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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

《珩璜新论》杂家类三【杂説之属】提要

【臣】等谨案：《珩璜新论》一卷，宋代孔平仲撰写。孔平仲字毅父，一作义甫，是清江三孔之一。治平二年考中进士，元祐年间担任京西路提点刑狱，因被列入党籍而被安置到英州。崇宁初年，被召任户部金部郎中，后出任永兴路提点刑狱，统帅鄜延、环庆两地。党争再起，他奉祀宗庙直至去世。其事迹详载于《宋史》本传。此书又名《孔氏杂说》，然而吴曾的《能改斋漫録》引用时称为《杂说》，而此本卷末有淳熙庚子年吴兴人沈诜的跋文，称渝川丁氏刊刻的版本已命名为《珩璜论》。可见宋代原本就有两个名称，如今刊印本都题为《杂说》，而抄本都题为《珩璜新论》，大概是各自依据所见的版本而定。此书都是考证旧闻，也偶尔借古事来发表议论，其学说大多精当严谨，值得采纳。清江三孔在元祐、熙宁年间，都以文章卓然闻名，不是那些言论没有根据的人可以比拟的。卷末附录《杂说》七条，在沈诜跋文之前，都是此本所缺失的，怀疑是沈诜补抄的，现在一并附入以成全书。至于《珩璜》这个名称，沈诜已说不知由来，又认为有人用“碎玉”来解释是不对的。查考《大戴礼记》记载曾子说：“君子的言语可以贯穿并佩戴，珩和璜都是贯穿佩戴的玉饰。”难道孔平仲原本命名为《杂说》，后人推崇此书，取贯穿佩戴的含义，改用了这个名称吗？查考孔平仲与同时代的刘安世、苏轼、南宋的林栗、唐仲友立身行事，都不愧为君子，只是因为孔平仲、刘安世与苏轼不和于程子，林栗与唐仲友不和于朱子等讲学家，于是都被视为寇仇。人心不同，恰如其面，即使是同样贤德的人，意见也不一定相符。评论者应当根据所争论的具体事情来判断是非，不能因为一件事的争执就断定一个人终身的贤与不贤。韩琦、富弼彼此不和睦，难道能说这两人之中有一个是小人吗？因为他们在一件事上忤逆了程朱，于是将他们学问、文章、德行、政事一概斥为不道，这与佛教的法度有什么区别呢？佛教不问人的善恶，只要皈依五戒就有福，诽谤三宝就有罪。刘安世与苏轼光辉灿烂，与日月争辉，讲学家千方百计诋毁排斥，终究不能消灭他们的著述。孔平仲只保存了本集、《谈苑》及此书；林栗只保存了《周易经传集解》一书；唐仲友只保存了《帝王经世图谱》一书。他们援引的人少，势力微弱，被众口铄金，于是都处在若存若亡之间，实在是被门户私见所压抑，并非公正的论断。现在仍然加以甄选收录，以保持公允。至于沈继孙的《栀林集》散见于《永乐大典》的，还可以排缉成卷。因为此人不足称道，而又与朱子为难，所以弃置不录，以彰显褒贬。这都是为了不失是非的真实而已。乾隆四十五年七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珩璜新论》 宋 孔平仲 撰

晋代孔安国，字安国。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会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中的慕容超宗、冯子琮、魏兰根；《南史》中的蔡兴宗；唐代的郭子仪、辛京杲、戴休顔、张孝忠、尚可孤、孟浩然、顔见逺、田承嗣、田绪、张嘉贞、宇文审、李嗣业，都是以名作为字。

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王徽之的儿子王桢之，王允之的儿子王晞之，王晞之的儿子王肇之，王晏的儿子王昆之，王昆之的儿子王陋之，三代同用“之”字。胡母辅之的儿子胡母谦之，吴隠的儿子吴瞻之，顾悦的儿子顾恺之，两代同用“之”字。

太史公父亲名谈，所以《史记》中没有“谈”字，《季布传》将“赵谈”改为“赵同”。范晔父亲名泰，所以《后汉书》中没有“泰”字，郭泰、郑泰都改为“太”。李翺父亲名楚金，所以他写的文章都以“兹”代替“金”。韩愈为李贺作《讳辨》，持“言在不言”、“徴之”的说法，所以父亲名“仲卿”未曾避讳。晋代曹志，是曹植的儿子，奏议给武帝说：“榦植不强，不讳‘植’字。”三国之时，尚且不避讳君主的名讳，《吕岱传》中张承给吕岱的信说：“功以权成”，这是斥责孙权的名讳。

文王可以称为文君，张衡赋中“文君为我端蓍”就是例证。北狄可以称为蛮，《史记·匈奴传》中“猃狁荤粥居于北蛮”就是例证。二典可以称为谟，马融说“戞击鸣球载于虞谟”，注释说“虞谟”就是舜典。尧典也可以称为唐书，《吴陆抗传》中“靖譛庸违，唐书攸戒”就是例证。韶可以称为禹乐，《史记》中“禹兴九韶之乐”就是例证。三王也可以称帝，《史记·夏纪》中“帝桀”就是例证。献俘不仅仅指人，物品也可以作为俘获，俘就是取的意思。《尚书》中说“俘厥寳玉”就是例证。匄不仅仅指自己乞求，给予他人也可以称为匄。《前汉·广川王越传》中“尽取

译“善缯匄诸宫人”，注解说“匄”就是“遗”（赠送）。贿不仅仅指贿赂，赏赐也可以称为贿。《尚书》中“贿肃慎之命”就是例证。诊不仅仅指切脉，观察事物都可以称为诊。《后汉书·王乔传》中“尚方诊视舄”就是例证。饷不仅仅指饮食，赠送都可以称为饷。《魏文帝纪》注中“以诗赋饷孙权”，以及徐孝穆有《答饷镜诗》就是例证。城邑也可以称为币，《赵世家》中“冯亭以城市邑十七币吾国”就是例证。称誉也可以称为荐，《伯夷传》中“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就是例证。

译龙不仅仅用来比喻君主的德行，凡是有德行的人都可以用龙来称说。诸葛亮、嵇康都号称卧龙，孔融推荐祢衡时说“龙跃天衢”，袁宏赞颂武侯说“初九龙盘，雅志弥确”。《樊吴传注》中安帝征召隐士防文的诏书说“使难进易退之人，龙潜不屈”。许劭、许靖是汝南平舆人，人们称平舆渊中有两条龙。唐代乌承玭和他的哥哥乌承恩也号称辕门二龙。阴兴对贵人说“亢龙有悔”，用来比喻外戚之家，像这样的例子很多。那么龙就不只限于比喻君德了。

父亲的命令可以称为敕，后汉樊重烧毁债券，儿子们遵从父亲的敕令，就是例子。叔父可以称为大人，疏受回答疏广说，听从大人的意见，就是例子。母亲也可以称为大人，前汉《淮阳宪王传》中，张博说王遇到了大人，也是这个意思。后汉范滂被杀，与母亲诀别时说，大人割舍不忍之心，不要增加悲痛，就是例子。父亲可以称为圣善，杨修回复曹植的信中有圣善的教诲，注解说指的是武帝。臣子不忌讳称万岁，马援传中，马援斟酒犒劳军士，军士都伏地称万岁，就是例子。给父母祝寿可以称万寿，潘岳《闲居赋》中称万寿以献酒，就是例子。房屋高大严整通称为殿，前汉《霍光传》中，鸱鸟在殿前鸣叫，树上黄霸传中，郡国上报计簿，长官们先上殿，就是例子。向丞相报告事情也可以称为奏事，《魏相传》中，带剑奏事，就是例子。拜访别人也可以称为朝，司马相如传中，临邛令每天去朝见相如，就是例子。臣子可以说垂拱，薛宣自称垂拱而成，就是例子。臣子可以说端拱，谢孚说端拱啸咏，谢鲲说端拱庙堂，就是例子。臣子可以说谅闇，山涛传中，武帝诏书说山太常虽然居谅闇，就是例子。臣子可以称圣君贤君，晋代曹摅在一个县被称为圣君，薛宣传说属县各得贤君，就是例子。

大禹之后，两代就失去了邦国【启、太康】；周公之后，五代就发生了弑君之事【伯禽、孝公、〇公、幽公、弟偾杀幽公自立】；成汤死后，就有太甲；周家四世昭王，五世穆王；汉高祖传了一代就有吕后，唐太宗传了一代就有武则天。自古以来没有像本朝七圣相继传承而天下太平，国家无事的。

前汉《循吏传》说：“宣帝自从霍光死后，开始亲自处理万机，励精图治，五天听一次政事，从丞相以下，各自奉职而进。”五天听一次政事，前代史书认为是美谈。如今朝廷每天临朝，直到太阳偏西才罢朝，可以说勤劳超过了古人。唐文宗锐意于治理，每次在延英殿接见宰臣，通常要到漏下十一刻。唐代制度，天子在单日视朝，于是命令停止朝会或放朝，都用在双日。

汉高祖傲慢而侮辱人，骂詈诸侯如同奴仆，没有礼节。这就是魏豹背叛汉的原因。又《张耳传》：张敖做赵王，高祖经过赵国，赵王早晚亲自送上食物，态度非常谦卑，有女婿的礼节。高祖伸开两腿坐着骂詈，非常怠慢他。赵相贯高、赵午于是有了柏人之谋。高祖固然是一位英明的君主，然而喜欢骂詈害事到了这种地步。

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高祖不认为他有罪。壶关三老把汉武帝比作瞽瞍，而武帝因此感悟，可以说是大度的君主。

高祖时，彭越没有明显的罪过却被剁成肉酱，与纣王把鄂侯做成肉干有什么不同？

《郑当时传》，高祖得到天下后，命令所有以前的项籍臣子都改名为籍，拜为大夫。郑当时的祖先郑君唯独不奉诏，于是驱逐郑君，让臣子改名为故君的名字，真是粗野。

〇扬子云称颂文帝的德行说：罪不株连妻儿，宫刑不施于女子，馆舍不新建，陵墓不堆土。德行就是这样了。至于从代地取得天下，封宋昌为壮武侯，我私下认为这有些小气。认为取得天下的是天命，哪里是人力私恩呢？等到看齐王传，朱虚侯刘章亲手斩杀吕产而东牟侯刘兴居进入清理帝宫，皇帝追恨这两人，曾经想立齐王，于是废黜他们的功劳，割去齐国两郡。齐王的这两人，自认为失职夺功。刘章先死，刘兴居于是造反。因为宋昌曾经劝进而封他，刘章、刘兴居曾经想不立我而废黜他们，皇帝不够宏大。至于露台爱惜十家的财产，身上穿弋绨，宠幸的慎夫人衣服不拖地，而曾经赐给邓通巨万，又赐给铜山，让他铸钱，也不能说是纯粹的恭俭。

《郊祀志》：汉武帝三月出行，封禅礼并在海上，北至碣石，巡视辽西，经过北边到九原，五月回到甘泉，百日之间，周游一万八千里。唉，这荒唐得很！

宣帝诏书喜欢说祥瑞，元帝诏书喜欢说灾异。宣、元是父子，时代相接，不应该灾祥如此不同。〇灾变也各自取决于他们的喜好，如何呢？我曾经怀疑宣帝时凤凰等祥瑞不应该这么多，但只要有一个祥瑞就下诏令，大的赐赦，小的还赐爵位牛酒，大概有迎合意旨，希求恩泽而为之的人。所以君主的喜好不可不慎重。

汉光武时期，三公多见罪被废黜。侯霸做司徒，推荐阎杨。阎杨素来有讥议，皇帝怀疑有奸邪，大怒，赐给侯霸玺书说：“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行法耶？将杀身以成仁耶？”朱浮做大司空，皇帝衔恨他

译（某人）被免职。后来司徒冯勤在私下觐见时，韩歆便用这件事来告诫他，认为生死祸福难以预料【详见《冯勤传》】韩歆担任大司徒时，因直言被免职，遣返回乡，光武帝仍不放过他，又派使者宣诏责备他。司隶校尉鲍永坚决请求宽恕，未能成功。韩歆与儿子韩婴一同自杀。韩歆向来享有盛名，死得冤枉。后来欧阳歙、戴涉相继接任大司徒，都因事获罪下狱而死。从此大臣们难以担任宰相之位了【详见《侯霸传》】

译光武帝时期，法律严酷，官吏办事苛刻，尚书等近臣甚至遭到鞭打拖拽，群臣都不敢直言进谏。申屠刚因进谏不被采纳（见《申屠刚传》），封丘城门的小吏竟想鞭打侍御史（见《虞延传》）；王梁、孙咸凭借谶纬之学位列三公（见《方术传》）；桓谭、郑兴都因不推崇谶纬而被罢免，终身不得起用（见各自本传）。建武、永平年间，吏治刻薄深重，常常因为谣言或片面之词就更换郡守县令（见《循吏传》）。左雄说：“九卿地位仅次于三公，自明帝开始才有扑打惩罚，这都不符合古代典制。”韦彪在章帝朝上疏，认为世人承继前两代皇帝之后，多把苛刻当作忠诚。陈宠也在章帝朝上疏，指出前代用刑过于细密，于是废除了钻凿等残酷的刑律（各见本传）。

