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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嵇含的《吊庄周文》，足以治愈一个时代的沉疴，描绘末流社会的细微之处，与王沈的《释时论》、鲁褒的《钱神论》一样，都是晋代的占卜之龟（指具有指导意义的著作）。末世纲纪废弛，奸邪颠倒，千古以来都是如此，读来令人感叹！

十二月初十日

夜间校勘《晋书》王逊至朱序传一卷。王逊以功名终老，未曾战败，不应归入此卷中。羊鉴毫无事迹，只有讨伐徐龛一事，不足以立传。

十二月十一日

《晋书·刘毅传》记载刘毅罢免江州军府的奏疏，下面接着说“于是解悦毅移镇豫章”，这里的“悦”是指庾悦。查考《宋书·庾悦传》记载为“解悦都督将军官，移镇豫章”，《宋书》的记载是正确的，移镇豫章的是庾悦而不是刘毅。庾悦原本以建威将军兼任督豫州、司州等六郡，任江州刺史，治所在寻阳。刘毅因为当时所督的军府密集，而江州地势险要、百姓疲敝，设置军队耗费巨大，所以奏请罢免军府，于是庾悦便解除了将军及所督豫、司两州的郡职，只以江州刺史的身份移镇豫章，豫章本就是江州所属的郡。自晋代以来，刺史兼任都督者可以专断生杀大权，其次为监，都持有符节，而且常常由这一州的刺史兼任督另一州，其权力重的甚至达到督八州、十州、十六州，而各州仍然各自有刺史。又有一州所属的郡，也彼此分割，有一州由数人分别督管的，甚至有一郡由数人兼任督管的。此外还有使持节、都督、持节、督、假节、监等等级别。庾悦虽然解除了军府职务，但刺史职位依旧，所以《宋书》下面记载，庾悦不得志，背上生疽，到豫章没几天就死了。刘毅原本以都督豫州、扬州任豫州刺史，镇守姑孰（晋代属于湖县，今安徽太平府当涂县），地近建康，虽然名义上是藩镇，实际上掌握朝廷大权。所以刘裕讨伐卢循时，让刘毅掌管内外留守事务，又转任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都督，这是增加督江州的职务而不是亲自到江州任职，所以刘毅的奏疏中有“有所统江州”的话。后来刘毅任都督荆、宁、秦、雍、司（《晋书》误作四，根据钱大昕的说法改正）州、荆州刺史，才离开朝廷，所以下面记载“既出西藩，虽上流分陕，而顿失内权”。至于豫章，在晋代属于外郡，并非形胜之地，怎么能由刘毅驻守？而《晋书》又说夺取庾悦的豫章，多么荒谬啊。唐人修撰《晋书》，不明白当时的官制，颠倒增改，对于前后文辞，也不互相检核，大概是官修史书的疏漏，史馆的浅陋，向来如此。至于刘毅这篇奏疏，虽然怀有对庾悦的旧恨，但他的话确实切合时势，不愧为经邦治国的言论，所以晋、宋两代的史书都全文记载。刘毅屡遭庾悦的挫败侮辱，但这篇奏疏中还称赞庾悦很有体恤百姓（《晋书》作“恤隐”，唐代避太宗讳）的诚意，而且仅仅解除他的军府职务，不失为以直报怨。《晋书》说刘毅狭隘急躁如此，是因为刘毅与刘裕不和而庾悦是刘裕的党羽，所以宋人归罪于刘毅，而唐人沿袭了这种说法，这又是读史的人应当知道的。

十二月十三日

夜间校勘《晋书》周处、周访两家共一卷，订正十余条。其中《周访传》中有“贼率（即帅字）杜曾、挚瞻、胡混等迎接第五猗并奉承他”的话。查考《世说新语·言语篇》，挚瞻曾担任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又出任内史，告别王敦云云，注引挚氏《世本》，称挚瞻是太常虞兄的儿子，高洁有志节，因言辞触犯王敦，被贬为随郡内史。后来知道王敦有异心，建兴四年与第五猗占据荆州以抗拒王敦，被王敦杀害。可见挚瞻本来就是晋朝的忠臣。第五猗接受愍帝的命令，由侍中出任荆、训刺史，当时元帝已经拥有江表之地，而长安很快被刘聪攻陷，愍帝被俘，第五猗只是不顺从元帝，与华轶、周馥同属一类；元帝讨灭第五猗等人，正与汉光武帝杀谢躬没有区别。而《晋书·元帝纪》竟然记载第五猗与杜曾一同反叛，已经是大错特错；至于王敦此时正被元帝倚重信任，还没有反叛的迹象。总之，挚瞻因为触犯王敦而死，却被称作贼帅，多么荒谬啊？我校勘此书，不仅订正疑难错误，很多是钱大昕、王鸣盛两位先生所未能涉及的，其中揭露隐情、评判是非，常常足以消除千年的蒙蔽，可惜当世能读懂的人很少罢了。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九月二十四日

校勘《晋书》列传刘毅至何攀一卷，刘颂、李重传一卷。刘毅传中有：“汉魏相承，爵位不是列侯，那么即使死后德行高尚，也不加谥号，以至于使得三公那样的贤臣，不如野战的将领。”这在汉、晋的礼志中都没有记载。王厚斋辑录的《汉制考》以及近代孙颐谷《读书脞录》中补辑的几条，也都未采纳这一条。

九月二十七日

校勘《晋书》傅元、傅咸、傅祗传一卷，皇甫谧、挚虞、束皙、王接传一卷。《挚虞传》记载，当时太庙刚建成，下诏普遍晋升官位一等，后来因为主管官员承接诏令违背旨意而改除之。挚虞上表说：我听说古代的圣明君主，不吝惜千乘之国，却珍惜桐叶之信，以此来重视至尊的命令。前乙巳年的赦书，远称先帝遗留的恩惠余泽，普遍晋升官位一等，

译驿站的文书层层下达，遍及远近各地，人们无不像鸟飞鱼跃一样欢腾，欣喜地沐浴着皇恩德泽。如今一旦收回既往的诏令，剥夺已经施予的恩惠，臣愚钝的心意，私下认为不可。考察仲洽的这份奏章，深明国家体制，这与我去年十一月的看法一致：当时穆宗因天花病情加重，对王公及大小臣工加恩赏赐；十二月穆宗驾崩，王爷等人请求追回先前的命令，两宫太后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我私下议论认为，这虽然体现了大臣们的忠诚恳切，但在国家体制上并不适宜。假如当时有人骤然晋升宫衔，或优厚地提升爵位等级，甚至赏赐双眼花翎的有十余人，施恩太过，那么为何不在事先推让，却要在事后辞谢？况且其中有特别授予升官的人，假如奉诏后已经得到升迁任命，难道也要再贬低他们吗？应当在大臣恳请撤销时，朝廷下诏表示，因为先帝已有旨意，不再追回剥夺，这才算是两全其美。

译九月二十八日

校勘《晋书》列传，解系至贾疋一卷，愍怀太子传一卷，陆机、陆云、陆喜传一卷。解系、解结、缪播、索靖都是晋朝的忠臣，却与孙旃、孟观、牵秀、张方等叛逆作乱的人同列一卷，善恶混杂，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即使是皇甫重、阎鼎、贾疋，也耻于与他们同列。李含向来有清高的名声，被郭弈、傅咸等人所推崇，但他反复无常、乐于祸乱，首先挑起动乱的端绪，西晋的灭亡，实际上是李含促成的，他与汉末的贾诩、谢弼相比，情状罪行没有不同，考察他的悖逆行为，比起张方这样的凶恶竖臣，还要严重一等。

《山涛传》说，山涛立志一定要退隐，因为发生弟媳的丧事，就回到外舍居住。《傅咸传》说，当时司隶校尉荀恺遭遇堂兄的丧事，自己上表请求奔赴哀悼，皇帝下诏允许他，但诏书尚未下达，荀恺就去拜访杨骏。傅咸上奏说荀恺堂兄去世，刚在守丧的两天内，圣上的恩德怜悯他，允许他临丧，诏书还没下达他就以行造（拜访）为名，急于谄媚敬奉，没有兄弟友爱之情，应当加以明显的贬斥，以弘扬风化教化。《张辅传》记载，梁州刺史杨欣，姐姐的丧事还没满十天，车骑将军长史韩预强行聘娶他的女儿为妻，张辅担任中正官，贬斥韩预以澄清风俗。堂兄和姐姐的丧事，按今天的标准来说，即使是贤士大夫也没听说要改变服饰，别人也无从得知。至于古人嫂子与小叔子之间没有丧服，何况是弟媳的丧事，与伦常纲纪有什么关系，而当时却如此重视。大概晋朝虽然承袭了魏朝的弊病，崇尚风流而忘却名节，君臣之间的大义大多不再知晓，但私家的礼法依然严格，清议依然严峻，这是后来朝代所不及的。（傅咸、张辅这两条，《日知录》也引用过。）

九月二十九日

校勘《晋书》列传，却说、阮种、华谭、袁甫传一卷，订正了四条。却说传记载，却说自称在贤良对策中取得第一名，而阮种传先说阮种与却说以及东平王刘康都位居上等，后来再次廷试，又被提拔为第一名，那么却说就不是第一了。然而仔细推敲，大概是初试时却说第一，复试时阮种为第一。却说被授予议郎，阮种起初被任命为尚书郎，汉晋两代凡是举荐贤良方正直言对策第一名的人，大多授予议郎，那么却说为第一是可信的。阮种传中“又擢为第一”的“又”字，大概是“乃”字的误写。（汲古本作“及”，官本作“又”。）却说、阮种、刘康三人位居上等，就像世人所说的“三鼎甲”。他们的复试，就像现在的覆试。当时晋武帝仰慕效法两汉，特别举荐贤良，而阮种传中记载毁谤赞誉之徒有人说对策者借机假托，皇帝于是再次延请群士，在朝廷上询问他们，大概是庸俗琐碎之徒，维护资历资格，讨厌听到异见，乐于固守旧规，这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本朝康熙初年，圣祖仁皇帝特别开设博学宏词科，礼遇极其优厚，而吏部的议论仍然极力压制他们，他们的授官都出自特旨。然而由布衣晋升的有五个人，西河的戴名世，侥幸得以告老还乡；竹溪的方苞，最终获罪遭谴，一时哗然，有“野翰林”的称号，古今情况相同，令人感叹啊！

九月三十日

阅读《晋书》。劳季言认为《周处传》中弱冠时被乡里视为祸患以及入吴寻找陆机、陆云的事，采自《世说新语》。通过周处传和《陆机传》仔细考察，周处比陆机大二十五岁，可知小说妄传，不符合事实。这真是善于读书的人，因此也可以证明世传陆机所作的《周处碑》也是伪作。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十二月十九日

◎宋书（梁沈约）

《宋书》、《夷蛮传》中因为西南夷各国都信奉佛教，于是涉及晋以后佛教的盛衰，朝廷制度的推崇与抑制，并传述了宋代的著名僧人道生、慧琳、慧严、慧议、摩诃衍等人，这是史家因事附见，这种方法最好。六朝以来，佛教盛行，多与时事有关，如果隐没不写，既不符合实际，而《魏书》特别设立《释老志》，也不符合体例，只有分类叙述的方法最适宜。后人不用这种方法，于是唐朝修《晋书》，将鸠摩罗什、单道开、佛圆澄列入《艺术传》；《旧唐书》将一行、玄奘等人列入《方技传》，已经不妥，而东晋的道安、支遁、竺法深等人，于是导致没有类别可归，《新唐书》甚至不记载玄奘，而梁朝的实志也没有传记。假如像《宋书》的方法，即使禅教的开始，南北宗的分立，也可以因文叙述，这是史家不应该忽略的。（《旧唐书》在神秀传中，附叙达摩至惠能、神秀南北宗的分立，未为不善。只是将神秀等人列入方技传，终究不安妥。赵云松说“方”是指方外。这是忘记了《汉书·艺文志》以方技指经方了。）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十一月初一日

《宋书》、《鲁爽传》，刘义宣起初起兵召鲁秀，（鲁爽之弟。）加节进号征虏将军，应当与谋之一起南下。《官本考证》说谋，南监本作湛，谓徐湛之也。慈铭按，徐湛之不是刘义宣的党羽，而且早被元凶（刘劭）所杀，湛字也不得误作谋，大概当作谌，谓义宣参军刘谌之也。《义宣传》说派遣谌之等率军南下就臧质。《臧质传》说义宣的心腹刘谌之，南监本正作谌。此传未出刘谌之姓名，因《臧质传》屡见刘谌之，而此传系质传后，遂略其姓，亦是休文疏处，或传写所脱，北监本汲古本遂皆误谌

译编撰谋略部分，官刻本全部依据北监本。做考证的人，因为看到这篇传记上文有元凶对鲁秀说“我为你诛杀徐湛之”的话，于是不能分辨前后文义，便把徐湛之当作被射死的人，真是可笑极了。又这篇传记说益州刺史刘秀之派遣军队袭击江陵，鲁秀击溃了他们，刘义宣退回江陵，鲁秀与他一起向北逃跑，部众背叛且几乎耗尽，鲁秀对着城上射他，中箭后投水而死。《官本》写成“鲁秀之对着城上射他”，多了一个“之”字，大概是以为那是刘秀之。查考刘秀之担任益州刺史，此时怎么能够进入荆州，而鲁秀也不能到达益州。况且向北逃跑的还有刘义宣，那么被射死的究竟是谁？从城上向下射，也不能说“对着”，大概是传文本应写作“鲁秀对着城，城上射他”，脱漏了一个“城”字罢了。刘义宣的传记说，刘义宣逃跑还没出城郭，部众散尽，夜里回来对着城，那么鲁秀应当也逃回荆州。当时竺超民已经立志归顺，担任荆州城防，所以从城上射他。看刘义宣回来，竺超民立即把他送入监狱，那么鲁秀的情况也就可知了。北监本大多妄自改动，大致如此，而《官本》错误地沿袭了它。

译十二月初一日

夜间阅读《宋书》中谢灵运的《山居赋》、《齐书》中张融的《海赋》，这两篇赋确实是六朝时期的奇作，但其中的夺文（脱漏的文字）太多，张融的赋尤其严重，无法进行句读，苦于没有好的版本来校勘。

十二月初二日

《南史》、《臧质传》记载，臧质逃到寻阳，焚烧官府房舍，带着歌妓妾室进入南湖，摘取莲子食用。查考《宋书》臧质传，臧质从寻阳带着歌妓妾室向西奔逃，派他所宠爱的何文敬领兵在前面开路，到达西阳时，太守鲁方平欺骗何文敬，何文敬抛弃众人逃跑。臧质前去投奔妹夫武昌太守羊冲，到达后，羊冲已被郡丞胡庇之杀害，无处可去，于是进入南湖，逃亡躲藏没有食物，便摘取莲子食用。《南史》在“载妓妾”下面应当有脱漏的文字，李延寿不至于疏略到这种地步。“入南湖”下面的“逃窜无食”四个字，也不可省略。

《宋书》、《沈庆之传》记载，沈庆之被前废帝杀害后，追赠侍中、太尉如故，谥号为忠武公。太宗即位后，追赠侍中、司空，谥号为襄公。《南史》记载相同。查考明帝追赠的官职反而比废帝低，是因为泰始初年对于景和年间的政令一概予以反拨，所以当时各位大臣中存活的人，官爵一律削退，可见于沈攸之等人的传记。（沈攸之在前废帝时封为东兴县侯，太宗即位后，按例削去封爵。）沈庆之先前在孝武帝时授任司空，坚决推辞，到前废帝时拜为太尉，所以明帝转而用司空作为追赠，去掉了太尉。只是沈庆之本来的封爵是始兴郡公，曾经因为始兴地位优越接近京城，请求改封南海郡，孝武帝不允许，而明帝在泰始七年改封他为苍梧郡公，这似乎是有意贬低他，况且“襄”这个谥号也远远不如“忠武”。

沈攸之这个人不足挂齿，但他起兵确实是对宋室忠诚。《南齐书》、《张敬儿传》记载了沈攸之与齐高帝绝交的信，言辞非常直率。《宋书》、《沈攸之传》没有记载，但还记载了他给武陵王赞的一封信，足以看出他的本心。《南史》把这些都删削了。只有《宋书》记载齐高帝讨伐沈攸之时，尚书符征西府的一道檄文，《南史》也删削了，这是对的。沈攸之起兵，与三国时魏国的母邱俭、诸葛诞的情境正好相同，而檄文开头，恰好引用母邱俭、诸葛诞作为比喻，令人发笑。《南齐书》、《柳世隆传》也记载了这道檄文但删去了开头几行，难道是萧子显领悟了而删去的吗？然而萧子显是齐高帝的孙子，却在张敬儿传中完整记载了沈攸之的书信以及高帝的回信，这是直道存在于人心啊。高帝的回信，是周彦伦写的，见《南齐书》、《周彦伦传》，《南史》也略去了。我曾经说绝交书和回信应该全部收入沈攸之传中。

《宋书》、《谢灵运传》记载，谢灵运《山居赋》中有“两瞀通沼”的话，钱大昕认为“瞀”字字书中没有，询问精通之人，也没有知道的。查考这篇赋的自注中屡次提到“前瞀后瞀”，那么必定不是错字。又《南齐书》、《周彦伦传》记载，周彦伦任山阴令，县里旧例征发滂民来供给杂役，周彦伦极力陈述滂民的困苦，又有上虞县以百户出一个滂民大为优足的话，“滂民”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大概都是当时我们越地的方言。

《宋书》、《臧寿传》记载随府转任镇南将军，《傅隆传》记载年四十才担任孟昶的建威将军。查考这两个将军都应当是参军，各版本都错了。

《宋书》、《谢瞻传》记载，弟弟谢嚼，幼年就有特殊的品行，生母郭氏长期患重病，担心仆役照顾病人懈怠疲倦，亲自操劳。因为母亲生病害怕受惊，走路声音稍微大了一些，全家上下，被谢嚼的至性感动，都穿上鞋子走路。查考“微践过甚”的意思是，踩地的声音非常轻微，担心走路的声音惊吓到母亲，六朝常有这种句法。所以下面说家人都穿上鞋子走路，其情景仿佛可见。汲古阁本、南北监本都相同，而《南史》误作“母为病畏惊而微贱过甚”，《官本》于是据此修改《宋书》。试想上面已经说了生母，自然不是正嫡，不必又说微贱，况且妾婢都算是微贱，也不必说遭遇甚重，而且与下面家人都穿鞋走路的话意思也不连贯了。

《宋书》、《孔季恭传》记载，孔季恭的儿子孔灵符，入朝任丹阳尹，山阴县土地狭小，（俗写作狭。）百姓多田地少，孔灵符上表请求将没有资财的人家迁徙到余姚、鄞、鄮三县边界，开垦湖田，这可见我们县人口之盛，六朝时就是这样了。他的《传论》说，会稽一带沿海傍湖，良田也有数十万顷，肥沃的上等土地，价值一金，杜预之间，不能相比。这可见我们县田价之高，古今一样。

《宋书》、《孔琳之传》说，当今世上只有尉的职位，单独使用一枚印章，至于内外群官，每次迁升都更换印章，终年刻铸，浪费工力财物，这是六朝以前更换官职就更换印章。近代学者纷纷考证，有的根据《汉书》、《朱买臣传》认为一人一印，有的根据《后汉书》、《马援传》注，认为官职不变印章也不变，大概是没有查考这篇传记。

《宋书》、《鲁爽传》记载，鲁爽版南郡王刘义宣说，丞相刘裕现在补任天子名义宣。鲁爽是武夫，乐于作乱自不必说，而孔琳之在晋安帝时论述铸印事，也说官职没有比皇帝更大的，这绝对不是后世所敢说的。黄

译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古代天子的地位只比冢宰高出一等，所以天子去世时，冢宰代理朝政，这本来就不是令人惊骇的言论。

译《宋书》《蔡兴宗传》记载，右卫将军王道隆前往拜访蔡兴宗，不敢入座，过了很久才离开，蔡兴宗始终没有请他坐下。文中又提及元嘉初年中书舍人狄当（应作秋当）拜访王昙首，以及中书舍人王弘拜访王球这两件事。王弘是王昙首的兄长，王球的堂兄，身为元嘉功臣之首，官至司徒太保，功勋显贵无人能比，必定没有人敢与他同名。而《南史》却写作“弘兴宗”。其下文又说“弘还”，如果“弘”是姓氏，那么下文的“还”应当称其名，这大概都是错误的。《南史》《王球传》中写作徐爰，稍微符合事实。徐爰后来在孝武帝时兼任著作郎，修撰《宋书》，而在元嘉年间他的权势宠幸尚未兴盛，大概是徐爰误将“宏”写成了“弘”，后来《宋书》又因上文提到王昙首，于是讹误为王弘。《南史》因为在《蔡兴宗传》中，便将谒见者写作弘兴宗。这些终究都是传抄刊刻的错误，并非沈约、李延寿的失误。

《南史》《江柘传》记载，其弟江祀字景昌，官至镇北长史、南东海太守，代理府州事务。查考上文，江祀在明帝时已由卫尉升任侍中，郁林王时与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等人并称“六贵”，与江柘一同被杀，怎么能说他最终只做到长史、太守呢？考据《南齐书》记载，江祀起初担任南郡王国常侍，历任高宗（当作高宗）骠骑东阁祭酒、秘书丞、晋安王镇北长史、南东海太守，代理府州事务，这些都是说他历任官职，《南史》删去了几句话，于是对官制就不明白了。

《南史》对宋、齐诸书的删改合并，确实有很多不妥当的地方。对于《宋书》所载的朝廷典章制度，删削尤其多，《南齐书》中相关的文字，也多被删减。只有它与氏族连合立传，则别有深意，实在不可非议。因为当时既重视氏族，而又历经战乱，家谱散失。北朝魏收的《魏书》尚且有很多同宗合传，南朝则沈约、萧子显、姚思廉等人，专门按类别叙述，对于兄弟子侄，分析得太琐碎，李延寿因此极力纠正这一点。他的书原本就是通史的体例，与八书各自流传，所以先以四代帝纪开头，其次以四代后妃，而各代的列传，又都以诸王为先，那些有世系的臣子都连接在一起，以保存谱牒之学。如果想要考察时代的先后，区分类别，自有原书，本来并行不悖。大凡古人著书，必须仔细推究其用意，不可轻率地讥讽。

十二月初七日

《宋书》《世祖纪》记载，雍州刺史海陆王休茂杀害司马庾深之，起兵反叛，义成太守薛继考讨伐并斩杀了他。《官本考证》万承苍说，查考休茂传，薛继考乃是替休茂尽力的人，而此纪忽然说他是讨伐斩杀休茂的人，为何如此悖谬？《南史》写作参军尹元庆起兵讨伐他，大概才是实情。慈铭按，本书休茂传记载，薛继考起初替休茂尽力攻城，等到尹元庆起兵，斩杀休茂，薛继考用兵胁迫代理府州事务的刘恭之作启事，说薛继考立义，（今本《宋书》“义”字上脱“继考”二字。）自己乘驿车回京，因此得到封赏，不久事情败露被杀。这是当时认为薛继考起义诛杀休茂，史官因而记载，后来虽然事情败露，但国史竟然没有追改，沈约也就沿用了，这也可以证明沈约的书多本于徐爰的旧稿。《南史》在休茂传中很简略，只记载尹元庆擒杀休茂，不提薛继考的事，而本纪也改为尹元庆，这是李延寿细致周密的地方。《宋书》说薛继考先前因冒功封侯，后来虽然被杀，但也没有说封赏尹元庆，大概还有脱漏的文字。万氏没有查考《宋书》休茂传，《南史》也只看了本纪，所以还持怀疑态度，而人们误将“斩杀”当作“讨伐”，反而诋毁沈约悖谬，也可笑了。

《宋书》《前废帝纪》记载，永光元年八月庚午，任命尚书左仆射颜师伯为尚书仆射，《官本考证》万屡说：一个版本在“尚书”下没有“左”字，另一个版本在下面的“尚书”下有“左”字，两个版本都错了，应当写作任命尚书右仆射颜师伯为尚书左仆射，下文说任命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尚书右仆射，就是代替颜师伯的职务。慈铭按，前一年十二月乙酉，已经记载任命尚书右仆射颜师伯为尚书左仆射，为何这里又重复出现呢？查考《南史》十二月乙酉下写作任命尚书右仆射颜师伯为尚书仆射，没有“左”字，次年八月庚午下，写作任命尚书仆射颜师伯为尚书左仆射，与万氏所指的一个版本相同。颜师伯传记载，大明七年补任尚书右仆射，废帝即位，又升任尚书仆射，兼任丹阳尹。废帝想要亲自处理朝政，下诏转任颜师伯为左仆射，任命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右仆射，剥夺他的京尹职务，又分派台省职务，颜师伯才开始恐惧。根据《晋书》《职官志》，尚书左右仆射，从魏到晋，直到东晋，设置与否没有定规，设置了就是左右仆射，或者不两设，只称尚书仆射，所以仆射不一定左右相代。颜师伯在孝武帝时担任右仆射，当时还有刘遵考担任左仆射，等到刘遵考升迁后，颜师伯就专任省事，所以颜师伯传记载颜师伯辅佐幼主，尚书中的事务都委托给他。等到以右仆射升任仆射，当时没有左右之分。至

译因此任命颜师伯为左仆射，而任命王景文为右仆射，这就是所谓的分担中书台的职务。尚书省原本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从六朝以来，中书台的事务都统辖尚书省，所以仆射逐渐成为宰相的职位。这里记载诛杀尚书仆射颜师伯，在“仆射”之上应当加上一个“左”字。《南史》此纪的上下文以及颜师伯的传记都没有错误。《宋书》汲古阁本和监本在传记中刻印错误，万斯同见到一个没有错误的版本，不能考证纠正，反而胡乱辩驳其是非，这就是所谓的书籍校勘越多，错误反而越多了。

