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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书
宋 苏洵 撰
序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使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也，则武王合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战，“四伐攻、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又何用也？《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夫孙氏之言兵为常言也，而我以此书为不得已而言之之书也。故仁义不得已，而后吾《权书》用焉。然则《权书》，为仁义之穷而作也。
心术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穴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棰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蝪，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冑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法制
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持之，则容有所伺而为之谋；乘之，则一举而夺其气。虽然，非愚将勿乘。乘之不动，其祸在我。分兵而迭进，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战，所以乘之也。
古之善军者，以刑使人，以赏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义附者焉。不以战，不以掠，而以备急难，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韩之战，秦之斗士倍于晋，而出穆公于淖者，赦食马者也。
兵或寡而易危，或众而易叛，莫难于用众，莫危于用寡。治众者法欲繁，繁则士难以动；治寡者法欲简，简则士易以察。不然，则士不任战矣。惟众而繁，虽劳不害为强。
以众入险阻，必分军而疏行。夫险阻必有伏，伏必有约。军分则伏不知所击，而其约携矣。险阻惧蹙，疏行以纾士气。
兵莫危于攻，莫难于守，客主之势然也。故地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实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贤将能以寡为众，以小为大。当敌之冲，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不进；虽告之曰此无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袭，潜兵以备，彼不我测，谓我有余，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无气，严戢兵士，敢哗者斩，时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懈突击，其众可走矣，何患城小？
背城而战，阵欲方，欲踞，欲密，欲缓。夫方而踞，密而缓，则士心固，固而不慑。背城而战，欲其不慑。面城而战，
译权书
宋 苏洵 撰
序
有人说：“儒者不谈论军事。”凭借仁义的军队，无需权谋就能自然取胜。如果仁义的军队真的无需权谋就能自然取胜，那么周武王何必任用姜太公呢？而在牧野之战中，“四次进攻、五次、六次、七次才停止并整顿军队”，这又有什么用呢？《权书》是一部兵书，但它是用来施行仁义、成就道义的方法。我痛恨世人不能探究事物的根本和枝节，而胡乱把我当作孙武一类的人。孙武谈论军事是常态，而我写这本书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只有在仁义行不通的时候，我的《权书》才派上用场。那么，《权书》是为仁义穷尽时才写作的。
心术
做将领的原则，应当先修养内心。泰山在面前崩塌而脸色不变，麋鹿在左边出现而眼睛不眨；这样之后才能控制利害，才能等待敌人。大凡用兵崇尚道义，不符合道义，即使有利也不行动。不是因为行动一次就有危害，而是将来会有无法应对的局面。只有道义可以激发士兵的斗志；士兵因道义而愤怒，就可以和他们经历百战。
大凡作战的原则，战前积蓄财力，战时积蓄力量，战后积蓄士气，胜利后修养内心。谨慎管理烽火台，严格设置侦察哨，让耕种的人没有顾虑，这是为了积蓄财力；丰厚地犒劳并让他们安逸休养，这是为了积蓄力量；小胜时更加急切，小挫时更加严厉，这是为了积蓄士气；用人不让他们完全实现自己的欲望，这是为了修养内心。所以士兵常常积蓄愤怒、怀着欲望而不完全发泄。愤怒不尽情发泄就有剩余的勇力，欲望不尽情满足就有剩余的贪求，所以即使统一天下，士兵也不会厌倦战争。这就是黄帝七十次作战而军队不疲惫的原因。如果不修养内心，一次战斗胜利后，就不能再使用了。
大凡将领要明智而严厉，大凡士兵要愚钝。明智就让人无法揣测，严厉就让人不敢侵犯，所以士兵都托付自己听从命令，他们怎么能不愚钝呢！只有士兵愚钝，然后才可以和他们一起赴死。
大凡军队行动，要了解敌方的君主，了解敌方的将领，然后才能在险境中行动。邓艾从洞穴中放下士兵，如果不是刘禅平庸，百万大军就可以被活捉。他本来就是有所轻视才行动的。所以古代的贤明将领，能用军队试探敌人，又能用敌人来试探自己，所以撤退或进攻可以决断。
大凡主将的原则，懂得道理然后才能出兵，懂得形势然后才能用兵，懂得节制然后才能指挥军队。懂得道理就不屈服，懂得形势就不沮丧，懂得节制就不困窘。看到小利不行动，看到小患不躲避。小利小患不足以侮辱我的技艺，这样之后才能抵挡大利大患。只有修养技艺而自爱的人，天下无敌。所以一次忍耐可以抵挡百次勇猛，一次静止可以控制百次行动。
军队有长处和短处，敌我双方是一样的。请问我的长处，我拿出来使用，敌人不会和我较量；我的短处，我掩盖并放置一旁，敌人会强行和我角力，怎么办？回答说：我的短处，我张扬并暴露它，使敌人怀疑而退却；我的长处，我暗中培养它，使敌人轻敌而落入圈套。这是运用长短的方法。
善于用兵的人，让士兵无所顾忌，有所依靠。无所顾忌，就知道死亡不值得吝惜；有所依靠，就知道不至于必然失败。拿着短棍面对猛虎，奋力呼喊并攻击；空手遇到蜥蜴，变色而退步，这是人之常情。懂得这一点的人，就可以带兵了。赤身露体按着剑，乌获也不敢逼近；戴着头盔穿着铠甲，拿着兵器睡觉，童子弯弓就能杀死他。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依靠形势来稳固，能依靠形势稳固，力量就有余了。
