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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日损斋笔记》 元 黄溍

○辨经六则

鹤山魏氏说：“朱文公认为十是河图、九是洛书，引用邵雍的说法作为依据。但邵雍不过说：‘圆形的，是河图的数理；方形的，是洛书的文象。戴九履一的图，其形象是圆的；五行生成的图，其形象是方的。’这是说九对应圆、十对应方，怎么知道邵雍不把九当作图、十当作书呢？朱子虽然极力驳斥刘牧的观点，但仍说：‘《易》与《范》的数理，确实互为表里。’又说：‘怎么知道图不能成为书，书不能成为图？’那么朱子对此尚存疑虑。朱子发、张文饶精通邵雍之学，都认为九是图、十是书，朱子发以《列子》为证，张文饶以邵雍之说为主。我曾拿《乾凿度》以及《张平子传》中所记载的《太一下行九宫法》来考证，那正是所谓的戴九履一之图，可见此图流传已久，怎么知道它不是河图呢？”鹤山向来尊崇信奉朱文公的学问，唯独在这图、书的辨析上，不能没有异议，然而他又说：“靖士蒋得之说：‘应当以先天图为河图，生成数为洛书。’这也是一种说法”，似乎也有所采纳。往年闽地人吴蟾来到京师，自称从谢叠山那里得到异人所传授的河图，朝廷和民间的许多公卿都传抄它，但秘而不轻示于人。其详情虽然无法得知，大概也是以八卦为河图，未必不与蒋得之的说法同出一源。查考：孔安国《尚书·顾命传》说：“伏羲氏统治天下时，龙马从黄河出现，于是效法其纹理，书写八卦，称之为河图。”王肃说：“河图，就是八卦。”王充《论衡》也说：“伏羲王天下，河图从河水中出现，就是《易》卦。伏羲得到它，并非创作它。”那么以八卦为河图，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鹤山的说法似乎不能不加以考证。

《尚书》古文《益稷篇》中的“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记》作“来始滑”，《汉书》作“七始咏”。采与在、滑与忽，读音相近。来与采，始与治，七与在，咏与忽，字形相近。政与治，意义相近。各位儒生都随字解释，唯独郑玄把“忽”当作“〇”（此处指通假或特定字形），并说“留”者，是臣子见君主所执持之物，君主也有，所以把“留”解释为笏。这种说法尤其奇异。

《礼记》说：“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纪》说：“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时，伯邑考已经被纣王杀害。”那么就是伯邑考已经死了，武王不得不继位，并非文王舍弃他。《史记》说：“文王去世，太子发继位。”难道伯邑考还没死，文王就已经舍弃他而立武王为太子了吗？

《礼记》说：“凡是祭祀宗庙的礼仪，羊称为柔毛，鸡称为翰音。”注解说：“使用不同的名称是为了区别于人的日常使用。”而现在人们向他人赠送祭品时，反而借用作雅致的称呼，这是用对待鬼神的礼节来对待人。世上喜欢使用古语，却不详细考究其文义，像这类情况极多，这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春秋左氏传》中“声子脱袜登上席位”，杜预说：“袜，是足衣。”

程泰之《演繁露》说：“《战国策》中已经称君主为陛下。”根据《大戴礼记》，周成王行冠礼时，周公让祝雍祝颂君王，有“陛下永永，与天无极”的话，那么“陛下”这个称呼，在周初就已经有了。有人说《家语》记载成王《冠颂》，大概说的是“率尔祖考，永水无极”，怀疑《大戴礼记》所记载的，是秦汉以后的人增饰的。那么《战国策》中所称的，又怎么知道不是后人增饰的呢？

○辨史十六则

《史记》中“黄帝幼而徇齐”，《家语》、《大戴记》都写作“睿齐”。司马贞说：“徇也写作〇。”大概是因为徇与〇读音相近、〇与睿字形相近而言的。又说：“〇应当读作迅。”这又是因裴驷训释徇为疾，而以迅为疾，意义相近而言的。距离古代既远，经史中的鲁鱼亥豕（文字讹误），像这样的不一而足，学者一定要凭主观臆断强行贯通，这难道符合存疑阙疑的道理吗？

太史公因为百家关于黄帝的记载，其文辞不典雅驯顺，选择其中言辞尤其典雅的，著录为《本纪》之首，所以采纳公孙卿获得宝鼎、迎接太阳、推演历数的说法，而不采纳他升天成仙的话，直接记载说：“黄帝去世，葬在桥山。”却在《封禅书》中详尽叙述公孙卿关于黄帝骑龙上天的言论，等到汉武帝询问黄帝陵墓时，又说：“有人回答说：‘黄帝已经成仙，群臣埋葬的是他的衣冠。’”“或者”，是表示怀疑的词语。他的叙事可以说是委婉而直率、隐微而显明了。

