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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闲录 （明）陆深 撰
杜诗：“风吹沧江树，雨洗石壁来。”自是以实字作虚字用。树，树立之树。晦翁以为误字，欲更为“去”，对“来”字，恐未然。东坡有美堂诗云：“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祖此，但长公不若老杜之简雅远矣。
山西地寒。予六月初，巡五台，岭头涧底，层冰积雪皑皑，尚衣薄棉，再加一棉适可当。宪副陈汝止伯安兵备代州，为予言：“北上雁门更寒，云中更寒；然暖木实产其间，此阴中阳也。”
水润下，情也，性最上。故雨露自高降，而露又高；凡水失其情，则溃决之祸甚烈，性上故也。
闻喜之裴，自后汉裴辑而下，葬北仓村数里间，凡五十二人，皆尚书、侍郎、国公、将相，亦宇内之罕有也。
六月廿三日，予以伤足卧分司承总司关会议救荒事。内申明弘治间，南科给事中罗鉴建言，部议举行，每十里以上，积粮一万五千石；递至八百里以下，积粮一十九万石；此外递增者旌擢，递减者黜罚。是或可行之苏松等七府，亦为弥文耳。若山西则岂能奉行？山西州县多在山谷之间，路迳崎岖，搬运极难；加以地瘠天寒，据丰稔之岁，十里之间所收亦不满一二万，而先积一万五千于官，则民无岁不饥矣。莫若约以十里之内，令其勤力耕种，每岁加收数千，官司增价，籴入仓中，以备救荒。庶几民贪于利，而开垦日广，则粟多而民自可给，乃是藏富之策。此劝农之官，不可以不设也。信乎立法者，以随时变通为难。
戴石屏诗：“麦麨朝充食，松明夜当灯。”此是山西本色语。深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蜡，山西人多以代烛，谓之松明，颇不畏风。
一产而三，有至四者，皆阴气盛，而母道壮也。
唐制，以《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榖传》为小经。当是以简帙繁简为次第尔。
李勘字定臣，唐渤海王奉慈七世孙，好学，明六经，举进士，就试礼部，吏唱名乃入，定臣耻之，遂隐居阳羡。常恶元白诗体纤艳，乃集诗人之类古断为唐诗，以讥正其失，其识超卓！其集不传于世，无由考观。
陈后山有一帖与山谷云：“迩来起居何如？不至乏绝否？何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风土不甚恶否？平居与谁相从？有可与语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书否？近有人传谒金门词，读之爽然，便如侍语，不知此生亦能复相从如前日否？朱时发能复相济否？”备尽谪居意味，读之慨然。但谓仕者相陵，意尤可怜。仕本同类，岂其初心，一为人作鹰犬，亦何所不至。舒亶李定辈，果何人耶？又柳子厚与萧思谦书云：“饰知求仕者，更言仆以悦乡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其言益可怜矣。嗟乎！人之祸福，虽所自取，而世态所从来，非一日矣。
随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先矣。
东白先生张公元祯，以太常卿兼光学教，乙丑科庶吉士。先生天顺庚辰进士，以道学名世。尝为予言，自小子登朝，见士大夫凡三变：初登朝，见士大夫多讲政事，遂有好政事意。盖指李文达公辈也；再登朝，见士大夫多讲文章，遂有好文章意。盖指李文正公辈也。及今次登朝，见士大夫多讲命，为之微笑。是时靳少卿贵字充道、徐侍读穆字舜和，皆好推星，而翰林诸先生，每会晤间，皆喜谈五星三命。故术士游京师者，多获名利，亦一时之风尚也。予素不信其术，尝有数说以辟之，同年间每以为拗。顾学士鼎臣字九和，素善此，以为汝不信，自不信，命自是有。范文正公有言：“士之进退，多言命运，而不言行业。明君在上，固当使人以行业而进。多言命运，是善恶不辨，而归诸天地，岂国家之美事哉？”其论则正大矣。
序记之系铭诗，本于汉
译燕闲录 （明）陆深 撰
杜甫诗：“风吹沧江树，雨洗石壁来。”这是把实词当作虚词来用。“树”，是树立的“树”。朱熹认为这是错字，想改为“去”，以对应“来”字，恐怕未必正确。苏轼在《有美堂》诗中写道：“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是承袭了杜甫的用法，但苏东坡不如老杜那样简练雅致、意境深远。
山西气候寒冷。我在六月初巡视五台山时，山岭顶端和山涧底部，层层冰雪洁白耀眼，我穿着薄棉衣，再加一件棉衣才刚好合适。宪副陈汝止（字伯安）负责代州的兵备事务，他对我说：“向北到雁门关更冷，云中郡更冷；然而暖木却出产在那里，这是阴中之阳。”
水的本性是向下滋润，这是它的情态，而其本性则是最高的。所以雨露从高处降落，而露水又凝结在高处；凡是水失去了它的情态，就会发生溃决的灾祸，而且非常猛烈，这是因为它的本性向上所致。
闻喜县的裴氏家族，从后汉的裴辑开始，在北仓村几里的范围内安葬了五十二人，都是尚书、侍郎、国公、将相等高官，这也是天下罕见的。
六月二十三日，我因脚伤卧病在分司承总司，参与会议商讨救荒事宜。会议中重申弘治年间，南科给事中罗鉴提出的建议，兵部议定施行：每十里以上，积粮一万五千石；依次类推，直到八百里以下，积粮十九万石；此外，增加储备的予以表彰提拔，减少储备的予以罢黜惩罚。这或许在苏州、松江等七府可行，但也只是繁文缛节罢了。如果是山西，怎么能执行呢？山西的州县大多位于山谷之间，道路崎岖，搬运极其困难；加上土地贫瘠、气候寒冷，即使在丰收之年，十里之内所收获的粮食也不满一二万石，如果先要在官府储存一万五千石，那么百姓就没有一年不挨饿了。不如约定在十里之内，让他们努力耕种，每年多收几千石，官府加价收购，存入仓库，以备救荒。这样百姓贪图利益，开垦的土地就会日益扩大，粮食多了百姓自然可以自给，这才是藏富于民的政策。因此，劝农的官员不能不设置。确实，制定法律的人，以随着时势变化而变通为最难。
戴石屏的诗：“麦麨朝充食，松明夜当灯。”这是山西的本土语言。深山里的老松树，树心含有油脂像蜡一样，山西人多用来代替蜡烛，称为松明，很不怕风。
一胎生三个，甚至有生四个的，都是阴气旺盛，而母体强壮的缘故。
