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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

提要

《常谈》一卷，属于杂家类第三【杂说之属】。臣等谨按：《常谈》一卷，由宋代吴箕撰写。吴箕字嗣之，新安人，乾道五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仁和主簿，在临川分管教育，历任当涂县知县，受到赵汝愚的重视，被召入朝主持审察事务，不久因病去世。《宋史》没有为他立传，他的事迹仅见于《徽州志》。他所著还有《听词类稿》十二册，早已失传。只有这本书的目录，《宋史·艺文志》记载有一卷，如今散见于《永乐大典》各韵部中的内容，经过抄录汇集，还存有一百多条。大体上都是评论史事，偶尔涉及考证。《徽州志》称：吴箕在临川时，与陆九渊交往，一起讲明义理，大概对金溪学派深有心得。现在拿这本书与陆九渊的文集互相核对，比如陆九渊《经德堂记》中论述汉高祖为义帝讨伐项羽一事，说新城三老深知天下大计，而吴箕也说新城老人独自知晓并说出来，汉朝拥有天下就在此时定局。又如陆九渊《语录》中论述曹参辅佐汉朝，说他能够效法盖公使用黄老之术，汉朝治国的血脉就在这里，而吴箕也说曹参得到了安静的体统，盖公清心的言论，有先入为主的道理，他们的旨趣往往相合，似乎墨守成规不变。等到看吴箕论述汲黯的一条，陆九渊集中称赞汲黯仗节守义，虽然说是没有学问，必定称他有学问，而吴箕却认为汲黯的直谏本于气质，并非通过学习获得，所以昧于大道，他的说法又如同方枘圆凿不相容，可知吴箕的学术虽然本于陆氏，却不随意苟同。与辅广在《诗童子问》中一字一句坚持门户之见相比，他们心术的公私差别就远矣。看尤袤与吴箕同时代，而他所辑录的《遂初堂书目》已经列有《常谈》之名，那么当时就珍重这本书了。现在将所存各条依次汇集编排，编为一卷，以恢复《宋志》卷目的旧貌。中间所引《外史》《梼杌》《国史补》《长编》等条目，有的摘录原书，无论断疑，《永乐大典》已有脱文，现在无可参校，暂且仍按原本录之。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常谈》 宋 吴箕 撰

《尚书·酒诰》中，用来作为饮酒警戒的话已经非常完备了。群饮者处死，有人认为是商纣王的旧俗，习惯于淫乱末节，不得不严厉禁止。其实并非如此。汉律规定三人以上聚饮者有处罚，大概是因为危害百姓的，没有比酒更严重的，确实不可不禁止。自从汉武帝创立榷酤法，开始从京师，逐渐波及名都大邑。到了唐代更加严重，官府既然把酒利作为利益，就只怕百姓饮酒的人不众多，这与周、汉的意图大相违背了。兵民既已分开，国家用度没有边际，榷酤之利，几乎不可停止。谷物耗费在酒醪上的很多，百姓田地种植高粱，几乎占三分之一，这是百姓粮食收入在三分之中，仅有其二，谷物怎能不贵？再加上酒曲的费用，一旦有水旱灾害，立刻导致百姓面有菜色，那么种植高粱的多，是危害百姓的。小民之家，一点一滴积累，财物无几，亲戚往来，吉凶庆吊，习惯于饮酒，甚至借贷以供饮费，生计更加空虚，是危害百姓的，这很严重。家中的恶人，乡间的轻浮子弟，因为酒喧哗，自己触犯刑律，败坏风俗，是危害百姓的，又更严重了。然后才知道周朝之所以处死群饮者，不只是为了商朝的遗民。

采摘葑菜和菲菜，不要嫌弃它们的根茎。是说葑菲的质地，上部好下部差。吃的人，不可以因为它的差而丢弃它的好。

养马的兴盛，没有比周朝王畿之地更盛的。它的方圆千里，而战车有一万辆。万辆战车，需要马四万匹。纵横各不过二百五十里，而戎马达到四万匹。其中又有天子车驾的马，祭祀时颁赐六种毛色的马，十二闲的富庶，为什么马这么多！下至公卿大夫士，出门必乘车，车必驾马。一个王畿之内，马纷纭众多。后世的马，曾不及此。汉高帝时，天子甚至不能凑齐纯色的四匹马。汉武帝从事征伐，尤其急切需要马。骠骑将军出塞，马匹死伤很多，军队逐渐衰弱。然而他出兵最盛时，公私的马不过十四万而已。唐朝从贞观到麟德，牧马达到七十万有余。天宝以后，各军战马动辄以万计。从周朝以下，国家马匹的兴盛，又没有像唐朝那样的。

《史记·弟子列传》中，子贡游说齐国、出使吴国、出使越国的事很美好，以我看来，私下又认为不是这样。子贡在孔门固然位列言语科，但岂能像苏秦、张仪那样利口反复，倾乱天下呢？这不过是齐、晋好事者造作夸大的说法，附会在子贡身上罢了。不然，子贡虽然有保存鲁国的功劳，而得罪天下的人就多了。司马迁选择不精，所以记载在《史记》中，他的说法与世家都不符合。世家说吴、越的事最详细，夫差十四年春，才开始北会诸侯于黄池。这年夏六月丙子，越王勾践才开始伐吴。丙戌，俘虏吴太子。丁亥，进入吴国。七月辛丑，吴王正与晋定公结盟而

译争长之后，已经结盟而回，士兵都疲惫不堪，于是用丰厚的财物与越国讲和。二十年后，勾践再次讨伐吴国。二十一年，于是包围了吴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夘日，最终打败吴国并灭掉了它。《左传》也记载了黄池之盟时，吴王有太子友去世的事，这与《吴太伯世家》完全相同。这年冬天，吴国与越国讲和。鲁哀公十七年，吴国在笠泽之战中失败。二十二年，吴国开始灭亡。现在《子贡传》却说：吴国与晋国争强，晋国人攻击吴国，大败吴军。越王听说后，渡过长江袭击吴国，在离城七里处扎营。吴王听说后，离开晋国回国，与越王在五湖交战，三次作战都不胜，城门无法防守，越国于是包围了王宫，杀死了夫差。如果像它所说的那样，那么越王灭吴是在夫差十四年，不用等到二十三年。这显然是不可信的。《世家》等书记载伍子胥劝谏夫差的事非常详尽，夫差起初并没有讨伐越国的意思。现在却说：越王刻苦自励、供养士人，有报复吴国的心思，等待我讨伐越国时再听从您的计谋。这是说夫差先有讨伐越国的意图，只是因为子贡的游说才没有实行，这又是它不可信的地方。《子贡传》还记载越国采用子贡的计谋，率领军队帮助吴国的事，这也出自《子贡传》，不足以作为依据。不然的话，那么子贡难道是圣人的门徒吗？《史记》记载赵高蒙蔽秦二世的原因，不免有夸张之辞。秦二世的昏庸愚昧，固然可以堵塞言路，但不至于深居简出、自我隐藏，完全不与臣下沟通。《叔孙通传》记载陈胜起初在山东起兵，使者上报，秦二世召集博士和儒生询问。秦国虽然排斥厌恶儒学，一旦有警报，还进用博士辈询问，那么在朝廷的臣子，难道不一见就进言吗？可知其中不免有夸张之辞。《史记·伯夷列传》中“以臣弑君”，“弑”字应当改为“伐”。因为周武王正要讨伐商纣王，怎么能直接说“弑”呢？《史记·晋世家》记载重耳在狄国。晋惠公想杀他，赵衰等人说：“齐桓公喜好善政，志向在于称霸天下，现在听说管仲、隰朋死了，这也是想得到贤能的辅佐，何不前往呢？”于是重耳就出发了。那时齐小白在位，身体安好，不能预先称他为“桓公”。史书多衍了一个字。