译《宋书·顺帝纪》记载，升明元年，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沈攸之进号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中领军、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齐王（即萧道成，沈约避讳其名，故追称齐王）任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刺史等职如故；句中书令、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抚军将军刘秉任尚书令，加中军将军。慈铭按：当时王僧虔任中书令（见《南齐书·王僧虔传》），而《宋书·顺帝纪》惯例不记载中书令的任免更替，大概是不重视这个官职。袁粲以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任尚书令，苍梧王时期四位权贵辅政，以袁粲为首，褚渊次之，刘秉再次之，萧道成又次之。到了这时，萧道成独自与部下谋划弑杀苍梧王，迎立顺帝，于是独揽大权担任录尚书事，南朝所谓的“录公”虽然只是虚尊袁粲等人，以袁粲为司徒而让自己以司空的身份位居其下。此纪中“中书令”应当是“尚书令”，而“开府仪同三司”之下有脱漏的文字，当日应当是“尚书令、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袁粲任司徒、中书监”（句），“中书监、护军将军褚渊任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传抄者因为上下两处“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文字相混淆，于是导致中间脱漏。袁粲的官职司徒在司空之上，而尚书令在录尚书之下，所以去掉尚书令一职让褚渊接任中书监，而褚渊接替袁粲任卫将军，刘秉接替袁粲任尚书令。《南史·顺帝纪》在叙述沈攸之、萧道成晋升官职后说，任命袁粲为中书监、司徒，任命褚彦回为卫将军，刘节彦（即刘秉，李氏避唐世祖李昞嫌讳）为尚书令，而褚渊以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出现，见于《南齐书·褚渊传》。

十二月十二日

校勘《宋书》，阅读鲍照的《定命论》（由其弟子鲍令晖所作）、周朗回复羊希的书信、呈给世祖的言事书、邓琬为晋安王刘子勋所作的诗及太宗的檄文、太宗命令台臣写给袁粲的信，这些都是六朝文章的佳作。王微与江湛、与堂弟王僧绰、与何偃的三封信，都错落有致具有古雅的情致，在六朝文中另辟蹊径，可惜删削太过严重，大多难以阅读。沈约说王微的文章古奥得很，颇有抑扬顿挫之感，王微自己也说文章如果没有怨愤的情思和抑扬顿挫，就会流于平淡无味，现在虽然脱误很多，但其孤高自喜的意趣，仍可推想其宗旨。他写给弟弟王僧谦的祭文，曲折深切，无意于雕琢文字而文章尤其出色，令人不忍心读完。谢晦上给太祖的两道表文，激烈简练，言辞非常直率，足以推知当时的情事实由王华兄弟构陷所致，谢晦与徐傅的本心是可以原谅的。《南史》一概删去这些记载，都是不对的。

《宋书·百官志》记载，尚书令总揽机要，仆射和尚书分管各曹，左仆射统领殿中、主客二曹以下，文中说吏部等六尚书统领某某曹，却唯独没有提及右仆射。根据《晋书·职官志》说，祠部尚书常与右仆射通职，不常设，由右仆射兼管。如果右仆射空缺，就由祠部尚书兼管右仆射的事务，这说明《宋书·百官志》“左仆射统领殿中、主客二曹”一句之下有脱漏的文字，应当取《晋书·职官志》的内容来补充。因为右仆射兼领祠部尚书的职务，所以下列吏部、祠部、度支、左民、都官、五兵，实际上有六尚书，而统称为五尚书、二仆射、一令，称为八坐；因为祠部尚书就是右仆射，所以只说五尚书。如果仆射只有一人，就设置祠部尚书，有六尚书但仍然称为八坐。

《宋书·百官志》记载，中书令一人，中书舍人一人，中书侍郎四人，中书通事舍人四人。慈铭按：中书舍人一人，应当根据《晋书·职官志》改为中书监一人，现在各版本都错了。六朝只有中书通事舍人，没有单独称为中书舍人的。晋宋两代的志书所叙述都很明白。史书中径直称为中书舍人的，是省略了文字罢了。至于中书省有令有监，从魏文帝开始设置，掌管机密，到晋朝更加重要，权力在尚书令之上。所以苟勖从中书监迁任尚书令，认为这是夺走了他的凤凰池。东渡以后，职权专归尚书，于是中书监令有时只设一人。到了宋朝，中书监有时特别作为重臣的加官，中书令的任命更加轻率，如傅亮、何尚之都由中书监令转任尚书令，孝武帝以尚书令袁粲为中书监、开府仪同三司、领司徒，而加授护军将军褚渊为尚书令，褚渊坚决推辞，袁粲也推辞领司徒，于是又任命袁粲为尚书令，而褚渊为中书监，这其中的轻重差别已经非常明显，而中书令在孝武帝以后尤其轻视其人选。如何戢在顺帝时已经任中书令（见《南齐书·何戢传》，大概是接替王僧虔），到齐高帝时任吏部尚书，高帝想加授他散骑常侍，而褚渊不同意；张绪在高帝初年已任中书令，高帝后来想让他任仆射，而王俭不同意；大概几乎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相互出入一样了。《宋书·百官志》此处说汉成帝改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罢免仆射，现在各版本都误作罢免谒者，也应当根据《晋书·职官志》改正。

宋朝称荆州为陕西，《宋书·蔡兴宗传》说，蔡兴宗出任南郡太守

译担任荆州事务时，外甥袁ダ说：“舅舅如今出镇陕西。”《邓琬传》记载，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在陕西训练甲兵。《王弘传》、《谢晦传》也都称荆州刺史为分陕。大概是因为东晋南朝时期将扬州和荆州视为最重要的两个州，比作周朝两位伯父分治陕地的情形，以扬州为东陕，所以将荆州称为西陕。

译《宋书》《张劭传》中，张劭之子名为敷，字演敬；《南史》中“敬”字写作“镜”。这是因为赵宋王朝为避宋太祖祖父赵敬的名讳，所以将“敬”改为“镜”，而《宋书》中的修改并不彻底。《官本》则将两处都改为了“镜”，并将其载入考证之中，以显示其校改的精审，难道不知道当时没有人以“镜”为名吗？

《宋书》《张劭传》原本已经亡佚，后人杂取《南史》等书加以补缀，所以张劭之子张敷、侄子张畅，都另有传记，而这一卷张劭传之后又重复出现了张敷的传，说张敷因父亲去世而哀毁成疾，伯父张茂度劝解他，张敷反而更加悲痛，昏死过去后又苏醒过来。张茂度说：“我近来只是劝止你，你却反而更加严重，从此不再前往探望。”张敷未满一年便去世了。此传中“未”字误作“来”字，卷六十二《张敷传》中写作“未而卒”，《南史》也相同。《官本考》证中万承苍极力辩驳“往”“来”二字连用的错误，认为“来”应当是“未”，却不引用本书及《南史》作为证据，何必如此烦琐呢？又只说张畅的传重复出现，却不知道张敷也自有传记，可谓粗疏了。乾隆初年武英殿刻印诸史，只有《史记》《汉书》出自齐召南之手，所以校勘较为精审，考证也最值得称道；《旧唐书》《新唐书》完全以沈钦韩的《唐书合订》为依据，也有不少校正。《后汉书》《三国志》已经令人发笑，但因为有何焯的校本，尚能纠正几条错误。至于《晋书》以下，那就无可指责了（意指错误百出，不值一提）。《宋书》完全出自学士南昌人万承苍之手，《南齐书》完全出自知州华亭人王祖庚之手，这两个人，无论学问见识，与沈钦韩相比都相差天壤，即使文章也不配做沈钦韩的奴仆，而他们在后跋中所写的，都极力诋毁这两部书，无耻到了极点。

十二月十三日

夜间点阅《宋书》《礼志》。其中在“读时令”条目内，引用《魏台杂访》说：“前后只见到诵读春、夏、秋、冬四时的时令，至于穿黄色衣服的时候唯独缺漏不诵读时令，不明白其中的缘故。”查考高堂隆撰写的《魏台杂访仪》三卷，隋、唐两代的《经籍志》记载都相同。而《晋书·礼志》引用此事作“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后云云”，怀疑“景初元年通事白曰”这八个字是《杂访仪》的原文，“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下面也应当有令升的回答，但晋、宋两朝的《礼志》都省略了。

光绪丙戌年（一八八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南齐书（梁萧子显撰）

《南齐书》《高帝纪》、《梁书》《武帝纪》，都记载萧氏出自萧何，萧何之子郑定侯萧延，萧延之后五代为萧望之，颜师古在《汉书》注中已经纠正其荒谬，其伪造本就不待多说。只是两纪记载从萧何到萧整共二十代，名字和官位都相同（只有第十二代吴郡太守萧永，《梁书》写作萧冰，大概是字形相似而误。）而《南齐书》说：萧整生即丘令萧傍，萧傍生辅国参军萧乐子，萧乐子生皇考萧承之，字嗣伯（后来追尊为宣皇帝）。《梁书》说：萧整生济阴太守萧结，萧结生州治中萧副子，萧副子生南台治书萧道赐，萧道赐生皇考萧顺之，是齐高帝的族弟（后来追尊为太祖文皇帝）。这样齐、梁两朝在淮阴令萧整处分支。按照他们的名字，萧傍、萧结是同父兄弟，萧乐子、萧副子是从父兄弟，萧承之、萧道赐是从祖兄弟。而齐高帝名萧道成，他的哥哥名萧道度、萧道生，不应该与其族父都用“道”字排行，怀疑《梁书》叙述世系，在萧副子下面脱漏了一代，那个人也应当用“之”字排行。而萧道赐与齐高帝是族兄弟，那么萧顺之就是齐高帝的族子。怀疑史文既然脱漏，而后人妄改“子”字为“弟”字来填补它罢了。至于用“之”字排行，六朝祖孙数代连续使用的情况很多，当时的习俗，本来就不拘泥。

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年）十月初四日

《南齐书》《孝义》《吴达之传》说：河南人辛普明，侨居会稽，从小与哥哥同住一个帐篷。哥哥去世后，把帐篷施舍给灵座。夏天蚊子很多，辛普明不因为露宿而显露神色。哥哥将要安葬时，邻居赞赏他的义举，资助很多财物。辛普明起初接受，后来都退还了，赠送的人非常奇怪。辛普明说：“本来因为哥哥的墓穴不够周全，所以不违背来意，现在怎么忍心把亡者的剩余财物当作家财。”这件事我们家乡的府县志中关于流寓人物的记载都缺失了。又《韩灵敏传》说：诸暨东湾里屠氏女，父亲失明，母亲患重病，亲戚互相抛弃，乡里不容纳。女子带着父母远居苎萝，白天砍柴晚上纺绩来供养父母。父母去世后，亲自操办殡葬，守墓不肯出嫁。这足以让苎萝增光添彩，府志《列女传》虽然已经采录，但征引苎萝故事的人，只知道西施，却不知道屠氏女。

南齐沛国人刘子珽、刘子瑚兄弟，立身行事，足以成为六朝第一流人物，汉儒的笃实，宋儒的谨严，都不超过他们。可惜他们都历经宋、齐两朝，陷入二臣的律法，两位君主并非羡慕荣华富贵，刘子珽尤其没有做官的情趣，屡次辞官，难进易退，而当时并不以此为嫌，假使没有宋儒大声疾呼，严格划定界限，那么能恪守“忠臣不事二主”节操的人就很少了。两位刘氏如果生在宋元以后，祭祀时供奉的俎豆，不应当首先提到他们吗？女子不以改嫁二夫为耻，士人不以改换姓朝为非，这是古人

译（这是）古人所觉得困难的，却是今人所觉得容易的。

译十月初五日

《南齐书·陆澄传》记载，陆澄担任国子博士时，当时国学设立郑玄与王弼的《周易》、杜预与服虔的《春秋》、何休的《公羊传》、麋信的《谷梁传》、郑玄的《孝经》。查考陆澄给王俭的信，提到晋太兴四年，太常荀崧请求设立郑玄注的《周易》，博士太元立王肃的《易》，元嘉年间建学之初，郑玄、王弼两家并立，等到颜延之担任祭酒，废黜郑玄而设立王弼，这说明当时国学已经不再设立郑玄的《易》。所谓“郑王《易》”，应当是王弼的《易》。王西庄说“置”字上面应当有一个“议”字，这是不对的。陆澄明确说太元年间选取服虔的《左氏传》，兼取贾逵的经文，现在保留服虔而去除贾逵；太元年间有麋信注的《谷梁传》，颜延之增加范甯注，麋信注依然保留，这说明各家注本早已设立。

“独”是“豚”的俗字，始于六朝，《玉篇》还没有这个字，《广韵》才在“豚”字下收录它。《南齐书·江柘传》记载江夏王萧宝玄的妃子索煮沌，刘暄说：“早上已经煮了鹅，不必再麻烦这个。”现在《南齐书》、《南史》各版本都误作“肫”，晋宋时期的书籍以及《南北史》、《世说新语》中屡次出现“独”字。

陆澄给王俭的信，极力说明王弼《易》注的不对。信中说，《左氏传》太元年间选取服虔注而兼取贾逵的经文，服虔传没有经文，虽然在注中，但传中又有没有经文的地方，所以现在保留服虔而去除贾逵，那么经文就有缺失。查考杜预注《左传》、王弼注《易》，都是晚出的，都推崇后生，杜预不同于古法，不如王弼夺取实质，祖述前儒，特别举出他的逢迎。又《释例》的写作，所引用的只有深意。（王西庄说此处下面有脱文，是对的。）这是陆澄本意想要兼立贾氏，又因为杜预注《左传》特别胜过王弼注《易》，虽然认为可以设立，并非认为胜过贾氏。又说《谷梁传》太元年间旧有麋信注，颜延之增加范甯注，麋信注依然保留。曾认为《谷梁传》不如《公羊传》，作注的人又不尽善，恐怕不足以两立，如果认为范甯好，就应当去除麋信。这是陆澄虽然不说范甯胜过麋信，但意在去除麋信。王俭回信说元凯注传，超越前儒，如果不列入学官，（查考此处下面应当有“春秋”二字。）就可以废除了。贾氏注经，世间很少学习，《谷梁传》是小书，不需要两注，保留麋信略去范甯，遵循旧例。这是王俭的意思并不与陆澄相同，但下面说凡此诸义，都同意雅论，大概是因为《左传》设立杜氏，《谷梁传》只设立一家，大致如陆澄的议论。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十二月初七日

读《南齐书·高逸传》、《孝义传》。我最喜读南北朝时这两类人的传记，因为那时暴君接踵，乱臣代出，天地睢刺，没有这些人，人道几乎熄灭。然而各史隐逸传中，也很少有全节的人，萧齐世短，完美尤其难。而褚伯玉、臧荣绪、刘纠、庾易、宗测等人，绝意人寰，嚼然云表。臧、刘两人，实兼孝义。荣绪母亲丧后，著《适寝论》，打扫堂宇，置筵设席，朔望拜荐甘珍。灵预亡后，逢外祖忌日，生徒辍讲，闭门垂泣，（此事不载于纠传中，且见《梁书·孝义·韩怀明传》。）这两件事可以补礼经之未及，垂永感之恒规，正不独庚子陈经，著尊圣之盛典；云香导磬，想精梵之高踪耳。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十一月二十九日

◎梁书（唐姚思廉）

阅《南史·隐逸文学传》并校《梁书·文学处士传》。刘孝标之答刘沼，刘侯既重有斯难云云，是答书的序，不是书。自《文选》误收入书类，题为《追答刘沼书》，沿谙至今。考《梁书·文学·刘峻传》，明云峻乃为书以序之曰，以下所载之文，悉与《文选》同。《南史·峻传》削去其文，但云峻乃为书以序其事，皆不误也。文中绝无答书之语，而人莫之察，可见读书细心之难。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十月二十四日

◎陈书（唐姚思廉）

阅姚氏《陈书》。八书中以此及《北周书》为最下。盖思廉颇拙于文，《梁书》多因其父，经历两世，纂集既详，论议亦美，《陈书》则殊帅帅，且一意主简，事迹多缺。北周制度文章，多拟古昔，德〇又志浮美，颇刊绮辞，而综窍未精，甄审失当，又篇简残缺，尤甚他书。然《南北史》多以一家合传，意重谱系，致代不分，先后失序，故八书必不可少。而八书中尤要者，宋隋两书；次则《魏书》、《南齐书》、《梁书》。盖五书皆详赡有体例，符玺刊落较多也。自明季李映碧、近时童石堂，皆以八书注《南北史》，虽取便披览，终未允当。窃谓本纪宜用《南北史》，列传宜用八书而去其重复，平其限断，除其内外之辞

译纠正其逆顺的线索，再让彼此互相校勘注释。志书则采用《隋书》中的《五代史志》，并用宋、魏、南齐等书的志书加以注释，希望这样能尽可能完善。

译同治丙寅年（一八六六）八月初五日

◎《魏书》（北齐魏收撰）

阅读了《魏书》中的《儒林传》、《逸士传》、《外戚传》、《列女传》。北魏时期的儒者，谨守师承传授，尚存两汉遗风，不像江左六朝那样浮华风气相互煽动，然而大多失之于固陋。张普惠引经据义，议论刚直，虽然未列入《儒林传》，但他所学所守，在北魏时期是独一无二的人。

夜间阅读《魏书》李谧的《明堂论》（见于《逸士传》。他驳斥《考工记》中“一堂五室”的制度过于狭小不容，近世儒者也多对此存疑。只有江艮庭认为他是误会将“九筵七筵”理解为明堂基座的四周，而不知道这是指一面的修广，这种说法是对的。）张渊的《观象赋》（见于《术艺传》，赋中有注，大概是自注。可与隋代李播的《天文大象赋》参看。《大象赋》也有注，有人说作者是李台，有人说毕怀亮，有人说李淳风，有人说苗为。孙渊如依据孙之绿的手写本将其刻入《续古文苑》，顾千里为之校勘，却未及张渊的赋，难道是偶然遗忘吗？）

同治甲戌年（一八七四）二月初八日

东汉以后，选拔士人大致有孝廉、秀才两条途径，孝廉相当于唐代的明经科，秀才相当于唐代的进士科，所以孝廉考经学策问，秀才考文艺策问。世风逐渐偏颇，以文章为重，南北朝时期遂积重难返地重视秀才。《魏书·邢峦传》记载，有关部门奏请对秀才和孝廉进行策问，诏书说：“秀才和孝廉的策问不同，经学与权变的策问各异，邢峦才思清丽，可让他参加秀才策问。”《北齐书·李广传》记载，李广请求被举荐为秀才，州郡因为李广是经学儒生，担心他不擅长文辞，对此感到为难。《刘昼传》记载，刘昼被举荐为秀才，对策未中，自恨没有文藻，于是专心致力于写作。《文选》所载南齐王融永明九年、永明十一年策问秀才的文章，梁代任昉天监三年策问秀才的文章，都崇尚华丽辞藻。北齐《文苑传》所载樊逊秀才对策，文章极为赡丽，沿袭至隋代，杜正伦一家三代出秀才，被当时人极为称美。到了庸俗之世，遂无人应举，进士才成为最高选拔标准。

光绪丁丑年（一八七七）二月十六日

《魏书·序传》说，汉初魏无知被封为高雇侯，儿子叫均，均的儿子叫恢，恢的儿子叫彦。彦的儿子叫歆，字子胡，汉成帝时官至钜鹿太守，于是定居在那里。歆的儿子叫悦，字处德，性格深沉厚重有度量，宣成公赵国人李孝伯将女儿嫁给他，官至济阴太守。儿子叫子建，字敬忠，就是魏收的父亲。《北史》与此相同，但没有“成帝世”及“仍家焉”这六个字。按：歆是魏无知的玄孙，那么成帝就是汉成帝无疑，因为上文承接汉初而言，所以不再特别标出“汉”字。而歆的儿子悦是李孝伯的女婿，那已经在北魏太武帝、文成帝时期了，即使是极愚笨的人叙述家世，也不至于荒谬到如此程度。查《北齐书·魏收传》说，曾祖叫缉，祖父叫韶，父亲叫子建，缉、韶的名字与《魏书》、《北史》不同。大概《魏书》中脱漏的文字很多，悦与子建之间应当相隔十余代，做李孝伯女婿的应是韶而不是悦。《魏书》此卷及《北齐书·魏收传》原本都已亡佚，后人取《北史·魏收传》前半部分补《魏书》，后半部分补《北齐书》，所以书分属三史，文字完全相同；而《北史》此传本取自魏收的自序，宋人补缀《北齐书》时，《北史》尚完整，所以能得知缉、韶的名字，今本《北史》也脱漏了，于是无法考证纠正了。

《魏书》卷三十六《李顺传》，后附《李同轨传》，其文字全同《北史》附在其兄《李义深传》后，又《北齐书·李元忠传》后附其宗人愍，字魔怜，以豪杰身份起兵，屡立战功，官至骠骑将军、大都督、东荆州刺史，封侨国侯，加散骑常侍。天平二年去世，追赠使持节定州、殷州二州军事，定州刺史。又元忠的族叔景遣，也以任侠闻名，与元忠同在西山起兵，官至使持节、大都督、车骑将军、昌平郡公，天平初年为颍州刺史，被害，追赠侍中、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殷州、瀛州二州军事，殷州刺史，儿子伽林袭爵。二人建树卓然，愍任南荆州刺史，战绩尤为伟大，而《北史》都失载。《北史》卷三十三叙述赵郡李氏宗派枝叶，非常繁碎，却唯独遗漏了这两人，《魏书》也不载，都是极大的疏漏。

光绪戊寅年（一八七八）二月二十日

《魏书·皇后传》，孝文昭皇后高氏传，肃宗诏书说：“文昭皇太后德行符合坤仪，美德比作文姒，与高祖匹配，确实诞育了英圣。然而早逝沉沦光辉，孤坟未能抚视，先帝孝心发自内心，迁奉未能实现，永远哀恨，义结幽明。废吕尊薄，礼法伸张于汉代。”又诏书说：“文昭皇太后尊配高祖，抚定庙号，催促迁奉，从终到始，太后应当主持，可再上尊号称太皇太后，以同汉晋之典，正姑妇之礼。”按：此节情事，颇不明晰。“礼伸汉代”下当有脱文。高后为孝文昭仪，生世宗及广平王怀而暴薨，或云冯

译昭仪所杀害的，冯昭仪就是幽皇后。孝文帝追谥高后为文昭贵人。世宗即位后，追尊她配享太庙，在她原来的葬地起陵，称为终宁陵。而幽皇后的母亲抚养世宗，颇为慈爱，后来幽皇后因淫乱和厌胜诅咒，孝文帝留下遗诏赐她死，但未曾公开废黜，仍然以皇后的礼仪将她安葬在孝文帝长陵的陵园内。至此大概是要废黜幽皇后配享太庙，而让高后单独配享，所以援引汉光武帝废黜吕后、尊崇薄后的典故，下文应当叙述废黜幽皇后以及高后改葬的事情。又在“又诏曰”之上，应当有灵太后亲自作为丧主等语句。《魏书》及《北史》、《灵皇后传》记载：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想让萧宗主持丧事，于是亲自作为丧主，出宫到终宁陵，亲自进行奠祭和送葬，直到丧事完毕，都由她自主，这就是此诏所说的“自始至终，太后应当主持”。因为以太后为主，所以更尊称她为太皇太后，以端正姑妇之间的礼仪。下文说将灵柩迁移到长陵兆域西北六十步处，大概高后先前葬在洛阳城西长陵的东南，距离陵墓确实较远，至此才开始合葬于孝文帝身边。所以诏书说先帝迁奉未遂，以此作为完成世宗遗志的事。只是上文已经说了世宗即位，追尊配享，而此诏仍有合庙定号的文字，怀疑世宗时只追尊了后号，而合庙尚且只有幽皇后。大概自唐代以前，太庙都是一帝一后配享，到唐明皇才开始让所生母亲昭成皇后一并配享，这是失礼的开始。《魏书》、《礼志》没有明文记载，然而熙平二年太常少卿元端上奏说，圣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享圆丘，道穆皇后刘氏配享方泽，太宗明元皇帝配享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享地祇，那么郊社的配享，只有一帝一后，由此可以推知宗庙的情况。（《北史》后妃传删去了两道诏书，其叙事因为两位太后的名字相涉也脱去了几个字，导致更加不通顺，另见我的《北史札记》中。）

译三月十二日

校勘《魏书》刁雍、王慧龙等人传记一卷，同时校勘《北史》、《宋书》、《晋书》。王慧龙是太原王愉的孙子，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看他生下一男一女后，就断绝房事，穿布衣吃素食，不参加吉庆之事，并且作《祭伍子胥文》来寄托心意，以及临终时请求葬在河内的话语，这难道是假托高贵门第、一时苟且的人所能做到的吗？魏收在传记中写道，王慧龙自称是太原晋阳人，既然被他的玄孙王松年控告，又激怒了当时的君主，被鞭打并配给王松年。现在传记中有说鲁宗之的儿子王轨归国，称王慧龙是王愉家的奴仆僧彬通奸所生，这大概又是王松年获罪后诬陷之词。前面既然说王慧龙与僧彬北上到襄阳，鲁宗之资助王慧龙，送他渡江，假如不是真的，为什么资助送行？后面又说王慧龙死后，官吏将士在墓旁建佛寺，绘制王慧龙和僧彬的画像并题赞，前后矛盾，不符之处太多，其丑化诋毁、毫无根据是可以知道的。王慧龙志节如此，却任凭魏收随意污蔑，魏收的秽史，确实可恶。《北史》完全删去这些话语，可以称为卓越的见识。至于《晋书》、《王愉传》，后面只说子孙十余人，都被处死，不记载姓名。后面有王愉儿子王绥的传记，说拜为荆州刺史，因父亲王愉的事与弟弟王纳一起被杀，而王慧龙的父亲散骑侍郎王缉的名字没有见到。又王愉传称王愉被杀是因为暗中勾结司州刺史温详图谋作乱，而《宋书》、《武帝纪》说王绥因为高祖（刘裕）起自布衣，非常轻视他，又因为他是桓氏的外甥，有自疑之心，于是被杀。又王谌对他的哥哥王谧也说王驹无罪而被杀，这是剪除胜过自己的人，以断绝人们的期望，王驹是王愉的小名。那么暗中勾结图谋作乱的话，也是刘裕的诬陷，不是事实，这都是《晋书》的疏漏。（安帝纪也只说刘裕杀了王愉、王绥等人，不说王愉等人图谋作乱。）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十一月十二日

校勘《魏书》、《敦煌宣公李实家传》一卷，同时校勘《北史》。魏朝陇西李氏的人才，确实胜过赵郡李氏，而魏伯起（魏收）作史时，赵郡李希宗是齐文宣帝的后父，所以对赵郡李氏多写了好传记。他的论赞说宗族繁盛，人物地位显赫，李氏虽然是旧族，但世代只有新贵，赞美到了这种程度。陇西李氏因为魏孝庄帝的外戚关系或许与之有义，李邕又参与诛杀尔朱荣的谋划，高氏凭借尔朱荣起家，《魏书》对尔朱荣多有宽恕之辞，魏伯起揣摩当时的旨意，又向来被神（李神）所轻视，所以对陇西李氏各传，多表示不满。传记末尾说，李氏自从初入魏朝，人物地位兼备，因为李冲受宠遇，于是成为当世显赫的门第，而仁义吉凶，情礼浅薄，穿丧服时，几乎没有悲戚的样子，看到亲戚窘困匮乏，不加救济，识者因此贬低他们。而在李承的传记中说他把爵位让给弟弟李茂，在李产的传记中说他抚养训导各位弟弟，友爱深厚至极，都互相矛盾，这是信口褒贬，所以成为秽史。李冲名德宗臣，却讥讽他受文明太后宠幸；李或忠勇奋发，却诋毁为轻薄无行；（见外戚传。）所以《通鉴》都不采纳。李神学问品行风流，当官坚守正道，人伦归重，魏朝一人，却讥讽他主持选官没有称职，不持检点法度，轻慢狎昵少年，求婚互相窥视，他死后只记载赠官而不举出他的谥号，（李神官至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开国公，赠都督三州军事左仆射司徒公，必定不是没有谥号的人。）都是有意贬低他。

