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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玺本末 （宋）曹彦约 撰
言传国玺者多矣，讫无定说。原其所由，则人主身自服之，非臣下之所常见。道听涂说，未免差误。传记杂録，易以湮没。
【原注：旧唐经籍志有纪僧真《玉玺谱》一巻，姚察《传国玺》十巻，徐令言《玉玺正录》一巻。而僧真、姚察之书，久不传矣。馆阁书目中亦无徐令言《正録》，而其说或亦谓之《玉玺谱》，间见诸书。唐章怀太子注《后汉光武纪》，已用其说。今仅有《蜀本朝士谈》一书，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其叙玉玺事颇详，最无依据】
夫所传已无依据，又以徐令、言李石之说参于其间，尤更抵牾。
【原注：令言信《北齐书》之说，谓永和所得之玺即秦玺也，与《晋纪》不同。又谓侯景既败，侯子鉴盗其玺走江东，惧追兵至，投诸佛寺，为栖霞寺僧永所得。陈永定三年，僧永死，弟子普智奉献。陈亡，玺传于隋。不独晋非此玺，而陈、隋亦无此玺矣。李石信《晋阳秋》之说，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郄恢得玺于慕容永，乃送建业。不独晋不得此玺，而永之崛起亦无得玺之理。语在永和玺注】
正史所载，亦多不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士大夫以纸出之，当职官手自摹之，则其着见于天下者寡矣。
【原注：郑望之《秦玺跋》云：绍圣四年初，献秦玺，诏百官杂识视。时先君为尚书郎，乃请以纸出之，遂得其真。《金石录》云：咸阳所获传国玺，初至京师，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诫手自摹印之，遂传于世】
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不得，而尽考也。
【原注：汉宣帝立玉寳璧祠于未央宫中。刘原父以为受命寳和氏璧，当是据崔浩而言。崔浩《汉书音义》曰：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舒元舆云：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而飞上天矣。则其玺当为白玉。徐令言云：其玉出蓝田山。蔡京等云：其色绿如蓝。则其玺当为绿玉。石虎《别传》曰：武乡长城县韩强，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与玺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虎以为瑞。则又有玄玉者矣】
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与白色、绿色、玄色并出之异，然后辨史氏之差误，众说之不根，使后之君子有考焉。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秦独天子称玺。
【原注出汉旧仪】
始皇作传国玺，使丞相李斯书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原注：吴志·孙破虏传注引旧吴书之文如此。应劭《汉官仪》曰：天子有传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吴志注云：「且康」永昌二字，未知何者为得。朝士谈云：秦玺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上隠起为盘龙文，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是皆未见真玺者也。考正史及众说，未尝有「且康」二字。其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已两至本朝；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自晋传隋，亦不闻有背文、面文之说也。且既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其背文不应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意同而词不律，非古人之意也】
汉高帝入关，至霸上。秦王子婴系颈以组，降轵道旁。封上始皇帝玺。
【原注出髙帝纪】
后诛项籍，即天子位，服御其玺，世世传授，号曰「汉传国玺」。
【原注：出《元后传》《汉官仪》，以为子婴上始皇玺，高帝因服御之，恐未必如是之遽也】
周勃诛诸吕，废少帝，尝手贯皇帝玺。
【原注出史记世家应劭注】
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下廷尉。薄太后谓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耶？」文帝乃出之。
【原注出勃夲传】
昭帝时，殿中有怪，一夜羣臣皆惊。霍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断，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后光废昌邑王，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乃立皇帝。
【原注并光本传】
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
译玉玺的始末 （宋）曹彦约 撰
关于传国玺的传说很多，却始终没有确定的说法。推究其缘由，是因为皇帝亲自佩戴它，臣下很少见到。道听途说，难免出现差错。传记杂录，容易湮没失传。
【原注：《旧唐书·经籍志》记载有纪僧真的《玉玺谱》一卷，姚察的《传国玺》十卷，徐令言的《玉玺正录》一卷。而纪僧真、姚察的书，早已失传。馆阁书目中也没有徐令言的《正录》，但他的说法有时也被称为《玉玺谱》，偶尔见于其他书籍。唐代章怀太子注解《后汉书·光武帝纪》时，已经采用了他的说法。现在仅有《蜀本朝士谈》一书，是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其中叙述玉玺的事颇为详细，但最缺乏依据】
既然所传的说法已无依据，又把徐令言、李石的说法掺杂其中，尤其更加矛盾冲突。
【原注：徐令言相信《北齐书》的说法，认为永和年间得到的玺就是秦玺，这与《晋纪》不同。又说侯景失败后，侯子鉴盗取玉玺逃往江东，害怕追兵赶到，将玉玺投入佛寺，被栖霞寺僧人永得到。陈永定三年，僧永去世，弟子普智进献。陈朝灭亡，玉玺传到了隋朝。不仅晋朝不是这块玉玺，陈、隋也没有这块玉玺了。李石相信《晋阳秋》的说法，认为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郄恢从慕容永那里得到玉玺，于是送往建业。不仅晋朝没有得到这块玉玺，而且慕容永崛起也没有得到玉玺的道理。这话在永和玺的注中】
正史所载，也有很多不同。如果不是因为本朝绍圣年间这块玉玺再次出现，士大夫用拓印的方式将其印出，当职官员亲手摹写，那么它在天下显扬的就少了。
【原注：郑望之《秦玺跋》说：绍圣四年初，进献秦玺，诏令百官杂识查看。当时先君任尚书郎，于是请求用拓印的方式印出，于是得到了真迹。《金石录》说：咸阳所获传国玺，刚送到京师，执政大臣把它给将作监李诫看，李诫亲手摹印，于是流传于世】
然而那玉玺还有玉色，未能辨别清楚，也就不能详尽考证了。
【原注：汉宣帝在未央宫中建立玉寳璧祠。刘原父认为受命寳和氏璧，应当是依据崔浩而言。崔浩《汉书音义》说：传国玺是和氏璧制作的。舒元舆说：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上，而飞上天了。那么那玉玺应当是白玉。徐令言说：那玉出自蓝田山。蔡京等人说：那颜色绿如蓝。那么那玉玺应当是绿玉。石虎《别传》说：武乡长城县韩强，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到一块玄玉，四寸见方，与玺同文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石虎认为这是祥瑞。那么又有玄玉的了】
现在暂且叙述秦、汉、魏、晋所得的宝物，以及白色、绿色、玄色并出的差异，然后辨别史书的差错，众说的无根，使后来的君子有所考证。秦以前，百姓都用金、玉、银、铜、犀、象制作方寸大小的玺，各自佩戴所喜欢的。秦唯独天子称玺。
【原注出自汉旧仪】
