，某相国的子弟开设蟋蟀场，某殿撰、某侍郎的儿子喜欢当优伶，某孝廉在街上乞讨，某进士困在旅店死而无钱安葬，都是确实发生过的事。唐代权文公不自弃的文章，说房玄龄、杜如晦的子孙倚仗他们的富贵，

译骄横奢侈、纵欲享乐，只知道宴饮作乐，当时被称为酒囊饭袋；等到时局变迁、命运转移，饿死在沟壑之中，多得无法计算，由此可知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译◎拒绝客人，士人相见之礼，自古以来就有，从未听说有拒绝客人作为礼节的。大凡王公大人，越富贵则宾客越多，宾客越多则越拒绝客人，这是形势使然。王梦楼侍讲出任江南太守，去拜见总督和巡抚，刚到达官署，以至于肚子饿口渴，打哈欠疲倦地坐着，最终也没能见到一面。他曾经有诗说：“平生跋扈飞扬的气概，在官厅坐一坐就消尽了。”诵读起来令人齿冷。从前苏子瞻担任凤翔判官，陈希亮担任府帅，用下属的礼节对待他，入府拜见有时也见不到。子瞻《客位假寐》诗说：“同僚不通情理，愠怒的神色显现在胡须上。虽然没有性命的担忧，暂且再忍耐片刻。”也是这个意思。

相传裘文达公担任尚书时，最喜欢提拔奖励后辈，体恤贫寒之士，因此宾客朋友日益增多，车马日益兴盛，没有不被接见的客人。每天早朝回来，邀请宾客朋友聚集在一个厅堂，而自己坐在末座，一一询问交谈，如果有还没吃饭的，就留下吃饭，让宾客朋友吃饱喝足欢欣而去，而私下求见的这类人从此杜绝，爱士贤良的名声也因此更加显著。家恬斋担任翰林时，曾经拜见一位大官却被拒绝，心里非常厌恶他，等到他担任太守，升迁至方伯，客人来必定接见，以清廉作为政务，以礼貌代替礼物，客人也欢欣而去，没有怨恨的人，这都是不拒绝而达到拒绝效果的方法。

有人说：“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见，孺悲想见孔子，孔子以生病为由推辞，那么孔子也曾拒绝客人了，你认为这不是礼节吗？”我回答说：“孔子拒绝阳货，是抑制权势，拒绝孺悲，是明确教诲，与寻常拒绝客人不同。然而孔子周游列国，奔波劳碌，最终没有遇到赏识自己的人，又怎么知道不是阳货、孺悲这类人从中阻挠压制呢？这是可叹的。”

“拒绝客人”这两个字，不知道轻慢了多少人物。有的人有不得不办的事，有的人有增进益处的良言，有的人要剖白冤屈诬陷，有的人带着诗文向有道之人请教，有的人乘船坐车跋涉千里而来，有的人并无事求，只以见到一面为荣，未必都是有求而来，如果一概拒绝，恐怕不是处世之道。我看见有一位某比部，富有而狂妄，曾经拒绝客人，结果被客人出卖，以至于家破人亡，羞辱自身，这难道不值得警惕畏惧吗？

佛道寺院，有客堂，有主客师，让四方游人，善男信女，都可以稍作休息，有来礼佛的，有来布施的，从来没有拒绝客人的礼节。现在富贵人家也有宾馆，有客座，原本就是用来接待客人的。如果主人外出，或者实在无暇，或者恰好有公事，或者偶然患病，也可以让主人的朋友陪同，询问因何事而来，有什么要说的。如果拒绝，必定产生众怨，众怨一生，便多流言蜚语，实在不是处世保家的道理。难道富贵人家反而不如佛道吗？

◎凶器兵器是凶器，人人都知道躲避，却不知道钱财也是凶器，人人都知道趋附，为什么呢？钱财这种东西像水火一样，多不得，少不得，用得得当就为善，用得不得当就为恶。不仅作恶，还可以杀死自身，杀死子孙，以至于家产瓦解消散而不自知，所以说也是凶器。

◎骄奢新城王阮亭先生的家法，凡是遇到春秋祭祀以及吉凶喜庆等事，各穿其应得的服饰，然后行礼；如果子弟已经入泮（考中秀才），才换穿蓝衫，他的妻子也戴银笄穿练裙，否则终身穿布衣。我五六岁时，我们家乡风俗尚且朴素，与王氏颇为相同。不论官宦贫富人家的子弟，通称某官，有功名才称相公，中过乡榜的也称相公，允许穿绸缎衣服。如今过了五十多年，则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都是轻裘，女人都是锦绣。货物越贵，而服饰越华丽，不知道其中的缘故。

现在富贵场中以及市井暴发之家，有奢有俭，难以一概而论。其中暴殄天物最严重的，莫过于吴门（苏州）的戏馆。当开席时，喧哗嘈杂，上下千百人，一时聚集，真所谓酒池肉林，饮食如流水一样。尤其在五、六、七月天气蒸热之时，虽然山珍海味，顷刻变味，随即丢弃，以至于猪狗都不能吃。唉！暴殄天物如此，却还不知道爱惜吗！

《新序》说昌邑王把帽子赐给奴仆龚遂说“现在用帽子给奴仆戴”，这是把臣子当作奴虏畜养。查考古代奴婢都是有罪的人充当，所以没有冠带，用来区分贵贱，辨别上下。《墨子》说：“君子穿得华美就增加恭敬，小人穿得华美就增加骄傲。”话说得深刻啊！

◎醉乡时值升平，四方安乐，所以士大夫都崇尚豪华，而尤其喜欢狎邪之游。在江宁则在秦淮河上，在苏州则在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在天宁门外的平山堂，画船箫鼓，几乎没有空日。

妓女中擅长一种技艺的，如琵琶、鼓板、昆曲、小调，没有不是从小学习的，间或也有能诗画的，能琴棋的，也不止一人。流连终日，传播一时，才子佳人，芳名共著。然而因此丧身破家的有，因此败名误事的有，而人不知醒悟，譬如饮酒

译（他）常常沉醉于酒乡，这究竟是何种心态呢！

译◎收成 大凡稻苗、禾稼、豆类、麦类、花卉、果实、蚕桑以及一切种植劳作，总须勤勉健壮地培植，自然能繁盛茂密，然而也要看后来的收成如何。对人也是如此，任凭那些享尽人间福禄、富贵功名的人，也要看他们老年的结局如何。如果结局不好，不能全推给命运，也是由于自己不知止足、不识分量、不会收束的缘故。

◎名利 《易经》说：“善行不积累，不足以成就名声。”《孝经》说：“立身践行道义，使名声显扬于后世。”《论语》说：“君子背离仁德，怎么能成就名声？”可见仁德与名声，原本是相辅相成的，见到利益要思考道义，以道义为利益。孟子说：“何必谈利益，只要有仁义罢了。”可见道义与利益，也是相辅相成的。后世既然将名利与仁义分为两途，已经失去了圣人的本意，而又将名与利分为两途，那就离正道越来越远了。

名利二字，原本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只看其公私之间的区别罢了。喜好名声而忘记利益，是君子的做法；喜好利益而忘记名声，是小人的做法；追求名声而计算利益、计算利益而追求名声，是常人的做法。我见过名声不成、利益不成的，却没见过不求名不求利的人。如果真的不求名不求利，不是成了仙佛，定是像禽兽。

◎神仙 自古以来秦王、汉武帝，都仰慕神仙，寻求长生的方法。我认为生与死，死与生，就像草木的花，开开谢谢，才有理趣。《列子》说：“死与生，是一往一反。”如果活着而不死，仅仅保留这具身体，有什么意味呢？丁令威归来，人民已非昔日；刘晨、阮肇出山，亲友零落，至于城邑房屋变更，没有一个人相识。在这个时候，正将伤心悲痛之不暇，还能逍遥极乐吗？难道只有寡情少义、忍心害理的人，才能成为神仙吗？

◎贪巧 贪官污吏在春秋时就被歌唱，巧宦在晋宋时被瞩目，自古已然，不足论也。贪巧而通晓民事的，尚有人心；贪巧而不懂民事的，则连禽兽都不如。为什么呢？虎狼嗜食人肉，我知道它们是虎狼，避开它们即可；鹦鹉能言，我知道它是鹦鹉，饲养它即可。人如果到了不能避开、不能饲养的地步，危害万民，危害天下，将用什么来抵御呢？如果让他们做尧、舜的臣子，岂止流放、杀戮而已！

◎雅俗 富贵近俗，贫贱近雅。富贵而俗的人比比皆是，贫贱而雅的人，则难找其人。

必须在俗中带雅，才能处世；雅中带俗，可以资生。

◎培养 大凡一花一木，虽然得到雨露自然的恩惠，但想要其本根繁茂，花叶鲜新，非培养不能做到。先父偶然种了数十盆凤仙花，放在庭院台阶上，早晚灌溉，颇费精神。等到花开时，干枝万蕊，五色陆离，竟有生平未经见过的奇景。第二年灌溉稍懈，仍是单叶常花，平平无奇了。由此可知培养人才，也是如此。有人说：“每见丛莽中时常露出一枝好花，那么是谁培养它的呢？”我说：“本根有花，虽不培养，也能开放；然而狂风撼动其枝，严霜欺凌其叶，我看它虽有花也不舒畅了。”

子弟如花果，原本要培植，如所种的是牡丹，自然开花；所种的是桃李，自然结实；如果种的是丛竹蔓藤，怎么能强迫它开花结实呢？虽然培植终年，只会更加厌恶。

◎夤缘 每见官宦中有一种夤缘钻刺之辈，至老不衰，一旦下台，恍然若梦，门有追呼之迫，家无担石之储，在此人固自甘心，而其妻子者将何以为情耶？我曾有《游山诗》云：“踏遍高山复大林，不知回首夕阳沉。下山即是来时路，枉费夤缘一片心。”盖为此等人说法耳。

◎顺逆 人生顺逆之境，亦难言之。譬如行舟遇逆风，则舍橹上纤，迟迟我行。或长江大河，不能施纤者，惟有守风默坐而已，见顺风船过去，辄妒之慕之，未几风转，则张帆箭行，逍遥乎中流，呼啸于篷底，而人亦有妒我羡我者。我曾有诗云：“顺逆总凭旗脚转，人生须早得风云。”然既遇顺风，张帆不可太满，满则易于覆舟。一旦白浪翻天，号救不应，斯时也，虽欲羡逆风之船而不可得矣。

◎宽急 有人问富人快乐在哪里，回答说不过一个“宽”字罢了；穷人痛苦在哪里，回答说不过一个“急”字罢了。然而处富者常急切，天下皆是，处贫者常欣然，实少其人。所以孔子说，“贫而乐，富而好礼”，都是人所难的。如果颜回箪瓢陋巷，不改其乐，非有圣贤工夫，未易言也。

◎贫富 贫是天下最妙的字，但守之则高，言之则贱。每见人动辄言贫，或见人夸富，最为贱相。我说动辄言贫，其人必不贫。

译看见有人炫耀富有，这个人必定不富有。由此可知，身处富贵却不谈论富贵，才是真正的富有；身处贫困却不谈论贫困，才是安于贫困。

译◎刻薄

我们家乡有一位富翁，最喜欢说刻薄的话，曾经对别人说：“钱财，是我的仆役；各种工匠和技艺人，是我的子孙；官吏和绅士，也是我的子孙。”有人责问他，富翁回答说：“我用钱财役使这些子孙，哪有不服从命令的呢？”这话虽然刻薄，却切中人情世故。

我曾经说，发财的人必定刻薄，正因为刻薄，所以才发财；倒霉的人必定忠厚，正因为忠厚，所以才倒霉。

◎同此心

同样是这颗心，但运用的方向各有不同，用在善处就是善，用在恶处就是恶。所以说，人能用对待自己的心去对待君主，就是忠臣；用疼爱儿子的心去爱父母，就是孝子。

孩童刚入学堂，就怀有追求功名科第的心；官员刚步入仕途，先存有归隐山林、享受逸乐的念头，所以读书的人很少能有所成就，而做官的人很少能清廉。

安心于行乐的人，即使在繁华的市井也像在山林之中；醉心于富贵的人，即使身在山林也像在朝堂市井之中。

◎不足畏

王安石凭借新法登上宰相之位，专门用理财和严刑来迷惑扰乱他的君主，并且说“天象的变化不值得畏惧”，这就是他成为小人的原因。我认为，这好比父母教导儿子，接着发怒，将要鞭打他，也可以说不值得畏惧吗？这一定是应当改过向善，才可以做儿子的。

◎关学问

水火、盗贼、战争刑罚、灾荒、徭役以及一切人世间的艰难之事，没有不可以磨砺我的才能、增长我的智慧的，不要说这与学问无关。

◎不会做

年轻人每逢遇事，就说“我不会做”，这是大错特错。凡事做了就会，不做怎么能会呢？又每做一件事，就说“暂且等到明天”，这也是大错特错。凡事要做就做，如果一味因循拖延，会耽误终身。家鹤滩先生有《明日歌》最为精妙，附记在这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大才智

有才能却急于显露自己的才能，是小才；有智慧却急于显露自己的智慧，是小智。只有默默观察事态的发展，不动声色，而提前调处安排，思虑患难并加以预防，这才可以称为大才智。

◎回头看

我看见市场上卖画的人，有一幅画，前面一人骑马，后面一人骑驴，最后一人推车而行，上面题写着：“别人骑马我骑驴，后边还有推车汉。”这是警醒世人的话，所谓将有余与不足相比。有题在张果老画像上的话说：“举世千万人，谁比这老汉？不是倒骑驴，凡事回头看。”

这也是妙语。

◎人身一小天地

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存，所以人身像一个小天地，阴阳五行，四季八节，在身体之中，都能运行转化。初生到十五六岁，是春天；十五六岁到三十多岁，是夏天；三十岁到四十多岁，是秋天；五十、六十岁就完全是冬天的景象了。所以二十岁以前，病一次，就长进一次；如果四十岁以后，病一次，就衰老一次。就像春天，下一场雨，就暖和一次；秋天，下一场雨，就凉爽一次。

◎凡事做到八分

风雨是不可缺少的，但过度就成为狂风淫雨。所以凡人处事，不要做得过分，只需做到八分，如果做到十分就过分了。如果一定要做到恰到好处的地步，不是真有学问的人不能做到。

◎厚道势利之别

凡是遇到忠臣孝子以及品行可师、文章传世者的子弟，必定恭敬地行礼，这是厚道的人。

凡是遇到大臣贵戚以及豪强富商有钱有势者的子弟，必定恭敬地行礼，这是势利之徒。

◎得气长短厚薄

人禀受天地之气，有长短厚薄的不同，万物都是这样，何况是人呢？试看花草之类，有春天就枯萎的，有夏天就枯萎的，有秋天就枯萎的，有冬天就枯萎的。虽然松柏经过霜雪不曾凋谢，但到了明年，春气一动，也要落叶。所以知道人有夭折的，有盛年死去的，有活到七八九十甚至百岁的，不过是禀受之气的长短厚薄罢了。

◎过人

不是圣贤，谁能没有过错，只要不害怕改正罢了，改过迁善罢了。天下只有有过错的君子，绝对没有没有过错的小人。我们与人交往，舍弃短处而取长处就可以了，但一定要辨明君子和小人的界限。苏文忠公说：“我眼中所见，没有一个人不是好人。”这是真正君子的存心，所以他一生吃亏，但也因此一生落入小人的圈套中而最终免于祸患。

◎俭

《晏子春秋》说：“对自己吝啬，对别人不吝啬，叫做俭。”谭子《化书》说：“奢侈的人心常贫穷，节俭的人心常富有。”所以我们确立品格，应当从节俭开始。凡事一旦节俭，那么谋生就容易满足，谋生容易满足，那么对人就没有争夺，也对人没有求取。无求无争，那么闭门静坐，读书谈道，品格怎么能不高呢！

◎苦

乡下农民进城，看见官员出入，仪仗庄严，便羡慕他们，视之如有仙凡之别，却不知道官员堆积如山的文书案卷，诉讼

译诉讼案件繁杂，其痛苦程度是农民的十倍。而那些做官的人，在处理公务、受人牵制、迎来送往的时候，往往说：“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归隐田园的乐趣，或者在山中采药，或者在水边垂钓呢？”却不知道打渔、砍柴、耕种这些事，其痛苦程度又是官员的十倍。

译◎悭 有人问：有致富的方法吗？回答说：有。比如堆山，将土一筐一筐地堆积上去，自然就会富有了。

然而有三大难关：从十两银子积累到百两银子最难，这是进入第一关；从百两银子积累到千两银子更难，这是进入第二关；从千两银子积累到万两银子尤其难，这是进入第三关。过了这三关，就会一天比一天富裕了。还有秘诀呢，问是什么秘诀，回答说：“吝啬”。

◎累 古人曾说，儿子多就是累赘。我认为天下凡有一件事就有一个累赘，有一件物品就有一个累赘。富贵功名，情欲嗜好，哪一样不是累赘，难道只是儿子多吗？所以君子知道这些是累赘，却一定要按照仁义去行事，那么他的累赘就逐渐减轻。小人不知道这些是累赘，反而用私欲去滋长它，那么他的累赘就越来越重。因此道家没有累赘，崇尚清静；佛家没有累赘，体悟空虚；圣人没有累赘，践行仁义。

田地是利益的源泉，也是累赘的首要来源，为什么呢？因为天下太平，田地就是利益；天下动荡，田地就是累赘。

把田地当作利益，大富就要到来；把田地当作累赘，大祸就要到来。

◎醒 人生一切功名富贵得意的事情，只要人一死，就变成子虚乌有；梦中一切功名富贵得意的事情，只要人一醒，也归于没有。当人活着的时候，哪里还会考虑死亡；当人在做梦的时候，哪里还会考虑醒来呢？所以人生一世，变化万千，如果能把凡事看空，就可以称为仙佛；如果能把凡事遵循道理，就可以称为圣贤。

●丛话八。谈诗 ◎总论 白居易让老妇人理解他的诗，成为千古佳话，我也认为诗歌不是帷帐内的私密之言，什么人不可以谈论呢？

然而不可以谈论的人却有几类：擅长八股文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诗；乡里中自命清高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诗；市井小人营营于权势利益的人，也不可以和他谈诗。如果和这些人谈诗，不如和老妇人谈诗。

诗文家都有三个要素：理足、意足、气足。理足则精神饱满，意足则含蓄蕴藉，气足则生动活泼。理与意都辅助气而运行，所以尤其必须以气为主，有气就生动，无气就死板。但是气有大小，不能一致，有的像看春空的云彩，舒展卷曲没有痕迹；有的像听幽涧的泉水，曲折流畅；有的像削去泰山、华山的山峰，苍然耸立；有的像勒住奔驰的马，截然而止。瞬息万变，难以形容，全在作者自己领悟。

沈德潜与袁枚论诗，判若水火。沈德潜专讲格律，袁枚专取性灵。

自从沈德潜编选三种《别裁集》出版，诗人日渐减少；自从袁枚《随园诗话》出版，诗人日渐增多。然而格律太严格固然不可以，性灵太显露也是毛病。

我曾经论述诗歌没有固定的格律，看古人的诗就是格，诗中合乎节度的就是律。诗歌是表达志向的，志向人人不同，诗歌也人人不同，各有天赋，各有下笔风格，如同云的流动，水的流淌，不可以用格律来拘束。

所以韩愈、杜甫不能强迫他们去写王维、孟浩然的诗，温庭筠、李商隐不能强迫他们去写韦应物、柳宗元的诗。如同松柏的本性，傲雪凌霜；桃李的姿态，开花结果，怎么能强迫松柏开花，逼迫桃李傲雪呢？《尚书》说“声音依循咏唱，律吕调和声音”，这就叫做格律。

古人通过诗歌观察风俗教化，后人通过诗歌抒写性情，性情有中正和平、奸恶邪僻的不同，诗歌也有温柔敦厚、急促浮僻的差异。性灵，就是性情，顺流溯源，要归于正道，这是诗歌的根本教化。如果完全取法性灵，那么难道要把樵夫牧童的歌谣都当作诗人吗？要知道笙、镛、筝、笛，都不可废弃，《国风》、《雅》、《颂》，孔子一并收录，总要看其性情的偏正而已。

唐代五言古诗经历了几次变化，概括来说，夺取了魏晋的风骨，改变了梁陈的俳优风气。譬如书法，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都步两晋、六朝的后尘，只是加以整齐罢了。至于李白、杜甫两家又当别论，然而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俨然像阮籍的《咏怀》，杜甫的《前后出塞》、《无家别》、《垂老别》等篇，也像曹操的《苦寒行》、王粲的《七哀》等作品。

七言古诗以气格为主，如果没有天赋的高妙，笔力的雄健，音节的铿锵，是不容易谈的。

尤其需要沉郁顿挫来表现，细细阅读杜甫、韩愈的诗就能明白。如果没有天赋、笔力、音节这三者，而勉强写七言古诗，这就好比在秦庭举鼎而折断膝盖一样。我常劝子弟不要轻易动笔写七言古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为宗，以吴伟业为体，即使著作盈尺，终究是旁门左道。

诗歌之道，如同草木之花，逢时而开，全是天工，并非人力。追溯其来源，萌芽于《诗经》，生枝布叶于汉魏，结蕊含香于六朝，而在唐代盛开，到了宋元则花谢香消，残红委地了。偶尔也有一枝两枝晚开的花，大多精神薄弱，叶影散乱，不再有盛开时的光景。至于明代的前后七子，则又是刮绒通草之类的假花，

译想要超越自然的造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努力。

等到本朝，文坛的枝叶再次繁茂，各种流派竞相绽放，到了高宗、仁宗两朝，这种繁荣景象尤为兴盛，确实能够抒发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各家诗人的精华，并且能自创新意，然而也绝对没有把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各家诗集当作唯一读物的人。

译花的开放与凋谢，实在是由时节决定的。虽然花朵烂漫开满园子，却与世事无关，那么人们又何必辛苦作诗，又何必刻印诗集呢？

用酱覆盖、用酒糟覆盖，确实是有原因的。

每当看到选诗的人，总是把“盖棺论定”这句话横亘在胸中，只收录已经去世的人的诗，我却认为不是这样。

古人的诗，有的凭一首诗流传，有的凭一句诗流传，无论这个人是否在世，只选取那些值得流传的诗来选录就可以了，不能用修史的体例来要求它。然而也有因为人而保存诗，因为诗而保存人的情况。因为诗而保存人，这是选诗；因为人而保存诗，这不是选诗。

诗人的出现，总需要名公卿的提倡，不提倡就不会出现。比如王文简与朱检讨，是清初的提倡；沈文悫与袁太史，是乾隆中叶的提倡；曾中丞与阮宫保，是近时的提倡。然而这也如同园中花的开放，江上月的明亮。为什么呢？曾中丞担任两淮运使时，刻印《邗上题襟集》，东南的士人，都纷纷向往追随，唯恐来不及，等到他总理盐政时，又是另一番境界了。阮宫保担任浙江学政时，刻印《两浙〇轩录》，东南的士人，也都纷纷向往追随，唯恐来不及，等到他总制粤东时，又是另一番境界了。所以知道琼花吐露艳丽，只在芳春时节烂漫；璧月含着光辉，只在十五之夜团圆，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蒙古法时帆先生擅长作诗，尤其精通五言律诗，被世人传诵。有一天我在京城府邸拜见先生，他索要我书写一块小匾额，题为“四十贤人之室”。当时吴兰雪舍人也在座，于是询问典故。先生说：“从前的人评论五言律诗如同四十贤人，其中夹杂一个屠夫酒贩都不行，而且四十人中又必须人人相知，心心相印，才能达到绝妙的境界。”我说：“看这个，那么凡是古今体的五言、七言诗都是这样，如同人的身体，稍微有一点痛痒，就会全身不适。”先生和兰雪都认为我说的话有道理。

有个某孝廉作诗，善于使用冷僻的典故，尤其精通佛家的书籍，所以他写的诗很多，没有一篇晓畅易懂的。有一天，他给我看两首诗，我闭口不能读，于是对人说：“记得年轻时诵读李、杜的诗，似乎首首都明白。”听的人大笑。这才明白诗文一道，用意要深切，立辞要浅显，不可取用冷僻书籍和佛家经典夹杂其中。只看古人的诗文，不过是把眼前常见的几千个字搬来搬去，便成了绝大的文章。于是知道圣贤的学问，也不过是将伦理常道、日常事务，终身践行，便成为希贤希圣，并非有六臂三头、牛鬼蛇神那样的奇异之处。

口头言语都可以入诗，用得合拍便成了佳句，如归真子的“无可奈何仍话别，不曾真个已魂销”，〇溪弟的“未免有情终〇〇，明知无益却思量”，都很妙。

元代中峰和尚咏雪诗说：“冰云四合雪漫漫，谁解当机作水看？”近人咏牡丹诗说：“漫道此花真富贵，有谁来看未开时？”这是诗家先后一层递进的方法。

作诗容易造作，难于自然。苏东坡曾说能道出眼前的真实景象，就是佳句。我曾经在灯下诵读前人的诗，每当有佳句，就拍案叫绝。一个妾在旁，问为什么如此妙，试着请我解释。我为她讲解，她说：“这是自然的景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我笑着说：“我所称道的，正是因为它自然。”

唐代窦Н论书法深入细微，没听说他的书法超过欧阳询、虞世南；司空图论诗深入细微，没听说他的诗学超过李白、杜甫，于是知道善于治病的人不认药，善于带兵的人不谈兵。

◎以诗存人唐〇字仙〇，一字孺含，是常熟葑溪人，是明朝的诸生，擅长歌诗。甲申、乙酉年后，就弃官离去，在沙溪、直塘之间教授学生，以此终老。与长洲汪钝翁友善。钝翁为他的诗作序，认为假使陆游、范成大在世，与先生在文酒之会上角逐，即使是善于评论的人也不容易分出优劣。

他推崇重视到了这样的地步。现在他的遗集没有流传，我偶然得到几首，记录在下面。《破山寺》说：“松光澹阴阴，数里度林樾。精蓝隐深翠，恍与前山绝。峰回壑自幽，地破泉迥合。神物无端倪，诸天有迁越。摩挲古桧庭，挑藓读残碣。如闻老龙吟，叫{穴条}风涛杂。山僧寡威仪，客至懒酬接。晚钟戛然鸣，投瞑命回辙。”《桃源涧》说：“群溜争有托，一迳入深杳。清响散高林，暗流出浅草。石脉互起复，安所穷杳渺。潜羽静不飞，幽花寂相照。久立神智生，返浅湿芒╂。不见桃花红，弥径翳松茑。闲心淡忘归，避世苦不早。武陵何必优，肯与外人道？”《江楼》说：“江楼望不极，飒飒乱帆回。落日千家郭，秋风万里台。但闻南雁至，不见北书来。孤客正愁绝，那堪画角哀。”《拟出塞》说：“将军猿臂志成灰，马上琵琶去不回。偏向沙场留胜迹，明妃青冢李陵台。古战场边蟋蟀吟，月寒沙白夜阴阴。”

译悲凉的胡笳声呜咽作响，在三更时分响起，唤起了渴望封侯、远赴万里的雄心壮志。仙佩又自号为雪井老人。

译吴乔，又名殳，字修龄，是昆山人。他才华高超，学识渊博，尤其擅长写诗。王阮亭曾经称赞他说：“善于学习《西昆体》。”陈其年赠给他的诗中也有“最爱玉峰禅老子，力追艳体斗《西昆》”的诗句。然而观察他的诗句，必定深沉雄健，情感多含感慨激愤，正不仅仅是在涂脂抹粉、步趋杨亿、刘筠等《西昆体》诗人而已。

他所著的诗集名为《舒拂集》。我只见过他的七言律诗一卷。《寒食虎丘》写道：“王泽潜消帝座倾，黄腰白帜遍神京。金瓯不闭千重险，麦饭谁浇十二陵？一半山光埋朔雪，五分花气落春冰。香鞯宝毂相娱赏，肯信江淮只两层？”《登北固山》写道：“渺渺川原坐榻前，村村瞑色乱吹烟。江边铁瓮城三里，云外金焦石二卷。今夜且呼京口酒，明朝重泛渡头船。生平不忘中流楫，每到登临便怆然。”《雪夜感怀》写道：“酒尽灯残夜二更，打窗风雪映空明。驰来北马多骄气，歌到南风尽死声。海外更无奇事报，国中惟有旅葵生。不知冰冱何时了，一见梅花眼便清。”

康熙末年，有一位叶先生，名景高，号菊〇，是太仓的秀才。他笃实好学，喜爱古事，擅长写文章，尤其专心致力于诗歌。他喜欢游览，走遍云南、贵州、福建、广东等地。晚年厌倦游历，在张泾之上买了田地，建造了学耕草堂，因此自号学耕老人。现在没有人知道他这个人了。他的诗风平和渊深典雅，可以直接媲美盛唐。《明月山次韵》写道：“窈窕如螺髻，青青倚远天。虹飞深涧曲，寺耸小山巅。秋雨浮岚湿，晴波落涧圆。吟怀堪寄托，待照我归船。”《清平道中》写道：“细雨迷征骑，凉ざ动客衣。午晴云气薄，秋老树声微。参错山邱稻，青葱石径薇。前头沽酒店，买醉兴先飞。”《怀俞心在符又鲁兼寄柴胥山二首》写道：“俞子真同气，符生实妙才。如何一别后，不见尺书来。异地仍留滞，伊人切溯洄。穷愁应似我，时命岂须哀。”“踪迹千山隔，心期万里通。翦灯同听雨，挥翰各临风。梦别江城近，思深云树穷。西泠富篇什，早晚遗诗筒。”《华盖洞》写道：“径通云外寺，春锁洞中天。白石炊香饭，红浆醉老禅。鸟随疏磬下，人趁夕阳还。仙杏初经眼，一枝红欲燃。”《客舍对雨感怀》写道：“春光三月暮，亻孱亻愁负花期。好约寻芳侣，来吟对雨诗。园林红剩萼，鬓发白添丝。堪笑支离态，衰羸只自知。”

《过洞庭湖同青崖弟作》写道：“连天一色碧玻璃，帆影湖光望眼迷。铜柱山高人迹少，洞庭水阔雁行低。芳洲兰杜秋风老，远岸蒹葭绿树齐。骚雅吾宗推令弟，题诗直到夜郎西。”《早春感兴》写道：“万里江天客未还，小楼搔首对蛮山。吟邀春色千峰冷，寺度钟声半榻闲。细雨绿萌愁外草，残杯红驻醉中颜。茫茫归思情应剧，鬓落边城几点斑。”《便水驿早发》写道：“晓乌啼向驿门前，便水茫茫早放船。仰面人家看不见，午鸡声出乱山巅。”《漫兴》写道：“细数残花到夕阳，独倾村酒问春光。可能借得东风力，吹落侬头两鬓霜。”抄录这几首诗，以保存他的事迹。

我十三岁时游览虎丘，在店铺里看见一把旧扇子，用一百文钱买了下来，上面有两首七言律诗，写道：“长夏成诗未附书，今来把读是冬初。琴中雅调惟孤澹，笔下陈言早破除。寒雨平添津岸阔，衰杨远映水亭疏。相思一见为经岁，又待梅开访佛庐。”“自恨摧颓逼暮年，况兼多病少安眠。几枝晚菊经霜后，百种秋悲在雁先。匿影不成键户计，取讥真待买山钱。何妨旨酒看君饮，但对清淮易惘然。”后面题着“先著稿为大瓢先生正”，于是询问先著是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等到长大后，读了《国朝别裁集》，才知道先著字迁夫，是四川泸州人，流寓金陵，有《之溪老生集》，有人说他是明朝末年的遗老。

