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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星阁史论》清代赵青黎著。

项羽本纪书法论

思考得多么深刻啊！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而后人反而以此讥讽议论，难道认为司马迁的本意是抬高项羽而贬低刘邦吗？我认为司马迁实际上是援引楚国的例子来类比秦国罢了。因为秦国凭借欺诈和武力兼并天下，这是天下人所不愿意给予的；天下人所不愿意给予的，也就是司马迁所不能给予的。然而秦国既然凭借欺诈和武力兼并了天下，这也是天下人所不能抹杀的；天下人所不能抹杀的，也就是司马迁所不能抹杀的。于是司马迁作《秦本纪》以保存秦国拥有天下的事实，又作《项羽本纪》以彰显秦国拥有天下的不正当。这似乎是在说，秦国起初拥有天下，也不过像西楚自封为霸王罢了。项羽不能列入正统，这是容易知道的；而秦国不能列入正统，这是难以知道的。将项羽列入本纪是为了将秦国视为闰位，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的是抬高项羽贬低刘邦，那么《项羽本纪》记载项羽的事迹就足够了，为什么要冠以汉朝的年号月份呢？在《项羽本纪》中冠以汉朝的年号月份，这显然不是抬高项羽。况且司马迁真的有什么偏爱项羽的地方，一定要提拔他吗？难道不知道刘氏应当尊崇，却唯独对项羽难以退让吗？只是因为项羽可以退让而秦国绝对不能退让，如果秦国绝对不能退让，却只退让项羽来为尊崇刘氏铺路，我担心追溯帝王世系的人本来就会从唐尧虞舜数到夏商周三代，再数到秦朝和汉朝，这样就把放纵无忌的秦朝等同于积累功德仁义的基业，而顺应天意民心去诛杀无道之人，却与无道之人相互揖让周旋，这可以吗？因此果断地将项羽列入本纪而毫不迟疑。那么本纪的名分，是可以借用的吗？当章邯围困赵国时，诸侯环绕救援，畏惧秦国强盛不敢先发制人，如果不是项羽，赵国的灭亡就可以立刻等待。赵国灭亡那么诸侯必然瓦解，诸侯瓦解那么秦国的将领官吏将再次为秦国守卫，高祖怎么能安然无阻地从河北进入武关呢？斩杀苏角、俘虏王离、降服章邯，诸侯慑服进入函谷关，高祖恐怕要谢罪于天下，完整的局势本来就已经在项羽手中了。况且分割天下，分封诸侯为王，项羽的功烈难道在秦朝之下吗？而且《项羽本纪》开头记载秦二世元年作为陈涉开始起事，中间去掉汉朝元年大约三年多没有年月，世人认为司马迁作《月表》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漏。唉！《月表》说“秦楚之际”，《高祖纪》赞语论述三代的治理，说好像循环往复，意蕴真是深远啊！

治不复三代论

议论的人将封建制和井田制不能恢复，归咎于汉文帝，这也是责备贤者的意思。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责任在于高祖。不只是高祖，还在于留侯张良。回想秦国起初改变阡陌时，必定用增加田地的说法来愚弄百姓，而百姓果然看到田地因为改变阡陌而增加了，于是争相执行法令唯恐落后。假如高祖在进入函谷关时，接见秦地父老，告诉他们阡陌的危害，用沟洫的利益来吸引他们，而百姓正担忧生存没有保障，进入函谷关的人不仅安定他们的生活，而且顺势引导他们，谁会不乐意跟随呢？到了文帝时，已经不是合适的时机了。百姓在田地上经营，子孙繁衍。一旦夺取他们的田地实行井田制，还没看到沟洫的利益，早就遭受失去田地的危害，这难道不是动摇民心而招致祸乱吗？百姓只看近处不看远处，我认为这是古制所以沿用，百姓认为这是变革而感到惊骇。因此国家应当守成，而创立新制很难。平庸的君主且不说，即使是大有作为的君主，感慨地想要重新开始，而老成持重的臣子，往往称述祖宗，在朝廷上极力争辩，而当时的百姓，也放纵他们的怨恨，那么形势不得不退让而自我停止。不应当将封建井田不能恢复归咎于文帝，这是很明显的。可惜高祖起自亭长，不曾学习学问，他说：“我凭马上征战得到天下，哪里用得着诗书？”诗书不被采用，难道只是封建井田的问题吗？况且高祖在帷幄之中，留侯运筹帷幄，如果确实讲明这些制度进献给他，估计没有不听从的。然而留侯却阻止郦食其的计谋，销毁六国的印信。封建与井田互为表里，前代儒者论述得很详细，而世人却都认为销毁印信是好的，甚至引用石勒的话来证明，成败利钝横亘在胸中，我怎么知道铸造印信一定败坏高祖的事业呢？我本来就知道销毁印信必然没有理由恢复井田。所以说：“不只是高祖，还在于留侯。”唯独文帝以谦恭美好的资质，只主张清净无为，有可以议论制度的贾谊，不被任用，外放做长沙王的太傅，坐视叔孙通用微不足道的礼仪掩盖三代的礼乐，而秦朝的法制没有完全废除。可悲啊。

