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译枢言 （清）王柏心

序

古人说，有善于治理的人而没有善于治理的法度，我认为有善于治理的人就有善于治理的法度。法度，是依据人来建立的，人做不到的地方，法度就产生了。法度制定于人所显露的行为，而人逃避到法度所管辖不到的地方，于是法度就穷尽了。《枢言》这本书，是用来补救法度所管辖不到的地方，而让人自我约束的。监利王柏心，字子寿，学识广博且行为笃实，名声传遍各地，而我认为是天资接近大道的人。他曾经客居西塞，把所见所闻综合辑录成这本书。我来到楚地，读了很喜爱它。王君写书，通达像荀悦，激切像王符，纯粹像徐干，不发表危言耸听的极端言论，不写迂腐荒诞的言辞，而让人在简编之外悠然自得。读完合上书本，感慨之余还有深思。王君志向行为醇正高洁，仰慕东汉的那些君子，所写的书也往往接近他们。宋代曾巩说，《中论》这本书不违背道理，又能充实内心所获得的。我已经察知他的心意并认为他贤德，又知道他的行为值得称贤，何况我亲眼见到王君并了解他。再加上他的文辞明白显著如此，虽然不知道将来他在行事上会怎样，但他意志纯正坚定显然不欺瞒，难道不是所谓天资接近大道的人吗！《易经·系辞》说，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关键。过去的人有因为言语而相信他行为的，何况我亲眼见到王君的行为如此呢。有人说，你引用曾巩赞美《中论》的话来赞美这本书，是恰当的，但是曾巩还有话说，法度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大概也是根据他所遇到的时势、所遭遇的变化，制定适合当世的法度，使它不违背先王的意图罢了。而你却想要废除法度而任意行事，难道不是过分了吗？我说，法度之所以可贵，贵在它能适应变化。有不能适应的，那么即使是圣人的法度，也有可议论的地方。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根据时势增减损益。王君的意思，不是说废除法度而任用人，而是想要任用人来使用法度。而你却用乖谬来讥讽他，你就过分了。况且王君正为世间的贤智之人说话，而你却担心庸俗浅陋乖谬，难道是这样吗？客人退下后，于是写下来作为序言。道光十九年季春初一，娄姚椿在鄂城的古楚楼作序。

续枢言叙

从前在陇右，写了《枢言》十六篇。甲辰年春天到京城，益阳汤海秋农部见了称赞说：这应当介于《昌言》、《潜夫论》之间，何不多写一些？不久，海秋去世。感念他的话，当时休假清闲，年底将至，心中有所感触，依次写成。得到九篇，就命名为《续枢言》。道光甲辰年季冬十八日，子寿自记。

枢言目录

审宜，旌意，责实，修约，核才，广议，择吏，寓政，禁末，导俗，王言，正谀，学誉，疑信，量交，辨言。

续枢言

君臣，信臣，明是，官才上，官才下，谋备，七蠹，防侈，纠慢。

枢言 清 监利王柏心著

审宜

顺应并推行，叫做政令；正直并坚守，叫做法度；揣度并协调，叫做适宜。政令虽然好，不适宜就会停滞；法度虽然良善，不适宜就会抵触。把弹丸投到陡峭的坡上，翅膀快的鸟儿也比不上它快，是因为地形便利；在上游决开堤坝，跑马也比不上水流快，是因为地势有利。车轮转动，善于奔驰；枢纽运转，善于开合；治理适宜，善于张弛。揣度适宜，慎重谋划，没有不修成的；掌握适宜，率领功效，没有不服从的。用智慧来辨别，用仁爱来通达，用道义来决断，用诚信来巩固，审察适宜而治理之道就得到了。适宜有四个方面：顺应天时，顺应地利，顺应时势，顺应民心。温和肃杀像春秋，舒缓惨烈像阴阳，风雷雨露是旄钺的效用；七政五纬，是宪令的符验；月亮的迟疾、彗星的出现是考察过失的；洪水干旱，是警戒罪过的。耕种收获有节候，开塞有期限，抢先的是急躁，落后的是怠慢，这叫顺应天时。九州的土壤性质不同，五种土壤的性质适合种植的作物不同，低洼的地方谨慎蓄水排水，高处的地方广泛开凿井渠，山麓丰富林木，沼泽任凭蒲鱼生长，不要垄断利益，不要引发争端，不要违背事理，不要枯竭源头，这叫顺应地利。承接弊病就补救，继承基业就安定。汉高祖废除秦朝严刑峻法，光武帝合并郡国，减少官吏；宋太祖削夺藩镇，这是承接弊病就补救。曹参清净无为，霍光让百姓休养生息，宋璟善于守法，这是继承基业就安定。井田制、封建制、肉刑，汉朝以后不能恢复；府兵制、租庸调制，唐朝以后不能恢复。虚浮的美名不必推崇，浮华的文辞不可崇尚，齐纨阿缟用来抵御寒冷，不如羊皮袄；垂棘连城璧用来通商，不如钱币，斟酌变化，救济困穷，这叫顺应时势。风气有强弱，习俗有文质，不要用智慧未能周全的事去炫耀，不要强迫感情不安的事。在云霓间翱翔，在江海间饮啄，是鸟的常态；设置帷帐让它居住，陈列钟鼓让它享用，它就会悲伤；在马嚼马勒下驯服，吃足草料，是马的常态；用丝织品给它穿衣，陈列肉酱让它进献，它就会惊骇踢人。百姓可以顺从而不可以违背，可以安定而不可以扰乱，细微地引导，让他们自己遵循；慢慢地开导，让他们自己奔赴，这叫顺应民心。治理国家的人，不担心政令不能推行，只担心它不适宜罢了。就像注酒器一样，不溢出

译不会枯竭；就像拿着尺子一样，不会多余也不会短缺。下级顺从上级，就像影子跟随形体、回声应和声音一样。掌握了恰当的尺度，还担心什么不服从呢？至于那些夸耀个人的私智，拘泥于古代的典章，矫揉造作以至于过分，固执僵化以至于很少通达，这好比倒退着走却想前进，我不知道这怎么可以呢。

译旌意

放任左右近臣姑息养奸，将爵位授予私党宠臣，刑罚松弛以致奸恶横行，这叫做妇寺之政。接纳谄媚阿谀之人，追求虚浮的美名，向上用大道来欺骗下级，向下用矫饰诬妄来蒙蔽上级，这叫做聋瞶之政。刑罚与赏赐亏缺废弛，禁令与防堵毁坏败落，情感不足以相互维系，制度不足以相互约束，这叫做痿痹之政。条规指陈完备，纲纪目次繁杂，是非必定要查考法律，轻重必定要依据法令。妇寺、聋瞶、痿痹之政，都不是所担忧的，中等资质的君主以下率行这些做法，可以不出现大的放纵逾越。至于英明的君主，则在于能够彰显我严正决断的意志罢了。法令之所以必定能执行，不是因为严厉；意志能够推行，才是严厉。命令之所以必定能执行，不是因为决断；意志能够推行，才是决断。况且所谓的严正决断，难道要等待峻酷的刑罚、鲸吞般的法典，设立斩首割鼻的刑科吗？也只是采取那些相互蒙蔽、习以为常的做法，用我的意志去破除它们罢了。意志不可混淆，混淆就会混乱；意志不可轻慢，轻慢就会玩忽。英明的君主应当有所纵容舍弃，以积蓄果决的气概；有所简略省略，以涵养清明的本体。一旦关键所在，就拿出我的意志来震动他们，没有丝毫的迟疑牵制，超出法令之外，深入民情之中，是那些揣摩规避的人所不能企及的。然后真正的才能得以振奋，诡诈顺从的人感到恐惧，四方的人都心悦诚服，就像日月运行于中天而没有不瞻仰的，就像雷雨发作解除旱情而百果草木无不破壳发芽的。君主是制定法律的人，不是奉行法律的人；是发布命令的人，不是遵守命令的人。应龙飞翔变化，下巴必定有尺木；猛虎制服百兽，胁下必定有威骨。汉宣帝时期，官吏大多虚增户口，所上报的风俗全是虚词修饰；汉明帝时期，朝廷都争着严酷急切，以逃避诛杀责罚。凭借两位帝王的英明，弊端尚且如此，难道不是拘泥于法令而意志不能伸张吗？有人说：唐德宗、宋神宗、明世宗能够伸张他们的意志了，但严正决断的弊端祸患比平庸的君主更严重，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三位君主，仁德不足，刚强有余；明智不足，固执有余。不善于运用他们的意志，那就是刚愎自用的过错，而不是严正决断的过错。