唐太宗性情急躁，他在常何家中召见马周，马周还没到，就先后派了四批使者催促，由此可以看出他性情的急躁。太宗自认为自三王以来，平定乱世的主君，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因此轻视天下的士人（见《虞世南传》）。他自称：“我作为君主，兼行将相的职责”（见《张行成传》）。为了确立太子，他从床上拿起佩刀指向自己（见《长孙无忌传》）。判案时，入狱者无辜，出狱者有罪（见《刘德威传》）。唐朝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代宗对待元载，放纵他到了极点，才勃然大怒，加以极刑，妻子儿女一并处死，又挖掘他祖父的坟墓，剖棺刑尸。如果能在起初驾驭他，难道会到这个地步吗？

根据《张镐传》：肃宗接纳数百名僧人居住在宫中，号称“中道场”，诵经声传到宫外。张镐认为，没听说过靠区区佛法就能实现太平？唐朝国运衰退，平定乱世的主君竟然只如此罢了。

汉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唐太宗作《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说：“可以观察他的气量了。”

唐太宗本纪记载：太宗自起兵以来，在交战的地方，各自立碑刻铭，以记录功德。我由此看出太宗所存之念很浅薄。宪宗想听从宦官吐突承璀的建议，在安国寺立圣政碑，李绛极力陈述不可，宪宗听从了他。杨玚为官清廉，官吏请求立碑记录他的德行，杨玚说：“做事有益于百姓，名字载入史书就够了。如果立碑颂扬，只是给后人留下垫船的石块罢了。”隋朝秦王俊去世，王府僚属请求立碑，唐高祖也说：“想求名，一卷史书就够了，何必要碑？如果子孙不能保全家业，只是给人做镇船石罢了。”

对待士大夫有礼，没有比本朝更好的了。唐朝的风俗尚且不够美好。《张嘉贞传》记载：姜皎任秘书监，竟被杖打致死。《张九龄传》记载：周子谅任监察御史，因言事在朝堂被杖打。代宗命令刘晏考核所管辖官吏的善恶，刺史有罪，五品以上官员被弹劾拘禁，六品以下官员先杖打再上奏。德宗时，监察御史蒋挺犯法，诏令在朝堂决杖。张廷珪坚持上奏：“御史获罪，应当杀他，不可侮辱他。”士大夫佩服他懂得大体。

汉朝也轻易杀人。有秦朝的遗风，主父偃因收受诸侯黄金，胁迫齐王自杀。武帝起初不想杀他，而公孙弘争辩，于是诛灭主父偃全族。起初认为不杀，到了要杀的时候，只杀他本人就可以了，却急忙诛灭全族，这是汉朝习惯于轻易杀人的表现。

《杜周传》记载，杜周任廷尉，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捕多达六七万人，官吏增加的人数有十余万，这是武帝时期。唐朝旧史《万国俊传》，新史《则天传》记载，则天时期，万国俊前往广州查办流放的人，一次杀了三百人，则天很高兴，提拔他为朝散大夫、肃政台御史，又派遣五位使者分别到各道审讯流放的人。被派遣的人看到万国俊大肆残杀，获得荣耀富贵，于是竞相以杀人为事，唯恐落后。刘光业杀了九百人，王德寿杀了七百人，杀人少的也有五百人。

旧史《张易之传》记载，朱敬则的谏言大为丑恶攻击，而则天慰劳他，赐绢百段。至于残害李唐宗室，自残其子，以厌恶其母，所以公主被幽禁，直到四十岁不嫁，配给当值的卫士。她的凶悍鸷猛也是无与伦比的。

灵帝时期，可以说是大乱极衰的时候。然而傅燮斥责宦官弄权，而灵帝认识他的忠诚；廷议认为崔烈可斩，而灵帝听从他的建议。虽然权贵厌恶他，不过让他任汉阳太守罢了。

光武帝时，尚书令地位很低，申屠刚没有官职，被征召为侍御史，升任尚书令，因直谏失宠，出任平阴令，这就是证据。肃宗时，尚书令地位很重，郅寿从兖州刺史三次升迁为尚书令，皇帝提拔他为京兆尹，这就是证据。

唐朝重视内官（见《倪若水传》）。玄宗时天下长久太平，朝廷尊贵荣耀，即使从闲散官员提拔为地方长官，都自认为是降职。倪若水任汴州刺史，看到班景倩入朝任大理卿，在郊外送行，称他为登仙，恨不得做他的马夫。到了德宗时，刺史月俸高达千缗，藩镇索取无度，而京城俸禄微薄，从藩镇入朝任八座高官，甚至说是罢免权力。薛邕由左丞贬为歙州刺史，家人怨恨贬得晚。崔祐甫任吏部员外郎，请求任洪州别驾，使府宾客僚属有违逆他心意的，推荐为郎官，应当升迁台阁的，都以不赴任获罪，所以李泌认为外官太重，内官太轻。

东汉确定民籍，颇为劳扰百姓。现在造户口簿，却不这样。根据《后汉书·江革传》：“每逢

译到了年终考核的时候，县里应当进行人口核查，江革因为母亲年老，不想惊扰她，便自己在车辕中拉车，不使用牛马。因此乡里人称他为“江巨孝”。注释说：“按验以比之，就像现在的貌阅一样。”如果每个人都进行貌阅，那么对于年老的妇女来说，行走起来就会劳累烦扰，由此可以知道了。

译汉朝时，妇女有封侯的先例，萧何的妻子一同被封为鄼侯，樊哙的妻子吕须被封为临光侯，就是这样。晋朝时，妇女有谥号，虞潭的母亲去世，谥号定为“定”，桓温的母亲去世，谥号定为“敬”，就是这样。妇女有被称为“卿”的惯例，山涛对妻子说：“我日后做了三公，只是不知道你能否配得上做公夫人。”杨素的妻子郑氏性情强悍，杨素愤恨地说：“我如果做了天子，你一定配不上做皇后。”就是这样。如今升任朝官，都将妻子封为县君，并不觉得尊贵，是因为人数太多了。查考《晋书·外戚传》：杜乂的妻子裴氏，是恭皇后的母亲，凭借皇后的尊贵被封为高安乡君，孝武帝时进封为广德县君。晋朝时县君的尊贵程度就是这样。

汉朝时，射防和对防是两回事。《萧望之传注》说：“射防，是指将疑难问题写在木牌上，根据难易程度分为甲乙等级，排列放置，不公开显示。想要射防的人，随意选取，射中后揭开木牌，以此判断优劣。射，就是投射的意思。对防，则是公开询问政事和经义，让众人回答，以观察他们的文辞，评定高下。”晋朝良吏潘京被州府征辟，拜见时进行问防，抽到了“不孝”二字。刺史戏弄他说：“征辟士人是为了不孝吗？”潘京回答说：“如今做忠臣，就不能做孝子，这也是射防的遗法罢了。”

新书《唐璿传》记载：永淳年间，突厥包围丰州，崔智辩战死，朝廷商议放弃丰州，退保灵州和夏州。休璟上防，力争反对，认为丰州地处泾河，能遏制敌寇，号称是襟带之地，土地肥沃，适宜耕种放牧。自秦汉以来，这里一直设立郡县。隋朝末年战乱，不能坚守，于是迁就于宁、庆二州，才开始以灵州、夏州为边境。唐朝初年招募百姓充实此地，西北一隅才得以稳固。如今如果废弃这里，那么黄河沿岸的土地又会落入敌手。高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直到今天，灵州、夏州又落入他国疆界。由此看来，中原的土地，比起唐朝已经缩减了。

古代的君主即位一年就制作棺材。到了汉朝，预先建造陵墓。晋朝索綝传记载：“汉朝天子即位一年就开始修建陵墓，天下的贡赋三分之一用于宗庙，三分之一用于宾客，三分之一用于山陵。汉武帝享年长久，茂陵装不下东西。而汉文帝又自己建造了庙宇。所谓的顾成庙、德阳宫之类就是这样。古代天子死后七月下葬。汉朝则不同，汉文帝从去世到下葬共七天。景帝从去世到下葬共十天。章帝从去世到下葬共十二天。只有哀帝时间最长，也仅一百零五天而已。汉文帝后七年六月己亥日在未央宫去世，乙巳日葬于霸陵。这是去世七天后就下葬，多么迅速啊。丁未日太子即位，这就是景帝。这是汉文帝去世九天后，下葬三天后太子才即位，又多么迟缓啊。”

如今兴兵打仗的费用，怀疑不如汉朝多。查考前史《贾捐之传》，讨伐羌人一年，出兵不出千里，花费四十多万；后汉《段颎传》，段颎上奏说：“永初年间羌人反叛，十四年间，花费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年，又经过七年，花费八十多亿。”费用消耗如此巨大，还不能彻底诛灭。段颎又因讨伐羌人上奏说：“原本规划三年的费用，五十四亿；如今刚满一年，消耗还不到一半，而剩余的敌寇残党，即将被消灭。”又查考本传，段颎后来平定羌人花费四十四亿。如今与契丹作战的费用最多，一年才百万而已，也不如汉朝多。查考后汉《袁安传》，窦宪因为塞北地空，想立投降的人为北单于，而袁安上封事争辩说：“况且汉朝旧例，供给南单于的费用每年一亿九千多万，西域每年七千四百八十万；如今北庭更加遥远，费用超过一倍，这是耗尽天下财力，而不是建立边防的要务。”

杨仆传记载，士兵暴露在外多年，为了朝防而不设酒宴。汉朝因为讨伐羌人的军队在外，于是为他们不设酒宴。体恤士兵，仁爱之心就是这样。《梁冀传》记载，桓帝诛杀梁冀，没收他的财货以充实王府之用，减免天下租税的一半，分散他的园林以让贫民谋生。桓帝是末世的中才君主，尚且能这样以百姓为心。

唐朝许景先传记载。开元十三年，玄宗亲自挑选了十一名刺史。欧阳修《集古目录》：“明皇挑选县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予他们恳切的告诫。”州县长官，由天子亲自挑选，他爱护百姓就是这样。

汉朝时的印绶不像现在这样，金印紫绶、银印绯绶由长史穿着。大概是担任这个官职就佩戴这个印绶，罢免后就解下。所以三公等人要上交印绶。查考《后汉书·张奂传》说：“我前后仕途晋升十次佩戴银印绿绶，银就是印，艾就是绿绶。称为十次佩戴，是因为一个官职佩戴一次。”印也不很大，《淮南王》说：“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就是这样。晋朝时妇女也有印绶，虞潭的母亲赐金章紫绶就是这样。

汉朝初年，一石米高达万钱。昭帝时，一石谷五钱。王莽时，一石米二千。明帝永平十二年，一斛粟三十钱。献帝时，一斛谷五十万钱，一斛豆麦二十万钱。宣帝元康四年，连年丰收，一石谷五钱。那么唐朝明皇时，一斗米五钱，就不值得一提了。黄巢时，一斗米三十缗。鲁炅守卫南阳，一斗米五十千，有价无米。

汉朝时官职不主要以升迁为主，夏侯婴有大功，没有其他过错。自高祖为沛公时，夏侯婴担任太仆，又

译侍奉惠帝、吕后，直到文帝时期，又担任太仆。〇雄也说：“耗费时日长久，积累数十年，官职不超过侍郎，地位不超过执防。”

译汉代俸禄中钱币少而米粮多，贡禹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官秩八百石，每月俸钱九千二百。又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官秩二千石，每月俸钱一万二千。盖宽饶担任司隶校尉，每月俸钱数千。《外戚传》注解说：“中二千石实际得到的是二千石的待遇。”“中”的意思是满额。每月得到一百八十斛，一年总共得到二千一百六十石。说二千石，是举整数而言。真二千石每月得到一百五十斛，一年总共得到一千八百石。二千石每月得到一百二十斛，一年总共得到一千四百四十石。而在腊日所赏赐的非常丰厚，封侯的收入非常丰裕。《何敞传》注解说：“《汉官仪》记载，腊日赏赐大将军、三公每人各二十万钱，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五十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军、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贲、羽林郎两人共三千，用来祭祀门户。”《货殖传》记载：“秦汉的制度，列侯、封君收取租税，每年大约每户二百，千户之君则收入二十万。”《匡衡传》记载：“匡衡被封为乐安乡侯，乐安乡原本田地总计三千一百顷，匡衡又增加四百顷，收取那里的租谷，是多么多啊。”《百官公卿表》注解说：“汉代制度，三公号称万石，他们的俸禄每月各三百五十斛谷。那些称为中二千石的，每月各一百八十斛；二千石的，一百二十斛；比二千石的，一百斛；千石的，九十斛；比千石的，八十斛；六百石的，七十斛；比六百石的，六十斛；四百石的，五十斛；比四百石的，四十五斛；三百石的，四十斛；比三百石的，三十七斛；二百石的，三十斛；比二百石的，二十七斛；一百石的，十六斛。”光武帝即位二十六年正月，下诏让有关部门增加百官俸禄。注解说：“《续汉志》说：大将军、三公俸禄每月三百五十斛；官秩中二千石俸禄每月一百八十斛；二千石每月一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每月一百斛；千石每月八十斛；六百石每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每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每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每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每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每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每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每月二十七斛；百石每月十六斛；防食每月十一斛；佐史每月八斛。凡是接受俸禄的，钱和谷各占一半。两京的俸禄大致相同，只是西京千石每月九十斛，东京减为八十斛；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东京减为五十五斛，西京较多，东京较少。而范晔说：‘其中千石以上比西京旧制减少，六百石以下比旧秩增加’，必定另有依据，无法知道详细情况了。”

丞相封侯，从汉代公孙弘开始。三公封侯，从魏国崔林开始。因灾异免除三公职务，从东汉马防开始。三公在外任职，从张温开始。唐代自武德以来，三公不担任宰辅的，只有王思礼一人罢了。