唐代的制度，把《礼记》、《春秋》、《左氏传》作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作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作为小经。这大概是根据简帙的繁简来排列次序的。
李勘字定臣，是唐代渤海王李奉慈的七世孙，好学，精通六经，考中进士，到礼部参加考试，吏员唱名才让他进入考场，定臣对此感到羞耻，于是隐居在阳羡。他常常厌恶元稹、白居易的诗体纤巧艳丽，于是收集诗人中类似古诗的作品断定为唐诗，以讥讽纠正他们的过失，他的见识高超卓越！他的文集没有流传于世，无法考证观看。
陈后山有一封信给黄山谷说：“近来起居怎么样？不至于匮乏断绝吧？靠什么维持生活？有互相体恤的人吗？令郎能让您欣慰吗？风土不太恶劣吧？平时和谁交往？有可以交谈的人吗？做官的人不互相欺凌吧？靠什么打发日子？也在著书吗？最近有人传诵《谒金门》词，读起来爽快，就像侍奉您说话一样，不知道这辈子还能像从前那样与您交往吗？朱时发还能再资助我吗？”充分表达了贬谪居所的意味，读来令人感慨。但说做官的人互相欺凌，意思尤其可怜。做官的人本是同类，难道这是他们的初衷吗？一旦为人作鹰犬，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舒亶、李定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又柳子厚给萧思谦的信中说：“装饰知识以求仕进的人，更说我是为了取悦乡人的心，每天追求新奇，务必互相喜欢，自以为能加快被援引的道路，而我们这些人却坐着日益困顿受辱，万种罪过凭空产生。”他的话更加可怜了。唉！人的祸福，虽然是自己招致的，但世态由来已久，并非一日之寒。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下诏废除佛像和遗留的经典，全都命令雕版撰写。这是印刷书籍的开始，又在冯瀛王之前了。
东白先生张公元祯，以太常卿兼任国子监祭酒，是乙丑科的庶吉士。先生是天顺庚辰年的进士，以道学闻名于世。他曾对我说，自从他年轻时登上朝廷，看到士大夫经历了三次变化：初次登朝，看到士大夫多谈论政事，于是产生了喜好政事的念头。大概是指李文达公那一类人；再次登朝，看到士大夫多谈论文章，于是产生了喜好文章的念头。大概是指李文正公那一类人。等到这次登朝，看到士大夫多谈论命运，为此微微一笑。这时靳少卿贵（字充道）、徐侍读穆（字舜和），都喜欢推算星象，而翰林院的各位先生，每次见面，都喜欢谈论五星三命。所以术士游历京师的，大多获得名利，也是一时的风尚。我向来不相信这种术数，曾经有几条说法来驳斥它，同辈人常常认为我固执。顾学士鼎臣（字九和），向来擅长这个，认为你不信，自然不信，命运本来就是有的。范文正公说过：“士人的进退，多谈论命运，而不谈论品行和事业。英明的君主在位，本来应当让人凭借品行和事业而晋升。多谈论命运，是善恶不分，而归咎于天地，这难道是国家的善事吗？”他的论断非常正大。
序记这类文体附系铭诗，本源于汉代
书诸赞。如蒯通等赞云：“昔子翚谋桓而鲁隐危，栾书构却而晋厉弑，竖牛奔伸叔孙卒邱，汩毁季昭公逐，费忌纳女楚建走，宰嚭谮胥夫差丧，李园进妹春申毙，上官诉屈怀王执，赵高败斯二世缢，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蛊太子杀，息夫作奸东平诛。”若减去首一二字，分明一篇七言古诗，特少韵尔。若东方朔赞云：“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则成韵语矣。
译把这些话写在赞语里。像蒯通等人的赞语说：“从前子翚谋划拥立桓公，导致鲁隐公处境危险；栾书构陷郤氏，致使晋厉公被杀；竖牛奔走挑拨，叔孙穆子死于邱地；汩毁季氏，鲁昭公被驱逐；费无忌进献美女，楚太子建逃亡；宰嚭诬陷伍子胥，夫差败亡；李园进献妹妹，春申君被杀；上官大夫谗害屈原，楚怀王被扣；赵高陷害李斯，秦二世自缢；伊戾设下坎井盟誓的阴谋，宋太子痤被杀；江充制造巫蛊之祸，太子被杀；息夫躬制造奸案，东平王被诛。”如果减去每句开头的一两个字，分明就是一篇七言古诗，只是缺少押韵罢了。如果像东方朔的赞语说：“伯夷隐居首阳山是愚拙，老子守藏柱下是工巧。吃饱穿暖安稳漫步，用做官来代替务农。依托隐逸玩弄世态，违背时俗而不遇。”那就成了押韵的诗句了。
王荆公变法，大抵见于上神宗一疏云：“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义。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序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点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访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后来事功，不出于此。”国监旧有《荆公文集》板，介溪严礼侍维中，为祭酒时，重为修补。予踵介溪为祭酒，命典簿厅模印数部以分遣朝士。时学录王▯署典簿至厢房中，蹙额言曰：“好好世界，如何要将王安石文字通行？怕有做出王安石事业来。”予怃然遂止。斯言固不可以人废也。
《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窃谓密具数义：有缜密，有秘密，有隐密，有深密，有慎密，有微密，有机密，有茂密。此之谓密，对疏而言。盖谓君臣之间，事机之际，皆须密密而行，令无渗漏罅隙可乘，非专主于隐密也。赵清献公昼之所为，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为也，乃所谓密也，其密在不敢为，非在不敢告。
世称韩魏公之功业甚伟。阅《古堂记》，所谓幅巾坐啸，恬然终日，予之所乐，恶有既乎？观此则知其所本。范文正公特举中庸以示张子厚，皆在濂洛未兴之前，真豪杰哉！