责实

做一件事没有没有实际内容的，计算功劳没有不从实际开始的。实际确立了，名声就随之而来，这是树立标杆来取影子。名声存在了，实际就消亡了，这是按照图画去寻找骏马。舍弃名声追求实际，一万次行动一万次成功；获得名声遗弃实际，一万次行动一万次弊端。天下人之所以追求功绩远离罪过，不是依靠我能赏赐他们惩罚他们，也不是依靠我能信守赏赐必定惩罚，而是依靠我的赏赐符合功劳，惩罚符合罪过，虚伪的人不敢蒙混，似是而非的人不敢扰乱。从君主自身到大臣，到众僚百官；从国家到城邑，到乡里，聚合起来像一个人，运转起来像一个身体，难道操作的方法不同吗？只是严密封堵浮夸虚妄，切中要害罢了。因此法令简略而容易明白，法律确立而可以遵守，明亮如日月，迅疾如风雨，坚贞如金石，这是追求实际的成效，也是治理的弊端。上级用名声要求下级，下级用名声回报上级，上级说必定要寻求于法令，下级也说必定要寻求于法令。法令极其繁多，君主和臣子不能周遍阅览而全部记住，那就必定全都委任给府史之类的人。英明的君主洞察权衡，在庙堂默默运筹，百官有司奔走勤劳，在职守中宣布执行，最终决定取舍进退的，都出自府史之类的人。听任他们颠倒失序，那就太严重了，这是拘泥于名声的过错。拘泥于名声必定喜好明察，必定喜好详细明察，详细是末节。拥有天下的人依靠智慧不依靠细数，把握根本不把握末节，无所不察就无所不蔽，无所不详就无所不遗。上级所检核的只服从名声，下级所覆告的只应付名声，不是不励精图治，但稽留停滞的情况依旧；不是不综合管理，但增饰粉饰的现象相继发生。名声与名声相互寻求，名声与名声相互蒙蔽，那么法律怎么不腐朽？法令怎么不崩坏呢？有个工匠在这里，空谈公输般和倕，实际上未曾亲自使用斧斤，如果相信他，主人就不免遭受风雨的叹息。有个医生在这里，巧言卢医和扁鹊，实际上未曾运用针石，如果相信他，病人就会有浸淫的困境。一身之微小，凡是追求安宁与生存的，尚且务必追求实际，怎么能把国家政事都相互顺从于名声呢？如果有了细碎琐碎的罪过，将谁来承担呢？况且天下人的心意，用神明来统摄的恒常严肃，用耳目来统摄的容易玩忽；天下人的事功，用志气来激励的必定成功，用文法来激励的多半毁坏。与其法令多而虚伪的人蒙混，不如减少法令而去掉虚伪；与其命令繁而似是而非的人扰乱，不如废除命令而杜绝似是而非。虚伪的产生，只有实际可以制止；似是而非的混淆，只有实际可以纠正。猎捕禽兽的人，设置网罟；操纵掩合的人，是人。名声是网罟之类，实际是操纵掩合的作用。把网罟委托在野外，说：“我的纲目完备，将坐着等待收获。”把法令委托给府史，说：“我的纲目完备，将坐着致效。”即使是大愚的人，也相信这是不可行的。

修约

天下有重要的方法，叫做修约。因为简约所以明察，因为简约所以安定，因为简约所以安逸。不知道执政的人，是追求明察呢？还是追求蒙蔽？追求安定呢？还是追求扰乱？追求安逸呢？还是追求劳碌？航行沧海的人，观察北斗星斗柄罢了；齐平方圆的人，执掌规矩罢了。古代事情简略，治理也简略；后世不能不趋向繁杂，是形势使然。事情繁杂

译而我所制定的繁杂条文又加倍增多，以至于使耳目疲惫，精神耗尽，最终无法驾驭，这实在不是驾驭繁杂事务的关键。政事中没有什么比赏罚更重要的了，善于制定赏罚的人，选取重大的原则写入法令典章，其余的则默默掌握在我心中，让狡诈的人无法揣测，坚守常规不变，让后来的人无法改变。因此，有不需要显露的告诫，而显明的告诫不能达到那种神妙的境界；有不需要刻在金石上的规定，而金石不能与之相比拟其坚贞。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简约的缘故。不善于制定赏罚的人，什么都要防备，什么都要详尽，成千上万种条款，每天都在增加。奸邪尚未兴起就用智谋去预判，弊端尚未出现就用端绪去开启。凡是我那些使耳目疲惫、精神耗尽的做法，本意是为了禁止奸邪、消除弊端。现在却恰恰用来诱发奸邪、开启弊端，那么为什么还要如此辛劳，没完没了地增加法令呢？况且未来的奸邪，有穷尽不了的情况；未来的弊端，有预料不尽的情况吗？因此，防范的政令越多，士人就越虚伪；比照附会的条款越多，诉讼案件就日益滋生。为什么呢？立法之初，本意是想让行为约束在法令之内，不知道反而逃避到了法令之外；本意是想让行为遵循在法令之后，不知道已经歪曲在法令之前；本意是想招揽奇特杰出的人才，而投机取巧的人却纷纷聚集；本意是想杜绝豪强狡猾之徒，而虚张声势的人却开始萌芽。况且防范的条文太多，以至于不足以招揽奇特杰出的人才；比照附会的条款太多，以至于不足以杜绝豪强狡猾之徒。也没有必要以法令繁多为贵了。镜子蕴含光明，并不是随着事物预先构造出它的形状；钟储存声音，并不是发出厉响去迎接敲击。老子说：“圣人坚守大道，作为天下的楷模。”又说：“我无为而治，百姓自然教化；我喜好清静，百姓自然端正。”这就是懂得简约啊！这就是懂得简约啊！

译考察人才

古代考察人才，名额少而途径宽；后世考察人才，途径窄而名额多。古代考察人才，选取容易而任用慎重；后世考察人才，选取慎重而任用轻率。古代考察人才，言语简略而事务详尽；后世考察人才，言语严密而事务疏漏。这就是真伪之所以各自判明，功效之所以相差遥远的缘故吗？成周选拔造士的制度，已经很好了。汉代制度规定，郡国人口二十万人的，每年推举孝廉二人；百万人的推举五人。合计天下推算，每年不过一百多人，名额非常节俭。然而此外又有贤良、文学、直言极谏、茂材异等的推举，又设立了四科。最后对于隐居岩穴的幽隐之士，天子甚至带着元纁玉帛亲自到其住所聘请，那么途径也未尝不宽广。贤良、文学等人应对制策，都询问时政事务，不合适的罢免遣回，优秀的补任博士、议郎。在官职上的风议，必定是时政的得失，不再用虚言来试探。等到出任州牧郡守，入朝担任九卿，必定是品行才能特别优异的人，所以当时的人没有浮夸竞争的心思，都自我奋起于事功。唐代以后则将天下的才俊，全部约束在进士这一条途径上。成绩优异者授予馆职，考试必定用声律对偶的文章。按照资历计算俸禄，高的提拔到谏官行列，跻身卿相之列，次的也不失为州牧郡守。所以轻浮急躁的人怀着进取之心，庸碌无能的人取悦迎合，而有才谋智略之士没有途径展现自己。古代制定爵位，并不是为了增加尊贵；古代授予俸禄，并不是为了增加丰厚。俊伟卓荦的人才，古代并非都降生于苍天之外，寻求于域外。然而人才全部汇聚于朝廷，智能全部施展于下位，是因为激励得其权宜，而综核得其实际缘故。大概名额少则浮滥就断绝了，途径宽则俊才就出现了，任用慎重则巧伪就革除了，事务详尽则功能就显现了。后世不是这样，常常使得英奇之士裹足不前，而侥幸之人攘臂争先，那么其弊端也大致可以看到了。刻木为靶，羽毛翅膀虽然具备，终究看不到高飞疾驰的速度；范金为马，骨骼虽然具备，终究看不到步伐的奇特。君主如果真的想要考察当世的真才，只让他们进献替代可否的建议，讲求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根据他们的才用用事务来试验，比较能否来升迁罢黜，这样则人才没有不奋起的，政事没有不兴办的，功业没有不建立的。这与按照虚名而索取实效，必定相差万倍。

天下怀抱忠爱、矢言亢直、感激而不顾其他的人，是山林敦朴之士。汉唐时代，设置了台谏，又设置了博士、议郎，又设立了直言极谏科，都是为了招徕山林敦朴之士。有时遇到君主德行有缺，有时遇到时政有弊，博士、议郎及应诏之士，都可以上封事，伏阙犯颜，他们言辞激切，往往天子变色，宰相避席。难道是当时士人独自敢于直言吗？特别提拔他们以激发他们的勇气，容纳他们极其宽广以开辟他们的途径，起用新进之人就没有系恋顾忌的私心，由特达提拔就没有门户党援的习气。这就是士人乐于陈述刚直之言，而前世常常收到成效的缘故。况且朝廷设置官职，只有宰相与谏臣不能用资格。宰相代天治理万物，不是道德足以经邦济世的人，不能居此位，在于君主慎重选择罢了。用资格任用，那么鼎铉之职就轻贱了。谏臣的职责在于纠正过失，与其通敏不如戆直，与其华辨不如謇谔。由资格任用则正气消磨，必定多瞻循附和，必定结立朋党，弹劾有所避忌，攻讦有所私心，建白者只关注科指的细微而已，宫廷的正论则未曾听闻。纠讥者只关注吏事的短长而已，利弊的大端则未能涉及。如果侥幸没有过错，慢慢等待升迁罢了。人情谁愿意舍弃坐致之效，而蹈不测之害呢？如果真的像博士、议郎那样得应诏上封事，那么适宜没有这些弊端。为什么呢？立朝尚浅，爵秩尚卑，有威激之心，无回枉之气，与由资格居谏垣的人固不可同日而语。论者说：山林之士拘泥于古、违背于今，言论未必可行，实行未必有利，何必用这些喋喋不休的人呢？回答说：世间未曾没有贾谊、陆贽这样的人，才能如二人，尚且说他们拘泥于古而违背于今吗？君主如果真的有意于山林敦朴之士，用他们的言论考察，不可采纳的罢免遣回，那些议论通达政体、忠诚恳切结丹素的人，安置在博士、议郎的职位，使他们更加练习时事。如果在职唯唯诺诺，则不得升迁。那些谋略英亮、志向在于献替的人，提拔他们居台谏，激励而任用他们，那么固然是执政之才。太阿剑陆地上斩断犀象、水中截断鸿鹄，是因为锋铦；鹰隼排开疾风而上征、撇开层云而下击，是因为翮劲。匣而悬之，绦而絷之，则没有割断搏击的用处了。现在封驳的制度久废于门下、中书。当英君贤相时，必定没有过举。假使万一有，言官抗章而争之，固已后矣。何如博士、议郎先事风议之为尤善也？