《史记》记载轩辕与炎帝在阪泉之野作战，诸侯都尊奉轩辕为天子，取代神农氏，这就是黄帝。如果真像他所说，那么以征伐取得天下，是从黄帝开始的。汤流放桀，为什么说“我担心后世以我为口实”？仲虺作诰，为什么不引用阪泉之事作为论据呢？孔子编次《尚书》，断代自唐尧虞舜以下，《周易·系辞下》称颂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大治。学者考证信史于六艺，对于所不知道的存疑，是可以的。

《史记·武帝纪》及《封

译《封禅书》所载的黄锤史宽舒，《封禅书》注引徐广说：“锤，读作丈恚。锤县、黄县，都在东莱。”《武帝纪》注引韦昭说：“黄锤，是人的姓名。”一种认为是地名，一种认为是人名，前后自相矛盾。《汉书·郊祀志》注引孟康说：“这两人都是方士。”颜师古说：“锤，读作直垂。”他不采纳徐广的说法，大概是因为一个人不应隶属于两个县。然而“宽舒”这个名字在后文中多次出现，却没有所谓“黄锤”这个人，这又似乎值得怀疑。

译《汉书》记载，沛公率军到达薛地，秦泗川守壮在薛地兵败。逃到戚地时，沛公的左司马得将其杀死。颜师古说：“得，是司马的名字。”如今考察《史记》原文写道：“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颜师古大概是因班固删去了“泗川守壮”四字，而错误地将“得”字归属于上文。司马贞《索隐》知道这是错误，却怀疑左司马应当有名，于是认为是曹无伤。曹无伤的名字仅见于沛公进入函谷关之后，此前并无考证。暂且保留其阙文，是可以的。

《汉高帝纪》中“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指的是三尺剑。《杜周传》中“三尺安出哉？”，指的是用三尺竹简书写法律。王充《论衡》凡是引用高帝的话，都有“剑”字，写文章而喜欢用省略语来标新立异的人，不可不知道这一点。

汉文帝纪年有“后元”，景帝有“中元”、有“后元”。葛胜仲说：“称为后，就怀疑好像有尽头，却不避讳，为什么呢？”考察：刘贡甫《两汉刊误》说：“元鼎四年才得到宝鼎，没有理由在三年之前就称元鼎。《封禅书》说：‘后三年，有司说年号应当以天瑞命名，不应当以一二数字来计。’自元鼎以前的年号，都是有司所追命的。”由此说来，那么所谓中元、后元，难道也是后来的追命吗？适宜于无所避讳。然而以汉《武帝纪》来考察，元鼎元年得到鼎于汾水上；四年得到鼎于后土祠旁。应劭在元年注说：“得到宝鼎，所以因此改元。”刘贡甫依据《封禅书》“后三年”的话，不采纳应劭的说法，而说四年才得到鼎，似乎应当考证。

汉元朔元年，有司上奏：“古代诸侯贡士，一次适宜称为好德，两次适宜称为贤贤，三次适宜称为有功，于是加九锡。”那么九锡，是先王赏赐功劳的常典，后世却假借它作为篡位的言辞，为什么呢？

《汉书·游侠传》“茂陵守令尹公”，注解说：守，是未正式担任。有人认为宋代的权行试守，就是它的遗制，不对。《传》称门下掾对尹公说：“一旦真令到来，又单车回去做府吏。”大概是宋代暂时代理的人，至于权行试守，都是正式任命的官员，只是以此区别资历顺序的高低而已。它所说的“行”，尤其与汉代不同，臣贺以太仆代理御史大夫事，张汤、韩安国都以御史大夫代理丞相事。宋代制度必定是继禄官高于所任的职事，才称“行”。

《资治通鉴纲目》，是考亭朱子续经的笔法。他推崇蜀汉继承汉统，本于习凿齿；贬斥后周保留唐室，本于沈既济。而《感兴诗》第六章、第七章，都没有提及。大概天理在人心，起初没有区别古今，先儒所见，恰好与前人暗合，而不是有所祖述。学者诵读《感兴诗》，就不可不与史氏所记载的一并观看。

僧莹《湘山野录》卷首写：“真宗即位之次年，赐李继迁姓名，进封西平王。”考察：《宋实录》，继迁以太宗淳化二年，赐姓赵，名保吉，授银州管内观察使，封天水郡侯。因为他叛服不常，所赐姓名，两次被削夺。至道三年，真宗即位，因为他归顺，仍然叫他赵保吉，不是赐姓名。他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只加食邑，而不进封。制书下达于这年十二月甲辰，也不是次年。咸平六年，继迁陷西凉府，被潘罗支所杀。终其一生未曾封王。他的儿子德明即位后，奉表纳款，于是以景德三年封西平王。《大诏令》及今新修《宋史》所载都相同，而《野录》无一与之符合。继迁建节之制，见于《实录》及《大诏令》者，本说：“先帝早深注意，方议推恩，值轩鼎之俄成，筑韩坛而未暇，逮眇躬之纂位，俄封疏以贡珍。彰厥远图，冠于当代，宜伸懋赏，式劝忠勋。”《野录》所记既多异词，且改“推恩”二字为“真封”，以证实他封王的说法，都不可完全依据，李氏《续通鉴长编》及陈均《编年备要》却独有取焉，他们书写太祖开宝九年十月壬子夜之事，也是舍弃正史而取《野录》。笔削之意，无法详细得知。