法制
将要作战一定要审察了解敌方将领的贤能或愚笨：与贤能的将领作战，就相持；与愚笨的将领作战，就乘势进攻。相持，就容许有所等待并为之谋划；乘势进攻，就一举夺取敌人的士气。虽然如此，不是愚笨的将领不要乘势进攻。乘势进攻而敌人不动，灾祸就在我们这边。分兵交替前进，这是为了相持；集中力量一战，这是为了乘势进攻。
古代善于治军的人，用刑罚使人服从，用奖赏使人服从，用愤怒使人服从。而其中一定有因道义而依附的人。不是为了作战，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防备急难，所以越国有六千君子。韩之战，秦国的斗士比晋国多一倍，而把秦穆公从泥沼中救出来的，是赦免吃马肉的人。
军队有时人少而容易危险，有时人多而容易叛乱，没有比使用人多更难，没有比使用人少更危险。治理人多，法令想要繁多，繁多则士兵难以行动；治理人少，法令想要简单，简单则士兵容易明了。不然，士兵就不能胜任作战了。只有人多而法令繁多，虽然劳累也不妨碍强大。
带领军队进入险阻之地，一定要分兵并疏开行列。险阻之地一定有伏兵，伏兵一定有约定。军队分开则伏兵不知道攻击哪里，而他们的约定就松懈了。险阻之地让人恐惧压抑，疏开行列以舒缓士兵的士气。
军队没有比进攻更危险，没有比防守更难，客军和主军的形势就是这样。所以地方有两种不可防守：兵力少不足以充实城池，城池小不足以容纳兵力。只有贤能的将领能以少为多，以小为大。面对敌人的冲击，人没有不防守的，我用疑兵，敌人惊愕不前进；即使告诉他们这里没有人，他们也不相信。估计敌人偷袭的地方，暗中派兵防备，敌人无法揣测我们，认为我们有余力，何必担心兵力少？放倒旗帜放下战鼓，寂静得好像没有生气，严格约束士兵，敢喧哗的斩首，时常让老弱登上城墙显示怯懦，趁敌人松懈突击，他们的军队就可以逃跑了，何必担心城池小？
背靠城池作战，阵型要方正，要稳固，要密集，要舒缓。方正而稳固，密集而舒缓，那么士兵内心坚定，坚定而不恐惧。背靠城池作战，希望他们不恐惧。面向城池作战，
阵欲直，欲锐，欲疏，欲速。夫直而锐，疏而速，则士心危，危则致死。面城而战，欲其致死。
译布阵要正直，要锐利，要疏散，要快速。如果阵势正直且锐利，疏散且快速，那么士兵的心就会处于危急状态，处于危急状态就会拼死作战。背靠城池而战，就是要让士兵拼死作战。
夫能静而自观者，可以用人矣。吾何为而怒，何为则喜；吾何为则勇，吾何为则怯？夫人岂异于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观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涂之人皆可以将。
平居与人言，一语不循故，犹在愕而忌。敌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视敌有无故之形，必谨察之，勿动。疑形二：可疑于心，则疑而为之谋，心固得其实也；可疑于目，勿疑，彼敌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谋应，目疑以静应。彼诚欲有所为邪，不使吾得之目矣。
强弱
知有所甚爱，知有所不足爱，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将者，以其所不足爱者，养其所甚爱者。
士之不能皆锐，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处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权也。孙膑有言曰：“以君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此兵说也，非马说也。下之不足以与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弃之矣。中之不足以与吾上，下之不足以与吾中，吾既不能再胜矣乎？得之多于弃也，吾斯从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独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权也。”三权也者，以一致三者也。
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鸣呼！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汉高帝之忧项籍耳，虽然，亲以其兵而与之角者，盖无几也。随何取九江，韩信取魏、取代、取赵、取齐，然后高帝起而取项籍。夫不汲汲于其忧之所在，而仿徨乎其不足恤之地，彼盖所以孤项氏也。秦之忧在六国，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强，最后取，非其忧在蜀也。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国，取一阵，皆如是也。
范蠡曰：“凡阵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春秋时，楚伐随，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盖一阵之间，必有牝牡左右，要当以吾强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兴兵，习观行阵形势，每战视敌强其左，吾亦强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敌犯吾弱，追奔不过数十百步。吾击敌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胜。”后之庸将，既不能处其强弱以败，而又曰：“吾兵有老弱杂其间，非举军精锐，以故不能胜。”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无。无之，是无以耗敌之强兵，而全吾之锐锋，败可俟矣。
故智者轻弃吾弱，而使敌轻用其强，忘其小丧，而志于大得，夫固要其终而已矣。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尽兵以攻坚城；善守者，不尽兵以守敌冲。夫尽兵以攻坚城，则钝兵费粮而缓于成功；尽兵以守敌冲，则兵不分，而彼间行，袭我无备。故攻敌所不守，守敌所不攻。
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车毂击，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锐兵出其北；大兵攻其东，锐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盘绝径，潜师其间，不鸣金，不挝鼓，突出乎平川，以冲敌人心腹者，曰伏道。故兵出于正道，胜败未可知也；出于奇道，十出而五胜矣；出于伏道，十出而十胜矣。何则？正道之城，坚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坚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则无城也，无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与伏道焉者，其将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与伏道焉者，其将亦木偶人是也。