选择官吏

自古世虽极治，奸民之轻险者不能绝也。小则鬬暴劫夺，触法抵禁；大则窃铸鬻盐，吏人莫敢谁何。又其甚者，倡邪术，诱愚民，譬虺蛇莽蜂，无时而忘毒螫。其所潜伏，大抵山谷峻僻及缘边州邑。所恃乎遏奸于未萌，销患于未

译治理的关键，在于任用贤良的官吏罢了。凡是这些边远州县，选拔官吏应当比其他地方更加慎重；贤良官吏被推荐提拔，应当比其他地方更加优先。然而世上从政的人，往往与此相反。认为地方偏僻则政务简单，土地狭小则功劳微薄，不足以容纳有才干的官吏。只有刚出仕、被贬谪以及年老体衰的人，才去那里任职；考核政绩优异也不能参与俸禄收入，无法自给自足。在那里做官与被贬斥相同，刚强的人则认为上级大吏即将抛弃我，即使修持廉洁、勤于吏事，最终也没有途径让上级知晓。于是只实行搜刮聚敛罢了；软弱的人虽然不敢肆意剥削，但百姓的疾苦听不到，山川险阻平坦的道路不了解，忧心忡忡地以不能离开这里为忧虑，哪里有空闲去治理奸邪、打击强暴、谋划远大呢？百姓因为偏僻遥远的缘故，接连数十百年看不到贤良的长官，因此狡猾凶暴、不得志的人无所顾忌，进而侵犯欺凌他们，又进而迷惑蒙蔽他们，这才开始喧哗不安。恰逢有水旱灾害，趁机偷偷发动叛乱，邻近郡县不能高枕无忧，而执政者考虑不到这一点，他们的智慧竟然不如预先移开灶突、搬走柴草（防患于未然）的人吗？起初谨慎选拔地方长官，不过是指挥一下的辛劳；随后征调军队、耗费粮饷，或许穷尽岁月也不能平定，这难道是喜好困难而厌恶容易吗？况且边远地区对于近处州县，就像四肢对于心腹一样。现在有人对于手脚，就任其拘挛灼伤，而只治理心腹，难道能说是善于养生的人吗？如果确实让边疆要地的官吏，都选择那些简练稳重、有谋略的人，宽厚而不松懈，严厉而不残暴，明察而不苛刻，安抚善良百姓，纠察豪强势力，联结保甲组织，禁止游手好闲，广泛施予恩惠以招揽他们，体察荒歉以安抚他们，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施策。三年内有特殊政绩，就排在考核最优的前列，或者就地提拔，或者调任繁剧之地，一切比照近处州县的长官给予优待。这样那么所选的人都能得到任用，争相自我奋勉，不期然而然边远州县就会大治。边远州县治理好了，近处州县没有不治理好的，这确实是遏制奸邪的上策，消除祸患的良图。龚遂治理渤海，李固治理泰山，当战鼓急促、局势慌乱时，尚能宣扬威信，在千里之外挫败敌人，这都是贤良官吏已经验证的效果。更何况在祸患未萌发时遏制它，在未形成时消除它呢？

译寓政

实行什伍连坐制却不开放告发坐罪的渠道，不如不实行什伍制。开放告发坐罪却不设立赏罚的条例，不如不开放告发。《周官》中司徒的教化，有保甲、救济、赈救等措施，无非是为了敦厚仁爱、体恤百姓，使风俗淳厚罢了。那时百姓都在同一井田中居住，三个农忙季节务农，空闲时讲习武事，没有空闲去干坏事，奸邪也没有藏身之处，哪里需要告发坐罪和赏罚呢？管仲治理齐国，建立轨、里、连、乡的组织，用来寄托军令，齐国因此强大。商鞅治理秦国，严格实行什伍连坐，鼓励耕战守法，秦国因此统一天下，这都是因为能够开放告发坐罪，设立赏罚的缘故。后世的保甲制度由此兴起，然而成效未见，弊端却日益滋生，为什么呢？因为充实保甲不挑选合适的人，对待他们不以礼相待，徭役征索都落在他们身上，胥吏又趁机欺凌他们，狡猾的人便与胥吏勾结，来困害普通百姓。每当遇到赈济借贷时，他们就虚报名册，压制贫穷的人，没有人敢与他们争辩。至于奸邪之人的出入，盗贼的抢劫掠夺，从未被揭发检举，惩罚本来也达不到他们。即使揭发检举了，赏赐也达不到他们。像这样，法律所重视的，是心意所轻视的；名义上所顺从的，是实际上所违背的。而世上那些想要遏制奸邪、制止暴乱的人，还只是一再说保甲，再则说保甲，我不知道他们的成效在哪里？现在如果真的谨慎挑选人员，全部免除他们的徭役，稍微加以礼遇，官吏胥吏不得侵犯欺压他们。他们的什伍相互依附，听任百姓自己联合归属，减少文书簿籍，只把责任专归于保长。乡里有通奸的流民、长期作恶的匪党，就向县令、县长报告。报告属实，给予赏赐；或者来不及揭发检举而事先捕捉，捕捉属实，给予重赏。告发和捕捉不实，有重罚。隐匿包庇纵容，有重罚。县令责成保长，保长责成什长，什长责成伍长。像这样而奸邪不能遏制，暴乱不能制止的，是没有的事。有人说：“盐枭公然施行邪术，煽动引诱，难道是保长所能控制的吗？”回答说：“有寓政的方法在。寓政怎么做？看州县有山谷险要之地，就仿照三老、游徼的职事，根据当地情况稍微增设。稍微招募丁壮，村里设立农官，市场设立市正。又开导坏分子互相告发捕捉，这些都是适宜推行的策略。”三老记录孝悌的人，训导不听从教化的人；游徼主管访查捕捉，谨慎防守关塞。百姓中有体力强健，愿意学习技击的人，游徼按时教阅。有追捕逃犯的任务，就预先由农官训练耕桑，旱涝灾害按时上报。市正讥讽并禁止转卖奇异淫邪和不轨的物品，有的就报告。那些盐枭教匪，招募能互相告发捕捉的人，赏赐擒获首要分子的人，让他们内部互相攻讦，那么党羽就会溃散。这是赵广汉、张敞、虞诩的策略。所有这些方法，尤其在于县令、县长督察激励，那么百姓就会安定，风俗就会淳善了。政令必须执行的，即使像徙木立信、弃灰于道那样严酷，人们也没有异议；政令不能执行的，即使像赐酺、贷种那样恩惠，恩泽也不能下达，严肃与玩忽是不同的。所以说：空船不能自己运行，空车不能自己奔驰。制度完备、法令良好却归于有弊端，没有成效，那是执行上的过错。保甲，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罢了。

禁末

末业也有多种途径。商人从事末业，首先是因为它妨害农业，所以历代君王总是抑制它。秦国征发百姓戍守边疆，先惩罚罪人，其次是市籍商人。汉高祖即位，又征召商人的儿子，折辱他们。然而趋向商业的人却越来越多，以天子的威严，不能在百姓中推行法令，这确实是事势上无法解决的。所以晁错说：“法律轻视商人，商人却已经富贵了；尊重农夫，农夫却已经贫贱了。”然而那时商业对农业还有功劳，没有严重困害农业。农民所持有的，是粟米布缕，所需要的，是各种物品的用途，所持有的不能流转，所需要的不能聚集，商人从而在农民之间流通货物，对农民很方便。唯独为什么要重重折辱他们呢？现在的商人不是以前的商人了，不仅妨害农业，而且困害农业；不仅困害农业，上自贵族，下至仆役，商人都钩取他们的盈余而困害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敦厚朴实的本源断绝，而奇异奢靡的风气炽盛。百户人家聚居的地方，必定有几十家的市场；千户人家聚居的地方，必定有几百家的市场；万户人家聚居的地方，必定有几千家市场。核算其中有助于衣食的器具用品，才占十分之二三，其余都是炫耀耳目、荡涤心志的东西。况且商人之所以奔走于人的，在于役使末技，在于流通番货，这两者是灾祸的门径、蛀虫的府库。古代制造的区域，官府考核其成效，工匠执掌其技艺，必定符合标准，必定利于使用，不是这样的就有禁令，所以诈伪不敢兴起。现在从事传统行业的工匠，困苦程度与农民相等，而从事末技的人穷极工巧，日日增加，财富的来源有尽，技巧的漏洞无涯，用有尽的财富去迎合无涯的技巧，怎能不枯竭？那些番货的奇异淫邪，又比末技千百倍，挟带着无形的毒害，熔炼九州的血膏，打开尾闾的大壑，荡涤四民的箱箧。这两者，商人都笼络占有。利益散于末技，还说是我的百姓；如果利益散于番舶，这难道不是令人痛心的吗？那么返回正道的办法，只在于亲身实行节俭，在上位者倡导，从贵族近臣开始，直到编户百姓，然后优待从事农业的人，体恤并严厉禁止末业罢了。农业是应该体恤的。现在命令有能力耕种而加倍收获不出乡里的农民，恢复赐爵的条例，宽免他们的徭役，那么趋向农业的人必定更加振奋。商人中那些通有无、辅助衣食的照旧，那些敢于役使游技、流通番货以及从事游技的人，严厉禁止。禁止而不听从的，就列入下等户籍，区别他们的衣冠，徭役不得代替，子弟不得参与

译试着让官员进入仕途。命令官吏按时检查市场上的各种物品，如果有长度尺寸不合法规的，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都有罪。州县抓住这些要点，以此来评定考核成绩的优劣，推行这种做法。十年之后，或许末流风气会稍微衰退吗？如果不这样，我担心公私的财力最终都会流入无底洞，后来想要挽救就来不及了。