始皇制作传国玺，让丞相李斯书写，文字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原注：《吴志·孙破虏传》注引旧吴书的文字如此。应劭《汉官仪》说：天子有传国玺，其文字说“受命于天，既寿且康”。《吴志》注说：“且康”永昌二字，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朝士谈》说：秦玺面文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上隐起为盘龙文，文字说“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这些都是没有见到真玺的人说的。考证正史及众说，从未有“且康”二字。那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已两次到本朝；那说“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的，自晋传隋，也没听说有背文、面文的说法。况且既然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那么其背文不应说“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意思相同而词句不协调，不符合古人的意思】
汉高帝入关，到达霸上。秦王子婴用丝带系住脖子，在轵道旁投降。献上始皇帝玺。
【原注出自高帝纪】
后来诛杀项籍，登上天子之位，佩戴使用那玉玺，世世传授，号称“汉传国玺”。
【原注：出自《元后传》《汉官仪》，认为子婴献上始皇玺，高帝因此佩戴使用它，恐怕未必如此迅速】
周勃诛杀诸吕，废黜少帝，曾经手穿皇帝玺。
【原注出自史记世家应劭注】
后来文帝时，有人说周勃想造反，交给廷尉。薄太后对文帝说：“绛侯周勃佩戴皇帝玺，在北军统领军队，不在此时造反，现在住在一个小县，反而想造反吗？”文帝于是释放了他。
【原注出自勃本传】
昭帝时，殿中有怪异，一夜之间群臣都惊恐。霍光召见尚符玺郎，郎不肯交给霍光，霍光想夺取，郎按剑说：“我的头可以断，玺不可得。”霍光很认为他义气，第二天诏令增加这个郎的秩二等。后来霍光废黜昌邑王，就拉着他的手，解下他的玺组，献给太后，于是立皇帝。
【原注并光本传】
哀帝去世，没有儿子。太皇太后当天驾车到未央宫，
收取玺绶。
【原注出《王莽传》《太平御览》载：哀帝将崩，以玺绶付董贤曰：「无妄以与人。」中常侍王闳者，莽叔父也，白元后请夺之，即带剑至宣德闼，谓贤曰：「宫车晏驾，国嗣不立，君受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祸至耶？」贤不敢拒，跪授玺绶。按《汉书·董贤王莽传》：哀帝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从容谓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也。」天子无戏言，上黙然不恱。哀帝既崩，莽白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贤印绶，则知元后之未央者，收皇帝玺绶，而王莽所白者，董贤印绶也。《御览》夲援引《汉书》，而班固、荀恱之书皆不载，不知何书耶】
译收缴皇帝的玉玺和印绶。
【原注出自《王莽传》。《太平御览》记载：汉哀帝将要驾崩时，把玉玺和印绶交给董贤，说：“不要随便把它交给别人。”中常侍王闳，是王莽的叔父，向元后禀报请求夺回玉玺，随即佩剑来到宣德门，对董贤说：“皇帝驾崩，国家没有确立继承人，您深受恩宠，应当伏地痛哭，为什么长久拿着玉玺印绶等待灾祸降临呢？”董贤不敢拒绝，跪下交出玉玺印绶。查考《汉书·董贤王莽传》：哀帝在麒麟殿设酒宴，在酒席间从容地对董贤笑着说：“我想效法尧禅让给舜，怎么样？”王闳进言说：“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不是陛下私有的。”天子没有戏言，皇上沉默不悦。哀帝驾崩后，王莽禀报说董贤年轻，不能顺应众心，于是收缴了董贤的印绶。由此可知，元后在未央宫收缴的是皇帝的玉玺印绶，而王莽所禀报收缴的，是董贤的印绶。《御览》所引用的《汉书》，班固和荀悦的书中都没有记载，不知出自哪本书】
平帝既崩，孺子婴未即尊位，玺藏长乐宫。王莽簒汉，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后怒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名思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亦当自更作玺，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太后涕泣而言。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巳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耶？」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于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灭也。」
【原注出《元后传》玉玺谱曰：「元后投之于地，玺上螭一角缺，而正史不载，至《吴书》乃始见之也】
及汉兵诛莽，莽带玺绶避火渐台。商人杜吴杀莽，取绶，不知取玺及莽头。公宾就见绶，问绶主所在，乃斩莽首，幷玺与王宪。宪得玺无所送，妻莽后宫，乘其车服。越四日，而李松、邓晔入长安，斩宪，送更始。大司马谢禄而玺归更始矣。赤眉杀更始，于高陵立刘盆子为帝。建武三年，光武征赤眉于宜阳，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乃诏先帝玺绶归之王府。斯乃祖宗之灵，士人之力，其择吉日，祠高庙，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乃受传国玺。
【原注出光武纪】
灵帝既葬，少帝在位，献帝未立，宦者张让、段珪作乱，刼二帝幸北宫，又走小平津，掌玺者奔散，并失其玺。让、珪等既诛，二帝既还得六玺于阁上，而传国玺独未得也。董卓废少帝，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初平改元，山东州郡起兵讨卓。卓迫帝都长安，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破虏将军孙坚以袁术之命入洛阳，扫除汉宗庙，平塞诸陵。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坚令人入井探得传国玺，方圆四寸，纽盘五龙，上一角缺。
【原注：此《吴志·孙破虏传》注引《吴书》之言也。此玺，元后投之于地，旧不言一角缺，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
明年，坚死，袁术将僣号，拘坚夫人而夺之。
【原注出山阳公载记】
术僣号二年而死，荆州刺史徐璆得玺，还许，上之汉。
【原注出朝士谈，与山阳公载记相表里，但载记节文见于《吴志》注与杂书，未见全文，恐亦出载记也。而《玉玺谱》乃云：袁绍有僣盗意，拘坚妻，逼求之。绍得玺，举兵以向魏武。魏武恶之，绍败，得玺还汉，恐不然也。按坚为破虏将军，乃袁术之意。坚死后，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策载母徙曲阿，继从袁术，其不为袁绍所拘，事理明甚】
魏文帝将受汉禅，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
【原注后魏武女也】
后怒，以玺绶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玺。”
【原注出《穆后传》《续汉书》云：“天不祚此玺”，其义亦通。按《魏志·贾逵传》：“魏太祖崩，隠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军从长安来，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所宜问也。’”是时魏未受禅，所问者魏王玺绶耳，非传国玺绶也】
司马师将废齐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玺绶置坐侧；及迎高贵乡公，又请玺绶。后曰：「我见高贵乡公小时，识之，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
【原注出魏畧】
自魏传晋，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其后平吴，不过得金玺而已。
【原注出《晋书》《御览》引《拾遗录》曰：晋太康平吴，孙皓送六金玺，云无玉工，故以金为印玺】
惠帝时，赵王伦簒位，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夺玺绶。伦败，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威小字也。于是诛威。
【原注出威本传】
怀帝永嘉五年，岁在辛未，王弥入洛阳，执帝诣刘曜，而传国玺不可考矣。
【原注：晋书载永嘉末，洛京不守，玺为刘聪所得。及石勒灭刘氏，玺入伪赵。冉闵诛石氏，玺又入闵。及是四十二年，而玺复归于晋。然其文乃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不同。北齐辛术传云：辛术镇广陵