十一月十三日

校勘《魏书》房伯玉、房崇吉、士达、景伯、景无、景远传及罗结、伊钹、苟颓、薛虎子等传一卷。房景先《五经疑问》十四篇，虽然颇为浅近，也有意理；薛虎子在徐州所上关于屯田减赋的两篇奏疏，非常切合边防计策，《北史》一概删去，是不对的。

十一月十九日

校勘《魏书》韦阆、韦珍、苏湛、杜铨、裴骏、裴修、裴宣、辛绍先、辛祥、辛少雍、辛穆、辛子馥、柳崇等传一卷，窦瑾、许彦、李欣传一卷，卢玄、卢度世、卢渊、卢义僖家传一卷，同时校勘《北史》。读卢氏家传说，房崇吉的母亲傅氏，是卢度世继母的外祖母哥哥的儿媳妇；兖州刺史申纂的妻子贾氏，是房崇吉的姑母的女儿；都在战乱中流落军途，老病憔悴，而卢度世推计中表，致其恭恤。每次拜见傅氏，跪问起居，随时奉送衣被食物，也存赈贾氏，供给她的服食。青州陷落后，诸崔坠落，多所收赎。等到卢渊、卢昶等人，都遵循父亲的风范，远亲疏属，叙为尊行长者，无不全部拜见致敬，闺门之礼，被世人推崇，谦退简约，不与世人争竞。父母去世后，同居共财，从祖到孙，家内百口。在洛阳时有饥荒年份，无以自给，然而尊卑和睦，丰俭相同。亲从昆弟，常早晨省谒诸父，出坐别室，到傍晚才入。朝府之外，不妄交游，他们互相勉励以礼如此。卢渊兄弟去世，以及卢道将死后，家风衰损，子孙多非法，帷薄混秽，被论者所鄙。反复其言，为之三叹。国无

译通常治理国家，家中没有恒久的条理，君子的恩泽，到第五代就断绝了，继承先贤事业的厅堂，建立和延续非常困难，不肖子孙丢弃祖业，却非常容易。就像汉代的万石君、梁代的马蕃、唐代的花树，都在几代之后就衰败了。房玄龄、杜如晦辛勤经营家族门第，却在一代之后就败落；柳家的家法，竟然养出了叛贼柳璨。因此，通达事理的贤哲之士，终生谨慎小心，在暗室中也整理好衣冠，在妻儿面前警惕懈怠的仪容，一句话都不苟且，小节必定庄重，这都是为了给子孙树立榜样，引导接纳善气。看卢氏家族所尊崇推行的做法，无论疏亲都要礼拜，遭遇乱世时敬礼没有差错，长者的家风，确实值得推崇，用它来作为世俗的楷模，百代应当遵循。然而伯起必定著书称说不才，发扬中间柔弱的风气，可以说是听到善行就惊慌，听到恶行就崩溃的人。小人不喜欢成全别人的美德，所以写成了秽史。

译十一月二十一日

校勘《魏书》《高允传》一卷，李灵、崔鉴两家传一卷。高允传的汲古阁本错字最多，宋本足以订正。高允《徵士颂》中有“祖根运会，克光厥猷，仰缘朝恩，俯因德友，功虽后建，禄实先受，班同旧臣，位并群后”之句。将“猷”读为上声，与“友”“受”“后”押韵。

十一月二十四日

校勘《魏书》尉元、慕容白曜传一卷。慕容白曜功高而死，本传记载他被诛杀的事很简略，幸好有太和中成淹追理的一道上表，稍为著录了他获罪的缘由，词气抑扬，文采雄壮，是魏代的好奏疏，《北史》删去了它，是不对的。又校勘韩茂、皮豹子、皮喜传。

十一月二十五日

校勘《魏书》封敕文、吕罗汉、孔伯恭传，又赵逸、胡方回、胡叟、宋繇、张湛传。读《胡叟传》，觉得箕山、颍水的风流，离人并不遥远，然而此人应当列入隐逸类（《魏书》称为逸士），虽然赐给散官勋位，未曾一天做官。魏收因为胡叟与赵逸等人都是从其他国家来，于是让他们同传，然而胡叟未曾接受姚氏及沮渠氏的官职。密云是险要的城邑，有这样的寓公，黍谷、鲍邱，令人怀念芳踪。

十一月二十六日

校勘《魏书》宗钦、段承根、阚□、刘晒、赵柔、索敞、阴仲达等传。宗钦赠高允诗说：“味老思冲，肮易体复”，将《复卦》的“复”读去声，与“茂”“秀”“宙”押韵。段承根赠李宝诗说：“衢交问鼎，路盈访强”，“强”就是“玺”字，“玺”本从土作“玺”，《说文》归入土部，此诗读作“弥”，与“缅”“践”押韵，都可以考证古音。刘晒（《北史》称他的字延明，避唐世祖讳）《传》说，李焉喜好崇尚文典，书史破损的，亲自修补治理；又说沮渠蒙逊让刘晒专管注记，在西苑筑陆沈馆，亲自前往礼遇他。《赵逸传》说神䴥三年三月上巳，世祖驾临白虎殿，命令百官赋诗，赵逸作诗序。《胡方回传》说为赫连屈丐（即夏世祖勃勃）作统万城铭、她祠碑等文章，颇流行于世。都可以想见霸朝文事斐然之美，立国一隅，必有与之相应者。《赵柔传》说，陇西王源贺采佛经幽旨，作《祗洌舍图偈》六卷，赵柔为之注解，也足以看出秃发家风，文采照人。修补治理书史的事，蒙逊筑陆沈馆的事，《晋书载记》及《十六国春秋》都失于采录。方回作统万城铭的事，《载记》认为是其父义周所作。魏太武上巳赋诗，又《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也记载李玄盛居酒泉，上巳日议于曲水，命令群官赋诗而亲自作序；这两件事《月令辑要》都未收录。

十一月二十七日

夜里偶然校勘《魏书》及《北史》、《帝纪》。两书对于三公、三师多记载任命而略去罢免，如孝文帝时，太傅新兴公高丕被贬黜，都不见于帝纪；然而奉传虽然说他回平城为百姓，而在他的去世仍书“薨”，且有谥号，只是罢官而不剥夺其爵位。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十一月十一日

◎北齐书（唐李百药）

《北齐书邢劭传》，任卫将军、国子祭酒，因父母年老还乡，为母亲守孝哀毁过度符合礼制。其下说，后来杨愔与魏收及邢劭，请求设置学校及修立明堂，上奏说云云，至灵太后下诏说，配飨大礼，是国家的根本，近来因为战事在郊外，来不及修缮，现在四方安宁，当命令有关部门另行商议开始。这一段文字，近儒钱竹汀考证纠正，认为是《李崇传》中的事，误入于此。李百药此传已亡，后人以《北史》补入，而《北史》邢劭传与李崇传相连，不知何时错杂。按钱说很精当。李崇此奏明确记载在《魏书》本传，灵太后下诏说云云，文字也完全相同。《北史》邢劭传中魏收作魏元义，又记载灵太后下诏，以后又有任中书监至迁尚书令加侍中一段，则《北齐书》所无，这都是李崇的官职，邢劭传此奏在孝武帝太昌之后，怎么还会有灵太后？大概是取《北史》补《北齐书》的人，觉得那时不应有元义，于是将元义二字改作收而忘了灵太后三字，又觉得其官职与后文叙述邢劭的官职不合，所以又删去这几行。只是《北史》记载其奏自“二黉两学盛自虞殷”起，所以上面只称“请置学奏”，此书则自“世室明堂显于周夏”起，与李崇传所奏完全相同，又似乎反而依据《魏书》增入。而且李崇传所奏是李崇一人所上，并不连魏元义等名，这些都无法解释。总之以此书邢劭传而言，自哀毁过礼以下，应当说后来累迁太常卿、中书监、摄国子祭酒云云，以至授特进去世，则是邢劭的本末。而从“杨愔与魏收”句起直至“别议经始”句，都应当删去。至于邢劭曾遭疏远外放及去世于何时，都未详细记载。据《魏收传》，称魏收于温子升、邢劭稍为后进，邢劭既被疏远外放，温子升因罪幽死，

译收于是得到重用。《许传》称，同郡人邢劭任中书监，道德声望很高，收与邢劭争夺中正之职，便依附宋钦道，将邢劭排挤出京任刺史，这是传记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译《北齐书》中《儒林传》的序言写得非常好，它在叙述学术源流、当时风俗的兴衰时，言辞详尽而风格恬淡简练，不可不仔细阅读。其中《文苑传》的序言也非常详细。高齐历代淫乱凶残酷暴，令人不忍听闻，但他们对待百姓颇为宽厚，又懂得尊重儒生、爱护士人，用美好的官爵来笼络他们，一时之间那些研习经书、挥毫写作的文人，大多能被引荐安置在讲学的帷帐之中，提拔到文学馆任职；那些隐居退隐的人，也能从容地弹琴诵诗，优游地生活在山林泉石之间。所以这两篇传中的人物也相当可观，这正是应当憎恶其恶而同时了解其善的地方。

光绪丁丑年（一八七七）二月初十日

《北齐书》中《王晞传》，王晞曾到晋祠赋诗说：“日落应归去，鱼鸟见留连。”第二天，卢思道对王晞说：“昨天被召见时已经面色发红（醉了），难道是因为鱼鸟而招致怪罪吗？”《北史》记载相同。李百药所写的这一卷原本已经亡佚，后人就用魏收《魏书》的内容来补它。“已朱颜”意思是已经醉了，明代北监本将“朱”改为“来”，将“颜”改为“颇”，把“来”字归属到上句，大概是不理解“朱颜”二字的含义。《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七《诙谐门》引用《谈薮》正好作“朱颜”，现在如果改它，那么语言的妙处就完全丧失了。北监本大多妄加改动，往往如此，而官刻本又错误地沿袭了它。

《北齐书》《文苑传》序言叙述后主时期开设文林馆，引荐文学之士担任待诏的人，列出了他们的姓名和官位，下面接着说“待诏文林”，也是一时的盛事，所以保存记录了他们的姓名。又《阳休之传》记载周武帝平定齐国，征召吏部尚书袁聿修等十八人，跟随皇帝前往长安，后来卢思道有所撰录，只说阳休之与王孝贞、卢思道一同被召，这是诬妄不实的话。李百药之所以详细记载这两次名单，是因为他的父亲李德林都名列其中，借此夸耀恩遇；而进入周朝这一件事，尤其关系到他父亲的出处，以表明事情是由特别征召，并非冒名顶替，所以极力辩驳卢思道的诬罔。《北史》《文苑传》序言及阳休之传都依据这个作为底本，却删去了“待诏文林”三个字以及后来卢思道所说的话，大概是没有明白李百药的本意。然而卢思道诬罔的事情与阳休之本传无关，而且李百药的话也未必可信，删去“待诏文林”等语，则是错误的。

北魏自从孝武帝入关，以东魏为伪政权，以高氏为贼臣。后来宇文觉先篡位，而高纬最终被周朝灭亡，成为俘虏。隋朝继承周朝，唐朝继承隋朝，那么高氏作为贼臣和僭伪政权的性质就越发明显。然而唐朝初期称其为北齐，为之修史并与魏、周并列，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李百药的父亲李德林，薛收的父亲薛道衡，颜师古的祖父颜之推，都曾仕于齐，颇受任用和礼遇。温大雅、温彦博的父亲温君悠，也曾担任文林馆学士。高士廉的祖父高岳是齐清河王，高士廉既是功臣又是国戚，温大雅兄弟任用李百药等人，都长期掌管文史职务，所以合力将他列入帝王正统，而高氏虽然穷凶极恶，却颇知崇尚文学，宽容儒士，于是得以长久地假借正统之名而不归还。由此可知修史的各位大臣，是出于私心，而有国家的人不能不重视文士，借重他们的力量，并非浅薄的原因。

光绪戊寅年（一八七八）二月十四日

《北齐书》《杜弼传》，显祖曾问杜弼说，治国应当任用什么样的人？杜弼回答说：“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显祖认为这话是在讥讽我。大概高欢当时虽然把尔朱氏视为胡人，但实际上自己依附于他们的同类，所以所任用的人如库狄干、贺拔允、万俟普、万俟洛父子、可朱浑道元、破六韩常、莫多娄贷文、库狄迥洛、库狄盛、斛律羌举、斛律金、侯莫陈相、叱列杀鬼、步大汗萨、薛孤延、呼延族、乞伏贵和、乞伏令和兄弟、贺拔仁、尉标、尉相贵父子、尉长命、綦连猛，都是匈奴部族，并非中国所有的姓氏。

《北齐书》《赵彦深传》，赵彦深的儿子赵仲将，擅长草书和隶书，即使是给弟弟写信，写的字也端正规范，说草书难以辨认，如果施加给别人，就好像轻视对方；对于家中十个卑幼的人，又恐怕他们怀疑。所在之处都应当如此，所以必须使用隶书。按：这里称楷书为隶书，也是当今真书即古代隶书的明显证据。（《北齐书》赵彦深传已亡，此条即是《北史》的文字。）

《北齐书》《慕容俨传》，慕容俨镇守郢城，被梁军包围，城中先前有一座神祠，俗称为城隍神，公私每次都有祈祷，于是顺应士兵的心意，互相宰杀牲畜祈请，希望获得保佑。按：这是城隍祠见于史籍的开始，而称为俗号，则说明唐朝初期还将其视为淫祀，直到唐末才开始盛行。后梁时期我们越地就有了墙隍（朱温避其机茂诚的嫌名，改城为墙）祠碑了。（这条《困学纪闻》已经说过。）

《北齐书》《元孝友传》说，祖父是魏太武帝，哥哥是临淮王谭，没有儿子，让元孝友继承爵位。按：《魏书》太武帝之子临淮宣王谭，传位给儿子懿王提，孙子康王昌，曾孙文穆王或，或没有儿子，让弟弟元孝友继承爵位，所以元孝友是谭的曾孙，对于太武帝是高祖，没有儿子的是或而不是谭。《北齐书》这一传已经亡佚，后人取《北史》来补它，而《北史》本是以谭为传，其世系完全同于《魏书》，却妄加割截，颠倒错谬，可

译笑到如此地步。

二月二十日

译《北齐书》《显祖纪》记载，天保十年五月，诛杀始平公元世、东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北史》记载相同，而《彭城王韶传》则写作元世哲、元景武。《北齐书》《元韶传》与此相同。（李百药所撰《北齐书》中此传已亡佚，后人便从《北史》中选取内容补入。）查考《魏书》《任城王云传》，云有孙子世哲，是高平县侯嵩的儿子，尚书令世之的弟弟，武定年间任吏部郎，未曾封为始平公。而《韶传》又说，世哲的堂弟叫黄头。查考《魏书》《章武王太洛传》，太洛的嗣子彬，彬的儿子融，融的儿子景哲，都世代承袭国爵。景哲的弟弟朗，即是后废帝，朗的儿子黄头，他的同族中没有名叫世哲的，也没有封为始平公的。只有《彭城王勰传》提到，劭的弟子正，庄帝即位时封为始平王，儿子钦字世道袭爵，北齐受禅后，爵位按例降等。况且《北史》避讳“世”字，不应去掉“哲”字而保留“址”字。（如今《北史》中所有的“世”字，都是宋代以后校书者改窜的。）怀疑此处及《北齐书》都有脱漏错误，《北齐书》成书于北齐太宗时期，不避讳“世”字用于名字。至于景式，则是东平王略的儿子，袭封爵位，武定年间任北广平太守，北齐受禅后，爵位按例降等，见于《魏书》略传，写作“武”字是错误。黄头袭封安定王，（朗被高欢所立，《魏书》称他为中兴主，被废后孝武帝封他为安定王，随即被杀。）改封安平王，北齐受禅后，爵位按例降等。《北史》对于诸王子孙的名字大多不见记载，偶然混杂出现，不知他们是谁了。又《魏书》《出帝纪》（即孝武帝）记载，太昌元年九月，前废帝之子渤海王子恕改封沛郡王，前废帝即是节闵帝。《前废帝纪》记载，普泰元年九月，封皇子子恕为渤海王，至此改封，此后也不知其结局。而《魏书》《广陵惠王羽传》后叙子孙也不提及子恕。（节闵帝即是羽的儿子。）钱大昕认为《魏书》对于宗室子孙，遗漏很多。我认为魏收原本就已多有缺漏，未必旧本就是这样，只是其成书正值高洋大肆诛杀元氏之时，灭绝者十之有九，仅有存者，已非常微弱，各房谱牒，搜访不全；又有意谄媚高氏，又偏袒尔朱氏，所以对于元氏诸王，多加丑化诋毁。即使是临淮王或的名望德行，中山王熙的雅望，章武王融的死节，也都遭到贬斥之辞，这就是它成为秽史的原因。

三月十二日

◎周书（唐令狐德棻）

《周书》《宇文恺传》，议论明堂引用汉制说，元始四年八月在长安城南建造明堂辟雍，门制合乎仪礼，一座殿，四面有墙和门，八座观，水在外环绕，堤岸高，四方和会，建造用了三十天。按汉武帝元封二年，采纳公玉带上呈的黄帝明堂图，在汶水上建立明堂，一座殿四面没有墙壁，用茅草覆盖，通水，水环绕宫墙，其后元始年间在长安建立的，查考《汉书》《平帝纪》《郊祀志》《王莽传》《续汉书》《祭祀志》以及《三辅黄图》《水经注》李好文《长安志》诸书，都不详载其制度。宇文恺所言不知依据什么。八观是指每座门有两座观，然而古代天子诸侯，只有雉门有观，明堂虽然是创制，不应四面都设立，这两个字恐怕有误。又《黄图》说长安明堂也是汉武帝所建，元始年间加以修崇，那么《武帝纪》并无在长安建立明堂的事。查考《纪》屡次说幸临泰山，祭祀明堂，配享高帝景帝，那么京师没有明堂可知。《旧唐书》《礼仪志》颜师古说汉武帝有创造之心，咨询士大夫，言论纷杂，最终没有定据，于是立于汶水之上而宗祀。孝成帝时代，表奏在城南建造，虽有此文，但工程并未建立。平帝元始四年，大力议论营建。可见长安先前没有明堂，《黄图》所言错误。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二月二十六日

◎隋书（唐魏徵等）

夜间阅读《隋书》。《隋书》的《诚节传》，即是《忠节传》。这必定是沿袭王劭《隋书》因避文帝父亲杨忠的讳而设立此目，唐代不应仍避隋讳，这是魏徵等人的疏忽。其中如《皇甫诞传》说，因为是无逸诚义的后代，诚义即是忠义。《何妥传》说：如果相信有此言论，那么威严不听从训导，是他不孝；如果没有此言论，当面欺骗陛下，是他不诚。不诚不孝，凭什么侍奉君主？不诚即是也不忠。此类甚多，不可枚举。

宋祁《新唐书》荆┋诏令表奏骈俪之作，确实过分，然而自晋宋齐梁以下诸史，繁文浮辞，叠矩重规，饰伪崇诬，实在令人厌恶。《隋书》稍加简择，较有体裁。其传论诸篇，虽然承用对偶，但辞意质朴直率，简洁而不繁冗，这是房玄龄、魏徵等人浮华渐扫，其功不可没。如《文四子传论》说：慎子有言说，一只兔子跑在街上，百人追逐它。积兔于市，过者不顾，岂其无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

译很久了，高祖一朝便改变了它，开启了逆乱的源头，助长了觊觎的野心。又说：自古以来废黜嫡子而立庶子，导致家族覆灭、宗庙倾覆的太多了，考察那些动乱灭亡的祸患，没有比隋朝更残酷的了。《诗经》说：殷商的借鉴并不遥远，就在夏朝后代的历史中，后世拥有国家和大封邑的人，能不深深警戒吗？这些名言和法戒，不愧为良史。自宋代以后，奉诏修史的臣子，不敢说这样的话了。又如在杨玄感等人的传记论赞中，阐发隋朝兴亡的原因，文辞非常优美。又说：隋朝的得失存亡，大体上与秦朝相似。秦始皇吞并六国，高祖统一九州；秦二世滥用威刑，炀帝肆意施行猜忌毒害；都是祸乱起于群盗，而自身死于匹夫之手，推究始末，如同符契相合一样。这也是著名的论断。

译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十月初十日

校勘《隋书》《音乐志》以及牛弘、郑译、何妥的传记。根据《音乐志》下卷记载，牛弘、里仁等人议论礼乐，引用《东观书》中马防奏议，大予丞（按：今本误作太子丞）鲍邺等人上奏关于制作礼乐之事，共一百八十二字。（一字为一言。）如今《东观记》的辑录本，仅有马防上言“圣人作乐”等五十四字，而《后汉书》《马防传》中，只有“这年冬天开始施行十二月迎气乐，是马防所上奏的”这一句话。又引用《顺帝纪》说，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日，制作乐器依照旧典，共四十九字，而现今的《东观记》却无一字，可知辑录遗漏的情况，大概也很多。《马防传》中的内容，《续汉书》《律历志注》引用时说是出自薛莹的书，其文辞比《隋书》更详细且略有不同，可知里仁等人所引用的确实出自《东观记》。薛莹是晋朝散骑常侍，撰写《后汉记》一百卷，见于《隋唐志》。

光绪己卯年（一八七九）九月二十日

两天校勘《隋书》《地理志》一卷。此志在小注中分别叙述梁、陈、齐、周四代的沿革，错漏脱误非常多。钱竹汀先生的《隋书考异》，对此志的订正最多，然而尚不及十分之四。我又参考各书，为之补正，计两卷中不下三十多条，也未能完全改正。

光绪庚辰年（一八八〇）二月初六日

校勘《隋书》《礼仪志》。其中《礼仪》一记载，隋代夏至之日祭祀皇地祇，从祀有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营州、咸州、阳州九州，又说神州在东南方，迎州在南方，冀州、戎州在西南方，拾州在西方，柱州在西北方，营州在北方，咸州在东北方，阳州在东方。查《淮南子》《坠形训》说，什么叫九州？东南神州叫农土，正南次州叫沃土，西南戎州叫滔土，正西〇州叫并土，正中冀州叫中土，西北台州叫肥土，正北沸州叫成土，东北薄州叫隐土，正东阳州叫申土。《隋志》所说的，大致本于此，即邹衍所谓的大九州，而其中州名不同的有五个，拾州大概就是台州，《周礼》《夏官》职方氏《疏》说，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等，至黄帝以来，德泽不及远方，只在神州之内分为九州，这些都出自纬书，其从祀地祇确实始于隋代。（北周始于方丘之外另设神州之坛，以对应古之北郊。）《旧唐书》《礼仪志》一记载，太宗初年，房玄龄等人议礼，认为有益于人的就祭祀，神州是国家所依托，其余八州则意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现在除去八州等八座，只祭祀皇地祇及神州，以端正祀典。可见八州之位，唐初尚存，至高宗永徽年间一并废除了神州的祭祀。

又《礼仪》二记载，春季迎灵威仰，是三春之始，万物禀受它而生长，无不仰慕它的灵德，顺服而畏惧它。夏季迎赤嫖怒，火色嫖怒，其灵炎，至明盛也。秋季迎白招拒，招集、拒大也，是说秋季集成万物，其功大也。冬季迎叶光纪，叶拾、光华，纪法也，是说冬季收拾光华之色，伏而藏之，皆有法也。中央迎含枢纽，含容也，枢机有开阖之义，纽者结也，是说土德之帝，能含容万物，开阖有时、纽结有法也。这五帝的名号，都是以其德而命名的。查五帝之名，出自《春秋纬》《文惧钩》，郑君《周礼》《小宗伯》注首先称引，只是“叶”字作“汁”。这里说“叶拾”，“叶”“汁”皆从“十”得声，古音本同，故以“拾”为训。“拒”训为大，则“拒”是“钜”的假借。《礼记》《曲礼正义》引作“矩”，也是假借字。《曲礼正义》《周礼》《天官》掌次《疏》及《大宗伯疏》，都说本于《文耀钩》。只有隋朝萧吉《五行大义》说出自《河圆》，大概《易纬》《河图》《括地象》也有此文，其义训则只有此志有，虽然所解释的也近乎望文生义，总之五帝之名不过如《尔雅》岁阳岁名、月阳月名之类，有此古称，并非同名号，故掌次疏将赤嫖怒作赤奋若，尤为显证。宋以后的人不知古义，以纬书为怪诞，妄加诋毁郑君，也是夏虫之见罢了。

二月初八日

◎南史（唐李延寿）

阅读《南史》齐豫章文献王萧嶷等诸王传。自来宗室藩王的祸患，没有超过萧齐的，而贤王之多，也没有超过萧齐的，天道昏昧，殊不可解。然而文献王萧嶷尤为朱邸（宗室）的表率，而身极富贵，死后备尽哀荣，子孙多才俊，都得以在危世中免祸，在异代显用，即使像萧子恪那样被怀疑，也得到宽赦，这也是为善的报应了。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在武帝诸子中，最称贤哲，因王融之事被郁林王怀疑，忧愤早卒，读史者都为之惋惜。然而

译竟陵王性格文弱，如果让他多活几年，必定不能阻止宣成王的篡位，他优柔寡断，必将与鄱阳王一同败亡，能够得以在生前寿终正寝，可以说是天大的幸运。明帝的暴虐肆虐，都是竟陵王促成的，他把大权交给别人，最终导致自己的家族沉沦。史书讥讽他当断不断，确实如此。（按此段书眉补记：《南齐书》由萧子显撰写，萧子显是豫章王的儿子，所以在为其父作传时，极尽赞美之词，而其他诸王的传记也多有褒扬修饰。《南史》则全都依据《南齐书》罢了。）