华氏是我们县的望族，至今依然兴盛。小时候在表兄华性焉家见到华硕宣的一卷诗，写作都很精妙，向他的族人打听，没有人知道。己卯年春天，偶然在友人的破旧书籍中得到一册，才知道华硕宣字养圣，是鹅湖人，康熙年间秀才，七十多岁去世，自号东篱居士。读他的诗，五言律诗最为精妙。

《题友人园亭》写道：“小筑深林里，幽怀独往还。乱云封竹径，野鹤护花关。松老鳞方密，梅欹藓自斑。《南华》初读罢，萝月照人间。”《闻笛》写道：“横笛秋江上，江空夜更清。韵随风暗度，愁向月

译明生。杨柳离亭泪，梅花故国情。无端添别恨，进作断肠声。”《登塔》云：“孤塔倚霄汉，登临象外幽。乱山排槛入，远水接云流。日月檐前过，楼台天际浮。遥看霞五色，极目是神洲。”《和友》云：“雨过江皋净，移舟落照间。兴同孤鹤旷，心与野云闲。古涧闻寒水，疏林见远山。欣然载尊酒，访菊扣花关。”《湖上》云：“何处堪栖隐，湖滨烟柳庄。溪声常到枕，花影半侵床。拂石眠苍藓，敲诗倚夕阳。忽惊鸥鹭起，渔笛响沧浪。”《贞女》云：“秦楼引凤曲，幻作断肠音。未识生前面，难移死后心。

译只知因为道义深重，并非是因为感情深厚。白白辜负了丝萝相依的约定，闺房中泪水沾满了衣襟。《僧舍梨花》写道：“打算进入罗浮山中的洞穴，清疏的香气沿着小径相通。淡淡的烟雾让人疑惑远近，明月让人领悟到空灵的境界。雪后的影子映在幽窗之外，诗情在清晨的梦中浮现。早晨来时轻轻带着雨意，寂寞地对着东风流泪。”《归鸦》写道：“在遥远的水边残破的村落外，乌鸦争着飞翔，在傍晚的晴空中噪鸣。早晨在梁园看见它们的影子，夜晚在楚国的帷幕下听到它们的声音。落叶让人愁于霜冷，惊飞的栖鸟嫉妒月亮的明亮。孤独的琴声幽远，还像是在树林那边鸣响。”

《喜晴》写道：“从梦中醒来听到鸟儿细碎的叫声，知道是报告新晴的消息。云散后春衣显得单薄，花儿迎着清晨的太阳明亮。红桥边烟雾中的柳树颜色，紫陌上管弦乐的声音。好听那香风中的乐曲，在芬芳的郊外踏草而行。”《春游》写道：“红杏依偎在江岸，青山延伸到城门。小船横在春水的渡口，人们醉倒在落花村里。娇美的鸟儿酬答歌声的韵律，香风散去了雾气的痕迹。美好的游览应该不知疲倦，回到庭院时已是黄昏。”

徐荔村有《岁暮寄内诗》写道：“双手空空，一年又将结束，西风吹来，心情和鼻子都感到酸楚。依靠别人，自己嘲笑像冯唐那样年老，作客他乡，谁可怜范叔的寒冷。写到家书时落下千点泪水，算来回家的计划十分艰难。这身躯只当从军而死，连累你青鸾镜中的身影孤单。”当时徐荔村正客居如皋，我们家乡的陶学博陶国果正担任校官，他的夫人顾氏偶然看到这首诗，读后流泪，对学博说：“县里有这样的人，能让他流落不归吗？何不替他谋划一下。”

于是夫人自己典当簪珥来倡导，同窗的诸生听说后，也凑钱赠送，使他早日回家，这件事远近传颂。又有闺秀宋蘅皋，名之淑，是李轮霞的妻子。李轮霞长期客居未归，宋氏寄给他《秋夕感怀》写道：“银鸭炉中香烧尽，打开碧窗，闲庭风起，露水清凉。梧桐影里秋天如水，蟋蟀声中夜晚渐渐变长。千里的关山增添了离别的梦，十年的羁旅回忆他乡。低头害怕看见团圆的月亮，只怕天涯的人也断肠。”唉！怎么能有像顾夫人那样贤德的人厚厚地赠送他，团聚他们天伦之乐呢。

“人从绝〇如鱼贯，马入寒林列雁行”，这是和致斋公相随围猎的诗。查庾子山《游猎》诗有“石关鱼贯上，山梁雁翅行”，似乎就是本于此。然而我认为和相未必心中有此诗而用其典故，也是偶然相同罢了。和相有《嘉乐堂集》，是他的儿子驸马公丰〇殷德所刻。听说驸马也擅长诗、古文，只是自己不收拾整理。樊学斋主人曾经对我说过。

我在癸酉年秋天因事前往云间，路过昆山，因风受阻停船，于是登岸散步到草堂寺，看见壁上挂的扇面，有沈师濂七律四首，其中一联写道：“文坛耻于说自己是偏将，酒国甘愿居于附庸。”可以想见他的抱负。遍访此人，没有人知道。

有人咏雁来红诗写道：“汉使传书托付给便捷的鸿雁，上林苑一箭射下西风。至今血染阶前的草，一度秋来一度红。”此诗很妙，不知是谁所作。近来友人张映山也有诗写道：“塞鸿嘹唳菊花凋零，庭院中的幽丛故意出奇。这草独自没有迟暮的感慨，不花却能放出艳阳时的光彩。粗枝大叶风流自在，绿意红情夕照知晓。想要写秋容传晚节，画图还觉得不如诗。”又蒋伯寅的“秋深忘岁晚，叶老代花开”一联，也很妙。

县令邵公名〇风，山阴人，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出任我们县的县令，去官后改名无恙，字梦余。

陈云伯年轻时曾跟他学习诗，他的诗秀骨天成，不是当时同辈所能〇及的。《登徐州城楼》写道：“霜引边声来朔塞，日摇河色上城楼。”《北固山看雪》写道：“云痕四合沈诸岛，雪色中开见大江。”《栖霞放舟》写道：“青山入梦成知己，明月同舟当故人。”

《秋夜》写道：“鹤影倦依凉月立，雁声寒带夜霜飞。”都是名句。邵公死后，云伯为他刻印了他的诗。

徐湘浦司马的儿子德泉名珠，性情冲淡，诗情幽逸，如花开在绝塞，雁唳在清秋。七古尤其雄健，有《读友人侯贞友焦山诗题后》一首写道：“文章擅长变幻，造化多雄奇。

阴阳没有轨范，山川有特殊的姿态。长江从西边来一万里，发源于岷蜀向东注入这里。奔冲直下少有归束，金焦两山相对峙。海门扼锁气势不泄，万古中流作砥柱。金山像贵人，焦山像隐士。

苍岩翠壁睨视欲无，青螺点点浮在春水中。山灵奇气自钟秀，侯生蕴蓄天所授。凭轩诗句挟海涛飞，拾级语言侵山骨瘦。焦先不可作，江月投山坳。眼前名士独醉倒，狂歌唤起春江潮。情于此放，诗于此豪，幻想欲跨云中桥，横空万丈连金焦。安得尔我相招要，看君落笔青天高。”

古代奴婢都有罪的人为之，称为臧获，然而婢女之中也有等级，有素来敏慧通音律，或善于炊爨能持家的，即使是渔童樵青，也不过供驱使尽执役而已，未曾听说有以美丽而得名的。近来士大夫家喜欢蓄养美婢，而青楼尤其多，题以雅号

译诸如惜花、采香、待月、绣春这类雅事，然而甘蔗旁生，荔枝侧出，似乎善于修饰眉目的女子不可没有这样的陪衬。马药庵有《赠婢改子诗》四首，写道：“阿母传呼两字‘妍’，新题锦瑟改么弦。曾闻丫角依兰姊，不信蟠根是李仙。绰约二分笼靥浅，<立令><立屏>六寸称肤圆。多情也似雕梁燕，相傍乌衣已十年。”“碗脱娇姿绝代夸，管城分荫托琅邪。俭妆未肯依时世，清韵真堪拟大家。绿绮窗前金可铸，白团扇底玉无瑕。阿谁空学夫人样，那比芳名艳榜花。”“丁棱仙侣有方干（指子山），联袂寻春扣绮关。时复中之音呖呖，翩何迟也步珊珊。周旋翻累当筵立，平视惊从隔座看。多谢小红真解事，金筒玉碗许频餐。”“一饮琼浆百感生，蓝桥梦影尚分明。平添杜牧重来恨，久负罗敷已嫁盟。未免有情空复尔，似曾相识转怜卿。欲将细语从头问，怕听鹦哥唤客声。”

译四首诗堪称绝妙。

◎以人存诗 宗尧，字二巍，辽东广宁卫人。康熙七年，他十八岁，凭借父荫出任常熟县令，精明敏捷，仁慈宽厚，当时人们称颂他为“神君”。他的《病中咏怀》写道：“三年花县锁江烟，南国风流事渺然。云外锦峰餐秀色，瓯中琴水拂廉泉。流亡满目愁填壑，水旱焦心欲问天。草野不肥吾貌瘦，强将憔悴弄冰弦。”据查，宗公去世时年仅二十一岁，详情见县志。这首诗大概是宗公当时为医士陆显甫题写在扇面上的，陆氏子孙至今仍然珍藏着。

南城曾宾谷中丞，以著名翰林的身份出任两淮转运使，历时十三年。扬州地处东南要冲，当时四川、湖北尚未平定，军情文书频繁到来，官员往来奔驰，每日忙得不可开交，而中丞却早晨接待宾客，白天处理公文，夜晚诵读文史，神态自若。他在官署中开辟题襟馆，与当时的贤士大夫互相唱和，如袁简斋、王梦楼、王兰泉、吴谷人、张警堂、陈东浦、谢芗泉、王葑町、钱裴山、周载轩、陈桂堂、李啬生、杨西禾、吴山尊、伊耐园，以及公子述之、蒲快亭、黄贲生、王惕甫、宋芝山、吴兰雪、胡香海、胡黄海、吴退庵、吴白庵、詹石琴、储玉琴、陈理堂、郭厚庵、蒋伯生、蒋藕船、何岂匏、钱玉鱼、乐莲裳、刘霞裳等各位先生时常往来，比起《西昆酬倡》来，几乎有过之而无不及。中丞曾在九峰园举办秋〇契之会，赋诗道：“昨得兰亭春〇契砚，便思招客兰亭游。兰亭去此一千里，春〇契故事知谁修？扬州虹桥亦名胜，冶春词句今传讴。渔洋遗韵继者少，百有余岁空悠悠。今年三月动佳兴，颇乏知己相赓酬。〇来名士稍长集，江天雨霁开凉秋。安江门外水新涨，浩荡岂可输闲鸥。棹歌声发古渡头，蒹葭深处清而幽。浓春桃李反嫌俗，秋〇契之乐前无俦。南园水木况明瑟，九点烟岚出庭侧。砚池一曲含风漪，倒影奇峰岳莲碧。我携〇契砚适来此，一洗寒泉翠欲滴。此池为我〇契砚开，此峰为余砚山石。异哉此会非偶然，兰亭之人几曾得？座中名士咸叹息，复有丹青润州客（指陆晓峰）。明朝写出秋〇契图，洗砚之人宜可识。”当时唱和的人很多。我家乡徐阆斋孝廉的一首诗尤其精妙，附记于此：“春秋二七逢秋〇契，故事千年人不记。《鲁都》赋手建安才，《临河》叙录兰亭字。兰亭茧纸昭陵收，此文未入文选楼。一时诗句总寂寞，细毡碑打蛟龙愁。秋〇契主人有秋骨，白面绣衣持玉节。锦带红迎吉庆花，金樽绿泻银河月。直教江水作流觞，江月照客江花香。园中九峰欲飞去，齐吐云气天苍凉。群贤少长列坐次，知公今年三十四。右军修〇契三十三，公长一岁应兄事。前日公携春〇契砚，新诗扬州家传遍。今朝又作秋〇契会，观者人人尽称羡。残醉江皋寄采笺，风流不让永和年。相思一夜秋兰发，花里新吟秋〇契篇。”

回想乾隆戊申年，我曾与阆斋一同客居秋帆尚书在河南的幕府。那年七月，尚书升任两湖总督，我返回江东，阆斋因为参与编修《卫辉府志》，独自留在汴梁，他送诗道：“我留黄河边，送君黄河口。黄河八月浪连天，白日蛟龙挟船走。因君寄信报平安，家有高堂可健餐？春来更望长安去，愁绝天涯行路难。”唉！像阆斋这样才华出众、容貌俊美的人，未能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最终凭借军功试任县令，郁郁而终，真是可悲啊！

阮云台宫保在嘉庆元年提督浙江学政，对于诸生中擅长某一技艺的人，必定将其列为高等，赞叹不已，因此人才辈出，小学兴盛，成为一时的盛况。宫保曾到湖州试院，赋秋桑诗，唱和的有几十家，其中有一位诸生叫胡名敬，和诗道：“微黄比似菊衣痕，几树萧疏荫荜门。材美早需当世用，价高留待异时论。御寒只为苍生计，历久空余直干存。多少绮罗丛里客，何曾根本与酬恩？”“西郊昨夜有霜侵，减却茅檐一片阴。但使阳和调晚节，几曾经纬负初心？春闺自昔相须急，寒士于今得庇深。菊秀兰芳休把玩，直垂青眼到疏林。”如此吐属不凡，颇有润泽百姓的志向。没过几年，果然考中乡试，成为进士，如今官至翰林侍读学士。

长白斌少仆良，是前任两江总督玉公的第八个儿子，嘉庆己卯、辛巳年间，担任苏松粮道，驻扎在常熟。官署后面就是虞山，有一座小楼可以远眺，题名为辛峰一角楼，他与吴中的各位名士在此读画论诗

译几乎天天如此，他自题一联道：“群彦集东南，有温李诗才筌熙绘事；高楼占西北，挹石梅香月辛岭晴云。”年纪未满四十，所著书籍已堆积盈尺。《过拂水山庄》二首诗写道：“江总归来白发新，劫灰余烬恋无因。风骚坛坫三朝重，金粉河山半壁陈。貂珥苦思推辅座，蛾麋甘让作完人。孝陵铜狄苔花冷，词馆空吟旧院春。”

译“海天闲话感慨世事沧桑，唯有交情尚能忆起孟阳。泪水化作绛云般的红踯躅花，诗题拂水处一片绿荒凉。彦回长寿难道就是福气，庾信多才也终究不祥。禅悦简栖聊以自慰，东风愁杀了柳枝娘。”

吴杜村观察名绍浣，他的祖父都从事盐业，到杜村和他的兄长苏泉都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

杜村诗作不多，也没有专门的诗集，但笔力非常峻峭。曾记下他的《舟中感怀》两首：“枫叶夹杂着芦荻，纷纷落满客船。水云千里一片白，风露满天尽是秋。独宿如同孤雁，愁怀寄托给远鸥。披衣人无法入睡，剪烛计算着更漏。”“江湖天地广阔，感慨别离众多。壮年尚且如此，衰年更将如何。怀人看着落日，倚枕发出高歌。长啸惊醒了蛰伏的龙，寒风掀起了碧波。”七言诗句如“乡思暗随灯影动，客愁齐逐雨声来”，“乱山钟响僧归寺，古渡灯昏月满船”。《咏梅花》说：“山间月色黯淡谁在横笛，江上春寒独自掩门。”又《寒夜》说“众星都显得淡漠，孤月自有精神”，这十个字也很妙。

辅国公裕瑞是豫王弟弟，自号思元主人，所居之处叫樊学斋，有亭台花木的美景，一时名士如杨蓉裳、吴兰雪等都与他交往。著有《萋香轩吟草》一卷，十额驸丰绅殷德称他的诗清华幽艳，能够熔铸李贺、温庭筠而自成一家。记下他的《滦阳道中》说：“一马长驱挂着玉鞭，清秋风景倍显萧然。野蛾乱落荒林雪，山鸟斜冲古寺烟。雀舌茶适宜在疏雨夜烹煮，豆棚下欲话晚凉天。无眠静对寒灯影，起身看云边月亮正圆。”十分清新可喜。主人曾赠我七古一首，又有《和京师冬日八咏》及《春游八咏》等作品，诗很长没有收录。

婺源齐梅麓庶常彦槐，散馆后出任我县令，不到几年，就辞官归田，于是定居阳羡以侍奉双亲。在他离任时，我为他刻印东坡公《种橘帖》赠送给他。他的《留别梁溪诗》四首说：“抚育百姓催征赋税两难胜任，八年滥竽充数在大江南。政绩难言美好但也没有恶政，官吏岂能廉洁只是不贪。禾苗生长只需除去一莠草，马匹繁衍何须禁止原蚕。此生足以傲视东坡之处，腹中贮藏山泉百瓮甘甜。”“年年清兴在春深，闭门重新寻找旧业。校试士子能否持玉尺，论文谁与度金针？伫看骐骥驰骋云路，莫让鸱鸮聚集泮林。毕竟词章总是余事，读书须得圣贤心。”“可怜秋旱稻苗枯，火急公文尚且索取欠赋。拙吏甘愿同道州考成，流民终赖郑公图。圣恩浩荡如天大，乡俗敦厚自古无。推解不缘诸父老，哀鸿安得命全苏（自注说：甲戌年大旱，除了恩赈外，县中殷富人家捐资接济，不下十四万缗，救活饥民无数）。”“一桥一墓五年修，点缀青山与碧流。俗变荆蛮思泰伯（自注说：泰伯墓在鸿山，年久倾圮，我募资修葺），名题丰乐忆滁州（自注说：望亭桥旧名龙汇，久圮，我用赈余之钱兴修，改名丰乐）。平川日落渔樵渡，寒食花开士女游。俯仰之间已成陈迹，他时还念故侯不？”

袁简斋先生通、迟两公子，虽不以科举起家，但都能诗。迟子名寿芝的，年纪未满二十，稿子已如笋束，记下他的《游栖霞寺》一联说：“清静尚嫌禽作语，玲珑谁与石争能？”颇有乃祖家法。又铅山蒋心余先生曾孙名志伊的，号小榭，能诗。道光壬午九月，我偶然到邗江，在王古灵席上相晤，有《题小红雪楼诗卷后》一律说：“续书香海记前回，曾见山阳旧雨来。小草每依庭际长，寒花独向画图开。春风自扫元卿径，尊酒谁倾杜叟醅。赢得词人题妙笔，欲招黄鹤醉江梅。”都可以说是善于继承家学的人。

东乡吴兰雪舍人有姬人绿春，本是苏州人，生长在盛京，性情修洁，爱贞静，善画兰，师法陈古白，又能诗，舍人非常宠爱。死时年仅二十二岁，舍人悲痛不已，赋诗说：“冷暖相依仅五年，不应草草赋游仙。早知一病无医法，何苦三生种夙缘。嫁日欢娱如梦里，殓时明丽倍生前。定情诗扇教随殉，谁诵新词遍九泉？”“深春妍暖似秋凉，池馆萧闲接洞房。瓶水浸开红芍药，鬓花簪遍白丁香。虫声呜咽吟幽砌，树影玲珑画粉墙（即用绿春旧句）。佳句而今零落尽，但思清景亦沾裳。”

“缟衣一换泪先倾，奉母艰难百事并。望远魂消归棹影，追逋梦怯打门声。卖文辛苦怜何补，投绂蹉跎悔未成。孤负同心谋养急，劝抛微禄办归耕。”“津门迢递隔江关，旅泊经春苦未还。廿四花风蝴蝶瘦，一双

译人影与鹭鸶一同闲适。身着香衣，在隋苑小立，香气飘散；泉水的味道一同品尝，喜爱惠山。比不上梁溪的唐孝女，白发苍苍卖画，尚在人世。（唐孝女靠卖画供养双亲五十多年。）

“腰围瘦尽，旧时的湘裙显得宽松，倚着枕头哀吟，不忍听闻。双颊泛起的断红，疑似醉酒；一梳浓绿的头发，害怕云鬓消散。翻书时风吹过，微微嫌冷；沉香的水味多重，害怕熏染。因为喜爱梅花，还勉强坐着，寒香只能承受两三分。”

译“夜半天风沸海潮，仙舟彩伴似相邀（去世前一天，梦中买船与姐姐同行）。买山只道成偕隐，临水何堪诵《大招》。心力无多愁易尽，聪明太过福难消。他生合作痴儿女，莫忆前身是翠翘。”其余妙句很多，不能全部记录。

渔家晒网，常在古戍沙滩、斜阳西风之下，排列得像鱼鳞和梳齿一样整齐，而青山常常被它们遮蔽。亡友蒋敬斋有《渔家乐诗》说：“不要教晒网的渔网像城墙一样，留得青山一面看。”这话前人未曾说过。敬斋名溶，是长洲的秀才。年纪二十岁左右，就喜欢讲道学，言语举止都不苟且。曾经自己制作寝衣，长六尺多，本是《论语》所说的长一身半。我笑着对他说：“古代的寝衣，似乎就是现在的衾被，恐怕拘泥古法太甚了。”敬斋惊讶地说：“我错了，我错了！”甚至下拜，他的风趣就是这样。

钟祥彭毓圃名志杰，以孝廉身份在浙江做县令，在乌程任职十年，有惠民的政策。曾经捐出俸禄刻印陈无轩的《湖州诗录》三十六卷，被当时的人所称道。毓圃能写诗，尤其擅长五言诗。《道场山》说：“断山云为补，浅涧月能添。”《梅雨》说：“竹翠摇新影，溪流没旧桩。”

《送友人》说：“双鹤去不返，孤云还几时？”《晚晴》说：“古树含云润，新花借月明。”都是名句。他的儿子庆长，字五云，也能写诗，我写了“题裙室”三个字赠送给他。

扬州阮梅叔明经是云台宫保的弟弟，年纪未满二十，就能写诗歌，被文坛传诵。所刻的有《珠湖草堂诗》四卷。我最爱他的“万树红连斜照外，一峰青插白云中”这句，这是吴澹川《南野堂笔记》、杨芸士《述郑斋诗话》没有收录的。

邹君春帆与我同年同月，先后一天出生，从小相爱，擅长八股文，屡次在小试中受挫。偶然经过他的书斋，有咏落花的诗，尚未脱稿，起句说：“花落客心惊，小园鸟乱鸣。春光原是梦，流水本同行。”没读完，我脸色严肃地说：“你正在盛年，为什么写这种话呢？”春帆笑而不答。就在这一年十月死了，没想到竟然成了诗谶。

顾西轩名铣，是同乡东湖荡人。我十七八岁时曾与他同住吴门的石榴亭，有鲍子知我的感慨，记得他的《樱桃花诗》说：“频年作客缘何事，每到春来不在家。”暗中用典，让人不觉。

张铁琴名彰，长洲人。年纪十五六岁，容貌像美人，世间少见。我比他大一两岁，每次与他谈论古今，他总是以张良自命。一天，一起到城南看菜花，铁琴有诗说：“嫣红姹紫弥天下，关系苍生只此花。”他的抱负就是这样，没过几年就死了，可惜啊！

我姐夫杨廷锡，是吴县光福人。年轻时擅长写诗，话语能动人，句子必有意味。《月下独酌》说：“杯中有影人成耦，天上无云月不孤。”《春闺》说：“春来心事凭谁问，惟有帘前双燕知。”《初夏》说：“新篁未惯经风雨，却傍疏篱护落花。”都很妙。

死时年纪三十，可惜没有存稿。

◎记载曾祖奉麓公，在明朝改朝换代时，年纪才十三，跟随高祖避难到阳山白龙庙，直到本朝顺治三年，才回到故里。曾经建造归鹤庵来寄托自己，就是现在西庄桥西岸的观音庵。庵门正对着阳山。《苏州府志》说：“阳山一名四飞山，又名秦余杭山，其实是一座山。”公有诗说：“一巢重结古荆蛮，真似苏耽化鹤还。忍弃先人栖隐处，故教门对四飞山。”第二首说：“烽火惊心事已非，翻身云外作孤飞。故园犹有前朝树，留得清阴待我归。”现在刻石在庵中，留给子孙看。

我有一把扇子，画着折枝杏花，秋帆先生在上面写了一首绝句说：“上林佳处午桥边，半染红霞半著烟。记得曲江春日里，一枝曾占百花先。”一天经过京口，王梦楼太守看见了，又在后面写了《桃花》诗说：“桃花一枝艳猩唇，独占名蓝似海春。误入溪流原有路，重来门巷竟无人。迷离夕照红如梦，怅望天涯绿少邻。我愿大千花世界，有花开处尽诠真。”《随园诗话》记载严海珊《咏桃花》说：“怪他去后花如许，记得来时路也无。”说它暗中用典，绝世聪明，我认为不如太守的“误入溪流”一联更妙。

古代英雄不得志，往往以醇酒妇人为结局的，不止一人。随园先生进入翰林院时年纪才未满二十，散馆后改为知县，简发到江苏，历任沭阳、江宁等县的县令，有政绩，三十五岁就退休，享受清福五十年，著作如山，名满天下，而在好色这两字上不免稍受拖累

译德行。我有一首吊唁先生的诗说：“英雄功业知道难以建立，花月情缘自有其来处。”这实在是为先生弥补过错啊。

译团扇的名称非常古老，汉代时就已经有了。到了明朝中期，才开始流行折扇，到了本朝更是盛行，于是人们就不再知道古代的形制了。阮云台先生在嘉庆丙辰年担任浙江提学使时，曾经得到一把古团扇，上面有马和之的画，杨妹子的题字，于是依照样式仿制，用来赏赐给成绩优异的学生。当时钱塘的陈云伯大令还是秀才，在岁试中以此为题作诗，其中有句：“江南三月春风歇，樱桃花底莺声滑。合欢团扇剪轻纨，分明采得天边月。南渡丹青待诏多，传闻旧谱出宣和。入怀休说班姬怨，羞见曾怜晋女歌。

班姬晋女今何在？携来合付纤纤手。阑前扑蝶影香迟，花间障面徘徊久。楼台花鸟院中春，马画杨题竟逼真。歌得合欢词一曲，不知谁是合欢人？”先生看了这份试卷，大为赞赏，将其列为第一，并刻入《浙江诗课》及《定香亭笔谈》中。不到二十年，团扇的形制就流行遍天下。我也曾作团扇诗赠给先生，写道：“用舍行藏要及时，制成团扇寄相思。

时来毕竟如公少，明月清风一手持。”

我十七岁时，曾经拜在金安安先生门下求学。先生当时八十岁，精神依然健朗，每天以赋诗写字自我督促。偶尔让几位公子分题作瓶菊诗，我也分到了“堂”字韵，其中有句：“寄人篱下非长策，喜带新霜入画堂。”先生为此击节赞叹，对几位公子说：“这孩子下笔，颇有立意，将来一定能自立。”唉！我一生坎坷不得志，怎么能自立呢？追忆先生的话，总是感到辜负了期望。

黄野鸿《卖书祀母忌辰》一诗写道：“母没悲今日，儿贫过昔时。人间鲜乐岁，地下共长饥。白水当花荐，黄粱对雨炊。莫言无长物，亦足慰哀思。”所谓穷困反而使诗艺更加精工，确实如此啊。程山溪名叫亮，是闺秀张文〇英的儿子，有《春日感怀》诗云：“一年佳日是春光，底事逢春更感伤。雨际孤花难著力，风前归雁不成行。〇袍已敝还思典，土灶生尘久绝粮。多少闲愁何处写，满庭芳草易斜阳。”又有王坦庵《春感》诗云：“韶华如绣艳阳天，春到贫家亦枉然。破屋正愁连日雨，荒厨已断昨宵烟。鸥团穷海刚三载，燕返空巢又几年。满地蓬蒿人过少，临风独立耸吟肩。”

唉！怎么能得到千万间广厦，让这些人穿暖吃饱，饮酒赋诗，快乐地度过一生呢？

被官职束缚，垂老之年离开家乡，这是人间最痛苦的情形，但甘心接受这种处境的人不止一个，或许这些人的心思，反而以此为乐，也未可知。陈石桥大令在富平做官，著有《雁宕山人稿》，其中《闽中别兄》一诗写道：“十载离家音信稀，间关执手见还疑。风尘到老境非昔，儿女来前名不知。旧里半凋闻欲泪，余生相见语多悲。饥驱明日又将别，立马斜阳涂路岐。”真让人不堪回首。

途中遇到卖酒的，或者卖花的，那香气扑鼻可爱，打算将此意采入诗中却没有得到。偶然看见市上挂着一副楹联，写着“沽酒客来风亦醉，卖花人去路还香”，不知是谁所作，真是先表达了我的心意啊。

诗中有无心讥刺，而拈来恰好符合的。我中年时常出门，每到四五月夜晚，独自宿在船中，听蛙声喧杂，整夜睡不着，偶然写下一首绝句：“信宿扁舟夜未央，蛙声阁阁最凄凉。荒江月落天将晓，不辨官私闹一场。”有一天在长安，有位某位冢宰看到这首诗，笑着说：“这首诗应当是为江南吏治而作的。”我大惊，于是说草野下贱之人，怎敢妄议时事，偶然得句，实在出于无心。这就是所谓的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啊。

唐守之曾经题《渔翁失网图》云：“一网复一网，终有一网得。笑杀无网人，临渊空叹息。”然而我曾见有人在名利场中奔波数十年，直到白发苍苍也没有成就，依然故我，那么还不如困守固穷来得妥当，所以有诗云：“前舟网网张空水，后有蓑翁独坐看。”

程鱼门太史也有诗句云：“旁人束手休相怪，空网由来撒最多。”与守之的诗正好相反。

咏物诗最难精工，太切题则黏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

汪春亭《咏灯花》云：“影摇素壁梦初回，一朵花从静夜开。想到春光终易谢，搅残心事欲成灰。青生孤馆愁同结，红到三更喜乱猜。颇觉窗前风露冷，斯时那有蝶飞来。”吴野渡《咏红蓼花》云：“如此红颜争奈秋，年年风雨历沧洲。一生辛苦谁相问，只共芦花到白头。”吴信辰《咏虞美人花》云：“怨粉愁香绕砌多，大风一起奈卿何。”高

译桐村在《咏牵牛花》中写道：“莫向西风怨零落，穿针人在小红楼。”这两句诗都很精妙。我在客居他乡时夜晚投宿，秋日的蚊子尚未平息，虽然悬挂着帷帐，倚靠它如同依靠长城一般，但只要有一只蚊子闯入，就会整夜无法入睡。那时新凉消退暑气，残月窥视着人，四周墙壁传来虫鸣声，各种愁绪交织在一起，实在让人心情难以平静。我曾经作诗道：“十年落魄未能归，心事如云淡不飞。一个秋蚊缠客梦，半窗残月冷宵衣。拟留诗卷才难副，欲薄功名计亦非。惟有一封凭去雁，为传亲故莫相讥。”

译于是吟诵宜兴储长源的“灯摇旅思风盈幔，虫语秋心月半墙”诗句，让人心骨都感到寒冷。

我曾经论述人生如同行船，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没有一定之规。张帆的人自然在前，摇橹的人自然在后，然而也要看风水是顺是逆，江湖是险是夷，居于先位的固然令人羡慕，落后的人也不算失败。偶然作《前舟叹》两首道：“前舟后舟同时出发，摇摇晃晃共同指向天边月亮。片刻间月晕生出大风，前舟张帆如拉满弓。霎时间如箭飞行三百里，白浪翻天黑云升起。想要卸下长桅却势不能，载着百人同日死去。后舟听说变故追赶前舟，无奈沧江水急流。看他倾覆无法救助，吞声徘徊心烦忧。”“前舟张满帆，后舟滞沙滩。前舟忽然撞破山脚石，后舟反而超过前舟前。人间风浪多么浩大，为吉为凶未能保证。总看收帆到岸时，区区前后何足道。”