译汉平帝去世后，孺子婴尚未正式即位，玉玺收藏在长乐宫。王莽篡夺汉朝政权，派安阳侯王舜向元后请求玉玺。元后愤怒地说：“你们父子宗族，蒙受汉朝恩力，富贵延续多代，既然无以为报，却受人孤弱之托，趁着有利时机，夺取国家，不再顾及名义和恩义。像这样的人，狗猪都不吃他的剩余食物！”况且你自认为凭借金匮符命成为新皇帝，也应当自己重新制作玉玺，何必使用这亡国的不祥玉玺？王莽哭着请求。王舜也悲伤得不能自止。过了很久，王舜抬头对太后说：“臣等已经无话可说，王莽一定要得到传国玉玺，太后难道能始终不给吗？”太后听到王舜的话很急切，担心王莽要胁迫她，于是拿出汉传国玉玺，扔在地上，交给王舜说：“我老了快要死了，知道你们兄弟现在就要被灭族了。”
【原注出自《元后传》。《玉玺谱》说：“元后把玉玺扔在地上，玉玺上的螭龙一角缺损，而正史没有记载，直到《吴书》才首次出现。”】
等到汉军诛杀王莽时，王莽带着玉玺和绶带躲避火灾，逃到渐台。商人杜吴杀死王莽，取走绶带，不知道取走玉玺和王莽的头。公宾就看见绶带，询问绶带主人的所在，于是斩下王莽的头，连同玉玺一起交给王宪。王宪得到玉玺无处送，娶了王莽的后宫，乘坐他的车驾服饰。过了四天，李松、邓晔进入长安，斩杀王宪，将玉玺送给更始帝。大司马谢禄，玉玺于是归更始帝所有。赤眉军杀死更始帝，在高陵拥立刘盆子为帝。建武三年，光武帝在宜阳征讨赤眉军，赤眉君臣反绑双手投降，奉上高皇帝的玉玺和绶带，于是下诏先帝的玉玺和绶带归入王府。这是祖宗的灵验，士人的力量，于是选择吉日，祭祀高庙，赐给天下作为父亲继承人的长子爵位，然后接受传国玉玺。
【原注出自《光武纪》】
汉灵帝下葬后，少帝在位，献帝尚未立，宦官张让、段珪作乱，劫持两位皇帝前往北宫，又逃往小平津，掌管玉玺的人奔散，一并丢失了玉玺。张让、段珪等人被诛杀后，两位皇帝得以回到宫阁上找回六枚玉玺，唯独传国玉玺没有找到。董卓废黜少帝，献帝从陈留王即位，初平改元，山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董卓逼迫皇帝迁都长安，二年于是发掘洛阳各陵墓。破虏将军孙坚奉袁术之命进入洛阳，清扫汉宗庙，填平各陵墓。孙坚军队驻扎城南，甄官井上，早晨出现五色云气，全军惊怪。孙坚派人进入井中探得传国玉玺，方圆四寸，纽盘五龙，上面一角缺损。
【原注：这是《吴志·孙破虏传》注引《吴书》的话。这枚玉玺，元后扔在地上，以前不说一角缺损，说一角缺损的，始于此处】
第二年，孙坚去世，袁术将要僭越称帝，拘禁孙坚夫人而夺取玉玺。
【原注出自《山阳公载记》】
袁术僭越称帝两年后去世，荆州刺史徐璆得到玉玺，回到许都，献给汉朝。
【原注出自《朝士谈》，与《山阳公载记》相互印证，但《载记》的节文见于《吴志》注和杂书，未见全文，恐怕也出自《载记》。而《玉玺谱》却说：袁绍有僭越盗窃之意，拘禁孙坚妻子，逼迫索取。袁绍得到玉玺，举兵指向魏武帝。魏武帝厌恶他，袁绍失败，得到玉玺归还汉朝，恐怕不是这样。按孙坚为破虏将军，是袁术的意思。孙坚死后，袁术又表奏他的兄子孙贲为豫州刺史。孙策载着母亲迁往曲阿，随后跟随袁术，不被袁绍拘禁，事理明显】
魏文帝将要接受汉朝禅让，派使者向献穆曹后请求玉玺和绶带。
【原注曹后是魏武帝的女儿】
曹后愤怒，把玉玺和绶带扔到车下，于是涕泪横流说：“上天不保佑这玉玺。”
【原注出自《穆后传》。《续汉书》说：“上天不保佑此玉玺”，其意思也通。按《魏志·贾逵传》：“魏太祖去世，隠陵侯曹彰任越骑将军，从长安来军中，问贾逵先王玉玺和绶带所在。贾逵正色说：‘太子在邺城，国家有储君副手，先王玉玺和绶带，不是你应该问的。’”当时魏未受禅，所问的是魏王玉玺和绶带，不是传国玉玺和绶带】
司马师将要废黜齐王芳，派郭芝入宫禀告太后，取玉玺和绶带放在座位旁边；等到迎接高贵乡公，又请求玉玺和绶带。太后说：“我见过高贵乡公小时候，认识他，我想亲手把玉玺和绶带交给他。”
【原注出自《魏略》】
从魏传到晋，派太保郑冲捧着玉玺禅让帝位。后来平定吴国，不过得到金玺而已。
【原注出自《晋书》。《御览》引《拾遗录》说：晋太康平定吴国，孙皓送六枚金玺，说没有玉工，所以用金制作印玺】
惠帝时，赵王司马伦篡位，派义阳王司马威与黄门郎骆休逼迫惠帝夺取玉玺和绶带。司马伦失败，惠帝复位，说：“阿皮，扭断我的手指，夺取我的玉玺和绶带，不可不杀！”阿皮，是司马威的小名。于是诛杀司马威。
【原注出自司马威本传】
怀帝永嘉五年，岁在辛未，王弥进入洛阳，抓获皇帝送往刘曜，而传国玉玺无法考证了。
【原注：《晋书》记载永嘉末年，洛阳失守，玉玺被刘聪所得。等到石勒灭掉刘氏，玉玺进入后赵。冉闵诛杀石氏，玉玺又进入冉闵手中。等到四十二年，玉玺又回归晋朝。然而其文字却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文字不同。北齐辛术传说：辛术镇守广陵】
，获传国玺，送邺。文宣以玺告于太庙。此玺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纽交盘龙，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且言二汉相传，至魏晋没于刘聪，至穆帝永和中得之，厯宋、齐、梁而没于侯景。景败，得于郭元建，而术以进焉。按永和所得玺，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至隋犹在，载于礼仪志者甚详。而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寂无闻见。则知晋史所载者为是，而北史所载者为非也。唐贞观撰晋史，其志书最为详备，不应有此玺而不録。玉玺谱云：玺属石勒，勒刻一边云「天命石氏」，此题今不复存。朝士谈云：石季龙磨其隠起之文，刻其旁为文曰「天命石氏」。其说既不相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不知所见者为何玺，不敢以为秦玺也。惟永和所得乃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八字，粗有传授，亦谓之传国玺，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马端临通考：梁末侯景之败也，以传国玺自随，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曰：「若我死，宜沈于江，勿令吴儿复得之。」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从者弃之草间，至广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与辛术，术送之至邺。按郭元建，侯景之党，景败以广陵降王僧辩，既而复降于北齐。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石氏败，玺复南归于晋，厯宋、齐、梁至侯景之败，而玺遂北归于髙齐云】
译获得传国玺，送往邺城。文宣帝用这方玉玺在太庙举行告祭。这方玉玺就是秦朝所制的，边长四寸，上面有交盘龙形的钮，上面的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并且说这方玉玺由两汉相传，到了魏晋时期落入刘聪之手，到晋穆帝永和年间又得以找回，历经宋、齐、梁三朝而落入侯景之手。侯景兵败后，玉玺被郭元建获得，辛术将其进献上来。查考永和年间所得到的玉玺，上面的文字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直到隋朝这方玉玺还在，《隋书·礼仪志》记载得很详细。而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方玉玺，却没有任何听闻和记载。由此可知《晋书》所载的是正确的，而《北史》所载的是错误的。唐朝贞观年间修撰《晋书》，其志书最为详备，不应该有这方玉玺却不记录。《玉玺谱》说：玉玺归属石勒，石勒在玉玺的一边刻上“天命石氏”，这个刻文现在已不存在。《朝士谈》说：石季龙磨去了玉玺上凸起的文字，在旁边刻上文字说“天命石氏”。这两种说法既不相同，又说这个刻文现在已不存在，不知道他们所见的是哪方玉玺，不敢认定它就是秦朝的玉玺。只有永和年间所得到的那方玉玺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八个字，大致有传承脉络，也被称为传国玺，现在另立一条以“永和玺”命名。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梁朝末年侯景兵败时，带着传国玺随自己身边，让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戴，说：“如果我死了，应当把它沉入江中，不要让吴地的人再次得到它。”赵思贤从京口渡江，遇到强盗，随从人员把玉玺丢弃在草丛中，到了广陵后向郭元建报告。郭元建取来玉玺交给辛术，辛术把它送到邺城。查考郭元建，是侯景的党羽，侯景兵败后他凭借广陵投降王僧辩，不久又投降北齐。北齐派遣行台辛术占据广陵，传国玺自从五胡乱华时落入刘、石之手，石氏败亡后，玉玺又南归晋朝，历经宋、齐、梁直到侯景兵败，玉玺于是北归高齐。
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方四寸，厚二寸，文同秦玺，然其色玄也，不知为何代之玺。
【原注出《石虎别传》。按石虎即伪位在晋文咸康乙未，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而得玺之年不可考也。武乡乃上党属邑，本朝初属潞州，后析为威胜军】