周公谨《齐东野语》说：“礼家如聚讼，虽兄弟不容苟同，其大者，无如天地之祭。东坡主合祭，颍滨主分祭，朝廷迄从合祭之说，以至于今。”考察：《宋史》，郊议始于神宗元丰元年，至六年才罢合祭。哲宗元〇七年，诏复行合祭，以伸始见之礼，俟亲行北郊，则修元丰六年之制，仍集官详议以闻。礼部尚书苏轼主合祭，从之者五人；枢密都承旨刘

译安世主张分别祭祀，跟随他的一共四十人；请求用十月神州地之祭来替代夏至方丘之祭的有三人；请求皇帝不亲自祭祀，而在宫中点燃通火、遥望拜祭的有一人。于是再次命令他们详细陈述意见。安世等人仍然坚持之前的主张。苏辙当时担任门下侍郎，请求下达旨意停止这场争论，而安世的议状最终没能呈上。两位苏氏主张合祭，本来并没有不同。后来合祭在绍圣三年被废止，而北郊祭祀也没有来得及举行。到了徽宗政和三年以后，总共四次祭祀地祇。说“朝廷从合祭之说以至于今”，尤其是不对的。

译《齐东野语》卷首记载孝宗皇帝的善政，其中有十余件事史书缺漏未载，其中一件说：“淳熙年间，张说担任枢密都承旨，奏请设宴邀请各位侍从官员。皇上准许了。张说退下后约请宾客，唯独兵部侍郎陈良〇没有到来，张说非常不平。皇上派中使赐给上等的酒和珍美的膳食，张说因此附奏说：‘臣奉旨召集宾客，而陈良〇不来，这是违背圣意啊。’不久皇上命令再次赏赐，张说又附奏说：‘陈良〇始终不肯来。’夜漏将尽时，忽然报告皇帝批旨任命陈良〇为谏议大夫，在座的宾客都感到愕然。”按：《宋实录·陈献肃公良翰传》记载这件事很详细，并非陈良〇。陈良〇也是同时期的从官，赵公谨误把陈良翰当作陈良〇，却不知道《陈良翰传》并非没有记载。况且张说担任都承旨，也不是在淳熙年间。大概张说在隆兴初年担任枢密副都承旨，乾道初年，去掉“副”字。而陈良翰被任命为大夫是在五年十二月。八年，张说已经担任签枢，屡次晋升为知院事。淳熙元年就罢免了。记载一件事却有三处错误，对于执笔修史的人不责备，也是可以的。

靖康元年，宗忠简公留守京城，岳忠武王岳飞当时隶属其麾下，犯法应当斩首。忠简公见到他后认为他奇特，说：“这是将才啊。”于是释放他不斩首，而留在军前。恰逢金人侵犯汜水，于是授予他五百骑兵，让他担任踏白使。不久凯旋，补任为统领。不久升任统制，岳飞由此知名。这件事与汉王陵对待张苍、滕公对待韩信、暴胜之对待王〇，大体相似。汉史详细记载这三人的事迹，以彰显他们的奇遇。飞孙岳珂撰写岳飞的《行实》，却独自忌讳而不记录，幸好《忠简家传》现在流传于世，而新《史》得以详细记载。

嘉熙四年庚子六月，吴公渊从隆兴改任镇江知府，这一年大旱。第二年辛丑，改元淳〇。吴公努力施行荒政，分设粥场，来喂养两淮流离失所的人。先曾祖户部公当时客居在吴公所，跟随吴公亲自巡视各个粥场，在人群中认出汪公立信并认为他奇特，急忙向吴公进言。吴公与他交谈，非常高兴，立即让他入住馆舍并以礼相待。供给陈设服御的丰盛，比其他重要客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都感到惊讶。不久立信和先户部相继考中丁未、庚戌科的进士。宝巳三年乙卯，吴公以观文殿学士的身份在京湖开府，征辟立信为干办公事，先户部为准备差遣。五年丁巳正月一日，吴公拜为参知政事，请求退休，尚未得到答复，就死在江陵府治。府中檄文命令立信会同先户部护送灵柩归葬宣城，而先户部撰写了《行状》，呈报给史官。后来立信入朝跻身从班，出外专任方面之职，名位大致与吴公相当。人们才开始佩服吴公有知人之明，却不知道立信实际上是先户部所举荐的。新《史》在《立信传》中虽然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却不能详述先户部的名字，误把“梦炎”当作“应炎”，这还可以推托说：“一般官员的名字不登于史册，无处考证。”然而七年丁未考中进士，那么题名有记载，也不考证。反而旁采传闻多有异辞，把七年当作六年，那么岁在丙午；又认为是见到吴公的次年，那么岁在壬寅，完全不想这两年都不是策士考试之年。后来的执笔修史者，应当考证。