今夫盗之于人：抉门斩关而入者有焉，他户之不扃键而入者有焉，乘坏垣、坎墙趾而入者有焉。抉门斩关，而主人不知察，几希矣；他户之不扃键，主人不知察，太半矣；乘坏垣，坎墙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为主人者，宜无曰门之固，而他户墙隙之不恤焉。夫正道之兵，抉门之盗也；奇道之兵，他户之盗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盗也。
所谓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吴之长江，
译能够静心自我审视的人，就可以用人了。我为什么发怒，为什么欢喜；我为什么勇敢，为什么怯懦？别人难道与我不同吗？天下的人，谁不能自我审视自身呢？因此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普通人也可以统领军队。
平时与人交谈，一句话不合常理，尚且感到惊愕和忌讳。敌人用假象来迷惑我，我却安然不动、不以为怪，这也太固执了。所以，智者看到敌人出现不合常理的假象，必定谨慎观察，不要轻举妄动。可疑的假象有两种：如果内心产生怀疑，就因怀疑而制定计谋，内心就能掌握实情；如果眼睛看到可疑之处，就不要怀疑，那是敌人在怀疑我。所以，内心怀疑就用计谋应对，眼睛看到可疑就用静守应对。敌人如果真的想有所行动，就不会让我用眼睛轻易看穿了。
强弱
知道有什么值得深爱的，知道有什么不值得深爱的，就可以用兵了。所以善于统帅的人，用那些不值得深爱的，来保全那些值得深爱的。
士兵不可能都精锐，马匹不可能都优良，器械不可能都锋利，这是必然的。只要妥善安置就可以了。军队有上、中、下三等，这就是军队有三种权变。孙膑曾说：“用君主劣等的马匹去对付对方上等的马匹，用君主上等的马匹去对付对方中等的马匹，用君主中等的马匹去对付对方劣等的马匹。”这是用兵的道理，不是赛马的道理。下等的不足以与上等的对抗，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舍弃它了。中等的不足以与我的上等对抗，下等的不足以与我的中等对抗，我难道不能再取胜了吗？得到的比舍弃的多，我就遵循这个道理。那些上等的马匹得不到中等、下等马匹的支援，难道还能独自保全吗？所以说：“军队有上、中、下三等，这就是军队有三种权变。”所谓三种权变，就是用一种方法统合这三者。
管仲说：“攻击坚固的地方，那么有缺陷的地方也会变得坚固；攻击有缺陷的地方，那么坚固的地方也会变得有缺陷。”唉！不顺着敌人的缺陷去攻击，天下就都是强大的敌人了。汉高祖的忧患在于项羽，虽然如此，亲自率领军队与项羽正面交锋的，几乎没有几次。随何夺取九江，韩信夺取魏国、代国、赵国、齐国，然后汉高祖才起兵夺取项羽。不急于在忧患所在的地方争夺，而在那些不值得忧虑的地方徘徊，这大概是为了孤立项羽。秦国的忧患在于六国，蜀地最偏僻、最小，最先被夺取；楚国最强，最后被夺取，并不是因为忧患在蜀地。诸葛亮一出兵，就与魏国正面较量，他的灭亡是理所当然的。夺取天下，夺取一个国家，夺取一场战役，都是这样的。
范蠡说：“凡是布阵的道理，设置右翼作为阴柔，加强左翼作为阳刚。”春秋时，楚国攻打随国，季梁说：“楚国人崇尚左翼，君主一定要加强左翼，不要与楚王正面相遇，并且攻击他们的右翼，右翼没有良将，必定失败。一侧失败，全军就会离散。”大概在一个阵势之中，一定有阴柔阳刚、左翼右翼的区别，关键是要用我的强处去攻击敌人的弱处。唐太宗说：“我自起兵以来，习惯观察行军布阵的形势，每次作战看到敌人加强左翼，我也加强我的左翼；敌人削弱右翼，我也削弱我的右翼。让弱处常遇到强处，强处常遇到弱处。敌人侵犯我的弱处，追击溃逃不过数十百步。我攻击敌人的弱处，常常突出包围从背后反攻，因此必定胜利。”后来的平庸将领，既不能处理强弱关系而导致失败，又说：“我的军队中有老弱混杂其中，不是全军精锐，所以不能取胜。”不知道老弱的士兵，兵家本来也不可以没有。没有他们，就无法消耗敌人的强兵，从而保全我的精锐锋芒，失败是可以预期的。
所以智者轻易舍弃自己的弱处，而让敌人轻易使用他们的强处，忘记小的损失，而志在大的收获，这本来就是要看最终的结果罢了。
攻守
古代善于进攻的人，不倾尽兵力去攻打坚固的城池；善于防守的人，不倾尽兵力去防守敌人的冲击点。倾尽兵力去攻打坚固的城池，就会使军队疲惫、耗费粮食而延缓成功；倾尽兵力去防守敌人的冲击点，就会兵力分散，敌人就会从小路偷袭，攻击我没有防备的地方。所以，攻击敌人不防守的地方，防守敌人不攻击的地方。
进攻有三种途径，防守有三种途径。三种途径：一是正道，二是奇道，三是伏道。平坦的大路，车轮相撞，肩膀相摩，出去也走这条路，进来也走这条路。我必定要攻打，敌人必定要防守的地方，叫做正道。大军攻打南方，精锐部队从北方出击；大军攻打东方，精锐部队从西方出击，叫做奇道。高山深谷，中间盘绕着绝路，秘密行军其中，不敲锣，不打鼓，突然出现在平原，冲击敌人的心腹，叫做伏道。所以军队从正道出击，胜负未可知；从奇道出击，十次出击有五次胜利；从伏道出击，十次出击有十次胜利。为什么呢？正道的城池，是坚固的城池；正道的军队，是精锐的军队。奇道的城池，不一定坚固；奇道的军队，不一定精锐。伏道，则没有城池，没有军队。攻打正道而不知道奇道和伏道的，他的将领就像木偶人一样。防守正道而不知道奇道和伏道的，他的将领也像木偶人一样。
现在小偷对人：撬门破锁而入的有，从没有上锁的其他门户而入的有，翻越坏墙、挖墙脚而入的有。撬门破锁，而主人不知道察觉，很少见；从没有上锁的其他门户而入，主人不知道察觉，占大多数；翻越坏墙、挖墙脚而主人不知道察觉，到处都是。作为主人，不应该只说大门坚固，而不顾及其他门户和墙缝。正道的军队，就像撬门的小偷；奇道的军队，就像从其他门户进入的小偷；伏道的军队，就像翻墙的小偷。
所谓正道，就像秦国的函谷关，吴国的长江，
蜀之剑阁是也。昔者六国尝攻函谷矣，而秦将败之；曹操尝攻长江矣，而周瑜走之；钟会尝攻剑阁矣，而姜维拒之。何则？其为之守备者素也。刘濞反，攻大梁，田禄伯请以五万人别循江淮，收淮南、长沙，以与濞会武关。岑彭攻公孙述，自江州溯都江，破侯丹兵，径拔武阳，绕出延岑军后，疾以精骑赴广都，距成都不数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颜而不备愬，愬自文成破张柴，疾驰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济。此用奇道也。汉武攻南越，唐蒙请发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邓艾攻蜀，自阴平由景谷攀木缘磴，鱼贯而进，至江油而降马邈，至绵竹而斩诸葛瞻，遂降刘禅。田令孜守潼关，关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备，林言、尚让入之，夹攻关而关兵溃。此用伏道也。