秦苻坚为姚苌所执，当晋孝武太元十年，岁在乙酉，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苌求传国玺于坚，坚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玺已送晋，不可得矣。”史不书其玺文，又无送晋之事，不知此为何玺。
【原注出载记坚传】
又六十一年，岁在丙戌，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魏毁邺城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史不言其玉色工制，与其方广厚薄。既曰魏受汉玺，或者真传国玺也？不知魏晋之间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何耶？既有二玺，则传国玺已有其副。自太平真君以后，厯东西魏、周、齐、隋、唐，而此玺未尝见于史。后魏承平甚久，不知何从失之。本朝绍圣四年，岁在丁丑，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诏尚书礼部、御史台、学士院、秘书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按所献玉玺，其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纽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又得玉螭首，其玉白如膏，亦温润，其背亦螭纽五，盘纽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无文，与玺相合，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今考玺文为秦玺可知，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乃李斯小篆，其文则刻而非隠起，其字则饰以龙鳯鸟鱼，乃虫鱼鸟迹之法。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彷佛，非以后所能作明矣。”臣等被奉诏旨，得与讨论，黜诸家伪说，而断以正史所有玉玺，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
【原注：蔡京等黜诸家伪说，而断以正史，其说是矣。但其奏有云：“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迁就欺罔，无所不至。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晋得此玺，如今得秦玺也，岂可谓之晋玺？至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今乃析而二之，以“受命于天”为后魏之玺，以“既寿永昌”为秦玺，其为面谩也甚矣。邵武后录：绍圣元年，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得玉玺一方，四寸，篆文如鳯鸟之状，“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按玺记云：秦始得卞氏玉刻以为玺，元后取玺投之地，故一角缺，验之皆合。唯记云色黄，此青苍色耳。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则无之。有司奏上，廷议以为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金人取去】
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四月丙戍，礼部太常寺言：“按国朝会要，元日、五月朔、冬至并行大朝会仪，乞以礼祇受羣臣称贺。”从之。命宰臣章惇书冩玉检，诏词臣撰乐章，付太常寺应奉朝会之用。丁酉，诏传国宝检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五月戊申朔，行朝会礼。己酉，大赦天下。癸丑、甲寅，恭谢景灵宫。戊午，宴于紫宸殿。丙寅，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
【原注出泰陵宝录】
徽宗即位，以白玉作受命宝，为八宝之一。其方四寸有奇，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大观元年十一月，诏八宝初成，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尚书省言：受命宝非常用之器，唯封禅则用之。则大观以后，本朝有绿白二玺矣。
【原注出会要谨按御制八宝记云：受命宝，其玉蓝田，其制秦也。不可以传示将来，贻训后世。方参稽宪度，自我作古。有以宝玉献者，色如截肪，气如吐虹，温润而泽，其声清越。有以古篆进者，龙蟠鳯翥，鱼跃鸟飞，奇耦相生，纵横得所。有以善工进者，雕琢众形，如切如磋，分毫析缕
译后赵的石虎在武乡的长城得到一方玄玉玺，长宽各四寸，厚二寸，上面的文字与秦玺相同，但颜色是黑色的，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玉玺。
【原注出自《石虎别传》。按石虎篡位是在晋文帝的咸康乙未年，距离永嘉辛未年共二十五年，而得到玉玺的年份无法考证。武乡是上党郡的属县，本朝初年隶属于潞州，后来析出设立威胜军】
前秦的苻坚被姚苌擒获，当时是晋孝武帝的太元十年，岁在乙酉，距离洛阳陷落已经七十四年了。姚苌向苻坚索要传国玉玺，苻坚说：“小羌竟敢逼迫天子，难道会把传国玉玺给你羌人吗？玉玺已经送给晋朝了，不可能得到了。”史书没有记载那方玉玺的文字，也没有送给晋朝的事情，不知道这指的是哪方玉玺。
【原注出自《载记·苻坚传》】
又过了六十一年，岁在丙戌，当时是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也就是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魏国拆毁邺城的五层佛塔，在泥塑佛像中得到了两方玉玺，上面的文字都写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中一方在旁边刻着“魏所受汉传国玺”。史书没有说明玉玺的颜色、工艺，以及长宽厚薄。既然说是魏国接受的汉朝玉玺，或许真的是传国玉玺？不知道在魏晋之间，没有人提及旁边刻字的前后经过，这是为什么呢？既然有两方玉玺，那么传国玉玺已经有了副本。从太平真君以后，历经东魏、西魏、北周、北齐、隋、唐，而这方玉玺从未在史书中出现。后魏太平时间很久，不知道是从哪里丢失的。本朝绍圣四年，岁在丁丑，距离太平真君七年又过了六百五十一年。咸阳县百姓段义挖地得到古玉两方，五年正月，永兴军上报朝廷。皇帝下诏让尚书礼部、御史台、学士院、秘书省、太常寺的官员研究鉴定后上报。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人上奏：“查考所献的玉玺，颜色绿如蓝，温润而有光泽，上面的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背面有五个螭龙形钮，盘纽间有小孔，用来穿系丝带。又得到玉螭首，玉色白如凝脂，也很温润，背面也有五个螭龙形钮，盘纽间也有穿系丝带的小孔，表面没有文字，与玉玺相合，大小方圆没有丝毫差别。现在考证玉玺上的文字可知是秦玺，玉料是蓝田玉的颜色，篆书是李斯的小篆，文字是刻进去的而不是凸起的，字形装饰有龙凤鸟鱼，属于虫鱼鸟迹的法度。其制作崇尚古朴而不华丽，与现在流传的古书无法相比拟，而擅长篆书的人也无法模仿，显然不是后世所能制作的。”臣等奉诏旨，得以参与讨论，驳斥各家的伪说，而断定正史中记载的玉玺，确实是汉朝以前的传国宝玺。
【原注：蔡京等人驳斥各家的伪说，而断定依据正史，他们的说法是对的。但他们的奏疏中说：“写着‘皇帝寿昌’的是晋玺；写着‘受命于天’的是后魏玺。”那么‘既寿永昌’的，可知是秦玺。这种牵强附会、欺瞒蒙蔽，无所不至。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晋朝得到这方玉玺，就像现在得到秦玺一样，怎么能说是晋玺呢？至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是秦玺，而后魏得到了它。现在却将其分开，把‘受命于天’作为后魏的玉玺，把‘既寿永昌’作为秦玺，这种当面欺骗的行为太严重了。邵武后录：绍圣元年，咸阳县百姓段吉，夏日雨后，在村中立门，脚陷下去得到玉玺一方，长宽四寸，篆文如凤鸟形状，写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按玉玺记载说：秦始皇得到卞氏玉刻成玉玺，元后夺取玉玺摔在地上，所以一角缺损，验证都符合。只有记载说颜色是黄色，而这方是青苍色。又说背面也刻着‘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则没有。有关部门奏报皇上，朝廷议论认为是祥瑞，改年号为元符，任命段吉做官，直到靖康年间，被金人取走】
