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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明]陈于陛撰
《意见》不分卷，明陈于陛撰。陈于陛，四川南充人，字元忠，号玉垒。隆庆进士。万历初以编修预修世宗、穆宗两朝实录。万历中累迁礼部尚书，领詹事府事，预修国史，任副总裁，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终官南京户部尚书。本书对明代理学、释道、人物掌故、典章制度、史书编修等皆有所录，有不少是前人论述。本书所载阳明心学的传播、佛教的流行等有很大的史料价值。本书有《宝颜堂秘笈》本，兹据以整理。
立教
近世高明之士，动称造化在手，天地万物在吾度内，实剽释氏之言，害道为甚。释氏云：心生山河大地。其实有此理，但圣贤不轻言之。此等学问一倡，则人且视天地为无何有，又况于两间伦物细微，皆看得没关系了。圣人之心极小，其立言极近。《易》曰：乾称父，坤称母，神明森然在上。在左右，君父之伦等于天地，下至一言一动，一事一物，俱不敢忽。匹夫匹妇，皆能胜予。如此立教，方能扶持世道。彼高奇者真名教罪人也。
应物
道理载在典籍者，一定而有限，天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故世之苦读书者，往往处事有执泥处。至于作官更历事变多者，又看得世故太通融而无执。此皆是偏处。吾人当读书时，要思量泛应世务，庶乎临事不滞，当应事通达无碍时，却又要思量据著书本行，如此方免二者之弊。近见胡子衡齐极言理在人心不在物，斥宋儒非是，其实不然。夫吾心之理与在物之理虽同，其实有统体脉络内外虚实之辨，如吾人终身不学医，则此心不明医理：不学堪舆，则此心不明堪舆理。而但漫然曰：医理堪舆理自在吾心也。岂其然乎？圣人于本心之理，浑然融彻，故于万事万物之理，亦有明有暗。内外虽相符合，毕竟理有在物在我之异，宋儒未可非也。
恕字
圣贤学问，虽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终身受享不尽：假如已在患难时，常望人振救，有排挤者，恨之必深。则当无事时，可为人尽力。视人患难却不救，或为下石之语，此岂是恕？己当忧病，人来怜恤存问，必感之；有礼数疏阔者，必不悦。若人有忧病，己却懒慢，不知照管，此岂是恕？己当卑位，去见尊官贵人，使势轻忽，久候不出，心上必然忿恨。若居尊贵，不肯体恤人，依前慢他，此岂是恕？已有纤过，东掩西藏，惟恐人知。他人有过，却对众公言，此岂是恕？人规正己失，中心不能堪，或面发赤，强颜勉受，若直攻人过，不知避忌，此岂是恕？缓急人所时有，己或遭值不如意，就是公法有碍，常一心望人屈法伸情。纵然法难轻屈，如当事的有和美之言，心便感激，欲为之死。可见人当有急．虽然法上难假借，也不可无美善的言语温藉他，此方是恕。凡百事体皆以此意推而行之，大率己所愿欲者，即当体人欲如其愿欲。己所憎恶者，即当体人毋犯其憎恶。故曰有一言而可终身行者其恕乎？己不欲勿施于人。至于己所守廉洁，却不责人以刻甚。己所行忠厚，却不望人以过泰。此又是盛德事，加于恕一等矣。
施报
称物平施，圣贤处己待人之常道也，甯人负我，毋我负人，此是君子过甚之阴德。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此是小人之尤者，所行之阴害。
学庸
《论语》是圣人口头言语，门弟子笔记，一字一句关系世道。《大学》、《中庸》乃圣门成片段的书，今人讲《大学》只说个明明德，讲《中庸》只说个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以为圣人真诠在此，殊不知《大学》中至于理财用人听讼之类皆备，《中庸》至于九经之类皆备，此见立言本末兼该处，末可重其本而遗其末也。
出处
《中庸》论圣人之道，其大至于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至其收煞处，却只说个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可见出处事在吾道中最重。
处事
处天下事，有等先事而躁动者，有等后事而迟缓者，有
译意见
[明]陈于陛撰
《意见》不分卷，明代陈于陛撰写。陈于陛，四川南充人，字元忠，号玉垒。隆庆年间进士。万历初年，以编修身份参与修撰世宗、穆宗两朝的实录。万历年间，多次升迁至礼部尚书，兼任詹事府事务，参与修撰国史，担任副总裁，兼任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密政务。最终官职为南京户部尚书。本书对明代理学、佛教道教、人物掌故、典章制度、史书编修等都有所收录，其中有不少是前人的论述。本书所载关于阳明心学的传播、佛教的流行等内容，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本书有《宝颜堂秘笈》版本，现据此版本进行整理。
立教
近世那些自视高明的人士，动不动就声称造化掌握在自己手中，天地万物都在自己的度量之内，这实际上是剽窃佛教的言论，对正道危害极大。佛教说：心生山河大地。其实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圣贤不轻易这样说。这种学问一旦提倡，人们就会把天地看作虚无，更何况人伦万物中的细微之处，都被看得无关紧要了。圣人的心极谦卑，其言论极切近。《易经》说：乾称为父，坤称为母，神明森然在上，在左右，君父等人伦关系等同于天地，下至一言一动，一事一物，都不敢忽视。即使是普通百姓，都能胜过我。只有这样建立教化，才能扶持世道。那些追求高深奇特的人，真是名教的罪人。
应物
道理记载在典籍中的，是固定且有限的，而天下的事情千变万化，其端绪无穷无尽。所以世上那些苦读死书的人，往往在处理事情时有拘泥固执的地方。至于做官经历世事变化多的人，又往往看得世故太通融而没有坚持。这都是偏颇之处。我们读书时，要思考如何广泛应对世务，这样临事才不至于滞碍；当应对事情通达无碍时，却又要思考依据书本行事，这样才能避免两方面的弊端。近来看到胡子衡齐极力主张理在人心不在外物，斥责宋儒不对，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心中的理与外物的理虽然相同，但实际上有整体与脉络、内与外、虚与实的区别。比如人终身不学医，那么心中就不明白医理；不学堪舆，那么心中就不明白堪舆之理。却随意说：医理、堪舆之理自然在我心中。难道是这样吗？圣人对于本心的理，浑然贯通透彻，所以对于万事万物的理，也有明白与晦暗之分。内外虽然相符合，毕竟理有在外物与在我心的不同，宋儒不可非议。
恕字
圣贤的学问，虽然立言多种多样，但只有一个“恕”字，终身受用不尽：假如自己身处患难时，常希望别人救助，如果有排挤自己的人，必定深深怨恨。那么当自己无事时，就应当尽力帮助别人。看到别人患难却不救助，或者说落井下石的话，这难道是恕吗？自己遭遇忧患疾病，别人来怜悯慰问，必定感激；如果有礼节疏略的人，必定不悦。如果别人有忧患疾病，自己却懒惰怠慢，不知照管，这难道是恕吗？自己身处低位，去见尊官贵人，如果对方势轻意慢，久候不出，心里必然忿恨。如果自己居尊贵之位，不肯体恤别人，依旧傲慢对待他，这难道是恕吗？自己有细微过错，东掩西藏，只怕别人知道。别人有过错，却当众公开议论，这难道是恕吗？别人规正自己的过失，内心不能忍受，或者面红耳赤，强颜欢笑勉强接受，如果直接攻击别人的过错，不知避忌，这难道是恕吗？缓急之事人人常有，自己有时遭遇不如意，即使公法有碍，也常一心希望别人屈法伸情。纵然法律难以轻易屈从，如果当事者有和美之言，心里便感激，愿意为之效死。可见人当有急难时，虽然法律上难以通融，也不可没有美善的言语去温慰他，这才是恕。凡事都以此意推而行之，大抵自己愿意得到的，就应当体谅别人也希望得到；自己憎恶的，就应当体谅别人不要触犯其憎恶。所以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那就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至于自己坚守廉洁，却不苛责别人过于苛刻；自己行事忠厚，却不期望别人过于宽厚。这又是盛德之事，比恕又高出一等了。