留侯论

留侯张良的功劳在汉室，而他的学术之害却深入人心，无法挽救阻止。大概天不能只有阳没有阴，地不能只有刚没有柔，人事就不能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有利没有不利。圣人一概断定为是非可否。董仲舒说：“端正道义不谋求利益，阐明道理不计算功效。”诸葛武侯说：“成败利钝不是我的明智所能预见的。”而留侯却一定要成功，一定要获利，说：“我怎么能把自己的身体置于失败和不利的境地而不顾呢？”身体处于失败和不利的境地，而所坚持认为正确和可行的，不正好用来自我勉励吗？于是权衡事势，揣测人情，选择一个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利没有不利的位置来自处。位置确定后，智者不能用聪明扰乱他的谋划，勇者不能用强力夺取他的坚守，冥顽不灵，一天天地

译那些导致失败和挫折的计谋，他把它给予别人；他忍着心把它给予敌人，忍着心把它给予朋友，甚至忍着心把它给予君主和父亲。唉！天下确实有这种学术的危害，竟然忍着心把失败和挫折给予君主和父亲，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假使他把这种计谋给予君主和父亲而君主和父亲不接受，给予朋友而朋友不接受，给予敌人而敌人也不接受，那么他的计谋就会穷尽，自身和名声都会破裂，又怎么足以危害天下后世的人心呢？留侯如果不给予就算了，如果他像这样给予别人，别人也就像这样接受，不仅他的敌人接受，他的朋友接受，他的君主和父亲没有不接受的，从而保全了他成功而不失败，有利而不挫折，自古至今唯独他一人得到，又有谁知道他的学术是大错、是大不可为、大有害而不可救药的呢？苏东坡说留侯不能忍耐，圯上老人教他忍耐。不能忍耐就会失败，能忍耐就会成功；不能忍耐就会挫折，能忍耐就会有利，这本来是以他的忍耐为得计。只知道博浪沙的椎击是荆轲、聂政一类的事，不知道辅佐汉室不是伊尹、太公一类的事，而推演这类行为竟然到了无父无君的地步，圣人的道也就衰息了。有人说：“留侯只是忍耐罢了，忍耐小的愤恨罢了，哪里会像你说的这样？”唉！留侯对敌人的忍耐，不用说了，他对淮阴侯韩信这位朋友，当韩信请求封王而高祖发怒时，确实不能明说。等到假装游览云梦，可以借机说明；如果不这样，在宫中设宴，可以奋身相救。留侯如果认为像这样，我将承受挫折，我将承受失败，于是忍耐下来，有见识的人就会据此断定留侯是为汉而不是为韩。唉！爱一个人连他屋上的乌鸦都爱，却对王孙忍心，怎么能说这种论断过分呢？太公是高祖的父亲，当楚军把他放在鼎上时，高祖的心意不过是求罢兵罢了，即使背着父亲逃跑，沿着海边居住，还乐意终身如此。战争为什么就不能暂时停止呢？而教高祖忍耐他的父亲，父亲就像君主一样，那么如果换作留侯处在高祖的位置，留侯对高祖的忍耐，本来就不需要教导了。“分我一杯羹”，怎么忍心从口中说出？而人们却认为如果不这样，太公就一定会被烹杀。不知道项羽本来是有妇人之仁的人，用甜言蜜语请求讲和，迎接太公回去，推测项羽不会有其他说法。看鸿门宴上亚父范增示意项王杀刘邦，项王三次不忍心，难道对太公反而忍心吗？恐怕触怒了匹夫之勇，反而导致烹杀。留侯权衡了。不烹杀我，固然坐收成功和利益；烹杀而激怒我的将士，那么失败和挫折仍然存在。项羽能为太公承担责任吗？不会烹杀的！太公没有被烹杀，是侥幸。只羡慕他侥幸成功，却完全忘记了他的话是不忍心说出的，忘记了他不忍心说出却忍心说出的事实。乱臣贼子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天下，靠的就是忍耐。所以说：“这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唉！决策不能不百战百胜，居心决不容许自利。自私，自利，自私只有妇人女子选择以此来安身立命，形貌像妇人女子。司马迁的意思微妙，而圣人的道谁能够公开宣扬来挽救它呢？

译灌婴论

吕后去世，吕产、吕禄专掌兵权，刘氏江山危在旦夕！岌岌可危啊！然而最终依靠他们得以安定，不是陈平、周勃，而是灌婴。假如灌婴听命于吕氏，那么凭借宫中训练有素的军队，抵御诸侯乌合之众，可以一战击溃他们。即使不然，坚守荥阳，在城下消耗诸侯的军队，即使有上百个陈平、周勃，谁能消除吕氏的奸诈之心，平息他们的变乱呢？况且陈平、周勃做了什么？不过是派人胁迫郦商罢了。胁迫他，郦商是否听从，还不可必。郦商听从了，吕氏是否受骗，又不可必。贾寿到来，将齐国、楚国合纵的事详细告知吕产。平阳侯曹参听说后，急忙告诉丞相、太尉，太尉周勃才敢驰往北军，勉强得以进入。当时还用左右袒来占卜人心，又不敢公开宣称诛杀吕氏。当时把事务托付给朱虚侯刘章，直到傍晚，这其中的瞻前顾后太过分了。所以后来的评论者都说：“幸运啊，军队袒露左臂；幸运啊，吕氏无知而受骗。”然而军队不袒露左臂，吕氏不受骗，刘氏难道就最终危险了吗？不是的。那时灌婴已经与齐国、楚国联合，而荥阳的军队驻扎着数十万人，荥阳是关中咽喉之地。追逐野兽的人张开了网，挺而走险，无法逃脱。络住马头，穿过牛鼻，即使有蹄子踢踏，能肆意施毒吗？所以吕嬃也已经愤怒了。吕产、吕禄不是不醒悟，所犹豫的，是希望得到怜悯，以乞求余生，而陈平、周勃却借此手宣告成功。那些先前请求让三吕统领南北军的，是谁？请求那些出入宫中而居中用事的，是谁？为什么惴惴不安，只为免祸打算呢？等到后来一起阴谋，又以“我们这些人没有同类”为借口，他们的心大概可以知道了。绛侯周勃所说的“功臣不是社稷之臣”，难道能说袁盎的话过分吗？史书称灌婴到达荥阳，于是谋划说：“吕氏想要危害刘氏而自立，我打败齐国回去报告，这会增加吕氏的资本。”与瞻前顾后相比，像陈平、周勃这样的人果真是怎样的呢？君子读到这里，认为史书的记载微妙而明辨。