译蜀地的剑阁就是如此。从前六国曾经攻打函谷关，而秦将打败了他们；曹操曾经攻打长江防线，而周瑜击退了他；钟会曾经攻打剑阁，而姜维抵御了他。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守备向来就做得很充分。刘濞谋反，攻打大梁，田禄伯请求率领五万人另循江淮一带，攻取淮南、长沙，以便与刘濞在武关会合。岑彭攻打公孙述，从江州逆流而上进入都江，击败侯丹的军队，直接攻克武阳，绕到延岑军队的后方，率领精锐骑兵迅速奔赴广都，距离成都不到几十里。李愬攻打蔡州，蔡州把精锐部队全部用来对抗李光颜，而不防备李愬，李愬从文成攻破张柴村，疾驰二百多里，半夜到达蔡州，天亮时擒获了吴元济。这是运用奇袭之道。汉武帝攻打南越，唐蒙请求征发夜郎的军队，乘船沿牂牁江而下，直达番禺城下，以此出乎南越人的意料。邓艾攻打蜀汉，从阴平经由景谷，攀着树木沿着石阶，像鱼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前进，到达江油时马邈投降，到达绵竹时斩杀了诸葛瞻，于是刘禅投降。田令孜守卫潼关，关的左边有一个山谷叫禁谷，却没有防备，林言、尚让进入其中，夹攻关隘，关内的军队溃败。这是运用伏兵之道。
吾观古之善用兵者，一阵之间，尚犹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胜，况守一国、攻一国，而社稷之安危系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将耶？
用间
孙武既言五间，则又有曰：“商之兴也，伊摰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商。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按《书》：“伊尹适夏，丑夏归亳。”《史》：“太公尝事纣，去之归周。”所谓在夏在商诚矣，然以为间，何也？汤、文王固使人间夏、商邪？伊、吕固与人为间邪？桀、纣固待间而后可伐邪？是虽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则吾意天下存亡寄于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汤必曰：“桀虽暴，一旦用伊尹，则民心复安，吾何病焉。”及其归亳也，汤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视民病。”遂与天下共亡之。吕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纣虽虐，一旦用吕牙，则天禄必复，吾何忧焉。”及其归周也，文王必曰：“纣得吕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与天下共亡之。然则夏、商之存亡，待伊、吕用否而决。
今夫问将之贤者，必曰能逆知敌国之胜败。问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爱千金，故能使人为之出万死以间敌国，或曰能因敌国之使而探其阴计。鸣呼！其亦劳矣。伊、吕一归，而夏、商之国为决亡。使汤、武无用间之名，与用间之劳，而得用间之实，此非上智，其谁能之？
夫兵虽诡道，而本于正者，终亦必胜。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成则为利，败则为祸。且与人为诈，人亦将且诈我。故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吾间不忠，反为敌用，一败也；不得敌之实，而得敌之所伪示者以为信，二败也；受吾财而不能得敌之阴计，惧而以伪告我，三败也。夫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智于此，不足恃也。
故五间者，非明君贤将之所上。明君贤将之所上者，上智之间也。是以淮阴、曲逆，义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计定；左车、周叔不用于赵、魏，而淮阴进兵之谋决。鸣呼，是亦间也。
孙武
求之而不穷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与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几人？求之于言而不穷者几人？言不穷矣，求之于用而不穷者几人？呜呼！至于用而不穷者，吾未之见也。
《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然以吾评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着书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为人，必谓有应敌无穷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与书所言远甚！吴王阖庐之入郢也，武为将军。及秦、楚交败其兵，越王入践其国，外祸内患，一旦迭发，吴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无一谋以弭斯乱。
若按武之书以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敌，则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胥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战》曰：“久暴师则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曰：“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戎、子西、子期所以必死仇吴也。勾践不颓旧冢而吴服，田单谲燕掘墓而齐奋，知谋与武远矣！武不达此，其失三也。然始吴能以入郢，及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盖亦鲜耳！夫以武自为书，尚不能自用，以取败北，况区区祖其故智余论者而能将乎？
且吴起与武，一体之人也，皆着书言兵，世称之曰孙、吴。然而吴起之言兵也，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词约而意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然吴起始用于鲁，破齐；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复霸。而武之所为反如是，书之不足信也固矣。
