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曰：“昔与君同游者皆和而不同，今与我游者皆同而不和。”楼竟不作，乃试作记者耳。
译（有人）说：“从前与您一同交游的人，都能和谐相处却保持各自独立的见解；现在与我交游的人，虽然表面一致却内心不和。”于是楼阁最终没有建造，这不过是试着写篇记文罢了。
洪武初，中书左丞王溥，微时与母避兵贵溪山中，旋失其母所在。入国朝巳十五年，思母不置。忽梦母告以所在，命卜者筮之，曰：“非岩非穴，厥得朽骨。”因躬率士卒入山求之，哀号三曰夜。有居人能言母避兵时，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身死。乃被荆榛览井，忽有鼠自井中跃入溥怀中，旋复入井。乃浚井索之，遂得母骨葬焉。呜呼！谓孝诚而能感天者，观此可以见矣。
太祖一曰问刘基曰：“我朝文章，何人为首？”基对当以宋濂为第一，又问其次，乃曰：“则臣不敢多让。”
本朝所谓神仙者，有二人。基一曰周颠仙，江右人，风狂如颠者。每见官长，则跪曰：“告太平。”元末，太祖起兵，迎于军门，曰“告太平”。将征陈氏，问于颠人。颠仰视久之，曰：“上面无他的。”随军所言皆验。天下将定，遂不复见，上自为碑以旌之。其一曰张剌阘，名三丰，宝鸡人。尝死殓矣，数曰复生，言人未来事，无不验。长身古貌，须髯如戟，行及奔马。太宗尝命数十人乘传天下访求之，不获。常居秦、蜀间，为人治疾，吹呵抚摩，应手而去。人有得其贵物，至今宝之。福谓神仙非无，然皆天纵，观二人可见矣。
洪武五年，嘉瓜并蒂产于句容张观之圃。群臣上进，太祖自作赞，不以祥瑞自居。群臣亦多为赞，以咏其美。未几张氏兄弟坐事，骈斩于市，子侄充军者数人。然则瑞乎妖乎，识者当知之。然今张氏族颇大，天下称为“嘉瓜张氏”。有名谏者，仕至顺天府尹，终太仆卿。
前代藏书之富，无逾本朝。永乐辛丑，北京大内新成，敕翰林院，凡南文文渊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余悉封识，收贮如故。时修撰陈循如数取进，得一百柜，督舟十艘载以赴京。至正统己巳，南内火灾，文渊阁向所藏之书，悉为灰烬，此岂非书之厄会与欤！
岐阳王最好学，其子景隆，亦喜儒者，故门下多奇士。唐之淳之后有周昉，词翰亦多可称。福闻其家有张三丰所留蓑笠，暇曰过访而求观焉，其曾孙萼出以示福。其蓑垂须已秃，但余绳千结，披之及膝。笠已亡箬，独蔑胎耳。萼且曰：“张以先祖爱客之故，勉留数旬，临别告先祖曰：‘公家不出千曰，当有横祸，绝粒，予感公相待之厚，故留此二物，急难时可披蓑顶笠，绕园而呼我也。’去二载而大狱兴，遂全家幽于本府，不给以粮。粮垂绝，乃依所言呼之。俄，前后辅中及隙地内，皆生谷米，不逾月而熟。因食谷，乃得不死。谷甫尽，而朝廷始议给米，其后呼之不生矣。”异哉！
刘时用为福言，伊王在国，荒于政，其母舅葛某暨其属数辈，奏王无道。太宗命御史察得其实，召王入朝，训而戒之，且厚遣还国。王廷辞，请罪葛某，上不答。及退朝，谓近臣曰：“伊王诚风汉也，劝朝廷罪其母舅。昔汉文帝罪薄昭，虽当，后世犹有贬议，况无罪乎！今王回国，必加罪于彼矣。”遂急差人，及王未至，取奏王者数家还朝。王回，索之无得，乃已。盖时用先祖其一也。呜呼，全君臣骨肉之道，我太宗真英主哉！
永乐初，尝遣使往天竺，迎真僧来京，号大定法王，居灵谷寺，颇著灵异，谓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口弥〉吽，于是信者昼夜念之。时，翰林侍读李继鼎笑之曰：“彼既有神通，当通中国语，何为待译者而后知乎？且其所谓唵嘛呢叭■〈口弥〉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之悟耳。”福按《宋史》，元昊擅西夏，自称“兀卒”，宋人亦有“兀卒”近“吾祖”之说。以是而论，继鼎之言，不为过也。
闻之长老云，太宗以北兵渡淮时，无一苇之楫。有人于囊中取干猪脬十余，内气其中，环系腰间，泅水而南，径夺舟以济北军。猪脬盖预备之者也。远游之人，不可不知。
京口王一之为福言，姑苏一人，出商在外，其妻畜鸡数只，以待其归，凡数年而返。一曰，杀而食之殆尽，抵夜死矣。邻家疑其有外奸，首之官，妇人不任