译伯夷、叔齐的父亲名叫初，字子朝；伯夷名叫允，字公信；叔齐名叫智，字公达；“夷”、“齐”是他们的谥号。这些说法都是吕不韦等人编造的虚妄之辞，不值得采信，只称他们为伯夷、叔齐就够了。到了皇甫谧（士安），又把古代没有字和谥号的人，全都编造出说法来，更加不合典制。孟轲的字未曾听说过，却说字子舆，不知依据什么这样说。宋璟是唐代贤能的宰相，名声很显赫，但史书不记载他的字，颜真卿（平原）撰写《广平碑》，只说名璟而不提字，字的有无，不必凭空臆造说法。

范雎是游说之士，狡诈浅薄，本来不足以谈论士君子的品行；然而他的辩才智慧，似乎也可喜。他上书给秦昭王，言辞恳切而不紧迫，君臣纵情谈论，旁观者脸色都变了。这难道是平庸无能的人吗？当他想要出仕时，魏王贫穷而没有资财，他自请出使须贾门下，谈笑间舒展眉宇，必定有脱颖而出的表现。须贾不了解他，魏国的君臣也不了解他。一旦到了齐国，齐王已经听闻他的辩才，这说明魏国在朝做官的人，没有一个能识人的，反而忌恨牛酒的馈赠，认为他把机密之事告诉了齐国。须贾和魏、齐两国的人多么不聪明啊！范雎从席子中死里逃生，留在秦国六年，最终身居相位，千里之外的魏国，还以为他是张禄，多么愚昧啊！须贾正担心死都来不及，却说：“不敢再研读天下的书籍，不敢再参与天下的事务。”唉！齐国和须贾，简直是庸俗浅薄、狂妄无知的人，哪里值得谈论呢！

魏文侯时期，秦国曾经想要讨伐魏国。有人说：“魏君贤明，人们遵守礼法，国人称颂其仁德，上下和睦团结，不可以图谋。”秦国强大，魏国弱小，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文侯喜好贤才，即使是强大的秦国也不敢讨伐。谁说贤者对别人的国家没有益处呢？

《货殖传》中所记载的富人，固然说非常富有，然而寻求近代的例子，似乎不值一提。樊嘉以五千万钱作为天下最高的资产，五千万钱用今天的话来说，才五万贯罢了。中等人家，以五万缗计算钱财的很多，哪里值得载入史册呢？大概汉代兼并的风气还没有达到极盛，百姓中的富人仅仅止于此。自从唐代以来，财产积蓄在私人家里，而贫民没有立足之地，难怪富人之多超过古人。

苏代说：“用土地侍奉秦国，就像抱着柴草去救火，柴草不烧完，火就不会熄灭。”苏代确实懂得局势，然而不能劝谏君主施行仁义，那么也只是空谈罢了。

司马迁说：“晏子如果还在，我即使为他执鞭驾车，也是我所欣喜仰慕的。”这是因为晏子能解下左边的骖马，赎回越石父的罪过。

司马贞说“族”是“氏”的别名。舜出生在姚墟，以姚为姓。封他在有虞，就号称有虞氏，就是这样。如果后来子孙不再赐姓，那么就一直把虞作为姓。

历法的作用，太大了！自从汉代以来，历法屡次变更，大概每十几年就出现一次误差。即使是极其精密的历法，也不足以保持长久。有人说，日月星辰在天上运行，虽然说是可见的形体，却没有穷尽。积累的推算数据，本于一定的规律，而不能没有误差。用一定的数据，尚且不能没有误差，却想要探究那没有穷尽的天体运行，出现失误本来是应当的。然而历法之所以成为法则，从秦朝往上，都不可考，不过说是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罢了。他们用来观测的方法，不知道使用什么算法。只有汉代的邓平，他的方法以律历为基础，历经千百年而下，历法的名称屡次变更，而其历法的法则未曾改变。到了唐代一行，才开始改变其方法，而使用大衍律。虽然本于黄钟，但律的九六，不外乎《易经》大衍之数，这也是一条道理。从此以后，世上谈论历法的人很多，然而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不过是在积累推算中寻求误差罢了。邓平的方法，求日法用九数，九九得八十一分，用八十一分来积累一日，日一旦有失误，其误差必定很多，道理本来无疑。后来制定历法的人，方法不精密，开始把一日的数分为千万来计算，所谓万分历就是这样。一昼夜的一百刻，分为千万份，虽然有误差，但所失微小。然而也知道其术不精密。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就是黄道。北至东井，距离北极星近；南至牵牛，距离北极星远；东至角，西至娄，距离北极星适中。夏至到达东井，距离北极星近，所以日影短；冬至到达牵牛，距离北极星远，所以日影长；春秋分日到达娄角，距离北极星适中，所以日影适中。大概是日距离北极星远近的差异，决定了日影长短的法则。距离北极星的远近难以知晓，主要依靠日影。日影，是用来知晓太阳南北位置的。月有九行，黑道两条出于黄道北，赤道两条出于黄道南，白道两条出于黄道西，青道两条出于黄道东。立春春分，月亮向东从青道；立秋秋分，月亮向西从白道；立冬冬至，向北从黑道；立夏夏至，向南从赤道。然而运用起来都取决于中道，青赤出于阳道，白黑出于阴道。日月运行，主要就是这样的。青白二道，也不可轻易推断。现在月亮初生，有仰偃的不同，这难道是因为所行的道路而这样吗？

风是阳中之阴物，借它来发生万物，也借它来摧残万物。所以风的说法，也有很多不同。宋玉《风赋》有大王、庶人的分别，虽然说是托物以见意，但用来命名描述风的，也确实到了极致。人君的教化，所以称为风化；而诸侯的政治，其是非得失，形于

译诗歌，也被称为风。虽然“风”这个名称相同，但之所以称其为“风”的原因，却有所不同。这也是因为它有萌发兴起、凋零衰谢的区别罢了。

译正月，“正”字应当读作“政”。《毛诗》中“正月”的“正”音同“政”。秦始皇在正月元旦出生，所以取名为政。《世本》中“政”写作“正”。宋忠说：“因为他在正月元旦出生，所以取名为正。”祖龙以威势残暴地统治天下，当时避讳他的名字非常严格，于是将“正”讹传为“征”，后世没有加以改正罢了。