先帝不取荆州论

荆州是四通八达的地区，是用武之地。评论者认为先帝应当早取荆州以图中原，不应当辗转坐失，濒临危殆。后来鲁肃索取土地，吕蒙袭击城池，都借为口实。唉，这只是计较道理或许如此罢了。我曾经为此推究时势，有不可以立即夺取的原因。当时先帝寄居新野，不被曹操所剪除，也仅仅是侥幸罢了。《魏书》称刘表病重，托付国家且说“你就摄理荆州”，裴松之已经断定这是不实之言。即使果真如此，刘表多内宠私情，他的幼子因让出荆州而入，内心就变了。土地广大，人民众多，不可以一时的虚言就进入而占据。先帝本来应当推辞。假如刘表当时在国中号令，将先帝置于臣民之上，也必定推让三次，授予三次，直到推辞无可推辞而后接受，不然他凭什么接受呢？况且恩泽未施，众心未附，穷困而归附他人，不出一时进入他的宫室，践履他的职位，不是更加助长奸雄的口实而肆意其悍勇，攘臂争夺吗？先帝对刘表说：“久未骑射，髀里肉生。”这是先帝内心急切而姑且窥探刘表。刘表听了不悦，那么刘表所说的“摄理”不能说是可信的。他的宠臣蒯越、蔡瑁等人，即使想趁会取先帝，那么众心确实未附。那么刘表在世时，不可以夺取荆州，明显得很。刘表去世，蔡瑁作奸，立他妹妹的儿子刘琮，不久将荆州全部投降曹操。新野的军队不过数千，即使想在立刘琮之日兴问罪之师，蔡瑁不能战，难道不能守吗？况且蔡瑁一向与曹操相通。不难派一个使者传达他的请求，而在坚城之下，救兵四至，进无所乘，退无所归，不出几个月就成为俘虏了。齐人有话说：“虽然有农具，不如等待时机；虽然有智慧，不如乘势。”韩非子说：“它得到水，上下于天不难；它得不到水，獱獭嘲笑它的有八九。”说的就是先帝啊。至于孙权的索取土地、袭击城池，又有说法。大概孙权的势力足以夺取荆州，即使授予刘表，有什么益处？假如先帝的势力足以守住荆州，即使借自孙权，有什么害处？这固然在于孙权与先帝一时的强弱，而不关乎荆州的取与不取。荆州没有在刘表未死之前得到，而在孙权已取之后得到；没有在益州未定、绵竹阻险之日失去，而在汉中大捷、威震襄阳之时失去。是时势造成的，是形势造成的。时与势，又有天命在其中，不可立即议论其不取。唉！假如先帝当日大败吴人，恢复荆州为旧物，难道不是事所甚快？而竟不能，能说什么呢？能说什么呢！

蜀汉后帝论

唉！亡国之君，像蜀汉后主，不能说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吧？可惜武侯先去世了。武侯不去世，必定不会失国。司马昭因为“不思蜀”的话，就说：“武侯尚且不能与他图存”，这真的吗？君主的善，在于任用相继世代的美德；只有效法祖先，后主当时终，武侯没有掣肘他的人。病重推荐蒋琬等人，都被提拔任用，难道不是生尽其才，死后遵从其训诫吗？祖宗的天下，传给子孙，那时老臣受顾命之重，藏太府之盟，