今夫外御一隶，内治一妾，是贱丈夫亦能，夫岂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军之众，阖营而自固，或且有乱，然则是三军之众惑之也
译我观察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在一场战斗之间，尚且还要依靠正兵、奇兵、伏兵这三种兵力来取胜，何况是防守一个国家、进攻一个国家，而国家的安危都系于其上的时候，怎么能不了解这三种用兵之道而想要让他担任将领呢？
用间
孙武既然讲了五种间谍，又说：“商朝的兴起，是因为伊尹在夏朝；周朝的兴起，是因为吕尚（姜子牙）在商朝。所以英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将领，能够用上等智慧的人做间谍的，必定能成就大功。这是用兵的关键，全军都依靠它来行动。”查考《尚书》说：“伊尹前往夏朝，厌恶夏桀而回到亳都。”《史记》说：“太公曾经侍奉商纣王，离开他回到周国。”所谓在夏朝、在商朝确实是事实，然而认为他们是间谍，为什么呢？商汤、周文王难道真的派间谍去夏朝、商朝吗？伊尹、吕尚难道真的与人做间谍吗？夏桀、商纣难道真的等待间谍活动之后才可以讨伐吗？这即使是极平庸的人，也知道不是这样了。那么我的意思是天下的存亡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伊尹在夏朝时，商汤必定说：“夏桀虽然残暴，一旦任用伊尹，那么民心就会再次安定，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等到伊尹回到亳都时，商汤必定说：“夏桀得到伊尹却不能任用，必定灭亡了，我不能安心地看着百姓受苦。”于是与天下人一起灭亡夏朝。吕尚在商朝时，周文王必定说：“商纣虽然暴虐，一旦任用吕尚，那么天命必定恢复，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等到吕尚回到周国时，周文王必定说：“商纣得到吕尚却不能任用，必定灭亡了，我不能长久地遏制天命。”于是命令周武王与天下人一起灭亡商朝。那么夏朝、商朝的存亡，取决于伊尹、吕尚是否被任用而决定。
现在那些询问将领是否贤能的人，必定说能够预先知道敌国的胜败。询问他之所以能知道的方法，必定说他不吝惜千金，所以能让人冒着万死之险去刺探敌国，或者说能利用敌国的使者来探知他们的秘密计谋。唉！这也太劳苦了。伊尹、吕尚一回来，夏朝、商朝的灭亡就决定了。让商汤、周武王没有用间谍的名声，也没有用间谍的劳苦，却得到了用间谍的实际效果，这不是上等智慧的人，谁能做到呢？
用兵虽然是诡诈之道，但根本在于正道的人，最终也必定胜利。现在五种间谍的运用，归结于欺诈，成功则有利，失败则成祸患。而且与人欺诈，别人也将欺诈我。所以能靠间谍取胜的，也可能靠间谍失败。我的间谍不忠诚，反而被敌人利用，这是一败；没有得到敌人的实情，却把敌人故意显示假象当作真实情报，这是二败；接受了我的钱财却不能得到敌人的秘密计谋，害怕而用假情报告诉我，这是三败。用心于正道，一举而众纲并举；用心于欺诈，百补而千穴皆破。依靠这种智谋，是不足以信赖的。
所以五种间谍，不是英明君主和贤能将领所推崇的。英明君主和贤能将领所推崇的，是上等智慧的间谍。因此韩信、陈平（曲逆）道义上不侍奉楚国，而汉高祖擒获项羽的计谋就确定了；李左车、周叔不被赵国、魏国任用，而韩信进兵的谋略就决定了。唉，这也是间谍啊。
孙武
探求而不会穷尽的，是天下的奇才。天下的士人，跟他们谈论用兵，说自己不能的有几人？探求他们的言论而不会穷尽的有几人？言论不穷尽了，探求他们的运用而不会穷尽的有几人？唉！至于运用而不会穷尽的，我没有见过。
《孙武》十三篇，兵家都把它当作老师。然而以我的评价，它谈论用兵真是雄辩啊！现在他的书论述奇谋权变、隐秘机巧，出入神鬼，自古以来用兵著书的人很少能比得上。由此来揣测他的为人，必定认为他有应对敌人无穷尽的才能。不知道孙武用兵却不能一定取胜，与书中所说的相差很远！吴王阖闾攻入郢都时，孙武担任将军。等到秦国、楚国接连打败他的军队，越王勾践攻入他的国家，外患内忧，一旦相继爆发，吴王奔走逃窜，自救尚且来不及。孙武完全没有一个计谋来平息这场祸乱。
如果按照孙武的书来指责孙武的过失，大概有三点。《九地》篇说：“威势加于敌人，那么敌人就无法与其他国家联合。”而孙武让秦国听从申包胥的话，出兵救楚，没有忌惮吴国的心，这是威势不足到了极点！这是他的第一个过失。《作战》篇说：“长期暴露军队就会使兵器钝弊、锐气挫伤，耗尽力量财力，那么诸侯就会乘其疲弊而起。”况且孙武在九年冬天攻打楚国，到十年秋天才回来，可以说是长期暴露军队了。越国人能不趁机攻入吴国吗！这是他的第二个过失。又说：“使敌人愤怒的是杀戮。”现在孙武放纵伍子胥、伯嚭鞭打楚平王的尸体，报复个人的私愤，来激怒敌人，这就是司马戎、子西、子期必定誓死仇视吴国的原因。勾践不毁坏旧坟而吴国臣服，田单欺骗燕军掘墓而齐国振奋，见识谋略与孙武相差远矣！孙武不通晓这个道理，这是他的第三个过失。然而起初吴国能攻入郢都，是依靠伍子胥、伯嚭、唐国、蔡国的愤怒，以及乘楚王商臣的不仁，孙武的功劳大概也很少啊！既然孙武自己写的书，尚且不能自己运用，以致取败北，何况那些仅仅效法他旧智余论的人而能担任将领呢？
况且吴起与孙武，是同一体的人，都著书谈论用兵，世人称他们为孙、吴。然而吴起谈论用兵，轻视法制，粗略而没有条理，不如孙武的书言辞简约而意思详尽，天下的兵说都归入其中。然而吴起起初在鲁国被任用，打败齐国；等到进入魏国，又能制服秦国的军队；进入楚国，楚国再次称霸。而孙武的所作所为反而像这样，他的书不值得相信是肯定的了。
现在对外抵御一个奴仆，对内治理一个妾侍，这是卑贱的男人也能做到的，难道一定要有人来教导他吗？等到统御三军之众，合营而自我巩固，或者还有混乱，那么这是三军之众迷惑了他啊
。故善将者，视三军之众与视一隶一妾无加焉，故其心常若有余。夫以一人之心，当三军之众，而其中恢恢然而犹有余地，此韩信之所以多多而益善也。故夫用兵，岂有异术哉？能勿视其众而已矣。
译因此，善于统帅的将领，看待三军众多的士兵，与看待一个奴仆、一个婢女没有区别，所以他的内心常常感到从容有余。凭借一个人的心智，来应对三军众多的士兵，而心中却宽绰从容、尚有余地，这就是韩信之所以兵力越多越好的原因。所以，用兵打仗，难道有什么特殊的诀窍吗？只不过是不把士兵的数量当作负担罢了。
子贡
君子之道，智信难。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于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于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见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则举而弃乎信。吾则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继也。”