项羽杀害义帝，他的行为不善。争夺天下的人应当为他穿丧服，起兵向西进军，这确实是极大的利益。这足以声讨项羽的罪行，并收揽天下的人心。然而萧何等人竟然不知道提出这个策略，张良从韩国前往，陈平从楚国前往，也都不知道这一点，只有新城老人独自知道并说了出来。汉朝能够拥有天下，其安定就在于此。由此可知天下的事情，只有超脱于利害关系之外的人才能知晓，而普通人的谋划是不可忽视的。沛公攻破秦军进入函谷关，虽然凭借道义向西进军，足以决定胜负，然而如果不是项羽先击败章邯以保全赵国，那么沛公也不能成功。事情竟如此容易。秦三年正月，项羽在巨鹿之下大破秦军，俘虏了王离。六月，章邯率领全军投降项羽。八月，沛公才攻打武关。假使章邯在巨鹿之下，平定河北，率军向南，挟带战胜的威势，诸侯解散，武关就不容易攻下了。大概河北的胜利，正是用来壮大进入函谷关的气势。项羽不能说没有功劳。等到汉高祖平定天下后，让项籍的旧臣都直呼他们君主的名字，这难道不是见识狭隘吗？项籍是一代英雄，只是因强暴而灭亡。对于汉朝来说，并没有世代的仇怨。现在既然已经败灭，高祖在拥有天下的初期，正当以开阔的胸怀进行重大变革，与天下人重新开始，表示没有怨恨，却偏偏想要让他的旧臣直呼君主的讳名，来报复项羽奋力作战的愤恨，我恐怕这不是帝王的胸襟。郑君不以担任大夫为荣，也不改变志向，这是值得赞赏的。却又将他驱逐致死，唉，真可惜啊。高祖消灭项籍后，认为项羽之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丁公。命令后来的臣子不要效仿丁公。至于项伯，则赐姓封侯，让项王失去天下的，是项伯，难道是丁公吗？有的被杀戮，有的被赏赐，难道高祖是不忘记丁公的逼迫，而感激项伯的免己之难吗？项羽虽然号称强悍残忍，然而也可以用道理来说服他。外黄的小孩子从容进言，于是免除了城东的坑杀，这难道是妇人之仁吗？

荀子称越为干越。《汉书·货殖传序》称越为于越。颜师古说“于”是发语词。戎蛮的语言确实如此，“于越”就像“勾吴”一样。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解说的人又认为“干”是越地的地名。现在番阳有余干县，而淮南王上书也说越人想要作乱，必定先从余干境内开始。而《地理志》豫章郡有余汗，“汗”音同“干”，大概“干”是越地的地名，而不能完全把越称为“干越”。“于越”成为“干越”，只是传抄的错误。而后世看到番阳有余干，就认为“干”是正确的。《春秋》写作“于越”，“于”与“干”声音相近。

高祖拥有天下的初期，没有比任命丞相更紧急的了。因为偏爱私人的缘故，首先任命赵尧、任敖为御史大夫。文帝选择丞相，知道窦广国贤能，却置而不任，反而任用没有学问的申屠嘉。

惠帝去世，吕后哭泣却不悲哀。张辟疆对丞相陈平说：“请任命吕台、吕产为将军，统领南北军，以及让各位吕氏成员都在朝廷中掌权。这样太后心里就安定了，我们臣子也就侥幸能免除祸患了。”陈平按照张辟疆的计策去做，吕氏的权力由此兴起，几乎使汉室灭亡。张辟疆的见识只停留在想要大臣免除祸患，陈平轻易听从他的说法，也是因为太后多权诈，不能立刻图谋臣主之间的权势，不容许发生冲突才这样的。有人说：“假使太后长寿，陈平先死，那么事情就有不可言说的危险，当时不如王陵在朝廷上争辩那样好。”殊不知大臣的道义，在危急猜疑的时候，必须以安定国家为事。吕后的心，正以皇位自疑，如果陈平、周勃等人专任吕产、吕禄治理天下的人，必定有人假借道义而起事。吕氏被扫除，而汉朝的事业也就终结了，这难道不是大可忧虑的吗？

惠帝做太子时，没有更换他的位置，固然有四位老人的力量，也是叔孙通、周昌等人以前以死力争，皇上假装答应了的缘故。所以四位老人一旦侍奉在他身边，而如意被封为赵王，如果不是这两人以前力争，四位老人未必能如此轻易成功。等到看到惠帝柔弱懦弱，吕氏几乎危害国家，那么留侯的计策，不知道是否正确。然而大业刚刚成就，似乎不是幼子弱母所能统治的。

曹参处理政事，没有什么变更，完全遵循萧何的约束。选择郡国的长史，那些不善言辞、谨慎厚道的长者，就召来任命为丞相史。官吏说话苛刻深刻，想要追求名声，就斥退他们。看到别人有小过错，就掩盖隐藏起来。这真正符合天下初定需要安静的体制。盖公清心寡欲的言论，已经先入为主地影响了他。

汉武帝病了很久，后来突然起身，前往甘泉宫的道路没有修整。当时义纵担任右内史，皇上愤怒地说：“义纵认为我不走这条路吗？”怀恨在心。不久，以细微的罪名将义纵弃市。上官桀担任厩令，汉武帝身体曾经不安，等到痊愈，看到马匹大多瘦弱，皇上大怒说：“厩令认为我不再看马了吗？”想要把他交给法官。这两件事正相似，而上官桀用浮夸的言辞自我辩解道：“我听说圣体不安，日夜忧惧，确实不在马匹上。”眼泪流下好几行，皇上认为他忠诚，因此亲近他，升迁到太仆，于是与霍光都接受遗诏辅佐少主。不久，上官桀父子因为私人的缘故，召来燕盖

译这场变故，几乎使汉朝灭亡。汉武帝能够诛杀纵容奸邪的人，却没有杀掉江充，大概是被他的言辞所迷惑了。唉！臣子的忠诚，难道可以凭借声音笑貌来表现吗？这一点不可不仔细考察。

译汲黯、严助都侍奉汉武帝。当时东越互相攻伐，皇上派汲黯去视察，汲黯到了吴地就回来了，说：“越人互相攻伐，本来就是他们的风俗，不值得辱没天子的使者。”严助却斩杀了都尉，发兵迎击以迎合皇上的心意，来宣扬威武。两人的贤与不贤，就有差别了。后来严助最终因罪被杀，而汲黯成为名臣。汲黯的儿子汲偃又做到诸侯国的相，上天的报应施予，难道有私心吗？汲黯的正直好谏，本于他的气质，不是通过学习得到的。然而因为不学习的缘故，对大道有所蒙昧，所以以担任县令为耻，而有“积薪”的感叹。汉武帝即位，多寻求俊拔之士，与他们议论交往，如严助、吾邱寿王等人，然而多是浮靡轻薄的家伙，言语不切实际，对治国无益。只有主父偃的议论还算不错，而大臣奏事，皇上常让严助等人一起辩论，大臣多次理屈词穷。自从公孙弘之后，担任宰相的人大抵忙于补救过失都来不及，拘谨保守地守住职位，听信小臣的话，而忽视大臣的议论，难怪在高位的人中没有贤人了。