译洪武初年，中书左丞王溥在微贱时，曾与母亲躲避战乱到贵溪山中，随即不知母亲去了哪里。进入本朝已经十五年，他思念母亲未曾停歇。忽然梦见母亲告知所在之处，于是请占卜者起卦，卦辞说：“不是岩石也不是洞穴，那里得到的是腐朽的骨头。”于是王溥亲自率领士兵进山寻找，哀痛号哭三天三夜。有当地居民能说，王溥母亲躲避战乱时，因病不能行走，就自己跳进井中而死。于是王溥拨开荆棘查看井口，忽然有老鼠从井中跳入王溥怀中，随即又跳回井中。于是疏通井口搜寻，终于找到母亲的遗骨并安葬了她。唉！说孝诚能够感动上天的人，看这件事就可以明白了。
太祖有一天问刘基说：“我朝的文章，谁排第一？”刘基回答说应当以宋濂为第一，又问其次是谁，刘基说：“那臣就不敢多谦让了。”
本朝所谓的神仙，有两个人。一个是周颠仙，江西人，疯癫狂乱像疯子一样。每次见到长官，就跪下说：“告太平。”元朝末年，太祖起兵，周颠仙在军门迎接，说“告太平”。将要征讨陈友谅时，向周颠仙询问。周颠仙仰头看了很久，说：“上面没有别的。”跟随军队后所说的话都应验了。天下将要平定，于是就不再出现，皇上亲自为他立碑表彰他。另一个是张刺阘，名三丰，宝鸡人。曾经死了入殓，几天后又复活，预言人未来的事，没有不应验的。身材高大，面容古拙，胡须像戟一样，行走速度赶上奔马。太宗曾经命令几十人乘驿车遍访天下寻找他，没有找到。他常居住在秦、蜀之间，为人治病，吹气抚摸，病痛应手而除。有人得到他的珍贵物品，至今珍视它。我认为神仙并非没有，但都是上天赋予的，看这两个人就可以知道了。
洪武五年，嘉瓜并蒂生长在句容张观的园子里。群臣进献，太祖亲自作赞，不以此祥瑞自居。群臣也多作赞，来咏叹它的美好。不久张氏兄弟因事获罪，在街市上被同时斩首，子侄被充军的有几人。那么这是祥瑞还是妖异呢，有见识的人应当知道。然而现在张氏家族很庞大，天下称为“嘉瓜张氏”。有名谏的，官做到顺天府尹，最终官至太仆卿。
前代藏书之富，没有超过本朝的。永乐辛丑年，北京大内新建成，敕令翰林院，凡是南京文渊阁所储藏的古今一切书籍，从一部到百部，各取一部送到北京，其余全部封存标记，照常收藏。当时修撰陈循按数取进，得到一百柜，监督十艘船载着前往京城。到正统己巳年，南京皇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向来收藏的书籍，全部化为灰烬，这难道不是书籍的厄运吗！
岐阳王最好学，他的儿子景隆，也喜欢儒者，所以门下多奇士。唐之淳之后有周昉，辞章书法也多可称道。我听说他家有三丰留下的蓑衣斗笠，闲暇时去拜访请求观看，他的曾孙萼拿出来给我看。那蓑衣垂须已经秃了，只剩下千结的绳子，披上及膝。斗笠已经没了箬叶，只剩蔑胎罢了。萼并且说：“张三丰因为先祖爱客的缘故，勉强留下几十天，临别告诉先祖说：‘你家不出千日，当有横祸，断绝粮食，我感念你相待之厚，所以留下这两件东西，急难时可以披蓑戴笠，绕着园子呼喊我。’去后两年大狱兴起，于是全家被幽禁在本府，不给粮食。粮食快要断绝时，就依照所说的呼喊他。不久，前后辅助中和隙地内，都生出谷米，不超过一个月就熟了。因为吃谷米，才得以不死。谷米刚吃完，朝廷才开始商议给米，后来呼喊他就不再生了。”奇异啊！
刘时用对我讲，伊王在封国，荒废政事，他的母舅葛某以及他的属官几辈，上奏说王无道。太宗命令御史查访得到实情，召王入朝，训诫他，并且厚待他让他回国。王在朝廷辞别时，请求治葛某的罪，皇上不回答。等到退朝，对近臣说：“伊王真是风汉啊，劝朝廷治他母舅的罪。从前汉文帝治薄昭的罪，虽然恰当，后世还有贬议，何况无罪呢！现在王回国，必定加罪于他们了。”于是急忙派人，在王未到之前，把上奏王的几家召还朝廷。王回来，索要他们没有找到，于是作罢。大概时用先祖是其中之一。唉，保全君臣骨肉之道，我太宗真是英明的君主啊！
永乐初年，曾经派遣使者前往天竺，迎接真僧来京城，号称大定法王，居住在灵谷寺，颇著灵异，称为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咪吽，于是信众昼夜念诵。当时，翰林侍读李继鼎嘲笑他说：“他既然有神通，应当通晓中国语言，为什么等待翻译然后才知道？况且他所谓的唵嘛呢叭咪吽，乃是说俺把你哄也，人们不醒悟罢了。”我查《宋史》，元昊擅权西夏，自称“兀卒”，宋人也有“兀卒”近“吾祖”的说法。以此而论，李继鼎的话，不算过分。
听长老说，太宗以北兵渡淮河时，没有一根芦苇做的船桨。有人从囊中取出干猪脬十几个，在里面充气，环绕系在腰间，泅水向南，径直夺取船只以渡北军。猪脬大概是预备的。远游的人，不可以不知道。