译导俗

风俗的浇薄，是由于谦让之道不能通达，节俭之德不能彰显的缘故。古时候，君主将善行归功于上天，臣子将善行归功于君主，儿子将善行归功于父母。士人应对选举时有谦让，接受爵位时也有谦让。下至饮酒吃肉，在道路街巷之间，不约而同地谦让，谦让之道就通达了。古时候，天子住低矮的宫室，吃粗劣的食物，诸侯节制用度，谨慎法度，群臣大体廉洁，小处也廉洁，以至于百姓，饮食按时，行事依礼，不约而同地节俭之德就彰显了，风俗多么淳厚啊！引导的源头在上层，而百姓在下层都敦厚勤勉。如今从一个小士人开始，他们看待俸禄地位，都傲慢地怀有想要得到的心思，占据职位不肯辞让，谋求利益没有止境。拥有百金家产的子弟，穿着奢侈，饮食苟且，与资产累积巨万的人等同。朝廷的教化并非不施行，法度并非不完备，而风俗却日益浇薄，这是因为士大夫用来倡导表率的做法有过失。谦让之道不能通达，于是争竞就兴起了；忠信衰落了。节俭之德不能彰显，于是等级制度就破坏了；财物用度就匮乏了。这是损害教化、伤害教化的重大缺失，败坏法度、破坏规矩的深重祸患，而有地位的君子不急于谋划如何矫正它，颓废的风俗一天比一天严重，不知道最终会走到什么地步。所谓谦让，不是虚夸崇尚美好的节操，一定要有喜好善行的实质，有了解他人、审视自己的明智。所谓节俭，不是苟且地吝啬，一定要在内约束自己的放纵逸乐，在外斟酌自己的等级规范。只有士大夫才能深入探求并努力实行，那些愚昧的百姓知道什么，只看他们的表率而跟随他们的潮流，于是纷纷顺从罢了。况且这两者，是遏制嚣张凌犯的堤防，是控制骄横僭越的缰绳。在平原上决开河流，没有堤防来抵御，就会横流遍野；在十字路口驱驰四匹马拉的车，没有缰绳来制约，就会狂奔翻车。风俗的浇薄，固然没有形状，但比起有形状的祸患更为迫切。士大夫负有教化风俗的责任，既然安然不把它放在心上，又不亲身实行节俭谦让来率先垂范，想要风俗重新回归淳厚，怎么可能呢？

王言

王言，是宣扬治道的鼗鼓和木铎，是传达教化的关键，选择合适的人来代言，不能不慎重。《尚书》说：“出纳命令必须公允。”《诗经》说：“王的喉舌，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虞、夏、商、周之间，君臣兢兢业业，圣贤相遇，他们的咨询命令、陈述谋略、发誓言语、宣告训诫，没有不宏大而深远，典雅而有法则的。这是因为当时代言的人，都是圣贤的门徒。继承这些之后，没有比汉朝的诏令更好的了？有体恤百姓的仁爱，有谦虚简约的德行，直率而不粗野，文采而不浮靡。它的策命严肃而端正，它的延访温和而华美，它的警戒严厉而果断，它的褒奖勉励和顺而宽裕。贾山说：“我听说山东的官吏颁布诏令，百姓即使是年老体弱多病，扶着拐杖前往聆听，希望片刻不要死去，想着看见德化成就。”第五伦担任督掾，每次读诏书，常常叹息说：“这是圣明的君主，见一面就决定了。”大概言语的功效就是这样。到了东汉末年，尚书陈忠上疏说：“各位郎官大多是世俗的官吏，很少有高雅的人才，每次撰写诏书，辗转互相请求，言辞大多鄙陋固执。”汉朝的文辞，从此稍微衰落了。唐、宋都是由中书省职掌制作诰命，选择文学特别优异的人来起草。当时君主喜好文采，就愈发趋向浮华奢侈；矫正它的人，全都返归质朴，或者仅仅类似律令，文采过分的不对，质朴的也未得要领。然而唐朝臣子如杨绾、陆贽、李德裕等人，大都能补救过失，符合机宜，即使在危迫的境地，而敕书所下达，骄横的将领和悍勇的士卒，无不警惕感激，何况施行在政事修明的时候呢？由此看来，言语本来不曾没有功效。上天用来彰显的，是气象；雷用来宣告的，是声音；太阳用来附丽的，是光芒；君王用来传播的，是言语。气象不显著，无法为万物提供仪范；声音不奋起，无法震动远近；光芒不照耀，无法照亮幽暗隐蔽之处；言语不修饰，无法昭示法度准则。治理国家的根本，并非系于言语，然而君王有言语，将要决断百代的嫌疑，确定万方的轨则，颁布在史册上，流传给子孙。当朝政正兴盛，举动可以记载给后人，而代言的人务必选择合适的人，诏命之美，难道只是远远追及汉、唐的盛世而已吗？

正谀

谄媚的兴起，不是一天的事了。起初是由卑贱引导尊贵，由愚昧引导贤能，而谄媚还可以纠正。后来是由尊贵迎合卑贱，由贤能迎合愚昧，而谄媚就无法纠正了。大凡人接受谄媚，是有逐渐的过程：才高而自傲的人，谄媚就从中侵入；柔顺而自我宽恕的人，谄媚就进入；喜好相同而厌恶不同的人，谄媚就迎合。人习惯于谄媚，也是有逐渐的过程：轻视他不足以讥讽，就用谄媚欺骗他；忌惮他不可违逆，就用谄媚谢罪；喜欢他不违背自己，就用谄媚应答。这些都没有达到趋炎附势、追逐利益的极致，明智的君子都能知道其中的过失。然而逐渐的过程如果不谨慎，就会流于谄媚而自己不觉悟，这真是可怕啊。大凡谄媚的人，超出常量的施与，将要有所中合他的欲望。欲望既已中合，必然有所回报，回报而愈发驰骋，必然更加超出常量。这是诽谤的阶梯，谗言的陪嫁，骄傲的萌芽。明智的君子，怎么甘心接受它而甘心习惯它？况且自己厌恶谄媚而乐于接受别人的谄媚，譬如不做都市的大盗，却在箱子里窃取锱铢，终究是有盗窃癖的人。自己顺从谄媚而想要禁止别人接受谄媚，譬如用夏桀的门徒讥笑盗跖的行为。从前张子寿刚正诚实，然而忌惮严挺之而喜欢萧诚；司马君实与韩稚圭在朝廷上争辩侃侃而谈，不阿谀，等到掌握国政，变更差役制度时，抵触范纯仁、苏辙的意见，而任用蔡

译京城。那些都是贤能的人，尚且有所蒙蔽，何况比不上这两位的人呢？有人问：谦顺以施行权变，不还是胜过揭发他人以沽名钓誉吗？谦卑以自我修养，不还是胜过高傲以违逆众人吗？回答说：谦顺是顺应正道，阿谀则违背正道；谦卑是端正自身，阿谀则扭曲自身。士人行阿谀，砥砺名节的心志就会衰退；臣下行阿谀，刚直敢言的风气就会衰败。众人阿谀的风气既已盛行，孤高正直的人自然就会沮丧。就像黑丝改变白丝，蓬草混入麻中，如果不随它们一起变化就不会停止。所以，丧失人的善行，助长人的过失，遮蔽是非而掩盖功过罪责，没有比阿谀更严重的了。明智且身居高位的君子，想要端正人心，矫正时弊，一定要从去除阿谀开始。

译有通过积累学问来获得声誉的人，却没有通过积累声誉来当作学问的人。上天积聚气息而气势崇高，山岳积聚德行而土壤依附，河流积聚刑罚而水流归附，士人积聚学问而声誉到来。古代的君子，没有追求声誉的心，只是惶惶不安地担忧自己的学问不够罢了。起初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来奠定行为的根基，以《诗经》《尚书》来研求思虑，遵循礼乐来洗除邪念，遵循仁义来增长善行，体认忠信贞廉来端正行为准则，考察治乱兴废来扩充见识。那些尚未获得的，局促不安不敢自我满足；那些已经获得的，谦逊退让不敢自我肯定。潜藏而不炫耀，充实而不溢出。正因为这样，所以道义在这里确立，行动在那里推行，传播于家庭，通达于乡里，闻名于朝廷。声誉的到来，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后来的君子，不积累学问，只追求声誉；不仅追求，又急于用虚名来炫耀实质，用虚伪的行为来迎合听者，猎取高名。考察其根本与枝节、经线与纬线，没有见识，而喧嚣的人接连不断。傲慢地自以为得计，正讥笑积累学问的人拙于应付时势，这也太荒谬了。所以说：浮夸的言辞，高士不称道；无根的传闻，王者不接纳。这是说声誉没有根本。学问好比染色，浸渍深远而丹黄黼黻的纹彩灿烂，不然只是绘画罢了。时间久了还会剥落。学问好比耕作，深耕细作而颖栗坚实美好，收获加倍，不然只是粗耕罢了。甚至混杂着秕稗。层青生长在幽深的山崖，而登山的人不畏惧其遥远；明珠产于赤水，而采珠的人不躲避其深邃。火不说猛烈而火焰灼热，石不说坚硬而质地坚贞。树林茂盛，鸟儿就聚集；饵料芳香，鱼儿就到来。君子审察这些，有积累学问来获得声誉，没有积累声誉来当作学问。《诗经》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大概说的是学问；又说：“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大概说的是声誉。

