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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越缦堂读书记

经部 易类

易

校勘《易经》的《乾卦》和《坤卦》，并阅读《周易述》、《周易折中》、《易汉学》以及《经义述闻》、《通介堂经说》等书。惠栋的汉易，李光地的宋易，都是专门名家，是清朝的魁首硕儒。惠栋兼采众家之长，不像张惠言那样专门固守虞翻的易学。王引之极力攻击虞翻的易学，徐鼒诋毁他尤其严厉，但两人都有独到的见解，足以成为仲翔（虞翻字）的功臣。

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校勘《易经》的《坤卦》及《乾凿度》三页，虞翻的解说多出自《乾凿度》，读《易》的人不可不读这本书。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易经》中“苋陆”一词，虞氏注解说“苋”是“说”（悦）的意思，读音如同“夫子苋尔而笑”中的“苋”。张皋文（张惠言）在《周易虞氏义》中说，字应当写作“苋”，现在写作“苋”下面是“见”，是传抄错误。按张惠言的说法是对的。现在李鼎祚《周易集解》卢文弨刻本、周刻本，惠栋《周易述》本，丁晏《周易郑注》订正本，卢氏《经典释文》本，阮元《注疏校勘记》本都写作“苋”，都是错误的。《说文解字》：“苋，山羊细角者，从兔足，从苜，声读若丸，‘宽’字从此。”（徐锴认为“苋”就是现在俗用的“舔”字，然而《说文解字》对这个字的解释很可疑。“苋”既然没有所属的字，为什么要特别立一部？“苜”是目不正，从“目”，读若“末”，模结切；又徒结切，与“苋”的读音相差很远。段玉裁虽然勉强用合韵来解释，实在不可信。“苜”是羊角，读若“乖”音，工瓦切。“苋”是山羊，为什么不从“苜”反而从“苜”作声？“苜”是目不正，为什么从羊角取义？“苋”从“苜”又从“兔足”，怎么看出细角的意思？兔子喜欢蹲着，所以只看见两只脚，用来象征蹲坐的形状，如果是山羊则没见它蹲坐，为什么要取象于兔足？大概“苜”、“苋”二字下的解释，都有窜乱，不是许慎的原文。王引之说“苋”字其角、其首、其足与尾，通体象形，比较接近真相。）胡官切。大概虞氏读“苋陆”为“欢睦”，而古代有时假借“苋”为“欢”，“欢”字呼官切，“呼”和“胡”不过是轻读重读的区别。《易经》《释文》说，“苋”读闲辩反，这是把“苋”当作苋菜字，跟随马融、郑玄以“苋陆”为商陆。宋衷以“苋”为苋菜的说法，其字从草下见。《说文解字》“苋”侯涧切。闲用类隔，侯用音和。又说：三家音胡练反，这是把“苋”当作“苋”字。三家是王肃、萧该、李轨、徐邈，大概都同虞翻本，其字从苜下儿，胡练即胡宫，古代没有四声的区别。又说：一奉作“莞”，华版反，这就是“莞”、“苋”同音通用，可以与《论语》互证。《论语释文》“苋尔”，“苋”华板反，本字现在作“莞”，都足以申述虞氏的意思。《诗经·斯干》《释文》，“莞”音官；《说文解字》“莞”，草也，可以作席，胡官切；可见《论语》的“苋”、“莞”都是假借字，本字也应当作“欢”，“欢尔”如同《左传》的“骥焉”，《家语》的“惧然”，大概轻读则为“欢”，重读则为“苋”，“苋尔”是形容舒缓和悦的样子。所以《集解》说“小笑貌”。《史记·孔子世家》一曰孔子欣然笑曰，又曰孔子欣然而笑曰，都是对弟子说的话，“欣然”即“苋尔”。《易经》写作“苋”的是古文，马融、郑玄都传授费氏《易》，费氏本以古文字，号称《古文易》（见《经典释文序录》《隋书经籍志》）。王弼也用费《易》，自江左以来，承用王《易》，所以陆德明先用闲辩一音，以“苋”为正文。其写作“苋”的，是今文，大概施、孟相传如此。（许慎虽然说易孟氏为古文，然而以《汉书艺文志》说刘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丘三家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以及《释文》《隋志》所言来看，那么施、孟、梁丘不免参杂今文了。）虞翻传授孟《易》，所以所据本作“苋”也。“苋”训草，“苋”训说，各是一家之言，虞义也颇近迂曲。而《论语》本作“苋尔”。现在作“莞尔”，没有从“苜”下见作“苋尔”的，这是学者所应当分别的。现在陈奂《论语古训》、翟灏《四书考异》、阮元《论语校勘记》、黄式三《论语后案》诸书作“苋”，都是不对的。

光绪戊寅年（一八七八年）正月十六日

《易经》的道理幽深，往往百思不得其解。如《归妹》六五，“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虞氏虽然委曲取象，但“袂”字终究不通。我私下认为“君”是指女君。六五以阴爻居尊位，是女君的象征。“袂”即“决”字，“决”是决断的意思。“娣”指九二，九二居中而得六五的应，其上只有一阴，可以决断而去之。六五则是本阴，又比于上六之阴，想要决断去除它很难。只有与娣同心相应，得到九二的帮助，才能有所成就，所以说“月几望吉”。“望”是日与月相对，六五九二同心以感君，就可以希望君主的相敬爱。圣人系此爻辞，是为后夫人

译要警惕，不可倚仗帝妹的尊贵身份，而对娣侄无礼，以致产生嫉妒之心。唐高宗的王皇后因忌惮萧淑妃的宠幸，援引武昭仪来与之抗衡，最终招致奇祸，这正是受困于上六阴爻的缘故。所以孔子在《象传》中说：“帝乙嫁女，不如陪嫁的娣衣袖美好。”如果不解释卦义，仅看“省其君之袂”这四个字，就知道所谓的“君”，就是帝王的妹妹，其含义也就明白了。六五爻最终处于尊位，能与九二爻相应，那么就不会失去尊贵而可以有所作为，所以说“其位居中，以尊贵行事”。

译光绪己丑（一八八九）六月二十四日

◎《周易集解》（唐李鼎祚）

夜间抄录补全《周易集解》中乾卦彖传的一页，因为旧藏雅雨堂本缺失这一页，所以取木渎周氏本抄录补入，因为周本出自卢本。岁月流逝，荒废经学日益严重，整年泛泛浏览，终究没有益处。打算从明天冬至开始，每天研读《易经》一卦，选取两个版本互相校勘。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十一月二十日

◎《周易述传》（清丁晏）

阅读丁俭卿的《周易述传》，共两卷，阐述程颐的《易传》而多用历史事实来证明，如同杨诚斋、庄简公那样，偶尔也采纳郑玄的义理及诸家学说附在其中。又有《周易讼卦浅说》一卷，其用意是告诫淮地喜好诉讼的人，所以言辞务必浅显易懂而已。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二月二十七日

◎《方氏易学五书》（清方申）

夜间阅读《广陵》、《思古编》，其中记载了仪征方申所著《周易五书》的五篇自序，分别是《周易互体详述》、《周易卦变举要》、《虞氏易象汇编》、《诸家易象别录》、《周易卦象集证》，都谨守汉学，专门阐明古法，条理分明，分析细致，提纲挈领，钩玄提要，其辨证精辟广博，大多足以补益近代儒者惠栋、张惠言的义理，有时也纠正他们的疏漏错误，大概是近代易学中互象方面的名家。可惜他的书没有见到，不知道是否已经刻印？汪氏附传中说，方申字端斋，本姓申，作为舅家的后嗣，改姓方。他极其孝顺，五十岁才成为诸生，随即去世，当时是道光二十年。这是经学研究者中最困顿的了。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二月初五日

◎《周易二闾记》（清茹敦和）

用二百文钱在书铺买到茹三樵先生的《周易二间记》三卷。我们家乡的茹氏研究《易经》，范氏研究《诗经》，都不专守一家之法，但解说义理通达广博，令人开颜欢笑。其源流所自，近出自毛西河，远接季彭山，大概是越地学术中可以称道的。三樵、蘅洲两位先生，都是乾隆甲戌年的进士，这一科经学儒士林立，得人才最多。然而大多力主宗奉汉学，推崇许慎、郑玄，而先生当时声名显赫，互相称引，著述卓然，都能自成一家之言。范氏的《诗渖》及《三家拾遗》，幸好得以列入四库全书；茹氏的《易学》共有六七种，竟然因为后出而被遗漏，现在家乡人也很少知道两位先生的姓名了。前几天从周乙斋舍人那里求得范氏的书，今天又得到茹氏的这本书，不禁欣喜若狂。茹氏的《易》学著作，旧时我都有，还有《尚书未定稿》及《越谚释》等书。范氏的《诗》学著作，先得到却早丢失了。根据府志本传，范氏除了这两部书外，还有《易说》二卷，《书义拾遗》七卷，《四书贯约》十卷，《夏小正辑注》四卷，《家语证伪》十卷，《韵学考源》二卷，《今韵津》五卷，《史汉义法》十卷，《史记蒙拾》三卷，《庙制问答》二卷，《刑法表》四卷，《南中日札》四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刻印。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十二月初二日

阅读茹三樵的《周易二闾记》。茹氏的《易》学著作，以这一种为最好。他阐释卦象、解释义理，大多依据汉代的训诂，援引经史，疏证名物通达。只是假设荼板蕴闾山人的问答之辞，自我驳难，大概是模仿西河毛氏白鹭洲主客说《诗》的体例。然而时常涉及谐谑，接近小说；又往往泛泛引用没有根据，或者保留两可之词，这是它的弊病。

同治庚午（一八七○）五月十二日

◎《易守》（清叶佩荪）

阅读归安叶闻〇（字佩荪）的《易守》，共三十二卷。前面有张侍郎师诚、潘文恭太傅两篇序言。佩荪字丹颖，闻〇是他的别号。乾隆十九年进士，官至湖南布政使，因事降为知府，于是告老还乡。儿子叶绍楂，号琴柯，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官至江西巡抚。叶绍本字纫之，号筠潭，嘉庆六年进士，官至山西布政使，左迁为鸿胪少卿。叶氏父子三人都以文学政绩，达到显赫的地位，朱文正作墓志铭说得非常详细，王述庵也互相推崇。直到道光壬辰年，筠潭才开始刻印行世。他的书依照经文编排次序，彖辞、象辞分别系于卦爻之下，逐章逐句解释。每卦的末尾，再标举大义，参互众说，作为证明，而不涉及《系辞》《说卦》等传。卷首又另作总论一卷，抉发全经的要旨，阐明各卦的定位。他的学问兼综象数与义理，而完全摒弃纳甲、卦气、爻辰、卦变、太极、河洛等说法；京房、费直、郑玄、荀爽、虞翻、王弼、程颐、朱熹，他都不满意，而驳斥荀爽、虞翻尤为严厉。对于这部经的学问，颇为朴实简当，自成一家了。然而我认为，后世解说经典，总以有家法者为贵。大概名物之学，汉儒已经穷尽，后人不过是拾取他们的散佚；义理之学，宋学也已经穷尽，后人不过是推演他们的绪余。《易》学中讲象数的，是汉家的家法；讲

译理蕴之说，是宋儒的治《易》方法。王弼的《易》学，不过是汉代易学的旁支小宗，不足以自成一家。后世有继承者，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不应被排斥，但与其追随宋学，不如追随汉学。为什么呢？因为宋儒解说《易》的书都还在，元明两代又进一步阐发，其中的道理已经明白，无需再重复前人工作。而汉儒的书已经全部亡佚，自从王厚斋开始搜集散佚、举出遗坠，那些零散孤僻的内容，可能还有未尽之处，那些致力于探求古学的学者，从而辑录缀合，这实在是古学的头等功劳，这就是所谓的笃信谨守。京房、费直所传的易学，难道没有诡异杂乱之处吗？郑玄、虞翻的义理，也有支离破碎的问题，得失并存，并不损害儒学。近代的儒者如惠栋，是汉学的大宗；张惠言，是继承大宗的人。至于李文贞，是宋学的嫡子，朱文端则是继承嫡子的人。我朝《易》学，有这四家，承前启后，便足以卓然立于当世。至于毛奇龄，则是旁支中突出的人才；焦循，则是旁宗的延续，不守师承；他们各有心得，作为一家之言参考即可。叶氏这本书，与胡煦的《函书》相比稍逊一筹，但见识和功力超过胡煦，所以所持论点较为确切，举例较为严谨，没有胡煦那种迂腐蒙昧的习气。但他自信过于专断，取舍太过决绝，所以也不如胡煦还保有程朱的家法。书中的精妙言论，多深得阴阳消长之理，不能全部记载。但认为它是本朝一家之言，自然不可废弃，如果说它独守孔子的传承，那我就不敢相信了。

译同治癸亥年（一八六三）十一月十四日

阅读《易守》中的几个卦。叶氏只讲互卦而不讲变卦，颇为严谨。他在每卦的卦辞、爻辞之后，依次排列彖传、象传，这是遵循《乾卦》的体例，但不标出“彖曰”“象曰”的字样。至于《乾》《坤》两卦的文言，仍然排在系传之后，这是采用孔氏《正义》的说法，认为孔子原本就是如此。近代儒者庄珍执的说法也相同。然而，这既不是古本，也不是今本，似乎招致了龟兹王“驴非驴、马非马”的讥讽。

孔冲远说：探求王弼（辅嗣）的意思，认为象传本是解释经文的，应当靠近经文，这样义理容易明白，所以将各爻的象辞分别附在相应的爻下论述，这就明确地表明经传合编始于王氏。《三国志》记载，高贵乡公问博士淳于俊说：“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他们解释经义是一致的。如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却与经文相连，这是为什么呢？”由此可知，在高贵乡公时代，还没有经传连合的本子，这非常清楚。他说郑氏注与经文相连，是因为古代经文自为经文，注自为注。《汉书·艺文志》记载《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下面又说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上面所说的十二篇，是三家经传的本子；下面所说的二篇，是三家所作的注。注中不含经文，所以不依篇次，自成为二篇。《尚书》的经文，以及欧阳、大小夏侯的章句解故；《诗经》的经文以及《鲁故》、《齐说》、《齐故》、《齐传》、《韩故》、《韩说》、《毛诗》及故训传；《春秋》的经文及三传，无不如此，所以都分别列出目录。唐代的义疏，也还是这样。大概郑玄传承费氏易，《汉书·儒林传》说费直治《易》没有章句，只用彖、象、系辞、文言十篇来解说上下经。所谓无章句，是说费氏不为经文作章句，只注孔子的十翼，以解释上下经的文字，确实认为十翼的义理明白了，经义自然也就明白了，其家法最为严谨。而刘向用中古文《易经》校勘诸家经文，只有费氏经与古文相同，又没有脱去“无咎”“悔亡”等句，所以东汉大儒陈元、郑众、马融、荀爽都传承它。《经典释文》引《七录》说，费直章句四卷；《隋书·经籍志》说梁代有费直注《周易》四卷，已亡佚。所谓章句及注，就是那十篇的解说。前人认为经传合编始于费氏固然荒谬，而误解班固“无章句”的话以为是没有注的，也不对。两汉时，经文没有师说就不能传授，所以古文尚书的经、古礼的经都亡佚了。假如费氏《易》一无注解，那么仅有一部经文的本子，凭什么能传承学业成为费氏学？凭什么想立于学官？况且所说的解说，又是指什么呢？《后汉书·儒林传》说：马融为费氏《易》作传，马融传授给郑玄，郑玄作《易注》。所谓传，就像欧阳《尚书》既有章句，又有说义；大小夏侯《尚书》既有章句，又有解故；鲁《诗》有故有说；齐《诗》有故有传；韩《诗》有故有说有传一样。郑玄作注，是连同经文一起注的，比如注《乾》卦的彖象传，就先注经文，每卦都这样，以补充费氏的未备。大概郑玄的学问，网罗囊括，义理极尽通贯，而说谨守家法。如笺《诗》、注《礼》有“读为”“读若”“当为”的例子，而必定不肯改字。他所依据的都是别本经文，或先儒的说法，确有可信的根据，才用其读法，而对于所注的本子，不肯轻易改动，这就是他成为大儒的原因。后人妄说郑玄喜欢改字，是瞎眼的言论。他注《易》则谨慎地依照费氏的文字篇第而完备地解释经文，又广泛保留别本的经文字，以有益于读者。后人说郑玄开始扰乱经文，是一孔之见。

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十一月二十八日

◎易例（清惠栋）

阅读惠定宇（惠栋）的《易例》，这本书草创未定，所以体例不一，《四库提要》说得非常恰当。然而它采集经师的微言大义，多义蕴精深，所包罗甚广，是研究《易》学的人不可不读的。

同治己巳年（一八六九）四月初一日

◎易确（清许桂林）

许桂林，字月南，嘉庆丙子年举人，著有《庚辰读易记》二十卷，《毛诗后笺》八卷，《春秋三传地名考证》六卷，《谷梁传时月日释例》六卷，《汉书别本礼记长义》四卷，《大学中庸讲义》二卷，《四书因论》二卷，《许氏说音》十二卷，《说文后懈》十卷，《太玄后知》六卷，《参同契金堤大义》二卷，《宣西通》三卷，《算牖》四卷，《步纬简明法》一卷，《立天元一导窍》四卷，《擢对》八卷，《半古丛钞》八卷，《味无味斋文集》八卷，《外集》四卷，《诗集》二十六卷，《外集》八卷，《骈体文》四卷，《壹籁词》二卷。我拥有的只有《谷梁传时月日释例》而已。这本书共二十卷，前有唐确慎监、陶文毅澍两

译序。卷首为自序。卷一是《总论》，卷二是《易图》，卷三是《易理》，卷四是《易数》，卷五是《易用》，卷六是《易表》，分为爻辰、纳甲、卦气、八宫、世应四张表。卷七至卷十八为《易说》，从《乾》《坤》到《杂卦传》，依次解说。这本书谈论《易》，以乾卦为主，乾即是太极，凡是《易》中的理、象、数、气，都是乾的理、象、数、气。孔子说：“乾卦确实地向人们展示了《易》的道理”，所以命名为《易确》。认为九宫就是河图洛书的数理，必须先明白九宫的方法，然后才能懂得算数，懂得算数之后才可以谈论《易》。同时兼取反对、爻变、互卦，参考爻辰、纳甲、六日七分、世应、游归，认为卦气六日七分的说法，出自西汉孟氏，渊源甚古，并且以阳为主，深合经文原意。虞氏知道乾阳为主，却消减乾、消灭乾，大义既已丧失，旁通的变化，曲解众多。虞氏、荀氏以来，变卦的说法，没有一种是通顺的。陈邵以来，卦位的更改，尤其极其无理。对于汉、魏、唐、宋各家的学说，没有专门的主张，而驳斥宋儒尤为用力。又极力诋毁消息之说，认为这是经文中没有的。《易传》说君子崇尚消息盈虚，消息二字都是减退的意思，盈虚二字，都是不美的言辞，不是汉儒所说的消息。他的持论非常坚定，大概是一家之学。后面附有《北堂永慕记》一卷，叙述其生母吴孺人的事迹，（许氏说他父亲官任南河通判，称其嫡母刘氏为安人，那么吴氏应当称为太孺人。这是不熟悉定制的缘故，现在依照原文。）最后说从自己卯年守丧到庚辰年编次所得的学易之说，定为《易确》，共十九卷，加上自序一卷为二十卷，将此记附在卷末。那么本书自然应当连同自序两篇（约六千字）为二十卷，而《永慕记》不列入卷数。现在的目录却把自序作为卷首，而将《永慕记》列为第二十卷，不符合体例。这本书刻印于许氏去世后，这是门人编次的失误。又说辨析各家得失，另作《庚辰学易记》二十卷，根据他的门人陶应荣等人的跋文，称分为《记论古义》、《记辨新解》、《记申己见》、《记存余说》四个类目，这在《易》学方面，可以说是尽心竭力了。

译光绪丁丑年（一八七七年）十月十七日

阅读《易确》。这本书贯通各家学说，纵横辩论，虽然勇于承担重任，但也偶尔接近穿凿附会，然而其论述铿锵有力、层出不穷，也是一时的杰出之作。书中论述《困卦》上九爻辞说：“困于葛藟于臲卼”，应当以“葛”字断句，“臲卼”是指藤蔓缠绕的样子，与“困于石，据于蒺藜”属于同一类情况。三爻乘刚所以困于石，五爻乘柔所以困于葛。其中所说的“万”是累的意思，被葛藤系累而处于臲卼之中。《困卦》的六爻，押韵非常明确。初爻的“木、谷、觌”，（慈铭按，古代没有“觌”字，只作“亻卖”。“亻卖”正好与“木、谷”押韵。）二爻的“食、来、祀”，三爻的“石、藜、妻”，四爻的“徐、车”，五爻的“尴、绂”，上爻的“葛、〇”，都押韵。石与藜、妻押韵，如同《江南可采莲》诗中，以“北”与“西”押韵。古代四声互相押韵，又有间隔错杂、遥隔押韵的情况。三爻的“凶”，四爻的“终”，五爻的“祀”，上爻的“悔、吉”，也押韵。北方读“石”如“诗”，从三代至今都一样，而研究韵书的人还说支、脂没有入声，把“石”当作“生”的入声，这是错误的。上爻现在读“ぱ”字断句，经学家因为《诗经》中有“葛ぱ”，错误地连读，因此在《象传》中增加了“万”字。这一条论述韵理非常精妙。近代古韵之学既然已经明了，触类旁通，对经义很有裨益。

《乾卦》九三爻“夕惕若”之下，自然应当有“夤”字，与上面的“田人”押韵，其下作“厉无咎”，所以《象传》说“虽危无咎”。惠栋的说法不可改变，而王引之说必定没有“夤”字。许氏说有一个版本作“夤”，出自孟氏，其他版本作“厉”，都不对。福建人何治运说《说文解字》中“夤”是敬惕的意思，《文言》讲“惕”而“夤”包含在其中了，“夕惕若夤”，就像说“终娄且贫”，“娄”就是“贫”的意思，古人自有这种语例，他的说法是对的。何治运在《论诗·鸡鸣》中关于“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说，《说文解字》中“缯”，籀文作“纬”，从“纬”省，知道“缯”有“宰”音。古代“赠”和“贿”二字声音相近而意义相同，所以“赠”可以与“来”押韵，而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读“来”如“凌”，以便与“赠”合韵，大概失之偏颇。这个关于古韵的说法可以与许氏解说《易经》的一条并传，所谓层出不穷，令人开颜解颐，所以分类列举。

许氏论述《十翼》说：《汉书·儒林传》记载费直擅长卦筮，没有章句，只是用彖、象、系辞十篇和文言来解说上下经。彖是指卦辞传，象是指大象和爻象。系辞兼指现在的《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而言，文言是文字传写之误，因为《文言》也包含在十篇之中。《艺文志》说，孔子为之作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类十篇，只说孔氏作彖、象，不说作传。如果像诸儒那样把卦辞当作彖，那么《儒林传》所说的上下经，不是卦辞吗？难道是用彖解释彖吗？王弼的注本即是费氏本，所以在彖前加“彖曰”，在象前加“象曰”，在文言前加“文言曰”，如果卦辞是彖，那就应当称“彖传曰”了。王弼不注《系辞》，韩康伯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而《隋书·经籍志》称之为《周易系辞》三卷，韩康伯注，这一定是因为韩康伯自己题名为此而著录，更加证明《说卦》、《序卦》、《杂卦》古代都称为系辞。《隋志》又说：周文王作卦辞，称为《周易》；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称之为传，也是把彖、象作为孔子《易》的名称。这也是前人未曾阐发的。

十一月初五日

●经部 书类

◎尚书

这天偶然考证《尚书》中如“五器”的说法，江氏、王氏、段氏、孙氏都主张郑玄的说法，然而郑玄的注音乃是“个切”，只见于《集韵》所引，郑君不应当说反切。江氏说郑玄应当读为“铰”，也接近牵强附会。段氏说“铰”是鸟笼，下面既然有“器”字，那么这里就不能说是“铰”，这是对的。郑玄解释“如”是说用物品相互授予的话，大概是用“与”字解释“如”字，所以《集韵》在“个切”下说“若也”，“若”就是“与”的意思。王引之《经义述闻》说“如”就是“与”和“及”，他的说法比各家更为直截了当。然而把五器当作公侯伯子男朝聘的礼器，也属于空谈没有证据。又说“如”字是承上文“修”字而言。果真如他的说法，那么五器应当在三帛之下，不应当中间插入二牲一死以及卿大夫士的挚礼了。郑玄《注》说授挚的器物有五种，分别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器物各有不同的样式，他的话必定有所依据。《史记·五帝本纪》说，二牲一死作为挚礼，如果“五器”加上一个“一”字，那么五器指授挚的器物，大概没有疑问。这里说修治公侯伯子男朝聘的五种礼仪，躬、桓、信、谷、蒲五种瑞节；赤缯、黑缯、白缯三种玉帛；卿大夫的羔羊和雁、二种牲畜，士的野鸡、一种死物作为挚礼，以及授挚的五种器物，那么文从字顺了。只有五器是盛放挚礼的物品，所以加上“如”字来明确它，如果也是五等礼器，那么把五玉、三帛、五器连文就可以了。至于墨常说五器就是五玉，下面说“卒乃

译“复”的意思是事情做完后返回，既然如此，那么按本字解释又该如何理解呢？蔡沈竟然胡乱地将“五玉至挚”这九个字移到“协时月正日”的上面，并且把“修五礼”与“如五器”连在一起解读，这种浅陋之处不值得辩驳。

译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四月初四日

《尧典》中“象恭滔天”一句，“滔”字原本大概是“忄舀”（或作“讠舀”），“忄舀”和“讠舀”都是轻慢的意思，所以《史记》写作“慢天”。后来因为下文有“浩浩滔天”的话，于是这里也误写成了“滔”字。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官不滔”的文句，可知“滔”与“忄舀”二字本可通用，但下文既然已有“滔天”二字，那么此处必定不写作“滔”，这是经典中一定的体例。栖霞年廷相解说经书大多不可训诂，但他解释此处“滔天”谓本作“忄舀”，篆书的“水”和“天”写作某种形状，而“忄舀”写作另一种形状，二字相似，后人因为下文有“滔天”的话，于是也误倒写成“滔天”，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因为“静言庸违”与“象恭而忄舀”两句话相对成文，“静言”即《秦誓》中的“论言”，《公羊传》引作“挣言”，《说文解字》引作“巧言”。“庸”是语助词，即《左传》中“庸何伤”、“庸愈乎”的“庸”，也可以理解为“用”。“违”是回邪的意思。“静言庸违”，是说其言语看似善巧而实际违背正道。《史记》作“善言其用辟”，“言”字应当略读，意思是虽然言语善巧而其作用实际邪僻，“辟”同“僻”，“僻”也是邪的意思。“象恭”，是说外表恭敬，所以《史记》用“似龚”来解释。“象恭而恼”（即“象恭而忄舀”），是说其外表看似恭敬而实际轻慢包藏祸心。合起来就是《皋陶谟》所说的“巧言令色”。从文从字顺的角度来推求，牟氏的说法，并非没有根据。现在即使不敢改变经文，但把“滔”当作“恼”（忄舀），训释为“慢天”，对于经义来说已经自然通顺了。“天”指上天，也就是君主，慢天即包藏轻慢君主之心。孙氏星衍训“天”为“性”，转而解释为偏迂，这是错误的。伪《孔传》说“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不可用”，那就谬误更甚了。于是徐文靖《管城硕记》根据《竹书纪年》有共工治河的文字，就认为“滔天”即指其治河无效，而卢氏文招、梁氏玉绳都采纳了这种说法，这岂不是如同郢书燕说那样荒谬吗？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五月二十七日

《尚书·尧典》中的“敬授人时”，原本作“民时”，是卫包所改，段懋堂先生论述得很详细了。并且引用《正义》所载《洪范孔传》及《皋陶谟正义》来证明唐初本子尚作“民时”。现在又得到一个证据，《隋书·天文志》说中宫六甲星所以布政教而授人时，《晋书·天文志》作授农时。《隋志》成于高宗永徽年间，《晋书》也到高宗时才施行，而一作“人”，一作“农”，可知当时所依据的《尚书》本子尚作“民”，所以史臣避讳，改得并不一致。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八月三十日

《尚书》的篇目，不可妄言。伏生今文二十九篇，如果以连序一篇来说，那么今文似乎没有序，所以不知道有百篇；如果以有《大誓》一篇来说，那么《大誓》出自武帝时，不应伏生就有；如果以分《康王之诰》为一篇来说，那么陆元朗明言欧阳、大小夏侯同于《顾命》。段氏玉裁、陈氏寿祺都说今文有序，陈氏列举十七个证据来证明，朱氏彝尊也说伏生二十九篇合序数之。然而汉儒说二十八篇应二十八宿，语见《论衡·正说篇》。又《汉书·刘歆传》说博士以尚书为备。（《文选》本误作不备。）那么不知道《书》原本百篇，其不见序文是很明显的。俞氏正燮说假使西汉经学有害序，那么古文多出的篇目，博士为什么不肯立学？论断最切中要害。所以王氏鸣盛、戴氏震都说今文无书序，序也是孔壁中所得，太史公从子国问故，所以得以记载，他们的说法是对的。龚氏自珍及俞氏都说伏生已分“王若曰庶邦以下”为《康王之诰》，然而《释文》、《正义》都说马郑本才开始分，岂能妄造。那么说武帝既得《大誓》，博士起传教人，因而将其纳入今文成为二十九篇，这种说法比较近理，大概其语《大传》已述之，娄敬、董仲舒都称引其文，足见汉初其篇虽亡，而轶说时在人口。及书既出，印证悉符，所以人主深信而不疑，博士奉诏而恐后。如果说燎鱼流火，事近于诞，那么《尧典》的厘降二女，《皋谟》的率舞百兽，也为恒情之所怪，习见之所惊，帝王之兴，祯祥之告，非拘虚之士所能测也。龚氏却说其气体文法，皆不类，目为战国大誓，也武断得很了。氏谓《史记》所载如《原命》、《般庚》等，间与序说不同，知是本今文家言，故与古文序异。然而史公正以得之子国秘授，外无传本，故所记或殊。使当时博士传业，明有序文，人人传诵，则如《文侯之命》，古今家说并同，何以史公误为襄王使王子虎命晋文公乎？

光绪王午（一八八一）六月初八日

◎尚书正义（唐孔颖达）

阅读《尚书正义》。殷周间诸王之年，《无逸》、《洛诰》经有明文。《无逸》言高宗享国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国三十有三年

译从那时以后，没有谁能长寿，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三四年。郑玄注解说：祖甲，是武丁的儿子帝甲。那么从祖甲以下的廪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这五位君主的在位年限就可以推算了。说“三四年”，而不说“三四年”，大概是因为“七八年”“五六年”都是笼统指代一代的用语，而“三四年”是指一代四年，一代三年，所以变换文辞来明确这一点，古人的文字没有虚设的。自从王肃伪造《孔传正义》，曲意申述伪传的谬误，把祖甲说成是太甲，于是宋朝以后的人随意编造商王的年代。伪造《竹书纪年》的人，写武乙在位三十五年，文丁十三年，帝辛五十三年。杜撰《皇极经世皇王大纪》等书的人，写庚丁二十一年，帝乙三十七年，帝辛三十三年。《通鉴前编》从而证实了这些说法，于是人们就把它当作经典依据了。《洛诰》说“只有周公大大地保全了文王武王受命的基业，只有七年”。郑玄注解说：文王得到赤雀，武王俯身取白鱼，受命都是七年就去世了；等到周公摄政，不敢超过这个年数。这一定是伏生、夏侯始昌以来相承的旧说，所以说得确凿无疑。文王受命七年，是根据《尚书大传》所说：文王受命，第一年断虞芮之质，第二年伐于，第三年伐密须，第四年伐畎夷，第五年伐耆，第六年伐崇，第七年去世。（见《诗经·文王》序，正义引作《尚书周传》。）武王取白鱼在上祭于毕的那一年，这一年开始观兵于孟津，又过了两年攻克商朝，又过了四年去世。这样文王武王受命后都是七年。周公成就了文王武王的德行，所以也摄政七年。说“大大地保全了文王武王受命的基业只有七年”，明确文王武王都受命七年，周公虽然摄政，不曾有受命的祥瑞，经文特意写下这句话，以表明周公的心，纯粹是文王武王的心，也就是纯粹是臣子的心。《伪孔传》解释为“大大地安定文王武王受命之事”，那么经文中的“受命”二字，就成了空话。《正义》从而略去不提，不能申明郑玄的注解。于是后人有的根据《史记》，说文王受命十年，有的根据《汉书·艺文志》，引用三统历说是九年；而宋朝以后的人就各自凭意改定武王的年岁以及周公居东的月日，而且争论文王没有受命、周公没有摄政之事的人，更加纷纷扰扰了。至于《吕刑》说穆王享国百年，“享国”自然与《无逸》经文一样，都是指在位而言。《论衡·气寿篇》说：《传》称周穆王享国百年，还没享国的时候，已经一百三十四岁了，这是今文经学家的师说如此。《伪孔传》说：穆王即位时已过四十岁，百年是大限。大概暗中依据《史记》穆王即位时年龄已五十岁，在位五十五年去世的文字而稍作改变，以显示司马迁曾向子国询问过缘故，所以言辞相合。不知道没即位时怎么能说享国。周初召公年龄也一百二十多岁，毕公也一百多岁，穆王在位百年，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列子》把穆王当作神人，《穆天子传》瑶池八骏等事，都因为穆王长寿罕见，所以附会这些说法，这不必怀疑。

译光绪丙戌年（一八八六年）十二月初六日

◎《尚书今古文疏证》（清·阎若璩）

阅读阎百诗的《尚书今古文疏证》，其末尾有一条关于孔庙从祀的议论，援引嘉靖年间黜退荀子的先例，想要将陆象山、王阳明从祀位中撤出；又依据王〇州的观点，想要撤出欧阳修而进奉范仲淹。范仲淹入祀固然当之无愧，但欧阳修的事业也不相上下，在文章和经学方面更是远远超出范仲淹之上，进奉彼而撤出此，可以说是毫无意义。至于议论到陆九渊、王阳明，那就更加荒谬了。

咸丰戊午年（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初一日

整天阅读《尚书》和《古文疏证》。阎氏这本书，致力最深，虽然时常被诟病冗长散漫，又气傲自满，动不动就牵连其他书籍，颇失体裁，但其雄辩精当之处，自然无人能及。只是既然认为《史记》所载的《大誓》是伪作，又不相信《书序》，因而全力攻击《诗小序》，以及《左传》、《檀弓》都遭到驳诘，逞私意武断，也常常存在。全谢山嘲笑他是陋儒，并非没有原因。其中因端类及诸条，前人已经零星采入《潜邱〇记》，我认为应当全部删去，将其荆┨于《〇记》中，那么其浩博自在，而这本书的体例就不会混乱了。

同治丁卯年（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尚书广听录》（清·毛奇龄）

我向来喜欢毛西河先生的诸经解说，因为他的文笔犀利，在经学家中独树一帜，然而武断之处太多。今天偶然翻阅他的《尚书广听录》，名论虽然不乏，略举其不通之处，如以放勋为尧的名，重华为舜的名，文命为禹的名，似乎可以。但对于皋陶的“允迪”二字，知道不可通，就说古代史书记载的体例，或者记事，或者记言，皋陶说“允迪噘德”，是记言。那么皋陶为什么唯独不记名而记言呢？《康诰》任命《康叔》，以分封卫国的时间和事件来说，《书序》说属于成王是对的；以篇中“朕其弟小子封”及“寡兄”等称谓来说，蔡《传》说属于武士是对的；这个疑问固然难以解释。于是毛氏一定要伸张《书序》而压制蔡《传》，引用徐仲山《日记》，说周公假借武王的名义来作词，就像武王合并文王的年号来纪岁一样，这都是不忍心让先王之义消亡，这是说成王不敢专擅分封康叔的名号，而归于武王，所以周公假借王命作诰，也是推其意于武王。然而读书必须求情理；无论武王有意封康叔与否，当时未必有遗言；即使以分封康叔时来说，其命令固然俨然出自成王。周公奉王命作诰，所奉的是成王的命令，不是武王，那么其称“王若曰”者，也必定是假借成王的词，断没有舍弃当今皇帝而假借已故先王之口的。即使想要归奉武王，难道不可以措词，而一定要冒用兄弟之称，代先王说鬼话吗？古今立言，断无此体，这是最不通的。宋之孙宣公说得好：“书序错作也。”看《左传》、《康诰》与《伯禽》、《唐诰》并命，《康诰》有篇，《伯禽》、《唐诰》岂无篇，也不宜为孔子所删，而《书序》百篇中不列其名，作伪露矣。

《尧典》、《舜典》的分合，《武成》的移改，今古聚讼不休，要皆不可据。惟《顾命》一篇，苏东坡讥其失礼，固当。伏生今文乃合《康王之诰》为一篇。国朝顾宁人氏说是简有脱简为最确。其说以越七月癸丑伯相命士须材句止，为《顾命》；而以下叙殡葬事尽脱矣。至狄设黼〇缀衣句起，乃是成王葬后，叙康王即位于庙见诸侯之事，直讫王释冕反丧眼句，为《康王之诰》，而狄设句以上文亦尽脱。此虽似凿空，而按之礼制，无一不合。

辛酉附识：以上二说俱未确，尔时未能究汉儒之说，多惑于宋故耳。今按近儒江都氏曙《公羊礼说》先谒宗庙一条，驳顾氏说，甚为精确。其曰《康王之诰》末有王脱冕反丧服句，顾氏谓未没丧不称君，而今《书》曰王麻冕黼裳，是腧年之君也，然则瑜年即没丧乎？既已没丧称王，又何故释冕而反丧服耶？则顾氏必当云群公以下十六字亦是衍文，而后其说可通也云云，尤为通畅。凌氏又言天子大敛后，新君吉眼即位告庙见诸侯，有八证，皆确。

咸丰丁巳年（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尚书未定稿》（清·茹敦和）

阅读茹三樵先生的《尚书未定稿》，其力主古文孔《传》为作伪，还是西河毛氏的说法。我们家乡谈论学问的人，如万氏季野、邵氏瑶圃都相信古文，大概越地的宗派就是这样。茹氏更说郑秆二十四篇的目录，即出于张霸《百两篇》中，不是郑君本有，乃是后人从张书摘出窜入郑书者，那就更加无稽了。我多〇排阎氏

译又引用王氏《后案》的观点，并附上含蓄的批评之语。三樵与西庄是甲戌年的同科进士，然而他们的学术见解却如此不同。（他广泛引用郑君的其他注解，来证明与二十四篇篇目相矛盾的地方，也足以作为一家之言。）

译光绪乙亥年（一八七五）十二月十五日

◎《古文尚书撰异》（清段玉裁）

阅读段氏的《古文尚书撰异》，其用意实在是为了纠正江氏（江声）、王氏（王鸣盛）专以《说文解字》等书为依据来改定经文的做法，尤其与江氏为难。然而，他声称枚氏所传的三十一篇古文，字字都是孔安国的真本，这又有谁能够相信呢？他刻意加以分别，多设游移之辞，所谓看似艰难实则并非如此，徐谢山指责其为伪古文鸣冤，是有道理的。只是他广征博引，旁及音韵训诂，义理依据精深，对经学多有功劳，所以是研究《尚书》的人所不可废弃的。

同治甲戌年（一八七四）六月初五日

夜间阅读段氏《古文尚书撰异》。此书训诂纷杂繁复，可以说是经学的渊薮，只是他一定要分析今文与古文，言之凿凿，并且说汉魏以前欧阳、夏侯的《尚书》没有今文的称呼；孔安国所传的《尚书》，也使用今字；《说文解字》所载的《尚书》古文，马融、郑玄、王肃的本子都没有；这些都近乎信口开河，用意超过了通达之处，反而成了蔽障。臧拜经说钱竹汀先生对此书有很多批注，可惜没能看到。

光绪戊寅年（一八七八）正月二十三日

◎《古文尚书马郑注》（清孙星衍辑）

《古文尚书马郑注》。孙氏此书，虽然依据王伯厚的本子增补辑录，但全载经文，另外标举体例，实际上自成一家，其中颇指责江艮庭、王礼堂两家的失误，然而孙氏喜欢依据其他版本来改定今文，也往往有不恰当的地方。例如《皋陶谟》篇中的“在治忽”（此条及下一条，现在的伪古文都在《益稷》篇中），改为“采政”。按郑注原本“忽”作“留”，见于《史记集解》，固然可信；而“在治”改为“采政”，则《史记索隐》明确说是今文，并非出自古文。至于在“丹朱傲”句上加“帝曰”二字，在“予娶涂山”上作“禹曰”二字，这固然依据《史记》，然而司马迁虽然说是从孔安国那里询问典故，但他的书多采录伏生的今文，这“帝曰”“禹曰”，未必全出自古文。《盘庚》中“自怒曷瘳”，改为“自怨曷瘳”，这是依据《隶释》所载的《汉石经》，然而蔡中郎所书的是今文，并非古文。《盘庚》下篇“今予其敷心腹肾肠”，改为“今予其敷优贤扬历”，这是依据《三国志注》，然而裴氏称为今文，固然不确切，但一定要指定为古文，则《尚书正义》引郑注本作“忧贤阳”，说是“优贤扬历”的误写，也没有明确的证据。

同治庚午年（一八七○）五月初九日

◎《尚书集注音疏》（清江声）

阅读江氏《尚书集注音疏》。自注自疏，古代罕见，江氏大概是采用其师惠定宇先生《周易述》的家法。惠氏因为荀爽、郑玄、虞翻等人的《易》注已经亡佚，搜集零散残篇，没有一家之学可以依据，所以不得不采用变例。江氏也因为马融、郑玄的注，是辑录而成的，所以采用其师法。大儒的著述，都有本源，不能用管窥蠡测的狭隘眼光，轻易地诋毁议论。

同治辛未年（一八七一）正月二十三日

◎《尚书既见》（清庄存与）

庄氏的《尚书既见》，以前读龚定盒所撰的碑文云云，私下揣测他的书一定是毛氏《古文尚书冤词》一流的作品，而侍郎向来被称为魁儒，又在毛氏之后，既有感而作，应当更加援引证据精审慎重，不像毛氏那样武断。然而现在阅读此书，既没有一个字辩证其真伪，也没有阐发其义理，只是泛论唐尧虞舜三代的事势，凭私意决断臆测，蔓衍支离，都与经义毫无关联。他开篇就论述舜征伐三苗的事，说这尚是舜摄位而未为天子的时候，那么枚书叙述益赞禹的话，明确说“帝初于历山”，舜只是摄位而皋陶已经称他为帝，这不几乎自相矛盾吗？又依据《孟子》“帝使九男二女以事舜于畎亩之中”的话，说舜被征用以后，未受官职，所以尚在田间，而有舜往于田号泣的事，都是逞辩无理。他的书只有三卷，一卷不到五千字，而辩驳成王不是幼年即位这一节，竟达七八千字，所引不出《孟子》。附会纠缠，浮辞妨害要旨，乾隆年间诸儒的经说，这是最下等的。阮氏《学海堂经解》中排斥不收，可谓有见识。

同治癸亥年（一八六三）十月十七日

◎《尚书余论》（清丁晏）

阅读丁俭卿《尚书余论》一卷，共二十三条，都是证明《伪古文孔传》为王肃所作，与《家语》、《孔丛子》、《论语孔注》、《孝经孔传》都是同一手笔的伪书，他的言辞很辩驳。他说马融的《忠经》是另一个马融，是唐代居士撰《绛囊经》的人，所以他的序中有“臣融岩野之臣”的话，又在“民”字上都避讳作“人”，“治”字都避讳作“理”，（《兆人章》说，这兆人的忠诚啊；《冢臣章》说，正国安人；《武备章》说，王者建立武备以威慑四方，安万人也，都避太宗讳。《天地神明章》，昔在至理，又国一则万人理；《政理章》，夫化之以

译德是理的最高体现，用政令来推行是理的中层体现，用刑罚来惩戒是理的最低体现，德是理的根本；（文中）都避开了高宗的讳。国一，则万人理（此句又同时避开了太宗和高宗的讳），（作者）是唐人无疑，所以宋代《艺文志》才开始著录，而《绛囊经》也才开始在《崇文总目》中著录，并非假托汉代马融之名。论述非常精辟，足以解开千古以来的疑惑。

译光绪丁丑年（一八七七）二月二十八日

阅读丁氏《尚书余论》，共二十三条，每条为一篇，都阐明《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是王肃伪作。之所以称为“余论”，是为了申述阎若璩、惠栋等人的学说，并阐发他们所未能详尽之处。

光绪己卯年（一八七九）十一月初七日

◎《尚书大传》（清陈寿祺辑）

阅读陈恭甫所辑《尚书大传》，这是广东新刻的《古经解汇函》本。原书分为五卷，番禺陈兰浦（名澧）合并为三卷，比福建旧刻本更为精良，但仍有错字。其前冠以《序录》一卷，从《史记·儒林传》直到本朝嘉庆十年礼部题准山东巡抚全保咨送伏生第六十五代孙邹平人伏敬祖承袭五经博士的奏疏，并附以元文宗至顺二年礼部尚书张起岩所撰《济南邹平县伏生乡重修伏生祠记》。建立伏氏博士的提议，始于嘉庆元年孙渊如担任山东按察使时所请，而邹平县有伏生乡，伏氏子孙仅有三人，其中两人都年老务农，于是由伏敬祖承袭。当地有伏生墓及祠堂，所依据的也只是张起岩这块碑文。后附《大传辨讹》一篇，辨析卢氏《雅雨堂本》及曲阜孔丛伯（名广林）本的错误。陈恭甫考证精详洽切，条列出处，与卢本相比，确实远远胜过。因为卢刻虽然号称宋本，得自吴中藏书家，但终究出于拼凑拾遗，不足为信。我们县樊廷筠也有辑本，我旧时曾有，如今已遗失，不能复记。陈氏这部书，可说是空前绝后了。

光绪戊寅年（一八七八）三月二十六日

阅读《尚书大传辨讹》，其辨析卢氏文招、孔氏广森的错误，极为精细。然而陈氏都依据其他书籍所引用的内容，不直接引用《大传》来证明他们的错误，怎么知道卢氏没有别的依据呢？大概近代儒者的学问，越考证越精密，而前辈所见的书籍，往往也有我们未见过的。

光绪己卯年（一八七九）四月初九日

◎《虞书命羲和章解》（清曾钊）

阅读南海曾勉士（名钊）的《虞书》、《命羲和章解》。他的说法认为这一章是历法的始祖，其中所说的“历象日月星辰”，就是后世恒星七政各有一天说法的本源；所说的“测中星以定分至”，就是后世岁差说法的本源；所说的“宾饯”，就是后世里差说法的本源；所说的“敬致”，就是定气说法的本源；所说的“日中永短”，就是依据北极高低来划分昼夜漏刻多寡说法的本源，这些说法都是本于阮文达而加以推衍的。“寅宾日出”依据《史记》训“敬道出日”，意思是太阳刚出来，测量它的影子并标记下来，如同道路行走一样，所以称为“宾”。《周礼·大宗伯》注解说“出接宾曰摈”，“接”与“宾”古通用。“寅饯内日”依据马融本作“寅浅”，说“浅”就是“灭”，“灭”就是“没”，“灭”和“没”都是尽的意思。意思是太阳完全落下时，恭敬地标记它，没有剩余的影子。羲仲测量日出，和仲测量日入，互文见义，互相补充。羲仲下面不说日入，是因为东方见日早，比西方几乎差一个时辰，那么它日入早，也差一个时辰，这是可以推知的，因为见日早可以测量里差，所以用日出立文，其实羲仲并非不测量日入的影子。和仲测量日入一定要等到太阳完全落下，如果日入还有剩余影子，那么误差累积就不严密，推算节气朔望及日食都会有误差，所以一定要等到太阳完全落下时标记它。这可以说是确实能阐发古义的。又说自唐代以来历算都用恒气，只有冬至用定气，用今年冬至与明年冬至的推算折半作为夏至，四分作为二分，这样二分就常常比天象早或晚两天。西方术数测量黄道与赤道相交之日，在其相交处设置二分，这种方法比较严密，近代江慎修先生发明它。然而黄道赤道都是后起的名称，太虚中本来没有黄赤道，对于没见过仪器的人，用这些话去说，反而增加疑惑，不如直接观察天象来求得天体运行规律，用日出到日入多少时辰，又用日入到日出多少时辰来计算，时刻平分，就命名为二分，人人都知道，哪里用得着阳律阴律纷纷的说法呢？所以《尧典》只说日中、日永、日短，这是最简而精的。郑玄注都提到漏刻，也非常明白切当，可惜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只争中西之法而不知道考察。他的论述尤为明快。他将阳谷定为朝鲜，南交定为交趾，昧谷定为陇西，幽都定为雁门以北、今之朔州，都参用了前人的说法。只有将“厥民因”，依据《皋陶谟》释文引马注：“襄，因也。”《说文》：“汉令解衣而耕为襄”，意思是夏日勤于耕作的人，解衣如同勤于事务者袒露身体，这就颇为牵强附会了。

光绪甲申年（一八八四）十一月二十一日

◎《尚书逸汤誓考》（清徐时栋）

阅读《逸汤誓考》，它依据《墨子》及《说苑》等书，认为《论语》所引“子小子履”一节，是汤祷旱的言辞，认为孔注“伐桀告天”是错误的，这个说法是对的。但说《尚书》原本有两篇《汤誓》，一篇伐桀，一篇祷旱，这就武断了。书中

译征引辨析和反驳，颇有决断和裁制，旁及训诂和音韵，也有依据。所附镇海吴善述、平湖叶廉锷、鄞县刘凤章以及王子常签校的话，也足以看出读书的细心。

译同治甲戌年（一八七四）五月二十九日

◎太誓答问（清龚自珍）

夜间阅读龚自珍的《太誓答问》，极力辩驳晚出的《太誓》不可信。他说《尚书》二十九篇中，以《康王之诰》附在《顾命》之后是不符合《顾命》篇意的。晚出的《太誓》，是周秦之间人的著作，他极力驳斥惠栋、江声、王孙等诸家的说法。然而他说孔安国没有传授古文，说《顾命》和《康王之诰》自古以来就分为两篇，孔子所见到的就是如此，那么定盒又是从哪里知道的呢？

同治辛未年（一八七一）五月十一日

◎禹贡注

阅读《禹贡》的注疏。自古以来山陵与河谷的变迁不一，大禹时代九条河流的河道，到周代已经仅存徒骇河了。汉成帝时，仅有三条河的遗迹可寻，其他如大野、孟猪等水泽薮泽，都已经干涸消失不存在了。墨池水系是雍州、梁州两州所仰望的，至今渺茫没有可考证的，那么所谓的九江、三江，怎么能强行划分或合并呢？古今争论不休，纷纭没有定论，都好像亲眼见过当时的规划一样，实在是不必要的。

关于三江的说法，最可折衷的，莫过于郭璞所说的岷江、松江、浙江的论述。郦道元注《水经》沿用了这个说法，但他一定要强行贯通《禹贡》中“一江分为三江”的宗旨，于是说帆江水向东注入具区，流出成为松江；又有一支向东到会稽余姚入海；这种曲折附会，不符合地理实际。蔡沈的《书传》也主张郭璞的说法，而认为三江不必涉及东江、中江的文字，只求其利害在于扬州地域，那么水大的没有超过扬子大江、松江、浙江的。这话最为恰当。本朝全祖望跟随这个说法。王鸣盛的《尚书后案》，拘泥于“东为北江，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的经文，于是极力主张郑康成所说的左合汉水为北江，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认为足以尽破诸说。哪里知道经文“东为北江”，是系于“导漾”之下，这是记载汉水入海的文字。而下文又记载说“岷山导江”，才有“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的话，这是系于“导江”之下，是记载江水入海的文字，本来各不相干。况且“东迤北合于汇”这句，经文中也完全没有所谓南江的说法。郑康成突然注解说东迎者为南江，不过是以上文说东为北江，下文说东为中江，于是臆断此为南江。然而仔细玩味经文，漾与江源头不同；汉水出于漾，向东汇聚泽为彭蠡，向东为北江入海，与江的区别，各不相干。即使按照郑康成的说法，也不能说是一江分为三了。至于庾阐、郦道元、陆德明、张守节等人所说的松江、娄江、东江（也叫上江，在今吴江县白蛇湖），则是六朝以后吴地的三江，必定不是《禹贡》的三江。赵曦以浙江、浦江、剡江为三江，则是越地的三江。《国语》、《吴语》、《越语》及《吴越春秋》中所谓的三江都是这样，不是《禹贡》所称的了。王鸣盛《后案》说韦昭注《越语》三江为松江、钱塘江、浦阳江，这可以解释《国语》，不可以解释《禹贡》。浙江从杭州来说叫钱唐，从越地来说叫浦阳，是一条江有两个名字。唐代以后吴越成为财赋聚集地，而松江入海的河口，也逐渐淤塞。宋代范仲淹、郏亶、单锷等人谈论吴中水利，都说应该开凿松江使其归于海，那么震泽就能安定。大概松江等三江是震泽的利害所在，就是吴中水利的主要纲领；而大禹时代吴地下土地广阔人口稀少，震泽入海处，必定都深阔，不曾以此为重要，不可拿着后世的事来解释经典。这个论断确实恰当。他主张郑康成说的三江，则不如郭璞的说法为长。因为阅读《禹贡》，所以论述如此。

咸丰庚申年（一八六○）三月初七日

◎禹贡锥指（清胡渭）

阅读胡渭的《禹贡锥指》。这本书精博固然可取，而武断的地方也很多。比如把梁州的黑水说与雍州的黑水不同，大禹对梁州的黑水，没有致力治理，所以只疏导雍州的黑水。至于三危，那么《禹贡》九州分界的水名先已混淆。把吐蕃的河源出于星宿海，说与西域的河源出于葱岭及于阗的各别，这样就是河有三个源头，更加纷歧。既依据《汉书·地理志》从西域盐泽伏流的说法，而又牵强引用唐代刘元鼎、元代潘昂霄的话，所以发出这种调停人的言论。又说汉武帝命名于阗河源所出的山曰昆仑，就是古昆仑国的地方，也不知道他所依据的是什么。把《舜典》“五十载陟方乃死”，说应当读“五十载”为句，“陟”是崩的意思，“方乃死”者，是用来解释“陟”为死的意思，那么文理几乎不通。这胡渭自己作文则可以，虞夏史官是不会接受的。其他可议论的地方还很多。又自夸自大，动辄摆出大口气，也不是著书的体例。其前面冠以吉水李尚书振裕的一序，文章非常芜杂。而胡渭自己撰写略例，说李公称其书兼得虞夏传心之要，更是腐儒妄言。所谓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也。胡渭与阎若璩、顾景范诸君，都长期在徐健庵尚书幕府，共同协助修撰《一统志》，所以于地理都成为名家，而见识

译（这些）狭隘的言论虽然俚俗，但也大致相似。我曾经说当时有三部大著：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胡渭的《禹贡锥指》，都超绝千古，对经学有功，入门路径也大致相同，但都没有经师的家法传承，却带有学究的习气。江藩编纂《国朝经师经义》，都将它们舍弃而不收录。全祖望极力抨击《禹贡锥指》，说它纠缠不清反而超过程大昌，这都不是公允持平的论断。

译同治戊辰年（一八六八）十二月十八日

◎《禹贡集释》（清丁晏）

丁俭卿的《禹贡集释》共三卷，该书采纳各家学说，而附以自己的见解时，又低一格书写。非常可惜，该书主要推崇马融、班固、桑钦、郦道元、许慎、郑玄，而纠正胡渭《禹贡锥指》的失误，致力于阐明古学，简明扼要，可以流传。

光绪丁丑年（一八七七）二月二十九日

夜间阅读丁俭卿的《禹贡集释》，共三卷，节选自马融、郑玄的注以及伪孔安国传，直至本朝诸儒的学说，而后低一格为之疏通解释，或加以辨正，务求简明切要，便于遵循省察，是初学者应当首先从事的。末尾附有《禹贡蔡传正误》一篇，又有胡氏《锥指正误》一篇，非常可惜，认为胡氏所说的三江、九江都是不对的。认为胡氏关于三江，引用郑玄注，说左合汉水为北江，汇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为中江，本于徐坚《初学记》；以《尚书疏》引用郑玄说三江在彭蠡分为三孔东流入海来证明，那么《初学记》所引的实际上不是郑玄注（《初学记》本作郑玄、孔安国注，语意不可理解）。三江自然应当以《汉书·地理志》所说的为确切。胡氏关于九江，主张宋人胡旦说在洞庭，东陵也取宋人的说法以为巴陵，根据《史记》、《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那么九江在寻阳无疑。《汉书·地理志》庐江郡寻阳，《禹贡》九江在南，都向东合为大江。应劭注说，江从寻阳分为九派；《水经注·淮水》，秦设立九江郡，治所在寿春县，兼得庐江、豫章之地，所以用九江命名郡，那么宋人说在洞庭的，自然是臆说。慈铭按，三江的说法，纷纭如聚讼，郑玄注的是非，不能轻易决断，九江的辨正，自然高明。

光绪己卯年（一八七九）十一月二十三日

“云土梦作乂”，古本作“云梦土作父”，沈括说宋太宗得到古本才开始改它。近儒王西庄认为“云土梦”是对的，说云、梦是两个泽的名字，云在江北，地势尤其低洼，所以开始见到土；梦在江南，地势稍高，已经可以耕治。《伪孔传》连言云梦之泽，大概开始误将梦字放在土上。（现在注疏本作“云土梦”，又是后人所改。）段茂堂则认为作“云梦土”的是古文，作“云土梦”的是今文，《史记》、《汉书·地理志》都用今文，本来都作“云土梦”，（根据索隐本作“云土梦”。）现在作“云梦土”的，是后人误改的。又说云土即云杜，古土、杜字通用。汉有云杜县，云土与梦是两个泽的名字。王、段都是经学大师，而这件事则同为臆断之谈。王又误将宋太宗当作唐太宗，说所得必定是马融、郑玄的古本；段认为《史记》、《汉书》作“云梦土”，都是后人妄改；尤为武断。丁氏分析说，以云梦为一个泽，或者连言云梦，或者单言云，或者单言梦，实际上只是一个，并且说唐以前没有作“云土梦”的。慈铭按，他的说法很确切。如果像王说，认为云开始见到土，梦已经作乂，完全袭用蔡《传》，正是丁氏所说的支离。如果像段说，认为伏生以云土连言为泽名，也很不通顺。丁氏说自从沈括、罗泌等人说江南为梦、江北为云的说法，在古代没有证据，是对的。

十一月二十四日

阅读《禹贡集释》。解释经文有不能一概而论的，扬州的“厥包橘柚锡贡”，这应当遵从《孔传》说锡命乃贡，因为橘柚难以得到，不能常贡。郑君注以锡为金锡的锡，自然不必遵从，豫州的“锡贡磬错”，“锡贡”二字，应当连上“厥篚纤绩”读，与“厥包橘柚锡贡”句一例。因为纤纩是细巧之物，所以也不作为常贡，其下“磬错”二字自为一句，上文“厥贡”二字直贯此句而言。颜师古《汉书注》及林之奇《尚书全解》，说磬错也等待锡命而贡，是不对的。治玉石的错，并非珍异，何至于慎重呢？至于荆州的“九江纳锡大龟”，马注说纳入也，《史记》作入赐，锡、赐义同音转，古皆通用，命龟是国家的重宝，世间不易得到，所以特别区分。说如同天降一样，不敢同之于贡，这是修辞的体例。苏子瞻《书传》说如同以下锡上者，则不通顺了。丁氏对三者一概指为锡命而后贡，也不够分明。

十一月二十五日

夜间阅读丁俭卿《禹贡集释》及《锥指正误》。其《集释》太简略，然而很便于初学者，驳《锥指》的词气太严厉，学者不可因此轻视胡氏。

光绪癸未年（一八八三）三月十三日

●经部 诗类

◎《诗经》

《诗》如月之恒，《传》说恒是弦月，《笺》说月上弦而就盈。按《正义本》经文本作组，所以孔冲远说《集本定本》作恒。《释文》本则作恒，所以陆元朗说，恒本也作ㄌ，两本不同。现在注疏本作恒的，是后人为了合刻《释文》而改孔从陆。然而陆氏说恒ㄌ

译其读音，则都读作古邓的反切，如今人们在“日升月恒”以及“升恒”二字中，都读作平声，这真是所谓严重怪异、荒谬错误了。

译光绪丁丑年（一八七七年）八月初十日

《大雅·板》这首诗说：“携无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无自立辟。”郑玄笺注和孔颖达疏解以下，大多不能理解其意。上文说上天开导百姓，如同埙与篪相和，如同璋与圭相配，如同取与携相应，都是比喻感应之迅速；而下句忽然用“携”字连接，古人的文义没有这样的例子。“携无曰益”的“携”，应当是“上”字的误写，古文“上”写作“二”，而古人对于重文都写作“上”，这首诗承接“天之牖民”，所以说“上无曰益，牖民孔易”。“上”指君主，君主对于百姓，不要求过多，他开导百姓也就很容易。善良的人，百姓会感化他；不善良的人，百姓也会感化他。现在百姓本来多邪僻了，不要再树立邪僻的榜样。“辟”指邪僻，毛亨训为法度，也是不审慎的。而对于“携无曰益”这一句没有传注，大概毛亨所见的字还作“上”，所以不烦加解释，到了郑玄时已经误作“携”的重文，于是曲解它罢了。至于“难”与“易”、“变”与“易”，古代没有两个读音，《吕氏读诗记》引用李氏的说法，认为多向百姓索取，那么开导百姓的道理就变易了，这是拘泥于韵脚而不知古音，说法反而支离破碎。然而他解释“无曰益”为不向百姓多求，与朱熹《诗集传》将两个“辟”字都训为邪僻，都是最确切的。至于近儒段玉裁，认为第一个“辟”字本作“僻”，第二个字作“辟”，这是不对的。今人俞樾认为“益”即“隘”，“隘”与“陀”相通，说“如取如携”，没有所阻〇〇，那就是无稽之谈了。

《桑柔》这首诗说：“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维宝，代食维好。”两个“稼穑”字，毛亨、郑玄本作“家啬”，段玉裁、马瑞辰都主张这个说法，是对的。只有“力民代食”，各家的说法都迂回曲折。大概“力民”，就是劳民的意思，说君王只喜欢在家吝啬聚敛的人，劳役百姓的力气而代替他们进食，下文说“家啬维实，代食维好”，都是讽刺君王任用贪婪害民的人。下一章所说的“贪人败类”，第一章所说的“捋采其刘、瘼此下民”，语意都相同。郑玄《笺》将“好是家啬”解释为居家吝啬，毛亨《传》将“力民代食”解释为无功者食天禄，意义都未尽。王肃妄自在“无功”上加一个“代”字，于是语句不通。近人陈奂主张王肃的说法，认为应当作“稼穑者”，是不对的。顾广圻认为《韩诗外传》记载晋平公藏宝之台被烧毁的事，引用“稼穑维宝”两句，也正是警戒聚敛的意思，本作“家啬”，后人用今诗改它，是对的。

“进退维谷”，阮元认为“谷”是“谷”的〇借，“谷”是善的意思，因为上文韵脚为“不胥以谷”，所以〇“谷”字，这是谬说。“进退维谷”，正是以朋友相谐，无可自明，前进后退都穷困，连林中的鹿都不如。《小雅》的“局天踏地”，《易经》的“不能退不能遂”，都是同样的意思。阮氏引用《尔雅》“东风谓之谷风”，郭璞注“谷之言谷”，《尚书》的“昧谷”、《周礼注》作“柳谷”作为类比，不知道“谷之言谷”，如同“天颠”也，“日实”也，同音相训的例子，不能用“颠”作“天”，用“实”作“日”。昧谷、柳谷，古今文字，同音异字，不是这种类比。这首诗作“谷”的意义，《传笺》很明白。《小宛》说“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汉晋六朝文字有说“若坠渊若坠冰谷”的，不可指数。《晋书·贺循传》元帝曾问他父亲齐被祸的事，贺循流涕说：“臣进退维谷。”可知古代没有别的解释。阮氏又引用《晏子春秋》对叔向说“进不失忠，退不失行”，引用这首诗作为证据。不知道晏子这件事，也是因为齐衰晋乱，各自忧虑自身，作为侍奉君王的法则，正是比喻他进退都难。至于引用《韩诗外传》，则记载齐家行他、楚申鸣之死，两次引用这首诗，正与毛亨、郑玄同义。阮氏强附他的曲说，而说诗有此例，古人文字有如此苟且的吗？现在市肆书“谷”作“谷”，书“疆”作“姜”，起于赵宋之世，而说西周人避重韵者已经这样做了，也是厚诬古人了。马元伯以阮说为确，是喜好新说的弊病。

“既之阴女，反予来赫。”“阴”就是隐，《汉书·霍光传赞》“阴妻邪谋”，颜师古注说不宣扬其过错。“赫”，是显相恐揭，毛亨训为炙，郑玄读作吓，其义相成。“赫”与“阴”为反对之词，“既之阴女反予来赫”，是说我已经为你隐恶，不宣扬你的恶行，而你反而显相铄炙，更暴露你的过错。这是承接上文指朋友而言，说你等贪残败类，ウ冥之事，自极诡秘，我岂不知。如同那些飞虫，有时也被射获，飞虫也比喻小人，说你所做的虽然像飞虫，倏忽变乱，然而也时有被人射获的。《笺》义本来如此。自从宋儒以飞虫为芮伯自喻，以弋获为千虑一得，非常不通。马瑞辰说这首诗最近是，只有以“阴”为谙悉，则尚未尽《笺》以“阴”为“荫”，失之。陈奂《毛诗疏》专门违背《笺》义，而这里独从郑玄解，他说这一章最迂曲，以“赫炙”为侵削，尤其不对。

“凉曰不可覆背善詈”，与“既之阴女反予来赫”，词意相成。大概起初为他隐恶，后来薄言不可，而你反而背弃极詈之。虽曰“匪予既作尔歌者”

译“匪”与“同”并非相同，而是相当于骂詈；“既”是已经的意思，《广雅》、《释诂》中“遂”、“竟”也是这个意思，《礼记》、《玉藻》的注解说“既”相当于“毕竟”；意思是说，你虽然不是在骂我，但我终究为你作了这首歌，不能再为你隐瞒了。这与“予岂不知而作”这句话，遥遥相互贯通呼应。既然为你作了这首歌，与《卷阿》末章结语“维以遂歌”，文法完全相同。郑玄的《笺》以及朱熹的《集传》都将“虽曰匪予”解释为“你虽然说是这不是我做的，但我已经为你作了歌”，其中的“既”字都解释为“已然”，这接近于不通顺。《毛诗疏》将“既”解释为“终”，也不对。将“尔”解释为指代厉王，这是错误地沿用了《正义》的说法。

译光绪辛巳（1881年）七月初三日

《诗经·风》篇中“骤牝三千”，《毛传》解释说“骤”是骤来马与牝马，其实诗人只是形容马匹众多，说的是骤来马中的母马有三千匹罢了。马身高七尺以上称为骤来，举此以显示马匹的壮大，母马多达三千，极言其繁殖牲畜的兴盛。千是概数之名，三是积数之辞，并非实有三千匹，不必将骤来马与母马分为两类。《尔雅·释畜》古本作“骤来牡骊牝玄”，这是解释《诗经》中“骤牝”为骤来马中的母马且毛色为黑色。《经典释文》引用孙叔然的注本，以及郑玄在《周礼》、《夏官》、《礼记》、《檀弓》的注文中引用《尔雅》都相同，这是古读古义。如今两《礼》的注本都误作“牝骊牡玄”，幸好有《周礼释文》及《尔雅释文》可以证明。《尔雅》凡是说到牝牡，都是先说牡后说牝，其解释鸟类也后说雌，这是正名一定的体例。如今《尔雅》郭璞本作“骤来牝骊牝”，将“玄”字属下句与“驹”字连读，这是用“骊牝”来解释《诗经》的“骤牝”。骊、骤双声，大概是用《诗经》所说的“骤牝”指黑色的母马，今本误作“骤来牝骊牡”，则无法讲通了。幸好《释文》说“牝”音频忍反，下文同，可证明上下都是“牝”字。雪窗本也没有错误。

光绪壬午（1882年）七月初四日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郑笺》将公子解释为豳公的女儿，说春日的少女感于阳气而悲伤物候变化，有与公子一同出嫁的意愿，这是对的。古人执政，不把男女及时婚配作为急务，所以《桃夭》以家庭和睦为美，《摽有梅》以赶上吉日相期，《周南》的风气，还承袭着豳公的恩泽。后来《周礼》中有仲春时节会合男女的记载，周朝的先公先王，礼教由此兴起。春日采桑的女子，感于迟日的到来，知道婚期将至，所以心中悲伤，这就是所谓女子有怀、远离父母兄弟。殆及公子同归，可见当时君民一体，国家没有耽误婚期，所谓好色与民同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毛传》说豳公的儿子亲自率领百姓同时出工，同时归来。古代男女不同行，国君的儿子，即使勤于民事，又何至于亲自率领采桑的女子一同出工一同归来呢？郑玄改易其说，自然更为确切。朱熹说此女将要嫁给豳公的儿子，则不对了。陈启源说嫁人说“于归”，没有说“同归”的，岂知《易经》中有“帝乙归妹”，伯姬嫁往宋国，记载于鲁史，称嫁为归，是古今通行的义理。所以连文则说“于归”，单文则说“归”，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至于辅广说女子感于春阳而想与公子同归，事情近乎亵渎。不知男女之情，古人不避讳，怀春的少女，也咏唱《召南》。如果说公子巡视耕种，游女群集，夕阳旷野，逐队同归，不更亵渎吗？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正义》引用《定本》说“勿士行枚”没有“衔”字。臧琳《经义杂记》说据此可知孔颖达本经文作“勿士衔枚”，《郑笺》原本没有“衔枚”之事。如今《正义》本依据《定本》及《释文》将经文中的“衔”改为“行”，《郑笺》“初无”下增加“行陈”二字，应当以孔本为是。《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七引用《诗经》“勿士衔枚”与孔本相合。慈铭按，臧琳的说法极为确切。《毛传》对“行”字没有训释，对“枚”训为微。胡承珙说微即徽字，徽是止的意思，衔枚以止言语就是此意。毛认为“衔”字人所尽解，不烦为训，郑《笺》即申述毛义，“行陈”二字，明显是后人妄加，必定是“衔枚”二字连文，方能成义。如果经文原本作“行枚”，而郑《笺》以“行陈”解释“行”字，以“衔枚”解释“枚”字，那么不说“陈”，则“行”的是什么？不说“衔”，则“枚”的是什么？古人有这种文理吗？阮元《校勘记》及胡承珙、马瑞辰都认为臧琳的说法不对，实在不可理解。至于“制彼裳衣”，《郑笺》说女子制作那裳衣而来，意为兵眼，大概说在家妇女，正为征人制作裳衣远寄，而东国已平，没有衔枚之事。所谓兵服，即征人所穿，不一定是戎服；所谓无事衔枚，不过说无事征战，所以《郑笺》说言前定也，谓衣方来而事已定也。马瑞辰说“制彼裳衣”，是制作归途所穿的衣服，也不对。

娟娟者蝎，熏在桑野。毛《传》说熏是实，郑训熏为久，说古者声宾填尘同也。有敦瓜苦，黑在栗新，毛《传》说黑是众，郑笺说熏是尘。慈铭按，《常棣》“〇也无戎”，毛训熏为填，郑也训为久，又说古声填宾尘同。这是郑以尘久为〇的本字，以填实为声近义通字，以〇为〇借字，两说古声〇填尘同，都是为了极力申述毛义。大概“娟娟者蝎〇在桑野”，蝎是桑中赢虫蟹嬗，在野以喻士之露宿车下，所以说“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怜悯士人的辛劳。“有敦瓜苦〇在栗薪”，栗读如东门之栗的栗，谓行上栗也。古代以栗表道，苦瓜而系积栗

译薪柴之上，用来比喻征人的妻子，无所依托归属，日夜盼望丈夫归来。必定说是瓜，是因为《左传》中提到“瓜期而往，及瓜而代”，大概古人以瓜熟作为戍卒归来的期限。栗子树长在家巷之前，是妇人盼望归人的地方，所以说“自从我看不见他，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这是言说思妇的愁苦。毛亨将“〇”训释为众多，凡是物体尘埃积聚的必定众多，意义也互相引申印证。胡氏说意义相同而训释不同的说法是不对的。

译黄莺飞翔，羽毛光彩鲜明，这位女子出嫁，马匹毛色驳杂，亲自系好佩巾，礼仪多达九十，新婚之时非常美好，日后长久相处又会怎样呢？《毛诗笺》说仓庚在仲春鸣叫，是嫁娶的时节，也是士人开始行动的时候，新近举行昏礼，如今归来，所以极力叙述其情以取乐。新婚来时非常美好，到现在已经很久了，不知情况如何，又极力叙述其情以取乐并戏谑。这真是善于言说物情，极其符合诗人的旨意。古人三十岁娶妻，周初必定没有错过婚期而未嫁娶的人。那些从军服役的，都选取壮年人，体力正刚强，能胜任军旅，必定没有年少体弱者充数。所以《东山》四章，都以夫妇相思为内容。首章说独自睡在车下，末章以夫妇之情取乐，说新婚非常美好，旧日更会如何，这就是所谓委婉而多含风味的写法。自从王肃用仓庚羽翼鲜明，比喻出嫁者的盛装，孔晁于是说仓庚这两句不是记时。（见《周礼·媒氏》疏引孔晁申述毛传义。）起初认为士人归来娶妻，而此诗所言之时物都在夏秋，所以用熠耀其羽，作为嫁娶盛大的比喻。那九十种礼仪，哪里至于取喻于小鸟的有文采？古人霜降迎娶新娘，冰融化时停止，先王制定的礼法，一定不可改变，不能因为归来的士人有劳苦，就在夏秋举行昏礼。况且刚说新娶，忽然考虑到长久，预先说及旧日，在情理上不合，在诗文中也不通顺。胡氏极力申述王肃、孔晁的说法，而认为《笺》的意思迂腐，错得太过分了。

狼踩着自己的胡须，又踩着自己的尾巴，公孙皮肤厚实，红鞋稳重。《毛诗笺》说周公前进时踩到胡须，如同起初想要摄政，四国流传谣言，避开而居住在东都。后退时踩到尾巴，是说后来想要恢复成王之位而年老，成王又挽留他，孙的意思是孙遁，即退避。周公摄政七年，达到太平，恢复成王之位，孙遁避开这成功的大美，成王让他担任太师，穿着红鞋稳重。慈铭按，《诗序》说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成王不知，周大夫赞美他不失其圣，《笺》都根据这些来说。所以贯通他前后摄政的事，综合周公一生来说。他起初摄政，如果听到流言而不避开，就无法自明，将像狼踩到胡须。他后来摄政，如果已经达到太平而不恢复明君之位，就会被成王怀疑，将像狼踩到尾巴。只有周公谦让成功而不居功，以太师终老，穿着红鞋安稳坚固，（《说文》说坚固，引诗赤鸟坚坚。）意思非常明白，无可更改。毛《传》误把公孙当作成王，王肃于是说周公所以进退有困难，是为了等待成王长大，有大美之德，能穿盛服。《正义》申述郑玄的说法，又说既已谦让而留任太师，是退有困难。赞美周公而说到成王的盛服，已经是言辞多余，而且对于狼跋跙的意思，有什么取兴？留任太师，为什么有困难？都损害经旨而违背郑玄的意思。胡氏说专指周公初摄四国流言时事，二叔不和，成王未悟，周公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正是跋前跙后的样子，认为《笺》不对。不知道此诗在《东征》《西归》之后，殿《豳风》之末，自然依据周公始末之事，赞美他不失其圣。所说近则成王不知，成王虽然因风雷之变，悔悟迎接周公，但如果让周公久固其权，则起初的怀疑未必不再生。后世假托周公之事，所谓延登受册假王政的，或者宵小谗言构陷，因此而起，就像狼跙尾，周公也最终失去其圣了。只有孙遁其硕肤而还政，所以接受太师之位，优游履道，诗人用赤舄的几几，反形狼的跋跙，都以足容行步为言，这是体物之工，属辞之妙。马氏从孙毓的说法，认为传中公孙指成王不对，而说周公也是豳公之孙，以硕肤为肤革充盈，不同于狼的跋跙，也病在纤凿。

郑君笺注诗经，成于晚年，最为纯粹。略举五则，以见《笺》之不易读而郑学之可贵。

十一月初二日

◎韩诗外传

阅读武进赵氏（怀玉）所校《韩诗外传》。我曾说《外传》辞旨，虽然隽永可味，但在汉人著作中，经术最为疏浅。所引大事，尤多乖谬；与刘子政《说苑新序》相比，更不可信。其诠诗与《内传》往往不符，大概是以意逆志，仅得《孟子》之一体者也。三家诗本惟鲁为最近，《外传》又太傅绪余，宜于风雅之原，不能无舛矣。但以两汉人书，存者无几，此书幸得不亡，古训法言，在在可述。亿孙此校，弥尚谨严，故可宝贵耳。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八月十四日

◎诗经世本古义（明何楷）

得莲士书，以明何氏楷《诗经世本古义》借阅。楷字元子，福建清漳人，崇祯中为御史，负直声，后仕南都，至户部侍郎。入闽，升尚书。闽亡后卒。此书以时代先后为主，慎倒次第，始于《公刘》、《行苇》诸篇，谓在夏少康之世，此明人割裂古书之妄习，虽多存古义，采取颇

译虽然富有，但行事支离破碎、粗疏草率，得到的反而不如失去的多。莲士来信，说我的观点颇为武断，确实如此。此前有范文忠、林兰友（字操圣）、曹学佺（字尊生）三人的序言。我最不喜欢明代人的经学解说，因此就将书退还给他，并委托他将《三朝要典》一并转还给节子。随即写了回信，说研究《毛诗》的学问，应以《注疏》以及吕氏的《诗纪》、严氏的《诗辑》作为纲领，（近来有将严、吕两家诗说合刻的版本，我在市集上见到，非常好。）以本朝陈氏的《稽古编》、胡氏的《后笺》、李氏的《绌义》、马氏（瑞辰）的《传笺通释》作为经纬，其他书籍可以不读了。（顾亭林在《圣安本纪》中记载戴南都降臣里有户部侍郎何楷的名字，而黄梨洲在《行朝录》、钱田间在《所知录》中都称他入闽后任户部尚书，掌管都察院，因触犯二郑而请求辞官归乡，被盗贼割去一只耳朵，钦定的《明史》沿用了这一说法，实际上他只是曾在降表上签名，并未真正迎附投降。）

译同治丙寅年（一八六六）正月二十一日

◎严氏诗缉补义（清刘星灿）

夜晚对着烛火阅读近代鄞县人刘星灿所著的《严氏诗缉补义》，书中多有纠正朱熹《诗集传》及严氏学说的地方，征引丰富，取舍恰当，其用心可谓勤勉。烛火再次熄灭后，我疲倦地就寝，颇有裴晋公拨弄商陆火般的感慨。