施报
称量事物公平施予，是圣贤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常道。宁可别人辜负我，不要我辜负别人，这是君子过度的阴德。宁可我辜负别人，不要别人辜负我，这是小人中最恶劣的，所行的阴害。
学庸
《论语》是圣人的口头言语，由门弟子记录，一字一句都关系到世道。《大学》、《中庸》是圣门成篇段的书籍，今人讲《大学》只说个明明德，讲《中庸》只说个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以为圣人的真义在此，殊不知《大学》中至于理财用人听讼之类都具备，《中庸》至于九经之类都具备，这可见立言本末兼该，不可重其本而遗其末。
出处
《中庸》论述圣人之道，其大至于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至于收煞处，却只说个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可见出处之事在吾道中最重。
处事
处理天下事，有等先事而躁动者，有等后事而迟缓者，有
等不先不后适投机会者。尝见世有迂阔者，徒知躁动为非，而临事狐疑，俨然自附于投机之人。及至机会已过，尚不觉悟，其壤天下事不在躁竞者之下，未可以此而非彼也。此二者何以别之？当机者识明而意定，后事者识昏而意扰。
译那些不先不后、恰好抓住时机的人。我曾见过世上有些迂腐空泛的人，只知道急躁冒进是错误的，但在面临事情时却犹豫不决，俨然把自己归附于那些善于投机的人。等到时机已经错过，他们还没有觉悟，他们败坏天下大事的程度并不在急躁争胜的人之下，不能因为这一方而否定另一方。这两类人如何区分呢？把握时机的人见识清明而意志坚定，错失时机的人见识昏昧而心意纷乱。
天意
尝见居权宠之人，虽有忠劳在国家，而行事一不当，辄为天所罚不少恕。其有自甘恬退，早谢簪绂者，虽不甚有功力于时，而子孙常受其福。夫人臣鞠躬尽瘁为难，明哲保身为易，而天意固如此，岂非权势荣宠之地，乃人所难居者乎？由是思之，贤者处世，固当戮力行志，而时时不可忘谦退之图，大君用才固当慎辨奸良，而时时不可忘保全之道。
造物所福
世称能知止足急流勇退者，天必予之以有余不尽之福。夫人有抱奇才大略，或于时<牜且>牾，或见几自引，能韬敛而不试，此造化所福也。若芸芸而生，容容而进，泯泯而退，此亦庸人流耳。何福之有？
宽严
世论严者当严于左右吏胥，而不当严于穷困之赤子。世论宽者当宽于百姓，而不当宽于奸豪猾黠之徒。若严而用之当，则严亦宽也。若宽而用之不当，其害民何可言哉？世有纵容左右，毁公玩法，而独以严刑酷罚施于无罪之小民，此最可恨。
三才
人非天地，无以生成。天地非人，亦无以自立。三才者，交相依附，古今不毁。辟如人在房室之中，房室若无人住居，亦易倾覆也。
续经
予以《五经》、《易》、《礼》之外，《诗》、《书》、《春秋》皆可续。或曰：得无蹈僭拟之罪。予曰不然。辟如祖父在前，有所著述，使其子孙能承其意而衍续之，则为祖父者喜悦之不暇，而肯责其僭拟哉？
文字
文字自六经降，而有《左传》、《庄子》、马迁以至韩、柳诸大家。余谓韩、柳诸大家以篇为文，必读完篇，其旨意乃见。《庄子》、马迁以句为文，盖虽一句中便极其工而意足也。《左传》以字为文，盖虽一字必工而意甚妙也。至于六经则无意于文，不求工于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可及矣。
澄养性情
士大夫功业在外者，不必十分留心，但澄养心源要紧。如《中庸》所云：不见不动，不言不赏，不怒不显，皆在无声无臭处做工夫。大抵心源洁净，已是七八分地位，举而措之事业，皆自然而然，无难为者矣。
天道
余尝与人论造化所生之物，自然而成者，如果实鸡卵之类，多是圆，少有方者。山石间成方体，亦非自然。仅有方竹一种，亦非四方。可见造化以圆为贵，而无方截廉隅，老子曲则全之说非欺我也。直方之道，人所以裁成天道者，亦不可过甚。
文章
作文不必论奇古，须自成一家意见，读之首尾成章不逗漏，便是好文。且可观其人之行事功业受用，今人但务新奇剽窃，全无由衷真的之见。余辟之如常
人衣布袍，犹是好衣，若以绫罗等割截补缀，其值虽贵终非完衣。如贫家食菽粟，尚是好食。若乞儿从墦间乞得，酒肉虽多，终贱鄙可耻也。
立达
吾儒之学，论仁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才欲立达，则立达人之念即与之俱，不必真有所立达于人，方可谓仁也。若究竟立达人之事业，所谓博施济众者，尧舜犹病，是尧舜亦未尽仁耶？佛家自利利他，亦只是存此心。若必欲实有济人之惠利，方能证果，则山林孤寂之士，终不可以成圣成佛矣。然观平人能存济物之心，亦可以成圣成佛。则夫居可为之位，操得致之权，不能大施惠泽以福斯世，而颛颛私己自营，为身家之计，岂非吾道之弃，法门中称为堕落者哉？
理数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诗》曰：“有物有则，此即理数所由始也。”世间有理必有数，相对待，相贞胜，对待者两平也，贞胜者或此分数多则彼分数减也。如人修学积德，可致功名，此是理，然有算命相而等项，是数亦不可少。两相兼，乃得成名，此是对待。亦有有德有学的，或不寿不达，人皆归咎于自修之不效，不知此其数边分数多也。亦有命好相好的人，然推算不准，或命相不济显达者，此其人有德有才，
译天意
我曾见过那些身居权位、受宠信的人，虽然对国家有忠诚和功劳，但行事一旦有不当之处，就会立刻受到上天的惩罚，毫不宽恕。而那些自甘淡泊退隐，早早辞官归隐的人，虽然对当时社会没有很大的功绩，但他们的子孙常常能享受到福泽。作为臣子，鞠躬尽瘁很难，明哲保身很容易，而上天的意志本来就是这样，难道权势和荣宠的地位，不是人难以安处的地方吗？由此思考，贤能的人处世，固然应当努力践行志向，但时时不可忘记谦让退隐的打算；君主使用人才，固然应当谨慎辨别奸邪与善良，但时时不可忘记保全人才的方法。
造物所福
世人称颂那些知道知止知足、在急流中勇退的人，上天必定给予他们无穷无尽的福泽。人如果有奇才大略，或者与当时局势相抵触，或者见机而退，能够收敛才华而不施展，这是造化所赐的福分。如果只是随大流而生，随大流而进，随大流而退，这也是平庸之辈罢了。有什么福泽可言呢？
宽严
世人议论认为，严厉应当用在身边的官吏胥吏身上，而不应当用在穷困的百姓身上。世人议论认为，宽容应当用在百姓身上，而不应当用在奸诈狡猾之徒身上。如果严厉而用得恰当，那么严厉也就是宽容。如果宽容而用得不当，其危害百姓的程度就不可言说了。世上有纵容身边亲信，毁坏公法，却唯独对无罪的小民施行严刑酷罚的，这是最可恨的。
三才
人没有天地，就无法生成。天地没有人，也无法自立。天、地、人这三者，相互依存依附，从古至今不曾毁坏。好比人在房屋之中，房屋如果没有人居住，也容易倾覆。
续经
我认为在《五经》、《易经》、《礼记》之外，《诗经》、《尚书》、《春秋》都可以续写。有人说：这难道不会犯僭越模仿的罪过吗？我说不是这样。好比祖父在前，有所著述，如果他的子孙能继承他的意思而延续下去，那么作为祖父的会高兴得来不及，怎么会责怪他们僭越模仿呢？
文字