译不转眼就背弃他的人，往往就是这样。诸葛亮虽然圣明，但身份是臣子，无论东西南北，只听从命令罢了。最终他拱手静听后主的安排，这确实有君主的器度。况且后主即位将近四十年，没听说有什么大的失德行为，不像吴、魏君主那样营建宫室、修缮园林、筑台凿池，或者深夜宴饮醉酒而行杀戮，或者田猎游乐，所到之处践踏破坏，征发役使无数，使百姓疲于奔命。所以说：诸葛亮如果不死，蜀汉必定不会亡国。不只是不会亡国，我知道朝廷宫府会庄严肃穆，渭水边屯驻的军民会融洽和谐，而后主的失德，又有理由去驱使他改正。咸阳、陇西，谁来守卫呢？即使从智谋武力来看，司马懿勉强可以应对，司马昭哪里是他的对手呢？那么后主不能最终恢复汉室大业，被称为贤明的君主，是因为诸葛亮先去世，这是不幸的。如果像却虑所说的那样，即使想欺骗三岁小孩也不能，况且以没有依靠的身份进入不可知的境地，却时常流露出留恋慨叹之情，这是危险的做法。我方刚刚亡国，人们很怀疑我，幸好还轻视我，只有趁他们轻视的心理来应对，那么怀疑就会消除，自身得以安宁，所以“不思蜀”的话，也是姑且用来应付司马昭的。有人说：假如后主求贤的迫切，像刘备对诸葛亮那样，心里必定会有像诸葛亮那样的人出现；即使不然，而排斥祇皓，也可以不损害国家根本。至于不幸时背城借一，以身殉国，还足以向列祖列宗宣告无罪。然而这些都是上等智慧的君主才能轻易做到的，而不是后主所能达到的。后主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如果说诸葛亮尚且不能和他一起谋划生存，那他只是把诸葛亮当作什么样的人呢？

译武侯论

在渭南驻扎军队，混合布置耕种与作战，互不惊扰侵犯，这就是古代寓兵于农、就地取资的做法。井田制废除后，大多依靠征调或召募，士兵不懂耕种，百姓不懂作战，辗转运输戍守，在道路上疲惫不堪。唉，这简直是自取困顿啊。然而夸耀富强，核查户籍，就说我征召我的百姓来壮大我的三军罢了。大概从春秋以来，只有管仲的内政方略稍近古法，其他如晋国的州兵、鲁国的邱甲，没有不残害百姓以逞私欲的。曹操刚平定冀州，查阅户籍说可以得到三十万兵众，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孙权将百姓隶属给有功之人作为奖赏，更是过分了。于是后来巧言推行这种说法的人，甚至援引《周官》作为证据。《周官》所记载的，上等土地每户七人可以服役的，是三人；中等土地每户六人可以服役的，是五人；下等土地每户五人可以服役的，是二人。说的是从事劳作任职的百姓罢了，难道是征调他们成为扛枪执戟的士兵吗？所谓“家”，是男女合计计算的，男女各占一半，除去一人作为户主，所以说可以服役的是几人几人。史传称蜀国户数二十八万，人口九十四万，诸葛亮的军队只有十二万，尚且不忍心全部征发。实行三分更迭的兵役制度，然而被讥讽为应变不是长处，实际上由此而起。王者出兵，不追求必定胜利，只追求不可被击败。大肆搜罗户口，驱赶到边境，一旦受挫，如何善后？诸葛亮只追求不可被击败，而陈寿讥讽他，恰好显示出他的迷惑罢了。我年轻时曾对魏延的计策感到惊奇，可惜诸葛亮没有采用，现在才知道诸葛亮不采用魏延的计策是适宜的。无论冒险远行，即使能突然到达，就算咸阳以西唾手可得，但像魏延那样骁勇强悍的人，能保证没有异心吗？就算没有异心，而魏军四处集结，蜀道未通，新归附的民众难免骚动。君子看到钟会、邓艾而感叹，战胜后的安抚比作战更难。用那种情况替代这种情况，一定有能辨别的人。驻扎在渭南，旷日持久地相持，特别像迂腐空阔，但事业只有宏大才能长久。在极顺中埋伏极险，在极静中隐藏莫测，既已埋伏在魏人背后而拔除其根本，又不以虚张声势煽惑吴人，谨慎者的谋略大概就是这样。羊祜、陆抗等人稍微效法他的意思，尚且足以安定边疆，何况诸葛亮以诚信素来结民心，而又亲眼看到他的军队和蔼如同家人父子。百姓带着食物酒水，有不争先恐后迎接的吗？大功尚未成就，将星骤然陨落，是汉朝的不幸啊。三代井田之法，因此不再恢复。前人曾说车战废除，而百姓不能保全生命，可叹啊！