皇帝下诏让礼部、太常寺考证旧例，上报朝廷。四月丙戌日，礼部、太常寺说：“查考《国朝会要》，元旦、五月朔日、冬至都举行大朝会礼仪，请求以礼仪恭敬地接受群臣称贺。”皇帝同意了。命令宰相章惇书写玉检，诏令词臣撰写乐章，交给太常寺在朝会时使用。丁酉日，下诏传国宝检的文字定为“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五月戊申日初一，举行朝会礼仪。己酉日，大赦天下。癸丑日、甲寅日，恭敬地祭祀景灵宫。戊午日，在紫宸殿宴请群臣。丙寅日，下诏将绍圣五年六月朔日定为元符元年。
【原注出自《泰陵宝录》】
徽宗即位，用白玉制作受命宝，作为八宝之一。长宽四寸多，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字。大观元年十一月，下诏八宝初成，可以在正月二十三日后使用。尚书省说：受命宝不是日常使用的器物，只有封禅时才使用。那么大观以后，本朝就有了绿色和白色两方玉玺了。
【原注出自《会要》谨按御制《八宝记》说：受命宝，玉料是蓝田玉，制度是秦代的。不可以传给将来，留给后世作为训诫。于是参考法度，自我创立古制。有人进献宝玉，颜色像切开的羊脂，气息像吐出的彩虹，温润而有光泽，声音清越。有人进献古篆，龙盘凤舞，鱼跃鸟飞，奇偶相生，纵横得当。有人进献善于工匠，雕琢各种形状，如切如磋，分毫析缕
，不见其迹。四者毕备，于是掲而玺之，乃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作受命宝。其方四寸有奇。蔡绦云：得秦玺而无检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自有玺后，考验甚详，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旧说螭一角缺未有言其检者，此又绦之凿也。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不得不致疑耳】
译看不见它的痕迹。这四种特征都具备，于是将其举起并加盖印玺，便用“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文字制作了受命宝玺。它的边长四寸有余。蔡绦说：得到秦玺却没有螭钮，而且又不残缺，怀疑那一角残缺的才是螭钮。自从有了这方玺印后，考证查验非常详细，皇上仍然只取用其文字而废弃其玺印，不再使用。旧说认为螭钮一角残缺，未曾有人提到那是螭钮，这又是蔡绦的穿凿附会。只是古今所见很少有相同的，不得不产生怀疑罢了】
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盖三十年。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又九十四年矣。永和玺者，不知其何时作也。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秦玺不同。
【原注：北齐辛术传，以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误也。已于秦玺辨之】
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今故以永和名之，谓其以永和至晋而名始着也。其制度精密，非当时僣伪所能办。
【原注》晋阳秋云：鸟篆隠起，巧丽惊絶，与传国玺不同。隋志云：螭兽纽上交，五盘螭鸟篆隠起】
自洛京失守，南北纷争，假托天命者皆欲得此玺，变诈百出，无所不至。
【原注：晋载记，冉闵弑石祗，僣大号，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云玺在襄国，其言信否？」祎曰：「平冦之日，在邺者畧无所遗，玺何从而向襄国？」载记又曰：冉闵既败，慕容隽欲神其事，诈言厯运在已。闵妻得玺以献，号曰「奉玺君」。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元玺」。又《玉玺谱》云：「元帝渡江后数世无玉玺，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或谓元帝大兴三年，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非中国之玺也】
晋永和虽得之，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
【原注载记又言冉闵被执，其子智尚幼，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濮阳太守戴施应之，次于棘津。猗至，施止不听进，责其传国玺。猗归，以告干，犹豫不决。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登三台助戍，谲之曰：“今且出玺付我，凶冦在外，道路梗涩，亦未敢送，当遣单使驰告天子。天子闻玺巳在吾道，当遣重兵相援。”干信之，乃出玺付融。融使赍玺驰还。或谓何融以赏得之，或谓戴施取之。以计乃使何融驰还，或谓冉智以玺付之，非蒋干也。大要，是何融、戴施共谋取之。冉智年幼，听命于蒋干，不足深辨。《晋阳秋》云：“雍州玺者，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郄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方六寸，厚一寸七分，蟠螭为鼻，合高四寸六分，四面龟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云是慕容所制，未详厥始。此则误也。八字载于永和八年《晋纪》，不可泯没。慕容永崛起小丑，草创简陋，寻为慕容垂所杀，安得更自制玺？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父子雄据一方，犹以不得玺为耻，诈封奉玺君。而况于永乎？其言未详厥始，则不根甚矣】
姑因史氏诸家之说，推本而铺叙之。永嘉五年，王弥陷洛阳，得六玺，送刘曜。曜送刘聪，而此玺在其中。
【原注：洛阳陷时，与秦玺当皆送刘聪，而秦玺不复传授，疑乱兵失之】
聪死，子粲嗣位。其大司空靳凖作乱，自称大将军，执粲杀之。及凖为乔泰等所杀，推靳明为盟主，遣卜泰奉玺于曜。曜大恱，谓泰曰：「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闻之，怒，増兵攻明。及曜败于石勒，其子熈奔上邽。石虎克上邽，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向所谓六玺者，止有其一，此外特太子金玺耳。
【原注：巳上并杂出《晋书·载记》。按：天子有六玺，曰「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所用不同。应劭《汉官仪》及诸史皆详言之，与传国玺并行于世。自永嘉以后，每言传国六玺，则是六玺不皆在与传国玺合为六耳。《前凉录》载：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于青涧巾得一玉玺，钳纽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玺」。《后周书》曰：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至唐贞元二年，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天子之宝」，亦可见矣。赵封送玺于勒，止有一玺，于此可见】
石勒既死，石虎簒立。虎死，其子世嗣位。石遵、石鉴、冉闵相继簒立。闵为慕容恪所执，其子智守邺，尚幼，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
【原注：燕书曰：「元玺六年，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猗负玺行数里，天黄雾四塞，不得进。
译从元符戊寅年到靖康丁未年，大约经过了三十年。从建炎戊申年到嘉定辛巳年，又经过了九十四年。永和玺，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制作的。上面的文字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这与秦玺不同。
【原注：北齐辛术传中，将文字解释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是错误的。此前已在秦玺部分辨析过】
后世认为传国玺容易与秦玺混淆，现在特意用“永和”来命名它，是说它在晋朝永和年间才名声显赫。它的形制精密，不是当时那些僭越称帝的伪政权所能办到的。
【原注：《晋阳秋》记载：鸟虫篆文隐起，精巧华丽令人惊叹，与传国玺不同。《隋书·礼仪志》记载：螭兽纽上交，五盘螭鸟篆隐起】
自从洛阳失守，南北纷争，那些假托天命的人都想得到这枚玉玺，变诈百出，无所不用其极。