译咸丰庚申年（1860年）九月二十四日

阅读《南史·陈郡袁氏传》一卷。袁氏虽然以忠节著称，然而袁淑之死，实在不值得看重。袁粲起兵虽然名义上正当，但推究其本心却可诛杀。他仅仅因为狂妄庸碌，自取灭亡，与孔觊不可相提并论。袁昂起初在齐朝做太守，却对梁朝竭尽忠诚；袁宪规劝陈后主，却在隋朝接受官职，都不能说是坚守节操。袁泌甚至先投降侯景，最终又委身于陈朝，然而陈文帝也深以为义，大概六朝人本来就不懂得纲常伦理了。当时王、谢等高门望族随着改朝换代而改变阶级地位，所以袁氏才被世人所希求。从人物角度评论，袁粲和袁昂大概算是杰出者了。

咸丰庚申年（1860年）九月二十五日

偶尔阅读《南史》，记下三件事：

李延寿喜好记述神怪之事，这本来就是史家的一大弊病。比如吴兴项羽神占据郡府厅堂这件事，自从《孔季恭传》记载之后，在萧惠明、萧惠基以及侄子萧琛三人的传记中，都提到他们任吴兴太守时发生项羽神之事，萧琛传中所记载的罢祭牛以及穿着鞋登上厅堂，又与孔季恭传相同。怀疑有一件事分载在两人传记中的错误。这类琐碎诡异的事，偶尔见到一次，用来广博异闻，未尝不可，然而屡次出现、反复记载，叙述不停，实在令人厌恶。

自从晋武帝将扬州刺史的治所迁到建业，元帝东渡即以建康为都城，（因为愍帝名业，避讳改为建康，《南史》都称建邺，不知依据什么？）于是以扬州刺史作为各州的统帅，多由上相兼任，六朝都是如此。只有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因为火星守南斗星，便将扬州治所移到会稽，废除西州，依照古制设立王畿，刺史移镇浙东，见沈怀文等人传记。这是都会改易的一件大事，没过几年就废除了。后来梁武帝又提升会稽为东扬州，那么建邺仍然设置扬州，所以加上“东”字来区别，这与前面情况不同。《颜竣传》中记载颜竣出任东扬州刺史，正是大明年间新移到会稽的扬州，那时并没有别的扬州，本来没有“东扬”这个称呼，史家想要区别于建邺的扬州，所以也加上“东”字罢了。历来读史的人大多不明白，特此标出。

六朝在建业既设置了扬州刺史，又设置了丹阳尹，这就像东汉既设置了司隶校尉，管辖河南、河内、河东、弘农、京兆、冯翊、扶风七郡，又设置了河南尹，都治在洛阳一样。

咸丰辛酉年（1861年）五月十九日

校注《齐高帝武帝纪》一卷。《齐高帝纪》后面详细记述符瑞共一千一百三十四字，牵强附会没有道理，非常令人厌恶，这些都不是萧子显原书所有的。又《海陵王纪》后面，说先前武帝在京城建立禅灵寺，当时的人认为是壮观，天意好像是说：禅是禅让的意思，灵是神明的称呼，汉文帝驾崩而帝业倾覆转移等等。实在不可理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说：“汉”字是误字，文帝是指文惠太子。按这句话终究与上文不连贯。而且文惠未曾做天子，不宜称驾崩，《南史》其他地方没有用文帝称呼文惠的。况且文惠死在武帝之前，也不能说驾崩而帝业倾覆。考证《南齐书·五行志》说：“世祖建立禅灵寺刚建成，百姓围观。有人说禅是授予的意思，灵不是美名，所授予的一定不得其人。后来太孙即位被废黜。”话语非常明晰，李延寿大概是据此而妄改的。北雍版虽然比南雍版和汲古阁版优秀，然而讹误脱漏仍然不少，可惜没有得到官本对照。

同治癸亥年（1863年）二月二十日

《南齐书》及《南史·东昏侯纪》，“帝在殿内骑马，从凤庄门进入微明门，马披着银莲叶，装备混杂孔雀翠鸟羽毛，寄生，左右卫队跟随”等等，“寄生”二字实在不可理解。按前面有记载教导黄门五六十人做骑客，挑选营署中善于奔跑的无赖小人做逐马，左右数百人常常跟随。（《南史》逐马下有鹰犬二字，《南齐书》没有。按这是《南史》受下文鹰犬队主、媒翳队主影响而误。）怀疑此处“寄生”是“骑客”的误写。“具装钟杂羽孔翠”七字，是指东昏侯的衣饰而言。

二月二十二日

校注《南史·梁武帝纪》上卷，又纠正《宋武帝纪》错误三条，另有草稿。这里记录其中一条说：宋武帝九锡文末说：设置宋国侍中、黄门侍郎、尚书左丞相大使奉迎。九锡文历代大致相同，只有这几句话其他地方没有。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说：“左丞相大使奉迎”七字不可理解。《宋书》作“左丞郎随大使奉迎”，也可疑。按上文已有宋国设置丞相以下官员的话，此处不应当再说所设置的官职。况且霸府不设尚书，如果是左丞相、左丞郎尤其不合体统，应当是设置宋国侍中、黄门侍郎、尚书左丞，即跟随大使奉迎。大概当时刘裕正讨伐姚泓进入洛阳，所以晋帝预先设置侍中、黄门侍郎、尚书左丞三个官职，命令跟随大使奉迎。大使，就是所派遣持节前往授予策命的袁湛、范泰两位使者。国相责任重大，必定由私人中最亲近的人担任，不是朝廷敢预先任命的；而侍中等三个官职，都是传达

译亲近机密的职务，是霸府必定设置的，但其地位并不尊贵。当时刘穆之凭借刘裕的亲信身份掌管太尉留府事务，因此可以先选择人员充任此职，即命令他跟随使者前往迎接宋公。《宋书》既然错误地将其记为“郎”，《南史》又进一步讹传为“相”，并且少了一个“随”字，于是就变得无法理解了。

译二月二十四日

为《南史》中王镇恶、朱龄石（其弟朱超石）、毛修之（其孙毛惠素）、傅弘之、朱修之、王玄谟（其子王瞻，堂弟王玄象、王玄载、王玄貌）的传记增加了一卷。毛修之传末尾叙述他在北魏与朱修之问答的事情，完全模仿《汉书·李陵传》，但笔力衰颓，毫无生气，可以说是步寿光的后尘。王玄谟虽然从宋武帝霸府入仕，但他生平建立的功业，都在元嘉年间以后，将他与王镇恶等人并列，实在很不恰当。

二月二十五日

夜里阅读《南史》的《孝义传》。在郭原平传后写道：郭长恭至高的德行和高尚的义举，辉映史册，读起来如同见到夏商周三代的青铜礼器，敬爱抚摩，舍不得放手。既然郭氏的事迹已经记载于史籍，而《南史》又不是冷僻的书籍，但越地的士人很少提及他的名字，连萧山县也迷失了郭氏故居的所在。到现在谈论永兴县风土遗迹的人，只知许询舍宅建寺、江郎梦笔的桥，牵强附会，夸大张扬，流连歌咏，立碑表彰，常常忙不过来，却唯独对枫桥郭氏孝行的居所，没有人去咨询探访。夸耀流寓者的风华，却蒙昧本地人的美德，询问引船渡口的堤坝，不能辨别部门；追溯运瓜的湖泊，连渎水都迷失了，难道不是因为文采浮华的名声容易流传，而美德实行的庸常行为容易湮没，即使有好的传记，也很少有人肯去探究寻访吗？至于义行严门，山脍光哲，连缀在郭传之后，都生于元嘉年间，而世期的姓名，也没有人知道，这真是令人叹息。长恭秉承贤父的教诲，孝行源于家庭，然而世通埋葬儿子，事情违背伦理，而事迹既类似郭巨，事情又与前人相同，不应该在一个家族中，出现两次惊人之举。怀疑郭巨的事迹，不见于《汉书》，刘向《孝子图》中的记载，已经是伪作，干宝《搜神记》的记录，尤其没有根据，虽然古今艳称，实在是由于附会依托。（汉人郭巨埋儿的事，仅见于《搜神记》及《太平御览》所引刘向《孝子图》。）像长恭这样的人，受雇养活亲人，独自力量营建坟墓，都符合常理，不超越寻常听闻。甚至担心裸体耕种会亵渎坟墓，加倍价钱卖掉田地；念及家世蒙受旌表，在大丧时恸哭。而在农忙月份，束带面向亲人；在五日之期，用麦锌供给食物，深达忠孝的礼节，超过经儒所为，出于颛旷，真不是常理。只是因为宅上种竹，担心盗贼坠入沟中，立桥让路，采笋放在外面，既邻近矫激，又接近专愚，贤者的过错，不可以作为典范。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一月十二日

阅读《南史》，徐勉《戒子书》说：佛教的教义，把财物称为外命，外典也称用什么聚集人呢？是财。六朝崇尚佛教，把旁行书称为内典，把儒书称为外典，所以这里引用《易系辞传》而称为外典。

六朝忠臣应当以袁粲为首，而袁粲起初担任侍中领射声校尉时，因为收受山阴人丁承文的贿赂，举荐他为会稽郡孝廉，因此获罪免官。篮簋不整，贤者也不能避免，所谓小德的出入是可以的。

《宗殷传》，宗军人串瞰厅食，这个串字最古。串就是毋的隶变，《毛诗》串夷载路，《传》说。串习，是〇串为掼。《说文》掼习也，引《春秋传》说掼渎鬼神，现在《左传》作贯渎鬼神。《孟子》我不贯与小人乘，也假借贯作损，是古串贯损通用。《诗》、《郑笺》说串夷就是混夷，而《帛》的混夷脱了，《毛诗》也正好作混。混音昆，昆串一声之转。现在俗训习者作惯，不对。

六朝只有散骑常侍散骑侍郎有员外官，因为常侍可以珥貂，所以设置员外官，以宠幸朝臣中未能担任常侍的人。当侍既设置员外，所以侍郎也沿袭，这些都是虚授，不处理事务。又有通直散骑常侍，则入直处理事务，但还不是真除，大概是有应当担任常侍但资历浅的人，才授予这个职位。侍中珥貂，比常侍更华丽重要，选拔朝臣中高资历有文学而且兼有风貌的人担任。宋孝武选拔王或谢庄阮韬何偃，都以风貌。齐明帝想用陆慧晓为侍中，因为形短小而停止，就是这样。也有侍中夹侍，庾呆担任侍中夹侍，柳世隆对齐武帝说：庾呆担任蝉冕所映，更加觉得华采，陛下本来应当让他即真，王俭不同意而停止。夹侍者，就像常侍的通直，唐所谓襄行，现在的学习行走就是这样。

东晋宋齐，扬州刺史都是宰相的兼职，梁代虽然多用亲王担任，选授隆重，但已经不是宰相的职务了，所以称为监州，不直接叫刺史。如萧景孔休源，都以将军监扬州就是这样，大概已经与各州刺史没有大区别。而寄任很专，得预机密，所以憬以近属而称为越授，休源甚至有兼天子之称。

六朝以尚书仆射为宰相，称为执法，执法者，犹言执政，不是中执法的意思。沈文季问单景亻隽，右执法有人吗？齐明帝于是任命他为右仆射，王晏戏称他为吴兴仆射。文季说：琅邪执法，似乎不出卿门。又朱异去世，梁武帝议论赠官，有人说异平生希望得到执法，于是赠尚书右仆射，就是这样。然而中书

译通事舍人的职责，在内总揽机密要务，实际掌握国家权柄，几乎与唐代被称为“内相”的翰林学士相同，只是多由杂流出身的人担任，又接近汉代的中书令。

译六朝时期重视北人而轻视南士，所以邱灵鞠想要挖掘顾荣的坟墓，认为他引导那些粗俗的北人渡江，妨碍了南人的仕途。王、谢、袁、褚、江、何等家族，子弟一入仕途，便担任秘书、著作等清要官职，其中王、谢两族尤其严重。即使是才能极其平庸低劣的人，也必定能升至大中大夫；而南方的世家大族，如吴郡的陆、顾、张氏，吴兴的沈氏，会稽的孔氏，举荐入仕后，所获官职不过是军府、州郡的行事、佐史、书记，以及王国侍郎、常侍之类。其他有的刚脱去布衣便担任奉朝请，或被召为国子生，只有张稷起家担任著作佐郎，张稷的儿子张嵊也起家担任秘书郎，这是南士中极少见的。其余有的担任功曹、从事史，如贺琛、朱异，虽然并非显赫门第，但也算是清寒门第，却都担任这些职务。在历任官职方面，中原的高门子弟，甚至不屑于担任台郎。《王筠传》记载，王筠担任尚书殿中郎，王氏过江以来，从未有人担任过郎署之职。有人劝他不要就任，王筠说：“陆平原是东南的杰出人才，王文度在江东独步一时，我能追随前人的足迹，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江智深传》记载，元嘉末年，江智深被任命为尚书库部郎，当时高门士族按官阶惯例，不担任台郎，江智深门第孤单、缺乏外援，唯独得到这个任命，心里非常不悦，坚决推辞不接受。王弘、王昙首这一支，甚至不屑于担任御史中丞。《王僧虔传》说，王氏分枝居住在乌衣巷的，地位声望稍减。王僧虔担任御史中丞时说：“这是乌衣巷诸位郎君坐的地方，我也试着坐坐罢了，因为高门甲族向来多不担任宪台之职。”查考《王淮之传》，王准之被任命为御史中丞，从曾祖王彪之到王准之，四代人都担任此职。王准之曾作五言诗，范泰嘲笑他说：“你只懂得弹劾事务罢了！”王僧虔所指的乌衣诸郎，大概就是指王准之这一家。考据南朝王氏，只有王导的后代最为显贵，而王导后代中又以出自王殉的一支最为尊贵。王弘与王昙首，都是王殉的儿子，世代担任台司，地位声望第一。王诞、王惠两支，都出自王导的儿子王恬，宰相、国戚，也相继世代担任。而王诞的从孙王奂传记载：王奂过继给从祖仆射王球，各位兄长入仕担任王国常侍，而王奂起家担任著作佐郎。颜延之拍着他的背说：“阿奴才勉强摆脱了寒士的身份。”查考王奂的曾祖王穆，是晋司徒王谧的哥哥；祖父王僧朗，是宋尚书右仆射；叔父王景文，是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而他所过继的祖父王球，就是王谧的儿子，王球又继任宰相，却仍不免被称为寒士，兄弟甚至只担任王国官，比不上出自王殉的那一支了。至于王敬弘、王镇之、王弘之三支，出自王导的从弟王庾；王准之一支，出自王导的从弟王彬，门第声望又在王诞、王惠之下。《到捣传》说，王晏显贵后，步态从容优雅。到捣问：“王散骑又是怎么回事？”王晏先前担任王国常侍，转任员外散骑侍郎，这两个职务是高门清贵所不屑担任的，所以以此嘲笑他，王晏就是王弘之的孙子。沈文季也讥讽王晏说：“琅邪王氏执法，似乎不出自你家门。”然而王晏的从祖王敬弘，担任宋尚书仆射、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从父王昙生，官职也做到吏部尚书、太常卿，家门也非常兴盛，但在王氏中，已属于乙族了。入仕的美差，除了秘书、著作之外，推崇的是扬州、徐州的迎主簿。《徐勉传》记载，旧制扬州、徐州首先选拔主簿，全都挑选国家精英，中正官选取徐勉的儿子徐崧充任南徐州的首选。梁武帝敕令徐勉说：“你是寒士，而你的儿子与王志的儿子一同被迎选，自偃王以来，未曾有过。”然而甲族大多不肯就任，南士则以此为首选。官职做到仆射的，沈文季、沈约、张稷、张充、沈君理、陆缮等人不过数人。与皇室联姻的，只有陈文帝、后主的两位沈皇后，都是吴兴人。后主沈皇后的父亲沈君理，娶了武帝的女儿会稽穆公主。然而文帝娶沈皇后，是在梁朝时，文帝还未显贵。沈君理尚公主，也是在武帝镇守南徐州时。担任台司的，只有沈庆之、章昭达，又都是武人。（章昭达，吴兴武康人，与陈文帝有旧交，凭军功升至开府仪同三司，宣帝时进位司空。）几乎得到仆射之位却又失去的，孔靖（即孔季恭）屡次被授予又屡次坚决推辞；孔奂已经起草诏书，最终没有实行；张绪被王俭所阻挠；其余没有听说。《张率传》记载，梁武帝对张率说：“秘书丞是天下的清要官职，东南的高门望族，没有担任主官的，现在把这个职位交给你。”由此可知南人很难得到清要官职。我们越地仕宦最显赫的，只有孔靖、孔奂、孔休源，然而都没有达到台司、执法的地位。其次则是孔灵符、孔诱之、孔懈之、孔觊、孔稚圭、虞琮、孔范，都做到了八座。虞玩之、贺瑁登到了九卿。得到封爵的，只有戴僧静，永兴人，封建昌县侯；王琳，山阴人，封建甯县侯，都是凭借军功。戴法兴，山阴人，凭借亲近宠幸只被封为吴昌县男而已。

六朝称吏部郎为通贵，其选拔任命非常慎重，比其他曹郎重要得多。查考《南史》，有由御史中丞升迁的，如庾杲之、王思远；有由侍中升迁的，如张绪；有由中书侍郎、骁卫将军升迁的，如江智深；有由郡守行州事升迁的，如谢朓、陆慧晓；有由少府卿升迁的，如王僧孺。（王僧孺由御史中丞升任少府卿。）而王思远甚至上表坚决推让，谢朓以至于三次推让。谢朓传记载，中书省怀疑谢朓官职未到推让的程度，去问沈约。沈约说：“宋元嘉年间，范晔推让吏

译朱修之推让黄门侍郎，蔡兴宗推让中书侍郎（黄门、中书都指侍中、黄门侍郎和中书侍郎）。两人各自上表推辞，诏书答复。王蓝田、刘安西地位尊贵显赫，起初并不推让。谢吏部如今被授予超越常规的官阶，推让另有深意；而王锡因为是公主的儿子，才华名声非常显盛，年仅二十四岁就升任吏部郎，不敢接受任命，由此可见吏部郎一职是多么显赫重要。

译尚书左丞是负责纠察管束的官职，但资历品级很轻。贺琛担任尚书左丞，加授员外散骑常侍，以前尚书南座没有貂尾装饰，从贺琛开始才有。何修之担任尚书左丞，去世。按照旧例，左丞没有追赠官职的，特别下诏追赠黄门侍郎，儒生们以此为荣。这些都在梁武帝时期，是优待儒者的特殊恩典。

六朝人接受官职，不仅避家讳，父亲在此官职上去世的，也不肯接受。谢举担任太子詹事，因为父亲谢满在此官职上去世，多次上表请求改任。王俭担任侍中，因为父亲王僧绰在此职上去世，坚决推辞。陆缮两次被任命为御史中丞，都因为父亲在此职上去世，坚决推辞。这件事在唐代以后就没有听说了。

南朝很重视山阴令。《傅琰传》说：傅琰担任山阴令，建立了非凡的政绩。后来已经官至尚书左丞，齐高帝因为山阴诉讼案件繁多积压，又任命傅琰为山阴令，后来升任益州刺史，这是古所未有的。《顾觊之传》说：山阴是拥有三万户的繁剧县邑，前后的长官，昼夜不得休息。顾觊之用简略的方法治理繁剧，自从宋世以来担任山阴令的人，没有能超过他的。《江秉之传》说：担任山阴令，人口三万，政事繁杂扰乱，诉讼案件大量积压，台阶庭院常常有数百人。江秉之用简略的方法治理繁剧，常常得以无事。宋世只有顾觊之也以省事著称，其余虽然政令刑罚治理得当，但未能简省事务。大概那时会稽是东南各郡的首位，曾设立为东扬州，而山阴相当于京城的县邑。（《沈宪传》，齐高帝因为山阴户口众多，想分为两个县。）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正月初四日

《孔觊传》，起初晋安帝时，散骑常侍选拔人才声望很重，与侍中没有区别，后来职任闲散，用人逐渐轻视。宋孝建三年，孝武帝想加重其选拔，于是吏部尚书颜竣以黄门侍郎孔觊、司徒右长史王景文应选，不久常侍的选拔又变低微。那么“貂脚”的名称，不等到唐代就有了。侍中的选拔，华贵重要日益显著。《王峻传》，王峻性情详实幼稚没有趋附竞争之心，曾与谢览约定，官至侍中，不再谋求进仕。《陆慧晓传》，陆慧晓已经官至五兵尚书领右军将军，朝议想让他担任侍中，王兖想让他镇守南兖州，王莹、王志都说：侍中更需要英华之才，方镇还应当有可选的人。《虞惊传》，虞惊已经担任散骑常侍太子右率，齐武帝因为虞惊是布衣之交，从容对他说：我应当让你恢复祖业，转任侍中，朝廷都惊叹其美好的任命。《胡谐之传》，胡谐之担任都官尚书，齐武帝曾从容对他说：江州有几个侍中？胡谐之回答说：近世只有程道惠一人。皇上说：应当让有两个。告诉尚书令王俭，王俭意见不同，于是作罢。可知其任贵重，仅次于宰相，到唐代遂成为宰相的加官，其逐渐轻重，都不是一日形成的。

王谢子弟，浮华矜持急躁，服用奢侈淫逸，而能世代贵显的，大概其门风孝悌友爱，超过其他家族，马粪乌衣，自相师友，家庭之间，和睦可亲。谢密、王微，尤为杰出，三代两汉，像这两个人，也不多得，读其佳传，为之叹息向往。其余也多足以称道，虽改姓易朝，略无忠节，顾不恤国而能恤家，久据膏粱，要非无故。

孔灵符在永兴建别墅，长达三十多里，包带两座山。贺琛在郊郭间筑室，讲授三礼，学侣三千余人，这都是乡邦盛事，虽雅俗不同，俱堪艳述，惜遗迹所在，未可想寻。

宋武帝讨伐桓玄，本欲在山阴起事，孔靖以路远阻止他。（见《孔靖传》。）其后宋齐梁之世，以会稽起兵的，孔觊、王敬则、张彪共三人，张彪是梁的忠臣，死有余烈。孔觊奉寻阳王讨伐宋明帝，檄召诸郡，仗义执言。王敬则以高武旧将，其时齐明帝诛杀高武子孙殆尽，兴师伐暴，亦为堂堂之举。虽事皆不成，俱足千古，以视据地称叛者，岂真霄壤相悬，所谓吾越乃报警雪耻之邦，非藏垢纳污之地也。

前代人呼江西人为鸡，高新郑见严介溪，有大鸡小鸡之谵，常不解所谓。问之江右人士，亦都不知。按《南史》、《胡谐之传》，胡谐之是豫章南昌人，齐武帝想奖以贵族盛姻，因为胡谐之家人说侯音不正，于是派遣宫内四五人前往胡谐之家教子女说话。二年后，帝问胡谐之说：你家人语音正了吗？回答说：宫人少，臣家人多，非但不能得到正音，反而使宫人顿时学会乡语。帝大笑。又范柏年说：胡谐之是何侯狗？（此事《南齐书》不载。）乃知江西人曰〇，因〇误为鸡也。又《顾琛传》，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子灵符、吴兴邱深之及琛，吴音不变，知尔时吴越，乡语本同。

南朝学伍奢父子者两事而皆效。沈庆之被杀，子文叔谓弟文季曰：我能死，尔能报。文叔死，文季挥双刀驰去。萧懿为东昏所害，临死曰：家弟在雍，深为朝廷忧之，后梁

译王武果然起兵。又据《隋书·王颁传》记载，王颁的父亲王僧辩被陈武帝杀害，等到隋朝讨伐陈朝时，王颁主动请求参战，跟随韩擒虎作为先锋在夜间渡江，灭亡陈朝后，他挖掘陈武帝的陵墓，剖开棺材焚烧尸骨，这也是效仿伍子胥鞭尸的行为。李延寿将此事载入《北史》，而在《南史·王僧辩传》的末尾，只说王颁年少时就有志气节操，荆州覆灭后，他投奔了北魏；《梁书》的记载也相同。我私下认为，这虽然是史家限定断代的方法，然而王颁在隋朝做官，除了这一件事之外，都没有显著的政绩表现，应当附在《王僧辩传》中，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

译南朝轻视武人。晋朝桓温地位尊贵显赫，谢弈却仍称他为老兵；王述也称他为兵。沈庆之与文季父子，一家忠孝，在宋齐两朝间堪称第一，但褚渊却以门第高低来裁抑他们；褚渊曾在齐武帝面前，说文季有将帅谋略，文季忌讳被称为将门，因此发怒。宗殷年轻时，说想乘风破万里浪，他的叔父少文却认为这会败坏我家门风。

正月初五日

何敬容担任吏部尚书，铨选秩序明察审慎；担任吴郡太守时，政绩天下第一，确实是贵戚中的名臣。等到他担任仆射，熟悉旧例，勤于文书簿籍，直到天色昏暗也不休息，大概是贤能的宰相。《梁书》本传，对他极力褒扬赞美，几乎没有贬斥之词，只是说晋宋以来，宰相都因文义而自我安逸，唯独何敬容勤于处理各种事务，被世人嗤笑鄙夷。《传赞》引用王敬弘身居宰相高位却从未查阅公文的事例，深以为非。其中有说：望着空白处签署公文，被称为清高尊贵；恭敬勤勉毫不懈怠，最终导致被视为鄙俗。又说：何敬容的识见合乎治道，却被浅薄世俗讥笑，可惜啊！这些话最为公平允当。《南史》既添上了“拙于应对、浅于学术、通晓贿赂馈赠”等语，又在“独勤庶务”下加了“贪怯”二字，又增补了“苟且既奇大父亦不小”及“丙吉萧何之对”；《朱异传》又把敬容与朱异并列议论，说外朝则是敬容，内省则是朱异，操行各异，但都受到宠幸。（朱异传说：敬容质朴无文采，以维持法度为己任，质朴殷勤十字，似乎不是恶语，怎么能说是受到宠幸呢。）看敬容“先天而天不违”的对答，并非不懂文义的人。邴吉的问话，回答说有，也是出于偶然的错误，不足以作为口实。至于陆任“狗父”的戏言，简直是毫无赖皮恶毒的话，史家何必记载它。敬容说侯景是反复无常的叛臣，终将祸乱国家；又因为简文帝频繁讲习老庄，说晋朝崇尚玄虚，胡贼于是覆灭中原，如今东宫又沿袭此风，恐怕将招致戎狄之祸。他的深识远见，高出当时众人，作为社稷之臣，大概无愧。《南史》说他不学无术，极力讥笑，可谓无知。