开庆元年七月，朱公貔孙由史馆校勘授武学博士。而先曾祖户部府君由添差通判庆元军府事，授武学教谕，实际上与朱公同时受命，同一道诰词。这年十一月，貔孙除任监察御史，而先户部奉敕兼任枢密院编修官。后九十年，即今至正九年，得以观看朱公家中所述的公年谱，却把武学当作太学。大概是不详知当时的典故，而怀疑武学是武官，所以凭意擅自改动了。殊不知国子太学博士、正录、武学博士、教谕，都是师儒的清选。我曾抄录家中收藏的先世所受的诰命归还给他，以补其缺漏而订正其错误。最近阅读新《宋史》貔孙本传，竟然只依据其《家传》写作太学博士。诰词开头说：“敕史馆校勘朱貔孙等，古者文武同方”等等，尤其足以验证他是武学，而不是太学。谨记录于此，以等待后来的执笔修史者刊正。

○杂辨十三则

许由的事迹不见于经传，司马子长、扬子云都认为可疑。有人说：“尧起初让位给四岳，四岳举荐舜，尧于是让位给舜。《春秋左氏传》说：‘许，是太岳的后代。’四岳，就是许由。”按：周武王封伯夷的裔孙文叔于许，作为四岳的后嗣。那么四岳在唐虞时未曾封许，怎么预先就以此为氏呢？大体上《庄子》多寓言，如果一定要旁引曲证，来证实这种说法，那么所谓子州、支父、石户之农这些人，又是谁呢？暂且保留疑问，也是可以的。

邓名世上进《姓氏辨证》，有两个缪姓，说音穆的，是宋穆公的后代；音谬的，是秦缪公的后代。按：《史记·秦本纪》，前书缪公，后书穆公，两个字大概通用。而秦穆公见于《诗》、《书》、《春秋传》，都正写作穆，未曾听说穆可以读如

译这是错误的。缪本来有两个读音，一个与“谬”相同，秦缪公可以读作谬，怎么知道宋缪公就不读作谬呢？古人确实有用“纰缪”的“缪”作为谥号的，比如汉代的张勃、晋代的何曾。至于唐代皮日休追咎秦伯、舍弃重耳、安置夷吾而作《秦穆公谥缪论》，那是后世文人为了出奇立说，借此寄托褒贬罢了，并非事实如此，怎么可以就把它当作依据呢？汉代有谬忌，字确实写作“缪”，又不能与宋、秦两位君主的谥号混为一谈。而且忌的名字也是《辨证》没有涉及的，《辨证》中可疑的地方大多属于这类情况。汉代翟方进，是汝南人，却说方进的“翟”读作狄，汝南的“翟”读作宅，怎么如此自相矛盾呢？

译汉朝沿袭秦朝的官制设立御史大夫，掌管副丞相的职权，其办公处所称为寺，也叫宪台。《朱博传》中只称御史府，而后人多引用朱博的典故，称其为柏台、乌台。大概因为御史设有两位丞，其中一人在兰台，称为中丞。后来御史大夫的职位被废除，于是中丞单独保留下来，与尚书、谒者并称为三台。南齐设有都水台，隋朝设有司隶台。唐朝的御史台曾改名为宪台，又改名为肃政台，而门下省称为东台，中书省称为西台，秘书省称为麟台，并非只有御史所在的官署才称为台。至于所谓的大行台，从魏晋到隋唐都有设置。其官员有令、仆、尚书丞、郎、郎官，相当于现在的行省。而所谓的外台，汉朝用来称呼州郡，唐朝用来称呼兼任御史职衔的三司监院。宋朝的监司既然不兼任御史，人们因为他们掌管纠察的职责，也沿袭习惯称他们为外台。

《千字文》篇首说：“敕周兴嗣次韵。”世人说当时还没有把诏命称为敕，这应该是误把梁字当成了敕字。程泰之在《考古编》中极力辩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引用《南史·贾希镜传》中“敕注《郭子》”的记载，既然已经用敕来指代帝命，而《周兴嗣传》中说“敕制寺碑”，尤其可以作为证据。考察：《汉书·冯异传》中“以诏敕战功”，《宣秉传》中“敕赐尚书禄”，《董宣传》中“敕强项令出”，那么把诏命称为敕，从汉代就已经这样了。程泰之只是认为《周兴嗣传》的记载切近且可证，所以只引用了《南史》。