今衢州，古之太末，其山与武夷山石理大类。予未能周履其地，观其起伏脉络，意即一山所分也。曾子固记道山亭，亦谓粤之太末，吴之豫章，为其通路。今广信。古之豫章，上饶诸山，自武夷发，而龟峰尤类武夷，岂其左右臂耶！记曰：“路闽者陆出，则阸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涂或逆坂如缘縆，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地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森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缪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治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予入闽，然后知其文之工也。
《禹贡》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冀即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盖自古为然。
石撰，平定州人，靖难死节。州志载，撰洪武中为宁府左长史，太宗靖内难，诸郡县皆下，在江西城独为守备。上怒，攻拔之，得撰，不为屈，遂支解而死。此恐失实。按宁始封，乃今之大宁，与太宗同起兵渡江，因不之国。江西之封，乃在永乐中，安得撰守备江西伏节？此当是约兵之日在大宁，尽节不当系之江西。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后土，故祀以为社。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此社稷之配祭所缘起也。按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龙，为后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译王安石变法，大抵见于他上给神宗皇帝的一道奏疏，说：“本朝历代，沿袭世俗的弊病，而没有亲近友爱群臣的道义。君主早晚相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宫女；出宫处理政事，也不过是有关官吏的琐碎事务。所以不曾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那样，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度，并把它施行于天下。一切听任自然的情势，而在精神意志的运筹上，有所不加；在名实相符的考察上，有所不察。君子并非不被看重，然而小人也能跻身其间；正确的言论并非不被容纳，然而邪说有时也能被采用。用诗赋记诵来选拔天下的士人，却没有学校培养的方法；用科举名次和资历来排列朝廷的职位，却没有考核官吏的方策。监察官员中没有督察的人，州郡长官不是经过选择的官吏。调动过于频繁，既难以考核政绩；而游说谈论的人众多，因而得以混淆真假。结党营私、沽名钓誉的人，多获得显赫的官职；独立尽职的人，有时反而被排挤阻挠。所以上下苟且怠惰，只求取悦于人罢了。即使有能人在职，也和庸人没有区别。农民被徭役破坏，却未曾特别得到救济抚恤；又不为他们设置官员，来修治水利。士兵混杂着疲弱老迈的人，却未曾访查训练，又不为他们选择将领，而长期把守边疆的权力。禁卫军则聚集了无赖之徒，而没有改变五代以来姑息羁縻的习俗。宗室没有教育选拔的实际措施，而没有符合先王亲疏尊卑的适宜做法。在理财方面，大体上没有方法。所以虽然节俭，百姓却不富裕；虽然忧虑勤勉，国家却不强盛。幸亏不是夷狄强盛的时候，又没有像尧、汤时代那样的水旱灾变，所以天下太平超过百年。虽然说是人事努力，也是上天帮助。后来的事功，不出于此。”国子监旧有《荆公文集》的印版，严维中在担任祭酒时，重新修补。我继严维中之后担任祭酒，命令典簿厅模印几部分发朝中士人。当时学录王〇代理典簿，到厢房中，皱着眉头说：“好好的世道，为什么要让王安石的文章通行？恐怕会有人做出王安石那样的事业来。”我怅然若失，于是停止。这话固然不能因为是人说的就废弃。
《易经》说：“君主不保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保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的事情不保密，就会危害成功。”我认为“密”有几个含义：有缜密，有秘密，有隐密，有深密，有慎密，有微密，有机密，有茂密。这就是所说的“密”，是相对于“疏”而言的。大概是指君臣之间，事情的关键时刻，都必须严密行事，让没有渗漏缝隙可乘，并非专指隐密。赵清献公白天所做的，晚上一定焚香禀告上天，不敢禀告的，是不敢做的，这就是所说的“密”，他的“密”在于不敢做，而不在于不敢禀告。
世人称颂韩魏公的功业非常伟大。阅读《古堂记》，所谓戴着幅巾坐着长啸，恬静地度过整天，我所喜爱的，哪有尽头呢？观察这些就知道他的本源。范文正公特意举出《中庸》给张子厚看，都在濂洛理学兴起之前，真是豪杰啊！
现在的衢州，古代称为太末，它的山石纹理与武夷山大致相似。我没有走遍那里，观察它的起伏脉络，猜想就是同一座山分出来的。曾子固记述道山亭，也说广东的太末，吴地的豫章，是它的通路。现在的广信，古代称为豫章，上饶诸山，从武夷山发源，而龟峰尤其像武夷山，难道就是它的左右臂吗！记载说：“通往福建的路，陆路出行，就被两山之间的险阻所困，山相连没有间断，经过几个驿站，才得到一片平地，小的作为县，大的作为州，然而环顾四周也是山。”路途有时逆着山坡像沿着绳索攀爬，有时悬崖陡峭像一根头发，有时小路弯曲，出现在深不可测的溪流上，都是石峰陡峭突起，选择地方然后才能落脚。背负东西的人，即使是当地人，也侧着脚然后才能前进；不是当地人，很少有不被绊倒的。如果走水路，水都从高处泻下，石头交错突出其间，像树林森然耸立，像骑兵布满原野，千里上下，看不见头尾。水在缝隙间流淌，有时横缩纠缠，有时逆流旁射。它的形状像蚯蚓纠结，像虫蛀雕刻；它的回旋像车轮，它的激荡像箭矢。逆流而上的船只投掷便利，失误毫厘，就立刻破船溺亡。”我进入福建，然后才知道他的文章工妙。
《禹贡》记载八州都有贡物，而冀州唯独没有。冀州就是现在的山西，土地贫瘠天气寒冷，生物稀少，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石撰，平定州人，在靖难之役中死节。州志记载，石撰在洪武年间担任宁王府左长史，太宗平定内难，各郡县都投降，只有江西城独自坚守。皇上发怒，攻下城池，抓获石撰，他不屈服，于是被肢解而死。这恐怕失实。查考宁王最初封地，是现在的大宁，与太宗一起起兵渡江，因此没有去封国。江西的封地，是在永乐年间，怎么会有石撰在江西守备死节？这应当是他在大宁约兵之日，尽节不当归在江西。