文字自从六经之后，有了《左传》、《庄子》、司马迁直到韩愈、柳宗元等大家。我认为韩愈、柳宗元等大家以篇章为文，必须读完整篇，其主旨意思才能显现。《庄子》、司马迁以句子为文，大概即使在一句话中也极其精工而意思完备。《左传》以字为文，大概即使一个字也必定精工而意思非常妙。至于六经则无意于文采，不追求字句篇章的精工，而其文章自然不可企及。
澄养性情
士大夫在外建功立业的，不必过分留心，但澄澈修养心源要紧。如《中庸》所说：不见不动，不言不赏，不怒不显，都在无声无臭的地方下功夫。大概心源洁净，已经是七八分的境界，将其施行于事业，都自然而然，没有难办的了。
天道
我曾与人议论造化所生的事物，自然形成的，如果实、鸡卵之类，多是圆的，很少有方的。山石间形成方体，也不是自然的。仅有方竹一种，也不是四四方方的。可见造化以圆为贵，而没有方正截断的棱角，老子“曲则全”的说法没有欺骗我。正直方正的道理，是人用来裁成天道的，也不可以太过分。
文章
写文章不必论奇特古奥，必须自成一家见解，读起来首尾成章不露破绽，就是好文章。而且可以观察这个人的行事功业受用，今人只务求新奇剽窃，全无由衷真实的见解。我把它比作常人穿布袍，还是好衣服，如果用绫罗等割截补缀，其价值虽然贵终究不是完整的衣服。如同贫家吃豆粟，尚是好食物。如果乞丐从坟间乞得，酒肉虽然多，终究卑鄙可耻。
立达
我们儒家的学问，论仁说：自己立身使他人立身，自己通达使他人通达。自己才想要立身通达，那么立身通达他人的念头就与之俱生，不必真的有所立身通达于人，才可以称为仁。如果究竞立身通达他人的事业，所谓博施济众的，尧舜尚且担忧，这是尧舜也没有尽仁吗？佛家自利利他，也只是存此心。如果一定要实有济人的惠利，才能证果，那么山林孤寂之士，终究不可以成圣成佛了。然而看普通人能存济物之心，也可以成圣成佛。那么身居可以有所作为的职位，掌握可以施行的权力，不能大施惠泽以福泽世人，而专一私己自营，为身家打算，难道不是我们道义的抛弃，法门中称为堕落的人吗？
理数
《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诗经》说：“有物有则，这就是理数所由开始的地方。”世间有理必有数，相对待，相贞胜，对待者两平也，贞胜者或此分数多则彼分数减也。如人修学积德，可致功名，这是理，然有算命相而等项，是数亦不可少。两相兼，乃得成名，此是对待。亦有有德有学的，或不寿不达，人皆归咎于自修之不效，不知此其数边分数多也。亦有命好相好的人，然推算不准，或命相不济显达者，此其人有德有才，
理边分数多也。又以浅近譬之，如场屋中看文字，好者中，不好者不中，此是定理。然却分卷各房，有卷多好者，有卷少好者，或南北中数不能停匀，此数也。由此推之，天道人事无过理数二者。
译治理边疆，受“数”的影响较多。再用浅近的例子来比喻，就像科举考试中阅卷，文章好的录取，不好的不录取，这是“理”的定则。然而试卷要分给各房考官，有的房好卷多，有的房好卷少，或者南北录取的名额不能均衡，这就是“数”的作用。由此推论，天道与人事，不过“理”与“数”这两者罢了。
用人
当事者欲引用一人以代己，当用自己有卓立之见，能作同异者，方得他气力。尝见近世大老，多引用与己意见符合，植力为援，以为异日之助。及主已告位，则彼同己者亦且随流而逝矣，可笑可叹。凡异己之人，必是贤者，于恶中能知其善，他日得志还有公道。其同己之人，纵时有巧术，能固彼位，不随己而去。这等人极会反覆，偏能反前所为，不复顾念，如吕惠卿之于安石是也。
人心
周末晋之请隧，楚之问鼎，实有窥觎周室之意，当时不为公议所容，竟不敢肆。至陈恒篡弑，孔子请讨不遂，人心已渐变，故庄子有窃国者之侯之叹。至帝秦之举，鲁连力止之，亦人杰也。汉之兴，董公三老劝为义帝发丧，实见人心尚有古意。至操、莽而后，人心习见以为恒，古意不复存矣。
知几
《易》曰：几者，吉之先见者也。笔一吉字甚妙。正要以凶为吉，方是知几之神。若有凶则何贵于知几乎？乐记则乐之道归焉耳。且言礼乐，只用一乐字结之甚妙，盖其作用处礼多，效验成功处乐多，是礼先乐后之言，若说礼乐之道归焉耳。又何趣味？
创业守成
创业之君，身开草昧者固难。守成之主，身致太平者亦不易。炎汉四百年之祚，高祖创之，孝文成之。唐三百之祚，太宗以一人而兼创守。宋则艺祖创之，其基固臲卼未安也，而仁宗四十年之仁厚，遂大定守成之功，尤在创业上。至我朝二祖，攘夷安夏之功，固远超前代创业之比，而孝庙十八年间，节俭休养，所以绵万年之命脉者，实在乎此，千秋之后，当如汉文之不迁者也。
孝庙世宗
人不能无病，得良医救之则愈。匪独人事，天心寓焉，国家亦然。成化之浊乱，孝庙以仁厚救之，武宗之放纵，世宗以严威救之，国脉晏然，此天眷我明，非前代之比。
太祖除恶
太祖虽是用刑严，然皆是除顽恶，正人心，故一传之后，而建文诸臣赴死如归，前代绝少。盖祓除旧恶，新美人心之一验。
余阙
余阙收拾大元一朝之气脉，使遇皇祖必不屈，令歼于陈氏，而皇祖得以褒表之，此太祖之幸也。愚尝谓夷齐之志，不屈于周武，余阙之忠，得表于皇祖，皇祖过武王矣。
刘文成
文成刘公，开创之功不减子房，道术相类，说者以末节不及。余谓高祖之豁达，可以情求，我太祖之天成，难以私请。其时势稍有不同，要之留侯以智全，诚意以忠全，其善终一也。
武宗
《诗》曰：“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武宗八骏西驰，强将在内，皆前代所以致乱，而能信任大臣，朝政不乱，故宗社宴然。
老庄
老庄之徒，动云先道而后德，道德而后有仁义云云。初看似过高，后细思之，彼诸公者去尧舜尚近，去洪荒之世未远，尚想见其余风，而不足于帝王以后事。今人视汉唐，如彼之视尧舜，视尧舜如彼之视洪荒，则今人加尚唐虞而鄙薄汉唐，正彼之思慕洪荒而鄙薄尧舜，亦何异也？
周公
荀子称周公，今有天下，今无天下，与明堂所称，皆似谓周公真摄天子者。意虽以称周公之忠，而实以启天下后世篡子之口实。夫周公受命武王，以辅少主，政令操纵虽由己，而上实有君专，周公非自以为威也。讨乱定患，以安王室，辅相之责也。周公非有分外之作为也，万世而下称其功，周公实不自知也。今后世称周公太过，以为旷世希有之事。若后世之同姓叔侄弟兄辅幼弱主者，亦往往有之，岂可以为周公之忠后世所无乎？世徒见宇文护、宋太宗之类，怀盗贼之心，遂以周公为绝德，不知周公非绝德也。人臣之分当如是耳。
荀孟
世称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此语甚美。如孔孟开口便道王道，羞称桓文，此非过高，盖道理本如此，少贬即非道矣。如荀卿只说法后王，其术已卑，遂流为李斯之祸。
译用人
当事者想要引用一个人来代替自己，应当选用那些有独立见解、能与自己意见不同却能合作的人，这样才能得到他的力量。曾经看到近世的大臣，大多引用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培植势力作为援助，以为将来可以依靠。等到主上已经退位，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也就随之流散了，真是可笑可叹。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必定是贤者，能在恶行中看出善的一面，将来得志时还有公道。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纵然有时有巧术，能巩固自己的地位，不随自己而去。这种人极会反复，偏偏能反悔以前的行为，不再顾念旧情，像吕惠卿对于王安石就是如此。
人心
周朝末年，晋国请求隧葬，楚国问鼎轻重，实际上都有窥伺周室的意思，当时不被公议所容许，竟然不敢放肆。到了陈恒篡弑，孔子请求讨伐没有成功，人心已经逐渐变化，所以庄子有“窃国者为诸侯”的感叹。到了秦始皇称帝，鲁连极力阻止，也是人杰。汉朝兴起，董公三老劝为义帝发丧，实际上看到人心还有古意。到了曹操、王莽之后，人心习以为常，古意不复存在了。
知几