米芾自己书写自己的姓名以及所用的图记，米有时写成芊，芾有时写成黻。黻与芾还可以通用，但芊却是楚国的姓氏。米氏出自西域的米国，那些人进入中国后就以米为姓。唐朝有回纥人米怀玉，五代有沙陀人米至减，不像楼与娄、邵与召那样同出一祖。姓氏本来不可更改，字音相近的，难道可以混为一谈吗？有人说：“黄庭坚极力称引黄初平、黄初起，难道皇与黄可以混为同姓吗？”这不对，所谓金华仙伯、金华牧羊客，大概是说他们的祖先是金华人，并非指黄初平、黄初起是同姓。然而其他传记记载黄初平、黄初起，也都写作黄，而黄庭坚则自称七代以上失去了家谱，对于金华的家族尚且无法相通，大概并没有把黄初平与黄初起混同皇、黄为一姓。

俗人称呼别人的岳父，叫岳丈，叫泰山。解说的人认为泰山有丈人峰，所以有这个称呼。然而古代通称尊长为丈人，并非特指岳父。有人又认为张说因为东封泰山，而他的女婿越级升迁到五品，所以称泰山，这种说法尤其牵强。考察：《汉书·郊祀志》中，大山川有岳山，小山川有岳婿。山岳而有婿，那么岳就可以称为岳父了。世俗的称呼，未必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又因为岳山而转为泰山罢了！

龚颐正的《续释常谈》号称最为详实广博。“按”、“酒”二字，出自《仪礼注》，却被遗漏而没有提及。大概他所解释的，只是当时南方的常谈罢了。

檠，是固定弓体的器具。《周礼·弓人》注中读音为“景”。《汉书·苏武传》注中“又音巨京反”。苏轼诗中说：“大弧一弛何缘彀，已觉翻翻不受檠。”陆游说：“檠作平声押韵，是用了《汉书注》的读音。灯檠也叫檠，读音与《汉书注》相同。”李商隐诗中说：“九枝灯檠夜珠圆。”《汉书·地理志》中“朝鲜民饮食以笾豆”，颜师古说：“像现在的檠，读音为‘其敬反’。”《韵书》中檠字的注释说：“有足用来搁置物品的器具。”李商隐把檠读作去声，大概是源于此，又与前两种读音不同。

范元实《诗眼》说：“我诵读秦观的词‘杜鹃声里斜阳暮。’黄庭坚说：‘既然说了斜阳，又说暮，就是重复了。’想把斜阳改为帘栊。我说：‘既然说了孤馆间春寒，似乎没有帘栊。’黄庭坚说：‘驿站虽然未必有帘栊，有也无害。’我说：‘这首词本来描写凄凉零落的样子，如果说帘栊，恐怕损害了原意。’黄庭坚说：‘极难找到好字，应当慢慢思考。’宝元年间，岳父王仲芳随官到郴阳，亲眼见到石刻，原来是‘杜鹃声里斜阳树’，当时传抄的人，因为‘树’字与英宗庙讳同音，所以改成了‘暮’。大概这首词一经元祐名公品题，虽然有知道真相的人，也不敢更改。岳父每次对别人说起这件事都为之长叹。”有人说：“传抄的人既然因为庙讳同音而避讳，秦观怎么不避讳呢？”这不对，陆游引用《北史》，齐神武辅佐魏朝时，法曹辛子炎读署为树，神武怒他犯讳，杀了他。那么这两个字本来不同音，现在都避讳，就以为是一个音了。由此说来，那么树字本来不必避讳，《礼部韵略》避讳而不收录，是失于不考证。况且当时各位公卿诗篇中所用的树字不一而足，以《大苏集》中所载而言，则“庭下梧桐树”及“树头初日挂铜钲，暗风惊树摆琅玕。孤城吹角烟树里，清风欲发鸦翻树”，诗句作于熙

译在宁宗、元〇、绍圣、元符年间，从未曾避讳，为何唯独怀疑少游没有避讳呢？

译陶渊明诗说：“从前有位黄子廉，弹冠相庆辅佐名州。”汤伯记注解说：“《三国志·黄盖传》说：‘是南阳太守黄子廉的后代。’刘潜夫《诗话》也说：‘子廉这个名字只见于《黄盖传》。’按：后汉尚书令黄香的孙子黄守亮，字子廉，担任南阳太守。注解说和《诗话》都只提到他的孙子而遗漏了他的祖父，难道不是考察得不深入吗？子廉是守亮的字，也不是名。

赵与𬏝《宾退录》说：“谚语说东西多到没有万数，这是《汉书·成帝纪》里的话。”按：《绎山碑》说“世无万数”，那么秦朝时就已经有这句话了。

汉朝有两个韩信，都是高祖的将领；两个张禹，都精通经学；两个京房，都研究《易经》；两个王商，都在成帝时以外戚身份辅佐朝政；两个杜子夏，都依附王氏。

北斗，是垣内的星。南斗，是二十八宿中的一宿。道士设立祠堂供奉为二斗，是不对的。南斗在星次中属于星纪，在正北方，人们因为它必定出现在南方，所以叫它南斗，用来区别北斗罢了。至于所谓斗覆预示丰年的，是天市垣的斗斛星，又不是这两个斗。