【原注：《晋书·载记》记载，冉闵杀害石祗，僭越称帝，派遣使者常祎去慕容隽处聘问。慕容隽让记室封裕告诉他说：“石祗去年派张举请求援助，说玉玺在襄国，这话可信吗？”常祎说：“平定贼寇那天，在邺城的财物几乎被抢光，玉玺怎么会流向襄国？”《载记》又说：冉闵失败后，慕容隽想神化这件事，谎称历数气运在自己身上。冉闵的妻子得到玉玺献上来，封号为“奉玺君”。在永和八年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元玺”。又《玉玺谱》记载：“元帝渡江后几代没有玉玺，北方人都说司马家的小子是白版天子。有人说元帝大兴三年，慕容廆曾送来三枚玉玺，不知道那是宇文氏得到的玉玺，并非中原的玉玺。”】
晋朝在永和年间虽然得到了它，但得到的方式并非正道。
【原注：《载记》又说冉闵被俘，他的儿子冉智还年幼，蒋干派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濮阳太守戴施响应他，驻扎在棘津。刘猗到达后，戴施阻止他前进，索要传国玺。刘猗回去，把情况告诉蒋干，蒋干犹豫不决。戴施于是派遣参军何融率领壮士百人进入邺城，登上三台协助守备，欺骗他说：“现在暂且把玉玺交给我，凶恶的贼寇在外面，道路阻塞，也不敢立即送去，应当派遣单独的使者快马加鞭报告天子。天子听说玉玺已经在我的路上，自然会派遣重兵来援助。”蒋干相信了，于是拿出玉玺交给何融。何融带着玉玺快马返回。有人说何融是靠赏赐得到的，有人说戴施夺取了它。因为计谋是让何融快马返回，有人说冉智把玉玺交给了他，而不是蒋干。大体上，是何融、戴施共同谋取它。冉智年幼，听从蒋干的命令，不值得深究。《晋阳秋》记载：“雍州玺，是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郄恢上表说慕容永称藩，进奉玉玺，边长六寸，厚一寸七分，蟠螭为鼻，总高四寸六分，四面有龟文，下面有八个字，文字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说是慕容氏制作的，不清楚它的起源。这是错误的。八个字记载在永和八年的《晋纪》中，不可磨灭。慕容永是个崛起的小丑，草创简陋，不久被慕容垂所杀，怎么可能再自制玉玺？此前，慕容隽是慕容廆的儿子，父子雄据一方，还以没有得到玉玺为耻，谎称封奉玺君。何况慕容永呢？说它起源不详，就没有根据了】
暂且依据史家各家的说法，追溯本源并铺陈叙述。永嘉五年，王弥攻陷洛阳，得到六枚玉玺，送给刘曜。刘曜送给刘聪，而这枚玉玺就在其中。
【原注：洛阳陷落时，秦玺应当也一起送给了刘聪，但秦玺不再流传，怀疑是在乱兵中丢失了】
刘聪死后，他的儿子刘粲继位。大司空靳准作乱，自称大将军，抓住刘粲杀了他。等到靳准被乔泰等人杀死，推举靳明为盟主，派遣卜泰捧着玉玺去见刘曜。刘曜非常高兴，对卜泰说：“让我得到这枚神玺，成就帝王者是你的儿子啊。”石勒听说后，发怒，增加兵力攻打靳明。等到刘曜被石勒打败，他的儿子刘熙逃往上邽。石虎攻克上邽，派遣主簿赵封把玉玺送给石勒。先前所说的六枚玉玺，只剩下这一枚，此外只是太子金玺罢了。
【原注：以上都杂出于《晋书·载记》。按：天子有六枚玉玺，叫“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用途不同。应劭《汉官仪》及诸史都详细记载，与传国玺并行于世。自从永嘉以后，每次说传国六玺，那么六枚玉玺并不都在，而是与传国玺合为六枚。《前凉录》记载：张寔元年，兰池赵婴在青涧巾中得到一枚玉玺，钳纽光照水面，外文是“皇帝玺”。《后周书》记载：宇文氏因狩猎得到三枚玉玺，有文字“皇帝玺”，必定是永嘉以后丢失的。到唐贞元二年，神策将温嘉顺还得到白玉印，文字是“天子之宝”，也可以看到了。赵封送给石勒的玉玺，只有一枚，从这里可以看出】
石勒死后，石虎篡位。石虎死后，他的儿子石世继位。石遵、石鉴、冉闵相继篡位。冉闵被慕容恪俘虏，他的儿子冉智守卫邺城，还年幼，依靠他的臣子蒋干把玉玺献给晋朝。
【原注：《燕书》记载：“元玺六年，蒋干派遣太子詹事刘猗带着传国玺去晋朝求救。刘猗背着玉玺走了几里路，天昏地暗，黄雾四塞，无法前进。”
永和八年玺至建业百寮毕贺
【原注出晋穆帝纪】
自晋传宋，宋元凶劭作乱而败，不见传国玺。问劭，乃云在严道育处，就取得之。孝武即位，拜蔡兴宗为侍中，每言得失，无所顾惮。帝新拜陵，尝使负玺陪乘。宋末，谢朏为侍中，领秘书监。齐高帝将受禅，朏当日在直，百寮陪位，侍中当解玺。朏佯不知曰：“何公事？”传诏云：“解玺授齐王。”朏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乃使称疾。朏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乃登车，仍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既而武帝请诛朏，高帝曰：“杀之则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
【原注并出宋书】
自齐传梁至简文帝，为侯景所簒。景败，其玺不知所向。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献于文宣。文宣以告太庙，而此玺居其一也。
【原注：《辛术传》云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推原所自，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使督护何融送建业，厯宋、齐、梁至侯景败，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而术以进焉。其玺文与《晋纪》不同，疑《术传》误也。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而辛术自是一玺，特《术传》引用之误，亦是一说。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而辛术玺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齐、陈之际畧无所传，知其误也。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而《术传》只载传国玺，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先是齐受东魏禅，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曰：“尔不及一老妪，背负玺与人，何不打碎！”之事见《魏景穆十二王传》，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八玺之中亦必有所谓六玺者。特宋、齐所传非西晋之旧也】
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自六玺之外，止有传国一玺。白玉为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乃是物也。
【原注：隋志载北齐玺，自传国玺六玺之外，止有木印，则辛术、元韶所进之玺，已不能全矣】
北齐、西魏皆并于后周，始与神玺并行于世。
【原注：西魏大统三年，槐里获神玺，大赦不言其文也。独《隋志》言：神玺、传国玺皆宝而不用。神玺，明受之天；传国玺，明受之运。则神玺之文，亦有闗乎天命者矣】
开皇三年，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
【原注】出《隋文帝纪》。朝士谈云：「开皇九年，平江南，得真传国玺，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此又不考本末者也。秦玺失于晋永嘉，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永和玺复归于晋，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犹之可也。况西魏、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非开皇所改明矣】
隋之亡也，玺没于宇文化及。化及败，为窦建德所得。唐武德四年，克平东夏，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而受命玺寔在其中。
【原注：化及之事虽出于朝士谈，而正史不全载。然新旧史于建德传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则炀帝失之于化及，化及失之于建德，其事明矣】
唐有受命玺，以封禅礼神，即其旧也。
【原注：新唐志载神玺、受命玺之外，止有天子、皇帝六玺而已。是谓八玺，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岂通传国而为九耶？志言八玺甚备，而传国玺独无所言，是误以受命、传国为二玺矣。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
太宗贞观十六年，复刻受命玺，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而受命之名，复自别于传国玺矣。武后长寿二年，尝改玺为宝；中宗神龙元年，又改宝为玺。