山阴贺氏，从晋朝司空贺循，到孙子贺道力，曾孙贺损，玄孙贺场，场的儿子贺革季，以及堂侄梁朝太府卿贺琛，六代以精通三礼著称，是南方的儒学宗师。但《南史》贺场传，首先记载其伯祖贺道养善于占卜。遇到一个唱歌的女人病死，占卜说这是天帝召她去唱歌，不久就苏醒过来，事情极为不合常理。李延寿喜欢谈论神鬼，往往令人厌烦，而这事尤其荒唐无谓。《梁书》贺场传，只说祖上贺道力善于三礼而已。（《春秋正义》引用贺道养说：春天贵在阳气之始，秋天取阴气之初，这是贺道养也著有经说。又说：宋太学博士贺道养为杜氏《春秋左氏传序》作注，又可以考见贺道养的官位。）

孔稚珪（即孔稚珪，《南史》避唐高宗名讳，去掉了“稚”字。）《传》，父亲孔灵产，信奉道教精诚恳切。经过钱唐，在船中远远拜祭杜子恭墓，从此到京城，向东而坐不敢背侧。《南齐书》也相同。按《南史》此处《沈约传》说：钱唐人杜炅字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族及京城贵望都敬奉他。孔灵产这件事，本来不值得记载，既然要记载，为什么不把《沈约传》中的几句话，移入孔灵产传中，便觉得清晰明了。现在几乎不知道子恭是何人。

东昏侯潘妃死节的事，见于《王茂传》，私下认为这应该附见于《东昏褚皇后传》下，以彰显她的节操。《褚后传》本有皇帝宠爱潘妃、皇后不被宠幸的话；附传很合适。现在在王茂传中，只说潘玉儿，不说潘贵妃，几乎让读者怀疑是两个人。《梁书》、《王茂传》不记载此事，《南齐书》《东昏本纪》只说拜爱姬潘氏为贵妃及做市令一事而已。（王茂传说：东昏侯妃潘玉儿有国色，武帝想留下她，以此问王茂。王茂说：灭亡齐朝的就是这东西，留下她恐怕招致外议，皇帝于是把她放出。军主田安敢请求娶她为妇，玉儿哭泣说，从前被时主宠幸，如今岂能下嫁非类，死而后已，义不受辱。等到被缢死，洁净美丽如同活着，抬出时，尉吏都对她行非礼之事。于是把其余妃子赐给王茂，也是潘妃的次一等。）

宋前废帝同父所生的山阴公主淫乱，皇帝为她安置面首三十人。而齐东昏侯《褚后传》说，东昏侯娶皇后后不宠爱，对左右说：如果能得到像山阴公主那样的，就没有遗憾了。山阴公主，是明帝的长女，后来就与她淫乱。这是宋齐有两个山阴公主，都是淫乱的人。《东昏纪》只说与诸姊妹淫通，不说山阴公主。

《江智深传》说，父亲江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年少时无名。堂兄江湛对他礼敬很简慢，江智深常以此为恨。所以宋孝武帝说江僧安是痴人，痴人自相爱惜，这与袁粲称袁濯为袁濯儿，口气一样；因为袁濯是扬州秀才早逝。《通鉴》只说江僧安是江智深的父亲，而不记载年少时无名等语，那么痴人的话就不明白了。

《张绪传》，说死后赠散骑常侍特进光禄大夫。张绪生前已任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了，宋齐以后赠官与晋以前有别。汉魏晋多有赠本官的，大概赠以本官

译章服印绶，是古代官员的服饰与印信。宋朝以后，只有加官赠爵的情况，绪只是被赠予特进这一荣誉衔罢了，但史学家们通常将二者连在一起书写。

译齐高帝送给孔灵产白羽扇和素色隐几，说：“您有古人的风范，所以赠送您古人的服饰。”明帝赐给傅昭漆制合烛盘，说：“您有古人的风范，所以赐给您古人的器物。”梁昭明太子赐给到杳瓠食器，说：“您有古人的风范，所以赐给您古人的器具。”这三处都使用了同样的话语，都源自《魏志》。太祖将素凭风、素凭几赐给毛阶，说：“您有古人的风范，所以赐给您古人的服饰”，然而这特别令人厌恶其重复啰嗦。《梁书·傅昭传》中的话语与此相同；《刘杳传》没有记载瓠食器的事；《齐书·孔稚珪传》记载了孔灵产这件事，但只说“您生性喜好古物，所以赐给您古物”。

赠送书籍的事，是古今传颂的美谈；蔡邕与王粲的故事，被世人艳羡传颂。《南史》中有两件事。《王筠传》记载，沈约每次见到王筠的文章都赞叹不已，常说：“从前蔡伯喈见到王仲宣，称赞说：‘你是王公的孙子，我家的书籍全都应当托付给你。’我虽然不聪明，也请附议这句话。”《孔奂传》记载，沛国人刘显深深赞叹赞美他，握着他的手说：“从前蔡伯喈的书籍，全都给了王仲宣，我应当效法那位蔡君，您无愧于王氏。我所保存的书籍，不久就托付给您。”

六朝喜爱崇尚辞藻华丽，竞相标榜推举，五言诗的美名，袭取赞誉终身。所以沈约在郊外居住建造宅邸，成为风流人士归附的地方，斋室墙壁上题写的，有王筠的十首咏物诗，以及刘杳的赞文、刘显的诗，都命令擅长书法的人书写，陈列在这上面。（见王筠、刘杳、刘显各自的传记。）其他如柳吴兴“本叶秋云”的诗句，王融写在扇子上却担心被遣散；王文“海鸟鸣蝉噪”的对联，刘孺击节赞叹不停。因此声韵华丽过度，浮华的辞藻互相攀比，经学文章稀少，废弃而不讲习。于是导致古代学术坠地，师承法度全部丧失，汉代儒者醇厚质朴的风气，由此完全改变。像王仲宝这样的人，年轻时深究《三礼》，尤其擅长《春秋》，既然担任台司要职，就振兴倡导实学；至于抄录何承天的《礼论》，保存郑康成的《孝经》，（见陆澄传。）确实是一代的表率仪范，众儒者的领袖了。

正月初六日

《南史》说简文帝的儿子汝南王萧大封，在魏军攻克江陵时被害，而《北史·萧大圜传》说，萧大封在江陵未被攻破时，与萧大圜一起充任使者前往军前，周保定二年被封为晋陵县公，钱大昕已经指出其中的错误。《梁书》没有萧大封等人的传记，根据情理推测，《北史》是正确的。萧大封、萧大圜一同出使，萧大圜到长安接受官爵，那么萧大封的情况可想而知。今本《南史》可能是因为上文诸王连篇累牍地记载魏军攻克江陵时遇害，所以传抄导致错误。然而如《南郡王大连传》说，大连任东扬州刺史，侯景入侵建邺，大连率领四万军队前来救援。等到台城陷落，返回东扬州，宋子仙攻打他，大连弃城逃跑，在信安县被追上，大连还醉酒没有察觉，于是三吴地区全部被贼军占有。大宝元年，被封为南郡王，贼军派遣将领赵伯超、刘神茂来攻打，大连专门委任部将，留异献城响应贼军，大连弃城逃跑，被贼军抓获。既然大连先前已经弃城逃跑，被贼军追上，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被抓获，还需要贼军再来攻打。他所守卫的又是什么城？查考《梁书·大连传》说，太清元年，出任东扬州刺史。侯景入侵京师，率领四万军队前来救援。等到台城陷落，又返回扬州。（“扬”字上面脱漏了“东”字，东扬州即会稽。）三年，恰逢山贼田领聚集党羽数千人来攻打，大连命令中兵参军张彪击斩了他们。大宝元年，被封为南郡王。侯景仍然派遣他的将领赵伯超、刘神茂来讨伐，大连设防等待他们。恰逢留异献城响应贼军，大连弃城逃跑，到信安，被贼军抓获。可见大宝以前，大连仍然镇守会稽，没有宋子仙来攻打的事。直到留异献城投降贼军，才开始逃到信安，《南史》错误地将一件事分成了两件事。另外《南史》对于简文帝诸子中由元帝改封的，都以后来的封号为标题。《大圜传》说元帝改封为晋熙郡王，而《南史》仍然书写为乐良王，只有萧大圜标注其始封爵位，也不统一。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十月二十五日

阅读《南史·隐逸传·刘凝之传》说，有人曾经误认他所穿的木屐，他笑着说：“我穿的已经破旧，让家里找新的赔给你。”查考《宋书》中“败”作“故”，“偿”作“备”，“备”就是现在的“赔”字。都以《宋书》为优，因为“故”字与“新”相对。

己卯（一八七九）二月初九日

◎北史（唐李延寿）

整天阅读《北史》。私下奇怪周隋之间的大儒，如熊安生、何妥、刘炫、刘焯等人，都是无耻小人，却偏偏将绝学托付给他们，深深不能理解，难道经术足以取人吗？明代人张璁、程敏政等人贬黜前儒马融、戴圣，是对的。王肃、杜预也有可罪之处；王弼用清谈解释《周易》，何休用谶纬解释《春秋》，他们的学问不纯正。至于贾景伯已经没有什么显赫过错；甚至议论到郑仲师、卢子干、郑康成，那就是荒谬了！刘更生（刘向）的风节文章，冠绝汉廷，却因为他年少时喜好方术，曾经上言铸造黄金不成，就说是左道乱政，已经是妄加诋毁。又贬低他起初凭借献赋进身，不近乎吹毛求疵吗！篁墩（程敏政）曾经主持会试，因为关节私授唐寅等人，

译这难道不叫做邪说吗？如果沉溺于周秦时期的大儒，他们主张性恶论，也只是个人见解的偏颇，不足以成为累赘；服虔、范甯立身没有过错，却一概加以斥责，这都不是君子成全他人美德的做法。

译咸丰戊午（一八五八）正月二十三日

《北史·袁翻传》记载，袁翻议论明堂辟雍之事，引用郑玄的话说：“周人的明堂有五室，这是帝一室，符合五行的数目。”《周礼》依据这个数目来建造室，原本的制度完整存在，所以周朝是五室。这与现在不同，说明汉朝与周朝制度不同。汉朝建造九室，大致可以知道了。查考《魏书》，在“依据数目来建造室”这句话下面有这样的话：“德行施于当今，虽然有所不同，当时的说法已经消散，原本的制作显著存在，而言辞没有明确的记载，还想责备什么呢？”以下才接着说“原本的制作显著存在”等话。从“周人的明堂”到“还想责备什么呢”，大概是郑玄驳斥《五经异义》的文字。“德行”应当解释为施行，《魏书》及《北史·贾思伯传》可以证明。下面的句子“原本的制作显著存在”以下，才是袁翻申述郑玄的义理，《北史》删去了几处话语，便让人无法理解。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二月十二日

《北史·阳休之传》记载，神武帝驾临汾阳的天池，在池边得到一块石头，上面有凸起的字，文字写着“六王三川”。神武帝问阳休之说：“这些文字是什么意思？”阳休之回答说：“‘六’是‘大王’的字，黄河、洛水、伊水为三川，大王如果承受天命，最终应当统领有关中的地区。”查考《北齐书》写作“‘六’是‘大王’的字”，下面有“王者应当拥有天下”一句，“黄河、洛水、伊水为三川”句下有这样的话：“也说泾水、渭水、洛水为三川，黄河、洛水、伊水指洛阳，泾水、渭水、洛水指现在的雍州”，以下才接着说“大王”等话。“六”是“大王”的字，是因为高欢的小名叫贺六浑。“王者”一句是解释石头上“王”字的含义，因为三川也包含泾水、渭水、洛水，所以说最终应当统领有关中的地区。《南史》删节了几处话语，文义便不通顺了。天池在今天山西宁武府西南的管涔山上，是汾水的上游，黄河、洛水、伊水中的“洛”，本来应当写作“雒”。

《北史·文苑传》序言中提到奉车都尉陆道闲。查考《北齐书》，“陆”写作“睦”。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说，《北齐书·文苑传·颜之推传》附载睦豫，字道闲，赵郡高邑人。《广韵》在“睦”字下不说这是姓氏，其他书也没有见到有睦姓的，而各种版本都从“目”旁。慈铭按：睦应当是“眭”字的错误。《睦豫传》下面说同宗的仲让，天保年间任尚书左丞。《北史·崔暹传》有赵郡（今本误作同郡，《北齐书》不误）眭仲让，在魏武定末年任司徒中郎，就是豫传中后来任尚书左丞的人。王应麟《姓氏急就篇注》，眭氏，是汉代眭宏的后代，魏代眭夸、北齐眭道闲，这是明显的证据。《魏书·隐逸传》，眭夸是赵郡安邑人，《北史》相同。眭音息随反，读若睢，因为眭误作睦，又因为睦误作陆，《北齐书·崔暹传》也误作睦。（《广韵》在眭、睦下都不说这是姓氏，《元和姓纂》说睦是赵大夫食采眭邑，因此以眭为氏。《姓氏急就篇》有睦氏，是西胡姓。）

《北史·文苑传·樊逊传》记载，杨惜以孝谦兼任员外将军。（孝谦就是樊逊的字，这篇传记前半部分称名，后半部分称字，历来没有这种史书体例。况且其中有魏收作库狄干碑序，孝谦作铭，陆印不能辨别等事，是《北齐书》所没有的。大概是李延寿根据其他传记补入的，其原文称字，于是也就沿用了，进而把后半部分的名字都改成了字，其错误太严重了。）孝谦推辞说：“门第寒微简陋，访问评定品第必定不能成功，请求补任员外司马督。”杨惜说：“才能高超不依循常例，特意上奏任用他。”查考《北齐书》，左仆射杨愔征辟樊逊担任他的府佐，樊逊推辞等语，所推辞的是杨愔的府佐，如长史、咨议之类。（南北朝三公及都督设置府佐，开府仪同三司及诸将军加“大”字的，地位都等同于公。杨愔当时已经拜为开府仪同三司，所以能够开府设置佐官，这是杨愔的府佐，不是仆射有府佐。）特意上奏任用他，就是上奏任用为府佐。下面才说九年诏令授予员外将军。（当时是天保八年。）大概南北朝以府佐为上选，称为上佐，所以樊逊自认为门第卑微不敢担当。此前魏襄城王元旭想让他担任参军，而樊逊也说家中没有荫庇品第，不敢担当这个职位。他所说的“访问品第”，自从曹魏设置中正，下面有负责访问事务的人，（见《晋书·刘卞等传》）第就是九品的品第。《隋书》及《北史·刘焯》、《刘炫传》都说授予太学博士，因为品甲去职，品卑就是第卑。如果是员外将军，魏齐以后所授予的，极为杂乱，如同流外将军一样，（魏制员外将军从八品，梁陈有流外将军。）樊逊何必推辞呢？《北史》错误地省略合并了官品，便如此模糊不清。

《北史·温子升传》记载元瑾（应当作瑾）、刘思逸、荀济等作乱，文襄帝怀疑温子升知道他们的阴谋；又说温子升内心阴险，在事情发生之际，喜欢预先参与其中，所以最终招致祸败。查考华山王大器及元瑾等人与孝静帝谋划诛杀高澄，事情泄露被烹杀，这是千古痛心之事，这些人虽然死了，自然是北魏的忠臣。李延寿在温子升传后附载荀济的事，也极力描写他的忠烈，怎么能说他们作乱，又

译认为子升深险吗？这都是沿用了《魏书》的原文，乃是魏收偏袒北齐的言论，未能加以删改订正。凡是《北史》中像称“文襄崩”这类说法，都是史书中的错误文字。

译《王〇传》详尽记载了他与孝昭帝反复谋划诛杀杨倍等人，以及劝进孝昭即帝位的事情，仿佛他是仗义讨伐罪人，匡正名分，确立尊卑，而对于孝昭帝的谦逊，更是极力粉饰。这大概是根据王氏的家传而来，都不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北齐一代，只有济南王是高明的君主，他继承帝位不过几个月，杨倍等人辅佐朝政，也号称最为清明。孝昭帝因猜忌逼迫而图谋篡位，王〇因为一向受到恩遇，又怨恨文宣帝的残暴；于是竭尽全力劝促成此事。史家沿袭了那些诬蔑的言辞，真是无知到了极点。阳休之在北齐时号称有道德声望，却首先附和石文，向神武帝献媚；文宣帝篡位时，他也参与其中。王〇一向以恬淡宁静著称，起初想要隐居，却谋划劝进，帮助叔叔夺取侄子的皇位，那时的文章儒学之士，还有谁知道有名节呢！

二月十四日

《北史》、《魏收传》记载，魏收撰写了《魏书》中顿丘李氏的家传，称其本是梁国的蒙县人，李庶因此控告史书记载不公。（《北齐书》直接采用了《北史》的文字。）查“家人”应当是“蒙人”之误，李庶是魏文成帝元皇后兄长李嶷的曾孙，《魏书》、《元皇后传》说，他是梁国蒙县人；又《外戚传》、《李峻传》也相同，李峻就是李嶷的哥哥。而李平、李崇的传记都说他们是顿丘人，李平就是李庶的祖父，李崇是李平的堂兄。《北史》没有李峻的传记，但《元后传》、《李崇传》都与《魏书》一样，说是梁国蒙县人。然而《北齐书》《李构传》又说他是黎阳人，李构就是李庶的堂兄，其下紧接着附载李庶的传记，叙述李庶控告《魏书》的事情，却又说李平是陈留人，说他家贫贱，现在《魏书》实际上没有这些话。如果认为这是魏收日后修改的，那么魏收的传记只说修改了杨惜、卢同、崔绰等人的传记，没说更改李氏的传记。而且魏收在《李峻传》中说，父亲李方叔，是刘骏的济阴太守，刘骏就是宋孝武帝，那么本来就把他们当作仕宦之族了。而《北史》列传专门采用谱牒之学，通常叙述祖孙后代，但《李崇传》既不记载他的祖父李方叔，也不说他的父亲李诞的官爵，只说他是文成元皇后第二个哥哥李诞的儿子，其下附载李平的传记，只说他是李崇的堂弟，不说他的父亲是李嶷。（《魏书》说，他是梁郡王李嶷的儿子。）又李峻封为顿丘王，官至太宰，《北史》、《外戚传序》说，李峻附载了他的家传，而家传中却没有这个人。《魏书》《酷吏李洪之传》，说李洪之本名李文通，因为与元后的宗人结为兄弟，颇得其南中兄弟的名字，于是改名李洪之。后来李珍之等兄弟来到京城，于是按长幼排列为兄弟，多次邀请李携之宴饮，李携之有时谈及本末。根据李峻传，李峻字珍之，与五个弟弟李诞、李嶷、李雅、李白（此处先有一个李白）、李永，先后从南方回到京城，都封为公爵，地位显赫，而李携之不知是谁的字？《魏书》李洪之传所叙述的本就不明白，《北史》既没有李峻传，而李洪之传又删去了“别云云”等字样，让人更加无从考证。《北齐书》、《李构传》又只说他的祖父是李平，不说他的父亲是李奖，而且传记文字只有一行多，完全没有一件事，自古以来立传，没有这种体例。又《魏书》、《北齐书》、《北史》各传都称顿丘李庶，即《北齐》这卷《裴谳之传》也明确有顿丘李构的文字，而李构传忽然说是黎阳人。大概《北齐》这卷已经亡佚，后人按照目录，从《北史》等书中随意抄录，加以篡改，所以同卷中如裴让之、张宴之、陆印、王松年，都不注明他们是哪里人，也可笑啊。李崇、李平都是名臣，李谐与李庶、李构都是一时的名士，风流所归，李崇、李庶的名声尤其显著，而各书叙述他们的世系混乱，郡县互相矛盾，所以为此梳理而审定它。《魏书》、《元后传》说，梁国蒙县人，母亲是顿丘王李峻的妹妹，母亲字衍，《北史》也相同，大概八书脱佚已经很多，而《北史》也有缺失错误，辗转补缀，往往不可究诘。（《魏书》地形志顿丘郡、黎阳郡都隶属于司州，所属都有顿丘县。陈留郡、梁郡都隶属于南兖州，而蒙县隶属于谯郡。魏收作志，根据武定时的制度来说，其实自西汉至东魏以前，蒙县都属梁郡，即今安徽寿州之南、蒙城之北。考察《魏书》《北史》元后传及李洪之传，都说世祖南伐，永安王元仁军队出寿春，到达后宅，得到元后姊妹二人，于是进入元仁府第。等到元仁被诛杀，元后没入宫中，得到高宗宠幸，生下献文帝，那么李庶、李光世本是梁郡蒙县人无疑。而李庶控告史书不实，是因为当时很重视族望，李庶家或许本出顿丘，以顿丘为姓氏望族，不想再蒙受梁郡之名，所以当时都称顿丘李氏，认为史书记载不公。）

中国人别称汉人，起于魏末北齐，因为高氏虽然说是勃海〇人，而高欢的祖先迁徙居住在怀朔镇，已经同化了胡人的习俗，所以《北史》、《神武纪》说，神武帝既然累世居住在边境，所以习染了他们的习俗，于是同于鲜卑。等到执掌魏朝政权，他的姻亲一同起事的，如娄昭、尉景、刘贵等人，都不是中原种族，于是称中原人为汉人。如《文宣皇后李氏传》说，皇帝将要建立中宫，高隆之、高德正说，汉家妇人不可以做天下的母亲，因为李后是赵郡李希宗的女儿

译也。《杨愔传》中，太皇太后说：“怎么能让我的母子受到汉家老妇人的摆布？”当时杨愔等人议论，打算将娄太后安置在北宫，政权归于李太后，所以娄太后说了这番话。《废帝纪》记载，文宣帝常说太子具有汉人的性情，因为废帝是李太后所生。杨愔《传》中，废帝说：“天子尚且不敢与叔父杨愔相比，难道还爱惜这些汉人吗？”这里指的是杨愔、燕子献、宋钦道、郑子默等人。《斛律金传》记载，神武帝看重他的古朴质朴，常常告诫文襄帝说：“你所任用的多是汉人，如果有谗毁他的人，不要相信。”《北齐书》、《高昂传》中，高祖说：“高都督纯粹率领汉兵，恐怕办不成事，现在应当拨出鲜卑兵一千多人，与他们混合编组。”《高德政传》记载，显祖对群臣说：“高德政常说应当任用汉人，除掉鲜卑人，这罪当死。”《北史》、《高昂传》记载，刘贵与高昂坐在外面，说治理黄河时，役夫大多淹死，刘贵说：“这些汉人只值一钱，让他们跟着死好了。”高昂大怒，拔刀砍向刘贵。《薛修义》（《北齐书》作薛循义）传中，斛律金说：“还是仰仗汉家小儿看守，收取家口作为人质。”此类情况很多，都是区分汉人的开始。

译《北史·王劭传》中，王劭解释隋文帝梦见崔彭、李盛二人的事，说彭是彭祖，李是李老，这是采用了郑玄《论语注》中关于老彭的义理。

二月二十日

《尔朱荣传》中，称他的妻子为北乡郡长公主，然而传中并没有尔朱荣娶公主的文字。考证《魏书》及《北史·东平王略传》说，尔朱荣是略的姑父。又《魏书·章武王融传》说，融的弟弟凝，姑姑是尔朱荣的妻子，庄帝初年，被封为东安王。略是景穆帝的儿子，南安惠王植的孙子，而融的父亲彬，也是惠王的第二个儿子，是章武敬王太洛之后，所以长公主乃是桢的女儿。桢的儿子中山献武王英，既有大功，是魏的名臣，彬也有武勇，而他的女儿又嫁给尔朱荣，也可以说是痛快了。

三月十二日

◎旧唐书（后晋刘晌）

我偶然坐在窗下看《唐书·元德秀传》，清风徐来，秋气满怀，觉得紫芝高洁的品行，冥冥中若有感悟，一时的尘俗襟怀，洗涤殆尽。随即阅读《张巡传》，又觉得凄然壮烈，庭院中的树木枝叶振动，生出金戈铁马的思绪，是境生情呢？还是情生景呢？终年读书，这种境界殊不多遇。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八月初十日

阅读《旧唐书·马周传》。所载的两篇奏疏，支离破碎，纠缠不清，第二疏尤其严重，不过就是“节用爱人”一句话，反复几千百言，殊觉可厌，虽然其中也有别人难以言说的内容，然而与贾谊的《治安策》相比，词气何其微弱啊！马周凭借立谈取卿相，至今被推崇为名世之才，当时岑文本将他比作苏秦、张仪、终军、贾谊，宋祁甚至惋惜他不能像傅说、吕望那样，后世有所记述。现在传中记载马周的建言，只有确定品官服色，在长安街设置鼓以警示众人，以及这两篇奏疏。他的第一疏，请求尊崇太上皇大安宫，以及九成宫避暑应当因为太上皇的缘故迅速返回，以及停止宗室勋臣世袭刺史，劝太宗应当亲自祭祀宗庙，乐工授官不可预入朝班，共五件事，他的话虽然直率，然而不免有回护顺从之处。在高祖时，孙伏伽以万年县法曹的身份上书谏言三件事：一是进献鹞雏、琵琶、弓箭的人不应当赏赐劳绩，一是太常官借妇女裙襦五百件充作散妓服饰的淫乐应当废除，一是太子诸王左右的人应当谨慎选择，甚至有说陛下不要以为唐朝得天下的容易，不知道隋朝失天下并不难。高祖立即提拔他为治书侍御史，这件事与马周类似，而孙伏伽的话较为切直，所以以高祖的纳谏，远不如太宗，而褒奖提拔反而超过马周。后来孙伏伽官至大理卿，马周官至中书令，那么马周的机辩，固然自有过人之处；其实马周的才能，还不如五代时的王朴呢。《旧唐书》用骈体行文，芜杂冗赘的字词，往往不免，一旦遇到散文，尤其显得支绌，而当时的奏疏，又都沿袭六朝对偶的习气，大都不能写成古文。马周的前疏稍杂整句，所以尚能成章；后疏全用散行，于是疏冗没有条理。因此想到《史记》中娄敬劝说汉高祖定都关中一篇，千古之下觉得戍卒尚且有生气。马周被称为王佐之才，而读他的话却令人生厌，这就是李习之感叹唐史官才薄，不足以发明道理，使得后来的读者，文采不及周汉之书的原因。我曾经说作史固然不忌讳骈体，然而首推《晋书》的各种论赞，华丽而切合事情，秀丽而有骨力。到了盛唐以后，骈体更加衰弱，六朝的家法，不再存在，只有薛文惠公《五代史》尚有佳处，值得观看罢了。

咸丰丁巳（一八五七）十月二十二日

阅读《旧唐书》，其中有脱落几行的地方。近日局中的各位，都不懂史事，又非常粗疏，所谓书越刻越亡失了。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一月初二日