咸丰戊午年（一八五八）十二月三十日

◎三家诗拾遗（清范家相）

校阅范蘅洲先生的《三家诗拾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以及我们越地嘉庆庚午年的刻本，都将《文字考异》及《古逸诗》各一卷置于卷首，卷三至卷十则依次以《毛诗》三百篇为纲，辑录缀合鲁、齐、韩三家之说。《提要》认为古逸诗与三家诗无关，讥讽其开卷即名实不符。然而范蘅洲在自序中明确说明将这两卷附于书后，其凡例也先论述鲁、齐、韩三家的次第得失，而后才谈文字异同及古逸之诗，那么《四库》所收本及家刻本都是抄写者的错误。（凡例第三条有云：列之于首，以广见闻。这里的“首”乃是“后”字的误写。）《岭南遗书》所刻嘉应叶钧重订本，其序言称嘉庆六年得到范氏书稿，供奉于保定莲花池的奎画楼，也将《文字考异》及《古逸诗》置于卷首，于是依据范氏自序将其移附于书后，大概是因为抄本同出一源。《提要》既然没有仔细审读序言和凡例，叶钧不过略作改动，就遽然自称重订，其序言几乎要据为己有，伍氏遂将其收入《岭南遗书》，这也太可笑了。至于范氏此书搜寻功夫深厚，具有心得，《提要》也称其详赡有体，比王氏所录更为完备，虽然有时引据稍显疏漏，对三家诗也偶有出入，但其功绩在于创通大义，使后人得以推求先秦汉初经师的微言大义，并非仅仅以搜集繁碎资料来显示渊博。近代嘉兴冯登府及福建陈寿祺父子推衍递进，日益精深，主要都源自范氏，沿袭居多；而陈氏在跋冯氏《三家诗异文疏证》时，诋毁范氏为自郐以下，这话说得岂不过分了？

光绪乙酉年（一八八五）正月二十日

◎诗渖（清范家相）

阅读范左南太守的《诗渖》。《四库提要》说他的学问出自毛西河，而持论在毛《传》与朱《传》之间斟酌，颇为平允。然而其中遵从毛《传》驳斥朱《传》的居多，只是略于考据，多论文义，而时常提出新意，不同于前人。虽然涵咏诗辞，往往有所得，终究不免空谈臆测之弊，不符合说经的家法。其前两卷为总论，较为平实可传。

同治丙寅年（一八六六）正月初二日

阅读范左南先生的《诗渖》。其中解说《诗经》，多有名言隽语，大概出自乡先辈季彭山先生《诗解颐》一派；其考据典礼，也多心得，但不太相信郑玄，我们越地说经的家法，都是如此。然而援引证据确实，绝非牵强附会者可比。

光绪乙酉年（一八八五）正月二十一日

◎毛诗通考（清林伯桐）

阅读番偶林桐君学正（伯桐）的《毛诗通考》，共三十卷。皆考辨郑玄《笺》与毛《传》不同的地方，大体都是申述毛《传》而诘难郑《笺》；当时陈硕甫的《毛诗疏》尚未问世，而尊崇毛《传》的旨趣则相同。书只有两册，每卷开头都有“考郑《笺》异义”五个字，大概是依据其通考中的一门，所以以此标目，而全书并未完成。如果只考辨郑《笺》，就不能命名为通考了。

光绪甲申年（一八八四）十一月二十四日

◎毛诗识校（清林伯桐）

阅读林月亭（伯桐）的《毛诗识小》三十卷，也仅有两册。此书少有发明，往往直接抄录笺疏之说，也多采录近时诸家之说。因为大体上谈论名物，所以称为《识小》。

光绪甲申年（一八八四）十一月三十日

◎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清段玉裁）

段氏的《诗经》小学，简核精深，治《诗》者不可不读。然而如“归宁父母”，谓指文王的父母，则迂曲甚矣。以《葛覃》为后妃在父母家的诗。以“言告言归”为嫁，自是《序》、《传》相承先儒古义，至于“归宁父母”，则毛《传》在解释“师氏”下说“妇人谓嫁曰归”，这是解释“言归”的“归”；在“宁安也”下说“父母在则有时归宁耳”，这是解释“归宁”的“归”；两个“归”字本不同，即使说“归宁”二字不连，如《召南》、《草虫笺》所言“宁父母”，《说文》引此诗作“以晏父母”，都是没有父母论罹的意思。段氏却说既归曰舅姑，未归言父母，不知于古有何依据？又引《礼记》“亲迎女在涂而〇胥之父母死”，作为称父母的证据，夫曰〇胥之父母，自对为文，与女何干？此等实为汉学之累，招致妄人排击者也。又以传文“父母在则有时归宁耳”九字为后人妄加，而其

译后来他编撰了《毛诗故训传定本》，却仍不敢固执己见，于是保留了这段文字，并在注文中说：“或许这‘九定’二字是后人添加的。”这也表明他对此并没有确定的看法。

译光绪戊寅（一七八九）正月二十一日

◎《毛诗考证》《尚书今古文考证》（清庄述祖）

阅读《珍执宦丛书》中的《毛诗考证》、《尚书考证》两种书，其主旨本在于考列文字异同，而时常辅以新见解。其解释经书，我过去曾说“刻子”当作“亥子”，说“云”就是《易经》“菱滋”中的“明夷”，“菱滋”应当作“亥子”，是说殷朝因亥子而灭亡。又说“庶群自酒”当作“层酒”，《说文解字》中说“层”是鼻息。又说“圻父薄韦”中的“韦”就是“卫”字，“薄”是迫近的意思，是说司马迫近守卫边疆。又说“Ａ２祭岁”中的“{丞火}”同“蒸”，“〇祀”同“燎”。又说“王宾杀里”中的“杀”应当作“秉”，古文“帘”与“秉”字形相近而致误，“王宾”指二王之后，“秉里”就是“秉璋”。这些都令人失笑。只有解释“薄韦”稍微合乎情理，然而郑玄及伪孔安国，都将“若畴圻父”连读成句，下文的“定辟”二字，总括上述三卿。只有蔡传将“圻父薄韦”连读成句，“宏父定辟”连读成句，那么“定君”就专属司空了，这是说不通的。其他改读文句，尤其多迂腐妄断。其解释《诗经》多采纳段玉裁《毛诗小学》、阮元《校勘记》的说法，比解释《尚书》要好。而解释“先祖匪人”说“匪”应当作“{八〇}”，先祖指后稷，“{八〇}人”就是“便人”，这就更加怪诞妄断了。庄氏的学问，大体如此。他的诸书中，只有《弟子职集解》最好，因为多采用供稚存笺释本，所以声音训诂，文从字顺，古义深湛。其次是《五经小学述》，虽然只有寥寥数页，是未完成的著作，但依据《说文解字》，参证近儒诸说，尚有可取之处。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八月二十日

阅读庄述祖《毛诗孜证》，其第一条“钟鼓乐之”，说《石经》中“钟”字作“锺”。慈铭按：唐石经及宋刻本中“钟鼓”多作“锺”，虽然说是同音，古时或许通用，实则是经典相承的错误。钟、锺二字迥然不同，又没有古今先后的区别，为什么“钟鼓”的字一定要作“锺”来混淆人的耳目呢？这类说法出于臧拜经、严铁桥诸家，是佞宋的癖好，名为好古，实则扰乱经义，是我所最不采纳的。其第二条“我马虺ㄨ”，说何焯曰“虺”作“虺”与“仲虺”的“虺”不同。慈铭按：《说文解字》无“虺”字，《玉篇》允部有“勉值”，《集韵》十五灰有“虺”，十四皆、十五灰皆有“<兀贵>”，都训释为马病，实则是后出的俗字，《广韵》中还没有。虺ㄨ的本字应当依《说文解字》作“痕”，《尔雅》作“〇”，现在经典中作“虺ㄨ”，是“〇”的借通用字。（现在《说文解字》无“痕”字，《尔雅释文》作“痕”，《字林》说病也，不附合《说文解字》。然而《诗经·周南释文》说，“虺”《说文》作“痕”，必有依据。）何焯不通小学，所以有此说，庄氏采纳它，错了。陈启源说应当依《尔雅》作“虺〇”，而《尔雅》各本只作“虺〇”，没有作“虺”的，也是错误的。其余虽然颇简略，少有发明，但谨严得汉学家法。只有“先祖匪人”一条，说“匪”即“颁”，“颁”即“笑”，“笑”即“便”，先祖指后稷。“先祖匪人”，就是《礼记·表记》所说的后稷自谓“便人”，这就迂曲得几乎不可训释，我已在《壬申日记》中论述过。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七月初六日

◎《诗经广诂》（清徐〇敖）

阅读《诗经广诂》，桐城徐〇敖撰。〇敖号樗亭，由进士任户部主事，改任浙江寿昌县知县，调任临海县知县。前有道光十年洪颐煊序，其书共八册，不分卷，先以序例纲领及诗家源流，其后自《国风》至《商颂》，依次为说，都搜辑古义，作为佐证而不加论断。凡《春秋》内外传、周秦诸子以至宋明国朝人的说法，无不甄别收录，间或附注己见。称为《广诂》，是取“诗无达诂”的意思。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三月二十二日

◎《毛诗后笺》（清胡承珙）

阅读《毛诗后笺》。胡氏此书，体例与同时马元伯的《传笺通解》、新出的顾访溪《学诗详说》，大体相同，不载经文，依次解说，兼采诸家，古今并列，稍不及马氏，而胜于顾氏。因为马氏专于汉学，顾氏偏于宋学，多识达诂，终为诗学专家。至于取义兴观，多涉议论，后人之见，未必果真得到古人的心意。这种推绎经文，体玩自得，是宋欧阳修以后的方法。唐以前家法都重视训诂，而不作序外之说，所以可贵。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六月十五日

◎《诗双声叠韵谱》（清邓廷桢）

阅读邓懈谷《诗双声叠韵谱》，共分四目：曰错综，曰对待，曰累句，曰单词。说错综是古人巧思，对待是作者常例，累句偶见，单词最多，大率通其所可通，而不强通其所不通，还保留有亭林、慎修诸君的家法。以虞协侯，不从颅而从江，以妻韵室，不从段而从孔；也颇为谨严。前有自序及凡例八则，持论皆佳，可惜

译对于古音同异的缘故，全都未加标注，过于简略，而且其中可以补充的地方还很多。这本书与《说文双声叠韵谱》都成书于（作者）担任两广总督期间，都有番禺人林伯桐作的序言。用骈俪文来论述音韵之学，源流深邃，体制精工，也是近世的名篇。林伯桐字月亭，是广东举人。

译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四月二十一日

◎三家诗遗说考（清陈乔枞）

阅读陈朴斋的《三家诗遗说考》，共四卷。三家诗中，齐诗最为缺乏证据，朴斋依据其父左海所辑录的绪论，加以增补，推衍其学说，凡是所增补的内容，都加上一个“补”字以作区别。他在自叙中说，辕生以治《诗》为博士，那些凭借《诗》而显贵的人，都是辕固的弟子，其中夏侯始昌最为明达。夏侯始昌通晓五经，后苍师从始昌，也通晓《诗》、《礼》并担任博士。戴德、戴圣、庆普都是后氏的弟子，《诗》与《礼》的师承既然相同，那么《仪礼》及二《戴礼记》中凡是所引用的《诗》，都应当属于齐诗。郑君原本治《小戴礼》，注解《礼》在笺注《诗》之前，当时尚未得到《毛传》，可知《礼》注中所述多本于齐诗之义。齐诗有翼奉、匡衡、师丹、伏生之学，班固的从祖伯少从师丹、叔皮父子学习《诗》，世代传承家学，《汉书·地理志》引用“子之营兮”及“自杜沮漆”，都依据齐诗的文字。又说陈地风俗迷信巫鬼，晋地风俗俭朴鄙陋，这些话也与匡衡的说法相合，可见《汉书》都采用齐诗。荀悦的叔父荀爽师从陈〇，〇的儿子陈纪传授齐诗，见于《经典释文》。《后汉书》说荀爽曾著《诗传》，荀爽的《诗》学是太邱（陈〇）所传授，其为齐学显然无疑。辕固生作《诗内外传》，荀悦特别在《汉纪》中记载，尤其足以证明荀氏家学都治齐诗，因此《汉纪》、《申鉴》所引用的都是齐诗。公羊氏本属齐学，治《公羊春秋》的人，对于《诗》都称引齐诗，就像谷梁氏为鲁学，治《谷梁春秋》的人对于《诗》也称引鲁诗一样。董仲舒通晓五经，治《公羊春秋》，与齐人胡母生同业，那么他习齐诗可知，因此《春秋繁露》所引用的都是齐诗。《易》有孟喜、京房的卦气之候，《诗》有翼奉的五际之要，《尚书》有夏侯的《洪范》之说，《春秋》有公羊的灾异之条，都明于象数，以彰显天人的感应，其渊源所自，同一师承。孟喜从田王孙学习《易》，孟喜就是东海孟卿的儿子，焦延寿所从问《易》的人，这也是齐学，所以《焦氏易林》都主齐诗之说，不仅仅是甲戊巳庚达性任情的话语，与翼氏齐诗所言五性六情相合；亥午相错，则是乱绪业的言辞，与《诗泛麻枢》所言午亥之际为革命相合。桓宽《盐铁论》以《周南》之兔〇为刺义，与鲁、韩、毛迥异，以《邶风》之鸣雁为难文，与鲁、韩、毛并殊，因此所引用的也都是齐诗。其搜采可谓完备了。私下评论，只有《诗》纬如《推度灾泛麻枢》、《含神雾》等，大概多含齐诗之说。公羊本为齐人，《春秋繁露》中或许有齐诗之说，其余都是推测流派，近于景响之谈。至于郑君本传明确说习韩诗，也间用鲁诗，《坊记》注以《燕燕》为卫定姜之诗，与刘子政《列女传》相同，中垒（刘向）世代习鲁诗，那么注中所用即为鲁诗之说。至于班孟坚本传只说九岁诵诗书，及长，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那么他对于《诗》无所谓家法。《汉书·地理志》引齐诗曰“子之营兮”，颜注《毛诗》作“还”，齐诗作“营”。又右扶风杜阳下引《诗》曰“自杜”，颜注“自土沮漆”，齐诗作“自杜”，王伯厚辑三家诗，据此载入齐诗。《左海文集》、《答许子锦论经义书》，说师古时齐诗久亡，不知他从何处得到齐诗之说，他注此志以周道郁夷为韩诗，而不知韩诗实作威夷，那么他的驳斥不可尽信。班固习齐诗，其他没有确凿证据，其说法甚〇，朴斋强以《汉书》证齐诗，也明显违背其父的说法了。

光绪戊子（一八八八）九月二十八日

◎毛郑诗释（清丁晏）

阅读了俭卿的《毛郑诗释》共四卷，前有道光壬午自序，称是少时所作。本名《毛诗古学》，其后删存十五篇，改题今名，但实为卓然的汉学。末尾附有《书段氏校定毛诗故训传后》一篇，补正金坛意必之失，足为功臣。又附有《诗序证文》一篇，《毛传格言录》一篇。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三月初四日

◎毛诗传笺异义解（清沈镐）

阅读震泽沈驾部镐的《毛诗传笺异义解》。该书荟萃自汉迄今诸儒之说，折衷其平，而以《说文》为主，是近时人中最有根柢者。

同治王戌（一八六二）二月初五日

◎诗笺礼注异义考（清桂文灿）

借得桂孝廉文灿的《诗笺礼注异义考》，意在申明郑学，但寥寥数纸，词旨拙涩，远不及其《群经补证》。

同治壬戌（一八六三）六月二十六日

◎毛诗稽古篇（清陈启源）

阅读《毛诗稽古篇》第二十

译从第五卷到第二十九卷。陈氏对古学造诣深厚，这五卷分为总诂、分举、考异、正字、辨物、数典、稽疑六门，汇集众家学说，尤其精确。其中考异、正字、辨物三类，条理分明，分析细致，贯通古今，是研究古代文献的人不可不读的。

译同治己巳年（一八六九）十二月初五日

◎《毛诗传笺通释》（清马瑞辰）

阅读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全书共三十二卷，卷首有自序及七条例言。该书第一卷为通考《毛诗》源流篇，其次是《传笺正义》异同得失，共计十九篇考辨。第二卷以下，则依照诗篇进行诠释，先列出传笺，下面再申述自己的见解，往往与毛亨、郑玄的观点相违背，但必定以古训古言为依据，且多驳正宋代以后儒生穿凿附会的说法，因此是研究《诗经》者不可缺少的著作。

光绪乙亥年（一八七五）九月十一日

马元伯《毛诗传笺通释》说，《韩奕》诗中“溥彼韩城，燕师所完”，《释文》引用王肃、孙毓都音“燕”为乌贤反，说是北燕国。《潜夫论》说周宣王时有韩侯，其国靠近燕。《路史》说，北燕伯款也是姑姓，那么燕与蹶父是同姓，蹶父疑即是北燕的君主，入朝担任王卿士的人。慈铭按，《左传》宣公三年，郑穆公有个贱妾叫燕姑，梦见天使给她兰花说：“我将做你的伯祖，我是你的祖先。”杜预注说：“姑是南燕的姓氏，伯是南燕的祖先。”如果北燕是召公的后代，自然是姬姓。揣度王肃等人的意思，认为这个燕是北燕，是因为韩地靠近北燕而非南燕，如今顺天府固安县东南有韩侯城就是证明。如果是南燕，则是如今河南卫辉府延津县的地界。《左传》隐公五年，卫国人联合燕国军队讨伐郑国，注解说南燕国即今东郡燕县，《正义》引用《世本》说：“燕是姑姓。”《汉书·地理志》东郡燕县（今本在“燕”字上多衍一个“南”字。）是南燕国，姑姓，黄帝的后代，因为距离汉代的方城（即今固安）遥远，所以用北燕来对应罢了。然而南燕是姑姓，而北燕不是姑姓，马氏错误地依据《路史》而忘记了《左传》，也可以说是疏忽了。至于《梁山》的传笺都主张是《禹贡》中的梁山，郑玄更明确说在冯翊夏阳，大概都是因为韩国后来迁到今陕西的韩城县后被晋国所灭，然而此诗说“奄受北国，其追其貊”，说明宣王、成王时韩国尚未迁徙，那么梁山自然应当以《水经·湿水篇注》中“良乡县北有梁山，高梁水发源于此”作为韩国镇山的确证。陈氏《毛诗疏》认为梁是吕梁，尤其背离孔颖达的说法，毫无根据。

《江汉》诗中“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其中的“无”与“无念尔祖”的“无”一样，是语助词，诗中的语言都是如此。《郑笺》及《正义》都解释为有无的“无”。陈氏《疏》引用《韩诗外传》以“予小子”为宣王自称，这《吕氏读诗记》引用李氏、陈氏的说法都相同，然而都说“你不要以我为小子”，则更加不通顺。“予小子”，是天子对祖先所说的话，三个字合读，不能分开。“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是说不要也说“我小子敢效法文武”，你只需效法召公罢了。文辞不详尽，是因为古人行文简质，语意已经自足。

光绪辛巳年（一八八一）七月初五日

◎《毛诗读》（清王闿运）

阅读近代巴郡人王闿运的《毛诗读》，全书共三十卷，咸丰乙卯年在成都刻印。自序说最初撰写《毛诗述义》，与包慎伯、陈硕甫相商榷，道光戊申年在南昌舟中遗失，归田后重新辑录此书。大体上抨击郑玄的《笺》，认为朱熹的《集传》不值得辩驳，而说《诗经》都是责备臣道的言辞，借以寓言妇德。《关雎》序言后妃，后妃指君王的配偶，引用《晋语》“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镇抚国家惟王妃兮”。韦昭注说重耳应当称霸诸侯，作为王妃的配偶，以证明“后”即王，“妃”即匹，后妃之德，是说贤臣应当匹配其君的德行。不仅周公、召公是后妃，即使文王也是后妃，雅诗则是后妃之政有大小之分，颂诗则是赞美后妃的成功，变风变雅则不是后妃了。旧说误将后妃理解为王后，其他经书前史没有称王后为后妃的，《周书》中的“后”都指王，《周礼》都称王后，不称妃，《何彼秾矣》序云：“下王后一等”，《葛覃》传云：“王后织玄纁”，与《周礼》相合，只有《关雎》八篇的序传合并正喻二义，而设立后妃之名，示人以臣道之重，有辅佐君王的责任，不能像后世的公卿那样只知谦卑自守。所言皆狂妄迂曲，绝不可通，虽然也颇讲古本章句及典礼名物，但大端已谬，其文义又多故意晦涩，不足取法。

光绪戊子年（一八八八）六月十四日

◎《诗毛氏传疏》《释毛诗音》（清陈奂）

阅读长洲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陈奂字硕甫，是金坛人段玉裁的弟子，所以所疏解的内容一以段玉裁注《说文》为宗旨，以名物训诂最为详细。近代研究《毛诗》的儒者，汪龙有《毛诗申成》，胡承珙有《毛诗后笺》，段玉裁有《毛诗小笺》，都极力伸张毛亨之说，不主张郑玄的《笺》。陈氏也屡次引用《后笺》《小笺》的说法，而略不及《申成》，大概因为汪氏此书，流传极少

译我也未曾见过。陈氏的书分为三十卷，总共十册，前面有自序和凡例各一篇。

译同治丁卯年（一八六七年）九月初四日

陈硕甫在《毛诗音》中说：“参差”是双声词，“参”音同“纟参”，又音同“人参”的“参”；“差”音同“磋”，又音同“等差”的“差”。查考《经典释文》，“参”读初全反，“差”读初宜反，又读初佳反。这是将“参”读如“谶”，为平声；将“差”读如“{差齿}”，又如“钗”。《广韵》二十一侵部有“{山参}”，意思是参差不齐，也写作“参”，音楚簪切。《集韵》二十一侵部有“{山参}”，音初簪切，意思是山势参差不齐的样子。又列出“参”字，说参差不齐。考“参”难道是后出的字，《广韵》尚且将“参”与“{山参}”视为一字，《集韵》竟然分为两字，这是错误的，然而它们的读音都与陆德明（陆氏）相同。音所衔切，《说文解字》系部、《广韵》二十七衔部、《集韵》二十七衔部都相同，其读音如“衫”。“人参”的“参”，音所今切，《说文解字》木部有“掺差”，竹部有“〇差”，都音所今切。“掺”字下且引用《诗经》说“掺差荇菜”，这大概是陈氏将“参”读如“人参”的“参”的根据。“差”音如“磋”，大概是因为《左传》中郑国有子{差齿}，《说文解字》引用作子啮，而“啮”音昨何切，所以将“差”音读如“磋”罢了。（《说文解字》原本有“{差齿}”字，意思是口齿参差不齐，音楚宜切，“荡”字是当时后人窜入的，并非许慎原本所有。它引用《春秋传》说郑国有子{佐齿}，原本应当是子{差齿}，引文在“{差齿}”之下，现在版本都是后人弄乱的。《广韵》说“{佐齿}”字出自《字统》，并没有说出自《说文解字》。又“啮”从“佐”得声，而《说文解字》没有“佐”字，这是显而易见的。段玉裁的注本反而删去“{差齿}”保留“{佐齿}”，错误太大了。段氏偏信《释文》中“《说文》作{佐齿}”的说法，不知道陆元朗所引用的《说文解字》多不可靠。）总之，初金这个读音，自六朝以来就是相承的旧读，与初宜、初佳、昨何这三个读音都是双声，即使读仓含切，也与双声不相隔。现在俗语说舛错，我们越地方言说侵磋，都是自然的音转。如果读如“衫”或“森”，那么与初宜等三个读音，都不是双声，不仅音和不合，即使以类隔来取，也相差甚远。至于它们的本字，那么“参”应当写作“掺”，或者写作“〇”，“差”应当写作“缮”（见《说文解字》系部，音楚宜切），或者写作“{差齿}”，而“参差”都是借字。

光绪丁丑年（一八七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诗小学（清吴树声）

阅读保山人吴树声的《诗小学》共三十卷，又补一卷。前面有自序，说不精通训诂和声音，不可以解说经典，尤其不可以解说《诗经》；而段玉裁的《毛诗小学》、《毛诗故训传》，都用他注解《说文解字》时双声叠韵的方法来解字以解经，然而局限于《毛传》的专门之学，因此认为《采苹》篇“于以奠之”，《传》说“奠”是放置，根据《礼记注》“奠”是进献；《简兮》篇“简兮”，《传》说“简”是大，根据《左传》等书的注，“简”是选拔训练；《考盘》篇“在涧”，《传》说“考”是成，根据《笺》及《说文》、《汉书》注，“考”是老，这些都应当用叠韵字来训释。《北门》篇“室人交遍摧我”，《传》说“摧”是沮，根据《说文》“摧”是挤，《太玄注》“摧”是趣；《定之方中》篇“灵雨既零”，《传》说“灵”是善，根据《说文》作“〇雨既零”，训为书，这些都应当用双声字来训释。又说《诗经》中有古字，（如“凯风吹彼棘心”，“心”是“尖”的古字，《说文》作“〇〇”。“母氏圣善”，“圣”是“听”的古字。“定之方中匪直世人”，“也”是“殴”的〇借，即“ム”的古字。“斯干君子攸芋”，“芋”是“宇”的古字。“文王有周不显帝命不时”，“不”是“丕”的古字，“不显亦世”，“亦”是“弈”的古字。“抑无竞维人”、“桑柔秉心竞烈”、“文无兢维烈”、“执竞武王”各处的“竞”字，都是“强”的古字。“泮水靡有不孝”，“季”是“学”的古宇。）有讹字，（如“关雎君子好逑”，“逑”是“仇”的讹字。“左右Ρ之”，“芝”是“若”的讹字。“汝坟怒如调饥”，“调”是“朝”的讹字。“殷武采入其阻”，是“突”的讹字。）有〇借字，有合音，（如“采苓舍旃舍旃”，“旃”是“之焉”的合音。“七月八月断壶”，“壶”是“胡卢”的合音。“东山有敦瓜苦”，“敦”是“团圆”的合音。“十月之交山冢〇崩”，“〇”是“崔巍”的合音。“楚楚者茨”，“茨”是“蒺藜”的合音。）有一字数义，（如同一个“介”字，有的训为助，有的训为大，有的为“匈”的〇借，有的为“戒”的〇借。同一个“且”字，有的训为往，有的训为存，有的为“恫”的〇借，有的为“辅”的〇借。）有一义数用。（如“曰”与“于”，都是语词。“女曰鸡鸣，士曰昧旦”，意思接近于“云”。“兄睨曰消，曰嫔于京”，意思通于“聿”。“曰止曰时曰为”，是“为”的〇借。“黄鸟于飞之子于归”，“于”与“曰”同义。“于彼原隰”，“于”训为往；“于邑于谢”，“于”训为往；“作于楚宫，作十楚室”，“于”读为“为”。）这本书纯粹使用段氏的叠韵双声之法，有不能贯通的地方，参用旁通引申之义，博采古籍，深入研究形声，卓然成为小学名家。然而不遵《

译《小序》喜好与旧说不同，往往近乎武断。双声叠韵，固然是训诂的根本，但意义贵在引申，所以传下来的训释，必定不是没有根据的，又怎么能用声韵来限制呢？比如穆姜说“元”是善的开端，这四句话在声韵上都不相合。“天”是颠的意思，天有颠的含义，但不能用颠的含义来完全概括它。“日”是实的意思，日有实的含义，但不能用实的含义来完全概括它。吴氏开篇解释“周南”二字，把“周”当作地名，“南”当作乐名，这都是他考察得不审慎。认为《商颂》中“天命玄鸟”原本写作“天命玄王”，是汉代搞谶纬之学的学者改动的，这就近乎荒谬了。《说文解字》在“需”字下原本引用《东山》的诗句“〇雨其蒙”，右边作“零”的“需”字，与“灵雨既零”的“零”字相同，并不是“灵”与“〇”相同。如果按照吴氏的解释，那么“〇雨既零”的“零”字，就应当依据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对“零”字的解释，当作“徐雨”讲，这就成了说“〇雨已经徐缓”罢了。而吴氏仍然依据《说文解字》的旧本，把“零”解释为余雨，说“〇雨”之后还有余雨，这就说不通了。

译同治卒未（一八七一）九月三十日

◎诗三家注疏（清周曰庠）

见到邑人周曰庠所著的《诗三家注疏》。其经文依据《毛诗》，而在下方注明三家异同。那些确知为三家之说者，直接书写为齐说、鲁说、韩说，并将大字升格为注。那些足以补充羽翼三家之说者，从周秦直到本朝各家的说法都加以采录。只有毛、郑、孔、朱四家，因为人们都读熟了，所以不收录，也将大字升格为集说。注与集说，都使用小字，各自为之作疏。书前有贵阳周起滨的序言，称此书可与近时陈硕甫的《毛诗疏》一同传世。曰庠号一峰，终身为诸生。他在自序中说群经都有论撰，只有此书已有清本。现在询问他的儿子，说战乱后所著的书全部亡失了。因此借此书带回去。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六月二十四日

阅读邑人周一峰秀才的《诗三家注疏》，其清本仅存两卷，到《邶风》为止；稿本到《豳风》为止。颇为综合古训，对经术有裨益，但体例不妥，大约有几种毛病。采集三家之说，不标出处，这是其一；集说泛泛保留异义，不专主三家，这是其二；疏证多游移出入，很少有所发明，这是其三；诸家有的称名，有的称字，有的仅标书名，时代先后，杂乱无序，这是其四。

七月初九日

◎诗氏族考（清李超孙）

阅读李引树的《诗氏族考》，大概是因为王伯厚有《诗地理考》，所以作此书以补之。书前有香子的序言，此书依据《诗经》的篇次，选取所称的人名氏族，从后妃直到殷武，条列诸书，而在下方系以考证。凡是经史诸子笺注义疏，以及近儒著述，搜罗颇为完备，有条理有要领，也是治诗者所不可缺少的。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十一月十二日

◎诗管见（清尹继美）

□轩来，谈了很久，以所著的《诗管见》相赠，并嘱托我勘正不当之处。此书博证详说，不持汉宋门户之见，阐发诗人本旨，多令人开颜解颐。论群诗中多为乐歌，尤其足以补先儒所未能达到的地方。只是喜欢攻击郑玄的《笺》，这是它的毛病。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四月初四日

◎学诗详说（清顾广誉）

近日读顾惟康的《学诗详说》，此书虽然自称不专主汉宋，但实际上墨守《集传》，攻击郑玄的《笺》，对于郑玄间有可取之处而不敢直言其是，对于朱熹也有一二不同之处而不敢显言其非。大概是嘉兴守张杨园、陆三鱼的学者，惟恐因一句话违背朱熹，就被视为得罪圣门，还不出学究之见。看他的札记中称一个吴下少年，著《止敬编》，其学问在显明处都已勘透，细微处都已加工。然而此人我曾认识，乃是一个声气之士，好言经济，于学问实在全无所解。惟康所言，还在我所认识的人十年以前，而推许等同于圣人，那么他的见识卑下就可知了。他解说《诗经》所采诸书，颇为不陋，也间涉考据。然而只是罗列诸家，择其文从字顺、符合自己私意的，以为折衷，自诩实事求是，以意逆志，而对于义趣之博，制度之精，名物之赜，都未能探讨。对于治乱升降、风会政事之大，四始六义微言之绪，以及汉儒专门授受之业，尤其未知。所以他的论《小序》，也出入依违，忽疑忽信，虽然如《郑风》，也不敢斥为淫诗，而终横一朱子之辩说于胸，谓《序》所指刺忽者不可荆ㄝ，其他无论了。只是他涵文会意，也颇有得于经义，尤其便于初学，不可废弃。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六月初八日

阅读顾惟康的《学诗详说》。宋人解经，每以后世文法绳改古人，朱子之改《大学》、《孝经》章句，分《中庸》章节，皆不免此病。他论《诗》、《关雎》序，谓当于“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下直接“然则《关雎》、《麟趾》之化”句，以至于末为《小序》，而自“诗者志之所之也”至“是谓四始，诗之至也”为《大序》。不知此篇为《关雎》之序，即为全诗之序，首尾贯串，包蕴众谊，古人文成法立，无可间然。故梁昭明以为卜子全制，编入《文选》；陆元朗、孔冲远皆以为诗之纲领，无大小序之分，诚知言也。即旧说以“自用之邦国焉”以上为《小序》，以“自风风也”以下为《大序》，亦仍诸篇之例，以首一句为《小序》，下为《大序》，分而不分，文气仍联为一也。盖“风风也”，正承“风之始也”句，以下备言诗之教化声音及六义四始之惜，推言诗之至极。然后自然“则《关雎》、《麟趾》之化”句以下，又归本二南，以见二南之所以为风始，而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

译基。下文接着说，因此《关雎》是乐于得到淑女来配君子，又回归到《关雎》这首诗的本意，以此显示《关雎》之所以作为《诗经》开端的原因，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关雎》的意义，正是为了阐明这篇文字是《关雎》的序言，古人文章的法度严密到了这种地步。朱熹仅仅因为两个“化”字可以衔接，就强行将其连接起来，却不知道“然则”这两个字的语气并不连贯。因为上文刚说“用乐风来感动他们，用教化来感化他们”，下文忽然就说“那么《关雎》、《麟趾》的教化”，语气急促，辞意紧迫，而且完全不合义理。这是南宋以后古文家以及近世科举时文家拼凑凑合、无聊地玩弄虚字的惯用伎俩，难道是秦汉以前的人所具备的吗？而且《大序》又突兀地以“诗是心志所趋向的”这句话开头，没有根基就立论，这是后世为诗文集作序时那种脱节的文字；结尾又以“这是诗歌的最高境界”这句话戛然而止，没有归宿，古人是不会接受这种写法的。大概宋代人的文章，委琐浅薄到了极点，却喜欢凭私意去裁量古人。哪里知道做到文从字顺，也谈何容易呢？我不喜欢驳斥宋儒，但这类是非，自然不能抹杀，姑且抒发一下。唯独康有为认为朱熹的说法比旧说更加恰当，这真是迂腐之见。这本书用力很勤，也颇为平心以求真理，但不懂古义，见识浅陋，只适合初学者罢了。

译光绪辛巳年（一八八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宋人解说《诗经》，不懂得言外含蓄深远的意蕴，所以他们所作的诗，也没有汉魏以来那种比兴讽谏的方法。就像《汉广》这首诗说“之子于归，言秣其马”，郑玄在《笺》中说，不敢直斥女子嫁给自己，于是说女子出嫁，我愿喂饱她的马，以表达礼遇和情意，显示有意追求，其义理明白而曲尽畅达。因为上面说“不可求思”的“求”，就是《关雎》中“寤寐求之”的“求”，其追求游女与追求淑女没有区别。至于不敢追求而爱慕不止，就如同“寤寐思服”一样。于是不能直说女子嫁给自己，而说女子出嫁时我愿喂饱她的马，以表达礼遇和情意，这体现了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忠厚喜悦到了极点。而欧阳修却改释为出游归来，愿喂饱他的马，如同古人所说即使为他执鞭，也欣然仰慕。这就成了韩偓诗中“自怜输厩吏，余暖在香鞯”那种为《香奁》诗作媒妁之辞了。朱熹和吕祖谦都跟随欧阳修的说法，令人不可理解。（严华谷说秣马是指将来亲迎的人，尤其没有意义。）

五月二十九日

●经部 礼类

◎周礼

《周官》、《冢人》及《葬》篇提到鸾车和象人，注解说鸾车是巾车所设置的遣车，也设置鸾旗。郑司农说，象人是指用草扎成的人形。言，是询问那些不合礼法的人。郑玄说，言就是语，告诉应当像对待活着的人那样行事，于是巾车就照此办理。考察郑玄的意思，是用“像对待活着的人那样”这五个字来解释“象人”二字，认为巾车设置鸾旗，将要出发时在灵柩前告知，如同先人活着时一样，所以不采纳郑司农关于草人的说法。认为草人应当称为刍灵，如果把象人理解为明器之物，那就是木制的俑，不是周初所有的。所以下面又引用孔子说制作刍灵是好的，制作俑是不仁的，难道制作象人的人不接近于使用活人吗，以此来驳斥郑司农关于草人的说法。《疏》却说后郑认为上古有草人，到了周代不用而改用象人，所以不采纳先郑的说法。又说郑玄引用《檀弓》的文字以说明古时有涂车和草灵，到了周代仍然保留涂车，把草灵改为象人。考察《淮南子·缪称训》说，鲁国用偶人而孔子叹息，这说明使用俑始于春秋末年。《檀弓》两次记载孔子论述明器的言论，并没有区分夏、殷、周，只有仲宪对曾子说的那一章，有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它们的文字，然而说的是祭器，并不涉及象人。郑玄注释孔子说制作刍灵是好的这三句话，有说孔子赞许古代而非议周代，这个周字也是指春秋时的衰败而言。孔颖达《正义》却说从虞到殷，都用草灵，周初就用偶人，就引用《冢人》这段文字作为证据。这都是由于误解了郑玄注释的文义，导致牵强附会，而贾公彦的《疏》尤其迂腐曲折。乾隆年间《三礼正义》也斥责贾《疏》以始作俑归咎周公为违背礼制，孔《疏》以夏殷用草灵、周用象人为没有根据。武虚《三礼义证》也以《檀弓》注中孔子赞许古代而非议周代是指周之末世；又在《春官·冢人》中引用《淮南子》及《家语》子游的话、《论衡》、《薄葬》篇，来证明使用偶人始于周代末期的鲁人，只是议论《周礼》郑注为失检，则是不对的。

光绪乙亥年（一八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阅读《周礼注疏》。雷学淇《介庵经说》说天官鳖人供给愿赢纸以授予醢人，醢人内则都有纸醢，注解说纸是皑子。然而鳖人说按时箝取，那就不是皑子了。它所掌管鱼鳖龟蜃愿赢都是水族，不应该纸独自在陆地。大概纸就是《尔雅》、《释鱼》贝属中的余<贝氐>，《释文》作余〇氐，乃是{圭黾}贝中的小者罢了。他的说法有道理。又说古代没有纸字，《说文》妄自把纸分为皑子，〇氐为{圭虫}名，那就错了。《说文》以〇氐{圭虫}为<虫〇>虿毒虫之类，与{圭黾}黾的{圭黾}字截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光绪壬午年（一八八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周礼释文（唐陆德明）

阅读《周礼释文》，以扰万民，郑音扰，而昭反，这是因为扰本从忧，所以与犬Ａ３的获同音，这个读音最古老，郑玄本来不作反语，大概是相传为郑学的人作此读音。又说徐李音寻伦反，那就是读作驯，郑注说扰犹驯也，是李轨徐邈根据注义来注音罢了。扰向来没有驯的读音，未必就改读为驯。

光绪己卯年（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周礼汉读考（清段玉裁）

阅读段氏《周礼汉读孜》。段氏这本书义理精深，足以作为郑学的津梁，可惜他的《仪礼汉读孜》只得到一卷。胡墨庄作《仪礼古今文疏证》，虽然意在补段，其考证也很精详，但对于郑玄的义理还多有游移，大概胡氏说经不主高密家法，看他的《毛诗后笺》就可以知道了。

光绪丙戌年（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周礼故书疏证（清宋世荦）

阅读临海宋确山县令（世荦）《周礼故书疏证》六卷，《仪礼古今文疏证》两

译（作者）卷帙之中，大概是没有见到段茂堂先生的《周礼汉读考》和胡墨庄先生的《仪礼古今文疏义》这两部著作。他搜集补缀，很少能够融会贯通，与段、胡二人相比，简直无能为力。然而他考订研究，也算得上是笃志好学之士了。他的书成书于嘉庆戊寅年，段氏的书成书于乾隆癸丑年，《仪礼汉读考》一卷成书于嘉庆甲戌年，宋氏长期在滇南做官，所以无法知晓。胡氏的书成书于道光乙酉年，时间更在后头，更加来不及见到了。

译光绪己卯年（一八七九）十二月二十日

◎《周官禄田考》（清沈彤著）

阅读《周官禄田考》，其说法大多与胡培翚的《仪礼释官》相合，而与程易畴的《沟洫强理小志》，也互相阐发印证。

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九月初二日

◎《仪礼》

夜间考证《仪礼》中“涪”与“清”二字的区别。张淳、岳珂、金曰追、卢文弨、严可均、阮元、彭元瑞等诸家的校勘，都没有提及，自然应当以《说文》《玉篇》《广韵》中有“涪”而无“清”作为定论。《经典释文》都作“涪”，那么唐初的本子原本就是这样。而《五经文字》说，“清”从水、冈声，是大羹；“涪”从水、日声，是幽深。如今《礼经》中“大羹”沿袭已久都写作“清”字，或许是因为传抄者久已熟悉，不敢改正，那么张氏反而认为当时的本子有误，他的说法自然有其依据。然而张氏不知道“涪”是从水、孚声，却说从水、日声，可见他不精通小学。只是“涪”字下面本来没有羹汁的解释，而“清”从水、冈声，形声都符合，又不敢断定古代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我怀疑“清”就是“洎”字。《左传》说“去其因而以其洎馈”，《说文》说“洎”是灌釜，我怀疑“洎”的异体字是“清”，传抄时脱落了而已。（卢氏《释文考证》都作“涪”，《仪礼注疏校正》则说应当从官本作“清”，段玉裁、胡承珙则都认为应当作“清”。）

同治癸酉年（一八七三）二月二十四日

《丧服》小记中“久而不葬者，惟主丧者不除”这一节，《正义》引用了（此字衍。）昔主（当作注。）要纪，案《服问》曰云云。这个“庾”即指庾蔚之，所引用的是《礼记略解》的文字，（《旧唐书·经籍志》载《礼记略解》十卷，庾蔚之撰；《隋书·经籍志》载《礼记略解》十卷，庾氏撰。庾氏即庾蔚之，这是《隋志》的原文。齐召南不加深考，作《礼记正义孔颖达序考证》，于是说《隋志》只记载庾蔚之的《礼论钞》，不记载《略解》了。）说“昔注要纪”的，是庾蔚之曾经注释贺循的《丧服要纪》。（《隋志》载《丧服要纪》十卷，贺循撰，梁代有，宋代员外常侍庾蔚之注。《唐志》载《丧服要纪》十卷，贺循撰，庾蔚之注。又案《隋志》另有王肃注《丧服要记》一卷，蒋琬撰《丧服要纪》一卷，《唐志》只有王肃，而另有《丧服要记》五卷，贺循撰，谢微注。考证两志中王肃的“注”字，都应当作“撰”。）又引用卢植说“下子孙皆不除”，萧望之又说“独谓子皆未善也”。考证《汉书·萧望之传》虽然有跟随夏侯胜询问礼服制度的记载，然而历来没有说萧望之有著作的。庾氏是刘宋时人，应当必定有所依据。

光绪戊寅年（一八七八）十一月初十日

◎《仪礼释宫》（宋李如圭著）

阅读《仪礼释宫》，这是李如圭所著，朱熹收录它，大概是想要取它编入《仪礼经传通解》，而后人于是误以为是朱熹所作，编入《文集》。乾隆年间开设四库馆，根据《永乐大典》所载李氏《仪礼集释》诸书以及《中兴书目》，知道是李氏所作，奉敕更正，又命令武英殿用活字版刊行。而《钦定三礼义疏》成书于乾隆初年，所以《仪礼》卷首列此书，尚且称为朱熹所作。如今浙江书局翻刻《义疏》，仍沿袭原本旧貌，来不及改正。

同治庚午年（一八七〇）四月初七日

◎《仪礼管见》（清褚寅亮著）

阅读褚寅亮氏《仪礼管见》，分上中下三卷，而上卷又分为六，中卷又分为五，下卷又分为六，仍然符合十七卷的数目，所以各家序言有的将其列为三卷，有的列为十七卷。此书专门阐明郑玄的注，务必申述古义，对于敖继公《集说》中与郑注违背而实际上背离经训的地方，一一订正，先摘录敖氏妄改经文的四十二件事，又冠以《笙诗有声无词辨》、《拜下解》、《旅酬考》、《宫室广修考》四篇，第二篇有自序及王西庄序。褚氏对于士礼的脉络梳理，精心体会，可谓专门名家之学，初读不能得其要领。其中也偶尔有舍弃郑注而从敖说的，尤其不是那种偏袒护短的人可比。然而如说大夫士有西房，大夫士无主，庶人妻衣用锦，外加禅谷，其名曰〇，为文之太著，士妻缁衣〇衤丹，不为文著，故外加者为景，转取鲜明；笙诗有词，金奏九夏亦有辞，而九夏夫子删之数说，都是鄙意所不安的。（九夏的亡佚，自然以郑君《周礼》钟师注说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乐崩亦从而亡，其说最〇高。褚氏说夫子当以无所关系而删之，则孔说无稽。岂有乐之大歌，颂之族类，为祭祀宴飨钟鼓之所奏而其词转无关系者？至谓六笙之诗皆有词，放夫子录之三百篇，至秦以后始亡，非本无词者，是也。）

光绪卒巳年（一八八一）十月十五日

◎《仪礼古今文疏义》（清

译胡承珙）

阅读胡氏承珙的《仪礼古今文疏义》。该书列举郑玄的注疏，所载古今不同的文字，援引《说文解字》及古籍中的训诂，阐释其通假关系，辨析其正俗之别，务必阐明郑君取舍的意图，极为严谨。自序中说墨守郑学，畅达其旨归，确实不假。又说郑注的体例，大概有几种情况：有必须使用正字的，取义在于符合文意且易于理解，如从“瓶”不从“庑”，从“盥”不从“浣”之类就是如此。有直接使用借字的，取义在于经典相承，如从“辩”不从“遍”，从“〇益”不从“嗌”之类就是如此。有务必保存古字的，视其为正字，而“示”乃是俗误，行文必定从“视”就是如此。有兼顾通达今文的，“升”应当为“登”，但“升”作为俗误已久，而仍然从“升”就是如此。有依据彼处来决断此处的，则区分明白而确定所从，《乡饮酒》、《乡射》、《特牲》、《少牢》等篇就是如此。有互相参看而都保留的，可以参究考订而得其义理，《士昏礼》从古文作“枋”，《少牢馈食礼》从今文作“柄”就是如此。可以说这是深明要旨的人了。

译同治庚午年（一八七〇年）五月初四日

《仪礼正义》清胡培翚撰

阅读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共四十卷。全书分为四类体例：一是补注，补充郑玄注中未涉及的内容；二是申注，阐发郑玄注中的义理；三是附注，兼取各家学说；四是订注，纠正郑玄注中的失误。该书包罗古今，列举各种版本的异同，精博综合，确实是一时的绝学。其中《大射仪》、《聘礼》、《觐礼》各篇，是由他的门人江宁人杨大补撰的。书前有顺德人罗尚书衍作的序言。书版在淮上刻印，现在收藏在罗尚书在京城的府邸中。

同治己巳年（一八六九年）三月二十日

◎礼记

给七儿讲授《礼记》，讲到《郊特牲》、《内则》两篇，在课余闲暇时，偶然得到三条心得，附记在此。希望对章句的理解，或许有一点帮助。

“大夫而飨君非礼也，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由三桓始也。”这一句应当采纳黄氏、颜氏的说法，将“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这九个字连读，“杀”字读作降杀之“杀”，这样才正确。《郊特牲》这一篇，除了礼制之外没有旁涉其他内容，这一节都在讲失礼的开端，怎么能凭空插入“君杀大夫”这一句呢？况且鲁国并没有杀害三桓的事情。而且三桓宴请国君之事，在经传中也有可以旁证的例子。《左传》定公八年，阳货要在蒲圃宴请季氏并杀害他。三桓的家臣有宴请他们主君的情况，那么就知道三桓也有宴请他们国君的情况。哀公十一年，鲁哀公从越国回来，孟武伯、叔孙武叔在五梧迎接，哀公在五梧设宴，这两人在此地迎接国君并随即设宴，这必定是出于这两人，这是三桓宴请国君更明确的证据。近来高邮人王伯申驳斥颜氏的说法，认为如果按颜氏所说，应当写作“大夫强而君杀之故也”，下面不应出现“义”字；并认为此处“由三桓始也”这五个字，是因为涉及下文而错误衍生的。我认为《礼记》中没有“之故也”这种文法，“义”就是“故”的意思，这个字是用来解释“非礼”二字的。意思是说，大夫宴请国君之所以为非礼，是因为大夫势强而国君势力衰弱的缘故。与其主观臆断删减经文，哪里比得上将“杀”字读作去声呢？

〇“胥亲御授绥，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下面“亲之也”中的“亲”字，应当是“敬”字的误写，看下文“直接而亲之”就可以知道。如果像向来各位儒者的说法，那么“敬”字从何承接呢？

《内则》“遂左还授师子，师辩告诸妇诸母名”，这两句中“诸”字归属读法都错了，应当以“授师子”为句才符合文法。“师辩告”句，又与下文“宰辩告诸男名”句相应。郑玄注说：“师子，就是师。”可知郑玄原本是将“授师子”断为一句，如果按照现在的断句，那么下文明明说了“子师”，何必还要注释呢？

同治甲子年（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乐记》说：“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史记·乐书》也是如此。按，“天子如此”这四个字很不通顺。这段上文有“如此则民治行矣”，下文有“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文法都是一致的，此处不应多出“天子”二字，应当是受上文“天子不怒”影响而衍生的。此处是广泛论述礼乐的功效，推究到天下大顺的境界，不能忽然接入这四个字，专门就天子立论，这与上下文义相冲突。孔颖达《疏》说：天子如果能使海内如此，那么礼道就兴行了。又说，《礼》中说“天子如此”，《乐》中不说“天子”的，是因为《乐》中已经说了“天子不怒”，所以略去其文，这些都是牵强的解说。至于陆农师认为“天子不怒”应当说成“天下不怒”，似乎也有道理，但与“百姓无患”句辞意重复。辅汉卿认为“四海之内”一句，恐怕应在“合”字上面，是想读作“以敬天子”为句，义理固然很通顺，但“以敬四海之内”，就是所谓“与人敬而无失，四海之内犹兄弟也”，其义理所包容的很广，既然没有左证，却想颠倒经文来迎合自己的见解，这是宋儒的长技，不是经学的通例，所以这两种说法都不敢采纳。（高邮李氏认为应当作“四海之内以敬天子”，也不可采纳。）

同治甲子年（一八六四年）七月初三日

《礼记·杂记》说：“亲丧外除，兄弟之丧内除。”郑玄注说：“亲丧的日月期限已满而哀痛未忘，兄弟之丧的日月期限未满而哀痛已减，所以对外表现为服丧，对内表现为内心。”孔颖达《疏》说：“兄弟指的是期服以及小功、缌麻之服。”宋儒长乐黄氏说：“如果按郑注所说内除，那么日月期限未满而哀痛先减，这是不能终其丧期的。内除、外除，都是说日月期限已满，服丧重的，虽然外在服丧已除而内心未除，服丧轻的，不仅外在服丧已除而内心也已除。”（慈）按，兄弟之丧，指的是小功以下的兄弟之服。郑氏在《仪礼·丧服记》中注说：“兄弟犹言族亲也”，大概经传中都称“昆弟”。到了这篇记中，大夫之子对于兄弟降一等，才称为兄弟，所以郑玄用族亲来阐明。期服、大功中也有兄弟之丧，而昆弟的期服，是一体至亲，不能称为兄弟服。大功则是从父昆弟以及为人后者为其昆弟

译一种称为旁尊，一种称为义降，都不能称为兄弟之服。《丧服传》说，曾祖父母为什么穿齐衰三个月呢？小功是兄弟的服制，不敢用兄弟的服制来对待至尊的长辈。近代儒者程瑶田在《丧服足徵记》中说：小功以下的服制，大都是兄弟之服，所以能专称兄弟之名。那么所谓“亲丧外除”，是指父母三年的丧期，本来以两周年大祥为终结。但在二十七个月举行禫祭，禫祭之后才除去丧服；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齐衰一年，但也必须在十三个月举行祥祭，十五个月举行禫祭，这就是所谓的亲丧外除。外，是指在丧服规定的期限之外。兄弟之丧内除，是指像小功、缌麻这样的服制，兄弟之间的亲情已经疏远，所以在大功丧期的末尾，可以举行冠礼，可以嫁女儿；在父亲服小功的末尾，可以举行冠礼，可以嫁女儿，可以娶媳妇。自己服小功，在卒哭祭之后，可以举行冠礼、娶妻，这就是所谓的兄弟之丧内除。内，是指在丧服规定的期限之内。郑玄的《礼注》，都精当不可更改，这条或许偶尔有未尽之处，黄氏则是逞臆求通了。

译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一月初五日

《礼记·中庸》篇说“上祀无公”，郑玄注解说“先公”是指从组绀往上直到后稷。《正义》说：组绀是太王的父亲，又名诸整。《史记·周本纪》说，亚圉去世后，他的儿子太公叔颖即位；太公去世后，他的儿子古公亶父即位。又《世本》说：亚圉生太公组绀诸壁，那么叔颖、组绀、诸整是同一个人。这里说追尊太王、王季，上祀先公，那么先公之中就包括后稷。《司服》篇说祭祀先王穿衮冕，祭祀先公穿惊冕。后稷是周朝的始祖，在宗庙中举行袷祭，应当和先王一样使用衮冕，那么先公中就不包括后稷，所以郑玄注《司服》说，先公不包括从组绀往上直到后稷，如果是四时常祭，只祭祀后稷以及太王、王季这一等级，不能广泛地及于先公。《天保》篇说，礻龠、祠、蒸、尝祭祀公先王，郑玄注说先公是指后稷及诸整，这是四时常祭，只祭祀后稷以及诸整以下，（今本“四时常祀”两句，误在郑注之上；又后稷下没有“及”字，现在都依据文义更正。又按四时之上应当有“文王”二字，因为《天保》是歌颂文王事迹的诗。）这些都是根据经文上下文释义所以不同，或许有“至”字是误写。（这是指《天保》笺注的或本有作“谓后稷至诸整”的，所以说有“至”字是误写，其文意很明白。今本后稷下仍有“至”字，那么这句话就无法解释了。现在仿照臧琳《注疏削繁》的例子，稍作删正。）按据此则孔颖达所见《天保》笺注作“先公谓后稷诸整”没有“至”字。现在《诗经》注疏本仍有“至”字，而《正义》申说云，先公谓后稷至诸整，俗本都是这样。定本作“诸整至不窋”，怀疑定本有误。《中庸》注说，先公从组绀以上至后稷；《司服》注说，先公不包括从组绀以上至后稷；《天作》笺说，从诸整至不窋。同样是先公而注释不同，是因为太王之前都称为先公，而后稷是周朝的始祖，他作为先公，在书传中分明，所以有时统数他有时不数他，都是取便通，没有固定的义例。这首诗歌颂文王的事迹，又是别时祭的名目，文王时祭所及的先公，不过组绀、亚圉、后稷而已。《笺》说后稷至诸整，是广举先公的数量，不是说时祭全都及于先公。又《天作》序笺说：先公从诸整至不窋，《正义》申说云，从诸整至不窋，在当时都已是毁庙，只有袷祭才及于他们。这里说祭祀的，（根据序说祭祀先王先公。）乃是时祭，其祭祀不及于这类先公，而笺注说到的，是因为先公这个词，解释先公的意义，不是说时祭全都及于他们。时祭先公只祭祀后稷，如果直说先公是后稷，恐怕这类人不被称为先公，所以除去后稷而指称他们。按孔颖达两处的疏解，都近于曲说。《天保》明明说礻龠、祠、蒸、尝，是四时的常祀，怎么能及于先公？郑玄《笺》后稷下本无“至”字是对的。大概当时后稷为太祖，亚圉、诸整、古公、季历为四亲庙，正与《王制》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相合。郑玄《笺》不及亚圉，是省略而言。后人误加“至”字，定本作“诸整至不窋”，那就更加错误了。《天作》本是袷祭的诗，（根据疏引或说。所以序说祭祀先王先公，袷也称祀也。袷者，群主合食于太祖之庙，后稷为太祖，则自在先王之列，所以笺于先公不言后稷。如果如疏所说，那么《天保》、《天作》，都本于不窋等无关涉，郑玄《笺》何必专为先公二字，两处都横相牵引，以违背经义呢？至于《中庸》先公，则自当包后稷言之。后稷虽为太祖配天，未尝追加王号，故仍称先公，而庙正南面之位，配天于南郊，所谓祀以天子之礼也。不窋以降，皆升合食。《国语》有我先王世后稷，吾先王不窋及十五王十八王之称，所谓皆祀以天子之礼也。言各有当，不必强为之说。至于孔颖达之疏《中庸》，明知《天保》笺有至字者为误，而《诗疏》复据误本，曲为附会，尤失于检校矣。）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二月十七日

《檀弓》篇说滕伯文为孟虎服齐衰，他是他的叔父，为孟皮服齐衰，他是他的叔父。《正义》说，孟虎是滕伯文的叔父，滕伯是孟皮的叔父，说滕伯上为叔父，下为兄弟之子，都著齐衰。按《正义》以此经上文说，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亲，所以知道“其叔父也”两句，一指上文，一指下文。然而两句同文，古无此例，且郑氏不应无注，怀疑下句“其叔父也”，本作“己叔父也”。古书其己多通，《诗·郑风》彼其之子，《左传》襄二十七年引作彼己之子。此上句其叔父也，言孟虎是滕伯之叔父也，其字指滕伯；下句己叔父也，言已是孟皮之叔父也，己字指滕伯；文义本自分明。故郑君止注滕伯文殷时滕君也，爵为伯，名为文，（此盖据世

译就本段文字而言，并非仅仅因为周代制度规定诸侯要降低旁系亲属的丧服等级，所以（郑玄）就怀疑他是殷朝人。）其余的内容无需再作注解。《正义》虽然另外加以说明，但并未指出“其”字应当有两种解释。大概唐代初期的本子还没有错误，如今注疏中也将“孟皮齐衰、其叔父也”作为一句，怀疑这也是后人转抄改动所致，其中两个“其”字误写成了相同的字，于是宋元时期如马彦醇、吴幼清等人的不同说法就纷纷出现了。

译光绪丁丑年（一八七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礼记正义》、《王制》与《祭法》，都记载天子设立七座宗庙，这与《谷梁传》的说法相合，这自然是王者通行的制度，并非专指文王、武王的世室而言。因为《王制》既然说三昭三穆，自然应当连同高祖的父亲和祖父一起计算，这是周代崇尚文治，以多尊贵的表现。文王、武王的世室是特别设立的，应当如王肃所说，是权宜之礼所施行的，不属于常规宗庙的数量。世室的制度与常规宗庙不同，所以经典中没有九庙的记载。只有常规制度，已经迁祧的祖先牌位都进入太祖的宗庙，周代因为有文王、武王的世室，所以先公的牌位，藏于后稷的宗庙；成王、康王以下的牌位，依照昭穆次序分别藏于文王、武王的世室，自然应当如郑玄所说，以文王、武王为两座祧庙。《周礼·春官》中守祧的奄官有八人，疏解说天子七庙，加上姜嫄共为八庙，这是正确的。周公、成王时期只有后稷、文王、武王三座宗庙，而七庙的制度早已确定，所以守祧的奄官，预先设定了这个数目，如果是世室，那时是无法预先确定的。“祧”字不见于《说文解字》，《祭法》及《春官》郑玄注都说远庙称为祧，这是区别于近庙而言的。祧与庙对举则有别，散称则相通，所以在《周礼·春官》中称为守祧、庙祧；在《仪礼》及《左传》中称为先君之祧；《左传》又提到丰氏之祧；这是散称不区别的证据。凡是牌位已经迁祧的称为祧，宗庙将要迁祧的也称为祧，所以郑玄说祧的意思是超越，超越上位者是美好的名称。有人依据《说文解字》中“跳”字意为跳跃边界，认为四时在边界祭祀其中，说跳就是祧。不知道跳是兆域的字，不是祧字，宗庙怎么能作为四时的边界来祭祀呢？这是荒谬的说法。《大戴礼记》、《荀子》都说拥有天下的人侍奉七代祖先，可知七庙是后世君王的通行制度。周代因为文王、武王功德盛大，又另外设立两座世室，所以后世就有九庙的说法，明确表明世室不在七庙之中。祧庙有四时的享祭，再往上设立坛和蝉，则有祈祷，再往上成为鬼，则有进献，（郑玄《祭法》注说，凡是鬼只进献而不祭祀。）合祭时都共同进食，这样即使年代久远，百代也没有不致孝享的。东汉以后，称宗开始泛滥，到了唐代没有皇帝不称宗的。然而亲庙以三昭三穆为限，宗庙以九座为定法，这是周代的文治，百代不变。（晋朝到康帝时宗庙已有十一室，而世代仍限制在七代。唐玄宗开始依据周代制度设立九室，到宣宗时宗庙已有十一室，而昭穆仍各限制在三代，大概是因为景帝相当于后稷为太祖，高祖、太宗相当于文王、武王世室，宗庙依据九座而世代仍限制在七代。）

光绪丁丑年（一八七七年）六月十七日

殷商以前亲庙都是四座，后世从晋朝到明朝，开国君主都设立四座亲庙，本朝也只追尊肇、兴、景、显四位祖先，这固然是认为百王的成宪不可改变。太祖开创基业，世祖奠定帝业，圣祖统一华夏，所以都称祖。确实因为称祖的百代不迁祧，称宗的亲尽则迁祧，这是万世不变的成法。世祖时创定宗庙制度，将中殿分为九间九室，圣意深远，明示世代有定限。宣宗时因为郊坛配位有数量限制，下诏以三祖五宗为定，这是郊祀配位尚且以地限制，何况宗庙制度一定不可改变呢。澧时焉大，顺次之，宜次之，现在九室已满而迁祧太宗，所谓时宜顺当。太宗既已迁祧而褚，则跟随四祖在前殿配享，又有陵殿以昭示庄严，有奉先殿以展孝养，尽礼尽文，有什么嫌疑？而朝中无知礼之人，士人不通经义，妄加揣测，附会迁就，有的请求建立世室，有的请求创立别庙，务求无根之谈，轻易破坏大原之礼。而礼官万青藜，争请分中殿为十一室，百官群起附和，贻笑千古，可叹啊！（本朝以太祖高皇帝相当于周代后稷为太祖，以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相当于周代文王、武王世室，其后则以三昭三穆为断，遵循成宪，不容置疑。）

六月十八日

《檀弓》说舜葬于苍梧之野，大概三位妃子没有跟随。郑玄《注》解释三妃很明白，而《汉书·刘向传》说舜葬苍梧，两位妃子没有跟随。《后汉书·赵咨传》说，从前舜葬苍梧，两位妃子没有跟随；《张衡传》说，哀叹两位妃子没有跟随啊，翩然处在湘水岸边；这些都作两位妃子的，是因为书记相传，多说二女，未必采用《檀弓》的文字。于是章怀太子在《赵咨传》、《张衡传》两处注，李善《文选》、《思玄赋注》都引用《礼记》作大概两位妃子没有跟随。孔氏《正义》申说三妃很详细，难道唐时《礼记》有别本吗？然而《释文》及《正义》为什么都不提一字。况且孔氏正引用《山海经》作两位妃子，认为不可从，如果本经尚有一作两位妃子的版本，难道有不引用而驳斥的吗？章怀太子及李善注不可信。（宋裴骃《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也引用《礼记》说舜葬苍梧，两位妃子没有跟随。）最近听说同治乙丑年会试次题必得其寿，考场中有用三妃的，房官某翰林怒掷之曰：“舜只有两位妃子，何处得三

译？”当时周星誉御史也担任房官，看到这篇答卷，说：“‘三妃’似乎有文献依据。”那人说：“除了娥皇、女英之外，还有谁呢？”周星誉无法回答，最终将这篇答卷黜落。像那人一样，大概是曾经见过《礼记》的不同版本吧。

译光绪戊寅年（一八七八年）正月三十日

郑玄在《郑志》中回答关于《檀弓》“祥而缟，是月掸，徙月乐”的疑问说：祥是指大祥之祭，在二十五月；禫是指二十七月，既禫之后迁居正寝而奏乐，这是礼制的正理。孔子在大祥之后五日弹琴，是因为自我反省哀乐之情尚未完全遗忘。禫月可以歌唱，也都是自我反省禫月应当做的事。按：此处郑君同时解释了孔子既祥之后，五日弹琴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的含义。赵商必定是以经文“徙月乐”与孔子既祥的经文两重含义发问，而郑玄作答，现在版本中缺失脱落了。《檀弓》这一节的疏引作“自省乐哀未忘耳”，其下“皆自省”作“皆自身”。现在考订“乐哀”二字，应当从疏本，郑志本误倒了。这里以“自省乐”为句，是说在祥、禫之月，暂时悬挂乐器以自我省察习练，而不让人演奏。《檀弓》说孟献子禫月悬挂乐器而不演奏，疏文说依照礼制，禫祭时暂时悬挂乐器省察而不常演奏，就是这个意思。“哀未忘耳”为句，“皆自省禫月所为者”，是说孔子十日而成笙歌，也是在祥祭之后的禫月。因为丧礼先重远日，大祥之祭，已在二十五月之末，再过十日就是禫月了。笙歌也是自己制作的音乐，不是正式的雅乐。疏文中的“身”字，是错误的。（郑君认为“是月”二字不连属上文，是月即此月，谓此月禫者则徙月乐，所以说禫为二十七月，那么乐就在二十八月了。孔颖达引《论语》“子于是日哭之，是日不举乐”来证明，说也是自焉文，见孟献子禫节正义。）

古代既葬虞祭之后，虞主复归于寝，不进入宗庙。既练祭之后制作神主迁入宗庙，大祥才开始在宗庙举行禫祭。宗庙则有寝室用来收藏衣冠，陈列平生所用的器物，清代《大清会典》依然如此。我曾疑惑在未入庙之前，衣冠器物，设置在哪里。现在读《郑志》回答张逸的话说：未葬时以干肉和肉酱在殡所祭奠，又在下室设置黍稷称为馈，下室即内寝。本注谢兹说：下室馈祭的器物几杖如同平生，这才知道古人制定礼制的精妙，没有一件事不是尽善尽美的。未葬时殡在正寝，器物在内寝，既葬后几筵在正寝，三年丧毕，器物在庙，依次迁移而完毕。这今天士大夫家中稍有能力者都可以实行，而礼制久不讲习，于是就没有人知道了。

光绪戊寅年（一八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礼记集说》（宋卫湜集）

通志堂本卫正叔《礼记集说》一部，计六函，一百六十卷。此书在南宋人的经学中是杰出的本子，先儒的古义，依靠它而没有失传。只是多记载宋人的解说，有所欠缺于持择罢了。自从元代陋儒陈云庄《集说》出现，乡村塾馆中争相刊行，明人不学，于是用它来取士，而礼学几乎灭亡，正叔的书，也日益淹没晦暗。清初万充宗寻求他的书不得，以至于愤而自行编撰，如果不是徐健庵、纳兰容若为之传抄刊行，那么世间几乎难以再见到。然而近时钱警石著《曝书杂记》，还说没有见到这本书，警石生于嘉兴累世藏书之家，又专门嗜好研究经学，而所说的如此，足以见这本书的不易得到了。杭堇浦有《续礼记集说》，尚未刊行。警石说杭人有收藏其稿本的。萧山王兰陔有《皇朝八十一家》、《三礼礼记集说》，也收藏在他家中。现在战乱之后，都不知怎么样了。

同治甲子年（一八六四年）四月初十日

卫氏《礼记集说》，卷首载诸儒名氏，以汉郑氏、唐孔氏为首。其下评论说，郑氏注虽然间或有拘泥之处，但简严该贯，不是后学所能赶上的。孔氏《正义》，也记载翔实，不容易轻易非议。又说：朱文公《中庸章句》，把“戒谨其所不睹、恐惧其所不闻”与“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分为两件事，剖析精微，前所未有。现在看郑注，已经具备这个旨意。按：正叔这本书上呈于理宗朝，正当道学极盛之时，而能推崇康成如此，他的卓识冠绝当世，可谓千金一壶。那陈汇泽，哪里配做他的车夫马夫。于是世人知道有陈氏集说而不知道有卫氏，可悲啊！

同治甲子年（一八六四年）五月初八日

◎《礼学卮言》（清孔广森）

阅读孔拜轩氏《礼学卮言》，共六卷，精奥通博，多出名解。其卷二《礼服释名》，推明周礼冕服之制，整理众说，据义必坚。卷六《周礼郑注蒙案》，都摘取郑君所引汉法，以史传证明之，补贾《疏》所未及，后有自跋，深以治经者不通史籍为病，诚通儒之言也。拜轩卒时，年仅三十五，而经学之外，尤明律算，凡所著录，皆由心得。其《公羊通义》、《大戴补注》二书，谨严简洁，自成名家，真近世之颜子矣。平生颇恶宋儒，此书中论《儒行》云，三代两汉贤者，多失之过，鲜失之不及；宋以后所称贤者，多失之不及，鲜失之过。《儒行》一篇，皆贤者过之之事，宋儒谓非夫子语，岂其然哉。儒行云者，固言儒者之行，未

译曾将他视为合乎时宜的最高德行。至于在道路上不争夺险要或平坦的利益，在冬夏不争夺阴冷或温暖的舒适，这大概是和谐的最高境界吧！见到利益不损害道义，即使分割国家像锱铢那样微小，这大概是清高的最高境界吧！东汉的士人君子，在儒者的品行中大多具备其中的一节；宋代以后往往因为不如不肖之人，表面上装作中庸，而其流弊在于志向行为畏缩不前，见识浅薄短近，以至于与普通人之间不能相差一寸。他的言论痛快淋漓，足以唤醒病态、针砭时弊。[B219]轩在家中的品行纯正，接连遭遇家庭变故，于是因哀毁过度而去世，贤者的过错，可以说没有辜负他的言论。后代显贵兴盛，难道不是上天对善人的报答吗！

译同治甲子年（一八六四）六月二十九日

◎礼笺礼说（清金榜）

阅读金辅之的《礼笺》，其中古义深湛，研究不尽。本朝状元中通晓经学的学者以金辅之为首屈一指，其次则是姚文僖文田、毕总督沅、胡尚书长龄、吴侍郎锺骏、龙布政启瑞以及洪氏莹等人。毕沅被官务所累，洪莹被富贵所累，都未能完成自己的学业。胡尚书只是名字见于记载罢了，不知是否有著作。吴侍郎虽著书，身后却无一字流传，可惜啊。金辅之本字蕊中，大概像洪初堂字蕊登一样，都不免有世俗的见解。后来他改字辅之，号檠斋，才开始以故训为义。

光绪丙子年（一八七六）二月初一日

阅读金氏的《礼说》。诚斋的学问超过筠轩，却喜欢标新立异，果断地自以为是，对于郑玄的注说不能细心体会，轻易加以排斥，所以他的论著多与先儒不同，对照全经，往往不合；然而他的思力精锐，确实是近时的杰出人物。

光绪丙戌年（一八八六）九月二十三日

◎礼经释例（清凌廷堪）

阅读《礼经释例》。此书条理综合贯穿，已无遗漏的义理，可惜它未能申释制度体制的由来，使人知道等级威严和节文礼仪，都有精微的意旨。对注疏以下的各种说法，反复推究阐明，觉得繁重的仪节，实际上本于简易，尤其对后来的学者有益。我年老且多病，不能做了！

光绪壬午年（一八八二）十月二十八日

◎三礼通释（清林昌彝）

林昌彝字惠常，侯官人，道光己亥年举人。咸丰三年将所著《三礼通释》二百八十卷进献朝廷，赏赐教授官职。伯寅说他的老师陈颂南侍御曾说此书是侯官林一桂所撰，惠常是他的弟子，据为己有。等到进书得官，他老师的儿子想要诉讼此事，惠常贿赂了他，才得以解决。侍御是正人，又是同乡，所说的必定不妄。此书同治三年在广州刻印，毛督部鸿宾资助一千五百金，他的《海天琴语录》中记载了此事。看他的《衣隐山房诗集》及《琴语》，绝无学问，必定不能写成这部经学巨著。他的《通释》中偶尔采及今人桂浩亭等人的说法，大概是稍有增补的。惠常自称受业于陈恭甫，又是林一桂的弟子，口耳相传，也有一知半解，足以欺骗人。近代窃取他人著作效仿郭象故智的人，传泽的《行水金监》，出自归安郑元庆，见《全谢山集》、《邓芷畦墓志》；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出自常州一位老诸生，武进阳湖人多能说出他的姓字；王履泰的《畿辅安澜志》，出自戴东原，见《段茂堂集》；任子田（大椿）的《字林释逸》，出自小稚（杰），忘记出自何书；毕秋帆的《释名疏证》，出自江艮庭；梁章钜的《文选旁证》，出自陈恭甫。任、毕都不是不能著书的人，《释名疏证》因为江氏在毕的幕府，为之起草，与攘窃者不同。至于梁与林，则是福建人的惯技了。

同治癸酉年（一八七三）十月二十八日

阅读《三礼通释》，共二百八十卷，分一千二百门，为释二百三十卷，为圆五十卷，首天文，终丧服，大体发明郑学，而博采自汉迄今诸家之说，多所辨正，也时常匡正补充郑义，体例略似陈氏礼书，而确守古训，不同于陈氏喜欢标新立异，确实是礼学的巨观，不朽的盛业。前有历城毛寄云总督（鸿宾）、湘阴郭筠仙巡抚（嵩焘）两序及自撰论略二十八则，冠以上谕及礼部奏议，进书呈词。此书浩博无涯，穷年不能尽览。

十月二十九日

林惠常《三礼通释》中论枨阑甚详，也主张贾《疏》二阑之说，而驳斥王文简门止一阑有六证之非。

光绪丙子年（一八七六）十二月十三日

夜间阅读林惠常《三礼通释》论闱阈一条，力主贾《疏》及焦理堂之说，而痛驳江氏永、江氏声、王氏引之三家，然而王氏六证，义据精深，林氏逐条强驳，多枝游之辞，实在不是王氏的对手。

十二月十五日

林氏《三礼通释》卷十二，释辟厩泮宫校序庠，卷十三释视学养老之礼，其论《王制》西郊为四郊之误，《说文》厩下飨饮，泮下飨射，即乡饮乡射，皆申段驳顾。然而段氏之学，固然非顾所能及，而此事则以顾说为长。顾氏《周立学古义考》，分晰天子诸侯之大学小学为一类，乡学州序党序遂学为一类，及郑氏立四代之学为一义，大《戴》五学为一义，王肃刘芳崔灵恩等创论四郊四学为一义，引据谨严，语极分明。段氏虽博辩纵横，词锋四出，终不免强改经注，以成其说。林氏证引甚繁，尤

译这是充满主观臆断的言辞。顾氏说，如果四郊都有学校，那么大学就在其中，郑玄的《注》为什么说有的崇尚西方、有的崇尚东方，而没有崇尚中央的说法呢？林氏驳斥他，认为崇尚西方、崇尚东方是注家的说法，并非经文有明文规定。查考《王制》说：有虞氏在上面的庠养老的国老，在下面的庠养老的庶老；夏后氏在东序养老的国老，在西序养老的庶老；殷人在右学养老的国老，在左学养老的庶老；周人在东胶养老的国老，在虞庠养老的庶老。郑玄的《注》说这些都是学校的名称，不同之处在于四代相互变革罢了，有的崇尚西方，有的崇尚东方，有的尊贵者在国都内，有的尊贵者在郊外。这样看来，所谓崇尚东方的，明确指的是夏朝的东序、周朝的东胶，即尊贵者在国都内。所谓崇尚西方的，明确指的是有虞氏的上庠、殷朝的右学，即尊贵者在郊外。怎么能说经文没有明文规定呢？

又顾氏说，虞庠在国都的西郊，与《大学》在郊外互相印证，一个是周朝的小学，一个是殷朝的大学，都在西郊。林氏驳斥他，认为殷朝的大学就是右学，《王制》为什么不直接说右学和虞庠都在国都的西郊呢？查考《王制》“虞庠在国都的西郊”这一句，紧承“在虞庠养老的庶老”一句，撰写《王制》的人正是因为上文的上庠、下庠、东序、西序、右学、左学、东胶，都明确地以所在的方位来命名，从而可知其地点，只有虞庠没有以方位命名，所以用“在国都的西郊”这一句来表明，当时说的是周朝的制度，怎么能凭空加上“右学”二字呢？（顾氏认为小学在公宫南面的左边、大学在郊外是殷朝的制度，而周朝时是诸侯的制度，如果在东胶养老的国老、在虞庠养老的庶老，是周天子的制度，两者互不相干，未曾说过周天子西郊还有右学。）

礼经散失，古代制度大半湮没，学校和明堂，尤其引发众多争论。大要以周朝设立四代学校来说，东胶养老的国老，是周朝的学校；东序小学正教导学习干戈羽龠，是夏朝的学校；瞽宗大师教导春季诵诗、夏季弦歌，是殷朝的学校；这三者都是大学，在国都内。虞庠小学在西郊，这是设立四代的学校。如果说四郊都有虞庠作为成均，为什么周朝对于虞学单独设立四处呢？况且既然已经有乡学和遂学，又在四郊分别设立四所学校，不嫌重复累赘吗？何况东郊、南郊、北郊的学校，从未在经传中出现过，而蔡氏《明堂月令论》引用《易传》、《太初篇》说天子早晨进入东学，白天进入南学，傍晚进入西学，夜晚进入北学。（蔡中郎集作夜晚进入西学，少了北学一句。惠定宇氏《明堂大道论》根据柳子厚《四门助教壁记》引用“傍晚进入西学，夜晚进入北学”，认为“傍晚”应当作“哺”，是对的。）又引用《礼记》古文明堂之礼说：日出时居于东门，日中时出南门，日斜时出西闱，日入时出北闱，蔡氏认为四学都在太学明堂，与《大戴礼记》、《保傅篇》所说的天子进入东学、进入西学、进入南学、进入北学、进入大学相符合。郑玄注《王制》说郊在乡界之外，那就是远郊百里，刘芳引用王肃《注》说天子四郊有学校，距离都城五十里，如果说四所学校分别在四郊，难道有孔子一天行走四百里或八百里的事吗？由此可知四郊的说法是行不通的。

译光绪戊寅年（一八七八年）五月十一日

阅读《三礼通释》，其后附图五十卷，对于天文、田亩测量非常详细，而对于宗庙、丧服却过于简略。又其图虽然综合了各家之说，但时常出现错误，也往往不可信。

十一月二十八日

阅读《三礼通释图》，其中依据陈氏《礼书》以及近代儒者程易畴、焦理堂、张皋文等诸家的内容颇不少。也有采纳当时人的，如说陈庆镛审定、桂文灿审定，又有说宁德韩信同审定的，不知是何时的人。又有说龚景瀚审定的，景瀚是福建人，也不知他所著的是什么书。其图有重复出现的，有绘制而未完成的，有所题文字与所绘图形不符的，而且有图无解说的大约占十分之九。又绘画技艺不精，有时沾染坊间刻印礼书的陋习。

十一月二十九日

阅读江慎修《乡党图考》、焦理堂《群经宫室图》、张皋文《仪礼图》、林惠常《三礼通释》中所载的宫室图，都以为大夫、士也有东房、西房，房都有北堂，认为郑玄说大夫、士只有东房、西室是错误的。但我私下认为郑玄的说法不可更改。即使以贾谊所说的“一堂二内”来验证，也明显是东房西室，“二内”是指位于堂之内的房间。如果也像诸侯那样有中室及左右房，那就成为“三内”了。林氏说堂的左右为东西箱，即东西夹，认为郑玄说东西堂（即东西箱）后面的室为东西夹是错误的，尤其属于武断。

十二月十五日

阅读《三礼通释》中论述“隅阿雉”的一条，牵强附会众说，出入没有主见，又多有错字。如说以高一丈、广三丈为雉，这是不可更改的定论，不必取六尺为板、八尺为雉的说法。查各家从未有人说八尺为雉的，必定是文字错误。又说，郑玄又说雉长三丈，这是误将堵当作雉了。查此语不可理解。雉长三丈，郑玄在《诗笺》、《周礼》、《匠人注》、《礼》、《坊记注》、《尚书大传注》中都说相同，怎么能说是误将堵当作雉呢？况且林惠常既然说广三丈为雉，是不可更改的定论，广即长也，（《匠人注》说，测量高度用高，测量宽度用广，疏引《尚书大传》郑注作测量长度用长，长与广是一样的。只有《左传正义》引异义，板广二尺，广字作高字解。）为什么又说郑玄说雉长三丈是错误的呢？足以看出林氏此书，完全是抄录汇集而成的。