◎摘句《隋书》记载炀帝因为薛道衡“空梁落燕泥”的诗句而杀了他，这是古人忌才太过分了。

就像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庾信的“琴从绿珠借，酒就文君取”，也是平常语句罢了。近日诗家愈出愈奇，立意新颖，用词典雅，都是古人所没有的。如翁朗夫的“烟波双鬓老，风雨一身秋”，彭念堂的“日还停水上，山已堕云中”，方南塘的“月出江花落，诗成海月圆”，杨谷帘的“柳摇春雨暗，江涨水云流”，张瑶英女史的“短垣延月早，病叶得秋先”，范履渊的“橹声摇夜月，帆影落晴波”，商响意的“蜂巢当午闹，蚓壤趁凉歌”，俞楚江的“红怜花别样，绿爱柳当初”，刘企山的“缺月依桥断，孤云背郭流”，赵仁叔的“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童二树的“晴流鸣断壑，山影卧空田”，黄星岩的“竹锐穿泥壁，蝇酣落酒樽”，许子逊的“钟声凉引月，江气夕沈山”，李维饶的“峡雨元朝暮，春风有别离”，吴杜村的“落叶疑疏雨，秋云学远山”，储玉琴的“伴佛灯双穗，窥人月半环”，汪泽舟的“木落山无障，江流月有声”，吴师石的“断崖残雪补，清磬夕阳浮”，周东标的“疏雨下黄叶，秋风翦绿葵”，汤述庭的“行共孤云懒，归输独鸟闲”，赵味辛的“水清鱼入定，山古树无花”，吴象超的“白云留晚磬，黄叶卷归樵”，秦大樽的“风梳平野树，云涌一楼山”，储长源的“雪晴春有态，山活翠难名”，庄印三的“寒乌依夕照，落叶碎秋声”，张仲子的“门临流水岸，犬吠隔花人”，沈奕风的“夜雨洗村径，晓风开稻花”，何秋山的“白头增旧感，黄叶落新愁”，石竹船的“帆随春树还，水带夕阳流”，缪牧人的“江连三楚白，山接九华青”，李少白的“一鸟翻云外，千峰落马前”，夏〇江的“病因看月减，俏到惜花深”，于秋渚的“绿余三迳草，红露半墙花”，龚素山的“夜从花影转，秋带树声听”，孙涟水的“江光摇佛面，石色上僧衣”，如果阿<广婪>见到这些，又该多么嫉妒呢。

本朝七律，金声玉振，不仅胜过明朝一代，简直可以超出宋、元，而且有高出唐人的，可以说达到一时的极盛。国初各位公卿，不必说了，就我所见闻的，如王少林《大梁怀古》道：“三花树色开神岳，万里河声下孟门。”黄浩浩《秋柳》道：“小驿孤城风一笛，断桥流水路三叉。”何南园《感怀》道：“身非无用贫偏暇，事到难图念转平。”黄野鸿《清明》道：“村角鸟呼红杏雨，陌头人拜白杨烟。”浦翔春《野望》道：“旧塔未倾流水抱，孤峰欲倒乱云扶。”鲁星村《郊外》道：“春田牛背鸠争落，野店墙头花乱开。”汪泽周《赐书楼眺雨》道：“亭远忽从烟际出，楼高先觉雨声来。”史位存《汴梁道中》道：“云垂平野星初上，马走春沙夜有声。”《有感》道：“扑蝶会过春似梦，湔裙人去水如烟。”潘汝庭《春日》道：“草不世情随意绿，花知客意入帘红。”石远梅《山海关》道：“万顷日华浮海动，九边风色卷沙来。”汤述庭《闲居即事》道：“得句偶逢花照眼，举杯喜见月当头。”郭频迦《即事》道：“月与梧桐寻旧约，秋将蟋蟀作先声。”《春感》道：“三月落花如梦短，一湖新涨比愁多。”高爽泉《春草》道：

译“新愁旧恨萦三月，细雨斜阳送六朝。”林远峰《灵隐寺》诗云：“灵泉百道飞凉雨，古磴千盘入乱云。”这些诗句都很精妙。又如曹楝亭的“三秋月色临边早，万马风声出塞多”，张昆南的“松间细路通僧寺，花里微风动酒旗”，朱子颖的“一水涨渲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石晓堂的“窥鱼浅渚翘双鹭，待渡斜阳立一僧”，邱学敏的“山连齐鲁青难了，树入淮徐绿渐多”，李啸村的“春眼未成翻爱冷，家书空寄不嫌迟”，惠椿亭的“宿酒大都随梦醒，残灯多半为诗留”，刘春池的“道在己时惟自适，事求人处总难凭”，凌香坪的“春风久负青山约，旧雨难寻白鹭盟”，吴尊莱的“暮云抱郭霾红树，寒雨连江冻白鸥”，储长源的“春衣乍暖飞蝴蝶，绿酒初香荐蛤蜊”，刘元赞的“三春乡思先花发，万里征人后雁归”，“秋水怀人枫叶落，蓬窗卧病雨声多”，庄印三的“青溪渡口余三户，黄叶声中有六朝”，倪稼咸的“衰柳共怜残鬓短，闲云应笑客程忙”，吴退庵的“树碧两行临曲水，天青一角见高山”，方升矣的“小艇仍维前度树，斜阳已挂右边楼”，汤呜之的“社雨不知春事判，东风已觉落花多”，毛洋溟的“夜永骖鸾归碧落，风清有鹤响空山”，林汉阁的“窥客挑灯来黠鼠，移秋入户有寒蛩”，王饶九的“两岸白苹秋水渡，一林红叶夕阳村”，吴梅原的“愁消白下鹅儿酒，人在青山燕子矶”，黄剩山的“人间万事成秋草，我辈前身是落花”，仲松岚的“吴楚帆樯随树没，金焦山色上衣来”，郑芸书的“绝壑冻云栖古塔，枯僧破衲补斜阳”，宗蕙亭的“酒不能攻愁有阵，曲为自度唱无腔”，魏野塘的“有客抱琴停午至，呼僮沽酒趁花开”，顾兰馨的“苍苔满迳客稀过，凉雨到门僧未知”，冒葚原的“废苑春来花自发，空庭月落鸟相呼”，汪可堂的“三径春归花似雪，一斋人静日如年”，汪周士的“径仄秋花迎客座，夜深凉月恋人衣”，石晚晴的“瘦马踏干黄叶路，寒钟敲碎白云峰”，吴玉田的“山色和烟沈远浦，潮声挟雨吼沧江”，顾兰晖的“万种羁愁当夜集，一年乡梦入秋多”，曹剑涵的“别浦帆归千树碧，隔篱人语一灯红”，王耔园的“报喜灯花红一夜，相思春水绿三年”，阮梅叔的“脚底白云双屐滑，担头红叶一肩春”，吴云坡的“烟迷古塞晴疑雨，云拥深山昼亦昏”，朱天饮的“娱人可爱当窗树，留客遥看雨后山”，常蹇斋的“秋从夜雨窗前听，月在美人楼上圆”，吴苍崖的“清夜思公惟有泪，白头知己更无人”，徐春圃的“炼句每存千载想，看花不放一春过”，徐德泉的“家无储蓄期邻富，邑有流亡望岁丰”，黄少渊的“芳草池塘寻旧梦，落花庭院算残棋”，像这样的诗句非常多，无法一一摘引。另外，赵瓯北先生的诗集中有模仿老杜《诸将》的作品，张船山太守的诗集中有《宝鸡县题壁》诗，都是长歌当哭之作，都不可不读。

译丛话九。碑帖

周石鼓文：周代的《石鼓文》位于京师太学仪门内，是石刻中最古老的，高两尺，直径一尺多，形状像鼓，顶部略微圆润，其中一块像臼。相传是周宣王狩猎用的鼓，最初被丢弃在陈仓野外（按：《续汉书·郡国志》右扶风陈仓注引《辛氏·三秦记》说“陈仓有石鼓山，鸣叫则有兵祸”，并不是说上面有《石鼓》旧文。如今金石学家动辄称陈仓《石鼓》，恐怕是弄错了）。唐代郑余庆将其迁至凤翔县学，丢失了一块。宋皇祐四年，向传师在民间得到它。大观二年，迁至汴京国学，用金镶嵌其文字。靖康二年，金人将其运到燕京，剔去金饰，置于大兴学宫。元大德十一年，大都教授虞集才将其移回国学。其篆文共六百五十言，到元中期存留三百八十六字，如今仅存的二百八十余字而已。认为它是周宣王鼓的，有韩愈、张怀瓘、窦臮；认为它是周文王鼓、到宣王时才刻诗的，有韦应物；认为它是秦代文字的，有郑樵；认为是宣王鼓但持怀疑态度的，有欧阳修；认为是宣王鼓且深信不疑的，有赵明诚；认为是成王鼓的，有程琳、董逌；认为是宇文周时期物品的，有马定国，所以王伯厚都加以驳正。至于杨用修说得到李宾之家唐代拓本的全文，恐怕是杨升庵伪造的。如今阳湖孙渊如观察竟然取杨本刻在虎丘孙子祠，也是好奇到了极点。高宗纯皇帝在乾隆庚戌年亲临辟雍，见石鼓漫漶剥蚀，为其设立重栏，以遮蔽风雨，并将原文集为十首诗，再刻十块石头，并御制《石鼓文序》，仍跟随韩愈定为宣王时期所刻。圣训光辉，垂示万古，真是艺林盛事。

秦泰山石刻：秦泰山石刻，唐代时已亡佚，如今所传的二十九字，是秦二世的文章。据宋人刘跂模拓，尚有二百二十三个字，可辨认的一百四十六字。据《集古录》、《金石录》二书，还存留四十字。本朝乾隆初年，碧霞元君庙发生火灾，连同那二十九字也亡佚了。嘉庆乙亥年，前任泰安知县蒋伯生赋闲无事，独自游览岱顶，听老人说：“玉女池中有古刻。”于是抽水寻找，果然得到残石两小块，审视之下仅有十字，即是那二十九字中的文字。于是拓印数十张送给海内博雅君子，则有翁覃溪阁学、阮云台宫保、梁茝林方伯、孙渊如观察都赋诗作跋，成为一时的佳话。按：秦二世元年是壬辰年，到如今道光壬辰年，已三十五甲子了。

秦琅琊台刻石：琅琊台刻石，十二行，共计八十六字，也是秦二世的文章。如今在山东诸城县东南一百六十里，三面临海，就是琅琊台。查秦始皇刻石的文章，详细记载于《史记》，共有七处，峄山、泰山、琅琊、之罘、东观、碣石、会稽是也。只有峄山的文章缺失，所以宋代郑文宝补刻了它。元至正年间，鲁人申屠駰又将会稽刻石摹刻于绍兴府学。我又曾得到徐弦所摹的碣石门墨本，刻在焦山方丈，实在可以补《史记》的阙文，而学者中有相信的，有怀疑的，都是崇尚古物的过错。

新莽天凤刻石：山东邹县野田间新出土的王莽时期天凤二年刻石，七行，都有界道，其后有“后子孙毋坏败”六字，似乎是墓间的石头。如今《五经》博士孟公继良将其移置孟庙。嘉庆庚午年春，山东金乡县马进士又在巨野县昌邑聚田间得到残碑一段，仅存铭文，上下也不相连续，有云“宣仁播威，赏恭纠[1234]”，又云“奋旅扬旌，殄灭丑类，勋烈焕尔，聿用作诗”等语，似乎此人以武功显赫。可惜没有纪年可考，只存“七月六日甲子造”七字而已。

汉燕然山铭：吴江翁海村征君惠赠我双钩《燕然山铭》，说是从曲阜桂大令未谷处得到，未谷是从玉虹楼所藏的宋拓本得到的，真如景星庆云，世间不易见到。我仔细审视，认为必定是后人重新摹刻，如“西”字作“卤”，“旦”字作“氏”，“寇”字作“寇”，“铄”字作“烁”，“〇”字作“〇”，都不是汉代字体，又脱去“乘燕然”三字。然而未谷深谙汉隶，必有精鉴，即使是重新摹刻，也不是近时人所能做到的。

查此铭文，《集古录》、《金石录》二书及《隶释》、《隶续》、《汉隶》、《字原》都不记载，只有刘球《隶韵》引用摹数十字。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孙克宏《金石志》都说原石在今宣化府，而绝无传拓之本，为什么呢？我恐怕宣府的本子也是重新摹刻的。

汉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八年）

此碑旧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片石无存。海内所传的，只有两本，一为商丘宋氏漫堂所藏，一为华阴王无异所藏。然而宋本缺十字，王氏本缺一百五字，可以辨别拓本

译这本的先后次序。近来阮云台宫保又得到一本，说是宁波天一阁的藏本，也有缺字，这说明它又在王本之后了。宫保曾经在雷塘祖坟亲自刻了一块石碑，并将欧阳修《集古录》跋语的真迹附刻在上面，可以说是个喜好古物的人了。

译◎汉元儒先生娄寿碑（熹平三年）

此碑旧藏于吴门蒋韵涛学博家中，碑前缺失四十八字，后有丰道生的题跋，由此可知明代时它与《夏承碑》一同收藏于我家乡华东沙家中，即真赏斋的主人，名叫夏氏。乾隆六十年，我从韵涛的侄子春皋明经处通过双钩法获得此碑拓本，寄给翁覃溪先生，曲阜的桂未谷于是将其刻印于京城府邸，这是顾南原撰写《隶辨》时未曾见过的。

◎汉熹平石经（熹平四年）

《熹平石经》，见于《后汉书·灵帝纪》，熹平四年，议郎蔡邕与堂谌典、马日磾、张驯、韩说、单颢等人奏请正定诸经，并刻石至光和年间。不久遭遇董卓之乱，焚烧了洛阳的宫府官舍，碑石已经残缺。后来北魏武定四年，由洛阳移至邺城。北周大象元年，又从邺城移至洛阳。隋开皇六年，又从洛阳迁至长安。经过多次转移迁徙，碑文更加模糊磨灭，所以唐初已有十不存一的感叹。洪适《隶释》所载，不过九百七十一个字而已。我在乾隆五十年七月偶然在书肆中购得旧本《管子》一部，其中夹着双钩拓片五六张，大多残缺不全，我细心寻究，得到《尚书·洪范篇》七十八字，《君牙篇》十三字，《鲁诗·魏风》七十三字，《唐风》三十一字，《仪礼·大射仪》三十七字，《聘礼》二十八字，《公羊》隐公四年《传》十八字，《论语·微子篇》一百七十字，《尧曰篇》三十九字，又有盍毛、包、周有无不同之说及博士左立姓名十八字，合计五百余字，不详何人所摹。只是看到《管子》第一本上有清初徐树丕的印记，便知道这是墙东老人所钩摹无疑了。所以翁覃溪阁学有诗云：“《熹平石经》纸摹十，钱子得自徐墙东。”这大概是纪实之作。自从我模刻之后，南昌学宫有重模本，绍兴学宫有重模本，如皋姜氏有重模本，而王昶《金石萃编》也记载了它。五十七年，我北行路过济宁，钱塘黄小松当时任运河司马，又收藏有旧拓《尚书·盘庚》五行，《论语·为政》八行，《尧曰》四行。

小松嘱托我一并刻印，这些都是艺林罕见的珍宝。

◎汉凉州刺史魏元丕碑（光和四年）

《魏元丕碑》，为泰安赵氏所藏，世间没有第二本。洪适《隶释》说：“碑十六行，石已断剥，所存者每行三十一字，题名四行，每行四人。”既然洪适不说有碑阴，那么题名就在正面。翁覃溪、张瘦铜、孔荭谷、孙渊如诸位先生都为之考证，实际存留四百九十九字，比《隶释》少二十五字，此本却多出七字。审视其用笔之妙，与《张迁碑》结体相似，而苍劲超过它，是汉隶中的能品。

◎汉幽州刺史朱龟碑（中平二年）

此碑是旧纸旧拓，也是人间稀有的物品。据《隶释》说有四百一十三字，今本只有一百六十四字，尚是三分之一。只是碑中“书惠”两字，洪适所无。

◎汉郭有道陈仲弓碑（建宁二年）

《郭有道》、《陈仲弓》二碑，都是蔡中郎撰文，所谓无愧于辞章。只是两碑久已亡佚，欧阳修、赵明诚也未见过。现在山西介休驿路旁有《郭有道碑》，是清初傅青主重书，后来郑谷口又书一碑，与傅书并立，所以顾南原有五十步笑百步的讥讽。《陈仲弓碑》世间也没有，洪适所载惟有《太丘长陈寔碑》。嘉庆元年，我偶然书写一本赠给山阴陈雪樵骑尉，骑尉于是刻石，因椎拓数百纸传播于坊间，不知何时流入海外，日本人视为原刻，戊辰、己巳年间，寄信给中国海舶，一时索要五百本，市井之人仍以我书翻刻以应付。海外人以耳为目，不知真伪竟至于此。

◎汉淳子长夏承碑（建宁三年）

吴门陆谨庭孝廉家有《夏承碑》，中间缺失“化行”以下三十字，后有丰人叔、杨景西二跋，即吴山夫双钩之所自出也。王虚舟所见亦即此本。明嘉靖间，此碑与《娄寿碑》都是我家乡华东沙家的旧物，现在重刻本甚多，不堪入目了。

◎汉成阳灵台碑（建宁五年）

此碑是黄小松司马所藏，翁覃溪先生定为重刻本，近来也不可多得了。碑中字数与《隶释》相符，只是笔画间稍有讹误。江秋史诗御曾释出数字，可补洪适之缺。

◎汉小黄门谯敏碑（中平四年）

此碑前有额曰“汉故小黄门谯君之碑”九篆字，也是小松所藏。审视其结体用笔，其为重刻无疑。洪适也记载此碑，“优游”下似是“氐”字，盖借作“京邸”之“邸”。

译”也。“丧亡”二字之上似乎漏掉了“乃”字，又“七月廿八日癸卯”这一记载，如今查验此本实为“十八日”，这两点都可以证明《隶释》一书存在错误。

译◎汉圉令赵君碑（初平三年）

从前我在海盐张芑堂征君的案头见过这块碑，是整张未装裱的拓本；后来又在嘉定竹汀先生家中看到也有一张整碑拓本。洪适说此碑在南阳，即今天的河南南阳府。几年之内两次见到，似乎这块碑还在人间，或许隐藏在荒山穷谷之间，难以寻找罢了。

◎汉巴郡太守樊敏碑（建安十年）

乾隆四十九年，我寄居在苏州春晖堂陆家，友人王晋康给我看《樊敏碑》，看它的拓本，确实是原刻，我临摹了一遍就还给他，以为坊间还有拓本。几年后想买却买不到，当面错过，至今仍然后悔。这块碑在四川雅州府芦山县，后来山阴李松云先生任雅州知府，多次写信托他寻访，终究没有找到。道光辛卯年四月，我在袁浦节署，遇见武威张介侯县令，得知此碑还在芦山，完好如旧，又得知《高颐碑》在绵州德阳县城外大路旁。那么汉碑保存在人间的自然也不少，只是没有好古之士为之传拓罢了。

◎汉酸枣令刘熊碑

郦道元《水经》记载酸枣城有县令《刘孟阳碑》，就是这块碑。从前我在歙县巴隽堂氏那里见过双钩本，后来又在扬州汪容甫家中见到宋拓原本，虽然经过残蚀，但字形比巴氏本多，而且有超出洪适《隶释》之外的字。后来江秋史又做了双钩本，将巴、汪两家合参，但总共缺了上半截。后来见到明州天一阁的旧拓本，有“君讳熊字孟阳”（下面缺十字，接着是“大帝垂精接感笃生圣明”）等字，才知道江秋史所钩的是下半截。

◎汉杨氏四碑

《太尉杨震》、《沛相杨统》、《繁阳令杨君》、《高阳令杨著》四块碑，欧阳询、赵明诚、洪适都有记载，只是罕见拓本。嘉庆元年春天，青浦王兰泉司寇游览西湖，把它们带在行箧中。当时我在两浙转运使幕府中，司寇拿出来给我看，观察其刻画显著，神气不一般，而且字形多别体，与《隶释》不合，应当是宋人翻刻的本子。

◎两晋六朝碑

两晋六朝之间，最重视书法，这在《晋书》、《南史》、《北史》等史书中都有记载，但碑刻不多。现在流传的只有《刁遵》、《司马绍》、《高植》、《高贞》、《高湛》、《元太仆》以及《孔庙》、《乾明》、《贾使君》、《郑昭道》、《启法寺》、《龙藏寺》等碑最为显赫。那时已经重视佛法，造像尤其多，但总的来说，大半被俗工刻坏了。所以后人都推崇唐代书法，而轻视六朝书法，殊不知唐代初年的各位大家都出自六朝。（我说：“譬如朋友，只要选择贞洁贤良的可交往即可，何必追问他们的祖辈父辈呢？”）

◎唐观音寺碣

陆德明为秦王李世民撰写《观音寺碣》，在武德五年，说秦王平定王世充、窦建德，班师凯旋，驻扎在广武，正值夜雨大作，东南天际，光焰射天，看见观音菩萨全身显露，秦王顿首拜瞻，于是建立此寺。看这已经开启了唐代一代奉佛的先端了。我说陆德明著《经典释文》，世人称他为儒者，为何要说这样的话，给后世留下口舌之争呢？援引儒家进入墨家，应当从陆德明开始。

◎唐化度寺碑

欧阳询的《化度寺碑》，李百药撰文，世间没有全本。查解大绅《春雨集》记载河南范谔的跋语，说庆历初年，他的高祖父开府公讳雍出使关右，经过南山佛寺，看见砌下有石头，一看，就是这块碑，赞叹为至宝。不久寺僧误以为石中有宝物，打破石头寻找，没有找到，丢弃在寺后。公后来再次到来，找不到石头所在，急忙询问，僧人如实回答，石头已分成三段，于是用几十匹绢换回，放在里第赐书阁下。遭遇靖康之乱，范氏诸子取而藏在井中。兵乱结束后，好事者才开始拓印，不久又打碎石头，又分成数片。现在世间流传的宋拓本，都是这样。《宋潜溪集》说当时南北都有翻刻，南本失之于瘦，北本失之于肥，都缺乏欧阳询精绝的气韵。那么现在世间流传的宋拓本，恐怕未必全是原石拓本。

◎唐孔子庙堂碑

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有两个版本，一个在西安府学，一个在城武县学，都不是原刻。在西安的那个，是五代王彦超所刻，到元、明时已经剥蚀不全了。从前我在商丘陈伯恭学士家中见过一本尚有全文，我曾缩小临摹刻入《小唐碑》中。

◎唐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书的《醴泉铭》，自宋、元、明以来为艺林所重视，几乎达到家弦户诵，人人家中有一本。只是拓印日益增多，好本子日益减少，所以字形多残缺，又经过俗工洗凿，满纸模糊，欧阳询的面貌，十不存一了。小时候听说苏州蒋氏有好本子，据唐拓刻之，一字无损，然而未见原拓，不敢相信。只有我们家乡秦氏有旧本，千金不换，有个叫秦仲坚的人于是取翻刻，以售于

译这种拓本，被称为秦板。如今书坊用锦缎装裱、檀木匣盛装，辗转转卖，所号称的宋拓本，大半都是秦板。

译◎唐《砖塔铭》《砖塔铭》在明末才出土，石碑已裂为三块，近来拓印越多损坏越严重，又缺失了一百二十多个字，没有完整版本了。然而能得到片纸只字，人们仍珍视收藏不肯放下，是因为它秀美劲健且有法度，介于欧阳询、褚遂良之间，所以学者们纷纷研习，于是成为名碑，可见古人用笔，每一挑每一画，都有法度可以探寻。撰文者是上官灵芝，其下只有“敬客书”三个字。学者们说敬客应当姓王，又有人说敬客是方外之人。我却不这样认为，撰文者是上官氏，那么敬客也无疑姓上官，与《李辅光碑》巨雅书写的情况相同。现在吴地重刻的有十余种，都用西纸拓印，用来冒充原刻，足以引人发笑。

◎唐《郎官石记序》张长史以草书闻名，世人称他为草圣，只有《郎官石记》是楷书，太仓王敬美家中有一本，是天下独一无二的，董思翁曾经摹刻入《戏鸿堂帖》的就是这一本。嘉庆乙丑年，我在京城，南海叶云谷农部以此本给我看，后面有王济之、王元美、王敬美等人的题跋。我为此双钩了一本收藏起来。

近日吴地顾湘舟上舍又取双钩本重新摹刻一碑，立在苏州府学尊经阁下，以保存张长史的旧迹。

◎唐《云麾将军李秀碑》李北海书写《云麾将军碑》有两块，一块是李思训，一块是李秀，他们的官职相同，姓氏也相同。

《李秀碑》原本有六块基石，明万历初年宛平县令李荫在官署中掘地得到，后来被京兆尹王惟俭取走，现在仅存两块基石。康熙年间，有位宛平县令吴涵将其移置顺天府文丞相祠中，前人记载得很详细。有全文的，一块藏在吴地蒋春皋家中，一块藏在歙县人罗养芝家中，相传都是唐代拓本，我还怀疑是翻刻本，大概是宋、元之物。嘉庆元年六月，我曾双钩蒋本寄给翁覃溪先生，先生回诗说：“触暑吴阊蒋迳闲，手模唐拓《李碑》还。心驰六础苔岑合，袖有千年翠墨斑。想对湖山盟北海，肯随董莫跋张寰（此碑莫廷韩得自张寰，各有手跋）？《石经》重晤中郎后，扁二邕斋待我颜（梅溪尝手模蔡中郎《石经》，今又模北海此碑，故余以二邕题其斋扁）。燕山名迹几人知，郭逸钩模复许谁？借问群鸿戏海意（董文敏曾模入《戏鸿堂帖》），何如衣带过江时（毕涧飞跋，称恽南田蓄一旧本，尝缝入衣中，以防失坠，云云）？贞珉元气凭君得，落笔精微不我欺。今日钱君新拓出，重开仙鹤伏灵芝。”过了四年，我到了京城，毗陵胡蕙麓任宛平县令，就把我双钩的本子刻石，署壁仍书写李荫旧题，曰古墨斋。蕙麓听说我到了，就摆酒邀请我和先生以及法梧门祭酒一起观看新刻，两位先生又赋诗赠我，成为一时的佳话。

◎唐《滑台新驿记》李少温《滑台新驿记》没有记载在各家著录中，似乎石碑早已亡佚了。吴地贝简香氏得到一本旧本，有元人吾衍的跋语，于是摹刻在砖板上，可以乱真。又有《缙云县城隍庙记》的重刻本，在现在常熟县城隍庙戏楼下南向，明嘉靖壬戌年刑曹杞山郑公刻，邑人徐┉有记。

◎唐《麻姑仙坛记》南城县有《麻姑仙坛记》大小两本，今人只知道有小字本，却不知道大字本是鲁公原刻。那小字本，就是赵明诚所说的庆历年间一位僧人所书，黄鲁直还能说出他的姓名。自从欧阳修《集古录》称赞过它，大家都认为是鲁公亲手书写，甚至陆游把它比作羊叔子岘山的故事，也太过分了。试看鲁公书写碑文，如《多宝塔》、《东方朔画赞》、《郭敬之家庙》、《臧怀恪》、《中兴颂》、《宋广平》、《元次山》、《元靖先生》、《颜氏家庙》等碑，有书写大小两本的么？那么永叔所说的愈看愈妙，不过是一时兴会之语，不能就此作为典据。现在曾宾谷中丞家中有一大字本，还是旧拓本。

◎唐开成石刻十二经我家有《开成石经》旧本，其用笔极像欧阳率更，可备书家一格。《旧唐书》讥讽其字体颇违背师法，是说它与经文相混杂，并非批评其书法。所以顾宁人尤其诋毁它，却不知道原刻残缺，被后人修改补缀，以至于鲁鱼莫辨。顾氏没见到原刻，只凭修改之本而驳诘，错了。乾隆壬辰年，毕秋帆先生任陕西巡抚，见诸碑大多弃置在荒草丛中，瞻顾叹惜，开始议定兴修，赖以不致失传。只是卷帙浩繁，拓印困难，装裱费用高昂，不能家家都置备一部。

这里记下它的目录如下：《周易》九卷，计九石；《尚书》十三卷，计十石；《毛诗》二十卷，计十六石；《周礼》十一卷，计十七石；《仪礼》十七卷，计二十石；《礼记》二十卷，计三十三石；《春

译《春秋左传》三十卷，共计六十七石；《春秋公羊传》十二卷，共计十七石；《春秋谷梁传》十二卷，共计十六石；《孝经》一卷，共计一石；《论语》十卷，共计七石；《尔雅》三卷，共计五石；另外还有《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共十石，每块石碑高七八尺，宽三四尺不等，总共六十五万二千五十二字。乾隆朝国子监的《石经》，就是仿照《开成石经》的旧式刻制的。

译◎四唐碑毕秋帆先生任陕西巡抚时，得到四种唐代碑刻，第一种是《中大夫守内侍上柱国渤海高福墓志》（开元十二年），第二种是《京兆府美原县尉张昕墓志》（开元二十四年），第三种是《内侍省内常侍孙志廉墓志》（天宝十三载），第四种是《游击将军守左卫马邑郡尚德府折冲都尉左龙武军宿卫上柱国张希古墓志》（天宝十五载）。乾隆戊申年八月，我在先生的河南幕府中，从黑冈口登船，乘船沿黄河南下，曾将这四块碑带回，安置在乐圃的赐闲堂。到了嘉庆四年九月，朝廷下令查抄，被钱塘冯鹭亭编修买去，道光六年又被嘉兴张叔未解元所得，现在位于新篁里。

◎唐石幢吴地的碑刻，在建炎年间的战火中，十块不到一块留存，所以汉、唐的碑刻极少，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石幢而已。

第一处在西洞庭山包山寺，会昌二年九月僧人契元书写；又有一幢没有年月，与前幢东西相对峙；又有一幢也没有年月，座上有宋开禧乙丑年闰中秋续刻的题名；又有一幢座上有明代僧人呆庵道人法住的偈语。查朱长文《墨池编》记载有咸通五年于僧翰在洞庭山书写的，似乎就是这其中的一个。第二处在光福寺前，大中五年五月立；又有一幢大中六年十二月立，都是楷书，也东西相对峙。第三处在〇直镇，现在属于元和县管辖，大中八年秋天崔涣书写，有宋皇〇五年重立的字样。第四处在常熟北山兴福寺，就是唐代的破山寺。寺前有两幢，一幢是平原陆〇的行书，年月剥蚀无法辨认，后面有女弟子徐十四娘以及树幢僧智峰等人的名字；一幢是京兆全贞书写，也没有年月。查钱叔宝《续吴都文粹》说：“破山寺石幢，唐代大中年间建造，宋建炎三年己酉八月重立。”偶然查阅县志，竟然认为是宋代所建，这是前人没有考证的缘故。第五处在常熟梅李镇胭脂墩庵中，上面刻有乾符五年岁次戊戌七月乙未十四日戊申建立，又一座同勾当弟子许亮、李帖代赞各舍三千文等等。共计五处，我都进行了椎拓。又有一幢在虎丘剑池，显德五年高阳许氏建立，那是五代周时期的物品了。

◎后梁镇东军墙隍庙碑记乾隆辛亥年，我在绍兴参与编修府志，在卧龙山上城隍庙拓得了这块碑，前面记载表奏，接着列出敕旨，最后作记，时间在梁开平二年，先由武肃王撰文，官阶很长。碑上将城隍写作墙隍，将戊辰写作武辰，都是避全忠祖父的名讳。