子贡之以乱齐、灭吴、存鲁也，吾悲之。彼子贡者，游说之士，苟以邀一时之功，而不以可继为事，故不见其祸。使夫王公大人而计出于此，则吾未见其不旋踵而败也。吾闻之：王者之兵，计万世而动；霸者之兵，计子孙而举；强国之兵，计终身而发：求可继也。子贡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
故子贡之出也，吾以为鲁可存也，而齐可无乱，吴可无灭。何也？田常之将篡也，惮高、国、鲍、晏，故使移兵伐鲁。为赐计者，莫若抵高、国、鲍、晏吊之，彼必愕而问焉，则对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鲁，吾窃哀子之将亡也。”彼必诘其故，则对曰：“齐之有田氏，犹人之养虎也。子之于齐，犹肘股之于身也。田氏之欲肉齐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惧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鲁，肘股去矣，田氏孰惧哉？吾见身将磔裂，而肘股随之，所以吊也。”彼必惧而咨计于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趋鲁，压境而止。吾请为子潜约鲁侯，以待田氏之变，帅其兵从子入讨之。”彼惧田氏之祸，其势不得不听；归以约鲁侯，鲁侯惧齐伐，其势亦不得不听。因使练兵搜乘以俟齐衅，诛乱臣而定新主，齐必德鲁，数世之利也。吾观仲尼以为齐人不与田常者半，故请哀公讨之。今诚以鲁之众，从高、国、鲍、晏之师，加齐之半，可以轘田常于都市，其势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赐之不出于此也。
齐哀王举兵诛吕氏，吕氏以灌婴为将拒之。至荥阳，婴使谕齐及诸侯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今田氏之势，何以异此？有鲁以为齐，有高、国、鲍、晏以为灌婴。惜乎！赐之不出于此也！
六国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项籍
吾尝论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曹操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玄德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终其身无成焉。且夫不有所弃，不可以得天下之势；不有所忍，不可以尽天下之利
译子贡
君子的处世之道，智慧与诚信最难兼顾。诚信，是用来匡正智慧的，但智慧常常导致行为失正；智慧，是用来通达诚信的，但诚信常常导致行不通。因此，君子对此要谨慎。世间的儒者说：“单凭智慧就可以成功。”人们看到单凭智慧可以成功，就全都抛弃了诚信。我却说：“单凭智慧可以成功，但不能持久。”
子贡通过扰乱齐国、灭亡吴国、保全鲁国，我对此感到悲哀。那子贡是个游说之士，只求博取一时的功绩，而不以能否持久为事，所以没看到他的灾祸。假使王公大人也出于这种计谋，那么我没见他们不很快失败的。我听说：王者的军队，是为万世打算而行动；霸者的军队，是为子孙打算而举动；强国的军队，是为终身打算而发动：都是追求可以持久。子贡的军事行动，是第二天就不能再用的。
所以子贡出使时，我认为鲁国可以保全，而齐国可以不乱，吴国可以不灭。为什么呢？田常将要篡位时，忌惮高、国、鲍、晏，所以派兵去攻打鲁国。为子贡谋划的人，不如去高、国、鲍、晏那里吊唁，他们必定惊讶而询问原因，就回答说：“田常派您的军队去攻打鲁国，我私下哀怜您即将灭亡。”他们必定追问原因，就回答说：“齐国有田氏，就像人养虎一样。您在齐国的地位，就像手臂大腿对于身体一样。田氏想吃掉齐国很久了，然而不敢放纵意志的原因，是害怕手臂大腿的捍卫。现在您出兵攻打鲁国，手臂大腿离开了，田氏还害怕谁呢？我看到身体将被肢解，而手臂大腿随之灭亡，所以来吊唁。”他们必定恐惧并向我们咨询计策，于是教他们说：“您率领全部军队奔赴鲁国，逼近边境而停止。我请求为您暗中与鲁侯约定，等待田氏的变故，率领他的军队跟随您进入讨伐他。”他们恐惧田氏的祸患，形势不得不听从；回去与鲁侯约定，鲁侯恐惧齐国攻打，形势也不得不听从。于是让鲁国练兵备马以等待齐国的祸端，诛杀乱臣而安定新君，齐国必定感激鲁国，这是几代人的利益。我看孔子认为齐国人有一半不赞同田常，所以请求哀公讨伐他。现在如果凭借鲁国的兵力，从高、国、鲍、晏的军队，加上齐国的一半兵力，可以在闹市车裂田常，形势非常便利，成功非常大。可惜啊！子贡没有出此计策。
齐哀王起兵诛杀吕氏，吕氏任用灌婴为将领抵抗他。到了荥阳，灌婴派人晓谕齐国及诸侯联合和解以等待吕氏的变故，共同诛杀他们。现在田氏的形势，与这有什么不同呢？有鲁国作为齐国的外援，有高、国、鲍、晏作为灌婴。可惜啊！子贡没有出此计策！
六国
六国的灭亡，不是武器不锋利，仗打得不好，弊病在于贿赂秦国。贿赂秦国因而国力亏损，这是灭亡的道理。
有人说：“六国相继灭亡，都是因为贿赂秦国吗？”回答说：“不贿赂的国家因为贿赂的国家而灭亡。因为失去了强大的援助，不能独自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秦国除了用攻战夺取的土地外，小的就获得城镇，大的就获得城市。比较秦国所得到的，与战胜而得到的，实际上多百倍。诸侯所丧失的，与战败而丧失的，实际上也多百倍。那么秦国最大的欲望，诸侯最大的祸患，本来就不在战争了。想想他们的祖辈父辈，冒着霜露，斩除荆棘，才得到一点点土地。子孙看待它很不珍惜，全部送给别人，像丢弃草芥一样，今天割让五座城，明天割让十座城，然后得到一夜安稳睡眠。起来看看四方边境，秦国的军队又到了。既然这样，那么诸侯的土地有限，残暴秦国的欲望没有满足；奉献得越多，侵犯得越急，所以不用打仗强弱胜负就已经决定了。至于颠覆灭亡，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古人说：“用土地侍奉秦国，就像抱着柴草救火，柴草不尽，火不灭。”这话说得对。
齐人未曾贿赂秦国，最终跟随五国灭亡，为什么呢？亲附秦国而不帮助五国。五国已经灭亡，齐国也不能幸免了。燕、赵的君主，起初有长远的谋略，能守住他们的国土，坚持正义不贿赂秦国。因此，燕虽然是小国却最后灭亡，这是用兵的功效。等到燕太子丹用荆轲做计策，才招致祸患。赵国曾经与秦国五次作战，两次失败三次胜利。后来秦国再次攻打赵国，李牧接连击退他们。等到李牧因谗言被杀，邯郸成为秦国的郡。可惜他们使用武力却没有坚持到底。况且燕、赵处在秦国几乎消灭尽净的时候，可以说是智谋力量孤立危急，战败而亡，实在是不得已。假使韩、魏、楚三国各自爱惜他们的土地，齐人不亲附秦国，刺客不出行，良将还在，那么胜负的命运，存亡的道理，应当与秦国较量，或许不容易估量。