共工氏称霸九州时，他的儿子叫后土，能平治土地，所以祭祀他作为社神。厉山氏拥有天下时，他的儿子叫农，能种植百谷，夏朝衰微时，周弃继承了他，所以祭祀他作为稷神。这是社稷配祭的起源。查考蔡墨说：“共工氏有个儿子叫勾龙，担任后土，后土就是社神。稷是田正。有烈山氏的儿子叫柱，担任稷，从夏朝以上祭祀他；周弃也担任稷，从商朝以来祭祀他。”
”则社稷本无定祀。至宋又尝十巳契为稷，祀后土为社。今制祀稷为稷，仍祀勾龙氏为社。按共工氏有三，俱见外纪：其一称共氏为太昊上相；其一称诸侯共工氏，与祝融氏战，不胜而怒，所谓头触不周山崩者也；其一曰共工氏作乱，振滔洪水以祸天下，女娲氏灭而诛之。五帝时，文籍荒野，要不可据，以时代考之，疑即一人。又按《礼记疏》言，共工有子谓从世子耳。然勾龙之为后土，亦不知在于何代？《礼记注》亦称后土官阙。又颛顼氏之子黎也。勾龙初为后土，后祀以为社。予以为祭专报功，若稷为稷，此万世之通义。自古水土之功，莫大于禹，社宜祭禹。又两圣人功德兼隆，最义之得者。汉平帝时，亦尝以禹配社，以稷配稷，是亦未可以莽所尝为而非之也。唐制，社以勾龙配，稷以后土配，此义殊不可晓。勾龙、后土，据前说是一人。宋孝宗时，则以社为后土勾芒氏，则又少异矣。
译那么社稷本来就没有固定的祭祀对象。到了宋代，又曾以契作为稷神，祭祀后土作为社神。现在的制度是祭祀稷神为稷，仍然祭祀勾龙氏作为社神。查考共工氏有三位，都见于《外纪》：一位称共氏为太昊的上相；一位称诸侯共工氏，与祝融氏作战，战败而愤怒，就是所谓头撞不周山导致山崩的那位；还有一位说共工氏作乱，掀起滔天洪水祸害天下，女娲氏消灭并诛杀了他。五帝时期，文献记载荒远简略，确实不可凭据，以时代来考证，怀疑这三人其实是同一人。又查《礼记疏》说，共工有儿子，是指跟随世子的意思。然而勾龙担任后土，也不知道是在哪个朝代？《礼记注》也称后土官职空缺。又说是颛顼氏的儿子黎。勾龙最初担任后土，后来被祭祀作为社神。我认为祭祀专门是为了报答功德，如果稷神作为稷，这是万世的普遍道理。自古以来，治理水土的功劳，没有比大禹更大的，社神适宜祭祀大禹。况且两位圣人功德同样崇高，是最合乎道义的。汉平帝时，也曾以禹配享社神，以稷配享稷神，这也不能因为王莽曾经这样做就加以非议。唐代制度，社神以勾龙配享，稷神以后土配享，这个义理实在令人费解。勾龙、后土，根据前面的说法是同一个人。宋孝宗时，则将社神定为后土勾芒氏，这就又稍有不同了。
我朝准《周礼》建官，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第，在庭立班亦然。宋制虽不合，而转迁之次亦同。毕仲游议官制云：“工部迁刑部，刑部迁兵部，礼部迁户部，户部迁吏部。”颇与今制同。独不言兵部迁礼部。今制，礼部班出兵部上，而兵部资高，自宋已然。岂礼与兵所职有不能相通与？
纲目凡例曰：“凡以国与人者，子弟曰传，他人曰让。”此义恐未精。孔子称“泰伯三以天下让。”岂他人乎？尧传之舜，舜传之禹，岂子弟乎？予谓以国与人者，有正有变，当具二义乃备。
“凡天下混一为正统。”恐亦未精。先辈方正学先生尝论之，又似过繁。予意欲析而言之。盖有正而不统者，若周之东迁是已，晋宋之南附之；统而不正者，若秦、晋、随、元是已，新莽附之。三代而下，汉正兴甚，唐次之。宋初与魏晋无大相远，后来功德过之，贤人辈出，惜乎舆地不完，而政教号令未遍于海宇，不应混一之义。由是观之，惟我皇朝，功德土宇，有汉唐之所不及者。史家正统，宜曰汉、唐、明，而宋不得与焉。
晋水涧行，类闽越，而悍浊怒号特甚。虽步可越处，辄起涛头，作澎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间，为害不细，以无堰堨之具尔。予行三晋诸山间，尝欲命缘水之地，聚诸乱石，仿闽越间作滩，自源而下，审地高低，以为疏密，则晋水皆利也。有司既不暇及此，而晋人简惰，亦复不知所事，甚为可恨。闽谚云：“水无一点不为利。”诚然。亦由其先有豪杰之士作兴，后来因而修举之，遂成永世之业，故予谓闽水之为利者，盈科后进；晋水之不为利者，建瓴而下尔。
石炭，即煤也，东北人谓之楂，（上声）南人谓之煤，山西人谓之石炭。平定所产尤胜，坚黑而光，极有火力。史称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今其遗灶在平定之东浮山。予谓此即后世烧煤之始。所谓天柱折，地维阙者，乃荒唐之说，不足深辩。天一气尔，岂有损坏可补？谓之补天，犹曰代明云，予别自有记。
石守道作怪说，以议杨大年之文体。吾乡国初，有王彝先生字宗常，作文妖以疵杨廉夫之制作。文章体裁，固当有辩，妖怪之目诚过矣！
将相之材，尤贵度量，足以镇物。若谢安石度量，已先胜矣。而将材尤难。宋称狄青伟甚，只如却从行者一节，亦真不可及。尝观曾南丰所记云：“有因贵望求从青行者，青延见，谓之曰：‘君欲从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从青之士，能击贼有功，朝廷有厚赏，青不敢不为之请也。若往而不能击贼，军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愿行，则奏取君矣。非独君也，君之亲戚交游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于是闻者大骇，无复敢言求从青行者。”今每命将，托势请行者无限。有将帅之任者，宜以此为法可也。
刘恕，字道原，温公门人。宋儒中有史学者，尝著自讼文，以为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其悔过之勇，自知之明，实前贤之高尚。顾其所谓失与蔽者，予皆有焉。又若为予而发者，因录之以自警。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辄发；狷介刚直，忿不思难；泥古非今，不达时变；疑滞少断，劳而无功；高自标置，拨伦胜己；疾恶太甚，不恤怨怒；事上方简，御下苛察；直语自信，不远嫌疑；执守小节，坚确不移；求备于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节，高谈无畔岸；藏否品藻，不掩人过恶；立事违众，好更革；应事，不揣己度德，过望无纪；交浅而言深，戏谑不知止；任性不避祸，议论多讥刺；临事无机械，行己无规矩；人不忤己，而随众毁誉；事非祸患，而忧虞太过；以君子行义，责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谋而阔论，剧谈而不辩，慎密而漏言，尚风义而龌龊，乐善而不能行，与人和而好异议，不畏强御而无勇，不贪权利而好躁，俭啬而徒费，欲速而迟钝，暗识而强料，事