《易经》说：“几，是吉的先兆。”这一个“吉”字非常妙。正要以凶为吉，才是知几的神妙。如果有凶，哪里值得重视知几呢？《乐记》说乐的道理归结于此。再说礼乐，只用一个“乐”字来总结非常妙，大概其作用处礼多，效验成功处乐多，这是礼先乐后的说法，如果说礼乐的道理归结于此，又有什么趣味？
创业守成
创业的君主，亲身开创基业固然艰难。守成的君主，亲身实现太平也不容易。汉朝四百年的国运，高祖开创，孝文帝完成。唐朝三百年的国运，太宗一人兼有创业和守成之功。宋朝则是太祖开创，其基础尚不稳定，而仁宗四十年的仁厚，于是大大确立了守成的功业，尤其在创业之上。到了我们明朝两位祖先，攘除夷狄、安定华夏的功业，固然远远超过前代创业之比，而孝庙十八年间，节俭休养，所以绵延万年的命脉，实在在于此，千秋之后，应当像汉文帝那样不被迁怒。
孝庙世宗
人不能没有病，得到良医救治就会痊愈。不仅是人事，天心也寓于其中，国家也是如此。成化年间的浊乱，孝庙以仁厚救治，武宗的放纵，世宗以严威救治，国脉安然，这是上天眷顾我们明朝，不是前代能比的。
太祖除恶
太祖虽然用刑严厉，但都是除去顽恶，端正人心，所以一传之后，建文诸臣赴死如归，前代极少。大概清除旧恶，是更新美化人心的一种验证。
余阙
余阙收拾大元一朝的气脉，如果遇见皇祖必定不会屈服，结果被陈氏歼灭，而皇祖得以褒扬表彰他，这是太祖的幸运。我曾经说伯夷、叔齐的志向，不屈服于周武王，余阙的忠诚，得以在皇祖面前表彰，皇祖超过了武王。
刘文成
文成刘公，开创的功业不减张良，道术相似，有人说他在末节上不及。我认为高祖的豁达，可以情求，我们太祖的天成，难以私请。当时形势稍有不同，总之留侯以智保全，诚意伯以忠保全，他们善终是一样的。
武宗
《诗经》说：“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武宗八骏西驰，强将在内，都是前代导致混乱的原因，而能信任大臣，朝政不乱，所以宗社安然。
老庄
老庄的徒众，动不动就说先道而后德，道德而后有仁义等等。初看似乎过高，后来细想，那些先生们距离尧舜尚近，距离洪荒之世未远，尚能想见其余风，而对于帝王以后的事情不足。今人看待汉唐，就像他们看待尧舜，看待尧舜就像他们看待洪荒，那么今人崇尚唐虞而鄙薄汉唐，正像他们思慕洪荒而鄙薄尧舜，又有什么不同呢？
周公
荀子称赞周公，现在拥有天下，现在没有天下，与明堂所称，都似乎说周公真是摄政天子。意思虽然是为了称赞周公的忠诚，但实际上开启了天下后世篡位者的口实。周公受命于武王，以辅佐少主，政令操纵虽然由自己，但上面实际上有君主专断，周公并不是自以为威。讨乱定患，以安王室，是辅相的责任。周公并没有分外的作为，万世之下称赞他的功业，周公实际上自己并不知道。今后世称赞周公太过，认为是旷世希有之事。如果后世的同姓叔侄弟兄辅佐幼弱君主，也往往有之，难道可以说周公的忠诚后世所无吗？世人只看到宇文护、宋太宗之类，怀有盗贼之心，于是认为周公是绝德，不知道周公并不是绝德。人臣的本分应当如此。
荀孟
世人称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这句话很美。如孔孟开口便说王道，羞于称桓文，这并不是过高，大概道理本来如此，稍贬即非道了。如荀卿只说法后王，其术已卑，于是流为李斯的祸患。
商鞅说君，以王伯不合，遂以强国告，可谓愈趁而愈下矣。然鞅何知王道？托辞以欺人耳。
译商鞅游说君主，认为王道与霸道不相容，于是用强国的方法来进言，可以说是越迎合越卑下了。然而商鞅哪里懂得王道呢？不过是借这种说辞来欺骗人罢了。
张良
因看《史记》，张良以四皓羽翼太子。夫四皓未必真，前人已有辨之者。以高祖之雄杰，其欲易太子与否，岂以四人者为行止？亦何至见此四人者，而遽歌泣以对戚姬哉？盖高祖英明之主也，其取天下艰难，诚思得人以负荷之，而常优惠帝之不任，其欲传如意者，以其雄武相类，不专以戚姬之爱也。既见四皓之来，以为平日所致之难者，今慨然为太子用，必太子之贤足以系天下人心，其足荷大业可知，而吾又何乐于更易储位也？其对戚姬歌泣，或亦有之，而要之帝大略伟度，有未易窥测者，此惟张留侯知之，恐太史公亦未易明也。
太祖
太祖虽得天下易于汉高，而经理太平之业几百倍，有三焉。其一高祖不数年而卒，太祖三十年纤悉备具，无以加矣；其二汉高虽承秦火，大抵因袭秦弊，太祖扫胡元而复帝王之制；其三高祖犹有诸臣，太祖无辅相，作自圣心神画者独多也。
王阳明
王阳明毕竟聪明好奇，厌程朱之精实，又自顾训诂义理无能逾之，乃拈出一致良知，以自标异。予辟之虬髯客，自顾不能敌唐太宗，又耻为之臣，遂从夫余国建偏安之业。阳明之学虽极俊爽通透，毕竟是一夫余国也。
自责责人
今人谈人则易，自责则宽。常见当事者，指诮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观其所为，不若远甚。宋人诗云：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无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可谓曲尽事情。
曹沫
尝见曹沫为鲁将，三战失地，后劫桓公而取之。夫己既无勇，乃劫人于无备之时，此乃市井无廉耻者之所为，何足称道？假令桓公归而不还地，将奈之何？此是全见桓公之美，而世有以称曹子者误矣。
寇准
昔人称寇准澶渊之役以为孤注，亦尝疑之。后思宋到真宗时恰四十年，盖前五代革朝之期，此等大兴师，若委之一将，焉保无事，故必亲征而后可，准岂得已哉？
宋南渡
尝见宋南渡后，用度奢侈，词臣草一制，赐至一二百金，他可知已。推求其故，有二说焉。盖北宋每岁虏币甚多，南渡之后，虽疆宇日蹙，而岁币稍稍息肩。又北宋时朝廷畏虏，举动之间，务从节省，惟恐诒轻于虏。而南宋诸君，即遭祸乱，漫不知畏忌矣。古称什虏以为外惧，不其然耶？
温公《通鉴》
予谓司马温公《通鉴》，既以正统归晋，则何不以正统系蜀？想温公自称司马孚之后，毕竟是公中之私也。
惩创
凡人性气惩创，人言告诲者，终不能深入，必须自家经涉世途，自知痛痒。其创方深，如人有素性骄矜者，一旦获交天下英豪，自顾所有如辽东豕，则汗浃不已，其骄放之痛不疗而自除矣。又如人有轻躁妄动者，以未经倾跌，一旦遇事龃龉，深自悔艾，则后有举动，将慎重而不敢妄发矣。此等方是真得学问。
《元史》
辽金元之乱，乃古今一大变，当时中国冠裳沦胥已久，不复知其非，此风传至今日，士大夫间亦有以其统为正者，可慨也。宜将辽金史革去，附《宋史》中，《元史》亦宜删正。至于宋以后《通鉴》，当明示元为变统，此关系世教不小。
两汉
偶读史，见西汉之君所行政事，大非东汉所及。然西汉之末，王莽容易窃之，海内帖服。而东汉之末，至以曹操之奸雄不敢遽移汉鼎，天下卒至三分，犹有蜀汉延不绝之绪。盖东汉之乱，乱在天下，而腹心尚好，朝廷纪纲及正人君子不乏。西汉则奸邪在内，播弄已久，朝廷之间，纪纲凌夷，中正凋丧，所以不同。可见人腹心有病，强不足恃，腹心无病，虽弱可以少延也。
七国
宋人论文帝不除七国为是，景帝用主父之言除七国，汉卒以安。然使七国尚存，则王莽所不能篡汉。天下事变之事，固非一端所能防也。
贵溪分宜
亟进者必速败，贵溪相以之。多藏者必
译张良
我读《史记》，看到张良凭借商山四皓来辅佐太子。那四皓未必是真人，前人已有辨析。凭着高祖的雄才大略，他是否想改立太子，难道会因为这四个人而决定进退吗？又怎会见到这四个人，就立刻歌哭着回答戚夫人呢？大概高祖是英明之主，他取得天下很艰难，确实想找到能承担重任的人，而常常忧虑惠帝不堪重任，他想传位给如意，是因为如意与他雄武的气质相似，不单单是因为宠爱戚夫人。既然见到四皓前来，认为平时难以招致的人，如今慨然为太子所用，必定是太子的贤德足以凝聚天下人心，他足以承担大业是可以预知的，我又何必乐于改立储君呢？他对戚夫人歌哭，或许也有这样的事，但总之皇帝胸襟宏大、气度宏伟，有难以窥测的地方，这只有张良知道，恐怕司马迁也不容易明白。
太祖