有相信有不相信，这是相信；没有不相信，那就是迷惑。有怀疑有不怀疑，这也是相信；没有不怀疑，那就是迷惑。相信可信的，这是相信；相信可疑的，那就是迷惑。怀疑可疑的，这也是相信；相信可疑的，那就是迷惑。天下有是非，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是非就确定了。天下没有是非，肯定错误的，否定正确的，是非就混淆了。去南方的人说离开北方而向南，不久却还没有离开南方。去东方的人说离开西方而向东，不久却还没有离开东方。臧因为下棋而丢失羊，谷因为拿着书册而丢失羊，都是大迷惑的一类。求学者的怀疑与相信，怎么与此不同？古代的君子，虽然视力不如离朱，听力不如伶伦，计算不如隶首，推算历法不如大挠，但不妨碍成为大智慧，只是谨慎地相信而保留怀疑。后来的君子，虽然议论穷尽六合之外，心思探究二气之先，著书多于五车，散失罗列百代，但不妨碍成为大愚昧，只是舍弃相信而追求怀疑。文得到尚而记载，武得到箕而访问，颜得到孔而师从，相信可信的。衍雕龙而奢侈，惠坚白而鸣叫，列御风而行走，相信可疑的。身心之间，伦理纲纪之地，像经典的话，像史书的话，治乱成败的关键，百姓利害的大事，这些应该追求相信的。既然广博而且宏大，现在舍弃明显的而追求幽暗的，好比在长夜中寻找白日，在炎洲征召飞霞。所以说：说天地可解的是错误的，说不可解的是错误的，说可解与不可解都是错误的也是错误的。况且在道理上受挫的，一定在气势上伸展，气势盛就辩论，辩论盛就争执，像市场商人一样，像聚集诉讼一样，哪里能看到怀疑与相信的来源呢？那么凭什么专一相信？回答说：不如保留怀疑。凭什么区别怀疑？回答说：不如崇尚相信。

谦顺而正直，恭敬而没有过失，是处于上级交往之道。严肃而不轻慢，恩惠而不亲昵，是处于下级交往之道。虚心而有包容，和顺而不随波逐流，是处于泛爱交往之道。善行就互相劝勉，过错就互相规劝，是处于同心交往之道。恭敬以远离狎昵，厚重以远离轻薄，是处于故旧交往之道。开启之后才通达其内心，测度之后才进入其言语，是处于新结交之道。交往必须诚信，没有自己不诚信而能取信于人的。交往必须谨慎，没有开始不谨慎而能巩固终局的。诚信了，谨慎了，用明智来选择，用恕道来推行，交往之道就得到了。容易结合的必定容易背离，喜欢赞誉的必定喜欢诋毁，多相同的必定多不同。怨恨没有比依赖期望更大的，深隙没有比要求无厌更大的，祸端没有比广泛攀援更大的，灾殃没有比严厉约束别人更大的。崇尚公正，不崇尚通达，交往才有功效。坚持贞正，不坚持私情，交往才能成功。看重玄黄适合颜色，不看重琴瑟胶合于一。看重淄渑呈现味道，不看重甘醴沉溺于醉。看重椒兰袭久，不看重荃茅变于后。《易经》记载三人的损害，又昭示二人的同心。《诗经》陈述伐木的仁德，又告诫阴雨的薄情。各位君子，恭敬啊，恭敬啊！交往之后才衡量，必定失败；衡量之后才交往，就没有悔恨。

言语有要点，没有道理就没有言语，没有事实就没有言语。言语如果不涉及事实道理，这是去薪求火之类；言语如果不恰当于事实道理，这是歧路亡羊之类。君子对于言语，没有苟且的，没有不辨别的。怎么辨别呢

译内心契合于义理，而事实经得起核查。事实与义理相合了，进而观察其言辞的气象，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了。有人说：“庄重的议论未必没有奸佞之人，正确的意见未必没有浮夸虚伪之辞，辨别起来也非常困难。”回答说：“并不难。油脂丰盈则液体流动，波涛汹涌则波澜起伏。珍珠美玉潜藏在幽深之处，它们的光华必定显现于山川；兰草芷草生长在溪谷之中，它们的芳香必定弥漫于林莽。内心的精粹凝结而成言辞，这是内心的旗帜；言辞的蕴藉充盈而成气象，这是真诚的旌旗。怎么能够掩盖？怎么能够诬蔑？”所以，言辞宽厚从容、和谐流畅的，可以看出这个人慈爱仁厚、温和善良；言辞沉静端正、严肃诚实的，可以看出这个人恭敬节俭、喜好礼仪；言辞疏朗通达、宏大深远的，可以看出这个人英明爽朗、开阔济世；言辞庄重恭敬、廉洁纯洁的，可以看出这个人刚直不屈。说险峻刻薄、苛察聪慧之语的人，其为人必定刻薄深沉；说刚劲强悍、凶猛乖戾之语的人，其为人必定果断急躁；说曲意谨小、和颜悦色之语的人，其为人必定谄媚奸佞；说浮华艳丽、阿谀逢迎之语的人，其为人必定奢侈放荡。所有这类情况，考察之于事实义理，观察之于言辞气象，都清清楚楚可以辨别。事实义理对于言辞，就像织布机对于织造，织布机设置好了，粗绸细绢锦缎绮罗没有不凭借它而完成的；就像筋骨对于肌肤，筋骨具备了，运行止息没有不遵循它而听命的。气象对于言辞，也就像染色有深浅，血脉有荣枯一样。推究这些来寻求辨别言辞的方法，就不难了。况且言辞不仅仅以纯粹或瑕疵来评判，诸子百家未必全都符合义理、有助于事功，他们的偏颇瑕疵或许多得举不胜举，然而他们所持守的也有根据，就像水火金石一样，明显地不改变它们的本性，等待取用的人而各自适合用途。后世的言辞芜杂了，衰败了，沉溺了，蒙蔽了，表面上依附于义理而实际上背离，依托于事实而更加疏远。对于不值得辨别的东西，那么著书立说的人就应当自己树立根本了。

译绩枢言

君臣篇

君主的道理没有比消除猜疑更大的，臣子的道理没有比去除私心更大的。君主没有比选拔贤才更急迫的，臣子没有比不欺骗君主更优先的。君主能够决断，仁德才能保全；不能决断，就会损害他的仁德。臣子能够公正，才能才能充裕；不能公正，就会丧失他的才能。君主崇尚明察，臣子就会掩饰欺诈；君主喜好名声，臣子就会进献虚伪；君主亲自处理事务，臣子就会回避事务。有这样的君主，拒绝封禅，停止进贡，亲自穿着粗厚的丝织品，器物没有文饰，这是恭敬节俭的君主。然而舍弃大事而图谋小事，说他在安逸奢侈方面贤明是可以的，但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汉成帝临朝深沉沉默，尊严如同神明，有恭敬的样子，然而外戚最终篡夺了他的权力。唐文宗袖中藏着洗过三次的经书，有节俭的节操，然而宦官实际上掌控了权柄。详细考核细枝末节，章奏都亲自阅览；地方长官都召来对答，这是励精图治的君主。然而对近处周全而对远处遗漏，说他在琐碎事务上贤明是可以的，但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隋文帝、唐德宗、明世宗，就是这样。不随意谴责呵斥，不轻易杀戮，这是慈爱恩惠的君主。然而不掌握威福而实行姑息，说他在刻薄方面贤明是可以的，但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汉元帝、明建文帝，就是这样。畏惧谨慎，是臣子的节操。孔光不说温室中的树，却向王氏输诚；李息慑服于张汤，胡广、赵戒向梁冀低头。这哪里算是畏惧谨慎呢？报答称职，是臣子的职责。凭借诗书进取，却用刀笔侍奉君主，揣摩君主的心意。议论平准、均输，议论告缗、榷算，没听说他们引经据义慷慨陈词。这哪里算是报答称职呢？宽厚宁静，是臣子的气度。王导不诛杀郭默，陶侃讥讽他；萧俛、崔植议论裁减军队，朱克融最终在幽州作乱。这哪里算是宽厚宁静呢？有小国的君主，有大国的君主，有天下的君主；有恪守职责奉行法度的臣子，有表率作用的臣子，有社稷之臣。节制谨慎守度，是小国的君主。体恤邻国爱护弱小，辅佐拥戴王室，征伐不服从的，是大国的君主。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是天下之君。履行他的职责，颁布他的法令，早晚思考，不敢越轨，是恪守职责奉行法度的臣子。甄别功过，慎重举动，虚心公正来成就它，廉洁来倡导它，是表率作用的臣子。忧国如家，能决断大事，祸患未到就思考防备，奸邪未进就思考遏制，日夜寻访天下的贤才，考察他们的文武才干，急需用人时，就报告君主并任用他，这是社稷之臣。凡是君主积累猜疑，必定自夸明智；自夸产生固执，固执产生蒙蔽，而情感能沟通的就少了。臣子营私，必定倚仗宠幸；倚仗产生骄傲，骄傲产生忌妒，而才能能进献的就少了。所以贤明的君主像天，贤明的臣子像众星。天积累刚健以运行其强健，积累阳气以盛其光芒。廓然大公，执掌真宰而驾驭万物。贤明的君主效法它，所以政事没有不理顺的。众星顺应南北以经纬，乘寒暑以隐现，鲜明地成行，依据星度而辅佐日月。贤明的臣子效法它，所以纲纪没有不肃然的。