汉朝兴起，封侯虽然从公孙弘开始，然而要等到春天才能封侯，所以平当在冬天担任丞相，只赐给关内侯的爵位。关内侯大约拥有三百户。又查考《董贤传》，赐爵位关内侯并享有食邑，难道也有封侯而不享有食邑的人吗？到了光武帝时，三公封侯没有等到春天的惯例。《侯霸传》说：“汉代旧制，丞相任命那天封为列侯。”东汉末年，三公不再封侯。只有灵帝即位时，太傅陈蕃被封为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陈蕃不接受封爵。

张敞趁着余下的冬天治理政事，絮舜、王温舒遗憾冬天不能施展，诸葛丰在春夏季节拘禁治人，在位的人多指责他们的短处。王莽时春夏杀人，百姓震惊恐惧。据此，那么汉代刑罚必定在秋冬执行，难道没有滞留的狱讼和积压的事务吗？

唐代掌管选拔升降百官，高低由手决定。卢承庆主持庆典选拔，考核百官政绩。有因漕运沉船获罪的，承庆评定为中等下等，给他看。那人并不生气。承庆说：“这不是人力可以挽救的，评定为中等中等，那人也不高兴。承庆说：‘宠辱不惊，评定为中等上等。’”

封侯有的用地名，有的用功名，有的用美名，没有固定的制度。查考《史记·卫霍传》，如苏建被封为平陵侯，卫伉被封为宜春侯，这是用地名。天子说：“嫖姚校尉霍去病，接连两次获得冠军，封为冠军侯。”赵破奴再次跟随骠骑将军，封为从骠侯，这是用功名。汉代张骞被封为博望侯，取他广博瞻望的意思。霍光被封为博陆侯，注解说：“博是大，陆是平。”取美好的名字，并没有这个县。后汉彭城王起初赐号灵寿王，这是用美名。

汉代多因酎金失去侯位，这是什么缘故呢？查考《史记·平准书》，武帝正从事于夷狄，攻打羌、越，卜式上书，愿意父子前往战死。武帝封侯卜式，赐金六十斤，田地十顷，以教化天下。天下没有人响应，而列侯一百多人，都没有请求从军攻打羌人的。所以在宗庙尝酎时，让少府审查诸侯所献的金子，金子斤两少而颜色差的，王削减县，侯免除国。大概因为诸侯不响应从军，武帝愤怒，于是设立这个法令。所以因酎金失去侯位的有一百多人，

译而尊式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译汉朝时，凡是设有戍守的差役，都征调百姓去担任。《贾谊传》记载：“淮南、南越两个诸侯国，其郡县隶属于汉朝，那里的官吏和百姓服徭役往来长安的，都自己出钱修补衣物。途中衣服破旧，路费和各种花费，都按照这个标准计算。”魏相担任河南太守时，征调下属官吏，而河南派往中央各官府戍守的士卒有两三千人。他们拦住大将军霍光，自己陈述愿意再留任一年，以此赎太守的罪过。注释说：“来到京师各官府担任戍卒的人，就像现在的卫士轮班守卫各官署一样。”

东汉的县令都自行任命主簿，往往任用本地人，比如王涣担任考城县令，任命仇览为主簿，就是这样的例子。县令也掌握生杀大权，比如张升以郡中执法者的身份，担任外黄县令，判决处死了受贿的官吏，就是这样的例子。

律法中计算赃物说一尺以上，在汉朝则用金子来计算，匡衡、薛宣所说的“十金”就是如此。《刑法志》记载：汉文帝用笞刑五百下代替斩去左趾的刑罚，用笞刑三百下代替割鼻的刑罚。然而受笞刑的人大多死亡，汉景帝元年将五百下减为三百下，三百下减为二百下，仍然不能保全性命。中元六年又将三百下减为二百下，二百下减为一百下。又制定了笞刑的法令，规定用竹子制作刑具，长五尺，根部粗一寸，末端薄半寸，都要削平竹节。在此之前，笞刑是打背部，从这时起下诏规定打臀部，又规定不得更换行刑的人，这才保全了受刑者的性命，这种遗留的法度至今尚存。

汉朝士人的志向和节操，也有后人赶不上的。公孙弘并非贤人，晚年却做到了三公。汉武帝向东开辟沧海郡，向北修筑朔方郡，公孙弘多次劝谏，认为这样会使中原疲敝，去供奉那些无用的土地。主父偃是个小人，游学四十多年，被诸侯排斥。最后向朝廷上书，首先劝谏攻打匈奴。因为汉武帝喜好大功业，锐意于军事，而这两个人却提出如此正确的言论。与他们相比，那些迎合取巧、害怕失去权位的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东汉的士人风气和节操最高。宦官朱瑀正得宠，郎中审忠请求诛灭他的全族，以回应灾异现象。张让正掌权，郎中张钧请求斩杀十常侍，以消除寇贼之患。凭借桓帝的平庸昏庸，五邪的暴虐横行，韩演担任司隶校尉，上奏左悺的罪恶，左悺自杀。又上奏具瑗兄长具恭的贪赃罪行，具瑗上交印绶，皇帝下诏贬为都乡侯，死在家中。

西汉平当担任丞相，因为冬天尚未封侯，到了春天元帝召见并封他为侯，平当因病不接受。东汉张湛，皇帝强行起用他为大司徒，张湛来到朝堂，失禁大小便，自己陈述病情严重，于是被罢免。晋朝蔡谟升任司徒，说：“我如果担任司徒，将被后世耻笑。即使获罪被放逐废黜，最终也不肯接受任命。”郑袤升任司空，天子亲临殿前，派使者到他府第，郑袤推辞多达十几次，说：“三公应当上应天心，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确实会伤害和气，不敢用垂死的年纪拖累羞辱朝廷。”最终不接受任命。看这四个人，难道肯像元稹那样结交宦官，大搞投机钻营，去谋求宰相之位吗？

东汉韦豹，字季明，司徒刘恺说应当选拔御史，让韦豹留宿。韦豹说：“选拔推荐的私情，不是我所敢接受的。”于是光着脚跑掉了。唐朝韦澳，担任御史中丞。高元裕想推荐任用他，暗示他的哥哥韦温让韦澳去拜见自己。韦温回家，把这事告诉韦澳，韦澳不回答。韦温说：“高元裕是正直的人，难道轻视他吗？”韦澳说：“是的，恐怕没有‘呈身御史’这种人，必定不肯干求进身、谋求举荐了。”

唐太宗宠爱巢王妃，生了曹王李明，想立她为皇后，依靠魏征的劝谏才作罢。这是妻子的弟媳。武则天本是太宗的才人，而高宗立她为皇后，这就是所谓陷君主于乱伦的境地。杨贵妃先嫁给寿王，而玄宗召她入宫，为寿王另外聘娶韦昭训的女儿，这与《诗经》中新台之恶有什么不同呢。

《五代史·晋安重荣传》说：灾祸来临时，暗中必定用迷信迷惑人，以至于败亡。当安重荣在成德军叛乱时，镇州牙署堂前有竖立的幡竿，长几十尺。安重荣将要叛乱的前一天，拉满弓搭上箭，仰头瞄准竿顶铜龙的头部，对左右说：“我如果必定有天命，就应当一箭射中。”果然射中了，左右立刻拜贺。后来终于被斩首，头颅被漆【安重荣看到历朝以来从节度使突然升任大位的人，常对人说：“天子是兵强马壮的人应当做的，难道有命定的种姓吗？”】又汉朝李守贞在苏州叛乱，曾召集将佐。李守贞拿着弓箭，远远指向一幅虎掌图说：“我如果有非常之事，就应当射中虎舌。”一箭射中，左右拜贺。李守贞也自负，最终全家蹈火自焚，官军在烟雾中获得他的尸体，斩首装匣【李守贞又想制作炮石，没有炮竿。不久上游漂来一只筏子，上面的木头都可以做炮竿，他认为是神助】《南史》记载张敬儿自述梦境说：“未显贵时梦见住在村中的社树，忽然高达几十丈。等到在雍州，又梦见社树直上天空。”以此诱惑部曲，自称富贵不可言说。他的妻子尚氏也说：“我从前梦见一只手如火，而您得到南阳。元徽年间梦见一条大腿发热，您得到本州。建元年间梦见半身体发热，您得到开府。现在全身都发热了。”张敬儿有异心，最终被齐武帝抓获处死。这些都是《五代史》所说的“灾祸来临时，暗中必定用迷信迷惑人”。

祥瑞不可依赖，只用唐朝的事来验证。肃宗上元二年二月发生月食，七月癸未发生日食，随后大星都出现了。而甲辰日，延英殿御座梁上长出一茎三花的玉芝，皇上

译作《玉灵芝诗》。又连续数月大雨，京师的墙壁房屋大多毁坏。鱼在道路上游动，这一年德宗、肃宗都去世了，那么玉灵芝就不足以作为祥瑞了。代宗即位后八月庚午日夜，西北方有红光横贯天空并穿过紫微星，逐渐移向东北，弥漫半空。而九月甲午日，华州到陕州黄河清澈见底二百多里。这一年吐蕃进犯京师，皇帝车驾前往陕州，那么黄河清澈也不足以作为祥瑞了。永泰二年，从春天干旱直到六月庚子日才开始下雨，而丁未日出现日重轮，当晚出现月重轮。七月洛水泛滥，百姓颇受其害。而太庙两间室中长出灵芝草，十一月捕获赤兔马，十二月出现彗星。那么日月重轮、灵芝草、赤兔马，又不足以作为祥瑞了。一年之中，灾祸和祥瑞同时出现，如果认为是祥瑞，那么怎么会有灾祸呢？所以我认为祥瑞是不可靠的。

译相术是不可信赖的。《南史·庾荜传》记载，庾夐家中富有，吃饭必定陈列鼎食，而且相貌丰美，下巴和脸颊宽大，人们都说他必定能担任方伯之职。等到北魏攻克江陵，庾夐却饿死了。当时又有水军都督禇萝，脸很尖削，法令纹入口，最终保全衣食而终老。唐代柳浑十多岁时，有巫师说：“这孩子相命夭折且低贱，出家可以免死。”柳浑不听从，后来官至宰相。魏国的朱建平善于相术，钟繇认为唐举、许负也不能超过他。然而朱建平给王肃看相，说他能活过七十岁，位至三公。王肃六十二岁时，死在中领军任上。史氏认为这是失误，所以我认为相术是不可信赖的。

《南史》记载徐陵，八岁能写文章，十三岁通晓《庄子》和《老子》。光宅寺的慧云法师，常常赞叹徐陵早慧。徐陵官至太子少傅，活到七十七岁。唐代《孔若思传》记载：“孔季诩考中制科，授任校书郎。”陈子昂曾经称赞他“神清气韵深远，可以比作卫玠”。而孔季诐最终只做到左补阙，假如徐陵夭折而不长寿，孔季诐却做到显官，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是风鉴（相术）灵验了。我由此知道风鉴是不可信赖的。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载，五月，发生日食。梓慎说：“将要发大水。”叔孙昭子说：“是旱灾。”这一年果然发生旱灾。《管辂传》记载：“徐季龙取出十三种物品，放在大箱子里，让管辂猜，管辂说箱中有十三种物品，于是逐一说出名称。只有把梳子说成了枇。”既然像梓慎那样通晓天象，却把旱灾说成水灾；像管辂那样善于猜测，却把梳子说成枇。世间那些流传的说法，都不值得相信罢了。

阴阳学说，似乎可信，又不足以信赖。查考后唐李克用讨伐幽州，占卜说不利深入，李克用不听从，果然被燕军打败，这是可信的。庄宗进入汴州，司天监说年岁不利深入，必定没有成功，庄宗不听从，于是从此拥有天下，这是不足以信赖的。

天下谈论风水的人，都推崇郭璞所说的《青囊书》。现在的俗世风水师，必定说某山某水可以求福，可以避祸，他们的说法非常严密，认为百事细微，没有不由此决定的。查考郭璞本传，郭璞母亲去世，他在暨阳占卜葬地，距离水百余步，人们以靠近水为理由反对，郭璞说：“这里应当很快变成陆地。”后来沙土上涨，距离墓地几十里，都变成了桑田。王敦起兵，郭璞担任记室参军，王敦举兵，郭璞违背王敦心意，被王敦逮捕到南冈斩首。假如吉凶寿夭，确实都由墓地决定，那么郭璞所选择的地方，应当有可以让自己免祸的了。难道不是本来就有定数而不可改变吗？郭璞尚且如此，那么俗世风水师的说法就不值得相信了。范晔《后汉书·郭躬传》后记载：“吴雄不询问葬地，而三代担任廷尉；赵兴不顾虑忌讳，而三代担任司隶；陈伯敬动辄忌讳禁忌，而最终被杀。”这种说法也可以破除流俗的拘束了。

古人不以白色为忌讳，郭林宗遇雨，头巾一角被雨水浸湿。注解说：现在国子监学生服用的防汗巾，是用白纱做的。晋代谢万戴着白纶巾，山简戴着白接䍦，都不以白色为忌讳。现在的流俗不用皮革羽毛之类放在棺材中，却用楮纸带和木笏。王蒙死时，刘惔把犀角杷和麈尾放在棺材中。古人没有这种禁忌罢了。