太祖虽然取得天下比汉高祖容易，但治理太平基业的工作却比汉高祖繁重百倍，有三点原因。第一，高祖没过几年就去世了，太祖在位三十年，事无巨细都完备具备，没有可以超越的了；第二，汉高祖虽然承接秦朝焚书后的局面，大体上沿袭了秦朝的弊端，太祖扫除了胡元（元朝）而恢复了帝王的制度；第三，高祖还有各位大臣辅佐，太祖没有辅政的宰相，独自依靠圣明之心谋划的事情很多。
王阳明
王阳明毕竟聪明且喜好新奇，厌弃程朱理学的精深切实，又自认为在训诂义理方面无法超越他们，于是提出“致良知”的说法，以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我拿虬髯客来比喻他，虬髯客自认为不能敌过唐太宗，又耻于做他的臣子，于是跟随夫余国建立偏安的事业。王阳明的学问虽然极其俊爽通透，毕竟只是一个夫余国罢了。
自责责人
现在的人谈论别人时严厉，责备自己时宽容。常见当事者，指责讥讽前人几乎口无遮拦，等到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比前人差得远。宋人诗说：鲍老在席间嘲笑郭郎，笑他没有袖子显得郎当。如果让鲍老在席间跳舞，反而更加郎当，舞袖更长。可以说把这种情况描写得淋漓尽致。
曹沫
曾看到曹沫做鲁国将领，三次战败丢失土地，后来劫持齐桓公而收回土地。既然自己已经缺乏勇气，却在别人没有防备的时候劫持人家，这是市井无廉耻之人所为，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假如桓公回国后不归还土地，那该怎么办？这完全是显示桓公的美德，而世上有人称赞曹子，是错误的。
寇准
过去人称寇准在澶渊之战中的做法是孤注一掷，我也曾怀疑这一点。后来想到宋朝到真宗时恰好四十年，大概是五代改朝换代的周期，这种大规模兴兵，如果委托给一位将领，怎么保证不出事，所以必须亲自出征才可以，寇准岂是不得已吗？
宋南渡
曾看到宋朝南渡后，用度奢侈，词臣起草一道制书，赏赐多达一二百金，其他可想而知。推究其原因，有两种说法。大概北宋每年给北方的岁币很多，南渡之后，虽然疆域日益缩小，但岁币稍微减轻了负担。又北宋时朝廷畏惧敌人，举动之间，务必节省，唯恐被敌人轻视。而南宋的各位君主，即使遭遇祸乱，也完全不知道畏惧忌讳了。古人说什虏（指北方民族）作为外部的恐惧，不正是这样吗？
温公《通鉴》
我认为司马温公的《通鉴》，既然把正统归于晋朝，那么为什么不把正统系于蜀汉呢？想必温公自称是司马孚的后代，毕竟是公论中的私心吧。
惩创
凡是人的性情受到惩戒教训，别人的言语告诫，终究不能深入人心，必须自己经历世事，才知道痛痒。那创伤才深，比如有人素来骄傲自满，一旦结交天下英豪，自顾所有如同辽东的猪（自视甚高却见识浅陋），则汗流浃背不止，那骄傲放纵的痛苦不治疗而自然消除。又如有人轻率浮躁妄动，因为未曾跌倒，一旦遇事不顺，深深后悔，那么以后有举动，将会慎重而不敢妄发。这些才是真正获得了学问。
《元史》
辽金元的混乱，是古今的一大变局，当时中国的礼乐制度沦丧已久，不再知道那不是对的，这种风气流传至今日，士大夫中间也有认为其统系是正统的，令人感慨。应该将辽金史革去，附在《宋史》中，《元史》也应该删改修正。至于宋以后的《通鉴》，应当明确显示元朝是变统，这关系到世教不小。
两汉
偶然读史，看到西汉的君主所推行的政事，远远不如东汉。然而西汉末年，王莽容易窃取政权，海内顺服。而东汉末年，直到曹操这样的奸雄也不敢立即移换汉室的鼎器，天下最终分为三国，还有蜀汉延续不绝的统绪。大概东汉的动乱，乱在天下，而腹心尚好，朝廷的纲纪以及正人君子不乏。西汉则是奸邪在内，播弄已久，朝廷之间，纲纪衰败，中正凋零，所以不同。可见人腹心有病，强大不足以依靠，腹心无病，虽然弱小也可以稍微延长了。
七国
宋人评论文帝不铲除七国是对的，景帝采用主父偃的话铲除七国，汉朝最终得以安定。然而假如七国还存在，那么王莽就不能篡夺汉朝。天下事变的事情，本来不是单一措施所能防备的。
贵溪分宜
急于进取的人必定迅速失败，贵溪的宰相因此。多藏的人必定
王文正
宋王文正相业，器局宽平广大，处事详审精密，可为相天下之法。
难易
韩范富欧功名满天下，然古今如此者多，所谓似难而易。陶渊明、刘静修皆身不与事，然而明光日月，所谓似易而难。
太史公
司马迁文字，真是千古绝伦，今二千年，文字家极力模拟，仅得其一字一句，便以为工，至其结构变化之神巧处，瞠乎不能及也，岂但文字？至其议论之精妙，如礼书等语，几于见道者。
韩昌黎
世人云：韩昌黎谏佛骨，却与大颠厚，是两截人。余意不然，此正是韩公好处。佛家道理，自家留意，以为清静间适之资，有何不可？至于扶持世教，却分毫不容假借。如宋之东坡兄弟、秦少游、晁文元、张商英之徒，皆深于禅者，只是用以调适心性，游戏笔墨。及观其立朝大节，垂世之文，何尝拘拘于禅？我朝之儒，却不把禅理体炤身心，而公然剽其言以立论垂教，自谓前圣之所未发，不知其为圣门之罪人，盖前代所未有也。
申韩
太史公说申韩原道德之意，此语最好。夫老子之言道德，申韩之重名法，迹若相悬远。然《老子》云：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夫吾人之所以敦崇伦理，和洽事物者，惟颜有仁义存耳。《老子》却以为粗，只说个虚，却把伦理事物都看轻了，所以其流之弊，与惨刻刑名家无异，道德者弃仁义而不用。申韩者背仁义而为用，此所以迹异而其归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义，所以为中正之道也。
真宗王旦
余尝论真宗宋之英主，王文正宋第一贤相，然天书事不免于訾议。愚意宋承五代后，五代之君率一二传即易，宋到真宗时，亦先朝鼎革之会，天下豪杰未必不兴凯觎。此时契丹甚盛，亦安保无睥睨中国意？故假天书以示眷祜之意，所以内安人心，外警夷心。当时大臣之计，必出于此，有不可对人言及形之史册者，余窥之意外，似得其深也。
天文
天去地甚远，今于河南交广地方，立表测景于天，上部分相去不过咫尺，而地之相去已千万里矣。就使通算九州四夷之地，不过一二万里，所占天上部分亦不多。天极之大，所包罗者宜不止今之华夷，如邹衍所谓更有九州之说，似不虚妄。然以今之九州，符合天之七政，二十八宿，各有缠次分野，又若天之广大，只为今中国何也？
议论
自洪荒以来，世变日异，议论纷纷，何时而定？常见持国者，好以己意见责望天下，欲令打成一片，不许异同，予以为正不必如此。要合众长毕集，归于适治而已。辟之饮食，或烹熬之，或裁割之，成调和之，同归于适口，若以水济水，谁能尝之乎？
阴德
古人云：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无穷之计。夫曰阴德，曰冥冥，以人不知也。若使人知之，则为阳德矣。
化书
齐丘化书曰：悭贪者化为狗，暴勇者化为虎。虽然身未迁谢，业已成行矣。此言可念。
科目
古之选举专论行，今之进士专论文，似相背驰，然古以行举者未必便保其终如兹。科目虽以文进，而进上一科，尤为世所崇重，士登其目者，未免自顾科名，爱惜行检，不敢为非。是励行崇化之道，实默寓其间，与古之辟举，盖异辙而同途矣。
相权
本朝置相，不与以相权，匪独以消专私之弊，其实保全人才甚多。在汉唐宋诛戮贬窜，何时不有？我朝独少，正以其权不在耳。近代一二懵者，盖不知避权，而更欲居之，宜其及矣。
房杜文章
世称房杜无文章，非无文也，特其文如布帛菽粟，不与文士斗巧耳。
吏才
欧阳公曰：凡治人不问吏才能否，设施如何，但民称便，即是良吏。识者以为知言。
相道
论相道当以持重安静为先，盖天下大器也，君相共守此大器者也。辟
译王文正公
宋代王文正公的宰相功业，气度格局宽厚平和、宏大广博，处理事务详尽审慎、精密细致，可以作为治理天下的法则。
难易
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的功名满天下，然而古今像这样的人很多，这叫做看似困难实则容易。陶渊明、刘静修都亲身不参与政事，然而他们的光明如同日月，这叫做看似容易实则困难。