费祎论

蜀汉的灭亡，亡于费祎、黄皓，难道值得怪罪吗？黄皓不过有点小聪明，善于察言观色迎合皇帝心意，不像王莽、曹操那样有大奸大恶，也不像东汉十常侍那样根深蒂固难以铲除。在蒋琬在世时，黄皓职位只是黄门丞，那么黄皓不是不可控制，也很明显了。蒋琬去世，突然提拔为中常侍，当时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的，不是费祎吗？用陈祗代替蒋琬担任侍中的，不是费祎吗？史传称陈祗与黄皓内外勾结，黄皓开始参与政事，黄皓本来不会立刻参与政事。费祎认为陈祗贤能，越级任用他，黄皓才得以张开羽翼，肆意实行自己的意志，而皇帝对蒋琬的怨恨日益加深。这是蒋琬能以威严震慑皇帝，在祸患萌芽时就加以遏制，而费祎只以才干侍奉君主，难道是大臣的根本计策吗？所以来敏曾经称赞他，孙权曾经器重他。蒋琬的父亲蒋和曾经决断此事，而蒋琬也自叹才能与费祎相差甚远。唉，这就是费祎导致蜀汉灭亡，最终自身丧命的缘故吗？延熹十六年，史书说“盗贼杀害大将军费祎”，具官大概深深讥讽他，讥讽他防卫不严密，或许他教唆盗贼实在严重。当吴人辩难蜂拥而至，为何不能以静制动，用片言折服他们，反而在御人口中争辩不屈？然而还说“国家命运攸关，不得不如此”。至于他先登上鹿车，意气自豪，这是史传所讥讽的“举趾高而心不固”的人。那些羽檄交驰，与客人对弈没有疲倦之色，更是过分了。鉏麑刺杀赵盾，看到他秉烛整理朝服端坐，于是撞槐树而死，盗贼也有人心吗？所以大臣在朝廷立足，必须内心端正自身，有不随便的言笑，然后向上感化君主，向旁争辩同僚，向下制约小人。申屠嘉召责邓通，邓通叩头流泪谢罪；汉武帝傲慢对待大将军，而汲黯不戴帽子就不敢见，大概是因为平时积累渐成的缘故。诸葛亮说“先帝知道我谨慎，所以把大事托付给我”，而他对于宫中、府中的兢兢业业尤其周到。费祎不知道以谨慎持守自身，因而不知道以威严侍奉君主，他看待黄皓只是容易对付，又知道盗贼看待他也容易对付吗？自身丧命而蜀汉因此覆灭，谁给他带来祸患呢？有人问：“蜀汉灭亡距离费祎去世几十年，为什么不责备好战的姜维，而专门责备费祎？即使姜维曾经与费祎一起录尚书事，难道不应该制约黄皓吗？”然而姜维录尚书在黄皓参与政事之后，黄皓参与政事正当费祎掌权之时，火燎原，必定在刚开始燃烧时。扑灭水决堤，从而堵塞，必定来不及了。枝附叶连，蔓草尚且难以图谋！况且姜维不是费祎的对手。刚从魏国来，人心未服。费祎在蜀汉长大，在皇帝身边很久，与蒋琬同为太子舍人，升迁

译庶子。费祎能够制约黄皓，而蒋琬不能，蒋琬又有什么可推托的呢？至于大义在于讨伐贼寇，并非好战，即使稍有损失，也就像手脚跌打损伤的小病罢了。我没有见过心脏安然无恙却突然断绝生命的。蒋琬的严厉忌惮，有利于保护心脏；而费祎的轻率放纵，则病入膏肓。祸患本来就有潜伏在几十年之前的，等到祸患已经显现，才去责备蛊惑君心的黄皓。唉！责备黄皓越严厉，就越不能为费祎开脱，这真是宽恕啊。

译汉王允因为穷究惩治群盗而失败，唐朝五王又因为不诛杀武三思而失败。《易经》说：“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意思是威严震慑而刑罚不滥杀无辜。王允的失败是应当的，然而怎么为唐朝五王辩解呢？《尚书》说：“树德务滋，除恶务本。”意思是去除恶人务必断绝其根本。五王的失败也是应当的，然而怎么知道五王不穷究武氏的人，不是正是鉴于王允的教训呢？借鉴前车之鉴而沿袭其做法，与固执己见、自以为是的人是一样的。医生治病，病在体表，就清理肌肤来发散它，巩固根本来抵御它；如果误用泻药就会致死。如果表证已经失去，邪气进入体内了。使用人参、茯苓等补药而不敢攻伐，那么邪气会深入得更厉害，一旦发作就导致无法支撑。王允面对的群盗，是病在体表的情况，却穷究惩治他们，这与使用泻药有什么不同？五王面对的武三思，是邪气在体内的情况，抛弃而不诛杀，最终导致无法支撑，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祸患常常发生在所倚仗的地方，而忧患多潜伏在所忽视的地方。王允认为大恶已除，可以倚仗而无所恐惧，却没有预料到群盗敢于反叛朝廷，他的失败容易预知。五王认为唐朝国运已恢复，君主地位已端正，悠闲自得地引导和谐，认为小人可以不全部清除。世上甚至有举出阴阳不相容的道理，说应该开导他们自新的，甚至有人坚持激变论，在众人中大声宣扬，而历来君子的失败，恰好证实了这一点，那么五王的覆辙将逐渐蔓延到天下后世，哪里会有尽头呢？所以朱熹在《夬》卦的彖传中，不禁愤然说道：“观刚长乃终。”这一句话，圣人难道不想让小人全部清除吗？武三思的祸患，不用说罢了。贾谊说：“习惯与正直的人相处，不能不正直；习惯与不正直的人相处，不能不邪恶。”本性随习气改变，即使是英明的君主尚且受到他们的蛊惑，难道只有中宗吗？因此，清除君主身边的坏人，不能不彻底，而敌国和外患即使缓和，追捕逃贼也是可以的。