光绪己卯年（一八七九年）闰三月十八日

◎月令

《月令》所说天子十二月所居之处，郑康成注说在大寝。其四仲月及土令所居，即是明堂五室。其孟季月所居的左个、右个，即是四室的偏侧，仍然合乎五室的制度。但其说法固有不可通达之处。《考工记》说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郑注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交互言说以表明周代的制度。那么这三者不过是地点不同而制度相同罢了，并非宗庙就是正寝，正寝就是明堂。天子的明堂是接受朝觐及宗祀的场所，自然在国都的南郊，太庙在王宫的左侧，其路寝则在路门之内，是天子每日听政的地方，虽然可以称为明堂，但断不可称为太庙。而《月令》四仲月都说居太庙，这是可疑之一。《月令》既然称路寝为明堂，那么为什么又有青阳、总章、元堂三个名称，与明堂相配，好像各自因四时方位而定名，而明堂只是因象征夏令而得名，其他书籍从未见过。这是可疑之二。王者必定面南而坐，而元堂则必定面北了，这违背了面南而治的意义。（这原本是汪氏的说法。）这是可疑之三。汪氏驳斥其有五种谬误，我所怀疑的有这三件事，应当等待广泛考证以向通儒请教。

咸丰辛酉年（一八六一年）六月初六日

◎蔡氏月令（清蔡云辑）

阅读蔡云所辑《蔡氏月令》。蔡云字立青，吴县人，钱竹汀弟子，嘉庆甲子年优贡生。其书共二卷：上卷为《明堂月令论》，是从《续汉志》刘昭注中录出的；其次是《月令章句》，是摘取《独断》及郑氏《月令注》、刘氏《续志》注、陆氏《释文》、孔氏《正义》、《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通典》、《白帖》、《太平御览》诸书所引中郎遗文断句，附带疏证。下卷为《月令问答》，是从《中郎集》及《说郛》本录出的。其次附带《月令集证》，是采取古今及近儒论述《月令》的话，以证明《月令》不是秦代制度。条理井然，可以推见中郎一家的学问。其《章句》中辨正经文数字，如孟春之月鸿雁来，据《吕氏春秋》、《淮南子》作候雁北。这是因为郑注只说今《月令》鸿皆为候，而不说“来”与“北”字的不同，那么《戴记》经文本也作“北”。王厚斋《困学纪闻》已说过。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据陆氏释文《唐石经》及《吕氏春秋》作还乃，以《正义》引

译夏、秋、冬三季都写作“还乃”，由此可知经文原本也写作“还乃”，（夏、秋、冬三季相同。）《御定石经》、《考文提要》已经说过。在“参保介之御间”一句中，根据注疏及《东京赋》应写作“参保介御之间”，段玉裁已经说过。在“仲夏之月”、“仲冬之月”的“处必掩身”一句中，根据注疏及《吕氏春秋》都应将“处必掩”断为一句，严可均、卢文弨已经说过，（“掩”字应当依据《吕氏春秋》写作“〇”。）在“孟秋之月”的“坏垣墙”一句中，根据《正义》、《释文》及《白帖》（秋门、墙壁门）都写作“坏墙垣”，阮元《校勘记》已经说过。这些都是蔡氏陈述前人说法已有定论的地方。在“仲春之月”的“玄鸟至至之日”一句中，根据《初学记》引用《月令章句》写作“玄鸟至之日”；《毛诗·生民》传中“玄鸟至之日”等语，《疏》说这些都是《月令》的文字；《说文》乙部引用《明堂月令》以及《续汉书志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左传正义》、《周礼疏》、《通典》、《白帖》、《太平御览》引用《月令》，都写作“玄鸟至之日”。况且考察孔颖达《疏》在此段标注经文起止说，从“玄鸟至之日”到“高〇之前”；又“仲秋”的“玄鸟归”《疏》说“玄鸟至”不是仲春的物候，那么经文原本写作“玄鸟至之日”，不重复“至”字分为两句，是非常明显的。在“仲夏之月”的“以定晏阴之所成”一句中，根据《疏》引用《章句》说“晏”意为（“谓”字原本写作“为”字，错误，蔡氏改正。）用来安定阴阳所形成的事物，因为说郑玄训“晏”为安定，那么经文中没有“定”字就可知了；释义兼及阴阳，那么经文中就有“阳”字就可知了。推拟经文原本写作“以晏阴阳之所成”，与“仲冬”的例子相同。阴阳正在争胜，一使尘埃安定，一使成果安宁，意义都承蒙上文，这两个字可以称得上是精心卓识了。

译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一月二十二日

◎郑氏昏礼（汉郑玄）

汉代郑仲师撰写了郑氏《昏礼》，其中包含百官六礼的辞令及赞语，该书早已失传，现在从《艺文类聚》、杜佑《通典》所引用的内容中参互摘录。文中说，婚礼所用礼物包括玄色和缥色的丝帛、羊、雁、清酒、白酒、粳米、蒲、苇、卷柏、嘉禾、长命缕、胶、漆、五色丝、合欢铃、九子墨、金钱、禄得香草、凤皇、舍利兽、鸳鸯、受福兽、鱼、鹿、乌、九子妇、阳燧、丹青、女贞。其赞语说：这些物品所象征的意义是，玄色象征天，缍色象征地。羊代表祥瑞，成群而不结党，跪乳有义。大雁顺应阴阳，等待时节才迁徙，冬天向南夏天向北，各得其所。清酒降下福泽，白酒带来欢乐。〇亢米芬芳馥郁，是婚礼的珍品。稷米用于祭祀，稷是天官。（此句据《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所引，但文义不类，疑是误引。）蒲众多且性柔，苇柔软持久。卷柏卷曲附生，嘉禾须得福禄，长命之缕，是女工所制，缝衣延寿，（缺二字。）为例。胶能粘合异类。漆内外光亮美好。五色丝色彩章采，屈伸不穷。合欢铃声音和谐。九子之墨，藏于松烟，本性长生，子孙圆边。（此四句据《北堂书钞》卷一百四所引，《通典》引作九子墨长生子孙，古人引书多节取其字，而以意联合隐括之。此处说子孙圆边，当是圆啬之误，高同帛。）金钱作为信物，经历长久，金取和明，钱用不止。（此四句据《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六所引，《通典》引作金钱和明不止。）禄得香草为吉祥。凤皇雌雄伉俪相合。舍利为兽，兽而能谦，礼义乃食，口无讥愆。（此四句据《太平御览》卷九百十三所引，《通典》引作舍利兽廉而谨。案舍利即今之猞猁，亦狐类。）鸳鸯鸟，雌雄相类，飞止相匹，鸣则相和。受福兽，体恭心慈。鱼处深渊无射。鹿者禄也。乌知反哺，孝于父母。九子妇有四德。阳燧成明安身。丹为五色之荣，青为色首，自东方始。女贞之树，柯叶冬生，寒凉守节，险不能倾。案自凤皇以下，大概都是绣绘的图像。赞言《艺文类聚》作谒文赞。古人六礼，如《仪礼》所载宾主答问之辞，都别为书署，偕以通谒，谓之谒文。其礼物〇胥家致于女家者，每事皆为韵语，以题记之，谓之赞言。其语多取吉祥，古雅可诵，惜所引不全耳。（所辑诸书，皆据玉函山房本。）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正月二十三日

◎昏礼辨正（清毛奇龄）

夜间阅读毛西河《昏礼辨正》。其中认为纳采、问名据《仪礼》士昏礼，谓二礼一日并行，只以一使将事。问名乃是问女方所命之名，及其出生的年月日，但说问名者，是举一以该二也。郑《注》说问母姓者非。又说纳徵即纳聘。昏礼自纳采至亲迎皆奠雁，惟纳徵用币者，以雁乃蛰物，非礼物。又据《谷梁》说纳采、问名、纳徵、请期祗四事，无纳吉之礼，问名后不当又纳吉。以命卜当在纳采之前，卜亦不必告女家。皆援据甚确。

又说《曾子问》中妇三月而后庙见姑成妇之说，乃指舅姑已亡者。若舅姑在，则妇至之夕，舅姑迎之，登堂交拜，行宾主之礼，然後帅以谒庙。次日质明，上堂行妇见礼，谓之成妇，不必三月始庙见也。尤足发千古之蔽。西河说经，虽有无道秦之讥，然其明快直捷处，往往如是。

至于他说当时越俗，妇至不谒庙，不拜舅姑，牵妇入房，合卺就寝，直同野合。至请召宾客简帖，不曰三日庙见，则曰儿媳某日行庙见礼，以凶丧之礼行之於常，则我山会两邑皆向无此风，闻萧山亦不如此，或当日彼邑人有行之者耶？吾乡昏礼，大端多合于古，先之以行媒，多请士友戚好为之，皆备礼盛治具相迎送，继以过帖，或副以银币，曰传红，即纳采也。将娶则请庚，即问名也。继以过礼，亦曰行聘（俗语曰发盘。）即纳徵并请期也。惟亲迎之礼鲜行者，妇至则〇胥先出迎交拜；古以舅姑为主人，今以〇胥为主人。质明，（古昏礼以昏，今天下亦多成礼于夕，独吾越以子时至辰时为昏期，此最失礼。）〇胥导以见庙，乃见舅姑于堂，又以次见夫族内外少长，是夕始合卺同枕席焉。

咸丰庚申（一八六○）十月初八日

阅读毛西河《昏礼辨正》、《辨定祭礼通俗谱》、《丧礼吾说篇》、《曾子问讲录》诸书，虽蔑弃无儒，不特掊击注疏，痛诋朱子

译甚至说《礼记》是由秦汉人搜集拼凑而成，大多不值得相信，《士礼》也是战国以后世俗儒生所作，荒诞不经，其放纵强悍已经太过；然而他博学善辩，论说不尽，不能说他不是辩才超群。他极力辩驳当今世人关于孙子为祖父承重守丧的错误，主张墓祭接近古制，认为纸钱就是明器，现在市场上售卖的千张纸钱，都做成刀币和布币的形状，最为接近古制；上香就是古代的焚烧萧艾，音乐中有喇叭、洒捺，就是汉晋时期的铜角，乐部中所谓的横吹，以及《周礼》中的六同，郑玄注解说用铜做管叫做同，尤其接近古制。他指出《士丧礼》中用楔子固定牙齿、系住脚、放置几案的错误；指出停灵在西墙下的错误；指出大夫停灵时去掉车驾、将棺材直接放在地上，士人停灵时掘地埋棺的错误；指出吊丧时只有哭而没有拜礼、主人拜宾客、宾客不答拜的错误，这些都足以纠正古今的失误。他所确定的祭礼也切实可行。他说婚礼必须庙见之后才能同房，三年之丧应当是三十六个月，虽然这在古代没有证据，大多被通达的儒生驳斥，然而也说得成理，持之有据。《四库全书》只收录《辨定祭礼通俗谱》，其余都附在存目中，尤其严厉斥责《其丧礼吾说篇》，认为颠倒错乱、违背常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他认为丧服中有齐衰，没有斩衰，以及父亲在世时不应为母亲服期年之丧、父母不应为长子服三年之丧等说法，确实是巨大的谬误。他说丧礼中立重的说法，诸儒的解释接近于不合情理，因此认为重就是铭旌，用来识别死者，也就是用来依附神灵，所以重有主道的含义，重这个词就是幢的意思，高高耸立的样子，这就很有名理。如果像旧说那样认为重是旧圆，实在不知道取义何在。

译光绪丁亥（一八八七）十月初五日

◎《丧礼经传约》（清吴卓信）

近人吴顼儒所著《丧礼经传约》仅有十一页，间有小注，可谓简略到了极点。然而其中有不该详述却详述、不该简略却简略的地方。例如练祭与小祥祭，虽然都在第十三个月举行，却是两种祭祀、两件事：小祥是减轻哀痛的礼制，练祭是脱去丧服的节次，《小记》所说的“祭祀不是为了除丧”正是此意。而吴氏却说第十三个月行小祥祭，周年才进行练祭，完全不加以辨析。期丧中有禫祭的，只有父在为母服丧以及为妻服丧的情况，而吴氏却说：第十五月行禫祭，这是期丧；这似乎意味着凡是期服都有禫祭。这样重大的礼制条目尚且不能完备，也太过简略了。反而详尽地叙述《檀弓》中“兄弟之子犹子”这一节经文，这是人人都读过的，又详述了那些不必详述的内容。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十一月初十日

◎《飨礼补亡》（清诸锦）

阅读秀水人诸锦的《飨礼补亡》，寥寥数页，听说后来有人对此书作了补遗，我尚未见到，然而其辨析疏解都谨慎而不苟且。

咸丰庚申（一八六○）十月十三日

◎《求古录礼说》（清金鹗）

阅读金氏的《求古录礼说》。其中《天子四庙辨》、《星辰说》、《屋漏解》、《楼考》、《冬祀行辨》、《夏礼尚文辨》，都能切实阐发古人的隐微之义。将星解释为五星，将辰解释为二十八宿，以及日月交会之十二次，申明《周礼》、《大宗伯》郑玄注的含义，极为精当。《屋漏解》中说，《丧大记》所记载的“甸人取所彻庙之西北靡，薪用爨之”，意思是取用庙后西北角偏僻之处所积的柴薪来烧火，因为那里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屋檐下可以堆积柴薪，供祭祀时烧火之用，不得轻慢使用，丧礼中取来煮水沐浴，是为了表示对神灵的敬重。旧说有的认为“靡”是门扉，有的认为“扉”是屋檐，都说是抽取房屋建材。刘熙认为撤毁室之西北角以示不再使用，孔冲远认为庙是正寝，说主人已死，此堂不再使用，这些都违背情理。慈铭按：因为新丧而立即撤毁房屋建材来烧火，情理上必然没有这种事。金氏认为“靡”是隐蔽之处，“彻”是取，即取用所积的柴薪，这是前人未曾阐发的。只是他将屋漏解释为即《诗经·豳风》中的向礼、《明堂位》中的达乡，似乎还没有确凿的依据。（按语说：取所彻者，是指取用庙后所积的柴薪，这本是甸人所供应的，主人新死后，甸人已先取出庙中的柴薪等待，到这时才取用，所以说取所彻。）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六月初二日

◎《夏小正》

观看杨濠叟所书写的《夏小正》经文，其在二月“来降燕乃睇下”增补了一个“室”字。按《大戴礼记》各本及傅崧卿本并注所引《关本》、《集贤本》、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本、王氏《玉海》本都没有“室”字。只有传文卢氏《雅雨堂本》作“睇者盼也，盼者视可为室者也，百鸟皆曰巢，室六也”。（各本此三字皆作“突穴取”三字，“突”本字作“突”，“穴”作“亢”，庄氏述祖认为此三字是衍文，孔氏广森认为“取”字是“其”字的误写。）与之室何也，掺泥而就家入人内也。（孔氏说，与之犹谓之，正月傅其必与之兽义同。慈铭按，与犹许也，鸟皆曰巢，而此独许之室为异也。掺即操字。）卢本的说法，都出自惠定宇氏，其言本宋本虽未必可信，但也必有依据。以传文推断，似乎经文应当有“室”字。又七月“斗柄县在下则旦”，在“则旦”上增补“参中”二字，而在八月末去掉“参中则旦”四字。按《新唐书·历志》记载《大衍术议》，一行推算《夏小正》星宿运行，以八月“参中则旦”为失其传，孔氏认为大概本属七月经文，抄写者失误，误缀于八月之末，于是七月末又衍出“则旦”二字，所以所改也有依据。又十月初昏南门见，（集贤本无“见”字，庄氏因之。）其下云，织女正，北乡则旦，改作初昏；织女正，北乡南门，见则旦。按《大衍术议》也怀疑十月定星方中南门昏伏，不当言见。庄氏说十月初昏南门不见而记南门者，圣人以天地之心为心，南门有不见之时，天之明威，无不见之时也，其说甚曲。吼氏说初昏为一事，南门见为一事，初昏者，始令民昏姻也；南门见者，见于晨也。南门以九月末始见，十月旦已在隅，此记候之晚者。然正月云初昏参中，四月云初昏南门正，六月云初昏斗柄正在上，文法一例，不应此处独异。且记旦见南门，何不于九月中时而于十月隅时，是其说亦非，此改亦不知所本。又十有一月啬人不从下，有于是时也万物不通八字。按传文啬人不从，不从者弗行于时月也，万物不通，诸家多读弗行于时月也为句，孔氏谓当读行字绝句，于时月也万物不通二句，经文别为一事，时即是

译“字，于时月也”，这就像《月令》中屡次说“是月也”一样；“万物不通”，就是《月令》所说的“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的意思。这种说法非常确切。这里所增补的内容与孔氏的说法相合。《玉海》本在“啬人不从下”之后也有“万物不通”一句。只是各本都作“于时月也”，而此本作“于是时也”，就没有这种句法了。又，“十有二月鸣弋”，此本作“鸣蔫”。考“弋”不知是什么鸟？金履祥在《通监前编》中说应当是“鸢”，庄氏说应当是“隼”，都认为是因为脱漏了一半而成了“弋”。然而《说文解字》中没有“鸢”字，《诗经·小雅·四月》说“匪鹑匪鸢”，《说文解字》作“匪辙匪鹭”，《正义》本作“鹗”，但也引用《说文解字》作“鹭”。（现在的注疏本也相同。《释文》作“鸢”，音专，大概是后人所改。）孔氏说，大概是这篇记录经过隶书抄写，把“鹭”写成了“鸢”，后来又误脱了一半，那么这里的“鹭”字正好与孔氏的说法相同。又，《小正》在十一月和十二月两次说“陨麋角”，传文在十一月说“阳气至始动”，在十二月说“阳气旦（传本作‘且’）睹也”。《礼记正义》说，节气早则十一月解角，节气晚则十二月解角。孔广森引用姜上均的话说，“旦睹”就是“明见”的意思，先前开始动，现在明显看见，这是始终的辞令，这些说法都很牵强。庄氏说，十二月再次记载“陨麋角”，是为了警戒失闰，用来表示持盈守成，所以在篇末特别记载，这种说法尤其迂曲。傅氏说“十二月”是衍文，《大戴礼记》误为之传是对的。现在此本在十二月作“陨麋角”，那就错得太厉害了，难道连《月令》以下的诸书都没有读过吗？濠嗖名沂孙，字咏春，是常熟人，道光癸卯年举人，曾任安徽凤阳府知府。他这个人不以学问著称，但篆书笔法高古，当时无人能比，实际上超过了邓完白。这是辛巳年闰七月所书写的，距离他去世不过两个月，用笔浑厚，尤其接近《石鼓文》，中间使用古文，也大多不马虎。书法已经刻石，世人所传珍贵，我认为《小正》经文足以作为大法，自从乡无哲傅子骏给事中别出专本后，近儒的说法纷纭混杂，多出于臆断，因此附带论述其得失，并指出杨书的是非，使学者不要迷惑。

译光绪癸未（一八八三）十一月初九日

◎夏小正补传（清朱骏声）

阅读朱丰芭的《夏小正补传》。朱氏精通形声、训诂，所以推阐古人文字，颇有独创见解。他解释“五日翕望乃伏”，传文说“五日”就是“十五日”，认为“望”应读为“坚”。古代以五月十五日为五日节，所以《淮南子》高诱注将五月望解释为枭羹。《文子上德篇》说詹诸辟兵，寿命终结于五月之望。“〇”读为“〇”，〇蜓，即守宫，在墙壁上叫〇蜓，在土坎上叫蜥易。世人称它蝎之类，五日节必定蛰伏，“兴”就是“生”的意思。这个说法是前人未曾阐发的。

光绪己丑（一八八九）二月初一日

◎古经服纬（清雷铸）

阅读《古经服纬》，这是通州雷氏蹲所撰写，其子雷学淇作注释。书分上、中、下三篇，共二十四则，选取冠服内外上下吉凶的制度，采集经传资料，分类条列，辨别名色，明确等级威仪，很切合日常应用。注释也详尽广博，只是喜欢标新立异，轻视先儒，轻易改动旧说，有时牵强附会而不可信。同时凌次仲撰写的《礼经释例》，任幼植撰写的《小儿服释例》，都确实恪守古训。雷氏父子，向来不与东南诸儒交往，大概都没有见过这些书。然而贯通融会，正也是考古者所不能废弃的。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七月十三日

◎五服释例（清夏燮）

《仪礼》、《丧服经》、《斩章》“为人后者”条疏引雷氏说：这段经文应当说：“为人后者，为所后之父。”缺少这五个字，是因为所后之父或许早逝，现在所后之人不定，或许后祖父，或许后曾高祖，所以省略，以显示所后之人不定的缘故。又传文说：“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注说：“若子，是为所后之亲如同亲子。”疏说：“为所后者之祖父母，那么死者的祖父母应当是自己的曾祖父母，服齐衰三月。妻指死者的妻子，即后人之母。”夏氏燮《释例》说：为人后者，为其所后之祖，即父亲去世而为祖父后者服斩衰的例子。传文说“若子”，只说所后之祖父母，不及所后之父母，大概因为此为人后者，因所后之父已去世，来为祖父后，所以经文只说“为人后者”来统括。雷氏所说还是经文的第二层意思。大概凡是经文说“为父后者”，都是父亲去世的称呼，如果父亲在世，不能直接说“为后”，所以说所后之祖父母，而不及父母，并不是遗漏。慈铭按：雷氏的意思，是说经文特意省略这五个字，以显示所后之人不定，本来不是说遗漏。大概经文“为人后者”四字，关乎天子诸侯，即使是兄继弟，以从父继从子（如唐宣宗继武宗，金卫绍王继章宗），以从祖继从孙（如晋简文帝继哀帝），都是为人后的义理，都服斩衰。圣人的经文，立意深远，雷氏说显示所后之人不定，所包范围也很广，不只是士继宗子者，为祖后、为曾祖高祖后，应当服斩衰。至于传文“为所后者之祖”应当断句，“父母”断句，为所后者之祖即曾祖，关乎高祖以上；为所后者之父母，即祖父母。疏将祖父母连读断句，是不对的。夏氏误遗传文“所后者”的“者”字，于是误认为是所后之祖父母。夏氏又说：它不及所后（按：后下当增一“者”字）的曾祖父母为什么呢？大概曾祖父母服齐衰三月，是服制的尽头，而此所后（按：后下亦当有“者”字）的曾祖父母，对于为人后者来说，是高祖父母，所以经文不见高祖父母的服制。郑玄说高曾同服。现在不依据。慈铭按：郑君说高祖也服齐衰三月，这一定是汉儒相传孔门的微言，高不可易。曾，是重的意思，曾（俗作层），是索的意思。所以入庙的称呼，即使是始祖，也称曾孙。《诗经》称成王为曾孙，《尚书》称武王为曾孙（见《墨子兼爱篇》中说：昔者武王将事太山隧。传曰，太山有道，曾孙周王，所谓传者，大概是周书中的话。东晋伪《尚书》武成篇袭用之）。《左传》蒯聩自称曾孙，都不是对曾祖的称呼。曾孙以下的称呼相同，可知曾祖以上的服制相同。大概人多有及见高祖的，既然不能没有服制，那么齐衰三月以下，将服什么服呢？所以即从高祖以上推之，凡是及见的，都服齐衰三月，那么为人后者，如受之曾祖，应当服重若子，即推之高祖以上，也都是这样。夏氏用王肃的说法，说高祖无服，是不通的。至于说：父亲去世才开始有为后的称呼，援引为长子三年。传文将“所传重”下一“将”字，可知未传重者不称为后，足以补充先儒所未及之处。

光绪丁亥（一八八七）十一月初三日

●经部 春秋类

◎春秋

《春秋》昭公元年，晋荀吴率师败狄于大原。《公羊传》

译云：“这里是大卤，为什么称为大原？”因为地物的名称依从中国，城邑和人的名称依从主人。何休《解诂》说：古代史书以及夷狄之人，都称之为大卤，而现在的经文与师承诵读，都称之为大原。所谓地物依从中国，是用中国的形貌名称来表述，以便让中国人知晓，教化不同的风俗。此地地势高大而广阔平坦，所以称为大原。所谓城邑和人的名称依从主人，是因为不像地物那样有形貌名称可以纠正，所以依从夷狄的言辞来表述。《谷梁传》说：中国称之为大原，夷狄称之为大卤，称号依从中国，名称依从主人。又如《谷梁传》襄公五年记载，仲孙蔑与卫国的孙林父在善稻会见吴国。传文说：吴国称之为善，伊称之为稻，缓称之为缓，称号依从中国，名称依从主人。范宁《集解》说：夷狄所称呼的地形及物类，应当依从中国的话来说，以教化不同的风俗。人名应当依从其本俗的言语。又如昭公五年，叔弓率领军队在贲泉击败莒国军队，狄人称之为贲泉，失台称之为失台。称号依从中国，名称依从主人。又如《公羊传》桓公二年记载，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传文说：这是从宋国取得的，为什么称之为郜鼎？器物依从名称，土地依从主人。《谷梁传》说：郜鼎，是郜国制作的；说宋，是从宋国取得的；以此作为讨伐的鼎。孔子说：名称依从主人，物产依从中国，所以称之为郜大鼎。慈铭按：《公羊传》、《谷梁传》在此屡次阐发传文，这是七十子所接受的孔子的微言大义，即正名的学问。所谓地物依从中国，比如东面称为夷，西面称为羌，南面称为蛮，北面称为狄，这些字都有意义，这是中国给它们的名称，不是它们自己命名的。肃慎的箭，越裳的鸟，以及《周书》、《王会解》所说的义渠的〇，渠叟的犬，规规的麟，西申的凤，它们的箭、鸟、〇、犬、麟、凤，也都依从中国的名称，不是它们自己命名的。这就是地物依从中国。所谓城邑和人的名称依从主人，比如东面称为朝鲜、乐浪、秽貊、辰韩；西面称为林氏，也称央林，也称于陵，渠搜即渠叟，称为康，称为侥；南面称为瓯、僬侥、共人、自深、旁春；北面称为匈奴、撮狁，也称獯鬻，称为肃慎，也称稷慎，也称息慎，它们的名称都没有意义，依从其国自己的名称来称呼，其读音或许转变而没有定准。所以楚国的封地本称为荆，史书称为荆州，《诗经》称为蛮荆、荆舒，这是中国给它们的名称，楚国则是它们自己命名的，后来就依从而称呼它。推而广之，句吴、于越，都是它们自己命名的，后来能够以名称与上国相通，就只称为吴、越。《公羊传》定公五年传文说：于越，是不能以其名称相通的；越，是能够以其名称相通的，这就是城邑名称依从主人。人名则如介之葛卢；长狄的侨如；戎的驹支；即莒国的渠丘、犁比、庚舆；吴国的寿梦、诸樊、余祭等；越国的句践、适郢、勋与；它们的名称都没有意义，都是它们自己命名的，这就是城邑和人的名称依从主人。鲜虞，是它们的国名；白狄，是中国给它们的称号；中山，是依据其地形命名的。瞍瞒，是它们的国名；长狄，是中国给它们的称号。能够以其名称与中国相通的，如楚、吴、越；不能以其名称与中国相通的，则只称为狄，不称其国名。寿梦一名乘，诸樊一名谒，阖闾一名光，这是以其名称与中国相通的，然而《春秋》在寿梦时不书吴子乘，是因为吴未能以名称与中国相通；在阖闾时书吴子光，是因为能以名称与中国相通，所以进称之。王莽改匈奴为降奴，改其单于的名称都为一个字，这是王莽的愚蠢。魏太武帝改柔然为蠕蠕；宋、齐、梁称魏为索虏，魏称宋、齐、梁为岛夷，这是当时各国君臣的妄为；都不懂《春秋》的大义。金太祖、太宗及诸王，都另取一个名字以同于华夏，这是金朝迅速改变旧俗，所以其衰弱容易，灭亡也迅速。南宋对金起初以君臣之礼事奉，后来以父子之礼事奉，再以伯叔父之礼事奉，而在境内的文书中，则一概斥之为虏。它先前对辽国也早为兄弟之国，这样辽国对宋就像楚、吴、越的名称与上国相通了。金对宋起初像共主，后来像盟主，而宋人的记载都称其为虏，这是妄为而无耻，都不懂《春秋》的大义。这些都是孔子所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唉！现在与西洋交往，它们的物产都依从中国给它们的称号，它们的土地却不依从中国，也不依从主人，而一概称为各国。记载和文书，忌讳得很深，不敢直接称呼其国名，而举首一字来命名。记载则称为某国，文书则称为大某，这难道是《春秋》所能预料到的吗？至于《春秋》昭公元年的经文，《左氏经》作大卤，传文作大原，大卤，是现在甘肃的固原直隶州，旧属平凉府，《汉书·地理志》中的安定郡卤县，（这应当采纳宋翔凤《过庭录》的说法，锺文蒸《谷梁补注》驳斥它，是不对的。）本是狄人的土地，那么城邑名称应当依从主人作大卤。地，是依据其大体来说的，如称为夷、称为狄就是这样；邑，是依据其小体来说的，各国各有方言，就用方言来命名其城邑，就像现在的土名。中国也有方言，所以城邑名称

译地名的含义，大多无法解释，不仅仅限于四方少数民族地区。凡是像越地的“御儿”“椭李”，都是方言，即使是“诸暨”“余暨”“余姚”“上虞”，也是方言。后来的地理志书，强行用文辞意义去附会，这是后人的浅陋之处。“会稽”作为扬州的山镇，是地域的大名，所以有文辞意义可以推究，这就是所说的“名号遵循中原”的意思。《左氏春秋经》是古文，所以写作“大卤”，后来的经学大师，根据地形来理解，读作“大原”，《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相同，而《公羊传》《谷梁传》的经文也写作“大原”，这说明《公羊传》《谷梁传》并非直接承袭于孔子门下，它们的经文直到汉代才写在竹简绢帛上，都是今文，本来就不如《左传》那样有显著的证据。至于“善稻”是吴地的地名，“善”与“伊”，“稻”与“缓”，都是语音的相互转化；“善稻”“伊缓”都是方言，是吴地对自己的称呼，没有意义可以推究，快读就是“善稻”，慢读就是“伊缓”，翻译语音没有固定的字，也就是所说的“邑名遵循主人”，并不是中原人称它为“善稻”，吴人称它为“伊缓”。“贲泉”是鲁地的地名，狄人称它为“失台”，“失台”应当根据杨疏写作“矢胎”，段玉裁认为读“贲”为“矢”，就像现在俗语称粪便为“矢”，“矢胎”就是狄语中的“贲泉”。至于“郜大鼎”则是史书的常用表述，那口鼎本来是郜国制作的，而从宋国夺取它，就说“从宋国夺取郜大鼎”，这是古今通用的语言，本来就没有经学的深意。《公羊传》《谷梁传》刻意探求经文，毫无道理地提出疑难，自相纠缠，就像石五六〇那样的例子，于是也用“名从主人，物从中国”的话来附会，于是有认为“中国”是指鲁国的，有认为“主人”是指后来所属国家的，异说纷纷，都是《公羊传》《谷梁传》琐碎细碎的毛病。通过“郜大鼎”和“大原”在两传中的情况来看，就可以明白《谷梁传》明显是看到《公羊传》的文字而跟随它，刘逢父说《谷梁传》在《公羊传》之后，这是正确的。

译光绪癸未年（一八八三年）九月初一日

◎《春秋集传辨疑》（宋陆质）

阅读陆质的《春秋集传辨疑》，这本书大半是空泛的议论，然而他驳斥《左传》固然多有荒谬之处，但他驳斥《公羊传》、《谷梁传》则颇为接近事实，因为《公羊传》、《谷梁传》也有很多空泛的议论。其文笔峻峭简练，不是宋代以后的人所能达到的。

光绪庚辰年（一八八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春秋别典》（明薛虞畿）

阅读《春秋别典》十五卷，是守山阁版本，明代海阳诸生薛虞畿字舜祥讠巽，由其弟薛虞宾补辑完成。依照《左传》十二公的世次，采辑史书、诸子中涉及《春秋》的内容，分条记录并附系相关条目。其凡例说《国语》、《公羊传》、《谷梁传》、《檀弓》因为已经列入经部所以不收录，管仲、晏婴二人因为内容太繁杂而略删，庄子、列子等家因为多是寓言而节取，体例颇有斟酌，搜集也颇为繁富。后有朱竹姹的跋文，说抄录撮取可见苦心，但在各条末尾，不注明原书出处，这是明人的积习。金山钱氏说他所采录的大约六百多件事，《说苑》一书占了三成，其余杂出于《大戴礼记》、《韩诗外传》、《逸周书》、《战国策》、《史记》、《吴越春秋》、《列女传》、《孔子家语》、《孔丛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新序》、《新书》、《抱朴子》等书，而误收了《晋语》两条，编排次序也有先后倒置以及脱漏错误，然而他的用心可谓勤勉了，因此我逐条补注出处。有一条兼取两书或三书的，依照文意的节次一一注明；有事与书相同而文句略有差异的，或者另有依据，或者以意增删，则注云某书文句略有差异。那些显然错误的，则在下面附案说明。薛氏这本书，虽然所采录的没有奇秘的典籍，然而对学者大有裨益。钱氏的注，更为完备严密。我私下认为这本书与孙渊如氏的《孔子集语》两书，应当一并刻印在家塾中，是读经者所必需的。

同治癸酉年（一八七三年）二月初六日

◎《春秋阙如编》（清焦袁熹）

阅读焦袁熹的《春秋阙如编》，这还是困学楼旧藏的物品。遭遇战乱，弟弟们偶然携带出来，才得以保存。这本书共七卷，止于成公八年，后面附有《读春秋》十一则，共为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极力称赞它，说近代解说《春秋》的，以这本书为最好。然而《春秋》离开左氏《传》，就无法着手。袁熹想要完全摒弃附会穿凿的说法，却不相信《左传》，说它多诬蔑，一概认为圣人修《春秋》，不过是沿用旧史的文字，直书其事而义理自见，没有什么褒贬，那么当时又哪里容得下他的笔削呢？又为什么子游、子夏不能赞一词呢？孔子说：我还来得及见到史官记录阙文的情况，是说对于原本缺失的事情就空缺它罢了，不是说史官一定以空缺为美。所以说对于所不知道的，大概就空缺它。袁熹以此命名，便是不懂《春秋》的大义。其中的议论，多牵强附会、迁就，自相矛盾。对于三传的说法，忽而相信忽而怀疑，进退没有依据，大概是凭私意自用，而又以学究迂腐的见识来助长。看他的孙子锺璜的跋文，说袁熹曾经说《春秋》以啖助、赵匡、陆质三家为最优，那么他的见识情趣就可以知道了。袁熹本来以时文小题闻名，他的书本来没有什么可取的。《四库全书总目》虽然记载纪河间总其事，然而撰写的人不止一个。纪河间对于经学本来疏浅，现在提要所论三礼极精，都出于戴东原氏之手，其余经馆臣分纂。像这本书的提要，全由不学无术的人所作，不足以作为定论。

同治丁卯年（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三正考》（清吴鼐）

阅读吴大年的《三正考》，分上下两卷，大致依据元代儒者张以宁、明代儒者李濂的说法，参取各家，来驳斥胡安国、蔡沈的谬论。而对于元代儒者则引用赵访，本朝则引用顾炎武、陈廷敬、蔡德晋的说法较多。上卷分条列举三代以前建朔以及改时改月的证据，冬可为春的辨析，商周分至不系时的辨析，三正通于民俗的说法，下卷分条驳斥何邵公、程伊川、胡康候、蔡季、陈止齐、程敬叔（端学）、吕泾野说法的错误，都疏通证明，言简而赅，诚如《四库提要》所言，篇幅不多，而引证详明，判定百年纷纭不决的争论，对于经学大有功劳。只是相信《伪古文尚书》的《伊训》、《大甲篇》，申明其两十二月的说法，而反而认为李光地怀疑它是不对的。又认为唐虞都建寅，而认为郑康成说尧正建子，舜正建丑是没有依据的。查《尚书正义》引用郑注尧正建丑，舜正建子，大概三正是寅丑子交替更迭，所以孔冲远推究郑的意思，认为女娲建丑，神农建子，黄帝建寅，少嗥建丑，颛顼建子，帝喾建寅；而马融注《甘誓》怠弃

译三正，即建子、建丑、建寅，若据此认为尧用建子、舜用建丑，似乎违背了历法更替的次序，不如郑玄的说法恰当。吴氏既错误地将马融的说法当作郑玄的说法，又认为唐、虞、夏三代都不更改历法，实在是不加考辨的失误。吴氏名鼐，是无锡人，乾隆丙辰科进士，曾任工部主事，顾栋高为其作序。

译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春秋说略》（清郝懿行著）

阅读郝氏的《春秋说略》。郝氏的著作中，以《尔雅义疏》最为精妙，他在此书上耗费的心力也最久，儒者们推崇此书为绝学，几乎超过了邵氏的《正义》。此书阮仪徵先前刻入《学海堂经解》，直到咸丰辛亥年，已故两江总督陆建瀛才在江宁刊刻书版单独发行。癸丑年城池陷落，书版于是被毁，所以流传极少。《春秋说略》多主张左氏《传》，但时常有所匡正。他的持论在于涵泳经文，自然领会其旨意，不必强行确立义例，彻底洗去了历来用法家观点解释经书的弊端，也可以说是卓然独立了。

咸丰辛酉年（一八六一年）正月十八日

◎《春秋朔闰表发覆》（清施彦士著）

在书市闲逛，见到崇明人施彦士（字朴斋）所著的《春秋朔闰表发覆》四卷，卷首有与张丹邮太守（张作楠）往复的几封信。（按：书眉有附记：张丹邮是我们浙江金华人，嘉庆戊辰年进士；朴斋是道光辛巳年举人，出自我们家乡汤文端公的门下。）他的书多纠正陈厚耀的错误，确实是专门之学。又有《历代编年大事表》一卷、《推春秋日食法》二卷，想买没买成，于是靠着书柜观看，过了很久才罢休。

同治癸亥年（一八六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春秋古经说》（清侯康著）

阅读番禺人侯君谟孝廉（侯康）的《春秋古经说》共两卷。经文以左氏古文为主，而辨析《公羊》《谷梁》的异文。认为《公羊》《谷梁》得之于口授，远不如左氏明确记载于竹帛那样可信，而《公羊》又出于《谷梁》之后，尤其多臆测之说，人名地名的错误，都违背事实，逐条系联而辨析之，解说经义铿锵有力，都有坚实的依据，较之趟氏坦之的《异文笺》、臧氏寿恭的《左氏古义》更为坚守笃实而论述精微，世上偏袒《公羊》的人没有插嘴的余地了。

光绪甲申年（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春秋三传异文释》（清李富孙著）

阅读李香子的《三传异文释》，其中《左传》十卷，《公羊》《谷梁》各一卷。他的书考校《春秋》经传注疏及诸子史书所引文字的异同，附带石经旧版，都折衷是非，证明其义，大要以《说文》为主，以《尔雅》训诂为辅，专于形声通假，探求其旨归，采择近儒之说，颇为完备细密。此书成于赵氏《春秋异文笺》之后，所以对于君氏、尹氏等大端的异同，都置之不论，大概可以作为阅读《左传》者在小学方面的辅助了。蒋氏别下斋所刻的各种书，只有李氏兄弟所著的三种，对经学有功，其余都是短书小集，无关轻重。如《石门碑释》，是嘉庆年间诸城人王春林（字森文）任陕西略阳县知县时，在褒城县石门道中拓印摩崖石刻，从汉代的杨孟文《石门颂》到宋人的题名，共二十五种；有的另写释文，有的缩小临摹真迹，并附有《游石门记》及略阳县白崖的《甫阝阁颂碑考》，书写刻印精工，足以作为清雅玩赏之物。其中“释”字，汉碑用“酵”字代替。又《箕田考》，是朝鲜人西原韩久庵（韩百谦）所著，认为朝鲜平壤城外的田地分为四区，每区七十亩，呈田字形，说是箕子遗留的法度，符合殷人井田七十亩而助的体制。《峡石山水志》是雍正年间海宁蒋担斯（蒋宏仁）记述其峡石镇西山的胜景，前有于越陈梓的序，说从吴门到海昌，中间数百里原野平敞，而巍然隆起的，只有峡川两山，独高于横殳，骚人墨客，于是借以游憩。又说曾于秋晴登上智标浮图，眺望我们越中的群山，淡烟一抹，白鸟双飞，其语描绘佳境，颇有小品的胜致，大概也是能文之士，可惜其字里行间的始末，不可考考了。两山者，是审山（也叫沈山）和紫微山。

光绪乙亥年（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春秋异文笺》（清赵坦著）

阅读赵宽夫的《春秋异文笺》。他的学说多主张左氏，对于古人文字的假借通用，考证颇为广博。

同治丙寅年（一八六六年）三月十五日

◎《春秋述义拾遗》（清陈熙晋著）

阅读陈熙晋的《春秋述义拾遗》。首卷辨析杜氏《集解》序及注疏的说法，从第一卷到第八卷依照传文的次序，共一百四十三条，末一卷为河间刘氏的《书目考》，又缀以《隋书》《儒林传》。每条都先标举经文，附带杜注，然后顶格记录刘氏《述义》的话，都采自《正义》，又低一格列出《正义》说及古今诸家说，后加案语，以折衷之，也间有驳斥刘氏说法的。议论颇为平允，但考证不够广博，颇有空泛之论，文义近于批抹家。其中关于鲁夫人的一条，不知道传文本无“曰”字，“为”即是“曰”。每条下多附监利龚绍仁的评语，尤其不合体例。

光绪乙酉年（一八八五年

译七月初四日

◎《春秋繁露》（汉代董仲舒著）

译阅读《春秋繁露》，抱经堂本，共十七卷八十二篇，是最为完整的版本。近代儒者赵敬夫、钱溉堂、卢召弓等十三家曾加以校勘，然而仍有讹误错乱、难以阅读之处。《玉杯》、《竹林》、《玉英》三篇，篇名都与文章内容不类，《俞序》的篇名，尤其令人无法理解，这自然是后人搜集拼凑、割裂篇章所致。又完全缺失三篇，连篇名也失传了。董仲舒的学问，从《公羊传》、《春秋》探求根本义理，旁通五行，可以见于实际应用。此书所载如《求雨》、《止雨》两篇，大概是夏商周三代相传的古法，并非一般的术数，后世儒者不明阴阳之理，便轻率地议论它。哪里知道圣人谈论天道，多借由近身的事物来探求。如《周礼》、《月令》中所称述的，都含有极深的义理，本来不能对见识浅陋、少见多怪的人去说。他解说《春秋》，尤其独得精微之意，何休《公羊传》的训诂，多出于此。欧阳修讥讽他“王者大一元”的说法，被改易历法所迷惑；黄震讥讽他把“王正月”的“王”解释为文王，以及宋襄公因遵循其道而失败的言论，于理不通；这些都是《公羊》家的言辞，并非董仲舒所独创。至于程颐讥讽他辞意浅薄，则是狂妄之言，更不值得讨论了。

同治丙寅年（一八六六）三月初九日

读《春秋繁露》第七十七篇《循天之道》，校正数条，记录于此：

因此东方主生发而西方主成就，东方和顺地生发，是北方所兴起的作用，而西方和顺地成就，是南方所养育生长的作用，兴起如果不达到和顺的地步就不能生养，生长如果不达到和顺的地步就不能成就。按：两个“长”字原本都是“养”字，校勘者在旁边记了字，大概有一个版本作“长”。上文说北方之中，用合阴而万物始动于下，南方之中，用合阳而养育始美于上，是说冬至时万物动于下，夏至时万物所养育的美于上。这里说东方和顺地生发北方所兴起的作用，是说到了春分而万物之动者始发生；说西方和顺地成就南方所养育的作用，是说到了秋分而万物之长者始成就，所以下文说兴起如果不达到和顺之处就不能生发，是说不到春分中和之处，万物虽起不能生发。说生长如果不达到和顺之处就不能成就，是说不到秋分中和之处，万物虽长不能成就。从文义来看，两个“养”字都作“长”字更好。所以校勘者记下，而后人误将旁注连写进去，于是便不可读了。

高台多阳，广室多阴，远离了天地的和顺之气，所以人们不这样做，以适中为度罢了。人的身高八尺，四尺，是其中点。按：人在八尺上有脱文，《尚书大传·多士》说：士的堂广三雉的三分之一，广以二为内，五分之内以一为高。郑玄注：雉长三丈，高穹高也，那么古人宫室以士的制度来说，高一丈二尺，这里说人在八尺、四尺是其中点，是说宫室高于人四尺，仅一人身高的中点，使之不远于天。

因此君子非常爱惜元气而游于房中，以体现天道，元气不伤于以时盛通，而伤于不时天并，并不与阴阳一起往来，叫做不时，放纵欲望而不顾天数，叫做天并。按：盛通上当有时字，以时盛通，与下不时天并句对。天并当作夭逆，夭逆与盛通反对为文，因形近误作天并。

光绪壬午年（一八八二）二月十六日

◎春秋元命包（明孙毂）

《春秋元命包》解说“刑”字说：荆刀守在井边，饮水的人，入井争水，陷入泉中，刀守着他，割断他的情欲。段玉裁认为这种说法不经。《说文解字》中“荆”在井部，《易》说井是法度，以此视《元命包》的说法，如摧枯拉朽。慈铭按，纬书之说自有其根据。从前隋《天文志》都说东井八星，是法令所取平的地方，王者用法公平，则井星明亮。钺一星，附在井之前，主管伺察淫奢而斩杀之，所以不希望它明亮，如果明亮与井齐，则用钺于大臣。这就是《元命包》解说荆的意思。大概陷入于泉，并非专指水而言，凡溺于名位货利皆是。井所以养人，没有刀来守它则争，便利而不知止，遂陷入于荆，这是制字的本义。

光绪辛巳年（一八八一）八月三十日

◎左传

《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人在长子抓获卫国行人石贾。《释文》长读丁丈反，又如字。《汉书》、《地理志》上党郡长子，颜师古注说：长读如长短之长，今俗读作长幼之长，不对。按《两汉志》、《晋志》、《唐元和郡县志》、《新旧唐志》、宋《舆地广记》、《水经注》，都没有解说，只说周史辛甲所封邑而已。（《路史》认为是纣太史。）《水经注》又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郑取屯留尚子，涅谓尚子即长子，这也是不读长短之长了。况且长子自汉及晋皆属上党郡，唐宋属潞，自元及今皆属潞安府。《汉志》上党郡有潞县，说故潞子国，有屯留县，《左传》作纯留。《水经注》说故赤狄国留吁国也，潞氏之属

译近代的儒者于是说长子是长狄的首领。然而辛甲所受的封地，怎么又归属于长狄呢？《唐十道图》认为这是尧帝时丹朱的封地，所以称为长子城，也叫丹朱城，这种说法确实没有根据；而认为它是长狄，也是牵强附会，不值得相信。

译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九月二十八日

《左传》经文与传文中的错误，例如桓公十五年传文中“人尽天也”一句，原本应为“父一而已”，却误将“天”写作“夫”，导致杜预《注》中“妇人在家则以父为天，出嫁后则以夫为天”这两句话成了没有根据的空话。段玉裁依据《唐律疏议》和《音义》两处引文都作“人尽天也”来纠正这一错误。

庄公三十二年经文与传文中“城谷”误作“城小谷”（这是后人根据《公羊传》和《谷梁传》来修改《左传》的结果。《公羊》《谷梁》两传的经文中多了一个“小”字，于是认为这是鲁国的邑名。凡是两传与《左传》不同的地方，往往是因为文字讹误或脱漏造成的。）导致杜预《注》中引用“谷城县有管仲井”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孙志祖依据《公羊疏》称《左传》作“谷”，与两《传》不同；并且引用昭公十一年传文“齐桓公筑谷城而安置管仲于此”。杜预注称筑谷城在庄公三十二年，以此纠正错误。（这条校勘阮元已经收录进《校勘记》。）

今天偶然翻阅《左氏正义》，如昭公八年传文中“游服而逆之，请命”，回答说：“听说强氏披甲将要攻打你，你听到了吗？”回答说：“没听到。”“你何不也披甲，无宇请求跟随。”查考“将攻子”应当是“将攻予”。《左传》中“予”都写作“余”，这里偶尔写作“予”，于是因为下文误作“子”了。“请命”者，是陈桓子请求子旗的命令，大概桓子忽然看见子旗到来，以为事情败露，所以既换了衣服去迎接，并且询问子旗来此是奉了什么命令。“游服”者，是宴游时的常服，杜预注认为是游戏时的服装，似乎不对。“对曰”云云者，是子旗的回答。“曰弗闻”者，是桓子谎称没听到。大概子旗本想去子良家，（子旗兼管子良的家室，自然应当去他家，所以《正义》驳斥服虔说“将往”是想去陈氏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有人告知披甲之事，所以到陈氏询问没有得到结果，桓子告知披甲之事却反说没听到。况且子旗自己说没听到，那么桓子也不能立刻有披甲请求跟随的话。杜预注将“请命”解释为子旗询问子桓所到的地方，大概是错误的，这是根据情理推测得出的结论。

于是世代守护它，到胡公时不淫，注解说胡公满于是之后。查考“不淫”者，是满的字，“淫”者即“满”的意思。《说文》：“淫，浸淫，顺着纹理浸润。”另一义项是久雨叫淫，浸淫就是漫溢的意思，淫雨也写作霪雨，也是说它久下而满溢。“淫”作为淫乱的字，本字是“姦”，“姦”者近求也。这类字都是以声音包含意义，姦乱写作淫，是通假字，也是引申义。“满”字作“不淫”，是满而不溢的意思。

舆嬖袁克杀马毁玉来安葬，楚人将要杀他，请求赦免他。《注》说，放置马和玉。查考既然已经杀马毁玉来安葬了，怎么能再重新放置呢？“〇”者即“〇”不杀的意思，“实”犹“舍”也，读如“唯执所〇”的“〇”，意思是袁克请求而赦免他。

桓子披甲前往鲍氏，遇到子良醉酒而奔驰，注解说想要赶上子良醉酒，所以奔驰告知鲍文子。查考醉酒而奔驰的是子良，加上“而骋”二字，醉酒的状况仿佛可见。所以下文又说都将饮酒，情势清晰可见。如果像杜预注那样，那么此时还没派人去查看，“而骋”二字怎么知道他是醉酒的？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四月初八日

《左传》昭公九年，“又饮外嬖嬖叔”，两个“嬖”字文义不通。《檀弓》作“李调”。我私下认为下边的“嬖”字应当是“{辟〇}”，《说文》：“{辟〇}，治也”，引用《尚书》“有能俾{辟〇}”，现在《尧典》作“〇”，“〇”者本是“〇草”字，古文“〇”义为“{辟〇}”。“{辟〇}叔”是“调”的字，“调”者即“治”的意思，名字相应。外嬖{辟〇}叔与外嬖梁五，文法正同，因为“{辟〇}”字少见，于是也误作“嬖”了。外嬖是相对于内宠而言，应当是近臣执御之类的人，注解说外都大夫，也不对。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七月二十五日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九世之卿族”，杜预注，甯氏出自卫武公及喜九世。查考古人计算世数都连同祖先一起说，杜氏《世族谱》说，武公曾孙甯跪文仲，跪孙庄子速以下武子俞、成子相、惠子殖、悼子喜，都不说世数。然而武子以下，《左传》杜预注都说其世系，（只有成公十四年甯惠子没有世系。）而《国语》韦昭注说，甯庄子是甯穆仲静之子，甯速则是文仲之子为穆仲。甯庄子当在卫懿公时，而《左传》庄公六年卫放甯跪于秦，雷学淇认为应当是文仲。以时代来说，跪当在惠公初年，速当在懿公末年，祖孙世代做官，也是常事。（哀公四年又有卫甯跪救范氏，大概是悼子的疏族。《世族谱》杂人内也有甯跪，当即指此人。）《姓纂》四十六卷甯下说，卫武公生季〇，食采于甯。弟顷叔生跪，跪孙速生武子俞，俞生殖，殖生悼子喜，九世卿族。查考如果按照《姓纂》，那么跪是武公之孙，与杜氏说曾孙不合。古代没有弟弟继承哥哥的采邑为氏的，况且顷叔是季軎的弟弟，也是公子，怎么能承袭哥哥的氏？大概“弟”字上有脱文，顷叔当是季〇之子，或者“弟”是“生”的误字，那么跪就是武公曾孙。杜氏在成公二年甯相注中说，甯俞子；在十四年惠子

译注解说，甯殖，怀疑“殖”是甯相的弟弟，所以《姓纂》说俞生殖，应当是有依据的。如果这样，那么从武公到喜，正好符合九世的说法。洪氏莹、秦氏嘉谟都认为殖是相的儿子，这样从武公往下数到九世，是不对的。甯氏和孙氏，都出自武公。《左传》成公十四年《正义》引用《世本》说，孙氏出自武公，到林父是八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武公和生公子惠孙，惠孙生耳，担任卫国的上卿，在戚地受封，（《诗经》中“从孙子仲”，毛传说是公孙文仲。秦氏怀疑耳就是公孙文仲，所以《诗经》称孙氏。）耳生武仲乙，以祖父的字为氏，生昭子炎，炎生庄子纥，纥生宣子〇酋，〇酋生桓子良夫，良夫生文子林父。《姓纂》二十三魂韵说，武公生惠孙，惠孙生耳，耳生武仲，以祖父的字为氏，元孙良夫，世数都相同，大概都出自《世本》。这里所说的八世，也是连着武公一起计算的。《世族谱》说，孙庄子级，是武公的三世孙；昭子，是武公的四世孙。雷氏学淇认为“三”是“五”字的误写，是对的。级和纥字形、读音都相近，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孙庄子见于《左传》哀公二十六年，与甯武子垃并称，平定成公的危难。甯跪被放逐，也是因为忠于黔牟，与两位公子同心；这说明孙、甯两家是公族世臣，功劳在于国家，献公、殇公之难，两族都灭亡了，所以太叔文子说“九世之卿族一举而灭之”，也是针对孙氏说的。孙氏与甯氏本是一脉，喜想要拥立献公，就必然仇视孙氏，孙氏灭亡而甯氏也与之一起灭亡。殖与林父是同一辈分，喜与嘉蒯等是同一辈分，从武公到嘉等也是九世。（此处应当另立题目叫《左传九世之卿族解》。）

译光绪壬午（一八八二）三月二十日

◎春秋左传诂（清洪亮吉）

阅读洪北江的《春秋左传诂》。这本书致力于纠正杜预的困难之处，搜寻古代训诂，充分显示出作者的苦心。然而杜预的重大错误，在于贬低孔父、仇牧等人，误解了《春秋》的宗旨；又喜欢附会左丘明关于“称国以弑”、“称人以弑”的说法。至于其他年月的小差错、地理的小失误，都不能因为一点小错，就废弃整本书。贾逵、服虔的义理，又已经零落散失，从各种义疏中摘取所引用的零星词句，或许反而不足以胜过杜预的说法。洪氏只是陈述前代贤人的观点，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所训释的经文和传文，仅能理解十分之一二，大概还需要增补修订，并非定本。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十一月十五日

阅读洪氏的《左传诂》。这本书有很多错字，我随手校正了几条。洪稚存喜欢攻击惠栋（惠松崖），屡次列举惠栋《左传补注》的失误，然而惠栋在古学方面造诣深厚，实际上不是洪稚存所能企及的。这就像虞翻指责郑玄违背经义，刘宝楠纠正杜预的过错，虽然可以各自保留自己的说法，终究难以立刻掩盖前代贤人的成就。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七月初一日

◎左传补注（清沈钦韩）

阅读沈文起的《左传补注》，他的自序极力诋毁《公羊传》、《谷梁传》以及杜预的《集解》，言辞虽然犀利痛快，但把胡毋生等人视为汉朝的浅薄儒生；认为杜预出身于纨绔之家，习染篡弑杀戮的风俗；把孔冲远看作卖国的谄媚小人；把啖助等人视为轻浮邪恶之徒；认为宋人是在吮吸杜预的涕唾；认为元明人目不识丁；认为近代人刘申受等人是太平盛世中的祸害百姓者；甚至说用左氏的观点来看《公羊》、《谷梁》，就像十八岁的妙龄少女与瞎眼的母狗相比，特别弊病在于偏激，不像儒者的言论。这本书的主旨在于阐发左氏的礼学，比如论述继室，认为声子说大夫及以下继室有为嫡妻的，所以丧服中继母如同生母；天子诸侯不再娶，所以继室而非嫡妻，《杂记》所说的“摄如君”就是这样。论述先配而后祖，认为《聘礼》中大夫出行，已经在弥庙释币，返回时，又报告到达弥庙。忽然在庙中接受君父醮子的命令去迎娶妻子，返回却不报告到达，直接安置配偶，才开始举行庙见之礼，这是坠失成命而诬蔑祖先。大夫宗妇觌见用币，认为礼有内宗、外宗，郑玄说王同姓的女儿称为内宗，王诸姑姊妹的女儿称为外宗，又兼得母族之党。《杂记》说外宗为君夫人服务，如同内宗一样。郑玄说姑姊妹、舅的女儿以及从母都是。又有同姓大夫的妻子，《丧大记》所说的外命妇。又有外亲的妻子，也通称为外宗。《服问》注说：外宗，是君外亲的妻子，大夫宗妇觌见，则是外内宗中嫁与大夫的女子以及同姓大夫的妻子觌见夫人，并不是说大夫与宗妇双双而至。他说男女同蛰的，认为妇人使用币，是与男子没有区别。《列女传》、《嬖孽》记载此事，说妇费用币，是男女无别，话语尤其明白。论述北面重席，新尊絮之召悼子，以及旅而召公Θ，认为《乡射礼》主人向众宾献酒后，大夫辞谢加席，主人回答说不能去掉，加席注说：不能去掉，是因为大夫再重席是正礼，宾客一重席。又《燕礼》司宫在户西东铺设宾客的席位，没有加席，这是因为宾客没有加席，所以《燕礼》中卿辞谢重席，明显不是君主在前就能得到重席。臧纥用重席接待悼子，明显是作为卿的嫡子遵循卿的礼节。新尊絮酒，如同《士冠礼》再醮摄酒，有司撤去司宫摄酒（《士冠礼》注：摄，犹整也，又三醮、摄酒如再醮。）更新，表示敬意。《燕礼》中卿大夫都脱鞋就席，主人于是向西阶上的士献酒，所谓大夫举旅行酬而后献士。《乡饮酒礼》说：既旅士不入，明显士入，应当在旅酬的时候。旅而召公Θ，用士礼对待他，明显他不能嗣爵。论述使与之齿，认为与旅者子姓兄弟为齿。《特牲》、《馈食礼》设堂下尊之后，兄弟之子举解，为旅酬悼子，设席自在堂上，所旅酬之人堂上无位，公Θ怎么能与悼子为齿？论述辊而登席，认为《燕礼》命安彻俎之后，才脱鞋升堂就席，都坐下。诗传不脱鞋升堂称为饫，是君主宴请臣子有终日不脱鞋的。燕礼虽然脱鞋，也在礼终，所以《少仪》说：堂上无跣，燕则有之。现在褚师声子必定是在未命坐之前已经跣足升堂，玩味其臣有疾异于人、若见之君将壳之的话，必定是足创不堪著屦，如果勉强穿上，恐怕溃烂，须搁拭，将使君主看见而呕吐。古者除遭丧于礼事，未闻徒跣。（案去屦谓之跣，去辚谓之徒跣。）杜预说见君解<韦蔑>，出于杜撰。这类论述都数典精确，足以推明礼制，我也多所折衷。他说僖十五年传文曰：上天降灾至唯君裁之四十七字，证以《列女传》并有此文，是孔陆之本偶尔褫夺，与余旧说合。

光绪戊子（一八八八）十一月初二日

◎春秋左氏古义（清臧寿恭）

校勘臧寿恭眉卿

译《春秋》、《左氏古义》获得三卷。该书对于经文中存在汉儒旧说的部分，都加以采录并保留，附带案语，大多依据汉代的《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五经异义》以及《左传》、《正义》，大体上主张驳斥杜预的观点以恢复《左氏经》的旧貌，然而不轻易改动经文，颇为严谨，又常常依据《经典释文》相互参证考证，从而得知《春秋》三传的经文，今本多有辗转篡改的错误，这也是阮氏校勘所没有涉及到的。此人通晓算学，依据三统历法来考证晨星超辰以及朔闰积分的方法，也比其他各家更为精密。

译同治甲戌年（一八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校勘臧氏《春秋左氏古义》一卷，至此六卷全部校完。该书所载实际上只有经文，根据其门人杨岘的跋文说，臧氏原本打算将经文与传文分开编排，先列经文，后列传文，但尚未完成便去世了。经文从昭公二十三年以后也全部缺失，杨岘为之补全。那么这本书应当题名为《左氏春秋经古义考》，现在的书名，实在是不妥当。书中列举三家经文的异同，大多以赵宽夫的《春秋异文笺》为蓝本，而简略其语。它搜集贾逵、服虔、颖容等诸家的古义，也远不如李次白的《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详尽，然而它的长处也不可抹杀，我以前已经论述过。

光绪乙亥年（一八七五年）正月初六日

◎左传补疏（清焦循）

阅读焦氏的《左传补疏》。焦氏的学问，以《周易》、《孟子》最为精深，《礼》学次之，算学尤为专门。他一生对六经都有撰述，除了汉学之外，对于魏晋直至宋元诸儒的经说，也都加以钻研，确实是通达的儒者。他的《周易补疏》，认为王弼的方法，虽然参入了自己的见解，但他的学问渊源于刘表、王畅，六书通借、解经的方法，尚未远离马融、郑玄。例如读“彭”为“旁”，借“雍”为“瓮”，通“孚”为“浮”、而训为“务躁”，解“斯”为“厮”、而释为“贱役”，都是通晓声音训诂的人。而且天资聪慧，时有悟性，从“钦”悟及“全蒙”，从“损”也通晓“剥”道，可惜秀而不实，见识受限于年龄，局促揣摩，不足以谈论通变神化的作用。又故作高深简略，所以疏解者一概视为空论。

他的《尚书补疏》，认为东晋晚出的《尚书》孔传，到现在稍能读书的人，都知道它是伪作。然而试着搁置那伪作的二十五篇，而专门论述那不伪的二十八篇，并且搁置其假托的孔安国而论述其为魏晋间人的传注，那么同时期的何晏、杜预、郭璞、范宁诸传注可以留存，此传又为何不可留存？因此说它优于郑注的有七件事。例如“稽古”，郑玄训为“同天”，《传》训为“顺考古道”，“同天”可以加于帝尧，不可用于皋陶。“四罪而天下咸服”，郑玄认为禹治水完毕才流放四凶，所以王肃斥责他说这是舜用人子的功劳而流放其父，《传》认为舜征用庸人之初就诛杀四凶。《盘庚》三篇，郑玄认为上篇是盘庚为臣时所作，那么阳甲在上位，公然以臣假借君命，因而即真，这是王莽、曹操师昭的事，《传》都认为是盘庚即位后所作。《金滕》“我之不辟”，郑玄读为“避”，说周公避居于东，又以“罪人斯得”为成王收周公的属官，《传》训“辟”为“法”，居东即东征，罪人即指禄父、管叔、蔡叔。《明堂位》以周公为天子，汉儒用来解说《大诰》，于是开启王莽的祸患，郑氏不能纠正，且用来作为《尚书》注，而以周公称王。从此以后，历经曹魏、司马氏以及陈、隋、唐、宋，无不沿袭王莽的故事，《传》特地卓然指出周公不自称王，而称成王之命，胜过郑氏远甚。写此《传》的人，大概是看到当时曹魏、司马氏所为，为之解说的人，有如杜预解《春秋》，束皙等人伪造《竹书》，舜可囚尧，启可杀益，太甲可杀伊尹，君臣易位，邪说扰乱经典，所以不惮改《益稷》，造《伊训》、《太甲》诸篇，暗中与《竹书》相〇〇；又托名孔氏《传》，以贬黜郑氏，阐明君臣上下的义理，因恐触犯当时的忌讳，所以隐藏自己的姓名。其在训诂章句之间，确实有未善之处，然而三《盘》五《诰》诸奥辞，都疏通明白，诸家虽然或规劝辩正，终究不能不以其为蓝本。

他的《礼记补疏》，认为《周官》、《仪礼》是一代之书，《礼记》是万世之书。《记》中说，礼以时为大，这一句话，可以概括千万世制礼的方法。《周官》、《仪礼》固然作于圣人，但也只在周朝时使用，必须先明白《礼记》然后才可学习《周官》、《仪礼》。其言论都独具深识，雄出古今，绝无经生拘泥狭隘之见。我曾说郑氏之学，《三礼注》可与圣经并垂天壤，间有小小疏失，不过如日月之食。《诗笺》精于名物训诂，也是经学的功臣。至于《易》和《书》，一则仅是专家的孤学，一则仅是传经的绪余。虽然其失误都在于过于求密，又确守师传，不容出入。如《金滕》诸说，大概都是周秦以来诸儒相传的旧义，然而春秋战国时，异说蜂起，汉朝承秦绝学之后，掇拾丛残，不无择焉不精之弊。若近来惠氏、张氏之《易》，王氏、孙氏、江氏之《书》，说为郑氏一家之学则可以，说为《易》、《书》独绝之学，则不可以。雕菰此篇，可谓空前绝后者矣。

而他补疏《左传》，抉摘杜氏作《集解》之私心，尤为快论。其序云：“杜预为司马懿之，其以父幽州刺史恕与懿不相

译杜预能够得志，最终导致司马昭被幽禁而死，因此杜预长期未能得到升迁。等到司马昭继位，杜预娶了司马昭的妹妹，起复担任尚书郎，转任参相府军事。大概因为司马昭有篡位弑君之心，招揽才士，于是将妹妹嫁给杜预并让他参与府中事务。杜预出于意外，于是忘却了父亲的怨恨，对司马氏竭尽忠诚。既然亲眼目睹了司马昭篡位之事，将要为司马昭粉饰，并且要为司马师粉饰，进而也为自己粉饰，这就是《左氏春秋集解》之所以写成的原因。司马师、司马昭是乱臣贼子；贾充、成济，如同郑庄公时的祝聃、祭足，以及赵盾时的赵穿；王凌、母丘俭、李丰、王经，则是仇牧、孔父之类的人。司马昭弑杀高贵乡公而将罪责归于成济，已经俨然依托于大义，而想着免于“反不讨贼”的讥讽。司马师驱逐君主，司马昭弑杀君主，都假借太后诏书来称说君主的罪过，那么师旷所说的“其君实甚”，史墨所说的“君臣无常位”，本来就有开启这种说法的意味，杜预假借这些说法而畅达演绎。射中王肩膀，就是抽戈犯跸，而杜预认为郑国的意图在于苟且免罪，王讨伐他是不对的，明显是说高贵乡公讨伐司马昭是不对的，而司马昭抵御他是出于苟且免罪的意图。在司马师、司马昭之后，如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苻坚，其他如石虎、冉闵、苻坚，相习成风，而《左传》杜氏《集解》恰好为他们提供便利，所以这种说法在晋、宋、齐、梁、陈时代大行其道。唐高祖对待隋朝，也沿袭魏晋的余习，所以采用杜预的说法作《正义》，而贾逵、服虔等各家因此被废弃。我在《左氏春秋集解》中，相信它是六国时人所作，是为田齐、三晋等粉饰的。左氏为田齐、三晋等粉饰，与杜预为司马氏粉饰，前后如出一辙，而孔子作《春秋》的大义就违背了”等等，深刻的见解，尤为圣人不可改变的理论。大概他论述枚氏伪造孔《传》，还属于主观臆断之词，虽然雄辩过人，但事情没有确凿证据；如果像这里所论述的，那么通过时代了解人物，洞察幽微伏藏，杜预即使有百口也难以辩解。《左传》一书，自认为是圣经的羽翼，其中大概没有取义不纯正的地方，这大概是七十子的言论，都已经不能没有瑕疵；又经过战国、秦汉，到东汉才列入学官，尤其不免后人掺入。王安石、郑樵都因为记载了赵襄子的谥号，怀疑它是六国时人所作，（王安石所怀疑的十一件事，他的说法没有流传下来，只有《书录解题》记载王安石的《左氏解》，专门辩驳书中韩、赵、魏杀智伯的事，距离孔子六七十年，决不是左丘明所能见到的。郑樵列举《左传》记载韩、赵、智伯等事的八条证据，见《通志·六经奥论》）。列举几端以概括全经，不如近代姚际恒说《左传》大概有吴起之类的人窜入以眉时者，如“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的话，尤其明显。其他记载魏氏及赵氏、韩氏、齐田氏等事也多夸大，不是左丘明的本文，这个论述最为合乎情理。理堂仍然沿用王安石、郑樵、石林等人的说法，一概指为六国时所作，也未免武断。然而他论述卫宣公熏于夷姜生急子一条，根据洪迈、毛奇龄年数不合的说法，认为应当根据《史记》及《列女传》、《新序》等书，以夷姜为宣公夫人。〇、《广雅》解释“熏”为淫，熏夷姜如同《卫世家》所说的爱夫人夷姜，杜注错误地依据服虔“上淫曰熏”的解释，自足以成为左氏的功臣。私下认为这个论述与钱大昕《潜研堂答问》说卫戴公、文公，应当依据班固《古今人表》为公子黔牟之子，《左传》认为是顽与宣姜所生的是错误的。这两件事都足以永远垂范宝书，不然以上淫君母之人，而卫国人拥立他，石碏等纯臣侍奉他；以鹑奔无良的孽子，而卫国人依附他，齐桓公、宋桓公等贤诸侯辅佐他，那么春秋之初，就已经没有人心了，康叔的恩泽，也太衰微了。它关系到人伦世教，难道轻微吗！

译焦氏这篇疏证，其中纠正杜氏附逆宗旨的地方，例如宋督弑杀其君与夷（桓公二年），郑伯派祭足慰劳周王（五年），郑伯突奔逃到蔡国（十五年，焦氏认为杜注讥讽突不能倚重祭仲，反而与小臣策划贼盗之计，所以用“自奔”来表述，以此定罪。这是明显比喻齐王芳不能倚重司马氏，却与李丰、张缉谋划废黜师氏），卫侯朔奔逃到齐国（十六年），宋万弑杀其君捷（庄公十二年），晋里克弑杀其君卓（僖公十年），宋人弑杀其君杵臼（文公十六年），晋赵盾弑杀其君夷皋（宣公二年），郑公子归生弑杀其君夷，君子说他有仁德但缺乏武略（四年，焦氏认为杜注依据体例，司马昭原本不允许将士伤害高贵乡公，所以起初称其蓄养老臣、畏惧杀戮为仁德。归生不讨伐子公，而司马昭能讨伐成济，这是既有仁德又有武略，所以说归生不讨伐子公是不具备武略）。凡是弑君而称君名的，是因为君主无道；称臣名的，是臣下的罪过（焦氏认为《左传》这两句话最为违背事理，而杜氏在《释例》中却阐发其义，以此来解释司马昭既弑杀高贵乡公，又必须假手他人，从而极力强调高贵乡公的无道）。民众不拥护却氏，胥童引导君主作乱，所以都记载为“晋杀其大夫”（成公十八年，焦氏认为杜注说却氏失去民心，胥童引导作乱，应当被国家诛杀，这就像司马懿诛杀曹爽、何晏，而将罪责归于曹爽的骄横盈满、何晏的浮华虚伪。三却和胥童被杀，史书乐于记载，因为不可遏制；曹爽被杀，司马氏便崛起了）。枕着尸体大腿哭泣（襄公二十五年，焦氏认为司马孚哭高贵乡公，完全效仿晏婴的做法，大概当时《左传》盛行，所以王经劝谏高贵乡公，也引用鲁昭公不忍心对待季氏的事情）。下车七乘，不带兵器甲胄（焦氏认为杜注说齐国旧制依照上公之礼用九乘，还有甲兵，现在都减损，以此比拟司马昭弑杀高贵乡公后以王礼安葬他。习氏《汉晋春秋》说，丁卯日将高贵乡公葬在洛阳西北三十里处，下车数乘，不设旌旗，完全沿袭《左传》这篇记载）。总共十三条，都征引魏晋间的事，来诛讨杜氏的隐衷。其余都是考证训诂名物，对地理尤其详细，固然不像宋儒那样纯粹崇尚议论。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十九日

◎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清李贻德）

整天疲惫困顿，阅读李杏村的《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其中对于名物训诂，都推究古义，务求极其精严。如果要阐明经传的旨意，追求文从字顺，那么贾服旧解，零散不全，其他书籍所保存的，往往上下归属不明，难以辨别。有的本来不是贾服之说，却被误采涉及。用来证明经义，大多不通，所以反而不如杜氏。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十二月十八日

阅读《左传贾服解注》，其中论述丘甲一条、八百乘一条，都引用《司马法》，来申述服虔、贾逵的说法，极为明智。于是取凌晓楼《四书典故》、黄薇香《论语后案》、焦理堂《孟子正义》以及江慎修《周礼疑义举要》、沈果堂《周官禄田考》、胡雒君《仪礼释官》等书来验证，只有金檠斋《礼笺》的说法，足以相互阐发。大概以人计算的是赋税之法，即《周礼》小司徒所说的“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司马法》所说的“九夫为井”等等，也就是小司徒的大事征召民众，金氏所说的正卒。以家计算的是出兵之法，即小司徒所说的“惟田与追胥竭作”，《司马法》所说的“夫三为屋”等等，也就是小司徒的大故征召余子，金氏所说的羡卒。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八月二十八日

◎左传旧疏考正（清刘文淇）

阅读刘孟瞻的《左传旧疏考正》，其大旨认为唐人作五经正义，多用旧疏而隐去其名，《左传》尤其严重。孔冲远《序》说以刘光伯《述义》为本，而刘光伯多规劝杜预的过错，孔冲远专门申述杜预，于是取刘光伯申述杜预的部分袭用，攻击杜预的部分删去，偶尔存留一二条规劝的话，又加以驳斥，导致内容出入纷杂，语气不连贯，而《正义》成书后，太宗又诏令详定，高宗又命令更正，已经不是孔冲远原来的面貌，而旧疏更加泯没。现在取疏文中隔阂的地方，寻找其脉络，比较其从违，分条别出，哪些是沈氏（文阿）的文字？哪些是刘氏的说法？哪些是孔氏增加的？哪些是唐人改窜的？都援引证据加以证明，其用力可谓勤勉，用心也良苦。然而唐初儒学尚盛，况且当时沈氏的《义疏》，刘氏的《述议》，遍布人间，世人共同习知，孔冲远以耆儒身份奉敕撰述，却完全掩盖前人，据为己有，难道不怕人言吗？太宗不是可以被欺骗的君主，士人又怎能完全被蒙蔽，恐怕不是极其无耻的人不肯这样做。大概《正义》的弊病，在于笔墨冗长，所以重复迂回，衔接之处，多不连贯。其中使用旧说而失于系连姓名的，或许也有。如果认为整部书中只有驳斥刘光伯的话出于孔冲远，其余都袭用旧义，岂不是说得太过分了吗？孟瞻此书，保存了这一

译段公的案子可以了结。

光绪戊寅年（一八七八年）四月十八日

译◎公羊传

《公羊传》桓公八年传文说：夏祭称为“杓”。注解说，麦子刚开始成熟，可以用来杓（一种祭祀动作），所以叫杓。查考《经典释文》，“杓”也写作“榆”。《汉书·郊祀志》引用《易经》“不如西邻之禴祭”，写作“瀹祭”。颜师古注解说，瀹祭是指煮新菜来祭祀。《尔雅·释天》说，夏祭称为杓。郭璞注解说，新菜可以沟（煮）。《诗经》正义引用孙炎的注解说同样。沟和瀹字相通，何休注解说麦子刚开始成熟可以杓的这个“杓”，也应当写作“沟”。

同治庚午年（一八七○年）闰十月二十七日

◎春秋公羊通义（清孔广森）

阅读孔拜轩的《公羊通义》。左、公、谷三传中只有《公羊传》最偏颇诡谲，何休的注解也最荒谬。拜轩偏信《公羊传》，又说《左传》的旧学湮没在服虔（征南将军）手中，《谷梁传》的本义淹没在范宁（武子）手中，而认为何休生于汉代，传授具有本源，三科九旨的说法，体大思精，是另外两传所没有的。这些说法都偏颇。大概因为汉代最尊崇《公羊传》，而何休是汉代人，杜预、范宁都是晋代人。乾嘉年间汉学极盛，拜轩所以这样说，这也是被汉儒所蒙蔽了。

三传各有师承，左氏记事最详细，前人认为他亲眼见过列国的史书，他的话最确切，所以三传中自然以《左传》为优。就像僖公十七年夏天灭项这件事。《左传》认为是鲁国灭的。《公羊传》认为是齐国灭的，不写齐国，是为了替齐桓公这位贤者讳；这个义理本来就很牵强。对外国灭亡没有不书写国名的，为了替齐桓公讳而只说灭项，那么怎么区别于鲁国灭项呢？替霸主讳而把外国的恶行引为内国的恶行，孔子绝不会这样做！《左传》认为是僖公因为淮地的会盟灭的，齐桓公发怒而阻止僖公，夫人姜氏会见齐桓公来请求，才得以释放。所以下面又说僖公从会盟回来，这自然是当时的实事。拜轩说《左传》说是鲁国灭的，是不懂内讳不说灭的道理。然而整个春秋时期鲁国除了项之外未曾灭过国家，怎么知道内讳不说灭呢？回想隐公二年无骇率军进入极国，《左传》也只说入，不说灭；《公羊传》认为讳灭而说入，不可信。赵匡说：灭而说入，真正是入的将怎么书写呢？这话很恰当。又十九年邾娄人抓住曾阝子用来祭祀。《左传》认为是宋襄公让邾文公抓的，《公羊传》不说原因，而何休认为是邾国和曾阝国因为季姬的缘故，两国交恶，邾国趁着曾阝子来到其地，抓住用来祭祀。这本是凭空捏造的说法，拜轩于是附会这个说法，说《左传》完全不知道季姬的事实，却把恶行归给宋襄公，又假托子鱼的谏语；赵匡讥讽《左传》凡是错误解释经文，必定广泛添加文辞，想要证实其事，这话确实如此，等等。这无论说是蔑视传文妄下判断，即使论季姬的事，《春秋》在僖公十四年记载说夏六月季姬和曾阝子在防地相遇，让曾阝子来朝见，到九月又记载季姬回到曾阝。《左传》认为是季姬来宁，僖公怒曾阝子不朝见，留住她。季姬于是会见曾阝子于防地而让他来朝见，僖公这才让季姬回去。《公羊传》只说不是让他来朝见，是让他来请求自己，这个说法也可以和《左传》相通。说请求自己，就是说要请求自己回曾阝，本来绝无私下会见择婿的话。而何休创设为让他来请求娶自己为夫人的说法，春秋时代虽然淫乱，没有诸侯的女儿私下会见外国诸侯向父亲要求婚姻的。况且鲁国号称秉持礼义，僖公是贤明的君主，断无纵容他的女儿到这种地步！这固然是何休最荒谬虚妄的地方。拜轩更说：季姬是伯姬的陪嫁，伯姬许配给邾娄，在上九年去世。礼制上，正妻未嫁而死，陪嫁仍应当前往，所以这时鲁国送季姬去邾娄，走到防地，遇到曾阝子而喜欢他，让他来请求自己，僖公答应了。那就更加无稽可骇。九年《春秋》记载伯姬去世，《左传》没有传文，《公羊》《谷梁》也只说许嫁而不说哪个国家。汉人说许嫁邾娄，也不知什么依据。而且伯姬在九年去世，也没有迟至五六年之久陪嫁才出发的。陪嫁既出发那么邾国有迎接，鲁国有送行，岂能在路上相遇目成，挺身改嫁？拜轩更引用《白虎通义》说：伯姬去世时，妹妹季姬改嫁曾阝，《春秋》讥讽她，认为就是此注的证明。班固等人的说法虽然有师承，但总不如左氏亲近圣教；况且他们的说法也不过是说季姬改嫁于曾阝，终究不见私下许诺的事。自从邵公以鄙陋倍逆的见解申说私意，宋代的胡安国、元代的赵访附和，拜轩更附会其词，而《春秋》几乎成了秽史了。