太史公
司马迁的文章，真是千古无双，如今两千年过去了，文章家极力模仿，仅仅得到他的一字一句，就以为精巧，至于他结构变化中神妙巧妙的地方，只能瞪着眼追赶不上，这难道只是文章方面吗？至于他议论的精妙，如《礼书》等篇章，几乎达到了洞察大道的境界。
韩昌黎
世人说：韩昌黎谏阻迎佛骨，却与大颠禅师交情深厚，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我认为不是这样，这恰恰是韩公的可贵之处。佛家的道理，自己留意，作为清静闲适的凭借，有什么不可以？至于扶持世间教化，却分毫不容许假借。像宋代的苏东坡兄弟、秦少游、晁文元、张商英等人，都是深通禅理的人，只是用来调适心性，在笔墨间游戏。等到观察他们在朝廷上的大节，流传后世的文章，何曾拘泥于禅理？我朝的儒者，却不把禅理用来体察身心，反而公然剽窃禅家的言论来立论垂教，自认为这是前代圣人所未曾阐发的，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圣门中的罪人，这是前代所没有的。
申韩
太史公说申不害、韩非原本道德的本意，这话最好。老子的言论讲道德，申韩重视名法，表面上看似乎相距甚远。然而《老子》说：失去道而后失去德，失去德而后失去仁，失去仁而后失去义。我们之所以敦厚推崇伦理，和谐处理事物，只是因为还有仁义存在罢了。《老子》却认为这些粗浅，只讲一个“虚”，却把伦理事物都看轻了，所以其流派的弊端，与严酷刻薄的刑名学家没有不同，道德家抛弃仁义而不使用，申韩家背离仁义而加以使用，这就是表面不同而归宿相同的原因。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所以成为中正之道。
真宗王旦
我曾经评论真宗是宋代英明的君主，王文正是宋代第一贤相，然而天书之事不免受到非议。我认为宋代继承五代之后，五代的君主大多传位一二代就改朝换代，宋代到真宗时，也是前朝鼎革的时机，天下的豪杰未必不兴起觊觎之心。此时契丹非常强盛，又怎能保证没有轻视中原的意图？所以假借天书来显示上天眷顾保佑的意思，用来对内安定人心，对外警戒夷狄之心。当时大臣的计策，必定出于此，有不可对人言说以及载入史册的，我在意外窥探，似乎得到了其中的深意。
天文
天离地非常远，现在在河南、交广等地，立表测量日影于天上，上部分相距不过咫尺，而地面的距离已经千万里了。即使通算九州四夷的土地，不过一二万里，所占天上的部分也不多。天极之大，所包罗的应该不止现在的华夏和夷狄，像邹衍所说的更有九州的说法，似乎不虚假。然而以现在的九州，符合天上的七政、二十八宿，各有缠次分野，又好像天的广大，只是为了现在的中国呢？
议论
自从洪荒时代以来，世事变化日新月异，议论纷纷，何时才能定论？常见主持国政的人，喜欢以自己的意见要求天下，想要打成一片，不允许有不同意见，我认为正不必如此。关键是要集合众人的长处，归于适宜治理罢了。比如饮食，有的烹煮，有的切割，调和之后，同样归于适口，如果用水来济水，谁能品尝呢？
阴德
古人说：不如在暗中积累阴德，作为子孙无穷无尽的计策。所谓阴德，所谓冥冥，是因为别人不知道。如果让别人知道，就成为阳德了。
化书
齐丘的《化书》说：悭吝贪婪的人化为狗，暴虐勇猛的人化为虎。虽然身体还没有去世，业行已经形成了。这话值得深思。
科目
古代的选举专门论品行，现在的进士专门论文章，似乎背道而驰，然而古代以品行推举的人未必能保证始终如此。科目虽然以文章进身，而进入上一科，尤其被世人尊崇，士人登科入目，未免自顾科名，爱惜品行检点，不敢做坏事。这是激励品行、崇尚教化的方法，实际上默默蕴含其中，与古代的辟举，大概是途径不同而目标相同。
相权
本朝设置宰相，不给予宰相实权，不仅是为了消除专权自私的弊端，实际上保全的人才很多。在汉唐宋三代，诛戮贬谪流放，什么时候没有？我朝唯独很少，正是因为权力不在他们手中。近代一两个糊涂的人，大概不知道避权，反而想要居权，难怪他们遭殃了。
房杜文章
世人称房玄龄、杜如晦没有文章，不是没有文章，只是他们的文章像布帛菽粟一样，不与文士斗巧罢了。
吏才
欧阳公说：凡是治理百姓，不问官吏才能如何，措施怎样，只要百姓称便，就是好官吏。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知言。
相道
论宰相之道应当以持重安静为先，因为天下是大器，君主和宰相共同守护这个大器。比如
如有一鼎安顿座上，其倾倒破壤之者，此乃奸邪误国之流。无论已有一人焉，自恃其才勇，将此重器，举挈往来，仍复安故处，徒自矜耀，于鼎何益？幸而不壤，万一误跌，其罪莫赎，此以天下为嬉者也。有一人焉，不轻动摇其器，但时时支拄拂拭其污，虽无举挈往来之才名，而器得安静，
译如果有一口鼎安放在座上，那些导致它倾倒破碎的人，就是奸邪误国的败类。无论是否已经有人，自恃才勇，将这重器搬来搬去，又放回原处，只是自我夸耀，对鼎有什么益处呢？幸好没有损坏，万一失手跌落，其罪不可赎，这是把天下当作儿戏的人。有一个人，不轻易动摇这器物，只是时时支撑它、擦拭它的污垢，虽然没有搬来搬去的才名，但器物得以安宁，
其功大矣。
阳明之学
阳明之学，分明从佛藏中悟得，即所谓最上一乘之理，孔子岂不知之？但恐太高，误却后学，故不肯轻谈，所以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语上上字，即最上乘上字。孔子立教，只是一中字，故曰：依乎中庸。曰：中庸其至矣乎？自家已承当了，不肯轻道上一段，后世惟朱晦庵知道孔子苦心处，卫道最切。陆象山、王阳明则将孔子密秘不可轻谈的，只管发挥出来，所以竦动后人。高明之士，欣然慕之，以为千圣不传之妙至是始发，然以孔朱崇中正卫斯道之心视之，则甚戚矣。
讲学
学问只当平居讲明，朋友切磋。至于招延党与，朝廷之上，公然设会，徼名乱政，罪之尤者。今之讲学，舍正学不谈，而以禅理相高，浸成晋代之风，司国论者其惩之。
至人无梦
语尝云：至人无梦。然余自体亦有养心清净，梦境了然可应验者。有时心神昏浊，似梦无梦，无可凭据者，乃悟至人者，梦觉合一，能自持定其心。寤如是，寐亦如足也。其时有梦者虚，静极而明生，至诚前知之谓也。常人之有梦者，思虑纷纭，倏此倏彼，无可凭据之梦也。其无梦者，思虑昏蔽，无复一孔之明也。
辨才
世有外浑朴而中炯炯者，真才也。有外浑朴而中墨墨者，庸才也。二者亦难辨，何以察之？真才如人坐纱帷中秉烛，光虽不甚露，而时亦闪闪烁人，庸者如坐暗室中，无复可睹矣。
小人
小人窃当事者之柄，非必事事干浼，欲行其说也。但窥吾意向之所在，时出以夸示炫露于人，其言偶一中，则人争趋走，我之柄遂为所播弄矣。当事者一颦一笑，俱慎之可也。
儒名
儒字古列于九流十二家，至荀子乃称大儒之效。归之尧舜孔子，至宋儒益加发挥，儒道始彰，儒名始白，荀子之功不减宋儒矣。
张道陵
余尝怪三氏鼎立，张道陵者，其后称天师，与孔子后并享崇秩厚禄，子孙勿替。以天意论之，苟非其人有大功德于世间，何故优异其后数千载勿替如此？一日览史册，知道陵乃留侯之裔，其子孙之繁盛食报，皆留侯贻之。何者？三代之法，至秦澌灭殆尽，留侯亲尝椎击始皇，为六国万姓报仇，高皇帝扫除虐政，建立炎基，约法三章，所开四百年太平之业，留侯实赞之。而先机引退，辞荣谢宠，留有余不尽之泽于后人。今千百载以来，凡帝王立国垂制，郡县吏治，谁不推尊汉室？即夷虏亦称中国为汉人，俗语称好汉，则汉业之垂光万祀，留侯力也。犹今读书者，谁不称说孔子，则二氏之并沐宠遇于后，以及今代者，盖以此，非谓道陵符篆法教之故也。
庚桑子
《庄子》论庚桑子，所居丰穰，此非虚语，盖善人所居，必行好事，足以风动其乡，皆归仰效法之。夫一乡皆崇礼让忠厚，不为奢淫豪泰之事，则天心祐之，锡之丰年，亦理所必有者。又有一说，古称福人福将，盖其积世修履，福泽积久，故所至之处，能远害避灾，自有神明默启其衷，潜相其行。不逢不若，要知庚桑者非其人耶？