唐朝藩镇保留了古代封建制的遗意，而说唐朝灭亡在于此，是不对的。灭亡唐朝的是宦官罢了。宦官始于高力士，逐渐兴盛于杨思勖，肃宗之后祸患于是有说不尽的了。一次观军容使就打败了九位节度使，一个关中小儿就迁移了太上皇，挟持太子杀害了张皇后。而且逐渐与张垍等人口舌交锋，使忠义之士寒心；而且逐渐交替掌管北军和南牙，拱手而立还说只是借虎威罢了。竟然敢实行弑君，秘密专断废立。即使是宪宗、武宗这样的英明君主，也不免平庸之辈在甘露之变中起事，幽禁在少阳院，习以为常。至于公然说“门生天子”，不是更严重吗？所以姚南仲上奏说：“像刘贞亮、王守澄这类人不可胜数，即使羊祜、杜预再生，也不能治理。”唉！整个唐朝二十位君主，被他们拥立的有九位，被他们废黜的有两位，被他们杀害的有三位，还忍心说吗？只有昭宗被杀、哀帝被立，是由叛逆藩镇造成的。召朱全忠进京的是谁？如果不是韩全诲逼迫崔胤，大概不会这样。大体上藩镇并非都是忠良，但不像宦官那样完全不畏名义。所以安禄山的叛乱，平定来自朔方军，像陕州之祸，不是藩镇造成的。德宗逃往奉天、梁州，依靠藩镇而打败朱泚，消灭李怀光，也是藩镇。黄巢作乱，李茂贞犯阙，而诛讨平定、安抚天下、奉迎车驾的，又都是藩镇。参详考察，得到的好处超过一半。李晟、浑瑊、马燧、李克用的功绩显赫，而韩滉转运粮食供给军队，王铎用墨敕召李克用，郑畋传檄天下，王处存率先入援，才能取得成功。其他如设宴接受替代，像贾耽；发兵袭击灵武，像杨志烈；雄镇山东，打败李纳讨伐李纳，像李抱真；掌握李纳的阴私，像刘元佐；四次请求替代，不想子孙沾染污俗，像张茂昭；上表请求太子监国，像韦皋；拒绝韩弘赠送的美女，像李光颜；雪夜擒获吴元济，像李愬；接受替代而斩杀悍将，像王承元；重视宰相以尊崇朝廷，像柳公绰；不因式微而改变节操，供应不断，像赵匡凝兄弟；而田氏父子忠顺却遭受祸患，尤其可悲。藩镇对朝廷有什么辜负呢？即使跋扈如王武俊，一说就联合攻打李纳；强悍如田季安，一说就不救援。赵正己献三十万钱赏赐将士，田悦纳币三万匹交给度支，而各自逐渐服从，也看朝廷如何处理。如果真像乌重胤所奏，那么坐收藩镇之利还有余。而且藩镇的叛逆，也是宦官酿成的。如果代宗不派遣马承倩，那么李宝臣不至于玩忽寇患；如果德宗不听宋朝凤，那么李纳不至于联合田悦。而且如果德宗早贬白志贞等人，那么李怀光必定不会反叛。代宗能诛杀鱼朝恩、程元振，那么雍王的副手自然属于汾阳王，可以不用仆固怀恩。不用怀恩，就不会奏请留嵩等人分兵而失去河北。唉！忠贞如汾阳王，其他不用说。看绛州军乱，奉命前往镇守，不因为王元振的私情，收编并诛杀其党羽，都伏诛。辛云京听说后，也按律诛杀杀害邓景山的人，而河东无不奉法。难道在区区河北有不立即办到的吗？那么鱼朝恩、程元振的阻挠是大可恨的。况且仆固怀恩奏言，因为来瑱的死，深深畏惧宦官的谗言，即使他反叛，又岂是本心呢？那么藩镇的叛逆，实在由宦官造成；而藩

译藩镇制度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不仅仅因为其中也有贤能的人。众多强悍的藩镇相互对峙，必定会互相顾忌而各自收敛。刘从谏的奏章，甚至使得宦官也收敛行迹。那朱温肆意作恶，固然因为李克用刚去世，庄宗刚即位，李茂贞屡次战败，难以与他争锋，所以如此罢了。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三代有道的君主能够长久统治，而唐太宗想要分封功臣呢？开创基业的君主，见识和思虑自然深远。况且同样是李德裕，权势能够施行于三镇效顺之时，才能却无法遏制其专权独立的密谋，那么唐朝不是亡于藩镇，而是亡于宦官。这更加令人确信。

译徐绩论

天道真是光明且公正啊！有才能的人不会永远被压抑埋没，有侥幸得来的名声终究无法长久，而罪恶必定不会败露。能够用伪装来隐藏自身邪恶的人，我在唐代的徐绩身上看到了。当他侍奉翟让饮酒，因逃跑而被守门人砍伤颈部，最终却没有死。等到他辅佐唐朝建立功业，功勋成名，年纪已经老了，再次没有死。高宗立武氏为皇后，成全于徐绩的一句话，而他的罪过于是无法逃避，他的邪恶最终也无法掩盖。因此，那些能以善名流传一世的人，他们暗中美德的光辉，必定不会遮蔽；而那些以恶名流传后世的人，他们顺从逆道的真实本质，也不容许最终沉没。唉！周公遭受流言中伤，王莽表现得谦恭谨慎，这是前人感叹的事，而徐绩却独自在一生中经历了这些变化，没有死在李密门下人的手中，没有死在太宗在位的年代，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虽然如此，天有什么心意呢？天只是顺应人的资质罢了。所以君子抑制愤怒、堵塞欲望，不断减损，必定不让丝毫的邪恶留在隐秘细微之处，以面对上帝。