◎后晋吴越文穆王神道碑先《文穆王神道碑》现在杭州城外玉皇山的南面，墓前三百多步，地名头城门，玉皇山就是龙山。东坡《表忠观碑》中“龙山之阳，岿焉新宫”说的就是这里。碑非常高大，大约高二丈左右。龟趺螭首，上面有一个穿额，题写《大晋故天下兵马都元帅守尚书令吴越国文穆王神道之碑》二十四字，篆书。正文五十行，每行九十字，剥蚀过半，现在保存的还有一千八百多字。拿家刻全文校对，都没有错误。撰文者是丞相和凝，书丹篆额者是司农卿权令询。我曾经命令石工保护它，作了《护碑图》。碑西南三百多步名叫玉屏峰，峰下吴氏墓，茶园之内还有一座王子《忠献王神道碑》，也是螭首，碑略小。

据《十国春秋》，太常卿张昭撰文，那么剥蚀得没有一个字了。相传是明代太常吴诚、尚书江澜先后占葬时所毁。乾隆五十八年九月，我才访得它。

◎吴越僧统慧因普光大师塔铭这块碑在临安功臣山下净度寺桑园中。碑记载普光号令因，是武肃王第十九子，幼年通晓禅理，梁乾化三年出家，住安国罗汉寺，当时十三岁。梁授法相大师，封安国罗汉寺主，加两浙僧统。龙德三年，改授吴越僧统，赐号慧因普光大师。宝大元年八月十三日夜，召集众人讽经，于是写下遗章，向王父辞别，圆寂于真身宝塔寺，当时二十四岁。王命归葬于锦里功臣山南，营建塔院。这块碑的撰书系衔都磨灭难以辨认，只有“镇东军节度使”六字以及文中“业职忝词林”五字。《十国春秋》记载皮光业因文字受武肃王赏识，特赐进士第、秘书郎、右补阙，不久升迁两浙观察使；文穆王继位，拜丞相。这块碑虽然残缺，但词句清丽，是光业无疑。光业即日休之子。

◎蜀石经福州梁ぇ林先生任江苏方伯，得到孟蜀石经《春秋》残本，正文三百九十五字，注二百六十七字，共计三页，共三十五行，都是昭二年传，《左氏》的第二十卷。

后面有翁覃溪阁学、家竹汀宫詹的跋语，考证得很详细，

译确定为孟知祥在广政年间占据蜀地时所刻印。

译曾宏父在《石刻铺叙》中称这是皇祐元年枢密直学士田况所刻，这是错误的。先生既在碑后赋诗，又把它展示给我看，这真是古刻中的秘宝啊。

◎马楚铜柱铭 嘉庆四年，湖南苗民叛乱被平定后，有个好事的人拓得了五代时《楚王马殷铜柱铭》带到京城。铭文是李宏皋所撰，吴任臣的《十国春秋》、朱竹坻的《五代史记注》都引用过它。

南昌相国把它装裱成巨册，视为至宝。我在后面题诗说：“楚王建国建功多，《铜柱》镌刻继伏波。欲知五溪平复事，誓文墨拓好摩挲。八百年来瘴雨零，行人指点一痕青。吾家铁券今还守，敢胜溪州柱上铭。”相国见了笑着说：“这真是钱生的诗，不可移易给他人。”

◎宋高宗御书石经 高宗御书石经，现在杭州府学大成门内左右两廊，计有《周易》、《尚书》、《毛诗》、《中庸》、《论语》、《孟子》、《左传》七种，仅存八十七石。我在嘉庆初年曾在两浙转运使署做馆职，府学就在署的西南角。每当春秋美好日子，就同两三个知己步入学宫，遍观石经及李伯时所画《七十二贤像赞》。从前我仿《熹平石经》体，书写《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刻石，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查《元史》记载申屠致远任杭州路推官，当时有西僧杨琏真伽想取高宗所书诸经石刻去建造佛塔，依靠致远极力抗拒，那么现在仅存的这些，实在是致远的功劳。

◎宋表忠观碑 苏文忠《表忠观碑》有四块，一块刻有赵清献官阶九十余字，就是《宣和书谱》所称有张有篆额的那块，现在不存在了；一块刻有绍兴二十九年岁次己卯三月丙辰朔，曾孙婿左朝散大夫权书，工部侍郎杨契重刊；一块是行书，本字如大拇指大，现在在杭州府学，只有两块小石，也不完整；一块是明嘉靖三十九年，杭州府知府陈柯重模，现在立在涌金门外重建表忠观御书堂前右廊，两面刻字的就是它。那绍兴年间所刻的，本在龙山表忠观旧址，宋末战事兴起，观废，于是暴露在草莽中。到明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宋廷佐才将此碑移入郡庠，后来又遗失。本朝乾隆四年，诸暨余懋公任府学教授，他的同年友赵石函来看他，忽然在斋旁隙地得到它，计两块石，又缺了下半截，于是放在名宦祠中，一时名士如傅玉笥、桑调甫、励樊榭、周穆门、丁龙泓诸公都赋诗以纪其事。到五十九年八月，我监修表忠观落成，才请两浙转运使秦公震钧、杭嘉湖道秦公瀛、浙江督粮道张公映玑，以及钱塘知县蒋公重耀从郡庠名宦祠移到观中，立在御书堂左廊，而以三石柱副之。当时翁覃溪阁学、梁山舟侍讲、阮云台中丞也各有诗文以纪其事，都刻在三石柱之侧，真是艺林佳话。杨文襄一清记说：“表忠观诸碑十有四，徙于大成门北之两偏，疑此两石之外，尚有十余石，不知沦没何所矣。”查绍兴旧刻所说曾孙婿杨契者，就是杨和王沂中子，代州崞县人，见《宋史·杨沂中传》，只称曾孙婿，实在不可理解。据《荣国公忱墓志》，杨契娶荣国第三女，他的系衔还是右中大夫、充敷文阁待制、提举佑神观。荣国为武肃七世孙，实是第八代孙婿，为何称曾孙婿呢？考古也没有这种称呼。

◎墨妙亭诗刻 宋孙莘老曾知湖州，汇集汉、唐诸贤名迹石刻于郡斋，署曰墨妙亭。东坡为之作记，并赋诗刻石，其中有云：“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龟趺入座螭隐壁，空斋昼静闻登登。”大概是纪实。《吴兴志》说元人守湖州，粗砂大石都磨去了，所以汉、唐诸刻没有存留的，只存东坡诗一石而已。后来此石也断缺不全。其中一片嘉靖中王阳明守仁谪龙场驿丞时得到，曾琢为砚，存十二字，见裘文达公曰修记。一时朝贵都有诗，蒋心余七古一首尤为绝妙。其中一片天启初黄石斋道周得到，也琢为砚，存十七字，为吴兴姚玉裁所藏，后归桐乡汪氏，当时如厉樊榭、丁龙泓、蒋心余诸公也各有诗纪之，载吾友张芑堂征君《金石契》中。我幼时还见过拓本，现在《戏鸿堂帖》所刻全篇，是思翁取旧刻重摹，不是真迹入石。

◎宋刻 古有碑无帖，隋开皇时曾以王右军《兰亭》模于石版，其墨本还在人间。唐太宗既得《兰亭》真迹，命供奉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四人

译各自钩摹拓印数份，分别赏赐给皇太子、各位亲王以及亲近的大臣，而当时擅长书法的人如欧阳询、褚遂良等人都争相临摹拓本。另外，《乐毅论》相传是王右军亲手书写并刻石的，其余的都是纸本。所传唐太宗搜集二王墨迹，只有《乐毅论》是石刻本，这应当是刻帖的开始。自从贺季真手摹王右军书法十卷编成《澄清堂帖》以此开端，到南唐升元二年，李先主又拿出秘府所藏的王右军真迹，刻成四卷，称为《升元帖》，那么刻帖成部的，实际上是从南唐开始的。宋太宗平定各地藩镇，四方的图书典籍全部输送到内府，江南地区文物向来兴盛，收藏前代遗留的墨迹尤其多，到太宗淳化三年壬辰年，下诏命令翰林侍书学士王著钩摹三代、秦、汉、魏、晋、六朝、唐代各位名家的墨迹，汇刻成《淳化阁帖》，又有《秘阁前帖》，然而大半都是仿书，或者是唐人双钩，随意集成，未必全是真迹。米元章、黄长睿对此辨析得非常详尽。从此以后，法帖盛行。仁宗庆历五年乙酉年，僧人慧超与希白临摹各帖，在长沙刻石，称为《长沙帖》。皇〇年间，庐陵萧太傅汝器和他的弟弟汝智相继任和州含山的主宰，得到刘楚公丞相被赏赐的《阁帖》，重新钩摹携带回庐陵，称为《庐陵帖》。哲宗元〇五年，秘书省邓洵武、孙谔等人请求旨意，乞求将《淳化阁》所未收录的，选取前代遗留的墨迹刻石，到建中靖国元年完工，历时十二年完成，总共花费缗钱一百一十五万，这就是《秘阁帖》十卷。元〇七年壬申年，刘次庄得到吕和卿的阁本临摹成《戏鱼堂帖》，有释文十卷，因此在清江刻石，又命名为《清江帖》。这一年，又有诏旨将《淳化》、《秘阁》二帖未收录的墨迹刻入石中，为《秘阁续帖》十卷，实际上排在《长沙》、《庐陵》、《清江》三刻之后。大观初年，徽宗因为《淳化阁帖》模糊不清，而且王著所加的标题大多错乱，下诏拿出内府所藏的真迹，命令龙大渊等人重新确定次序，又命令丞相蔡京重新题写，命名为《大观帖》，又增入《十七帖》、《书谱》以及其他帖总共二十卷，因此在太清楼下刻石，为《大观太清楼帖》。三年己丑年，汝州太守谷阳王き又采集晋、唐、五代名人的书法刻石，放置在郡斋的坐啸堂，每段都刻上汝州的印记，称为《汝州帖》。会稽有翻刻本，黄长睿严厉讥讽其谬误。还有驸马都尉潘师旦所刻的《绛州帖》，刘楚公丞相所刻的《潭州帖》，今人称为《绛帖》、《潭帖》的就是这些。还有黄山谷所刻的《临江帖》，山谷自己有释文刻在后面。绍兴初年，有《国子帖》，又有《米帖》。绍兴十一年辛酉年，郡守张斛汇集《秘阁》、《潭》、《汝》、《临江》各帖，参校而成《武陵帖》，又《鼎帖》也是张斛所摹。绍兴十四年甲子年六月，九江郡守林师说为镌刻薛尚功的《钟鼎疑识帖》，后来郡守谯令宪又另外镌刻王右军的《十七帖》，放置在庾楼，淳熙十二年修缮，内史奉旨，又翻刻《淳化秘阁帖》，称为前帖。又汇集王右军《乐毅论》不全本，与《黄庭经》起，以及唐明皇、欧阳询、褚庭诲、孙思邈、狄仁杰、张旭、颜真卿、李阳冰、李德裕、毕П、李商隐、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等人的书法，共为六卷，每一卷后都有淳熙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奉圣旨模勒上石的字样，称为《秘阁续帖》。绍熙、庆元之间，太师平原郡王韩〇胄刻《阅古堂帖》；开禧二年因罪而死，抄没其家产，石刻进入内府，改名为《群玉堂帖》，计十卷。其他如吴云壑的《玉麟堂帖》，岳倦翁的《宝真斋法书》，秦子明的《黔江帖》，武冈军重摹的《武冈帖》，前后总共二十卷。湖州张氏的《乌镇帖》，福州所刻的《福清帖》，沣阳所刻的《沣阳帖》，上蔡所摹的《蔡州帖》，彭州所刻的《彭州帖》，山阴陆放翁的《荔枝楼帖》，新昌石熙明又摹汉《熹平石经》残字以及《黄庭》、《乐毅》、《曹娥像赞》并欧、虞、褚、颜小楷，称为《越州石氏本》。嘉熙、淳〇之间，曾宏父所刻的《凤墅帖》及《续帖》，前后共四十册，放置在吉州凤山书院，七年才完成。说《凤墅》者，刻于庐陵郡的凤山别墅，因此得名。曾又刻有《画帖》、《时贤题咏帖》、宋宣献的《赐书堂帖》、庐江李氏的《甲秀堂帖》、曹尚书彦约的《星凤楼帖》、王曼庆的《百一帖》、曹之格的《宝晋斋帖》、贾似道的《世彩堂帖》、太平府学的《姑熟帖》。嘉定年间刘元刚汇集颜鲁公各书为《忠孝堂帖》，又留忠

译宣和与曾无玷的三帖。又有宋人汇集各家书法刻石而成的《博古堂帖》，以及《英光堂帖》，大半都是以《淳化阁帖》、《大观帖》为祖本，进而逐渐增补、修改而成的。也有采集诸名家书法，且不在上述各帖范围内的；也有专门刻录一家书法的。凡此之类，都称为宋刻。其中优劣各不相同，拓印的先后次序不一，真伪混杂且无序，纸墨的浓淡也不相同，不能同日而语。

译◎明代刻帖 元代八十多年间，没有刻帖的人，即使像赵孟頫那样擅长书法，也只专心研究王羲之、王献之，对于唐代一代，除了褚遂良、李邕之外，似乎没有符合心意的，临摹也很少。即使虞集、鲜于枢、邓文原、柯九思、张雨等人善于鉴赏，也没听说有刻成大部头帖集的。明洪武初年，有泉州府知府常性才开始用《阁帖》祖本重刻，称为《泉州帖》。周宪王在还是世子时，又以《阁帖》为主，参酌《秘阁帖》，又增入宋、元人的书法，编成《东书堂帖》。晋靖王在还是世子时，又以《阁帖》、《大观帖》、《宝晋帖》为主，加上自己的收藏，刻成《宝贤堂帖》。肃王又翻刻《淳化阁帖》旧本，称为《肃府本》。成化年间，长洲文征明父子刻《停云馆帖》，章简甫再次摹刻，现在称为章板，比原刻略瘦。嘉靖年间，锡山华东沙刻《真赏斋帖》。章简甫又刻《墨池堂帖》，歙县吴用卿刻《余清斋帖》。天启、崇祯年间，华亭董其昌刻《戏鸿堂帖》；金坛王肯堂刻《郁冈斋帖》；宜兴蒋一先刻《净云枝帖》；云间陈继儒收集苏轼的书法，刻《晚香堂帖》，又收集米芾的书法，刻《来仪堂帖》；莆阳宋比玉收集临摹蔡襄的书法，编成《古香斋帖》；汉阳太守孙克宏刻《东皋草堂帖》。崇祯庚辰年，陆起龙又刻《片玉堂词翰》十二册，都是陆深的书法。

莫如忠及其子莫云卿刻《崇兰馆帖》。云间顾从义曾翻刻《淳化阁帖》十卷，上海潘氏也曾翻刻《淳化阁帖》十卷。明末潘允端又刻《兰亭松雪十八跋》，后来周东山又翻刻。又曾见过《国朝名人书》十二卷，都是明代的人，不记得是谁刻的。海宁陈氏刻《玉烟堂帖》二十四卷，又刻《渤海藏真帖》八卷，又选取董其昌最得意的书法编成《小玉烟堂帖》四卷，《莲华经》七卷；其他如《铜龙馆帖》、《大来堂帖》、《来仲楼帖》、《鹪鹩馆帖》，以及《汲古堂帖》、《董氏家藏帖》、《宝鼎斋帖》、《清晖阁帖》，都是董其昌一人的书法。

◎本朝刻帖 本朝康熙年间，有旨意将内府所藏古人的墨迹，远从晋、唐直到本朝，编次摹刻，题名为《懋勤殿法帖》二十八卷。雍正年间，刻有《御书法帖》四卷。乾隆年间，奉旨刻《三希堂法帖》二十八卷，又刻《墨妙轩法帖》二十卷，又刻《八柱兰亭帖》四卷。

嘉庆九年，谕令内阁命成亲王刻《诒晋斋石刻》四卷；十年，又命户部侍郎刘〇之刻其叔父相国刘墉的书法，名为《清爱堂石刻》四卷，又成亲王自己刻所藏的晋、唐、宋、元旧迹为《诒晋斋模古帖》十卷。按本朝刻帖尤其多于前代，涿州冯相国的《快雪堂帖》，刻始于崇祯末年，到本朝顺治初年尚未刻完，就流传于世，所以只有五卷，而且题头也不全。从此以后，真定梁蕉林相国刻有《秋碧堂帖》八卷，王孟津相国有《拟山园帖》，华亭沈氏有《落纸云烟帖》，又有《赐金堂帖》，陈香泉太守有《予宁堂帖》，虞山蒋相国之子名洲任山东巡抚时，刻有《敬一堂帖》二十四卷，丹徒笪解元重光刻有《东书堂帖》四卷，江西曾观察恒德刻有《滋蕙堂帖》十卷，扬州江氏有《泼墨斋帖》，唐氏有《秀飧轩帖》，曲阜孔氏有《宝鼎斋帖》，孔舍人继涑刻有《玉虹楼鉴真帖》十六卷，又选取张文敏照平生所写的书法称为《玉虹楼帖》十六卷，舍人之孙昭薰刻舍人手书为《隐墨斋帖》十卷，长白鄂公西林任陕西巡抚时，刻有《环香堂帖》，嘉兴唐作梅大令刻有《绿蓑山庄帖》，大兴李味庄观察刻有《平远山房帖》，〇南周侍郎於礼刻有《春雨楼帖》，阳湖孙渊如观察刻有《平津馆帖》，吾乡秦蓉庄都转刻有《寄畅园帖》，嘉善谢若农编修刻有《望云楼帖》，吴县谢氏刻有《禊兰堂帖》，钱塘金氏刻有《清啸阁帖》，南海叶氏刻有《贞隐园帖》，扬州鲍氏刻有《安素轩帖》。近来昆山孙少迂刻《寿石斋帖》，蜀中卓海帆刻《快霁堂帖》。我与盛松云员外先刻有《诒晋斋帖》四集十六卷，都是诒晋斋主人的书法。

◎伪法帖 吴中既有伪书画，又制造伪法帖，称为充头货。旧有《含翠亭》伪帖，把宣城梅鼎祚的《真娘墓诗》当作米南宫的诗，后面有“元丰壬辰米芾书”字样。考证元丰纪元始于戊午，终于乙丑，而没有

译壬辰年间，其伪造的痕迹便已显而易见。更奇怪的是，有人买到翻刻版的《绛帖》一部，将每卷开头和结尾两张纸上的重刻年月，用新纸染色拓印下来，冒充宋刻本，共制作了五部，一部叫《绛帖》，即原刻本；二部叫《星凤楼帖》；三部叫《戏鱼堂帖》；四部叫《鼎帖》；五部叫《潭帖》。各省的碑帖商纷纷购买，价格非常低廉，每部不过一千文钱罢了。于是他们取出旧的锦缎进行装裱，外加檀木匣子，选取收藏家的印章，如项墨林、高江村等人的印章印在帖上，以此冒充真正的宋拓本。而官场和豪富之家不知真伪，竟以高价购买，价格不一，有的几十两银子，有的上百两银子，有的甚至高达三五百两银子，全看装潢的华美程度来区分帖的高低优劣，其实都是伪本。嘉庆初年，有位旌德的姚东樵，目不识丁，却开了清华斋法帖店，常常摘取旧碑帖，假托宋、元、明人的题跋，半用石版半用木板，汇集而成，其名称有《因宜堂法帖》八卷、《唐宋八大家帖》八卷、《晚香堂》十卷、《白云居米帖》十卷，全都伪造年月姓名，拆东墙补西墙，冒充旧法帖，遍布全国，甚至有流传到日本、琉球的，尤其令人嗤笑鄙夷。

译◎论刻帖

张怀瓘在《书断》中说：“楷，就是法度、范式，后世把它作为楷书法度。”我也说：“楷，就是法度、范式，后世把它作为法帖。”近代刻帖的人不明白这个意思，只是把古人的墨迹，无论是否值得效法，都刻在帖中以求完备，这就不是法帖了。比如岳飞、文天祥，以功业显赫，以忠义著称，并不是书法家；王安石、陆游，以文章传世，以诗歌闻名，也不是书法家；收藏他们的墨迹是可以的，刻入法帖则不可以。近来有位先生刻印本朝名人尺牍，汇成大部头，花费多达数千金，实在觉得毫无意义。大凡前人的手札，都是随意写就的，不像王羲之、王献之真迹那样字字值得效法。其中有大家之作，有名家之作，有托名之作，有同名之作，又有并不擅长书法而随手写就的，也有他人代笔的，未必字字值得效法，却刻在石头上，这怎么可以呢？这是不懂得《书断》所说的法帖的含义。

◎家刻

我生平没有什么嗜好，最喜欢阅览古代法帖，又喜欢看古人的墨迹，见到好的信札，就双钩上石，以保存古人的风貌，这也像戴逵小时候刻碑一样，似乎有前世的因缘。乾隆五十三、五十四年间，我开始出门谋生，起初为毕沅尚书刻《经训堂帖》十二卷，又自己临摹几种汉碑，刻《攀云阁帖》二册，便在天下风行。嘉庆四年己未，我游历京师，双钩刻印成亲王的法书为《诒晋斋帖》四卷；十年乙丑，再次到京师，又增补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共十六卷，又得到成亲王的一些零星墨迹，汇集成小册，为《诒晋斋巾箱帖》四卷。这一年七月，仁宗皇帝下旨命吏部右侍郎刘之清刻印其叔父文清公刘墉平生所写的书法，我当时在京师，为他双钩勒石，名叫《清爱堂石刻》四卷，十一年夏五月刻成进呈。十三年戊辰，为长白铁冶亭宫保刻《惟清斋帖》四卷。这一年，我开始让两个儿子叫奇、叫祥的将我历年所临摹的五十多种汉碑模刻，名叫《攀云阁帖》。十四年己巳秋七月，为相国英煦斋先生双钩刻《松雪斋帖》六卷，十五年庚午五月完成。十六年辛未，自己选取唐、宋、元三代墨迹或旧拓本，挑选其中最好的，就模刻下来，命名为《小清秘阁帖》十二卷，十七年壬申七月完成。

十八年癸酉，为云间沈绮云司马刻《小楷集珍帖》八卷。十九年甲戌冬，山居闲暇，偶然选取蔡襄的各种书帖刻为四卷，叫《福州帖》，寄给汪稼门制府和王南陔中丞，当时这两位公都镇守福建担任总督、巡抚。二十年乙亥，自己刻《写经堂帖》，起于钟繇、王羲之，终于赵孟頫，共八卷。这一年秋八月，为韩城师禹门太守刻《秦邮帖》四卷，都选取苏东坡、黄山谷、米元章、秦少游等人的书法，而以赵孟頫、董其昌两家殿后。当时太守正代理秦邮县印。这一年，萧山施秋水少府曾将我临摹的汉、魏隶书大小数十种刻成四卷，叫《问经堂帖》。二十一年丙子，南城黄两峰嵋担任昭文县令，介绍我选集黄山谷大小行书六册，叫《黄文节公帖》，大概蔡襄、苏轼、米芾三家各有专刻，而黄庭坚没有。二十二年丁丑，婺源齐梅麓太守彦槐担任我县县令，偶然见到前英相国所刻《松雪斋帖》而喜爱它，查看相国所未完备的，又续刻《松雪斋帖》六卷。这一年冬，钟祥彭毓圃志杰担任乌程县令，我为他刻《吴兴帖》六卷赠送给他。二十三年戊寅，又自己刻《述德堂帖》，从唐人临本《黄庭经》、颜真卿《竹山连句》，以及宋四家、赵荣禄、俞紫芝、张伯雨、吴仲圭、郭天锡、倪云林等人的书法，合而为一，计八卷，以续接《写经堂帖》之后。这一年九月，《攀云阁帖》刻成，计十六卷。二十四年己卯初冬，为长白斌笠耕观察选取赵孟頫、董其昌两位文敏的墨迹，刻为《抱冲斋帖》十二卷，第二年三月完成。道光元年辛巳、二年壬午两年之内，为歙县鲍让斋观察刻印我向来缩临的唐代诸碑三十二册，到四年才完成。这时仪征巴朴园宿昆兄弟索要观看我所刻的各种法帖，我因此检得六十四方石刻赠送给他们，藏在朴园墙壁间，命名为《朴园藏帖》八卷。次子叫祥所刻《枕中帖》四卷也在这时完成。七年丁亥，为嘉善周又山观察刻其父亲山茨先生遗墨大小楷行草书六册，为《仁本堂墨刻》。

八年戊子，为肤施张河帅芥航先生刻文同、苏东坡画竹题跋，计两大册，分装四卷，叫《澄鉴堂石刻》。这一年，又自己刻《学古有获之斋帖》四卷，从钟鼎款识以及周、秦、两汉、魏、晋、六朝直到唐代一代的各种书法，各摹写几个字，略备体格，本是为了教导孙子而刻，也用来

译这便于初学者观览，作为书法的源流。其余所摹刻的尚多，有古碣，有今碑，有墓志、传、诔，有诗刻、题名，如《秦会稽刻石》与《碣石门刻石》、《泰山》、《琅邪》、《之罘》、《东观》诸刻石，《汉熹平石经》残字，《郭有道》、《陈仲弓》、《杨伯起》、《曹娥》诸碑，以及缩本汉碑、《定武兰亭》、褚模《兰亭》旧本、《乐毅论》、《九成宫》、《醴泉铭》、《砖塔铭》、孙过庭《书谱》之类，不可枚举，都另外记载在《写经楼金石刻目录》中。

译丛话十。收藏◎总论

收藏书画，与文章、经世济民之学全然无关，原本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然而，有人对此痴迷到将其视为性命，似乎显得玩物丧志；有人将其视为泥土草芥，也未免俗气到无法医治。我曾论述过，一个人如果富有文采，即使不懂书画，也可以；一个人如果没有文采，即使懂书画，也不可以。大概在一千人中，难得有一人喜爱书画，即便喜爱，若不懂欣赏的方法，即使拥有金题玉躞的珍品，装满箱子，又与市井中的古董铺有何区别呢？

考订与词章，固然属于两条路径，赏鉴与考订，也截然相反。有擅长赏鉴却不懂考订的人，也有擅长考订却不明白赏鉴的人。宋、元人都不讲究考订，所以他们所见到的书画题跋特别空泛疏略，不切实际。到了明代的文衡山、都元敬、王〇州等人，才开始兼做考订。至于本朝朱竹〇、何义门、王虚舟等人，则专精于考订了；然而对于物品真伪的辨别，恐怕难免有些疏漏。

收藏书画分为三等：第一等是赏鉴，第二等是好事（喜好），第三等是谋利。米海岳、赵松雪、文衡山、董思翁等人属于赏鉴一类，秦会之、贾秋壑、严分宜、项墨林等人属于好事一类。如果以此作为谋利的打算，那么临摹仿制层出不穷，造假手段万端，用来骗取他人的财物，不过是市井小人的行径罢了，哪里值得与他们谈论书画呢！

观看书画也分为三等：至真至妙的为上等，妙而不真的为中等，真而不妙的为下等。

上等如同随珠和璧，中等如同优孟衣冠，下等如同千里马的骨头。然而，这需要天赋，也需要功夫，还需要见闻，还需要博雅，这四者缺一不可。诗文有长短之分，书画有兴会之时，虽然真实但缺乏佳趣，我不取用。

《清河书画舫》说看字画必须具备金刚般的眼力，审讯盗贼的心思，才能看得真切。我认为并非如此。看字画就像面对风度优雅的君子，一望便知他多才尚雅，可以终日相对而不厌不倦，并不像作文论古那样，必须全力以赴，只要心平气和，至公无私，不被他人的言论迷惑，便是妙诀。看得真切，万象自然呈现；见得多了，自然百不失一。然而其中也有天赋的存在，并不在于学问的深长，诗书的广博。

晋、唐的名迹，品题很少，即使有品题，也不过是观看款识题名而已。到了宋、元人开始崇尚题咏，题得好更加增添名贵，题得不好更加增添厌恶。到了明代的项墨林，则专门用收藏鉴赏的名号图章来显示长处，简直是书画遭劫，不能称之为品题。我曾见某翰林题董思翁山水卷，用文衡山的用笔来比拟，这是隔云山一万重了。

国初北平孙退谷建造万卷楼，藏书非常丰富，而赏鉴书画尤其精通，著有《庚子销夏记》八卷。退谷去世后，他的藏品大半归入黄昆圃家，而散落在海内的也不少。如书中记载的唐僧怀素小草《千文》、欧阳文忠《集古录跋尾》、黄山谷《松风阁诗》、朱晦翁《城南二十咏》、贯休《罗汉》、易元吉《猴猫图》、宣和御题《十八学士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赵荣禄书陶诗小楷及《枯树赋》，我都亲眼见过。

高江村曾说，世人喜好法书名画而一定要耗尽财力去收藏，与决断性命去贪求富贵有何区别？这话很确切。然而看他有一枚小印，曰“江村三十年精力所聚”，可见他喜好之笃，嗜好之深，未必能作云烟过眼观。《销夏录》中的物品也有真有伪，如苏文忠《送安国教授诗》有陈石〇间跋的，现在藏在黼堂侍郎家，确实是双钩廓填的伪作，而江村也收藏它视为至宝，为什么呢？

收藏书画是雅事，原本就像云烟过眼，可以经过而不留，如果一旦贪恋，便产生觊觎之心，由雅变俗了。试看古来的收藏家，从来没有能传给数百年子孙还能守住的。

明代一代书家，前面有三宋二沈，后面有文、祝、董思翁等公，这是最著名的，其余如吴匏庵、李贞伯、陆子传、王雅宜、张东海、娄孟坚、陈鲁南、王百谷、周公瑕之流，也称善书，可以作为案头的珍玩。大概明代的士大夫，不是以直言获罪受廷杖，就是以书画名家，这也是当时的习气。

明代一代画家，推崇文、沈、唐、仇为诸家之冠，然而可以传世的尚多，如王孟端、戴文进、杜东原、姚公绶、陶云湖、吕廷振、周东村、陈道复、王仲山、袁叔明、陆包山、宋石门、王酉室、钱叔宝、谢樗仙、赵文度、张君度、孙雪居、丁南羽、莫秋水、董思白、杨龙友、陈仲醇、李长蘅辈，也卓然成家。近来收藏书画的人，动辄说宋、元，宋、元岂是容易得到的吗？即使有一二卷册条幅，又是海内士大夫家的珍秘，反而不如降低标准，收取明人的作品容易。

译只是用力罢了。

唐玄宗《〇〇颂》，纸本，高七寸八分，长五尺八寸，纸张共拼接了四次，接缝处都有“开元”二字的小印。结构精密严谨，笔法舒展流畅，绝非唐代以后的人所能做到。有蔡京、蔡卞两人的题跋，前后都有宣和、政和年间的小玺，大概是宋代曾收藏于内府。相传还有黄山谷的一则题跋，已经遗失了。谨按御刻《三希堂法帖》第二十七册中有明洪武初年人林佑的题跋说：“唐玄宗《〇〇颂》，宋代收藏在秘府，徽宗朝时有〇〇千数聚集在后苑龙翔池，于是拿出此卷给蔡京、蔡卞看，因此他们在后面题跋。宋朝灭亡后，画卷便流落民间，被指挥方明谦得到。林佑认为玄宗有一个李林甫，徽宗有一个蔡京，正是像鸱枭遮蔽太阳、凤凰远远躲避的时候，即使有〇〇数万，对治乱存亡又有什么益处呢？”据此，就知道画卷后面不止失去了黄山谷的一则题跋。现在刻入《经训堂帖》的，就是这一版本。

译欧阳询《梦奠帖》真迹，共计七十八字。宋代时曾进入皇家内府，有“悦生图书”印鉴，由此可知这又是贾似道家中的藏品。后面有赵孟頫、郭天锡两人的题跋。乾隆戊申年，太仓毕沅（字竹痴）员外曾购得此帖，呈给他的兄长毕沅（字秋帆）先生，先生认为“梦奠”二字不是吉祥的话，随即又退还给了卖家。我当时在毕先生河南的节度使官署，一见此帖，后来不知它流落到了哪里。