佛教
佛教流入中国，至于今海内崇尚极盛，暂熄复兴。自王公大夫下至庶姓男女，无一不尊之。尝谓凡物之盛，必有造物主之，不然不令其无益而叨享生民之奉也。尝静思之，佛说之精者至于明心见性，超出万化，世间上智豪杰，往往由此以了达性命。此理吾儒亦有，但圣贤恐于人事不切，反增眩惑，以故略而不言。其实千圣万贤，无不知此，无不由此中得力济事也。至如稍涉粗迹处，有益世道者不少。如人知生死事轻脱不甚萦绊，则为国家担当事任，或临险难舍身立节，自觉容易一也。又况世间财货利欲等事，岂足以动之？足以洗贪廉顽二也。愚民不知官府号令，刑罚亦不能惩，一闻阴果善恶天堂地狱之说，愧悔心生，暗室自改，此助法度之所不及三也。世人沉酣声利，戕害生命，若纵其欲
译他的功绩真是伟大啊。
阳明之学
阳明之学，分明是从佛经中领悟得来的，也就是所谓最上乘的道理，孔子难道不知道吗？只是恐怕太高深，会误导后学，所以不肯轻易谈论，因此说中等资质以上的人，才可以跟他们谈论高深的道理。这里“语上”的“上”字，就是最上乘的“上”字。孔子建立教化，只讲究一个“中”字，所以说：遵循中庸之道。又说：中庸大概是最完美的了吧？自己已经承担下来了，不肯轻易说出那更高一层的内容。后世只有朱晦庵知道孔子的苦心，捍卫正道最为急切。陆象山、王阳明却把孔子秘密中不可轻易谈论的内容，只管发挥出来，所以惊动后人。高明的人士，欣然仰慕，认为千圣不传的奥妙，至此才发扬光大，然而用孔子和朱子崇尚中正、捍卫正道的心来看待，就会感到非常痛心了。
讲学
学问只应当在平时讲明，与朋友切磋。至于招揽党羽，在朝廷之上公然结社，沽名钓誉扰乱政事，这是罪过最大的。现在的讲学，舍弃正统学问不谈，却以禅理互相标榜，渐渐形成了晋代的风气，主持国论的人应当惩戒这种行为。
至人无梦
古语曾说：至人无梦。然而我自己体验，也有修养心性清净，梦境清晰可验证的时候。有时心神昏浊，似梦非梦，没有凭据，于是领悟到至人，是梦与醒合一，能够自己持守安定其心。醒时如此，睡时也是如此。那种有时有梦的情况，是虚静到了极点而智慧产生，这就是至诚预知所说的。普通人有梦，是因为思虑纷乱，忽东忽西，是没有凭据的梦。那种无梦的情况，是因为思虑昏沉蒙蔽，没有一丝光明的缘故。
辨才
世上有外表浑朴而内心明亮的人，这是真才。有外表浑朴而内心昏暗的人，这是庸才。这两者也很难辨别，怎么考察呢？真才就像人坐在纱帐中手持蜡烛，光虽然不是很显露，但时常也会闪烁照人，庸才就像坐在暗室中，再也看不见了。
小人
小人窃取了当权者的权柄，不一定每件事都去干预玷污，想要推行他的主张。只是窥探我的意向所在，时不时拿出来夸示炫耀给人看，他的话偶然说中，人们就争相奔走追随，我的权柄于是就被他摆弄了。当权者的一颦一笑，都应当谨慎啊。
儒名
“儒”字古代列在九流十二家之中，到荀子才称颂大儒的功效。归之于尧舜孔子，到宋儒更加发挥，儒道才开始彰显，儒名才开始显白，荀子的功劳不比宋儒少了。
张道陵
我曾经奇怪儒、释、道三教鼎立，张道陵后来被称为天师，与孔子的后代一同享受崇高的爵位和丰厚的俸禄，子孙世代不绝。从天意来看，如果不是那个人对世间有大功德，为什么优待他的后代数千年而不替呢？一天翻阅史册，知道张道陵是留侯张良的后裔，他子孙的繁盛受福，都是留侯遗留下来的。为什么呢？三代的法度，到秦朝几乎灭绝殆尽，留侯亲自尝试用铁椎袭击秦始皇，为六国百姓报仇，高皇帝扫除暴政，建立汉朝基业，约法三章，所开创的四百年太平基业，留侯实际上辅佐了。而预先引退，辞谢荣华宠幸，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恩泽。现在千百年来，凡是帝王立国制定制度，郡县官吏治理，谁不推崇汉朝？即使夷狄也称中国人为汉人，俗语称好汉，那么汉业的光辉流传万代，是留侯的功劳。就像现在读书的人，谁不称颂孔子，那么佛道二教在后世以及当今都蒙受宠遇，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说因为张道陵的符箓法教的缘故。
庚桑子
《庄子》论述庚桑子，他所居住的地方丰收富足，这不是虚话，大概善人所居住的地方，必定行好事，足以感化乡里，大家都归附仰慕效法他。如果一个乡里都崇尚礼让忠厚，不做奢侈淫逸豪奢的事，那么上天保佑他，赐予他丰年，也是情理中必然有的。又有一种说法，古代称福人福将，大概他们世代修行，福泽积累久了，所以所到之处，能够远离祸害避开灾难，自有神明暗中启发他的内心，暗中辅助他的行为。不遇到不顺心的事，要知道庚桑子不是这样的人吗？
佛教
佛教流入中国，到现在海内崇尚极盛，暂时熄灭又复兴。从王公大夫下到平民男女，没有不尊崇它的。我曾经说凡是事物的兴盛，必定有造物主在背后，不然不会让它无益而享受百姓的供奉。曾经静心想过，佛说精妙的地方在于明心见性，超出万物变化，世间上智豪杰，往往由此通达性命。这个道理我们儒家也有，但圣贤恐怕对人事不切近，反而增加迷惑，所以略而不谈。其实千圣万贤，没有不知道这个的，没有不从这里得力济事的。至于稍微涉及粗浅的地方，对世道有益的不少。比如人知道生死事轻浮不很牵绊，那么为国家担当责任，或者面临险难舍身立节，自觉容易，这是一。又何况世间财货利欲等事，哪里足以动摇他？足以洗涤贪婪和愚顽，这是二。愚民不知道官府号令，刑罚也不能惩戒，一听到阴间果报善恶天堂地狱的说法，愧悔心生，在暗室中自己改正，这辅助了法度所不及的地方，这是三。世人沉溺于声色利欲，残害生命，如果放纵他们的欲望
，何所不至？佛说害物受报，虽愚顽者不免动心，足以全生惜福四也。诸如此者，儒书王政中未尝不留意劝戒，但不如彼教入人之深，其功大矣，宜其传之古今不能废也。
译（善行）所不能到达的地方，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呢？佛家说伤害万物会遭受报应，即使是愚昧顽固的人也不免为之动心，这足以保全生命、珍惜福分，这是第四点。像这样的情况，儒家经典和王者政令中未曾不留意加以劝诫，只是不如佛教那样深入人心，它的功效真是巨大啊，难怪它从古至今流传而不能废止。
三教
儒释道三教之分，此后世承讹袭谬为之分别也。余谓道家养生一事，于人至切，辟之医药卜筮一般，乃自天子至于庶人所当理会，在儒家范围中，斯世所不可缺者，安得谓之异端？安得与儒鼎峙？惟释家与儒不同，儒之定静安虑，存心养性，释之止观寂照，明心见性，不甚争差，但儒者要推出去治天下国家，释氏要收人到空虚处，至于山河大地，俱不作实相，此之谓异端可也。近世儒者，不知佛理之精皆吾儒所有，其病痛则吾儒所无，反谓儒书谈理不及彼教之透，或乃剽彼说以文吾儒之论，其罪殊有甚于异端矣。
二氏
《庄子》说有夫未始有始者，释氏无无亦无等语，似乎渺茫不可究诘，大抵是精入语。今人粗心不能识得，即如自心生出种种见解，而外边安能计其层数？令收摄此心向内，岂无阶级？特心粗窥测不到耳。
论道
尝静思茫茫宇宙间，光明为日星，融结为山川，分散为人物，其能隐能见，能峙能流，能贵能贱，能运能动，能知能识，孰主宰是？必有先天太冲太素一团真性为之斡旋，即所谓天，所谓帝，所谓乾元，佛道所谓不二之性。日星山川，有形者毕竟有毁，物之蠢动，有识者能凝固其神气，尚能变化奇异。况人为万物之灵，能养元神，守正气，其为仙为神，与三光共敝，无足怪者。至于佛家道理却最大，即是吾儒顺受全归之说。盖众庶苟生天地，日为声色货利所薰灼，自家真性何曾反照？只是气尽神散，与草木同朽腐而已。若有圣贤大丈夫时时提点，不肯放过，将此本来真性，不斫丧，不昏昧，不放佚，完完全全到末后，归之天地，此即孟子夭寿不二，事天立命之说佛家所谓与混沦打成一片，金刚不坏者即此理，绝无分别，绝无差异。但佛家恐愚人不晓，多为新奇幻异，如所谓极乐云者，以诱世人趋于正法。吾儒则只平平言其理，故世之学者，舍吾儒而趋佛，真瞽昧之见也。
道理