宋论上

哪个朝代没有奸臣？唯独宋朝在开创之初就埋下了祸根，直到浸淫遍及南北两朝，没有一个人能够彻底清除。吕居仁说：“汉唐的小人容易识别，宋朝的小人难以察觉，确实如此啊！”太宗失德，赵普两次失误，一句话就决定了，最终以功名告终，晋封为韩王。至于李昌龄、宦官王继恩等人，不值一提。唉！如果没有吕端，真宗就危险了。澶渊之战，确实是孤注一掷，但可以获得胜利，却偷偷议和，于是王钦若、丁谓等人就借封禅进言。王旦无可奈何，王钦若请求免除赋税释放囚犯，丁谓请求罢兵安抚蛮寇。丁谓的奸诈，比王钦若更甚，而寇准被迷惑了。仁宗是宋朝贤明的君主，号称治世，而吕夷简实际上是大害，废黜郭皇后，排挤富弼、范仲淹，排斥杜衍，罢免韩琦、欧阳修，只是小有才能，不至于造成大坏。吕夷简死后，皇帝对侍臣说：“哪里还能得到像夷简那样忧国忘身的人呢！”至于他对孙沔说：“元规的药石之言，只恨听到晚了十年。”这难道不能说是能接受尽言吗？而张士逊、夏竦等人又不足一提。至于王安石的任用，始于嘉祐年间，英宗在位时间短，神宗刚即位，就下达征召，朝野钦仰，共同庆贺新参政。只有吴奎极力斥责他的谬误，韩魏公说他不适合担任辅弼之位，吕诲袖中藏着弹劾的本子，而司马光感到奇怪。唐介在御前与他争辩，而皇帝最终专任他。众正一空，只凭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这三句话，上弃天眷，下失人心，中斩祖泽，已经足以灭亡宋朝还有余。割地开边，是次要的失误。章惇、蔡京，是其余的祸根。蔡京首先改变新法，后来极力排挤元祐党人，立党碑，而王安石甚至配享孔子。所以赵鼎对高宗说：“今日的祸患，始于王安石，成于蔡京，哪里还有童贯、王黼那些浅陋的人呢！”唉！蔓延的杂草，尚且难以图谋，何况奸佞？知人则哲，只有当权者要谨慎。仁宗在赏花钓鱼宴上，心里知道他不情，却不厌恶他，为什么不明确写下训辞留给后代？而辨奸的议论，出自卑贱之人，谁听从呢？又谁能传达呢？

宋论下

宋朝南渡后的不振，罪首是奸臣秦桧，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高宗刚即位，黄潜善、汪伯彦已经在身边。黄、汪不值得责备，依附黄、汪弹劾李忠定的是张魏公张浚。张浚如果没有收复中原的志向，那还可以；张浚如果有收复中原的志向，为什么不把弹劾李忠定的力量，用来弹劾黄、汪？而且为什么不把推荐秦桧的力量，用来推荐岳忠武？而他的心里实在嫉妒他们。李忠定的罢免，不关乎一次弹劾；弹劾之后李忠定更加孤立，黄、汪更加嚣张，引退更加坚决。而建炎之初，坐失恢复的大机会，但还有可为的，说岳忠武在，他用兵，妙存一心，不拘古法，平定江淮，扫清襄汉，内乱平定了。大挫金人兀朮，丧气，会兵而无一应下，制而说“等待岳家军，降黄龙，会饮”，不是虚言。于是三字狱决，又失恢复的大机会。唉！机会难得而易失，一误再误，国家怎么能承受？虽然他的狱不由张浚，实在由推荐秦桧，不然秦桧已经免职了，榜其罪于朝堂了。晏敦复知道忧虑，而志图中原的人，竟然如此？而且高宗的主和，难道真的忍心忘记父兄吗？只是才钝气懦，怕一战不利，失去便安之处罢了。富平之败，实在滋长小人的口实，而寒庸主之胆；继以淮西，则口实更滋，胆更寒。恢复的请求，固且说诸君“只侥幸于一战”，我宁不侥幸于一和而便安之怀，牢不可破。人情没有不习惯于便安的，如果在扰攘之秋，其中也必有惩创。一惩创而主轴之机发动，主轴之机发动而辅车之机以鼓公。绍兴可惜，建炎之初尤可惜。史断于张浚，说其虑浅而术疏，我说其才小而多忌，所以能手剪苗、刘，间复州邑，不自知其不能御大侮，独当一面；而固深知李忠定、岳忠武之十倍于己，恐其功之不自己出。一则显劾

译他私下杀害侍臣，一方面上奏说他们聚兵要挟君主，必定不会改变弹劾赵鼎（忠定）的做法；弹劾黄潜善、汪伯彦，就推荐秦桧；推荐韩世忠（忠武）。唉！如果弹劾黄潜善、汪伯彦，赵鼎就不会被罢免，宗泽（留守）就不会因愤懑而背疽发作身亡，傅亮、张所就不会被召回并安置闲职。韩世忠的才能也会早被识用，中原在宋高宗建炎年间就已经收复了。推荐韩世忠，那么军政就能得到合适的人选，战无不胜，君主的意志因此振奋，秦桧没有机会施展奸计，自己也能坐享知人善任的明察，而之前的过错可以掩盖，这难道不是臣子应有的表现吗？君主与秦桧交好，志在收复中原，最终却无奈嫉妒刻薄之心占了上风，为什么呢？等到宋孝宗刚即位，颇有起色，罢免史浩而专任秦桧，正应当深思以前的过失。郦琼叛变，谁是祸乱的根源？那么邵宏渊与李显忠的嫌隙，难道不能化解吗？即使不能化解，难道不能分开任用吗？分开任用担心力量薄弱，难道不能分派其他将领作为援助吗？赵鼎、韩世忠处在这种境地，一定有办法。况且虞允文在，难道不能引荐他作为副手吗？莫非也是因为他嫉妒吧？宋朝在这个时候已经非常衰弱，用战争来攻击敌人，好比是服用硝石（猛药）。病人久病，内心怀疑，即使百战百胜，仍然害怕偶尔失败。一旦胜利却果然失败，和议就进入了，割让四州国土，还能有什么作为吗？议论的人从而归咎于他，难道能说过分吗？至于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这些人，还不如黄潜善、汪伯彦，又怎么能责备他们呢？