信臣篇

《礼记》说：在上位的人可以望而知晓，在下位的人可以陈述而记住。贤明的君主对于他的臣子，用礼貌来尊崇他们，用诚意来信服他们，用爵位赏赐刑罚来驾驭他们，明示好恶，只在于诚信罢了。不诚信则情感不能沟通，情感不能沟通则事情不能成功。凡是君主不信任他的臣子的，必定说他们结党营私。于是有挟持权术运用计谋以示不可测度的，有违背众人任用舍弃以自夸独断的。不知道这实际上是引导他们结党营私。凭什么说明是这样呢？权术计谋，韩非、晁错以此教导秦始皇、汉景帝。秦始皇能胁迫控制他的臣下，却不能制止赵高作乱；汉景帝采用晁错的言论，祸端开启七国之乱，幸好诛杀晁错才停止。任用权术计谋必定崇尚明察，崇尚明察必定寄托耳目。所寄托的耳目不一定都是正直的人，那么必定有小人生起而迎合，以揭发阴私，举发苛细作为忠谨。于是小人又拉拢他的党羽，表面上显示孤立无所依附，实际上暗中结党而暗中倾轧善良的人。君主反而喜欢，认为能破除朋党。如果有两三个忠直的人，志同道合，偶尔涉及论荐，必定以朋党怀疑他们。忠直的人虽然想以诚信结交君主，而君主更加不信任。这是任用权术计谋的过错。君主想要任用舍弃的权力操持在自己手中，是适宜的。然而议论必定采纳至公，以众论为朋党而违背众人独断，任用谋议的人不一定通晓治体，任用兵戎的人不一定明白孙吴兵法，那么燕国失之于骑劫，楚国失之于子兰，唐玄宗失之于李林甫，唐德宗失之于卢杞，唐文宗失之于郑注、李训。这是违背众人的过错。君子自己不结党，而不能不自然形成同类。为什么呢？律己的廉洁相类似，体国的忠诚相类似，任事的果毅相类似。相类似必定相喜悦，相喜悦必定相引荐，又都显然为之，在朝廷上直言，无所避饰。小人不同，虽然暗中结党，而外表显示孤立，善于隐藏其形迹。君主不察，反而以君子为结党营私，以小人为危身奉上。一旦不信任他的臣子，而举措错失得当，到了如此地步。比起公听并观，按功罪定赏罚，动合人情的，得失相去，难道不悬殊极了哉？况且君主挟持不信任臣子的见解，凡是廷臣有以公正相取的，就怀疑为朋党，那么中材以下都将习惯于唯诺依违，以文具相蒙，幸免咎责。朋党

译如果诚笃确实被破除了，我担心廉耻和气节也会随之一起消亡。

译【明是篇】

君主听取群臣的言论，根据这些言论是否得当来决定采纳或拒绝，实施升降赏罚，以此来明确国家的正确方针。想要明确国家的正确方针，没有比先采纳谏臣的言论，加以辨别，明确议论的是非，并昭示朝廷裁决更重要的了。谏臣以进言为职责，又处在盛世，君主宽仁大度，使他们能够畅所欲言，抒发胸臆，直言不讳，不曾有因进言而获罪的情况。不担心他们不说话，担心的是他们提出的建议浮泛而不紧急，不符合治理的要害，或者窥测君主的意旨，上下迎合。君主又一律宽容，不加责备，采纳或拒绝不据此决定，升降赏罚不据此执行。于是刚正光明的人无法施展其冒犯君主、补正过失的气概，而圆滑庸碌的人反而能喋喋不休地占据职位，自称为报效君主。这就是国家正确方针之所以不明的原因。君主设置谏臣来辅助自己，难道喜欢他们喋喋不休地占据职位，自称为报效君主吗？大概也是有所借鉴而加以矫正吧？我私下认为矫正的原因，不过是因为：前代的台谏多受大臣的指使操纵，门户攻讦，满朝如水火般对立，混淆黑白，迷惑视听，互相背叛公义、结为死党，把国家的正确方针置之不理。所以这样做来矫正它。如果谏臣确实出于背叛公义、结为死党，那么把其中最恶劣的驱逐斥退，其余的人自然不敢勾结欺瞒君主。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就不应当拿前代已经过去的弊端，来防范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设置这种矫正措施，来消磨杰出忠直之士的气概，只是让平庸的人得逞，而对国家大计毫无益处。所以明君对待谏臣，言论好的就采纳并实行，奖赏并提拔他们，不仅仅用优厚的诏书回复以博取容纳直言之美名。言论只是窥测意旨、上下迎合的，就罢免他们，不仅仅宽容不加责备，而且推行他们的言论。像这样，都是为了明确国家有正确的方针罢了。现在君主厌恶背叛公义、结为死党的臣子，而矫正过度，只取那些充数的人，那么忠直之士在无形中受到消磨的，大概十之五六了。大臣又秉承这个意思，遇到保荐言官的时候，表面上告诫而暗中暗示，希望他们收敛锋芒，没有过失也没有赞誉。那么忠直之士在无形中受到消磨的，十之七八了。那些刚正不屈的人，只有两三个杰出之士罢了。虽然不被谴责，但也没有特别的表彰，升迁提拔也轮不到他们。久而久之，那些窥测意旨、上下迎合的人，反而按资历升到高官了。还希望国家有正确的方针，不是错了吗？然后才知道容纳言论并不比拒绝言论好，然后才知道开放言路恰恰是堵塞言路。

【官才篇上】

有人说：选拔士人的数量，现在比古代多了，但人才不实用。大概选拔人才的方法应该改变吧？何不恢复帖经和策论呢？回答说：没有益处，只会助长虚伪。何不恢复九品中正制和上书自荐呢？回答说：没有益处，只会开启苟且之风。那么难道没有比现在科举制度更好的方法吗？回答说：不容易说。近代使用人才，只有进士一科，礼部考试已有定额，遇到庆典又增加名额。以十年计算，应当录取二三百人。为什么人才这么多且容易得到？奇特伟大非常之人，有的不在其中，而浅薄小智以及刚成年的少年反而捋起袖子得到了。国家设立科举来等待奇特伟大非常之人，不是用来等待浅薄小智和刚成年的少年的。而录取的人像这样，那么法律不足以依赖，是明显的了。况且以天下之大，急需人才，录取的又这么多且容易，那么应该有贤能杰出的人出现在其中。然而人才总是不实用，这不只是士人的过错，也是法律的过错。大凡人才取决于他们的自我修养和上级的培养，既然得到容易，录取又多，人人都有速成的心理，那么心气就不安定；心气不安定那么积蓄就不深厚；积蓄不深厚那么用那些涂饰迎合的手段施之于政事，难道会有济于事吗？又何况所学的不是所用的呢？现在纵然不能完全改变选拔士人的方法，那么请减少礼部考试的定额，保留原来的三分之一，遇到庆典不增加名额，留下这一途径来安置中等人才。至于奇特伟大非常之人，只有天子亲自举行制科才能得到。不要专门选取词章技艺，只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才异等才能被举荐，或者参用司马光十科的议论，每隔五六年或八九年举行一次。责成行省大吏应诏举荐人才，天子凭轩策问，录取没有定额，录取的人都让他们自己选择职位授予职事，有效能就升迁，举荐的人有赏，没有效能就罢免斥退，处罚连及举荐的人。又命令学士仿照唐代制度得以荐举山林中有道之士，时时为天子进献学说，根据所荐举的真伪决定赏罚。这样培养深厚而进用广泛，不改变法律而辅助法律来收揽人才，或许稍微有些补益吧？有人说：减少常额确实如此，但所说的制科荐辟等各种方法也有冒进的人，这怎么保证没有弊端？回答说：弊端是等同的。坐视弊端而不改变，与预先预料弊端而搁置不实行，对于选拔人才来说同样是不恰当的。王者对于人才，开始用陶冶变化来安定他们的心气，心气安定后，就磨砺激励，振拔鼓舞，使他们奋发于功名之路以达到他们的用处。以四海之广、士民之众，能够言说的人，他们指陈政事，言论成为文章，对照先圣而不谬误，施之于当世，符合时务的人，不曾没有。事情交汇，文武干略，内外等待救时解困的人，又不曾不日夜盼望。如果真的在这个时候，稍微打破常规，拓宽途径而进用他们，核实他们的真实而使用他们，精神意气足以感召天下的豪杰，使他们展现才华

译效验不同，人们便奔走于朝廷。从前燕昭王不过是弱国的君主罢了，他筑台拜将，招揽贤士，士人争相奔赴，最终使国家强大称雄，何况如今统一天下，陈列爵位奖赏以教化四方士人的人呢？如果一定要预先计较它的弊端，认为不如专门固守现在所实行的制度，那么这种制度已经实行了五六百年了。夏商周三代的制度都可以改变，这种制度难道唯独胜过三代吗？况且治理天下的人，想要得到士人并任用他们，是要任用那些奇特伟大、非同寻常的人呢？还是要任用那些见识浅薄、小聪明、刚束发成童的人呢？

译官才篇下

天下的贤才既然众多，进用的途径已经确立了。能够使官员与其才能相称，施展才干，在上辅佐君主和宰相，具备知人善任明察的，就在于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如果不是既知人又懂军事的人，就不能担任这个职位。两位尚书如果选对了人，那么文武官员就会竭尽智能，还有什么政事不能修治？如果选错了人，那么庸碌无能的人占据职位，设置官职、安排职务，都成了虚设。这是国家政治兴衰的根本，不可轻视。所谓选拔任用，在于辨别贤与不贤以及才能器量所适宜的地方，不仅仅以资历深浅作为高低的标准。董仲舒说过：“小才即使积累时日，也不脱离小官；贤才即使任职不久，也不妨碍成为辅佐。”确实是贤才，应当首先上报；确实是不贤，也应当首先上报，为什么要等到考核制度之后才上报呢？兵部也是如此，考察才能最为重要。那些能够全面了解四方以及边境险要的地形便利，通晓军事进退，能够决策制胜的人；以及能够安抚团结士兵，兴办屯田，规划军粮供给的人；还有武力超群、勇猛无畏的人，都应当记下他们的姓名作为特殊档案，不时地上报给君主，不必等待军政考察。兵部选拔属官，一定要选取通晓军机的人；凡是出任兵备职务、担任边境郡太守的人，一定要从兵部选取有才能的人。这些都是将来抵御外侮、捍卫国家的栋梁之材。朝廷中只有宰相、副宰相和卿贰级高官，必须由君主亲自选择；其余的人才，没有不从吏、兵两部产生的。想要使官员与才能相称，必须先了解其才能；想要了解其才能，必须接见咨询，才能得知。如果让掌管铨选和兵部的官员，不拘泥于私宅接待宾客的禁令，四方升迁到部里的人，允许在私宅或宽敞的庭院中接见，听取他们的议论，考察他们的才略，考核他们的职业。又各自让他们陈述举荐交往认识中才能出众的人，秘密地登记在案，慢慢用职务来试验，观察其成效如何。日夜勤勉，只以人才为念，广泛咨询采纳，即使不能得到十分之五六，也可以得到十分之三四了。现在却不是这样，符合资历应当升迁，两位尚书就说：“给他升迁。”稍微不符合资格，就说：“不应当升迁。”符合资格即使是平庸低下的人，也给他升迁；不符合资格即使是杰出的人才，也不能升迁。这不是衡量才能，而是听从惯例；不是完全遵循惯例，而是听从吏员。文武两条途径，是国家使用人才的地方，是政事的根本，哪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却完全听从惯例和吏员呢？这样怎么能做到人尽其才呢？《易经》说：“端正根本，万事就治理好了。”想要人尽其才却不知其才，因此得不到人才，又诋毁天下没有人才。唉！是制度本身不能得到人才罢了，怎么能以此诬蔑天下的贤才呢？