虞世南书写《汝南公主墓志》，起草共有十八行。有李东阳、莫是龙、王世贞、毛〇、王鸿儒、陈继儒、文嘉、严澄等人的题跋，又有钱谷、张凤翼、张献翼的观款，相传这是王肯堂（字敬美）家中的旧物。王肯堂说它萧散虚和，风流姿态，种种都有笔外之意，高可以进入《兰亭序》、《头眩方》的境界，低也在《枯树赋》之上，其推崇程度如此。张丑的《清河书画舫》则断定这是米芾的临本。我也不敢断定它一定是真迹，然而董其昌曾将其刻入《戏鸿堂帖》，金坛王肯堂太史又摹刻入《郁冈斋帖》，经过各位鉴赏家的品题，自然足以珍贵。

颜真卿《竹山书堂联句诗》真迹，书写在绢素上，雄浑古朴，用墨如漆，绝非后人所能模仿。清初藏在真定梁相国家，刻入《秋碧堂帖》的就是它。乾隆辛亥年，被毕沅先生所得。先生去世后，图书典籍星散，又被扬州吴杜村观察所得。嘉庆丁卯年，广东李载园太守来到苏州，携带有杜甫《赠卫八处士》诗墨迹卷，其书法都是狂草，如同张旭的笔意，而吴杜村观察恰好到来，颜真卿的册页也在箱中，我于是邀请两位各持墨迹，在虎丘怀杜阁一同观赏。我笑着说：“颜真卿、杜甫生于同时，却未能见面，如今千百年后让两位真迹聚于一堂，实在是我们三人作介绍啊。”查《新唐书》，天宝十二载，安禄山反叛，颜真卿守卫平原，杜甫避乱逃往三川。后来颜真卿因元载诽谤被贬到湖州，在大历初年，正是杜甫出瞿塘峡，下江陵，溯沅湘的时候。

《灵飞经》，四十三行，墨迹位于上清琼宫阴阳通真秘符之前，即是海昌陈氏《藏真帖》的祖本，其最后十二行是《藏真帖》所缺少的。查《灵飞经》是唐开元二十六年玉真长公主奉敕抄写，元代袁清容才断定是钟绍京所书，他的说法大概基于宋徽宗对于经生书不收入内府的一句话，然而也不能断定就是钟绍京所书。明万历三十五年冬，董其昌在吴用卿家得到它，后来董其昌抄写《莲华经》，必定展开阅览一遍，珍视如同球璧。庚戌年，董其昌拿出所抄写的《莲华经》七卷，抵押给太常卿陈增城，每卷议定价值百金，而陈太常面有难色，于是用《灵飞经》一册作为辅助。过了十六年，董其昌派他的儿子持金来索取《莲华经》非常急切，而陈氏正在刻石，不便立即归还，反复交涉不止。陈太常的儿子湖广参政陈之伸，便将《灵飞经》抵换《莲华经》以平息他的意思。参政私下将《灵飞经》割留四十三行藏在家中，意在效仿雷焕留剑的公案，而董其昌竟然没有检查到。到了戊辰年，参政在西湖昭庆寺遇见董其昌，问《灵飞经》是否安好，则已经像王、谢家的燕子一样飞走了。从此四十三行藏在陈氏家中，传到体斋中丞陈用敷，也能世代守护。我们同乡秦味经司寇素闻《灵飞经》的名声，从中丞那里借观多次，中丞本是司寇的门生，不得已，便赠给了他。

司寇得到后，秘不示人，去世后他的儿子静轩太史稍稍在人间夸耀。中丞任安徽布政使时，偶然经过锡山，用计谋赚回，仍归陈氏所有，真是艺林佳话。我的老友陈无轩学博曾载入《寓赏编》，与我详细叙述。这是细麻纸本，非常完好，共四十三行，计六百八十五字。与全本相比，虽然仅是吉光片羽，但与石本对照，则结体用笔，毫发不差，至于精神奕奕，自在游行，又不是石本所能接近的。我多年来奔走衣食，以不能一见为恨，后来看曾氏《滋蕙堂帖》，才知道是从《藏真帖》翻刻，所以也缺少这十二行，并在后面作了赵孟頫的伪跋，那就与《藏真帖》有霄壤之别了。我前年冬天在千阝上，知道是吴余山文学所购，如今中书舍人谢若农借来上石。嘉庆辛未十月二十日经过枫泾镇，开始在若农斋中观赏，摩挲石刻将近三十年，一朝得见真迹，喜不自胜。日后还打算从余山那里再乞求一观，仅摹写这十二行以补陈、曾两家的缺漏，不也是大快事吗！

徐浩书写《朱巨川告》，白麻纸本，高八寸五分，长五尺八寸六分，计三十二行，前后有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四十三方，又有宣、政小玺，大概是宋代时曾进入内府。

在鲜于枢、张可与张宴三人的题跋之后，并书写《新唐书》本传二十行，又有董其昌一跋，即《戏鸿》、《快雪

译这是祖本。我在毕秋帆先生家中见过它，后来被权贵索要，于是进入了京城。

译《范隋告身》，绢本，高八寸，长三尺六寸。这是唐僖宗咸通二年六月的告身，上面署有“将仕郎权知幽州良乡县主簿范隋”十四字，范隋就是范仲淹的五世祖。后面有宋人题跋二十一人，元人题跋二人。现在收藏在苏州范氏义庄，并有石刻留存。

怀素小草《千字文》卷，黄素绢本，高九寸，长八尺七寸六分。笔法严密，字字用心，脱去了平时剑拔弩张的习气，而完全趋向自然。后面题写着“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于零陵书写，时年六十三岁”，字势略微偏侧，正是他晚年的作品。后面有宣和、政和两方玺印，这就是《宣和书谱》所载四卷中的一卷。卷轴使用黄素绢，八方装裱，每个交接处都用军司马印钤盖。相传怀素禅师居住在永州龙兴寺，那里原是吴国吕蒙的故宅，寺后挖井时得到了军司马印，所以怀素禅师每次写字必定使用这方印章。后面有文休承的一则题跋，详细记载了始末，这是严分宜《冰山录》中的物品。本朝康熙年间，被商丘宋中丞所得，不知何时归入了明府。乾隆丙午年，吴杜村太史在京师购得，赠给了毕秋帆先生。我曾经将其摹刻入《经训堂帖》，与《停云馆帖》所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唐代一代，除了墨迹、告身之外，只有佛经尚存一二，大半都出自僧侣、道士之手，古人称之为经生书。他们的书法，瘦劲的接近欧阳询、褚遂良，丰腴的接近颜真卿、徐浩，笔笔端庄严整，笔笔舒展流畅，从头到尾，没有一笔松懈，这是宋、元人绝对赶不上的。唐代至今一千多年，即使是经生书，也足以珍贵。过去云间沈屺云司马委托我收集刻制晋、唐小楷，我替他收集了七八种唐代经书，一是《心经》（即沈屺云所藏），二是《郁单越经》（歙县鲍席芬家所藏），三是《转轮王经》（繁昌鲍东方所藏），四是《金刚经》（苏州陆谨庭所藏），五是《长寿王品迦那经》（宁波孙晓江所藏），六是《大般若经》（苏州黄荛圃所藏），七是《莲华经》（扬州徐芝亭所藏），八是汉阳塔中残经（张芑堂所藏）。其他如《兜沙经》（苏州叶氏所刻）、《律藏经》（王梦楼所藏）之类，生平所见，不胜枚举，于是领悟到《灵飞经》并非钟绍京所书，不辩自明。

罗昭谏曾担任先武肃王镇海军的掌书记，昭宗赐给武肃王铁券时，罗昭谏正在幕府，那么谢表必定是他的手笔。我十九岁时，在苏州清嘉坊的书肆中见到罗昭谏手书的《谢铁券表》草稿，字如中指大小，后面写着“乾宁四年月日臣罗隐代脱”十二个字。“代脱”的意思是代为起草。

后面有刘青田的一则题跋，考证得最为详细。清初收藏在励宗万家，不知何时流落到了苏州。当时索价五百金，没有人买，后来被广东的一位客人所得，屈指算来四十多年，至今还历历在目。

张僧繇没骨山水一幅，绢本，上面排列着两座山峰，青绿相间，下面有三株苍松，一道白云，掩映在紫翠之间，落笔雄奇，出人意料。旧时是宛平王相国家所藏，画的上方有禹鸿胪的鼎题记。

尉迟乙僧《天王像》，绢本，着色，是真正的唐代笔法。原本是立轴，做成手卷装裱，横着看，从宋代就是这样，后面有宣和、绍兴小玺以及内府图书的印章，还有明道元年十月十日奉圣旨审定及内侍卢道隆等官衔，又有元代张金界奴上进题名一行，是项墨林家的旧物。

毕秋帆尚书用五百金购得，乾隆五十六年七月进呈，现在收藏在内府。

◎五代先武肃王赐崇吴院长老僧嗣匡墨牒一道，前面一行有“天下都元帅”五个大字，后面题着“龙德二年十二月牒”，最后又大书“都元帅吴越王”六个字。下面有押印，就像现在的画押一样。文章采用骈体，字径六分，极似苏灵芝《悯忠寺碑》，大概晚唐书法都是这样。

这件物品自元、明以来世代收藏在台州本家，与铁券一同守护。记得乾隆辛亥年，我在会稽同修郡志，曾借来观看，双钩摹写一通，刻在《小清秘阁帖》中。到了道光癸未年，我再次到会稽，才知道被家薪溪族祖所得。查《姑苏志》，崇吴寺在今吴江县充浦，前面面临太湖，两洞庭山在望。只是地处偏僻乡隅，很少有人到来。日后打算再刻一通，交给寺僧，还可以看到五代时牒封寺院的文书。

先忠懿王擅长草书，史册中有记载，现在收藏在台州白石山本家的，是他手写的七行状文，后面有押字，我之前已经双钩刻石，其中米元章、危太朴等人的题跋都被别人窃去，只留下熙宁、元丰、元祐的题名而已。其中有贾平章的观款，书法极其工整。癸未年春三月，我去台州，因观看铁券，又反复摩挲了几天。

杨凝式《神仙

译《起居法》的真迹，共有八行，后面有米友仁、商挺、留梦炎等人的题跋。阮云台宫保曾经把它拿给我看，我对此颇有怀疑，没有进行双钩摹写，后来终究还是刻成了石碑，并在后面附有跋文记载。

译王齐翰的《挑耳图》卷，前面有宋徽宗御笔题写的“勘书图”三个字，又有“王齐翰妙笔”五个字。画中一位贵人正在自己掏耳朵，坐在屏风之前，衣纹描绘精细，设色非常工整，俨然符合吴道子的画法。

后面有苏东坡、苏辙兄弟以及王晋卿的题跋。这幅画旧时是我家乡安氏的藏品，嘉庆壬戌年十月，我在扬州吴杜村太史家中见到了它。

世人称唐代李思训的画作，如今流传下来的极少。我曾经在吴盘斋大令的〇〇城官署中，观赏过五代时期卫贤所画的《广寒宫图》，其中的楼台殿阁，精细程度超过毛发，中间有一扇宫门，上面写着“广寒清虚之府”六个字。离宫别馆，用笔细若游丝，刻画精整，几乎毫无多余之意。画款两个字位于一块石头的缝隙之间，恐怕李思训也不能超过它。镶边的绢上有梁蕉林的鉴赏印记，其上又有一方小印，模糊无法辨认，想必是南宋宫廷旧物。

董源（北苑）的《潇湘图》，是董其昌（思翁）的旧藏，收藏在毕沅（秋帆）尚书家中。画卷长约一丈，神采焕发，呈现出远山苍翠、江水回旋的景象。江心有一艘船，船上坐着一位身穿朱衣、头戴乌帽的人，旁边有两位美女以及弹瑟吹笙的人，岸边还有撒网捞鱼的渔人，大概是取用谢朓（谢宣城）诗句“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的意境罢了。董其昌一生的画学功力得力于此。画卷前后有三段题跋，《随笔》中也记载了此事。后来被权贵夺走，如今不知下落。

◎宋高宗赐给岳飞（岳忠武）的墨敕草书共十四行，写在朱色云龙笺上，盖有“皇帝上用”和“书诏之宝”两方印玺。这道敕书旧时收藏在西湖岳庙，由奉祀官世代守护。乾隆六十年，汪稼门先生任浙江布政使，才开始进行装裱，题写了一首诗和一段跋文，刻在石头上，镶嵌在庙壁上。当时我在转运使署任职，因此将拓本寄给翁覃溪先生，先生欣然赋诗寄给我，我便请求方伯一并刻石。从此海内之士题咏遍布，近来已经写满卷轴，厚如牛腰了。

宋高宗、宋孝宗二陵的墨迹，一是高宗的草书，写在团扇上，内容为“芳草西池路，柴荆三四家，忆曾骑款段，随意入桃花”一首诗，后面盖有德寿宫的朱文印，应当是高宗晚年的笔迹；一是孝宗书写的“春云初起拂青林，冉冉因风度碧岑，既解从龙作霖雨，油然出岫岂无心”二十八个字，合装成一册，为仁和赵晋斋文学所收藏。近来士大夫题咏很多，我也题了两首绝句：“石经剥落长苔痕，遗恨冬青不足论。留得二陵真迹在，蓬门犹识赵王孙。”

“焚香再拜启题封，想见挥豪德寿宫。龙凤升天陵谷改，尚余文翰扇清风。”

陈简斋的诗卷，纸本，共一百零一行，计有诗二十三首。旧时有张宣公的标题，如今已不存。后面朱晦庵、刘西台、危太朴等人的题跋，都在。查考《宋史》，陈简斋名去非，高宗时任资政殿大学士。危太朴的题跋详细记载了始末。

蔡襄（蔡忠惠）的《谢赐御书诗表》，字大如指头，结构精严，后面有文同（文与可）、米芾（米元章）两人的题跋。

查考《续书断》记载，宋仁宗非常喜爱蔡襄的书法，曾经用御笔书写“君谟”两个大字并写诗以宠异他，蔡襄于是作《诗表》谢恩，就是这一卷。过去曾见〇南周氏将其刻入《春雨楼帖》，后来见到墨迹，在五柳居陶蕴辉家中，索价五百金，没有人购买。

又有蔡忠惠自书的诗稿，共八页，每页十行，总计七十三行。第一行在诗的第三句下写着“皇〇五年二月”，正是蔡忠惠从福州进京一路纪行的作品。其中第二页《题龙纪僧居室》下面有“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九个字，则是欧阳修（欧阳永叔）的亲笔。这一册在南宋时曾进入贾似道家，前后都有“悦生葫芦”及长字印记，又有杨龟山、张正民、蒋璨、张天雨、张枢、胡粹中等人的题跋。其书法虽然看似草率不经意，实则是蔡襄的妙墨。

苏轼（苏文忠）的书法，我所见到的不下十余种，真伪参半。查考崇宁、大观年间，蔡京掌权，以党禁禁止苏轼、黄庭坚的文词，连同他们的墨迹一起销毁，直到政和年间才解除禁令，所以后世流传的很少。从前在京师，见到翁覃溪先生家有大字《偃松屏赞》，是苏轼被贬惠州时写给儿子苏过的，只是绢本破损不全，我收集了其中几句刻入《小清秘阁帖》。又有《九歌》六段，是从家恬斋方伯处得到的，双钩上石，未曾见到真迹。

又有苏轼书写的《四十二章经》真迹，我在乾隆六十年二月于福州汪筠庄明府斋中观赏，书写在绢素上，织有朱丝栏。高约九寸，长七尺二寸。小楷，略带行书笔意，共一百二十八行，前面有十几行破裂，而后幅完好无缺。有宋代僧人悟静、元代王原吉、〇孛存素、石羊山樵四人的题跋。我的朋友陈无轩将其载入《寓赏编》，这里不再赘述。后来被汪筠庄的儿子汪元度带在行囊中，在晋陵的船上遭遇盗贼偷走。过了二十多年，京口杨子坚忽然

译在朋友家见过它，如今不知在何处，可惜啊！

译又文忠公《橘颂》卷，上有赵孟頫题跋，向来收藏在洞庭山席氏家中。乾隆丙午年，有沈某兄弟二人擅长伪造书画，用来出售给人，于是借来此卷进行双钩摹写，与原迹毫无二致，拿给毕秋帆先生看。当时先生任河南巡抚，竟然用千金买下了它，实际上是伪迹。

黄庭坚《松风阁》诗卷，高九寸多，纸本，经过三次拼接，长六尺三寸，没有款识和印章。元朝至治年间为皇姊大长公主收藏，不论身份随意题跋的有十四人，大半都有官衔。乾隆己酉年春三月，在镇洋毕涧飞家观看。

又黄庭坚书写刘禹锡《伏波神祠》诗卷，明朝时是严嵩的旧物，有张孝祥、范成大两人的题跋，现在收藏在诸城刘文清公家中。信芳尚书曾经拿给我看，平生所见黄庭坚的墨迹，这一件是第一。

米芾书写《宗室崇国公墓志铭》，郑居中撰文，将近两千字。我所见的有大、小两个版本，极像褚遂良的哀册。后面有袁桷、邓文原、黄溍、柳贯、揭傒斯、叶盛、吴宽七人的题跋。其中一本现在收藏在婺源齐梅麓员外家中，另一本收藏在扬州鲍氏家中。查阅米芾《志林》，当时临摹米芾书法酷似可以乱真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吴云壑名琚，一个是陈伯修的儿子陈寺丞，米芾都传授给他们作字提笔的方法，或许是这两个人所临摹的。

又米芾《虹县旧题》真迹卷，没有款识，有“俨斋秘玩”图书，是华亭王氏的物品。后面有金朝大定年间刘仲游、元好问两人的题跋。南周氏、曲阜孔氏都将其钩摹收入法帖。

又米芾书写杜诗《王宰山水歌》墨迹卷，绢本。后面有徐守和两人的题跋。南周氏曾经刻入《春雨楼帖》，现在收藏在吴门汪省吾茂材家中。

朱熹注解经书的草稿真迹，我见过的有两种，一种是嘉善谢若农中翰所收藏的，《易经·系辞》从“无咎者善补过也”开始，到“凡三百有六十句”结束，共计六十一行；一种是吴门陆谨庭孝廉所收藏的，《论语》从“颜渊问仁”到“司马牛问仁”，共计五页。近日又有人刻印集注稿，行款尺寸大致相同，应当是朱熹亲手书写的。

朱熹《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北平孙退谷侍郎所收藏，前面有李宾之篆书“晦翁手泽”四字，后面有干文传、黄溍、于渊、李东阳、吴宽、周木、陆简、何乔新、董越、李士实、张元桢、费宏十二人题跋，杨维桢和诗，后面又有陈白沙、谢肇淛、徐渤三人的题跋。其中黄溍《书城南斋记》称常熟钱君伯广早年跟随他的乡里先达尚书干先生交游，先生守婺源时，得到朱子手书《城南斋二十咏》而珍视喜爱，最终把它归还给伯广，于是就在所居东边建造一间斋室，匾额题为城南，并且以城南自号。查阅虞山谱，伯广名广，是千一公的七世孙，柳溪先生宽的胞兄。

庚辰年十月二十六日，偶然在吴门寓斋遇见赵季由太守，拿出吴云壑书写《归去来辞》真迹给我看，笔笔飞舞，全用米芾笔法。后面有董其昌一人的题跋，倾倒佩服得很厉害。可惜这件物品已经落水，有斑痕，墨光也减退了。

文天祥书写“慈幼堂”三字，被吴中颅脑医陈仲和得到，就用它命名他的堂室。后面有陈继、王鏊、刘吉、邱濬、费宏、吴宽、杨士奇、胡濙、杨荣、金幼孜、李东阳、杨翥、马绍荣、王恕、耿裕、白昂、倪岳、陈镒、朱仲阳、张升、靳贵、刘忠、毛澄、杨守址、吴俨、李杰、杨廷和、陆简、宋濂二十九人题跋。这是吴门陆谨庭孝廉所收藏的，曾经请同邑陶君名赓考证诸人的名号爵位籍贯很详细，有小记附在后面。

马远《松阴高士图》，是我家乡李芥轩先生所收藏的，已经一百年了。嘉庆庚申年，侄子有谷拿着它给我看。查阅马远绘画本来师法李唐，用焦墨画树石，笔力矫健，千古独绝，吴小仙就是从他那里出来的。

李成《秋山行旅》，吴门缪武子家收藏。凡是宋朝人大幅画绢素狭窄，都是双裱，这仅仅剩下半幅了。乾隆戊申年，毕秋帆先生任河南巡抚，听到它的名字，为之物色，有客人带到汴梁的。我当时在节署，因此得以观看。

米友仁《云山图》卷，纸本，款题“绍兴十一年九月五日懒拙米元晖戏作”十六字，后面有元朝人韩性、王逢、杨遵、顾禄、宇文公谅、朱文瑛、陶宗仪诸人的题跋，道光乙酉年四月偶然在汪氏家中见到。

元朝赵孟頫书写《寿春堂记》，大楷书，是绢本屏幅，剪装成大册的。嘉庆元年，我客居两浙转运使幕中，云间陈古华太守带着它给我看，同海丰张穆庵都转、乌程陈无轩学博一起披览一遍，后来阮元先生曾经刻石在武林。

《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乌丝方格，字大

译直径一寸，前面有篆书八个大字，写成四行，正文共计六十三行，每行八个字，有董其昌、李日华两人的题跋，是钱塘梁文庄公家中的收藏之物。嘉庆元年二月，我拜见山舟先生，才看到这幅画卷。曲阜孔氏已经刻印了《鉴真帖》，而长白煦斋相国见到后喜爱它，于是通过我前往钱塘进行双钩摹写，又将其收入《松雪斋帖》。

译《二赞二图诗》卷，共二百三十二字，后有卞华伯、王〇州、董思白、陈眉公、文湛持五人的题跋。董其昌认为此卷学习颜真卿《送蔡明远叙》，兼用米芾的笔法，与平日之作迥然不同，这确实是极中肯的评价。此卷先前收藏于毕秋帆尚书家中，我曾将其钩摹刻入《经训堂帖》。嘉庆己巳年，我偶然游历京师，得知此卷已被刘文清所得，如今又归煦斋相国所有了。

《汲黯传》小楷，使用欧阳询的笔法，千余字写得烂漫自然，应当是赵孟頫一生的杰作。只是我近年所见到的已有三本，都有文征明补写的部分，绢本与纸本混杂，真假难以辨别。造假的人真是厉害啊！

《天冠山》诗，原本有二十八首，现在陕西刻本只有二十四首。乾隆戊申、己酉年间，北平翁覃溪先生督学江西，得到一本，纸墨完好。后来赵孟頫自题说：“道士祝丹阳给我看《天冠山图》，请求我赋诗，于是作了这二十八首。”考察当时是延祐二年，赵孟頫在京师，任集贤学士，未曾到过这座山。陕西刻本的题跋说：“我昨天游览天冠山，且说山在丹阳郡，不知道这座山在江西贵溪。”丹阳是道士的号，足以证明陕西刻本不真。然而其用笔自然佳妙，不是近代人所能做到的，有人说这是文征明年轻时的作品。

小楷《过秦论》三篇，刻在《戏鸿堂帖》里的只有一篇。嘉庆乙亥年，嫠源齐梅麓员外任我县令，偶然谈及此卷，说真迹在他同乡董小楂编修处，过了几年果然得到了，不久董又取走了，并且说五年后应当赠送给我。梅麓赋诗说：“鸥波妙墨世原稀，况复香光论入微。赵璧竟从千里去，吴钩今许五年归。米颠豪夺真无赖，季布盟言岂有违。寄语山灵好呵护，莫教化作朵云飞。”日后此卷如果真能送来，我应当为员外一并刻石，以与《戏鸿》、《滋蕙》两刻抗衡，也是一件快事。

《洛神赋》，赵孟頫一生临摹最多，相传赵孟頫曾见过王献之的墨迹。我从前在京师，见到司马达甫中翰家有一本，纸墨如新，现在为孙制府平叔氏所藏。广东吴荷屋方伯也有一本，可惜前面缺了几行，请诒晋主人补写。其余如梁蕉林所藏刻入《秋碧堂》的，尚是真迹，至于《经训堂帖》所刻的楷书本，则是伪作。然而学习者很多，有翻刻本盛行于世，真是奇怪！

《头ヌ寺碑》文，吴门蒋氏所藏，我在己卯三月在斌笠耕观察的船中见到，用笔介于《洛神》、《枯树》之间，值得珍视。

《神仙篇》五首，一张正见，二卢思道，三王融，四陈思王，五郭景纯，后书“大德改元三月廿六日水精宫道人书”。字如中指大小，灵秀和雅而峭拔，应当像是赵孟頫中年得意时的笔迹。然而看卷中如“亿”写成“忆”，“娥”写成“蛾”，“阿谁”写成“何谁”，“进趋”写成“进趣”，恐怕赵孟頫未必会这样，其为伪本无疑。现在在英相国家中。

旧闻当湖家梦庐处有赵孟頫临《黄庭经》卷，想了十年，不得一见。道光丙戌春日，偶然在梅麓员外寓所阅览，后无年月可考，审视其结体用笔，实为赵孟頫早年书法，特别缺乏英俊之气。有邓善之、杨载等十六人题跋，都是真的。

临褚遂良《枯树赋》卷，白宋笺本，长洲宋小岩编修所藏，后归毕秋帆先生。

有赵孟淳、白〇、陈深、龚〇肃、周天球、黄姬水、彭年、文嘉、王世贞、文伯仁、黎民表等人题跋，最后有太仆寺印及抚治郧阳等处关防，是明代王敬美家的旧物。

“快雪时晴”四大字，乃是题在张伯雨临右军帖前面的，后有徐幼文山水一幅，现在藏于查小山比部家。

《仇府君墓碑》，字与《寿春堂记》相等，前篆额六行，计二十四字，内两行为后人重补。此卷现在藏于笠耕少仆家，可惜文中缺了几行，失去了仇公的讳字，后有倪钲一跋，说仇字彦中，又见虞道园《书仇公墓志》，才知道仇名锷。

嘉庆己未春，我在京师，经过质郡王府，见到赵孟頫画陶靖节像，阔袖幅巾，手携一杖，翩翩欲仙，上书《归去来辞》小楷十二行，真是妙笔。郡王去世后，世子尚幼，可惜不能再见到了。

孙平叔制府家有赵孟頫小楷《归去来辞》，是毕氏广堪斋旧物，我曾摹入《集珍帖》中，审视其用笔，应当是中年之作。

赵孟頫所题《兰亭十三跋》墨迹，并《定武兰亭》，我曾于吴杜村太史家见到，所谓独孤长老本是也。尚有吴傅朋、钱舜举及柯九思二跋。为商丘陈望之中丞所藏，后德清谈韬华观察得到。谈去世后遭遇火灾，

译图籍全都散失，只有这卷书尚存几个字，现在在英相家中。

译吴门陆谨庭曾经得到过赵孟頫（松雪）画的《李太白庐山观瀑图》，画的是青绿山水，整张纸都画满了，没有空隙，然而一种幽深玄远的意趣，洋溢在方寸之间，如果不是赵孟頫的妙笔，是传达不出这种神韵的。后面有元代、明代人的题跋很多，其中姚公绶的一篇跋文最长，可惜被后人胡乱加上了“赵氏子昂”四字的朱文印章，真是画蛇添足。

庚戌年三月，我前往娄东，在毕涧飞员外家里看到魏国公赵孟頫自画的小像，纸本，长约一尺，宽七寸，做成镜框的样子。画像在中间，只画了半身，头戴一顶斗笠，身穿月白色的长袍，面容圆润而俊伟，神采奕奕，留着短须，真是元世祖所称道的神仙中人。上面只有赵雍（仲穆）写的两行赞语。又在朋友那里看到一幅画像，有自题七律一首说：“致君泽物已无由，梦想田园〇水头。老子难同韩子传，齐人终困楚人咻。濯缨久判从渔父，束带宁堪见督邮？准拟新年弃官去，百无拘系似沙鸥。”后面题写“大德二年正月人日赵孟頫自题”，又有一行字说“至治二年八月儿子赵雍恭敬装裱”。看魏国公这首诗，他出山做官，并非本意，然而又何必自取其辱，留下这白璧微瑕呢。

赵松雪曾经拜中峰和尚为师，为他画了一幅小像非常精妙，画了一张盘椅，师父横卧在上面，一双红鞋脱在椅子前面。这种画法，古代未曾见过。后面有偈语说：“身如天目山，寂然不动尊。慈云洒法雨，遍满十方界。化身千百亿，非幻亦非真。觅赞不可得，为师作赞竟。至大二年正月人日弟子吴兴赵孟頫焚香谨赞。”这幅画过去在吴门陆白斋先生家见过，曾请南浔陆梅圃临摹了一幅，后来被朋友夺去了。看这两幅画像都画在正月人日，或许其中有意旨吧。

世间流传的管仲姬墨竹最多，而真迹极少。记得甲寅年三月，我在钱塘西湖寓所会见鲍绿饮先生，看到一卷画，应当是夫人平生的杰作。后面有夫人姐姐名叫道杲的嫁给了姚家，住在南浔，写了一首诗和一篇跋文，写作都很精妙，题诗说：“绿窗无长物，树蕙与滋兰。光风布淑气，扬扬畹亩闲。窗外何所有？修竹千万竿。密叶敷下阴，劲节当岁寒。方欣同臭味，且以报平安。吾妹忽来过，绿纱生薄寒。幔结贻佩纟襄，重之青琅〇。写真一挥洒，翰墨犹未干。古意镇长在，高风渺难攀。况有斐媲德，懿名垂不刊。”后面跋文说：“至大二年四月二日，我的妹妹魏国夫人仲姬到南浔里第拜访我，在君子轩安坐。夫人笑着说：‘君子命名轩室，为什么没有竹子？’于是让女仆磨墨，在轩中写了这幅画。妇女的事情，除了洒扫炊爨刺绣之外，没有别的事了，而我的妹妹却无所不能，难道不是所谓的女丈夫吗？做我们子孙的人，能不珍视它吗？等到日后妹夫松雪来看，应当再请他题咏。姚管道杲识。”

赵仲穆的书画，过去的人称赞他能够继承家风，然而用笔太重，重了就接近俗气，不再有他父亲那样的秀逸之气。

因此知道笔墨这一道，各自有天分存在其中，即使是父子也不能传授。我年轻时在吴门看到仲穆手书的长卷，所录古今体乐府小词共计三十五首，后面题写“延〇六年春正月寄吴德琏姊丈一观”等语，后面有文衡山、许初两人的题跋，都很精妙。衡山跋文说德琏就是王国器，是魏国公的长女婿。德琏擅长新乐府，当时被杨铁崖所称道，所以这卷书写的乐府很多，难道也是投其所好吗？

虞文靖公书写他先世宋丞相雍国忠肃公虞允文所撰的《诛蚊赋》，桂花纹白绫本，共计七十二行，最后十七行参差错落地写在纸上，大概是应他方外交闲上人的请求。后面有鲁威、柯九思、苏大年、王敬方、郑元〇、杨椿以及元〇书刻石疏共七篇题跋。这卷画明代时藏在沈石田家，后来归了我们家乡华东沙氏，到了本朝又被梁蕉林得到，毕氏《经训堂帖》才开始刻印它。

饶介之号醉翁，原籍江西，因为元末战乱隐居在姑苏，放荡不羁自得其乐，曾经与云林生往来。

擅长草书，宗法怀素。我曾经见过他的《蕉池积雪》诗卷，是童梧冈侍郎所收藏的。后面有金问、魏瀚、吕{常心}、吴昂、王淮、朱应祥、蒋宗谊、姚公绶、鲍浩、马时正十人题跋，并有卞令之、安鹿村书画印记，可惜被后人填墨，完全失去了真面目了。