卫青总共七次出击匈奴，斩首捕虏五万余级。霍去病总共六次出击匈奴，斩首捕虏十一万余级。汉朝的名将叫卫青、霍去病。在武帝时，抵御驱逐匈奴，没有比这两人更强的。生擒和斩首共十六万。然而汉朝损失的士兵和马匹，大概不止这些。定襄之战中马匹没有返回的，已经十一万匹。赵信、李广利、李广、李陵都全军覆没。武帝的功劳微薄啊。

息夫躬首先揭发东平王的事，东平王刘云后来谒见以及伍宏都因冤屈而死。后来息夫躬因用桑枝祝祷盗窃而死，母亲圣因祭祀灶神而死，呼天抢地，还能怪谁呢？

田叔被召去查办梁孝王的事，使命完成后，田叔以太后求情为由进行解释，于是梁孝王的事就赦免了。等到他做鲁相，百姓中有因向王索取财物而自首的人，田叔愤怒地鞭打百姓，王感到惭愧而偿还了财物。王喜欢打猎，田叔曾露天坐着，因此王不大外出。田叔刚被召见时，汉朝朝廷臣子中没有比他更强的，由此可知了。

世人都说伍被的死，是因为张汤排挤陷害他。伍被的死，大概是因为他的罪过。他的游辞多谈论汉朝的美好，并非真的忠于汉朝，这只是为了给淮南王出巧计，让他一定听从罢了。正如卫鞅将劝说秦国以强兵，却先以帝王之道，不然，哪有作为臣子的忠义却与谋诸侯王的叛乱呢？如果淮南王的事成功，伍被是谋主；如果事情不成，而凭虚言获免，奸人的计谋，到哪里不得逞呢？张汤诛杀伍被，是理所当然的，不是排挤陷害。

轿，是现在人所乘坐的竹舆。《汉书·严助传》：“舆轿而逾岭”，轿的意思与现在正相同。服防（音桥），是指桥梁隘道上的舆车。臣瓒说是现在的竹舆车。江南地区用竹舆行走，是对的。项昭（音旗庙反），颜师古以服音为对，而项氏为错。以现在世俗所称呼的，则服音为错，古今之物称谓不同，就是这样。

何比干在孝武帝时做廷尉正，与张汤同时。张汤执法严苛，而何比干务求仁恕，多次与张汤争论。所救活的人以千数，他的子孙做官到肃宗时，还有贤人。张汤的后代也累代显贵，到东汉更加显赫。善恶的报应，究竟如何呢？

汉朝《霍去病传》合短兵鏖皋兰下。晋灼注：“世俗谓尽死杀人为鏖糟。”

《车千秋传》：“尉安”，颜师古说：“‘尉安’的‘尉’字，本无‘心’，所以《汉书》往往保留古体字。”《汉书》保留古体的字很多，为何独独“尉安”？然而在汉朝时，人们习惯篆书，古体多已消亡。成帝、哀帝年间，只有扬雄好古乐道，间或有用奇字的人。现在《太元》与诸赋用字多古，则古体在班固时已为可贵。

史臣讥笑汉宣帝不用儒生。宣帝并非不用儒生，他不用的是妄儒。况且汉朝的贤辅，谁比得上魏相？刚直笃学，谁比得上萧望之？宣帝任用魏相为宰相，又因为萧望之经明持重，议论有余，材任宰相。既详细考察他的政事，位御史大夫。魏相明经以贤良登第，魏相与萧望之，不是儒生是什么？张禹、匡衡，当时都有推荐的人，又经过试问疑难，若可用，宣帝全部罢免归家。后来这两人都怀奸罔，匡衡畏惧石显，见劾张禹依附王氏，最终亡了汉室。至于僮乡的封爵，几乎如同垄断；肥牛的请求，贪污身后。汉朝的大奸，没有比这两人更甚的。宣帝不用儒生，如此贤明啊！

现在人有儿子难以养育的，多乞求他姓，这种由来已久。后汉灵帝多次失去儿子，何皇后生子，养史道人，家号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协，董太后自养，号曰董侯。以他姓为小字，并非独今世也。中行说、赵信都是汉朝叛臣，为匈奴出谋划策的人。然而赵信的计谋不及中行说，只足以使匈奴灭亡罢了。为什么呢？赵信教单于远徙漠北，以疲敝汉朝，是不对的。兵以气胜耳，现在无故而弃地，是抛弃其族类也。族类尚且抛弃，国家何以不败呢？霍去病等提军深入，如蹈无人之境，水草牛羊，固自不乏，何疲敝之有？休屠王惧罪来降，边隅少患，实本于此。北匈奴饥饿溃散，南部上言欲兵并灭北庭，乞中国为援，正如摧枯拉朽，初不

译费力。窦宪燕然勒石的功劳，哪里值得称道！假使他处在汉武帝时期，不被匈奴擒获，几率极小。讨伐莽何罗的功劳，仅相当于金日磾的余荫，这与遗诏封三侯的事相比，难道不值得怀疑吗？霍光既然接受了可疑的赏赐，又毒杀了燕王刘旦，唯独金日磾没有受封，他的为人本来就比霍光贤明得多。霍光亲自听到了霍显杀害许皇后的事，犹豫不忍，不知道灭族之祸，实际上就源于此。霍显把妾室抬为夫人，而且一向与丁都尉通奸，霍光都不知道，这都是不学习的过错。宣帝因为昌邑王被废的事，内心实在忌恨霍光，用高官厚禄来防备他，霍光接受而不推辞，毫无谦让回避的意思，这都是专权的过错。世人说霍禹、霍山心怀恶念不得善终，以霍光家族的覆灭为恨。霍禹等人资质低下，况且曾经毒死许皇后，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然而也是宣帝怀着忌恨之心，有所激发的结果。赵广汉曾经侍奉霍光，霍光死后就践踏借故，以至于将吏卒闯入他的家门，搜捕私卖酒肉的人，砸破门板，斩断门闩离去。皇后哭着向皇帝诉说，皇帝也不责备赵广汉。班固知道这件事，所以在赵广汉传中详细叙述，并且说“赵广汉心里知道微妙的旨意”，又说“皇帝心里认为他做得好”。所谓微妙的旨意，这一定是皇帝有搜集霍禹家罪证的意思，很明显了。凭着霍光的大功勋，子弟难道不怀念他吗？一旦所拥立的人，反而忌恨加害，赵广汉等人得以肆意施暴，心里实在不安。愚昧的人不懂分义，愤慨发作无处申诉，只有反叛罢了。他们反叛，固然不能不诛杀，然而庆幸他们迅速反叛而被诛杀，这也是宣帝的意图啊。

译士人中只有坚守节操、始终不变的人最难能可贵。张禹一旦违逆了王根，就诡辩应对；孔光一旦违逆了傅氏，就转而依附王莽。从现在看来，这两人的罪过比王氏还要大。

汉成帝对张禹说：“我因为年轻而执掌政权，那么君主临朝理政，也可以称为执政。贾谊说：‘执掌这样的政事，坚定如金石，那么君主被称为执政，是理所当然的。’”