○附录

至正十七年闰月丙午日，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金华黄公，享年八十一岁，在家中去世。当月己未日，他的儿子黄梓与门人刘涓、王𬭎、朱世濂、傅藻等人将他安葬在居住地义乌县东北三里崇德乡东野的原野上。第二年，由门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同郡宋濂写的行状送到京城，委托临川人危素为他的神道碑撰写铭文。危素在京城做官求学，承蒙黄公把他当作知己。黄公入值翰林院，危素担任供奉官，同日接到任命。等到黄公升任宣文阁授经郎，危素跟随他在经馆任职。有诏令修撰《后妃功臣传》，危素又担任供奉官，跟随黄公在史馆任职。平时住在同一条巷子，曾经举杯互相敬酒说：“我死后，你要为我墓写铭文。”唉！谁知道最终承受了黄公托付给后世的嘱托呢？黄公名溥，字晋卿，姓黄，世代居住在婺州。到集贤校理文节公黄著在分宁任职，集贤的堂弟黄𬭎生黄景𬭎，家在浦江。黄景𬭎生黄琳，娶了宗忠简公的妹妹，开始迁居义乌。黄琳生黄中辅，努力学习崇尚气节，秦朝丞相秦桧独揽大权，杀害异己者，唯独黄中辅奋然在乐府太平楼上题诗，有“磨剑欲斩佞臣头”的话，人们至今传诵。晚年因转运使推荐，正当任命即将下达时去世。黄中辅生黄绍祖。黄绍祖生黄伯信，迪功郎，多次追赠为朝散郎，是黄公的高祖。曾祖黄梦炎，淳祐十年进士，官至朝散大夫，任太常丞，兼枢密院编修官，兼代理左曹郎官，以朝请大夫退休。祖父黄𬭎𬭎，因进纳恩赐补授承节郎，因黄公显贵，追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江夏郡侯。父亲黄铸，因朝请府君遗留的恩泽，补授将仕郎，多次追赠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江夏郡公。起初，朝请的外孙女王氏，嫁给浙西提举常平茶监司干办公事某公应复，实际生下了参政府君，等到礼部府君因病废黜，所以朝请让他继承后嗣。母亲童氏。黄公在母体中，二十四个月才出生，母亲梦见大星光芒闪耀坠入怀中。刚出生不久，就自己断奶，祖父母徐氏抚养他。到了儿童时期，不随便出门，能背诵《尚书》、《诗经》。等到学习写文章，下笔顷刻间几百字，写了《吊诸葛忠武侯辞》。前太学内舍刘君应龟，是太常公的外孙，看到后赞叹说：“我们家乡以文章闻名的人，只有喻叔奇兄弟罢了。稍加努力，难道不能与他们抗衡吗？”于是留下他接受学业。二十岁到武林游历，故都的文献都在，都能征引，大理卿牟公献期许他很高。回来跟随仙华山隐士方君凤交游，作歌诗互相唱和，完全没有做官进取的意图，他的朋友叶君谨翁极力拉他出来。大德五年春天参加校官考试，七年参加宪史考试，都中选。不久又退隐在家。延祐元年，贡举法实行，县里长官强迫他参加考试，写了《太极赋》，流传于世。第二年，殿试对策，以“用真儒、行仁义”为言论，赐同进士出身，授将仕郎、台州路宁海县丞。县城靠近盐场，而亭户倚仗他们不归有司管辖，残害百姓很严重，隶属漕司和财赋府的编户，尤其横暴。黄公都严守法纪绳之以法，官吏有人以利害关系禀告，他不顾。有后母与僧人通奸而毒杀丈夫的，反而诬陷丈夫前妻的儿子所为，案件即将定论。黄公改变衣冠暗中查访，完全知道他们的奸伪，最终昭雪冤屈，远近认为他像神明一样。巡兵追捕盗贩者很急，于是把盐沉入河中，率领众人抵抗，官兵愤怒，拿其他私贩的事来证实。百姓中有在盗籍中的人谋划抢劫杀人，还没行动，县里大姓抓住他，以图获得赏格。起初，没有获得财物的证据，事情都久拖不决。黄公为他梳理剔抉，把案件上报，各按本条论处，免除死刑的三十多人。部使者董公士恒巡视县城，廉洁了解治理情况，事情都委托给他。黄公罢免了那些因贿赂败坏的人，军百户一人，县吏二人，在官无