《刘焉传》中有张陵，被称为米贼，就是现在俗世所说的张天师。《真诰》中有张生白，也是他。本传注解说张脩创立太平道，张角创立五斗米道，方法也大致相同。为人祈祷治病，写三道符，一道送上天，放在山上；一道埋在地下；一道沉入水中，称为三官。《真诰》中有被三官拷问的，就是这种说法。注解说：实际上对治病没有益处，小人昏庸愚昧，争相信奉。后来张角被诛杀，张脩也灭亡。

鬼物对于人，只是侮辱那些应当死去的人罢了。用正气抵御它，鬼物也无可奈何。《南史·萧惠明传》记载，吴兴郡界卞山有项羽庙，相传项羽经常占据郡衙，前后太守不敢上去。只有孔靖，字季恭，居住在那里没有灾祸。萧惠明担任太守，对纪纲说：“孔季恭曾经担任此郡太守，没听说有灾祸。”于是大摆筵席床榻，接待宾客几天，看见一个身高一丈多的人，张弓搭箭对着萧惠明，随后就不见了。萧惠明因此背上生疮，十天后去世。萧琛，字彦瑜，是萧惠明的侄子。传记记载：吴兴郡有项羽庙，当地人称为愤王，非常灵验。于是在郡衙安放床帐作为神座，公私请祷，前后二千石官员都在衙下拜祭，用轭下的牛充当祭品，而避开居住在其他房间。萧琛担任太守，穿着鞋登上郡衙，听到室中忽然有声音。萧琛厉声说：“活着不能与汉高祖争夺中原，死了占据这郡衙做什么？”于是把神像迁移到庙中。

张汤是酷吏，他的儿子叫张贺，叫张安世。张贺辅导宣帝，有阴德但没有后代，张安世拥立宣帝，封为富平侯。张安世生张延寿，张延寿生张勃，张勃生张放，都继承侯爵封号。张氏的兴盛，就是所谓的金张。经历王莽之乱，唯独没有失去爵位。张放生张纯，光武帝时担任大司空。杜周也是酷吏，他的儿子杜延年担任御史大夫，他的后代生杜畿，担任魏国列侯。杜畿生杜恕，担任幽州刺史。杜恕生杜预，担任杜征南。丙吉救活皇孙，传了一代到丙显，因为罪过被夺爵。后汉《南蛮传》记载李固救活四万人，南征只选择太守，委任州郡，南方自然平定，他所救活的人不可

译（若行）胜算之策，却自身遭受刑罚杀戮，两个儿子被害，只有一个儿子侥幸免死。范晔也说：史弼救活了平原的党羽一千多人，但他的后代并不显赫。晋朝的羊祜、魏舒，唐朝的戴胄、崔祐甫，都是最善于行善的人，却没有子嗣。《北史》记载，杨播家族世代纯朴厚道，杨播的弟弟杨椿，杨椿的弟弟杨伟，兄弟之间相处如同父子，一家之中，男女上百口人，即使关系疏远的亲属也共同生活，人们没有闲话非议。杨椿在华阴养老，杨伟在洛阳，尔朱世隆将要加害杨椿一家，诬陷他们谋反，东西两地，无论老少全都被害，家产也被抄没。

译晋王坦之不满当时世俗的放荡风气，撰写了《废庄论》。裴頠鉴于王衍的弊病，撰写了《崇有论》。江惇认为放达不羁的人是被大道所抛弃的，撰写了《通道崇检论》。虞预认为阮籍裸体露身，如同伊川部落披发，导致氐羌遍布中原，认为这比衰微的周朝还要过分。而范甯也认为王弼、何晏两人的罪过比夏桀、商纣还要深重。一时的祸患较轻，历代的罪责较重。自我防范的过失较小，迷惑众人的罪过较大。桓温北伐，遥望中原，说：“致使神州陆沉，百年间变成废墟，王夷甫等人不得不承担责任。”而王衍被石勒杀害，也自己说：“我们这些人过去如果不崇尚虚无，合力匡正天下，还不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近世的士大夫往往尊崇佛教，有手持经卷拜见僧人的，看到这些也可以引以为戒了。

佛教究竟怎么样呢？如果把舍身当作福报，那么梁武帝以天子之尊奴役僧人，不免遭遇净居之祸；如果把庄严佛像当作功德，那么晋朝的王恭修造佛事，务求壮丽，后来被倪唐斩杀；如果把持诵经文当作获得报应，那么周嵩精于佛事，被王敦杀害，临刑时还在市集上诵经，最终死在刀下。佛教究竟怎么样呢？佛教出自西胡，语言不通，汉人翻译成文字，称为经。而晋朝的各位君子非常喜好这个。当今世上所谓阐释性理的经说，大抵多是晋人的文章。谢灵运翻经台，现在还存在。唐代傅弈说佛教进入中国，如同小儿和幻术士摸象，用庄子和老子的文辞来修饰它。姚元崇治理法令，对此也有很详细的论述。霍去病传记中记载打败匈奴，获得休屠王祭天的金人。注：祭天以金人为尊，佛教徒祭祀金人。颜师古说：现在的佛像就是这种金人。后来休屠王的太子归顺汉朝，因为金人的缘故，赐姓金氏，就是日防。据此，那么西汉时佛像已经进入中国了。凡是现在的佛像，都是祭天的主神，难怪它们兴盛，有上天相助啊。后来东汉明帝梦见金人，认为是佛，于是派遣使者到天竺国，绘制其形象。光武帝的儿子楚王刘英开始信奉这种方术，为浮屠斋戒祭祀，下诏赎回缣帛，用来资助伊蒲塞的丰盛饮食。注：伊蒲塞就是优婆塞。陶谦传中记载笮融（笮音侧格）大建浮屠寺，制作黄金涂饰的佛像，浴佛设饭。前汉西域传中记载塞王南君宾塞种（塞音先得）捐毒，就是身毒，即天竺。后汉襄楷传注：浮屠就是佛陀声音的转变。史记大月氏传中记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其风俗土著，与大夏大致相同，而低湿暑热。根据后汉西域传，天竺又名身毒，现在浮屠像袒露肩膀赤脚，这是低湿暑热的验证。又说其民乘象作战，现在浮屠像也跨象。

唐代房元龄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新编撰《晋书》，于是奏请太子右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工撰录，以臧荣绪的《晋书》为主，参考各家，非常详实洽切。然而史家多是文学之士，喜欢采录诡谬琐碎的事，以广博异闻，又所评论竞相追求绮丽艳俗，不追求笃实，因此颇为学者所讥讽。只有李淳风深明星历，善于著述，所修的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值得称道。太宗亲自撰写《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称为“御撰”。我认为史书的缺失，从陈寿开始，看《吴志》诸葛恪传记载“题驴谢马”的事，就知道《晋史》冗杂的记载是有来历的。晋张辅说：“司马迁叙述三千年事，只有五十万言；班固叙述二百年事，却有八十万言，所以说班固不如司马迁。”自古史书所记，两人一事，必定说“语在某人传”。《晋书》记载王隐谏祖约下棋一段，将近二百字，两传都出自这里，文章烦冗了。我看《魏志》管宁传注，胡昭使晋宣帝免于死，而口终不言，认为这比丙吉贤明；又看《晋载记》慕容超传“呼延平救活慕容超”，与丙吉的事正相类似，而史家文辞不足以表达，所以奄奄无生气，可为长太息。《晋书》隐逸夏仲御传，史臣想效仿太史公《乐书》的文章，而不知笔力短弱，于是失却事情本真，使人读后察觉，很可笑。也许迈应当在隐逸传，而附在王羲之后，次序错了。

霍光的狭隘，王音的直率，在《前汉五行志》中可见。唐代张仲方驳斥李吉甫本传，虽然不见事迹，看郑絪传中李绛的话，也可以见到其侧媚的一面。

蔡邕把“致远恐泥”当作孔子的话，李固把“其进锐者其退速”当作出自老子，杜甫把东方朔割肉当作社日，都是援引的错误。前汉叙传叙述武纪外博四荒，根据《尚书》外薄四海，那么“博”就是错误了。魏高堂隆传，隆潜谏太子犹之未远，是用大简，根据《尚书》是用大谏，那么“简”就是错误了。后汉“怀挟”字都作“恊”，如方术传说“怀恊道艺”就是这样。胡广传中“议者剥异”合作“驳”字，朱浮传中“保宥生人”合作“佑”字，王充传中“乳药求死”合作“茹”字。

译字。

吴雄下葬时，巫医都说这会招致灭族之祸。这也是文人的通病。那些巫医哪管得了丧葬之事？称他们为墓师就可以了。

译刘恺传中，陈忠上奏推荐刘恺，说：“臣父刘宠先前忝任司空。”“忝”字岂可用于父亲？这是范晔不审慎的过错。韩信等人向高帝进献尊号，称“大王”，陛下却不称臣。陈平、周勃请文帝即天子位，称臣却称“大王足下”。这些都是言辞不顺。

霍光因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狱事而死，是错判刑罚；杜延年因官吏百姓上书言事有异于常者，有时治他们的罪，是滥施刑罚；杜延年自身不犯法，而魏相将他置于法网，是出于嫉妒之心；萧望之因韩延寿声名超过自己而杀他，其后韩延寿自杀，是阴险祸害。

看魏文帝纪，注中细字数量极多。自从许芝说符瑞，汉帝退让大位。曹丕上章下令，虚辞修饰，往来纷纷。三岁孩童尚知这是欺诈，何况想欺骗天下后世呢？当时，御史中丞司马懿已在劝进之列了。

看李愬传，平定蔡州的功绩如此奇伟。他得到李祐，虽然以赤诚之心对待他无疑，但本来不是舍弃性命去侥幸求成。而平淮西碑却将他与诸将等同，想让裴度独占美名。儒者见解偏颇，言论不公竟至于此。以韩愈的贤能，也不免有此弊病。

孝惠纪注引《食货志》：“黄金一斤值万钱”，由此可知汉代黄金之贱。如今一两黄金值万钱，那么汉代一斤黄金相当于如今一两的价格。高祖听从家令的建议，赐金五百斤，罢免医生不让他治病；赐金五十斤，让陈平施行反间计；捐金四万斤，如果金价不贱，怎么能如此之多呢？唐代黄金必定贵重，太宗因于志宁、孔颖达能劝谏太子，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沈存中说：“古代的一斤，是如今四两多。”那么一两的价值，也是二千五百钱。

惠帝时，十五税一。文帝十二年，下诏赐农民租税的一半。十三年，于是免除田租。汉代财政宽裕，可见一斑。

武帝大搜，三次为搜捕奢侈，一次为搜捕奸人，两次征和元年的搜捕，关闭城门共十五日，待诏北军，征召的官吏多饿死。武帝的举措暴虐如此，当时在朝中无一人劝谏，确实国家空虚啊。

庾信《马射赋》序：“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这是王勃所祖述的。庾信《宇文盛墓铭》说：“授图黄石，不无师表之心；学剑白猿，遂得风云之志。”这是杜牧所模放的。

荀子《礼论》说：“郊止乎天子，而社至于诸侯，道及士大夫。”解释者说：“道通也，言社自诸侯通及大夫、士，皆得祭门及行也。”别本《史记》“道”或作“防”，司马贞注说：“防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也。”杨倞注《荀子》辨析说：“当是‘道’误为‘蹈’，传写之误，以蹈为防耳。‘道’变而为‘蹈’，‘蹈’变而为‘防’，今《史记》直作‘函’字，音含矣。一字而四变也，义训随而不同。则六经中如此者，想不可胜计也。”所以曾说学者应当存疑，而不可字字求解。

诗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旂。《左传》：“丙之辰，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防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旂字从斤，以诗与《左传》验之，合音“芹”字，“芹”“畿”声相近，故后人相承呼之讹矣。《论语》：“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按《汉书·薛宣传》作“焉可怃也”，解释者训“怃”为同义，亦似直不知孰是。《魏高贵乡公三老五更注》：“蔡邕《明堂论》云：‘更应作叟，叟长老之称，字与更相似，书者遂误以为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为‘更’，以此验之，应为‘叟’也。”指“踪”音作“纵”，非也。《周礼·地官》有“迹人”，注：“迹人，言迹，知禽兽，是亦踪迹之义。”尔

杜子春，天资刻薄人也。吾以为不如郑玄之宽厚。大司徒五党为州使之相赒。子春解释云：赒当为纠，谓纠其恶。郑玄则不然，只谓如本字。云赒，谓礼物不备相给足也。

王弼注《易》：“鼎折足，其形渥，凶”，以为沾濡之形也。《新唐史元载赞》以为刑剭。《广韵》：“剭，音屋，又音握。”郑玄《周礼注》：“剭，诛，谓所杀不于市而以适甸师氏。”

察事为廉，其义亦径而易晓。《汉高帝纪》诏云：“廉问有不如吾诏者。”注：师古曰：“廉，察也。字本作黏，其音同耳。”《杨彪传》曹操使人廉之，《华陀传》曹操大怒使人廉之。注：皆曰“察也”。

陈平封曲逆侯，汉书无别音。文选载陆士衡《高祖功臣颂》：“曲逆宏达，好谋能深

译。」注：“曲区句，反逆音遇。”

译《霍去病传》中，许多老将曾经滞留军中，未能与主帅配合。注解说：留，意为迟留；落，意为坠落。如今世俗多写作“流落”，根据出处应当写作“留”字。

《新唐书》喜欢使用“叵”字，其实在魏晋时期就已经使用了。魏国《吕布传》记载：“吕布指着刘备说：‘这个孩子是最不可信的。’”《晋书》记载：“一只狗对着形状叫，群狗跟着声音叫，害怕群狗的叫声，于是竟然不可听信。”