翟方进平日依靠权术，陷害排斥同僚，不择手段；等到他担任丞相，阴险狠毒更加严重，自身最终不免于非正常死亡，儿子翟义最终导致家族被灭，这也足以作为阴险之人的警戒。

汉元帝能够用铜丸敲击鼓声，配合严密的鼓点节奏，即使是熟悉音律的人也学不会。而小儿子定陶王能做到，皇上多次称赞他的才能，想让他取代太子。史丹说：“凡是所说的才能，是指聪敏而好学，温习旧知而能领悟新知，皇太子就是这样的人。如果在丝竹鼓乐之间衡量人的才能，那么陈惠、李徽就比匡衡更适合做相国了。”于是皇上沉默不语。君主的才能，只有不以无才为才能才是可以的。史丹的言论虽然有所偏袒，但他论断才能的标准是正确的。

王莽仅仅凭借鬼神之事来欺骗迷惑天下，以至于篡夺皇位。他大概是熟闻汉代重视鬼神祭祀之礼，如神光、山呼等事，当时的人往往夸耀奇异，所以王莽借此来欺骗天下。可以想见，天下相信他确实有天命的人，必定十室而九。假使他如果不实行井田制，不更改钱币，不征伐四夷，不致力于改制，那么天下人未必会背叛他。舂陵的苗裔虽然必定会中兴汉室，也不可能迅速兴起。国家的好尚，能不重视其开端吗？

王莽失败后，省中用万斤黄金装满的柜子，还有六十多个，其他各处也有数个柜子。黄金如此之多，大概是因为王莽禁止列侯以下的人持有黄金，要上缴官府换取钱值，所以都聚集在宫内。

方望起初劝隗嚣不要归顺更始帝，隗嚣不听，后果真被更始帝猜忌，侥幸逃脱后西归。方望先前已辞别离去。隗嚣在危急之时，必定在心中深深思考方望的先见之明，认为不应当把国家交给别人。所以光武帝多次写信开导劝谕，隗嚣最终没有归顺，是思念方望的话。更始帝不该归顺却归顺了，光武帝该归顺却不归顺，隗嚣的无知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费贻不肯在公孙述手下做官，漆身装癞，假装疯癫来躲避。同郡的任永、冯信都假装失明来推辞征召。

世俗在清明前二日称为寒食，在春季是最为美好的节日。其习俗认为是因为介子推被火烧死，所以不举火而吃熟食。寒食的意义，大概始于这里。然而根据史书记载，周举担任并州刺史时，太原一郡旧俗，因为介子推火化后有龙忌的禁忌，到了介子推去世的月份，都说神灵不喜欢举火，因此士民往往在严冬中一个月寒食，不敢生火做饭，百姓非常难以忍受，每年多有死亡。周举于是写吊书放在介子推的庙里，说严冬去火，残害百姓性命，不是贤者所忍心的。因为民俗难以革除，由此考证，那么介子推的死应当在十一月，百姓寒食所以在严冬中。现在的寒食却在三月初，与严冬相差甚远，难道也有所谓的龙忌禁忌？章怀太子以心星来解释，也未必不对。《荆楚岁时记》说：冬至后一百零五天，必有风雨，称为寒食。魏武帝令说：冬至后一百零五天，百姓多寒食。又难道是周举所说的严冬去火，残害百姓性命吗？

黄琼被公车征召，李固一向仰慕黄琼，写信迎接他，信中说：“高峻的人容易缺损，洁白的人容易污损。近来鲁阳的樊君被征召，言行所坚守的，一无所缺，而毁谤流传，随即折损，难道不是观听期望太深，声名太盛吗？只有小人喜欢称说君子的过错，而互相群起攻击，急切地窥伺其空隙，而希望君主不任用他，细微的小过错就说：某与某号称君子的人有过错。像这样党同伐异的小人，就巧妙地讳避，隐瞒不闻，责备别人则严厉周全，对待自己则宽松简约。自己不做好事而厌恶别人做好事，自己不忠诚而厌恶别人忠诚。高峻的人必定使其缺损，洁白的人必定使其污损，毁谤流传，大概是理所当然的。”

张平子《西京赋》说小说有九百家，然而班固所记载的仅有十五家，多寡的不同如此之大。

天下的恶人，只是去掉那些特别恶劣的罢了。必定要使天下没有小人，是没有这种道理的。张泛凭借技巧挟持权势，岑晊、张牧已经逮捕并杀掉了他。赦书与中外更始，这两人违抗上命而诛杀他，并牵连其党羽二百多人。岑晊等人并非没有过错，成瑨因这两人而下狱，没有听说引罪自首，反而陷害成瑨至死而逃避自免。他们看待贯高等人，难道不惭愧吗？贾彪认为不能奋起戈矛相待，这话确实恰当。党锢之祸，要知道其徒众有促使它发生的原因。贾伟节，真是贤君子啊。

后汉《中山简王传》：“我国各官骑百人，称娖前行。”注：“娖，楚，角反。犹齐整也。今俗曰整，娖必据此而讹也。”

朱博担任琅邪太守，齐地风俗舒缓，崇尚礼仪止步，朱博用法律来整顿，任职数年，大大改变了风俗。掾吏礼节如楚赵之地，由此看来，上级教化下级，哪有不服从的？而俗吏的不可用竟然如此。

宋景文公笔记：孙炎作反切语，本出自俚俗常言，尚数百种。故谓“就”

译把“鲫溜”作为称呼，凡是愚笨的人被称为“不鲫溜”；把“孔”称为“窟笼”，把“团”称为“突栾”，这类例子多得举不完。唐代卢仝的诗说：“不鲫溜，钝汉。”宋代林逋的诗说：“团栾空绕百千回。”这是不明白民间反切语法的缘故，虽然将“突”改成了“团”，也是错误的。

译《缃素杂记》说，古语中有两个音合成一个字的情况，比如“不可”合为“叵”，“何不”合为“盍”，这是效法西域两个音节拼合的读音，也是反切造字的本源。像“龙钟”“潦倒”，正如同两个音节拼合【“龙钟”拼切出“癃”字，“潦倒”拼切出“老”字】。

关羽对魏国有功劳，舍弃魏国而离去，却不背叛先主刘备，这具有古代国士的风范，也足以看出先主刘备深得人心。

毌丘兴担任安定太守，将要赴任时，曹操告诫他说：“羌人如果想和中原朝廷交往，自然会派人来，你不要派人去。好人难得，你派去的人一定会教唆羌人胡乱提出请求，借机谋取私利。如果不答应，就会失去异族的风意；如果答应，对事情也没有益处。”毌丘兴到任后，派遣校尉范陵到羌人地区，范陵果然教唆羌人自己请求设立属国都尉。曹操说：“我预先知道会这样，并不是因为我神圣，只是经历的事情多罢了，这才了解人。经历的事情多，自然能审慎地预料事情。”

“缁”，指装载重物的车子。“重”，指装载重物的车。所以行旅者的物资，总称为“缁重”。然而“缁重”本来就是两种车的名称，现在很多人把“缁重”当作藏物的车。《孙子兵法》说军队驻扎在辎重车上，就是这个意思。这两种解释也都可以通。

