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雨航杂录 明 冯时可
提要
卷上
卷下
提要
《雨航杂录》二卷，明冯时可撰。时可有《左氏释》，已著录。是书上卷多论学、论文，下卷多记物产，而间涉杂事。隆万之间，士大夫好为高论，故语录、说部往往滉漾自恣，不轨於正。时可独持论笃实，言多中理。如云汉人之於经，台史之测天也，不能尽天，而观象者不能废。宋人之於学，规矩之画地也，不能尽地，而经野者莫能违。又曰：子静之求心，而其徒弃经典。紫阳之穷理，而其徒泥章句。非教者之过，学者之失也。又曰：宋儒之於文也，嗜易而乐浅。於论人也，喜核而务深。於奏事也，贵直而少讽。皆平心静气之谈。其论王世贞悲歌碣石虹高下，击筑咸阳日动摇句，以为近於造作而远自然。正其一病。又引徐叔明语，论世贞为人作传志，极力称誉，如胶庠试最，乃至细微事而津津数说，此非特汉以前无是，即唐、宋人亦无此陋识。亦皆有见。惟其论《十三经注疏》立而西京诸儒之训亡，未免失之过高，偶涉当时习尚耳。
卷上
柳宗元称陈京之文深茂古老，纪事朴实，不苟悦人。其学推黄炎以下，涉历代暨国之故，钩引贯穿，举大苞小，若太仓之蓄，崇山之载，浩乎不可既云。京文不多见，观柳所称如此，其人可知。近来志铭传记之作，惟务繁缛，极力赞述。苟悦子孙，无取月旦，即号为大家者尤甚。致使将来贤愚莫辩，信史无征，是文之大病也。昌黎云：“为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为文。为文而使一世之人好，吾悲其为人。”二公之言若此，其意皆欲以文维世，不徒逞膏馥为名美，务容悦为利媒者。予往时曾以直笔贾罪，遭豪者偏毁于诸贵人，以此龃龉末路。然予持其说不变，赵太史称予为文之董狐。因览柳语有感，漫笔于此。张子厚高而不荡，邵康节旷而不流。邵之谈数则旷而精微矣，张之崇礼则高而细谨矣。天运循环，何者非数；人身动作，何者非礼。
吕与叔《祭李端伯文》，以为与人交，洞照其情，而终靡有争。于事如控六辔，逐曲舞交，周折毕如意。可谓善状端伯者矣。无争则心大，心大则于事何不如意。
吴幼清赞朱文公曰：“义理玄微，蚕丝牛毛；心胸开豁，海阔天高。”知言哉！本朝所以久而治者，遵公之遗教如金科玉条。二百年来，士大夫为正而不为邪，为谨而不为荡，纯师纯法，谁之力哉！
生无可好以得所欲，死无可恶以失所欲。苟能无欲，则同死生、一得丧不难，非诞语也。
陆九韶于形迹可疑，不轻信流言，滥溢不轻扬。处好恶之际，逆逊甘苦，一不能溺。嗟乎！作人如此，可以相天下矣。
汉儒之于经，台史之测天也。不能尽天，而观象者莫能废。宋儒之于学，规矩之画地电。不能尽地，而经野者莫能违。
子静之求心，而其徒弃经典。紫阳之穷理，而其徒泥章句。非教者之过，学者之失也，令相下不益哉！鹅湖论辩，无极往复，若虚若元者，然乎？永嘉陈君举答文公书，言刻画太精，所伤易简；矜持已甚，滋涉吝骄。盖讽之也。
屈原之骚，庄生之书，司马子长之史，相如之赋，李杜之诗，韩苏之序记，驰骋纵逸，天宇不能限其思，雄矣哉！
宋儒之于文也嗜易而乐浅，于论人也喜核而务深，于奏事也粗翘拂篴，贵直而少讽。所以去古愈远，而不能经天下。
六经无浮字，秦汉无浮句，唐以下靡靡尔。其词烨然，其义索然，譬则秋杨之华哉！去治象远矣。九奏无细响，三江无浅源，以谓文岂率尔哉！永叔侃然而文温，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则苏长公达而文遒畅，次公恬而文澄蓄，介甫矫厉而文简劲。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
汉文雄而士亦雄。宋文弱而兵亦弱。唐文在盛衰之间，其国势亦在强弱之际。
太史公之文，与杜甫之诗，皆深浑高厚。其叙世隆污胜复，人惨舒悲喜之变，如口画指撝，咸其神化橐龠之也。迁有繁词，甫有累句，不害其为