译禄俸四十余人。愚昧百姓因田地昏乱、争斗诉讼，递交的文书多达数千上百，公只记录应当审问的案件，一经论断定案，众人便敬畏信服，不敢再有什么言辞。世上以法家自命的人，也有不如他的。当年大旱，公在龙湫祈祷，降下大雨。境内有年过八旬的老人，恰逢诏令更改盐法，江浙行省丞下令，调任石堰西场盐运使，命其保留原有官阶。石堰相比其他盐场更为艰难，担任此官的人，常因称量盘算亏损以及不能检举防范私卖而被谴责。公规划措施有法度，没有丝毫落入吏议的过失。任职四年，因功绩超升一级，升为从仕郎。绍兴路诸暨州新建捕盗司，巡海官船，按例每三年更新一次，费用出自官府，却向百姓责求足额，若有盈余则被主管此事的人私吞。公主持这项事务，节省浮费弊端，退还剩余的钱款，百姓争着欢呼而去。奸民用假钞勾结党羽，胁迫抢夺他人财物，官员和吏役听从他们的谋划，挟持他们前往邻境各县，株连所及，破产的百姓有数百家。府衙让公审讯治罪，官吏被除名，同谋者各杖责一百。捕盗卒暗中将假钞版放在良民家中，于是向官府报告。前往搜查时，恶少年持棍棒跟随的有几百人。公在野外遇见他们，责问随从的人说：“弓卒定额只有三十人，哪里来这些人？可以捆绑送到州衙。”他们都相率逃去。有盗贼关押在钱塘县狱，游民贿赂狱吏私自放走他，伪造署名的公文，发来作为向导，逮捕了二十多家。公怀疑并讯问，全都查清实情，认为正盗应当从重议罪，持伪文书来的又不是本州百姓，都戴枷送交钱塘，诬告者自然明白。奉行省檄文监督杭州税收，仅三个月，增加税钱十二万缗。至顺二年，因马文贞公的推荐，被召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进阶儒林郎，随从皇帝到开平，恭敬地撰写《行诗》十二篇，世间盛传。遭遇父亲丧事，离职。服丧期满，转任承直郎、国子博士，未曾以师道自居，轻易接受别人的拜见。亲近厚待的人学业有成而做官，都在当时有名声。当时想将礼殿四配的位置移到东座西向，学官有的提议分置于左右，同僚不敢争辩，公独自当面驳斥。那人非常愤怒，坐在堂上用危言相威胁，御史斥责他无礼，这才如公所言。任职六年，请求补任外官，换授奉政大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年六十七，不等年老退休，急忙上奏纳禄的请求。不久有旨令纂修辽、金、宋史。遭遇母亲丧事，没有赴任。服丧期满，以中顺大夫、秘书少监退休。居住四年，中书右丞朵尔直班公令中书左丞相太平公极力推荐他，命令解除退休，保留原有官阶，拜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正七年六月，到达上京，中书传达旨意兼任经筵官，在慈仁殿召见，皇上对朵尔直班说：“文臣年老，正适宜在我身边。”八年夏，升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修撰《后妃功臣传》，多次被赐予金币。上奏章请求回归田里，不等批复就出发。皇上听说后，派遣使者追到武林驿，敦促迫使其还职。十年夏，才得以谢恩，南还江浙。丞相达世贴睦迩公承制起用公，商议中书省事，公以疾病极力推辞。他去世时，士林为之伤悼，所著《文集》三十三卷，《义乌志》七卷，《笔记》一卷。公娶王氏，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去世。儿子一人，叫梓，杭州路同知海盐州事。女儿一人，嫁给惠州儒学正陈克让。孙子四人，〇宣、琛、瑭、〇。公天资耿直，博览群书，而精约于至精。有人问经史疑难，古今因革，以及制度名物之类，旁征博引，〇〇不能停止。至于剖析异同，断决是非，多是先儒所未曾阐发的。见于论著，一根本于六艺，而以辅翼圣道为先务。然而他的文风，布置谨严，援引精切，俯仰从容，不大声疾呼，譬如澄湖不波，一碧万顷，鼋、鼍、蛟、龙，潜伏而不动，渊然之色，自不可侵犯。凡是典册诏令，铭述功德，多命令公撰写，其他求文的人每天充满门庭，极力挥手让他们离开也不去，即使是绝域殊邦，也都知晓珍视喜爱。他性情笃厚孝顺，亲人去世，在三釜山营造坟域，有乳虎驯服的奇异现象，每月初一、十五必定去省视，大暑严寒也不改变。先世遗文，年代久远颇有残缺，极力搜访，补缀成编。在州县清白自守，所到之处没有圭田、恒产来补助他的费用。在朝不事钻营请求，逢覃官者一，减资者五，铨曹或失于收叙，也不自己言说。与人交往没有钩距，不事矫饰以求容悦，而诚意且独恳至。然而刚中少容，触物或矢急霆震，一旋踵间，煦如阳春，曾不少留凝焉。素来寡欲，刚四十就独榻处外，及登法从，萧然不异布衣时，遇佳山水则触咏终日忘去。世之议者，谓公操行孤洁类陈履常，文辞严简类王介甫，笔札俊逸类薛嗣通，第非真知者，未数数然也。铭曰：“黄出春申，著于金华。或徙豫章，蔚乎