唉！用贿赂秦国的土地封赏天下的谋臣，用侍奉秦国的心意礼遇天下的奇才，合力向西，那么我恐怕秦国人连饭都吃不下去。可悲啊！有这样的形势，却被秦国积久的威势所胁迫，一天天地削减，一月月地割让，以致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让自己被积久的威势所胁迫啊！
那六国与秦国都是诸侯，他们的势力比秦国弱，却还有可以不贿赂而战胜秦国的形势。如果凭借天下的大国，却追随六国破亡的旧例，这就又在六国之下了。
项籍
我曾经评论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却没有夺取天下的谋略；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略，却没有夺取天下的气量；刘备有夺取天下的气量，却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所以这三个人，终身没有成功。况且不有所舍弃，就不能得到天下的形势；不有所忍耐，就不能尽享天下的利益
。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胜有所不就，败有所不避。其来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为而徐制其后，乃克有济。
译因此，有的土地不去夺取，有的城池不去攻打，有的胜利不去追求，有的失败不去躲避。敌人来攻不欢喜，敌人退去不愤怒，任凭天下人随意作为，然后从容地控制其后续局势，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呜呼！项籍有百战百胜之才，而死于垓下，无惑也。吾观其战于钜鹿也，见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未尝不怪其死于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关，籍于此时若急引军趋秦，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据咸阳，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区区与秦将争一旦之命，既全钜鹿，而犹徘徊河南、新安间，至函谷，则沛公入咸阳数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仇籍，则其势不得强而臣。故籍虽迁沛公汉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还定三秦，则天下之势在汉不在楚。楚虽百战百胜，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钜鹿之战也。
或曰：“籍必能入秦乎？”曰：“项梁死，章邯谓楚不足虑，故移兵伐赵，有轻楚心，而良将劲兵尽于钜鹿。籍诚能以必死之士，击其轻敌寡弱之师，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关，与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关，与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则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
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赵何？”曰：“虎方捕鹿，罴据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则碎于罴明矣。军志所谓“攻其必救也。”使籍入关，王离、涉间必释赵自救。籍据关逆击其前，赵与诸侯救者十余壁蹑其后，覆之必矣。是籍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功于秦也。战国时，魏伐赵，齐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赵而破魏。彼宋义号知兵，殊不达此，屯安阳不进，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据关矣。籍与义俱失焉。
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汉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乌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剑门者而后曰险哉！
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布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高祖
汉高祖挟数用术，以制一时之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之势，举指摇目以劫制项羽，不如张良。微此二人，则天下不归汉，而高帝乃木强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则高帝常先为之规画处置，以中后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盖高帝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至于此而后见也。
帝尝语吕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方是时，刘氏既安矣，勃又将谁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属勃也，知有吕氏之祸也。”
虽然，其不去吕后，何也？势不可也。昔者武王没，成王幼，而三监叛。帝意百岁后，将相大臣及诸侯王有武庚、禄父者，而无有以制之也。独计以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吕后佐帝定天下，为大臣素所畏服，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壮。故不去吕后者，为惠帝计也。