译我朝依据《周礼》建立官制，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序，在朝廷列班也是如此。宋朝制度虽然与此不合，但官员转任升迁的次序也相同。毕仲游议论官制时说：“工部升迁至刑部，刑部升迁至兵部，礼部升迁至户部，户部升迁至吏部。”这与现在的制度颇为相同。只是没有提到兵部升迁至礼部。现在的制度，礼部的班列在兵部之上，而兵部的资历更高，从宋朝开始就是这样。难道礼部与兵部所掌管的职事有不能相通的地方吗？
《纲目凡例》说：“凡是把国家传给别人的，如果是子弟称为‘传’，如果是其他人称为‘让’。”这个释义恐怕不够精当。孔子称赞“泰伯三次把天下让给别人”，泰伯难道是其他人吗？尧把天下传给舜，舜传给禹，他们难道是子弟吗？我认为把国家传给别人的情况，有正常和变通两种，应当具备这两种含义才算完备。
“凡是天下统一的就是正统。”这个说法恐怕也不够精当。先辈方正学先生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又似乎过于繁琐。我的意思想要分析着来说。大概有正统而不统一的，比如周朝东迁就是这样，晋、宋南迁依附于它；有统一而不正统的，比如秦、晋、隋、元就是这样，新莽依附于它。三代以后，汉朝正统兴盛最显著，唐朝次之。宋朝初期与魏晋没有太大区别，后来功德超过它们，贤人辈出，可惜疆域不完整，政教号令没有遍及天下，不符合统一的意义。由此看来，只有我皇朝，功德和疆土，有汉朝、唐朝所不及的地方。史家所说的正统，应当说是汉、唐、明，而宋朝不能列入其中。
晋水涧流，类似闽越地区，但水流湍急浑浊、怒吼咆哮特别厉害。即使是步行可以跨越的地方，也常常兴起波涛，发出澎湃之声，这是因为源头很高的缘故。夏秋之间，造成的危害不小，这是因为没有堤坝之类的工具罢了。我行走于山西各山之间，曾经想命令沿水的地方，聚集乱石，仿照闽越地区修筑滩涂，从源头往下，审视地势高低，以此决定疏密程度，那么晋水就都有利了。有关部门既不暇顾及这些，而晋地的人简单懒惰，也不知道做什么，非常令人遗憾。闽地谚语说：“水没有一处不是有利的。”确实如此。这也是因为先前有豪杰之士兴起倡导，后来的人因而修举完善，于是成为永久的事业，所以我认为闽水之所以有利，是因为水满一坑后继续前进；晋水之所以没有利，是因为像从高屋倒水一样直泻而下罢了。
石炭，就是煤，东北人称之为楂（上声），南方人称之为煤，山西人称之为石炭。平定所产的尤其好，坚硬黑色而有光泽，火力极旺。史书记载女娲氏炼制五色石来补天，现在它的遗灶在平定东浮山。我认为这就是后世烧煤的开始。所谓天柱折断，地维缺失，是荒诞的说法，不值得深入辩驳。天只是一股气罢了，难道有损坏可以修补的吗？说补天，就像说代明一样，我另外有记载。
石守道写《怪说》，来议论杨大年的文体。我们家乡建国初期，有王彝先生字宗常，写《文妖》来指责杨廉夫的作品。文章的体裁，固然应当有辨别，但称之为妖怪确实过分了！
将相的才能，尤其贵在度量，足以镇服事物。像谢安石的度量，已经先胜一筹了。而将领的才能尤其难得。宋朝称狄青非常伟大，仅仅像拒绝随从者这一节，也确实不可及。曾经看曾南丰所记载的：“有因为狄青显贵而希望跟随他出行的人，狄青接见，对他说：‘您想跟随我出行，这也是我所希望的，何必通过别人的言语呢？然而智高是小寇，以至于派遣我出行，可以知道事情紧急了。跟随我的人，如果能击贼有功，朝廷有厚赏，我不敢不为您请求。如果前往而不能击贼，军中法纪严厉，我不敢徇私。您好好想想。愿意去，就上奏取您了。不只是您，您的亲戚朋友，希望都把我的这些话告诉他们。如果想去的人，都是我所希望的。’于是听到的人大为震惊，不再敢说话请求跟随狄青出行。”现在每次任命将领，凭借权势请求跟随的人无数。有将帅责任的人，应当以此为法则是可以的。
刘恕，字道原，是司马光的门人。宋朝儒者中有史学造诣的人，曾经写自讼文，认为平生有二十个过失，十八个弊病，他悔过的勇气，自知的明智，确实是前代贤人的高尚之处。至于他所说的过失与弊病，我都有。又好像为我而发的，因此记录下来以自我警戒。平生有二十个过失：轻率急躁，遇事就发作；狭隘刚直，愤怒时不考虑危险；拘泥古法非议今事，不通晓时势变化；迟疑少决断，劳而无功；自视甚高，排斥超过自己的人；憎恶邪恶太过，不顾忌怨恨愤怒；侍奉上级简单，驾驭下级苛刻明察；直言自信，不避嫌疑；坚守小节，坚定不可改变；对人求全责备，不顾忌责备怨恨；多言不合节度，高谈阔论没有边际；褒贬品评，不掩盖别人的过错；做事违背众人，喜好变革；应事，不揣度自己衡量德行，期望过高没有准则；交情浅却说话深，戏谑不知停止；任性不避祸患，议论多讥刺；临事没有心机，行事没有规矩；别人不违逆自己，却随众毁誉；事情不是祸患，却忧虑太过；用君子的行为道义，要求小人。不只是二十个过失，又有十八个弊病：言语宏大而智慧狭小，喜欢谋划而空谈，激烈谈论而不辩驳，谨慎严密却泄露言语，崇尚风义而局促，乐善而不能实行，与人和谐却喜好异议，不畏强暴却没有勇气，不贪权利却喜好浮躁，节俭吝啬却徒然浪费，想要快速却迟钝，暗中识破却强行预料，做事
非法家而深刻，乐放纵而拘小礼，易乐而多忧，畏动而恶静，多思而处事乖忤，多疑而数为人所欺，事往未尝不悔，他日复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其中惟苛察深刻，予似可免。然赋性弛缓，而每欲示人以肺肝，亦不得不谓之失与蔽也。若夫事往未尝不悔，他日复然者，则又中予之沈痼。循省之余，辄复自笑，诗曰：“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译我不是法家那种严酷苛刻的人，却喜欢放纵而拘泥于小节；容易快乐却多愁善感，害怕变动却厌恶静止；思虑繁多却处理事情违背常理，多疑却屡次被人欺骗；事情过去后没有不后悔的，过几天又重蹈覆辙；自己责备自己又嘲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只有苛察严酷这一点，我似乎可以避免。然而我天性松懈迟缓，却常常想向人袒露心迹，这也不能不说是过失和弊病。至于事情过去后没有不后悔，过几天又重蹈覆辙这一点，更是我沉疴难愈的毛病。反省之后，往往又自我嘲笑，《诗经》说：“我思念古人，确实契合我的心意。”