【原注：此三事皆出《通典》，而本纪不载，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书作七寳而已】
元宗天宝十载，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
【原注：肃宗干元元年，上皇天帝御宣正殿，授皇帝传国受命宝。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而旧名不废也】
五代乱离后其玺不复存矣
【原注：蔡绦《国史后补》云：国初创业艰难，诸宝多阶石为之。元丰中，始诏依古作六玺，有玉而未成。也会要云
译永和八年，传国玺到达建业，百官全都前来祝贺。
【原注：出自《晋穆帝纪》】
从晋朝传到宋朝，宋元凶刘劭作乱失败，没有见到传国玺。询问刘劭，他说在严道育那里，便从那里取回了它。孝武帝即位，任命蔡兴宗为侍中，每当谈论政事得失，无所顾忌畏惧。皇帝刚去拜谒陵墓，曾让蔡兴宗背负传国玺陪同乘车。宋朝末年，谢朏担任侍中，兼任秘书监。齐高帝将要接受禅让，谢朏当天正在值班，百官陪同就位，侍中应当解下传国玺。谢朏假装不知道说：“有什么公事？”传诏官说：“解下传国玺授予齐王。”谢朏说：“齐朝自然应该有。”侍中于是拿起枕头躺下。传诏官害怕，便让他称病。谢朏说：“我没有病，说什么？”于是穿着朝服走出东掖门，登上车子，随即回到家中。当天，便任命王俭为侍中，解下传国玺。不久武帝请求诛杀谢朏，高帝说：“杀了他就成就了他的名声，正好应该把他放在法度之外容忍他。”
【原注：都出自《宋书》】
从齐朝传到梁朝，到简文帝时，被侯景篡夺。侯景败亡，那传国玺不知去向。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在广陵得到了八枚玉玺，献给文宣帝。文宣帝以此告祭太庙，而这枚传国玺就在其中。
【原注：《辛术传》说上面的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推究它的来源，认为是永和年间僧施所得，让督护何融送到建业，历经宋、齐、梁直到侯景败亡，侍中赵思齐把玉玺交给侯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把它送给辛术，而辛术把它进献。那玉玺上的文字与《晋纪》不同，怀疑《辛术传》有误。如果认为晋永和年间是一枚玉玺，而辛术所得是另一枚玉玺，只是《辛术传》引用错误，也是一种说法。但是永和年间的玉玺后来却有传承，而辛术所得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在齐、陈之际几乎没有传承记录，可知这是错误的。又《文宣纪》记载所献八枚玉玺，而《辛术传》只记载传国玺，又不知道那七枚究竟是什么玉玺。在此之前齐朝接受东魏禅让，本来曾派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人奉上皇帝玉玺和印绶，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他们说：“你们还不如一个老妇人，背着玉玺给别人，为什么不把它打碎！”这件事见于《魏景穆十二王传》，则知道当时的玉玺不止一枚，八枚玉玺之中也必定有所谓六玺。只是宋、齐所传承的不是西晋的旧玺】
北齐河清年间，制定法令，在六枚玉玺之外，只有传国玺一枚。用白玉制成，上面刻着“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的，就是这枚玉玺。
【原注：《隋书·礼仪志》记载北齐玉玺，在传国玺和六玺之外，只有木印，那么辛术、元韶所进献的玉玺，已经不能保全了】
北齐、西魏都并入后周，开始与神玺并行于世。
【原注：西魏大统三年，在槐里获得神玺，大赦诏书没有说它的文字。只有《隋书·礼仪志》说：神玺、传国玺都是宝器而不使用。神玺，表明承受天命；传国玺，表明承受国运。那么神玺上的文字，也关乎天命了】
开皇三年，下诏把传国玺改为受命玺。
【原注：出自《隋文帝纪》。朝士谈说：“开皇九年，平定江南，得到真正的传国玺，于是把以前所得的改名为神玺。这又是不考究本末的。秦玺失落于晋永嘉年间，而稍后出现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永和年间的玉玺复归于晋朝，而隋朝已经从后周得到了它。陈朝怎么会有真正的传国玺呢？说陈朝有梁敬帝近代受禅的玉玺，还可以说得通。况且西魏、北齐已经先有神玺的名称，不是开皇年间改名的，这是明显的】
隋朝灭亡时，玉玺落入宇文化及手中。宇文化及败亡，被窦建德得到。唐武德四年，平定东方，窦建德右仆射裴矩捧着八枚玉玺来献，而受命玺实在其中。
【原注：宇文化及的事虽然出自朝士谈，而正史不完全记载。然而新旧《唐书》在窦建德传中都说裴矩捧着传国八枚玉玺来投降，那么炀帝把玉玺失落于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失落于窦建德，这件事是明显的】
唐朝有受命玺，用来封禅祭神，就是原来的那枚。
【原注：《新唐书·礼仪志》记载神玺、受命玺之外，只有天子、皇帝六枚玉玺而已。所谓八枚玉玺，是说有传国玺及八枚玉玺，难道连同传国玺算作九枚吗？志书对八枚玉玺记载很详细，而对传国玺却只字未提，这是错误地把受命玺、传国玺当作两枚玉玺了。应当说连同传国玺共为八枚，才可以】
太宗贞观十六年，重新刻制受命玺，上面的文字是：“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而受命玺的名称，又与传国玺区别开来了。武后长寿二年，曾经把玉玺改为宝；中宗神龙元年，又把宝改为玺。
【原注：这三件事都出自《通典》，而本纪没有记载，只在长寿二年九月乙未记载制作七宝而已】
元宗天宝十载，把传国宝改为承天大宝，而传国的名称还没有废弃。
【原注：肃宗干元元年，上皇天帝在宣正殿，授予皇帝传国受命宝。则知道虽然改名为承天大宝，而旧名称没有废弃】
五代战乱离散后，那玉玺不再存在了。
【原注：蔡绦《国史后补》说：国初创业艰难，各种宝玺多用石头制成。元丰年间，才下诏依照古制制作六枚玉玺，有玉料而没有完成。《会要》说
：唐末六玺亡失，国朝铸以金鍮。太宗雍熈三年，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铸以金。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
译唐末六枚玉玺遗失，本朝用金鍮铸造。太宗雍熙三年，下诏将“天下合同”之印改称为“天下合同之宝”，将“御前”之印改称为“御前之宝”，将“书诏”之印改称为“书诏之宝”，并用金铸造。因此，玉玺并未传承于本朝。
受命宝者，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其一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二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皆有受命之文，而未以受命名之也。隋文帝受周禅，遂有东西二魏之宝，其名不一。而所谓传国玺「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乃永和玺也，其传最逺。开皇三年，始表异而出之，名曰「受命玺」，而受命之名立矣。隋传之唐，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贞观十六年，乃自作受命玺，以白玉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是隋唐之际，各有是玺，而其文则异。本朝继五代之后，二玺皆不复存。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即位之初，中书门下言「皇帝受命宝，请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诏可，而不言其制度也。
【原注会要误以膺字为应字，而长编不载，旁见于《宏词类编》者，乃作膺字，虽不足据，然累圣皆作“恭膺天命”之宝矣】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司详定封禅仪，请以玉牒、玉册并刻字填金，联以金涂银绳，缄以玉匮，置石■〈石感〉中。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印以受命宝，宝方一寸二分，文曰「恭膺天命之宝」，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
【原注》会要云：请依旧制别造玉宝，文同受命宝，则是八字皆同，而长编止载「恭膺天命之宝」六字，盖节文也。是时又作「天下同文之宝」，铸以金，以封石■〈石感〉会要虽云「封匮」「封■〈石感〉之宝，而不言别作，则又畧也】