张伯雨的书法，实际上出自赵松雪，而又有一种逸韵，与柯丹邱异曲同工。过去从王梦楼太守案头看到他写的《台仙阁记》，非常精妙，竟然像赵松雪了。他的片缣短幅，平生所见很多，一时难以全部记下来。

赵大年《江村秋晓图》，绢本，没有款识，前后有元初人图书印三方，后面有龚〇肃、吴讷、赵孟頫、陈敬宗四人的题跋，是真迹。

高

译房山的山水画作简淡超逸，可以与米芾、米友仁父子相提并论。我曾经见过他的一幅墨竹图，也可以与吴镇、顾安相提并论。赵孟頫有一首诗题在画下，写道：“高侯落笔充满生机，特意画了两竿竹子立于烟雨中。天下有几人能懂得此中意趣，萧萧寒碧间仿佛吹起了秋风。”

译黄子久与王叔明、倪云林、吴仲圭都是元代的名家，只有子久风格清丽高雅、秀逸挺拔，繁简处理得当，不仅位居这三人之首，实际上甚至可以超越高房山、赵孟頫之上。我过去所见到的画作很多，只有在北京内务府胡某家中见到的《浮岚暖翠》一幅最为精妙。

王叔明是赵孟頫的外孙，绘画师法李成，但皴法略有不同，其品格介于赵孟頫、黄公望之间，万壑千岩、长松修竹，又是一种独特的风格。我曾经见过王叔明《紫云山图》的真迹，用笔奇古，与他平时所作的截然不同，因此知道名家笔下的每一处山丘沟壑，没有不达到妙境的。

王叔明曾为陶九成作《南村真逸图》，我在毕秋帆先生家中见过这幅画，高八寸，长约三尺，纸本，没有署名款识，只钤有一方“黄鹤山樵印”，后面附有孙作写的传、王掖写的序、胡俨写的记、金声写的跋语，都是当时的名家手笔。张丑题跋说：“万历戊午年春天在长洲吴氏处获得，这是吴宽太史的旧物。”又说：“王叔明与陶九成是中表兄弟，每次经过南村，总是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兴致酣畅时落笔，意境幽深，可以一扫绘画的陈规陋习，不是《松风阁》、《听雨楼》、《琴鹤轩》等画卷所能比拟的。旧时还有王叔明自题的篆书五字，现在已丢失。”

倪高士的《懒游窝》图卷，纸本，高六寸五分，长一尺四寸。后面有二十行题记，书法类似王羲之的《东方先生画像赞》。题款写着“壬寅九日句吴倪瓒为安素先生写”，最后有彭敬叔、徐乘两人的诗。查《云林集》记载这篇文章，文中所说的金君安素，实际上是我家先祖永谦公。他是元末至正年间的人，洪武初年多次被推荐征召，因人才科即将授官，却以病为由引退，改姓金氏，字安素，在堠山南面耕读终老，距离倪瓒的住所很近，家谱中有记载。这幅画卷过去曾在陆白斋先生家中见过，后来又见到一幅，有题记没有图画，是毕秋帆尚书所藏，曾刻入《经训堂帖》的，实际上是伪本。

又曾见过倪瓒的《溪亭山色》一幅，款题“丁未五月东海倪瓒画”。后面有吴匏庵、卞华伯两人的诗，吴匏庵说：“听松庵里试茶归来，第二泉边再看山。独有去年的诗兴还在，云林清雅的墨迹斑斑。”卞华伯说：“倪迂仙去何时还？留得溪亭对远山。老我今为亭上客，啜茶闲试鹧鸪斑。”都是真迹。

梅花道人（吴镇）的书画都很精妙，我所见到的不下十多种，画竹尤其多于山水。嘉善家黼堂少宰有一大幅竹子最为精妙，其次是斌笠耕少仆所藏的绢本雨竹，都是吴镇生平的杰作。又，道人有草书《心经》一卷，为诒晋斋主人所藏，后来赠给少宰，因为少宰是嘉善人，与道人是同乡。少宰于是嘱托我刻石于梅花庵，并有跋文记载此事。

顾安字定之，擅长画墨竹，吴仲圭以苍老取胜，定之以秀色取胜。扬州吴杜村观察有一小幅立轴，我曾经双钩刻石，赠给江元卿员外。又，吴门王月轩所藏的长卷中有一枝折竹，非常精妙。又在钱塘赵氏家中见到一幅，后面有屈生题诗说：“海内人传顾定之，生平画竹发清奇。披图记得湘江夜，翠影参差月下时。”

僧人大圭书写《七宝泉开山顺庵主行实》以及道衍书写《顺庵主塔铭》合为一卷，有钱仁夫、李应祯、戴冠三人的题跋，是吴县光福寺中的旧物。查道衍即姚恭靖，书写时是在洪武十三年，这是在他未见明成祖之前。

元代僧人善继三世血书《华严经》八十一卷，现在虎丘半塘桥龙寿山房。相传金华宋景濂是善继的后身，现在宋景濂有一篇跋文，在第二卷后面。明代人的题跋、观款散题在各卷上的共有几十处，不能全部记下了。

元代书法大致都出自赵孟頫的门径，如柯丹邱、白湛渊、郭天锡、张伯雨、仇山村、俞紫芝等人。也有独自成家的，如虞伯生、鲜于困学、康里子山、邓善之、周公瑾、杨铁崖、陆宅之等人。

元代画家全讲究气韵，不拘泥于一种风格，实际上能够超出唐、宋人刻画细致的习气。黄、王、倪、吴四人自不必说，生平所见到的，山水画有朱泽民、高房山、盛子昭、方方壶、曹云西等家，花卉人物画有王若水、王元章、钱玉潭、孟玉涧等家，兰竹画有郑所南、李仲芳、苏昌龄、顾定之、李息斋及其子遵道等家，如过眼云烟，不能全部记下，都是所谓以气韵胜人的。

●丛话十一上。书学◎钟鼎文三代已有文字，而今不传，所传者只有《大禹岣嵝山碑》、《比干铜盘铭》、《周宣王石鼓文》、《穆王坛山刻石》、《孔子延陵十字碑》及《诅楚文》之类，前人有相信的，有怀疑的。就像薛尚功《钟鼎款识》刻本载有夏雕戈

译对于钩带铭文以及商代器物上的各种款识，我也未曾敢轻易相信。只有周代的钟、鼎，以及尊、彝、壶、爵、卣、鬲、觯、觚、敦、簋、盘等器物上的铭文，尚有可信的依据。虽然后世也有依照样式仿造的情况，但其铭文的古奥深奥，字画的严谨精妙，绝非后人所能伪造。因此，读书人应当先研读《六经》，以探求文章的源流；研习篆书、隶书的人，应当先考证钟鼎文，以探求书法的源流。

译◎小篆

学习篆书的人应当以秦朝丞相李斯为正宗，也就是所谓的小篆。可惜流传下来的石刻只有《泰山刻石》的二十九字和《琅邪台刻石》的十二行罢了。自从程邈将小篆变革为隶书之后，篆书之学就逐渐衰废了。因为篆书字体圆润，只有转折而没有方折；隶书字体方正，只有方折而没有圆转，两者截然相反。现在有人把汉代器物上的款识、印章以及五凤题字、《三公山碑》当作篆书，这是错误的。看徐鼎臣摹写的《绎山》、《会稽》、《碣石》等刻石，还能得到秦丞相李斯的精髓，而唐代的李阳冰、宋代的梦瑛、张有、元代的周伯琦、明代的赵宦光，越写离正宗越远。本朝吏部尚书王虚舟颇负篆书盛名，但他的字既不像秦篆也不像汉篆，既不像唐篆也不像宋篆，而且既然写篆书，却不依据《说文解字》，被学者所讥讽。近时钱献之别驾也通晓这门学问，他的字原本师法李阳冰，实际上可以超越吏部尚书。他晚年因病废，用左手写字，难以圆转流畅，于是将钟鼎文、石鼓文以及秦汉铜器款识、汉碑题额的各种字体参杂其中，忽而圆润忽而方正，似篆似隶，也像郑板桥把篆、隶、行、草熔于一炉一样，不足以作为法度。只有孙渊如观察坚守旧法，应当算是善于学习的人，只是略微嫌他取法的标准不高，被梦瑛所局限罢了。钱献之之后，像洪稚存编修、万廉山司马、严铁桥孝廉以及邓石如、吴山子都称得上是高手，然而都不能超过观察和别驾两位中年时的书法。

◎隶书

隶书这个名称，见于《前汉书》和《后汉书》，又称为八分，见于《晋书·卫恒传》。八分，就是隶书。因为隶书由篆书演变而来，是程邈所创，秦朝时已经有了，也叫佐书，起源于官府狱讼事务繁杂，使用隶人来辅助书写，所以叫隶书，取其简易之意。篆书使用圆笔，隶书使用方笔，打破圆转而变为方折，就成了隶书。

所以两汉的金石器物都使用秦隶，到了东汉汉安以后，逐渐有了戈钩的笔法和波磔的气势，各自形成面貌，陈遵、蔡邕自成一体，又被称为汉隶。其中有简化篆书的，有增添篆书笔画的，有篆隶同文的，有完全违背篆书体例的，鲁鱼之误，泾渭难分。真书的祖源，实际上基于此，等到钟繇、王羲之一出，又将汉隶变为转折，横平竖直，间或运用钩挑，逐渐形成楷书法度，称为真书，篆书、隶书的道统，至此发泄殆尽。

从此两晋六朝，都致力于真书。真书盛行之后，随之产生了行书和草书，行草纷杂，隶书之学自然被掩盖。唐代学习隶书的人虽然很多，但实际上与汉代的法度越来越远，为什么呢？因为唐人是用楷书的笔法来写隶书，而不是像汉人那样用篆书的笔法来写隶书。

五代、宋、元以后，完全以真书、行书为宗，隶书之学，也逐渐泯灭。虽然有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等各家著录来发扬它，但学习的人很少。到了元代的郝经、吾衍、赵子昂、虞伯生等人，也未尝不讨论隶书，然而郝经曾说：“汉代的隶书法度，蔡中郎已经不可得而见了，留存下来的只有钟太傅。”又吾衍说：“挑拨硬如折刀头”；又说：“方劲古拙，斩钉截铁，才称得上能事。”那么他们所论述的，都是钟繇的法度罢了，不是汉隶。到了文徵明祖孙父子以及王百谷、赵凡夫之流，还抄袭元人的言论，遵循钟繇法度，好像生平没见过汉隶一样，这就像拿着曾孙玄孙去询问高祖曾祖以上的话，自然茫然不知本末，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清初有郑谷口，开始学习汉碑，又跟随朱竹垞等人讨论，汉隶之学于是复兴。然而谷口学习汉碑的剥蚀痕迹，而妄自挑拨，竹垞学习汉碑的神韵，也擅自增损，有识之士对此感到遗憾。只有长洲顾南原的《隶辨》一书，能够参究各种碑刻，他的法度已经开启，又有吴江陆虔实赠公、吴县徐友竹处士来昌明他的学问，但最终未能纯粹。因为古碑虽然还在，但用笔方法没有流传，没有授受的渊源，亲自承蒙指点，就像花刚开初蕊，色香未备，栽培久了，群艳争芳，是必然的趋势。现在北平有翁覃溪阁学，山东有桂未谷大令，苏州有钱竹汀宫詹，扬州有江秋史诗御，福建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隽堂中翰，浙江有黄小松司马以及江艮香孝廉，都能以汉法自命，而平常的人从此日益兴盛起来。

隶书产生于篆书，但实际上是篆书的不肖子孙，为什么呢？篆书的一横一竖，一钩一点，都有义理，所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就是，所以称为六书。隶书既然把圆转变为方折，改弦易辙，完全违背了父辈的法度，这六书的道统，从隶书开始断绝。等到隶书又产生真书、行书，真书、行书又产生草书，它们的不肖，更甚于祖父和父亲，以至于破体杂出，各自立派，不仅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连祖宗的一点血脉，也忘记了。老友江艮庭征君常说，隶书是六书的害虫。我也说，真书、行书、草书，又是隶书的害虫。大概人类之初，本来没有文字，文字一出，篆书、隶书就产生了。我认为从汉朝到现在，人人胸中原有篆书、隶书，只是被真书、行书所淹没，而人自己不知道罢了。怎么说呢？试着以四五岁

译童子，让他握笔写字，则每一笔都是史籀遗留的文字，有的像商、周的铭文，有的像两汉的八分书，这是因为他的天真本性，原本就具备古法，那么篆书、隶书本来就没有断绝。只是一旦习练楷书、行书，便违背了篆书、隶书的法则，楷书、行书的学问越深入，篆书、隶书的道理就越疏远，想要寻求古法，怎么可能得到呢？所以世上的学者虽然很多，很少有人能掌握其要领，以至于将篆隶视为绝学，是有原因的啊！

译唐人的隶书，前人认为都出自汉碑，这是不对的。汉人的各种碑碣，每一块碑都有每一块碑的面貌，没有相同的，即使是瓦当、印章乃至铜器上的款识也是如此，所谓俯拾即是，都归于自然。如果是唐人则相反，无论是玄宗、徐浩、张廷圭、史惟则、韩择木、蔡有邻、梁昇卿、李权、陆郢等人的书法，同是一种笔法，同是一种面貌，既然不通晓《说文解字》，那么异体字杂出，而且有意显露棱角，擅用挑踢的笔法，与汉人截然不同。所以我说道：唐人用楷书的方法写隶书，确实不如汉人用篆书的方法写隶书。

有人问：汉人的隶书，碑碣都在，为什么唐、宋、元、明人好像没见过似的？我回答说：这就像解说经书一样，宋代儒学确立后，汉学就不行了；直到本朝顾亭林、江慎修、毛西河等人出现，才开始通晓汉学，到现在才大为兴盛。

顾南原撰写《隶辨》，对隶书确实有功，近代人学习隶书，依赖它作为准则。只是他所引用的汉碑，一半采用《字原》、《隶韵》，有的没有原碑可以考证，其中也有沿袭的错误；而翁覃溪先生抨击他，几乎使他身无完肤，未免太过分了。

许叔重说：“秦朝焚毁经书，清除旧典，官府狱讼事务繁杂，起初有了隶书，以便趋向简便，而古文从此断绝了。”我也说，三国分裂后，图籍没有证据，钟繇书法一变，于是有了真书，流传为行书、草书，而隶书从此断绝了。

◎书法分南北宗

画家有南北宗，人人都知道；书家也有南北宗，人们却不知道。嘉庆甲戌年春三月，我到达淮阴拜见阮云台先生。当时先生担任七省漕务总督，留我住了整整一天，论及书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书派论》一篇，其大意说：“书法变迁，流派混淆，不追溯其源头，怎能返归古法。大概由篆书变为隶书，隶书变为真书、行草，其转变都在汉末、魏晋之间；而真书、行草分为南北两派的，则是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王献之、王僧虔等人以至于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人以至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南派在齐、隋时不显赫，到贞观初年才大显。

太宗唯独喜爱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至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都学习《兰亭序》，才开始让王氏一家兼掩南北。

然而此时王派虽然显赫，但绢帛纸张不多，世间所学习的，仍然是北派。等到赵宋《阁帖》一出，不重视碑版，北派更加微弱。所以窦蒙《述书赋》从周朝到唐朝二百七人之中，列出晋、宋、齐、梁、陈一百四十五人，对于北朝不列一人，其风气变迁派别，可以想见了。不知道南北两派，判若江湖，不相通习。南派是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适合用于信札；北派则是中原古法，厚重端严，适合用于碑榜。宋代以后的学者，不明白书法有南北两派之分，而把唐初书家全都归属于王羲之、王献之，哪里知道欧阳询、褚遂良生长在齐、隋，接近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渊源，不可合而为一呢。”这确实是确论。我认为像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以及赵孟頫、董其昌等人也对此不明白，都用信札的书法来写碑榜，已经经历千年，那么近代有人用碑榜的书法来写信札，也不值得奇怪了。

◎六朝人书

晋、宋、南齐、北齐、梁、陈、隋之间，擅长书法的人林立。两晋称颂二王的妙处，南北重视崔、卢的书法，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隐居、姚元标、丁道护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根据《金石萃编》所载六朝碑刻，有一百四十多种；近代阮宫保、孙渊如、黄小松、赵晋斋各家所藏，又增加了二三十种。其间如刁遵、高湛、郑昭道、元太仆、《启法寺》、《龙藏寺》等碑，确实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的祖源。只是当时正值战乱，来不及讲论文翰，甚至破体杂出，错落不检，而刻工的恶劣，好像生平未曾识字的人，各种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啊。

◎唐人书

有唐一代的书法，现在所流传的只有碑刻罢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各自成家，颜真卿、柳公权、李邕、徐浩，不相沿袭。如同诗歌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能说唐人各种碑刻都可以宗法。大抵大历以前宗法欧阳询、褚遂良的多，大历以后宗法颜真卿、李邕的多，到了大中、咸通年间，则都学习徐浩、苏灵芝及集王字《圣教序》一派，而流为院体，离欧阳询、虞世南渐远了。然而也有刻手优劣的不同，一时好尚的不同，气息相通，支分派别，难以一概而论。就像经生书中，有近虞、褚的，有近颜、徐的，看他们用笔用墨，绝非宋人所能企及，也是时代使然罢了。

现在学习书法的人，自然应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

译各自达到了精妙的境界；宋代书法门类较少，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都有一些瑕疵，学习书法的人不可不知道。

译唐代崇尚佛教，观察他们奉佛念经，都是继承梁、隋的旧习，并非高祖、太宗等人开始作俑。唐代崇尚书法，观察其结体用笔，也是继承六朝的旧习，并非欧阳询、虞世南等人自己创立格式。如今六朝、唐代的碑刻都在，可以推究寻索。

宋四家书法：董思翁曾经评论宋四家的书法都学习颜鲁公，我认为不是这样，宋四家都是学习唐人罢了，思翁的话错了。比如苏东坡学习李北海，又参杂了参寥的风格。黄山谷学习柳公权，笔势直挺，开启了画兰画竹的方法。

米元章学习褚遂良，又兼得驰骋纵横的气势。学习颜鲁公的，只有蔡君谟一人而已。因为君谟人品纯正，字画端正，现在所传的《万安桥碑》，简直就是颜鲁公的《中兴颂》；《相州昼锦堂记》，简直就是颜鲁公的《家庙碑》；他的行书、草书，又宗法王献之，不宗法《争坐帖》一派。由此可知古人所学，各走各的路，变化莫测，不能凭主观臆断来论定。总之，宋四家都不可学习，学了就会有毛病，苏、黄、米三家尤其不可学习，学了就没法治愈。

苏东坡的书法，前人把它比作飞鸿戏海，而且丰腴润泽，颇有禅机。我认为东坡天分极高，随手写去，长短合度，并且无意成为书法家，这是他不可及的地方。他论书的诗说：“我虽然不擅长书法，但懂得书法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如果能通晓其中的意趣，自认为不学习也可以。”又说：“端庄中夹杂着流丽，刚健中蕴含着婀娜。”真是能得书法玄妙的人。然而他的戈法特别扁平，不用中锋，比如书写《表忠观碑》、《醉翁亭记》、《柳州罗池庙碑》之类，虽然天趣横溢，终究不是碑版之书。现在类帖中所收以及陈眉公集刻的《晚香堂帖》，有真迹，有伪迹，夹杂其中。像《秋碧堂》所刻的《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两篇赋，孔氏《玉虹楼》所刻的小字《表忠观碑》，全是劣作，哪里是东坡的真迹呢？故友蒋艺萱中进士后酷爱苏书，我劝他不可学习，艺萱不以为然。我问他：“你自从学习苏书后，每写一幅，心中可满意吗？”他说：“确实自己满意。”我告诉他：“这就是受病的地方。”艺萱深深信服我的话。我年过五十，自认为没有进步，也不能成家，打算以苏书终老，谁知写了没三四年，毛病百出，随即放弃，才知道东坡的书法不容易学习。

我年轻时，就喜欢学习黄山谷的书法，即使老学见看到，也称赞个不停，我心里很疑惑，于是向林蠡槎先生请教。先生一看我的字，就说：“你走错路了！”我问：“那该怎么办？”

先生说：“必须学习赵松雪的书法，才能退转改正。”后来看到冯定远评论黄山谷的诗，认为江西派粗俗槎桠的毛病，一旦进入笔端，就像九牛也拉不出来，必须用李义山的《西昆》诸体来退转，才领悟先生话语的精妙。由此看来，黄山谷的诗与书法都不可沾染一点。我认为文衡山晚年的书法也染上了黄山谷的毛病，终究不如董思翁，沈石田更不用说了。

米芾的书法不可学习是因为过于放纵，蔡襄的书法不可学习是因为过于拘谨。米芾的书法笔笔飞舞，笔笔跳跃，秀骨天然，不善学习的人不是失之于放荡，就是失之于俗气。比如本朝书法家，极力推崇姜西溟、汪退谷、何义门、张得天诸位，都是一时的杰出人选。我认为西溟拘谨少变化，退谷的字能写大而不能写小，义门的字能写小而不能写大。只有得天能大能小，然而学习他特别让人俗气，为什么呢？因为学习米芾的功夫太深了。到了老年则全用米法，以至于不成字。就像查二瞻本来学习董思翁，老年也用米法，终究不能成家。

赵松雪：有人问我：“宋四家的书法既然不可学习，应当学习什么书法才好？”我说，只有赵松雪吧。赵松雪的书法用笔圆转，直接继承二王，用于信札，没有能超过他的。前明如祝京兆、文衡山都出自赵松雪，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也从赵松雪出来，学习他没有弊端。只有碑版之书则不然，碑版之书，必须学习唐人，如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各家，都是碑版的正宗，其中掺杂一点赵松雪，就不是碑版的体裁了。譬如清庙明堂，林居野馆，截然两条路，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有人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学习唐人而一定要学习赵松雪，为什么呢？”我说，我们既然要学习书法，碑版、信札，必须兼备。碑版之书用处少，信札之书用处多。就像读《诗经三百篇》，《国风》、《雅》、《颂》，不可偏废，书法之道何尝不是这样。

总论：我曾经评论擅长绘画的人如果不擅长山水，不能称为画家；擅长书法的人如果不精通小楷，不能称为书法家。书画虽然是小道，其道理则是一致的。前人认为王羲之的《乐毅论》是千古楷法的始祖，这话确实有道理。因为《黄庭经》、《曹娥碑》、《像赞》并非不美妙，然而各自树立面目，只有《乐毅论》冲和典雅，方圆

译适中，实际上开创了后世馆阁试策的开端，这堪称上乘。像唐代的虞世南、褚遂良，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文徵明、祝允明，都是能够掌握其中精髓的人。

译碑额榜书与日常书信，是两条不同的路径，本来就不相混淆。董其昌说：“我把《黄庭经》、《乐毅论》的真书放大，替人写榜额，每次悬挂观看，总是不佳。”董其昌不知道碑额与帖学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却用日常书信的写法去写碑额，怎么能好呢？自古以来写碑的人，在汉魏时期必定用隶书，在晋宋六朝时期必定用真书，用行书来写碑，始于唐太宗的《晋祠铭》，李邕继承了他。北宋的碑刻，真书和行书还各占一半，等到米芾父子开创风气，到了南朝时期的告敕、碑碣就全部使用行书了。

总之，长笺短幅，挥洒自如，非行书草书不足以穷尽其妙；大字深刻，端庄得体，非隶书真书不足以发挥其长处。

董其昌在宋代四大家中唯独推崇米芾一人，说自唐代以后没有人超过他。这就是所谓的“僧赞僧”（同行相誉）。

因为董其昌天分极高，赵孟頫尚且不在他眼里，何况文徵明、祝允明等人呢？米芾的笔法实在在苏轼、黄庭坚之上，只有董其昌能与他匹敌。然而这两个人都能放纵而不能收敛，能写大字而不能写小字，能写行书而不能写楷书，为什么呢？我认为这都是因为天分过高的毛病，天分高就容易轻视古人，每一笔都凭自己的意趣运笔，所以所写的字如同天马行空，不受拘束，完全是靠天分在起作用。

米芾、董其昌都天资清妙，从年轻到老，笔从未停歇，曾经立论说临摹古人的书法不必追求形似，这是聪明人欺骗世人的话，不可以作为准则。我们学力既浅，见闻不多，而资质又很平常，追求形似尚且不能，何况不追求形似呢？譬如临摹《兰亭序》，全用自己的笔法，也不采用原本的章法布局，那就是抄录它的文字罢了，难道这就叫临摹古法吗？

凡是应制诗文、笺奏章疏等书写，只求文词的妙处，不求书法的精妙，只要匀称端正即可，这与书家的追求截然相反。米芾自述说：“古人的书法笔笔不同，各自树立面目；如果一一相似，排列得像算盘珠子一样，那就是奴书了。”

有人问我：“凡是学习书法，究竟以什么碑什么帖为佳？”我说，不知道。从前米芾初学颜真卿的书体，嫌它宽绰，于是学习柳公权，结字才开始紧凑，知道柳公权出自欧阳询；又学习欧阳询，时间久了像印版文字，弃之而学习褚遂良，而学习的时间最长，又喜欢李邕的书体，才开始能转折肥美，八面圆润；再进入魏晋的门径，而兼有篆隶。凭借米芾这样的天资，尚且如此力学，难道是一碑一帖所能穷尽的吗？

虞集说：“苏轼、黄庭坚出现而魏晋的法度废弃。米芾、黄长睿才懂得古法。”虽然是过高的论断，然而他的话很确切。

张丑说：“赵孟頫的书法，温润闲雅，远接王羲之，只是过于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的气概。”这不是正确的论断。褚遂良的书法，前人把他比作美女婵娟，不胜罗绮，而他的忠言谠论，直接成为唐代一代名臣，难道是在区区笔墨间来判定他的人品吗？

一个人的身体，情致蕴藏于内，姿媚显现于外，是不可缺少的。写字也是这样。古人的书法，原本无所谓姿媚，自从王羲之一开风气，于是姿媚横生，成为后世行草的祖法。现在有人把姿媚当作大病，是不对的。

董其昌的书画，都是大手笔。他的画宗法董源，而又兼得大小米芾的长处，还在第二乘；只有书法无古无今，不局限于一格，而能卓然成家，大概是因为天资高妙，直在古人之上。我曾经见过董其昌的一幅画卷，用笔淹润，秀绝人寰，后面题款说“时年八十有一”。又见过一幅书卷临摹钟繇、王羲之、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以及苏轼、黄庭坚诸家，后面题说：“这几帖，我临摹一生，才得到十之三四，可以脱去拘束的习气。”书写时也是八十一岁。凭借董其昌这样的天资学力，尚且作书作画，老而不衰，自成大家。

近日所称海内书家有三人，一是诸城刘文清公，一是钱塘梁山舟侍讲，一是丹徒王梦楼太守。有人说文清的书如枯禅入定，侍讲的书如布帛菽粟，太守的书如倚门卖俏。我说这种论断太苛刻。文清本来从赵孟頫入手，灵峭异常，而误于《淳化阁帖》，于是模棱两可终老，如同商鼎周彝，不是不古，而是不适于用。侍讲早年也宗法赵孟頫、董其昌，只是从壮年到老年，笔笔自运，不屑依傍古人，所以所写的字全无帖意，如同旧家子弟，不过是循规蹈矩、饱暖终身而已。至于太守则天资清妙，本来学习董其昌，而稍沾笪重光习气，中年得到张即之真迹临摹，于是进入轻佻一路；而姿态自佳，如同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庄重。

这三位，我都曾经亲受教诲，奉为圭臬，怎么敢妄生议论，然而见文清笑侍讲为灶下老婢，侍讲也笑文清为滕公佳城，太守笑两位，两位也笑太守，虽然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而说这三位必定流传，可以与赵孟頫、董其昌争席。

译至于此，则我不敢相信。

《丛话》卷十一。画学◎总论。唐代张彦远在《名画记》中说：“绘画的作用，在于成就教化，辅助人伦，穷尽神妙的变化，测度幽深细微之处，与六经的功效相同，与四时一同运行，发源于天然，并非依靠后人的记述创作。”又说：“描绘事物必须在于形似，形似必须保全其骨气。骨气与形似，都根源于立意，而归结于用笔。”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所以凡是古人的书画，都各自写出其本来面目，才能进入神妙的境界。董其昌曾说董源画江南的山，米友仁画南齐的山，李唐画中原的山，马远、夏圭画钱塘的山，赵孟頫画苕溪的山，黄公望画海虞的山，正是这个道理。我认为画美人也是如此，浙江人像浙江人的脸，苏州人像苏州人的妆容，或者各省画人物的人，也总是家乡的面貌，虽然用心临摹，神采并无不同，大概是因为习见熟闻，容易进入笔端罢了。就像倪瓒是无锡人，所居住的祗陀里没有高山大林、旷途绝壁的景象，只有平远荒山、枯木竹石而已，所以品格超绝，全以清淡胜过他人，这就是所谓的本来面目。如果说像治病讨药、限韵赋诗那样，就是死板的方法了，怎么能达到妙境呢？

译绘画应当以山水为最高，人物次之，花卉翎毛又次之。唐、宋的画法以刻画精细为工巧，元、明的画法以气韵生动为工巧，本朝恽南田则又以姿态妩媚为工巧了。然而这三种风格都是难以企及的。

画家有南北宗的区分，擅长南派的往往轻视北宗，擅长北派的也嘲笑南宗，我认为这都是不对的。

无论南北，只要有笔法有墨法，便是名家。有笔法而没有墨法，不符合法度；有墨法而没有笔法，也不符合法度。

清初王秋山、高其佩，都擅长指头画，从此开端，便流行天下，然而鉴赏家并不推崇。又有用手指写字的，又有把筷子削尖来写字的，叫做“借箸书”。我说凡此之类，都不可以作为典范。书画这两件事，用笔写尚且难以工巧，何况用手指、用筷子呢？又如左手写字，用脚写字，或者用嘴衔笔写字，都不足为奇，我不取法。这就像用鼻子吹笙、笛，用脚打十番锣鼓，都是乞讨的计谋罢了，难道能说是绝技吗？

伪造书画的人，自古就有，比如唐代的程修己伪造王右军的作品，宋代的米元章伪造褚河南的作品，不过是以此游戏，未必以此谋利。清初苏州专诸巷有姓钦的人，父子兄弟，都善于伪造书画，近来所流传的宋、元人作品，如宋徽宗、周文矩、李公麟、郭忠恕、董元、李成、郭熙、徐崇嗣、赵令穰、范宽、燕文贵、赵伯驹、赵孟坚、马和之、苏汉臣、刘松年、马远、夏圭、赵孟頫、钱选、苏大年、王冕、高克恭、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等各家，小条短幅，巨册长卷，大半都出自他们之手，世人称之为“钦家款”。我年轻时还见过一个姓钦的人，在虎丘买卖书画，贪婪困苦异常，这就是他们的后代。从此便开了风气，伪造日益增多。就我所见，像沈氏双生子老宏、老启，吴廷立、郑老会之类，只要有真迹经过他们的眼睛，几天后必定有一幅仿品，书法则双钩廓填，绘画则模仿酷似，即使是专门研究书画的人，一时也难以分辨，以此获取巨额利润而愚弄世人；不到三十年，这些人既已死绝，家资也荡然无存，至今子孙不知流落何处，可叹啊。《尚书》说：“修德则心境安逸而日益美好，作伪则心境劳苦而日益拙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我生平游历，不过六七省，见到有一才一艺的人，无不默默记住那个人，而对于书画这一道，尤为留心。擅长书法的人固然多，擅长绘画的人也复不少。曾经与友人论及，书画这两件事，与时文相比似乎容易而实际上困难，时文容易考中，书画难入行伍。试看考中举人、进士的人，通天下计算，三年内必定有二千余人，擅长书法擅长绘画的人，通天下计算，三年内数不出一两人。因此就平生所见擅长绘画的人，汇集而记录之，各作小传如下。