《左传》、《国语》，并出丘明之手。如叙用田赋一事。《左传》则曰：“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于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不听。”《国语》则曰：“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近；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不惟词异，而事实亦不同，何也？若以文论，国不如左。
乐府中，有苏幕遮，乃高昌妇人所戴油帽。高昌，西域国西州也。
顷见盘瓠蛮誓状云：“某等既充山职，今当钤束男侄。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从出入，不得生事者。上有太阴，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儿成驴，生女成猪，举家绝灭。不得翻面说好，背面说恶；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儿带刀同一边，一点一齐，同杀盗贼。不用此款者，并依山例。”山例者，蛮言诛杀也。其言质野切直，粲然成文。有僮约之体裁，具载范文穆公《桂海虞衡志》。又有南诏乞书药文，其后曰：“古人有云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谒；言音未同，情虑相契。”吾闻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两国之人，不期而会，岂不习夫子之言哉？便有华风，复附诗曰：“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亦是唐律。夫天之生才，未尝限量；而人能力学，何所不至？况区区艺文之末乎！夫子所以欲居九夷也。
马端临论圩田曰：“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恳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此数言极尽吾乡泖湖之利害。当大书深刻，以示愚民之嗜利者。
吾乡姚氏所藏钱谱，尽裒历代之钱穴，纸谱之奇形异状，无所不有，而各疏时代由来。前辈，杨铁崖维祯、钱艾纳鼎，俱有论撰。予尝阅之，亦博古之清玩也。或谓钱之通塞，颇系人伦。予少时，见民间所用，皆宋钱，杂以金、元钱，谓之好钱。唐钱间有开通元宝，偶忽不用。新铸者谓之低钱，每以二文当好钱一文，人亦两用之。弘治末，京师好钱复不行，而惟行新钱，谓之倒好。正德中，则有倒三倒四，而盗铸者蜂起矣。嘉靖以来，有五六至九十者，而裁铅剪纸之滥极矣！夫钱之用，本以权轻重，而世终难废。若开元实为轻重之中，鼓铸者宜以为准。然自贾谊通达大体，而钱议为得要领，至南齐孔顗，则曰：“铸钱不可以惜铜爱工。若不惜铜，则铸钱无利；若不得利，则私铸不敢起；私铸不敢起，则敛散归公上；鼓铸权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斯乃不易之论。而伊川程子，亦有“权归公上，而民不犯罪”之说。其变通之道，亦略可睹矣。
世恒言韩、范、富、欧，固自有次第哉！欧不脱文人，宜列诸公之下。韩公尝云：“用兵□置胜负于度外。”好水川之败，为范公所笑。范公亦有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败不计之说。但韩公论兵，却是主张太早，在兵家所谓置胜负于度外者，先胜故也。若伊尹相汤以伐桀，太公周公佐武王以伐纣是已。所谓圣人无死地者。韩公料胜未定，故范公得以因事笑之。范公英发勘磨城郢，乃是阅历少而议论多，故为吕许公所困。后来解仇一事未必然。忠宣父子之间，当有真见。欧公大体之言，恐非实录，晦庵固是悬断耳。富文忠公严重，以英宗册立之事，颇憾魏公。后来致仕，郑公居洛，魏公在相位，每岁魏公必遣人为郑公生朝庆寿，郑公竟不报谢，但答曰：“老病无书而已。”（如是者十余年。郑公微伤于隘。欧阳公不信易系，不喜文中子，魏公同在政府，见欧
译《左传》和《国语》，都出自左丘明之手。比如叙述实行田赋这件事。《左传》说：“季孙打算按田亩征收赋税，派冉有去请教孔子，孔子不回答，却私下对冉有说：‘君子的行为要合乎礼制。施予要丰厚，办事要适中，征收要微薄，像这样即使征收丘税也足够了。如果不合乎礼制而贪婪不知满足，那么即使征收田赋，也将不够用。况且你季孙如果想依法行事，周公的典章还在；如果想苟且行事，又何必来请教呢？’季孙没有听从。”《国语》却说：“孔子不回答，却私下对冉有说：‘先王制定土地制度，按劳力征发田赋，并衡量远近；按收入征收赋税，并估量有无；按夫力征发劳役，并商议老幼。于是对于鳏寡孤疾之人，有军旅出征就征发，没有就停止当年的征收。一井田产出的稷、禾、秉、刍、缶、米不超过这个数额，先王认为足够了。如果你季孙想依法行事，就有周公的典籍；如果想违犯法度，就苟且征收赋税，又何必来请教呢？’”不仅言辞不同，事实也不同，为什么呢？如果从文章角度论，不如《左传》。
乐府中有《苏幕遮》，那是高昌妇人戴的油帽。高昌，是西域国西州。
近来看到盘瓠蛮的誓状说：“我等既然充任山职，现在应当约束男侄。男子出行持棒，女子出行拿麻，任凭出入，不得惹事生非。上有太阴，下有地宿，违背誓言者，生儿子变成驴，生女儿变成猪，全家灭绝。不得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子带刀同在一边，一点一齐，共同杀盗贼。不遵守此条款者，都按山例处理。”山例，是蛮语诛杀的意思。其言辞质朴野性、切直，条理分明成为文章。有《僮约》的体裁，详细记载在范文穆公的《桂海虞衡志》中。又有南诏乞求书写药方的文章，其后说：“古人有云，考察实情的人，不留下声音；观察行为的人，不认识言辞；知己之人，幸好相逢相见；言语声音虽不同，情思顾虑却相契合。”我听说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现在两国之人，不期而遇，难道不是熟习孔子的言论吗？便有了华夏的风气，又附诗说：“言语声音虽未通，心意却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这也是唐律诗。上天造就人才，不曾限定数量；而人如果能努力学习，有什么达不到的呢？何况区区艺文这类末节呢！孔子所以想居住到九夷之地。