干兴元年，仁宗即位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皇帝登位，所有受命之宝并縁宝法物，请下文思院、少府监。”从之。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诏以宫城火，重制皇帝受命宝。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嘉佑八年，英宗即位六月十三日，翰林学士范镇言：“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欲举而葬之，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其受命宝乞陛下自宝用之，且示有所传付。”诏检讨检寻典故，及命两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珪等奏议曰：“受命宝者，犹昔传国玺也。宜为天子传器，不当改作。谓今宜从省约，以称先帝恭俭之寔。”其后别造受命宝，而所议弗用。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门下侍郎章惇言：“奉诏篆皇帝受命宝，请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从之。原注
【以上并出会要】
即是以观，本朝皇帝即位，皆作受命宝，而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矣。但前乎真宗，则有太祖、太宗之世；后乎真宗，则神宗居英哲之间，而受命宝亦不作。岂作辍亦随时耶？将史失之耶？哲宗得秦玺，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是哲宗有两受命宝，而秦玺其一也。徽宗初年，亦作受命宝，因秦玺之旧，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则徽宗之受命宝，不复用「恭膺天命」之旧矣。既作受命宝，又作镇国宝及天子、皇帝、行信六宝。大观元年，八宝皆成，十一月十一日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
【原注：镇国受命本是二宝，而会要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又诏八宝之名，一曰「镇国神宝」，二曰「受命之宝」，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会要何为并载耶】
今皆不存矣
【原注《朱丞相秀水闲居录》云：靖康京城失守，八宝悉为金人刼取矣。但八宝既失，而镇国宝独存。其文所谓「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者，则又朱丞相误也。镇国宝文九字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而「范围天地」以下十六字者，谓之定命宝，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合定命宝言之，谓之九宝。靖康八宝皆失，而定命宝独在。蔡绦《国史后补》载九宝甚详，与御制八宝记及会要诸书皆相表里，当以绦说为正】
予讨论玉玺本末，有所谓《云麓漫抄》者，乃赵。
【原注彦卫】
景安之所作，予未之见，疑犹有遗论也。讨论粗定，乃于亲戚间见之。顾其说微有差误，不足取信。且如秦玺之为玉，或云和氏，或云
译受命宝，起初应当出自传国二玺。其一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二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都有受命的文字，却没有以受命来命名。隋文帝接受北周的禅让，于是有了东西二魏的宝玺，名称不一。而所谓传国玺“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的，乃是永和玺，它的流传最为久远。开皇三年，才开始表彰其特异之处并取出，命名为“受命玺”，于是受命的名称就确立了。隋朝传给唐朝，而唐太宗不把它当作受命玺。贞观十六年，唐太宗自己制作了受命玺，用白玉雕刻螭龙首，上面的文字是“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这样，隋唐之际，各自都有这样的玺印，但上面的文字不同。本朝继五代之后，这两枚玺印都不再存在。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刚即位，中书门下上言：“皇帝受命宝，请求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字。”皇帝下诏同意，但没有说明它的形制。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关官员详细审定封禅礼仪，请求将玉牒、玉册都刻字并填金，用涂金的银绳串联，用玉匣封存，放置在石函中。封缄玉匣用金泥混合粉乳香制成，盖上受命宝的印，宝玺边长一寸二分，文字是“恭膺天命之宝”，这样看来，真宗朝曾经两次制作受命宝了。
乾兴元年，仁宗即位三个月后的十六日，礼仪院上言：“皇帝登位，所有受命宝以及相关的法物，请求下文思院、少府监制作。”皇帝听从了。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下诏因宫城失火，重新制作皇帝受命宝。这样看来，仁宗初年，也两次制作受命宝。嘉祐八年，英宗即位六个月后的十三日，翰林学士范镇上言：“听说已故皇帝的受命宝想要随葬，恐怕不符合先帝恭俭的意愿。那受命宝请求陛下自己珍藏使用，并且显示有所传付。”皇帝下诏让检讨官查寻典故，并命令两制礼官详细商议。翰林学士王珪等上奏说：“受命宝，就像以前的传国玺。应当作为天子传承的器物，不应当改作。认为现在应当从省约，以称颂先帝恭俭的实情。”后来另外制作了受命宝，而所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门下侍郎章惇上言：“奉诏篆刻皇帝受命宝，请求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字。”皇帝听从了。
由此看来，本朝皇帝即位，都制作受命宝，而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字。但在真宗之前，有太祖、太宗的时代；在真宗之后，神宗处在英宗和哲宗之间，而受命宝也没有制作。难道制作与否也是随时代变化呢？还是史书有所遗漏呢？哲宗得到秦玺，绍圣五年四月，下诏制作传国玺，检核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字。这样哲宗有两枚受命宝，秦玺是其中之一。徽宗初年，也制作受命宝，沿袭秦玺的旧例，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字。那么徽宗的受命宝，就不再使用“恭膺天命”的旧文了。既制作了受命宝，又制作了镇国宝以及天子、皇帝、行信六宝。大观元年，八宝都制成，十一月十一日下诏，从明年正月二十三日后使用。
现在都不存在了。
我讨论玉玺的始末，有所谓《云麓漫抄》一书，是赵景安所写，我没有见过，怀疑还有遗落的议论。讨论大致确定后，却在亲戚间见到了这本书。只是它的说法稍有差错，不足以采信。比如秦玺是玉制的，有人说和氏璧，有人说
蓝田，要当指一物为证。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命李斯篆书，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何也？献帝初虽失玺，后复，孙坚得之，再入袁术，而徐璆以上于许。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何也？曹操虽不受汉禅，而子丕实受之，刻玉玺之侧曰「魏所受汉传国玺」，虽真伪未可知，未尝指言操所刻也。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先取其玺，何也？晋元帝渡江，数世无玉玺，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其后永和得玺，君臣相庆。今云三国鼎立时有「假版天子」之语，何也？秦以前为方寸玺，至始皇侈而大之，乃作受命玺。今云方围四寸，其为伪无疑，何也？如此等类，不可胜举，姑举其槩以自志焉。
译蓝田玉，应当指出一件实物作为证据。现在说秦国得到了和氏所献的玉，命令李斯篆书，诏令工匠孙寿用蓝田玉制作，这是为什么呢？汉献帝起初虽然失去了玉玺，后来又恢复了，孙坚得到了它，再次落入袁术手中，而徐璆将它献给了许都。现在说汉献帝出逃时就失去了玉玺，这是为什么呢？曹操虽然不接受汉朝的禅让，但他的儿子曹丕实际上接受了，在玉玺侧面刻上“魏所受汉传国玺”，虽然真伪难以确定，但从未明确指出是曹操所刻。现在说不应该曹操在担任丞相时就先取走了玉玺，这是为什么呢？晋元帝渡江后，几代都没有玉玺，北方人开始有“白版天子”的讥讽。后来永和年间得到了玉玺，君臣互相庆贺。现在说三国鼎立时有“假版天子”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秦朝以前是方寸大小的玉玺，到了秦始皇奢侈而将其做大，才制作了受命玺。现在说方围四寸，其为伪无疑，这是为什么呢？像这类情况，不可胜数，姑且列举其大概以自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