圣祖仁皇帝御案遵从《左传》而阙如《公羊》《谷梁》，前人如苏子由，近人如李穆堂，都深深斥责何氏此解的悖谬。总之《左传》或许有张皇文饰的地方，不过其事自有本末。两《传》虽然已多疏漏错误，但各有师授，不是向壁虚造之谈。唐代的啖助、赵匡，生在千余载之后，凭其私智小慧，而想尽废传记，可谓小人之无忌惮者。宋代刘敞、孙复辈继兴，流及明代，其怪诡百出，几乎以解经为笑柄，真是读书的厄运。拜轩此书，喜欢学习汉人注书的文法，多曲奥其句，未免笔钝舌强

译然而他学识广博且心思缜密，值得采纳的地方很多。他又说何休所设的条例与经文相违背，在序文中列举了其中不通之处好几条；在注释中也常有不同见解，往往兼采《左传》和《谷梁传》，旁及诸家之说，择善而从，多有补充和订正，这本来就不是那种固执己见、抱残守缺的人。况且他也深深讥讽啖助、赵匡等人凭空生出异义，严重成为经学的弊病，但有时却难免转而引用他们的说法来诘难《左传》，这就是所谓的蒙蔽了。

译咸丰庚申（一八六〇）三月二十二日

阅读《公羊通义》。孔氏的注解义理简略，既多纠正何休的解说，也不曲意维护《公羊传》的经文，在治《公羊》的学者中最为严谨确切。然而，如将齐仲孙来解释为公子庆父，将季姬与鄫子遇于防解释为淫奔，将灭项解释为齐桓公所为，这些都是《公羊传》的曲解，最不通情理。注家惯例是不驳斥传文，顺着传文加以申述即可，却一定要横加诋毁《左传》，反而认为《左传》是诬蔑。现在就用齐仲孙这一件事来阐明，无论《公羊传》所谓齐国没有仲孙，究竟是从哪里看出来的；齐国既然没有仲孙，《左传》怎么能凭空捏造一个仲孙湫的名字？把鲁国的公子排斥在外而强行归属齐国，名分何以端正？言辞何以顺理？这些都是三尺孩童都能辨别的。这段经文上文是季子来归，《公羊传》说：称季子是什么意思？是赞美他。这是根据其他都称公子友而言的。然而前面已经记载公子庆父如齐了，这又怎么能赞美篡弑淫乱的贼人而称他为仲孙呢？难道是为了给贤德的季子避讳而连带避讳庆父的名吗？把他排斥到齐国而用字来美化他，这是什么说法。以矛刺盾，恐怕有百张嘴也辩解不清。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六月十七日

◎公羊礼疏（清凌曙）

阅读江都凌晓楼先生（曙）的《公羊礼疏》。乾嘉年间诸儒大多崇尚《公羊》之学，因为西汉特别重视《公羊》，首先设立学官博士，而何休作注，又在东汉，于是认为《公羊》最保存古义，何休的注又最有师法。自从武进的庄氏方耕、曲阜的孔氏羿轩都专精此业，著有成书，凌氏与武进的刘申甫起来附和，大概自两汉以来，谈论《公羊》的没有比他们更早的了。这本书都选取其注中有关礼学的部分，条分缕析，博引群书来证明，都详尽丰富而不杂乱，通达而不拘泥，可以说是必定流传的作品。凌氏字子升，以诸生身份贡入太学，著有《四书典故》六卷、《春秋繁露注》十七卷、《礼论》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及《礼疏》十一卷，总为《蜚英阁丛书》，都精确地得到了汉儒的家法。先生生活贫困而力学，阮仪徵督理两广时，曾聘请他教导自己的儿子，并刻印他的《礼论》等书收入《皇清经解》。先生有自撰的《礼论》前后序，叙述他贫困憔悴的情况，令人酸鼻。三十天吃九顿饭，忍饿著书，真有不愧于古人的地方。同时像戴东原先生，曾一个月断炊，注《离骚》完成才得到食物。郝兰皋先生在京城做官时每天只吃一顿饭，带病力作《尔雅义疏》，担任户部主事二十年不升迁，都是贫而乐道的人。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六月初七日

◎春秋谷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清许桂林）

得到问月书的馈赠，将孔氏微波榭所刻的宋元宪《国语音》以及近人海州许月南孝廉（桂林）的《春秋谷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赠送给我。《谷梁》之学很少传人，邵氏、洪氏所辑的都没有刊行。近日镇江柳宾叔孝廉（兴恩）撰写《谷梁大义述》，仪徵太傅为之作序；闽中陈颂南侍御又作《谷梁传广证》，而他们的书都没有见于世。许氏与柳氏同出吾乡汤文端之门，（文端典试江南，二人都因经学考中。）许氏这本书，先从《谷梁》所书的时日疏通其大旨，以《公羊》为《谷梁》的外传，《左传》为《谷梁》的衍义，唐陶山作序已经讥讽其武断，那么汉人专门之学的积习，其能谨守师法者在此，其不能择善而从也在此。我没有闲暇从事此学，也没有详细阅读其书，姑且记下其大端而已。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二十八日

阅读海州许桂林的《谷梁传时》、《月日释例》，也是一家的学问，而首篇为总论，极力诋毁《左传》，其言论很悖谬，而且说所著还有《疑左》二卷，大概是妄书。这本书成于道光丁未年，前有阮仪徵、唐陶山两篇序，唐序尤其好。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三月十一日

◎谷梁大义述（清柳兴恩）

阅读镇江柳兴恩的《谷梁大义述》。仅有一册，前有七则序例，言第七为长编，言取载籍中涉及《谷梁》者，以经、史、子、集依次摘录，附以论断，现在所刻的只有《尚书》、《史记》寥寥数条；其第二述礼，只有赙、三从、庶母祭、锡命四条；第五师说，只涉及何休《废疾》、郑君《释废疾》四条；第三异文，只涉及隐公、桓公；第四古训，并无一字。大概只刻了其略。柳氏毕生治此，其全书应当可观。然而其序有云：《春秋》托始于隐公的，只有《谷梁》得其旨。《传》说：先君想要把君位给桓公，是不正的，是邪的。探求先君的邪志而给桓公，这就是成全父亲的恶行。如《传》意，则隐公对于惠公是贼子。《传》说：为子接受父亲的，为诸侯接受君位的，废天伦、忘君父。如《传》意，则隐

译在周王室看来，他们是乱臣。《孟子》说：孔子完成《春秋》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以鲁隐公作为开端，是为了诛讨乱臣贼子。那么，那些诬蔑荒谬、悖理怪诞，愚昧的儒生玩弄文字，如此强悍放纵，伤害教化、损害道义，也是《春秋》学派中的乱臣贼子了。

译光绪乙酉（一八八五）十月二十五日

◎谷梁礼证（清侯康）

阅读侯君谟的《谷梁礼证》共两卷，只到昭公八年秋天“〇于红”的传文为止，大概是未完成的著作。书中引用史实、依据经文，古义确凿无疑。然而从僖公以后，只到文公五年传文中“会葬之礼于鄙上”这一条，而像文公二年“作僖公主”及“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四年“逆妇姜于齐”、六年“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十二年“子叔姬卒”、十八年“夫人姜氏归于齐”，《谷梁传》都依据《礼》来阐发传文，而这本书却全都省略了，下面便接着“〇于红”传文的礼证四条。怀疑这本书实际上到僖公就停止了。其中文公传的一条、昭公传的四条，是刻书的人搜集附在后面的。伍崇曜的跋文说孝廉撰写此书，未完成就去世了，侥幸得到他的散乱草稿，整理为两卷。那么原本的书序并非如此。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十一月二十六日

◎谷梁补注（清锺文熏）

阅读锺子勤的《谷梁补注》。锺氏用力勤勉至极，足以自成一家之学，但有时失于拘泥牵强。例如僖公二十八年春天“公子买戍卫，不卒刺之”，先写名字后写“刺”，是杀有罪之人。公子启说“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讥在公子也，刺之可也”。慈铭按：成公十六年十二月乙酉，“刺公子偃”。大夫按日记载卒是正例，先写“刺”后写名字，是杀无罪之人。范武子在公子启下仅注“鲁大夫”。杨士勋疏引旧解云，公子启就是公子偃。“启书日者，启无罪”，意思是公子启下写的“日”，是月日之“日”，不是说之“曰”。古人写“日”“月”字都方阔象形，写“云”“曰”字则瘦小，后人反而弄错了。（唐以前的隶书都不这样。）于是将这条传文中的“公子启日”，误作“公子启云”来解释。杨士勋是唐人，尚能辨认“日”“月”字，所以引用旧解来说明，旧解是正确的。启大概是偃的字，取相反之义。“公子启日”，是传文引用刺公子偃时书写“日”来证明此处不写“日”是因为公子买有罪，下面说“讥在公子也，刺之可也”。意思是这是有罪的公子买应当被刺，所以不写“日”，道理很明白。锺氏不信旧解而申述杨士勋的疏，说从上下文势来看，道理恐怕不是这样，就像襄公二十三年传文引用蘧伯玉的话一样。现在考察那条传文说“冬十月乙亥臧孙纥出奔邾”，这个“日”正是臧孙纥出奔的日子。蘧伯玉说：“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这是传文引用蘧伯玉平日议论出奔之事，并非说蘧伯玉解说这条经文。蘧伯玉的年辈远早于孔子，怎能与《春秋》笔削之辞相提并论，也不必是议论武仲。锺氏竟说蘧伯玉在孔子修《春秋》时，年近百岁，这是把他比作尸子、沈子，也是很不通达。又说“不卒戍”一句，是当时断狱议罪的言辞，公子启解释其义而事情可知，《左传》《公羊传》只是徒增曲说。后世史书只说某官某有罪弃市，或说有罪自杀，把实事当作虚辞。考察《左传》说鲁公畏惧晋国杀了公子买，而以“不卒戍”告知楚国，《公羊传》说公子买不肯去戍守而以“不卒戍”作为内辞，衡量事理，《左传》的说法更优。晋国称霸方兴，在卫国发泄怨恨，楚国救援未能成功，鲁国先与楚国结盟，又与卫国亲近，不知道晋文公的强大，所以先戍守卫国。既知道楚国不是晋国的对手，害怕而杀了公子买，托辞以谢楚国，这一定是左氏亲眼见过鲁国史书，所以能这样说。《公羊》《谷梁》都是传闻推测，不足为据。他把先写名字后写“刺”作为杀有罪，先写“刺”后写名字作为杀无罪，也不是通例。锺氏竟想让后世史书都以此为法，反而把称有罪当作虚辞，那么先刺后刺，难道足以看出实事吗？他太谨慎了。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五月二十三日

●经部 孝经类

◎孝经郑注（清严可均辑）

阅读《孝经郑注》及洪筠轩所辑的《补证》、臧在东所辑的《郑氏解》、日本国的郑注本。钱同人的序文虽然列举“孝治章”以“昔”训“古”，见于《公羊传》疏；“聘问天子无恙”等语，见于《太平御览》；“圣治章”“上帝者天之别名也”，见于《南齐书·礼志》及《困学纪闻》，这三条符合郑玄之义，认为不是伪撰。然而其他文辞多不像郑君的风格，所以阮文达深深怀疑它。臧氏所辑，比洪氏更精密，但体例谨严，则洪氏更优。臧氏在开篇“仲尼居”《释文》引郑作“尻”下，就说“尻”当作“居”。以隶书写篆文，自称正体者，发端于南宋毛居正、岳珂等人，而近时学者尤为严重。考察此经以“尻”字为不可依从，《颜氏家训》已说过。卢弓父补注《家训》，即深究其说。臧氏是卢氏的弟子，他的《拜经日记》中，也详尽论述以古改今之非，同时严氏可均也持此论。所以严氏则深深讥讽汲古阁毛氏刻书不合体例，臧氏则痛斥惠松崖臆改《周易集解》的妄为。然而两君所主张的，是唐石经。开成立石，多用张氏《五经文字》之说；张氏所主张的，则是汉熹平石经。熹平石经既非全出于蔡中郎之手，而当时行用隶书，半参俗

译“体”字，即《五经文字》中所记载的，其偏旁错误乖谬，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大概许慎所说的“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陆德明所说的“席下箸带，恶上安西”这类情况，在汉代隶书中往往存在。如果一定要固守经典沿袭下来的俗字，而把改正后的字视为错误，那么《说文解字》等书就不必编写了。如果在形声结构上没有失误，字形遵循省借原则，且沿袭已久，确实不需要更改，以免惊扰世俗。又或者描摹象形，既非篆书也非隶书，流于怪异荒诞，像郭忠恕、戴侗这些人，也是好古过了头。如果像臧氏《日记》所列举的宋刻本《礼记》那样，“个”不写作“个”，“修”不写作“修”，“锺”不写作“钟”，“宜”不写作“宜宣”，“昔”不写作“昔”，“示”不写作“示”，“迟”不写作“迟”，“盖”不写作“盖”，“并”不写作“并”，“尝”不写作“尝”，“爽”不写作“爽”，“属”不写作“属”，“退”不写作“逻”，“直”不写作“直”，“宾”不写作“宾”，“旨”不写作“旨”，“会”不写作“会”，“傅”不写作“博”，“袁”不写作“袁”，“阴”不写作“阴”，“龟”不写作“龟”，“替”不写作“赞”，“暴”不写作“暴”，“弃”不写作“弃”，“亩”不写作“亩”，“教”不写作“敦”，“沿”不写作“沿”，“聪”不写作“聪”，“肉”不写作“肉”，“损”不写作“损”，并认为这些古意值得效法，那么古代通行的，即使是俗字也应当遵从；现在改正的，即使是正字也视为失误，势必导致字形全部混乱，书籍内容完全晦涩难懂。乡野史官的孔改，胜过沮诵、仓颉；市井小人的趋便，胜过周公、孔子，这难道不是谬误吗！况且毛晋、岳浚两家，并未精通小学，他们所订正的，大抵是顺应时势。看《六经正误》、《九经三传沿革例》中所说的，如果没有依据，就不敢更改，哪里有用隶书书写篆字的事情呢？《孝经》郑玄注本，“字”本来写作“字”，一定认为它不对，也可以说是少见多怪了。近代俞理初的话说得好：“文字应当纠正的，是因为经典中俗字太多。如果是寻常低劣的书籍，就随它去吧。”现在的人却认为经典沿用的字不可更改，这是极大的糊涂。这可以用来止住俗儒的妄言。

译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十月初一日

●经部 群经总义类

◎隶经文（清江藩）

夜里盖着被子阅读江子屏的《隶经文》，其中《明堂议》、《庙制议》、《特庙议》、《昭穆议》四篇，都是气势宏大、内容丰富的文章，堪称解说礼制的名家之作。《诸侯五庙论》和《祧庙说》，也都足以阐明他的一家之学。其他如《私谥非礼辨》，认为《仪礼·士冠礼》中，死后才给予谥号是近世的做法，展禽被谥为惠，黔娄被谥为康，始于春秋时期，不能说不是古制。《列女传》记载，黔娄先生去世，曾子和门人前往吊唁，问：用什么作为谥号？如果依据张〇和荀爽的说法，认为私谥不合礼制，那么曾子就是不懂礼了。《居丧不文说》，认为所谓言语不文饰，就是礼制所说的斩衰之丧，只应声而不答话；齐衰之丧，答话而不随意交谈。丧《大记》所说的已经安葬后，国君谈论王事，不谈论国事；大夫和士谈论公事，不谈论家事。已经练祭后，国君谋划国政，大夫谋划家事。大概是指不修饰自己的言语。近日士大夫居丧期间不写诗文，认为这符合礼经中“言不文”的宗旨，这是错误的。《答程在仁书》，说居丧期间不应当自称“棘人”。《诗经·桧风·素冠》的正义说：棘就是急，心情急切哀痛，其人必定憔悴，这就是“棘人”的含义。自称棘人，就是俨然以孝子自居了。古人居丧本来没有特定的称谓，现在如果一定要顺从俗例，那么在居倚庐的时候称“斩衰”，或者称“在苫”；安葬之后称“免服”；小祥祭则称“练”；大祥祭则称“缘”；禫祭则称“樟”。《与伊墨卿太守书》，说《檀弓》郑玄注，先拜而后稽颡是殷代的礼制，先稽颡而后拜是周代的礼制，这是回答前来吊唁宾客的拜礼。如果不是前来吊唁的宾客，只是稽颡而已。《杂记》郑玄注，先稽颡而后拜叫做丧拜，这是有三年之丧的人；先拜而后稽颡叫做吉拜，这是没有三年之丧的人；这都是指接受慰问和接受赏赐的人，这是回答慰问和赏赐的拜礼。如果是讣告和门状，既没有吊问的宾客，又没有赏赐的事情，邱琼山首创使用“泣血”二字固然荒谬，阴静夫改用“稽颡拜拜稽颡”也不对，只有世俗的谢帖可以使用这些说法。这些都是深通礼制的人所说的话。至于《释由》一篇，认为《说文解字》没有“由”字，自然是脱漏错误，“由”大概是“甲”字的倒写，如同“倒子”为“之”的例子。“甲”是孚甲的意思，字形像草木枝条破土而出的形状，“由”应当写作，上面像破土而出的枝条；下面像根〇的孚皮。草木枝条，都是从自身长出，所以“由”引申训释为“从”和“自”。艮庭先生想要把《说文解字》中所有从“由”声的字都改为从“省”声。段丈懋堂说如果这样，那么从“由”声又怎么解释呢，他的话是对的。《六甲五龙说》认为《说文解字》说戊，是中宫，像六甲五龙相互纠缠绞结的样子。戊字有五画，有五龙的形状，却没有六甲的含义；况且戊字是象形字，何必取五龙之意？按天数五，地数五，从甲到戊，其数为五，居于十数之中。《汉书·律历志》说，五六是天地之中和，所以说戊是中宫。以天干加地支，为六甲：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五龙者，是五辰。这些都是小学的精微义理。

同治癸亥年（一八六三）十月十九日

◎经问（清毛奇龄）

阅读毛西河先生的《经问》。他的议论通达精辟之处，往往推演经义来评判史事，极为明快；但主观臆断且没有证据的说法，也时有发生。比如辨析阴厌和阳厌，认为成人的阳厌在房间的西北角，所谓屋漏；殇者的阳厌在房间的东北角，所谓交，即当室之白。不知道房间东北角名叫宦，是人的饮食处，突在房间东南角，即安户处，这在《尔雅·释宫》中明确记载。《说文解字》也相同，只是“突”写作“官”，说：是户枢的声音。因为户在东南稍右，其左边的空地叫官，正对着户安枢的地方，常听到户枢的声音。官，〇然，因此命名为官。《释名》说：交，幽暗的意思，也是取幽冥之意。《仪礼·既夕记》说：打扫房间，把灰尘聚集在突。郑玄注：房间东南角叫做突，其字写作突。《说文解字》：突官，〇，就是突；官，冥暗。两个字大概可以相通。所以突也是幽暗的地方，因此打扫房间的人把灰尘聚集在这里，就像现在打扫房间的人，必须先聚集在户下以便用畚箕扫出去。（突自然应当在户东，与窗户隔得很远，所以幽暗。窗户更在户西。（户东没有窗户，古代房间中只有西南有一个窗户）里面叫奥，是尊者坐的地方。段氏《说文解字注》认为突在户东窗户西，是不对的。）那么交作为地方非常狭窄，哪里有容纳祭祀的地方？毛氏大概是误记宦为突，以至于认为它是当室之白，尤其错误。古人在北窗，居住在房间的西北，其上有烟囱以采光，所以叫屋漏，说日光所穿透，所以叫当室之白；因为日夕寝处其下，所以叫仰不愧于屋漏，就是独寝不愧衾的意思。（此事另有辨析。）至于宦和交，哪有这种说法呢？

光绪己丑年（一八八九）六月十二日

◎群经义证（清武亿）

阅读《群经义证》。武先生是乾隆庚子年进士，官至博山

译担任县知县，所著还有《群经考义》《三礼义证》等书。

译咸丰辛酉年（一八六一年）正月十三日

◎群经平议（清俞樾）

阅读了俞荫甫的《群经平议》，其中关于《易经》、《尚书》、《诗经》等经书的条目。该书深入涵泳经文，致力于抉发难词疑义，并以文从字顺来探求，大概是本于高邮王氏的家法，所以不固守旧有的训诂，只求通达的解释，但也往往失于武断，有时意思过于通达，反而显得支离破碎。然而该书多识古义，持论有根据，考证引证疏通，时常有创获，同时代的学者，也不能没有这样的成果。

同治己巳年（一八六九年）二月初三日

阅读了俞荫甫的《孜工记》、《世室重屋》、《明堂孜》，专门驳斥邻氏的注疏，所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看似正确实则大错特错。他说四堂内部为五室；四堂各有内溜，都注入太室中，上面建重屋，以避雨水沾湿，〇〇必之谈，几乎如同儿戏。

光绪庚辰年（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阅读了俞荫甫的《左传》、《论语》、《孟子》等经书平义，其中令人心悦诚服的很少，也有强立新义却仍与旧说没有太大差异的，又有经注极其明白、毫无疑义却故意寻求曲解的，然而穿穴证佐，都费尽心思，终究胜过无本的空谈。

十一月二十三日

阅读了俞荫甫的《论语平义》。俞氏熟悉音韵训诂，善于类比，所以解说经书多能令人开颜解颐。只是《论语》的文字平实简严，错字既少，旧解也多确实，俞氏喜欢出新意，往往反而失于支离。两卷中只有说“由诲女知之乎”的“知”，应当读作“志”，有《荀子》、《子道篇》及《韩诗外传》可作依据；“丧与其易也甯戚”，“戚”应当读作“蹙”，有《南史》、《顾宪之传》可作依据；《雍也篇》“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亡”字是涉《先进篇》而衍生的，有《释文》引或本可作依据；其余的都可以陈述。至于解释“君子怀德”四句，以君子小人为在上在下之〇；“怀”字训为归，说君子归于德，那么小人就怀恋其乡土，如果归于刑，那么小人就归附他国有恩惠的人，那么《皇疏》引李充已有此说，并且也引用《老子》邻国相望不相往来的文字，然而说君子归于德，归于刑，终究是不合语辞的。

光绪辛巳年（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初七日

◎戴氏经说（清戴祖启）

阅读《戴氏经说》，上元戴祖启敬咸著，共三种：一是《尚书协异》二卷，二是《尚书涉传》四卷，三是《春秋五测》三卷，前面有朱石君相国的序，说还有《老子新解》一种。所谓协异，是专门考订二十八篇的异文。所谓涉传，是为二十八篇作传，取《史记》涉《尚书》以教的意思。所谓五测，是说先儒解说《春秋》，纷杂而越来越远离本义，所以用五者来测度：一用常文以定体，二用变文以别嫌，三用互文以通异，四用便文以修辞，五用阙文以慎疑。（前面有袁子才的序。）朱序称其书是其子衍善所录，曾嘱托沈嵩门进士景熊，王畹馨孝廉绍兰校勘，二人都深湛于经籍，颇有异同。然而以老书生穿穴众室，成一家之言，不必与前贤争是非，而自有不可埋没之处。又《尚书》专注重今文，也是食肉必食马肝的意思。按戴氏是朱氏分校乾隆戊戌会试所得的士，而其言如此，甚有不足之意，其不被沈王所许可，更不待言。（王即南陔先生，萧山人，后官至福建巡抚。）戴氏素来为毕秋帆尚书所知，朱序也说其子将就正于尚书，然后开雕。现在书中没有毕氏的序，大概毕氏也未取用，然而其《尚书》颇能依据诂训，专释名物，不为空言。虽不信书序，又简略过甚，匙有独得，而所采者皆《尔雅》、《史》、《汉》马郑陆孔之说，梅氏伪《传》，一字不收。其解皇极，谓朱子作《皇极辨》，以汉儒训大训中为非，而曰皇君也，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然而《释诂》固明训皇君也，极至也；《汉书》、《五行志》固明训皇君也，极中也。中所以为至，则中与至固一训也。汉成帝诏皇极者，王气之极也。《儿宽传》唯天子建中和之极。意既与朱子同，而《洪范五行传》明作建用王极，《史记》、《宋世家》又明言王极之传言，然则朱子之说固同于汉人而偶未之考也。凡后儒创说多如此，故此书于一字之训，务溯其原云云。即此一条，可知其留心古义矣。《春秋》亦依经为说，不强通所不知，虽讥左氏从赴《公》、《谷》设例之非，而尚知折衷三传，意思存简窍，较之焦袁熹之《春秋阙如篇》、方苞之《春秋通论》，固为胜耳。

同治辛未年（一八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说叩（清

译叶抱崧）

我阅读了南汇人叶抱崧的《说叩》。抱崧字方宣，是秀才，他所著的杂录记载了经、史、子部中的语句，仅仅寥寥十几页，大多直接抄录原书，很少有所阐发，而且多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内容。只是他依据《封氏闻见记》，指出进士考试时务策五道、杂文两道，以及帖经，后来改为帖六经。又依据王贞白有《帖经日试》、《宫池产瑞莲诗》，认为明经科也有试诗，以此驳斥顾炎武《日知录》中“唐代以诗赋取士的为进士，以经义取士的称为明经”这一说法的错误。依据《通典》称明经科先考帖文，然后实行试帖经的方法，“试帖”这个名称，与诗赋无关，以此驳斥西河毛奇龄将唐人试诗当作试帖的错误。依据《仪礼·丧服传》郑玄的注，绳菲就是现在的“不借”鞋；贾公彦的疏说：这是凶事穿的草鞋，不能从别人那里借，也不能借给别人，以此驳斥当今词人将草履称为“不借”的错误。这些都是他的见解。又辨析“福”与“副”二字，认为“福”读方遇反，“副”读普力反。颜师古说：“副贰”的“副”，本字是“福”，从衣，畐声。现在称一套衣服为一“福”衣，取的是充备的意思。“副”字的义训是剖劈，《诗经》说“不坼不副”，《周官》有“副辜”，都是它的本义，现在书史中假借，用“副”代替“福”等等。查他所引用的颜师古的话出自《匡谬正俗》。《曲礼》说：“为天子削瓜的人剖开它”，“副”是剖劈的意思，这本来就是正义。《说文解字》有“副”字，没有“福”字。金坛人段玉裁说：“副”是将一物分成二，因此仍然称为“副”。因此凡是分而又合的都称为“副”，训诂学中这样的例子很多。“福”字虽然见于《龟策传》、《东京赋》，但恐怕这个字是因为“副”而造出的，怎么能废弃“副”而使用“福”呢，自然以段玉裁的说法为精当。

译咸丰辛酉年（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古微书》（明代孙毂编纂）

阅读《古微书》，这是明代孙毂辑录的各种纬书，并附带了考证佐证。此人自号贲居子，见识浅陋，采录的范围也狭隘，所以各书中散见于其他说法的内容，往往收录不全。

咸丰丙辰年（一八五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七纬》（清代赵在翰辑录）

阅读赵氏辑录的《七纬》，共计《易》八种，《书》五种，《诗》三种，《礼》三种，《乐》三种，《春秋》十三种，《孝经》三种，都是从各书中采集，标明出处，最后附上叙录，总共三十八卷。其中多附带考辨，专门推崇郑玄的学说，甄别选择颇为精当，比起孙毂的《古微书》，自然远远胜过。前面有阮仪徵以及归安叶鸿胪绍本、张侍郎师诚三人的序言，文章都非常出色。阮仪徵说纬书与谶书不同，自从隋代开始禁止图谶，而贾公彦误以为汉代禁止纬书。后世沿袭他的谬误说法，将二者混为一谈。阮仪徵依据隋代《经籍志》提出四条证据进行辨析，也是一时的雄辩之论。赵氏名在翰，号鹿园，是侯官的生员。他的哥哥赵在田，是嘉庆己未科的翰林，被阮仪徵录取为门生。

同治庚午年（一八七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果攴>经笔记》（清代陈倬）

陈户部（倬）新刻了他的《<果攴>经笔记》一卷，陈户部是陈硕甫的弟子，所以解说经书具有家法传承，也很有心得体会。这一卷中，比如论及《易》革卦彖传“顺乎天而应乎人”，古本作“应乎天而顺乎民”，引用《礼纬》、《含文嘉》、《汉书叙传》、《述高纪》、《述哀纪》、《后汉书》、《黄琼传》、《魏志》、《袁术传》、《辛毗传》、《蜀志》、《先主传》、《后主传》、《却正传》、《宋书》、《礼志》、《北齐书》、《方伎传》等作为证据，现在的本子因为唐代避讳“民”字改为“人”字，又互相讹误了文字。又如《诗》、《巧言篇》“为鬼为蜮”，“鬼”即是“〇鬼”的省写，“〇鬼”就是《庄子》所说的“〇鬼二首”。《颜氏家训》引用《古今字诂》说古代的“虺”字，三家诗应当写作“〇鬼为蜮”。《文选》鲍昭《芜城赋》说“坛罗虺盛”，大概是本于三家诗，《楚辞》、《大招》也将“虺”与“蜮”并提。（按：王菜友《说文释例》已经说过。）《礼记》、《射义篇》“盖观者如堵墙”，经文本作“盖观者如堵”，注应当有“堵墙”二字，《释文》列出“如堵”二字，知道所见的经文还没有错误。《史记田叔列传正义》引用《礼记》说，孔子在矍相之圃射箭，观者如堵，堵墙也，大概是引用经文又引用注文，这是明显的证据。不知何时将注中的“墙”字连写入“堵”字之下，于是搅乱了这条注文。这三条极为精妙高超。

光绪丁丑年（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传经表》（清代毕沅辑录）

《传经表》是毕氏沅辑录的，从周代到三国时期为止，上两卷为传经，依据两汉《儒林传》所载的授受源流，分经列为表；下两卷为通经，则是没有师承可考的人，以通晓十一经（马融）、十经（郑康成，因为将《孝经》视为小同注，所以只算十经）、九经直到一经列为表；而没有经学可考的人，下至汉魏书籍所载的博士姓名，都按照时代附录在后面，搜罗采集颇为广博，间或也有考证，比起朱睦楔的《授经图》更为优秀。

同治甲戌年（一八七四年）正月十六日

◎《左海经辨》（清代陈寿祺）

陈恭甫先生《左海经辨》中有《说文经字孜》一篇，补充了竹汀钱氏《答问》所遗漏的内容。江都李氏将其刻入《小学类编》，只是从《学海堂经解本》抄录出来，没有来得及参考陈氏原书。《经解》本有很多错字，转刻又有错误，寓所中也没有原刻的《左海》诸书，现在依据《说文》及各书为之校订三十九处，并改正《经解》本另外附上十条注。陈氏对古义钻研很深，然而不及钱氏所列举的细密。大概钱氏只列举僻字来开导世人怀疑《说文》之处，陈氏则连习见的如“西”、“但”、“丰”、“勿”、“岂”、“莱”等字，重文如“讯”的古文、“〇”的古文、“糟”的籀文、“挽”的或体、“谊”、“倪”等字本来容易理解的，也一并记载。又如“本”读如“卷”，大徐本说古文以为“丑”字，小徐本“丑”作“〇”，大概“丑”实为错字，而陈氏说即是《易》“获匪其丑”的“丑”。“驵”字大小徐本都说“牡马也”，近儒段氏注认为“牡”是“壮”字的错误，大概“隙”下说“牡马”，与《尔雅》相同，“驵”古字通“奘”，所以有“驵侩”的训释，其字又不与“隙”相次，段氏依据“牙牡齿”改为“壮齿”的例子，改为“壮马”，他的说法是对的。而陈氏说“驵”即是《尔雅》“牝曰〇舍”的“〇舍”，都是校订时没有审慎考察。今年读书，只有这一件事。

光绪壬午年（一八八二年）正月初六日

陈氏《经字孜》说，“挚”即是《诗》“如轾如轩”的“轾”。按：“挚”应当作“挚”，车部，“挚”抵也。

译“轾”字，从车，执声，音陟利切。小徐《系传》引用潘岳的话说“如挚如轩”，但现今版本的《文选》《射雉赋》中写作“如辕如轩”。《说文解字》中没有“轾”和“鞑”这两个字。《集韵》六至陟利纽记载：“挚”，《说文》解释为“抵”，或者写作“轾”，“辋垫”二字通常通假为“挚”。所谓通假为“挚”，是因为《考工记》中有“大车之辕挚”，又有“平地既节轩挚之任”，郑玄注解说“挚”就是“辋”。《经典释文》说“辋”音周，或者读竹二反。《周礼》中有很多古本异文，所以“轩轾”二字写作“挚”，这是古文的通假借用。正字应当写作“挚”，“抵”的意思是停滞不前，也就是指车前部沉重的状态。段懋堂在《说文解字》“骛”字下的注释中说，车前部沉重称为“蛰”，马匹沉重称为“骛”，它们的音义是相同的。楚金引用潘岳的赋作“如挚”，大概是他所见的唐末《文选》版本中有写作“挚”的。李善注引用《诗经》“如轾如轩”，也是用现今《毛诗》的版本来解释，而古本以及三家诗或许有写作“蛰”的。

译《论语》中“井有仁焉”一句，自来注释家都未能正确理解。“井”应读作驱赶人进入网罗陷阱中的“阱”，是“阱”的省借字。“井”意为法度、刑罚，“刑”字从“井”。“井有仁焉”是说，如果明知某事触犯法律，但其中含有仁道，那么跟随去做，是指忘记自身安危而为之殉道，如同尾生的守信，专诸、聂政的勇敢。《孟子》赵岐注所说的借助交情报仇，后世朱家、剧孟等任侠之流都是如此，所以孔子回答说君子可以前往（接触）但不可陷入（陷阱），可以受欺骗但不可被蒙蔽，“陷”正与“阱”相对。“逝”就像孔子见阳货那样，回应但不拘泥于佛肸的召请，可以一去但不可轻易亲身跟随，大概是因为那人想亲近我，或许有向善之心，所以前往试探他，若见其不义，就决然离开，这就是所谓的“可欺不可罔”。经文原本很明白，后儒拘泥于“井”字，于是生出许多异说。俞荫甫想推翻汉宋旧注，于是说井中有仁道，（这是依据刘氏正义。俞氏《平义》驳斥孔注仁人堕井之说，而解释为在井之中而有仁，大概意思是井中有为仁之道，但言语不明确，刘氏于是添补了“道”字。）井中怎么会有仁道呢？更说不通了。又说“逝”应当读作“折”，意为杀身成仁，但“逝”训为往，与“从”字相应，如果摧折就已经陷入陷阱了；况且杀身也不能称为折。

正月初七日

《经说》《小学说》《广韵说》清吴麦云撰

阅读嘉定吴客槎明经（名云）的《经说》三卷、《小学说》一卷、《广韵说》一卷。客槎字德青，与钱辛楣同时，钱氏《养新录》中已采纳他的学说。《经说》本名《十三经注疏钞最》，是选取文字、声音、训诂互异之处，折衷于无阝氏，为之辨析，至《尔雅》而小，尚缺《孟子》一经。《小学说》是他校勘《说文》之本。《广韵说》本名《广韵抄最》，嘉定王叔侯（宗涑）为之删节勘定，海盐陈伟长（其）刊行，改名为今名，多附王、陈两人的按语，都能有所纠正。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正月二十六日

◎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宋岳珂）

阅读岳倦翁《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见识议论精当，足以作为良法。南宋人学问如此谨慎、恪守古训的，很少见到。邺侯在掌故之学方面有《愧郯录》，在金石之学方面有《法书赞》，在诗词之学方面有《玉楮集》，而《金陀粹编》一书，则是孝子慈孙，百代感动的作品。此书及《愧郯录》，尤为著述家的眉目。大忠之后，生出这名儒，自为佳话。可惜他历任官职无似，蒙受史书讥讽，转而有愧于秦氏义烈侯。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月十七日

夜间用吴刻岳氏《九经三传沿革例》景宋本校对知不足斋本。吴刻间有误字，不及鲍刻之精。倦翁在小学方面尚疏，但辨别谨慎，不敢妄改，南宋中人所仅见。此书虽仅三十余叶，但详载版本源流，经注体例，在音释一门，尤为完备。这是读经者的津筏，更是刻书者的准绳，所当每家置一编。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正月二十五日

◎唐石经校文（清严可均）

阅读严氏《唐石经校文》，此书甚精慎，其抨击亭林顾氏之误，几乎无完肤。其中一条论吴氏廷华《仪礼章句》云：我曾随手翻阅，得卷十一之卅叶，引《通典》吴氏徐整曰，即其书可知矣。按吴氏此条在丧服夫之姑姊妹之长殇下，其“氏”字乃误衍；以整为孙吴时太常，故称曰吴徐整。中林于《仪礼》用力颇勤，其《章句》一书，虽未博，亦多有可取，何至不知徐整之为姓名？铁桥薄之太过矣。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八月二十三日

◎经义杂记（清臧琳）

得张问月书，并以武进臧玉林先生（琳）《经义杂记》见借。

阅读《经义杂记》，共三十卷。玉林先生为康熙间诸生，与阎氏百诗为友，所著尚有《尚书集解》一百二十四卷，《大学考异》二卷，《水经注纂》三卷，《困卑钞》十八卷，《知人编》三卷，但世无知者。至嘉庆初，其玄孙在东先生（镛堂）始表章其书，仪徵阮文达公为刻《杂记》于广东，复收入《学海堂经解》，于是先生之名始大著。其书精核训诂文字之学，国朝汉学实开其先，阎氏作序极推重之，但历经百余年而后大显，书之传不传固有数也。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三月初九日

◎经说（清王绍兰）

阅读萧山王南陔《经说》。无甚发明，且止三《礼》（附大戴礼）《传》，共六卷，

译这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书。其中第一条关于《周礼·天官》太宰赞玉、币、爵之事，说：“赞玉”应当是“赞王”，引用《小宰》“凡祭祀，赞王币、爵之事、裸将之事”的注解说“又从太宰助王”，以此证明这里的“玉”字也是“王”字的误写，并认为郑玄注解说“玉币是用来礼神的”是错误的。殊不知《小宰》原本也作“赞玉”。（岳氏《九经三传沿革例》说：各版本都作“玉”，只有越州注疏本和建大字本作“王”。）郑玄注解说“又从太宰助王”，正是因为经文里没有“王”字，所以用注来阐明，意思是太宰既然赞王，而小宰又赞王，如果经文直接写成“赞王”，哪里还需要注来解释呢？其下的注解说“裸将之事”说：“赞王酌郁鬯以爵尸，谓之裸。”这说明太宰不赞裸将，只有小宰赞之，所以特意说“赞王”，以显示不同于祭祀五帝时太宰助王的情况。岳倦翁认为《太宰》经文前面已有“赞王牲事”，所以下面只说“赞玉、币、爵”，不必再出现“王”字；小宰职位低微，不获赞王牲事，而只赞币、爵之事，所以应当说“赞王”。不知道贾公彦疏明明说赞这三者，如果按照岳氏的说法，那么太宰赞玉、币、爵三者，少宰只赞币、爵，不赞玉，这种说法也不通。段玉裁《五裁》说经文的体例，有时说“王”，有时省略，没有理由拘泥，这是对的。王氏未能体会郑玄注的本意，确实失之粗疏。然而他其余的大多是实事求是，没有主观臆断的言论，在礼学上尤其用心。中丞的著述大半散佚，这也是可以宝贵的。

译光绪丙戌年（一八八六年）十月初三日

●经部 四书类

◎论语

考察《论语》中“輗軏”二字，邢昺的《疏》所言皆支离破碎。戴震的《释车》、段玉裁的《说文解字》车部才开始分别阐释。凌廷堪的《四书典故》原本依据戴震的说法，阐释得尤为明白。大概“輗”是大车中，连接“鬲”与“辕”的关键部件；“軏”是小车中，连接“衡”与“軎”的关键部件；它们都仅仅是咫尺大小的木头，没有它们，“鬲”、“衡”与“辕”、“軎”就会分离，车子就无法行走了。所以用来比喻人的诚信，认为它是交接的器具。包咸既误将大车的“鬲”当作“輗”，将小车的“曲軏”当作“軏”，朱熹沿袭了他的错误；皇侃又误将“輗”当作“鬲”下弯曲木头绑缚辊轴的东西，将“軏”当作“軏”（同“端”）上弯曲扼住钩横（同“衡”）的东西。黄式三的《论语后案》既然采纳戴震的说法，认为“輗”、“軏”都是插在辕端以持衡的物件，（通称为“軏”，也称作“辕鬲”，也称作“衡”），却又牵强附会皇侃的《疏》，用《说文解字》革部的“鞴”来对应“輗”。哪里知道“鞴”乃是绑缚辊轴的柔皮，与“輗”有什么关系呢？皇侃《疏》引用郑玄的《注》：“輗穿入辕端而插之，軏因辕端而插之”，大概大车有两根辕，车宽六尺六寸，那么两根辕相距也是六尺六寸，所以需要两个“輗”，各自穿入其端，以插在“鬲”上。小车只有一根辕，那么就只有一个“軏”，因其端部而插在“衡”上。郑玄的《注》本来就很明白。

同治癸酉年（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喜悦的“悦”字本作“说”。《说文解字》：“说，释也”，“说释”即“悦怿”，这是第一层含义；而以谈论解说为第二层含义，本来没有两个读音。经典相承，唯独这个字没有改变。而皇侃的《义疏》本全都写作“悦”，也有一二处未尽善的地方，这是六朝俗本。现在仍然写作“说”，不能说不是唐人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张参（作《五经文字》）、郑覃（刻石经）三位先生的功劳，看《孟子》中“悦”字多而“说”字少就可以知道了。又“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孟子》中的“于”字都写作“于”，只有引用《诗》《书》时才保留原文写作“于”，此处唐《石经》及《高丽本》都写作“而志乎学”。《论衡·实知篇》所引相同，朱熹《注》也说“志乎此”，（以上都依据阮元《校勘记》），现在写作“于”的，是“乎”字的误写。以上两条都极浅显，而人多不察觉，今天也开篇记之。

光绪戊寅年（一八七八年）正月初一日

《论语》“觚不觚，觚哉！觚哉！”，这是圣人感叹当时字体不正，与“必也正名乎”的意思相同。“觚”是木简，其形状是方的，古人用来书写。（见《文选·文赋》注。）《急就章》说：“急就奇觚与众异”，《汉书》说“操觚之士”，《西京杂记》说“傅介子弃觚而叹”，《说文解字》：“幡，书貌”，“拭觚布也”；“觚”为书写所用，是古代的常语。春秋时期兵争不断，诈伪兴起，书写文字不正，多不明名义，所以夫子想要端正百事的名分，而感叹现在的“觚”不再成其为“觚”，即是说文字不再成其为文字。公子阳生被误写为“伯于阳”，己亥被误写为“三豕渡河”，当日简牍的错乱可知，“觚哉”的感叹，并言书策不足以依据，也与“及史阙文”的感叹相互阐发。特意说“觚”的，是因为“觚”是方的，方即是法。《太玄注》两次说“觚者法也”，其义理大概古名法相应，感叹“觚”的消亡，即是感叹法的消亡。如果像汉注那样以礼饮受酒二升的“觚”来说，那么爵、觯、散、角之类的酒器多了，为何独独说“觚”？况且当时礼器尚存，尊壶未改，为何独独有“不觚”的感叹呢？

光绪辛巳年（一八八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论语义疏（梁皇侃）

皇侃《论语义疏》十卷，也是在乾隆年间从日本得到的，议论者有时与《考经孔传》、《孝经郑注》一样怀疑它是伪作，然而疏文详密，条理井然，文法辞气，大类六朝风格，必定不是日本所能伪造的。它所引用的除了江熙所集的十三家之外，还有樊光、王朗、张凭（见《隋书·经籍志》）、梁冀（当作“觊”，晋人，见《隋书·经籍志》）、殷仲堪、沈居士、沈峭、熊埋（所引凡七八条，都作“埋”）、褚仲都（见《隋书·经籍志》）、颜延之、顾欢、秦道宾、太史叔明（见《隋书·经籍志》）、琳公等诸家。又引用虞氏赞一条，即是《隋书·经籍志》所载《论语》九卷郑玄注晋散骑常侍虞喜赞。又引用虞喜曰一条，（叙述《说苑》孔子见伯子的事。）怀疑即是《隋书·经籍志》所载《论语新书对张论》十卷虞喜撰写的。又引用张封溪曰一条。又《公冶长》下说，另有一书，名为《论释》云云。（即记载公冶长解鸟语的事。）其余佚文古义，往往而有，正不必因为偶尔与《释文》不合就怀疑它。

《南齐书·顾欢传》，不记载他注《论语》。《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序录》《论语》下都没有他的名字，而皇氏《义疏》，则在“夫子之求之也”下，引用顾欢说：“夫子求知乎己

译而众人向陈闻请教，所以说这是不同的见解。在“我与你都不如他”这句话之下，引用顾欢申苞的注解说：颜回是德行方面的杰出者，子贡是言语方面的冠绝者，深浅虽然不同，但品级裁量尚未分辨，想要使名实不相混淆，所以假借询问谁更优秀。子贡既然审察了颜回与子贡之间的差距，又领悟了发问的宗旨，所以用十分之二来阐明悬殊的愚智差异，孔子赞许他有自知之明，而没有骄傲克制的外表，所以判定为不如，用“我与你”来统一说法，这话是说我和你们虽然不同却都说“不如”，能够与圣明的老师见解一致，所以感到欣慰。在“诗书执礼”之下引用顾欢说：提起网来寻找纲绳，抖动皮衣抓住领子，只要端正这三者，就没有经典不被统摄的了。在“与其洁也”之下引用顾欢说：“往”指的是前日的行为，人的行为未必能始终如一，有的有始无终，有的先迷后悟，所以教诲的原则是，行为纯洁就予以肯定，过去的行为并不是我所担保的。在“未知生”之下引用顾欢说：顺从生可以善终死，尽人事可以应神道，虽然幽明道路不同，但精诚始终如一，如果不能做到这样，问之没有益处，何必急着问那死后之事呢？在“回也其庶乎”之下引用顾欢说：对于无欲者无欲，是圣人的常态；对于无欲者有欲，是圣人的分别。两种欲望都无，所以用“全空”来称目圣人；一有一无，所以用“每虚”来称颂贤人。（案语：这申苞注中“一”即“屡”，也就是“每”的意思，“空”即“虚中”的说法。）从贤人自身来看，则对无欲者无欲；从无欲者来看，则对无欲者有欲，虚而不尽，如果不是“屡”（每）又是什么呢。共六条。这足以证明顾欢著有《论语注》非常明确，而各家记载都失实了。

译皇侃的《疏》对于名物典制也不甚详细，然而都是发表自己的意见，所引用的各家，大抵是空谈名理，没有一个能够征引事实来证明的。《乡党》这一篇，于是完全没有被采用的说法，只记载了江熙的四条言论，也都是泛泛而谈罢了。大概六朝人用这些来辅助清谈，除了《易经》、《老子》之外，就涉及到了《论语》、《中庸》，所以戴〇和梁武帝都有《中庸注》，而郭象、袁宏、孙绰、张凭、蔡谟、庾翼、颜延之、陶弘景、殷仲堪、顾欢，都是谈论玄学的名士，依附寄托于圣经，以至于宋明帝、梁元帝（见《金楼子》）、僧人智略、释慧琳，没有不注释《论语》的。

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十月初六日

朱蓉生来了，偶然和他讨论《论语》皇侃的《义疏》。蓉生非常怀疑它是伪作，说文辞大多接近鄙俗，很像日本人的语法，偶尔有类似六朝风格的。大概是日本国内有散佚保存的六朝人著作，因此参杂其中写成的。我说这本书与《释文》所引用的不相符合的地方，孙颐谷已经举出了“子行三军则谁与”中“音余”、“子温而厉”上有“君”字这两条，然而《释文》本来引用皇本共五条，其中三条都符合，（“曾是以为孝乎”，皇侃说“曾”是“尝”的意思。“子疾，子路请祷”，皇本作“子疾病”。“德行”以下，皇侃另外分为一章。又“患不知也”，俗本作“患己不知人也”，现在皇本正同俗本。）那么似乎不是完全伪作。

光绪辛巳年（一八八一）十一月初六日

◎《论语笔解》题（韩愈李翱注）

韩昌黎的《论语笔解》。这本书怀疑是依托伪作，然而解释义理简练严谨，具有古训。

咸丰庚申年（一八六○）十月初五日

◎《论语类考》《孟子杂记》（明陈士元）

这天北风猛烈寒冷，阅读《论语类考》二十卷，《孟子杂记》四卷，都是明代应城人陈士元字心叔所著。心叔在嘉靖年间颇以文学闻名，曾经担任滦州知州，著有《滦志》，我们家乡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极力诋毁他。又著有《江汉丛谈》，我在《越缦堂日记》辛集中也指摘了他的错误。《论语类考》分为天象、时令、封国、邑名、地域、田则、官职、人物、礼仪、乐制、兵法、官室、饮食、车乘、冠服、器具、鸟兽、草木十八个门类，又各自附系子目，往往凭主观臆断，其引用古书，也多是不加考据的贩售，然而尚且足以帮助初学者应付科举考试。《孟子杂记》分为系源、邑里、名字、母妻、嗣胄、受业七篇，生卒、补传、稽书、准诗、揆礼、徵事、逸文、校引、方言、辨名、字同、字脱、断句、注异、评辞十三目，既不是类书，也不是传记，像是经学解释却没有什么发明，所以自称为杂记。《四库书目》因为它没有类别可归，才附在经类中，实际上是不恰当的。其中的错误，大致如同《类考》，而采录较广；逸文、校引、方言、辨名、断句、注异之类，颇有订正。至于引用桓宽的《盐铁论》，却说《汉书》、《桓宽传》中记载孟子说“尧舜之道非远人也而人不思之耳”等语，则完全是瞎说，似乎《汉书》并没有看过。明代人著书草率，大抵如此。又他的序言自称是孟子的后身，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位老翁戴着帽子穿着袍子进来，自称是齐卿孟轲，那就更加可笑了。孟子一千多年后，还以齐卿的官衔自我介绍，令人喷饭满案。明代人动不动以圣贤自神，以杨忠愍的贤德，还说梦见大舜传授音乐，又何必奇怪丰坊伪造古经，张璁议论减少庙制呢。

同治戊辰年（一八六八）十一月十五日

◎《论语稽求篇》（清毛奇龄）

阅读毛西河的《论语稽求篇》，这本书好的地方固然很多，然而如果说哀公问社是问社的意义，我回答说社名树松叫松社，树栗叫栗社，这是臆造典故，毫无依据。说“不有祝鸵之佞而有宋朝之美”，是比喻没有希求世俗的资质，却徒然抱着美好的资质在人世间游荡。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生”字如同《孟子》“生斯世也”的“生”，说人生活在世间，与世相接，是因为直道的缘故，如果诬罔而还在人世，是侥幸免祸罢了。其义理都不甚不同于旧注，却故意迂回曲折。至于《唐棣之华》两节，旧本与“可与共学”节合为一章，汉儒因此有反经合道的说法。何氏说偏反比喻权道的反，这是先儒旧义中不可遵从的。取诗中一个“反”字来比喻道可以反，圣门说诗，绝无此例。皇侃、邢昺两疏都说树木之花，都是先合而后开，唐棣之花唯独先开而后合，用来比喻权道的运用，没有反而后顺，这就是后世辞赋家的取义，也没有如此纤巧的。大概汉人传授《论语》的，此处偶然失于分章，于是因而附会，其说法实在不通，应当以朱子的分章为正确。毛氏一定要申述旧说，以《王祥传》为证，说王祥临终嘱咐后人不要擀濯，不要含敛，不要沐棺椁，不起坟茔，家人不送丧，祥掸不飨祀，虽然不用古法，却反经行权，期望合乎道，所以最后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译正好选取《唐棣》这一篇，作为将反义当作正义的证据。查考《晋书·王祥传》，王祥撰写遗令训诫子孙，没有说生前没有辅佐的功勋，死后无法报答，所以气绝身亡，只洗手足，不需要沐浴，直到大小祥祭，才设置特牲，不违背我的遗命，这些都是关于丧葬制度的事情。其下自述品行可以复现，诚信到了极点，至于面对财物没有比谦让更好的，这五项是立身的根本，颜回之所以认为天命未曾思考、有什么遥远的呢，这是训诫子孙的话语，与上文截然分为两件事，文辞意思也完全不相干。毛氏任意割裂，强行比附，难道说《晋书》也没有人能读懂吗？又如君子之道，谁先传授，谁后疲倦，注疏都没有不同的说法。朱熹认为“倦”如同“诲人不倦”的“倦”，以“传”与“倦”都指教导者而言，尤为直截了当。毛氏认为“倦”就是古“券”字，“传”与“券”都是古代印契传信的物品，“传”是符传，“券”是契券，用来比喻教导者与学习者，两相印契。查考《说文解字》，“券”下从力，是古“倦”字；“券”下从刀，是契约；“券”与“券”截然不同是两个不同的字。疲倦的“倦”可以写作“券”，没听说过书券的“券”可以写作“倦”。于是又引用《考工记·〇人》“左不券”，郑玄注认为“券”字就是现在的“倦”字可以验证。查考《考工记·〇人》原本作“终日驰骋左不楗”，杜子春说“楗”读为“蹇”，书中“楗”有时写作“券”，郑康成认为“卷”就是现在的“倦”字。〇和则久驰骋，载在左边的不罢倦，尊者在左边，这正是说“券”就是罢倦的字。郑君的解释与许慎相同，即使“楗”为楗炬，“蹇”为蹇涩，也都是疲倦极致的意思，与契券有什么关系？却强行修改经文注文以迎合自己的说法，难道说《周礼》也没有人能读懂吗？这类人倚仗其辩才广博，疑惑误导后人，不可以不纠正。

译光绪乙亥年（一八七五）二月初八日

◎《论语正伪》《论语孔注辨伪》（清沈涛）

阅读沈西虽的《论语正伪》。他在自序中说该书伪证有五点，说法都很确凿。只是他说何晏故意作伪来难为郑玄，这是其罪过超过夏桀商纣的一个方面，这却是强加给人罪名了，何晏只不过是不能分辨清楚罢了。又阅读沈文起的《左传补注》。他在自序中极力称赞左氏深通礼经，亲身承继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而极力抨击公羊等家的荒谬，又详细列举左氏遭遇的四种厄运，其议论很痛快。只是所说的话不免过于激烈，指责何晏、杜预、孔颖达以及唐宋以后的各位儒者，言辞丑恶，不符合儒者的气度。文末说：如今险恶刻薄的人，有窃取何休的余绪，来注释误读梧子（指何休），这是多么不仁啊，大概是圣世的害民贼罢了。这话大概是对同时代的刘申甫、龚定盒、宋于廷等人说的，也似乎过分了。如果近日的戴望、赵之谦等人，才是所谓的险恶刻薄之人；赵之谦一无所知，又比不上戴望，真是圣世的害民贼啊。

光绪乙酉年（一八八五）五月二十四日

◎《论语后案》（清黄式三）

夜间阅读黄式三的《论语后案》，该书共二十卷。先列出《集解》，接着列出《集注》，然后引用各位儒者的说法来补充、证明和佐证，不专门推崇汉学或宋学，而是悉心考据，务求最为恰当。其阐释义理，也深刻鲜明，完全摒弃了空泛疏漏、曲折难懂的空谈。对于经文中的异文和古字，都随文附注，近世汉学各家的说法，收录尤其多。用它来教导子弟，既不违背科举法令，又可以作为实学的资料，确实是善本。书尚未雕版印刷，是用活字版印行的。前面有《薇香自记》、《印行小引》，后面有自序及其弟黄式颖各一篇序。

同治丁卯年（一八六七）十一月十三日

◎《论语正义》（清刘宝楠）

收到陈六舟的信，将新刻的刘氏父子《论语正义》样本一册示我，卷七《雍也》一卷，卷十一至十三《乡党》三卷，都题名为刘宝楠著。卷十九《季氏》一卷，卷二十二《子张》一卷，都题名为刘恭冕述。然而“井有仁焉”下面引用俞樾的说法两条，刘宝楠怎能见到《群经平议》，那么也有刘恭冕增入的内容了。该书尚未刻成，体例与焦循的《孟子正义》相似，博取众说，详细而有要点，足以与之并列。

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十一月二十六日

傍晚坐在藤花下，读《论语正义》，共二十四卷。从十八卷《卫灵公》以下，是其子刘恭冕所续写，最后一卷为何晏《集解》序及宋翔凤所辑《郑君论语序逸文》，都是刘恭冕撰写的正义。前面有陈立序，说这本书的创作，始于道光戊子年江宁乡试时，因为十三经的旧疏多有错驳，想要仿照江永、孙星衍《尚书》、邵晋涵、郝懿行《尔雅》、焦循《孟子》的体例，另作疏义，刘宝楠负责《论语》，刘孟瞻负责《左传》，而将《公羊》交给陈立，匆匆四十余年，《公羊》疏辑成稿本七十余卷，尚未能定稿云云。查此序作于同治己巳年，当时陈立在浙江巡抚李瀚章幕府，不久听说他去世，现在扬州刻印他的《白虎通疏证》，不知《公羊疏》在何处？后面有刘恭冕的后叙，说这本书在咸丰乙卯年秋天即将完成，而其父因脚病，于是去世。又过了十年，到乙丑年秋天，才开始定稿。然而十七卷以前所引用的书有俞樾《群经平议》及戴望《论语注》等书，不是刘宝楠所能见到的，那么也有刘恭冕增入的内容。十八卷以下，采录不如以前那样广博，那么学识又不及其父了。

光绪己卯年（一八七九）闰三月二十四日

阅读《论语正义》，其考证引证极其广博，但取舍大多未尽完善。如左丘明不取段玉裁左名丘明的说法，而根据《史记》、《自序》中“左丘失明”的话，认为左丘是复姓，不知道这是因为两个“明”字相犯，所以变文称为左丘，就像称晋文公重耳为晋重一样，古人组织语言不拘泥于此。老彭不采用《大戴礼记》及《汉书》、《古今人表》中与仲虺同为殷朝大夫的说法，而根据《楚辞》彭铿斟雉的注，说彭祖用雉羹进献尧，以及《史记》、《五帝纪》中将彭祖与禹、皋陶并提，于是定为尧的史官。不知道《天问》多属寓言，《史记》中的彭祖，也是孤立的文字偶然出现，或许因为世传彭祖寿八百，所以认为从尧直到商代；而孔子说“窃比于我老彭”，则必定是近代的贤人，不应当上溯取尧的臣子。殷因于夏礼，节取戴望附会《公羊》的说法。“加我数年”两句，取戴望的说法，加当作假，假者暇也，五十是天地之数，说怎能得到数年的闲暇，用五用十来学《易》，都是曲解支离而错误，取用这种说法尤其近乎侮辱圣言，这些都属于刘恭冕妄自增入的。

闰三月二十六日

译日

读《论语正义》，其中解释“告朔餱羊”时，必定采用牵强附会的说法，认为“告朔”就是“班朔”，不相信郑玄关于“牲生餱”的注解，而一定要认为是“溃┩”的餱，这已经属于强词夺理了。至于俞荫甫又说“告朔”与“告月”不同，“吉月”应当作“告月”，这就另外编造出一个典故来了。

译光绪辛巳年（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阅读《论语正义》。近世儒者解说经义，过度追求证据，有时反而失去〇〇〇葛。例如《有子》篇中“礼之用”一章，这自然是以“礼之用，和为贵”为一节，（一节如同俗语所说的一层意思。）“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为一节，“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为一节。开头两句是总领，说礼虽然以严整约束为条目，但其作用实际上以和为主。先王之道之所以美好，这个“斯”指的就是礼；“小大由之”、“有所不行”，是说如果事事都拘泥于礼的文饰，那么情感反而可能疏离，这就是所说的“至敬无文”、“至亲无文”。如果只知道和就一味求和，那么情感就会超过礼的限度而流于轻慢，所以也不可行。其义理本来极其明哲。马注说人们知道礼贵在和，却每件事都顺从和，不以礼来节制，也不可行，所说的话也很分明。自从床注错误地将“有所不行”以下分为一节，于是导致迂回曲折难以理解，而刘氏说这一章阐发了中庸的道理，用就是庸，虽然符合古训，但言辞反而支离破碎了。

光绪甲申年（一八八四年）八月十二日

◎论语注（清戴望）

阅读戴望的《论语注》，秉承刘申甫《论语述何》的旨趣，用《公羊》的义例，阐释圣人的言论。认为贬低夏朝、保留周朝，以《春秋》当作新王，而微言大义在《论语》中，其立意已经非常荒谬。注中附会牵强、迂腐狂妄可笑的地方，不胜枚举。又说《齐论》有《问王》、《知道》两篇，大概是阐明托王之事，改变周朝受命的制度，与《春秋》互为表里，可惜被张禹删去了。其实问王，就是问玉，《聘义》篇末尾所载子贡问君子为什么贵玉贱珉的一节，以及《说文》所载〇字下孔子说“美哉〇，远而望之奂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等等，大概都是这些文字。张侯用《论语》教授学生，想要方便学者阅读，所以合并齐鲁两家，为之作章句。他删去这两篇，大概是因为文字太少不足以分成简策，而关于贵玉的文字，已经被小戴编入《礼记》，所以就删去了，就像古论将《尧曰》、《子张问》以下分为《从政》篇，后世儒者也因为零散而合并它们。戴望既然不识字，妄用《公羊》家最荒谬的说法，强行诬蔑古人，这就是东汉徐防所说的妄生穿凿，轻侮道术的人。他的标题叫《戴氏注论语》二十卷，末尾有自序，也仅题戴氏二字而不写出名字，狂妄到这种地步，真是小人之无忌惮。

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年）五月十六日

◎论语旁证（清梁章钜）

阅读《论语旁证》。这本书采录不多，但颇能引用宋儒的各种著作，平心静气地探求真理，阐发朱注的说法。这与黄氏的《论语后案》，都是家塾必读的书。

光绪丁亥年（一八八七年）正月十六日

◎孟子外书（宋马廷鸾抄传）

《孟子外书》四篇。这本书具备许多微言精理，与七篇毫无差错，不明白那卿为什么小看它？刘放的注丛略，也是伪托。这本书由马廷鸾抄传，马廷鸾是宋末宰相，贵与之父。

咸丰庚申年（一八六〇年）十月初五日

◎大学说（清惠士奇）

◎大学古本注（清艾畅）

阅读惠半农的《大学说》及艾橄堂的《大学古本注》。半农极力说朱子补格物致知章的错误，认为格物就是物行本末之物，格是度的意思，格物如同絮矩。用本末终始来说格物，如同用上下前后左右来说絮矩，认为“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这两句话，应当如旧本那样在“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又说亲民不必破读为新民，他的说法是对的。而说先解释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章，然后解释诚意一章，以及《诗》云“瞻彼淇澳”两节在解释止于至善章之后，不久解释诚意章传，都应当从未了改定本。那么不仅不汉不宋，又别出一《大学》改本了。

橄堂说次序应当如汉代的旧本，极力说朱子强行分经传以及解释大学为大人之学、解释明明德为明其明德的错误，他的说法是对的。而说格物之物是性命中的实有者，不可以物言，不可以气言，所以称为物，那么仍然堕入虚无杳眇，比起宋人的说法，更为支离。又说在亲民者谓在亲与民，亲是人己交关处，尤其荒谬无理。

我认为致知，就是明明德。致知的功夫贯穿于平天下，那么亲民、止于至善都贯穿其中了。格物，是从天下国家以及身心意都是物。意为本，天下为末，这就是所谓的物有本末。意为始，天下为终，这就是所谓的事有终始。致知格物，就是知止。本末终始分先后，不分精粗内外，知止就是知所先后。从致知到平天下，功夫有先后，事情都一贯，不必逐事而为，不必明明德而亲民，也不必亲民而后止于至善。从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概都以修身为本，而治

译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并非普通百姓所能参与；普通百姓的功夫，达到治理好家庭就止步了，并非天子、诸侯在治理好家庭之后，还要再增加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功夫。所谓先后次序，是向人表明做学问的根本从诚意开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诚意在致知之前，这就是《中庸》所说的“由明达而达到真诚，这叫做教化”。《大学》的宗旨，在于阐明成就人的教化，所以用“学而知之”来表述，不用“生而知之”来表述。知识穷尽而意念真诚，那么万物都具备于我身之中，实现形体、穷尽本性、与天地并立，都在这里了。所以《大学》先讲“知本”，接着讲“诚意”，并且总结说“这就叫做知本”。然后进一步阐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最后以“絮矩”作结，并不是以格物为开始，以絮矩为结束。格物就是格正这心、身、家、国、天下的矩度，絮矩就是絮正这天下、国家、身、心的事物，都是所谓的“明明德”，所谓的“止于至善”。推究其始，推究其终，贯通上下，哪里有什么纲目之分，哪里有什么条领之别，哪里有什么即物穷理，哪里有什么一旦贯通，致使圣贤教人平正通达的宗旨，陷入晦暗蒙昧、荆棘丛生之中，流于参禅喝棒的境地呢？惠氏因为不知道“明德、亲民、止于至善”都包含在诚意之中，不知道诚意就是知本，所以仍然拘泥于朱熹将“明德、亲民、至善”分为三章，另外将“知本”分为一章，并且认为古本中《诗经》的“淇澳”两节排在诚意之后是错误的。

译同治己巳年（一八六九）正月初八日

◎《大学古本注》《中庸古本拾注》《论语别注》《孟子补注》（清·艾畅）

阅读了艾畅撰写的《大学古本注》一卷、《中庸古本拾注》一卷、《论语别注》四卷、《孟子补注》二卷。艾畅，字橄堂，道光庚子年进士，曾任临江府教授。他的注释兼采各家学说，多有创新见解，不偏袒汉学或宋学，但对宋儒的驳斥和辩难较多。他阐释《大学》中的“格物”，认为“物”是性德中真实存在的东西，“格”是体认的意思。古人对无法命名的事物，就称之为“物”。“格物致知”，是在静中体认，无法用言语表达，其微妙之处都在于个人的见解，所以直接揭示“诚意”，而不再明确解释“格物致知”的含义，这本来就不是缺失简略。他反复辩论，完全推翻旧说，多达数千言。然而，说“在静中体认”，则仍然涉及那些幽暗恍惚的言论，没有跳出语录学的窠臼。而他自称圣贤深奥微妙的言论，被遮蔽了数千年，至此才昭然若揭，不再有任何遮蔽，这也算是言词夸大、自吹自擂了。其他的阐释，也多凭孤证臆造，不足以作为依据。

只有他认为《康诰》中的“康”，是周王畿内的国名，所以康城，在许州阳翟县西北三十五里，即今天的禹州。当时周公、召公、虞公、管叔、蔡叔、霍叔，都是以地名称呼，没有称谥号的（按：邸叔、邮季、郇侯、唐叔、鲁公、禽公、晋侯、燮宋公、稽等也都是这样），况且康叔的儿子称康伯，不符合父子同谥的惯例。他认为宗庙之礼用来排列昭穆次序，是指在大飨时，所有同姓而没有爵位的人，分别按昭穆次序站在阼阶之下。所谓“序爵”，是指同姓大夫以上，即所谓“三命不齿”的人。他认为“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中的“小人儒”，是指像“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之类的人。“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中的“佞”，是指才能。“佞”解释为口才，也可以专门解释为才能，如自谦不妄称为“不才”。“有”是认为有的意思。这是感叹卫灵公的事，以表明当时应当任用贤才。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人如果不知道有祝鮀的才能，而只知道有宋朝的美色，就很难在当今世上免于祸患了。“难乎免”，就是“奚而不丧”的意思。班固的《人物表》将祝鮀列在中上，而将宋朝列在下下，明显祝鮀不是宋朝能比的。他认为“谓之吴孟子”是当时人的称呼；昭公既然避讳“姬”字而改称“子”，一定不会在“子”前冠以“吴”字。《坊记》中说“春秋时还去掉夫人的姓称吴，死后称孟子卒”，可以证明。他认为“启予手”的“启”，应当作“启”（原文为ф，此处依文意及《说文》推测为启或类似字，意为省视）。《说文》说“启”是省视的意思。意思是省视我的手和脚。他认为“割不正不食”，古人在礼仪饮食和日常饮食中，切割都有正规的方法，不正规的切割不符合法度。切割有适宜纵横交错切割的，并非一定要取方正。他认为“去兵去食”中的“去”，不是自己拥有而去掉它。大概是形势不允许致力于军事训练，暂时搁置足兵的政策；形势来不及致力于农业积粮，暂时搁置足食的政策。他认为“必也正名乎”，应当遵循旧说，正百事之名。《祭法》中说黄帝以正名百物，而仓颉造字，就在那时，名就是文字，物就是事。《韩诗外传》中，季孙的家臣告诉季孙说：国君派人借马。孔子说：国君取臣下的东西，只说“取”，不说“借”。季孙醒悟，告诉家臣以后国君有取，只说“取”，不要说“借”。孔子对冉有退朝后，回答以“有政”而正其为事，都是正名的意思。《春秋》所记载的，对于字名尤其严格。如书“侵”、书“伐”、书“围”、书“克”、书“取”、书“窃”、书“弑”、书“杀”之类，字名各当其物，而大义自然显现。《春秋》就是正名字的书。他认为夷逸应当根据《尸子》说是夷诡诸的后代（这是根据《广博物志》卷四十七引《尸子》：夷逸是夷诡诸的后裔。有人劝他做官，他说我譬如牛……）。他认为“方民虐民”的“方”，古时“方”与“放”字通用。《尧典》中“方命圮族”，《汉书》王商、史丹、傅喜、薛宣、朱博等传，都引作“放命”。所以“方命”就是放弃先王之命。他认为“蹶者趋者”，《说文》说“蹶”是跳，跳跃。《广雅·释诂》说“蹶”是跳。《曲礼》说“足毋蹶”，郑玄注：蹶是行走急促的样子。《越语》说“蹶而趋之，惟恐弗及”。《吕氏春秋》说狐援听说后蹶往过之。所以“趋”是疾行，“蹶”是行走且跳跃，都是由于气的作用，所以说“是气也而反动其心”。他认为“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当洪水泛滥时，南方各条河流，混合不分。大禹因为江在南边，地势低下，所以决开并排除那些淹没土地的水注入江中流入大海。等到水落地面露出，只有汉水入江，汝水、泗水由淮水入海，才开始各自成为水道而不相通。后儒纷纷说汝水、泗水不通淮水，淮水不通江，这是根据大禹治水后水由地中流来说的。如果本来就是这样，又何必需要大禹治水呢？《孟子》的文字自然没有错误。（按：这与何氏义门的说法大致相同但更明显。钱氏竹汀说朐山以南、余姚以北的海都是江的尾闾，淮河口距离江口仅五百里，实际上是江的下流，所以淮水是先入江后入海的，他的说法似乎迂曲。）他认为“顽夫廉”，“顽”同“怃”，意思是贪。以上这些条目，考证确凿，具有精义。至于解释“五亩之宅”，认为赵注以宅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城，所以为五亩，虽然与《谷梁传》、《汉书·食货志》相符，但都不足信。五亩宅大概都在井

译在乡野之中，田间只有供人休息的草庐，没有固定的住宅，这就是所说的“中田有庐”。《诗经》中说“十亩之间，采桑者悠闲自得”，正是因为每家住宅占地五亩，两家住宅相邻即为十亩，中间隔着墙，各自种植桑树，所以称为“十亩之间”，并不存在所谓二亩半的住宅。这种对《诗经》的解释非常令人信服。我查考《说文解字》认为，“庐”是寄居之所，秋冬离开，春夏居住；“廛”是二亩半，是一家的居所。《公羊传注》说：一个成年男子受田一百亩，庐舍占地二亩半，总共为一顷十二亩半，八家共有九顷，合起来构成一井田。在田间称为“庐”，在城邑称为“里”，春夏外出耕田，秋冬进入城郭防守。许慎、何休的解释，都与赵氏相同，大概是古代的说法代代相传，恐怕终究是不可改变的了。

译同治丁卯年（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五日

◎《四书集注补》（清王复礼著）

偕同众位弟弟进城，到仓桥买得王复礼所著的《四书集注补》四本。王复礼号草堂，是康熙年间杭州人，他的书都批驳朱熹的《集注》，但必定考证朱注说法的出处，不像毛西河那样肆意辱骂。他所订正的内容，也都广泛考证众说，最得其平允。自序的文章也很好。只是卷首题名为“明经卫道之书”，这还是明代人的习气，令人厌恶罢了！

咸丰戊午年（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王草堂，是钱塘人，著有《四书集注补》，都是辨正《集注》中名物、典故的错误，并指出其错误所依据的来源，绝不像毛西河那样进行攻击。他的书很好，但《四库全书》没有著录。《画史汇传》引用《温州府志》说：王复澧，是仁和人，新建伯王守仁的后裔，性情孝顺友爱，富有著述，画兰竹得文同（字与可）的法度。这可以补入我们越地的府县志中。又引用《覆瓿集》说：王辚，字文明，是山阴人，王振鹏的姨甥，官至千户，曾跟随王振鹏游历，擅长书法。按《绍兴府志》、《文苑传》只说王辚向王振鹏学习绘画。这里说是姨甥，是指妻子姐妹的儿子。王振鹏字鹏梅，是永嘉人，元仁宗赐号孤云处士，他的画尤其精于界画，评论者说他的画向上可追李成，向下可掩王士元。他曾绘制《豳风图》，长久收藏在我们县汪武欢太守家中，同治初年兵乱时，被会稽监生陶羲拚得到。乙丑年我请假回家，陶羲拚屡次求我，为我转请浙江巡抚奏请进献，我不肯代为说话。辛未年冬天，于是亲自入京，通过都察院进呈，意图希望得到美官；没有得到旨意，又条陈时事，都迂腐亢直可笑，被旨意诘问斥责，才失意而归。

光绪丙戌年（一八八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四书正事括略》（清毛奇龄著）

阅读毛西河的《四书正事括略》，共七卷，又附录一卷，前有西河自序，说当时已经八十五岁，门生儿子辈辑录他所论述的四书各种说法而成。他的门人东阳人王崇炳为之作序目，说先生曾经想作《论语》、《孟子》传，一是刊正事理的错误，但因年老不能再著书。他的儿子孝廉文辉、进士远宗，偕同门人会稽人章大来（字泰占，诸生）以及同邑张文彬、文楚、文麓兄弟，搜寻先生所著的《大学证文》、《中庸说》、《论语稽求篇》、《四书剩言》、《四书索解》等二十种书，摘取其中纠正事物错误的部分。合为五卷。一曰正名，二曰正文，三曰正礼制，四曰正故实，五曰杂正，共一百七十六条；后续补二卷，共五十四条；总共二百二十一条，中间也偶尔附有三张子的说法。其附录一卷，则是远宗将当时答难的言辞录为一十五条。西河的学问，千载自有定论，无需赘言。他的诸经解说，阮仪徵极力称赞，说学者不可不赶快阅读。凌次仲则说西河对于经学，如同药中的大黄，用来攻去积秽，固然不可缺少，但误用也会中毒。但唯独称赞他的《四书改错》一书对圣学有功。我认为凌氏的话是对的。西河的经说，对于死守讲章的学究、专力科举文章的进士，起到震聩发蒙的作用，确实是一件快事。如果展示给聪慧俊秀的子弟，或者性格稍显浮薄的，则没有得到他穿穴贯穿的勤奋，却陷入他矜持急躁傲慢狠戾的气习，动辄辱骂，侮蔑前贤，其祸患不小。此书成于晚年，对他以前的说法有所订补，其中醇粹的部分十之七八，平心而论，固然远远胜过朱子的说法。但时常加上毒辣的谵语丑恶的讥讽，拖累他的书，徒然留下口实，可惜啊。此书及《改错》都没有收入《西河全集》。这个本子为道光年间萧山沈补堂所重刻，错误字很多。

同治戊辰年（一八六八年）八月初十日

◎《四书典故辨证》（清周柄中著）

阅读周氏柄中的《四书典故辨正》，他的书虽然采录不够广博，但反复详尽，多折衷于义理，偶尔批驳朱注，都有依据。末尾附录其弟侄问答的言辞十余条，也很精审。

光绪庚辰年（一八八〇年）正月十九日

◎《四书古今训释》（清宋翔凤著）

阅读宋氏翔凤的《四书古今训释》，前有嘉庆十八年九月自序。他的书只采用群籍，而不另加自己的意见，也不全载经文。所列引用书目五十三种，但考察他所采而未列出的，还有五十种。所引自《集解》、《义疏》外，以阎氏《四书释地》、翟氏《四书孜异》、浚氏《四书典故窍》为最多，《日知录》、《潜邱〇记》、《群经补义》、《潜研堂答问》诸书次之，而引钱献之《论语后录》共二十九条，引其自著《朴学斋札记》共十一条，大体务求古义，是征实之学者。只是在博奕下采《文选注》引《桓谭新论》论围棋一条，近于无谓。考察此先引见《史记集解》

译用此来比喻薛公策划对付黥布的事情，并且比《选注》更为详细。《论语》后面附载了他的《论语发微》五条，强行附会《公羊传》，以浅陋之言破坏大道，用歪曲之说侮辱圣人，不足以作为典范。

译光绪己卯年（一八七九）闰三月初一日

◎四书拾义（清胡绍勋）

牧庄昨日购得《四书拾义》，今天借阅它。卷一为上论，卷二为下论，卷三为学庸，卷四为上孟，卷五为下孟，共五卷，由绩溪人胡绍勋撰写。绍勋字文甫，是竹邮先生（胡培�）的族弟。道光丁酉年考中拔贡，后来被举荐为孝廉方正。这本书刊刻于甲午年，前面有江晋山（有诰）的序、竹邮先生的序、汪手存泽的序。该书完全以训诂音韵为主，纠正汉宋旧说的错误，依据明确通达，多有独到见解。其中最精妙的是，论述“与之粟九百”这一条说，孔注把九百当作九百斗，考证周代的九百斗，折合当时通行的元朝斗，仅得一百八十九斗。古代百亩，相当于当今二十三亩四分三厘有余，折合得到米二百八十二斗，作为古代农夫的口粮，如果所得如此，反而远远少于农夫，为何又嫌多而推辞呢？古代计算粟米用五种量器，量器没有比斛更大的，十斗为一斛，粟米达到九百，必定用最大的量器来计算。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是下大夫，他的家宰可以任用为上士。孟子说：上士的俸禄是中士的两倍，应当得到四百亩的粟米。又说：卿以下必定有圭田，圭田五十亩；明白士也有五十亩圭田，合计为四百五十亩，按照《汉书·食货志》所说每亩收粟一石半计算，应当得到六百七十五石；如果把石折合为斛，一石为一百二十斤，古斛不足百斤，二斛大约重一石半，即百亩收一百五十石，折合二百斛。四百亩为八百斛，加上圭田五十亩为一百斛，共得九百斛。这个说法前代儒者都没有提及，近来宝应人刘楚桢在《论语正义》中已经采纳了。其余值得采纳的还有很多。他依据《广雅》用“均也”来解释“如其仁”的“如”，与我旧日的说法相合。（我的说法在《祥琴室日记》中，）至于说“聚饮”的“聚”是“骤”的借字，“从容”的“从”是“动”的借字，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说“屋漏”应当作“幄漏”，又说“从而招之”的“招”应当作“翘”，尤其接近穿凿附会了。

光绪丙子年（一八七六）正月初十日

◎四书辨疑（清俞樾）

阅读俞荫甫的《四书辨疑》。《四书》自从朱子注解问世后，从南宋到明朝中叶，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异议。陈天祥生于元代，却独自著《辨疑》一书，以质疑朱注并加以辩驳。然而他根基浅薄，读书很少，他的学问哪里值得期望达到朱子的百分之一？俞氏列举陈氏的错误并逐条辩驳，也不回避维护紫阳（朱熹）。（他辩驳“世臣亲臣”这一条，不如陈氏的说法确切；把“可谓曰知”中的“可”字断句，尤其毛病在于穿凿。）