夜里阅读《旧唐书·高宗王皇后传》，叙述皇后及萧淑妃被废为庶人后，既说武昭仪派人勒死她们，下面又说各杖打一百，截去手足，投入酒瓮中，几天后死去，其重复累赘到了这种地步。怀疑高宗到囚所呼唤皇后一段事，旧书本无，是后人根据《新唐书》及《通鉴》添入的。其穆宗的论赞，贬斥也太过分。郑覃、陈夷行传论与李珏、杨嗣复等同列，尤为贤否不分。萧倣与段文昌劝穆宗销兵，导致唐室再次混乱；萧遘召朱玫讨伐田令孜，于是导致唐朝灭亡，无异于何进召董卓。二人实在是唐朝的罪人，传中虽然明确记载了他们的事，而尚且极力称赞萧倣的德器，萧遘的忠诚，也是史识不足的表现。李德裕传论，极力言说他的功劳，反复详尽，则较《新唐书》为优。

十一月初三日

阅读《旧唐书·李泌传》说他是魏太保八柱国司徒何弼的六代孙，徒何弼即李弼，因为西魏曾经赐姓徒何氏。（李密传中说弼以后周赐姓徒何氏，因此制度出于宇文泰之意，于是归属于后周了。）司氏，是后人妄加的，钱大昕认为何字是误字，不对。（李光进传）元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兵救援易定，按王承

译李承宗反攻易定，而范希朝前去救援，李承宗的记载中漏掉了一个“反”字，《新唐书》也沿袭了这个错误。

译十一月十二日

今晚阅读《唐书》中李德裕、裴度、李绛、柳公绰、温造、郑覃、李石、郑畋、王铎、李训等人的传记，都反复阅读了多次，为此愤慨激动得流下眼泪，发出有生之年不能与他们同时代的感叹。又阅读元稹、白居易的传记，读到第三四遍。白居易固然无可非议，元稹也是因遭受挫折才变成这样，他年轻时刚正不阿，哪里能比得上呢。白居易性情恬静，知道困难就退让，于是专一地在诗歌中展现自己；元稹热衷功名，竟然到了坚守节操却不贞洁的地步。二人仅仅以诗歌闻名，这哪里是他们的本心呢。

黄东发说：自知自己一定能做宰相而去做宰相的，古往今来只有一个伊尹；自知自己一定不能做宰相而去做宰相的，古往今来只有一个郑五；人们都说一定不能做宰相，自己却偏说一定能做宰相并且急切地追求宰相之位的人，滔滔不绝，都是郑五的罪人。唉！伊尹我没能见到，能见到郑五这样的人也就好了！徐仲车说：高官厚禄，是人们所喜爱的，哪里肯说自己没有才能，说自己的职位是耻辱呢？有祸败随之而来呢？招致天下人的嘲笑呢？成为万世的羞耻呢？更严重的，导致别人的国家灭亡，导致别人的天下灭亡，也不顾惜。我读《陈平传》，赞赏陈平了解自己的才能；读郑君传，喜爱郑君了解自己的分量。唉，像郑君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哪里容易得到呢！黄、徐两位先生的话，大概都是有感而发，但确实是古往今来的名言。唐朝人把进士作为选拔宰相的最高标准，把诗赋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逐渐发展到国家灭亡，却仍然不醒悟，聋虫瞎马，混为一谈，史官没有见识，将其奉为定论。我观看张浚、朱朴、郑綮三个人的传记，郑綮孑然一身坚守道义，史书有明确的记载。张浚主张讨伐李克用确实荒谬，但当时太原与朱温谁逆谁顺的界限，还没有完全分清，张浚也不是认为李克用的罪行比朱温严重，只是认为天下的动乱，由这两个人引起，想要先除掉其中一个，那么另一个就容易对付，所以趁着太原危急而先倾覆它。他缺乏将帅的谋略，导致军队失败、国家受辱，罪责固然难以推卸，但这个人自有才气。起初担任王铎判官时，用一句话就说服平卢节度使王敬武立即出兵，后来退居洛阳时，听说刘季述废立皇帝，写信给藩镇，共同谋划匡复，最终被朱温杀害而死，这种建树卓著，难道不比那些只会吃粥饭、敲鼓的庸才强上万倍吗！即使朱朴入朝为相不久，随即遭到贬谪杀戮，史官诋毁他更厉害。但他提议迁都襄阳，志向在于复兴，被韩建嫉妒，迅速导致诛杀，而史书说当时舆论认为昭宗任命台臣张浚、朱朴、郑綮三人尤其荒谬，是晚年出现的妖孽，其没有见识到了这种地步。又说朱朴在中书省与名公并列，笔墨议论，动不动成为笑料，他所说的名公，就像《文宗纪》所说的石经立后几十年，各儒生都不看它，认为芜杂累赘的一样，正是同样的肺肠，一色的笔墨。这些名儒，是诗赋书判庸俗烂熟、鄙陋的名儒。这些名公，是进士宰相心胸狭窄、结党营私的名公。

十一月十四日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称贞观十七年在凌烟阁画像二十四人，为长孙无忌及河间王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勋、秦叔宝，只有二十三人，大概是偶然遗漏了高士廉，（高士廉与长孙无忌的传记同为一卷，高士廉传中已说在凌烟阁画像。）这些人全都书写了官职爵位，已去世的并书写了谥号。对于柴绍说“故荆州都督谯襄公柴绍”，而《新唐书》却写作许绍。王应麟《小学绀珠》引用《两京记》（唐韦述撰）作柴绍。查考《旧唐书》将唐俭、长孙顺德、刘弘基、殷峤（即殷开山）、刘政会、柴绍的传记合为一卷，而在《殷峤传》中总括说：“十七年与长孙无忌、唐俭、长孙顺德、刘弘基、刘政会、柴绍等十七人一起将他们的形象画在凌烟阁。”单独举出长孙无忌，是因为画像中长孙无忌排在首位。唐俭等五人总括写在这里，所以不分别记载在各自的传记中；说十七人，是涉及上面的“十七年”而误写。《柴绍传》中详细记载了他改封谯国公，死后追赠荆州都督，谥号曰襄，儿子柴哲威继承爵位谯国公。《许绍传》中只说封安陆郡公，也没有画像的话。柴绍作为高祖的女婿，屡建奇功，他的妻子平阳昭公主，又功劳参与辅佐创业；许绍功劳不及柴绍，又早死在高祖时期。宋祁因为两人名字相同，又都追赠荆州都督，都谥号襄，于是误将柴绍写成许绍。《通鉴》有柴绍没有许绍是对的。

十一月二十七日

偶然读《旧唐书》马怀素、褚无量、刘子玄、元行冲、韦述等人的传记论赞说：刘子玄在当年郁结不得志，元行冲在极笔之间彷徨，官职不过是个俗吏，恩宠不及平常的人才，不是过分使然，大概是因为这条道路不是迎合时势的工具，他们穷困是应该的。这必定出自唐代史官的笔下，不是刘昀等人所能写出的。

《旧唐书》的论赞有极佳的。江夏王道宗等人的传记论赞说，道宗军谋武勇，好学谦下，在宗族之中，被称为一时的豪杰，长孙无忌、褚遂良，怀有素来的不协，导致千载的冤屈。永徽年间，长孙无忌、褚遂良，忠诚却获罪，人们都哀怜他们，却不知道诬陷刘洎、吴王李恪在前

译后来枉害了道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不得好死也是必然的。真是恰当啊。《太宗诸子传》的论赞说：太宗的儿子中，吴王李恪、濮王李泰最为贤能，都因为才华高超、明辨事理，被长孙无忌忌恨，长孙无忌离间父子关系，突然变得像豺狼一样凶狠，而长孙无忌最终家破人亡，这难道不是暗中的祸报吗？这种评价深得褒贬直笔的精髓，然而在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传记中，却都没有记载这件事，这正是《春秋》为贤者避讳的做法。

译景龙年间，褚无量因争论皇后不得参与南郊祭祀；开元初年，卢履冰因争论父亲在世时母亲丧服应增为三年；韦述因争论舅舅的丧服应为小功，以及堂姨、舅舅的丧服问题，他们都援引汉代儒者的古义，极力驳斥世俗的书籍，对经学大有功劳，这是宋朝以后的人所不能企及的。

凭借韩休的刚直，却因感激李林甫事先告知他入相的任命，于是极力推荐李林甫；凭借裴度的忠勋，而在大和年间再次入相时，也效仿王播搜刮盈余以希求恩宠；大概是因为遭遇非同寻常的际遇，中等才智的人会感到震惊，晚年的节操，君子也难以保全。然而推荐韩休的是萧嵩，而韩休与萧嵩不合，最终被李林甫中伤而两人一同罢免；裴度因推荐李德裕，随即被李宗闵、牛僧孺厌恶而离任；探究他们的得失究竟在哪里呢！这就是《易经》大过卦之所以推崇独立不惧的原因。宋朝赵昌言出任凤翔知州，太宗担心他会哭泣；向敏中门前没有祝贺的客人，真宗赞叹他耐得住官场的清冷。所以寇准依附天书之事而再次拜相，最终遭受丁谓的谗言陷害；钱若水极力辞去枢密使以启发君主，于是洗清了王旦的诽谤。

唐代君主喜好淫乱，宫闱内外没有分别，臣下受其影响，帷帐之内多有羞耻之事。刘祥作为贤相，却与许敬宗的妾室私通。裴光庭是名臣，却在妻子（武三思的女儿）死后与李林甫私通；忠奸混淆，互相污染，多么丑恶啊。所以高祖私通裴监的宫女，而有三位贵妃经宿的报应；太宗收纳巢刺史的旧妇，而酿成武媚娘聚众雇工的祸殃。

公族有罪，宽恕再三；妇人跟随丈夫，被捆缚在门外不予参与；这是历代君王的通行宪令，是有国者的深远谋略。息隐、巢刺史因恶行，罪孽贯通神人，太宗不得已而诛杀他们是可以的。但灭绝他们的子孙，削除他们的属籍，竟然以乱贼对待他们。这个先例一旦打开，吴恪、曹明都因是爱子而枉死。平阳公主的战功，奇绝古今，高祖超越常规而赐谥号是可以的，但用甲胄陪葬，用鼓吹送葬，竟然以功臣看待她。这件事一旦确立，太平、安乐都因是女子而干预权柄。

《礼乐志》记载开元时刑部郎中田再思关于丧服制度的议论，揣摩迎合君意，凌蔑礼法条文，他的言辞虚伪而善辩，是经学的贼人，奸邪言论的雄辩者。范履冰一一驳斥他，并说区分父母丧服的原因，是为了严明夫妇的名分。武则天请求父亲在世时为母亲守丧三年，表面上显示尊崇慈爱的丧服，暗中用来对抗天皇的尊贵，履霜坚冰，其由来是有渐变的。这几句话义正词严，卓越的见识无人能比。周人制定丧服，意义在于尊重尊贵，可以说是深知礼法意义的人了。这篇志文中“期”字都写作“周”，所以一期为一周，再期为再周，以期断为以周断，都是避讳玄宗的名讳。现在人称期年为周年，以后为两周年、三周年，大概始于此处。

十二月初五日

《旧唐书·杨收传》说马公嘉奖他，杨收就秘密向西蜀杜公表达心意；又说马公于是任命杨收的弟弟杨严为渭南尉。马公指马植，杜公指杜惊，这是依据当时的志状文字，其不检点到了这种地步。那么说杨收十三岁擅长作诗，吴人称他为神童，以至于上门请诗，观看的人压坏了他的篱笆，又可以完全相信吗？《日知录》列举《旧唐书》、《中宗纪》、《玄宗纪》、唐临等传中因承袭旧文而错误的几条，钱氏《考异》列举《崔元翰传》中称李勉为李〇公的一条，尚未检及此传。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正月廿九日

阅读《旧唐书本纪》。自穆宗以后，时事纷繁复杂，其文字非常繁复，是史书体例中所没有的，但幸好保存了这些纪传，还可以考见晚唐仓促、瓜分瓦解以及处置失当的原因。假如新史一味苟且简略，更加错杂而出无法理清了。

光绪癸未（一八八三）三月初十日

《旧唐书·庐质传》说：同光年间，庐质任翰林学士承旨，恰逢复试进士。庐质以“后从谏则圣”为赋题，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旧例赋韵四平四仄，庐质出的韵却是五平三仄，因此被有识之士大为讥讽。查此事《容斋五笔》中曾论述过，说韵脚拘泥平仄不知起于何世。然而律赋本来以铿锵声病为主，平仄相间，诵读流畅优美，也是应试者不得不然的；而通达之人往往不拘泥。吴县吴姓舫先生（钟骏）是馆阁老臣，博览经史，两任浙江学政。我两次参加他的古学考试，一次赋题是晋荀息以璧马假道，以“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为韵，六平二仄；一次赋题是汲古得修绠，以“学于古训乃有获”为韵，一平六仄。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十一月十三日

◎旧唐书校勘记（清陈立、刘文淇、刘毓崧、罗嗣林）

阅读《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道光癸卯年甘泉岑建功绍周刻《旧唐书》，委托句容陈卓人（立）、仪徵刘孟瞻（文淇）及其子伯山（毓崧）、江都罗茗香（嗣琳）依据沈东甫合钞本、张登封（宗太）《旧唐书考正》及《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唐六典》、《唐会要》、《通鉴》

译《通典》、《通考》、《太平寰宇记》等书相互参证编成，建功又选取《御览》等书所载有与今本不相附属的内容，另外编为逸文十二卷，阮文达为其作序，在道光戊申年刊刻。现在这个版本是同治壬申年定远方浚颐所补刻的。

译光绪庚辰年（一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阅读《旧唐书逸文》，该书辑录以《太平御览》为主，而在下面附注其他书籍的异同。然而《太平御览》错字最多，凡是与《唐会要》、《册府元龟》互相不同的地方，都以这两本书为优长，自然应当选取详细恰当者作为主要依据，而附注其他版本的异同，不必拘泥于某一本特定的书。至于文字笔画的异同，如“并”字写成“垃”，“骐麟”写成“麒麟”，“帕”写成“把”之类，也不必一一全部列出。

十二月初二日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

阅读《新唐书·隐逸传》中王绩、朱桃椎、孙思邈、贺知章、秦系、张志和、陆羽、陆龟蒙等人的传记。宋祁（子京）的文章喜好古奥晦涩，以前的贤者曾批评这一点，然而用来传记那些高隐之士，则笔墨简洁，符合他们的为人，非常值得推崇。《朱桃椎传》曾记载他编织十个芒鞋放在路上，看见的人说这是居士的，便用米和茶来交换，朱桃椎把米茶放在那里，随即取走鞋子。而《南史·朱百年传》说：朱百年把蘖若（一种植物）放在路边，随即被行人取走，第二天早上他又这样做，时间久了才知道是朱隐士在卖。需要的人根据自己能力的多少，留下钱取走蘖若离开。这两位朱氏的事迹非常相似。又《朱桃椎传》上面说穿着皮衣拖着绳索，下面说夏天则裸露，冬天编织木皮树叶来遮蔽身体，也不免自相矛盾。这篇传记仅八行，寥寥一百七十二字，尚且不能没有错误，这是它疏漏的地方。自《晋书》以下，往往有这种毛病，《旧唐书》、《宋史》尤其多，指不胜屈了。又阅读《儒学传》一卷，不如《旧唐书》那样详细丰富。

咸丰庚申年（一八六○年）七月初六日

夜里阅读《新唐书》韦皋、张建封、严震、韩宏传一卷。宋祁在赞语中认为韦皋、张建封、韩宏本是诸生，严震兴起于田间，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如果没有遇到机遇，与平庸之辈一起沉沦腐烂也就罢了等等。自古以来贤能杰出的人，谁不是兴起于卑微的地位，而宋祁唯独对这几位公侯有感，是因为唐代重视进士制科，这几位公侯都是书生但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因而凭借时势自我奋发，成为中兴的名臣，身兼将相，以福寿终老，所以对科举制度限制人才特别有感慨。假使当时，南康没有楚琳的祸难，徐州没有李希烈的祸端，许国没有其舅父刘玄佐的凭借，即使得到一个官职，也不过是浮沉于僚属之间罢了。严震忠穆的臣节最为显著，德宗奉天、兴元之变，他功劳最大；而他入仕做官，凭借农家子弟多次出资资助边防，得以担任州长史，稍加施展才能，直至成为节度使、国公。然而如果不是遭遇时局险恶，首先倡导迎接皇帝，又怎么能功绩记载于史册如此呢！所以国家困顿艰难的时候，确实是志士受压抑而自信的时候，总要凭借微小的阶梯，才能化为风云。如韦皋凭借陇州，张建封凭借马燧的推荐，严震凭借韦稹的治绩，韩宏凭借外家，否则最终在山泽中枯槁而死，像这几位公侯这样的人，正不可胜数啊。唉，令人感慨啊！

宋祁《赞》又认为韦皋、韩宏虽然阴险邪恶，最终能靠言辞自我辩解，得以长寿善终。这个论断大错特错，韩宏怎么能与韩滉（隐公）相提并论？韩宏起初担任陇州节度使，确实贯通神人，至于治理蜀地二十一年，史书虽然有奢侈专横的讥讽，然而平定云南蛮，打通南诏，大破吐蕃，擒获其元帅论莽热，他的功绩在西南地区最为显著，哪里是韩滉仅仅保全宣武那样可以相提并论的？史书所指出的厚赏来笼络士兵，务必偏私自己的百姓，各州互相免除租税，凡是三年恢复一次，僚属难以显达，不让他们回朝，说不是纯臣。然而韩宏屡次出兵，不赏赐就不能成功，互相免除租税以救济百姓，不能说偏私。而且对国家的正供没有缺失，库藏没有亏损，即使过分施惠，对国家有什么妨害？署用僚属为属刺史，也是选取他们熟悉民俗，周全利害，所以用来收服指臂之力，都不能算过错。至于他派遣刘辟拜见王叔文，请求全部统领剑南，这是刘辟的狂妄，不是韩宏的本意。当德宗流亡在奉天，朱泚占据京师称帝，韩宏偏守一州，贼寇又用猛将精兵，戍守监视他的地盘，本道的大帅已经遭到屠杀，反城响应贼寇，逆势滔天，不在这个时候投机游移，而是冒着万死一生的危险，密谋诛杀叛贼，从小路自行沟通。既然已经权势达到侯王，地位尊崇将相，反而为了私利，希望得到非分的利益，不用智者判断就能决断了。史书又说刘辟凭借韩宏的严厉，最终叛乱，这尤其不对。刘辟的狂妄癫狂，几乎没有人理，难道一定要有所依据，然后才做出这种事。看他起事，只能偷袭夺取梓州，一遇到朝廷军队，覆灭失败无处藏身，容易到如此地步，哪里是韩宏严厉造成的？史官只看到韩宏死后，刘辟就构逆，认为给朝廷留下祸患。不知道当时杜黄裳（豳公）已经说刘辟是狂妄的书生，可以鼓动而俘获。所以所任命的将领，只有高崇文、李元奕等一两个不知名的边将；所派遣的军队，只有神策各军，轻视他不以为意，本来就可以知道。假使韩宏平时训练的百战百胜之士，有肯为刘辟所用的，刘辟又能稍微沿袭韩宏的规模，恐怕两川就不再为唐朝所有了！史官没有见识，轻易写下贬斥之辞，以至于对功绩节操郁积茂盛、三代以下不多见的臣子，加上暧昧的罪名，可惜啊。那韩滉（隐公），他所显著的，只有斩杀吴少诚的使者，以及诛杀宣武骄兵三百人罢了。都统淮西，逗留畏缩危害国家，以至于听到捷报不愉快，拜受诏书

译侮辱（他人），齐国、楚国全部被灭，势力屈服而入朝称臣，专横跋扈的恶名昭彰，最终得到了恶谥。幸亏有肃公作为弟弟，恭忪作为儿子，有的以忠诚勤勉来继承节操，有的以谦逊退让来治理家业，门第显赫荣耀，得以保全自身的名节，却竟然与南康王并驾齐驱，同属阴险邪恶的一类，这难道不是像老韩那样合传，像胡黄那样一同被颂扬吗！

译九月初九日

阅读《新唐书》中马植、杨收、路岩、卢携、郑畋、王铎、王徽、韦昭度、张〇、周宝、王处存、赵匡凝以及王重荣与王珂父子、杨守亮与杨守信兄弟、顾彦朗与顾彦晖兄弟、杨晟等人的传记。想起丙辰年曾三次阅读郑畋、王铎、王重荣父子的传记。戊午年阅读《旧唐书》中杨收、路岩、王处存以及郑畋等人的传记，多达五六遍。因为这些人对唐末局势关系重大，所以特别留意，但读过后却总是记不清。今天再次阅读这些传记多遍，明天恐怕又不知读到何处了！至于杨守亮等人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事迹尤其难以记忆，更不必说了。只是喜爱《顾彦晖传》中说：他所佩带的剑名叫“疥痨宾”。曾经对众将领说：“我与你们同生共死，违抗命令的人，先让疥痨宾咬他。”“疥痨宾”三个字颇为新颖。欧阳修（子京）所撰写的传记叙事都显得支离破碎，其中对王处存、赵匡凝的赞语尤其迂腐冗长。《杨收传》中关于琴均一事，前后〇春〇，大概是因为作者对音律之学未曾留心。郑畋、王铎、杨收等人的传记，也都比不上《旧唐书》详尽。

七月十三日

夜里风雨更加密集，窗外落叶相互搅动，屋檐滴水连续不断，客居的情怀愈发伤感，手持蜡烛阅读郑余庆及其子郑子辩、郑擀、郑处晦、郑从谠的传记，又阅读郑〇的传记，又阅读郑殉瑜及其子郑覃朗、郑覃之子郑裔绰的传记，又阅读贾耽的传记，又阅读杜佑及其子杜式方、杜从郁、杜式方之子杜淙、杜从郁之子杜牧的传记，又阅读高郢及其子高定的传记，又阅读令狐楚及其子令狐绚、令狐绚之子令狐漓的传记。唐代的世家大族，以郑氏以及河东裴氏、京兆韦氏、赵郡李氏、兰陵萧氏、博陵崔氏这六族最为显赫；而郑氏和李氏的人物尤其著名。比如〇余庆、从谠、畋、殉瑜、覃朗七位宰相，文忠、文昭、司空（郑覃以此官职退休，在武宗时去世。李德裕当时掌权，与郑覃向来交好，但史书没有记载追赠谥号，大概是记载的缺失。唐代名臣以禄位终老，有追赠官职而无谥号的很多，即使有所遗漏也不奇怪。然而郑畋以宰相身份建立大功，死后追赠太尉，僖宗思念他的忠诚效力，又追赠太傅，却没有谥号。李茂贞为他请求，才谥为文昭，这似乎不完全是史书的缺失。然而郑覃以名望德行作为元老，在盛世去世，而史书并不记载追赠，必定是有缺漏的文字。）本来就是名臣，如果像贞公（郑余庆）斥责主书滑涣，争辩医工崔环，授予五品官职；宣公（郑从谠）上奏阻止中尉除制使用白麻；文献公（郑畋）质问李实进献寿礼；司空（郑覃，郑朗去世也追赠此官，而无谥号，郑覃、郑朗兄弟都称为司空。）不肯让文宗观看起居注，弹劾宦官李敬定不回避道路，都有刚正的风骨。贞公厚重且有文采，文献公志向节操始终如一，宣公的宰相业绩稍次，但史书称他笃实，可以说无愧于世家了。〇传只记载其孙郑颢尚万寿公主，而《资治通鉴》记载郑颢的父亲郑祗德任江西观察使，（“江西”二字记得不太真切。）听说郑颢谋求做宰相，写信说：“听说你已任户部官员，是我必死之年，现在又谋求做宰相，是我必死之日。”郑颢害怕而停止。郑祗德坚决辞官称病，以太子宾客分司，后来又任浙东观察使，正值裘甫作乱，不能抵抗，用王式代替自己，这也是谨慎厚道的长者，而《唐书》没有提及，乃是采录的疏漏。高贞公（高郢）起初的节操，忠孝兼备显著，等到晚年做宰相，因为不敢违逆王慨文，受到世人的讥讽。当安禄山攻陷京师时，毅然解衣，请求代替父亲赴死，当时还是孩童少年。等到考中进士，极力劝谏代宗营建章敬寺；担任郭子仪的掌书记，极力营救判官张昙；辅佐李怀光幕府，极力抵抗凶焰，图谋反正，阴谋泄露被审问，正言不屈。后来却对一书史幸臣模棱两可，既不能坚持正义惩治其罪，又不能洁身自好离开职位，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爵禄显盛而忠孝衰退吗！贾元靖（贾耽）对待樊泽，可以说有大臣的气度。不采纳张献甫的话，担心他作乱，带他随行，平息祸乱效忠节操，公忠通达权变，可以说有大臣的心胸。推诚相待李纳，安置他的军队而不怀疑，在他的领地打猎而不恐惧，使他自行畏服，不敢有谋反之心，可以说有大臣的才能。等到正居宰相之位，也被王叔文钳制，虽然心中不满，不能有所作为，请求退位不得，郁郁而终。唉，像这两位公卿，都是一代的豪杰，但晚年节操稍有瑕疵，名望德行于是减损，史册受到非议，千载之下依然如此，能不引以为戒吗！史书称王叔文没有枭雄豪杰的恶行，磐石般的权势，只是凭借长期侍奉东宫的缘故，趁着顺宗中风病重，依靠王坯，勾结李忠言，以打通牛昭容，辗转作恶，于是占据权势要位。后来宦官一怒，太子监国，王叔文就死，如同磔杀孤雏。而他起初凭借贾高二公的宿德，郑文献、杜文简的重望，同时在位，都厚颜承顺，难道不是王叔文的才能，本来就有异于常人，而他任用八司马，所行多为善政，各位公卿也心服口服吗！那么史书将他视为奸邪之人，大概是因为他出身小吏，不被流品所容，又多次得罪正人，失败就在顷刻之间，唐代重视门第，于是群起附会给他恶名。而《顺宗实录》，又出自韩愈之手。韩愈深深嫉恨王叔文，史书于是沿用他的说法，大概不是可信的言辞了。