《尚书》与《尚食》《尚公主》相同，但世俗沿袭用平声来称呼，这是错误的。参见《张耳传》注解说：“朝请”读音为“才性反”，不是请托的“请”。参见《成帝纪》注。

汉高祖和他的父亲太上皇，前代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后汉《章帝纪》记载：“在万年祭祀太上皇。”注解说：“名煓，读音为‘它官反’，一名执嘉。”《高后纪》记载高祖的母亲叫昭灵后。

管仲被称为管敬仲，出自《左传·闵公元年》；子产被称为子美，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原宪字子思，出自《史记》；张宗字诸君，杜茂字诸公，出自《陈忠传注》；施延字君子，出自《后汉书》。四位隐士中，姓名籍贯可以查考的有：园公，姓园，名秉，字宣明，是陈留襄邑人，曾经居住在园中，所以号称园公；夏黄公，姓崔，名廓，字少通，是齐国人，隐居修道，号称夏黄公。陶潜作《圣贤群辅录》说，这些出自《皇甫谧·高士传》；〇雄所提到的李仲元，名宏，出自《蜀·秦宓传》；郑子真，名朴；严君平，名遵，一作名尊，出自《前史·王贡两龚传注》；伯乐，姓孙，名阳，字伯乐，是秦穆公时的人，出自《庄子·马蹄》；防庄子，字子休，出自《列子》；辛计然，是范蠡的老师，姓辛氏，字子文，有人说叫计研，有人说叫计倪，出自《史记·索隐》；杜康，字仲宁，出自《魏武·短歌行注》；楚狂接舆，姓陆氏，名通；师旷，字子野，都出自《庄子》；防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是孤竹君的儿子；叔齐，名智，字公达，伯夷叔齐是他们的谥号，见于《论语》；防引《春秋·少阳篇》。

孔子被尊为文宣王，隋朝的长孙览祖稚担任太师，也被称为文宣王。唐朝的苏珦、白居易、韦凑、韦叔夏、马怀素、褚无量、刘子〇、刘知柔、卢从愿、权德舆、王超、令狐楚、崔融，谥号都是文。只有韩退之被称为韩文公，特别显赫。李翺被称为李文公，又次一等。父子有相同谥号的，唐朝丘和父子谥号都叫襄，韦肇三世谥号都叫贞。兄弟有相同谥号的，唐朝刘子〇兄弟谥号都叫文。晋朝王导谥号文成，与张良相同。本朝范希文谥号文正，与唐朝崔祐甫、阎立本、牛僧孺相同。欧阳永叔谥号文忠，与唐朝韩休、裴度、颜真卿、石晋卢质相同。徐禧谥号忠愍，与唐朝武元衡相同。戾太子不是美谥，但宣帝却加给他的祖父。我认为太子的死与幽王、厉王的恶行有所不同，本来可以迁就而为之隐讳。孟子认为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代也不能改变，这与自己定谥号的情况不同。

贺姓原本姓庆，汉安帝的父亲名讳为庆，贺纯因此改姓，见于《晋贺循传》。束姓原本姓疏，是汉朝两位疏氏的后代。王莽末年，疏孟达为了避难，就去掉了疏字的足字旁，见于《束晳传》。马姓出自赵氏，晋国赵奢打败秦军，号称马服君，子孙因此以马为姓氏，见于韩愈《绛州刺史行状》。诸葛，其祖先姓葛，本是琅琊诸县人，后来迁居阳都，阳都先前有姓葛的人，所以用“诸”来区别，见于《诸葛瑾传》。河南徵崇原本姓李，遭遇战乱改姓，见于程秉传注。孟尝君姓田，名文，封地在薛，他的后代于是成为薛氏，吴国的薛综就是。魏国张辽，是聂壹的后代，为了避怨改姓。蜀国简雍原本姓耿，幽州人把耿称为简，随意改姓。嵇康原本姓奚，唐宪宗将淳于氏改为于氏。灌夫原本姓张，他的父亲张孟是灌婴的门客，所以冒用灌氏。姓夏侯婴的子孙跟随外家姓孙氏。贾谧，是韩寿的儿子，跟随外祖姓贾氏。京房原本姓李，推演律历自己改为京氏。员半千其祖先姓刘，仰慕伍员的为人，改为贠氏。王莽娶了王咸的女儿，认为姓氏出自各别。晋朝陈矫原本姓刘氏，被姑姑收养，改姓陈氏，而刘颂把女儿嫁给陈矫，有人讥讽他，刘颂说：“姚、虞、陈、田同出自舜的后代，而世代都举行婚礼，法律并不禁止。”

《汉书》中彻侯避汉武帝名讳，改作通侯，意思是功德通于王室。后汉改作列侯，列，意思是序列。出自《高祖纪注》：茂才异等，原本是秀才，避光武帝名讳。出自《光武纪注》：办严、办装，避明帝名讳改之。出自《吴汉传》：叔孙通《楚汉春秋》名何，蒯通《史记》名彻，避武帝名讳改之，但也可以称之为叔孙何、蒯彻。刘元海，就是刘渊。戴若思，就是戴渊。石季龙，就是石虎。韩擒，就是韩擒虎。

译这都是史官为了避唐代的讳而改写的。

译岭南郡县近世人物稀少，后汉的陈元，是梧州人；蔡伦，是桂州人；唐朝的冯盎，是高州人。冯盎率领南粤归降高祖，被封为越国公。张九龄，是韶州人；姜公辅，是爱州人。《北梦琐言》记载，相国刘瞻，他的祖先名景，是连州人；赵观文，是桂州人。赵观文出身桂州小军，考中状元。

福建人喜好文学，是从唐朝常衮担任观察使、欧阳詹作为诸生开始的。蜀地，见秦宓传。蜀地本来没有学士，文翁派遣司马相如向东去接受七经，回来后教导官吏百姓，于是蜀地的学问可与齐鲁相比。

前汉《地理志》说：燕蓟的风俗，宾客互相拜访，让妇女侍候过夜。结婚当晚，男女没有分别，反而以此为荣。这是史书的诬蔑。虽然说是太子丹遗留的风俗，难道没有召公留下的习俗吗？让燕蓟的士人君子看到这些，能不感到不平吗？《吴志·薛综传》注说：薛兼字令长，清廉朴素有器宇，资历声望如同中原人士，不像吴人。既然如此，那么吴人与此不同，都是遣词造句的过错。

楚地多么广大啊？查考《货殖传》，现在的徐州、沛县以及陈州等地是西楚。从徐州向东到海州、〇州是东楚。江南、湖南、两浙是南楚。

古人轻视庶出之子，孙坚有五个儿子，而吴史只记载了其中四个，孙仁是庶出，史书删去了他。《陈武传》赞语说：“陈表出身将门，虽是庶出却能与嫡子比翼齐飞，出类拔萃，不也很美吗？”然而靖郭君田婴有四十个儿子，而贱妾生的儿子田文最贤能，于是立田文为太子，就是所谓的孟尝君。

天下没有穷尽的，是才智。陈平曾献出六出奇计辅佐高祖，到了吕氏专权时，陈平闲居深思，担心祸患及身，而陆贾教他交好太尉，太尉又为他谋划对付吕氏的几件事，陈平听从了，最终诛灭了诸吕，那么陆贾的智谋又在陈平之上了。唐朝刘晏治理财赋谷物，只有他一人而已。自从刘晏死后，赋税收入更加损耗。顺宗时，李巽担任使职，任职一年，核算他的收入如同刘晏最多的年份，第二年超过它，又过了一年增加一百八十万缗，而程异的计策又比李巽精细，从治理财赋谷物的才能来看，这是刘晏不如李巽，李巽又不如程异。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从穆帝到废帝三朝，居于阿衡（宰相）之位，经历的事情不算少，等到拥有天下，却是平庸的君主。后蜀李寿，他辅佐李雄，号称贤相，征伐四方无不胜利，开拓国土千里，等到他拥有国家，残酷暴虐奢侈，两代就灭亡了。由此可知能做臣子的，未必能做君主。

文帝问周勃：“天下一年判决案件多少？”又问：“天下钱粮出入多少？”周勃谢罪说不知道。问陈平，回答说：“各有主管的人。”皇上称赞好，而周勃自知才能不如陈平远了。张安世的儿子张千秋，霍光的儿子霍禹，都担任中郎将，率兵跟随范明友攻打乌桓。回来，拜见大将军霍光，霍光问张千秋：“作战方略，山川形势。”张千秋口头回答军事事务，在地上画图，没有遗漏。霍光又问霍禹，霍禹不能记住，说：“都有文书。”霍光因此认为张千秋贤能，认为霍禹不成材，感叹说：“霍氏世代衰败，张氏兴起了。”陈平说“各有主管的人”，而周勃自以为不如；霍禹说“都有文书”，而霍光以此占卜霍氏世代衰败，为什么呢？回答说：“大臣的职责在于知道纲要，小臣的职责在于知道细节。”

魏相担任〇州刺史，赞同丙吉的话，期望被大用，收敛威严。翟方进担任京兆尹，采纳胡常的建议，担心触犯贵戚，稍微放松威严。这两位可以说是被外物所改变了。晋朝王宏担任汲郡太守，有特殊政绩，石鉴上奏他的政治术数，武帝褒奖下诏赐给谷物，升任卫尉、河南尹、大司农，不再有能名，反而变得苛刻琐碎，赎罪免官，这是被褒奖下诏赐谷物所误导了。所以人不如自信可贵。魏《徐邈传》卢钦说：“过去毛玠、崔琰掌权，推崇清廉素朴的士人，当时大家都改变车服以求名声高洁，而徐公不改常态。近来天下奢靡，互相效仿，而徐公雅正崇尚依旧，这是世人无常，而徐公有常。”像徐邈可以说是自信的人了。

人心如果安定，那么对外物有什么呢？我看徐珍避开弯曲的木头，不知道吴隐之喝贪泉水的事。吴隐之的儿子和孙子担任郡县官的，常以廉洁谨慎为法则。胡威父子清廉谨慎，羊祜也九代清廉德行，由此可知检点自身奉行法度，也必须从父祖以来。大概他们的见闻潜移默化，已经不同了。有大功德，才可以享受天下的福。福不可过度享受，福过度则灾祸产生。晋朝何曾没有其他功德，却位列三公。他喜好奢侈，他的儿子何劭也有父亲的风范。一天的供应，以二万钱为限，大官御膳不能超过它。何劭的侄子何绥也奢侈过度，到了永嘉之乱，何氏灭亡无遗。

前汉韦平世代为宰相，后汉张纯、张奋、刘恺、刘茂、袁安、袁敞、袁逢、王龚、王畅父子担任司空，种暠担任司徒，儿子种拂担任司空，李邰担任司徒，儿子李固担任太尉，杨震，儿子杨秉，杨秉的儿子杨赐，杨赐的儿子杨彪，四代担任太尉。

荀爽自从被征召任命到登上台司，四十五天。邓禹担任大司徒，封鄼

译侯，食邑万户，二十四岁。公孙〇六十岁，因贤良被征召。山涛四十岁，担任郡功曹。后来这两个人也都做到了辅政大臣。

译宰相，是人们所向往的职位。汉武帝时期，屡次诛杀宰相。公孙贺流着泪不肯接受任命，因为以前有宰相死去的先例。既然接受了任命，后来果然被灭族。死亡，是人们所厌恶的。唐武则天杀害了李宗、许王李素节，派人追到都城，路上听说遭遇丧事，哭丧的人对左右说：“病死怎么值得哭呢？”因为以前有非正常死亡的先例。到了龙门驿，被勒死了。

李栖筠，史书认为他仪表堂堂有宰相的声望，喜欢奖赏别人的优点而乐于让人攻击自己的短处，天下的士人都归附敬重他，不敢有所斥责，只是称赞。皇帝代宗多次想让他做宰相，忌惮元载，就停止了。他官至御史大夫，他的儿子李吉甫做了德宗的宰相，善于谋划。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做了武宗的宰相，有谋略。这三个人，聚集在一个家族，也太兴盛了！陆逊、陆抗、陆机，也是三代；班超、班固、班昭，也是一个家族。还有韦贯之父子。韦肇担任中书舍人，屡次上疏陈述得失，被元载所厌恶，贬为京兆少尹。很久以后，改任秘书少监。元载说：“韦肇如果超过我，应当选择好的地方安置他。”韦肇始终不肯去拜访。韦贯之担任长安县丞，有人向京兆尹李实推荐他，李实在笏板上写下他的名字说：“与我同乡，一向听说他贤能，希望认识他并向皇上举荐。”有人高兴地把这事告诉韦贯之说：“你今天去拜访李实，明天就要接受祝贺了。”韦贯之只是应允，也始终不去。韦澳考中宏辞科，十年不调任官职。御史中丞高元裕想推荐任用他，暗示让他来拜见自己，韦澳不去。回答说：“恐怕没有呈身御史。”韦澳，是韦贯之的儿子。一门三代清风如此，都谥号为贞。韦贯之去世，辅佐宪宗。韦肇、韦澳后来做官都很显贵。韦肇几乎做了代宗的宰相，韦澳几乎做了宣宗的宰相。