吕后既不可去，故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是故，以樊哙之功，一旦遂欲斩之而无疑。呜呼！彼岂独于哙不仁耶！且哙与帝偕起，拔城陷阵，功不为少矣。方亚父嗾项庄时，微哙诮让羽，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时哙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斩之。夫哙之罪未形也，恶之者诚伪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斩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于吕氏，吕氏之族若产、禄辈皆庸才不足恤，独哙豪健，诸将所不能制，后世之患，无大于此矣。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樊哙死，则吕氏之毒将不至于杀人，高帝以为是足以死而无忧矣。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哙之死于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则吕禄不可绐，太尉不得入北军矣。
或谓哙于帝
译唉！项羽有百战百胜的才能，却死在垓下，这并不奇怪。我观察他在钜鹿之战时的表现，看到他思虑不长远、气量不宏大，未曾不奇怪他死在垓下太晚了。当项羽渡河时，刘邦才刚整顿军队朝向函谷关，项羽此时如果迅速率军直趋秦国，趁着锐气使用兵力，可以占据咸阳，控制天下。他却不知道这样做，反而仅仅与秦将争夺一时的胜负，在保全钜鹿之后，还在河南、新安之间徘徊，等到到达函谷关时，刘邦进入咸阳已经几个月了。既然秦人已经安于刘邦而仇视项羽，那么项羽的形势就不能强行使他们臣服。所以项羽虽然把刘邦迁到汉中，自己最终定都彭城，使得刘邦得以返回平定三秦，那么天下的形势就在汉而不在楚了。楚军即使百战百胜，还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预示项羽在垓下死亡的，就是钜鹿之战。
有人说：“项羽一定能攻入秦国吗？”回答说：“项梁死后，章邯认为楚军不值得忧虑，所以调兵攻打赵国，有轻视楚军的心态，而良将精兵都在钜鹿耗尽。项羽如果真能用必死的士兵，攻击那些轻敌且兵力寡弱的军队，攻入秦国是很容易的。况且灭亡秦国的守关策略，与刘邦的防守相比，好坏是可以知道的。刘邦攻关，与项羽攻关相比，好坏也是可以知道的。凭借秦国的防守，刘邦能攻入；凭借刘邦的防守，项羽能攻入，那么灭亡秦国的防守，项羽难道不能攻入吗？”
有人说：“秦国可以攻入，但怎么救援赵国呢？”回答说：“老虎正在捕鹿，熊占据了它的巢穴，攻击它的幼崽，老虎怎么能不放下鹿而返回呢？返回就必然被熊撕碎，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军志所说的‘攻击敌人必须救援的地方’。假使项羽进入函谷关，王离、涉间一定会放弃赵国来自救。项羽据守函谷关迎面攻击他们的前锋，赵国与诸侯救援的十多支军队跟随其后，歼灭他们必定成功。这样项羽一举解除了赵国之围，又在秦国取得了战功。战国时，魏国攻打赵国，齐国救援赵国。田忌率军快速奔向大梁，因此保全了赵国而击败了魏国。那个号称懂军事的宋义，完全不懂这个道理，驻扎在安阳不前进，却说‘等待秦军疲惫’。我担心秦军还没有疲惫，刘邦就已经先占据函谷关了。项羽和宋义都犯了错误。
因此，古代夺取天下的人，常常先谋划所守的地方。诸葛亮放弃荆州而前往西蜀，我知道他没有什么作为。况且他未曾见过大的险要，他认为剑门关可以不灭亡。我曾经观察蜀地的险要，它的防守不能出击，出击不能持续，兢兢业业地自我保全，尚且不够，又怎么足以控制中原呢！至于秦、汉的旧都，肥沃的土地千里，大河大山，真可以控制天下，又何必一定要像剑门关那样无法立足的地方才叫险要呢！
现在富人一定住在四通八达的都市，使他的财物流通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取天下的利益。有个小气的人，得到一块金子，装在盒子里藏在家里，关着门守护它。唉！这是求不丢失，不是求富有。大盗来了，抢劫拿走，又怎么知道它果然不丢失呢？
汉高祖
汉高祖运用权术，来制约一时的利害，不如陈平；揣度天下的形势，举手投足、眼神示意来胁迫控制项羽，不如张良。如果没有这两个人，天下就不会归顺汉朝，而高祖只是一个刚强固执的人罢了。然而天下已经平定，后世子孙的计策，是陈平、张良的智慧所不及的，高祖常常预先为他们规划处置，以符合后世的做法，清楚得就像亲眼看到事情发生而去做的一样。大概高祖的智慧，在大事上明白而在小事上糊涂，到了这里才显现出来。
高祖曾经对吕后说：“周勃厚重少文，但安定刘氏的一定是周勃。可以让他担任太尉。”当时，刘氏已经安定了，周勃又将安定谁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高祖把太尉的职位交给周勃，是知道会有吕氏的祸患。”
虽然如此，他不除掉吕后，为什么呢？形势不允许啊。从前武王去世，成王年幼，三监叛乱。高祖料想自己百年之后，将相大臣及诸侯王中有像武庚、禄父那样的人，而没有能够制约他们的人。独自考虑认为家里有主母，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小的儿子对抗。吕后辅佐高祖平定天下，向来被大臣敬畏服从，只有她可以镇压那些邪念，等待继位的儿子长大。所以不除掉吕后，是为惠帝考虑。
吕后既然不能除掉，所以削弱她的党羽来损害她的权力，使即使有变故，天下也不动摇。因此，凭借樊哙的功劳，一旦有人想杀他，高祖就毫不犹豫地下令斩杀。唉！他难道仅仅对樊哙不仁吗！况且樊哙与高祖一起起兵，攻取城池、陷阵杀敌，功劳不小。当亚父唆使项庄时，如果不是樊哙责备项羽，那么汉朝能否建立，还不可知。一旦有人诬陷樊哙想灭戚氏，当时樊哙出征燕国，高祖立即命令陈平、周勃就地斩杀他。樊哙的罪行尚未显露，诬陷他的人真假难辨。况且高祖不会因为一个女子而斩杀天下的功臣，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娶了吕氏的女儿，吕氏的族人如吕产、吕禄之辈都是庸才不足忧虑，唯独樊哙豪壮勇健，诸将不能制服，后世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高祖看待吕后，就像医生看待砒霜一样，让它的毒性可以治病，而不至于杀人罢了。樊哙死了，那么吕氏的毒性就不会至于杀人，高祖认为这样足以死而无忧了。那些陈平、周勃，是遗留了高祖的忧虑的人。樊哙死在惠帝六年，是天意。如果他还在，那么吕禄就不能被欺骗，太尉就不能进入北军了。
有人说樊哙对于高祖
最亲，使之尚在，未必与产、禄叛。夫韩信、黥布、卢绾皆南面称孤，而绾又最为亲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继以逆诛。谁谓百岁之后，椎埋屠狗之人，见其亲戚乘势为帝王而不欣然从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
译最亲近的人，假使他们还活着，未必会与陈豨、卢绾一起反叛。韩信、黥布、卢绾都曾经南面称王，而卢绾又是最受亲近宠幸的，然而等到高祖还没有去世的时候，他们都相继因谋反而被诛杀。谁说高祖百年之后，那些埋尸盗墓、屠狗为生的无赖之徒，看到自己的亲戚凭借权势成为帝王，会不欢欣鼓舞地跟随他们呢？所以我才说：“那些萧何、曹参等人，是留下祸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