译于谦论

我读《明史》读到夺门之变复辟时，没有不叹息痛恨徐有贞、石亨、曹吉祥、张軏这些小人。然而假如皇位没有更换，而国家大命有所归属，即使他们想从中挑拨离间，又有什么话可说呢？那么在更换储君的那一天，身为少保的于谦本该极力抗争。但他竟然一言不发，唉！世人哪里知道君主心中难以解开的疑惑，是有不是靠口舌争论就能解决的？孟子说：“只有伟大的人才能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于谦那如白日般光明的忠诚，正是仰慕这种境界。所以他当时想要用自身行动来感化君主，没有不用尽极致的。而评论的人竟说汉代留侯张良、唐代郭子仪，独占千古之美名。叔侄关系与父子关系本来就有差别，而且时代不同、形势特殊，怎么可以同等看待？这实在是不了解于谦，无需辩驳。又有人说英宗被俘于沙漠，皇位已经断绝，于是狡猾的强寇侵犯宗庙，更得罪了祖宗，不应该再立景帝。于谦有保卫社稷的功劳，治理国家以嫡长子为正统，而因功劳而扰乱正统，是合适的。上天确立君主，父亲传位给儿子，也是合适的。更换储君，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持有这种说法，是让伯夷、叔齐互相谦让，反而用言辞互相诘问。用这种理由责备英宗可以，用这种理由宽恕景帝则不可以。不能宽恕景帝，也就不能解释于谦的行为。而我由此知道于谦想要用自身行动感化君主的原因是什么了？景帝想要更换储君，他心中藏匿这个念头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不忍心立刻发作，也是还知道有理义在。赐给朝廷大臣金子，本来就是以利诱之，仍然没有立刻发作。等到黄𬀩的奏疏呈入，大喜说：“万里之外有这样的忠臣。”于是毅然决然地实行他的意图，彻底决堤。这不能用口舌去争辩，非常明显。争辩也不过像章纶、锺同、廖庄那样罢了，对事情没有益处，只是徒然表明自己的节操，这难道是大臣自处的方法吗？况且于谦纵然想要表明自己的耿介，哪里至于赐给他宅第就叩头谢恩，赐给他玺书、袍服、鞍镫、弓剑、冠带就封存在堂上，每年按时谨慎查看，竟然如此拘谨呢？如果说：“奉承君主的灵明，纵然有微小的功劳于社稷，实在不敢谋取身家的利益。”从前监国的是谁？这种喋喋不休的诚意，固然希望君主垂察，而触动他的内心。至于诏书赐给一个儿子千户的官职，于谦推辞说：“臣想要为儿子求官，何必假手石亨？”臣不假手于人来给儿子封官，就是君主不假手于天来私利自己的儿子，这意思更加明显了。假如于谦稍有自利的私心，以利奉承景帝在南宫被囚禁，不难用一粒药丸堵塞，而徐有贞、石亨的智谋兵力，并不比也先狡猾强悍。那时建立新君的想法，已经成功。最终后宫没有生育，于是皇帝病重临终，一旦驾崩，请求太后迎回沂王，本来已经拱手归还给英宗，也可以告慰没有辜负景帝。古代大臣不动声色，把天下安置在磐石般稳固的人，大都像这样。唉！当他前面有必须用自身感化的微妙之处，以及后面有不容再争的形势，所以最终没有说一句话。然而小人挑拨离间的开端，确实由此而起，怎能不令人叹息呢！

起初我年轻时，曾经戏笔写《范增论》。先伯父筑岩公（讳良霖）见了喜爱它的俊爽，教导我说：“评论古人贵在有独特的见识，不是跟着别人说的话来说。你说范增离开，应当在弑杀怀王时，不应当在杀卿子冠军时。虽然足以纠正苏东坡的错误，但不知道已经落入寻常的窠臼了。”于是传授给我伯祖《项羽本纪》书法论，让我阅读。而我才知道文章家翻空出奇，不一定古人当时就是这样，而让古人从今日兴起，也必定有符合这样而后心安的，然后才可以评论古人。过了几年，得以跟随侍奉在城南古香斋中读书，当时将要刻印《星阁文钞》，因此得以遍观一切，而正致力于科举业，无暇请教，也不敢请教。唉！穷达有命，如今竟如何？假如当时专心致力于此，或许差不多有成就，而仍然是原来的我。现在抄刻《文钞》及二集诸史论，不禁感慨。嘉庆五年十二月，侄孙绍祖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