杜佑用全家性命担保李藩，然而卢杞也曾以百口担保朱泚了。杜黄裳决意任用高崇文，有功；王导决意任用羊鉴，羊鉴却战败，议论应当斩首。这是用人者的相互警戒。

王允矫饰性情委屈心意来依附董卓，董卓也推心置腹不产生猜疑，而最终谋划诛杀董卓的，是王允。温峤假装为王敦出谋划策，综理他的府事，干说密谋，来依附他的欲望，而最终能打败王敦的，是温峤。

兵家胜负，多出于偶然，没有固定的算计。谢玄以八千人抵挡苻坚百万之众，那形势似乎不敌。如果苻坚依托淝水布阵，必定万无一失。只因为他指挥军队后退，众人混乱不能停止，所以失败。世人说谢玄能击退苻坚，就是这个原因。桓温讨伐蜀地，在笮桥战败，众人害怕想撤退，而鼓吏误敲进军鼓，于是进攻，李势大败，于是献国投降。世人说桓温能平定蜀地，就是这个原因。

匈奴人多，马匹众多。《韩安国传》：“平城之围，匈奴丢弃马鞍，堆积得像城墙一样高的有几处。”《匈奴传》：“匈奴围高帝于白登，精兵十万骑兵，西方全是白马，东方全是红马，北方全是黑马，南方全是赤马。”《霍去病传》：“卫青、霍去病讨伐匈奴，杀获很多，然而两军出塞清点官马和私马，共十四万匹，而后来入塞的不满三万匹。”后来不再攻击匈奴，也是因为马匹少的缘故。

蜀地险要，固然守御得当，但如果守御的人不合适，就最容易攻取。秦国讨伐蜀地，十月就攻取了。后唐平定蜀王王衍，用了七十五天。本朝平定蜀地孟昶，只用了六十天。

汉武帝时，严安上书说：“如今征讨南夷，朝见夜郎，降服羌僰，略取薉州，建立城邑，深入匈奴，焚烧他们的龙城。议论的人赞美这些，这是臣子的私利，不是天下的长远之计。”吴《顾雍传》注：“孙权时，守边将领各自想立功自效，多陈述便利之事，有所掩袭。孙权以此询问顾雍，顾雍说：‘兵法戒惧小利，这些人所陈述的是想邀取功名而为自身，不是为了国家。陛下应当禁止他们。’我曾认为天下本来没有边事，都是生于小人追求私利，而给国家带来忧患。严安、顾雍的说法，君主应当写在座位右边，用来自我警戒。”

汉武帝说：“我想怎样怎样。”汲黯说：“陛下内心多欲而外表施行仁义，怎么能想效法唐尧虞舜的治理呢？”皇上发怒，变色而罢朝。公卿都为汲黯担忧。皇上退朝后对人说：“汲黯太愚直了。”当时，汉武帝的心情如何？李泌对德宗说：“卢杞奸邪，因为杨炎罪不至死，而卢杞排挤陷害他，这是其中一件事。”德宗说：“杨炎把我看作三尺童子，有所论奏，可以就退下，不可以就辞官，不只是卢杞厌恶他。”对于君主有言，以自身去留为代价，这是臣子的高节。不知道德宗竟然恨他这么深。魏郑公、刘洎侍奉太宗，都喜欢进谏争辩。魏郑公因为身后一句话的谗言，仆碑停婚。刘洎也因为褚遂良诬奏赐死，不能辩明。难道不是平时也有所积累，一旦缘事发难就容易吗？这就是韩非所以说游说很难的原因。

我读子思的书，才知道孟子的刚直难以迎合时俗。然而他本来有老师。子思拜见老莱子，老莱子听说穆公将要任用子思为相，老莱子说：“你侍奉君主，将怎么做呢？”子思说：“顺从我的本性而用道义辅助它，没有死亡的危险。”老莱子说：“不能顺从你的本性。你本性清刚而傲慢，不肖，而且又没有死亡的危险，不是人臣。”子思说

译不贤之人，本来就是人们所傲视的。侍奉君主，如果主张得以施行、言论被采纳，就可以为之效死；如果主张不能施行、言论不被采纳，也就无法侍奉君主，所以不会为之效死。”老莱子说：“你没看见牙齿吗？虽然坚固，最终却因相互摩擦而损坏；舌头柔软顺从，最终却不会磨损。”子思说：“我做不到像舌头那样柔顺，所以无法侍奉君主。”

译荀卿为什么反对孟子？回答说：“因为他认为周公不恭敬、不节俭，认为尧舜不是禅让，那么他反对孟子也就理所当然了。”

桓谭《新论》说：“扬雄在长安，一向贫困俭朴，这一年更加严重，失去了两个儿子，哀痛不已，都将他们运回蜀地安葬，于是导致困顿匮乏。扬雄任中散大夫，病故，贫困得无法办理丧事，因为贫困的缘故安葬在长安，妻子儿女抛弃了他的坟墓，向西回到蜀地。这是轻视财物、通达事理之人的弊病。”桓谭的议论就是这样。

文中子的事迹大致见于《唐书·王绩王勃传》。文中子曾任隋朝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年弃官回家，后来去世。门人薛收等给他谥号“文中子”。王绩是他的弟弟。文中子有两个儿子叫王福畤、王福祚。王福畤在唐朝做官，任雍州某军职。王勃是王福畤的儿子。王勃杀人，王福畤因王勃获罪，被贬为交趾令。王勃前往探望，渡海时溺水而死。王勃的哥哥王勔、王勮，在万岁通天年间因罪被杀。王勃、王勔、王勮当时号称“王氏三珠树”。

韩愈晚年于是有了声乐爱好，并且服用金石药。张籍的祭文说：“于是拿出两个侍女合弹琵琶和筝。”不久又说：“您的病日益加重，孺人侍奉汤药。”白居易《思旧诗》说：“韩愈服用硫黄，一病不起。”韩愈炼制秋石，未老身体就衰败了。韩愈曾经讥笑别人不懂文字饮，而自己却败在女妓身上吗？写《李博士墓志》，严厉告诫人们不要服用金石药，而自己却服用硫黄吗？

龚胜一旦出仕涉世，虽然已经归隐养老，但被王莽征召逼迫，年七十九，最终竟饿死。估计不这样做，不足以保全名声、脱免祸患。所以老父哭他说：“香草因香气自焚，膏脂因光亮自销。”龚生竟然夭折了天年，不是我们这类人。东汉高凤，自称本是巫家，不应征召，假装与寡嫂争讼田地以自污。这是范晔之所以单独称颂他，认为他与屈原投身深渊、嵇康鸣琴待死相差甚远的原因。然而高凤还有近迹可寻，那些埋没光影，与世俗沉浮，使人无法窥探的人，又怎能称颂呢？

后汉《董扶传》中，诸葛亮问秦密董扶与任安各有什么长处，秦密说：“董扶褒扬秋毫之善，贬斥纤芥之恶；任安记住别人的善，忘记别人的过错。孔子说：‘厌恶称说别人恶行的人，而董扶有贬斥，不同于专门称说别人恶行的人。’任安相比董扶，则是长者了。《庄子》说：‘与其赞誉尧而诽谤桀，不如两忘而关闭赞誉。’大概长短的相互对照，毁谤是赞誉的对立面。那么任安也未算纯粹。”

贾谊说：“夸耀权势的人死于权势。权势有导致死亡的道理。”唐朝王鉷在玄宗奢侈放纵之时，剥削下属奉养上级，以得主心，甚至兼任二十多个使职，威震天下。杨国忠忌恨他，最终被赐死。刘晏以宰相身份，掌管天下财赋，又兼任铨选。代宗曾命他考核所部官吏的善恶，刺史有罪五品以上，就逮捕弹劾；六品以下，杖责然后奏报。不久杨炎构陷刘晏，先诛杀后下诏。这两个人，都是权势太盛，因而招致祸患。假如他们没有权势，那么上面不忌恨，下面不怨恨。所以说：“权势有导致死亡的道理。”

陆逊，吴国丞相，陆逊的儿子陆抗，吴国大司马，陆抗的儿子陆机，任晋朝成都王司马颖大都督，统领军队二十万，陆机因为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后果然军败被谗，父子兄弟都死了。唐朝杜审权，位至宰相，儿子杜让能，位至太尉平章事，杜让能的儿子杜晓，朱梁时任礼部尚书平章事，杜让能被赐死，杜晓被乱兵所杀。《五代史》说：三世为相，道禁太盛。

晋朝周顗营救王导，不让王导知道。后来王敦想杀周顗，王导竟然无言。说虽然我没有杀伯仁，但伯仁因我而死。在幽暗之中，辜负了这位良友。对人有恩德，不让人知道，是长者的行为。而得到的回报却是这样。

秦王看到《韩非孤愤》《五蠧》书，说：“唉！我能见到这个人，与他交往而死，有什么遗憾呢！”汉武帝看到相如《子虚赋》，说：“我唯独不能与这个人同时代吗！”这两位君主，虽然用人不能始终如一，但也可以说是知文好士的君主了。

奉天之诏，人多感泣；望春之誓，士卒多泣下【杨惠元传】而神策将士，甚至都不饮酒。德宗平素行为不仁，仅仅因为一句话出于恻隐之心，就使人如此，于是知道人君容易行善。

贾谊上疏文帝说：“生为明帝，死为明神，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文帝还在世，就急忙说死后庙号太宗，又说：“万年之后，传给老母弱子，将使不安宁。”似乎不是人臣应当说的话。虽然当时君臣不以此为嫌，但私下认为迁就而为之辞，也无害。张释之不忍心说发掘园陵，而说“取长陵一抔土”，与贾谊同时代。

魏高贵乡公推崇少康，优于汉高祖。燕国的慕容盛称商太甲，以伊尹之事同于夷羿，而周公为诈。他的臣子起初虽然与他辩论，但最终都屈服。又赞誉他的说法正确，于是知道迫于一时之势，以白为黑，雷同诡随，什么事做不出来呢。

索綝暗中派儿子劝说刘曜

译（刘）曜说：“如果答应许綝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万户郡公的官职，我就献城投降。”刘曜杀了他的儿子，而刘聪在东市处死了许綝。王衍劝石勒称帝以保全自己，却遭遇了被推倒墙壁压死的灾祸。既然如此，那么在那时，中原的动乱，夷狄的强盛，难道仅仅是因为君主才能低下，以至于臣子的操守品行连夷狄都感到羞耻，也像这样吗？那么他们尊卑两代沦为奴虏，也是有原因的。

译前汉《于定国传》记载：东海有一位孝顺的媳妇，侍奉婆婆非常谨慎。丈夫死后，她没有儿子，也不肯改嫁。婆婆不想连累媳妇，便上吊自杀。婆婆的女儿诬陷媳妇杀了婆婆，官府于是曲意成全这桩冤案。于定国争辩此事，太守不听，于定国便抱着案卷在府衙上痛哭，随后称病离职。太守最终杀了孝妇，郡中连续五年大旱。后来新太守到任，于定国向他说明情况，新太守便杀牛祭祀孝妇，于是天降大雨，当年获得丰收。后汉《孟尝传》记载：上虞有一位寡妇，侍奉婆婆非常谨慎。婆婆年老寿终，丈夫的妹妹诬陷媳妇毒死了婆婆，官府最终定了她的罪。孟尝为她申辩冤情，太守不听。孟尝在门外哀痛哭泣，随后称病离职。太守最终杀了孝妇，郡中连续两年大旱。后来新太守到任，孟尝详细陈述她的冤情，新太守便惩处了诬告的妹妹并祭祀孝妇，上天感应降下及时雨，谷物得以丰收。这两件事尤其相似。

羊祜开凿坟墓，陶侃砍断手指，两人的做法完全相反。王戎喜欢聚敛财富，亲自拿着牙筹，日夜计算，世人说他得了膏肓之疾。王衍口中不说钱字，称之为“阿堵物”，两人的做法完全相反。王坦之撰写《废庄论》，阮籍撰写《达庄论》，两人的观点完全相反。《废庄论》诋毁讥讽子休，却大量窃取他的言论，如同拿着武器闯入室内，这是文章最大的弊病。

楚幽王是春申君的儿子。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曹操是夏侯氏的儿子【桓帝时宦官曹腾收养了曹嵩，曹嵩是夏侯氏的儿子，夏侯惇的叔父，生了曹操，曹操与夏侯惇是堂兄弟】。晋元帝是小吏牛氏的儿子【恭王妃夏侯氏与小吏牛氏私通而生下元帝，这就是所谓的“牛继马后”】。

前汉石奋和他的四个儿子都担任二千石的高官，号称万户君。严延年的母亲号称万石，被称为严妪。后汉冯勤的曾祖父冯杨，在宣帝时有八个儿子都担任二千石，号称万石君。秦彭与同宗族的人同时担任二千石的有五人，三辅地区号称万石秦氏。

汉代有小杜律，郭躬的父亲郭弘研习小杜律。杜周的儿子杜延年，也研习法律，所以他对父亲说小唐有小杜公。杜审权与杜悰都担任将相，而杜悰尤其显赫，所以世人称杜审权为小杜公。杜牧号称小杜，也是相对于老杜而言的。古代有三组李杜：李固、杜乔；李膺、杜密；李白、杜甫。

唐代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号称四杰，但大多仕途不顺。卢照邻投颍水而死，王勃溺死于南海，骆宾王逃亡，杨炯最终只做到盈川令。后汉王逸的儿子王延寿，字文考，是撰写《灵光殿赋》的人。他二十四岁时，溺死于汉江。《文苑传》记载赵壹长揖司徒袁逢，活着时哭祭河南尹羊陟，写信责备皇甫规，当时的人都认为他委屈。然而他做官不过县令，才华太出众而器量狭小，都不是能远大的发展的人。