译《雨航杂录》两卷，明代冯时可撰写。冯时可有《左氏释》，已著录在案。这本书上卷多论述学问、文章，下卷多记载物产，偶尔涉及杂事。隆庆、万历年间，士大夫喜欢发表高论，所以语录、小说类著作往往放纵恣意，不合正道。冯时可独自持论笃实，言论多合乎情理。例如他说：汉代儒者对待经典，就像太史官观测天象一样，不能穷尽天象，但观测天象的人不能废弃。宋代儒者对待学问，就像用规矩画地一样，不能穷尽大地，但测量土地的人不能违背。又说：陆九渊探求本心，而他的门徒抛弃经典。朱熹穷究事理，而他的门徒拘泥于章句。这不是教导者的过错，而是学习者的失误。又说：宋代儒者对待文章，喜好简易而乐于浅显；对待评论人物，喜欢核实而务求深刻；对待上奏事务，崇尚直率而少有讽谏。这些都是平心静气的谈论。他评论王世贞“悲歌碣石虹高下，击筑咸阳日动摇”的诗句，认为接近造作而远离自然，这正是王世贞的一个弊病。又引用徐叔明的话，评论王世贞替人写传记志铭，极力称誉，如同学校考试最优等，乃至细微之事也津津乐道，这不仅汉代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即使唐、宋人也没有这种浅陋见识。这些都有见地。只是他评论《十三经注疏》确立后，西汉各位儒者的训诂就消亡了，未免评价过高，偶然涉及当时的习尚罢了。
上卷
柳宗元称赞陈京的文章深奥茂密、古朴老成，记事朴实，不随意取悦他人。他的学问推究自黄帝、炎帝以下，涉及历代及国家的旧事，钩连牵引、贯穿始终，举大以包小，如同太仓的积蓄、崇山的负载，浩大得不可穷尽。陈京的文章不多见，看柳宗元如此称赞，可知其为人。近来志铭传记之作，只务求繁复华丽，极力赞颂。为了取悦子孙，不顾是非评判，即使是号称大家的人尤其严重。致使将来贤愚无法分辨，信史没有证据，这是文章的大弊病。韩愈说：“写文章而让当世的人不喜欢，我悲叹他写文章；写文章而让当世的人喜欢，我悲叹他为人。”两位先生的话如此，他们的意思都是想用文章维系世道，不仅仅是炫耀文采以博取名声，谋求逢迎以作为获利媒介的人。我过去曾因直笔获罪，遭到豪强在各位贵人面前片面诋毁，因此仕途末路坎坷不顺。但我坚持这种主张不变，赵太史称赞我写文章像董狐一样直笔。因阅读柳宗元的话有所感触，随意写在这里。张载高尚而不放纵，邵雍旷达而不流俗。邵雍谈论数理则旷达而精微，张载崇尚礼制则高尚而细致严谨。天道运行循环，哪一样不是数理；人的行为动作，哪一样不是礼制。
吕大临《祭李端伯文》，认为与人交往，透彻洞察其真情，而始终没有争执。做事如同驾驭六匹马，随着曲折舞动，周折都如意。可以说是善于描绘李端伯了。没有争执则心胸宏大，心胸宏大则做事何不如意。
吴澄称赞朱熹说：“义理玄妙细微，如蚕丝牛毛；心胸开阔豁达，如海阔天高。”这是知言啊！本朝之所以长久治理，是因为遵循朱公的遗教如同金科玉律。二百年来，士大夫端正而不邪恶，谨慎而不放纵，纯粹师法，是谁的功劳呢！
活着没有喜好以得到想要的，死去没有厌恶以失去想要的。如果能没有欲望，那么视死生为同等、视得失为一致就不难，这不是虚妄的话。
陆九韶对于形迹可疑的事，不轻信流言，泛滥溢出的事不轻易宣扬。处在好恶之间，顺逆甘苦，一概不能沉溺。唉！做人如此，可以治理天下了。
汉代儒者对待经典，如同太史官观测天象。不能穷尽天象，但观测天象的人不能废弃。宋代儒者对待学问，如同用规矩画地。不能穷尽大地，但测量土地的人不能违背。
陆九渊探求本心，而他的门徒抛弃经典。朱熹穷究事理，而他的门徒拘泥于章句。这不是教导者的过错，而是学习者的失误，如果互相谦让不是更好吗！鹅湖论辩，无极往复，若虚若元者，是这样吗？永嘉陈君举回复朱熹的信，说刻画太精细，所伤害的是简易；矜持太严重，滋长吝啬骄傲。大概是讽谏他。
屈原的《离骚》，庄子的书，司马迁的史书，司马相如的赋，李白、杜甫的诗，韩愈、苏轼的序记，驰骋纵逸，天宇不能限制其思绪，雄壮啊！
宋代儒者对待文章，喜好简易而乐于浅显；对待评论人物，喜欢核实而务求深刻；对待上奏事务，粗略地举起拂尘竹杖，崇尚直率而少有讽谏。所以离古代越来越远，而不能治理天下。
六经没有浮泛的字，秦汉没有浮泛的句子，唐代以下靡靡之音盛行。其辞藻华丽，其意义空虚，譬如秋天的杨树花啊！离治理天下的气象远矣。九奏没有细微的声响，三江没有浅薄的源头，认为文章难道可以草率吗！欧阳修庄重而文章温和，曾巩耿介而文章典雅，苏轼通达而文章遒劲畅达，苏辙恬淡而文章澄澈含蓄，王安石矫激而文章简练刚劲。文章如其人，人如其文啊！
汉代文章雄健，士人也雄健。宋代文章柔弱，军队也柔弱。唐代文章在盛衰之间，其国势也在强弱之际。
司马迁的文章，与杜甫的诗，都深浑高厚。他们叙述世道隆盛污浊、胜败更替，人的惨舒悲喜之变，如同口述指画，都是其神化橐龠的作用。司马迁有繁复的词句，杜甫有累赘的诗句，不妨碍他们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