《魏氏春秋》说：袁绍失败后，孔融给曹操写信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周公，这是讥讽曹操娶了甄氏。”曹操因为孔融学识渊博，认为这是史书记载的事，后来询问孔融，孔融回答说：“以现在的情况推测，我想当时大概就是这样。”孔融因此被定罪处死。孔融虽然自负气概、豪迈不羁，但他说话有章法，引用典故明确审慎，不至于说没有根据的话来招致祸患。这大概是好事者的传言，不足以相信。裴松之能够辩驳孔融之死，认为并非如此，却没有指出关于妲己说法的错误，为什么呢？

洛阳的“洛”字，有的从水，有的从佳。查考《魏略》中的诏书说：“汉朝五行属火，火忌讳水，所以‘洛’字去掉水旁而加上佳旁。”魏朝在五行顺序中属土，土是水的牡（阳），水得到土才能流动，土得到水才能柔和，所以去掉佳旁加上水旁，把“洛”字改回从水。王吉凭借清高的品德和美好的行为，在汉代显名，过了三百多年，到王祥、王览时才大为兴盛。王祥的纯孝，王览的友爱弟弟，即使是三代盛世，也不容易多见。德行、孝悌，是圣贤所向往的，也是天地鬼神所保佑的。他们后代于是昌盛，与江东地区相互盛衰，他们积累的德行深厚，所以流传久远。

王述性格沉静，人们说他痴傻。他的父亲桓温提出迁都洛阳的建议，满朝大臣都疑虑恐惧，虽然都知道不可行，但没有人敢首先劝谏。孙兴公勉强能上表，说还不可以。桓温的真情假意，没有人能判断。如果派遣侍中制止桓温，正好中了他的奸计，助长了他的声势罢了。只有王述能看透他的虚张声势，让他听从请求，桓温的计谋于是受挫。王述的智慧谋略，能超越众人而成为名臣，正是因为他沉静才如此。殷浩等人只凭浮浅获得虚名，哪里值得谈论这个？

《晋书》记载兖州八伯，太山羊曼被称为“濌伯”。《唐书》说人们称常衮为“濌伯”，注释说：“这是猥琐冗杂、不贤的样子。”

胡威曾经劝谏晋武帝当时政令过于宽纵，皇帝说：“尚书郎以下，我没有姑息。”胡威说：“我所陈述的，难道在于丞郎、令史吗？正是说像我这样的人，才可以用来严肃教化、明确法度。君主执行法律，如果不能施行于尊贵亲近的人，而只及于疏远卑贱的人，那么他的号令，也不过是虚文罢了。”

李延寿撰写《南史》和《北史》，对《北史》多有溢美之词，而且记载得很详细。写北方的事就称“某皇帝”，写南方的事就称“某帝”。大概唐朝继承隋朝皇位，其来源在北方，而唐高祖之前和李延寿的祖先几代都在北朝做官，他的私心就是这样。刘裕出身平民，平定桓玄的叛乱，可以说是天下的英雄。王谧因为社钱的恩情，宽恕他的罪恶而不杀他，让他位居宰相，这怎么来劝勉侍奉君主的人呢？看看汉高祖诛杀丁公的事，王谧真是惭愧了。至于韩延之的回信，用来展示给将佐，说侍奉人应当这样，舍大取小，不是用来作为训诫的。

宋朝刘方，平定天下动乱，与母亲一起藏在荒野沼泽中。早上出去找食物，遇到饿贼想煮了他。刘方磕头说：“我现在暂且为老母亲找食物，老母亲靠我活命，希望我先回去喂饱母亲，然后再回来受死。”于是哭泣，贼人见他真诚哀痛而放了他。刘方回去喂饱母亲后，于是说：“刚才和贼人约定，道义上不可以欺骗，于是又回到贼人那里。”众人都大惊说：“曾经听说烈士，今天才见到。”你们走吧，我不忍心吃你。于是得以保全。刘方不欺骗，固然很好。然而盗贼如同虎狼，正馋嘴流涎想吃他，母亲藏在野外，靠什么自食？或许母亲悲伤思念刘方而死，这就等于杀了他的母亲。牺牲生命追求信义，不顾及母亲，是不对的。伟大的人，说话不一定守信，行动不一定果断，信义接近于道义，说话才可以兑现。哪有以身喂贼，不顾亲人，而能称之为信义的呢？

富贵却不知道道义，正好成为祸患，不如贫贱。贫贱得到财物很难，即使想要超过，有什么损失呢？人的本性是长寿的，外物扰乱它，所以不能长寿。外物是用来养性的，不是用来让性去养外物的。现在世上迷惑的人多，用本性去养外物。吕不韦著书说：“春秋时也有可取之处，像这类情况。”汉代儒生把《月令》附在六经之后，不能因为人而废弃言论。

陆澄从小好学，博览群书无所不知，行走、坐卧、睡觉、吃饭，手不离开书卷。然而在宋朝，因为议论皇后名讳，应该称呼姓氏，徐爰引用《春秋》“逆王后于齐”并不称姓，因此获罪免官。又上

译表上奏说，旧例中没有左丞纠察中丞的说法。褚彦回查检宋以来左丞纠正中丞的事例很多，上奏说澄见识浅陋、目光短浅，于是澄被罢免官职，以平民身份兼任原职。不知道所谓“博览群书、无所不知”的人是指谁呢？

译袁顗被宋明帝猜疑，便找借口请求出任雍州刺史。他的舅舅蔡兴宗也被外放至南郡，蔡兴宗推辞不去。袁顗对蔡兴宗说：“身处朝廷的大臣，朝不保夕，现在有了机会却不走，以后想求出去难道还能得到吗？”蔡兴宗说：“我出身寒门，平步青云，与皇帝关系疏远，尚不至于有祸患。你想到外面去保全自己，我想留在朝中避免灾祸，各自实现自己的志向，不也很好吗？”等到后来萧子勋作乱，士族官员流离失所，外地的官员十不存一。蔡兴宗却像平时一样从容不迫，人们都说蔡兴宗有先见之明。蔡兴宗的预见，大概是因为他出身寒门、与皇帝关系疏远罢了，哪里有什么内外之别的道理呢？

顔竣担任宋武陵王刘骏的主簿，辅佐刘骏即位，于是被委以心腹重任，权势宠幸日益加深。他的父亲顔延之担任金紫光禄大夫，对于俸禄供给一概不接受，穿着布衣，住在茅屋，清贫如故。常骑着瘦弱的牛，驾着简陋的车，遇到顔竣的仪仗队，便躲到路边。曾对顔竣说：“我平生不喜欢见权贵，今天不幸见到了你。”顔竣建造宅第，顔延之说：“好好建吧，不要让后世笑话你笨拙。”顔延之死后，顔竣更加显赫，不久连同他的儿子一起被诛杀。顔延之身处乱世，可以说是明智的人吗？

补授官职过去使用木板。宋明帝泰始年间，因为萧子勋之乱，木板供应不足，才开始使用黄纸。唐代诰命使用绫绢，但也有使用纸张的。士大夫也大多亲自书写。现在顔真卿的诰命还有留存，手笔极其奇特。

齐建武二年，北魏相州刺史高闾年老，请求留任本州。皇帝下诏说：“高闾已到退休之年，却还追求衣锦还乡，只知进取而忘记退让，有损谦逊的美德。可降号为平北将军，朝廷的老成之臣，应当顺遂他的心愿。改任幽州刺史，褒奖与劝诫并重，恩惠与法度并举。”