我曾认为四岳是一个人，总共二十二人的数目，但有人怀疑是四个人。查《显宗纪注》：三公中一人担任三老，次卿中一人担任五更。《后汉礼仪志》记载供养三老五更的礼仪，先选定吉日，司徒上奏太傅或讲师，所以三公中选取德行年高者一人担任三老，次一人担任五更。由此推断，四岳也是一个人，只是选择当时大臣中的贤者担任，没有其他人。《显宗纪注》又说：五更通晓五行的人，怎么知道四岳不是通晓四岳事务的人呢？《尚书》中有百揆四岳，如果认为是四个人，那么百揆也必须是百个人了。

人们常说黄叔度像万顷湖泊，澄清它不清，搅动它不浊。查本传，实际上是千顷。东床坦腹，人们说他在睡觉；查王羲之传，实际上是在吃饭。写经换鹅，人们都说是《黄庭经》；查本传，实际上是《道德经》。一斑窥豹，人们都说是下棋；查王献之传，实际上是玩樗蒲。烂柯，人们都说是下棋；查《东阳记》，实际上是弹琴唱歌。范张鸡黍，查本传，张劭告诉母亲请设宴等待范式，没有鸡黍的事。

《仇览传》记载他担任蒲亭长，教化不孝子陈元。《谢承书》认为他是阳遂亭长，教化不孝子羊元。地名和人名，都不相同。《唐史·来济传》：“宣城石仲览”；《高智周传》：“江都石仲览”。《百官志》：“平章事从李靖开始”；《郭正一传》：“从郭正一开始”。史籍说法不同，哪里能数得完。

有人怀疑褚先生是褚大吗？查《儒林传》：褚大，是董仲舒的弟子。《平准书》：褚大受武帝派遣；而褚先生，是哀帝、成帝年间的人。《孝武帝纪》注：褚先生名少孙，担任汉博士。

曹植《七启》谈论食物说：“采摘芳莲的巢。”张协《七命》谈论食物说：“丹穴的雏鸟。”虽然想称颂丰盛的美食，但这两者似乎不是厨房里的食材。

大体上写文章，必须懂得忌讳。笔如椽，是王珣撰写哀策谥议。纶绋是牵引棺木的绳索。天球、河图、赤刀、大训，不是吉礼所陈列的物品。士大夫有名华国，出自《周礼》注言宝玉。禘祫及大祭，陈列它以华国。

章表奏对，不可诋毁赵广汉。查防要，本朝是赵广汉的后代。纸字从糸，帋字从巾。蔡伦未造纸以前，用帛做纸，所谓的竹帛。贾逵传：“肃宗以简纸经传各一

译蔡伦与蔡逵注释说：“竹简和纸张，这里的纸也是丝织品。《蔡伦传》记载：‘自古以来，书写契约大多用竹简编连，那些使用丝绢的称为纸。丝绢昂贵而竹简沉重，蔡伦于是构思，利用树皮、麻头以及破布、鱼网来制造纸。’蔡伦是桂阳人，他的故居在耒阳县，那里至今还保留着舂捣纸料的石臼。”

译齐、隋时期的妇女使用羃䍦。羃䍦，是遮蔽全身的用具。唐永徽年以后，都使用帷帽，裙幅垂到颈部，逐渐变得浅露，就像现在的盖头一样了。在此之前，妇女还乘坐车舆，唐乾元年以来，才使用兜笼，就像现在的轿子一样了。《唐志》记载咸亨年间敕令说：“多戴帷帽，于是抛弃了羃䍦，不再乘车，另外坐轿子。”

现在的轿子，正是用人来代替牲畜。《周礼·司徒》中有輂辇，由人拉拽，夏朝用二十人，商朝用十八人，周朝用十五人。然而这只是用来运载器物罢了。东汉井丹见到隂就左右的人进献辇车，井丹笑着说：“我听说夏桀用人驾车，难道是这样吗？”注解说：《帝王纪》说：“夏桀用人驾车。”唐代王求礼劝谏武则天，也说：“自从轩辕以来，驾牛乘马，现在辇车由人背负，这就是用人代替牲畜了。”

《高祖纪》注说：“君王必定有持兵器的人陈列在台阶旁边，这是陛下群臣表示对至尊敬畏的意思。如果现在称殿下、侍下、执事，都是这一类。”

称人为明公、阁下之类，也可以称为高明。《孔融传》：李膺对孔融说：“高明必定成为伟大的人才。”又说：“高明的父祖与我有很深的旧恩。”也可以称为第下。张浩称元显为第下。明公也可以称为仁公。温峤写信给陶侃，称陶侃为仁公。明府也可以称为明庭。《张俭传》：李笃对毛钦说：“虽然喜好道义的明庭，今天也装载了一半了。”贤相也可以称为贤宰。《左雄传》论曰：陈蕃、杨秉在位时被称为贤宰。

伪汉刘鋹【音敞】尊南海为昭明帝，穿龙凤图案的衣服。太祖开宝年间，削去伪号，改穿一品官服。真宗祥符四年，封五岳为帝，天子穿衮冕，临朝颁发册文，派遣使者的仪仗护卫非常盛大。有人说四渎封王，三水官封王，而海是大海岳等尊位。海不被封为帝王，是缺失的典制。《庄子》说：“南海的帝叫鯈，北海的帝叫忽，海被称为帝已经很久了。”

阳城想要撕碎裴延龄的任命文书，于是有奸人效仿他的行为来迷惑世人。昭宗任命李磎为相，而崔昭纬对此感到不便，暗示刘崇鲁抢走任命文书并哭泣。君主不可不仔细考察。

韩愈的诗喜欢押狭窄的韵脚，连用几句来显示精巧，却不知道重复用韵的弊病。《双乌》诗中的两个“头”字，孟郊诗中的两个“奥”字，李花诗中的两个“花”字。

欧阳修称赞梅尧臣的河豚诗说：“春洲生长荻芽，春岸飞扬杨花。河豚正当这时，珍贵得不能以鱼虾计算。认为河豚吃柳絮而肥美。”梅尧臣破题便说尽了河豚的好处，这是欧阳修褒奖的话，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鱼在二月最盛，柳絮时节已经过去了。

唐穆宗时，户部尚书杨于陵说：“开元年间，天下铸钱的炉子七十多个，每年八百万；现在才十多个炉子，每年八十五万。元祐六年，东南每年铸钱二百七十五万，仅梧州元丰监每年铸十五万，就已经相当于长庆年间天下的数量了。”

唐宣宗时，兵部侍郎蒋伸判户部，兵部侍郎夏侯孜任监铁转运使，兵部侍郎崔慎由判户部。《六典》出自唐代，现在所遵行的。然而其他部门兼任判官，也是唐代的旧例。蒋伸判户部，奏事时，蒋伸三次起身，皇上三次挽留他。唐代时副职官员还有坐礼。

《新唐书·韩愈传》：韩愈是邓州南阳人。韩愈是南阳人而不是邓州人。有人说他是怀州界人。《史记》白起攻打南阳，太行道断绝。注：“徐广说：这个南阳，是河内修武。”那么韩愈是修武人。认为是邓州，是错误的。

汉代龚胜、邴汉请求退休的诏书，称他们为耆艾，两人而不直呼其名。当时龚胜任光禄大夫，邴汉任大中大夫，特诏允许他们上路，住在传舍，就像现在的驿站一样。汉代进入驿舍如此严格。

过去文字没有印版，多是抄本。齐宗室传衡阳王钧，曾经亲手细写五经，放在巾箱中。巾箱五经，从此开始。到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求让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听从了。这虽然在乱世，九经传播很广。到周广顺年间，蜀地母昭裔又请求刻印九经，于是蜀地文字再次兴盛。

天子八宝，其二叫受命宝，用来修封禅，礼敬神祇。现在说玉玺，记玉玺的，是传国玺。秦始皇开始取蓝田玉，刻制而成，面文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上隐起为盘龙文，说“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方四寸，钮钩五龙盘。秦灭亡，传给汉朝，历经王莽，为元后，投之于地，于是缺了一角。后传到石季龙，季龙磨去隐起的文字，又在旁边刻文说“天命石氏”。开皇二年，琢为受命玺。到后唐，废帝王从珂，携带它自焚。石晋再作受命宝，说“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契丹又盗取它。到周郭威，更用玉作二宝，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宝”为文，其一以“皇帝神宝”为文，冯道书写。现在所用的，是郭威所作的。

译这是宝物啊。

仁宗朝时有出使北方的使者，见到北方君主传国的玉玺，作诗道：“一时制成美好的宝物，千年辅助兴起王业。中原既然失守，这宝物便归了北方。子孙应当谨慎守护，世袭基业应当永远昌盛。”

译有人询问符节制度的说法，回答说：“查阅后汉《冯衍传》的注释：‘汉文帝初年与郡守开始制作铜虎符和竹使符，双方各持一半作为凭证信物。’《傅燮传》记载：‘范律担任汉阳太守，与傅燮合符而去。’前汉《司马相如传》中‘剖符之封’的注释说：‘白色藏在天子处，青色在诸侯处，难道不是用白色与青色相合吗？’《文帝纪》记载：‘竹使符，用五枝竹箭制成，长五寸，防止刻写篆书，编号从第一到第五，各自分成两半，右半留在京城，左半交给郡守，难道不是用右半与左半相合吗？’《汉高帝纪》的注释说：‘节用牦牛尾制成，上下重叠，取象于竹节，因此得名。’奉命出使的人手持它作为信物。《后汉光武纪》的注释说：‘节是用来作为信物的，用竹子制成，柄长八尺，用牦牛尾作为装饰，分三层。’冯衍给田邑的信中说：‘现在凭借一节的任命，建立三军的威势，难道只是宠幸那八尺的竹节和牦牛尾吗？’”

庾信《柳遐墓铭》说：“西中郎将、乘阳王凭借绿车代表的隆重身份，莅临西河郡担任长官，命令任用柳遐为本州治中。不久升迁为别驾。治中，就是汉代的治中从事。从治中升迁为别驾，那么别驾的地位就高于治中了。”

汉代时尚坐在席子上。《史记·灌夫传》说：“魏其侯敬酒祝寿，只有老朋友避席（离开席位）。”其余的人都是半跪在席子上。如淳注释说：“用膝盖跪在席子上。”他们的衣冠则类似于现在的道士。《杜钦传》说：“戴小冠，子夏就是这样。”所谓布衣韦带的士人，都是未做官时的服饰。《后汉·周盘传》说：“于是解下韦带，参加孝廉的推举。”注释说：“用皮革做带子，是未做官时的服饰。”未做官就穿韦带，做官就穿革带，所以要解下韦带。《隋·何稠传》说：“魏晋以来，皮弁有缨而没有簪导。何稠说：‘这是古代田猎时的服饰。现在穿着它上朝，应该改变它的形制。’皮弁加上象牙簪导，是从何稠开始的。”又随从皇帝省视的服饰，起初没有佩绶。何稠说：“这是晦日、朔日小朝时的服饰，哪有臣子谒见皇帝却去掉印绶，并且没有佩玉节制的呢？”于是加上兽头小绶和一只佩玉。由此看来，那么戴皮弁拖绶带，隋朝尚且如此罢了。

东晋仍然乘车，王导乘坐短辕犊车，手持长柄麈尾就是例子。唐代刘子玄传说：“古代大夫以上都乘车，用马作为绯色服饰。魏晋以后用牛驾车，江左（东晋南朝）尚书郎擅自轻便地骑马，就被御史弹劾治罪。”唐代士庶人家亲迎新娘，仍然盛装冠履，乘坐骆车。

现在的半臂衣，是不合礼制的服饰。魏明帝曾经穿着防被缥绫半袖，杨阜问皇帝说：“这在礼制上是什么法服？”皇帝沉默不回答，从此不再穿不合礼制的服饰，也不再见杨阜。《光武纪》记载更始帝的将领们穿着妇女衣服，诸于绣镼，三辅的官吏士兵没有不嘲笑他们的，有的因为害怕而逃跑。注释说：前书音义说，诸于是大掖衣，像妇女的袿衣。《方言》说，襜褕中短的，在关西称为防防。郭璞注释说，俗名叫防掖。根据这些，那么就是在诸于上面加上刺绣的防，就像现在的半臂一样。

周武皇帝起初服用常冠，用整幅的黑纱向后包裹头发，然后裁剪成四个脚，现在的幞头正是这种遗留的方法。

周宣帝禁止天下妇女不得施粉黛，除非是宫人，都画黄眉黑妆。所谓的铅黄，是因为这个吗？

《马周传》说：“品官旧服正黄紫。到周建建议：三品穿紫色，四品五品穿绯色，六品七品穿绿色，八品穿青色。高宗朝，八品九品穿碧色。上元年间，三品穿紫金带，四品穿深绯金带，五品穿浅绯金带，六品穿深绿银带，七品穿浅绿银带，八品穿深青防带，九品穿浅青防带。庶人穿黄铁带，非庶人不得穿黄色。”武后朝，改佩鱼符作龟符。《崔承庆传》说：“佩龟符的，大概是为了防止征召时的欺诈。内廷发出龟符来相合，也有金银铜的区别。”中宗朝依旧佩鱼符。《董晋传》说：“唐代制度，朝臣都穿绫袍，五品以上穿金玉带，所以尽量装饰以侍奉皇上。”