光绪乙酉年（一八八五）十月二十三日

◎四书直指（清何纶锦）

阅读山阴何教谕纶锦的《四书直指》共四卷，该书多驳斥朱注，颇遵从古代义理，但泛泛谈论大旨，不能专心于名物训诂，往往主观武断，沾染了穷酸秀才的习气。然而他知道折衷郑玄的说法，也时常攻击西河毛氏的短处，所以间或有可取之处，也是乡间先生中的懂学问的人。何字子襄，嘉庆初年考中举人，官任金华学官。

同治庚午年（一八七○）十一月十三日

◎四书释地（清阎若璩）

阅读《四书释地》。其在武城条下说，《春秋》中《四书》写谷而《一书》写小谷，明显说明它是管仲的邑。这还不知《春秋左氏经》原本作城谷，只有《公羊》、《谷梁》经文误作小谷罢了。

光绪乙亥年（一八七五）八月十九日

阎氏《四书释地续》以微仲为微子之子，列举了三条证据；又引用包尔庚时文说微仲是微子的次子，后来袭封宋公，终身只称微仲，认为这如同得到了一艘珍珠船。孙氏志祖《家语疏证》驳斥他说：阎氏所引作为确证的，是《汉书·人表》宋微仲注说启子尔，不知《人表》中有两个微仲，一个在中上胶鬲商容之间，这就是微子的弟弟名衍的。一个宋微中在中中楚熊艾（绎子）鲁考公之间，注说启子。一弟一子，表本来分明，大概两个微仲，就像两个虞仲一样，阎氏错误地合二为一。然而他的说法其实始于古史。古史说微子去世，世子早死，于是立世子的弟弟微仲衍，注说世人认为是微子的弟弟，错了。这样就不必援引包尔庚时文作为珍珠船了。慈铭案，孙氏此驳斥很确切，但也有小错误。既然依据《人表》另有宋微中在楚熊艾鲁考公之间，则明显是传国给微子了。又以在胶鬲商容之间的为名衍，然而《檀弓》、《史记》都说微子传国给衍，难道微子先传给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又传给微子的儿子，而两人都号称微仲吗？大概孙氏只因为《史记·微子世家》称微子开去世，立他的弟弟衍；是为微仲；而《檀弓》郑《注》，又说微子适子死，立他的弟弟衍，殷礼也，想要回护两家的说法，不得不把衍归属于微子的弟弟罢了。然而

译研读郑玄的注疏文字，其中说“立其弟衍”，明确是指嫡长子的弟弟，而不是微子的弟弟。微子受周武王分封，作为宋国的开国君主，不能私自将君位传给弟弟。因为嫡长子已经去世，所以立其次子，这是符合殷代礼制的。始封之君为太祖，这是天子与诸侯共同的制度。成汤没有听说将君位传给弟弟，只是因为太子太丁早逝，所以太丁的弟弟外丙、仲壬相继即位，这就是微子立衍之所以符合殷代礼制的原因。《史记》的错误，大概是没有疑问的了。《史记·三代世表》在中上部分只称“微仲”，与殷朝的各位大臣并列，这就是《孟子》中所称的“微仲”，也是赵岐注疏中所说的“微仲、胶鬲都是良臣”，这个微仲不知叫什么名字。那个名叫衍的，是微子的次子，也就是《史记·三代世表》中中部分所说的“宋微中”。特意加上一个“宋”字，以明确他是继承宋国君位的人，非常清晰明白。《吕氏春秋·当务篇》说商纣王同母的兄弟有三人，长子叫微子启，次子叫仲衍，尤其不足为据。马骕《绎史》怀疑《史记·三代世表》是重复记载，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史记·三代世表》有误，都是考察得不审慎。毛奇龄《经问》逞强穿凿附会，更是荒谬虚妄。

译十月初二日

●经部 小学类

◎尔雅

《尔雅·释天》中，在星名之下，附带记载了祭名、讲武、旌旃三章。邵氏《正义》认为，祭名本源于四时的祭祀，依次及于各种大祭，终于绎祭，取象于岁与闰的相互成就，日与逡的相继相连，所以附见于《释天》。讲武必须顺应四时，四时的田猎，是为了供给四时的祭祀，所以也附见于《释天》。宵田、火田，是为了广其义理；动用众力适宜于社祭，那就是出师的祭祀；振旅之声阗阗，因而解释诗文而类叙之。旌旃则是又因讲武而连类及之。翟氏灏《尔雅补郭》则认为，《汉书·艺文志》说《尔雅》有二十篇，现在只有十九篇，怀疑原本有《释礼》一篇，与《释乐》相次。祭名、讲武、旌旃三章，大概是《释礼》的残文，混杂在《释天》之下的罢了。孙氏志祖《读书脞录续编》认为，《广雅》的篇目次序，完全依照《尔雅》，现在《广雅》没有《释礼》篇，那么翟氏的说法不对，《汉书·艺文志》说二十篇，大概是因为《释诂》有上、下两篇罢了。郝氏《尔雅义疏》赞同孙氏的说法。我认为这三章附在《释天》之后很可疑。张稚让作《广雅》在曹魏末年，或许那时《尔雅》已经缺失《释礼》一篇，张氏也没有办法知道吗？看董卓之乱，齐诗于是灭亡，那么经籍的缺失很多了。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一月初二日

旧刻本《尔雅》，解释器物中“米”的称为“檗”，作“米生”称为“檗”。我认为这句话既与上面“搏者谓之〇兰”的文法相对。《周礼·内饔》“豕盲眠而交睫，腥”，注解说，“腥”应当是“星”，是声音的误写，肉中有像米的东西似星。《礼记·礼运》“饭腥而苴孰”，孔颖达疏解说，饭用生稻的米，所以说饭腥。按这个“腥”字也应当作“星”，那么《尔雅》所说的“米”，正是说饭中有似星的米，所以郭璞注解说饭中有腥，大概是用“腥”字解释“米”字。饭中有腥者，是说饭中有米，郭璞正是用郑玄的话。“腥”也应当作“星”，《说文解字》“腥，星见食豕，今肉中生小息肉也”。这是“腥”本从“星”取义，而小息肉，就是《左传》所说的瘊蠡，形状也似星，与“星”也可以相通借。《经典释文》引李巡说，“米，饭半腥半熟”，正是用“饭半腥半熟”五个字解释“米”字。“腥”是“胜”字的假借。《说文解字》，“檗，炊米者谓之檗”。“炊”是说煮作饭。煮作饭而有米者称为“檗”，这是正用《尔雅》的话，而担心单独出现“米”字，人们可能不明白，所以加“炊”字以说明它。说这是已经煮过而仍然像米的。（段氏读“炊”为句，郝氏以“炊”为衍文，都不对。）“檗”就是现在越地俗语所说的僵心饭，它对应“搏者”称为“米”，这是古人措辞的精妙，如果作“米生”，就不符合辞例了，因为米没有不生的。近代人推崇宋元旧刻本，其中确实有收获，但必须深思博考，以求其通，否则看岳倦翁《沿革例》所说的，那时宋本的错误，已经不胜枚举。如果执着于一个古本的异文，就想要轻易改动相承的经籍，郢书燕说，流为丹青，其危害正不浅啊。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八月十二日

《尔雅·释山》，开头说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末尾又说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郑君注《周礼》，在大司乐用前说，在大宗伯用后说，本来怀疑未能确定而两存之。邵氏《正义》主张前说，认为后说是汉代儒者所附益，说以霍当衡，多言始于汉武帝；而嵩高作为中岳，也始于汉初。郝氏《义疏》驳斥它，认为《尔雅》前标五山，后列五岳，那河南华等，未曾系以岳称。按《尧典》说四岳，《周礼·职方》说九镇，而大司乐则说四镇五岳，明白九州九山，其中五个相承称岳，那四个没有岳名的则称镇，与《职方》山镇九之称，互文见义，怎么能又别称五山？古今经典，没有这种说法，这是郝氏的臆断，不如邵说为好。

九月十六日

《尔雅·释诂》，“普戾〇待也”，又“普戾底〇止也”，《注疏本》在上〇字误作底，在下〇字误作废，只有《释文》都不误，近代儒者多据以订正。然而邵氏《正义》对底〇二字未能截然分别，卢氏《释文孜证》且以待也之〇为误。阮氏《校勘》尤为谬误，又惑于〇〇之分。张氏福礼堂本又误从《五经文字》以底为〇。段氏《说文注》辨底〇二字音义最为明哲，又说古只有〇无〇底，与〇争首笔之有无末笔则从同；阳尤直截。郝氏《义疏》本皆依段说，诠释极明。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十月十六日

◎尔雅新义（宋陆佃）

阅读陆左丞《尔雅

译《新义》一书，是嘉庆戊辰年萧山陆芝荣（号香圃）依据仁和宋助教大樽（字左彝，号茗香，乾隆丁酉年举人）的手校本刊印的。书前有萧山王宗炎的序，后有仁和孙志祖的跋，以及宋氏所辑录的序录。根据孙志祖的跋文称，这是丁小山在北京购得的影宋抄本，宋氏的叙录只说依据《直斋书录解题》中农师原本的十八卷，其曾孙子通所刻本分为二十卷，现在依照直斋的记录重新编定为十八卷。陆芝荣的跋文则认为，既然原本已经无法见到，这个编次还保留着宋本的原貌，不必改易，因此仍旧编为二十卷。又说宋君在经文方面援引众本，疏证精审，而注文尚多可议之处。听说鲍廷博曾见过影宋写本，后有太原阎徵君的跋文，将来或许能看见，得以校定等等。那么宋助教这个本子，不知道是否就是丁小山所购的那个本子。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记载了这本书的抄本以及严元照的跋文，近来广东所刻《粤雅堂丛书》本，都是丁氏的本子。我在丁卯年杭州书肆所见到的，就是此刻本。这本书因为是吾越先达所著，又是《尔雅》经文，尚存宋时的旧本，所以可贵。至于它的注文则是琐碎言论破坏大道，不可作为准则，偶尔有佳处，也是披沙拣金，对经术没有什么益处。直斋的话，严氏的跋文，王氏的序文，都是定论，至于宋氏、陆氏、张氏诸位，都曲意回护，虽然说是好古，也是由于嗜好新奇。即使全谢山《经史问答》中所称恨未能抄录的，也不过是因为古籍可以收藏，书架应当具备，况且谢山对于荆公的学问，本来就有偏嗜，也不足以作为定论。

译光绪乙亥年（一八七五）九月十六日

阅读陆左丞的《尔雅新义》，这是嘉庆戊辰年萧山陆氏芝荣所刻的版本，属于三间草堂本，也是出自宋茗香的校订，与近年粤雅堂本相同。书前有王谷人（宗炎）的序言，写得很好。陆左丞这本书所依据的经文自然胜过其他版本，他的注释文句简练古朴，有西汉人的家法；然而穿凿附会、凭私意揣测，喜欢卖弄小聪明，实在是经学家的邪道。陈直斋说它不出自荆公的《字说》，玩物丧志，等同于戏弄嘲笑，确实没有冤枉他。王序中的议论最为正统，孙颐谷也只取用它的经文，可以纠正世俗的错误。宋氏、陆氏极力维护它，大概是出于好古的盛心，本来应当如此。张月霄在《爱日精庐藏书志》中列举其精确之处二十二条，最为有见识。严久能的跋文极力诋毁其荒谬鄙陋，说陈直斋的讥讽不足以概括其罪过，则不免过分了。现在就拿第一条来讨论，他解释“ㄈ”、“落”二字说：“ㄈ”在人指叔父，在天指开始；“落”在花指凋落，在果实指开始。“落”的解释虽然偏颇，尚且新颖隽永，“ㄈ”则毫无道理了。他解释“舒凫骛”说：看野鸭虽然舒展，读音为木，是因为它的本质愚钝，我们越地称人的痴钝为呆木。这是方言的俗音，哪里可以用来解释经典，但也可见我们家乡这种说法已经很古了。他解释“窿”、“短ㄕ”说：猪淫秽，也短。现在处女腰腿纤细，出嫁后就成了虫，已许配人家也成了虫。所谓衷骖也是这样；所谓小领也是这样；小领收敛了，〇骖戒体犹在。这几句话体察人物极为精妙，然而与磨废有什么关系呢？

光绪丁亥年（一八八七）正月初五日

◎埤雅（宋陆佃）

阅读陆氏的《埤雅》。陆左丞是荆公的高材弟子，前人大多评价这本书不如罗氏的《尔雅翼》。其中却有几种毛病：引用书籍不指出出处，这是其一；多主张王氏的《字说》，往往穿凿附会毫无道理，这是其二；就事物解说《诗经》，每每失之迂腐曲折，这是其三。然而征引证据详备，多保存有宋代以前的旧文僻义，又时常参以亲眼验证，所以成为考古者所必须参考的资料。陆左丞兼精礼学，著述宏富，是宋代经学儒者的杰出人物。前年在杭州书市，曾见过他的《尔雅新义》，可惜没能买回来。

同治己巳年（一八六九）六月二十二日

◎小尔雅训纂（清宋翔凤）

阅读宋于廷的《小尔雅训纂》，这是《浮溪精舍丛书》中的一种。共六卷，其中第六卷是序录及逸文之类。这本书比起王氏的《疏》虽然较为精密，然而王氏逐字作疏，没有遗漏，这本书则对习见以及不可强通的地方略去；意义在于王氏之后，继起者容易成功，也如同郝氏的《尔雅疏》继邵氏的《正义》而作，虽然比邵氏更加精密，但邵氏的用力更为艰难，这不是偏袒同乡的私言。王氏对本书字字谨守，务必申述其义，宋氏则认为这本书既然被编入《孔丛》伪书，必有窜乱，须要分别选择而言说，这是他们用意稍有不同罢了。近代研究《小尔雅》的儒者，除了王汾原氏及这本书外，胡氏承珙有《义证》，嘉定钱氏东垣有《校证》，葛氏其仁（钱氏同邑人）有《疏证》。胡氏的墨庄遗书早已刊行，葛氏的书近日姚彦侍刻入《咫晋斋丛书》，只有钱氏的书未见刻本而已。

光绪己卯年（一八七九）九月十二日

◎尔雅经注（清龙启瑞辑）

阅读龙氏所刻的《尔雅经注》附《音释》一卷，《集证》三卷，都是翰臣所辑。《集证》引用的，自《经典释文》至宋翔凤《过庭录》共二十一种，都是习见之书，务求简明，不取博辩。偶尔发表自己的意见，也非常谨严。又采纳同时山东人潘泽农（克溥）的说法数条，颇有新意，而根据非常确切。龙氏这本书成于道光戊申年任湖北学政时，自称向潘氏请教，潘氏当时任兴国州知州，不说他是山东哪郡县的人，也不知道他所著还有何书。

光绪聿巳年（一八八一）十一月初五日

◎尔雅古注斟（清叶蕙心）

阅读《尔雅古注斟》共三卷。这位女士是江都李宾埚（祖望）的妻子。她的搜采比臧拜经所辑的要多，间或附以案语，也非常精密。宾〇就是刻《小学类编》的人，夫妻二人共同研究经学，唱和雅诂，栖霞福山，并艳千载，虽然不敢望及惠栋、班固，恐怕也不是义成、宣文所能赶上的。书刻于光绪二年，后有宾〇的跋文，说女士当时六十二岁。末尾附刻诗一卷，则未能精工。

光绪戊寅年（一八七八）十一月十三日

◎释名

《释名》、《释采帛篇》说：白，启也，如同冰开启时的颜色。灾晦也，如同晦冥时的颜色。按《释名》一书，都是以声音为训。白与启，声音尤其不类，应当作白判也，如同冰判时的颜色。《诗经》隶冰未泮，《毛传》说泮散也，大概泮是判的通假字。白与判音近，白有明辨的意思，万物至曙光初现才开始辨明

译五种颜色到了白色才开始区分。判，就是辨别、分开，所以“白”字的含义引申为辨明、陈述，就像史传中所说的“事情得以澄清”、“用文书陈述事情”这类用法一样。雪是最白的东西，所以说“昭雪”、“洗雪”，“雪”是“白”这一含义的引申。灾晦，读“灾”如同“冒”，现在的读音是呼北切，也接近“冒”，所以与“晦”的读音相近。

译同治丙寅年（一八六六年）七月初一日

◎广释名（清张金吾）

阅读《广释名》，共两卷，是嘉庆年间昭文人张金吾（字月霄）所撰写。该书弥补了刘成国《释名》的遗漏，专门采录刘氏以前及同时代各位儒者的著述，体例严谨，引证精审，确实是卓然的汉学著作。赵怀玉在序言中称赞它引用佚书多达一百二十种，对于保存亡佚文献有功，这确实是知情的言论。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中所刊刻的近代著作，像这本书这样的，屈指可数。

同治甲子年（一八六四年）二月初四日

◎骈雅（明朱谋�3）

阅读朱中尉《骈雅》中的《释训》一卷。朱中尉博览群书，他所著录的内容，贯通深奥冷僻之处，固然难以穷尽探索，但有时失之于泛泛杂乱。魏茂林为此书作《训纂》，搜罗剔抉，无所不查，尤其足以成为朱中尉的功臣，但其中仍有未尽之处。《骈雅》中重复收录《尔雅》的词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讥讽其重复引用、冗杂芜乱。但我认为，不只是《尔雅》，即使是《广雅》、《说文》、《玉篇》、《广韵》等，原本都是专为小学（文字音韵训�3之学）而设，都是人人必读的书，朱中尉既然意在搜集幽深隐僻的词语，如果另有同义的字，那么《说文》、《篇韵》等书，固然不妨连带收录。如果只是抄袭单篇文献，那么原书各自条理分明、清晰可见，无需再采录。《骈雅》既然以“雅”为名，《尔雅》、《广雅》中的字尤其不宜再重复列举。这是大体上可以议论的缺点。

至于其中的错误，仅以《释训》一门来说，如说“�3析�3昏”意为“备极”。查《广雅·释诂》，“�3辟�3析�3昏”等词意为“备极”。大概�3�3语多取双声叠韵的字，《广雅》自然将“�3辟�3析”归为一类，“�3昏�3�3”归为一类，所以《集韵》、《类篇》都引用《广雅》的“�3辟�3析”，朱氏错误地将“�3析�3昏”割裂归为一类。“边幅”意为“矜持”。查《后汉书》公孙述、马援两传，所说的“坐饰边幅”、“修饰边幅”，都是指修饰小节，大概是用布帛的边幅，比喻人威仪的末节，朱中尉解释为矜持，错了。说“商榷”、“扬榷”意为“大要”。查《文选》、《吴都赋》“商摧万俗”，注云：《广雅》曰，商，度也；摧，粗略也，意思是商度其大略。《蜀都赋》“请为左右扬摧而陈之”，注云：扬摧，粗略也。那么“摧”与“榷”字相通。“榷”有粗略的意思，“扬榷”可以解释为大要，“商榷”不可以解释为大要。我认为《吴都赋》中“商榷”的“榷”，应当解释为《汉书》中“榷�3”的“榷”。《汉书·武帝纪》说，初榷酒�3，如淳说：榷音较，是对的。（韦昭说以木渡水叫榷，《说文》�3榷水上横木所以渡者，这是“榷”字的本义，不能用来解释�3�3，颜师古采纳韦昭的说法，其说尤其迂曲不可从，�3�3是�3�3的借字。）《吴都赋》音“摧”为“角”，“角”与“榷”古音相同。“商摧”者，是说商度比较。其上句曰“判万士”，那么“商榷”两字也是平列使用。注解说商度其大略是错误的，说商�3为大要更是错误。说“乾没”意为“射成败”，这是依据《史记集解》服虔的说法。我认为“乾没”是竭泽入己的意思，所以史传多将隐�3称为乾没。张守节《正义》说，乾没是指没有润�3及之而取他人，他的说法对但不够明显，服虔的说法不可从。说“登来”意为“求得”，这是依据《公羊传注》，齐人把求得说成得来，写成登来，是因为其言大而急出口授。那么求得与来，是方言的偶然差异；写成登来，是词气的偶然不同，不能引用来作为训�3。（何休的说法本属附会，不可信。）说“咋�3”意为“俄顷”。查“咋�3”应当是“迮�3”。《公羊传》说，今若是迮而与季子国，注云：迮，起也，仓�3意。《说文》�3�3造二字相连。《左传》�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译寂寞罢了。寂漠即是寂寞的异体写法，本来没有彼此的区别，无需再列举。说“乃”是形容歌声的罗嗦旁喻，这尤其没有道理。“乃”是等乃方俗歌谣中的土音，并非歌声。况且这类字在乐府中所记载的，何止千百？如果一定要把它们都列入，那么吴地、巴渝等地的方言，写满纸张也难以穷尽，为何唯独列举这五种声音呢？

译同治癸亥年（一八六三）六月二十二日

◎骈雅训纂（清魏茂林）

阅读《骈雅训纂》。朱郁仪撰写《骈雅》七卷，颇为深奥广博。近来魏涤生观察为其作训纂，共十六卷，虽然未能达到极致的渊博，也称得上精审谨慎。其卷首辨析纠正《四库书目提要》的错误，以及《识语》一卷，尤其精深细密。涤生名茂林，福建人，由部郎官出任直隶通永河道。他所著还有吴玉缙《别雅辑证》四十卷，《国朝四十七科》、《同馆诗赋题解》十二卷，都已刊印发行。他的门生光州吴鞠生廉访称他还有《覃雅广腋天部类掖》、《天部二十九闻》等书，但我未曾见过。乾嘉年间考据之学极盛，朝廷官员大多能读书。像南昌彭文勤、南汇吴白华总宪、稷堂侍郎、萍乡刘金门宫保、平湖朱菽堂漕帅、歙县程春海侍郎、山阳汪文端、我们家乡的莫宝斋侍郎，这些公卿对于应制之学，都能探讨本源，所以虽然不能以经术显赫闻名，但穿着儒雅，维持朴学，这道统赖以不坠。涤生以及歙县鲍觉生侍郎、仁和金亚伯大理等人，著述斐然，都是后来兴起的人。再往下像萧山汤文端、宝应朱文定太宰、平湖徐辛庵少宰，也还知道看书。自从歙县吴县华阳相继掌权，不谈论学问，不爱惜人才；蒲城、滨州等人辅佐他们。而道光三十年间，在外手握兵权的人，大多是满洲的任子赀郎，提拔创建无人，弦诵之声于是断绝。再加上长洲黄县商城等人撑肠拄腹，讲章半卷，茫然张口，如坐云雾，上下空虚，混为一气，台省官员众多，都是原伯鲁的儿子了！寿阳、常熟，稍知学问，但廉洁谨慎以保全职位，闭门不出。伏腊满朝，貘豕尽起，流毒天下，可叹啊！

同治壬戌年（一八六二）十月二十八日

◎拾雅（清夏澹人）

购得高邮夏澹人（味堂）《拾雅》两帙。《拾雅》一书，一是补充《尔雅》所解释的未备之处，二是补充《广雅》所解释诂训的未详之处，（《尔雅》编补十九篇，《广雅》只补释诂、释言、释训三篇。）三是补充《尔雅》、《广雅》及《方言》、《小尔雅》所未解释的内容。前有澹人自序，颇为讥讽陆德明既补《尔雅》却不无遗漏；又《尔雅》用以解释六经之言，而陆德明间或收录《仓颉》、《说文》僻字，在典籍中无征验。其书原本为六卷，仿宋刻行。后来他的弟弟纪堂及其子齐林、云林为之作注，分为二十卷，刻于嘉庆庚辰年，世间罕见。

光绪丁丑年（一八七七）八月初五日

阅读《拾雅》，其书自称为详雅，然而有不必收录的内容。如《尔雅》已载“多草木曰岵，无草木曰屺”，而《诗经》、《毛传》作“山无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有无互误，前人多有辨析，而此书又收录“山无草木曰岵”二语，这是贪多。有误引的，如《诗经》“被之僮僮”，毛《传》“僮僮，竦敬也”。竦敬，是形容其被饰之高耸，僮僮，犹言隆隆也。竦敬与下文“被之祁祁”《传》“舒迟也”相对，其训义全在“竦”字。而此书说“僮僮，敬也”，不符合本义了。其注只引所出之书，不仅略无辨证，而且并不载所出书之注，尤为疏略。

八月初七日

◎恒言录（清钱大昕）

《恒言录》分吉语、人身、交际、毁誉、常语、单字、叠字、亲属称谓、仕宦、眩ㄙ、法禁、货财、俗仪、居处器用、饮食衣饰、文翰、方术、成语、俗谚有出等十九类，都标举方俗常语字，而引据子史说部诗文语录各书，证明其出处，大体与翟晴江《通俗编》相出入。阮文达之子常生及乌程张明经监又为补注所未备，前有常生序，说郑氏笺《诗》“愿言则嚏”曰，“俗人嚏曰人道我”。《注》礼“夏后氏以褐豆”曰，“齐人以无发为秃褐”，盖褐即髻，而嚏则今人犹然。自服子慎通俗之文不传，此道几于绝响，非先生孰克成之云云，其言可谓有据。

同治乙丑年（一八六五）三月十五日

◎通俗编（清翟灏）

夜晚已经非常疲倦，又苦于烦躁，于是阅读翟晴江《通俗编》以自遣。翟氏书共三十八卷，分三十八门，采取极博，下至稗官小说，无所不搜，而经史所有，反有遗漏者。如俗以鸡之种大者为大健头鸡，本于《尔雅》“未成鸡健”。俗以附和人为吃屁，本于《列子》“承公孙之余窍”。此类甚多，不可枚举。然而异闻琐事，足以资谈助，正俗谬，其俳优故事两门，尤可观也。此事始于王伯厚《困学纪闻》“俗语多有所本”一条，所载皆经史语。自后陶宗

译陶宗仪的《辍耕录》、杨慎的《丹铅总录》、胡应麟的《庄岳委谈》、郎瑛的《七修类稿》等书，大多喜欢考证民间俗事，逐渐接近小说。近代的儒者钱大昕（字竹汀）的《恒言录》专门考据经史诸子，不涉及琐碎的闲谈。赵翼（字云松）的《陔余丛考》偶尔记载乡里间的俗语，并加以考证佐证。翟氏的这部书介于钱、赵二人之间，虽然各自没有商量，但可以说是内容繁富、独树一帜了。

译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一月二十日

◎《文字蒙求》（清王筠）

阅读王虚舟的《文字蒙求》，全书共四卷，道光戊戌年，虚舟为其友人陈山嵋所作。选取《说文解字》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类两千多字，分类编纂，用来教导初学者，使他们认识造字的本源，作为阅读《说文解字》者的纲领。其解说务必简练扼要，多有不同于许慎之处，篆书也偶尔取用钟鼎文，体例非常好，心得很多，只是所说的内容也有牵强附会、支离破碎的地方。辛未年夏天，曾为友人有一本改订的本子，来不及抄录副本，今天又取出一本，略举几条，阐明其得失，善于领悟的人由此类推，思考就超过一半了。（第一卷象形分十四类，第二卷指事分九类，第三卷会意分二十一类，第四卷形声分四类。其解说象形多有令人解颐的论述，如日、月、水、鬼、鹿等字皆是，解说“字”应当横看像画水纹一样，尤为创见。第三卷字最多，多遵循许慎的释义。第四卷多有出入不严谨之处，大体都依据其《说文释例》。）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三月二十三日

◎《经典文字辨证》（清毕沅）

毕氏《经典文字辨证》五卷，最为简练明白通达，对后学有功。其序言详尽论述古今文字的正变，足以向上承接《说文解字》的序言，尤其不可不读。然而也有小错误，比如他说“胄”与“{申肉}”不能分析，“陕”与“陕”没有区别，（现在刻本及下注“宁”都作“挟”，大概是刻书人的错误。）句下自注说，“陕”字从“夹”，“夹”从“大”，从两人；“陕”字从“夹”，“夹”从“大”从“入”。按“陕”即俗字“狭隘”的“狭”，其字从“夹”，“夹”在“大部”，从“大”从两人左右相向，所以作“夹”形，以两人夹一大人为“夹”义。“陕”即今陕西的“陕”，其字从“夹”，“夹”在“夹部”，从“夹”象包裹物体的形状，即后出的“闪”字，“夹”即俗字“腋”，夹在里面的物体，所以作“夹”形。“入”既不是“人”也不是“入”，所谓指事也。自从隶书体为了通俗，所以变作“夹”，变“夹”作“夹”，以取容易区别。毕氏似乎还没有搞清其含义。又讥讽张有《复古编》以“苹”为“受”的别字，而不知道两字并存，然而“莩”实为俗字，因“受”变为“〇”，遂为“莩”，俗又造“殍”字。毕氏说古有“莩”字，不知何据？他的书也偶尔有错误。比如“天部”说“乔”（正）“幸”（通），凡从“幸”字都这样，又见“幸部”，“幸部”说“Ａ５”（正）“幸”（通），凡偏旁从“幸”都这样，又见“夭部”。按“夭部”的“乔”，是“觊幸”的“幸”，“幸”乃隶变。《牵》部首“牵”字训为“惊人”，读若“箭”，其字从“大”从“羊”。现在段注根据《五经文字》改作“卒”，从“大”从“丫”，“丫”即隶书“干”字，其说法很确切。现在从“辛”偏旁的字，如“Ａ６”等，隶书都作“幸”，于是与“彻幸”字混乱，所以俗又造“幸”字，而其声义自别。毕氏似乎误认为是一字了，这是千虑一失，不是小错误。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十月初二日

◎《六书转注说》（清夏圻）

阅读夏心伯的《六书转注说》。姚文田说，东南小学以戴震为大宗，然而以互训解释转注，实在违背了祭酒（许慎）的本旨。这本书反复辨证，迷雾一空。凡是某类的字都从某字，就是祭酒解释转注的例子，尤其直截了当等等，其推崇可谓到了极点。心伯自序说，这本书作于道光丙戌年，是其成书最早，所以文僖公还能见到它。他的书本于小徐（徐锴）的说法，以部为类，以每部的首字为建立类别的首字，而同部的其他字，就是同意相受，推演到五百四十部，没有不合的。上卷详细论述转注的含义，说戴氏以互训为转注，引用《尔雅》、《释诂》的例子；段氏坚守其师说，引用“初、哉、首、基”等字，都训为“始”来证明，不知道这是《尔雅》的例子，不是六书的例子。六书造自仓颉，训诂到周以后才有，不能用解经的意义，作为造字的宗旨。考察“老”训“老”、“考”训“考”之类，也是《说文》的注释例子，出于后人的推阐，如果造字的开始，建立“老”为类首，而“考、耆、耋、孝”等同意之字，都转相输受，归于一类，这叫做转注；不是先有“老”的训释而造“考”，先有“考”的训释而造“老”。又取戴氏“指事、象形、形声、会意”为体，“假借、转注”为用两句话，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都阐明一字之体，散而无统摄。转注则分别部居而有以贯穿之，假借则一字数用而有以通达之；转注者，自部首至部末，从而为经，假借者，一字为数字，衡而为纬。同意相受与会意不同，会意者，如“武”、“信”之类，合二体以成一字，而意仅及于一字；同意相受者，合一部之字，都从部首之意，文虽繁而意则一。考、老同部，与江、河、上、下同部不同。江、河各有谐声，所以叫形声；上、下就一字之体可识其意，所以叫指事。如果“考”字在“老”部，所谓建类一首；“考”字即训“老”，所谓同意相受。《说文解字》凡某之属皆从某

译这，就是取六书转注的条例作为分部依据，后人误以为是分部的训释，却不知道这都是许慎解释转注条例的内容。下卷逐一辨正宋代郑樵、张有、毛晃，元代杨桓、刘泰、周伯琦，明代赵古则、杨慎、赵宦光，本朝顾炎武，近代学者戴震、段玉裁、曹仁虎、戚学标，以及同时代的朱骏声（字丰芑，曾任黟县教谕。著有《说文通训定声》。咸丰初年，进献其书；被赐予国子监博士衔。）等各家论述转注的错误。说顾氏最通晓古音，却也沿袭张氏、杨氏的错误，把字有转音的当作转注，大概是因为考察不仔细。戴震知道顾氏的错误，却把互训当作转注，言论虽然接近道理，却大大扰乱了真相。段玉裁知道戴氏的错误，认为字必须部首相同、意义相合、读音相近的，才算是转注，这又混淆了转注与谐声。朱骏声把《说文》中“某与某同意”之类的字当作转注，这只是解得了“同意”二字，却没有理解“建类一首”及“相受”二字。书中都分条缕析，辨证极为详尽。关于六书的次第，应当依据《说文》以指事为第一，象形为第二。班固、郑樵、毛晃都把象形放在首位，小徐说六书起源于象形；没有形体可承载，有态势可见的，就是指事。不知道古人造字，必定从“一”开始，所以说“惟初太极，道立于一”。“一”是指事字，有了“一”之后，累百累千的字由此产生，所以指事字最少，而六书必定以它为首。有事而后有形，所以象形排在其次。这是尤为不可改变的理论。大概对于许氏之学，贯通周备，在所著书中，应当以此书为最了。

译将偏旁视为转注，这一观点由我们浙江许氏宗彦（心伯）首先阐发。心伯说，这本书写成八年之后，他在仪徵相国刊刻的《经解》中，看到许兵部有一篇《转注说》，其主旨与自己的观点相契合。他又从朱丰芑的《说文通训定声》中，见到引用江艮庭先生关于转注的一条论述，认为《说文》分部五百四十就是“建类”，始一终亥就是“一首”，凡是某类字都从某偏旁，就是“同意相受”；转注，就是转换其意义，注如同“挹彼注兹”的注等等，尤其能见出探求古义的心思，前后观点一致，因此将这两位先生的说法附录在序言之后。文末题写甲午夏月。心伯大概没有见到《监止水斋集》，而江氏的《说文》，原本没有流传的书本，他的说法自然是独自领悟。然而许氏解释形声字的宗旨，说江河是正确的，是以水为形，工、可分别为声，所以说“以事为名，取譬相成”；从水的是以事为名，从工、从可的是取譬相成。江河从水，就是部分偏旁的意义。推及考、耆、耋等字，则耂就是偏旁，就是部分，就是以事为名，也就是所谓的形。句至旨，就是取譬相成，也就是所谓的声。这样看来，根据江氏、许氏以及心伯的说法，岂不是将形声与转注混淆了吗？反复思考，才知道戴氏、段氏互训的说法终究确切不可改变。训诂虽然兴起于后世，但在造字之初，为什么既造了“老”字，又造了“考”字，这必定是先有训义存在了。戴氏朴学深思，段氏对许书用力尤其深厚，难道有这样大的义理，他们还没有思考到吗？可见乾嘉年间各位大儒，著述精密，没有可以再议论的了。心伯这本书，保存一种说法是可以的。如果想要以此来轻视前贤，怎么能够谨慎呢。

又阅读《读诗〇记》的大部分内容，这本书虽然以《集传》为主，攻击《小序》，但认为《序》虽然出自卫宏，其中也有古说，自然不可废弃，所持论调还算平允。又说马端临说郑伯到晋国，子展赋《将仲子》；郑伯宴请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国六卿饯别韩宣子，赋《野有蔓草》及《蹇裳》、《风雨》、《有女同车》、《箨兮》，这六首诗都是朱子斥为淫奔的，而当时却用于燕飨，由此知道六首诗应当如《序》所说等等。然而《序》认为《将仲子》是讽刺庄公，《有女同车》、《箨兮》都是讽刺忽，作为臣子，歌咏本国的讽刺诗，宣扬先君的恶行，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序》的不可信更加明显。又辨析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陈止斋讥讽考亭以千七百年女史的彤管，与三代的学校，作为淫奔的工具，私约的地方。然而毛公关于彤管的传注，没有见到成文，所说的彤管，也不过是御夕进退的法度，千七百年女史的话，不知指什么？以彤管为淫奔的工具，《集传》中并没有这四个字。况且淫奔的工具，究竟是什么工具？粗俗的谈论，实在不理解。郑玄解释城阙，认为是国人废弃正业，只喜欢登高，毛公所说的乘城而见阙就是这样。朱《传》说轻儇放恣，也是往来的样子。毛郑未曾将城关作为学校之地，朱子也没有偷期之所的话，论述都近于情理。其解释文义，也多推崇毛《传》及《说文》，在训诂名物方面，顿时详细确核足以供考证。所创新的解释，也时有可取之处。自序说道光癸巳年著此书，当时住在京师下斜街，寄居在老师通州白小山总宪家中，前面有总宪的一篇序。总宪是嘉庆己未年进士，出自文正阮文达门下，听说也是治经学的学者。总宪曾聘请心伯教导诸子，今天询问总宪的孙子恒孝廉，说心伯在其家任教时，曾用五色笔五次校勘《诗经》注疏，其用功之勤可想而知。子恒又说心伯以教官致富，积蓄达到五万金，然而立身品行不苟且。张文毅统帅安徽时，极其尊重礼遇他，所说的话必定听从，而未曾一次厕身军功，谋求议叙，足可记载。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二十五日

◎五经异义疏证（清陈寿祺）

阅读陈恭甫《五经异义疏证》。恭甫这本书，真是经义的渊薮，其中采证极广博，而不轻易下断语，尤为谨严。如明堂一事，追寻从汉到宋时汪容甫、孙渊如、阮仪徵各家，而不自立论，只载万中书世美说一以驳孙说之误。〇郊等义也是这样。大概古制既无确据，而诸家聚讼，纷如乱丝，论其违则各有依据，论其合则皆参杂臆见，所以罗列异同，以等待人们自己选择，这最可效法。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八月十七日

阅读《五经异义疏澄》。《左传》隐元年《正义》引许慎《五经异义戴礼》及《韩诗说》八尺为板，五板为堵，一堵为雉。板广二尺，积高五板为一丈。五堵为难，难长四丈。古《周礼》及《左氏》说，一上爵板，板广二尺，五板焉堵，一堵之墙，长丈高丈，三堵为难，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长者用其长，以度

译所谓“其高者用其高也”，是指以高度来计算。查考八尺为一板、五板为一堵、一堵为一雉的说法，这是陈述其长度的数值，所以下文说“雉长四丈”。板宽二尺、五板高为一丈的说法，是陈述其高度的数值。下文“五堵为一雉”这一句，其中“五堵”乃是“一丈”二字的讹误。因为雉的高度为一丈，各种说法都相同，唯独长度说法各异。

比如《戴礼》和《韩诗说》认为八尺为一板，一堵为一雉，那么雉的长度就是四丈。又如《古周礼》和《左氏》的说法，一丈为一板，三堵为一雉。（查考此处五板为一鸿堵，都是以纵向计算，让三堵墙构成一雉。实际上只是三板的长度，并非横向连接五板为一堵。）那么雉的长度就是三丈。

《诗·鸿雁传》说，一尺为一板，五板为一堵。《正义》说，五板为一堵，是说堆叠五块板，板宽二尺，所以《周礼》说一堵墙长一丈高一丈。《笺》说，《春秋传》说，五板为一堵，五堵为一雉，雉长三丈，那么板长六尺。查考郑玄引用《春秋传》，即《公羊传》定公十二年的传文。他说雉长三丈则板长六尺，也是以堵为纵向计算，五堵的长度，即五板的长度，五乘六得三丈。

何休《解诂》说，八尺叫板，堵总共四十尺，雉二百尺，这是五板为一堵，也以横向计算，五乘八得四丈，五乘四得二十丈，与其他说法都不符合。所以《鸿雁正义》引用郑玄驳斥《异义》说，《左氏簿》说郑庄公的弟弟段居住京城，祭仲说：都城超过百雉，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超过王城的三分之一，中等都城不超过五分之一，小都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都不符合制度，不是先王的制度。古代雉的制度，书传各自没有详细记载。现在根据《左氏》说郑伯的京城方圆五里，累积一千五百步。大都为王城的三分之一，就是五百步。五百步为一百雉，就知道一雉五步。五步按度量长三丈，那么雉长三丈。雉的度量，由此确定可知。这是郑玄以三丈为雉长的坚实依据。

杜预《左传集解》说：方丈叫堵，三堵叫雉，一雉的墙，长三丈，高一丈。《鸿雁正义》又引用王愆期《公羊注》说，诸儒都认为雉长三丈，堵长一丈，怀疑“五”字是讹误，应当是“三”。（查考这是说《公羊传》“五堵为一雉”一句，应当作“三堵”。）由此可见晋代儒者都知道五板为一堵是纵向计算，不是横向计算，三堵的长度，仍是三板的长度，不采纳何休的说法，只是都主张板长一丈，想要破除《公羊》的“五”字改为“三”。郑玄则不想改动文字，因此提出板长六尺的说法。

至于《鸿雁正义》又引用《周礼》说雉高一丈长二丈，其中“二”是“三”的讹误；引用《韩诗说》五堵为一雉，其中“五”也是“一”的讹误。它引用何休注《公羊》的话，都是冲远等人自己的说法。而近代辑录《五经异义》的人，于是误以为是许慎的文字，难道许慎会引用何休的注吗？陈奂《疏证》只引用隐元年《左传正义》的是正确的。孔广森《公羊通义》说应当以五堵来度量长度，三堵来度量高度，想要以《公羊》为主进行调和，接近于臆测。近代林惠常《三礼通释》说五板为一堵，计算一板应当长二尺，堵的高和宽各一丈，三堵为一雉以横向来说，尤其错误。

（《周礼·匠人》疏引《五经异义》说：《古周礼》说：天子城墙高七雉，角楼高九雉；公的城墙高五雉，角楼高七雉；侯伯的城墙高三雉，角楼高五雉；都城的城墙高度，都像子男的城墙高度。查考这足以作为雉高一丈的明显证据。陆佃《埤雅》说，雉鸟飞翔高度不超过一丈，长度不超过三丈，所以雉高一丈，长三丈。说法虽然巧妙，也并非没有道理。）

译光绪己卯年（一八七九）闰三月十五日

◎江氏小学书（清江有诰）

《诗经韵读》《群经韵读》《楚词韵读》《先秦韵读》《唐韵四声正》《谐声表》《入声表》附《等韵丛说》

收到沈子培的来信，将《江氏小学书》八种送来供我阅览，这是歙县人江晋三（有诰）所著。一是《诗经韵读》，二是《群经韵读》，三是《楚词韵读》，四是《先秦韵读》，五是《唐韵四声正》，六是《谐声表》，七是《入声表》，附《等韵丛说》，共八种。其中未刻印的还有《汉魏韵读》《唐韵再正》《唐韵更定部分》《廿一部韵谱》《说文六书录》《说文分韵谱》《说文质疑》《说文更定部分》《说文系传订讹》《经典正字》《隶书纠谬》十一种。书前有段玉裁的序言，以及江氏寄给段茂堂先生的一封信，寄给王石耀先生的两封信，王氏回复江氏的两封信，都是反复讨论古音分合的道理。又有凡例二十三则，古韵总论二十三则。江氏后来师从段氏，但他的学说有时与段氏不同。他的《唐韵四声正》开头载有祁门教官钱师康的一封信，说他是辛楣先生的孙子，大概也是潜心研究经韵的人。

光绪壬午年（一八八二）六月十九日

◎苍颉篇

将马氏所辑的《苍颉篇》与任氏的《小学钩沈本》、孙氏的岱南阁本互相参校。马氏的采录最为详密，而孙氏的最有条理。其中篇以下，依照《说文》的部首次序排列，便于查检，这是孙、马两家相同的地方。只是各书所引用的《苍颉篇》，既合并了赵高的《爰历》、胡母敬的《博学》，又合并了扬雄的《训纂》、贾鲂的《滂喜》，所以有时称为《三苍》，也称《五苍》；而杜林的训故、张揖的训诂、郭璞的解诂，也都无法分辨清楚。任氏在《仓颉篇》下附列《仓颉训诂》、《仓颉解诂》各几条，固然显得累赘；马氏既然说不能分别，所以在《仓颉篇》开篇一并题上《爰历》《博学》《训纂》《滂喜》等篇名，又罗列张揖的训诂、郭璞的解诂于下方，再另外辑录扬雄的《训纂篇》、杜林的《仓颉训诂》及《三苍》各为一卷，出入纷杂，反而扰乱视听，不如孙氏的合并为一。

光绪乙亥年（一八七五）正月十四日

◎说文解字（汉许慎）

阅读《说文》。洪颐煊说《说文》字下有的标注“阙”字，大概是二徐校订时所缺，并非许氏原文。按他的说法很正确。比如“借”字的“〇”，是六书之一，这是其音义不容不详的，而《说文》将其归入“又”部，注曰“阙”，可知并非叔重旧本如此。

许氏对“大”字和“人”字都分为两部，因为偏旁所从有籀文和古文的差别。至于“白”和“同”字，仅省一笔，也分为两部，《玉篇》将“大”字合为一部，段氏讥讽它导致古籀偏旁混乱不分。我认为《玉篇》实为六朝俗学，比如《说文》白部的“者”字，从白从声，古文作“旅”，而《玉篇》将其归入老部，与“耆”“耋”等字同类，但“者”从老，是什么意思呢？吕氏之书时代不算晚，尚存古义，所以尊崇信奉它，不知道吕氏当时，不过是顺从俗见的书罢了。（《玉篇》既被唐孙强改窜，而宋人又增益混乱，吕氏的真本，也已不可得见了。然而如“者”入老部，必定是原本如此。）

同治丙寅年（一八六六）二月初七日

《说文》：“衤龙，绔〇也。”《方言》：“〇，齐鲁之间谓之衤蹇，或谓之衤龙。”郭璞注：“今俗呼〇〇为衤龙，这就是现在妇女的脚拢了。”“缎”字见于《急就章》。近代人因《说文》无此字，用“段”字代替。然而“段”字《说文》自训为“椎击物”。“缎”出自史游之书，不能说不是古字。其意义虽然与现在所谓的“缎”不同，但大概是组钏之类，与其用“〇段”，何如用“〇缎”呢？

《说文》一书，古人造字的本意，借此得以窥见，它对后学的功劳，固然不可胜言。然而经典中的假借，相承已久，从宜从俗，是古代训诂所昭示的，只要心里明白其意就可以了。我的朋友陈珊士、孙莲士两位先生都精通《说文》，常将隐僻的文字用于笺札之中，我屡次规劝他们。试想许君亲手撰写此书，依据他的书，“象似”的“象”应作“像”，而许君称“象形”者皆仍作“象”；“减省”的“省”应作“浩”或“〇省”，而许君称“从某省”者皆仍作“省”；“重叠”的“重”应作“缍”（多部“多缍也”，系部“缍增益也”），而许君称“重文”者皆仍作“重”。可知祭酒只是向人展示书契的道理，未曾完全强迫人改变习惯。后人读书，喜好惊骇世俗耳目，这是好古的癖好。

三月二十五日

《说文》竹部：“笠，可以收绳者也，从竹象形。”又说：“互，笠或省；”而木部“极，楷梭也”。

译“互”字，从木，互声。那么“互”就不应当是“笪”的异体字了。“亘”字，从心在二之间；而“竟”字，从木，声。又说，“竟”的古文写法，那么它本来是从“竟”，不应当说成是心在二之间了。大概“互”的意思是呼叫、交错；“竟”的意思是终了。（“互”从二从木，“竟”从二从木，都是会意字。）这些字都是古代已有的字，本应与“亘”、“亟”等字同在二部。而竹部中绞绳的器具叫“笠”，木部中的“竟”，都是由“互”孳生出来的。“恒”字也是从“互”孳生出来的，应当归入心部。现在《说文解字》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后人的窜改混乱所致。而系部中的“索”，也应当从“互”，与“竟”字的偏旁，都是转写者错误地多写了一个“心”字罢了。

译《说文解字》口部：“名”，自我命名。由口、夕组成，夕表示昏暗。昏暗之中互相看不见，所以用口来自我命名。按：“名”字从“夕”，实在难以解释。用昏暗来转训，也极为迂曲晦涩。我怀疑“名”字原本是从“卩”，“卩”表示信守，也表示制约。古人顾名思义，所以“名”是人用来作为信守的依据。孔子说：“必定要端正名分”，名分对于人，是用来制约的。《礼记》说：“先王用谥号来尊崇名分，用节度来统一恩惠”，活着有名分，死后改变名分叫做谥号，它们的道理是一致的。“卩”的篆书字体，与“夕”相似，所以错误地扩展为从“夕”。现在经传中的“卩”都写作“节”，这是竹节字的“节”造成的。名从“卩”，与“命”字意义相同。“命”从“令”，“令”从“卩”。许慎说“名”是自我命名，其意义也可以推知了。后面所说的云云，怀疑不是许慎的本意。

七月初一日

《说文解字》弓部：“羿”，帝喾的射官，夏朝少康灭掉了他。又羽部：“羿”，也是古代诸侯，一说为射师。又邑部：“穷”，夏后时的诸侯夷羿的国家。按：“羿”和“羿”原本是一个字，从“羽”就像从“弓”一样。而帝喾的射官羿，就是尧时所说的射落十日、杀死窫窳、斩断九婴、射杀河伯的人，《论语》中所称的羿善于射箭，孟子中所称的逢蒙向羿学习射箭，都是这个人。羿被逢蒙所杀，所以南宫适说他没有得到善终。荡舟的募，就是《尚书·益稷》中所说的“无若丹朱傲”的“傲”。陆德明《经典释文》在《益稷》文中说“傲”一作“异”。古人评论人物，必定是时代和地点相符合，南宫正因为羿与禹、稷同时代，都是尧的臣子，所以选取他来衡量，必定不是夏朝相时的羿浇。注释《论语》的人看到羿的名字偶然相同，而且浇的读音也相近，于是误认为是夏朝时的羿浇。不知道《左传》所记载的有穷国的事情非常详细，并没有浇能荡舟的说法。（《竹书纪年》和《楚辞》虽然都有浇覆灭船只、消灭斟灌国的说法，但是《楚辞》所述大多荒诞，《竹书纪年》出自晋代，大概是影射迎合《论语》和《楚辞》而编造此言，并非事实。况且《论语》所说的荡舟与善射相比，大概是说募善于使用水军，正因为他力气大能出奇招，即使在水少的地方也能纵横自如，所以书上说他没有水也能行舟。并不是覆灭敌船的意味。我曾经说古代的羿与蚩尤，都是神力超群的人才。起初都在帝室立功，后来依仗自己的勇力，最终招致灭亡。所以谈论五种兵器的人本源于蚩尤，谈论射箭的人本源于羿，谈论水军的人本源于募，大概那时刚刚制造弓箭和船只，其用途还不广泛，羿和募以奇杰之才成为帝王的臣子，能充分发挥其利，所以南宫适认为他们不如禹和稷致力于亲身耕种。）况且羿是被寒浞及其家众所杀，不是被逢蒙所杀。羿和浇都是乱贼，不容诛杀，怎么能只说他们没有得到善终，尤其不能用崇尚武力而不崇尚道德来概括他们。所以许慎在“募”字下引用《论语》说“募善于射箭”，在“穷”字下说“夏后时的诸侯夷羿的国家”，区分得非常清楚。而在“羿”字下说“也是古代诸侯”，是指夏朝的有穷国君羿；说“一曰射师”，是指一种说法认为羿就是帝喾射官的羿，大概许慎自序称《论语》都是古文，那么他所见的《论语》写作“羿”是古字，而使用“羿”也可以通假。帝喾及尧时的羿是射官，未曾做过诸侯。夏时的羿是有穷国君，未曾做过射官。凡是《山海经》、《归藏》、《楚辞》、《庄子》、《淮南子》中所称的羿，都是尧时的羿。尧时的羿，大概像稷与共工一样，就是用他的官名来称呼他。夏时的羿，是名字偶然相同，而后人附会。自从贾逵说羿的祖先世代担任先王的射官，于是郭璞就认为后羿仰慕羿的射箭，所以取这个名号。孔颖达则认为羿是善于射箭的称号，不是人的名字，所以尧时和夏时都有羿，不知道后羿的名字是什么。郑樵则认为羿必定是太康时的人，以射箭得名；尧时也有善于射箭的人，世人误以为是羿。郭璞、孔颖达都望文生义，毫无实据，郑樵更是无知妄言。能够分析说明的，许慎之后，吴斗南辨析得最明白。有人怀疑许慎在“羿”字下说“夏少康灭掉了他”，似乎也是采纳世代担任虞夏射官的说法。不知道这五个字，大概是后人掺入的。既然说是帝喾的射官，那么羿就不是诸侯国名，也不是氏族名，怎么能说少康灭掉了他？况且即使按照他的说法，夏朝的羿是被寒浞所灭，少康只灭了浇和殪，所以《左传》说“于是灭掉了过国和戈国，恢复了禹的功绩”。寒浞已经不是少康所灭，何况羿呢？至于募不是浇，《说文解字》也非常明白。夂部“异”字下说：“《虞书》说‘若丹朱异’，读音如同‘傲’。《论语》说‘募荡舟’”，这证明《论语》中的募与丹朱同时代，不是浇，显而易见。（近代新化人邹叔绩引用《管子》中“若敖之在尧也”，《庄子》中“尧伐丛胃敖”，又说“尧攻宗脍胃敖国为虚厉”，认为就是《虞书》中的“傲”，《论语》中的“募”。这是对的。）金坛段玉裁注释许慎的书，最为精妙，而在“羿”和“羿”上，他认为夏时的夷羿是帝喾射官的后裔，在“募”和“浇”（《说文解字》“殪”字下引用《左传》“生敖及殪”）上，他认为是一个人，可以说是明白中有不明之处。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七月十三日

订正《说文解字》“若”字三个义项。艸部“若”：择菜。若由口、又组成，古文应当写作“艾”，由又择草，“又”就是手，古代表示左右的字只写作“又”。《毛诗》中“左右采之”，“采”应当写作“若”。（采纳吴树声的说法。）

译许君在“下”字之下引用《诗经》，应当原本是在“若”字之下。《玉篇》引作“毛见”，这是三家诗的异文，“毛见”的训释也是“择”的意思。《经典释文》说“若”的古文是“轰”，“聂”的籀文是“１”，其下部从“又”和“口”，就是“右”字。（参考采用了毕沅、席世昌、王筠的说法。）

译“丌”部中的“远”字，应当是《左传》中古文“遒人”作为“证人”的写法，此处的解说，应当作“证记”来理解。《春秋传》说：“证人摇动木铎在道路上巡行，记录《诗》中的言辞。”“证记”以“声”作为训释，“证”字从“定”，象征其巡行视察的意义。所以《汉书·食货志》中写作“行人”。“迈”字从“丌”，象征其自下向上进献的意义。记录《诗》的言辞，是许慎解释《左传》的话。“遒”是“蝤”的假借字，刘歆所说的“轩车使者”，扬雄所说的“辅轩之使”，这是因为采集风俗的使者有乘坐蝤轩车的，所以称为“蝤人”。因为读音相近，也假借“迪”字来表示，伪书于是改作“遒人”，后人反而依据伪书来修改《左传》，进而又修改《说文解字》。其中文字又有脱落，于是许慎的书开始难以读懂了。（《玉篇》说，“证”现在写作“记”，已经不知道“迈”字的意义了。然而如果把“迈”当作古“记”字，那么古文字和古训释，还是可以推究得到的。）

“女”部中的“娄”字，应当是《易经》中“离卦”的本字，由“毋”和“中女”组成。“毋”是古代“贯”字，象征其中间空虚的样子，“中女”是卦位。籀文由“儿”和“中女”组成，“儿”就是“申”字，（古代“神”字写作“礼”，也是“申”的变体。）“儿”代表坤卦，说明它是坤卦中的中女，古文由“因”和“女”组成。“因”象征其空虚明亮的样子。现在的解说误作从“毋”，大概不是许慎原来的写法。段玉裁知道“中女”是取自《离》卦，却没有领悟其中的意义。孔子说：“离就是丽”，原本应当写作“娄就是丽”。“娄”和“丽”双声为训。离、娄、丽、娄，都取空虚明亮的意义。“离”本是鸟名，许慎只解释为“离黄仓庚”，完全与卦义无关。《巽卦》的字写作“巽”，不写作“巽”，幸好许慎在“丌”部中明确说明了。“娄”字下面没有说明，世人于是都不认识了。惠栋知道卦字不应当写作“离”而改为从“离”，“离”是山神，也与卦义相去甚远。段玉裁说仓颉制定八卦的字，坤、巽都是特造的，其余都取音义相同的字。然而乾、震、艮、坎、兑，本来都与卦义、卦德相合，唯独“离”是假借而没有意义。所以知道“娄”是卦的本字无疑。

同治辛未年（一八七一年）十月初一日

《说文解字》中没有“别”字，段玉裁依据《诗经·采薇》的《释文正义》补入弓部，解释为“弓很戾不调”，意思是弓非常乖戾不调和。查《采薇》中有“象弭”，《传》说：“象弭是弓反曲的末端。”郑玄《笺》说：“弭是弓反曲末端别戾的地方，用象骨制作。”《释文》引用《埤苍》说：“别是弓末端反曲乖戾的地方。”《正义》说象弭是弓反曲末端别戾的地方，用象骨制作。又引用《尔雅》说：弓有边缘的称为弓，没有边缘的称为弭。孙炎说：有边缘的用绳索束缚，没有边缘的不以绳索束缚，用骨头装饰两头。那么“弭”是弓梢的名称，用象骨作为末端，松弛时就会反曲，所以说象弭是弓反曲的末端。综合考察郑玄和陆德明、孔颖达的说法，那么“别”本身就是弓末端反曲处的名称，那个地方装饰以象骨，就称为象弭，并不是乖戾不调的名称。大概“别”和“弭”就是“辟呀”罢了，都是叠韵字。郑玄注释“辟呀”是倾头说话，也是折曲的意思。《玉篇》、《广韵》中“别”都写作“弥”，又写作“弩”，解释为弓戾，都不是本义。弓的矫枉乖戾，自然应当用“弗”字，“弗”就是“拂”，从弓，“丿”表示向右乖戾，“丿”表示向左乖戾，所以从弓、八会意。《说文解字》认为“弗”从弓，说从“韦”省，恐怕不对。

《汉书·五行志》说：“当时就有下体生在上体的病。”颜师古说：“病音阿。”又说：“灾害波及人称为疴。”《五行志》从汉到隋都有“人苛”一门。查《说文解字》：“疴，病也”，引用《五行传》说：“当时就有口疴。”现在传本的《尚书大传》卷三《鸿范五行传》说：“当时就有口舌之疴”，又说：“当时就有下体生在上体之疴”，郑玄《注》：“疴，病也”，字都写作“疴”。《玉篇》说“疴”同“疴”，是以“疴”为正字。《广韵》在“こ”下注说，也写作“疴”，则又以“疴”为正字。大徐本《说文解字》在“广”下说：“倚也”；小徐本作“疴也”。班固的《汉书》多用古字，怀疑《说文解字》原本作“こ”，或者作“疴”罢了。《集韵》中“疴”和“こ”并列，下面引用《说文解字》“病也”，或者从“阿”，这是《说文解字》并有“雨”字的明证。

《广川书跋》引用《说文解字》：“枝音奇，木别生也。”查《说文解字》没有“枝”字。《玉篇》支部：“帔，巨宜切，杖也。”《广韵》五支：“渠羁切，枝木别生也”，“枝”字同上。古代“岐”和“枝”字只写作“岐”，而且“枝”字从木从支，已经包含别生的意义，所以《说文解字》在“枝”下说“木别生条也”，它不应当另有“枝”字是很明显的。“枝”字从束从支，已经繁复无义，《玉篇》将其归入支部，就更是谬误了。其中从“市”的，束应当是“韦”，字形错误。“字”隶变作“市”，“字”隶变作“韦”，于是也与“市”混乱，所以“梯果”的“柿”，现在写作“柿”了。

光绪乙亥年（一八七五年）三月十九日

《说文解字》目部中的“〇”、“冒”、“暗”、“肾”三个字，都是后出的俗字，不是许慎书中原有的。“曰”部中的“冒”，冢而前也，冢冒者必氏目视。《尚书·君奭》：“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本与上文“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文义一致。“冒”都是“懋”的假借，也就是“勖”的省借字。所以《释

译《文》引马本作“勖”，而《说文》却说：“〇冒，氐目视也”，并引用《周书》中的“武王惟〇冒”。这必定是浅薄之人见到《尚书》经文中有写作“〇冒”的，于是窜入《说文》。王鸣盛、段玉裁便以“〇冒”为孔壁真古文，王氏认为武王尊崇礼敬贤臣，不敢高视，这就荒谬到极点了。“〇”，是演目之貌，从穴中目；而又有“〇〇”，说是目突之貌，从目，〇。“叹”，是棺目。从目叉，这就是“{穴乙}”字。只有“{穴乙}”目专用“叹”，从爪目会意。而又有“晤”，说是短深目之貌，从目，叹声。都读乌括切。短深既近于不通，况且已有“育”训为深目，为何要如此重复？后儒认为“暮”由两个“日”组成，遗憾有二心，说《说文》没有这个俗字。然而许慎书中两字相同的，不可胜数，比如日部的“阳”，也是两个“日”。但绝没有在同一部首中，另造一字，即以此字为声义的。“〇〇”的训释与“宵”没有区别，而说从目，〇、３又与４同音，许慎的书万无此体例。况且“〇〇”既音恤，而从育为义；假如许慎果真有此字，也应当像帅部因有“薅”从“蓐”，而另立“蓐”部，廴部因有“延”从“迪”，而另立“延”部的例子一样，更为“育”字另立部首了。

译光绪乙酉年（一八八五）正月初七日

偶然与子弟讨论《说文解字》中“史”字古文的含义，记录在此，足以作为研究小学（文字学）者的一个帮助。“手”部中的“握”字，意为手持，从手，屋声，古文作“握”，这是大徐本（徐铉本）的说法；小徐本（徐锴本）则作“奉”。按：这其实就是“奉”字。“奉”字从“至”、从“手”，既然从“至”，又从“手”，显得繁复而无意义，这大概是后出的字。“至”是“之”的小变体，并非“帅”或“蔡”的字。将“之”字连写，所以小徐本仍从“至”，意为物体到来而手持它，也省去了“屋”的声旁。“奉”字轻读为扶陇切，重读为步奉切，俗写的“捧”字，就是“奉”的重读音。“奉”与“屋”是一声之转，古人将“握”与“奉”视为同一个字，而“奉”是从“至”不从“手”的。

“民”字，意为众庶（毛本作“氓”），从古文“民”的字形。史字古文作“民”。按：“史”字从“少”、从“女”，“女”是“女”的古文，许慎在“女”部中说“娄”，古文作“女”，其下的“女”字正是这样写的。《汗简》中“女”作“女”，“母”作“母”，“毋”作“毋”，又引用《说文》说“妻”的古文作“女”，这是古“女”字无疑。“女”意为草木茂盛生长，“民”从“女”，就像“姓”从“女”一样。古代只有天子因出生而得姓，其下只有帝子及有功德的大臣才能被赐姓，所以“姓”从“女”从“生”，意思是只有神圣的母亲所生的才开始有姓；“民”是众庶萌生，所以从“女”从“甲”，就像草木繁茂生长一样。大徐本“史”作“史”，大概是从“母”的古文，小徐本作“史”，笔画稍有变化，而从“母”的字形更显眼。从“母”的，就是所谓的众人之母，与从“女”的意义是一样的。有人怀疑下面从“匕”，是古“化”字，从“人”到“人”，意为母亲所化生，这种说法也通。小篆作“民”，仍然沿用古字，而下面省略作“七”，大概是字形稍作变化，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从古文“民”的字形。至于“民”、“氓”，实际上是同一个字，后人重读它，因此加上“亡”作为声旁而写成“氓”。经典中使用“民”、“氓”二字没有不同的意义，“氓之蚩蚩”，就是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光绪己丑年（一八八九）六月二十五日

◎《说文系传》（南唐徐锴）

阅读《说文系传通释》。二徐（徐铉、徐锴）的学问，虽然未能弘奥精深，但家法谨严，通达而不放肆，对许氏（许慎）有功，不是虚名。

同治辛未年（一八七一）六月初七日

阅读《说文系传》所附的《部叙》、《通论》、《祛妄》、《类聚》、《疑义》等篇。李申耆（李兆洛）为此书作跋，说《通释》比起大徐本时常出新意，不如大徐本的醇正确切，其引书似乎都不检核原文，大概凭意思附会，也不如大徐本的通达敏锐。只是《通论》等篇，原本《说文》，旁推交通，致使研究精美，所以宋人重视《系传》。我看《通论》三卷，虽然言辞博辩，时常能有所发明，但穿凿附会的多，瑕瑜互见，其得失也正好与《通释》相似。《部叙》凭意思附会，强行贯通所不能贯通的，不如近儒段氏（段玉裁）的谨严简约，蒋氏（蒋和）的条理贯通。只有《祛妄》一篇，都是驳斥李阳冰的谬说，最为可取。《类聚》、《疑义》，也都对许氏有功。

六月初九日

◎《说文引经考》（清吴玉搢）

阅读吴山夫（吴玉搢）的《说文引经考》，其取证虽然比吴氏（吴大廷）的《说文古籀补》（此处原文“云蒸书”疑为误，或指另一吴氏著作，依语境推测为对比另一吴氏著作）更为广博，但对于许君（许慎）的义例，未能深知，误文窜语，无所辨别；又因为以原书为次序，不如吴氏分经为类，便于检寻。

光绪丁丑年（一八七七）五月初二日

◎《说文字原集注》（清蒋和）

阅读《说文字原集注》，共十六卷。乾隆年间蒋和撰写以进呈御览的。因袭元周伯温（周伯琦）《说文字原》的旧例，选取无阝部五百四十部首的字，集录篆隶各体以探究其正变，而后列出正篆、别义、辨异三条以分析其是非，虽然不够奥博，颇为谨严，也是小学的一个帮助。末尾附有《说文字原表》及《说》，本于小徐《说文》部叙的说法，说《说文》部居字义都次第相生，参伍错综，务必贯通其说，因此编次为表，自相统贯，固然未必尽得叔重（许慎）的宗旨，而用心也良苦了。此书成于五十二年四库馆告竣之后，所以未被收录。

同治乙丑年（一八六五）七月二十日

阅读蒋氏《说文字原集注》。该书兼收古文奇字，下逮隶楷，先系以字的正义，次以别义，又次以辨正，用力甚勤。（元人周伯琦有《说文字原》一卷，取五百四十部首的字增减易位，自为一书，蒋氏则一仍许氏之旧。）只是所据《说文》，尚是误本；又时常惑于周伯琦、杨桓诸人不根之说，所以多有舛背。

同治丙寅年（一八六六）四月初七日

阅读蒋和《说文字原集注》。他说汉碑中“虫”字都作“虫”，蛇是虫的一类，虺是蛇的一类。许君在“它”字下注曰“虫也”。上古草居患它，所以相问“无它乎”，这个“虫”字不当读作“虺”，古人草居不独患虺也，此说近是。与我向来所论“虫”、“烛”、“虫”、“它”四字义合。（见《说文隅得》。）

译同治戊辰年（一八六八年）闰四月十三日

◎《说文群经正宇》（清代邵瑛著）

译阅读哪氏的《说文群经正字》，得到《毕支》三卷。邵氏考证精审严谨，不强行牵强比附，而对于今字中因隶变而省略的部分，全都依据汉碑来阐明其来源，字的正体与俗体，相互参酌，界限分明。后人诋毁《说文》的人，只是见识浅薄庸俗罢了。只是他所列举的群经，不知道《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是伪作，这也是千虑中的一失。

同治癸亥年（一八六三）二月十九日

◎《说文解字注》（清段玉裁著）

夜间研读《说文》，段氏对这本书逐字剖析，简直已经无可挑剔，但书中从“〇”声的十个字，却唯独遵从大徐本的说法，认为“〇”不成字，都应当作从“露”省声，那么许慎的书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体例；况且“露”字下明确说“〇”象征回转的形状，下面又有“霭”的古文写法，那么“〇”是古文“霭”字就可以知道了。既然有“回”在中间的“霭”字，那么先有“回”字又可知了。近代遵义郑子尹补“〇”、“回”二字，认为都是古文的“露”字，这是对的，这是金坛段氏千虑中的一失。

同治乙丑年（一八六五）三月初一日

补注《说文》段注四件事。一是“夷”字，段氏引用玄应老人“寸哌衰”的说法，按“突”应当从“宀”从“泵”省。“宀”表示老人适宜居住在屋下，“爽”音范，爪皮包裹脑，人象征手臂，文为足。老人面部皱纹，所以皮包裹脑，这是用籀文来证明的。“甾”象征囟门有头发，“北”象征手臂，“人”象征小腿，“几”是床，老人适宜在床上，“安”适宜在屋下。“巛”象征有头发，“{一小}”象征突无头发，又用来证明亢人在屋下，窳为嫩人在屋下。（现在《说文》没有“窳”字，见于玄应所引。又在史部，训为脑盖，按下面既有手臂又有交叉，那么不仅指脑盖。）二是“岵”、“屺”字。段氏根据《毛传》“岵无草木，屺有草木”，认为许氏及《尔雅》、《释名》有误，说“岵”的意思是瓠落，“屺”的意思是菱滋。所以毛亨说父尚义，母尚恩。按尚义尚恩，都是针对章节末尾“犹来无止”、“犹来无弃”的句子而言的，疏解得很明白。“岵”是怙冒、怃的意思，“屺”是圮兹、眵的意思，这是孔冲远认为《毛传》传抄错误，无可怀疑。三是“七”字。段氏从小徐本在“七”下加“即易突字也”六字，而古文“七”下“即易突字”四字，认为惠氏改《易》“突”字为“七”是错误。按《释文》在“易”“突”字下说，旧又音汤骨，汤骨是字的读音。所说的旧，陆德明依据王弼本，那么旧是郑玄、荀爽所传的古文本，虽然不出“古及”字，但旧本中有作“七”的是无疑的。《玉篇》说，古文“七”今作“突”，那么尤古《易》作“七”，今《易》作“突”是明证。许慎先称《易》“突如其来”如及说解者，是说明经传借用的例子；后出古文字说即《易》“突”字者，是说明《易》古文本作“七”。四是“乱”字。段氏改“治也”为“不治也”。按下面又说从乙治之，那么已经接受治理了，怎么能还说“不治”？只有受部既有“罱”训治，此字音义都重复，而且乙也没有治的意思，怀疑这专门针对《论语》、《关睢》的“乱”字。乐歌将终，重理其乱曰乱，这是郑玄、《朱子论语注》及王叔师《楚辞注》、韦宏嗣《国语注》意思都相同，从乙者，象征其声音曲折而通达，气息阻滞而发出。

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九月十五日

读《说文段氏注》。心部对于惜、凄、恫、悲、恻、惜、憨、殷，都训为痛。段氏说：惜，是痛之深的；恫，是痛之专一的；悲，是痛之上腾的；各从其声而得之。现在请申述说：僭，是痛之深而如焚烧的；凄，是痛之入微而凄凉的；恫，是痛之专达而洞洞乎的；悲，是痛之舒长而不能已的；恻，是痛之直而迫的；惜，是痛之散而可宽藉的；愍，是痛之公而漫漫然的；殷，是痛之隐而不得泄的。（段氏说《诗》的“忧心殷殷”，谓忧之切的，也是这个意思。）至于忧则是愁心见于颜面，（本字作息，从页从心。）较痛为缓而弥久，怛则是憎之轻而澹澹的，怆则是伤之外见而仓皇的，都视痛稍次。愁是忧之结的，痛是悲之踊的，痛急而愁缓。形声非尽含义，而大率如此。

光绪庚辰年（一八八○）八月二十七日

◎《说文古籀疏证》（清庄述祖）

阅读庄葆琛《说文古籀疏证》，共六卷，是伯寅新刻的。庄氏《珍艺宦丛书》中仅刻《古文甲乙篇目例》，此本未成之〇，约存十之五六，奇零丛杂，全无首尾，伯寅嘱托元和管礼耕依原目整理。其书专取钟鼎古文以补《说文》，分甲至亥廿二部，以统诸部。其义多不可解，如甲部先以一、二、三、四、上、王、正、示诸部，是对的；而示下系以衣部，是什么说法？钟鼎多赝物，又传抚

译大多失去了真实含义，读者也大多凭主观臆断来解说，庄氏在条例中自己也说过，但依据这些想要纠正秦篆的错误，追究仓颉、史籀的遗漏，大体上支离破碎、荒诞不经，凭空捏造令人发笑。然而庄氏原本深通经学，思考勤奋而深入，他引经据典纷繁丰富，也常常能引人欢笑，千虑之中偶有得，未必没有对文字之学的裨益。

译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八月初五日

◎《说文拈字》（清王玉树）

阅读《说文拈字》共七卷，为王玉树所著。王玉树字松亭，陕西安康人，乾隆己酉年考中拔贡，曾任广东州判。第一卷为考经，选取《说文》中引用经书的字，用来考证当今经文的文字；第二卷为辨体，选取《说文》来辨析经籍中承袭、省改、增加字体方面的差异。第三卷为审音，考证音韵的流转以及古今通假的情况。第四卷为订误，纠正《汲古阁》妄改、《系传》失真的错误。第五卷为校附，考证大徐本新附的文字，辨析其得失。第六卷为正俗，针对当时俗体通行的字，驳斥其谬误。第七卷为序志，即本书的目录。每卷之前有序言，都采用骈文，以阐发全书的大旨，末尾各附有四韵的赞语，其后又附有补遗。卷前有伊秉绶、邱庭的序言，卷后有偃师段长基的跋文。此书成于嘉庆甲子年，当时尚未见到段玉裁、钱大昕、严可均、桂馥等学者的著作，所以所引用的资料自赵凡夫《长笺》之后，便无所称引，但其论证引据名通，抉剔细微，指摘瑕疵，大多与段玉裁的观点相合，也是一时杰出的人物。其中有用古人及近儒学说却不出具其名的地方，我曾随手翻阅到一页，在“同”字下注驳虞仲翔的说法，完全照搬王氏《尚书后案》、《顾命篇》的文字，一字未改。由此推想，此类抄袭必多，这是该书的一大弊病。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十月二十四日

阅读王松亭《说文拈字》，其中时常引用《惠定宇》及其老师董朴园的学说，大概是曾见过惠定宇手批的汲古阁本。

十月二十五日

阅读《说文拈字》。该书大半是剽窃他人成果，凡是《尚书》中所有的字，都直接抄录王氏《后案》，《易经》则多本惠氏《易述》，《诗经》则多本陈氏《稽古篇》，却都掩盖真相当作自己的学说，其余也不出《释文》、《汗简》、《六书故》、《复古编》、《丹铅录》等书。其中最可笑的是，如“枯”字下抄袭《后案》引用《释文》所载陆玑《疏》“篾可以为〇箱”，刻本都烂掉了“一箱”二字，《学海堂经解》本也作一黑块，《拈字》于是删去了“箱”字，不知道去查检《释文》来补正。又如“横”字下说古黉舍字只作“横”，因而引用《鲍昱传》“修起横舍”，又引用《儒林传》“游庠序横塾”，接着引用《后汉书》、《儒林传》“更修黉宇”等语，却不知道“游庠序横塾”即出自《后汉书》《儒林传论》，而《鲍昱传》也在《后汉书》中。其订正文字，往往与段玉裁、钱大昕等人相合，怀疑是已见到各家之书却一并讳言。只有校附一卷，折衷是非，颇多可取之处，足以与纽树玉《新附考》、毛奇龄《新附述谊》一同流传。

◎《席氏读说文记》（清席世昌）

阅读《席氏读说文记》，由常熟席世昌字予侃撰写，前有黄廷监序。予侃得到惠氏校勘的《说文》本并认为很好，想要推广其义例，作《说文疏证》，草创未成，中年去世。他的舅父张若云刻丛书，访求其遗稿，于是与娄东张铎将他所校《说文》中凡是细字密注的内容，都逐条抄录，连缀其文，先将《说文》本文逐条列举在前，其次列出疏解在下，仍分为十四卷。该书先列出疏证、补漏、纠误、异义四例；又说读书识别古字，其条例有七：曰省，曰借，曰通，曰转，曰异，曰谙，曰增。说字只有一个母，现在有两个母的，都是转写之误。只有“否”字在口部、不部两处出现，因为有两个母所以一并收录，这也是一个条例。又说省文有省母、省子两种体式，按一个字有两个母的，乃是后世附加增益的字。《说文》以小篆为主，所以所收也多有这种情况，并非全是传写之误。至于“否”字在口部，自然是重出，“否”以“不”为母，以“口”为子，怎么能说是两个母呢？况且字哪有有母而无子的？省母省子，也是小篆的条例，大篆所没有的。看《说文》中所载籀文多不省减，所以其字往往繁重，由此可知。又说许君所取，专用古文，不取小篆，那么他的论述尤其谬误。许慎明明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又明明说当时隶书，有“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之类，所以作此来解释谬误，怎么能说不用小篆？又说王弼的《周易》，杜预的《左传》，既然经过窜改，无异于伪书，应当与梅赜的《伪古文尚书》一概弃取，持论也未免过高。其间考证，也时常有疏失，如以“旋”字为“璇”的重文，而非“琼”的重文，却不知道“旋”实为“〇”的或体，有《文选注》可证，不能依据《玉篇》来补“璇”字。以“寥”为虚空义，说应当依据《文选》、《天台山赋注》补入，却不知道《说文》自有“瘤”字。以“铉”的古文当为“扃”，不当为“〇”，却不知道音扃者为“〇”，“〇”是用来举鼎的，从一声，篆文为“铉”；音密者为“孺”，“〇”是用来覆鼎的，从“〇”。“〇〇”本为两字，礼中的“扃密”，都是同音通借。

译（他）字。然而贯通古籍，深入探究形声，古义清晰明白，不容许一个字有出入，是汉学中卓越超群的人。所引用的只有惠氏的说法，而时常订正其中的错误。只引用了段氏校勘的一条，大概是因为当时金坛的注本以及严氏、钱氏等人的著作都还没有出版，而他的说法大多与这些著作暗中契合，虽然不如段氏那样广博深奥，但也没有段氏那种武断的毛病，确实是杰出而可以流传后世的。

译同治戊辰年（一八六八）十二月二十日

◎《说文答问疏证》（清代薛传均辑）

阅读《说文答问疏证》，这是甘泉人薛传均（字子韵）从钱大昕《潜研堂答问》中抄录出来的，其中论述《说文解字》的共有三百二十三条，加上疏证，分为六卷。钱大昕的义理依据精深，含蓄而不尽言，薛子韵参考众多典籍，大致以《说文解字》原书以及《经典释文》、《玉篇》、《广韵》为主，而一律用形声通假的方法来探求，多有发明，对文字之学大有裨益，偶尔订正钱大昕说法的错误，也还算不失谨慎严密。其中附载有十几条孙经世的案语，（孙经世，字济侯，号惕斋，福建惠安人，道光年间优贡生，著有《十三经正读定本》八十卷、《春秋例辨》八卷、《尔雅音疏》六卷、《孝经说》二卷、《夏小正说》一卷、《释文辨证》十四卷、《经传释词续编》八卷、《说文会通》十六卷、《韵学渊源》四卷、《诗韵订》二卷、《惕斋经说》六卷、《读经校语》四卷、《四书集解》十二卷、《周易本义发明》十二卷，又汇集古今治术本经术者编为《通经略》，未成书。又著《小学辑记》、《近思录附注》、《性理辑义》等书，最被陈侍郎用光所知，见于包慎伯所撰写的墓志铭。）此人对于文字之学非常精通。然而书首有平定人张瀛暹重刻此书的序言极力诋毁他，认为他是强作解人，浅陋到了极点。（张瀛暹即张石舟，后改名张穆。）所驳斥薛氏的几条，其言论也非常浅薄。张序又说此书是陈硕士侍郎督学浙江时才开始刻印的。原本是在道光十七年由张氏重刻的。

同治癸酉年（一八七三）十一月初八日

◎《说文引经考》（清代陈奂）

阅读陈氏《说文引经考》，共七卷，末尾附有《说文引经互异说》一卷。该书大体严谨，比吴云蒸的书更为详细，而且也不像吴玉捂那样泛泛杂乱。

光绪庚辰年（一八八○）正月二十八日

阅读陈孝廉《说文引经考证》，略微附注了几条。陈孝廉是嘉定人，一向以文字之学闻名。道光甲辰年，平湖徐惺庵侍郎（徐士芬）主持江南乡试，与陈孝廉向来相识，离开京城时以这次考试必定要录取陈君为己任。等到进入考场，以“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作为考题，寻找他的文章，榜文发出果然高中，一时传为佳话。他的文章曾在闱墨中刻印，训诂纷繁，是出色的佳作。