◎画中人钱载号箨石，秀水人。乾隆壬申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能诗。擅长写生，不太着色，兰竹尤其精妙，书卷之气溢于纸墨间，直在前明陈道复之上。我年轻时还见过他。

王元勋字湘洲，山阴人。年少时未读书，而喜欢绘画，人物尤其擅长。曾经为我临摹宋本先武肃王像，出笔如篆书，自在游行，恐怕吴道子也不能超过他。年八十余去世。

王三锡字怀邦，自号竹岭，太仓人，是王日初的弟子。山水画宗法大痴，而加以秀润，当时与张墨岑齐名。游历名山，几乎遍天下，得到他的片纸，如同获得球璧。我与竹岭是忘年交，有《膝上鸣秋图》，是他所绘。年八十余，尚喜遨游山水。

王宸号莲心，是麓台司农的曾孙。以举人官任内阁中书，出任湖南永州府知府。

绘画宗法家法，多用渴笔，苍劲中有气韵，为海内所称道。太守在京时有小仆陈桂，穷困至极，夜里只有一床被子，而陈桂很孝顺，曾经用被子覆盖母亲，而自己则和衣而睡。太守怜悯他，为他作山水小幅，上面题云：“刮毛龟背不成毡，破被将来老母眠。戏语山僮休怅望，为伊十指换青钱。”后题云：“此画悬之市肆，当有好事者以布衾易之也。”他的风趣如此。毕秋帆先生说：“太原子弟都能动笔作画，太守是其中最著名的。”

罗聘号两峰，江都人。曾经受业于金冬心先生。山水人物都擅长，颇有逸趣。他画梅宗法华光长老。喜欢画鬼，有《鬼趣图》，当代王公大人、骚人墨客，题诗几乎遍满。

我初到京师，认识这个人，往来最密。他的妻子方白莲，儿子允绍、允缵，都传承他的学问。

徐坚字孝先，号友竹，又字观园，吴县光福人。年少贫苦而好学，凡是诗文、书画、摹印，都能自辟门径，追踪古人。曾经临摹董北苑《夏山烟霭》、江贯道《秋山雨霁》等卷，海内名公巨卿，都有题

译赠予。我十多岁时就认识他。他八十八岁时去世。

译余集，号秋室，是仁和人。乾隆丙戌年考中进士，官职做到翰林侍读学士。他擅长书法，又喜爱画人物，师法陈老莲，画美人尤其精妙，京城的人称他为“余美人”。他活到八十多岁，还能写蝇头小楷。

陆灿，号星三，是长洲人。擅长画人物和花卉，尤其擅长画肖像。乾隆庚子年，奉皇帝旨意被召去画皇帝的肖像。

他的弟子尤伯宣，也是吴中地区画肖像的高手。

姚仔，号笠山，是邹小山宗伯的书画弟子。擅长画人物。乾隆三十二年，高宗皇帝南巡，他曾进献画册，受到赏赐荷包等物品。至今锡山一带画人物的人，还传承着他的画派。

张〇，号雪鸿，是江宁人。以山东商籍考中举人，担任湖北竹山县知县，因冒籍之事被罢官，于是游遍全国。擅长写生，可以超越陈白阳。能左右手同时书画，尤其奇特。双歌推重绛树，二牍有黄华，真是近来罕见的人才。七十多岁时去世。

陶鼎，号笠亭，是江都人。擅长画山水花卉，临摹宋、元、明各家的画作大致完备，只是缺少书卷气。

我刚到千阝上时认识了他。又有虞蟾，字步青，也擅长画山水，他的学问与陶鼎相似。

华冠，号吉崖，是无锡人。画肖像的高手，画山水树石也擅长，曾担任质府的宾客，官职做到四川司马。仁宗皇帝还在潜邸时就认识他，召他画御容，赏赐很丰厚。

史鸣鹤，字松乔，是江都人。画梅花，师法王元章一派，千枝万蕊，落笔即成春意，无论大幅小幅都达到绝妙境界。与山阴的童二如截然不同，童二如以苍老取胜，史鸣鹤以韵味取胜，这也是各人笔法不同。

我曾写诗赠给他：“伸缣写得一枝春，玉立冰姿越有神。酒醒梦回明月夜，欲呼小宋是前身（宋器之有《梅花喜神谱》，自称小宋）。”他曾托我刻印《梅谱》一卷，不久被秦始皇（比喻皇帝）取走了。

张赐宁，号桂岩，是直隶沧州人。担任南通州判官。画山水师法石田翁，有的像文待诏粗豪的笔法。花卉人物，虽然不是很精工，但落笔有奇气。乾隆王子年，我进京，在悯忠寺方丈那里看到一幅济颠和尚的画，颇得吴道子法度，因此认识了这个人，于是成了莫逆之交。他的儿子张百禄继承父亲的学问，也在江南做官，稍胜其父。

莘开，号芹圃，是乌程人。与同县的陆梅圃向沈芥舟学画。山水、人物、花卉都画得很好。

芹圃去世后，他的夫人徐氏，号湘生，也能画画，尤其擅长画肖像，但只画妇女，至今还在，年纪将近八十岁了。

陆楷，号梅圃，他的学问与芹圃大致相似。我与他在吴门春晖堂陆氏同馆居住了三年，后来梅圃没有遇到好机会，坎坷地度过一生。

秦仪，号梧园，是无锡人。擅长画山水，师法赵大年，进入王石谷一派。画杨柳尤其精工，人称“秦杨柳”。

黄震，号竹庐，是镇洋人。画山水师法太原，尤其擅长画人物，画古圣贤像，翎毛、花卉，也是他的长处。与我同住在毕秋帆尚书家。

金铎，字亦山，本是太湖厅人，流寓在芜湖四十多年。山水在石田、衡山之间？

也擅长画花卉。

方薰，号兰坻，是石门人。能写诗，擅长画山水，温润如南田翁，又擅长画花卉，接近白阳山人，与奚铁生齐名。寄居在桐乡金比部德舆家最久。我曾去拜访他，他为我画了“前舟网网张空水，后有蓑翁独坐看”的诗意。

奚冈，号铁生，是钱塘人。擅长画山水，笔墨苍秀，得到思翁、南田两家的法度，老年进入李檀园一派，是浙中画家的巨擘。近日杭州人谈论书法的一定推崇山舟，谈论画学的必定推崇铁生，这也只是一时的风尚。铁生曾为我画《养竹山房图》，又有点像云林生，大概是因为他的天分极高，没有一点尘俗之气。

王学浩，号蕉畦，是昆山人。乾隆丙午年考中举人。擅长画山水，乱头粗服，却很有理趣。晚年进入沈石田的境界。近来吴中画学都推崇蕉畦为第一。

朱本，号素人，是江都人。擅长画山水，笔端颇为纵横，不受拘束。北游京师，与阳湖朱昂之青笠、泰州朱鹤年野云齐名，号称“三朱”。

黄易，号小松，是钱塘人，松石先生的儿子。官职做到山东济宁运河同知。擅长汉隶书，尤其精通金石文字。偶尔画山水，进入李檀园、查梅壑一派，可称为逸品。

周左，号渔石，是鄞县人。擅长画人物，为我临摹上官周的《鹿门偕隐图》，看到的人无不称赞。

汪炳文，号星{艹〇}，是江宁人。擅长画山水人物，秀韵无人能比。考中举人后参加会试十次，都没有考中。我在京城认识了他。官职做到桃源教谕。

宋葆醇，号芝山，是山西安邑人。考中举人。不太画山水，画则必定师法北宋。精于鉴赏。

流寓扬州，担任广陵书院山长。去世时年纪将近八十岁。

周瓒，号采岩，是吴县横塘人。擅长画山水人物，细致超过毛发，使用唐、宋人的画法，识者认为自

译仇十洲之后，再也没有这种笔墨风格的人了。阮云台宫保担任浙江巡抚时，（仇十洲）常常在他的幕府中任职，然而苏州的士大夫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人。

译古煌号镜水，是鄞县人。擅长人物画，技艺精妙绝伦，冠绝当世，就是当今的仇实父。他曾赠送我一幅《试茶图》，见到的人无不赞叹欣赏。

张应均号东畲，是长洲人。凭借明经的身份担任四川知县。山水画推崇北苑画派。他曾替富阳相国代笔作画，与董耕云椿同在相府，后来担任此职的是太仓李大令祥凤。

马履泰号秋药，是钱塘人。乾隆丁未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卿。能诗善画，笔下颇有奇崛之气，接近金寿门的风格。

胡钟号兰川，是江宁人。乾隆丁酉年举人，官任南江府知府。擅长山水画，书法也很精湛，篆书、隶书、楷书、草书，各种字体都具备。

孙铨号少迂，是昆山举人，因担任南汇教谕被保举，官任山东惠民知县。擅长山水画，苍劲秀雅且有法度。书法推崇赵孟頫、董其昌，担任诸王记室的时间最长。

李荣号散木，是钱塘人。年少时没读过书，但好学不倦，能诗善书，尤其喜爱绘画六法，都达到了精妙的境界。山水画起初推崇石谷，后来进入思翁、南田一派，又擅长兰竹花卉。他曾担任各幕府的书记，在公卿名士间有名声。死在广东东部，实在可惜。

张莘号秋谷，擅长山水花卉，能诗，与我同住在虎丘。秋谷曾画了百幅画，乘坐海船散布到海东各国，外族人得到这些画，珍视为至宝，也用海外奇物作为润笔费。我赠送他楹联说：“笔底烟花传海国，袖中诗句落吴船。”

吴文澄号南芗，是歙县人。流寓在山东。能诗，尤其擅长书画，凡是篆书、隶书、楷书、草书、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以及刻碑模印等事，没有不通晓并熟练的。嘉庆十八年，以平民身份到京城上书，奉旨返回原籍，没有治罪。晚年曾寓居苏州，行医自食其力，可称为奇士。

潘恭寿字慎大，自号莲巢，是丹徒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没有不擅长的，又能模印。当时与王梦楼太守常到苏州，有人得到他的一张纸片，就像得到至宝一样。我曾求他画一幅佛像，极像丁南羽，近时很少有其比肩者。

钱育字鹿泉，他的祖先本是山阴籍，在蜀中做幕僚，于是成为成都人。自号梅花和尚，不剃发，不穿僧衣，相貌雄健杰出，长须垂过腹部，为人豁达不拘，而豪饮。喜欢吟咏，擅长狂草，画梅尤其进入妙品，醉后落笔，逸趣横生，自认为清醒时画不过醉后。他曾喜爱虎丘的胜景，在后山修筑生圹，左右都种植梅花，自题墓柱说：“槐梦醒时成大觉，梅花香里证无生。”在嘉庆戊寅年死于苏州，他的老朋友周勖斋太守安葬了他，成全了他的志向。

侯云松号青甫，是江宁举人。擅长花卉，典雅可爱。书法也很精湛。曾画《松竹图》，祝我六十寿辰，较张雪鸿大令别出心裁。

汪梅鼎号浣云，是休宁人。考中乾隆癸丑年进士。山水、花卉，都达到绝妙境界，他出笔的雅致，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人们都称他为南田后身。曾与王铁夫同住在扬州广储门的樗园，我去拜访他，相处非常愉快。

钱楷号裴山，是嘉兴人。考中乾隆己酉年会试第一，进入翰林院，官至安徽巡抚。科第显赫，声望崇高，政事明达能干，被海内推崇，而人们不知道他诗的精妙、画的绝妙。我曾得到中丞的一幅山水小幅，其画法在思翁、烟客之间，上面题小诗说：“万壑千岩梦乍回，还教弱翰写苍苔。莫嫌下笔多凝滞，瘴海寒云拨不开。”这幅画大概是在粤西提督学政时所作。

钱维乔号竹初，是阳湖举人，稼轩司寇的弟弟。官任鄞县知县。山水画用家传法度，稍逊于司寇。曾为我作《写经楼图》，气韵颇似元人。

黄钺号左田，是芜湖人。乾隆乙卯年进士，现任户部尚书。山水画喜欢推崇北苑，但为我画《秋林曳杖》一幅，又似倪瓒、黄公望合作。先太安人九十寿诞，尚书为她作《金萱图》，简直是白阳山人了。随笔点染，变化莫测，都成为绝妙之作。所著有《画品》二十四则，仿照司空表圣的体例。他的弟子王子卿太守泽，考中嘉庆辛酉年进士，也擅长山水画，曾画《梅花溪上图》赠送给我，知道他的学问有渊源。

万承纪号廉山，是江西南昌人。凭借明经补授江苏知县，三次任职三次被罢免，提拔为海防司马。山水画推崇吴仲圭，也擅长兰竹，篆书尤其擅长。在江南二十年，名声显赫。

裘世号守斋，是仪征人。凭借捐纳担任郎官，历任浙江知县，捐升道员，代理江西驿盐道。能诗，擅长花卉，推崇虞山蒋相国一派。

程寿龄号漱泉，是甘泉人。考中嘉庆壬戌年进士，进入翰林院，提拔为右春坊庶子。擅长篆书、隶书、楷书、草书，山水、人物、花卉，白描都具备。为人孤高峭拔，少言语，不轻易与人交往，而聪明绝世，至于词曲以及

译笙、笛、箫、管之类的乐器，他都能精通掌握。他与同县的生员王古灵（名应祥）齐名。

译姚元之，字伯昂，是桐城人。考中嘉庆乙丑年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后升任侍讲。他擅长画花果、翎毛，落笔苍劲秀逸，像石田翁（沈周）；也画山水，接近华秋岳（华喦）的风格，寥寥几笔，精妙入神。

改琦，号七芗，他的祖先本是北直隶人。其祖在松江担任游击，于是落户华亭。改琦擅长山水、人物画，在苏州、松江一带颇有声名。小楷书法也很精湛，天然丰润秀美。

王霖，号春波，江宁人。在福建担任盐场大使。擅长山水、人物画，曾为我画了一幅“只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诗意画，非常精妙。

盛〇大，号甫山，阳湖人。担任内阁侍读。擅长山水画，接近黄大痴（黄公望）的风格。

屠倬，字琴坞，钱塘人。嘉庆丁卯年进士，进入翰林院，后出任仪征县知县，有良好的政绩声誉。擅长书法，山水画宗法董源（北苑），但喜欢使用侧锋，又接近倪瓒（云林）的风格。

顾洛，号西梅，钱塘人。擅长花卉、人物画，尤其以画美人闻名，笔下有书卷气。曾见过他为阮云台宫保画的《花影吹笙图》，还有扇面上的《晓妆图》，都精妙绝伦，一时无人能及，恐怕唐寅（六如）、仇英（十洲）也没有这样的韵味。

徐钅式，号西涧，钱塘人。是生员。能写诗，擅长山水画，曾向奚铁生请教指点，中年后画风颇近黄大痴。

陈鸿寿，号曼生，钱塘人。通过选拔成为县令，官至海防司马，因病辞官归乡。花卉画宗法王酉室，山水画接近李檀园。曾在宜兴任职，运用时大彬的方法，自己制作紫砂壶一百把，每把都题写铭文款识，人们称之为“曼壶”，于是争相效仿，几乎遍布全国。我认为曼生在诗文、书画、印章方面无所不精，没想到竟然因“曼壶”而流传后世，也是一件奇事。

丁以诚，号义门，丹阳人。擅长肖像画，中年后补画山水、花卉，都成为绝妙之作。

陆鼎，号铁箫，吴县人。擅长山水、人物画。两耳都聋，终身不娶，靠笔墨谋生，似乎非常安适自在。曾有诗句说：“买山无计凭人笑，却写青山卖与人。”被当时的人传诵。

马冈千，陕西乾州人。擅长肖像画，精于界画。恰逢毕秋帆先生担任陕西巡抚，编撰刊刻《关中胜迹图志》，邀请冈千到衙门绘图。当时董耕云、黄竹庐等人都同在幕府，为他指点，又命他临摹宋、元、明各家的画作，画学从此大有进步。他为毕公画了二十四幅《行乐图》，无不受到称赞。

金鹊泉，吴县香雪海人。年轻时做木工，喜爱绘画。曾寄居在吴门缪松心进士家中，松心精于鉴赏，家中收藏李营丘《江南》半幅以及许多元、明人的画作，都命他临摹，气势逼人，也是个奇士。

胡桂，号月香，吴人。年轻时是戏班子弟，在景山待得最久，但擅长山水画，酷似恽南田。

高宗喜爱他的笔墨，曾召他入内府，称他为桂花。嘉庆四年三月，仍命他供奉内廷，当时已五十多岁了。凡是内府赏赐给诸王公贵人的画扇，都是他的笔迹。我在戊午年冬天进京，认识了他，他谨慎谦雅，淡泊荣禄，外人很少知道。他的儿子胡九思，号默轩，也擅长画山水，但没有他父亲那样的秀色了。

僧人主云，吴兴人。担任西湖净慈寺方丈。擅长山水画，能书法，都宗法华亭尚书（董其昌），是当今的巨然。我每次到湖上，主云必定挽留我坐下交谈，终日不倦。七十多岁了，还能作画写字。

僧人铁舟，湖北武昌人。擅长画兰竹，能写诗，天资清妙，在江淮一带有名。画应当胜过郑板桥，也是贯休、齐己一流的人。死后葬在虎丘后山，我为他题了墓志。

僧人懒庵，俗姓沈，长洲人。担任画禅寺方丈。擅长山水画，能写诗。现在退院住在善庆庵，建造几间精舍，种竹浇花，有萧然自得的情致。

丛话十二。艺能◎书杨子曰：“书法，是心灵的图画。传达千里之外的〇〇，没有比书法更好的了。”《释名》说：“书，是庶，记录众多事物。”无论士农商贾，都应当学习。只是书法之道很广，有心手之间的妙用，有美丑的区别，不可轻视。近日的书法家，稍微懂得执笔，就喜欢为人师表，称为字馆。乡村市井之徒，也纷然混杂其中，即使有一两个天分好、笔资好的，都被他们的老师埋没。为什么呢？大概先知觉后知，原本未尝不可，只是不懂得因材施教的道理，只让他们临摹自己的字，符合自己的心意，然后才认为是好的，这就是书法日益败坏而没有杰出人才的原因。我认为教人学书法，应当分三等：第一等有绝顶天资，可以比拟赵孟頫（松雪）、董其昌（华亭）用笔的人，就让他们读经史，学碑帖，游历名山大川，看古人的墨迹，作为传世之学。第二等志在功名，整年兀兀穷年，岂能尽力于此，只要真书行书兼备，不失规矩绳墨，写成殿试策子，批判公文式样，便可为科第之学。第三等则只取近时的书法临仿，具有奏折、书启、禀帖的手段，可以为人佣书而骗取衣食者，

译这是为了应酬交际而学的书法；然而这也需要天赋，需要下功夫，如果没有天赋，下功夫又少，即使整天临摹碑帖，最终也会到老一无所成。

译◎算学 算学与天文、律历相通，虽然是六艺之一，但其方法广大精微，不是浅薄的学问所能穷尽的。自从《周髀算经》开创先河，仪象《法要》继承其后，到元、明两代才完备，而本朝尤其精妙，确实超越了前代古人。圣祖仁皇帝有《御撰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又有《数理精蕴》五十三卷；高宗纯皇帝又有《御定仪象考成》三十二卷，对于圆历、仪象、玑衡、七政等术数，无不透彻了解其中奥妙，可以说没有遗留的蕴义了。其余明代以来的学者，前有薛凤祚、梅定九、江慎修、戴东原等人，近时有钱辛楣、屈焕发、焦理堂、凌仲子、张古愚、李四香、蒋蒋山等人，号称一时的盛况。

◎射艺 射艺是六艺之一，古代有乡射礼，记载在《礼经》中，所以今天天下的儒学学校，都有射箭的场地，原本是用来教导学生射箭的。本朝的制度，凡是八旗子弟十六岁以上的，都命令他们练习弓矢，这是实行古代道统的做法。现在蒙师教导子弟，对于小学的大义尚未通晓，又怎么知道弓矢的用途呢？射箭，只求执弓坚定，心态平和，身体端正，自然能射中靶心，这也是用来修养性情，以备国家之用。所以孔子说：“射箭似乎像君子，射不中靶心，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我曾经论述过，现在的文学诸生，有岁科考、书院考、院课、月课甄别等各种名目，而武生凭借弓矢进身的，为什么偏偏让他们荒废，反而去从事欺诈武断、包揽漕运诉讼的事情呢？

◎投壶 现在士大夫家的子弟，五六岁就让跟随老师识字，隔三五年知识逐渐开通，便多有嬉戏的事情，如博弈、饮酒、唱曲，都可以损害子弟的性情，荒废读书的事业，这虽然是父师教训不严，也是父师学问浅薄的原因。至于投壶的礼仪，现在虽然不实行，也可以让子弟练习，以约束他们的身心。其方法是用十二根筹互相作用，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等名称，使身体像大雁一样站立，筹像燕子一样飞掷，能十投九中，自然心旷神怡，这比博弈、饮酒好得远了。

◎弹琴 我年纪未满二十岁时，不太喜欢笙笛箫管以及弦索琵琶的声音，深深仰慕弹琴却没能遇到合适的人。于是买了一张琴，早晚抚弄，开始跟随鹿裘道士黄忠夫学习，学习的有七八首曲子，如《良宵引》、《静观吟》、《秋江夜泊》、《塞上鸿》、《梧叶舞秋风》、《梅花三弄》、《普安咒》之类，才知道世上能弹琴的人，大概像星星罗列、棋子排列一样多。当时有俞宗灏号梅华，滕鉴号古明，潘奕正号月池，孔继洛号沛霖，田英号静莲，又有夏芝岩、计松年、华禹玉、严卓云、邵象洲等人，审察他们的音节，大致相同。有一天恍然有所感悟说：“琴的形制虽然古老，声音却不是古音，实在是现在的音乐，而不是古代的音乐。”于是废弃不再弹奏。大概声音的产生，由人心而生，人心不古，声音怎么能古呢？大概与笙笛、箫管、弦索、琵琶的声音相类似吧。

◎琵琶 琵琶本是胡乐，在马上弹奏，大约起源于晋、宋、齐、隋之间，到唐代达到极盛，像贺怀智、康昆仑、王芬、曹保及其子善才，都有传承。从此历经五代、宋、元、明，都不废弃，其声音急促而清亮，繁杂而琐碎，就是白居易诗中所说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近时能弹的人很多，精通的极少。我的家乡有杨文学廷果精通此技，但他所弹的都是古曲，不是新腔小调的意思。其曲有《郁轮袍》、《秋江雁语》、《梁州漫》、《月儿高》等名目。杨廷果死后，没有传承他学问的人。近时只有吴门的姚香汀、松江的俞秋圃，可称为高手，凭借此技在公卿间遨游，也是今天的贺老啊。

◎下棋 我年轻时常常喜欢看人下棋，娓娓不倦。长大后，偶然读到韦曜的《博弈论》，于是深深厌恶它，认为这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事，何必深入研究呢？人生几十年，光阴迅速，又何必做这种废弃正业、忘寝废食的勾当呢？世传范西平、施本庵等人是一时的国手，所刻的《桃花泉棋谱》、《弈理指归》等书，简直可以付之一炬。

相传范西平与施本庵寓居扬州，偶然在村塾中夜宿，施本庵戏与馆中童子下棋，不能取胜，范西平换上去，也不能取胜，两人怅然若失。又范西平游甓社湖，寓居僧寺，有挑草的人来，范西平与他下棋，数局都不能取胜，问他的姓名，不回答，忽然笑着说：“近时盛称范西平、施本庵为天下国手，实在是我的儿孙辈啊！下棋，是小技艺，何必问出身与儿孙辈争虚名呢？”挑着担子离开了。

◎摹印 摹印始于秦代，兴盛于汉代，晋代以后其学问逐渐衰微。每次看到唐、宋人墨迹上所用的印章，都是凭意配合，竟然没有使用秦、汉方法的。到元、明人则各自成家，与秦、汉更远了。国初苏

译苏州有顾云美，徽州有程穆倩，杭州有丁龙泓。所以吴地的人往往推崇顾云美，天都的人往往推崇程穆倩，武林的人往往推崇丁龙泓，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由此可知，即使是雕虫小技，也有风气运会存在于其中。

译近来推崇秦、汉风格的人很多，简直可以超越唐、宋、元、明而凌驾其上。天都人尤其擅长其中的妙处，如歙县的巴隽堂、胡城东、巴煜亭、鲍梁侣，绩溪的周宗杭，都能沉浸于秦、汉风格之中。然而刻刀稍一松懈，又成了程穆倩的风格了。因为习见习闻，容易沾染，这是形势使然。

山阴董小池通守名洵，向来精通摹印，罢官后寓居京师三十年，没有遇到赏识他的人，以篆刻在公卿之间游走。我观察他刻印，却没有时下流行的习气，总是以秦、汉为宗。然而必须依傍古人，如刻姓名印，必定先将汉印谱翻阅几遍，然后才落墨。好比画家，如果没有胸中的丘壑，只是照着稿本临摹，终究是下乘。同时喜好摹印的公卿大夫，如仁和余秋室学士、芜湖黄左田尚书、上海赵谦士侍郎、扬州江秋史侍御、江宁司马达甫舍人，又有红兰主人与英梦禅、董元镜、赵佩德诸公，都有秦、汉印癖。

汪绣峰启淑，是歙县绵潭人。家世原本富裕，凭借资财担任户部员外郎。喜好收藏古今文籍字画，尤其酷爱印章，搜集汉、魏、晋、唐、宋、元、明人的印章极多，凡是金银、玉石、玛瑙、珊瑚、水晶、青金、蜜蜡、青田、昌化、寿山以及铜磁、象牙、黄杨、檀香、竹根等各种印章，一见就收，多达数万枚，编集有《讠刃庵集古印存》二十四卷，又刻《飞鸿堂印谱》三集，都是延请当时诸名家汇集而成，海内传为至宝。我在秋帆尚书家，与绣峰时常往来，见我案头有一枚铜印鼻钮刻着“杨恽”二字，确实是汉人作品。绣峰想豪夺，我不允许，他便长跪不起，不得已，笑着送给了他。他的风趣就是这样。只是缺少鉴别能力，不论精粗美恶，都视为珍重，也可见他爱好之笃。自称“印癖先生”。

我颇嗜篆刻，十五六岁时才见到吴江张雨槐，他是专学顾云美、陈阳山的人。长大后，听说光福镇有徐翁友竹也擅长此技，于是投帖拜见他，一见便倾倒，因此得见他所刻的《西京职官印录》八卷。这是按照《前汉书·百官公卿表》进行考正，如淮阴侯韩信、酂侯萧何，依次刻之，吴中篆刻，自云美之后又一变矣。

近来摹印的人，往往效法陈曼生司马。我认为不然。司马篆法未尝不精，实在是丁龙泓一派，偶尔为之可以，若以为可效法的，恐怕在天都诸君吧？因为天都人都从程穆倩入手，而上追秦、汉，没有元、明人的恶习，所谓刻天鹅不成还像野鸭。其他如江宁的张止原、蔡伯海，锡山的嵇道昆、吴镜江，扬州的程漱泉、王古灵，长洲的吴介祉、张容庭，海盐的张文鱼，泾县的胡海渔，仁和的陈秋堂，虞山的屈元安，华亭的徐渔村，武进的邹牧村，都有可观之处，又何必一定效法曼生呢？

刻碑自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以来，碑板不下千万种，其书丹之人，有大家书，有名家书，也有并不以书名而随手属笔的人。总看刻工的优劣，来分书法的高下，虽然姿态如虞世南、褚遂良，严劲如欧阳询、颜真卿，如果刻手平常，便成了恶札。至于如《唐骑都尉李文墓志》，其结体用笔，全与《砖塔铭》相似，王虚舟说必是敬客一手书，而刻手恶劣，较《砖塔铭》竟有天壤之隔。又如《西平王李晟碑》，是裴晋公撰文，在柳诚悬当日书碑时，自然是极力用意之作，却如市侩村夫之笔，与《玄秘塔》截然两途，真不可解。唐人碑版此类甚多，其实都是刻手优劣的缘故。

大凡刻手优劣，如作书作画，全仗天分。天分高则姿态横溢，如刘雨若之刻《快雪堂帖》，管一虬之刻《洛神十三行》是也。

文氏《停云馆帖》，是章简甫所刻。然而只有刻晋、唐小楷一卷最为得笔，其余皆俗工所为，了无意趣。

书法一道，一代有一代之名人，而刻碑者亦一时有一时之能手，需其人与书碑者日相往来，看其用笔，如为人写照，必亲见其人而后能肖其面目、精神，方称能事，所谓下真迹一等。世所传两晋、六朝、唐、宋碑刻，其面目尚有存者，至于各种法帖，大率皆由拓本赝本转转模勒，不特对照写照，且不知其所写何人，又乌能辨其面目、精神耶？吾故曰藏帖不如看碑，与其临帖之假精神，不如看碑之真面目。

刻手不可不知书法，又不可工于书法。假如其人能书，自然胸有成见，则恐其将他人之笔法，改成自己之面貌；如其人不能书，胸无成见，则又恐其依

译样胡芦，形状如同木偶，这与石工、木匠雕刻花纹有什么不同呢？

译刻行楷书看似困难，实际上容易；刻篆隶书看似容易，实际上困难。因为刻字的人从小先从行楷入手，没有先刻篆隶的，就像孩童启蒙学书法，自然先练习行楷，行楷功底深厚了，再进阶学习篆隶。现在的人刻行楷尚且不精，何况篆隶呢？

◎选毫笔以吴兴人制作的最佳，其中所谓的狼毫、兔毫、羊毫、兼毫，各自都极其精妙。然而毫毛之中有刚柔利钝的不同，南北中山的产地也互有差异。每一枝笔，只要挑选其中最健壮的二三根毫毛放入其中，那么使用多年也不会败坏，这叫做选毫。相传赵松雪能自制毛笔，取千百枝笔来测试，其中必定有数十枝健壮的，就取这数十枝拆开，挑选最健壮的毫毛合并为一枝，这样就能得心应手，一枝笔可以使用五六年，这就是它精妙的原因。谚语说“能书法的人不挑剔笔”，这实在是妄言。

大凡书法家用小笔写大字必定单薄，用大笔写小字必定厚重，这是形势使然。功夫浅则单薄，功夫深则厚重，这是道理使然。我小时候听老一辈作书，有人取香火烧掉笔尖，然后使用，所以他们的书法秃钝，没有锋芒，以此作为厚重，不也是谬误吗！

◎制墨古人曾说，笔陈列如草，墨陈列如宝。所谓陈，是希望它多隔几年，稍微脱去火气罢了，未必是指唐、宋的墨才开始称为陈墨。现在的人谈论古墨，总是说李廷〇、潘谷，否则就是程君房、方于鲁，甚至有每一笏值数十上百金的情况，其实都没有什么用处。我曾经见过诒晋斋主人及刘文清公的书法，凡是使用古墨的，不论卷册大小幅，都模糊不清，满纸如同渗透污渍。大概墨古则胶脱落，胶脱落则不可使用，任凭烟料再细，制作再精，实际上也没有可取之处，不过是放在案头装饰观赏而已。

《说文》：“墨，黑色。”松烟所制成的墨，只要烟细。东坡所说要使其光泽清亮而不浮泛，深沉如同小儿的眼睛，才是好的。近来曹素功、詹子云、方密庵、汪节庵等人所制的墨，都可以使用。如果取烟不细，终究会成为废弃之物。