现在的更鼓，击钲，唐代《六典》都是击钟。太史门有典钟二百八十人，掌管击漏钟。

后汉南海进贡荔枝。桓帝时，唐羌上奏罢免此事。唐代进贡蜀中的荔枝。

卢仝诗“天子初尝阳羡茶”，那时应当还不知道七闽的奇茶。《嘉话录》记载崔造侍奉赵山人的事，说崔造应当得到刺史的任命，本月某日诏书到达，必定先吊唁然后祝贺。崔造心中恐惧，诏书到达的那天，恰好是崔造的私忌日，洪州府的僚属都前往慰问。唐代私忌日仍然接受吊唁慰问。

后汉董翊被举荐为孝廉担任须昌令，听说举荐将停止，弃官回家。唐代杜审言被崔融奖赏引荐，崔融死后，杜审言为崔融服缌麻丧。裴佶与郑余庆友善，裴佶去世，郑余庆为他行服，士林赞美他。

观看题壁诗，可以看见他的文章；观看公文，可以看见他的政事。

杜甫石砚诗注中提到的平侍御，可见他尤其擅长诗歌。宋玉的文章，难道能与他预料天地的高远相比吗？天说高可以，地说高不可以。后汉杨厚传，父亲杨统回答耳目不明，目说明可以，耳说明不可以。

古字通

译在使用文字时，后人遇到草字头的字就加上草字头，遇到木字旁的字就加上木字旁，于是沿袭成习而不知道其中的错误。例如，“倚”和“卓”后来被写成“椅”和“桐”的“椅”，以及“棹船”的“棹”；“防”字在这里表示听政办事，本来只应写作“聼”字。后人误以为这是指房屋，便加上广字头【宜检反】，就像“庭”、“廉”等字一样，如今讹误竟然写成了“厂”字。《玉篇》中解释“厂”【呼旦反】是山石边陡峭的崖壁，人可以居住在那里。现在《礼部韵》对此也有讹误。

译突厥畏惧李靖，将牙帐迁徙到沙漠之中。牙，就是旗。《东京赋》中“竿上以象牙装饰它”，是用来作为自己的标识。太守出行时有门旗，这是遗留下来的制度。后人于是将牙称为衙，早衙、晚衙，也是太守出行时树立旗帜的意思。有人将衙解释为官署，早晚的鼓声称为衙鼓，报牌称为衙牌，儿子称为衙内，这都是不了解真相罢了。《唐韵》注解说“衙，府也”，这个注解也是错误的。

钱币上记载年号，始于北魏敬宗时期。但后来也并非都记载年号。隋朝末年钱币泛滥轻薄，甚至裁剪皮革糊纸来制作，民间无法忍受这种弊端。到了唐朝武德年间，才开始发行开元通宝钱。《唐六典》称之为开通元宝，直径八分，重二铢四黍，总共十钱重一两，轻重大小最为适中，远近都感到便利。命令给事中欧阳询撰写文字并书写，回环往复都可以阅读。世俗之人不知道，于是认为开元钱是唐明皇铸造的。

萧瑀喜好信奉佛教，唐太宗命令他出家。唐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朱阳丞郭仙舟向匦使献诗。皇帝下诏说：“看他们的文理，是崇尚道教法术，在当时不切合实际情况，应该各自顺从自己的喜好，罢免官职度为道士。”如果让谄媚佛教的人出家，谄媚道教的人成为道士，那么士大夫中钻研异端邪说的人就会止息了。

后世都称姚崇、宋璟为贤相。查考《唐史》，姚崇在开元元年十月拜相，到四年冬天罢相，九年秋天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宋璟在四年冬天拜相，到七年正月罢相，二十一年退休，二十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姚崇在位四年，宋璟在位二年。姚崇拜相时，已经六十四岁了，罢相时六十七岁，又过了五年去世。宋璟拜相时，已经五十七岁了，罢相时六十岁，又过了十七年去世。李林甫在相位，长达十九年。

汉朝有萧何、曹参，唐朝有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曾经考察他们的后代：萧何、曹参到儿子这一代都被削去封爵，而萧何家族五代之后断绝了祭祀。房玄龄次子房遗爱与公主谋反被杀，停止配享太庙。杜如晦次子杜荷参与太子承乾谋反被杀。姚崇长子姚彝，小儿子姚奕；姚奕的儿子姚闳在牛仙客的幕府中，见牛仙客病重危急，逼迫牛仙客上表推荐姚奕为宰相。牛仙客妻子将此事上报，唐玄宗大怒，杖杀姚闳。宋璟六个儿子，天宝年间宋浑、宋恕尚公主，都因贪污败露；宋华、宋衡也因贪赃获罪。广平宋氏的风气衰败了。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从凤翔府迎接佛骨到京城。韩愈因进谏被贬逐。十五年，发生了陈京志的事情。唐懿宗咸通十四年，从凤翔迎接佛骨。进谏的人以宪宗为戒。唐懿宗说：“我活着能见到它，死了也没有遗憾。”七月去世。十二月，送佛骨回法门寺。天子迎接死人的骨头进入禁中，是不祥的征兆。

唐德宗对陆贽说：“你清廉谨慎太过，各道馈赠一律拒绝，恐怕事情不通畅。像鞭靴之类，接受也没有伤害。”陆贽上奏章说：“如果接受了鞭靴不止，必然波及金玉。眼睛看到想要的东西，能自己抑制吗？我认为天子命令宰相接受贿赂，这是唐德宗的众多僻恶之处，不接受罢了，何必上疏？”这是陆贽的直率之处。

唐德宗刻薄猜忌，固然出于他的天性，但尤其比其他君主显著，也是由于邺侯家传以及陆宣公奏议所导致的。这是掩饰错误、拒绝劝谏产生的原因。所以臣子劝谏君主，亲近膝盖不让别人听到，删削草稿不让别人知道，不仅仅是明智地保全自身，也是不让这些彰著于后世。

唐朝时，回鹘最强盛。唐武宗时，被黠戞斯可汗打败，其中一支逃到天德塞下。天德军使温德彝上奏说：“回鹘溃兵侵逼西域，绵延六十里，看不到他们的后队。”回鹘及可汗又来借振武城居住。幸亏李德裕在朝中，随事应对，没有成为大患。现在匈奴的强盛，已经很久了，其势头将衰。万一溃散突入边郡，那么朝廷还没有处置他们的防备。这应当在无事之时，不得不深入忧虑。

唐宣宗的蔽塞多么严重啊！魏謩做宰相，劝立太子，不回答；裴休也有这样的请求，唐宣宗说：“如果建立太子，那么我就成为闲人了。”崔慎由也说了，崔慎由罢相，于是秘密将抚养王子王滋托付给中尉王茂元、枢密使王宗实等，而左中尉王宗实不参与。王宗实迎立郓王，这就是唐懿宗。宰相大臣有请求不听从，又不参与计议，却秘密将储君继承托付给宦官。宦官能立，那么也能废，怎么如此不明大体呢！这是唐宣宗的蔽塞。

石晋时期，契丹入侵，攻陷数州。而太后囚禁她的皇后，又帮助北汉抵抗后周。各部不想入侵，但他们的君主强迫他们。燕王述轧因众人厌恶，杀了他们的君主而自立。南北的界限，是天意。违背纲纪妄动，其报应如此，那么也可以自我惩戒了。

时代不同事情不同，几乎不可理解。贡禹说：“高祖、文帝、景帝宫女不过十余人。”隋朝太子杨勇对杨素说：“你家马数万匹，汉帝做天子，而宫女十余人，怎么这么少？杨素做人臣，而厩马数万，怎么这么多？”

称天子为官家，萧梁时已有此语。《梁简文诸子传》：“建平王大球见武帝礼佛，对母亲说：‘官家尚且如此，儿子怎敢推辞’。”

现在批答说：

译省览表章，详情已知。”晋代已有此语。刘颂传诏说：“各位所陈述汇报的，详情已知。知道你们确实是真心为国啊。”

译如今公家文书使用“仰”字，在《北史》中已有这种说法。《北齐孝昭皇帝纪》记载，下诏确定三恪的礼仪体式，也仰仗大家商议。

俗话所说的“累重”，也有出处。前汉《西域传》：“在轮台屯田，招募强壮且有累重敢于迁徙的人，前往屯田地点。”注解说：“累指的是妻子儿女等家属。”

俗话所说的“瓜葛”，也有出处。《后汉礼仪志》上陵议注：“如果先帝有瓜葛关系的亲属，男女都要防备。”晋朝王导与儿子王悦下棋，争着走棋，王导笑着对他说：“与你有些瓜葛关系，怎么能这样呢？”

俗话所说的“阿谁”，三国时已有这种说法。《庞统传》：“刚才的议论，是谁提出的？”

俗话所说的“见钱见谷”，汉代已经使用。《王莽传》提到家中没有现存的谷物，《王嘉疏》提到元帝时外戚资产达千万的很少，所以水衡少府现存的钱财很多。

“工夫”有时写作“功”字。《魏志·王肃传》：“泰极以前，功夫尚且很大。”俗话所说的“日子”，也有出处。《文选·曹公檄吴》：“将拔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解说：“这是发布檄文的时间。”那么“日子”就是日时的意思。

俗话所说的“停待”，《晋书》中已有这种说法。《愍怀太子传》：“陛下停待，是对的。”

俗话所说的“日许”，就是“尔许”，是声音的讹变。《启颜录》咏驼背人云：“城门尔许高，却自己匍匐进入。”

俗话把“仅”当作“劣”。《南史·王莹传》：王莹的儿子王实追赶堂兄上岸，盘头命令士兵用杖棒击打，王实脸颊乞求原谅，勉强得以幸免。

俗话称“抽替”。《南史·殷淑仪传》：孝武帝的贵妃，受宠而去世。皇帝想见她，于是做了通替棺，想见时就拉出替板，观看尸体。

前汉鲍宣传注：“持时行夜，行夜就像现在持更，这是对的。持时就像现在报时，这是对的。”《汉官仪》：“黄门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像现在的五更。”

现在所说的防教、赐之类，蜀国董和传中诸葛亮担任丞相，下达教令，所说的教令，大概就是指这个。

“无状”有两种解释。贾谊自伤作为太傅无状。注解说：没有好的表现。《显宗纪》：刺史督察尤其无状的人。注解说：指他们的罪恶尤其大，其状况无法用言语形容。

俗话说的添黈【它斗反】，把水倒入酒中，称为黈水。马融《笛赋》说：“圣哲黈益。”注解说：“黈，就是增加的意思。”

俗话说的句投，马融《笛赋》覩法于节奏，察度于句投【徒鬭反】注：句投，就是章句的意思。

俗话称牝马为课马，出自《唐六典》。凡是牝马，四年五课；羊则当年而课之。课指岁课驹犊。

俗话把和泥灰称为麻刀，出自《唐六典》京兆岁送麦稍三万捆，麦麸二百车，麻刀三万斤。

珩璜新论

珩璜新论

文帝七年，下令列侯的太夫人、夫人不得擅自征捕。如渟说：列侯的妻子称夫人，列侯死后，儿子继承列侯爵位，才能称太夫人；儿子不继承列侯爵位，就不能称太夫人。那么妇人封号称“太”的，大概就是这样。汉朝初年，十五税一，比周朝的十税一更节俭。中间废除，到孝惠帝即位，恢复十五税一。高后元年诏书说：“前几天孝惠皇帝说想废除妖言，让议未决而崩，现在废除它。”中间又恢复这条法令。所以文帝二年五月诏书说：“现在法律有诽谤妖言的禁令，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废除它。”那么法令变更无常，自古已然。

《汉书》多言酎。张晏说：“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纯也。”到武帝时，因八月尝酎，防诸侯庙中，出金助祭，所谓酎金也。师古说：“酎，三重醸醇酒也，味厚故以荐宗庙。”

武帝之时，作歌者七。元狩元年，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得寳鼎，后土祠旁，马生渥洼水中，作《寳鼎天马之歌》。元封二年，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负薪塞河旁，作《瓠子之歌》。五年冬，南巡，至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浔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鴈，作《朱鴈之歌》。四年，祠神人于交门，若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汉赐诸侯王及功臣以下金，凡言黄金者，皆与之真金，不言黄金者，一金与万钱也。

陆机云：“千里莼羮，但未下盐豉耳。”《世説》具载此语，意谓生莼羮在水中者也。后人谬以“千里未下”为地名，可删去“但”字。刘禹锡《厯阳诗》：“一钟菰葑米，千里水莼羮。”

译这也是陆机的意思啊。

阅读刘禹锡祭奠韩愈的文章，由此可知韩愈的文章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文中说韩愈掌握着文坛的权柄，傲视天下，衡量文章高低的准则都取决于他，三十多年来，他的名声充塞天地。又在祭奠柳宗元的文章中写道：“将功业刻石流传后世，托付给这个人。”我对这句话是衷心佩服的。

译《珩璜新论》跋

右边这部《孔氏杂说》，是孔毅父记录的文字。三位孔氏的文章大多散佚难以获得，唯独这一编得以流传。将其编入《珩璜论》，渝川丁氏曾在家中刻版印刷，但比这一本稍显简略。况且《珩璜》这个名称，不知从何而来，有人说是指破碎的玉石，难道是这样吗？过去曾见吴虎臣引用其中的几条，称之为《杂说》，这里就沿用了这个说法。淳熙庚子年九月初九，临江府代理太守吴兴人沈诜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