有人说：“私宅接待宾客，恐怕会打开请托贿赂的大门，这是法律应当禁止的。您的话，岂不是开启侥幸进身的途径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天子设置吏、兵二尚书，必定选择贤能的人担任。那个人贤能，那么请托贿赂就没有途径到达他的门前。两位尚书如果通请托贿赂，那就是不贤能。哪有任用不贤能的人担任尚书的呢？赶快罢免他，进用贤能的人，那么请托贿赂的门路自然断绝。从前裴度担任宰相时，淮蔡用兵，请求在私宅接见士大夫，以咨询筹划，没听说裴度门下有请托贿赂的人。吕夷简担任宰相，将人才疏列放在夹袋中，朝廷用人就从夹袋中选取，没有不称职的。虞允文担任宰相，将人才高低疏列为三等，称为材馆录，没听说两位相国门下有请托贿赂的客人。如果不接见详谈，就无法全面了解人才。宰相尚且不禁止私宅见客，难道唯独禁止两位尚书吗？”

谋备篇

虎豹穴居在山林中，不依赖山林作为防卫，而是依赖爪牙；蛟龙蛰伏在深渊中，不依赖深渊作为防卫，而是依赖鳞甲。现在从千金之子，到拥有土地的公侯，没有不知道警戒设防，以谋划防备、考虑祸患的。最高明的是在祸患发生之前就做好防备，其次是因祸患而谋划防备，最下等的是见到祸患却忘记防备。在祸患发生之前就做好防备的人，能够制服别人；因祸患而谋划防备的人，别人不能制服他；见到祸患却忘记防备的人，被别人所制服。谋划防备有两种：有在有形方面的，有在无形方面的。山川险要、士兵战车器械，这叫作有形的防备；信守赏罚、修明政事、选拔贤能，这叫作无形的防备。善于防备的人，防备有形，先防备无形。无形的防备胜过有形，所以有在庙堂上战胜而在尊俎间化解冲突的情况了。所担忧于款待安抚的，不是款待安抚本身的祸患，而是款待安抚却忘记防备所带来的祸患。凡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起初有怯懦之心，继而有侥幸心理，担心议和不能成功，就倾尽资财来奉承他们，开放关津来取悦他们，粉饰大度来安抚他们。于是同仇敌忾的士气，受到压制而不能振奋。敌人还没有削弱我们，我们先自己削弱了自己。我们忘记了防备，他们反而得以修筑防备并乘隙图谋我们。从前修好约和的，只有周太王、越王勾践能够以屈为伸，以弱为强罢了。其余六国、南北宋，很少有不败的。像南北宋这样的大国，势力不敌，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明智的人尚且非议这种做法。凭借九州全盛的形势，一遇到白徒市贾、乌合之众的夷狄，金鼓未振，锋刃未交，无故望风自慑。用金币犒劳他们，放任他们混杂居住，使他们得以窥探，招聚逃亡之徒，窥伺利便，没有敢经过而责问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唉，这就是贾谊之所以流泪，江统之所以著论的原因。主张这种议和的人，不过说：“我不是不能敌对，只是安逸嬉戏已久，人们不懂军事，姑且羁縻牵制。他们本来没有远大的志向

译而我得以其闲修军实、缮城郭、练将士。一旦有警，则我之备豫已具。」夫果退而谋备豫，议未尽失也。然军实果修乎？城郭果缮乎？将士果练乎？抑但为便文以自营乎？此何异与人鬬，不扼其吭，反自絷手足，犹号于众曰：「吾有备矣！」有不制于人者乎？故夫见患而忘备，谋国之大患也。孙武曰：「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制于人。」又曰：「无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敌之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岂不信哉？岂不信哉？

而我得以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充实军需物资、修缮城墙、训练将士。一旦有警报，那么我们的防备措施就已经完备了。」如果确实退兵并谋划防备措施，这个提议并非完全没有可取之处。然而军需物资真的充实了吗？城墙真的修缮了吗？将士真的训练有素了吗？还是只是写些便利的文书来为自己谋私利呢？这哪里不同于与人搏斗时，不去扼住对方的咽喉，反而自己捆绑住手脚，还向众人喊道：“我有防备了！”这样的人难道能不被别人制服吗？所以看到祸患却忘记防备，是治理国家最大的祸患。孙武说：“只有那些没有思虑且轻视敌人的，必定会被别人制服。”又说：“不要指望敌人不会来，要依靠我们有准备来应对；不要指望敌人不会进攻，要依靠我们有不可被攻破的防御。”难道不是确实可信吗？难道不是确实可信吗？

译七蠹篇

国家可以富裕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加强根本（农业）并节约用度，称王称霸的君主都凭借这一点。国家贫穷可以富裕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加强根本并节约用度，称王称霸的君主都凭借这一点。议论的人说：每年的收入渐渐赶不上起初了，免除赋税和赈济难道可以不施行吗？河堤难道可以不修治吗？远方的夷人难道不可以抚慰吗？边境的戍守难道不可以资助派遣吗？钱财将从哪里得出？回答说：天地生产财物，备供君主使用。君主根据天下的财物，制定天下的用度，不担心不足，担心的是耗费而不担心使用。水灾旱灾和战争，哪个时代没有呢？为什么到了今天唯独财政收支不足呢？在尚未使用之前的耗费，等到使用时，所耗费的又加倍于所用。耗费严重的，其中的蛀虫有七种。七种蛀虫全部去除，加强根本并节约用度，把内外府库所储存的财物，让主持国政的人能够周知盈余和短缺的数量，预先筹划，根据事情来救济变故。如果有军队、河渠等大型劳役，一定要选择有才能的人去使用，放宽法令条文，专一责任，用他们来抵御外侮、救济灾荒，必定有效且迅速。用度怎么会匮乏？七种蛀虫不除去，即使每天增加计算缗钱的盈余，每年增加贡赋的额度，仍然无法挽救匮乏。请说说七种蛀虫：府库的蛀虫，在于奸诈的胥吏；州县的蛀虫，在于供应繁多；征税专卖的蛀虫，在于琐碎无能的人才；农民的蛀虫，在于末业技巧；粮食的蛀虫，在于闲散官员；军饷的蛀虫，在于将领和军官的贪婪懦弱；士人的蛀虫，在于科举设置的稠密繁杂。这七种，都是每年耗费内库大半财物的原因。现在如果减少府库史官的定额，凡是管理仓库出纳的，都派遣士人来掌管，那么府库的蛀虫就可以去除；地方大吏以及奉命出使的人，都清廉不扰民，不经营不急迫的事情，如果借兴办事端作为科敛，有关部门不得旁门左道谋取私利，那么供应繁多的蛀虫就可以去除；所派遣的征税专卖官吏，必定清廉刚强懂得大体，不任用私亲昵友，不进献盈余，不崇尚搜刮，不资助侵盗，那么征税专卖的蛀虫就可以去除；经营末业技巧的人，大抵都是奇异淫靡奢华的物品，荡人心志，败坏风俗，浪费钱财，严重的甚至勾结蛮夷，输送珍奇诡异的物品，射利取赢，这是率领天下人离开农田啊。现在一概禁止，使他们致力于根本，那么农民的蛀虫就除去了。唐太宗设置官员六百七十员，说：“我用这些来等待天下的贤士，足够了。”那时事情没有不治的。现在内外文武几十万余员了，而事情没有更加治理好。一个人能治理的事情，分析给十个人，给数十个人，这就像百个人抬一个瓢，不破裂不止。从台省府寺之类，到盐河漕运的需要，再到郡县丞佐，其中可以淘汰的很多。节省合并，凡是闲散冗员的，减少十分之三，那么粮食的蛀虫就除去了。有正规军队就有定额军饷，军饷照旧。但是士兵不充实队伍，军饷归向哪里呢？归向将领和军官的口袋罢了。将领和军官贪婪，就不能约束士兵；士兵反而劫持控制将领和军官。于是，在队伍中的不是瘦弱就是骄横，一方有警报，战守不足以胜任，纷纷调遣客兵，烦扰粮饷运输，四境都骚然不安了。现在考察将领和军官中尤其贪婪懦弱的，诛杀斥退他们，去掉孱弱的人，选拔票锐的人，军饷必定按照士兵发放，士兵必定充实队伍，那么军饷的蛀虫就除去了。从事科举考试的士人遍布天下，礼部常规名额以及庆典增置的名额，大约十年五次设置，科举录取的太多，才能不适用。何不稍微减少常规名额的十分之三，有庆典不增加科举，那么士人的蛀虫就除去了。七种蛀虫既已去除，加上加强根本节约用度，有外患及灾害，选择人来抵御。实行十年，虽然未见富裕，决不会担心贫穷。议论的人又说：“如果所说的接近正道，但是缓慢不切合事情。汉代以来，曾经有募集资财赐予爵位的，取用闾左有余的财物，辅助县官的缓急，不增加赋税而用度自然充足。对于富国，不是更快捷吗？况且塞上有很多未开垦的田地，边境外有未开发的矿产，举而行之，国家何必担心贫穷？”回答说：“这是权宜之计，不是经常的策略。为什么呢？把财物归于官府，不如把财富藏在民间。民众对于财物，就像鱼对于水。民众依靠财物生存，鱼依靠水游动。水枯竭则鱼困顿，财物枯竭则民众骚乱。搜刮财物来救济事情，事情未救济而财物已枯竭，又将开启事情之外的事，财物不可再次聚集。依靠什么来救济呢？以现在所急迫的，没有比先去除七种蛀虫更重要的，其次就是加强根本节约用度，而关键尤其在于选择人才。舍弃这些而寻求富国，认为是奇谈怪论可以，认为是最好的计策则未必。”