正月二十九日

◎《说文古本考》（清代沈涛）

阅读沈匏庐《说文古本考》共十四卷，没有刻本。近来有人从他儿子沈芙江那里抄得，尚无序例，说他的稿本已经修改了七次。该书采集唐宋人所引用的《说文》来证明二徐本（徐锴、徐铉）的错误，也有认为二徐正确而所引非是的情况，采集极为广博，折衷详尽审慎，对许慎之书极有功绩，学者不可不读。

光绪戊寅年（一八七八）十二月十六日

◎《说文通训定声》（清代朱骏声）

阅读朱丰芑《说文通训定声》，选取《说文》中的字，以声为经，以义为纬，分为十八部，始于“丰”，终于“壮”，引证广博，条例精密，让读者看一个字，就能明白古音古义，通假正别，本末了然，确实是不可缺少的书。其卷首的叙说凡例都非常好。又选取《说文》中得声的字，仿照周兴嗣《千字文》的体例，编为《声母千文》，尤其便于寻查诵读。只是他把许慎关于转注的解释视为错误，移用假借的令长来充当转注，另外选取朋来字来充当假借，虽然反复申明，论述极其详备，然而违背古义，终究恐怕意思过于通达而失之偏颇，不敢轻易相信。

同治甲子年（一八六四）二月十二日

◎《说文声订》（清代苗夔）

阅读苗夔《说文声订》，都是辨正二徐的错误，对于近时的各家，如段玉裁、严可均、姚文田，都多有诋斥。他论声音也偶尔有细微的领悟，如说“昏”应当从“民”，不从“氐”省，汉碑可以作证。“农”应当从“囱”，“囱”也表声，意思是农忙及时，不应当从“囟”。“𩫖”应当从“卤”省，“卤”也表声，也不应当从“肉”。“口”部既有“否”，“不”部的“否”应当作“𠙴”，从“不”、“𠙴”声，《诗经》中的“鄂𠙴”字应当作“𠙴”。郑玄《笺》中的“拊”，《释文》中的“跗”，《集韵》十虞中的“不及环”，都是“𠙴”字，《汉司农》、《刘夫人碑》中有“𠙴”字。这类一知半解，不无可取之处。而他喜欢标新立异，任意妄改，夸耀自己，辱骂他人，多武断之谈，有固守旧学的习气。可笑的是，他说“牡”从“尧”省声，不从“土”；“𧴪”从“占”声，不从“古”；痛诋段玉裁古音“𧴪”双声支真合韵的说法；这说明他对古音还非常茫然。至于说古代没有戈、麻之音，其来源始于西域，那真是妄人之言了。苗夔所著还有《说文声例》等书。

同治辛未年（一八七一）十月初四日

◎《说文句读》（清代王筠）

整天阅读王伯友《说文句读》。王氏对这本书剖析极为精当，采证尤其广博，然而喜欢改动原文，多有增减，甚至有毫无确凿依据而竟然

译删削篆文的做法，比金坛人（段玉裁）更为严重。他所作的注释大致以段玉裁、桂馥两家的观点为根本，同时也兼采严可均、王煦的说法，可惜还未能汇聚各家的长处。

译同治辛未年（一八七一年）十月初五日

阅读《说文句读》。这本书概括得严谨周密，而其精微的论述大多本于段玉裁，那些擅自改动之处，则比段玉裁更为严重。对于篆体有增改的地方，加方框以标识，还可以接受；对于《说解》有增改的地方，篆文也加方框，就不符合体例了。每卷开头题写“相国寿阳祁夫子鉴定”，尤其接近于市井书肆中迂腐学究的书。

光绪乙酉年（一八八五年）正月初九日

◎《说文释例》（清·王筠）

阅读王贯山（王筠）的《说文释例》共二十卷。第一卷，首篇为《六书总说》，次篇为指事，分正例一，变例八。第二卷为象形，分正例一而其类五，变例十。第三卷首篇为形声，次篇为亦声，（注曰，这是形声会意中的变例。）次篇为省声，（注曰，这是形声的变例，兼有会意的变例。）次篇为一全一省，（注曰，这也属于形声之类，但芜杂不足以作为变例。）次篇为两借，（注曰，这是省声的变例。）次篇为以双声字为声，次篇为一字数音。第四卷首篇为形声之失，（注曰，也芜杂不足以作为变例。）次篇为会意，分正例三，变例十二。次篇为转注。第五卷首篇为假借，次篇为文饰，次篇为籀文，好重叠，次篇为或体，次篇为俗体。第六卷为同部重文。第七卷为异部重文。第八卷首篇为分别文累增字，（注曰，这也属于形声变例。）次篇为叠文同异，（注曰，也属于会意正例。）次篇为体同音义异，次篇为互从。第九卷首篇为展转相从，次篇为母从子，次篇为《说文》与经典互易字，次篇为列文次第，次篇为列文变例。第十卷首篇为《说文》正解，（注曰，以下皆论说解。）次篇为说解变例，次篇为一曰。第十一卷首篇为非字者不出于说解，（王氏称半意半形者，是象形的变例；半意半事者，是指事的变格。许慎的体例，对于字中有半形或半事的，说解中直接说象某，或直接解释其文，不再说从某，以免让人怀疑是字。今本多有仍说从某的，乃是传抄之误。其中没有这个字的，人们还容易明白；其中有这个字而非从该字的，如“谷”字并非从“怂”之类，如果说从“怂”，那么人们就会怀疑即是“怂”字了。）次篇为同意，次篇为阙，次篇为读若直指，次篇为读若本义，次篇为读同，次篇为读若引经。第十二卷首篇为读若引谚，次篇为声读同字，次篇为双声叠韵，次篇为搅文，次篇为衍文。第十三卷为误字，为补篆。第十四卷为删篆，次篇为逻篆，次篇为改篆，次篇为观文，次篇为纠徐，次篇为钞存。（这是抄录保存其癸未年冬天所作的《说文钞》十五卷中的部分。）第十五卷至第二十卷为存疑，都是辨析说解中可疑之处，而驳斥段注的内容附在其中。其前有道光丁酉年的自序，称许慎的书屡经窜改，不知原文尚存多少，大徐校定时，还有集书正副本、群臣家藏本，如果能够审慎而辨别清楚，或许还能保存千百中的一二，却反而用私意扰乱，如今本所谓“足”从“口”，“木”从“”，“鸟”“鹿”足相似从“匕”，如果不是后人所窜乱，那么许慎的志向就荒谬了。所以他的书勇于怀疑许慎，驳斥很多。其《六书总说》中有说，许慎的精神，与苍颉、籀、斯相通贯，所以能作《说文》，所引经典，姑且作为印证罢了。今人的精神，必定出于许慎之前，才能与许慎相通贯，而可以读《说文》，所读经典，也姑且作为印证罢了，他自视也过高，接近于宋人六经注我的说法。况且自称精神出于许慎之前，所以能读《说文》，那么许慎能作《说文》，其精神必定出于苍颉之前，这是王氏又远高于苍颉了。这是书生自尊的习气，尤其不可训导。然而他的书贯穿通达，深明体例，讲六书的人不可不观看。我在甲子年购买此书，索价银一两，用十千京钱得到它，现在则索价银五两了。

光绪丁丑年（一八七七一年）十月十八日

◎《说文义证》（清·桂馥）

夜晚偶然阅读桂氏的《说文义证》。这本书以引据浩博见长，至于正误发疑，则远不及段氏。王友谓分肌析理，桂氏尤为精者，大概是乡曲之见。现在就以“孪”字下为例，其注引《西京杂记》霍将军妻一产二子云云，又谯周《法训》一产二子者当以后生者为兄，言其先胎也云云，然而何休隐元年《公羊解诂》说，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这是眼前经注反而不引，这是阎百诗所说的考据不漏之难。（谯周以先胎为野人之凿语，君子不测暗。安知胎之先后也。不知此是周制，何氏非无本。）又“孟”字下引《礼纬》庶长称孟；（案出《礼含文嘉》。）《白虎通》适长称伯，庶长称孟；以及《容斋三笔》

译“孟”字只是表示排行最长、最前的称呼等等。按：“孟”与“伯”，在对比行文时或许有所区别，在散行文中则通用。《月令正义》说：《尚书·康诰》中提到“孟侯”，《书传》记载天子之子有十八位称为孟侯，他们都称“孟”，难道也都是庶出的长子吗？又按：《白虎通》称庶出的长子称“孟”，鲁国大夫孟氏就是例子。然而《公羊传》和《史记》都将庆父视为庄公的同母弟弟，（只有《左传》杜预注认为庆父是庄公庶出的哥哥。）所以庆父的后代称为仲孙氏，这说明“孟氏是庶出长子”的说法先前并不确切。又比如晋国赵氏的赵宣子、赵文子、赵简子、赵襄子，都称“赵孟”，而赵文子是晋景公姐姐庄姬的儿子，并非庶出长子，这是“孟”不一定指庶出的证据。《礼记》中的伯菜甫，《春秋》中的伯父、伯舅、伯氏，（《曲礼》称同姓诸侯为父，异姓诸侯为舅。）以及妇女称丈夫为伯，《诗经》中的“伯也执殳”、“自伯之东”，难道都是指正妻所生的长子吗？这是“伯”不一定指正妻所生之子的证据。桂氏也没有清晰地区分说明。（《左传》中称人的谥号如昭伯、惠伯、懿伯、戴伯、景伯、文伯之类，指不胜屈。却唯独没有称“孟”的。这尤其可以作为散行文不区分“孟”与“伯”的证据。）

译光绪丙子（一八七六）十二月初九日

桂馥《说文附记》说，《汉外黄令高彪碑》上写着“师事口口尉许公”，那空缺的地方应当是“故太”二字。许叔重担任太尉祭酒，所以称为太尉。高彪死于光和七年，正好与许公同时代。王昶说太尉是衙署的名称，就像现在官员隶属某部的，无论爵位大小，一概以某部来称呼。我认为这真是郢书燕说的谬论。汉代人称公，虽然有好几种情况，但大抵以三公为主，碑铭中的体例尤其严格。这空缺的地方确实是“故太”二字，查考熹平四年汝南人许训由司空升任太尉，碑上所称的许公，应当就是许训。无论以衙署名称来称呼人，汉代是没有的，直到六朝才开始有。比如王融官居宫中书郎而被称为王中书，何逐官居水部郎而被称为何水部，此前的如潘岳官居黄门郎而被称为黄门的，还是后人所追称的。到了唐代，李翰林、杜工部之类的称呼才渐渐增多，但也没有标举其长官名称作为称呼的。比如唐制郎中、员外郎都隶属于尚书省，所以官衔写为尚书某部郎中、尚书某部员外郎，但只可以称某部，不能称尚书。太尉本来就不是衙署的名称，从汉代到宋代，都作为官名使用。南北朝以上，太尉都可以设置属官，没听说其下属有冒用这个称呼的。况且现在也只有郎中、员外、主事称某部，尚书、郎官没有也混称为某部的。（自唐代以后，只有韩愈官居吏部侍郎而尚称韩吏部。）至于司务以下，就直接称司务，也不能称某部。王氏说无论爵位大小，这话也是错的。许君的事迹，既然已经缺失，幸好流传下《说文》一书，从而得知他历任太尉南阁祭酒，他的老师有贾侍中，他的儿子有许冲，为召陵公乘，这也稍微弥补了史书的缺漏，却一定要在尹珍之外，再寻求一位高弟，强行取一位《文苑传》中的县令来作为门墙的光宠，这是穷酸秀才的见识，而不知道其荒谬可笑。

同治壬甲（一八七二）五月初五日

这本书是遵义人郑珍字子尹所撰写的。根据经典中汉代以前训义明白，以及《玉篇》《切韵》、《广韵》《释文》、《集韵》、《类篇》等书所引用的《说文》形声完全恰当的字，而现今大徐本所没有的，断定是传抄遗漏，共得到一百六十五个字，分为上下两卷，又广泛查考金石碑版来证明。用力颇为勤勉，所持论议也通达明辨，而仍然谨守许氏家法，偶尔附载其子郑知同字伯更的说法。末尾附录一卷，也是郑知同所写，选取《说文》本书中的错字，以及二徐所增补的，下至《六经正误》、《尔雅翼》等书所错误引用的，共三百字，以说明《逸字》中不收录的原因。前有河间刘太守书年、独山莫孝廉友芝两篇序言，都是深通此学的人。刘序说贵州自从子尹才开始研究许郑之学，莫序说子尹是程春海侍郎的弟子，他的书刻于咸丰八年冬天，世间尚且罕见。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五月初八日

阅读郑子尹《说文逸字》，所补共一百六十五个字，其中颇有确凿的。然而他的毛病在于过于相信《玉篇》、《广韵》、《韵会》等书以及《释文》《文选注》所引用的，将其作为确凿依据。至于黍部补“<黍奄>”“<黍曷>”，部补“癞”字，这正犯了元朗“水族著鱼、飞禽安鸟”的讥讽。其儿部补“免”字说，子脱胞也，从二儿，（即人字。）上儿为母，下儿为子，从省，（为女阴。）认为这是妇人生育“挽”字的正字。无论《说文》自有“挽”字，训释为生子免身，不应重复出现，而其取义纤巧猥亵，也已经太过分了。况且仅根据《玉篇》儿部有“免”字，就编造此说，想要以此补许书，尤为无稽之谈。段氏补“免”于兔部，其说已属穿凿，子尹驳斥段氏的错误，而不知道自己迷惑得更厉害。许君自叙说原本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如今根据大徐本已多出七十八字，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如今大徐本已多出一百一十六字。安邱王昶拟根据原数来删减，而子尹想根据其他书来补遗，都是好古而又主观臆断的人。“免”字不见于许书，固然可疑，钱大昕说兔有免音，兔善于奔跑，所以引申之义为脱兔，其理也通，终究像是强为之说，终究不能以臆断决定属于哪一部的脱漏。

六月初九日

《说文管见》《古韵论》清胡秉虔撰

阅读胡伯敬《说文管见》及《古韵论》。《管见》所得甚浅，然而对初学者阅读《说文》有益处。《古韵论》也不过是叙述江、戴、段、孔四家的学说，互相印证，稍有补正。然而所举《诗经》用韵的几条，不免割裂牵强，强行顺从我。大概谈论古韵分合的人，想要用古书来证明，往往避讳那个而举这个，以相信自己的学说，即使是段、孔诸家，也时常有这种毛病。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七月二十七日

《唐本说文木部笺异》清莫

译友芝著）

独山莫友芝所著的《唐本说文》、《木部笺异》一册。木部从“祖”字到“褐”字，共一百八十八字，（连同重文。）相传是唐人的写本，篆书和楷书都很工整，间或有残缺。前面有宋代米友仁题写的“唐人书篆法《说文》六纸”，由臣米友仁鉴定并恭敬地跋写行楷十六字。（莫氏跋文说原纸接缝处有绍兴小玺。）后面又有宝庆初年四月三日妆池松题写的行楷十三字。（莫氏题跋说原纸题记左侧有俞松心昼及寿翁两方印章。俞松是嘉禾人，官职为承议郎。淳祐甲辰年著有《兰亭续考》的人。）莫友芝，道光辛卯年举人，因被推荐特诏任命为知县派往江南，但他没有赴任。这个本子是从黟县知县陕西人张仁发那里得到的，因此为之摹写重刻，并另外撰写了《笺异》一卷。其中与二徐（徐锴、徐铉）篆体不同的有五处，说解不同的有一百三十多处，而时常与段玉裁的注释暗合，足以看出金坛（段玉裁）的学问，不可随意妄议了。莫氏钩校细密，根据其中“桩”、“枢”、“恒”字缺笔，而“抑”字不缺笔，依据《开成石经》不避御名的例子，断定这是穆宗以后的人所书。仪征刘毓崧在跋文中说，古代没有不避御名的，这应当是元和十五年穆宗登基那年所书。又辨析了不避“虎”、“世”二字的原因，他的说法很有辩才。后面又有南汇张文虎、桐城方宗诚以及莫友芝的儿子莫彝孙共三篇跋文，都有所考证订正。这本书刻于同治甲子年之后，而那年冬天我在京城已经见过，没来得及买回。今天灯下，才开始略读一遍。

译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九月二十七日

◎《说文解字注匡谬》（清徐承庆）

《说文解字注匡谬》，由元和徐承庆谢山所著，旨在匡正金坛段玉裁注《说文》中的谬误。全书共四册，分为十五类。第一类是巧言辩说，破坏字形。例如将“皇”改为“皇”并说它从“白”；将“〇肉”改为“〇月”并说它从“月”；认为“即”就是“兆”字，删去“八也亦声”的训释，而说卜部的“兆”，都是后人所增；认为“镏”就是“刘”字，将其篆文改为“钙”，而说应当从小徐本因“勿讲田”的说法。以及将“毂”改为“墼”，将“德”改为“德”，将“荑”改为“{艹吊}”，将“栋”改为“栏”，将“本”改为“李”，将“末”改为“来”，将“改”改为“”，将“办”改为“刃”，将“锡”改为“〇”，将“矮”改为“馁”，将“晖”改为“晕”，将“卒”改为“卒”，将“魂”改为“{云鬼}”，将“词”改为“{司言}”，将“恬”改为“９”，将“懦”改为“〇Й”，将“愧”改为“伏”，将“继”改为“继”之类。第二类是主观武断，擅自更改正文，例如将“上”的古文改为“二”，而将“上”作为篆文；将“下”的古文改为“”，而将“下”作为篆文；将“吕”及“改牛”的说解改为“事也理也”，将“莺”的说解改为“乌有文章貌”，（按：段玉裁此处依据《毛传》，其说甚为辩驳。徐承庆认为古代有“莺”无“莺”，“莺”是后出字，《毛传》是随文释义。“莺”是鸟名，又指鸟羽的纹饰，所以鸟有纹饰的，也称“莺”。《说文》引用《尚书》，有称引其辞而非即上文说解之义的情况，这类例子很多。如“Ρ〇享〇彗”等字下引《诗》都与上解义不连贯，即是如此。徐承庆的说法比段玉裁更为通达。）将“读”的解改为“籀书也”，将“鞭”的解改为“欧也”，将“帚”的解改为“绕领也”，将“卧”的解改为“伏也”，将“发”的解改为“头上毛也”，（徐承庆认为原意并非根也，意旨甚深。）将“缢”的解改为“绞也”之类。又如隹部增入“魃”，（认为大徐本增入鬼部是错误的，而训释为如小熊肉。）肉部增入“胬”，（认为大徐本增入“鲎”是错误的，而训释为膏肥儿。）兔部增入“免”（案：段玉裁训“免”为“逸”，又说从兔不见足，其说穿凿。徐承庆引用钱大听的说法，认为兔有“免”音。《广雅》说兔即脱，《论衡》说免去皮肤，免与脱同义。《说文》无“免”字，“免”即“兔”也。兔善于逃失，借为脱免字，有两音而非两字。汉隶偶尔缺一笔，世人便将其区分为二字。其说明通。若如段玉裁解释，与“逸”下的训释有何不同？这足以订正段玉裁的失误。）之类。第三类是依据他书修改本书。（凡是其他书引用《说文》与本书不同的，不加审察，必定认为本书有误，改从他书。）第四类是以他书扰乱本书。（依据他书的不同意义修改原解，又黄公绍《韵会》所增易者，一概指为小徐原本而深为主张。）第五类是以臆测为得理。（如“苏桂荏也”，“苋苋菜也”之类。认为许慎原本篆文下又复写隶字，后人皆删之而或未尽。又如“蘧蘧麦也”之类，认为《说文》有三字一句的体例。）第六类是擅自修改古书以成就曲说。（如将“龋”下“齿不正也”改为“<齿取><齿禺>也”。将“耕”下“辎车也”改为“辎耕也”之类。认为凡字之联绵者，许慎都应当连文为训，因此一律改之。）第七类是提出异说，欺惑视听。（如“[B219]”字下说伏羲、文王作“[B219]”，孔子作“巽”，“[B219]”为卦名，“巽”为卦德之类。）第八类是敢于发表高论，轻侮道术。（如说“参”下“商星也”，当作“晋星也”之类。）第九类是似是而非。（如说“昏”字本不从“昏”，“字”本不从“产”，“文章”之“文”当作“形”，“芟萝”之“萝”当作“雉”，以及“岵山有草木也”当依《毛传》作“无”，“岵”之言“瓠落”也，“岵”有阳道，故以言父，“屺山无草木也”当依《毛传》作“有”，“屺”之言“ぼ滋”也，“屺”有阴道，故以言母之类。）第十类是不知阙疑。（如说“镇博压也”，“博”当作“簿”，“簿压”者，如今赌钱之有椿也。）第十一类是信所不当信。第十二类是疑所不必疑。第十三类是自相矛盾。第十四类是检阅废疏。第十五类是乖于体例。（如以所作音均表十七部之音，载入《说文注》中，每字下用大徐切音之后系以某部。）分条抉摘，段氏之书几无完肤，但也称其订正可依据者。篆文如“等”等二十四字，删去“谥肇踞”三字，增入“〇”字。说解如“晓〇”等六十一条，认为其孜索订定之功，卓尔可称。又诋毁其说转注用其师东原戴氏说之谬，且并诋毁其所作《古文尚书撰异》为伪书讼冤，而颇称其《六书音韵表》，谓此书作于中年，极为精窍，不似注《说文》时老将至而耄及之也。段氏之学，博综深思，本休甯之精而广之，或恃其独到，往往失之坚僻。其《说文》之注，宏通博奥，兼苞众经，纵横不穷，为孜名物训诂者之渊薮，非仅为功于无阝书也。其专辄自用，动事更易，诚亦乖训注之体，当时竹汀钱氏，已屡规其失。自后钮匪石等著书诋之者不一，然皆未甚其辞。徐

译氏人笃守无阝君的家法，不轻视南唐的徐锴、徐铉，义理依据确凿，尤其严谨。凡是所攻击之处，都切中其弊病。书中屡次称引钱少詹事的话，大概是竹汀的弟子，所以解说经书都有师承法度。只是必定分立名目，归类寻求其短处，并且多加恶毒的戏谑和讥讽，好像揭发诉讼时咬牙切齿的言辞，这是吴缜《纠谬》、陈耀文《正杨》的余习，著书的人应当深深引以为戒。

译同治丁卯年（一八六七年）八月初七日

阅读《段注匡谬》，其中也有过分穿凿附会而实际上无法驳倒段玉裁的地方。例如：玉部将“玉”改为“玉”，解释为“朽玉”；衣部在“诊”字上构拟为“玄服”；将“下颊毛也”的训释改为“须也”；将“竣”下“雇竣也”的训释改为“居也”；将“帚”篆改为“”，说它从“马”，系住其足；将“聊”篆改为“”，说它谐声从“得”；说“侮”的训释应当作“惕”，“惕”是轻慢的字，而“伤也”乃是字误；说“患”的训释应当作从“心”、“毋”（即现在的“贯”字）声，“串”就是“毋”字，而“心上贯吕”的说法不对；说“苞”下解释为“厅履”，就是《丧服》中“荐履”的“蔗”；说“胱”下引用《诗经》“〇光〇光”，就是《鲁颂》中“〇〇牡马”的“〇”；以及在“磺”下删除“□”，在“个”下增加“个”，这些见解义理依据精深，并非凭空臆测。然而徐氏一概斥之为谬误，但恐怕他的说法终究不可改变。

八月初九日

◎《说文补考》《说文又考》（清·戚学标）

阅读戚学标所著的《说文补考》、《说文又考》各一卷，其书主旨在于形声，多纠正二徐（徐锴、徐铉）的错误，而对大徐（徐铉）尤其加以诋斥。自序中说著有《说文谐声谱》，又说凡是段氏已经订正的都不再陈述。

同治癸亥年（一八六二年）十月十六日

◎《书契原指》（清·陈致瑛）

阅读《书契原指》，是同邑人陈致瑛所撰。该书初集十四卷，题为《歌吟篇》，依照许慎五百四十个部首的字，为之申述解释，而后附上一篇诗。二集十八卷，题为《演赞篇》，以笔画多少为次序，从“〇”字开始，到“痈”字结束，共一千七百九十一字。每个字下首先列出许氏《说文解字》原文，其次演说其义，而后附上一篇赞辞。称为“歌吟”，是说效仿邵尧夫《三皇五帝吟》而作。称为《演赞》，是取许慎叙文中“演赞其志义”之意。陈致瑛自称由“由”、“主”两字悟出书法恬淡以向人展示明德为本，于是全部用阴阳大道、天象人事来诠释文字，观察许慎对干支数目等字的训释，也取五行象数、阴阳方位来说明。书契初兴，自然参合造化，后来衍生日益增多，谐声转注，于是以偏旁作为引申的端绪。陈致瑛所解释的如丿（说它从“、”、从“厂”，谓阴，“厂”是阴道的意思。阴道向右行，到未位而扭转向左，所以著录其向右戾曲的形状。音沃，书法家八法称之为掠。乙说它从“、”，是阳“一”的意思，阳道向左行，到巳位而扭转向右，所以著录其向左戾曲的形状。许慎说丿曰“右戾也”，象左引之形，那么乙下曰“左戾也”，下面也应当有“象右引之形”一句，怀疑今本脱漏。音弗，书法家八法称之为磔。）厂（说它指七政及恒星都不及天体运行的速度，其向东牵引的形象，明明可以看见。所以许慎说“厂”是“引也”，意思是明。音曳。）飞（说它指天体运行左旋，到巳位转复向右进入地下，周流不息。音移。）乙（说它从反乙，乙音轧，乙是自奎至轸十四宿的形象，在黄昏时全部显现，则天下都是春天。所以乙为玄鸟，因为玄鸟到春分时出现。全部隐藏则天下都是秋天，所以反乙为匿指，指这十四宿的全部隐藏。音隐。、说这与“一”同意，言有生命的“、”也。许慎说有所绝止“一”、“”而识之者，言此“、”妙不可识，只有在有所绝止之时“、”而识之，才见其随识而住。一音衮，为上下通也，上下通者是大道的本性，“、”“一”两文，密传性命之学。）厶（说它从“、”、从“口”略断，“、”有所绝止，“、”以识之也。“口”象太极，有所断者，言在识此天理之时，有所闻断，即成厶象而为奸衮也。）幺（说它从二“、”，二“口”相续之形，厶篆作“”，幺篆作“”。）入（说它从“一”分左右入地形，“一”者上下通也，言天地阴阳之性，从上分入于下也。说它从入者，阴阳从上俱下，从一者，道也。阴阳与道，混而为一，是谓三合。）内（说它从门者，门覆也，象大口上半图形，言阴阳分左右入于门内也。）闯（说阴阳闯入于门下子位，合成一性，而再造岁功也。其订正此字之从“一”从“从”，金坛段氏已言之。）干（说它从一者地也，从反入者出也，阴阳出于地上，即为反入而有所犯也。篆作“”。）（说阴阳到入而干上为罪也，篆作“”。）拜（说许慎云，从二干对构上平者，以文从二而平其上作干，故训曰平也。徐楚金不得其解，遂谓拜但象物平而无义，误矣。）义（说它从为右戾，则阴从右旋而左引；从为左戾，则阳从左旋而右引。此指大道阴阳，岁岁南北交错往来如芟义众草不尽也。故义亦为治。）无（说它从乙入天之西北隅，乙者太乙之气也，太乙常亡匿于天之西北隅，而天下事物遂莫不因之，从有归无也。）止（说它从“一”下行，而匕机分从之之象。“一”下行者，即许氏所

译说“引”字，意为牵引而向下行，读音如同“退”。天地的本性是向下行的，匕机（变化的机制）也跟随进入地下，成为来年再次生长的契机，就像草木长出必定有根基，人行走必定有脚一样。“匕”是古“化”字，将“人”倒过来就是“匕”。说“止”就是“足”，是因为天运行到冬至时停止并立足的地方；反过来看“止”，则是指已经遇到冬至又返回到停止的地方，向着左边踏着原来的足迹而出。读音为“搪”。说“彳”从两个“乙”，太乙之气从寅位小步向上，相连至卯、辰两位而成，这是东方春季三个月的意象。读音为“敕”。说“彳”是太乙从寅、卯、辰小步向上，反过来“彳”成为“亍”，则是指太乙从申、酉、戌反向迈步而停止。说“行”字，意指天运行完全依照太乙之气，一“彳”一“亍”，如同人的步伐相互跟随，综合观察“彳”和“亍”两个字形，天运行的规律就可以知道了。说“引”字也从三个“乙”，言说太乙之气，其向前去的固然已经三者相连，上升到了辰位，而后来者则还在亥宫，相继进步，如同行路非常长远。读音为“引”。说“久”字从“人”从“引”，“引”意为流动，指赤道度的流转，言说大道化生万物的机制，常常随着赤道度久久迟缓地运行，往复周流，终古不息。读音为“吹”。说“久”字从“久”略微改变其形体，作人向前而微微退后的样子。人向前，是指天运行速度快；微微退后，是指赤道度运行迟缓。赤道度较天运行稍微不及，逐渐累积观察，于是就像天运行在前面，而赤道度从后面追至。读音为“致”。说“久”字从“久”，再次改变其形体，作人越向前越退后的形状，言说赤道度与天运行迟缓与快速不及的数量，积累久了，就觉得相距甚远。所以历法中有岁差的方法。说“亏”字从“一”从“乃”的省略，“一”如同地，“乃”象征气出来困难，言说大道到了三冬的时候，伏气在地下。读音为“孜”。说“亏”字，从“亏”是藏其气，从“一”是二舒布其气，言说大道之气，在隐藏之后，又舒展“亏”而言出。说“亏”是气想要舒展出来，上面被“一”阻碍，乃是冬至时天运行在地下之气，然而立春以后，就逐渐出来了。反过来“亏”成为“”，则是指呵止它，使这气终究不能舒展出来。读音为“呵”。说“”字从“一”向上行，从“厂”分左右到达转折而出。“一”向上行，就是许慎所说的“引而上行，读若囟”；到达转折而向左出，是指阳气从寅位出地；“厂”到达转折而向右出，是指阴气从戌位出地。大概天地的“一”性向上行，阴阳就各自从左右分出，而万物都跟随它们出来，如同草木初生，两边就有枝茎。说“左”是本字，从“”，作从寅向午旋转的形状。大概万物的生长，各自跟随大道，从寅位起向午旋转，这是东方发育的事情，如同人有左手。篆书写法为。说“右”是本字，从“”作右转的形状。大概大道的生机，遇到午位以后，就应当回归地下，万物因此各自跟随它右转，如同人有右手。篆书写法为。说“之”字从“一”合为上的形象，从“厂”到达转折分左右交错而上，大概“一”性分左阳右阴交错而上，越出越大。篆书写法为。说“也”字从“口”，从“匕”，“口”指大圈，即太极周行的地方。“匕”指变化，言说大口最下面一处，是万物化生的门户，如同女阴能产育男女。篆书写法为。说“齐”字从“二”，从“三”入，从“三”到入，“二”指地，“三入”指阴阳入地，“三到入”指阴阳出地，言说阴阳的出入达到齐平。物类感应阴阳之气而成熟齐平的，没有比禾麦更明显的，所以许慎用禾麦吐穗上平来训释它，篆书写法为“由”等字。他言说左右旋转的位置，阴阳生配的义理，都有细微的领悟。说“行”、“止”、“左”、“右”等字，谓本于天道，道理也接近正确。太乙九宫的说法，出自《乾凿度》，虽然有时被斥为异端，但许慎解释“戊”、“己”两字也说中宫；《月令》又明确记载九宫的形象，大概其由来已久，用来解释文字，未必完全符合最初的意图，但也足以作为一种说法。说“彳”、“亍”、“久”等字，以星辰的进退行度作比喻，虽然看似新奇却有至理，固然不是六书的通用训释，自成一家的心得。说“之”、“齐”，颇为精确。其中尤其接近道理的，如“凶”（说从“×”，“×”是古文“五”，从“”，读音为“坎”，“×”为五行，“乙”为张口，言说阴盛如同张口吞噬五行的形象，而大口毁坏，两仪不分。）“亚”（说从“二”，从两个“乙”相背，“二”是地数，是化生万物的母亲，两个“乙”如同阴阳善恶。言说人物各自有此阴阳太乙之气，动而相背，就有善恶的区别，次第的等级。）两个字，解释义理非常精妙。又用勾股法解释“宁”（篆书写法为，说这就是历算家所祖述的，在圈内作六等边切形，用勾股求正弦的方法，文字应当从两个“一”，从六等画。两个“一”是南北极起算的地方，六等画象征各弧六十度的正弦，减半即为十二弧各弧三十度的正弦。“宁”者，是说分周天三百六十的积度而明辨其理与数，所以许慎说“辨积物也”。）实在发掘了前人所未发掘的，这是值得采纳的地方。

译至于日月云雨星气，以及干支数目等字，都起源于最初，明显有形象可以指认，如果一概说它们从某从某，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说“参”字象参宿七星及觜宿三星的形状，“乃”字象唬ㄅ星的形状，“弟”字象斗宿牛宿的形状，“尸”字象北斗七星的形状，“Ａ２０”字象箕宿及糠秕一宿的形状，“亡”字象女宿的形状，“弋”字象牛宿六星的形状，那就太怪诞了。对于后出的字，强行配合阴阳，取形声之文，横向论证性理，附会牵强；甚至援引奇门遁甲，推步占验，以及风水家的堪舆、道家的丹法，支离破碎，穿凿附会，更加失去了真相。大概这个人，颇习天文历算及医卜相地之术，但读书浅陋，又拘泥于学究的见识，动不动就用先天皇极来揣测沮害苍生。他的《歌吟篇》名字就不合经义，诗尤其没有意义，庸俗鄙陋的样子，喷涌在字里行间。卷首有《自述赋》，大概是效仿颜黄门《观我生赋》而作。通篇以故广西巡抚周之琦为主角，因为他平时依附在巡抚幕下，所以详细叙述其宦海踪迹，称他为大贤。这是穷酸秀才的习气，难免被通达之人嗤笑。

致焕字小云，是本邑花泾人，布衣，曾在族人家里做童子老师，我与他素来相识，向来把他看作乡村夫子。现在看这本书，虽然向壁虚造，凭空臆断，所得者〇，但冥思苦索之功，自然不可埋没。又听说他在辛壬年间，曾与乡人举事起义，固然是村塾中的奇士了。我深深慨叹越中人士，素来不懂小学，近日科举兴盛，识字的人却越来越少，而潜心著述的人，朴学不彰，姓名泯灭。致焕终身布衣，训蒙自给，考索文字，汇编成书，而村野驱乌之流，未辨偏旁，俨然拾取青紫，反而以马医夏畦之学嘲笑他，这是人心风俗的深忧啊！莲舟前日拿着这本书给我看，嘱托我记下其大要以传其人，我甚愧其言，穷一日夜之力，遍观而〇记之于此。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十一月二十一日

◎说文解字翼徵（朝鲜朴〇寿）

朝鲜正使朴〇字〇卿，年六十余矣。朴君说戊辰年英夷侵犯平壤，他任平壤观察使，击败了英夷。庚午年英夷再次入侵，辛未年又侵犯江华岛，都未能得逞而离去。朴君现在官任礼曹判书。（相当于中朝的礼部尚书。他的弟弟〇寿，字温斋，著《说文解字翼徵》十四卷，取钟鼎文字以证《说文》，多驳许君旧解。他所依据的，除了薛氏《钟鼎款识》之外，只有阮文达《积古斋钟鼎款识》，偶尔引用冯云鹏《金索》、苗夔《说文声订》等书罢了。他们国家见闻既少，书籍不多，却能究悉形声，参稽经义，往往独抒所见，也难能可贵。）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十月初二日

阅《说文翼徵》。朴君颇识偏旁，折衷经注及《释文》，体例秩然，深为可取。只是彝器之类，本来多赝作，自宋以来，谈论古文奇字的人，大率皮傅肛决，强不知以为知。流及近世，模糊影响，郢书燕说，更不可问。温斋生于僻陋，目不见钟鼎真款，所列文字，皆采《目博古图》、《薛氏款识》、《阮氏款识》三书，写刻传讹，滋不足据。而《说文》也仅见相沿误本，如朱氏孙氏祁氏之刻，段氏钱氏桂氏之注，概未之闻。其于经注，也惟守《书》之《伪孔传》、《蔡传》，《诗》之朱《传》以为据依，辄以轻诋无阝书，于阮氏亦屡加驳诘，至谓陈祥道薛尚功辈不足责备。又于文字但知求声，不知求义，且言古籀不作尖锋，《说文》、《汗简》诸书，形摹皆失，而以科斗为野言，点漆烧锥为妄说，古人之巧，岂不能聚毫为笔，屑煤为墨，则诚荒外怪诞之言矣。其中一知半解，不无足取，于声韵通转，亦有微悟。如谓元有兀声，衅有微声，乃有仍声，其见出二徐之上。又以古文上作二，与二形相似，谓《诗》、《皇矣》惟此二国，其政不获；毛《传》二国谓殷夏也，上文无言夏事者，此二国当是上国，上国谓殷也，毛《传》当奉作上国谓殷是也。钟鼎夏作亘，与是字近而误，说甚有理。

十月初七日

◎玉篇

阅日本原本《玉篇》零卷，黎氏所刻《古逸丛书》之第十一种也。言部自话字至末三百十二字，<言言>部六字，曰部十一字，乃部五字，亏部四字，可部四字，兮部六字，号部存号半字，亏部六字，云部二字，音部十六字，告部二字，部一字，口部十三字，品部四字，〇部三字，龠部九字，册部存一字，欠部存澉字，至末六十一字，食部一百四十四字，甘部十字，旨

译“部”三字，“次部”五字（其中“羡”字已蚀，但说解尚存）。“幸”（音女涉反，本作Ａ２１）部三字，以上共为一卷。又“水部”从“淦”字到“洗”字共一百四十四字，为一卷。又“糸部”从“经”字到末尾一百十九字，“系部”五字，“素部”八字，“丝部”七字，“黹部”七字（这些字都写成“莆”，很不规范），“牵部”一字，“索部”三字，以上共为一卷。都收藏在日本的高山寺、东大寺崇兰馆以及佐佐木宗四郎家中。又“放部”三字，“丌部”十一字，“左部”三字，“工部”存三字，“卜部”八字（首字“卜”缺失但说解尚存），“兆部”二字，“用部”七字，“爻部”三字（字都写成“受”，成了“友”字，大错），“<爻爻>部”四字，“车部”存九十七字，“舟部”存二十七字，“方部”四字，以上共为一卷。收藏在日本人柏木探古家中。相传是唐宋之间的写本，现在杨星吾从探古那里借来，用西洋摄影法拍摄下来，其前三卷也是从探古那里仿写的副本中抄出，而黎莼斋将其刻版。其注释征引极详，比中华行本多出数倍，又常有许慎的案语，其反切都作反切，大概是真正的希冯元本。如今本首载希冯自序，说总会众篇，校雠群籍，成一家之制，备文字之训，而所注却极简略，与所言不符，以此证之，足见其赅洽。其大加删减，不知出于何时？又车部下标题说凡一百七十五字，而今帐本说凡二百四十八字，计多七十三字；舟部下标题说凡六十四字，而今张本说凡一百十字，计多四十六字；其放部之上，向有部目一行（写在方部之下，大概其卷有移割但仍注明）说金部第二百六十九凡三百卅九字。如今帐本标题说凡四百七十三字，计多一百二十四字，则自宋陈彭年等递加以后，所谓《大广益会玉篇》者，其数犹可推知。惜此本车舟二部已残缺，金部并无一字，无由知所增者何等字耳。又其误文夺字，脱简甚多，当细校而更刻之，始为善也。国家通广互市，海舶如织，耗财屈体，为辱已多，而得此数种异书，亦差强人意矣。

译光绪癸未年（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阅读日本版《玉篇》，其中有可疑之处。例如在“曰”字下说，《夏小正》中有“时有养日”一句，“养”是生长的意思，“日”是“云”的意思，这里的“之”大概是“云”字的误写。然而《夏小正》在五月说“时有养日”，在十月说“时有养夜”，那么“日”显然是指日月之“日”，所以“时有养日”，《传》解释为“养长也”，一种情况在开始，一种情况在终结。所谓在开始，是指“养夜”记载在十月而不记载在十一月，是因为那是阳气开始生长的时节，所以称为在开始；所谓在终结，是指“养日”记载在五月而不记载在四月，是因为那是阳气极盛的时节，所以称为在终结。其文意也很明白。因为各家一味追求深奥曲折的解释，都未能理解其意，又因为下文“故其记曰有养日云也”，各版本有的误作“时养日之也”，有的误作“时养曰之也”，有的误作“时养白之也”，辗转传抄，错误越来越多，于是产生了奇怪的学说。总之，《夏小正》这里的“日”是日月之“日”，不是云曰之“曰”，自然没有异议，怎么能把它引到“曰”字下面呢？

下面又说：《说文解字》说“曰”是语气词，顾野王按语说，书籍中说将语之词也，《尚书》中“帝曰咨四岳”，“益赞禹曰”就是这种情况，这也无法解释。

在“可”字下说，音口我反，《周易》说“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顾野王按语又说，“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论语·雍也》说“可使南面”，“虽百世可知”就是这种情况。《礼记》说“体物而弗可遗”，郑玄说“可”相当于“所”；又说“始入而辞矣，即席曰可矣”，郑玄说“可”相当于“止”（此处误作“七”）。《说文解字》说“可”是“百”，其顾野王按语下，大概有脱漏的文字，应当作“顾野王按语：可，堪也。”（《文选》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注：不可，犹不堪也。）《周易》又说云云，现在脱漏了五个字罢了，其余大多有可取之处，不是日本人所能伪造的。只是脱漏、错误和异体字连篇累牍，几乎无法阅读。

其“龠”部比现在的张氏版本多一个“断”字，注云音鱼片反，《尔雅》说大<龠〇>谓之<龠斤>。郭璞说：断是用竹子做的，长一尺四寸，围三寸，孔向上伸出三分，横着吹，小的长一尺二寸。按《尔雅》只作“沂”，《广韵》、《集韵》二十一欣、《类篇》龠部都有“断”字，怀疑是后来衍生的字，未必顾野王原本就有。陆德明《尔雅释文》说，沂，郭音鱼斤反，又音鱼靳反。李巡、孙炎说，篪声悲，沂悲也，或作“断”，又作“Ａ２３”，音宜肌反。按《集韵》六脂牛肌切也有“济”字，说大簏也，《广韵》尚无“济”字，足以证明“断”、“Ａ２３”都是后出的字。根据李巡、孙炎旧注“沂悲也”来推断，那么汉魏本读宜肌反。其实篪也是箫类，《尔雅》又说大萧谓之言，言、沂是一声之转，大概都是模拟声音来命名，不一定有固定的字和定义。

十一月十三日

阅读日本新出的《玉篇》糸部，从部首“糸”字到“辕”字。前年黎莼斋从日本高山寺得到的，从“经”字开始，这个则是去年日本人得能良介续从高山寺古文书中得到，重新刻印并流传，于是糸部竟然完整了，也算奇特。只是其中错字很多，校对不过来。

其“绚”字下有重文两个，说：约，（现在误作“约”。）《声类》：也是“绚”字。（现在中国本只有“钧”字。注云同上。）弦，《广雅》：弦。（现在误作“丝”。）索也。《声类》：也是“绚”字。按现在泽存堂各本都没有，只有《集韵》三十二霰说：绚通作弦，以从衣之弦、绚字为例，那么绚、弦是一例。因此知道俗字“弦歌”作“弦”的，是“绚”的异文，其字本出《声类》，而《玉篇》字作“弦”，怀疑是避宋讳“玄”字缺笔，那么这个本子确实出自宋代无疑，应当在《大广益会玉篇》之前。

其“椠”字下说：音方结反。《说文解字》：编绳也；一曰：弩要钩带也，带也。《苍颉篇》：肤，鼻也。按现在泽存堂各本只有“繁”字，说：音方结切，编绳也，剑带也。按“絮”是“絮”的误字，折本作“Ａ２４”，隶书误作“Ａ２５”。《说文解字》有“蔡”字，说：扁绪（即偏诸。）也；一曰：弩要钩带，无“系”字。《类篇》：絮，音匹蔑切，编绳，又音必列切。《说文解字》：扁绪也，一说弩腰钩带，一说御左回曰絮。系，音必结切，剑带谓之繁；又音昆祭切，恶绵。《集韵》：絮，音四蔑切，编绳。繁，音必结切，剑带谓之系。是蔡、繁显然是两个字，编绳谓之絮，剑带谓之繁。《广韵》十六屑，絮，音方结切，挽也；又音普蔑切。《韵略》说：驭右回。而在“絮”下说：音方结切。编绳、剑带，那么已经合并了两个训释在一个字上。现在《玉篇》竟然并脱去了“絮”字，而附在部末杂字之列，只说：音普蔑切，结。幸好有这个本子，虽然脱漏错误几乎无法阅读，而且逸去了“系”字，然而“絮”字的字形与训释固都在。这可以知道日本

译新出土版本的珍贵之处，不是当时的人所能伪造的。

“扁绪”一词，段玉裁认为应当作“编诸”，《汉书·贾谊传》中写作“偏诸”。“偏诸”是指汇集各种丝线来编织成绦带，服虔称之为“牙条”，所以也可以说是“编绳”。“绪”是“诸”字的误写。

另外，“补缝”的“组”字，是《说文解字》中的正字，现在俗体写作“绽”，而现在的版本《玉篇》中没有“组”字。这个版本在“肤”、“缜”二字下面有“组”字，注音为“除苋反”，《说文解字》解释为：补缀缝合。《声类》解释为：缝线解开。有的版本写作“锭”字，在衣部。

还有，“绚”字也是《说文解字》中的正字，而现在的版本《玉篇》把它附在部的末尾，与“絮”字的情况完全相同。这个版本的“绚”字在“萦”字下面，它的解释非常详细，这些都是很珍贵的。

黎庶昌所刻的“糸”部下半部分止于“绞”字，现在的版本在“绞”字下面有“绒”到“鞯”共八十三个字，都是宋代陈彭年等人附加的杂字，所谓《大广益会玉篇》就是这类情况。

至于《玉篇》原本没有“纲”、“统”这两个字，现在的版本都把它们附在“绒”字下面的杂字之列，这是因为顾野王当时避讳梁昭明太子和梁简文帝的名讳。这本书进呈于大同四年，当时顾野王担任太学博士，那时简文帝已经身为太子；后来简文帝又命令顾野王等人删改，所以书中都避讳他的名讳，水部也没有“衍”字。

译光绪甲申（一八八四）十月十六日

◎复古编（宋张有）

午后，步行至书市浏览，用十四千钱购得张谦中的《复古编》，书末附有张子野的《安陆集》一卷，因为张谦中是张子野的孙子。（这是根据苏轼给赵清献公关于表忠观碑撰额帖中的说法，认为他是子野的孙子；而楼攻愧说，根据张谦中为金刚经题写的篆书跋文，称其父为张三先生，那么他又似乎像是子野的儿子。）这是乾隆庚子年安邑葛鸣阳刻印的版本，由丁小雅等人校订，极称精密。这个本子又是从葛本翻刻的，有不少错字。然而我在南北两地寻求此书二十多年，今天终于得到，也足以令人快慰了。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正月十二日

阅读《复古编》，共两卷。先按平上去入四声排列，选取有正体、俗体、别体区别的字都明确辨析；其次是联绵字，如“劈历”不写作“霹雳”之类；其次是形声相类的字；其次是形体相类的字；其次是声音相类的字；其次是笔迹微小差异的字；其次是上部正确下部讹误的字。张有字谦中，吴兴人，作此书是为了驳正同时代王安石《字说》的错误。后来他出家为道士，大概是有寄托而逃避现实吧。他的书辨析极为严谨，笔画稍有不同，一概斥为俗体谬误，虽然有时过于拘泥，但对小学（文字学）的贡献很大，郭忠恕的《佩觿》、戴侗的《六书故》，远远不是他的对手。葛鸣阳依据桂末谷的抄本，又选取翁覃溪、钱可卢、程鱼门各家的抄藏本，由丁小雅、宋芝山协助校勘，影印摹写极为精良。葛氏又用元明间的刻本校勘，作校正一卷，又选取各家最精要的序跋文字，以及张氏生平的著述、复古学的宗派源流，作附录一卷。他对于这本书，可以说是尽心竭力了。

正月十三日

偶然阅读张谦中的《复古编》。这本书辨析精严，是治小学者的津梁，但也有过于拘泥的地方。比如在联绵字中，他说伏羲必须写作“处亏”，写作“伏羲”不对；琵琶必须写作“枇杷”，写作“琵琶”不对；袈裟必须写作“加沙”，写作“袈裟”不对。查考伏羲本来没有固定的写法，《管子》写作“处戏”，也写作“处羲”，《庄子》写作“伏戏”，郑玄《周礼》、《太卜注》写作“虑戏”，《礼记》、《月令注》写作“宓戏”，《易经》、《释文》引用孟京《易》都写作“伏戏”，这些都是古字。写作“虑”、“戏”是最古老的，“宓”是“虑”的省写，“羲”是“戏”的通假，写作“伏”、“牺”是最后的写法。如果写作“亏”，那么只有《太卜》及《月令释文》两处引用又写作“亏”，张氏说必须写作“虑亏”，不知依据什么。琵琶是胡乐，兴起于汉代，它的字本来篆文中没有，决不能用木旁的“枇杷”来代替，写隶书自然应当从俗写作“琵琶”，如果写篆书，那么用“搀<帚巴>”就可以了。袈裟是僧衣，兴起于东晋以后，梵语本来没有固定的汉字，也应当从俗书写，写篆书则或许可以用“加沙”罢了。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七月二十一日

◎六艺纲目（宋舒天民）

阅读《六艺纲目》，由四明舒艺风（天民）撰写，他的儿子自谦（恭）为之作注，同郡赵彦夫（宜中）又加附注，共两卷，都以四字为一句，讲述礼乐射御书数的事，用来教导初学者，也属于《蒙求》、《急就章》一类。对于书数（书法和算术）讲得颇为详细，是宋元间人留心小学的著作。道光末年刘燕廷布政使选取朱笥河的校本付梓印刷，并嘱托徐庄愍（有壬）改正算数中的脱漏错误。书末附有《六艺发原》五页，《字原》八页。现在柳门选取刘本重刻，仿宋体字样，古雅可爱。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六月十四日

◎字学三书

◎佩觿（宋郭忠恕）群经音辨（宋贾昌朝）字监（元李文仲）撰

莲士以《字学三书》相赠，三书是宋郭忠恕《佩觿》、贾昌朝《群经音辨》、元李文仲《字监》。张唐二徐（张参、唐玄度、徐锴、徐铉）以后，宋元时代，推崇这三位为精通小学的人。然而郭氏这本书，已经有很多沿袭讹误、主观臆测的说法。贾氏分别音义，虽然不符合古人义异音同的方法，但自从陆德明《经典释文》采集众音，相传已久，也是后人读经不可不知的。其最后一卷辨析字训的得失，所持论断谨慎严谨，实在胜过郭氏。《字监》分别正体俗体，都依据《说文解字》，也很有师法传承。这个本是道光庚子年汉军杨霈，即张氏泽存堂本在蜀中重雕的。郭、李两书都有错字，不如贾书好。杨霈字慰农，咸丰初年官至两湖总督。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七月初四日

◎字孪（明叶秉敬）

阅读明人叶秉敬的《字孪》，共两卷，他的书依据《说文解字》，对于字体疑似之处，辨别毫厘，各自按类归从。以四字为一句，配合韵语，以便初学者记诵。在明代，只有这本书对小学最为有功。然而他过于相信戴侗《六书故》的说法，又好自出新意，所以时常与许慎（无阝氏，指许慎）相违背。比如他说“斗”字从“Ａ２６（〇）[C068]（戟）”，象两手各有所持，不从两“士”相

译回答。认为“进”字从“隹”定形，“隹”意为翅膀飞翔，“走”意为步行奔跑，并非从“蔺”字省略而来。“身”字像人的形体，并非从“丿”得声。“父”字从“又”从“一”，“又”指人，“一”指乾卦，并非从手持拐杖之形。这些解释都贴近事理，但往往也弊病在于穿凿附会；解说“学”、“攵”等字时，尤其显得支离破碎，这正是《说文解字》一书不可轻易非议的原因。解说“枫”字从“木”从“凡”，“凯”字从“室”从“凡”，这是对的；但说另有“执”字，从“幸”从“丸”，读音为子习反，意思是茅芽。查考《说文解字》“艸”部，“藕”字解释为草木不能长出，又一说指茅草的茎，从“艸”得声，正好与从“艸”的字同类。如果说从“幸”从“丸”，那是什么字呢？从“幸”从“丸”没有别的意义，又为什么要取三个字组合成体呢？这就是所说的对眼前明显的事物反而视而不见。我阅读的是玲珑山馆本，最为精审，但也难免有错字，有空时应当用朱笔校正一番。

译同治丙寅（一八六六）十一月十三日

◎广韵

《广韵》将“准”视为“准”的俗字，前人认为这是赵宋时期为了避寇莱公的名讳，又有人认为这是为了避刘宋顺帝的名讳。近代的儒者多依据《逸周书》中的“准德”、《管子》中的“规矩绳准”、《庄子》中的“平中准”等文句，以及纬书名中有《灵准听》等，来证明周秦时期已有“准”这个字。然而这些书籍都是后世辗转刻印的，不足以作为确凿证据。卢抱经又引用《北史·魏长孙肥传》，其中中山太守仇儒推举赵准为主，制造妖言说想要以他的名字命名淮水还不够，以此作为唐代以前已有“准”字的明证。慈铭按：“准”就是“淮”字，因为“淮”有“准”的读音，所以古人通假借用罢了。《春秋说题辞》说：淮水发源于桐柏山，“淮”意为“均”，是均衡其事务；“雒”意为“绎”，是说水流络绎光耀。“淮均”、“雒绎”，都是以同音来训释。《风俗通》说，“淮”意为“均”，是均衡其事务，这与上下文“江”意为“贡”、“济”意为“齐”是一样的体例。《广雅》说海意为晦，江意为贡，河意为何，淮意为均，济意为济，伊意为因，洛意为驿，汉（古读如叹）意为达，渭意为亻胃，汝意为汝，泾意为径，可见“淮”与“均”同音。《仪礼》中“毕诊玄”，古文“诊”写作“均”。《左传》中“均服振振”，《汉书》中“均”写作“沟”，《说文解字》中写作“诊”，可见“均”与“诊”同音。“诊”的音切为忍切，“准”的音切为允切，《说文解字》说“准”意为平；《广韵》说“准”意为均；由此可见“淮”有“准”的读音了。“准”是“淮”的俗省字，也是“准”的俗省字，古人有时假借“淮”为“准”，后人在文书中便俗省将“准”写作“准”，是因为少了一点以区别于“淮”。况且“淮”从“隹”得声，而“隹”音似“水”，“准”也有“水”的音。《周礼》、《考工记》〇注则利准注故书“准”作“水”，《释文》说，“准”音“水”。又“权之然后准之”注，故书“准”或作“水”；杜子春说，应当是“水”。可见古音“准”与“淮”可以互通。由此推论，《风俗通·皇霸篇》说“舜者推也循也”，“推”是“淮”的误字，“淮”是“准”的借字。（卢氏《群书拾补》校勘《风俗通》将“推”改为“准”，说“准”音近“舜”。）《尚书大传》说“别风淮雨”，“别”是“烈”字形近之误，“淮”是“淫”字音近之借。“淫”与“尢”音同，所以“尢豫”也写作“淫豫”。古音“侵”、“真”可以通转，吴才老《韵补》将“林”、“簪”、“葚”、“湛”等字归入真韵，所以“淫”也可以借“淮”字来表示。《文心雕龙》认为“淮”是“别”字的新异写法，引用傅毅用“淮雨”、王融用“别风”作为证据，文人写文章，并非典要。《周礼·职方》说“其浸颍湛”，注解说“湛”或为“淮”，这更是“淮”音近“准”的确凿证据。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五月二十五日

阅读明代内府本《广韵》，前面仅有孙忄面《唐韵序》一篇，也不记载他的论述。该书在目录中注明“同用”的韵部，都连缀在一起，如“二冬”下紧接着就是“三钟”，但只用鱼尾符号隔开，不另外提行。韵部下的注文，刊削删减很多。如开篇“东”字下就删去了十分之七八，而《广韵》中最详细的是姓氏，这是考据家所宝贵的，这个版本删削尤其严重。如“东”下原本说“又姓，舜七友有东不訾，又汉复姓，十三氏以下自东门东郭至东方东里都列举出来，有的还详细记载了得姓的缘故”，而这个版本说“舜的后代有东不訾，又汉复姓东方朔”，谬误简直不可言说。而近代有人称赞它，说《泽存堂本》多经过毛斧季、张力臣等人改窜，这个版本反而得到了真貌。这也如同现在议论抱经卢氏所校勘的《释文》，远不如通志堂本，都是目光短浅、喜欢说大话，只显得狂妄罢了。

光绪庚辰（一八八○）十月十一日

《广韵》二十三魂孙下说“汉复姓二十三氏”，《左传》秦大夫逢孙氏（云云）。何氏《姓苑》有经孙、新孙、古孙、牟孙、室孙、长孙、叔孙等氏，望称河南的，是虏姓。按：这里列举的从逢孙到《姓苑》所举的七氏，共二十四氏，而叔孙、长孙前面已经出现过，说叔孙氏出自鲁桓公，又齐大夫长孙修，这些都是所谓的汉复姓。“等氏”二字，应当在“室孙”之下，“长孙叔孙”四字，应当在“望称河南之”的“之”字之下。《后魏书·官氏志》说，献帝的次兄拓拔氏，后改为长孙氏，叔父之允曰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凡是代北姓氏，都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所改。太和中诏令代北人改为河南洛阳人，所以望称河南。《元和姓纂》三十六养说，长孙，河南洛阳，后魏献帝拓拔与怜七分其国，兄弟各统领之。第三兄为拓拔氏，（按：今本拓拔误为长孙。）孝文帝因为他是嵩宗室之长，改为长孙氏。又一屋说，叔孙河南，后魏献帝命叔父的后代为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王氏应麟《姓氏急就章》说，长孙氏，齐长孙修，又后魏虏姓拓拔氏改。叔孙氏，鲁公子牙之后。又后魏虏姓乙旃氏改，都可以依据这些来订正。从逢孙到《姓苑》所举的室孙，共二十二氏，“三”也是笔画之误罢了。

译。

光绪壬午年（一八八二年）三月十九日

译◎韵补（宋吴械）

夜间阅读吴才老的《韵补》。这本书内容驳杂泛滥到了极点，但在复古方面并非没有功劳。顾亭林加以纠正，仅仅标举出某韵相合的有几个字，不相合的有几个字，却没有明确说明其中的原因；而且他的取舍，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我打算再详细考证一番，但心绪烦乱，精力不济，古人所说的读书需要有福气，确实如此。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二月十三日

◎唐韵考（清纪容舒）

阅读《唐韵考》，也是守山阁的版本，共五卷，是本朝纪容舒所撰。纪容舒字迟叟，号竹崖，献县人。康熙癸巳年举人，官至姚安府知府。这本书依据徐铉本《说文解字》所载的音切，参互考订，各自归入其部，以保存孙愐《唐韵》的旧貌，用力十分勤勉。钱氏又加以校订，补上遗漏的音切四十四条，音切下遗漏的字一百一十五个，又疏证其中的谬误，随条附案，极为精密。

正月二十三日

起初打算抄录纪竹崖的《唐韵考》，因为它便于检阅查找，而且可以当作抄录《说文解字》来对待。抄了十几页后，因为有事中断，而书商索要归还非常急切，不能匆忙完成。那本书颇有错漏，张啸山虽然稍加订正，但并未完全纠正，（这是根据守山阁丛书本，虽然名义上是钱熙祚校订，实际上都出自张之手。张名文虎，南汇人。）另外，纪氏对于《说文解字》之学，实际上并未深入研习，所以大的错误有两点：一是字的声母没有按次序排列，甚至有遗漏声母的；二是许慎原书与新附字不加区别，只取其搜集之功罢了。今天又抄了两页，到十六页为止，打算等上面的事情写完后，交给抄写员完成。

五月初九日

抄录《唐韵考》二十八页完毕。《说文解字》尸部的“厦”字，从尸从叉；小徐本从又，人善切，就是现在的“软”字。“部”的古文，从皮从人，而兖切，就是现在越地俗语中形容物体柔弱的“口”（奴辈切）字“包”。许君反训“柔皮”，训“柔韦”，这两个字声音意义都相同。然而“厦”既然训为“柔皮”，就不应该从尸，怀疑这两个字实际上只是一个字。“之”的古文就是“反”字，它上面作“乃”，从皮，不从尸。现在“反”字下的解说脱落不可读，大概是后人窜入的。《广韵》尼展切有“反”字，注释说柔弱；而兖切又有“反”，注释说弱也，又尼展切。这本来就是一个字了。

七月十八日

◎江氏四声切韵表补正（清汪曰桢）

阅读汪刚木（曰桢）的《江氏四声切韵表补正》，江氏非常迷信守温三十六字母之学，认为七音不得稍有出入，而又调和古音，以求古今相济。刚木则认为谈论等韵的人，不必再谈论古音，而说周德清、沈括配合四声，是天造地设，不容再出私意。其中纠正江说的很多，而且改动了他所列的等次及入声的分配，实在是自成一家之书。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闰七月十六日

◎诗声类诗韵分例（清孔广森）

阅读孔众仲的《诗声类 诗韵分例》。这本书用来补充顾亭林、段懋堂两家未尽之处，近来上虞朱亦栋、当涂夏燮颇加讥讽。然而孔氏对于声类，分为阳声原（即元）、丁（即耕）、辰（即真）、阳、冬、东、缦（即侵）、蒸、说九类，阴声歌、支、脂、鱼、侯、幽、宵、之合九类，一概以偏旁为主，分部井然有序。又划分东、冬为二，实在阐发了前人所未发的见解。他说入声除了缉、合等闭口音外，都不是古人所有的。又论声音只主张阴阳，而不谈唇、舌、喉、齿、牙，只主张偏旁而不谈字母等韵，虽然推演到后来，往往发现其不够严密，但论述三代秦汉古音，实在独得要领。夏燮拘守等韵，所以只看到其抵触之处罢了。《诗声分例》也比江氏的《诗韵举例》更为严密。

同治庚午（一八七○）五月初十日

◎五韵论（清邹汉勋）

阅读邹叔绩的《五韵论》，其大体以阳、阴、去、上、入为五音，不出顾亭林氏之说，而以上平为阳，下平为阴，属商、角；上声为宫，去、入为徵、羽，极力驳斥前人将上平定为宫、下平定为商、上声定为徵、去声定为羽、入声定为角的错误，以及守温字母的谬误。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闰七月十四日

◎汉学谐声（清戚学标）

阅读《汉学谐声》，是我浙江太平人戚学标鹤泉所著。选取《说文解字》的字，从一至旦，条列其谐声偏旁，依次相附，共二十二卷。其声音无所附的，另编为《杂字》一卷。又有《总论》一卷。附带《说文补孜》一卷，《又孜》一卷，共二十六卷，成书于嘉庆八年，当时鹤泉任河南涉县知县。前有黄氏河清序及自序，后有洪氏颐煊跋、临海宋氏世荦跋及自跋。该书致力于阐明许君古音，辨正二徐及孙愐《唐韵》的错误，征引经籍传注，精确之处很多，对于古人通转假借的方法，论述尤其详尽。只是过于怀疑今本《说文

译《说文》，认为是后人窜改扰乱，完全不是许慎原来的面貌。说原本必定是依据声音相附，后人全部改为依附形体，所以现在的《说文》中有只保留部首一个字，而下面没有跟随它的字的情况，那么怎么能说凡是某类的字都跟随某字呢？又怎么能称之为建立部首呢？又说转注，考查“考”“老”二字都从“丂”，是建立同类的一个部首。“考”“老”互相训释，是意义相同互相承受，由“老”到“考”，如同从那里舀出注到这里，所以称之为转注。推演这个说法，那么“尔”与“爽”是转注，（“丂”是建立部首，“尔”“爽”意义相同。）“裘”与“衰”是转注，（“衣”是建立部首，“裘”“衰”意义相同。）“苟”与“美善”是转注。（“羊”是建立部首，“苟”“美善”意义相同。）许慎所说的“勺”与“包”意义相同，“皿”与“豆”意义相同，“巫”与“工”意义相同，“置”与“罢”意义相同，“奥”与“𩇕”意义相同，都是转注的字，却讥讽戴震用《尔雅·释诂》来证明转注说法的错误，这些论述都偏颇驳杂。许慎的书固然重视形声，但既然作为文字，取义自然应当以形体统领部首，而不以声音。转注与假借，都是六书的用法，而不是六书的本质，戴震的说法，确实不可改变。鹤泉又说古人不知道有韵，就像汉代人不知道有反切，现在用韵来谈论《诗经》，已经不可以，用韵来谈论《周易》，那就更需谨慎了。顾炎武的《音韵五书》，江永的《古韵标准》，都是论述韵的书，不可以用来谈论音，更不可以用来谈论经书，也可以说是独到的见解。

译同治辛未年（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切韵考》（陈澧著）

阅读陈兰浦的《切韵考》，全书共六卷，依据《广韵》的反切用字来考证陆法言的《切韵》，取反切上字作为双声，下字作为叠韵，分类制成表格以阐明其理，又撰写论述来评判其得失。此外还有外篇三卷，则是考证宋代以后字母及等韵之学的。

光绪壬午年（一八八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古韵通说》（清代龙启瑞著）

阅读《古韵通说》，由临桂人龙启瑞（字翰臣）所著。启瑞在道光辛丑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历任通政司副使、江西布政使，死于任上。全书共二十卷。书前有自序，说自从结识汉阳人刘菽云（名传莹，官至国子监学正，去世时年仅三十一岁）开始，才研习声韵之学。道光庚戌年担任湖北学政时，于是参考姚氏的《说文声系》、张氏的《说文谐声谱》、苗氏的《说文声读表》，折衷他们的学说，写成《音论》十篇。辛亥年遭遇父亲丧事回家守孝，才开始完成这本书。将韵部分为冬、东、支、脂、质、歌、真、谆、元、鱼、侯、幽、宵、阳、耕、蒸、侵、谈、缉二十部，每部之首列出平、上、去、入四声的条目，先列《诗经》韵，次列群经韵，附列《楚辞》韵，次列《说文》本音，次列通韵，次列转音，最后附以论赞，每部为一卷。其中经韵的取舍借鉴了段氏（段玉裁），本音的取舍借鉴了姚氏和张氏，认为段氏将脂、支分为三部，张氏及高邮王氏（王念孙、王引之）关于通转流变的言论，武进刘氏（刘台拱）关于入声同部异用及异部同用的论述，都非常恰当且不可更改。又说顾氏（顾炎武）关于古无入声的说法，并非没有见解。然而平、上、去、入四声，始于南朝永明年间而定于梁陈时期，当时沈约等人精通音律，制定四声以概括天下所有的字，必定有不可缺少的因素。又说《诗经》及群经用韵中，那些看似龃龉不合的地方，段氏认为是合韵，这种说法比顾氏、江氏（江永）认为是方音的说法更合乎情理。然而古人的韵书既然已经不可得见，又怎么知道哪些是合韵呢？大概合韵不外乎是转声，转声不外乎是双声，双声就是汉代儒者所说的声相近。凡是声音相近的都可以转，而不相近的则不能转，所以谈韵则有一定的界限，谈声则辗转变化而无穷无尽。转声的说法，自钱竹汀（钱大昕）先生阐发，他的《声类》一书，确实开启了字学音学的奥秘。又说《说文》中谐声的字，往往有取之于转声的，小徐（徐锴）旁纽的说法，略微揭开了端绪。比如“曼”是“冒”的声符，“冒”音如“帽”，又读如“墨”，“帽”“墨”都是“曼”的双声。“茬”是“萑”的声符。“荏”读若“和”而“茬”读如“桓”，“桓”与“和”是双声。推而广之，从古双声，“叭”从“八”双声，“丛”从“取”双声，“牡”从“土”双声，“苋”（读者丸）从“苜”（读者末）双声，“竣”从“卧”双声，“汨”从“冥”省双声，“宪”从“害”省双声，“充”从“育”省双声，“怍”从“作”省双声。又有时字形中所从的声符，大多与小篆的双声发生递变，比如“和”本从“日”声，而有时从“刀”作“韧”，那么“刀”与“日”就是双声了。“葩”本从“肥”声，而有时从“贲”作“<麻贲>”，那么“肥”与“贲”就是双声了。“砒”本从“比”声，而《夏书》从“宾”作“实”，那么“宾”与“比”就是双声了。又说入声是古所谓急语，又所谓短言，其字多由平声直接发出而得，不经过上、去二声的枢纽，如“登”为“得”、“州”为“祝”之类；（都见于《公羊传》。）即使由上、去声转来的也是如此，如“去”之为“促”，“害”之为“曷”，“恶”“度”之类，都是以两字相切而成。他对声韵的辨析，极为精确。

同治甲戌年（一八七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史部 正史类

◎《史记》（汉代司马迁著）

周密的《齐东野语》摘录《史记·司马相如传赞》中有扬雄认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的话；又《公孙弘传》中，有平帝元始年间诏书赐予公孙弘子孙爵位的话。又焦竑的《笔乘》摘录《史记·贾谊传》中有贾嘉最好学，到孝昭帝时列为九卿的话。

《史记》贾谊传，应当以“贾嘉者最好学能世其家与余通书”一句结尾，而最后一句乃是后人所加，所以《汉书》也只说贾嘉好学能世其家，没有孝昭帝时为九卿的话。

今本《史记·平津侯主父偃传》后，另起一行低一格记载元后此诏，徐广注认为是后人所写附入的。况且此诏突然以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起头，也不详其为何时何代，只有《汉书》有元始中诏修功臣后云云。至于相如赞及《贾谊传》，则本文痕迹宛然，显系后人羼入。

咸丰丙辰年（一八五六年）三月初一日

偕同莲士观看宋刻本《史记》，纸墨极古，字画也不像明人的影本。卷首有宁河王邓氏藏书印，是邓愈的后人。又有“景濂”二字印，或许就是宋金华，只是书中“殷”字都缺笔，而“胤”字“顼”字都不缺笔，实在不可理解。又仔细阅览其每册均有二寸许的方印，都被剜去，其痕迹宛然，怀疑是内府官书被窃出而灭去图志的。然而书被补抄，真是憾事，收藏

译我家也应当属于中等家庭里较为中等的水平。

咸丰丙辰年（一八五六）五月初三日

译《史记》《司马相如传》赞语末尾有扬雄的话，《贾谊传》末尾有孙嘉在孝昭帝时官至九卿的记载，《公孙弘传》末尾另起一行记载了元始年间太皇太后诏书的一段，自南宋人王应麟、周密等人已对此表示怀疑，这固然是后人掺入的。我又读《楚元王传》，末尾叙述文王的子孙，一直写到地节二年，王纯谋反自杀，封国被废除，这件事尚未经人指出。而王纯实际上并未谋反。根据《汉书》，王纯在位十六年去世，谥号为节王，儿子延寿继承王位。宣帝即位后，延寿与武帝之子广陵王刘胥谋反，在位三十二年，封国被废除。《诸侯王表》也相同。这明显是《史记》乖谬之处，都是褚少孙所补入的。

咸丰辛酉年（一八六一年）八月初二日

因为校勘《贾子》，于是顺便校勘《史记·秦始皇本纪》。王鸣盛认为赞语中所载《过秦论》上篇从“秦孝公据崤函之固”到“攻守之势异也”这一段，是后人所掺入，此说可依据徐广的注，他的说法是对的。但他认为赞语末尾所附《周历已移，仁不代母》一篇中，“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一句上面，“贾谊司马迁曰”中的“司马迁”三字是衍文，而“秦之积衰”一句上面应当有“司马迁曰”四字，这是不对的。《周历已移》一篇，上面冠以“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这是明帝询问班固关于贾谊、司马迁所说的是非之后，后人附入的文字，徐广注及《索隐》讲得很明白。班固认为贾谊责备子婴而司马迁采纳了他的说法，所以先列出“贾谊司马迁曰”云云。“秦之积衰”以下，是班固驳斥贾谊、司马迁言论的话。

同治癸酉年（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初一日

钱大昕《养新录》论张守节《史记正义》将“汜”、“泛”合为一字，于是列出“汜”字有四种读音的错误。臧庸《拜经日记》认为王观国《学林》知道“汜水”应当读作“祀”，却不知道“南汜”应当读作“凡”。又将“汜泽”与“汜城”相混淆，因此加以分别并疏解。《左传》成公四年晋国伐郑，在汜地祭祀，汜读作祀，是汉河南郡成皋的汜水。孔颖达《左传正义》、颜师古《汉书注》都辨析得很清楚，现在河南开封府汜水县西有汜水，就是这个。《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王出逃到郑国，住在汜地，汜读作凡，是汉颍川郡的汜城，即所谓的南汜。陆德明《左传释文》、苏林《汉书注》都注音得很明白，现在河南许州襄城县南一里有汜城，就是这个。《左传》僖公三十年晋侯、秦伯围郑，秦军驻扎在汜南，汜也读作凡，是汉河南郡中牟的圃田泽，杜预所谓东汜，《释文》也注音为凡，现在河南开封府中牟县西的圃田泽就是这个（成公七年楚子重伐郑，军队在汜地；襄公二十六年渡汜水而归，都是襄城的南汜。襄公九年诸侯伐郑，甲戌日军队驻扎在汜地，这是中牟的东汜。只有昭公五年郑伯在汜地慰劳子荡，杜注及《释例》都不说是南汜还是东汜。根据子荡从楚国归来推断，也应当是南汜，大概郑国的南境靠近楚国。所以臧氏将其归入汜城。）。《史记》《高祖本纪》“即皇帝位汜水之阳”的汜，读作敷剑反，在汉济阴郡定陶，现在山东曹州府曹县北四十里有汜水与定陶分界，就是这个。《春秋》隐公七年天王派凡伯来聘问，注解说汲郡共县东南有凡城，《释文》作汜城，汜也读作凡，是汉河内郡共县的汜亭。现在河南卫辉府辉县西南凡城，就是这个。（《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王师驻扎在汜地，杜氏无注，《释文》注音为凡。臧氏根据下文“于解”注解说洛阳西南有大解、小解来推断，那么这个汜也是周地，当即凡伯的汜城。）臧氏的学问，颇嫌繁琐，繁杂而缺乏要领，这几条折衷各家说法，剖断详明，对经学史学极有功绩。“汜水”的汜，现在河南公私场合都读如祀，而经籍反而导致混乱不清的，是从陆德明《释文》误注音为凡开始的。我查考《山海经·中山经》浮戏山，汜水发源于此。向北流入黄河，它的东面有山谷，因此命名为蛇谷。浮戏山，《水经注》说就是方山，方山现在在汜水县东南。汜从巳，《说文》巳为它（即蛇字）的象形，因为汜水出于此谷，所以命名为蛇谷，可证明汜字从巳，读音相同，已无疑义了。郭璞注蛇谷，说这里出产蛇，望文生义，实为附会。至于汜泽，杜氏《释例》认为在中牟县，而僖公三十三年郑国有原圃，注解说：中牟县有圃田泽。两汉《地理志》中牟县都有圃田泽，而没说有汜泽，臧氏说圃田也作甫田，甫、巳是一声之转，怀疑汜泽就是圃田泽，他的说法近理。而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志》说，新郑县东北有东汜水，现在已干涸。洪氏自当有所依据，待再考证。

十二月初七日

秦三十六郡，裴骃说河南、上地（案：汲古阁本有此五字，大概是误衍，监本、王本都没有。）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颍川、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郸

译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共三十五郡，加上内史，共计三十六郡。《晋书》和《地理志》沿袭此说，于是认为后来设置的闽中、南海、桂林、象郡使得郡数达到四十。王伯厚等人都跟随这种说法。近代学者钱大昕依据《汉书·地理志》，认为三十六郡是河东、太原、上党、东郡、颍川、南阳、南郡、九江、钜鹿、齐郡、琅邪、会稽、汉中、蜀郡、巴郡、陇西、北地、上郡、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南海、长沙、三川、泗水、九原、桂林、象郡、邯郸、砀郡、薛郡，将内史作为京师，区别于三十六郡。鄣郡并非秦郡，刘敞（刘原父）在《汉书刊误》中已经辨明。黔中郡设置于秦昭襄王三十年，而《汉志》没有将其计入，所以选取南海、桂林、象郡来替换裴骃的说法。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极力主张钱氏的观点。全祖望则去掉内史，列出东海、黔中、楚郡；又认为九原在三十六郡之外，应当取《水经注》中的广阳郡。王鸣盛则计算在内史，但说其中两个应当存疑，认为黔中、鄣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内。金榜、洪亮吉则去掉内史而计算鄣郡、黔中、郯郡。金榜的说法见于《礼笺》。姚鼐则认为南海、桂林、象郡不应当计算在内。梁玉绳则计算内史、黔中以及广阳郡。（也是依据《水经注·漯水篇》的注释。）综合各种说法，钱氏是正确的。大概自从裴骃拘泥于史书文字，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定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而粗略地选取陆梁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郡在三十三年，所以认为这三郡不在三十六郡的数目之中。哪里知道《汉志》明确说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足以看出秦朝一代的定制，只有三十六郡，无所谓四十郡。无论史家叙事，往往总括前后，不必拘泥于确定的年份。如果以二十六年为界限，那么该年只因为灭齐而设置齐郡、琅邪两郡，其余大多设置在二十六年以前以及秦惠文王、昭襄王、庄襄王时期，并且有是六国旧时所设置的。况且史书在三十三年，只说征发各种逃亡者、赘婿、商人去攻取陆梁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郡，用来安置被遣戍的人，并没有说开始设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所以徐广注释说，五十万人守五岭，明显是征发罪人，去戍守三郡，并非到此才开始设置郡。所谓陆梁地，是说三郡当时有陆梁不靖的叛乱者罢了。（《索隐》《正义》的说法都相同。）况且裴骃所列举的九原，全祖望认为其设置郡应当在三十三年蒙恬开辟河南地之后，那么裴骃的说法也不能以二十六年为界限。至于内史，必然不能等同于列郡，《汉志》非常明确，各郡设置郡守，而内史不称郡守。鄣郡，班固在丹阳郡下不称秦朝设置，明显是楚汉之间分会稽郡设置的，如同吴郡一样。楚郡，因为秦朝以庄襄王名子楚，所以避讳“楚”字。《始皇本纪》中对于“楚”都改称为“荆”，而《楚世家》说灭楚名为楚郡，是说灭去楚的名号，下面的“楚”字乃是“三”字的误写，《集解》引用孙检的注释可以证明。（王念孙本注释这两郡，各版本都误作秦郡，这是因为校勘者不理解“三郡”的含义，怀疑是“秦”字烂脱的缘故，而后人又因为向来没有秦郡，于是直接修改正文为楚郡了。）东海郡，《班志》明确说高帝设置，陈胜、周勃传中所称的东海守及东海郡，都不足以作为秦朝制度的依据，所以《高帝纪》又称为郯郡，明显是秦末及楚汉之间随时分易，如同东阳郡一样。黔中郡虽然见于《楚世家》及《秦本纪》昭襄王三十年伐楚取江南为黔中郡，但次年就说楚人反我江南，《正义》认为黔中郡反叛归附楚国，大概从此以后秦朝不再设置，所以《班志》武陵郡下不记载，这也如同新城、巫郡一样，是楚国的旧郡而秦朝随即废除。广阳郡，《汉志》说昭帝改燕国所置，郦道元注释说，秦灭燕以为广阳郡，不知根据什么，恐怕也不可信。能够证明《史记》的，没有比《汉书》更好的，班固距离司马迁的时代不远，图籍尚存，（《班志》两次引用秦地图。）不信任这个，却横求单文孤证，出入于不同说法之间，强行凑足数目，都是臆说。所以钱氏认为以志解志，坚持自己的说法非常坚定；两封与谈阶平的信以及与姚姬传的信，都反复详细辩论。段玉裁认为他的说法确凿不变，而姚鼐《援鹑堂笔记》中记载《集解》三十六郡的说法，也以《汉志》为依据。