译这是名门世家。定居在乌阳，正值宋朝中期。因此笏板有传记流传，在他的后代子孙中。宋仁宗登上皇位，选拔提拔杰出的人才。您从南方崛起，在朝廷上回答策问。精干敏捷的才能，先在州县小试牛刀。在翰林院供职，培养造就当时的英才。于是执掌文教之权，早早挂起车马（表示辞官）。被召回经筵讲学，在石渠阁执笔修史。皇上的眷顾非常深厚，做官的情意却更加淡薄。挂起官帽辞官退休，在广阔天地间自由翱翔。回想过去的文节公，学问品行确实美好。时代虽然久远，声望光华依然相望。老成之人沦丧，您则是占卜问卦的蓍草和龟甲（指可资咨询的智者）。文献的传承，后来者所依赖的。八十岁寿终正寝，这叫做善始善终。撰写铭文记载德行，在东野的墓道旁。”中奉大夫、参议中书省事、兼经筵官临川人危素撰写。

译△请求赐谥的公文

太常博士傅亨曾说：“上天开启文明昌盛的气运，当时便生出品德纯厚的贤人。他独占一代之文章，成为众儒者的楷模。既然对名教有功，应当加赠封号以褒扬尊崇。我见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诰、兼修国史、同知经筵事黄溍，天性端庄耿介，德行操守刚正，早年便在儒林中崭露头角，随后在科举考试中成名。起初担任将仕郎、宁海县丞，升任从仕郎、诸暨判官，提拔为儒林郎、翰林应奉，授职承直郎、国子博士，迁升奉政大夫、江浙儒学提举。不等年老，便自行退休，授职中顺大夫、秘书少监。闲居不久，当今皇上因史事特别召他担任翰林直学士、兼经筵官。不久，升任中奉大夫、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多次蒙召在殿廷觐见，赏赐酒樽、金织绢帛，恩宠优厚。考察黄公在州县任职时，百姓感念恩德而歌颂仁政；进入太学任教时，士子乐于培育而顺从教化。至于供奉翰林院，掌管秘书，侍奉讲读多有进献采纳之功，主持经筵有规劝谏诤之益。三次主持乡试于行省，继而又主持会试于礼部，主持文风公正，选拔的人才众多。谈论性理，探求程朱的奥妙；论述著述，继承韩柳的雄浑深沉，德行功业显著，文章光彩焕发。《太极》一赋，是治世的大雅之作；古文诸篇，垂示后世的宏大规范。四方学者，看他如星凤般珍贵，仰视他如山斗般崇高。年纪既已老迈，闲居乡里，以笔墨自娱，著述很多。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翰林修撰曾坚出使江浙返回，说黄公已于当年闰九月初五日病逝于家。傅亨我才能平庸，曾亲侍其左右；诗书的恩泽，长久承受其指点；道德的精华，常沾其芬芳。知道黄公博览天下书籍，通晓古今制度，被士大夫推许，为学者所归依。如果蒙恩转呈公文，符合部令，比照翰林侍讲学士袁桷、邓文原的先例，依例褒扬封赠谥号，仍交翰林国史院编入《列传》，非常符合公议。现将翰林国史院编修官、门人宋濂所撰写的《行状》，抄录附在前面，合当行文关会，请查验施行。”

△谥议

乾坤清和纯美的气息，在上表现为日月星辰，在下表现为山川草木，赋予人则为道德文章，这又能赞助天地的化育，历经万古而不朽。大元兴起于北方，圣明神武的君主相继出现，天下统一，贤才之盛，一时兴起，以文章道德辅助皇上的谋略，成为万世儒宗的人，未曾没有。至于已故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诰、兼修国史、同知经筵事黄公，具有端庄耿介的天资，怀抱高远的志向，早年在儒科中奋起，随后登临法从之列，在郡邑任职有惠爱之政，在太学任教得养育之方。他在翰林院，屡蒙眷顾，掌管诏令而弘扬帝制，修撰史传而寓含王法。其学术精微，道德崇高深邃；六经群史，穷究其渊源；诸子百家，探究其根底。所以我国家典册诏令以及勋贤碑铭必定命黄公撰写，海内冠带之士，乃至佛道之流，凡以文章相请的，没有一天空闲，每出一篇，家家户户传诵。书法擅长真草，得到他的人，不亚于隋珠赵璧。他的文章根本于六经，而能羽翼圣人之道，严谨精密，舒缓而不烦冗，如山高水深，如金锵玉击，都雍容自然，追配汉唐诸作，为学者的模范。有元以来，像黄公这样的人，大概不可数计。天下学者，一致没有异议。考察黄公的品行，效法黄公的仪范，书于史册，铭于太常，完全符合公议。改定谥号，国家有常法。谨按谥法，博闻多见曰文，学问贯通古训曰献，请谥号为文献。前翰林应奉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新除文林郎、太常博士傅亨谨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