陈朝的司马申能揣测君主的神色，有违逆自己的人，必定用隐晦的言语进谗陷害。司马申曾在尚书省白天睡觉，有乌鸦啄他的嘴，流出血来。当时的舆论认为这是陷害贤人的报应。乌鸦属于羽族，喜欢鸣叫，被人视为罪过，却能如此嫉恨谗佞之人。如果乌鸦力气大，必定能杀死司马申，不只是啄他的嘴而已。

王通对薛收说：“善于对待小人，远离而不疏远，亲近而不狎昵，态度要颓然自得。小人确实难以相处。远离他就会产生怨恨，亲近他就不恭敬。如果能使他不疏远也不狎昵，确实有超过常人的地方。”

隋朝开皇年间，幽州有人家把白杨木垂挂在灶上，积累十多年，忽然长出一条枝条，都长三尺多，非常鲜亮茂盛。汉代上林苑的枯柳复生，为什么柳树这么喜欢作怪呢？

孔子不喜欢与人争辩，孟子喜欢与人辩论是非，文中子又不喜欢与人争辩，他是学习孔子的道吗？有人说：孟子的时代，也是可以与他们争辩的，于是争辩，希望以此来阐明他的教化。文中子遭遇乱世而退居河汾，适宜不与他们争辩。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开始派遣使者到西域摩揭陁国，取回制糖法，随即诏令扬州进贡甘蔗，按照那个配方制作，颜色和味道远远胜过西域。然而《江表传》记载，孙亮派遣黄门用银碗和盖子到中藏吏那里，取交州进贡的甘蔗饧，可见用甘蔗制糖早就有了。为什么到唐代才去西域取法呢？难道饧像现在的冰糖，而制糖法才是沙糖一类吗？

突厥政治混乱，各位将领请求趁机讨伐。太宗认为刚刚歃血结盟就攻打他们是不守信，不攻打又失去机会，犹豫不决，于是询问大臣。萧瑀说：“兼并弱国，攻打昏昧之君，攻打他们很便利。”长孙无忌说：“现在我们收兵等待他们，如果他们侵犯边境才可以攻打，如果他们一直衰弱且不能来犯，又求什么呢？”太宗说：“好。”但最终攻取了突厥，长孙无忌的话可以说是最完善的，而太宗最终攻取突厥，也是因为各位将领坚决请求的话有所激将罢了。他对萧瑀的话，大概并没有完全相信。

房元龄、杜如晦都是功绩相当、一体同心的人。房元龄任公职竭尽节操，心中没有嫉妒猜忌，务求宽厚平和，按理说应该有一代之后家族衰败。竟然不如杜如晦的后代，连续几代担任宰相，与国家始终共存。为什么呢？史书称房元龄善于谋划，杜如晦长于决断。难道阴谋的罪过，是造物主所不宽恕的吗？陈平也说：“我多用阴谋，道家所忌讳，我的家族即使废灭，也就罢了，不能再兴起，因为我多阴谋祸害。”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孟康说：“白金，是银；赤金，是丹阳铜。”现在没听说丹阳有铜叫赤金。唐太宗赐给房元龄黄银带，说：“世人说黄银，鬼神畏惧它。”又取金带赐给杜如晦家。现在的人也不再见到有黄银。淮南王与方士炼制药金，刘更生得到他的书，几乎招致杀身之祸。而寿春八公山至今有人在淮南祠旁得到药金。

宋广平清廉刚正，光辉照耀一时，而他的六个儿子都因为不成器被斥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天人的道理果然有时会出现差错吗？人过于明察就会失去宽恕，不是留给后人的好榜样。

李勣不辜负李密、单雄信，这就可以托付孤儿了。然而李勣本来以盗贼起家，不懂大义，自认为平生侍奉太宗没有不到的地方。被贬出叠州出于意外，这难道是因为不能阿意顺从才这样吗？所以他刚听到命令时，心中不快，急忙离去。高宗一旦重新起用他，才开始为自己保全打算。从太宗对待李勣的方式来看，是不符合道的。臣子对于君主，以道义相合罢了，哪有恩不恩的区别呢？叠州之出，正好用来挫败李勣的心志，又有什么恩惠呢？

唐史称房琯以忠义自奋，但用人违背了他的长处，如果让他遭遇太平盛世，不失为名宰相，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所谓名宰相，虽然

译才能不足以应对多变的事势，也必定有德行、度量、诚信的人。李琯起初作为太学生时，就撰写了封禅书，去干谒张説。后来他担任给事中，唐玄宗委派他规划华清宫，于是他开凿山岩、清除沼泽，为天子营造游玩观赏的地方。行为像这样，他怎么能成为著名的宰相呢？李琯为人，谄媚机敏、虚伪巧诈，借名义谋取私利，外表看似可观，不过是用来欺骗世人罢了。当时像杜甫等人，都被他所迷惑。唐肃宗在识人方面昏昧，把政事托付给他，这已经是过错。贺兰进明的话，并不是谗言。李琯为人，确实如此。李琯不把国家的艰难危亡放在心上，忘记自己才疏德薄，竟然请求亲自领兵，企图侥幸取得一次胜利，来堵住人们的议论，这是什么用心呢？假如唐肃宗有足够识人的明察，必定不会让李琯领兵；等到他战败，士兵死亡数万人，王室更加危险，却不能杀掉李琯来警戒奸邪妄为之人，这是为什么呢？那封常清、高仙芝都曾屡次建立功勋，一旦战败，尚且不免于刑罚杀戮。李琯的罪过，难道不比这两个人大吗？竟然舍弃他不追究，唐肃宗在刑罚和赏赐方面，真是荒谬啊！“五角六张”，是说五天遇到角宿，六天遇到张宿，这两天做事大多不能成功，一年之中不过三四天罢了。开元年间有人把这作为戏谑的话献给唐玄宗。

译世人多哀怜裴炎以忠臣而死，裴炎固然忠诚，可惜他不明白大节大义。中宗想把天下交给皇后之父，这固然不可以，然而上天如此惨酷，谁不知道呢？一旦废黜皇帝而把天下的权柄交给武则天，可以吗？这大概是大臣遇到难以决断的事情，怎么能轻易行动。

狄仁杰、娄师德在唐朝都是大臣。狄仁杰的升迁任用，是由娄师德推荐提拔的。等到两人地位相当，狄仁杰一定要把娄师德排挤到外地，为什么呢？因为被他包容而自己没有察觉。狄公的贤能，确实不及娄师德，这是很清楚的。