马端临论述圩田说：“现在的田地，昔日的湖泊，只知道湖中的水，可以排干来开垦田地；却不知道湖外的田地，将全都变成水了。”这几句话极尽了我家乡泖湖的利害。应当大字书写深刻雕刻，来警示愚昧民众中贪图利益的人。
我家乡姚氏所藏的钱谱，尽数收集历代的钱币，纸谱上奇形异状，无所不有，并且分别疏解时代由来。前辈杨铁崖维祯、钱艾纳鼎，都有论述撰述。我曾经阅览，也是博古的清玩之物。有人说钱币的流通阻塞，颇与人伦有关。我年轻时，见民间所用的，都是宋钱，夹杂金、元钱，称为好钱。唐钱间有开元通宝，偶尔忽然不用。新铸造的称为低钱，每两文抵好钱一文，人们也两用。弘治末年，京师好钱又不行，只行新钱，称为倒好。正德年间，则有倒三倒四，而盗铸者蜂起。嘉靖以来，有五六至九十的，而裁剪铅纸的泛滥达到了极点！钱币的使用，本是用来权衡轻重，而世世代代终究难以废弃。如果开元通宝实为轻重之中，鼓铸者应当以此为准则。然而自从贾谊通达大体，而钱议便抓住了要领，到南齐孔顗，则说：“铸造钱币不可以吝惜铜料和人工。如果不吝惜铜料，那么铸造钱币就没有利润；如果没有利润，那么私铸就不敢兴起；私铸不敢兴起，那么收敛散放就归于公家；鼓铸的权力不向下分散，这是最大的利益。”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而伊川程子，也有“权力归于公家，而百姓不犯罪”的说法。其变通之道，也大致可以看到了。
世人常说韩、范、富、欧，固然自有次第！欧阳修脱不了文人习气，应当列在诸公之下。韩公曾说：“用兵□置胜负于度外。”好水川的失败，被范公所嘲笑。范公也有“行事应当如此，其成功与失败不计较”的说法。但韩公论兵，却是主张太早，在兵家所谓置胜负于度外者，是因为先胜的缘故。就像伊尹辅佐汤讨伐桀，太公、周公辅佐武王讨伐纣一样。所谓圣人无死地。韩公料定胜负未定，所以范公得以因事嘲笑他。范公英发勘磨城郢，乃是阅历少而议论多，所以被吕许公所困。后来解仇一事未必真实。忠宣父子之间，应当有真知灼见。欧公大体之言，恐怕不是实录，晦庵固然是悬断罢了。富文忠公严肃庄重，因为英宗册立之事，颇憾魏公。后来致仕，郑公居洛，魏公在相位，每年魏公必定派人替郑公生日庆寿，郑公竟然不回复感谢，只回答说：“老病无书而已。”（像这样十多年。郑公略微有狭隘之嫌。欧阳公不信《易》系，不喜文中子，魏公同在政府，见欧
公未）尝道二书，其识量宏密，真天人也。王荆公与之并政，至诋之为俗吏，又曰：“相公但相貌好耳。”若魏公者，非徒之业过人，亦有福有德之士后生何由一望其风范哉观其调和两宫一事真能包荒藏纳信非长厚者不能，若于义理亦恐未合，赖英宗迁善改过，方成就此一段好事，魏公真有福哉！
译魏公未曾称道这两本书，他的见识气量宏大细密，真是天人一般。王荆公与他共同执政，竟诋毁他是庸俗的官吏，又说：“相公只是相貌好罢了。”像魏公这样的人，不仅功业超过常人，也是有福有德之士，后生如何能一眼望见他的风范呢？看他调和两宫这件事，真能包容荒秽、藏纳万物，确实不是宽厚之人做不到的，但如果从义理上讲，恐怕也不完全契合，幸亏英宗迁善改过，才成就了这一段好事，魏公真是有福啊！
沈存中笔谈，载兵部员外郎范祥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劳。此即今日开中给引之始。
北魏延兴三年，秀容郡妇人，一产四男，四产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历家大抵以漏刻极长于六十，极短于四十。尝闻前辈言，惟正统己巳，官历昼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为阴过，故有土木之变。元授时历，则长极于六十二刻，短极于三十八刻，以为验于燕地稍偏比故。然外国有蒸羊脾未熟而天明者，则短又不止于三十八刻而已。岂漏刻随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系之于阴阳消长也。
世间糜费，惟黄金最多。自释老之教日盛，而寺观装饰之侈糜，已数倍于上下之制用。凡金作薄，皆一往不可复者。天地所产有限，甚可虑也。东坡号知事者，见后世金少，以为宝货神变不可知，复归山泽，此何言与？按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尚有六十万斤。莽籍汉基，富有天下，固应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万斤，彼藩封亦乃尔。至燕王刘泽诸侯也，一赐田生，金亦二百斤，何汉世之多金耶？二百斤当今之三千二百两。使在今日，虽人主一时亦有难者。
四明谢员字友规，国初人，为吏谪临洮，卒年三十六，为诗文有规矩。《水东日记》尝载其事，录其与速鲁麻序别口神答二文。其谪临洮自泗洲，一时交游有诗文，赠行俱佳作。内华亭黄仲琪一首云：“九霄风翮举清秋，万里飘然汗漫游。莫谓流离舍初志，即看登用纳嘉猷。黄河太华供词笔，紫凤天吴在客裘。及早归来拜家庆，故乡终不似并州。”其诗亦壮浪可喜。而吾郡中遂不复知有此人也。当是袁景文一辈人，漫记于此访之。
宋南渡诸将，韩世忠封蕲王，杨沂中封和王，张俊封循王，异姓真王，俱飨富贵之极。而俊复善殖产，其罢兵而归，岁收租米六十万斛。今浙西岂能着此富家也。一隅偏安而有此，宋安得复兴耶？
尝见《三教平心论》一册，当是近时人书，称静斋学士刘谧撰。本朝学士无所谓刘谧者，想亦一僧之辩而黠者所为，托名以传。其言捃摭甚浅，颇类今世一种议论，甚可笑也。其所讥诮者，程张而下皆不免，于排韩尤力，次及欧而甚右柳。盖其护法之论，皆不足深辩。独谓处州孔子庙碑不屋而坛，以为退之不知经义，自是公论。又谓上书媚于頔，贬朝阳后，劝宪宗封禅，作毛仙翁序祷黄陵庙数字，虽出于仇雠忿怨之深文，然君子之处患难，安可以一事不谨而为异端之人所指目耶？取以志戒。
今岁庚寅官历，九、十、十一，连三月皆大尽，冬至节在二十三日己酉申正一刻。明岁置闰，乃在六月。历法莫问来年闰，便数冬至剩，剩谓余也。今年十一月大尽，则冬至所余正七日，而闰在六月何与？气朔生闰，岂所谓差一日者耶。