又阅读王师范（平卢节度使。）孟方立（昭义节度使。）时溥（武宁节度使。）朱宣、朱瑾（朱宣，天平节度使；朱瑾，横海州节度使。）孙儒（淮南节度使。）

译仁厚（东川节度使）赵肇及其弟赵昶、赵昶之子（赵肇以彰义节度使治理陈州，加领太宁、浙西两节度使，又领忠武节度使，仍治理陈州。赵昶、赵翊相继担任忠武节度使，都留在陈州。〇赵羽调任同州节度留后。）田颉（宁国节度使。）朱延寿（奉国节度使陈。）儒荆（荆南节度使。）等人传。唐末的动乱，比汉代的建安时期、晋代的永嘉时期还要严重，往往一个藩镇分裂为几个藩镇，藩镇又由几个盗贼分别占据，写传记的人每在一个人名下附载几十个人，头绪纷杂，难以梳理记录，彼此矛盾，前后抵触，本来就在所难免，只是欧阳修在重大事件上不能没有差错之处，这是他的毛病。比如《孟方立传》，说昭义节度使高浔攻打黄巢，保卫华州，被副将成〇所杀，回到潞州占据，孟方立攻打成〇并斩杀了他。而《王徽传》却说，昭义军高得与贼军在石桥交战，战败，他的将领刘寅擅自回据潞州，别将孟方立杀死了刘广。一个是成〇，一个是刘广，姓名不同。又《孟方立传》说：当时王铎统领诸道行营都统，孟方立向王铎请求，希望能得到儒臣来镇守潞州。王铎派参谋中书舍人郑昌图主持昭义留后事务，打算让他最终成为主帅。僖宗自己任用旧宰相王徽统领节度使，王徽坚决推让给吕图。而王徽的《传》却说：皇帝让兵部侍郎郯昌图暂守潞州，军心多依附孟方立，郯昌图不能控制。朝廷议论让大臣去镇抚，就授予王徽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统领昭义节度使。关于郑昌图的任用，一说皇帝任命，一说王铎任命。杨行密、孙儒、钱缪传中记载争夺常州、润州、苏州三州的事情，都彼此有差错谬误，不能全部指出来了。鉴于当时那些枭獍横行，豺虺充斥，却还有像赵肇兄弟父子治理陈州，张言（后改名为全义。）治理河南，以及王师范忠孝有礼，都是末世吉祥的麒麟、瑞凤啊。王师范侍奉亲人，因为舅舅获罪的原因，被母亲愤怒，他就站在堂下，每天三四次去请安，不能见到母亲，三年间在门外拜见省视不敢懈怠。他侍奉君主，昭宗因为王师范依附朱全忠，命令杨行密的部将来瑾攻打青州，并且想代替他做平卢节度使，而王师范听说昭宗在凤翔，哭着说：我为国家镇守藩镇，君主危险却不扶持，可以吗？于是与杨行密结盟，暗中派兵赴难。等到听说弟弟被俘，就率领数十万军队迅速向朱全忠投降，可以说是贤者了。然而最终被仇人杀害，家族在洛阳被灭，临死坚守道义，说不可以使得昭穆次序混乱，对于祖先，宴饮从容，依次进入墓穴，为什么天道如此昏暗不明呢！或许上天将要使全世界的人都变成禽兽，而人道不断绝的，违背天道不吉祥，所以必须全部灭绝才停止，不让遗种留在世上呢！悲哀啊！

译唐朝灭亡于黄巢之手，黄巢从广东进军京城，兵锋锐利，无人能挡。但当他抵达荆门关时，被襄阳节度使刘巨容遏制，遭受大败，几乎被俘获。众将请求追击斩杀黄巢，刘巨容说：“朝廷多次辜负人心，不如留着贼寇作为富贵的资本。”因此黄巢势力再次兴盛，最终攻陷两京，所以说百姓没有诚信就无法立足。赵挛三代治理陈州二十多年，竭力抵抗强大的敌人，政绩显著，陈州百姓安宁如常，胜过当时钱氏保卫浙江的情况。朱宣、朱瑾兄弟，称霸山东，但最终被朱温所灭。宋人陈龙川讥讽他们不能联合各镇，形成掎角之势进取，而只是首尾相救，自取灭亡。然而朱宣、朱瑾曾联合时溥、李克用，但都没有成功，而且他们所占据的是鄂、濮、曹、魔、齐、沂、海七州，土地都靠近海边。朱温凭借整个豫州的兵力，南到淮河，西界晋地，北包赵地，东面控制两镇，尚且经过十多次兴师动众才攻克朱宣。朱瑾外出掠夺粮食，他的儿子于是投降，最终借助吴国的军队，在清口大败朱温，斩杀其大将庞师古，报了攻克两镇的仇，也可以说是英雄了。

国朝全谢山认为李晋王在太原被围困，国家几乎灭亡，是因为没有救援河中的王珂，导致蒲、绛落入贼手，失去了国家的屏障。但晋王岂是轻易示弱的人，当时良将已尽，又有狄人的威胁，所以出于王氏甥舅之爱，回复王珂女儿的书信，说道路即将断绝，前往救援必定一起灭亡，不如归顺朝廷，大概从形势上考虑，确实无法救援。天意正要让天下大乱，用厚重的贼祸毒害来灭亡唐室，这难道是人的谋略所能决定的吗！

《朱宣传》记载：朱宣命令贺环守卫濮州，被朱友裕攻打，放弃城池逃跑。朱友裕进击徐州，时溥向朱宣求援，战斗失利后返回，时溥于是灭亡。而《时溥传》记载：朱友裕率军攻打时溥，时溥向朱瑾求救。朱瑾率领两万兵马，与时溥合力攻杀朱全忠的将领霍存，朱瑾粮尽返回兖州。朱全忠派庞师古代替朱友裕，于是灭掉时溥。这样看来，救援时溥的人，一说朱宣，一说朱瑾。

以上几条，不知道吴稹的《纠缪》中是否已经提及？客居他乡没有这本书，暂且记录在这里，以备遗忘。（此处有后记，吴氏都没有提及。）

九月十六日

夜间阅读归崇敬及其子归登，归登之子归融，奚陟、崔衍、卢景亮、薛苹、卫次公、薛戎及其弟薛放、胡证、丁公著、崔弘礼、崔玄亮、王质、殷侑及其孙殷盈孙、王彦威的传记共一卷，又阅读白志贞、裴延龄、崔损、韦渠牟、李齐运、李实、皇甫缚、王播及其弟王起，王起之子王龟，王龟之弟王式的传记一卷。归宣公（崇敬）、王靖公（彦威）其他无可称道，都应当列入儒学传。崔懿公（衍）、薛常侍（戎）都以节操品行著称，又都是循吏，崔衍宜入孝友传，或循吏传；薛戎救助马总的事，宜入卓行传。殷司空应当与李绛、温造等人的传记同卷。王敬公王播、文懿公王起兄弟宜另与其他宰辅传记为一卷。文懿公之子王式也是名臣，他起初虽然结交郑注，不能立刻加上巧宦的名目，这些都是体裁上可以讨论的。

九月十九日

阅读《唐书》徐浩、吕渭、杨凭、崔玄略、其弟崔玄武、其子崔铉、其孙崔沅等人的传记一卷，又阅读张荐、王仲舒等人的传记一卷，这些传记都非常简略。

九月廿二日

阅读《唐书》杜宣献（黄裳）、裴弘中（〇自）、李贞简（藩）、韦文公（贯之）、贯之之子韦贞公（澳）、贯之之兄韦绶、绶之子韦孝公（温）的传记一卷，高威武（崇文）、其子高敬公（承简）、伊壮缪（慎）、朱灵公（忠尧）、刘威公（昌裔）、范宣武（希朝）、王魏公（锷）、孟赵公（元阳）、王成公（栖耀）、其子王威公（茂元）、刘公明（南川郡王、昌）、赵成公（昌）、李丰州（景略）、任襄公（迪简）、张万福、高固、郝砒的传记一卷，李光进（终振武节度使）及其弟李忠公（光颜）、乌懿穆（重胤）、王沛（终宣武帅）、杨元卿（终宣武帅）、曹华（终义成帅）、高玛（终忠武帅）、刘沔（终忠武帅）、石雄（终凤翔帅）的传记一卷，于厉公（改谥思、ν）的传记一篇，康承训（终河东帅）的传记一篇，李逢吉（谥曰成）、元稹、牛僧孺（谥文简，字思黯）、实群（字丹列）及其弟实常（字中行）、实牟（字贴周）、实庠（字胄卿）、实巩（字友封）、刘栖楚、张又新、杨虞卿（字师阜）、杨汉公（字用义）、杨汝士（字慕巢）、张宿、柏耆的传记一卷，姚贞公（南仲）、独孤宪公（字至之）及顾敬公（字夷仲、少连）、韦献公（字云客、夏卿）、段平仲、吕元膺（字景夫，终吏部侍郎）、许宪公（字公范、孟容）、薛存诚及其子薛廷老（字商叟）、李贞公（逊）及其弟李建传的传记一卷。宋景文赞说杜黄裳善于谋略，裴珀能持守法度，李藩刚直，韦贯之忠实，都足以顺应天道，治理国家，拨乱反正，振奋王业，平定四方，宪宗中兴，难道不是因为得到人才而达到这样的结果吗！（按此处有眉注：李贞简清静执持宰相体统，始终节概可观，然而当吴少阳请求继承旌节时

译（前文缺漏），不能决意讨伐蔡州；劝谏皇帝以节度使的官职授予他。韦文公能够决断镇州与蔡州不可同时讨伐，又预料到讨伐蔡州时任命韩弘为都统，以及命令乌重胤、李光颜连营驻扎，认为各位将领必定会持重观望，很久才能攻克，这些都是善于谋划国事的表现。然而当盗匪杀害武忠愍时，白文公请求迅速捕盗，而韦文公不悦，这是先前也受藩镇威势的影响了。总之，宪宗时的宰相，杜宣献、裴文忠、李贞公（李绛）、裴弘中最为杰出；李贞简、韦文公、李忠懿次之。我认为元和年间的人才可称为极盛，足以向上追溯汉朝的元朔年间，向下超越宋朝的庆历年间，而史官没有极力铺陈宣扬，所以事迹较为隐晦，所赞颂的四个人，也没有穷尽他们的卓越之处。康承训平定庞勋之乱，功绩第一，却仅以河东一镇作为酬劳，随即就被韦保衡、路岩贬谪，唐朝的衰败是理所当然的。杨汉公被任命为同州刺史，郑裔绰对此争执，既然在郑裔绰传中已经详细叙述，又在杨汉公传中出现，文字一字不差，这也是欧阳修疏忽检查的地方。

译阅读《新唐书》中张宪公（张荐，字孝举）、赵涓、李纡、郑云逵、徐岱（字处仁）、王成公（王仲舒）、冯伉、庾敬休的传记一卷，以及孔忠公（孔巢父，字弱翁）、孔巢父的侄子贞公（孔劲，孔劲的弟弟孔翠、孔戢，孙子孔温业）、贞公的孙子孔纬（字化文，唐僖宗、唐昭宗时的宰相，司徒鲁国公，追赠太尉）、穆宁及其四个儿子穆赞、穆质、穆员、穆赏，崔文简公（崔郾，崔郾的弟弟崔鄯、崔郸）、柳元公（柳公绰，字宽，柳公绰的侄子柳子华）、柳公绰的儿子柳仲郢（字谕蒙）、柳仲郢的儿子柳砒（柳砒的哥哥柳璞、柳〇、柳璧）、杨贞孝（杨于陵，字达夫）、马懿公（马总，字会元）的传记一卷。《张荐传》记载其祖父张鸯事迹有错误，《马总传》叙述马总与刘总交换镇守之地时姓名混淆，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和顾炎武的《日知录》对此论述得很详细。从孔巢父到马总的传记编为一卷，欧阳修大概认为孔戡、柳公绰、崔郾、杨于陵、马总等人不能合传很可惜；又因为穆、崔、柳三代以孝友闻名于世，认为君子的恩泽深远。顾炎武认为穆宁的才节最为显著，他起初以县尉的身份能抗拒安禄山，斩杀伪县令，发檄文命令州县合力抵御贼寇，在平原跟随颜真卿，在徐州对抗李光弼，在淮西抑制李忠臣。等到他被诬陷贬官，处于闲散职位，多次称病辞职，但在奉天之难时，抄小路奔赴皇帝所在之地，等到皇帝回京，就凭借秘书监的身份退休，这些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尤其奇特的是，贼寇攻打平原，他劝颜真卿坚守，颜真卿不听从，却在夜间渡河逃跑。所以唐德宗说没有采纳穆宁的话才导致这种局面，这尤其显示出他的才识确实超过常人。我曾经说，当天宝年间发生叛乱，颜真卿在平原起兵时，河北二十四郡都一时响应，如果听从李邕的计策，贼寇可以早点消灭，但颜真卿轻易地把河北招讨使的职位让给贺兰进明，事权于是被剥夺，贺兰进明一败，就导致狼狈不堪。然而各郡陷落于尹子奇之手，但博平、清河仍然坚守，而且已经改景城盐为军用，粮饷运输不缺。又当时〇〇以〇〇归顺，刘正臣以渔阳归顺，颜真卿能守住平原，就可以断绝燕赵的联系，使贼寇有后顾之忧，却轻易放弃平原奔赴皇帝所在之地，于是导致河北隔绝，大概鲁公颜真卿忠义有余而材武不足，穆宁这番话关系到唐朝的存亡很大，可惜没有人表彰并指出这一点。史书称穆宁居家严厉，侍奉寡居的姐姐非常恭敬，他所撰写的家令没有流传下来，但告诫儿子的话，以侍奉双亲、培养志向为大事，我的志向只是直道而已，足以看出他严气正性的学问。《资暇录》记载穆宁命令儿子们轮流做饭，稍不如意就杖责他们，儿子们快到轮值的日子，必定探求珍奇食物，罗列在酒席上，但从未免于鞭打呵斥。给事中（指穆宁的次子穆质）轮值时，鼎前有熊白和鹿脩，说：熊白肥而鹿脩瘦，互相滋润合适吗？就用熊白包裹鹿脩调和后进献，穆宁果然再次吃饱。吃完饭，说：谁轮值？可以带着杖一起来！将要拜受杖责时，说：如此珍味，为什么进献得晚呢？等等，似乎太不合情理。李匡乂所说的，应当是传闻的过错。穆宁官位并不显赫，穆赞和穆质立身都有根本，但官位都困顿，穆员、穆赏也没有显达就早逝，穆氏后代于是没有名声，积善的回报如何呢！柳公绰、柳仲郢父子都是名臣，柳公绰政绩尤其显著，内行又都纯厚完备。《旧唐书》记载柳公绰的家法，中门东边有小斋，每天清晨，他就出来到小斋，儿子们都在中门外束带晨省。柳公绰与弟弟柳公权以及毕从弟再次会餐，从早到晚不离小斋。蜡烛点亮后，就命令弟弟一人拿着经史，亲自诵读一遍，于是讲议居官治家的方法，或者论文，或者听琴，直到人定钟声响起，然后回寝，儿子们都在中门内昏定，那种肃雍愉悍的风气，千载之下令人羡慕。柳仲郢的儿子柳砒写家训，推崇孝义节俭，言论都可以警戒且容易遵从。他说门第高的人，真实的技艺美德，别人未必相信，细微的瑕疵过失，十只手争相指责，尤其足以作为膏粱子弟的痛下针砭。前人认为马援《诫兄子书》，深恶议论人的长短，却斥责杜保为天下轻薄子，于是招致梁松、窦固的怨恨，最终遭受祸患，可以说是自反所言。魏司徒王昶《诫子书》，也以不议论人的过错为要，所以给儿子侄子取名叫默、沉、浑、深，想让他们顾名思义，但书中也历数同时代人的过失，都违背了本旨。柳氏《家训》盛赞崔〇、裴宽、高钝等家的德行，而所警戒的是王涯、贾𫗧、舒元舆，大概因为这三人都已灭族，无所顾忌，于是得以引以为戒，而且词气和婉，也没有过激言辞，他的考虑确实比文渊、文舒更深了。但柳砒最终贬死，兄弟也都未显达，〇甚至被弹劾为不孝，父亲柳仲郢为他申诉诬陷。士人因为柳公绰治家像韩〇，而被废，为他感到愧怅。而柳公绰的侄子柳子华，也是能吏，但他的曾孙柳璨成为负国贼，以至于倾覆宗族，柳氏后代于是不能振兴，这些都是天道不可知的。

柳公绰《太医箴》说：上天布设寒暑，不偏私于人，人谨慎爱好，能保全自身。端正洁净作为堤防，奔射仍然失败，气运行没有间隙，缝隙不在于大。又说：气与心流动，疾病就伺机而动。又说：驰骋劳累形体，叱咤损伤元气。柳公度（柳子华的儿子，附在柳子华传后）说：不曾以气海温暖冷物，熟

译对于生命；不凭借元气来辅助喜怒情绪。这些都可以说是养生的宝贵诀窍。

译十一月十二日

阅读李洧、刘景公（泫）、王承元、牛元翼、良弼、李寰、史孝章、史忠宪等人的传记。（唐代藩镇的偏将副将，大多获得王公的爵位，唯独史忠宪作为魏博田宏正的牙将，讨伐齐、蔡时常常担任先锋，被称为名将，历经三十次战斗。他的兄长史宪诚窃取魏博节度使职位，上表推荐他为贝州刺史。后来归顺朝廷，历任泾原、朔方、振武三镇的节度使，又屡次建立功勋，官至检校尚书左仆射，但封爵仅为北海县子，这是唐朝中叶以后极少见的情况。）刘晏（字士安，附在元绣、包佶、卢徵、李若初以及刘晏的孙子刘蒙、刘晏的兄长刘暹、刘暹的孙子刘潼等人的传记中。）第五琦（字禹〇。）班敬公（弘）、王敬公（绍）、李巽的传记一卷，关操、董砖、患（晋）、陆长源、刘全谅、袁滋、赵宗儒、窦恭愿（易直）的传记一卷，张监（字季权）、姜公辅、武忠愍（元衡，其从弟儒衡）、李贞公、宋贞公的传记一卷，于ν、王智兴（其子王宰）、杜兼、杜兼的从弟王敬公（羔，其子王中立）、杜肃公（亚）、范传正的传记一卷，裴文忠（度，其子裴昭公、裴识、裴谂）的传记一卷，牛文简（思黯，其子牛蔚、牛丛，牛蔚之子牛微）、李宗闵（损之）、杨孝穆（嗣复，其子杨授，杨损）的传记，钱徽（字蔚章，钱起的儿子）、崔咸、韦表微、高铅及其弟高铢、高锴、高铅之子□、冯懿公（宿）、节讼（定）、车寞仲（字见之，其父车端）、李文公（翱）、卢简辞及其弟卢弘止（字子弦）、卢简求（字子臧。这三个人都是卢伦的儿子，官职都是节度使。另外卢简辞的儿子卢知猷，官至太尉。卢弘止的儿子卢虔灌，官至秘书监。卢简求的儿子卢汝弼，官至太原节度副使，而卢知猷的儿子卢文度，卢简求的孙子卢文纪，都在五代时期显贵。）崔珙及其兄崔〇、郑文简（肃，附其孙郑仁表）等人的传记。李巽为人忌刻，然而史书说他在担任盐铁转运副使时，自从刘晏之后，这一职位废弛不振，赋税收入损耗严重，李巽任职一年，比较所得收入如同刘晏最多的年份，第二年超过它，又过了一年增加八十万缗，他的才能确实有大过人之处。宪宗时期，像李巽与程异、皇甫镈、王锷等人相继掌管财政赋税，虽然有人说他们聚敛钱财进献，被贤哲所讥讽，然而他们都有智谋能力，并非专门聚敛供自己享乐，当时军队兴起，确实依赖他们的力量。所以先前德宗喜好财货，所任用的白志贞、赵赞、裴延龄等人，都是荒诞虚妄的小人，祸害百姓而对国家没有益处。陈京、杜佑号称儒者，也完全不懂先王关于财政经济的经典，剥削下层供奉上层，最终招致祸患。唉！同样是聚敛钱财，德宗任用他们而导致混乱，宪宗任用他们而得到治理，任用贪婪欺诈之人，知人善任很难，元和中兴的功绩，难道是偶然的吗！

刘晏、韩〇，都是唐朝功臣中最杰出的，天宝、贞元年间国家没有灭亡，是这两个人的力量。刘晏同时代有第五琦，韩〇同时代有包佶，也是其次的，盐铁使始于第五琦，轻货贱物使始于包佶。刘晏自己说好像看见钱流在地上，确实是关于货币制度的名言。刘晏每次上朝谒见，在马上用鞭子计算，天亮时处理政务，直到深夜才停止，即使休息也不废弃。李巽甚至治理家事也详细检查案牍，账簿文书如同官府，官吏们吓得两腿发抖、屏住呼吸，常常像与李巽面对面一样。李巽病重，郎官去探望问候，李巽说话不涉及病情，只与商人考核程课功利，都可以说是公忠能干、尽职的人啊。

十一月十三日

阅读《新唐书》。唐朝对待宗室最为刻薄。起初高祖刚拥有天下，太祖以下都封为王。太宗即位，下诏疏远的宗室王者都降为公，只有曾经有功的不降，然而也不允许世袭。贞观十一年，下诏高祖的诸王以及诸子担任都督、刺史的都世袭，随即废除没有实行。后来诸王遭遇武氏的祸患，杀戮殆尽。中宗复辟，寻求他们的遗嗣继承封爵，也不过三代就停止了，后来就贬为平民。玄宗以后，王子都居住在宅院，不分房，年幼的甚至不出阁，于是不能知道他们的子姓多少。亲王去世后没有赠官赠谥的制度，王子很少得到疏远的封爵。遭遇安禄山、朱黄Г巢的叛乱，死亡接踵而至。到昭宗时，韩建带兵攻打十六宅，杀死通、睦、济、韶、彭、韩、沂、陈、延、丹、覃十一王，史书记载他们被杀时的惨状，尤其不忍心说；而昭宗的十七个儿子都被朱温、蒋玄晖所杀。唉！大宗是维系的栋梁，宗室不子维城，确实是为了尊崇根本，巩固宗族。唐朝采用魏徵、李百药、封德彝的邪说，衰败到不可挽救。刘秩、杜佑虽然建立正确的议论，最终没有被采用。假使太宗广泛树立同姓以强大王室，那么霍、鲁、韩、舒、纪、越等贤王，何至于一起首级被武氏所杀呢！玄宗自己以藩王的身份起兵，有鉴于前事，于是开始做俑，禁锢他的子孙，尤其悖谬。韦庶人时如果没有临淄起事，那么唐朝的祸患更惨于嗣圣、天授时。然而得志以后，不追溯祸患的起始，而痛改前非，以惩戒后嗣，不荒谬吗！欧阳氏说周拥有天下，封国七十，而同姓占据五十二。后来虽然有末大之患，然而也崇奖扶持，还是四百多年后才灭亡。到汉朝鉴戒秦朝，务求广布宗室，作为长久之计。所以自三代以来，只有汉朝长久。唐朝拥有天下三百年，子孙繁衍，可以说兴盛了。起初都有封爵，到世远亲尽，就各自随其人

译贤者与愚者，于是与异姓大臣混杂在一起做官，甚至有的流落民间，实在令人叹息。（《宗室世系表序》）而宋祁认为，唐朝自中期以后，宗室子孙大多居住在京师，年幼的甚至不出宫门，虽然封以国王的名号，实际上与普通百姓没有区别，所以既没有显赫的功绩，也没有严重的恶行，也不能为王室增添光彩或带来损害。然而，国运的长短自有定数，那些汉朝的七国之乱、晋朝的八王之乱，并没有起到好的效果，反而加速了祸患的到来。（《宗室列传赞》）欧阳修和宋祁的观点不同。然而，分封诸侯作为国家的屏障，自然是拥有国家者的最佳策略，迂腐的儒生动不动就拿汉朝七国、晋朝八王来说事，但是汉朝历经三代才出现七国之乱，这与秦朝二世而亡相比，哪个更好呢？况且七国最终也没有成为汉朝的祸患，而梁孝王甚至用军队抵挡了七国的进攻。再往前看吕氏之祸，如果没有齐王率先起兵，灌婴率领重兵在外部抵御齐地，那么周勃、陈平也不能如此轻易地诛杀吕产、吕禄。晋朝八王构乱，这与魏朝“三马同槽”相比，哪个更糟呢？后来琅琊王东渡长江，难道不是分封制度的功效吗？晋朝初起时，德行与曹丕相当，而功业不如曹操，三世而亡，并不算不幸。然而面对刘曜、石勒的凶猛势头，建康还能延续晋朝一百四十年的国运，这其中的得失，不需要智者也能分辨清楚！可惜唐太宗神明英武，三代以来罕见，与名臣萧瑀等人讨论分封之事，慨然想要与三代媲美，但那些大臣见识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不能帮助成就这一最佳策略，大概也是时运使然吧？柳宗元进一步推演这种偏颇的说法，掀起狂澜，甚至认为“公天下”的开端始于秦朝。这种言论，是圣人必定要诛杀的。自唐朝以后，只有明朝稍微采用古代制度。其分封的各藩王，只设置护卫兵，享受租赋，不得干预郡县事务，所以各王国的实力与汉朝相比悬殊很大。然而拥有天下的君主，汉朝以后只有明朝最强，其灭亡时宗室遭受的祸害也比前代少得多。而那些见识浅陋的人，还拿靖难之役来说事。唉！自从三王传位给儿子以来，“公天下”终究不可得见了，与其失去政权给异姓，不如失去给同姓。后来的君主，应当深思曹志、陆机的言论啊。宋朝对待宗室，大致与唐朝制度相同。靖康年间，幸亏以康王担任兵马元帅，得以稍微挽救徽宗、钦宗的祸患。顾炎武认为，明朝末年的流寇之难，如果有像唐朝那样封为号王的巨嗣、吴王祗这样的人，分别占据州镇来号召天下，局势应当还可以有所作为。我查考唐代宗室担任都统的有四人。天宝末年，号王巨以河南节度使兼任统领岭南何履光、黔中赵国珍、南阳鲁炅三位节度使的事务，这是都统的开始。（《越国公垣传》说都统的名称始于垣，这里说的是以都统列入官衔始于垣。其实巨已经担任都统了。）乾元元年，越国公以户部尚书持节都统淮南、江西、江东节度使。上元二年，殿中监、剑南节度使李国贞以户部尚书持节都统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河中节度使（李国贞是淮安靖王李神通的玄孙，垣的父亲）。建中二年，垣国公李勉以永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担任汴、滑、陈、怀、汝、陕、河阳二城、宋、亳、颍节度都统。这四人后来都没有功绩。巨因为鲁炅军队屡战屡败，随即放弃南阳，逃往临淮；垣因为在上元年间与刘展在寿春交战失败，逃往丹阳。李国贞随即因为河中军变被杀。李勉在建中四年被李希烈攻打，突围而出，逃往睢阳防守。然而他们都不失为贤者，巨和李勉又曾经立下功勋。而节度使中有信安王祎、嗣吴王祗、嗣曹王成，都劳绩显著。由此看来，宗室又哪里对不起国家呢！