译光绪丙子年（一八七六）正月二十六日

校勘《太史公书》及《汉书·张良传》。四皓的名号，《史记》中有记载，而《汉书》中未见。班固对于《史记》虽然有所删节，大抵是闲散不急的文字，像这样重要的内容就不应该删去，我怀疑《史记》原本也没有这些记载，是后人从其他书籍中采录附加上去的。大概四皓未必实有其人，所谓须发眉毛洁白、衣冠非常威严的人，不过是一时的宾客，用来耸动观瞻，高帝借此来堵住戚夫人的请求。难道高帝真的忌惮他们辅佐太子吗？所以史家都将此事视为传疑荒诞之事，后人夸大其辞，既附会了他们的姓氏名号，又妄造名字，甚至有人为他们立碑建祠供奉神位，这就是所谓的荒诞之言层出不穷。而怀疑此事的人，有的说是张良假托的，有的说是司马迁好奇附会的，这都是不对的。

光绪己卯年（一八七九）正月初四日

校勘《史记·龟策列传》，其中衍生的宋元君得龟的故事有两千五百多字，是古今奇绝之作。其用韵有时三句一韵，有时两句一韵，都是顺应自然，多保留古音，而传抄中颇有错误和衍文，不能完全校正。

光绪己卯年（一八七九）五月二十四日

《史记·荆轲传》，刺客曹沫的事迹不足信，聂政则是强盗，专诸乃是乱贼，只有豫让和荆轲不失为义士。燕国和秦国是敌对的国家，燕太子丹与荆轲拿出万死一生的计策，希望保全国家，这与严仲子为了个人仇恨而攻击其国相，几乎连累君主一同死去的做法，不可相提并论。所以聂政确实是强盗，司马迁在《六国表》中也明确记载了这一点。《资治通鉴纲目》将荆轲与聂政归为同类，错误已经很大。现在那些自诩讲授《春秋》大义的人，还在拾取朱熹的唾余，这就像夏虫谈论冰雪一样无知。太子丹与荆轲、田光、高渐离等人的事迹，足以增长气节道义，所以讲给甥侄听。史家叙述荆轲的事迹比《战国策》更详细，荆轲与高渐离都具备始末。其论赞说，起初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交往，详细知道此事，为我讲述就是这样，那么《史记》这篇传记并非取自《战国策》，而刘向《战国策叙》说取中书余卷及国别者八篇，依次补缀，除去重复，其书名又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等差异，可见《战国策》一书本是杂凑而成，我怀疑《燕策》这篇就是取自《史记》而删去首尾，因为《战国策》的体例不是记载一人之事，所以删去荆轲的始事，而直接从“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一句起笔罢了。《史记索隐》说这篇传记虽然约取《战国策》但也别记异闻，这是不对的。（司马迁说世人又说荆轲伤秦王是不对的，如果《战国策》先有明文，何必辩驳呢？）

光绪癸未年（一八八三）正月初七日

校勘《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竹书纪年》虽然刚出土时记载的时事已难信，今本又屡经窜乱，不是唐以前人所见的本子，然而如所载春秋以后的事：威烈王六年，晋夫人秦嬴在高寝之上杀害幽公；十二年，于越子朱句取代郯国，将郯子鹄带回；十七年，田悼子去世；安王九年，晋烈公去世，儿子桓公即位；十五年，晋太子喜出奔；二十三年，于越迁都于吴；二十六年，越人杀太子诸咎越滑，吴人立孚错枝为君；这些都可以补正史表（其中将赧王称为隐王，大概是因为赧不是谥号。《史记》记载赧王名延，延与赧是一声之转，隐是其谥号。）

光绪戊子年（一八八八）九月初一日

◎《史记志疑》（清梁玉绳）

梁氏的《史记志疑》，竹汀钱大昕极力称赞它。其考订训诂，固然多有可取之处，但大多拘泥于学究的见识，强行解释三代以上的事情。最荒谬的是辨析禹没有葬在会稽这一条，完全推翻《国语》、《管子》、《墨子》、《吴越春秋》、《越绝书》、《水经注》以及本书的说法，而唯独依据《论衡》的偏颇言辞，杜预注《左传》中关于涂山之孤的解释，说禹时会在荒远之外，怎么巡狩到这里？又依据《路史》说涂山也有会稽之名，而想要将会稽移到濠州，并且极力辨析舜葬苍梧是诬妄。岂知古圣王勤于民事忧虑万物，不遗漏遥远之地，桐棺薄葬，随地而安，不必像后世那样营建卜选山陵，重重烦扰人力。《国语》、《管墨》，都出自周时，是三代所传。昭昭如此。许慎的《说文解字》，最称谨慎，偶尔引用经传，必定确切且精当。其山部嶷下说，九嶷山也，舜所葬，在零陵营道。系部绷下引《墨子》说，禹葬会稽，桐棺三寸，葛以绷之。山部下说，会稽山也。可知舜禹葬处，古无异说；而涂山本在会稽，汉代经师已说过。杜预说在寿春，不过是相传的别解，（《说文》涂下说一曰九江当涂也。）也不能说郦道元的驳斥不对。《汉书》刘向上疏，说尧葬济阴，舜葬苍梧，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如果禹葬稍有可疑，刘向必定不会明白地说出。王充是汉代的陋儒，所言多荒诞；罗长源所述

译这尤其没有根据。陆耀北相信了不该相信的说法，又杂引唐人柳宗元、郑鲂的言论，来完全否定典籍中确凿可信的记载，因此他如同昏聩的儒生，局限于一隅之见，却妄自揣测古人，是多么荒谬啊。至于说句践不是大禹的后裔，闽越不是句践的族类，又不知是谁传授给他这样的世系呢。涂山与涂山是两个地方。涂山本来在会稽，因为这座山而特别造了“涂”字。另一个涂山在汉代属于九江郡当涂县，在晋代属于淮南郡寿春县。（《晋书·地理志》淮南郡下也有当涂县，注解说这是古涂山国，而杜氏说在寿春东北。按寿春现在叫寿州，当涂现在叫怀远县，两地边界相接，不是现在江南太平府的当涂县。）在唐代属于濠州，乃是古涂山氏的封国，是大禹娶妻的地方。“涂”和“涂”是古今字，后人牵强附会地将两个“涂”混为一谈，导致滋生了各种异说。《汉书·地理志》九江郡当涂县下，应劭注说：这是大禹所娶涂山氏的封国；其文意非常明确。会稽的大禹陵墓，事实无可怀疑，越国是少康小儿子无余的封地，从古至今，更没有不同的说法。至于将余姚说成是舜的后代支庶的封地，并附会历山、舜井、渔浦等地，则是荒谬的。《汉地理志》、《续汉郡国志》在余姚条下都没有注释。大概余姚如同余暨、余杭一样，都是越地的方言，就像称呼于越、句吴那样。姚、暨、虞、剡，也不过是用方言来命名县治，其含义无法详细考证，怎么能因为“姚”、“虞”二字与舜有关，就断定重华（舜）居住在这里呢？

译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七月十一日

《史记·酷吏列传》中记载设置伯格长来牧司奸盗，梁玉绳《史记志疑》说“牧”是“收”字的讹误，“司”就是“伺”字。我昨天所购买的版本是高邮王氏的藏书，在“牧乃收之讹”这五个字上，用墨笔做了标记。查考《读书杂志》说，《史记·商君列传》中“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王念孙说，“收”应当是“牧”字的错误。《方言》说“监牧”就是“察”的意思。《周官》“禁杀戮”注说，“司”就是“察”的意思，凡是相互监察叫做“牧司”。《周官》“禁暴氏”说：“凡奚隶聚集出入的人就牧司他们，杀戮那些犯禁的人”，也引用《酷吏列传》这句话作为证据。梁氏因为《汉书·酷吏列传》写作“收司”，颜师古注说“收捕司察奸人”，所以据此来纠正《史记》。王氏说一定要先司察而后举发，举发而后收捕，不能先说收而后说司；他的说法是对的。王氏《杂志》序中颇称赞《志疑》的细密，但书中抹去删改的地方很多，前辈论学虚心而不互相借重的情况就是这样。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正月廿五日

◎汉书（汉班固）

夜里读《汉书·霍光传》，在书后写道：

从前的人认为霍光愿意辅佐幼主，承担天下的重任，废黜昏君立明君，可以和伊尹、周公相比。唉，霍光确实是社稷之臣，不应当被私爱所牵累，隐瞒他妻子弑杀君母的事实。既然已经作恶了，不应当又把女儿送入后宫以图谋宠幸和利益；那么霍光废黜昌邑王的私心就显现了。昌邑王虽然不贤，也没有大的恶迹，为什么连他的随臣都一并诛杀呢。既然已经公正地废黜了他，为什么还要引荐田延年，胁迫杨敞，以劫持控制为手段呢。从前本来有人怀疑昌邑王与随臣有密谋，霍光借此进行废立。我读《杨敞传》，读到杨敞的妻子对杨敞说：“您如果不听从，祸患将不可预测”，就扔下书感叹说：当时的情势如此，霍光的罪过难道值得怀疑吗！那么霍光只是以权术挟制君主罢了，广泛树立子孙，不以盛极而衰为惧，仇怨逐渐充盈，自取灭亡。史书称霍光不学无术，唉，他的权术啊！他的不学啊！可悲啊。

咸丰甲寅（一八五四）八月初一日

夜里读《汉书·王莽传》。方苞《书王莽传后》说这篇传记是班固特别用心的，他钩深抉隐，描绘形象，确实可以肩并肩追随司马迁，但详细记载王莽的事情和言论，则在义理上没有什么可取的。王莽篡位改作，不必在后世有所征验，他的奸诈言论虽然依附于《典》《诰》，也不过是唾沫和溺器罢了。只是用来显示他虚张声势、制造幻象，那么列举他的突出之处以见义理就可以了，却喋喋不休，作为后人讥笑嘲弄的资料，这和小说家有什么区别。汉朝的朝仪礼器，全都缺失了，却详细记载王莽所更改的职官地域的名称，这不是错乱吗！等等。我认为王莽僭越称帝十六年，孺子婴居摄二年，再加上平帝五年，政令都由王莽决定，合计二十三年的事情，只在一篇传记中体现，固然不得不详尽。至于汉朝的朝仪礼器，自有《志》记载，又散见于霍光、韦元成等人的传记中，不能以此讥讽。只是详细记载王莽的奏章，以及众人歌颂王莽功德的言论，其中如张竦为陈崇请求增加王莽封国的奏章，长达五六张纸，都是浮夸的言辞和谄媚的话，令人发指，有污简牍，郑樵《通志》全部删去是做得对的。

咸丰丁巳（一八五七）八月三十日

阅读《汉书·诸侯王表》、《王子侯表》、《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像王陵谥号武侯，公孙弘谥号献侯，都是本传中没有记载的，幸好见于表中。可惜其中错误脱落的地方也不少。比如周纟〇本传说谥号贞侯，而表中写作“制”字。谥法中没有“制”字，而《功臣表》中又有高宛制侯丙猜。其他字形偏僻怪异的很多，如衍侯（《王子侯表》，又《功臣表》有乐成式侯、土军式侯）、式王（《济北王传》）、〇侯（《王子侯表》，音斯）、敦侯（《王子侯表》，颜注又作敫，古穆字）、敷侯（《王子侯表》）、子侯（《王子侯表》、《功臣表》）、息侯（《王子侯表》，疑是思字的讹误）、只侯（《功臣表》，疑是祁字的错误）、刻侯（《功臣表》）、思阝侯（《功臣表》，音〇）等，都不得其义。又如谥号终的，除了文终侯之外，《王子侯表》江都易王子有秣陵终侯缠，《功臣表》王陵孙有安国终侯ヵ。谥号原的，《王子侯表》自〇川懿王子剧原侯错以下，得到这个谥号的共有十余人。查考《谥法解》说思虑不爽曰愿，没有“原”字，怀疑原侯都是愿侯的错误。《功臣表》戈阳节侯任宫孙有愿侯恽，还写作愿字。其余如《王子侯表》有勤侯，《功臣表》有端侯，这两个字后世屡次使用，实际上是谥法中所没有的。汉代诸侯王得到恶谥如炀、刺、荒、缪等字的很多，还保留着古制。常用的谥号，则有夷、顷、质、节四个字，大概也像后世的通谥一样。又查考谥法说爱民在刑曰克，汉代功臣有隆虑克侯周灶；彰义掩过曰坚，汉代功臣有临辕坚侯戚鳃，都是古今极少使用的。

咸丰辛

译酉年（一八六一年）七月十三日

译《汉书·刘德传》记载，刘德被封为阳城侯，爵位传到他的孙子刘庆忌时，刘庆忌又担任了宗正和太常，去世后，他的儿子刘岑继承爵位，担任诸曹中郎将、列校尉，后升至太常，去世。爵位传给刘岑的儿子，直到王莽败亡才断绝。然而《恩泽侯表》记载，阳城缪侯刘德在宣帝地节四年受封，封爵十年后去世，儿子节侯刘安民继承爵位，十八年后去世。儿子〇侯刘庆忌继承爵位，二十一年后去世。居摄元年，侯刘飒继承爵位，王莽败亡后爵位断绝，这与传记记载不符。考察从宣帝地节四年到孺子婴居摄元年，计算相隔七十年，而《侯表》从刘德到刘飒仅仅四十九年，相差二十一年，那么刘庆忌之后理应还有一代。查考《百官公卿表》，平帝元始三年，城门校尉刘岑的儿子刘张担任太常，这与传记相符。（刘张是刘岑的字。）《百官公卿表》虽然没有提到阳城侯，但西汉担任太常的都是列侯，表例规定有爵位无官职的书写爵位，有官职的即使有爵位也只书写官职，刘岑以列校尉的身份担任太常，所以只写官职不写爵位。刘岑后来在元始五年由太常升任宗伯，当时王莽将宗正改名为宗伯，传记中没有提到他担任宗伯，这是偶尔的疏漏，而《恩泽侯表》遗漏了刘岑这一代是无疑的。

红侯刘辟，年八十，由卫尉升任宗正，他的儿子刘德两次担任宗正，刘德的儿子刘向由谏大夫升任宗正，刘德的孙子刘庆忌担任宗正，刘庆忌的儿子刘岑由城门校尉、太常升任宗伯。五代人担任宗正，自古以来未曾有过。

汉高祖的哥哥刘仲被封为代王，被匈奴攻击；逃回长安，被贬为合阳侯，他的儿子刘濞才开始被封为吴王。《史记》、《汉书》的纪传和表都相同。《汉书·诸侯王表》记载刘仲在孝惠二年去世，也没有称谥号。考察《汉书·平帝纪》五年，诏书说吴顷王是楚元王的后代。颜师古注释说，吴顷王是指高帝的哥哥刘仲，起初是代王，后来被废为合阳侯，而他的儿子刘濞被封为吴王，所以追谥刘仲为吴顷王，“顷”读作“倾”等等。那么纪和年表都是偶然没有记载。（刘仲名喜。）高祖因为嫂子釜之怨的怨恨，不封哥哥的儿子，太上皇进言，才封为羹颉侯，而刘仲被封为代王，于是将他抛弃在边境去抵挡强盛的匈奴。等到匈奴来攻，刘仲自己逃回洛阳，本来没有大罪，却被废黜为侯。大概还是因为治理产业不如刘仲有力的话，耿耿于怀吧。光武帝也有哥哥刘仲，追封谥号为鲁哀王。

八月初二日

《汉书·成帝纪》记载，绥和元年，罢免部刺史，改置州牧。《哀帝纪》记载，建平二年，罢免州牧，恢复刺史。而《百官公卿表序》说，哀帝元寿二年，又恢复为州牧。《哀帝纪》漏记了此事。

《平帝纪》记载，元始四年，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王莽传》记载，平帝去世，奏请尊孝成庙为统宗，孝平庙为元宗。《后汉书·光武纪》记载，建武十九年，追尊孝宣皇帝为中宗。大概是因为中兴之初，认为中宗等庙号都是新莽掌权时所尊奉的，所以全部去掉，到这时才恢复中宗的庙号，而高宗等最终没有恢复。章怀太子在《光武纪》的注释中，没有引用《平帝纪》和王莽《传》，却引用了《汉宫仪》。光武帝以元帝为父，宣帝为曾祖，所以追尊他们。这种说法非常荒谬。汉制是有功德的庙称宗，世代祭祀不毁弃，不曾论及远近。如果曾祖就应当称宗，那么元帝更近，为什么不恢复高宗的称呼呢？况且宣帝是元帝的父亲，光武帝是景帝的六世孙，在成帝的世系上是兄弟；元帝是父亲，宣帝是祖父，不是曾祖。又说光武帝对于哀帝是叔伯，对于平帝是祖父，哀帝、平帝都是元帝的庶孙，属于兄弟辈，光武帝对于平帝也是叔伯，这注释中所引用的世系都错了。

高祖的哥哥刘仲，由代王被贬为合阳侯，后来因为儿子刘濞被封为吴王，追谥刘仲为吴顷王，见于《平帝纪》。而《高帝纪》、《诸侯王表》、《吴王濞传》都漏记了。《史记》也没有记载。（平帝纪元始五年诏书说高祖兄弟吴顷王、楚元王的后代等等。）

八月二十七日

读《汉书》。《汉书》向来号称难读，所以马融、伏合跟随班昭学习它。现在世间通行的只有颜师古的注，而疏漏错误层出不穷，而且也有删减不全的地方。我读《孔光传》有说，统领宿卫供养，行内署门户，省视服御食物。颜注将“行内”断句，说是行在所之内中，犹如说禁中，其意义非常牵强支离。我凭意思读作“行内署门户”为句，说“行”是巡行；“内署”，是尚方宫府。《朱博传》，朱博对尚方禁说，冯翊想洗刷你的耻辱，擦试用禁。我认为用禁的“禁”，应当是“卿”，朱博对禁说话，不应上句称“卿”，下句呼名字。又起初朱博以御史的身份担任丞相，封阳乡侯，张玄以少府的身份担任御史大夫，一起在前殿受拜。我认为上面已经有朱博代替孔光担任丞相、封阳乡侯食邑二千户的记载，这里记录与张玄一起受拜闻钟音的事，不应再出现“封阳乡侯”四个字，这一定是后人妄加的。《翟方进传》，母亲怜惜他年幼，跟随他到长安，织草鞋来供给翟方进读经。博士传授《春秋》，其文字几乎无法断句。

译我认为“经”字应当是“从”字的讹误，此处应当将“织屦以给方进”读作一句，将“从博士受《春秋》”读作一句，“经”字大概是因为上文有“至京师受经”、下文有“经学明习”而导致的讹误。又如在绥和二年春天，火星守心宿。李寻对方进说：“万岁的期限，临近了，早晚都要谨慎。”颜师古注解说“万岁的期限”是指死亡。我认为下文有郎贲丽擅长星象之言，说大臣应当承受此事的话，那么“万岁的期限”，应当是指皇帝驾崩之事，所以贲丽说灾祸可以转移到大臣身上，皇上随即召见方进。又如王莽依据《周书》撰写《大诰》，其中有“予惟往求朕所济度，奔走以传，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的话。颜师古将“奔走”断为一句，认为意思是“我应当寻求能够济度百姓的缘故，奔走尽力，不畏惧辛劳”。我认为如果这样断句，文义就不通顺，而且也不成句子，应当将“予惟往求朕所济度”读作一句，将“奔走以傅”读作一句；“予惟往求朕所济度”，就是《周书》中的“予惟往求朕攸济”；“奔走以傅”，是说奔走以辅佐之意，也就是《周书》中的“敷贲”。（后来我阅读王西庄的《十七史商榷》和王石渠的《读书杂志》，发现孔光传中关于“从”字的一条、翟方进传中关于“万岁”的一条，已经见于西庄的说法；朱博传中关于“擦试用禁”的一条、王莽传中关于“济度”的一条，已经见于石渠的说法，都与我相同。）

译同治甲子年（一八六四）六月十八日

《汉书·儒林传序》记载公孙弘等人的奏议，其中有说：“臣谨查考诏书律令下达的内容，阐明天与人之间的界限，贯通古今的道理，文章典雅，训诫言辞深厚，恩泽施予极为美好。然而小吏见闻浅薄，不能深入探究并宣扬，无法明确地颁布晓谕于下。因此，任用治礼、掌故、文学、礼义等官员，却因迁升留滞而不得志。请选择其中秩级比二百石以上的，以及吏员中秩级百石且通晓一门技艺以上的，补任左右内史、大行令的卒史；秩级比百石以下的，补任郡太守的卒史；各官署均补二人，边远郡县补一人。优先任用记诵多的，若人数不足，则选择掌故来补任中二千石官署的属吏，文学、掌故补任郡属吏，以凑足员额，请求将此写入法令。”这段文字的含义，晦涩难懂。其中“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这十五个字，尤其令人不解。颜师古注解说：“是说治礼、掌故这些官员，本来是因为通晓文学、学习礼义而担任此职，又用来提拔那些留滞不得升迁的人。”这也迂曲不明。现在我凭意推测，“以治礼掌故”的“以”字上面应当脱漏了一个“臣”字。“文学”二字，应当放在“掌故”之下，大概原文本作：“臣以治礼、掌故、文学，以礼义为官，迁留滞。”治礼、掌故、文学，是各卿掾属的名称。《平当传》记载，平当年轻时担任大行令治礼丞，按功劳次序补任大鸿胪文学。（大行令与大鸿胪本是一官，《百官公卿表》记载，景帝将秦代的典客改为大行令，武帝更名为大鸿胪。又记载，典客属官有行人，武帝更名为大行令，那么平当起初担任大行令的丞属，后来转为卿属。）《儿宽传》记载，儿宽因射策考中担任掌故，按功劳次序补任廷尉文学卒史。《晁错传》记载，晁错因文学才能担任太常掌故。大概诸掾属中以掌故地位最高，文学次之，治礼再次之；而外郡也有文学官。《续汉书·志》注引《汉官》说：“太守官属有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文学守助椽六十人。”《汉书》列传中多有补任郡文学的记载。《晁错传》应劭注：“掌故是六百石吏，主管旧例。”《儿宽传》苏林注：“卒史秩级六百石，旧时郡中也有。”臣瓒注：“汉代卒史秩级百石。”颜师古说臣瓒说得对。我怀疑掌故的秩级也不应达到六百石，“六”字或许也有误。至于治礼的秩级，史注都没有明文记载，而此处下文说“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又说“比百石以下”，所说的“其秩”，即指治礼等人的秩级。推究公孙弘此奏的本意，认为诏书律令颁行到郡国，往往具备天人古今的道理，其文辞典雅，其言辞深厚，而郡国小吏见闻浅薄、不学无术，不能深入探究并宣扬诏旨，以明确地颁布晓谕于下，因此想到各卿属中的治礼、掌故、文学，以礼义为其官职。但他们迁升留滞，不如选择其中的人，来补任左右内史、大行令及郡太守的卒史，优先任用记诵多的，若人数不足，则再选择掌故来补任中二千石官署的属吏。又任用掌故及文学来补任郡属吏。中二千石，即指左右内史、大行令这三官。左右内史后来改为左冯翊、右扶风，当时尚未更名，因为他们治理三辅地区，与郡太守相同，恐怕小吏不能深入探究诏意，所以任用治礼、掌故等人来补任卒史。大行令即大鸿胪，因为汉制鸿胪主管郡国邸舍，又掌管外夷宾客，所以也另用卒史，以便宣扬德意。文学、掌故，自然是两个官职。上文说“请太常博士弟子能通一艺者补文学掌故缺”，也是说补任文学及掌故，古人将两词连用罢了。说“备员”，应当如钱大昕所说，承接上文“不足”的文意，谓若有不足，当以文学、掌故充任，不要使员额空缺。颜注认为这是表示升擢之意，并非借其实用，这是不对的。《平当传》记载，平当年轻时担任大行令治礼丞，按功劳次序补任大鸿胪文学，是因为当时大行令已改为大鸿胪，而更名为大鸿胪的属官行人仍称大行，仍属鸿胪。当初担任行人的治礼，是卿属的曹掾，后来按功劳次序转为鸿胪的文学，则是列卿的曹掾。我曾说平津侯（公孙弘）此议，关系学术，是汉代的一大制度，而文义模糊，无人能考正，因此参核传志，为之疏通证明。可惜尚无佐证，终究不敢自信。（大行治礼丞……大行丞治礼……。《百官公卿表》行人署有令丞，……治礼，则……有丞之称。萧望之传，也作大行治礼丞，错误与此相同。《东观记》说，大鸿胪属官有大行丞一人，大行丞有治礼员四十七人，主持斋祠傧赞九宾之礼。司马彪《续汉志》，大鸿胪下大行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治礼郎四十七人，那么治礼者，大概是如今鸿胪寺鸣赞序班的职务，不应称丞。或许萧望之、平当两传中的“丞”字都是衍文。）

七月初一日

读《汉书·五行志》，加朱批两卷。此志多采用刘向《五行传记》，并兼采董仲舒、刘歆、京房之说。刘向以《易》、《书》、《春秋》推验阴阳，归本于人事，虽然间有附会支离之处，但学问阐明天人关系，明体达用，直逼董仲舒。近儒王体堂说刘向不通经学，未免

译高深的议论惊世骇俗。

译七月初三日

夜间校注《汉书》《五行志》一卷完毕。这一志书有很多乖谬错杂之处，然而伏生的《洪范五行传》、京房的《易传》、刘向的《五行传记》、刘歆的《左氏传说》，都幸好在这志书中保存了它们的梗概要点。欧阳氏大小夏侯的《尚书说》也可以从中考察见到一些，这些大概都是西汉经学大师所遗留下来的零星片段，非常珍贵。

七月初十日

校注《汉书》《赵充国辛武贤传》。这一卷因为赵充国最终平定了西羌，所以合为一卷，而在赵充国传的末尾附带叙述了辛武贤的始末，结尾说辛庆忌做到了大官，接着又用辛庆忌的字“子真”提行另起，单独作为一篇传记，这不仅仅因为辛庆忌的贤能超过他的父亲，而且《汉书》中像《张耳陈余传》、《陈平王陵传》、《张苍周昌赵尧任敖传》、《窦婴田纷灌夫传》，都是两篇传记相连，似断似续，大概班固的史法就是这样。

七月十六日

阅读《汉书》并校注《赵尹韩张两王传》一卷。班固说汉代父子都做宰相的只有韦贤、韦平两家，王厚斋讥讽他忘记了周勃、周亚夫父子。我读《王吉传》，王吉的儿子王骏担任御史大夫，在位六年病死。翟方进接替王骏担任御史大夫。几个月后，薛宣被免职，翟方进就接替薛宣担任丞相，众人为王骏没能封侯感到遗憾。王骏的儿子王崇，在平帝时代接替彭宣担任大司空，封扶平侯。《于定国传》，于定国担任丞相，封西平侯，死后，儿子于永继承爵位，官至御史大夫。皇上正想任命他为丞相，恰逢于永去世。查考成帝绥和元年，因为何武的建议，设置三公官职，改丞相为大司徒，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大司马各自设置官属，俸禄比照丞相，都封侯。而在此之前，御史大夫位居上卿，掌管副丞相的事务，虽然并称为两府，但比丞相低一等，不能封侯。于永担任御史大夫，是在成帝阳朔三年；王骏担任御史大夫，是在鸿嘉元年。（于永担任御史大夫两年后去世，少府薛宣接替了他，四月薛宣担任丞相，王骏接替了薛宣，五年后去世。）都在何武上奏更改官制之前，所以不能与韦平两家媲美。然而汉代除了这三家之外，应该数于、王两家父子了。

七月十八日

校注《汉书》，加朱《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一卷。《汉书》《韩延寿传》中，御史弹劾韩延寿在东郡检阅骑士的事，有话说五名骑兵为一伍，分左右部军假司马，每人拿着幢旗在旁边护卫车毂。王念孙《杂志》说，假司马千人持幢旁毂者，司马、千人都是官名，见于《百官表》。荀悦《汉纪》写成假司马十人是错误的。我认为这里应当读作“分左右部军假司马”为一句，“千人持幢旁毂”为一句。《续汉书志》，大将军部下有军假司马，这是“军假司马”四个字连在一起作为官名。本书《百官表》、《公卿表》西域都护下有司马、侯、千人各二人，颜师古没有注释，千人大概就是千夫长，这里说千人拿着幢旗在旁边护卫车毂而行。荀悦《汉纪》写成十人，大概也是把司马断句，而说另外用十人持幢。千人的名称，《后汉书》屡次出现，或许《汉纪》的十人本是千人的误写，王氏把军字断句，错了。（汉代印章中有校尉左千人，军假司马也见于汉代印章。）

七月十九日

夜间点阅《汉书》《窦婴田蚧灌夫韩安国王恢传》一卷。司马迁深深厌恶武安侯和田蚧、平津侯公孙弘，然而这两个人都有好的地方，汉武帝兴起儒学，实际上以这两个人为首功。班固颇为持平公正，所以《史记》《魏其武安侯传》的赞语，推崇魏其侯而极力贬低武安侯，说武安侯的显贵在日月交替之际，又说武安侯倚仗权势而喜好弄权，在酒席间责难期望，陷害那两位贤人，迁怒于人，寿命也不长久，百姓不拥戴，最终遭受恶名。而班固说，窦婴不懂时势变化，灌夫无谋略且不谦逊，田蚧倚仗权势而骄横放纵，凶恶的德行汇聚，等待时机发作，把魏其侯、灌夫、武安侯三人并列评论，没有偏袒；他对平津侯，也时常给予赞美之辞，真不愧为良史。至于这一传删改《史记》的地方，则都不如原本，我已经在《汉书》的眉批和行间详细评论过了。

八月三十日

校注《汉书》《司马相如传》一卷。这一卷如果不取胡刻本《文选》李善注以及《尔雅》、《广雅》、《说文》、《玉篇》等书仔细勘校，即使读上百千遍，也像没读过一样。

十一月十九日

夜间校勘《武帝纪》。元朔三年诏书说：刑罚是用来防止奸邪的，内长文是用来显示恩爱的，因为百姓还没有完全受到教化，朕愿意与士大夫们每天更新他们的事业，坚持不懈，因此赦免天下。张晏说：长文，是增长文德的意思。晋灼说：长音读作长吏的长。后来宋人刘昌诗《芦浦笔记》说章子厚家藏古本内“长文”三字，作“而肆赦”，大概是“而”误为“内”，“肆赦”都缺偏旁而成了“长文”，诏书说“其赦天下”，意思很明白。王应麟《困学纪闻》也说，有人说古写本作“而肆赦”。明人杨慎等都跟随这一说法，认为对下文尤为贯通。而宋人

译无名氏《南窗纪谈》又记载许少伊右丞说，江南旧本作“而长吏”，近来许氏宗彦认为“内长文”就是“文无害”的意思。我考证张晏是曹魏时人，晋灼是晋时人，他们的注已经解释为“长文”。《梁书》中刘之遴说鄱阳王从胡卢中得到了《汉书》古本，识者已经斥责其伪妄，那么赵宋时章〇所藏的古本，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这是后人凭主观臆断读改，托言古本，来欺骗世人，是宋人的惯用伎俩。当时汉武帝屡次下诏求贤劝学，此诏虽因赦令而发，也是因为百姓尚未受到充分教化，嘉许士大夫日日更新其学业，那么其主旨仍在于文德。将“长文”改为“肆赦”，虽与下文“赦天下”语意连贯，却与诏书本意反而不合，而且其语意也太浅显。改为“长吏”，似乎与上文“刑罚”语意相配，但“长吏”之所以被爱戴，则尤其浅显直白不成句，恰好成为南宋人的文法罢了。然而“内”字必定是“而”字的误写，看张晏、晋灼对“内”字都没有解释，显然可知。“而长文”之所以被爱戴，就是以其具有长于文德的意思。小颜依据误本将“内”当作“而”字，不能校正，反而曲意为之解说，导致文义不通。宋人于是逞其私意，纷纷妄改，许氏认为即“文无害”之意，更是错误。“文无害”见于《史记》、《汉书》的《萧何传》，是说其文法深奥，无人能胜过或陷害他，与此有什么关系呢？

译同治戊辰年（一八六八）十月初十日

班固《答宾戏》中说：“说难既酋，其身乃囚；秦货既贵，厥宗亦隧。”应劭注解说：“酋”读作“酋豪”的“酋”，意思是雄强。《说难》是韩非子书中的一篇篇名。我认为“说难既雄”这句话似乎没有意义，班固这段文字，极力陈述策士谋求进身之害。这里的“酋”就是“乃”字，《说文解字》说“遒”是迫近的意思，或者从“酋”写成“遒”。《诗经·大雅》中有“似先公遒矣”，《毛传》说“遒”是终了的意思，《尔雅·释诂》中写作“酋”。《经典释文》说“酋”，郭璞注音为“遒”。由此可见“酋”和“遒”在古代是相通借用的。韩非子因为进言游说困难而写了《说难》，大概是迫于进言游说的困境，所以说“说难之情既迫，而其身乃囚矣”，不应该读作“酋豪”。

十月十一日

《汉书·礼乐志》记载唐山夫人的房中歌，在“冯冯翼翼”之上，有“桂华”二字。刘氏《刊误》认为这是上一章“都荔遂芳育窳桂华”这十句的篇题。然而“华”字与下面的“光行芒章”等字都不押韵，大概“华”是“英”字的误写。臣瓒注引《茂陵中书歌》：“都鳄桂英，美芳鼓行”，“都骊”就是“都荔”；“美芳”也是下一章篇题的名称。这可以证明“桂华”应当作“桂英”，这样韵脚才协调。

同治庚午年（一八七○）闰十月二十七日

校正《汉书》两件事。一是《儒林传》中“满昌君都”之下，重复了“君都”二字，应当是“昌”字，因为文字相次而误写。“君都”是满昌的字，与上文“伏理脖君”的文法正相同，所以下面紧接着叙述昌、理二人的官位。二是《游侠传》中“东道它羽公子”，“它”字上面脱漏了一个“赵”字，应当依据《史记》作“赵他羽公子”，这是两个人。“羽”姓出自郑公子羽，《汉书·曹参传》中有羽婴。“公子”是他的人名。《汉书·何武传》中有杜公子，《儒林传》中有大中大夫刘公子，大概都是以字为名，就像薛汉字公子比一样。

同治辛未年（一八七一）五月二十一日

阅读《汉书·百官公卿表》。班固的这个表，体例也不能统一。其中除了三公、将军之外，有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执金吾、水衡都尉等十一卿，再加上三辅，那么班固本来就不局限于九卿。水衡都尉及三辅的秩禄都是二千石，那么班固本来就不局限于中二千石。然而太子太傅、少傅、将作大匠、詹事、大长秋、典属国都是二千石，将作等四官都号称列卿，为什么不列入？所以熊氏后汉表兼及这些官职，并没有违背失误，可以卢一概去掉它们，是不对的。

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五月十三日

校勘《汉书·地理志》。最近本来没有空闲做这件事，因为昨天查一个读音，没见到太原郡广武下说“河主贾屋山在北”，怀疑“河主”二字有误。于是考证全谢山、王石渠等诸家的说法，知道是“句注”的误写。王说非常广博而精当，竹汀、西庄尚且不及。今天粗略完成一卷，可惜没有钱献之、吴卓信两家的书，共同参证罢了。

同治癸酉年（一八七三）十月二十五日

《汉书》汝南郡鲷阳。孟康注“鲷”音“纣”。自从方氏《通雅》依据监本作“纣红反”，才开始认为音“纣”是误脱二字。钱大昕深以为然。段玉裁喜欢讲合韵，而这个字却独自主张钱说。只有卢文弨依据《高帝纪》小颜注音“纣”为是；王引之更引七条证据来阐明；然而不过是主张《后汉书》章怀注、《晋书》何超注、《左传释文》注、《太平御览》注都作“纣”，以及《玉篇》、《广韵》、《集韵》“鲷”下都不收“纣红反”，又引东韵与幽韵通叶的十余件事。我向来主张钱、段之说，认为诸书的注音都是因为孟音已经脱漏，相沿而误，凡是地名异读的，《汉志》诸家所注的音，不可胜数，都本于其方俗，而要不外乎双声叠韵的通转。“鲷”从“周”声，可转为“调”，亦可转为“投”，必不可转为“纣”。王氏所举，也只是从与由通，融与由通，居与穹叶，〇农与猫通，都是双声最近，而没有与“鲷”“纣”可贴切比例者。现在以《周缫传》封子应为郸侯，苏林注“郸”音“多”，而明监本作“多寒反”为例，才相信“纣”下“红反”二字确实是明人妄增，而王氏父子的说法都不可改变。郸侯的“郸”，《史记》、《周缫传索隐》引苏林注、《汉志》孟康注、《水经注》注、《汉表》小颜注，都作“多”。自从沈绎旃依据监本作“多寒反”，全祖望、赵一清都深以为然。王念孙辩解说：单声之字，古多转入歌韵及哿、个二韵，《说文》“驿”从单声。而《鲁颂·驷篇》有“驿”有“骆”，音“徒河反”。《尔雅》“瘴劳也”，音“丁贺反”。《小雅·大东篇》“哀我惮人”，《小明篇》“惮我不暇”，并音“丁佐反”。盖邯郸之“郸”自音“郸”，而沛郡之“郸”县，则音“多”也。他的话已经极其精当。又说：凡《汉书注》中所引

译汉魏时期的注音，都说“某音某”，或者说“音某某之某”，没有说“音某某反”的。我因此查阅了整部《汉书》，凡是注有“音某某反”的，都是颜师古自己的注语，其他人本来就没有这种情况，更加佩服王氏（王念孙）见识精到、心思细密，即使是钱大昕那样严谨、段玉裁那样通达渊博，也没有领悟到这一点。记得去年周荇农先生曾告诉我：最近校勘《汉书》，发现了一件好事，举《周缫传》中“郸”字的一条为例，只有明监本作“多寒反”，而宋本、汲古阁本、殿本都错了。我当时既忘记了全祖望已经说过这个观点，又不记得王氏的话，但心里也对此存疑。只是我对荇农先生说，“单”和“多”是双声字，可以通转，明版恐怕不能作为依据，而荇农先生不相信。日后见面时，应当详细告诉他。

译十一月二十一日

《汉书·五行志》“水不润下”条，引用京房《易传》说：“颛事有知，诛罚绝理。”（《晋书·五行志》和《宋书·五行志》都写作“颛事者加诛罚绝理”，“有知”乃是“者”字加上“之”字的错误，这里是指执事的人诛罚过当，断绝事理，句子中还有脱漏的字，续志的错误相同。）大败不解，这就叫做皆阴。解，是舍止的意思。君王在大败之后诛杀首恶，赦免众人，如果不这样做，就都涵蓄阴气，那水就会流入国邑。（续志、《晋书·五行志》、《宋书·五行志》在“兹谓皆阴”下面紧接着就是“厥水”句，没有“解舍也”到“皆函阴气”这二十个字。考察上文“兹谓狂，厥灾，水流杀人”；又“兹谓追非，厥水寒杀人”；又“兹谓不理，厥水，五谷不收”，都与这里的文法一样。“解舍也”等二十个字，是“大败”两句的注释，不知什么时候混入了正文。上文“归狱不解”的注释引用张晏说，解，是止的意思，这里的“解”字与上面意义不同，所以注释说“解舍也”，大概也是颜师古所引用的旧注而传写时丢失了名字罢了。又“皆函阴气”下面有颜师古“函读与含同”八字小注，考察上面用“皆函阴气”解释“皆阴”二字，所以颜师古用“函同含”来解释它。然而“皆阴”二字不成文义，怀疑原本应当作“函阴”，所以旧注既用“皆函阴气”解释“函阴”字，颜师古又用“含”解释“函”字。全书中颜师古并释旧注的虽然所在多有，这里“函”字当本是正文，不是注文罢了。）可惜这段脱误衍文很多，《续志》以及《晋书·五行志》、《宋书·五行志》也同样的错误，不能完全校正。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十月二十九日

《汉书·食货志》“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句。官首者，是武功爵的第五级。）先除，（句。先除上面怀疑应当有“秉铎”二字，秉铎者是武功爵的第六级，是说爵位秉铎的人必先除授吏职。但是《史记》的文字也如此。索隐将“试补吏先除”读为一句，都归属于官首。）千夫如五大夫。（千夫者，是武功爵的第七级，五大夫者是旧二十等爵的第九级。五大夫得免除一人兵役，千夫如同五大夫，也得免除陪役。下文说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从民多至此为一句），徵发之土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足以见免除兵役的人优于补授吏职，因为做吏多得罪谪也。）颜师古的注释都错了。

《汉志》臣瓒注，引用《茂陵中书》武功爵第十级叫做政戾庶长，《史记·集解》也引用瓒注作左庶长。左庶长与旧二十等爵的第十级正同，这里既然另置其名，不应相混，而政戾二字，又不可解释。王伯厚《小学钳珠》引用《汉志》也作政戾庶长，大概其错误很久了。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六月十一日

《汉书》“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汲古阁本》、《五行志》、《外戚传》都作“涎”字不错。钱泰吉说吴免状所藏宋本也作“涎”，只有《监本》、《评林本》及今官本都作“涎涎”。考察《玉台新咏》作“燕燕尾殿殿”，殿与涎《广韵》《集韵》都同在三十二霰堂练切电纽下，是同音假借的字。后来俗本《玉台新咏》乃依误本《汉书》改作“涎涎”了。

七月十四日

整天阅读《汉书》。《地理志》会稽郡鄞下有镇亭，就是今天的天台山。又说有越天门山，就是今天的南田岛，明朝时是昌国卫。天台大山，不容自晋以前名不见于史志。大概镇亭、天台都是音之相转。《大清一统志》说，镇亭山在奉化县西南一百里，山极高大，南自天台，西连四明，大概已经明知就是天台山，而不敢质言之。看《文选注》引用支遁《天台山铭》及《名山略记》，知道天台之名，起于道佛之书。东晋风流，崇尚释老，铺叙山水，精蓝名刹，点饰为工，于是天台既名，而沃洲天姥之号，日以纷衍，无复知有镇亭者矣。

十一月初四日

《汉志》余暨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又上虞柯水东入海，《水经注》说潘水即浦阳江的别名，柯水怀疑即上虞江。大概道元未到东南，也必确稽其地，知道那时永兴上虞，实已无此两水，所以指两江以为疑辞。浦阳江宋以后谓之钱清江，今俗谓之西小江也。上虞江宋以后谓之曹娥江，今俗谓之东小江也。然而二江皆源出乌伤（今义乌。）山中，由诸暨至萧山之义桥，并汇钱塘江水，而其流始大。曹娥江亦即所分之东流，汉末以后，皆谓之浦阳江，非两水也。萧山即在今萧山县治城内，安得谓浦阳江出此乎？使班氏果以潘水当浦阳江，则何不系之乌伤诸暨乎？盖古水多湮，不可考矣。

十一月初五日

夜读《汉志

译《汉书》卷下，至敦煌郡效谷县，下注师古曰：“本渔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云云。我私下怀疑，这并非颜师古所能言，文义也不像他的其他注释，应当是班固自注之语，却误作颜注了。于是查阅钱大昕的《考异》和王鸣盛的《商榷》，都如我所说的，而胡渭的《禹贡锥指》已不再提及此事。我深深感叹各位先生的学识远超常人，而我达到这种境界也不容易啊。读书的甘苦，只有自得，寻求理解的人也太少了。

译十一月初九日

《汉书·平帝纪》四年记载：“昭云，吒悼之人，刑罚所不加。”下文又说：“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由此可知，《曲礼》中“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的说法，自西汉以来，原本就没有不同的文字记载。姜湛园在《札记》中说应当是“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或者依据《白虎通》、《考黜篇》中的错误文字来证明这一点，都是谬误的说法。“耄”字在《说文解字》中写作“善”，而这里写作“吒”，颜师古注释说“吒”是昏聩糊涂的意思，班固的《汉书》多采用古文，大概《礼记》原本就写作“吒”。又，这里说“年八十以上”，那么所依据的《礼记》也是将“八十”和“九十”连在一起说的。钱竹汀先生依据《毛传》、《说文》、《释名》、《尔雅注》、《释文》等书，认为应当是“八十曰耋，九十曰耄”，王石渠先生列举五条证据来证明钱说不对（见《经义述闻》），但还没有引用到这里的内容。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十二月二十七日

校勘《汉书》韩安国等人的传记。韩安国传中，高祖说：“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高祖纪》也说：“吾以布衣提三尺。”颜师古注释说：“三尺”是指三尺剑。现在流行的版本在“三尺”下面妄加了“剑”字。查《史记》这两处都有“剑”字，不一定都是妄人添加的。《考工记》说上士的剑长三尺，中士的剑长二尺五寸，下士的剑长二尺，所谓上、中、下，是根据形貌大小来区分的，那么剑不一定就是三尺长，怀疑颜师古所见的《汉书》原本偶然脱漏了两个“剑”字，于是加以附会。看韩安国这一传，比如论及匈奴时说：“自上古弗属”，《史记》作“自上古不属为人”，根据《索隐》引用晋灼的话说：“不内属于汉为人”，这正是本于晋灼的《汉书》注，那么《汉书》原本就是“弗属为人”（详见王念孙《读书杂志》）。“弗属为人”，就是“弗属为民”的意思，而颜师古的本子没有“为人”二字，于是解释说“不内属于中国”。又说韩安国“为人多大略，知足以当世取舍”，《史记》作“取合”（汲古阁本也误作“舍”）。“取合”就是迎合的意思，是说韩安国的智慧，足以迎合时世。而颜师古的本子误作“舍”，于是注释说：“舍”是停止的意思，可以取就取，应该止就止。又说“于梁举壶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史记》作“郅它”，《索隐》认为是人名，这是对的。“郅”与“至”相通（王念孙《杂志》也说过），它，就是现在的“他”字，古人名叫“它”的，如涉它、尹公之它、项它（也写作“佗”，都是同一个字），不可枚举，而颜师古把“至它”读作虚词，于是注释说：“在梁地举荐了壶遂、臧固两个人，至于其他我所举荐的，也都是名士。”这类都是望文生义，也和注释“三尺”的情况一样。那么唐彦谦诗中所谓“耳闻明主提三尺”，叶少蕴讥讽他是缩略了后语，虽然失于检查《汉书》，也并非没有道理。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二月二十八日

《司马迁传》中说谈为太史公。查“太史公”自然是当时官府的通称，本来就不是官名，也不是后世尊称的加字，史氏家族也没有这个官名。东汉称尚书为“大尚书”（《隶释》祝睦碑说“拜大尚书”，《隶续》刘宽碑阴有“大尚书河南张只”），称尚书郎为“郎官”，也都不是官名。所有魏晋称中书令为“令君”，唐代称御史为“端公”，都不一定是尊称高官。

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查“详”字《史记》作“祥”，“详”是“祥”的通假字。《易经》“视履考祥”，《释文》原本有的作“详”；《孟子》“申详”，《檀弓》也作“祥”，《说文系传》说“祥”的意思就是“详”。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梁曜北《史记志疑》认为“俭”字不准确，引用《评林》董份的说法认为是“检”字的错误。查董份、梁曜北的说法是对的。名家出于礼，不能说使人节俭，况且与上文“墨者俭”的意义相冲突，大概“检”就是“敛”的意思。《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赵岐注：“检”就是“敛”。班固《汉书·食货志》作“不知饮”。名家以绳墨检察人，使各约束于礼而不得放肆，所以说使人检束而容易失真。

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王怀祖先生说“兴”应当从《史记》作“与”，“与”和上文的“为”字相对，这是对的。至于“舍”字，《史记》作“合”，是“舍”的形误。这里“法业”为韵，“度舍”为韵，“舍”的古音如“舒”，所以余、念等字都从“舍”省声。《诗经·何人斯》以“舍”与“车”、“盱”押韵，《易经·乾卦·文言》以“舍”与“下”押韵，“下”的古音如“户”。

圣人不巧，时变为守，“巧”的古音如“朽”，与“守”押韵。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十一月三十日

◎《汉书地理志补注》（清吴卓信）

阅读常熟吴卓信立峰（一字项儒）的《汉书·地理志补注》一百零三卷，共计二十册。立峰是常熟的老秀才，他的稿子最初归于李申耆。道光二十八年，泾人包慎言孟开刻印出版。李申耆的记言说他所著还有《三国志补注》、《广说亲》等书，已经遗失不传。包慎言的序言说李申耆得到此稿

译当时，他年纪已经七十岁了，因年老体衰无法亲自校勘，所以错误很多。孟开委托他的妹妹〇胥杨廷胪进行校正。廷胪名传第，是常州人，在辛酉年因殉亲死于汴京，我曾写诗哭悼过他。

译同治癸亥年（一八六三）十月二十九日

阅读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卓信字立峰，又字顼儒，是常熟的生员，去世时六十多岁，所著还有《三国志补注》及《广说亲》，都已失传；又有古文集，同县陈揆为之刊刻，也未流传下来。此书共一百三卷，李申耆抄得其副本，后归潘芸阁侍郎（锡恩），道光二十八年泾县人包孟开（慎言慎伯的族侄）开始在江宁刊刻。此书选取班固《汉书·地理志》原文，在每句之下，引证各种书籍，搜集采撷颇为完备，偶尔也附上按语，其中对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全祖望《地理志稽疑》、钱坫《新斟注地理志》的采录尤其多。然而书中对各郡下标注的今某地，也时常有错漏，又校勘粗疏，错误文字很多，令人惋惜。

光绪乙亥年（一八七五）十月二十七日

近日兼读吴项儒《补注》，该书采撷搜集非常勤奋，偶尔也订正谬误疑难，多有心得。但有三大弊病：引用古人已佚的书，不注明出处，这是其一；凭主观臆断添改旧文，这是其二；抄袭他人的说法，当作自己的，这是其三。又不通晓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如豫章的赣，认为章水与贡水合流，字应当是赣，不知道赣本是古贡字，读赣为感，是豫章方言，也是语音的相转，这个县自然是以赣江得名，同郡的新淦，也是此水此音，只是字不同罢了。该地虽有章水合流，并没有领字，是后人妄造，所谓俗谬不合六书（汉字造字法则）的。巴郡的朐忍，认为字应当作胸腮，音蠢闰，即曲嬗虫，不知道这本是以朐忍山得名，本志《续志》、《晋志》都作朐忍；《说文》也作朐忍。自从阚□《三十州志》误音朐为春，又说该地低湿多朐忍虫。因而以名县，（见后汉书吴汉传注引。）于是后人就有蠢润闰蠢等音，改其字为胸腮，而《说文新附》及《广韵》、《集韵》等书，都有这两个字了，然而即使说是曲嬗，也正是朐忍两字的音转。古所说丘蚓（说文本文作嫔。）丘音区而朐音劬，与区叠韵兼双声。武威的揞次，说晋以后作揖次，其改名缘故未详，不知道揖是揞字的误写。隶书胥作骨，遂误为揖。其征引虽然广博，而如傅氏的《行水金监》、戴氏的《水经注校本》、王氏的《读书杂志》，最负一时盛名，尤为注此志者所必不可少，而都未见，也是其疏漏之处。（其文字的错误脱漏，一页中多达十余字。乃至本志及续志的文字，也完全不核对。包孟开序言说属杨汀芦及其族弟兴言校正，而其疏漏如此，乃知包氏之学，于这类事情固绝不留意。）

十一月十一日

人表考 清梁玉绳撰

阅读《人表考》。梁氏对此书致力很深，引证宏博深奥，几乎超出马三代之上，卓然可传。可惜好发议论，多涉迂腐，又往往杂引鄙陋悖谬的文章，不知甄别选择，自累其书，大概尚不免学究习气。

同治丁卯年（一八六七）四月二十六日

◎汉书注校补（清周寿昌）

阅读荇丈《汉书注校补》，已是第十八次写本了。校证非常严密，诂训尤其精当。

光绪壬午年（一八八二）六月初三日

阅读荇丈《汉书注校补》本纪一册，其用力非常精专，自称第十八次写本了。引证高深精妙，于音训文义尤其详慎。其辨析秦及汉初用亥正一条，说都改月改时，驳斥王伯申先生说秦汉以十月为岁首而不改时月，有十七证之非，其说最辩驳有力。又说粤越虽一字，然而春秋后越国之越无作粤者，犹郊之不作蓟，许之不作无阝，故百越之越可通作粤，吴越之越不通作粤，所以重别国名，其论亦精当。今日为附签四条，又校误脱三条。

六月初十日

阅读荇丈《汉书注校补》、《百官公卿表》、《艺文志》、《地理志》。荇丈贯通全书，于表志非常精当，尤用力于地理，可卓然不朽了。

光绪癸未年（一八八三）二月廿九日

◎汉书补注（清王先谦）

阅读王益吾祭酒《汉书补注》、《武五子传》一卷，采取矜慎，体例甚善，其附己见，也俱精当，尤详于舆地。张守节《史记正义》所长，即在此一事。又多采沈文起《汉书疏证》之说。此书闻稿本在上海郁氏，余尚未见，不知祭酒何从得之，晤时当询之也。

光绪辛巳年（一八八一）七月二十六日

◎后汉书（刘宋范晔）

夜阅《后汉书》，记录一二则：

母亲有呼儿子以字者，张劭母呼劭

译名叫元伯，赵苞的母亲称呼赵苞说“威豪”，就是这样。

袁安的玄孙袁闳，凭借“奉高”这个字在世间闻名，见于《郭泰传》和《黄宪传》。然而袁闳的传记只说他的字是夏甫，没有提到“奉高”这个字，那么东汉时期的人就已经有拥有两个字的了。（按：此处有后来补记说：袁闳字夏甫，袁阆字奉高，这是两个人。现在范晔的《后汉书》在黄宪、郭林宗的传记中，把“阆”字都误写成了“闳”，后人于是沿袭了这个错误，我已经仔细纠正了。然而东汉时期确实有拥有两个字的人，隗嚣的将领王元字惠孟，见于隗嚣传注引《三辅决录》；而《马援传》称呼他为王游翁。王延寿字文考，而注引《博物志》称呼他为王子山。（尊客自记））

译韩融与苟爽、郑玄都因高隐而闻名，事迹见于申屠蟠等人的传记；而韩融附见于其父韩韶的传记中，仅记载他官职最终做到太仆，其余没有一件事值得记载。陈重与雷义的交情，与张劭和范式齐名；而《袁敞传》却记载雷义、陈重二人替人请托，这是史家通过散见文字来表达意旨的地方。（陈重、雷义的事，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也提到过）

咸丰戊午年（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夜间阅读《后汉书》，记下两则笔记：

和熹邓后的贤德，仅次于明德马后。史书在皇后纪中，极力称赞她的美德，然而考察她不肯立平原王为嗣，安帝已经长大，最终却不还政于皇帝，这些都有可议论之处。史官因此在《安帝赞》中，指出她计收金钱授予官职等弊政，而有“哲妇家索”（指妇人干政导致家道败落）的讥讽。又在周章、杜根的传记中，一方面说她贪图幼主以便控制，立了夭折的殇帝，又说平原王的病本来不是顽疾，因为以前没有立他，担心日后成为怨恨的对象，于是立了安帝；另一方面说她临朝听政，权力在外戚手中。由此可知，史官在纪中避讳而在其他纪传中散见提及，大概是因为邓后是贤后，不想加以贬低，这固然是“善善从长”（褒扬善行要取其长处）的道义。至于史书称邓后与窦宪有隙，窦宪谨小慎微却冤死。然而根据林广的传记，邓后专权的罪责已经明显，而周章甚至想要矫诏诛杀她，可以想见，邓后这个人，应当比窦宪强而比马廖差。

顾炎武评论蔡邕为胡广、黄琼作颂，几乎与老韩（韩愈）同传，即使侥幸完成了《汉书》，也必定是秽史。然而这篇颂文是熹平六年，灵帝思念感怀这两人，在宫内画像，下诏让蔡邕作颂，这是应制之作，并非出于己意，不能以此讥讽。我查考蔡邕曾议论和帝、顺帝、安帝、桓帝四位皇帝没有功德，应当去掉他们的庙号，董卓听从并上奏实行，这真是小人肆无忌惮的极端表现。礼制规定祖先有功称为祖，有德称为宗，然而历代朝廷既然已经加以尊崇，怎能一旦由臣子妄议排斥革除。何况在董卓的时代，皇帝可以废黜杀害，太后可以弑杀，而先帝难道就不能滥受一个宗号吗！这是迎合奸臣，削弱王室，没有君臣之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汉法规定擅自议论宗庙的人处死刑，可惜王子师（杨赐）不能以此正言诛杀他罢了。后来唐末苏楷依附朱全忠，请求更改昭宗的谥号，直到后唐时将要惩治他的罪责，可惜他因恐惧而死，这还是蔡邕开启的坏头。

咸丰庚申年（一八六○年）闰三月初五日

阅读《后汉书》的《南匈奴传》、《乌桓传》、《鲜卑传》。范晔的史书对于外国传很不重视，大概因为范蔚宗生于江右，不了解西北的事情，所以各传多有失于考据核实的地方。然而叙述严谨，接续分明，自然是良史。章怀太子的注非常荒疏简略，与以前的注相比优劣悬殊，固然是因为草草结束全书的缘故。又阅读《西羌传》序论、《西域传》序论，文辞义理都很精妙。他论述西羌，追究赵充国将先零羌迁往内地，马援将当煎羌迁徙到三辅的过错；论述匈奴，归罪于窦宪燕然山的捷报，不再将南单于安置在阴山，反而在故地立北单于，于是让南匈奴长久居住在河西，最终扰乱华夏，这些都是见识极高，不仅仅是因为当时中原尚未恢复，对匈奴创伤深重才说这些话。

九月二十三日

阅读《后汉书》的《光武纪》、《明帝纪》、《章帝纪》、《和帝纪》、《殇帝纪》。《后汉书》中的八志，是晋代司马彪《续汉书志》，历来多误认为是范晔所作。本朝朱彝尊、钱大昕、纪昀、王鸣盛、洪颐煊、赵翼，都辨正了这一点，今天将它们遍录于汲古阁版范书的卷首。只有钱大昕、纪昀，认为将司马《书》并入范《书》，始于宋乾兴年间孙沔、余靖等人奏请，这还不够确切。《梁书》及《南史》、《刘昭本传》都只说刘昭注范晔书，而刘昭自序说：范晔的志全部缺失，于是借司马《续书》八志，作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配合范史。所以将司马《志》合于范书，始于刘昭。因此《隋书·经籍志》说：《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就是现在所传的帝纪十二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八卷。共计一百三十卷而说一百二十五卷，是抄写时的偶误。王鸣盛说章怀太子既然使用刘昭本《后汉书》，改了他的注，对于志仍然使用刘昭的注，是因为注纪传容易，注志难，所以避难趋易等等。钱大昕说章怀本仅注范《书》，因为志是司马的书，所以仍保留刘昭的旧注，不加以更改，这个说法是对的。当时唐代文治极盛，亲王朱邸，文学之士很多，何况既有旧注，只要加以考正，集合众人的手来完成全书，有什么难的呢？

咸丰辛酉年（一八六一年）三月初八日

我在戊午年的日记中，曾怀疑东汉《袁闳传》说字夏甫，而《黄宪传》又称其字奉高，认为古人有二字，姑且见于此。现在阅读洪颐煊《读书丛录》，说奉高是袁阆的字。于是查考范《书》第五十六卷《王龚传》，说王龚升任汝南太守，引进郡人黄宪、陈蕃等。黄宪虽然不屈服，陈蕃就做了吏，王龚不立即召见，于是留下记辞谢病离去。王龚发怒，让人除去他的名籍，功曹袁阆劝谏说云云。又说袁阆字奉高。

译多次推辞公府的征召，不刻意标新立异却在当时享有盛名。又查第五十三卷《黄宪传》，记载颍川荀淑到袁闳住处，章怀太子在“闳”字下注解说“一作阆”。既然奉高字阆，史书已有明确记载，那么《黄宪传》中的袁闳，都是“阆”字的讹误。章怀太子的注释依据的是错误的版本。他说“一作阆”，是另外依据了一个没有错误的版本。只是想到《黄宪传》与《龚传》仅仅相隔两卷，章怀太子又见过其他版本写作“阆”，却不能援引来改正，反而注释说奉高字闳，可以说是轻率谬误。足以看出当时东宫僚属，各自分注，互不考证核对。我自称对各史中范晔的《后汉书》最为留意，竟然也没有检校出来，看书如此粗疏，实在令人惭愧汗颜。历来读史的人也没有人纠正提及，诗文家于是沿袭使用，把奉高当作袁闳。古人没有两个字，袁闳传又说他恬静不事交游，后来就住在土屋里不出来，这本来与《黄宪传》中所说的不符。如果不是经过洪氏指出，世上没有人察觉，读书之难真是到了极点啊！

译六月十二日

阅读《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光和二年，中常侍王甫和太尉段颎一同下狱而死。“颎”字下面应当增加“有罪”二字。

《献帝纪》记载，建安五年，曹操杀害董承等人并诛灭三族，此处应当增加“曹操杀害董贵人”一句。建安十九年，曹操杀害皇后伏氏，“杀”字应当改为“弑”。将皇后传记改为纪传体例，始于范晔的《后汉书》，因为明帝的皇后地位相当于匹敌皇帝。臣子杀害母亲般的皇后，怎么能说是“杀”呢？（中平六年董卓杀害皇太后何氏，“杀”字也应当改为“弑”。）

灵帝去世时，皇子刘辩即位，皇后临朝听政，但未满一年就改元，谥号定为“灵”。当时何进担任大将军，袁隗担任太傅，刘虞担任太尉（在幽州），丁宫担任司徒，刘宏担任司空，不知道是谁竟然能秉持正直之言，给君主父亲加上恶谥？夏商周三代以后，只有这件事最保留古道。他的陵墓号称为文陵，大概是因为灵帝喜好文学，曾经亲自撰写《皇羲编》五十篇；又诏令众儒生校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又设置鸿都门学生；又诏令公卿举荐能通晓《古文尚书》（按：现在《后汉书》各本《灵帝纪》中“尚书”二字上面都脱漏了“古文”二字）、《毛诗》、《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各一人，全部任命为议郎；所以昭示他在政治上的缺失于谥法，而保留他喜好文学的美德于陵号，谥号与陵号的美恶不相呼应，这是千古罕见的特例。范蔚宗评论说：灵帝被称为“灵”真是优游自得啊，从《左传》中“君子因此知道齐灵公之所以称为‘灵’”这句话引申出一层新意，话语极有意味。

《献帝纪》记载建安元年，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查考下文建安四年说卫将军董承升任车骑将军，可见董承从未担任过辅国将军。伏完世代承袭不其侯爵位，当时早已是列侯。根据《献帝伏皇后纪》，建安元年任命伏完为辅国将军，仪制比照三公，那么此纪应当说“任命执金吾伏完为辅国将军，封卫将军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这是史文传抄脱漏错误造成的。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认为董承下面多了一个“为”字，还是失于考证。《董卓传》说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余人为列侯，也是错误的。章怀太子在《董卓传》注中引用袁宏的《后汉记》，错误与此相同。范晔大概是承袭了袁宏的错误，那十三人应当说是十二人。

北乡侯在三月即位，到十月去世，尚未改元，史书称他为少帝。弘农王在四月即位，九月被废，已经两次改元。（光熹、昭宁。）而北乡侯是宗室旁支，被阎氏私自拥立，顺帝时还有追加尊谥的议论；弘农王却是灵帝的皇长子，继承正统位置，当时年龄已十七岁，被奸臣废黜杀害，谥号为怀王，到了献帝时却没有议论追尊他。大概是因为王允诛杀董卓后，立即遭遇李傕、郭汜之乱，来不及提出建议。等到李傕、郭汜平定后，曹操专权，曹操虽然名义上讨伐董卓而实际上以董卓为榜样，难道还会念及弘农王的事？献帝处境危险如同累叠的蛋，自然不能追尊他的兄长。《献帝本纪》记载初平元年董卓杀害弘农王，“杀”字也应当改为“弑”。

《马融传论》，虽然贬低他屈节依附梁氏，但颇有宽恕之辞。大概因为马融是季长这样的大儒，范晔不想深深斥责，所以另外创立议论，为他留有余地。但言辞曲折旨意晦涩，其义理并不妥当。最后几句话，尤其荒谬，完全失去了史家惩恶劝善的宗旨。范蔚宗是良史，他的议论尤其能分明辨别忠奸，没有丝毫隐瞒宽贷，唯独在这篇传记中失当，足以说明作史者不可存有私意，而文人互相庇护，也是积习使然。

崔氏自崔□以后，世代记载名德，崔烈也有重名，历任郡守、九卿，仅仅因为从廷尉那里送入五百万钱拜为司徒这一件事，就成为千载的口实。然而同时像段颎、樊陵、张温等人登上三公之位，都是先输送钱财，史家已有明文记载，当时要尚不止这几个人。查考《灵帝本纪》，光和元年最初开设西邸卖官，私自命令左右售卖公卿职位，公价千万，卿价五百万。到中平六年灵帝去世，这十二年间，担任太尉的有张显、陈球、段颎、刘宽、许训、杨赐、邓盛、张延、张温、崔烈、曹嵩、樊陵、马日磾、刘虞；担任司徒的有刘合、杨赐、陈球、袁隗、崔烈、许相、丁宫；担任司空的有来艳、袁逢、张济、张温、杨赐、许相、丁宫、刘弘。其中或许只有杨赐、刘宽，凭借侍讲之恩，尊同帝师，不必以礼金进身，其他人未必不由此途径。而古今都盛传崔烈，成为众丑归集的对象，虽然是因为他的儿子用“铜臭”一语，扬名显亲，作史者于是在他的传记中故意增添色彩作为写照，大概也是因为崔烈是名士，所以责备他的人多罢了。后来李傕等人攻陷长安城，崔烈当时担任城门校尉战死，这样崔烈且是为国难殉节，终究不失为名士。然而范蔚宗在《献帝纪》中记载他战死，而在崔烈传中只说被乱兵所杀，难道死节的贤者，还不足以洗刷入钱之臭吗？读史的人应当为他昭雪。崔烈的儿子崔钧既用两个字的雅谑宠幸他的父亲，后来担任西河太守，与袁绍一起在山东起兵，抛弃亲人不顾，致使父亲陷入狱中，他不成为太傅袁隗那样的败类几乎不可能。崔烈虽然侥幸逃脱董卓的虎口，崔钧

译他的罪过不足以赎罪。范蔚宗在《李通传论》中，深深讥讽他跟随光武帝起兵，使父亲陷入死地，自己沉溺于家族覆灭以换取封侯，像李钧这样的人，真是那种父亲偷了羊却去告发父亲的坏人了。

译《灵帝纪》记载卖三公官职千万钱，卿五百万钱，而《崔烈传》却说崔烈通过傅母送入五百万钱。任命那天，灵帝回头对亲近宠幸的人说：后悔没有稍微吝啬一点，本可以卖到千万。程夫人在旁边应声说：崔公是冀州的名士，难道肯买官吗？幸亏我得到了这个，反而不知道他是个美人吗？查考汉代任命三公，大多由九卿升任，那些凭借光禄大夫、太中大夫、将作大匠以及诸校尉身份获得三公职位的，十个人中不到一两个。崔烈在中平二年被任命为司徒，距离光和元年开始卖爵位时已经过了八年，唯独只缴纳了例定钱数的一半，大概是因为他是名士所以减价得到了官职。这说明当时名士还是值钱的。

灵帝虽然私下出卖公卿官职，然而本纪记载，中平五年三月，永乐少府樊陵担任太尉。六月丙寅日刮大风，太尉樊陵被罢免。史书说樊陵因为出钱才得到三公职位，却任职刚过一个月，就因大风灾异被策书免职。收取西邸私下卖官的钱财，却仍然沿用因灾异策免的祖宗制度，简直是欺诈索取财物，令人可笑。而樊陵以九卿身份出资千万，做一个月三公，也算委屈了！

东汉时期尚书的权力，重于三公。所以自从安帝、顺帝以后，大将军及三公执政的，都加授录尚书事的头衔，始于章帝即位，任命赵熹为太傅，并录尚书事。到了安帝延光四年，北乡侯即位，司徒刘熹担任太尉，参录尚书事。所谓参录，大概是因为当时阎后临朝听政，以后兄阎显为车骑将军，独揽大权，必定愿意录尚书事，所以三公只能参录。后来献帝建安元年，曹操以镇东将军初次到达洛阳，自领司隶校尉，即录尚书事，于是独揽汉朝政权。直到南北朝，凡是篡位改朝换代的，无不先录尚书事，称为录公。

《和熹邓后纪论》中有说：建光年间之后，王权有了归属，于是名贤遭受杀戮侮辱，奸邪之党得以进用，所以知道掌握权力招致诽谤，所宠幸的不是自己的人，等等。这是称赞邓后的德行，简直不亚于马后，而安帝不能胜任负荷。然而《安帝纪论》，却又说：孝安帝虽然号称尊贵驾驭天下，但权力归于邓氏，命令出自后宫，威严不能远及，开始失去根本统绪，最终造成衰败，于是又计算金钱授予官职，迁移百姓逃避寇乱，既然说是哲妇，也不过是家庭的祸害，等等，这就完全把过错归咎于邓后。虽然史家褒贬善恶，不妨彼此互相显现，然而太过矛盾，未免轻重失序。哲妇家索的话，用在母后身上，也有不合之处。

自汉代以后，范蔚宗（范晔）是最优秀的史学家，删繁就简，大多得当。他的论赞剖析贤愚，指陈得失，都有独到见解，远远超过司马迁、班固、陈寿，其余不足论了。我尤其喜爱的是，其中如《儒林传论》、左雄周举黄琼黄琬传论、陈蕃传论、《党锢传序》、李膺范滂传论、窦武何进传论，都推明儒术气节足以维持天下，反复咏叹，可歌可泣，令人百读不厌，真是奇作！其他佳作，固然尚不乏，而这几篇尤其重要。范《书》以外，只有欧阳修《五代史》、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的论赞，虽然纯正与瑕疵互见，文辞也时常有病结之处，然而终究多有名篇，可以玩味。范《书》可以指驳的地方很少，宋人如赵明诚、洪迈、王楙等人，偶尔提及几条。近来得到王西庄《十七史商榷》、洪氏《读书丛录》，考证更加详细。我偶尔有所见解，注在范《书》中的，往往这两书中已经有了，深深感叹后人著书之难。今天无事，静静阅读各纪传，选取各条摘录出来，都是这两书所未涉及的。不是喜好与古人作对，也是读范《书》者所不可缺少的，想成为蔚宗的功臣罢了。

六月二十六日

《后汉书·陈宠传》说，弘崇晏晏。章怀注，晏晏温和也。引《尚书考灵曜》说，尧聪明文思晏晏。我查考聪明文思晏晏，就是现在《尧典》中的钦明文思安安。这大概是今文经家的说法。范《书·何敞传》说，明公履晏晏之纯德。又说：陛下履晏晏之姿，足以看出当时习惯使用这种说法。晏晏就是安安，解释为温和的是错误的。《郭躬传》说：父亲郭弘，学习《小杜律》。注解说小杜者，是杜周少子杜延年。查考前书，杜周与杜延年都著律令，而郭弘学习小杜律，大概是因为杜周执法苛刻深重，杜延年稍显宽平恕道罢了。所以郭弘世代传授法律，都以宽平著称。而郭躬少年时继承父业，讲授门徒，常常有数百人。当时盛行经学，广泛聚集门徒，以法家讲授的，只有这一件事，而门徒如此兴盛，也是近来人竞相成为刀笔吏的滥觞。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五月十六日

《后汉书·方术传》，前人讥讽它记载唐长房、蓟子训、左慈等人的事迹；荒诞不经，违背史法。然而范氏在《华佗传》末尾，明确说汉代奇异法术之士很多，虽然荒诞不经，但也有不可诬蔑的，所以简选美好的，列在传末，其下列冷寿光、唐虞、鲁女生、徐登、赵炳、费长房、蓟子训、刘根、左慈、计子勋（此人传记仅四十五字，所记只是自己克死日期一事，前人认为就是蓟子训，蔚宗误列为两人是正确的。）

译上成公解奴、辜张貂、趋圣卿、编育、意寿光侯、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王真、郝孟节、王和平等二十二人，原本大概都连接在费长房传之后，并没有另起一行，所以即使涉及怪异之事，也采录附在后面，这不足以成为范蔚宗的过错。（至于之前的王乔，人事渺茫难测，也适宜附在费长房、蓟子训之间。）只有《方技传》中所记载的郭宪、谢夷吾、李合、樊英、廖扶、公沙穆六人，不适宜混杂在方术之士中。郭宪风骨节操刚直，是当时的名臣。李合、樊英、公沙穆都是儒者；李合历任三公之位，有忠臣的气节；樊英以隐士身份享有盛名，与郭宪都应当列入列传。谢夷吾所到之处政绩尤为出色，公沙穆治理县政有神明般的声誉，都应当列入循吏传。廖扶操守品行纯粹，适宜列入独行传。范蔚宗记载郭宪的奇异之处，只提到吐酒灭火这一件事；樊英也只称他嗽水灭火，那么乐巴也有这样的事，为什么却列入列传呢？至于谢夷吾能察知人将死，李合能占卜知晓使星，廖扶能预先预测年成荒歉，公沙穆能无备而应对大水，尤其不能一概用方术来概括了。

译同治丙寅年（一八六六年）正月初八日

阅读《后汉书》。范蔚宗在自论此书时说：“我的杂传论赞，都蕴含精深的意旨，因为经过推敲斟酌，所以词句简约。至于循吏以下以及六夷各篇的序论，笔势奔放，确实是天下的奇作，与班固相比，不仅毫不逊色。”我认为范氏这番话，自我标榜并非过分。然而其中最好的，如《郑康成传论》、《左雄周举黄琼传论》、《陈蕃传论》、《李膺传论》、《宦者传序》、《儒林传论》，兴致高昂，辞意深远而义理精微，若说是奇文，确实超越了前代古人。次一等的，如《曹褒传论》、《丁鸿传论》、《邓彪张禹胡广等人传论》、《蔡邕传论》、《李固传论》、《张奂传论》、《孔融传论》、《樊英传论》（樊英在方术传中）、《张俭传论》、《卢植传论》、《窦武何进传论》，都抑扬反复，激烈悲壮，让人百读不厌。其他的如《李通传论》，讥讽他让父亲陷入侥幸；《桓荣传论》，讥讽他做学问是为了求取荣耀；《臧洪传论》，惋惜他白白送死毫无益处；《郭林宗传论》，怀疑他识人的眼光过于神圣；这些卓越的见识，大多超出了常人的裁断。至于荀爽、荀彧，实在不是坚贞之士，而《荀爽传论》既表彰了他图谋董卓的智慧；《荀彧传论》又褒扬了他对汉朝的忠诚，这种立论，还算是过分恰当。大概是因为顺从世俗的赞誉，没有洞察他们隐居避世的实情，但这也是善于从长处看人，义理在于匡正世道，慷慨奋发，可见他的用心。大致来说，范蔚宗所写的论赞，在于推崇经学，扶持名教，进用隐士，振兴清议，听到的人受到激励，读到的人产生感慕，与司马迁、班固相比，文章高古方面胜过他们，但在激励雅俗、哀感顽艳方面，固然不及他们。具备这样良史的人才，却陷入逆臣的罪责，事情出于暧昧不明，言辞尤其支吾其词，史传所记载的，明显是由于诬陷构罪。近代儒者王西庄极力为他申辩，记载在他所著的《十七史商榷》中，事情非常明白，奇冤才得以洗雪。大概范蔚宗这起案件，用事理、形势、情理来衡量，都是必定不会有的。《宋书》、《南史》，也都言辞游移，本来没有明显的证据，实在是因为香方之刺，遍及朝廷；人士共同仇视，才坐实了他的罪名。所谓犬猪相遇的言论，母弟饥寒的状况，妹妾流泪诀别的情景，都是由忌恨者凭空诬陷。以范武子为名儒，范宣侯为名臣，范蔚宗继承家学，曾说以做文士为耻，他的家门失礼，难道会到这种地步吗？

范蔚宗书中称引其祖先的说法共有三处：《黄宪传论》称曾祖范穆侯，《郑康成传论》称祖父豫章君，《高凤传论》称先父范宣侯，都是借此显示前人学识品格，并非泛泛称呼。

范蔚宗书原本有志，在传记中自述共有三处。《公主传》说，事情在《百官志》中；《东平王苍传》说，言语在《礼乐舆服志》中；《蔡邕传》说，事情在《五行天文志》中。由此可知当时志书也都完成了，章怀太子说托付谢俨搜求撰写的说法，恐怕都不准确。

七月二十二日

校读《后汉书》宣秉、张湛、王丹、王良、杜林、郭丹、吴良、承宫、郑均、赵典传一卷。范蔚宗作传虽然大致依据时代，但仍然以类别叙述，所以往往前后混杂，这自然不符合史法。这一卷所区分的，大概是以清节为标准，然而从宣秉到承宫，都是光武帝、明帝时的人。只有郑均，是章帝时的人，而郑均一出仕就归隐，在朝时间少，与那些人截然不同。又他平生以至行著称，所以与毛义一起被表彰显扬。范氏既然在刘平、赵孚等人传序中，附带记载了毛义的事迹，那么郑均也应当列入那卷，以彰显同风，现在夹杂在此卷中，已经是不类。更奇怪的是，赵典生于桓帝时，行事迥然不同，而且籍贯在党人之中，名列八俊，谢承书中说因阉祸自杀，而范书说病死，章怀太子的注，颇有疑词。然而想想八俊中如李膺、杜密、王畅、刘佑，都做到了公卿，声气盖世；朱寓、荀昱、魏朗，也都位至二千石，卓为名臣。赵典既然名列其中，难道会是平庸之辈吗？于是范蔚宗在赵典传中完全不提他被党锢之事。在《党锢传》中只说赵典，名字出现而已，致使读者误以为是两个人。近代儒者如钱大昕、洪颐煊，都沿袭这种说法。考察赵典传，说父亲赵戒为太尉，注引谢书也说赵戒的第三子，其他出处参证都相同。谢书说与窦武、王畅谋划诛杀宦官，而范书《皇甫规传》称，皇甫规在桓帝末年，直言赵典与刘佑、尹勋等正直多怨，流放家门，以范书赵典传证实，当时正以谏争违旨，免官就国。又传中说赵典任大鸿胪时，因恩泽诸侯，无功受封，奏请一律削免爵土，这都是他屡次忤逆宦官的明证，怎么能说不是同一个人呢？如果以他先死为疑，那么王畅、刘佑，也都先死，谢书说王畅也下狱自杀。而范书王畅传认为病死，又怎能说当时有两个王畅呢？知道谢书所称是另一个赵典，那么赵戒的儿子有两个叫赵典的吗？范蔚宗此事，可谓近在眼前却看不清，夹杂在此卷中，更加不伦不类。

译同治丙寅年（一八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译用《群书治要》校勘《后汉书》。《杨震传》中“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还自敬德”，《治要》作“洗目改听”。查《无逸》篇“皇自敬德”，《今文尚书》作“况自敬德”。《隶释》记载汉熹平石经《尚书》残碑，况字写作兄，兄即是古况字，王肃《尚书注》将况解释为滋益。石经采用今文，杨震学习的是欧阳氏《尚书》，所以这篇疏文采用今文作“况自敬德”，后来误作“洗目改听”，都是因为字形相近导致讹误。章怀太子注仅引用《古文尚书》“皇自敬德”，后人不理解况字，于是改作还字。幸好《治要》这四个字都错了，反而可以推求得到真相。邢励说思误书也是一种适宜，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八月初五日