江南放债一事，滋豪右兼并之权，重贫民抑勒之气，颇为弊孔，然亦有不可废者。何则？富者贫之母。贫者一旦有缓急，必资于富；而富者以岁月取嬴，要在有司者处之得其道耳。只依今律例，子母之说而行，各为其主张，不使有偏，亦是救荒一策。正如人有两手，贫富犹左右手也，养右以助左，足以便事。一等好功名官府，往往严禁放债之家，譬如戕右以助左，则为废人矣。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温州布衣万春上书言：“乞将间有私债欠还息与未还息，及本与未及本者，并除放。”高宗谓辅臣曰：“若止偿本，则上户不肯放债，反为细民害。”乃诏私债还利过本者，并以依条除放。此最得公正之道。
宋孝宗乾道元年十二月，立皇太子，赦内一款应为人曾孙祖孙四世见在，特与免本身色役，二税诸般科敷一年。前代恩典，旷荡若此。
世恒言秦隋不道，然不道莫甚于始炀。后世有遵用其法，过于尧舜者。称皇帝，筑长城，列郡县，为始皇所为。进士科，是炀帝所设。
天下之务，日开而未已。如茶古所
译沈括的《笔谈》记载，兵部员外郎范祥创立了钞法。规定商人到边境郡县缴纳四千八百文钱购买一纸钞券，凭此到解池领取二百斤盐，允许他们私自贩卖，所得钱财用来充实边防，省去了几十个郡县搬运物资的劳苦。这就是今天开中给引制度的开端。
北魏延兴三年，秀容郡有一位妇人，一次生产生了四个男孩，四次生产共生了十六个男孩。秀容就是今天太原府的忻州。
历法家大致认为，漏刻最长不超过六十刻，最短不少于四十刻。曾经听前辈说，只有正统己巳年，官方历法白天刻数为三十九，夜晚刻数为六十一，认为是阴气过盛，所以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元代《授时历》则规定最长极值为六十二刻，最短极值为三十八刻，认为这是因为在燕地验证时稍微有些偏差的缘故。然而外国有蒸羊脾还没熟天就亮了的情况，那么最短刻数又不止三十八刻了。难道漏刻随着日期和地点的不同而有这样的差异吗？起初并不完全取决于阴阳的消长啊。
世间的浪费，只有黄金最多。自从佛教和道教日益兴盛，寺庙道观装饰的奢侈浪费，已经是上下等级制度用度的几倍了。凡是把金做成薄片，都是一去不复返的。天地所产有限，非常令人担忧。苏东坡号称通晓事理，看到后世黄金稀少，认为宝物货币的神奇变化不可预知，又回归山泽之中，这是什么话呢？查考王莽败亡时，省中黄金还有六十万斤。王莽继承汉朝基业，富有天下，本来就应该有这么多。梁孝王死时，也有黄金四十万斤，那些藩王封地也是这样。至于燕王刘泽是诸侯，一次赏赐田生，黄金也有二百斤，为什么汉代黄金这么多呢？二百斤相当于现在的三千二百两。假使在今天，即使是君主一时也难以拿出这么多。
四明人谢员，字友规，是建国初期的人，担任小吏被贬谪到临洮，死时三十六岁，写诗作文有规矩法度。《水东日记》曾经记载他的事迹，收录了他与速鲁麻序别、口神答两篇文章。他被贬临洮从泗州出发，当时的朋友中有诗文送行，都是佳作。其中华亭人黄仲琪的一首诗说：“九霄风翮举清秋，万里飘然汗漫游。莫谓流离舍初志，即看登用纳嘉猷。黄河太华供词笔，紫凤天吴在客裘。及早归来拜家庆，故乡终不似并州。”他的诗也豪放可喜。而我们郡中竟然不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了。他应该是袁景文那一辈人，随意记在这里以便查访。
南宋南渡后的各位将领，韩世忠封为蕲王，杨沂中封为和王，张俊封为循王，异姓真王，都享受了极致的富贵。而张俊又善于积聚财产，他罢兵回乡后，每年收租米六十万斛。现在浙西哪里能容得下这样富有的家庭呢。偏安一隅而有这样的财富，宋朝怎么能复兴呢？
曾经见过《三教平心论》一册，应当是近代人的著作，称静斋学士刘谧撰写。本朝学士中没有叫刘谧的，想也是一位辩才无碍且狡猾的僧人所为，假托名字来流传。他的言论搜集浅薄，很像当今世上的某种议论，非常可笑。他所讥讽的，程颢、张载以下的人都不免，对排斥韩愈尤其用力，其次是欧阳修，而非常推崇柳宗元。大概他护持佛法的论点，都不值得深入辩论。唯独他说处州孔子庙碑不建屋而设坛，认为韩愈不懂经义，这是公论。又说韩愈上书谄媚于頔，被贬朝阳后，劝宪宗封禅，作《毛仙翁序》和《祷黄陵庙文》等文字，虽然出于仇敌怨恨的深文周纳，然而君子处在患难之中，怎么可以因为一件事不谨慎而被异端之人指指点点呢？取来作为警戒。
今年庚寅年的官方历法，九月、十月、十一月，连续三个月都是大月，冬至节气在二十三日己酉日申时正一刻。明年设置闰月，却在六月。历法不要问明年的闰月，就数冬至剩下的天数，剩就是余的意思。今年十一月是大月，那么冬至所余正好是七天，而闰月在六月有什么关系呢？节气和朔望产生闰月，难道就是所说的差一天吗。
江南放债这件事，滋长了豪强兼并的权力，加重了贫民被压迫的气愤，颇为弊病所在，然而也有不可废除的原因。为什么呢？富人是穷人的母亲。穷人一旦有紧急情况，必定依靠富人；而富人通过岁月获取利润，关键在于主管部门处理得当。只依照现在的律例，按照本金和利息的说法执行，各自为其主张，不使有偏颇，也是救荒的一条策略。正如人有两只手，贫富就像左右手一样，养护右手来辅助左手，足以方便做事。一些喜好功名的官府，往往严禁放债的人家，譬如砍断右手来辅助左手，那就成为废人了。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温州布衣万春上书说：“请求将民间有私债欠还利息与未还利息，以及本金与未及本金者，一并免除。”高宗对辅臣说：“如果只偿还本金，那么大户不肯放债，反而成为小民的祸害。”于是下诏私债还利超过本金者，都按照条例免除。这最符合公正之道。
宋孝宗乾道元年十二月，册立皇太子，赦书中有一款规定，凡是曾孙、祖孙四代都在世的，特别免除本人色役，免除两税和各种科敷一年。前代的恩典，如此宽宏。
世人常说秦朝和隋朝不道，然而不道没有比秦始皇和隋炀帝更甚的。后世有遵用他们的法度，超过尧舜的。称皇帝，修筑长城，设立郡县，是秦始皇所为。进士科，是隋炀帝所设。
天下的事务，日益开展而没有止境。比如茶，古代所
无，今则不可阙。茶之用始于汉，著茶经始于陆羽，榷茶始于张滂。《尔雅》，“槚苦茶。”茶之名始见于此。《吴志》孙皓密赐韦曜茶茗以当酒，饮茶始见于此（注以早采者为茶，以晚采者为茗，又名荈云）。
译无，现在却不可缺。茶的使用始于汉代，撰写《茶经》始于陆羽，实行茶税始于张滂。《尔雅》中说：“槚，苦茶。”茶的名称开始见于此处。《吴志》记载孙皓秘密赐给韦曜茶茗来代替酒，饮茶开始见于此处（注：早采的称为茶，晚采的称为茗，又名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