译《醒乐志》第三篇，叙述唐代宗庙制度说：唐武德元年开始设立四座庙，分别是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贞观九年高祖去世，于是将弘农府君和高祖合祀，成为六室。二十三年太宗去世，弘农府君因为年代久远，毁庙后移入夹室，于是将太宗合祀。等到高宗去世，宣皇帝移入夹室而附祀高宗，都成为六室等等。上文只提到宣简公，此处突出宣皇帝，使得初读史书的人几乎不知道他是谁。下面又记载太常博士张齐贤的议论说：唐朝承受天命，景皇帝是开始受封的君主，是太祖，因为他的世代较近而在三昭三穆之内；而光皇帝以上，都因为亲属尊贵，不列入合祀等等，又突出了光皇帝。按高宗上元元年八月，追尊六代祖宣简公为宣皇帝，五代祖懿王为光皇帝，这虽然已经记载在本纪中，然而本纪和志各自成文，也应该彼此互相参照，那么志在“遂拊太宗”下面，应该增加说高宗上元元年尊宣简公为宣皇帝，懿王为光皇帝，然后接着说高宗去世等等，叙事才有头有尾。而且志又记载开元十年下诏宣皇帝重新附祀于正室，谥号为献祖，并考证光皇帝为懿祖，按这也已经记载在玄宗本纪十一年八月，志本来不嫌重复叙述，却唯独缺少加帝号这一节，不仅眉目不清，文法也不统一。（志说开元十年，本纪说十一年，是小错误。懿、献都是庙号，志说追谥也不对。）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七月二十一日

欧阳修《新唐书》本纪，疏漏错乱不一，现在摘取其中两处草率之处：

睿宗、玄宗禅位之际，奉最〇〇〇葛。睿宗虽然在延和元年八月立玄宗为皇帝，自己成为太上皇，但仍然掌握大政。这一年就改元先天，史书仍然用这个年号系于睿宗。到先天二年七月，太平公主等人谋害玄宗，玄宗密谋诛杀他们，睿宗才开始归政。这一年十二月改元开元。我认为《睿宗本纪》，应该在先天二年七月下，书写甲子日皇帝诛杀太平公主及岑义、萧至忠、窦怀贞等人，下面才写乙丑日下诏归政于皇帝，这样情事才明白。而《玄宗本纪》，其开头应该直接叙述到太平等人谋害，全部书写崔浞、薛稷、李晋、贾膺福、唐〇、常元楷、李慈等同谋逆者的姓名，以及玄宗与郭元振、王毛仲、姜皎等人讨伐逆贼的大略。虽然这在《太平公主传》中可见，但这样的大事，本纪自然应该略加叙述。又新纪体例凡是杀一命以上者都书写，而薛稷是旧宰相，李晋等都是三品卿监将军，他们的死难道能不写吗？崔浞不写明他同谋，下面突然写流放崔浞到窦州，几乎让人怀疑崔浞不是同谋者。崔浞被流放后，随即又被赐死，应该写流放崔浞到窦州，诛杀他；而《本纪》不写他的死，也是错误。新纪体例凡是一年多次改元的，都以最后确定的年号系年。而这一年癸丑，既写为先天二年，从正月至七月，归入《睿宗纪》；又在《玄宗纪》提行书写开元元年正月，一年之间，两个帝纪，两个年号，两次出现正月到七月，自己乱了体例，让读者混杂，怀疑是两年的事。我认为这一年《睿宗纪》既然以七月截止，七月以后的事，应该一并叙述入《玄宗纪》开头。到十一月戊子日群臣上尊号曰开元神武皇帝完毕，才另起一行，书写开元元年十二月庚寅日大赦改元，虽然稍微变通体例，但这一年的书法实在有阻碍。如果只用开元系年，那么不可以用玄宗的年号，进入睿宗的本纪；如果只用先天系年，那么这一年十二月已经改为开元元年，次年正月就是开元二年，不能让开元元年的称呼，不见于本纪，而在次年突然书写二年。如果按我的说法调停，颇为斟酌尽善，两不抵触了。又《睿宗纪》已经书写七月甲子日大赦，《玄宗纪》又书写七月丁卯日大赦，仅四天之间，不应该两次大赦？大概只是诛杀太平等人及玄宗听政的一次大赦，分作两次书写，也是错误。

玄宗天宝三载正月，改年为载，已经写在本纪中了，到肃宗乾元七年，又改载为年，而本纪不写。这样的大事，竟然也遗漏，可以说疏漏了。

九月初三日

阅读《新唐书》史大奈（窦国公）、冯盎（越国公，子智载）、阿史那社尔（毕国元公）、阿史那忠（薛国贞公）、执失思力（安国景公）、契宓何力（凉国毅公，子明）、黑齿常之（燕国公）、李谨行（燕国公）、泉男生（卞国襄公，子献诚）、李多祚（赵国公，附李湛）、论弓仁（拨川郡忠王，孙惟贞）、尉迟胜（武都郡王）、尚可孤（冯翊郡王）、裴玢（忠义郡节王）传一卷。这些人都是出自蕃夷，以功绩节操著称，宋祁因此总列他们为诸夷蕃将传。然而裴玢已经在京兆居住五世，与这些人或身为国家臣子，或世代为酋领的，已经不同。至于李多祚，史书虽然称他的祖先为秣羯首长，然而说后来进入中国，世系湮没久远，那么不知道在何

译当时何代的（人物），与那些人截然不同，本来适宜与张柬之等人同列于《五王列传》。李湛虽然与多祚一同参与了中宗反正的功业，但既然是李义府的儿子，自然应当附在李义府的传记后，父子的美丑善恶，不妨互相参照，附在多祚传后，终究是不伦不类。（《新唐书》将李林甫、李适之列入奸臣传，而李林甫的儿子李元辅却附在其祖父李奕的传记后，这还稍微说得过去。）至于所叙述的阿史那社尔的将略，执失思力的谏诤，契苾何力的忠节，黑齿常之的战功，在华夏人士中也是杰出的。而阿史那忠被立为左贤王时哭泣，坚决请求入朝侍奉，在禁军宿卫四十八年没有细微的过失。尉迟胜身为于阗王，听说安禄山作乱，舍弃国家奔赴国难，于是留在禁军宿卫，将王位让给弟弟，这更是三代以后人们难以做到的。然而这也足以看出唐朝初年威德波及诸夷之深远啊！

译九月二十三日

翻阅《新唐书》，我在各史中，除了《两汉》和《元史》之外，对《唐书》用功最多，其次则是《晋书》、《五代史》、《明史》。再其次则是《三国志》、《南史》和《宋史》。而《唐书》是我二十五岁以后阅读的，因多病而健忘。在巳年，我曾将《旧唐书》和《新唐书》对照参看了一遍。在酉年，又用《唐大诏令》、《太平广记》对照参看了一遍，到现在十分之中也记不住两三分。又打算取《全唐文》来参考，却还没有这样的空闲时间。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一月初七日

对着蜡烛读《新唐书》中的《文艺传》、《隐逸传》。宋祁文笔简练峭拔，所以写隐逸人物的传记很合适。《隐逸传》中以王绩、陆羽两篇为最佳。张籍写的《张志和传》便有些粗俗之气。孟说、贺知章都考中了进士，历任中央和地方的官职，直到春官侍郎、同州刺史；贺知章也历任礼部、工部侍郎、太子宾客、秘书监，官职都是三品，都是晚年才退休，不能把他们列入隐逸一类。孔述睿（越州山阴人）官职也做到了太子左庶子、秘书少监，都是四品，屡次接受朝廷任命，以太子宾客的身份退休，也不能把他与秦系、吴筠等人相提并论。我私下认为贺知章应该归入《文艺传》，而把孟说、孔述睿附在后面。孟说晚年修习道家的七种方术，与贺知章相同；孔述睿与贺知章是同乡，又都以太子宾客的身份退休，所以附在传后最为合适。《旧唐书》把贺知章改列在《文苑传》。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一月二十五日

夜里读《旧唐书》和《新唐书》帝纪的论赞。《旧唐书》间或有些冗杂的词句，但大体详尽，是非评判颇为恰当。《新唐书》则多有与史事无关的文字，不免支离破碎，其文辞也散漫软弱，固然比不上宋祁所写列传中的论赞，峻洁可观。即使与《新五代史》中往复抑扬的笔法相比，也远远不如。大概欧阳修对《五代史》是全力以赴写的，《唐书》则是分工撰写，精力有所不暇罢了。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十月二十六日

抄录《新唐书》《隐逸传》中王绩、朱桃椎、秦系、张志和、陆羽、陆龟蒙六人的传记。宋祁文笔峭拔洁净，对于传写那些特立独行、超逸脱俗的人物最为适宜。这六个人旷达放逸、萧疏寥落，超脱尘世、洗尽铅华，尤其值得称述。而《旧唐书》没有记载朱桃椎等五人，王绩的传记也很简略，宋祁加以补充，让人觉得山水的清灵之气，仿佛拂过纸面。

光绪庚辰（一八八○）九月十五日

阅读《新唐书》《地理志》。其末尾记载从边疆州郡通往四夷的道路以及关隘戍守、军队集结最重要的路线共有七条，这是其他志书所不详细记载的。其中第六条叫安南通天竺道，记载了从交州经由云南进入印度的路线，尤其切合今日的需要，是应当考究的。这是欧阳修本于贾耽的《皇华四达记》等书，《通典》也采纳了它。考证《旧唐书》《贾耽传》，记载贾耽在贞元九年进献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别录》六卷、《黄河西戎录》四卷；十七年又进献《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贾耽《地图》十卷、《皇华四达记》十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六卷、《贞元十道录》四卷、《吐蕃黄河录》四卷；而南宋时晁公武、陈振孙两家的书目已经没有任何记载了，大概早就亡佚了。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人，官至检校司徒、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魏国公，享年七十六岁，追赠太傅，谥号元靖。《太平广记》记载他的轶事很多。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九月二十三日

◎新唐书纠谬（宋吴缜）

阅读吴缜的《新唐书纠谬》。这本书指摘驳正欧阳修、宋祁的错误，分为二十门，共二十卷，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最好。我自从丙辰年阅读了一遍，到现在五年，已经几乎全部遗忘了。这本书只是就纪、表、志、传的先后次序互相勘验，吴氏自序说当时正在巴峡做官，没有其他书籍可供考证，只能以本史相互质正，所以也不无小的错漏，被前人攻击。近代儒者王鸣盛讥讽他并不取《旧唐书》来互相证核，太过省事，但也称赞他指摘精当。按吴氏专门著书，纠举当时新出的史书，而欧阳修、宋祁都是大臣，享有盛名，官修史书进呈皇帝，吴氏想以一人之力攻击他们，其用心自然更加精审，所以得到的成果尤其多。其中关系尤为重大的，如根据代宗的年号，辨明《吴皇后传》中李林甫谋害肃宗，以及玄宗诏令高力士到掖庭选后之谬误；（又辨明代宗出生三天后玄宗亲临澡堂，让保姆抱走其他宫中的孩子替换之谬误。）根据贞观四年天下判处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辨明贞观六年释放京师死囚四百人之谬误；（说这是录囚时列举京师轻重囚犯的人数，并非都是死罪。）根据高宗的年号，辨明《孝敬皇帝传》中称萧淑妃的女儿义阳、宣城两位公主四十岁不嫁之谬误；根据王承宗反叛以及李吉甫再次入相的年月，辨明《郑〇传》中说李吉甫向卢从史泄露郑〇言语之

译纠正谬误；根据杨子琳、杨惠琳二人的时代先后，辨明《刘昌裔传》、《戴叔伦传》都将子琳误作惠琳的错误；根据《穆宗纪》以及《刘总传》、《温造传》、《罗植传》，辨明刘总所纳卢龙军八州、九州、七州记载不一的错误；根据《玄宗纪》及《韦庶人传》、《刘幽求传》中临淄王趁夜入宫诛杀韦氏的记载，辨明《安乐公主传》中所称正在照镜子画眉时听闻变乱的错误；根据《张孝忠传》记载其子茂宗尚公主，孝忠派遣妻子入朝执行亲迎之礼，辨明《蒋义传》中所称茂宗尚公主，母亲去世，派遣占卜者乞求完成婚礼的错误，这些对史学的贡献都很大。其他值得采纳的内容很多，无法全部记录。至于参校年月、姓名、官爵的差错，也是读史的人所不可不知的。

译只驳斥《郑〇传》，杜黄裳当时正被皇帝削夺节度使权力，这与郑〇无关，郑〇常常沉默不语，在位四年后被罢免。认为杜黄裳与郑〇同在永贞元年担任宰相，杜黄裳在元和二年正月被罢免，郑〇直到四年二月才被罢免，不能说郑〇是沉默不语而被罢免的。查考传中所说，乃是总结郑〇担任宰相的情况，从未说过他是因杜黄裳而被罢免的。驳斥《张九龄传》，张九龄不肯依附武惠妃谋划陷害太子，所以最终张九龄担任宰相时太子没有祸患。认为在商议废黜太子李瑛时，张九龄早已长期担任中书令，怎么能说最终张九龄担任宰相呢？况且张九龄在开元二十二年担任中书令，二十五年太子最终被废黜而死，怎么能说太子没有祸患呢？查考传中说最终张九龄担任宰相，是指张九龄担任宰相的整个时期。上文已经明确记载武惠妃告发张九龄作为宰相可以长期任职，那么传文本来没有错误，而是吴氏误解了文意。又查考《玄宗纪》及《宰相年表》，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张九龄被罢免宰相，而太子李瑛在二十五年四月被废黜而死，所以传文说在张九龄担任宰相的整个时期，太子得以没有祸患。其意义非常明确。

其余如卷第十二“事状丛复”一门，所纠举的也多有不恰当之处。大概史事本来就有应当彼此互相见载的，吴氏一概认为一事多次出现是可以删减的，这也属于偏见。卷第十三“宜削反存”一门，所纠举的《杜审权传》，记载他整天很少休息，自己起来解开帘钩，手扶着帘子慢慢放下才退下。《高智图传》，记载蒋洌兄弟在父亲墓旁种植松柏一千多棵，认为这些细微末节和平常之事，不值得记载，这固然正确。至于认为《严绶传》记载报答阌乡尉李达的事，《韩混传》记载他从开始做官到成为将相，乘坐五匹马的车，无不始终在栀下，《李岩传》记载他做参军时制作一件皮衣修身，也都认为不应当记载，这就错了。恩怨之事，人不能避免，司马迁在范睢、韩信及李广的传记中记载他们报答霸陵尉的事，前人并不认为这是错的；至于韩、李两件事，尤其足以体现他们生平节俭，不可不记载。卷第二十所纠举的误用字、不经字、讹错字，也多属于传抄错误，或偶尔失于检核，却一一列举，这未免存有私怨之见。又卷第十八“与夺不常”一门，驳斥《宗室传赞》论述封建之事，与十一宗诸子赞自相矛盾。查考宋祁本意固然不认为封建是正确的，其《宗室传赞》，讥讽李可廉、肚佑的说法都是主观臆断，也未曾偏颇地斥责百药，吴氏所纠举的也是错误的。总之全书中这类瑕疵不到十分之一，晁公武讥讽他不能写文章，多有错误和诋毁，这本来就不是确切的评论。（吴氏没有纠举的还有很多，只是一时查考未尽罢了。）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八月二十一日

◎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清沈炳震）

阅读沈东甫《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沈氏认为此书有谬误，而无可取之处，其实可以废弃，然而他所订正的不到十分之一。我曾怀疑欧阳修既然作了此表，当时必定聚集了谱牒，为什么所载寥寥无几？凡是名位显著的人，往往下面没有子孙；即使有，也不过一二代，难道他们的后代都断绝了吗？怀疑文忠公意在严谨，凡所见到的谱牒，不全认为可信，所以保留其父祖，而删去其子孙。《宗室世系表》也是这样，防止五代散乱之后，人多假托华贵血统。然而因噎废食，怎么足以保存谱学，怀疑其初稿必定不是这样。现在只取《全唐文》中的碑志来考证，可以补充的很多，可惜沈氏没有来得及做。至于说它无益可以废弃，那也不对。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九月十九日

阅读沈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所注寥寥，未能查考汉、晋、南、北、五代各史，补充其世数、官阀、子姓；如果更取《全唐文》及从汉到宋的文集碑版广泛佐证，还可以得到十分之四五。

光绪戊子（一八八八）十一月初九日

◎新旧唐书合钞（清沈炳震）

早晨刻印时有人拿着沈东甫《唐书》合订八十册来卖，索价八千钱，此书我向来仰慕，想买却没得到。现在阅读它，乃是错杂新旧《唐书》而成的，其本纪用《旧书》，列传参用《新书》，表志则用《新书》而订正它，虽然可以说集二书之长，然而既不能成为古人的原书，也不能成为东甫自作的书，其毛病大概与Ａ２８映碧（清）《南北史合注》相同。近来见到彭文勤、刘金门宫保合成的《五代史记注》，则以欧阳修的史书为主，而散附薛史及王溥《五代会要》，都完整记载三书原文，不遗漏一字，体例最为完善。东甫此书未尝不可流传，只是不能没有遗憾。今天又终究不能得到钱，于是退还给他，也很可惜。

（按本日书眉对《五代史记注》有补语如下）

后来阅读俞理初（正燮）《癸已存稿》，说此书是俞先得到朱竹姹稿本续缀而成的，以呈献给刘宫保。然而宫保序及例述说文勤先成《梁家人传》及《唐六臣传注》十六卷，余以所收宋人书二百余种，贮一大簏中

译（书稿）被交付给刘氏。刘氏后来担任山东学政，购得了《竹诧》的稿本。其中始末非常详细，未曾提及俞氏。

译咸丰丁巳年（一八五七）十月十二日

阅读沈炳震的《唐书合钞》，其中如《方镇表》增补了官员任免的姓名，《经籍志》补订了书目，以及《宰相世系表订讹》十二卷，都足以各自成为一部书。虽然其中仍有错误和遗漏，但开创之功，实在不易。末尾附带的补正六卷，是嘉兴丁子复小鹤所撰写，依据《册府元龟》、《唐会要》等书及影宋本《旧唐书》校订脱漏错误，间或也指正了沈氏的失误。东甫此书成于乾隆初年，全谢山为他撰写墓志铭，极力推崇赞许。等到武英殿校刊各史时，钱文端选取此书进呈，有旨意交给史局采用，所以宫中新、旧《唐书考证》中多引用他的说法；而他的书直到嘉庆末年，海宁查世口才在吴中刻印。我在丁巳年，用六两银子在越中旧家购得此书，如今也付之一炬。这个本子原是归安姚文僖公的旧物，每卷都有印记。

同治癸亥年（一八六三）三月二十日

阅读《唐鲁合钞》。《新唐书》中关于突厥、西戎的各篇传记，比《旧唐书》更为详细。西突厥后来的事迹，《旧唐书》非常缺略，《新唐书》也不能完备，但对于突厥骑施苏禄这一支，还记载到大历年以后；西戎在康国下补入了安者、东安喝汗（按即今天的浩罕）、东曹、西曹、中曹、石国、米国、何国、火寻、史国、小史国，颇为详细地记载了从蜀地入藏通往印度的道路，而印度通往今天新疆南北路的道路，也略有可考之处。又补入了摩揭它、甯远、大勃律、吐火罗、谢〇、识匿、个失密、骨咄、苏毗、师子等十国，足以看出当时欧阳修、宋祁两位公搜辑之功，实在周到详尽。他们自称“事增文省”，难道是偶然的吗。

光绪甲申年（一八八四）九月二十七日

◎旧五代史（宋薛居正）

阅读《旧五代史》。朱梁的罪恶极深，但在篡位之后，凶暴之气颇为收敛，喜爱礼文之士，容纳谏臣，也有一二值得记载的事。（如任用李琪兄弟以及容纳崔沂之类。）又当时那些蒙面丧心的人如张文蔚等，都终身富贵，唐代的世族如李、卢、崔、郑、萧、刘、杜、薛等家族，科举仕宦，往往像以前一样。友贞尤其喜好儒士。（见李愚、窦梦徵等传。）当时的士大夫沿袭唐末浮薄的风气，只知道诗赋，不懂伦理常道，轻视国家社稷，看重科举功名，只求保全门第，哪里顾得上国家。所以虽然是剧盗建立的朝代，却俨然被奉为正朔所在，中原的礼乐，自认为继承千年。他们看待李晋任父子凭借河东险阻，历经百战，经营西北，夹杂华夷，对外倚仗契丹，对内依靠部族，虽然名义上是复兴唐室，但当时的人不懂忠义，反而以蛮夷外人看待他们。等到庄宗灭梁，这些人长期占据华要职位，相继归顺。庄宗既然认为他们是中朝旧族，熟悉掌故，想利用他们，于是庇护同类，暗中偏袒朱氏。既有张全义极力阻止发掘朱温的坟墓；并且他当权的臣子，除了敬翔、李振、赵岩、张汉杰等几个人外，全部录用，而发掘唐陵的温韬，更改昭宗庙号的苏楷，都依然位居原职。到了明宗时，才商议更改哀帝的庙号，想尊为景宗，而廷臣又认为少帝行事不符合称宗的标准，于是只改庙号为昭宣，大概都是暗中尊梁而排斥唐。宋初修史的薛居正、李昉、李穆等人，都历经两朝，受唐末六臣的衣钵传承，耳目习染，不分邪正，公然以梁为正统，在《太祖纪》中务求详尽，推崇备至，（今本梁太祖纪在《永乐大典》中已缺失，据《册府元龟》所引薛史，并搜集《五代会要》、《太平御览》等书为之，附注仍得七卷。）在《末帝纪论》中系以美辞，而在《唐武皇纪论》中多致不满，令人读之瞠目结舌。前人曾说唐修《晋书》出自许敬宗等奴才之手，理应芜杂，薛文惠等人也是奴才。至于撰写《五代会要》的是王溥，撰写《册府元龟》的是王钦若，都是不足道的人，理应奉朱温如唐尧虞舜，视黄巢、蔡州叛军如商汤周武王了。然而当时人心不伪托梁朝正统的，实在依靠文士的力量。我曾说北齐高氏得以兼并魏、周，其书也被列为一代史，是由于文林馆中李德林等人，朱梁也是如此。

光绪戊子年（一八八八）十一月十四日

◎五代史记注（清彭元瑞）

阅读彭文勤的《五代史记注》。此书因竹姹朱氏的怠慢，庆恸暨刘金门侍郎继之而成，广泛访求通达之人，采录极为广博，大致模仿裴世期《三国志注》，杂陈众说，但不能像裴氏那样折衷判断，颇有重复冗杂之病，所以盅初不满此书。

光绪癸未年（一八八三）四月初八日

◎宋史（元脱脱）

阅读《宋史》、《文苑传》、《隐逸传》、《世家传》、《周三臣传》。《文苑传》太过寥落，又将郭忠恕置于苏舜钦等人之后，严重失序。《文同传》记载死后显形、崔公度吐舌三叠之事，也太怪诞妄诞，蹈袭《晋书》、《南史》的弊病。

译夜里点燃红烛阅读《宋史》中的《李彀传》。李彀在周世宗时期已以宰相身份退休，恭帝即位后他请求返回洛阳，宋太祖建隆元年便去世了，未曾接受宋朝的一个官职，对于宋朝没有一件事值得记载。他生平功绩显著，是后周的著名大臣，本应入《五代史》，绝对不应该入《宋史》。然而薛居正、欧阳修两位史官都没有为他立传，这也是史书断限的失误。《宋史》大概是为了弥补《五代史》的缺漏，与《周三臣传》属于同一类情况。

译同治壬戌年（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初二日

夜间阅读《宋史》，直到四更天才睡觉。计算这一天阅读了《理宗本纪》五卷、《度宗本纪》一卷、《瀛国公纪附》、《二王》一卷、《后妃列传》二卷、《宗室传》三卷、《忠义传》七卷、《文苑传》二卷，总共读了二十六卷。天气寒冷，白天时间短，再加上馆阁功课占去了十分之三的时间，宾客应酬占去了十分之四的时间，再加上病后视力不足，看书都只是粗略浏览，不加深入研究。然而所见到的错误、遗漏、重复、失当之处，已经多得手指都数不过来。大概各史中没有比《宋史》更差的；而南监本《二十一史》，又对《宋史》的校勘刊印最差，错字漏字，连篇累牍，因此随手稍作改正，但十处中也改不到一处。《宋史》、《元史》在乙部中都属于下等，而《宋史》事实浩繁，尤其难以修订。前贤如汤义仍、万季野、徐健庵、邵南江、陈和叔诸位先生，屡次有志于改作但最终未能完成。钱竹汀先生的《廿二史考异》中所纠正的，也仅仅是其大概而已。（书眉批注：南监刻印史书在嘉靖七年，其中重刊的只有《史记》、《两汉》、《辽史》、《金史》共五部，其余都是沿用监中宋元旧版修补：而《宋史》则是采用广东布政使司所刻的版本校补，所以尤其错误低劣）。

十一月十七日

阅读《宋史》。《刘沆传》说，刘沆既然厌恶议论朝政的官员，于是进言说自从庆历年间以后，台谏官掌权，朝廷命令的发出，事情无论得当与否，他们全都加以议论，一定要争赢才肯罢休，专门致力于揭发别人难以辩白的隐私，以此中伤士大夫，执政者害怕他们的言论，提拔他们尤其迅速。刘沆于是推行御史升迁的惯例，满两年的就授予知州。《张洞传》说，张洞认为谏官拿着谏诤来震慑君主，没几年就达到显赫的官位，这是做什么的？应当加重他们的责任而延缓他们的升迁，使端正善良的人不急于改变志向，而浮躁的人断绝念头，写信给欧阳修极力论述这件事。我曾经说宽容优待谏官，固然是朝廷的美事，而谏官的专横，必定兴起于柔弱的时代，因为倚仗君主的宽容，于是逐渐胁迫控制，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极力自我拉拢，而朋党的祸患兴起，国家的动乱就形成了。唐朝的谏官，在穆宗时专横；宋朝的谏官，在仁宗时专横；南唐的谏官，在元宗时专横；明朝的谏官，在神宗时专横；都是柔弱的君主。宋朝的言路，本来多君子，但意气过于激切，私心就产生了。由此真伪混杂，邪党乘虚而入。明朝的正人君子已经比不上宋朝，但其刚开始时，也还秉持公道。即使是唐朝与南唐，正气压不住邪气，其中一二位刚直的人，起初也未曾不被正论所归附。等到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