防侈篇

风俗不是小事。奢靡颓废，像水向下流一样，不用教化来堤防，不能停止。古代，从民间养生送死、嫁娶宾客的节度，圣王都制定为仪品，贵贱有等级，没有敢奢侈的，不仅是为了节约财物，也是为了端正性情。所以那时民众安于他们的职业，有乐于生存的心，有仁爱谦让的风气，是由教化开始的。如果不曾用礼来防范民众，又放纵他们的奢侈，转相仿效，以至于没有极限，还能说是小事吗？《诗经》说：“商邑整齐有序，是四方的楷模。”匡衡说：“长安是天子的都城，亲身承受圣明的教化，然而它的习俗与远方没有不同。”郡国来的人没有法则，有的见到奢侈靡费反而效仿。以现在所见的，大概有超过匡衡所说的了。都城的民众，他们埋葬时，灵车覆盖着多重帷盖，都用彩绣纨锦，缀以流苏，五色斑斓；陈列偶车寓马，旌旗幢盖，卤簿音乐，杂奏在路上将近千人。他们在嫁娶时，都用缯彩金翠珠玑装饰舆马辎軿，堵塞道路，卤簿音乐前导，筐篚珍

译奇异珍奇的物品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在路上运送这些物品的人也将达到上千人。他们宴请宾客，必定在酒楼大肆陈列乐队和伶人童仆，必定极尽轻佻亲昵之态，以此取乐，无论尊卑老少，都洋洋洒洒地围观，毫无避讳，有时甚至延续到夜间，一次宴会的费用高达数百缗。妇女们不坐在内室，而是盛装打扮去观看戏剧，在酒楼饮酒作乐，她们的服饰器物必定追求珍贵华丽、工艺精巧，互相攀比，从江淮南粤市场采购尚不满足，又从数万里外的番舶采购夷货，各种货物汇聚于京城。起初还是贵族人家这样做，后来富商大贾这样做，再后来中等人家这样做，最后连极度贫困的下层人家也这样做。询问其中的缘故，大抵是依靠向子弟征收聚会钱财来办到，不这样做的人就不能被平民阶层所接纳。从前西晋时期，石崇、王恺最以奢侈浪费著称，晋武帝又纵容他们，百姓受其影响而崇尚奢侈，遂成风俗。唐中宗、玄宗时也是如此，后来最终招致祸乱。那时还是豪强之人这样做，如今却是贫寒之人全都这样做，争相炫耀奢华艳丽，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京城长官不去查究，公卿大夫不去担忧。贾谊说：“风俗流失，世道败坏，人们却安然自若不以为怪，思虑不被耳目所触动，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唉，这难道是小事吗？因此奢华艳丽便滋生了巧诈虚伪，使士农工商四民失去本业，趋向从事工商业的途径，耗费物力，抛弃廉耻，渐渐甚至发展到冒犯上级、丧失等级秩序，然后用刑罚跟在后面，就无法匡正了。古代优秀的官吏为百姓规定嫁娶丧葬的礼仪等级，贩卖木偶车马等低劣伪物的人被抛弃，风俗于是教化于礼让。法律禁令是在事情发生之后，礼教施行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如今风俗奢侈靡费到了极点。法律既不禁止，教化又不施行。唉！难道要听任其自行发展吗？还是把它当作小事而忽视它呢？

译纠慢篇

政令之所以不能严整，并非政令本身无能，而是法律造成的。法律之所以不能严整，并非法律本身无能，而是法律繁冗造成的。制定法律是为了防止弊端，但法律本来就不能完全胜过弊端，关键在于领会其精神实质罢了。如果认为法律不足以防止弊端，早上就采取一条法律增设上去，晚上又采取一条法律增置上去。在法律之外又设立法律，又设立法律之外的人，互相考核监督，互相检查纠察。政绩的优劣体现在簿册文书上，体现在奏报赏罚升降上，体现在稽核上。法律越繁密，执行法律的人就越受牵制，日常举动都处在过失之中，只知道有法律而不知道有政事。胥吏中狡猾的人，乘此牵制之机，反而能够上下其手、比附援引，谋取私利，无所不为。所以谈到纲纪，并非不天天寻求整顿，但荒废懈怠的人依旧如故；谈到财赋，并非不天天寻求节省，但侵吞浪费的人依旧如故；谈到农田水利、户口保甲，并非不天天寻求修治兴举，但粉饰虚词，少有实效；谈到军事，并非不天天寻求搜罗训练，但将领贪婪士兵懦弱，武器装备腐朽钝劣，战守都无人堪任。朝廷内外上下都务求宽缓平静、周全详备，一切爱民考核官吏、救灾恤刑等美好政事，大抵只是追求文书形式罢了。更甚者，大臣不敢独自承担赞誉，诽谤君主不能施行破格的威惠，而平民百姓反而能够放纵无忌，自行其是。唉，这种懈怠严重极了！这难道不是法律繁冗无法推行政事，逐渐积累而达到这种地步吗？这种情况如果不纠正，政事就失去了价值，该如何纠正呢？回答说：上策莫过于果断，次策莫过于质朴。果断则坚决而必然执行，政事就肃清了；质朴则简单而容易执行，政事就通达了。君主行事，以道理衡量，向众人咨询，考察古代，估量当今，就可以没有失误了。果断地执行，法律随之而出。文饰过多则法律胜过政事，补救文饰的弊端，必须任用质朴果断。况且质朴有什么懈怠的呢？从前诸葛亮曾以此治理蜀地。不只是诸葛亮，东汉末年，政体极其懈怠。自仲长统、崔寔等人，都想用严厉的手段来纠正。蜀先主、魏武帝、吴大帝，也都使用综核名实的术数，约束宽纵而警戒懈怠，确实是补救弊端的办法。有人说：您所称道的只是治理一国的术数，治理天下难道还崇尚严厉吗？回答说：严厉并非治道的中道，但用来纠正懈怠则适宜，因为它果断且质朴。汉文帝最为宽仁，然而功臣如绛侯有过错就免职回国，亲属如淮南王、薄昭也不稍加宽贷。起初虽然用金帛引诱匈奴，后来却赫然讲习武备，命令三位将领屯军备边，驱逐虏寇出塞，这难道是受法律牵制的人所能做到的吗！管夷吾的话说得好：“独断专行，是细微严密的经营堡垒。”又说：“没有能够多设禁令而多能制止的。”荀子的话说：“法律，是治理的开端；君子，是法律的根源。”又说：“君主喜好抓住要领，那么百事就能详察。”这几句话对政体昭然若揭，所在之处用果断来定夺，用简略来运作，那么懈怠就没有不被纠正的了。

书续枢言后

《续枢言》九篇，是监利王子寿在担任刑曹官职时所著。子寿从前作《枢言》十六篇，规劝切中时事，姚子春木将其比作《申鉴》、《中说》。现在的时势又不同了，天下苦于财力不足，海疆虽然平静，却怀有无形的忧患，而边地盗贼时时暗中发作。子寿曾对我说：天下的事情，依赖法律则弊病丛生，依赖人才则国家强盛，军队虽然疲惫，财力虽然匮乏，得到合适的人来治理，不难振兴。所以他所著的书，题为《君臣》、《信臣》、《明是》、《七蠹》、《谋备》、《防侈》、《纠慢》，唯独对于官员人才，恳切详尽地论述，分为上下两篇。他的意思是认为天下的关键，在于人才罢了；人才为我所用，在于赏罚罢了。现在的法律，局限于既定格式，或者对大事疏漏而对小事苛察，至于选拔士人只限于进士一条途径，不足以尽选天下的人才。应当设立特科，如古代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以招收天下有见识的大儒、赴死不顾利害之士，严格考核其功罪而甄别提拔。又说选拔官吏的权柄在吏部、兵部两位尚书，不懂军事、不懂用人的人不得担任其职；朝廷只有宰相执政和卿贰，由天子亲自简选，其余全部责成吏兵两部，使官员必定符合其才能，才能必定尽其用途。如果真正推行这些话来施用于世，对治道的补益难道会少吗！可惜子寿即将归乡，他的主张没有实行，他的官职又低微，言论也没有人相信。古代的君子，不在自身有所得，必定在后世有所得。子寿归乡了，固然不与那些在当世驰骋追求声名利禄的人计较一时的得失，奉养双亲著书立说，确实有自得其乐的地方。我唯独认为子寿退居荆湘之间，举杯放歌，登高眺望大湖，波涛滚滚而无人拯救，他内心能真的毫无触动吗？乙巳年仲冬桂林愚弟朱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