◎捶纸纸张种类不一，各自随其制作。近来常用的不过竹料绵料两种，竹料用来印书，绵料用来写字。然而纸质虽然细腻，总有灰性存在于其中，落笔就渗透。如果想要去除其灰性，必须用糯米浆，或白芨水，或清胶水拖涂，然后卷在木杆上，用椎千捶万捶，那么灰性去除而纸质坚硬。米南宫制纸也用这种方法。如果想要灰性自然消退，不经过百年是不行的，然而其质地仍然松软不可使用。

笺纸近来以杭州制作的最佳，捶笺、粉笺、蜡笺都可以使用，因为杭州的粉细，水色峭劲，制度精良，松江、苏州都不如它。有虚白斋制作的，海内盛传，因为梁山舟侍讲称赞它而得名。我始终嫌它胶矾太重，不能长久保存。

书笺花样繁多，大约起源于唐、宋，所谓的衍波笺、浣花笺，现在都不传了。每次看到元、明人的书札中有印花砑花精妙绝伦的，也有粗俗不堪的，纸张虽然旧，花样总不如近今。自乾隆四十年间苏、杭、嘉兴人开始制作，愈出愈奇，争相角胜，然而总要看画工的优劣，来判定笺纸的高下。花样虽然精妙，纸质粗松，舍本逐末，令人一笑。

◎〇豕砚石之出于端州者，概而名之曰端。端砚不是一种，种类不是一类，只要质地细腻，发墨容易，就是好砚。其他名色很多，如鸲鹆眼、黄龙纹、蕉叶白之类，如果石质粗笨，不发墨，那么又何必用那些名色呢？（近日阮云台宫保在粤东，又得到恩平茶坑石，很发墨，五色俱有，较端州新坑为优，这是前人所未见的）

石质细腻而发墨的，也不必是端州，就像歙州的龙尾、苏州的〇〇村，汉宫的瓦当，魏、晋的宫殿砖，松花江的砥石，都可以作为砚台。近来又以日本国的石头作为砚台的，都出于通州福山一带，人家墙壁内时时有之，相传是明时倭寇入江南压船带来的，其质地坚硬而细腻，很发墨，有黄紫黑三种，莫名其妙是什么石头，近来也逐渐少了。

我曾经论述〇豕砚的工艺，全在于取材，不必问做工的人。如果砚材不好，即使是妙手又能做什么呢？从前在小仓山房结识江宁卫凫溪，手段却好，惟独他所〇豕的砚台都是废弃的材料，不过是陈设案头，与假古铜瓷饰观而已。

◎铜匠铸铜的方法，三代已经完备，鼎钟彝器，制度各不相同，汉、魏以后，铁木并用。到唐、宋才开始有瓷器，瓷器流行而铜器废弃了。鲍照诗云：“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千斫复万镂，上刻秦女携手仙。”就知道古人精通此技的，代代不乏人，如梁之开皇、唐之开元铸有造像，宋之宣和、明之宣德铸有炉瓶，那么距离古法就渐远了。近来吴门有甘、王两姓，能仿造三代彝器，可以乱真。又嘉定有钱

译大田，能够仿造壶、爵等器物，与古代器物没有差别；子秉田也传承了他的技法，曾为吴盘斋大令铸造祭器十种，为我铸造金涂塔和铁券。又有江宁人冯锡与，为我铸造如意一百柄、蟾蜍灯一盏，以及带钩、铜璧、灵钟、清磬、铁箫、铁笛、书镇之类器物，也能仿造商周时期镶嵌金银的工艺，这又是甘、王、钱三家所不及的。

译自鸣钟表都出自西洋，本朝康熙年间才传入中国，如今士大夫家中都使用它。查看张鹭的《朝野佥载》记载，武则天如意年间海州进献了一名工匠，能制造十二辰车，车辕转向正南时午门就会打开，有一人骑马出来，手持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午时”二字，就像旋转的玉衡显示十二时辰一样，循环运行没有差错，那么唐代就已经有了这种装置。近来广州、江宁、苏州的工匠也能制造，但比起西洋的方法终究隔了一层。

测量十二时辰的仪器，自古以来只有漏壶，后世又制作了日晷、月晷，日晷用于白天，月晷用于夜晚，但是遇到风雨天就无法使用了。曾经看到京师天主堂还有寒暑表、阴晴表，这些方法没有流传到中国，只有自鸣钟表不论日夜风雨都能使用。推演这种方法并加以应用，所以测量天象又制作了浑天仪，以南北确定天极，众星旋转，二十八宿的运行情况尽在股掌之间，方法精妙极了。而近来婺源齐梅麓员外又聘请工匠制作了中星仪，外盘将天度分为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分为十五日，内盘将十二时分为三百六十刻，无论日夜，都能知道某个时刻某颗星在哪个度数，毫厘不差，让天星旋转，时刻运行，一望便知，这是开创千古以来未曾有的能力，确实是精微到了极致。

它的方法是白天打开钟表对定时刻，然后移动星盘上的节气线与时针相切（比如立春第一天，就将时针切在立春的第一条线上），就能得到真正的中星；如果是夜间打开钟表对定中星，然后移动时针与星盘上的节气线相切，就能得到真正的时刻。

◎玉工雕琢玉石的工艺，古代崇尚质朴，现在崇尚工细，所以古代玉器中以宋代制作最为精良，而本朝的制作比宋代更加精良，这也符合商代质朴、周代文饰的道理。近三十年来玉工渐渐改行，于是轻视金玉而重视粮食豆类了。

◎周制周制这种工艺，只有扬州有，明末有姓周的人首创这种方法，所以名叫周制。这种方法用金银、宝石、珍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玳瑁、车渠、青金石、绿松石、螺甸、象牙、蜜蜡、沉香等材料，雕刻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镶嵌在檀木、梨木漆器之上。大的如屏风、桌倚、窗棂、书架，小的如笔床、茶具、砚匣、书箱，五色斑斓，难以形容，真是古来未曾有的奇玩。乾隆年间有王国琛、卢映之辈，精通这种技艺。现在卢映的孙子卢葵生也能做。

嘉庆十九年，圆明园新建了一座竹园，是皇上夏日纳凉的地方。那年八月，有旨意命令两淮盐政承办紫檀装修的大小二百多件，其花样名叫榴开百子、万代长春、芝仙祝寿。

二十二年十二月，圆明园接秀山房落成，又有旨意命令两淮盐政承办紫檀窗棂二百多扇，召集工匠一千多人，这些窗户都高九尺二寸，还有多宝架三座，高一丈二尺，地罩三座，高一丈二尺，都使用周制工艺，其花样又有万寿长春、九秋同庆、福增贵子、寿献兰孙等，各种名色都是皇上亲自颁布的。

◎刻书刻书以宋代刻本为上，到元代翻刻宋本，还有好的。明代中期，写书匠改为方笔，既不像颜体也不像欧体，已经不成字形，近来则更加恶劣，找不到笔画的痕迹了。然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刻的书，如《佩文斋书画谱》、《骈字类编》、《渊鉴类函》以及《五礼通考》等书，还有高手。现在写刻越来越差，而价格却越来越贵，难道也是时运使然吗？

◎装潢装潢以本朝为第一，各省之中以苏州工艺为第一。然而即使有高手，也要选取干净的纸张，运帚均匀，用浆水隔夜，功夫深厚，才称得上好。乾隆年间，高宗皇帝深谙鉴赏，凡是海内得到宋、元、明人书画的，必定让苏州工匠装潢。当时海内收藏家有毕秋帆尚书、陈望之中丞、吴杜村观察等人提携奖掖，所以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等工匠，都名噪一时。现在书画长久不流行，不过好事的士大夫家中略有所藏，也不精究装潢方法，所以擅长此道的人日渐减少了。

◎成衣成衣匠各省都有，而宁波尤其多，现在京城内外做衣服的，都是宁波人。从前有人拿着匹帛让成衣匠裁剪，于是询问主人的性情、年纪、相貌，以及哪年考中科举，却唯独不问尺寸。那人觉得奇怪，成衣匠说：“少年考中科举的，性情傲慢，胸膛必定挺起，需要前长后短。老年考中科举的，心情慵懒，背部必定弯曲，需要前短后长。胖的人腰宽，瘦的人身窄。性情急躁的，衣服宜短；性情迟缓的，衣服宜长。至于尺寸，是有固定法则的，何必问呢？”我说这位工匠可以和他谈论做衣服了。现在的成衣匠总是用旧衣服定尺寸，以新样式为时尚，不知道长短的道理，先存有占便宜的心思，不论男女衣裳，要像杜甫诗中所说“稳称身”的，实在难找这样的人。

◎雕

译擅长雕刻的工匠各地都有，以宁国、徽州、苏州最为兴盛，也最为精巧。乾隆年间，高宗皇帝六次南巡，江苏、浙江各地的名胜都建造了行宫，都陈列着陈设品，所雕刻的象牙、紫檀、花梨木屏风底座，以及铜器、瓷器、玉器的架子和垫子，有龙凤、水云、汉纹、雷纹、洋花、洋莲等奇异的纹饰，有的每件耗费上千上百个工日，从此雕刻工匠日益兴盛。

译乾隆初年，吴郡有个叫杜士元的人，号称“鬼工”，能将橄榄核或桃核雕刻成小船，表现苏轼游览赤壁的情景。那是一艘单篷快船，两面开窗，两根桅杆，船头、船尾、船篷以及舵、篙、帆、樯等一应俱全，而且都能活动。

船中坐着三个人，戴头巾、穿长袍且留着胡须的是苏轼先生，穿着僧衣、戴着僧帽坐着仿佛在对谈的是佛印，旁边手持洞箫、推开窗户向外张望的则是跟随苏轼的客人。船头有个童子拿着扇子烹茶，旁边放着一只小盘子，盘中安放着三只茶杯。船夫三人，两个坐着，一个躺着，精细程度超过毛发。每做成一只船，喜好收藏的人争相购买，价值白银五十两。然而杜士元喜欢喝酒，整年游荡，不肯轻易出手作品，只有在极度贫困时才开始雕刻，如果衣食无忧，即使出千金，也不能得到他的作品。乾隆皇帝听说他的名声，召他到启祥宫，赏赐金银绸缎非常丰厚，他却总是用来换酒。杜士元在皇宫禁苑中，整天闷闷不乐，想出去却不行。忽然他假装痴呆，逃入圆明园，砍下园中一根紫竹，去掉头尾做成洞箫，在一棵大松树顶上吹奏。守卫的人大惊，将情况详细奏报。乾隆说：“想必这个人疯了吧。”命令放他出去。从此他回到吴地，依旧喜欢喝酒。我小时候认识一位段翁，还来得及见到他，他为我详细叙述了这些情况。我曾经见过杜士元制作的一件象牙臂搁，刻着《十八罗汉渡海图》，几寸之间展现出山海、树木、岛屿以及波涛掀动翻天的气势，真是鬼斧神工啊。

◎竹刻

竹刻，嘉定人最为精通，其技法始于朱鹤祖孙父子，与古铜器、玉器、宋代瓷器等器物并重，也作为贡品进入内府。近来擅长此技艺的人虽然很多，但与前人所制的作品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营造

凡是建造房屋，必须先查看方位是否有利，选定吉日之后，然后运土平整地基。地基平整后，应当估量要建造几间房屋，堂屋几进，巷道几条，走廊厢房几处，然后确定石脚，以夯实石头、石脚平整为主。

地基平整后，才知晓丈尺方圆，才开始画房屋样式，要在图纸上绘出宽窄浅深、高低尺寸，贴上标签注明，这叫做“图说”。然而图说仅展示一面，难以领会，又必须用纸按图绘制，仿制出几间房屋、几进堂屋、几条巷道、几处走廊厢房，这叫做“烫样”。苏州、杭州、扬州人都能做这个，如果烫样不合心意，再商量修改，然后让工匠依照样式放线，该用多少丈尺、多少高低，一目了然，才能砍伐木料、动工建造，这样可以节省许多经营、许多心力、许多钱财。我常看到乡村富户，心中没有成算，不知道建房的次序，只是选定日子开工，任凭工匠随意建造，不是太高就是太低，不是太宽就是太窄。或者主人的意思不满意，又重新拆除，或者工匠的意见不固定，又添改，主人竟然没有一定的主见。种种麻烦，比比皆是。等到房屋没建成而口袋里的钱已花光，或者房屋建好了而木料还剩余很多，这都是不画图、不做烫样的过错。

房屋建成后，必须进行装修，而门窗扇最忌讳雕花。古时在墙上开洞为牖，在屋顶开洞为窗，不过是简单的边框、素净的样式而已，这样的做法，最为坚固。试看宋、元人的图画中的宫室，并没有人物、龙凤、花卉、翎毛等各种花样。又比如我们家乡建房，大厅前必有门楼，砖上雕刻人马戏文，玲珑剔透，尤为可笑，这都是主人没有主见，听凭工匠所为，而受其愚弄罢了。

建房的工匠，应当以扬州人为第一，就像写文章有变化，没有雷同，即使是几间小建筑，也一定要使门窗开阔，曲折得当，这是苏州、杭州的工匠绝对做不到的。因为厅堂要整齐如台阁气象，书房密室要参差错落如园亭布置，两者兼备，才称得上妙手。现在苏州、杭州的庸俗工匠都不懂这个道理，只是将砖瓦木料搭成空架子，千篇一律，既不明白根据主题确立格局，也不知道随方就圆，只把涂饰当作生计，把雕花当作本事，即使主人指示，日日叫喊，而工匠自有一种老套的主意，总不能得心应手。

装修并不难，布局才难，各有才情，各有天分，其中的奥妙虽然没有定法，总要看主人的心思，工匠的巧妙，不必拘泥于一种格式。修改旧屋，就像修改学生的课业文章，要将自己的心思贯入别人的词句，使之完善成篇，略无痕迹，比起建造新屋似乎容易实则更难。然而也要看学生笔下的水平如何，有的改得出，有的改不出。如果仅仅是三间茅屋，梁柱折断，即使有善于改造的人，我也无可奈何了。汪春田观察有《重葺文园》诗云：“换却花篱补石阑，改园更比改诗难。果能字字吟来稳，小有亭台亦耐看。”

◎治庖

凡是做菜，以烹饪得当为第一要义，不在于山珍海味的多寡，也不在于鸡猪鱼鸭的丰富。厨师善于烹饪，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厨师不善于烹饪，就会变神奇为腐朽。曾宾谷中丞曾说，京城善于做菜的人，唯独推崇茅耕亭侍郎家为第一，然而每桌花费不过二千钱，大家都称美极了。可见取材原本不在于多少，只要烹调得当，便是美味佳肴。

译古人的著作，多得能装满屋子，甚至累得牛马出汗；善于读书的人只能掌握其中的关键要旨，不善于读书的人却只选取其中的粗劣部分；厨师处理食材也是同样的道理。

译想要写文章必须首先读书，想要做饭必须首先采购食材，没有不读书就写文章、不采购就做饭的道理。譬如鱼、鸭、鸡、猪好比《十三经》，山珍海味好比《廿二史》，葱、菜、姜、蒜、酒、醋、油、盐以及各种香料好比诸子百家，缺一不可。做饭时宁可不用，不可不备，用得得当，不仅有味，还可以细细品味；用得不得当，不仅无味，只会让人呕吐罢了。

同一种菜，口味却各有不同。比如北方人喜欢浓厚，南方人喜欢清淡；北方人以菜肴丰盛、点心多为美，南方人以菜肴洁净、果品新鲜为美。虽然清奇浓淡各有妙处，但浓厚的未免有伤肠胃，清淡的却能很好地保留精华。

随园先生曾说做饭如同写诗文，各有天分，天分高的人随手煎炒，就是美味佳肴；天分不高的人即使极力烹制，也让人难以下筷。

《易经》说“尊酒簋二”，《诗经》说“每食四簋”。由此可知古人饮食节俭，不像现在那样非要八簋十簋才开始算敬重客人。

仆人上菜也有方法，要使浓淡相间，时机得当。譬如腌菜，是最低贱的东西，如果在酒菜之前上，有什么意味；如果在酒菜之后上，就是美味佳品。这是文章的关键，不可不知道。

孟子说：“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熊掌的味道，还不如现在的金华火腿，不过是保留其名号而已。只有鱼这一种东西，美味无法尽述，北方以黄河鲤鱼为佳，江南以螺蛳青为佳，其余如刀鱼、鲈鱼、鲫鱼、时鱼、连鱼、𫚥鱼，必须各自顺应时节，越新鲜越美妙。

至于阳城湖的壮鳗，太湖的鼋和鳖，终究嫌味道太浓浊，好比乡试中的劣等试卷，不适合常常摆在案头。

王弼在《易经·颐卦》“大象”的注中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大概古来就有这句话，吃东西的人不可不谨慎。比如河豚有毒，但味道很美，烹制时，必须用芦芽同煮才能解毒，苏东坡诗云“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虾味道很鲜，它是化生的生物，蚂蚁、蝗虫的幼子一落水都可以变成虾，煮熟时身体不弯曲的不可吃。绘鱼背脊有十二根刺，对应一年十二个月，有闰月就多一根刺，比如正月的毒在第一根刺，二月的毒在第二根刺，以此类推，中了毒能杀人，只有橄榄汁可以解毒。鸡肉最鲜，不论公母，养到五六年以上的不可吃。又如螃蟹，是深秋的美味，与柿子同吃就会死人。

刀鱼本名𫚥，是开春第一鲜美的菜肴，而腹中的肠尤为美味，不可去掉，这才是善于吃刀鱼的人。有人把肠当作污秽之物，就丢弃掉，我说：“这是没读过《说文解字》的人。”查《说文解字》鱼部说“𫚥饮而不食，刀鱼也”。这鱼既然不吃东西，污秽从哪里来呢？所以说人没有不饮食的，但很少能懂得味道。

饮食这一道如同方言，各地不同，只要对口味。口味不对，又如同人的性情不合，不能共处一日。

近来有人把果子当作菜，这种方法始于僧尼家，颇有风味。比如炒苹果，炒荸荠，炒藕丝、山药、栗片，以至油煎白果、酱炒核桃、盐水熬花生之类，不可枚举。又花叶也可以当作菜的，如胭脂叶、金雀花、韭菜花、菊花叶、玉兰瓣、荷花瓣、玫瑰花之类，越来越奇特。

喜庆家宴客，与平时宴客完全不同。喜庆的菜肴如同写应制诗文，只要华丽出色而已；如果平时宴饮，则烹调随意，多寡都适宜，只要合口，就是美味佳肴。

有人问我：“现在的人有文章，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又能立功名、建事业，却没有科举功名的人，人们必定轻视他，说这是根基浅薄，又说出身微贱，为什么呢？”我笑着说：“人的科举功名，如同丰盛宴席中的一块肉，本来是不可缺少的。然而仅有这一块肉，而没有珍馐佳肴来辅助，不能称之为丰盛宴席。所以说经世济民的才能、文章，自然比科举功名重要，即使是捐官出身，也可以治理百姓。珍馐佳肴，自然比那块肉更鲜美，即使是出自家厨，也足以招待客人。”

◎堆假山堆假山的人，清初以张南垣为最。康熙年间则有石涛和尚，其后则有仇好石、董道士、王天于、张国泰都是妙手。近来有戈裕良，是常州人，他的堆叠方法尤其胜过各家，如仪征的朴园，如皋的文园，江宁的五松园，虎丘的一榭园，还有孙古云家书厅前的一座假山，都是他的手笔。曾评论狮子林的石洞都用条石界定，不算名手，我责问他：“不用条石，容易倒塌怎么办？”戈说：“只将大小石头钩连联络，如同造拱桥的方法，可以千年不坏。要像真正的山洞沟壑一般，然后才称得上是本事。”我才信服他的话。至于建造亭台池馆，一切位置

译装饰修饰，也是他的擅长之处。

◎制作砂壶宜兴的砂壶，以时大彬制作的为最佳，其余如陈仲美、李仲芳、徐友泉、沈君用、陈用卿、蒋志雯等人，也是声名显赫、被人称道的。近来则以陈曼生司马所制的为重，人们都称它们为“曼壶”。

译◎度曲

仪征人李艾塘精通音律，他说元代人唱曲，元气淋漓，简直可以与唐诗宋词相抗衡。近来则以苏州叶广平翁一派最为著名，听他唱曲悠扬跌宕，简直可以追随元人的步伐，应当算是昆曲第一。

他曾刻印《纳书楹曲谱》，被天下唱曲的人所尊崇。

近来士大夫都能唱昆曲，即使三弦、笙、笛、鼓板也异常娴熟。我在京城时，看见盛甫山舍人的三弦，程香谷礼部的鼓板，席子远、陈石士两位编修能唱大小喉咙，都很美妙，这也是他们聪明过人的一点表现。

◎十番

十番乐使用紧膜双笛，声音最高，吹入云霄，辅以箫管、三弦，快慢与云锣相应；又辅以提琴、鼍鼓，其快慢又与檀板相应；再辅以汤锣，众乐器齐奏后，才用羯鼓，声音如裂竹，所谓“头似青山峰，手如白雨点”，这才称得上是能手。其中又间杂木鱼、檀板，以形成节奏。有《花信风》、《双鸳鸯》、《风摆荷叶》、《雨打梧桐》等曲名。记得在嘉庆己巳年七月，我偶然在京城，寓居近光楼，那地方与圆明园相近，景山各乐部曾演习十番笛，每当月下聆听，如同去敖叠奏，令人神往。我有一首诗说：“一双玉笛韵悠扬，檀板轻敲彻建章。太液池边花外路，有人背手听宫墙。”

◎演戏

梨园演戏，在高宗南巡时最为兴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杰出。按规定蓄养花、雅两部，以备演唱，雅部即昆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称为乱弹班。我七八岁时，苏州有集秀、合秀、撷芳等戏班，是昆腔中的第一流，如今绝响已久。

演戏如同写时文，没有固定的格局，只需酷似古圣贤人的口气，假如项水心的“何必读书”，要像子路的口气，蒋辰生的“诉子路于季孙”，要像公伯寮的口气，形容得象，写得出来，便是绝妙的构思，便是名班。近来却不是这样，把《金钗》、《琵琶》等剧本视为老戏，以乱弹、滩王、小调为新腔，多搭配小旦，夹杂插科打诨，多置行头，再添面具，才称得上新奇，而观看的人越来越多；如果老戏一上场，人人星散了，难道是风气使然吗？

◎杂戏

按照《文献通考》，杂戏起源于秦、汉，门类很多，不可枚举。那么现在世间的测变器物以及弄缸弄碗等剧，越来越奇特，都是古代所没有的。道光初年，因为国丧不演戏，大家酒馆，就用戏法弄碗，夹杂诙谐，作为助酒的工具，从此风行一时。同乡言心香通守曾设酒招我，戏作两首绝句说：“空空妙手能容物，〇〇清言欲笑人。谩道世间人作假，要知凡事总非真。”“蹋球弄碗真无匹，舞剑缘竿未足多。观者满堂皆动色，一时里巷废弦歌。”只是考证元朝吴渊颖有《碗珠诗》说：“碗珠闻自宫掖来，长竿宝碗手中回。”似乎就是现在的弄碗，可以补古代杂戏的缺失。

杂戏的技巧，层出不穷，如立竿、吞剑、走索、壁上取火、席上反灯、弄刀舞盘、风车簸米、飞水顶烛、摘豆抽签、打球铅弹、攒梯、弄缸、弄瓮、大变金钱、仙人吹笙之类，一时难以尽记。又有一个老人，年纪八十多岁，能用一根大竹竿，长四五丈，竖起，独立在竹竿头上，更奇特，不知操什么法术。其他如抽牌算命、蓄猴唱戏、弄鼠攒圈、虾蟆教学、蚂蚁斗阵等戏，则是以禽兽虫蚁来谋生的人。

●丛话十三。科第

◎种德

我家乡邹于度忠倚，前身相传是金山寺的老僧。明末有新状元乘船经过金山的，观看的人都赞叹羡慕，老僧说：“状元也是人做的，有什么难的！”崇祯庚午科，于度的父亲名叫兑金的，带着重金赴金陵乡试，停船在京口，忽然刮起大风，行船大多翻覆。邹君打开他的箱子，指着对人说：“我不吝惜钱财，有救得一人者给十金。”于是人们争相赴救，溺水的人都活了下来，而金子也用完了。老僧在山上看见，说：“此人有德，我可以去了。”于是入定坐化。这一科邹君考中回家，看见老僧进入室内，而于度出生。本朝顺治九年壬辰，于度果然状元及第。

陈理，山阴人，字厚庵。康熙初年，任广西平乐府司狱，因此入籍。孔兵之乱时，曾救释被掠妇女千余人，恐怕不能脱身，于是自己烧掉房屋。事平后回籍，幸获无恙。后来长子允恭登康熙三十三年甲戌进士，官至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次子廷纶，登三十九年庚辰进士，官至安徽庐州府知府。孙齐襄，应雍正七年保举贤良方正科，历任官职至江西广饶九南道；次齐〇，江南镇江府通判；次

译齐贤，任陕西〇州知州；其次齐芳，任湖北监利县知县；其次齐庶，任刑部直隶司员外郎，这四人都是雍正元年同榜考中的举人；其次齐绶，凭借恩荫成为生员；其次齐绅，考中乾隆十七年壬申科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到了他们的曾孙圣瑞，任刑部陕西司郎中；圣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圣传，任福建台湾县县丞，在林爽文叛乱中殉难，世袭云骑尉；圣修，任〇南府通判，他们都是举人出身。玄孙广宁，凭借承袭云骑尉世职，历任寿春、兖州、腾越三镇总兵官，与我自幼交好，所以能如此了解他的家世。

译昆山的徐健庵司寇的祖父赠公某，在明朝时曾担任常熟严文靖公的记室。当时三吴地区发生大水灾，赠公代为起草奏疏请求赈灾。严文靖公犹豫不决，于是占卜，并嘱咐卜者只说吉利，这才向朝廷请求，保全救活了无数人。他生了儿子徐开法。在改朝换代时，有位镇将某掠夺了数百名妇女，锁在徐氏的空宅大楼里，严令徐开法看守。徐开法把她们全部放走，送还各自家中，随后将那空宅焚烧。等到那镇将某来索取时，徐开法说：“不慎防火，全都烧死了。”那镇将默默离去。徐开法接连生了三个儿子：徐元文在顺治己亥年中状元，徐乾学在康熙庚戌年中探花，徐秉义在康熙癸丑年中探花。

吴县东洞庭山的严氏，在明末凭借财富在乡间称雄。顺治乙酉年，因赈济难民而倾尽家产。到了严晓山时，家业又富裕起来。乾隆乙亥年发生大灾荒，严晓山带头捐出谷米，会同各位善士发放赈灾物资，凌晨四更就起床，自始至终亲自处理此事，不假手于仆从。梦中神灵告知说：“你家在乙年种下善德，应当在乙年得到回报。”到了乙未年，严晓山的儿子严福考中会元，进入翰林院。乙卯年，严福的儿子严荣也进入翰林院，官至杭州府知府。

道光乙酉年，严荣的儿子严良裘又考中举人。严良裘的亲弟弟严良训，在辛卯、壬辰年乡试会试连续考中，也进入翰林院。

吴门的蒋宪副公改葬贞山，风水先生说这对长房非常不利。宪副公的冢媳盛夫人对她的儿子荣禄公之逵说：“子孙众多，如果仅仅对我一个人不利，也没有关系。”荣禄向来孝顺，听到母亲的话，就向各房传达，为宪副公改葬。当时盛夫人的弟弟御史符升说：“这一句话已经种下了阴德，风水先生的说法将会不应验。”按当时日生的生克推算，应当在丁年长房发达。后来荣禄公的儿子光禄少卿蒋文澜在康熙丁巳年中举，礼部主政蒋文淳在康熙丁卯年中举。从此孙子、曾孙在丁年成名的人接连不断。乾隆丁酉年，顺天府三代同榜。当时少司马蒋元益从江西学政任上期满回朝，朝廷官员祝贺他，蒋元益说：“这是我高祖母一句话种下善德留下的余荫。”

缪藓，字慧隆，是吴县的秀才。父亲缪国维，由进士历任官职至贵州右参政，曾经平定蛮寇之乱，百姓感激他的恩德。缪藓于是叙述整理父亲历官的政绩，奔走数千里，请求在福建、浙江、贵州为他立祠祭祀，吴地人称颂他的孝行。儿子缪彤，从小聪明颖悟，在康熙丁未年中状元。孙子缪曰藻在乙未年中榜眼，缪曰芑在戊戌年中进士，曾孙缪敦仁、缪遵义都考中甲科。

钱塘王文庄公际华的父亲名叫王云廷，阴德很多。曾经在除夕，有个商贩讨要仆人欠下的账，当时仆人已改侍奉其他主人，告知了缘故，商贩立刻肆意咆哮，王云廷就代为偿还。又有一天，家人买扫帚，卖扫帚的人走后复又回来，说丢了一把，王云廷用钱赔偿。卖扫帚的人斜着眼说：“假如你不藏匿扫帚，肯给我钱吗！”

人们都讥笑王云廷，他却安然自得。他的忠厚大概就是这样。封公王云廷在雍正丙午年考中乡试，王文庄在乾隆乙丑年中探花，官至礼部尚书。

张映葵，字筠亭，是长洲县的秀才，好学能文，笃行不懈怠。依靠耕读尽心教诲，对于贫穷没有学费的人，也一视同仁。跟随他学习的有五百多人，考中进士的很多。后来以拔贡的身份担任天长县教谕，十天一次小考，一月一次大考，寒暑不厌倦，成就的人才很多。曾经代理县令，有廉洁的名声。因赈灾积劳成疾，死在任上。被祀入乡贤祠。

儿子张光焯、孙子张凤翼，相继考中科举。

石琢堂殿撰在做秀才时，家里设了一个纸库，名叫“孽海”。凡是淫词艳曲败坏人心术以及得罪名教的书籍，都收纳其中烧毁。一天阅读《四朝闻见录》，里面有一篇弹劾朱文公的奏疏，痛骂朱文公逆母欺君、窃取权位、结党营私，甚至涉及闺房中的秽事，有小人所断然不会做的事，竟然敢写在奏章上，以此污蔑他。这编书的人也是逆料后人必定不信，并且伪造了一篇朱文公谢罪的表文来坐实他的过错。读完，不禁怒发冲冠，拍案大呼。想购买尽此书，付之一炬，却苦于没有资金。夫人蒋氏，是时庵侍郎的侄孙女，颇明大义，欣然拿出嫁妆中的金钏资助他。于是遍搜书坊，得到三百四十七部，全部在“孽海”中烧尽。这一年考中举人，到庚戌年便考中状元，后来官至山东按察使。

太仓李堂，字仁山。父亲李维德，以节俭起家，努力行善事。李堂有父亲的风范，见人急难，必定周济，并且推诚相待，更加以积德行善为事。聘请老师教导儿子，必定恭敬。生了五个儿子：长子李锡恭，在嘉庆丙辰年中进士，官居翰林；次子李锡信，在乾隆癸卯年中举人；李锡瓒，在己酉年中举人；李锡惠、李锡晋，在嘉庆辛酉年同登乡榜。

姚秋农总宪，在嘉庆己未年中状元。宣布殿试结果的前一夜，京城有人梦见迎接天榜，看见两块金牌，上面写着“人心易昧，天理难欺”八个大字。大概是因为姚秋农的高祖曾任江南臬司，曾因事救活万人，知道他是有阴德的缘故。

◎立品科名以人重，人不以科名重。这话意味深长。我们县锡山、金匮两学的仪门，前明时有“一榜九进士”、“六科三解元”两块匾额，记载一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