张九龄喜欢萧诚的柔顺美好，畏惧严挺之太过刚劲。如果这两个人和张九龄交情深厚，而亲近柔顺美好的人却想让明皇不宠幸牛仙客，怎么能劝谏成功呢？《唐史·高郢传》记载：高郢的儿子高定读书读到《汤誓》，故意问高郢说：“怎么可以用臣子讨伐君主？”高郢说：“顺应天意民心，怎么能说是讨伐呢？”高定回答说：“服从命令的在祖庙受赏，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坛受戮，这是顺应民心吗？”高郢觉得他奇怪，却不知道“服从命令的在祖庙受赏”本来就是《甘誓》里的话，不是《汤誓》里的。像这样，那么高定的错误荒谬已经可笑，哪里值得记载呢？郭子仪自从平定安史之乱，功劳覆盖天下，鱼朝恩深深忌恨他。等到代宗即位，程元振嫉妒他尤其厉害，于是罢免郭子仪的兵权，把他安置在京城。后来吐蕃入侵，军队逼近近郊，皇上已经出逃，才任命他为关内元帅，派他驻守咸阳。这时郭子仪没有军队，部下只有几个骑兵。鱼朝恩、程元振二人不是有意抵御敌人，大概是想拿他喂贼兵罢了。他们以为贼兵非常强盛，军队已经逼近，等到郭子仪虽然有才能声望，一定不能凭几个骑兵抵抗敌人，前进作战则必然危险，退却逃跑则借军法杀他。郭子仪不死于贼寇，必死于罪名，这是这两个人的意图。幸好上天保佑忠义，让他成功罢了。

衡山有广成先生碑。先生是方士。大中五年，萧邺撰写。说武宗朝，专权的人想用神仙牵制皇帝的深思，屡次说天下的方士能求得长生不老药，可以寻求。于是命令召见先生，授予银青光禄大夫，崇元馆大学士，加赐紫绶，号称广成先生。创建崇元馆，铸造印信设置官吏。唐朝的时候，对待方士如此优厚。所谓专权的人，不是李德裕又是谁？大体上想要专擅别人权力的人，一定有手段。如果他的心一心想着神仙长年，他看天下的大事，真像破鞋一样。至于朝廷，又哪里值得计较呢？然而用这个迷惑他的君主罢了，专擅他的权力，那么李德裕也可以被杀。

技痒，懒真子说：“杜甫哀郑防诗有‘荟蕞何技痒’的句子，说是有技艺不能自己忍耐，像人的痒一样。”

杜少陵诗“鹦鹉啄金桃”，金桃最初出产于西域康居国，贞观年间曾经进贡，连同银桃一起，下诏种植在御花园中。鹦鹉也出产于西域，金桃难道是它所喜欢的吗？

吐蕃平凉之盟，当时没有人知道那是劫盟，只担心盟约不能达成以及盟约的寒冷。皇帝在殿前向宰相夸耀的话，是庆幸盟约达成。柳浑说吐蕃难以信任，也只是担心盟约之后，难免用兵罢了。于是说柳浑知道吐蕃的阴谋，我恐怕不是这样。

君主知人虽然是难事，然而也必须仔细考察他的大节。比如李训考中进士，能口诵诗书，一见文宗，就知道扫除逆党的意思，难道不痛快吗？又想恢复河北，抵御外夷，又曾用计诛杀陈洪志、王守澄，文宗所以信任他。然而李训的进用，特别依靠王守澄，他的大节已经不值得看，侥幸成功，大概知人难啊。

唐朝崔元植与崔元略同在朝廷做官，当时中丞空缺，议论的人属意崔元植，崔元略想得到这个职位。恰好遇到崔元植入宫，不合礼仪，派御史弹劾他。等到宰相推荐中丞，果然属意崔元略，也可以说是善于钻营的人了。当时又有想要谋取相位的人，怀疑崔元略妨碍自己的路，所以弹劾他以前做京兆尹时造桥贪赃的事，列举疑似的事情来污蔑他。崔元略于是最终不顺，才知道奸贪的人互相窥伺，就像螳螂捕蝉一样。

大中遗事，选择贵人子弟中相貌美好的，敷粉化妆，名叫花郎，国人都尊敬侍奉他们。

《白氏六帖》祠部格说：“私家部曲、客、奴婢等，不得入道。如果另有敕令允许出家还俗的，追回旧主，各自依照原来的身份。”唐朝刘仁恭说：“旌节，我自己有，只要长安的本色罢了。”

外史《梼杌》：孟蜀时，潘在廷用钱财结交权贵，有人告诫他，于是说：“不是求援，不想让他们用冷语冰人罢了。”

《十三州记》说：钱湖宽十二丈，周围三十里，在钱唐县西南十里。灵隐寺正坐在这座山上，寺的东西两条溪水水源，东边叫龙源，横过寺前，就是龙溪。冷泉亭在它上面。西边叫泉源，水流洪大，奔涌迅疾，下山二里八十步，经过横坑桥，流入钱湖。大概是钱源汇聚的地方。钱湖一名金牛湖，一名明圣湖。旧说云：湖中有金牛，遇到圣明就出现，所以有两个名字。钱湖就是本名。现在万松岭下西城第一门题曰钱湖门，可以验证其实。第二门曰涌金门，就是金牛出现的地方。而《钱塘记》认为是防海大塘，最初建立时，招募运土一斛的人给钱一千，所以叫钱塘。《十三州记》则是钱因水得名，而

译《钱塘记》认为（钱塘）是因为钱市土而得名。《史记》认为“钱唐”的“唐”字不从“土”，《钱塘记》所记载的这些都不对，把“唐”字当作“塘”，大概是俗体字的写法罢了。

译自秦汉以后，战乱离析之严重，没有比五代更甚的了。然而那些良法美意，后世可以推行的，圣人也不会废弃。大概治理国家得其正道，哪里会有古今的区别，最终都归于这一准则罢了？在边境设置市场购买马匹，雕版印刷五经，百官每五日问安，轮流上朝奏事，百姓不允许越级诉讼，不能自己书写诉状的，允许拿着白纸（由他人代写）。漕运给予斗耗补贴，删减律令编为《刑统》，这些制度施行至今，明显没有害处，确实不可废弃。那么汉、唐拥有天下七百多年，其治理状况与夏商周三代差不多，是理所当然的。封建制和井田制之所以不能恢复，大概是因为时势不同，前人对此论述得很详细了。《国史补》记载：宰相辅佐治理四方，事务由中书门下处理，各官府有中书门下的帖子，不按次序签名叫做花押。皇帝诏令下达后，如果有不同意见，叫做黄帖。

《长编》元祐五年六月，宰相吕大防与中书侍郎刘挚提出建议，想要引用元丰年间的党人来平息旧怨，这叫做调停。

苏轼给滕达道的信中说：“晚年如果不把这件事安排妥当，那就是大错，即使有二十四州的铁，也打不成。”

宋祁的笔记中说：“老子说无物的形象，古语也有‘想像’一词。《韩非子》说：人们很少见到活人的形象，得到死人的画像描绘出来，又根据画像去想象他活着的样子。所以人们心中想象的东西，都叫做‘想像’。然而这种说法也很奇怪。”王彦章画像记叙述他凭借奇计取胜，借以感叹时事，文字辗转引申，意蕴无穷。前辈的文集中，只有正集可以保存，那些别集和遗文都应当删削。不仅其中多有真伪混杂，而且当时也有不得已而写的文章。比如韩愈别集中所载不可保存的文章尤其多，这对韩愈本人并没有益处。

《传灯录》中，沩山对仰山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你试着为我圆梦。”“原”字有时也写作“圆”。《南唐近事》记载冯僎考中进士时，有个叫徐文幼的人擅长圆梦。黄庭坚的诗：“松风佳客共茶梦，小僧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