此道理究竟归着处，却是无声无臭，至冲至漠，至淡无滋味的，然却是第一件难事。非至圣大贤，真正英雄豪杰，从千万劫来，把俗情世态磨砻洗濯，俱令自然，遇着明师，所言皆契，看着古书，件件合心，担着脊梁承当，毕竟要了方到此境界。既至此境界，更何俗情可恋？何名誉可喜？何世态可恋？对人说也不得，也无自家受用处。今世上人口头谈仙谈佛，却是恋声色，喜名誉，贪恋在世界中长年受用的心，知此圣贤的心何啻倍万里？
南方人才之盛
本朝南方数省，人才之盛者，非地气轮转之说，盖当五胡乱华时，晋元都江左，一时中原文物俱从之南。宋金之乱，高宗都南，中原文物又复随之南下。盖数百年中华衣冠文物之秀气，锺毓在南者甚久，故发之本朝特甚。其中原虽系古帝王所立之处，然遭胡虏秽染，腥膻久而入之深，故今虽人才不乏，亦未免减却分数，不能如古昔之盛耳。
清净无为
老子无为自化，清净自正，所谓无为清净者，毕竟是异端，自了一身事，乃能清净无为耳。吾儒道理有多少细微曲折，大而治天下国家，小而治一身，毕竟有小心兢业功夫，乃能成无为之治。所谓无为者，直居敬行简不烦扰之谓耳。儒者云：帝王必忧勤惕励，乃能成其端拱无为，此方是正论。
说事
说事不独受财容私，为士君子丑行，凡人央求，皆是无理者，我为之说，则以曲为直，以直为曲，怨气所钟，岂不招天灾人祸乎？今人多以和同做好，谓之有情，不知此乃私情，不谓之公。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补谥
如福建蔡清，江西解缙、胡俨，浙江丰熙，四川杨慎、杨名、邹智之类，似宜特予一谥，以表名节。
莫营私
当事者须自持清正，无所私恋营为，则出处之际，始能脱然无累，若少有牵缚则不能矣。如人住居一空房内，要搬开即时可，若有家眷行李等项在内
译三教
儒、释、道三教的区分，是后世沿袭错误而人为划分的。我认为道家养生这一件事，对人最为切近，就像医药、占卜一样，是从天子到百姓都应当理会的，在儒家的范围之内，是世间不可缺少的，怎么能称之为异端？怎么能与儒家并立对峙？只有释家与儒家不同，儒家讲究定、静、安、虑，存养心性，释家讲究止、观、寂、照，明心见性，两者差别不大，但儒家主张推己及人去治理天下国家，释家主张收敛人心归于空虚，至于山河大地，都不视为真实存在，这称之为异端是可以的。近世的儒者，不知道佛理的精髓我们儒家都有，其弊病却是我们儒家所没有的，反而认为儒家谈论道理不如佛家透彻，甚至剽窃佛家的说法来粉饰儒家的言论，他们的罪过比异端还要严重。
二氏
《庄子》说有所谓“未始有始”的境界，释家说“无无亦无”等话语，似乎渺茫不可穷究，大体上是精深奥妙的语言。现在的人粗心大意不能识别，就像从自心生出种种见解，而外界怎么能计算其层次？如果收敛此心向内探求，难道没有阶梯吗？只是心粗浅无法窥测罢了。
论道
曾经静心思考茫茫宇宙间，光明的是日星，凝聚的是山川，分散的是人物，那些能隐藏能显现，能耸立能流动，能尊贵能卑贱，能运转能变动，能感知能认识的，是谁在主宰？必定有先天太冲太素的一团真性在为之斡旋，这就是所谓的天，所谓的帝，所谓的乾元，佛道所谓的不二之性。日星山川，有形的终究会毁坏，蠢动的生物，有灵识的能凝固其神气，尚能变化奇异。何况人是万物之灵，能涵养元神，守护正气，成为仙神，与日月星辰共存而不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至于佛家的道理却最大，其实就是我们儒家顺受天命、全归本性的学说。大概百姓苟活在天地间，每天被声色货利熏灼，自家的真性何曾反照？只是气尽神散，与草木一同腐朽罢了。如果有圣贤大丈夫时时提点，不肯放过，将这本来真性，不砍伐丧坏，不昏沉愚昧，不放纵逸乐，完完全全到最后，归还给天地，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夭寿不二、事天立命的学说，佛家所谓与混沌打成一片、金刚不坏的就是这个理，绝无分别，绝无差异。但佛家担心愚人不懂，多制造新奇奇异的说法，如所谓的极乐世界等，来诱导世人趋向正法。我们儒家只是平平淡淡地讲述其理，所以世上的学者，舍弃儒家而趋向佛家，真是盲目无知的见解。
道理
这道理最终的归宿，却是无声无臭，极冲淡极漠然，极淡而无滋味的，然而却是第一件难事。不是至圣大贤，真正的英雄豪杰，从千万劫以来，把俗情世态磨砺洗涤，都令其自然，遇到明师，所言皆契合，看着古书，件件合心，挺起脊梁承担，毕竟要了结才能到此境界。既然到此境界，还有什么俗情可留恋？还有什么名誉可喜？还有什么世态可留恋？对人说也不得，也没有自家受用的地方。现在世上人口头谈仙谈佛，却是留恋声色，喜好名誉，贪恋在世间长年受用的心，知道这些圣贤的心，相差何止万里？
南方人才之盛
本朝南方几个省份，人才兴盛，不是地气轮转的说法，大概是在五胡乱华时，晋元帝定都江左，一时中原的文物都随之南迁。宋金战乱，高宗定都南方，中原的文物又随之南下。大概几百年来中华衣冠文物的秀气，积聚在南方的时间很久，所以在本朝特别显著。那中原虽然是古帝王建立的地方，但遭受胡虏的污秽沾染，腥膻之气久而深入，所以现在虽然人才不乏，也难免减少几分，不能像古时候那样兴盛了。
清净无为
老子说无为而自然化育，清净而自然端正，所谓的无为清净，毕竟是异端，只为了自己一身的事，才能清净无为罢了。我们儒家的道理有多少细微曲折，大到治理天下国家，小到治理自身，毕竟有小心谨慎、兢兢业业的功夫，才能成就无为之治。所谓的无为，只是居敬行简、不烦扰的意思罢了。儒者说：帝王必须忧虑勤勉、警惕激励，才能成就端拱无为，这才是正论。
说事
说情办事不只是收受财物、包容私情，是士君子丑恶的行为，凡是有人央求，都是无理的事，我为其说情，就是以曲为直，以直为曲，怨气所聚集，难道不招致天灾人祸吗？现在人多以和同做好，称之为有情，不知道这是私情，不能称之为公。所以说：正大光明，天地之情就可以看见了。
补谥
像福建的蔡清，江西的解缙、胡俨，浙江的丰熙，四川的杨慎、杨名、邹智之类，似乎应该特别赐予一个谥号，以表彰他们的名节。
莫营私
当权者必须自己保持清正，没有私恋营求的行为，那么在进退出处之际，才能洒脱无累，如果稍有牵绊就不能了。就像人住在一间空房里，要搬开立刻就可以，如果有家眷行李等项在里面
盐井
川中盐井之法甚弊，有井方有课。因旧井塌坏，而上司不肯除其课，故百姓受累，即新井亦不敢开。宜立为法，凡旧井课悉与除之，新井许其开凿，开成之日报官，免起三年课，后方征收，则民困可甦，而利亦兴矣。
保甲
巡抚之职，以保甲为重，保甲之法行，则盗息民安。又当留心积谷，谷积贮多，则凶旱无忧，此足食足兵，王政之大端也。
不争
天下有不如意事，不当忿激与争。昔人谓世龌龊富贵者，止如醉人弄酒风，正可耐渠一饷间，言虽谑而可法。
观世
山居观世态纷纭，历历如睹，在中朝混揉未必然。盖旁观者明，自古如此。尧夫曰：遂令高卧人，欹枕看儿戏。
译盐井
四川地区盐井的管理制度弊端极深，只要有井就要征收赋税。因为旧井坍塌毁坏，而上级官员不肯免除其赋税，所以百姓遭受连累，即便是新井也不敢开凿。应当确立法规，凡是旧井的赋税全部予以免除，允许开凿新井，开成之日向官府报告，免除三年的赋税，之后才开始征收，这样百姓的困苦可以缓解，而利益也能兴盛了。
保甲
巡抚的职责，以保甲制度为重，保甲制度得以推行，那么盗贼就会止息，百姓就会安宁。又应当留心储备粮食，粮食储备多了，那么遇到凶年旱灾也不会有忧虑，这是使粮食充足、兵力强大，王政的重大原则啊。
不争
天下有不如意的世事，不应当愤激与之争执。前人曾说，世间那些污浊的富贵，只不过像醉汉在酒风中嬉戏，正好可以忍耐他片刻，话语虽然是戏言却值得效法。
观世
在山中居住观察世间百态纷繁复杂，清晰可见，在朝廷中混杂纠缠未必能看清。大概旁观者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邵雍说：于是让高卧的人，倚着枕头看孩童嬉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