夜间校注《后汉书》郑康成传。惠氏引用《高士传》。说墓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砺阜，五十应当是十五的笔误。唐史承节所撰《郑公碑》，说在高密县城西北一十五里砺阜山之原，这才是正确的。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二月十一日

夜间又刮大风，校勘《后汉书》蔡邕、仲长统两传。蔡邕著《释诲》中有“速速方毂，夭夭是加”，后人因此怀疑《诗经》中的“天天是栋”，应当作“夭夭是栋”。章怀太子注将方毂解释为并毂，而对夭夭没有解释。查陆德明《经典释文》“蔌蔌方谷”，原本没有有字，认为作“方有谷”的是错误的。惠士奇说方毂一定出自齐鲁《诗》。阮元说速毂字所传版本不同，而认为毛本作谷是借字，应当依据章怀太子将方毂解释为并毂。近代保山人吴树声依据段玉裁所说钱塘张宾鹤称亲眼见到《蜀石经》作“夭夭是栋”，于是驳斥段氏斥责蜀本为误的武断，而认为毛本作天夭是错的。说夭夭是少盛的意思，夭夭是栋，是说百姓中壮盛者都被残破，即所谓“民今之无禄”。毛《传》说君天在位栋之，既然用君来解释天了，在位二字不是凭空添加的吗？郑《笺》说天以荐瘥天杀之，王者之政，又复栋破之，既然用天之荐瘥来解释天夭了，王者之政四字不是凭空添加的吗？他的说法很辩驳。慈铭按：蔡邕本来学习鲁《诗》，所传版本可能有所不同。蔌蔽方谷，《释文》原本没有有字，现在作方有谷，自然是衍文。至于《释诲》这一节，说花离蒂而萎，枝去干而枯，女子冶容而淫，士人背道而辜，人毁其满，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渐亦牙。速速方毅，夭夭是加，欲丰其屋，乃〇其家。玩味其上下文义，所解应当与韩诗、毛诗意同。（韩诗同毛诗，见章怀注。）都是说小人正逞其得志，而天罚已加，方字与是字相对，毂是谷的误字，速是蔌的借字。方谷，是说正食禄。速速不必一定以夭夭重字为对，古人的文章都是这样。如果像吴氏所说，以天天为壮盛，那么为什么说夭夭是加呢？天夭是栋，是说天既天之，而是复栋之。毛氏用“在位”解释是字，郑氏用“王者之政”解释是字，都不能说是凭空添加。段氏、阮氏认为蔡传夭夭是讹字，这是对的。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一月十八日

校勘《后汉书》。这天查阅《张敏传》、《仲长统传》，一切二字，《蔡邕传》所载三互法事，注都不明白。惠氏取颜师古说，以一切为权宜。我记得近人有详细辨析的。于是遍翻所有书都找不到，忽然烦躁得很，以至于打翻桌子摔碎盘子，流汗录指，读书健忘，痛苦如此，也可笑了。

十一月二十日

《后汉书》、《蔡邕传》，蔡邕上疏有“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的话，没有说其后是否有子。其女文姬传称曹操怜悯蔡邕无嗣。查《晋书》、《羊祜传》，羊祜是蔡邕外孙，讨吴有功，当晋爵土，请求封舅子蔡袭，于是封袭为关内侯。这是蔡邕有孙，前人已有说过。今查《世说》、《轻诋篇》注引《蔡充别传》说，充祖睦，是蔡邕孙。那么蔡邕孙不止一人，尤为明证。充是司徒谟之父，《晋书》作克，附见谟传。（蔡邕女文姬，人尽知之。其一女嫁给上党太守泰山羊衙，生女为司马师夫人。晋武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居弘训宫，称弘训太后，殁谥景献皇后，追尊母蔡氏为济阳县君。谥曰穆，即祜之母，祜传称其贤行，较文姬更胜色了。）

同治甲戊（一八七四）九月二十日

大抵南朝自刘宋以后，不甚讲究考据。范蔚宗《后汉书》足以称为良史，又继承武子家法，最重郑学，而《后汉书》中有三事之失，关于学术不浅。郑君传不举其所注《周礼》而载其《孝经》，导致历齐及唐，辩论不决，此一失也。《儒林传序》称《熹平石经》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导致古今聚讼，此二失也。

译《卫宏传》记载卫宏撰写了《毛诗》序，导致宋代以后的人将矛头集中指向《小序》，这是第三个失误。关于卫宏作序的说法，后人虽然为之辩白，说是卫宏另外撰写了一部书，并非指《小序》，但终究无法堵住人们的口舌。况且汉代学者解释经书，也没有听说过有名目为“序”的著作。

译光绪乙亥年（一八七五）五月二十五日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注》引用《代本》说，廪君的祖先，原本出自巫诞（《御览》引用《世本》作“蛋”，古代没有“蛋”字）。又引用《代本》说，廪君派人拿着青色的丝线送给盐神，说戴上它我们就相配，（“云”字疑当作“子”）和你一起生活，应该把你带走，（《御览》引用《世本》在“宜将”二字上有“弗”字，惠栋认为“去”就是“弃”字。）盐神接受了丝线并戴上它，廪君就站在阳石上对着青丝线射去，射中了盐神，盐神死了，天于是大亮。又传文从“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到“廪君于是君乎盐城”共二百零二字，章怀注说这以上都见于《代本》。所说的《代本》就是《世本》，章怀为了避唐太宗的名讳而改称《代本》。惠氏补注说《御览》引用的《世本》文字，大致相同。《世本》有传有记，又有别录，见于《新唐书·艺文志》，这应当是传记或别录的文字，大概记载了四方边远民族的事情。历来辑录《世本》的人，从明代到本朝吴氏、雷氏、孙氏，都没有涉及这一条。嘉庆年间江都秦嘉谟依据洪氏论述孙氏辑本，又延请顾千里补订校正，较旧本增加了十分之六七，蔚然成书，而这条材料仍然被遗漏，大概是不知《代本》就是《世本》的缘故。记下这件事以表明读书之难。

光绪辛巳年（一八八一）十月十四日

◎后汉书补表（清钱大昭）

夜里阅读钱可庐的《后汉书补表》，共八卷。首先是诸侯王表，其次是王子侯表，再次是功臣侯表，再次是外戚恩泽侯表，再次是宦者侯表，最后是公卿表。这本书考订精密，多处驳正熊表（熊安生《后汉书注》所附表）的错误。然而东汉的司隶校尉，职责任务极其重要，河南尹以下七个郡的太守，都归其管辖，实在不可以不设表。钱氏舍弃司隶校尉而设河南尹表，大概是谨守班固《汉书》表例，不敢有所出入。连平练童子恕撰写《后汉公卿表》，于是列出司隶校尉而舍弃河南尹，毛生甫极力称赞他，然而这两个官职终究应该并列。

同治己巳年（一八六九）十一月二十日

整天校正钱晦之所补的《后汉公卿表》，其错误简直不胜枚举。将大将军与度辽将军并列在一格，排在司空之下，尤为荒谬。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度辽将军担任边将，秩级二千石，与刺史、太守相互更替，不敢企及九卿，高低混杂，几乎混淆了官制。又光武帝时军中设置的大将军如吴汉、杜茂、景丹，都是草创时期权宜设置，实际上不过是一员将领的职务，与西汉霍光、王凤担任大将军，以及永元年间窦宪等人担任大将军相比，爵位、秩级、权力、尊卑相差悬殊，却一概并列。钱氏讥讽熊表不明体例，而他所编的表实际上并未胜过熊氏多少。又表中诸人迁转的官职，有的没有列入表中，本应写明迁任何职，却只写“迁”字，让人无法查究。其余官爵交错，举荐罢免错漏，层出不穷，疑是未定稿。而其子钱同人等人匆忙付刻，嘉定秦氏又不知校勘，错字很多。我曾说史表如王侯封嗣，关系不大，只有公卿是治乱之所出，对考证大有裨益，而作者草率从事实在可惜。

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五月初八日

《后汉公卿表》中导致错误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拘泥于班固的体例，不敢有所出入。然而西汉武帝开始任命卫青以大司马冠大将军，位次在丞相之下。后来霍光担任此职，权力等同君主，而班固仍将其排在丞相之下，（看霍光传中奏请昌邑王之事可知。）这与东汉不同。（袁绍拜太尉时，曹操为大将军，袁绍耻于班次在曹操之下，将太尉位让给赵岐。曹操害怕，于是将大将军让给袁绍，自己担任司空。）西汉度辽将军始于范明友以卫尉兼任，其职务颇重，所以班固都将其列入第四格将军之列。（班表只标列将军。）东汉度辽则有专秩，比太守，这是史表应当随时变易的地方。

五月初九日

◎续后汉书（宋萧常）

阅读萧常的《续后汉书》。萧氏学识不精，不能理解陈寿作书的意图，他所采录的内容也不出原书及注疏，而对于吴、魏的人事，务求删削，对曹氏尤其简略。他将陈登、袁涣、邴原、陆续四人视为未曾忘记汉朝，提拔至列传之首，排在诸葛忠武之前。然而陈、袁二人尚且有说法。邴、陆二人既未与昭烈帝交往，而邴原在曹氏任职，屡次担任要职，陆续在孙吴任职，官至将军，强行将他们列为汉臣，实在不符合史体。其附带的音义四卷，颇能订正陈寿的错误，也有可取之处，但音训多有疏漏，间或附带议论，且自明其书法，尤其近于迂腐。只有他大体端正，文笔也洁净，效法班氏，以论为赞，也能抒发自己的见解。如《昭烈吴后赞》，讥讽昭烈帝时势与晋文公在秦国时不同，不得援引怀赢作为借口，以法正为逢迎君主之恶，而以赵云不肯娶赵范之嫂相映衬。诸葛赞全载广汉张拭之论，以不能谏立吴后，且为之持节册诏，又不贿赂辅佐后主

译实行三年之丧，且未满一年就更改年号，这是诚意有余而学问不足。崔林称赞并讥讽其议论驳斥鲁相请求按秩祭祀孔子的做法，认为这是蔑视老师、侮辱圣人，与唐归崇敬请求面向东方祭祀孔子一样荒谬。而举出宋太祖不拜相国寺的佛像，唯独到国子监北面两次拜礼，认为足以垂范百代君王。王肃称赞并讥讽其请求尊汉献帝为皇而不称帝，认为这是妄自贬低旧君，歪曲学术以迎合时世，是无畏无惧的小人。这些评论都义正词严，对名教有益。其他如认为赵云通达治国的根本，在关羽、张飞等将领中最为优秀。认为魏延请求从褒中出子午谷进攻关中是奇策，必定能得逞，而诸葛亮不用是错失良机。认为华歆牵制皇后、毁坏墙壁，郗虑上奏逮捕孔融，是曹操的死党，都自命为名德，行为却如豺狼。认为钟繇、陈群建议恢复肉刑，是帮助曹操杀人。认为辛毗作为袁谭的使者出使曹操，陈述二袁必亡的道理，是出卖君主以谋求自己的进身之阶。认为东汉灭亡于贾后、谢后。认为司马光称赞荀彧为仁，其错误同于花石史。这些见识判断都独到优秀，多为前人所未及。《四库提要》举出《昭烈纪》中所说封陆城侯，与陈寿《三国志》所说封陆城亭侯不同，不知其所本，那么萧氏在《音义》第一条中，已根据《汉书》、《王子侯表》说得非常明白。查班固《王子侯表》中山靖王之子刘贞封陆城侯，确实没有“亭”字；而《地理志》中山国下有陆成县，那么刘贞是亭侯还是县侯，确实不能确定，萧氏去掉“亭”字是对的。（顾炎武、钱大昕都依据西汉没有亭侯的说法。）封陆城侯的是昭烈帝的祖先，《提要》不加以分辨，几乎像是说这是昭烈帝的封号了。

译同治辛未年（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五日

◎《三国志》（晋陈寿著）

阅读《吴志》大致完毕。陈寿确实称得上是良史，然而他的用意在于追求简洁，所以剪裁得当有余，而文采则不足。当时的人物，并不逊色于秦汉之际，司马迁撰写《史记》，声情色彩百倍丰富；陈寿这部书，却质朴无华，范晔的《后汉书》反而较为优胜。《晋书》和《南北朝史》又专门追求辞藻华丽，而笔力却不够，难怪班固、司马迁能傲视千古。

三国时期，魏国已经屡次兴起大案；吴国孙皓用残酷的刑罚来逞快意，被诛杀的名臣，如贺邵、王蕃、楼玄等人尤其多。少帝诛杀诸葛恪、滕胤，这些都是逆臣专权，应当另外讨论。只有大帝号称贤明君主，而在太子和被废黜的时候，群臣因为直言进谏而被诛杀的，如吾粲、朱据、张休、屈晃、张纯等十余人，被流放的顾谭、顾承、姚信等人又有数人，而陈正、陈象甚至被灭族，唉，多么残酷啊！自古以来宫廷内部的祸乱，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唯独刘氏建立国家四十三年，仅仅有一个黄皓以弄权闻名，然而也没有陷害什么人。昭烈帝只诛杀了刘封、彭羕，后主时只诛杀了刘琰、杨仪，这四个人都是因为犯罪而死。被灭族的只有魏延，那是因为杨仪等人罗织罪名说他谋反。那么先主和孔明治理蜀国，有万万不是魏、吴所能比及的地方，制定法度宽厚而国运不长久，上天厌恶汉朝的德政已经很久了，评论古人的人对此深有感慨啊！

裴松之的《注》广泛采录异闻，而多有折中评判，在诸史注中最为完善，注家中也极少有这种体例。朱弁《曲洧旧闻》称苏轼曾经对刘壮舆说：《三国志》注中好事很多，道原想要修订却没有完成，你不能推辞。壮舆说：端明为什么不自己做？东坡说：我虽然擅长言辞，也不是内行。后来南宋人萧常撰写《后汉书》，以蜀汉为正统，他所采录的事迹都不出注中。

咸丰己未年（一八五九年）二月初三日

阅读《三国志》辛毗、杨阜、高堂隆、徐邈、胡质、王昶、王基、王凌、毋丘俭、诸葛诞、邓艾、锺曾传。升平是曹魏的大儒，在朝廷正直，也有古代大臣的风范，而劝明帝改正朔，用地正建丑，把青龙五年春三月作为景初元年夏四月，这与唐武则天改用周正建子，新莽改用商正建丑，先后有什么不同。陈寿讥讽他意图迎合时运，在传记中略见其事，不详细记载议论，可谓有见识。王子师是汉末忠臣中最杰出的，杀身灭族，仅留下兄长的儿子晨与凌二人，而彦云尽忠于魏，又灭了他的后代，这是天道不可预知的地方。

咸丰辛酉年（一八六一年）三月十四日

阅读《三国志》魏三少帝纪。高贵乡公经术文章，都有师承法度，留心政事，常以夏少康为念，真是三代以后不多见的贤明君主。他决计讨伐司马昭，也不失为英雄。后人见他败死，说他缺乏谋略轻举妄动，是鲁昭公的续篇。不知道楚庄王讨伐斗椒，叔孙昭子讨伐竖牛，卫献公讨伐宁喜，汉桓帝讨伐梁冀；即使同时期如吴景帝讨伐孙琳，后世如宋文帝讨伐徐傅谢晦，周武帝讨伐宇文护，都是冒险奋发，最终成功。事机的会合，间不容发，勇敢决断迅速，固然是铲除祸乱的首要任务。后世君主，拘泥于鲁昭公、高贵乡公的事情，因循容忍，从而酿成大祸的，不知有多少，可叹啊！高贵乡公自己说政令即使死有什么可怕的，何况不一定死呢，这两句话慷慨激烈，千载之下读来仍有生气。元魏孝庄帝说宁愿与高贵乡公同日而死，不愿与常道乡公同日而生，两位君主英武，不同时代却同样遭遇，他们都未能幸免，那是天命。看《齐王纪》中历载他通晓《论语》，通晓《尚书经》，通晓《礼记》，都派遣使者用太牢祭祀孔子、颜渊；高贵乡公养老乞言，亲自实行古礼，以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都穆然有东汉的风范，令人起敬。曹操崇尚权诈，曹丕崇尚词章，都不重视儒学，而这两位君主却有这些事，不能说不是高堂叔平等人的功劳。看《高贵纪》所载太后追废的诏书，丑恶的言辞诬蔑诋毁，令人发指。以贤明如髦而招致如此惨酷，曹操的余殃太深了。当时儒学重臣，如王祥、王沈、高柔、裴秀、卢毓等人，都坐视此变，附和贼臣，经术的危害，固有甚于匡衡、张禹、孔光、马融等人的。

三月十五日

阅读《魏志》、《蜀志》。陈寿本来没有《魏书》、《蜀书》、《吴书》的名称，一概题为志，后人错误地以此标目。刻印十七史、廿一史的人于是都沿袭它，流俗应当纠正的。

同治丙寅年（一八六六年）七月十九日

阅读《吴志》兼读《后汉书》。汉儒的学问，到郑康成而极盛，然而从此骤然衰落。大概因为三方鼎立，戎马纷纭，精庐不存，学侣四散。蜀汉局限一隅，无可言说了。魏国的大儒推王子雍，吴国的大儒推虞仲翔，都著书教授，门徒很多。肃之《圣证》，务难康成；翻之解经，

译又喜好违背郑玄的学说。当时只有乐安的孙叔然，独自推崇高密郑玄，被尊称为大儒，著述群经，与王肃相抗衡。又《魏志·王基传》说：散骑常侍王肃著述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更改郑玄旧说，而王基依据郑玄义理，常与王肃抗衡，大概也是中流砥柱中的一位魁杰。其余如崔季，传记称他跟随郑玄学习，姜伯约传记称他喜好郑氏之学，仅有一二处记载而已。邴原字龙腹，向来享有高名，与郑玄同郡，而孙宾石劝他去学习，他随即有违逆之言。《蜀志·李撰传》说：李撰著述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都依据贾逵、马融，不同于郑玄；与王氏学说截然不同，起初不见他的论述，而《太玄指归》多与王氏相同，足以看出当时风气所趋，大体如此。大概太阳到了中午就会偏斜，月亮圆满就会缺损，这是自然之理，不容怀疑。《后汉书·郑康成传》说王基是他的门人，近代儒者钱大昕说王基死于魏元帝景元二年，根据碑文说享年七十二岁，追溯他生于汉灵帝初平元年庚午，郑康成在建安五年庚辰去世，那时王基才十一岁，不能在弟子之列。陈景云说王基传不说曾经师从郑氏，大概是私下仰慕郑氏，并非亲自受业的人。高贵乡公亲临太学讲经，独独推崇郑氏，贬退王氏义理，于是被司马氏所忌恨，随即导致变故。而侍中荀勖，先遭酷刑，学术趋向，世变系于其中，实在可悲啊。

译同治丙寅（一八六六）七月二十日

阅读《三国志》中的《吴书》。陈寿这部史书，原本是否分列名目称为某书呢？然而《陆士龙集》中陆机写给兄长陆云的信件里，有“陈寿《吴书》”这样的说法，那么当时确实已经有了这个称呼，并非后来刻印《三国志》的人所添加的标题。曹操、曹丕、曹叡三代都被尊称为祖，后世对“祖”这一庙号滥用的风气，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而吴国和蜀国都没有记载他们的庙号。我在《孙破虏传》的注文中引用《吴录》说，尊崇孙坚的庙号为始祖。在《三嗣主传》孙亮太平元年春天的注文中引用《吴历》说，正月为孙权立庙，称为太祖庙。陆机《辨亡论》下篇，也说吴桓王以武功奠基，太祖以德行成就大业，这说明孙坚和孙权都有庙号。然而历来史书记载，只称他们为武烈皇帝、大皇帝，这是因为陈寿的《三国志》没有记载的缘故。只有蜀汉的昭烈皇帝，大概是想要向上比附汉光武帝，所以用了两个字的谥号，而因为未能平定中原，所以没有加庙号罢了。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闰四月二十二日

《三国志》注引《献帝传》记载禅让帝位时的各种文书、表章、诏令，来回往复多达万余字，内容鄙陋谄媚虚伪，言辞冗长而表达不畅，文风卑下而气势萎靡，陈寿全部删削这些内容是正确的。然而裴松之记载下来，也足以彰显当时丑恶的场面。他引用孔子《玉版》以及《易运期》、《春秋汉含孳》、《佐助期》、《诗推度灾》等纬书，可供搜集采撷。至于引用《孝经》中“黄谶不横一等”之类的言辞，引用《易运期》中“谶言居东西有午”之类的言辞，这些都是纬书中的谶语，与纬书本身并不相涉。六朝以前的人都能分别论述。自从隋文帝禁止纬书，这些书大多散佚，于是唐宋以后的人不能辨别，往往把谶语和纬书混淆，导致纬书更加亡佚。孔子《玉版》就是所谓的《春秋玉版谶》，也是谶语而非纬书。许芝所引《汉含孳》说“汉吕魏、魏以徵”，我在《文选》陆机《答贾长渊诗》注中引《春秋保乾图》，也有“汉以魏徵、黄精接期、天下归高”的话。许芝又引《佐助期》说“汉以蒙孙亡”，我在“蒙孙”二字上，屡见于《易纬是类谋》，有说“蒙孙之名生众妖”，郑康成注解说，蒙孙是重重蒙昧的子孙。又说“网害之效慎蒙孙”，又说“赤世顺蒙孙之详”，郑注解说蒙孙是君主赤色的孽名号。（按：顺应当作慎，详同祥，犹徵也，君赤之孽名号，应当作苍赤孽君之名。）又说“赤世遭斯，蒙孙当冲，卒贵大嬉，道主之游”，这些话大多不可理解。郑注解说嬉咸言赤世之末，有卒贵之人道为游之人黄门常侍者云云，尤其错讹不可读。大概是各种纬书散佚之后，断烂错谬，无人能够校正。而近代侯官赵在翰却根据黄门常侍的话，认为东汉因为宦官而灭亡，蜀汉后主继承了这个结局。魏国是常侍曹腾的儿子，郑君注解纬书时已经预先知道了，那么他的附会就比许芝更厉害了。纬书中只有《乾凿度》最纯粹，其文字及郑注也还完善可读。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三月初二日

《蜀志》末尾的《杨戏传》，记载他所著的《季汉辅臣赞》，冠以昭烈皇帝，称季汉，称皇帝，因为《先主传》中不敢正名而在这里表现出来，这是陈寿最得《春秋》微言大义且委婉含蓄之处。辅臣从诸葛丞相以下，共五十三人，其中本传没有传记但赞中有其人，陈寿自己为之作注的，有邓方、费观、吴壹、陈到、程畿、程祁、糜芳、士仁、郝鲁、潘浚等十人，各自注在题目之下；辅匡、刘邕等十七人都注在赞中本句之下；这已经是后人所弄乱的。其末尾又有一行说《益部耆旧杂记》记载王嗣、常播、卫继三人，都是刘氏称王蜀地时的人，所以录在篇中，其下又提行列出王嗣三人的传记。何焯说益部以下怀疑都是裴注，而宋本误作正文。钱大昕说，陈寿作《益部耆旧传》，见于《晋书》本传及《隋经籍志》，如果是杂记则《隋志》没有记载，有人说陈术撰写的，也一定是晋人，不应陈寿就引用他的书。大概裴松之在李孙德、李伟南（孙德名福，伟南名朝，都有传记而陈寿注之。）两人的注下，已经各自列出杂记以补本注之缺。而王嗣等三人姓名不见于陈寿的书，所以附录以传异闻，这也是裴注的惯例。现在刊本都升作大字，读者也认为是陈寿的正文，那就大错了。而姚鼐说蜀《李赞传》末尾说陈术著《益部耆旧传》及《志》，陈寿或许取用他的书，不是裴注也未可知。我认为古人著书没有这种体例，陈寿既然取用这三个人，为什么不为他们立传，而忽然夹杂他人著作于杨戏赞的末尾呢？《李撰传》固然说陈术著《益部耆旧传》及《志》，未曾有《杂记》之名。《华阳国志》、《陈寿传》说：自建武以后，蜀郡郑伯邑、太尉赵彦信及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都以博学洽闻，作《巴蜀耆旧传》。陈寿认为不足以经远，于是合并巴汉，撰为《益部耆旧传》十篇。又《汉中士女传》说：陈术字申伯，

译这是撰写《耆旧传》的人，其生平事迹已失传，历任新城、魏兴、上庸三郡太守。由此可见，该术数原本就不属于杂记类，这一点非常明确，钱大昕的说法是正确的。只是这位术数家实际上是季汉（蜀汉）人，常璩将他列在后汉燕邡、赵嵩之后，陈寿在《李撰传》中也记载他历任三郡太守，而钱大昕却认为他是晋代人，这不过是偶然没有深入考究罢了。我私下认为，刊刻《三国志》的人，应当将辅匡等十七人的注释，全部移到标题之下，与邓方等十人的注释一样，都提升为大字，各自比赞语低一格，而赞语则全部提升为平格。（现在的版本中赞语某某都低两格，这也是不对的。）至于《益部耆旧杂记》以下的文字，都低三格，以表示存疑，不至于相互混淆就可以了。（现在的版本中《益部》等文字低一格，王嗣等三人都是平格。）

译五月二十二日

阅读《三国志》中的《高堂隆传》。高堂隆上疏，其中有这样的话：人的六种情感和五种本性，都存在于人身上，嗜好欲望与廉洁坚贞，各自占据其中一方，当它们发动时，在心中相互争斗。如果欲望强烈而本质薄弱，就会放纵泛滥而不加禁止；如果精诚不能制约，就会放荡溢出而没有极限。情感如果没有限度，那么人就承受不了这种辛劳，物资也满足不了这种需求，辛劳和需求都达到极点，将会引发祸乱，所以不割舍情感就无法相互供给。由此看来，礼义的制度，并不是随意地拘束分别，而是为了远离祸害并兴办治道。这几句话可以作为《乐记》中“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这一节的义疏，这是七十子所传承的精微深奥的道理。高堂隆是高堂生的后人，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论述。阮文达的《性命古训》，没有采纳这一条。又高堂隆临终上疏说：我观察黄初年间，上天示警，异类的鸟，在燕巢中长大，嘴爪胸部都是红色，这是魏室的大异象。应当在萧墙之内防备像鹰一样飞扬跋扈的臣子，可以选拔诸王让他们治理国家统领军队，常常让他们踌躇满志，镇抚皇都，辅佐帝室。这对于后来司马氏的篡位，事情如同烛光照射般清晰，谁说儒者对国家没有益处呢？

《王肃传》注引鱼豢《魏略》、《儒宗传序》说，正始年间有诏令讨论圜丘祭祀，普遍延请学士。当时郎官以及司徒统领的官吏中，在京师的有一万人，而应召参与讨论的，几乎没有几个人。朝堂上公卿以下四百多人，其中能拿笔写文章的不到十人。唉，学业沉沦衰败，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话令人极度悲痛。大概魏国的三位先祖，崇尚文辞，于是形成了风俗。所以《高堂隆传》说自从高堂隆与苏林、秦静去世后，学者就废弛了，到了正始年间何晏被杀，甘露年间郑小同被杀，高贵乡公励精图治喜好学问，是世间罕见的人才，而剩下的王沈、王业、司马孚、锺会等人，都是人奴国贼，不值得与他们交谈，发愤铲除凶恶，反而遭受残酷的变故，于是魏国就不可为政了。国家将要灭亡，学术先衰落，陈寿在《三少帝纪》中，详细记载了高贵乡公讲学往复的言论。陈寿的史笔最为简练，这里却不厌其烦地详细记载，而且高贵乡公是司马氏最厌恶的人，他却毫不顾忌，这就是他成为良史的原因。

《魏略》记载董遇擅长《左氏传》，为它制作朱墨别异，有人跟随他学习，董遇不肯教，因此没有传授下来。他的朱墨别异，就是章句点读以及表谱之学。《儒宗传序》说台阁考试诸生，不统括其大义，而是询问字义墨法点注之间。字义是指字的音义；墨法点注，就是指句读。《经典释文》、隋唐书《经籍志》都记载董遇《左氏传章句》三十卷。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二月初九日

《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志林》说，孙权召诸葛恪辅政，吕岱告诫他说：世道正多艰难，你每件事必须十思。诸葛恪回答说：从前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说再思就可以了，现在您让我十思，是明白我的低劣啊。吕岱无言以对。查《论语》“再斯可矣”，唐《石经》作“再思可矣”，皇侃《义疏本》及《高丽本》都作“再思斯可矣”。传注所依据的，大概是古本相传如此。所以郑玄注说，季文子忠诚且有贤行的行为，他做事少有过失，不必等到三思，完全是赞美之辞，而没有讥讽之意。诸葛恪的话也采用郑玄的义理，所以吕岱无言以对。皇侃本在“思”下加“斯”字，语意便含有不足，所以皇侃《疏》说不是赞美之辞，已与郑玄的义理相反。今本去掉“思”保留“斯”，则语气不完备，而朱熹注更以三思为非，更是错误中的错误了。只是季文子实在不能算作贤人，郑玄的注也失之忠厚。近儒说孔子说季文子何尝能三思，只要肯再思就可以了，这种解释是对的。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十二月二十八日

点阅《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其中关于西域各国的道里记载最详细，可惜脱误太多，无从校正。然而其中最详细的是大秦一国，而这个国家的疆域古今沿革，唯独最为模糊不清。《汉书》仅在乌戈山离国下说西边与犁轩、条支相接，其下只说条支，不说犁轩，而且条支也是小国，为安息役属；又说条支人善于幻术。而在安息国下说，把挈轩的幻人献给汉朝，这说明犁轩与条支实际上是二而一的。《后汉书》也说条支为安息役属，设置大将监领。《魏略》也说安息役属条支，号称安息的西界，而范晔和鱼豢都称大秦国一名犁轩。（范晔作鞑字通。）魏收《魏书》说波斯国是古条支国，现在西印度界中还有波斯一国，号白头回，而敖罕（也作浩罕，又作霍罕）国西边的布哈尔（哈也作噶）国相传就是古大秦。其地距离叶尔羌四十驿，西北边界是俄罗斯。道光二十二年有人说它并灭了敖罕之地，大概不是事实。范晔《后汉书·西域传》，都依据安帝时班勇所记，已经盛夸大秦。班固是班勇的伯父，他撰写《汉书》，在章帝时，相距不远，为什么一无记载？而且所载宫室制度民物技艺，言语都近于夸张，《魏略》尤

译极力描绘其形貌。而范蔚宗说，桓帝延熹九年，所上表进贡的物品，并没有珍奇异物，怀疑记载的人有所夸大，这就已经对这种说法产生怀疑了。又《魏略》说从安息国境乘船，总共渡过六次大海，才到达那个国家。况且安息一国，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人认为是即伊斯兰教的祖国默克（默也作墨）等部族。也在西印度，那就反而在布哈尔的西边；而从伊犁以西，越过葱岭到各个回部，哪里需要渡过大海？可见其道路里程都不符合实际。《汉书》只说条支国临近西海，《后汉书》也说大秦国因为在海西，也称海西国；并且记载从安息向西南走八千里，才渡海到达大秦。魏收的书说，大秦国从条支向西渡过海曲一万里，从安息西界沿着海曲走到四万多里，虽然与《魏略》所说的稍有不同，但都说要渡海，那么它位于海外就可以知道了。现在综合各书的记载来看，知道大秦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欧洲大西洋各国。魏收的书说，它从海边出现，就像渤海一样，而东西与渤海相望，这大概是自然的道理，这正是明确说明东西洋的区别。《后汉书》《魏略》都说它的国王没有固定的君主，国家有灾异，就废黜而另立贤人，被废黜的人甘心退位不怨恨，这正是现在法国等国的国王都由民众建立，废立不常的事情。《魏略》说它的分支封小国有驴分王，驴分就是古西洋的罗马大国，见于艾儒略等人的书，写作罗汶或罗闻的就是它。《后汉书》说用石头建造城郭，排列设置邮亭，都用石灰加固，宫室都用水晶做柱子，这正是如今西洋各国的制度。《魏略》说它的宫室是重屋，《后汉书》说它的城邑周围一百多里，又说它的人民相连属，始终没有盗贼，现在英国法国等国都是这样。《魏略》说它分支的各国，如泽散、驴分、且兰、贤督、泛复、干罗等王，都分别治理海中，不知道里程数；《后汉书》也说它的小国服役隶属的有几十个；这正是知道昔日罗马强盛时，统一欧洲之地，现在英国法国等大国也各自役属小国。《魏略》说它的国有织成的细布，用水羊的毛名叫海西布，或者说是野蚕茧所织，（《后汉书》也这么说。）又织成氍毹、疑毡、厨帐之类，都很好，它们的颜色比海东各国所织的鲜艳，这正是如今西洋呢绒、锦缎、洋布之类。《后汉书》说混合各种香料，煎取它的汁液做成苏合；《魏略》说有草木十二种香，这正是如今西洋的香水。《魏略》说它经常获利得到中国的丝绸做成胡绫，这就是现在依然如此。《魏略》说大秦的道路既从海北陆路相通，又沿着海向南与交趾七郡的外夷相邻，又有水路通到益州永昌，所以永昌出产异物。前世只谈论有水路，不知道有陆路。查《后汉书》已经说从安息陆路绕海，向北出海西，到达大秦。现在西洋从地中海出印度北境，可以由陆路到达葱岭东西各路，而欧洲东境正当俄罗斯国都，都是陆路。水路由缅甸通云南到达安南，正是明显的证据。魏收的书所说从条支向西渡过海曲一万里的，曲字是受下文影响而衍生的，这是说它的水路。所说从安息西界沿着海曲走到四万多里的，这就是说它的陆路。《后汉书》说它的人民都高大端正，类似中国人，所以称为大秦。魏收的书说它的人端正高大，衣服车旗模仿中国的礼仪，所以外域称为大秦。查自从汉代以来所见到的各国名称，都依据它们的方言，几乎没有文义，大秦必定不是当时的国名，大概是它的商贡之人，向中国夸耀，因为汉朝继承秦朝之后，自称为大秦，以显示其大于汉朝，就像现在称泰西、称大西洋一样。《后汉书》说有飞桥数百里，可以渡海，也是它夸大的话，至今依然如此。大概西汉及东汉初年，商船不通，所以谈论西域的人，到条支安息即现在的印度之境就停止了。《后汉书》说前世汉朝使者都从乌弋返回，没有人到达条支的。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派遣掾史甘英穷尽西海，才抵达条支，临近大海，想要渡海到大秦，而被安息西界的船人劝止，始终不知道那个国家是什么样子。安帝以后，商货忽然相通，产物奇异，所以班勇所记载以及华娇《汉后书》（《后汉书》多用此书。）鱼豢、魏收等人，于是盛大地夸美那个国家，大概也在汉晋时期最为兴盛，到南北朝以后已经衰落，所以《隋书》已经不见记载。唐代时称为拂秣国，《旧唐书》《西戎传》说，拂棘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相接，地方一万多里，列城四百，邑居相连属，它所记载的大概与《后汉书》《魏略》相同。又说王宫第二门楼中悬挂一个大金秤，用金丸十二枚系在秤杆两端，用来候十二时辰。做一个金人，大小如人，立在旁边。每到一时辰，那个金丸就落下，铿然发声引唱，毫厘不差，这就是现在西洋钟表的制度，拂秣大概就是佛郎机，现在称法国；拂、佛、法、秣、郎、兰都同音递转，西机是其余音，那么大秦是现在的欧洲各国无疑了。近人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寰志略》都认为欧洲的意大利国即古代的大秦，他们的说法接近了，但没有与各书相互证明，所以世人大多不

译可信。况且意大利是昔日罗马建都的地方，大概就是《魏略》中所说的“驴分王”，仅仅是大秦的一个别国，不如用“欧罗巴”来统称整个欧洲。如果徐松等人只根据《汉书》中“犁轩”一词，在西域各国中寻求对应，于是认为布哈尔就是大秦，这是盲目附会。考察当今西域回部到印度的地方，哪里容得下这样一个大国？又怎么会有像各书中所称述的那样呢？

大秦大概萌芽于周朝（《海国图志》等书都说罗马崛起于周幽王时期），兴起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极盛，到了晋朝以后逐渐衰落，《唐书》的记载，也多依据《魏略》等书。而说贞观以后大食（阿拉伯）强盛，大秦于是成为其臣属，大概当时也只是因为它的贡使偶尔到来（说的是贞观、乾封、大足、开元时期共五次进贡），略微有所听闻，其商船贸易往来，应当早已断绝，所以终究不知道它的国境在哪里，幸好《魏略》记载得最详细，得以疏通证明。

罗马衰落后，分裂并不恒定，直到元朝以后，才开始逐渐强盛，所以明朝时大西洋的商贩富庶，珍奇物品流溢，到了今天又达到极盛。精巧的技艺日新月异，奢侈华丽之风滋生，瑰丽奇怪的事物，令人不可思议，无法穷究，而其国内部消耗，风俗也日益败坏，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斜，月亮圆满就会亏缺，这是常理。

译光绪庚辰（一八八○）十月十五日

《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中朱育问对说：其中的女子有松阳的朱氏、永宁的瞿素，（按：松杨当作松阳，即今处州松阳县，后汉建安四年设置。永宁即今温州永嘉县，东窜水和中骂置。）有的出嫁后坚守节操，不惜牺牲生命；有的遭遇寇贼劫掠，至死也不亏缺品行。宫本考证说：瞿一作翟。慈铭按：《艺文类聚》人部二引《列女传》（按：此处自汉中赵高妻以后，据本书人部十九及《太平御览》人事部所引，大概都是皇甫谥《列女后传》的文字。）说：会稽翟素，是翟氏的女儿。已受聘礼，还未及成婚，恰逢战乱。贼人想侵犯她，用刀威胁说：“不从命的，现在就杀死你。”翟素说：“我可以被杀，不可以被侮辱。”贼人于是杀了翟素。又人部十九引皇甫谥《列女后传》说：（自“不可得而辱”句以上的文字都相同。）翟素的婢女名叫青，请求代替翟素受辱，贼人于是杀了翟素，又想侵犯青。青说：“先前想代替翟素，是怕受辱获罪；现在翟素已死，我为什么还要活着？”贼人又杀了她。《初学记》人部引皇甫谥《列女传》、《太平御览》人事部引《列女后传》也都作翟素，大概作翟的是正确的。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十一月初三日

◎三国志辨误（宋阙名）

夜里阅读《三国志辨误》，这是守山合本。分为上中下三卷，分别对应魏蜀吴三国，总共只有十七页，讲述蜀国的只有两页而已。没有署撰人姓名。《提要》怀疑是陈景云，但又不能确定。这本书只选取错误衍生的文字，略加校正，多有可取之处。只是《虞翻传注》一条，说桓文派遣尺牍书信，比竟三高，说“文”当作“王”，指长沙桓王。按：此条上文说，近来太守上虞陈业洁身清行，隐遁于黟歙等地，我初校《三国志》，也怀疑桓文当作桓王，曾做札记。后来读《水经·渐江篇注》说，沛国桓俨避乱到会稽，听说陈业品行高洁，前往拜访没见到，桓俨后来渡海，向南进入交州。临走时写信给陈业，不通过使者，系在白楼亭柱上离去。查《后汉书》桓晔字文林，一名严（注引《东观记》严作磺。）初平年间，避乱到会稽，于是渡海客居交州，晔就是俨。严、碾都是俨的误字，这才知道此注所说的桓文应当是桓文林，脱落了一个字，不是桓王。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正月二十三日

《三国志辨误》认为有两个伍琼，都是汝南人，都字德瑜，一个官至城门校尉，一个官至越骑校尉，先后被董卓所杀，这是因为裴松之以《英雄记》说伍琼字德瑜，汝南人，谢承书说伍孚也字德瑜、汝南吴房人，怀疑伍孚是伍琼的别名，或者另有伍孚而未详考。《辨误》认为《董卓传》记载伍琼与周毖一同被杀是在未入关之前，而《荀攸传》记载伍琼同谋刺杀董卓是在入关之后，与谢承书所载伍孚刺杀董卓，似乎同为一人，于是认为前后有两个伍琼，而其中一个又名伍孚。我按：谢承书记载伍孚刺杀董卓，没说具体时间，而陈寿《三国志》、《荀攸传》也不记载伍琼的死，仔细推敲，实际上只有一个人。范蔚宗《后汉书》兼采群籍，因为一个称伍琼，一个称伍孚，于是分载于《董卓传》，以为是两人两事。根据陈寿《三国志》、《董卓传》没有入关后刺杀董卓的伍孚，谢承书又不说有与周毖同死的伍琼，明显是同一人，而记载互相不同。试想同郡、同姓名、同字、同官职列校、同死于董卓之难，哪有这种事呢？《荀攸传》所记载的，必定是错误文字，大概荀攸谋划刺杀董卓与荀爽相同，都是其家传所附会，不足信。

七月初十日

陈少章《三国志辨误》列举注文误入正文的两条。一是《王肃传评》，以“王肃亮直多闻，能析薪哉”句为止，下文“刘〇以为肃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云云，是裴松之的注文；与《谯周传评》后注引“张〇以为”云云，正相同。一是《谯周传》末尾“周三子熙贤同。少子同举孝廉，除锡令，东宫洗马召不就”，传文已止。下文“周长子熙，熙子秀字元彦”，是裴松之的注文，下接“《晋阳秋》曰秀性清静”云云，今本都混为正文。他的说法很确切，然而还有不止这些的。《邴原传》末尾附张泰、庞迪、张阁三人，其文说“是后大鸿胪钜鹿张泰、河南尹扶风庞迪以清贤称永甯，太仆东郡张阁以简直闻”，传文已止；其下说“杜恕著《家戒》，称阁曰张子台视之似鄙朴人”云云，是裴松之的注文。张阁与泰迪一例，不容许单独赘述他人称张阁的话。裴注屡次引用杜恕《家戒》，这本来不用分辨就可知了。《步阐传》末尾附其子步阐降晋事，说“陆抗陷城斩阐等，步氏泯灭，惟〇绍祀”，传文已

译完。其下云领川周昭著书称步隙及严峻等曰云云，其文甚长，凡七百余言，且并及顾豫章（劭）诸葛使君（瑾）张奋威（承）三人，皆泛论其美，辞恬重沓，全无事实，必非承祚所取，其它传中绝无此例。其末又附见周昭本末而目录《步隙传》下，垃不出周昭姓名，则本为注文无疑，后人传录误连之耳。承祚史裁简要，类此可推。（三国志辨误三卷。四库目录不著名氏。今按钱氏廿二史孜异诸史拾遣所引陈氏景云说，皆与之合，文句亦同，王肃传评一条。徐详传佚一条，钱氏养新绿引陈少章说。亦一字不异。陈氏著文道十书，仅刻四种，故此书只有钞本。提要因何义门读书记引陈少章谓杨阜傅明帝被青绫半〇袖袖疑衍字，而此书无此一条，遂以为非陈所著。不知陈为义门弟子，此条何氏又证以宋书五行志，已著之读书记中，故陈氏削而不载，且陈氏之书，其子黄中及门人于各书评识中录出。自有所遗，故钱氏所引亦有此书所无也。盖提要未见钱氏书故也。）

译十二月十三日

◎三国志补注（清杭世骏）

阅读杭大宗的《三国志补注》，所采用的材料大半出自《世说新语注》、《水经注》、《太平御览》以及汉晋时期的各种书籍。其中如《三少帝纪》中谏议大夫孔晏义上疏的内容，根据第十六卷的注释，称孔义字元，证明此处“晏”字是衍文，是因为与何晏的奏疏连缀在一起，下面又统称为晏义而导致的错误。这类纠正之处颇多，其他则多为枝蔓衍生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举了其疏漏之处，然而还有未尽之处，例如《明帝纪》中关于推行五铢钱的一条，补注引用杜佑《通典》所载司马芝的议论，却不知这明确记载于《晋书·食货志》中，舍弃原书而引用《通典》，是不追溯其本源。《贾谢传》中关于贾翔任太尉的一条，补注引用《太平御览》称《齐职仪》说黄初二年诏令灾害不贬黜三公，遂成为永久制度，却不知这明确记载于《文帝纪》中，这是重复引用本书。该书通称为《道古堂外集》，总编卷数，校勘刻印粗疏，错字很多。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二月初六日

◎晋书（唐房玄龄等）

夜里读《晋书》、《刘琨传》。我在今春三月间读《晋书》列传，大致都能背诵，如今却又遥远得如同隔世一般，健忘到了这种地步，可叹啊！晋朝遭遇永嘉之乱时，只有祖逖有将才，其余都不足称道。刘琨志向远大但才能薄弱，是房琯、张浚一类的人。晋朝之所以没有灭亡，是因为群雄割据混乱，所以石勒等人有所顾虑牵制，直到温峤起兵，南渡的基础才确定下来。接着有桓温、谢安，都是晋朝第一流的人物。

咸丰丙辰（一八五八）十月二十四日

《晋书》世人多诋毁它，因为它芜杂且崇尚排偶。然而骈俪行文，从六朝到五代，诏令策命诰诫，没有不出于此的，这是当时所崇尚的，也就是史书的体例了，哪里见得论赞必须用散文呢？只是该书喜欢记载轻浮琐碎的事，而贾充遭遇司马昭、陆云遭遇王弼、嵇康阮瞻遭遇鬼怪，甚至记载荒诞虚幻之事，颇伤史体。至于其论赞，则分类恰当，完全符合情理，斥责奸佞，无微不显；又多责备贤者，足以纠正班固《汉书》忠佞混淆的弊端，下不同于宋祁刻薄而不当。行文尤其抑扬反复，力求公允，往往如人意中所欲言，典雅切中要害，秀丽精炼，而不以辞害意。大概该书多出太宗皇帝亲自审定，正值贞观年间崇尚文治、儒学极盛之时，固足以集艺林之大成。

其传文错误，固然多有可指摘之处。就以《八王列传》而论，如楚隐王司马玮矫诏诛杀汝南文成王司马亮及卫瓘一事，司马亮《传》称自从司马亮被俘后，当时正值大热，士兵坐在司马亮的车下。时人怜悯他，为他交扇，快到中午时，无人敢杀害他。司马玮下令斩杀司马亮者赏布千匹，于是司马亮被乱兵所杀。而司马玮《传》说：贾后夜里逼迫皇帝下诏，让司马玮废黜司马亮、卫瓘，司马玮于是率兵杀了他们。有人劝他一并杀了贾模等人，司马玮犹豫。随即天亮，皇帝便采用张华的计策，出示驺虞幡解除兵权，说楚王矫诏，司马玮于是被下廷尉。临斩首时，司马玮掏出怀中青纸诏书给监刑者看，人们都为他感到冤屈。皇帝固然下诏让司马玮废黜二公，而司马玮却诛杀了他们。司马亮、卫瓘及贾后、张华各传，都称司马玮因夺取北中郎将之职怨恨二公，所以借此报怨，这是司马玮矫诏擅杀国老，死有余罪，而为何如此呢？又司马亮《传》称司马亮到中午才开始被害，而司马玮《传》说天亮时司马玮即被逮捕，那么司马亮的死究竟在何时呢？司马玮既已被捕，还能在中午下令杀司马亮吗？司马亮《传》固称楚兵夜攻司马亮府，卫瓘《传》也说清河王司马遐夜收卫瓘，而《裴楷传》也称裴楷因与司马亮、卫瓘有姻亲关系，逃匿于岳父王浑家，与司马亮之子一夜八次迁徙得以幸免，那么司马玮作乱在夜间而清晨就戮是明显的，史书关于司马亮之死的记载有误。这是一件事。

齐武闵王司马冏与长沙厉王司马乂相互攻伐，司马冏《传》称司马乂得到河间王司马颙的檄文，即发兵攻打司马冏府，大战于城内，箭射到御前。第二天司马冏败，被司马乂所擒。而司马乂《传》说：司马冏先派将领陈艾袭击司马乂，司马乂率数百人驰入宫中，于是放火烧司马冏府，大战三日，才诛杀司马冏；则情事时日都相差了。这是另一件事。举此可以概见其他了。

至于其诸志，则前贤多诋毁其疏漏舛误，错误较其他史书独甚，我致力尚浅，不能知晓。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十一月廿三日

舟中阅《晋书》。《晋书》的舛误芜杂，多采小说，前人指摘者不一。其尤谬者，如海西公被废，本纪说桓温诬陷皇帝在藩时早有痿疾，嬖人相龙（志作向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侍内寝，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长欲封树，时人惑之。又说：桓温有不臣之心，潜谋废立，以长威权。然而忌惮皇帝守道，恐招时议，以宫闱重秘，状笫易诬，乃言帝为阉，遂行废辱。又说：帝徙居吴县

译（海西公）深虑横祸，于是闭塞耳目，无思无虑，终日沉溺于酒色，沉迷于后宫宠幸，有了儿子也不亲自抚养，只希望以此保全性命。因此，“海西公不能人道”的说法，明显是出于诬蔑。然而《五行志》在“诗妖”条目中，却记载海西公太和年间百姓的歌谣说：“青青御路杨，白马紫游缰，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识时务的人说：“白色代表金行，马代表国族，紫色是篡夺正统的颜色。”海西公不久被废，他的三个儿子并非海西公亲生，被用马缰绳勒死。第二天南方进献甘露。又说：海西公刚生下皇子时，百姓歌谣说：“凤凰生下一只雏鸟，天下没有不欢喜的；原本说是马驹，如今确定是龙子。”这歌谣辞藻很美，寓意却非常隐微。海西公不能人道，让左右侍从向龙与内侍交合，生下孩子当作自己的儿子，那么温峤的话也就成为事实了。

译自从魏武帝崇尚权谋欺诈，社会等级秩序未能确立，接着晋文帝又粉饰浮华，因此风俗教化日渐衰败，人们不知道礼义。晋朝初年辅佐开国的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把篡位窃国视为理所当然。所以皇位传了一代之后，世家大族和华贵后裔，人人都有问鼎天下的野心。王浚、华轶等人，都拥兵占据一方，谋求专制独裁。牵秀、李含、刘舆之类的人，反复无常、行险侥幸，不识名分。王敦、沈充、祖约、苏峻，于是公然进行叛乱。其他如索琳在危急时刻出卖君主，周勰因失意而谋反；那些出身寒微却得势的人，如张方、郭默、王弥、陈敏、杜曾、杜搜等，乱臣贼子，在史书中不绝于书。晋朝立国根基浅薄，而礼教不兴盛，这就是干宝（字令升）深深叹息的原因。

《晋书》因为旧有《八王故事》一书，所以设立了《八王传》。钱大昕（号竹汀）严厉批评其将贤良与奸邪混杂在一起，失去了劝善惩恶的宗旨。他说汝南王司马亮没有大过错，齐王司马冏有讨伐逆贼的功劳，长沙王司马乂不失臣子的节操，赵王司马伦应当列入《逆臣传》。他的说法是对的。我认为八王的分合，如果只以树立军队、互相围困作为标准，那么汝南王并不常有这种表现，也应当去掉司马亮，而用淮南王司马允来补上。

庾亮专权招致祸乱，史书多持贬斥之辞。然而他征召苏峻，并非错误。他出镇外地后，规划收复中原，派遣将领分别占据邾城和沔中，而想自己镇守石城，（现在流传的版本写成石头城，是错误的。）战略部署，最为关键要害。蔡谟驳斥他，不过是拘泥于现状、自我保守的言论。功业未能最终完成，令人感慨啊！至于他屡次想率领众人入朝废黜王导，也可以说是没有被名实所迷惑。王导庸俗卑鄙、心怀奸诈，实在是晋室的罪人，所以陶侃与庾亮志同道合。史家却因此将庾亮视为深重罪过，许敬宗等人的无知，可以说是太严重了。

人才没有比晋朝更衰微的了。起初辅佐开国的人，如郑冲、何曾、石苞、陈骞、王沈、荀𫖮、苟勖、贾充等人，都是奴才罢了。所谓有德望的老臣，如王祥、李郑袤、鲁芝，也都随波逐流、不知羞耻，庸俗卑鄙以取悦于人。此后王、谢两家相继兴起，殷、庾两家兴盛，大体上骄奢淫逸、凶狠乖张，完全没有才能。其中论之，如羊祜的厚重，杜预的熟习兵法，刘毅的刚劲正直，王浚的勇猛锐利，刘弘的见识气量，江统的志向操守，周处的忠诚刚直，周访的勇敢果断，卞壹的风度检点，陶侃的才干格局，温峤的智慧节操，祖逖的慷慨激昂，郭璞的博通深奥，贺循的儒雅朴素，刘超的坚贞刚烈，蔡谟的检点端正，谢安的器量风度，王坦之的风格，孔愉的清正，王羲之的高尚简略，都是平庸之辈中的佼佼者，足以称为晋朝第一流的人物，大概二十人也就穷尽了。其余的人纷纭杂乱，都是平庸无能，或者有一技之长，无关于真正的人才；或者树立虚假名声，难以欺骗有见识的人。而浮华之风相互煽动，标榜为高尚，私下传记夸大他们的美称，旧史沿袭他们的虚誉。于是高门子弟，都号称清才；世代享受俸禄的士族，都名为博学。聪明过人、超越常人的话语，接连不断；精通经书、济世救物的称赞，连篇累牍地出现。少年被这种风气同化，都称为圣童；一句傲慢的话，便成为名士。甚至匈奴的刘曜，氏族的苻坚、姚苌，都才思超群，文辞追随前代，考察他们的行为，还不如夏桀、盗跖；按照他们的品评，则是颜回、卜商（子夏）的复出。现在列举他们的大致情况，概括来说。七贤、八达不用说了，如王湛的风流，刘恢的简傲尊贵，雅称为领袖，却没有特殊才能。卫阶、杜义之类的人，人物虽然佳美，与人事有什么关系？刘畴（附见于刘波传）、韩伯、王蒙、殷融，是雅俗所尊崇的，却默默无闻没有事迹。而王济的傲慢放纵，王澄的狂暴，殷浩的虚浮迎合，谢万的轻佻率直，郗超的奸诈谄媚，王忱的轻慢凶狠，都是乱世中的无赖，祸国败家，而士人同类互相夸耀，以此作为标准。到了末世，王殉、王谧，凭借世代盛名，成为风流的宰辅；而一个向桓氏献媚，一个向宋朝奉送玉玺。王孝伯名誉冠绝当时，却成为叛军首领；殷仲堪文章著称当代，却甘心勾结叛贼；如果处在太平治理的朝廷，不过是仆役之列。而史家无知，没有探究他们的欺骗，夸耀六朝的多才，留下千古的笑柄，晋朝的不振，确实可以知道了！然而宋儒王应鳞说僭越称号的政权有十六个，而晋朝打败其中一个，消灭三个，不可以用清谈来议论晋朝，大概是对南宋不振的深深感慨。道学兴盛而事功断绝，忠义彰显而武略衰微，不又给浮华之人留下口实吗。（东晋三次收复洛阳，再次攻克庸蜀，斩杀李特，杀死苻丕。燕国的慕容皝、姚襄，都先被抛弃；李暠、沮渠蒙逊，屡次见到通牒。李寿有投降称臣的谋划，冉闵有送还玉玺的举动，大概其国势还算是强大的。）

同治己巳年（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阅读《晋书载记》。钱氏《廿二史札记》，说乞伏父子，生长在西边边远地区，没有学习儒家书籍。而《国仁传》记载他的话，说“先人有夺人之心”；《乾归传》记载他的话，说“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又说“孤违蹇叔，以至于此”，都是文人润色修饰，失去了本来真实。我认为自从唐朝以前，人崇尚华丽辞藻，记载修饰，大体上都是这样。《载记》中像这样的，不胜枚举。如秃发兄弟、鲜卑之族；沮渠蒙逊，卢水胡的后代，难道曾经知道有书史。而乌孤说，“兼弱攻昧，三者何先？”利鹿孤饯别杨桓，

译有人说：鲲鱼如果不是在南海，就无法施展它的躯体；凤凰如果不是在高大的梧桐树上，就无法舒展它的翅膀。檀檀对杨桓说：在危险的邦国中安睡，不考虑选择良木（良主）。对宗敞说：你是鲁国子敬一类的人；又引用《诗经》说：“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蒙逊对景保说：从前汉高祖被困在平城，因为娄敬的计策而成功；袁绍在官渡战败，而田丰被杀。你的计策与这两人相同。又乾归对众将领说：从前曹操在官渡击败袁绍，陆逊在白帝城挫败刘备，都是凭借权谋策略取得的。他的儿子炽磐说：这些敌人矫健勇猛，所谓“有豕白蹄”（比喻凶恶之人）。他的臣子翟之说：从前项羽斩杀卿子冠军以安定楚国，胡建诛杀监军以成就功业。乞伏昙达说：从前伯凭险阻，最终招致灭族的祸患；韩约肆意暴虐，终究遭受覆灭全族的惩罚。后凉吕超出身于氏族，他回答姚兴关于宗敞的询问时说：宗敞在西方，就像魏国的陈琳、徐干，晋国的潘岳、陆机，如同美玉出自昆仑山，明珠生于海边。如果一定要根据地域来寻求人才，那么文命（禹）就是大夏的弃民，姬昌（周文王）就是东夷的槟士。他回答吕隆说：应龙以屈伸为灵异，大人以洞察先机为美德；又说：孙权向魏国屈身，谯周劝主君投降。他们都动辄引用古今事例，言辞典雅，这些显然是后人增补伪造的，不问便可知晓。然而当时虽然僭越混乱相继发生，但胡人与华夏已经混杂，才辩之士互相出现。十六国中，张氏、李氏，都是中华士大夫，崇尚儒雅。段业是京兆人，广泛涉猎史传，是儒雅敦厚的长者，本来不必多论。而刘渊从小好学，拜上党崔游为师，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其喜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无不广泛阅览。刘和好学早成，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刘聪从小聪明好学，博士朱泛非常惊奇他，十四岁时，精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擅长草书隶书，善于写文章，著有《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宣好学修身，拜乐安孙炎为师，沉潜精思，不舍昼夜，喜好《毛诗》、《左氏传》。刘曜读书，志在广览，善于写文章，擅长草书隶书。石弘向杜嘏学习经学，向续咸学习律法，喜好写文章吟咏。慕容皝崇尚经学，擅长天文，做世子时，率领国中贵族子弟向平原刘赞求学；即位后，勤于讲授，学徒非常多，达到一千多人，创作《太上章》来代替《急就篇》，又著《典诫》十五篇，用来教育贵族子弟。慕容儁博览图书，有文武才干谋略，雅好书籍，从即位之初到末年，讲论不倦，处理政务之余，只与侍臣探讨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李流从小好学。李雄在听览政务之余，手不释卷。李班敬爱儒士贤人，师从何点、李钊，又引荐名士王嘏等作为宾客朋友，常对李融等人说：看周景王的太子晋、魏国的太子丕、吴国的太子孙登，文章鉴识，超然卓绝，未尝不感到羡慕。李期聪慧好学，二十岁能写文章。李寿聪敏好学，年少时崇尚礼容，每当阅览良将贤相建功立业的事迹，未尝不反复诵读。苻坚八岁请老师在家学习，长大后博学多才。苻丕聪慧好学，博通经史。苻登颇览书传。苻融聪辩明慧，下笔成章，谈玄论道，即使道安也无法超越他，耳闻则诵，过目不忘，当时人将他比作王粲。曾著《浮圆赋》，壮丽清赡，世人珍视，没有登高不赋诗，临丧不写诔文的。符胺（苻坚之弟苻融之弟，或指苻坚族弟苻柳等，此处依原文音译）幼怀远操，等到担任方伯，像素士一样，沉迷玩赏书籍，手不释卷，每当谈论虚无玄理，不觉太阳将落。姚襄好学博通，雅善谈论。姚兴讲论经籍，不因战乱废弃学业，当时人都受他感化。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其喜好诗咏。慕容宝推崇儒学，擅长谈论，善于写文章。慕容德博览群书，多才多艺。沮渠蒙逊史书也说其博涉群史，颇懂天文。秃发傉檀与姚兴派来的韦宗，讨论六国纵横的规略，三家战争的谋略，机变无穷，言辞清辨，韦宗出来后感叹说：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以上都见于各载记中。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僭伪诸君有文学”一条，所采尚未完全具备。）这些都是胡、羯、氐、羌，而史书称颂如此，虽然可能沿袭各国私史，未必全真，然而间气所钟，以成胡乱，也有不可一概而论的。其间设立学校培养人才，所在多有。李雄、刘曜、慕容皝、苻坚、姚兴、拓跋，尤为专意，或亲临讲试，或建坛宫中，虽然早晚小朝，兵戈云扰，而文教之盛，韩胜江东，难道不是盗亦有道吗？

译慕容盛与群臣交谈，诋毁周公和伊尹，却称赞蔡叔借忠于王室之名，称太甲为最贤明的君主。慕容盛（“佳虏”二字出自慕容盛的本论）的言论，不值得深究，只是他说管叔、蔡叔声称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周公应当阐明顺应天理的大节，陈述真诚的道义来消除众人的疑虑，然而他却凭借武力占据都城，擅自施行诛杀，不臣的罪过，昭著于天下，恰好在《鸱鸮》一诗的时候，把过错归咎于君主。考察以周公居东为征伐商朝，以“我之弗辟”中的“辟”为致法（执行法律），这种说法始于伪《孔传》。如果郑康成的《尚书注》原本训释“辟”为避，以居东为屏退居住于东都，《鸱鸮》之时，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官属。那么王肃的《尚书注》就与郑玄相违背。也只是以居东为查核其事。《诗经》毛氏《传》也只说宁可让两个儿子灭亡，不可毁坏我周室，未曾明确说诛杀。而《鸱鸮序》说，周公拯救祸乱，成王不了解周公的心意，周公于是作诗送给成王。所称的拯救祸乱，就是拯救成王多行诛杀的祸乱，所以郑玄的《笺》就依据序言的意思加以申说。无阝君《说文解字》引作“我之不辟”，训释“辟”为治，治也不是致法诛杀的意思。那么把“辟”解释为法，把居东解释为征东，自梅赜以前，并没有这种说法。《隋书·经籍志》说北方《尚书》只用郑注，江南兼行梅氏注，然而慕容盛在晋安帝隆安初年所说如此，就知道当时幽蓟一带已经有流行《伪孔传》的了。

同治庚午年（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晋书》没有叙例，所以目录不清楚，多次传刻，分合多有错误，偶尔有标目错乱的，如八王之类，都未能清晰列举。李雄国号成，李寿国号汉，并没有后蜀的国号，却误称为后蜀；又不列出西燕慕容冲，这些都是传抄的错误。

同治甲戌年（一八七四年）九月十四日

阅读《晋书》的《礼志》、《儒林传》、《文苑传》、《隐逸传》、《艺术传》。范长文给王殉的信，言辞直率气势壮盛，不畏强暴。王彦伯的《释时论》，情感苦闷思虑深远，文字微妙讽刺讥刺，是一时的杰出之作。永和初年讨论祧庙，太康初年讨论王昌前母的服制，众说纷陈，各有依据，足以证明六朝的礼学。然而徐邈说传记称毁主升合乎太祖，升是从下往上的名称，不可降低尊贵的地位去就卑下的，他的义理最正确。所以当时的礼官，也说从前周室太祖年代久远，所以迁移有所归属，现在晋庙以宣皇为主，而四位祖先居住其中，这是委屈祖先去就孙子，足以驳倒当时的议论了。王昌的前母，因为地域隔绝于吴，不能往来，所以昌父在魏地另娶昌母，卫恒议论说地域隔绝和死亡隔绝，确实没有不同，应当完全像前母一样，不再追服。刘卞议论说前妻是元妃，后妇是继室，这几句话都足以确定名分，分析是非，然而众人同异纷然，各执己见，这是聚讼的积习，排斥异己的偏狭之心。

九月十五日

《晋书》没有许询、支遁等人的传记，名言佳事，删削很多。大概因为鸠摩罗什、佛图澄都有道术，所以列入《艺术传》；支遁既是僧人，而以风尚著称，没有类别可归，于是从缺略。然而不列许询于《隐逸传》，又有什么说法呢？如果收录许询，就可以附入道林，进而涉及释道安、竺法深、慧远等人，标举盛会，也自有可观之处，是作史者所不应遗漏的。许询在《剡录》中有传，是汇集《晋书》、《世说新语》及《晋阳秋》、《中兴书》而成的。

《晋书》《艺术传》有会稽严卿，善于卜筮。又韩友向会稽伍振元学习《易》。《四王传》有琅琊国散骑常侍孙霄上书谏立凶门柏历。晋时会稽为国，尚未设置会稽县，三人不详是什么县人，然而记载府县人物的人不应遗漏他们，而历来府志都失载。《严卿传》有西郭外独母家寻找白狗的话，我曾想仿照厉樊榭《东城杂记》的体例，撰写《城西小志》，像这类记载，比厉志更为古雅隽永了。

九月十九日

《晋书》《向雄传》向雄任河内南主簿，太守刘毅、吴奋都以无理羞辱他。后来向雄任黄门侍郎，刘毅、吴奋都任侍中，同在一省，起初不交谈，武帝命令向雄恢复君臣之好。向雄不得已，于是去见刘毅再拜等等。《世说新语》《方正篇》认为是河内太守刘淮，刘孝标注引王隐、孙盛的话，认为太守是吴奋，不是刘淮。考察《晋书》《刘毅传》（晋代有两个刘毅，一个与刘裕同起兵的，这个则在武帝时。）刘毅一生未曾担任外任，起初没有任河内太守的事。大概唐人修《晋书》，杂采各种说法，既并列两件事，又误把刘淮当作刘毅，上面说刘毅、吴奋同为侍中，下面只说去见刘毅再拜，都是他们的疏漏。

九月二十日

校勘《晋书帝纪》。官刻本的错误，不比汲古阁版少，大概这本书中秘也没有旧版，又属于金银白芨之类，每卷下的考证不过一二条，有的甚至没有一字，都极其可笑。翰林人才，虽然乾隆初年

译也不过如此罢了，然而在如今，就连这一两条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译十月十七日

《晋书》开篇首先排列宣帝、景帝、文帝的本纪，这已经是错误荒谬的了。《三国志》中关于三位少帝的本纪，称高贵乡公自幼好学且早成，齐王被废黜后，公卿大臣商议迎立他，下面详细记载了高贵乡公辞让时合乎礼数；又说高贵乡公即皇帝位时，陪同在位的百官都欢欣鼓舞，这明确说明高贵乡公是一位贤明的君主。然而《晋书》的《景帝纪》却说景帝原本想立彭城王司马据，太后不听从，才去迎立高贵乡公。高贵乡公接受玉玺时，举止怠慢、趾高气扬，景帝心中为此担忧，下面又详细记载了景帝训诫高贵乡公的话，那些浮夸荒诞的言辞，令人愤懑抑郁。这些都是当时司马氏的党羽如王沈之流恶意诬蔑、凭空捏造的。后来孙盛、鱼豢、王隐、朱凤等人，传播这些污秽的言论，将其当作信史。陈寿身处晋武帝时代，寄人篱下、处境孤危，那时司马氏政权正盛，王沈等逆党都占据高位，他们的著作流行于世，陈寿却全部予以删削，毫不顾忌，这正是他成为良史的原因。裴松之注《三国志》广泛搜罗不同说法，但在《高贵乡公纪》的注文中，没有采用《晋书》所说的一句。《彭城王司马据传》也没有注释司马师原本想迎立他的说法。大概因为晋朝人多有诬陷，世人皆知，而高贵乡公贤明好学，却遭酷虐逆臣杀害，这也是古今共同痛惜的。唐朝修撰《晋书》，有什么可忌讳、可怀疑的，竟然舍弃陈寿的直笔，而拾取王沈的奸邪唾余，满纸丑恶言辞，自成了秽史，许敬宗之流真是猪狗不如。刘知几曾说，古人记录史事，是让乱臣贼子感到畏惧；今人记录史事，却使忠臣义士感到羞耻。每当诵读这句话，不禁为之再三感叹！

十月十九日

晋武帝纯孝的天性，三代以下很少见到。《礼志》中记载他答复大臣请求恢复膳食、更换服饰的诏书说：我本是读书人，家中传承礼教已久，怎么会在一天之内就改变对先帝的这份情感？上陵的诏书说，这个月上旬是先帝离世的日子，如今已是周年，我的荣莹（指先帝陵墓）何时才能让我尽一次人子的情分？答复大臣请求不服丧服的诏书说：我也知道哀思不在于这些麻布丧服，但人子的思念，是想让哀丧的物品在身上，这大概更贴近真情。又说：我担心的是情感不能达到极点，衣服又在哪里？答复群臣请求除去太后丧服的诏书说：不能尽到深厚的孝心，不要以毁伤身体为担忧，确实知道衣服是末节之事，但如今我想守在草土之上，却要用吉利的物品来取代它，这反而更加重伤至诚之心，并不是体恤我。他的话都真挚值得玩味。汉文帝缩短丧期，本意是为了便利百姓，后来人们却不知其本意。晋武帝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毅然实行，而当时群臣必定要改变他的意志，不知他们是什么心肝。试问降低膳食标准、穿素色衣服，君主在宫中这样做，对天下大事有什么损害？而劝谏的人动不动就以海内未平、政务繁杂为理由。当时名列首位劝谏的有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司马望、司空荀𫖮。司马孚是司马氏所称道的名德，郑冲、王祥、何曾、荀𫖮都是当时所谓的大孝子，却强行要求君主遵从短丧之制，忠孝之道，竟然如此而已。后来杜预提出皇太子短丧的议论，说天子古代没有行三年丧服的制度，高宗谅阴，是除去丧服而不说话，所以不说服丧三年，而说谅阴三年，表明不再睡草垫枕土块，以致荒废大政。既然说百官各自管理自己的事务听命于冢宰，那本来就不听政了，言语尚且可以不说话，而身体不可以行丧服，这种逃避正理的言辞违背事理，可以说是没有人心了。又引用翟方进自认为身为汉相，居丧三十六日就除服，说明国家典制不可逾越，何况是皇太子？这是所谓喝下狂药来毒害别人。杜预的经学水平，由此可知了。王彪之议论丧期终结，遇到闰月就应当先除服，不适宜取闰月来逾越期限，而博士吴商说应当等到闰月结束，认为小官的话不足为凭，这种蒙面丧心的言论，出自这种丛土（指王彪之等人），所以他能为桓温起草废黜海西公的奏章，才能悍然不疑。而当时的史官，还夸耀他穿着朝服站在台阶上神采毅然。司马氏时代，名教扫地，实在可悲！

十月二十三日

《四夷传》的序论都很好。《桓玄传论》详细说帝王的兴起，必有符瑞，而桓玄没有，所以失败。这种鄙陋见识的妄言，污染了信史，非常可笑，大概又是出自许敬宗、李义府之流奴才的笔下。说桓玄出生时有大星坠入盆中，像二寸大的火珠，他的母亲马氏用瓢接住吞下，于是怀孕。二寸大的东西，既然不可吞下，星火能熔化金属，怎么敢入口？马氏是桓温的宠妾，并非异人，推究情理，绝无此事。况且桓玄骄横淫乱、狂妄无知，毫无才能，趁着晋朝纲纪废弛，反复得利，最终篡位窃国，随即被歼灭。看他的行事，昏庸懒惰、常怀怯懦，鄙陋诈伪，不仅后羿、夏桀都羞于称引，连王莽、董卓也不屑取法，晋朝的豺狼，桓氏的枭獍，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这是厉气所聚集，却还夸耀他的诞生，诧异他的奇异。大概因为当时桓氏的门客如王、谢之徒，凭空加以粉饰，而桓玄又小有文采，自称名士。篡位以后，卞殷等丑类，引导阿谀献媚，制造这些祥瑞，把伪孽的盗贼，比作贼莘的降瑞，哪里知道燕卵本是可吞之物，大星并非下咽所需，史官记载这些，真是无知到了极点！

十月三十日

刘渊僭位时，下令称继承修明三祖的基业，追尊蜀汉后主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

译尊奉他们并祭祀他们。所谓五宗，是指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显宗、章帝肃宗。元帝号称高宗，成帝号称统宗，因为王莽曾议定废除他们的宗号，到东汉中兴时已经去掉了。（宣帝中宗的庙号，也是王莽议定追加的，所以光武帝时又特别下诏追尊孝宣皇帝为中宗，后汉书的本纪中特意记载，以表明并非采用王莽的议定。）和帝、安帝、顺帝、恒帝四位皇帝，也有穆宗、恭宗、敬宗、威宗四个庙号。董卓时因为蔡邕议论这四位皇帝没有功德，也去掉了他们的庙号，所以刘元海这道命令，除了高帝和光武帝之外，也只列举文、武、宣、明、章五位皇帝功业的盛大，所谓五宗，是没有可疑的了。只有三祖，汉朝除了高帝号称太祖、光武帝号称世祖之外，没有称祖的。而《王弥传》记载刘元海对王弥说的话，称昭烈帝为烈祖。三国时魏、吴都有祖宗的庙号，（孙坚号称始祖，孙权号称太祖。）只有蜀汉昭烈帝因为天下没有统一，谦逊而不居此位，怀疑烈祖的庙号也是刘元海所追尊的，与谥后主为孝怀帝是同一时候的事，史书失载罢了。（汉高祖号称太祖，谥号高皇帝，而《史记》《汉书》都在本纪开头就偏称高祖，以下也都作高祖。不知是何缘故。刘元海自认为继承汉朝之后，这道命令开头说“昔我太祖高皇帝”，本来没有错，下面说高祖以下的，是史书的文字罢了。）刘氏《载记》评论说，那武王，是殷朝的列代君主，乘着旗帜顺应时势，兴兵在野外誓师，纣王投火自焚既已陨落，可以绝口不提，却轻视吕尚，在旁边挥舞，彤弓三发，哪里比得上在常道之门肃清道路，在山阳之馆奔驰金车。所以知道百姓复苏，当今喜爱古代，白旗陈列，古代不如当今。这就是说曹丕、司马炎比武王、舜、禹贤能的事，我是知道的。唐朝史臣许敬宗等人虽然荒谬狂妄，也不会到这种地步。他这样说，大概是为了唐朝对待鄯公的地位，所以不觉言辞悖谬。然而陈留王在整个晋朝，礼遇极其优厚尊崇，朝会时地位在皇太子之上，三代以后，晋朝对待曹氏，后周对待柴氏，可以说是厚道了。（晋朝与赵宋国势最弱，动乱也最严重，而曹、柴两姓，最终没有受到丝毫风尘之警，盗贼也没有借以生心者，那么以大公之心行事，报应确实不差，那些动不动以禁防前代为言的人，为什么不思考呢？）

译十一月初三日

《晋书》对于石氏、慕容氏、苻氏、姚氏等人，都是先列举他们所居住的郡县，然后接着说他们是羯人、鲜卑人、氐人或羌人，唯独对于刘元海只说是新兴匈奴人，仅提到郡而没有提到县，这与体例不符。况且四夷传言魏武帝将匈奴分为五部，左部居住在太原故兹氏县，北部居住在新兴县。（这个“县”字是衍文。）元海的《载记》也说左部居住在太原兹氏，北部居住在新兴。元海是左部人，世代担任左贤王，统领左部帅，那么他应当是兹氏人，而不是新兴人。兹氏在魏时改属西河郡，晋时西河为国，治所迁到兹氏，将兹氏改名为隰城。因此元海应当称为西河隰城匈奴人，这样才符合体例。

《四夷传·刘元海》和《载记》中的两个“兹氏”，官刻本都改成了“泫氏”，大概是因为《地理志》记载晋时太原没有兹氏，而上党有泫氏。却不知道泫氏从汉到晋都隶属于上党，从未隶属于太原。兹氏在两汉的《地理志》中都隶属于太原。晋时所属郡县已经迁移，县名也改了，所以《四夷传》说太原故兹氏县，加了一个“故”字，表明那时已经没有这个县了。泫氏即今山西泽州府高平县，兹氏即今山西汾州府汾阳县及孝义县地。《载记》说建武初年南单于迁入西河美稷，今离石左国城就是单于迁徙后的庭帐所在地。考察后汉西河郡原本治所在离石，《晋志》西河统辖四个县，仍然以离石居首，离石即今汾州府的永宁州及临县地。左国城在永宁州东北二十多里，左部城在孝义县南，庆稷废县在汾阳县西北，明显元海家世所居之地，不出今汾州府境。所以元海起初担任离石都尉，（这是根据前赵录，载记作北部，大概是错误的。）后来才僭越称帝，也定都离石，其不当写作泫氏是显而易见的。

《三国志》、《魏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年撤销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每郡设置一个县，统领其百姓，合并为新兴郡，明确说明所统辖的有四个县。（《续汉志》注引文脱漏了两个“郡”字，于是就无法理解了。）《晋志》说后汉灵帝末年，羌胡大乱，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百姓流徙分散，建安二十年，才开始聚集塞下荒地，设立新兴郡。阚骃《十三州志》、《元和郡县志》所说的略同。其所领县仍然有定襄、云中的名称，将五原改为九原，也是沿袭秦时的旧称，以九原为郡治，（汉时五原郡，所统辖的本有九原、五原两县。）而九原、定襄都迁移设置在太原阳曲县界，不再是汉时的故地了。（汉故阳曲县，是今忻州地，不是今太原城下的阳曲县。）晋时新兴郡统辖五个县，惠帝时改为晋昌郡，今山西忻州及所属定襄县、保德州、太原的岢岚州及岚县、大同府的大同县、宁武府的五寨县，都是其地。

十一月初六日

校勘《晋书》、《隐逸传》一卷，此传收录了四十人，又附传二人，颇为不寥寂，大概是因为世乱正甚，又士人崇尚清谈，玄学多有领悟，所以隐居山林的人较多。孙登、范粲、陶潜尤其突出，不是唐宋以下的人所能企及的。序论都极其拙劣，读之令人厌恶。

十一月十九日

校勘《晋书》王祥、王览、郑冲、何曾、何劭、石苞、石崇传一卷，此传极力描绘王祥、郑冲、何曾的浮沉固位，是史文微婉之处。何曾传大量引用傅玄《傅子》中的话，赞叹何曾为大孝，而下文又历数何曾行事之丑，又由此旁见傅玄的为人，也可以想而知了。大概何曾与傅嘏、荀𫖮同为司马氏的死党，曹氏的贼臣，却自居正人，不归入贾充等下流之恶，所以史书特意记载。王祥虽然比他们稍好，但传中记载其高贵时以王祥为三老，说王祥几杖南面以师道自居，不知他所谓的道是什么道，这两句话，言外之意，不堪其丑。王氏鸣盛论《晋书》此卷，与《后汉书》、《胡广传》同一笔法，有见识啊。

十一月二十六日

校勘《晋书》、《孝友传》一卷，《忠义传》一卷。《孝友传》中如刘殷、王延，后来都仕于刘聪，王伯厚认为这是讥讽。然而晋人如王祥、何曾、荀𫖮都称至孝，而都不忠于魏；何曾甚至辅佐晋以倾覆魏，对刘殷、王延有什么可责备的呢？王祥与王延都被后母虐待，都有盛冬求鱼得于冰上之事，而王延能在刘氏靳准之难中死节，效仿伍子胥抉目之言，比王祥高出一等。

嵇绍与王裒不可相提并论，王裒父王仪虽被司马昭所杀，但王仪本是司马昭的司马，因军败不自请罪，反而归罪于司马昭，因此致死，并非不顺从司马昭。王裒本可以出仕而不肯出仕，所以为孝。嵇绍父嵇康则以不党司马氏而死，嵇绍所处的境地，应当与诸葛靓相同，看诸葛靓之事，则嵇绍必不可为晋臣了。山涛劝嵇绍出仕，这是竹林之遗风，清谈之结习，嵇绍幸以一死掩盖，既出仕则宜死。《晋书》以王裒入《

译《孝友》篇，将绍列入《忠义》类，而在论述中将两人同等看待，认为他们志趣不同但道理相同，又引用《左传》中“天可以复仇吗”的话，这是不对的。坚守父亲的志向而不做官，怎么能说是复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