京口王一之对我讲，姑苏有一人，外出经商，他的妻子养了几只鸡，等待他回来，过了几年才返回。有一天，杀鸡吃尽，到了晚上死了。邻家怀疑他有外奸，向官府告发，妇人不能忍受
拷掠，遂自诬服。太守姚公堂上任，阅其事而疑之，乃以情问妇人，以食鸡对。守亟令觅老鸡数十，令当死囚遍食之，果杀二人，狱遂白。盖鸡食蜈蚣百虫，久而蓄毒。故养生家，夏不食鸡，当庖者宜慎之。
译经过拷打逼供，于是（犯人）被迫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太守姚公到任后，查阅了这起案件，对此产生怀疑，于是询问妇人（下毒的情况），妇人回答说用鸡下毒。太守急忙让人找来几十只老鸡，让那些被判死刑的囚犯全都吃下，结果有两人被毒死，案件于是得以澄清。原来，鸡吃蜈蚣等百虫，时间久了体内积蓄毒素。所以养生的人，夏天不吃鸡肉，厨师应当对此谨慎对待。
英庙复辟，首以石亨等言，征抚州处士吴兴弼至阙下，授官，屡奏以病，乞还归。过南京，士夫候之者，多不见，间得见者问之曰：“先生何为不致君而还？”则摇手曰：“我欲保性命，我欲保性命而已。”即却客而起。未几，亨等被诛，凡与交通者悉被重谴。与弼似有先见之明欤。然其乡里，多不满其为人，其亦古之介者邪！
成化壬辰三月，鹰扬卫巡捕官捉一僧人，领一男子，可十七八，腹中能语。人问之，腹中应答，可怪。及观医书治奇疾方，有人馥中有物作声，随人言语，谓之应声虫，当服雷丸，自愈，则知乃疾也，非怪也。
丁大用都阃征岭南还，访予，因言领军人贼境，掠得寇稻以给军食。京军以刀盔为杵臼，边鄙老校笑其拙，教于高阜择净地，坎之，如臼然。剪茅火锻之，令坚实，乃置稻其中，伐木为杵以舂，甚便也。外出不可不知。又言，一曰进兵，与贼遇，度曰晡营远，欲退，而贼劲，退则溃矣。范参将乃以我军列为二重，戒前行拒敌勿动，后行退半箭许而劄。劄既定，前行亦退出其后半箭许而劄。凡劄定，必作气齐力以拒敌。如此迭数次，则已退十余里矣。古所谓且战且却，即此类也。
成化十三年，暹罗国遣使臣坤禄群谢提柰英必、美亚二人来贡方物。内美亚，乃汀州人士谢文彬，非本国人也。至南京，其侄谢瓒乃识认之，为织造异样花色段匹，及贸易番货。事发，自称昔年因贩盐，为大风飘入本国，遂仕本国，官至岳坤，犹华言学士之类。
福尝谓外国使臣多非本国土夷，皆中国士人为之。盖外国去中国既远，无从稽考，中国又惮恐失远人之心，故厚偿其价，而款待其人，皆厚往薄来之意焉。知彼国差来之人，即我本朝无耻之士，使窥中国四方之虚实，军马之盛衰，北虏之强弱，下至经商细务，莫不周知以去。故今外国稍有冯陵之意，皆此辈为之也。
成化间，有一富商寓在京齐化门一寺中。寺僧见其挟有重赀，因乞施焉，商贪之而未发也。僧自度其寺荒寂，乃约众徒，先杀其二仆，即以帛缢商死，埋寺后坑中，以二仆尸压其上，实之以土，全利其所有。越二曰，有贵官因游赏过寺，寺犬嗥鸣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复来。官疑之，命人随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嗥。官使人伐视之，尸见矣，起尸，而下有呻吟之声，乃商人复苏也。以汤灌之，少顷能言。遂闻于朝，尽捕其僧而置于法。是岁，例该度僧，因是而止。呜呼，僧不犬若也哉！
近曰一番僧自西域来，貌若四十余，通中国语，自言六十岁矣，不御饮食，曰啖枣果数枚而已。所坐一龛，仅容其身，如欲入定，则命人锁其龛门，加纸密糊封之。或经月余，謦欬之声亦绝，人以为化去，潜听之，但闻搯念珠历历。济川杨景方，尝馆于其家。有叩其术者，则劝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无用也。”予亲见之雨花台南回回寺中。此与希夷一睡数月何异？可见异人无世无之。
宋神宗朝，判国子监常秩等，乞追谥孔子为帝号。判太常寺李靖臣议曰：“昔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之所不与，今无其位而帝之，非圣人之本意。”福按：靖臣之议非矣。苟如其言，则王号亦所不安，只宜用当时生爵耳。亦何以表后世帝王之崇重师道哉！夫孔子有帝王之功，于千万世之下受其罔极之恩者也，虽追赠帝号，亦过过哉！
康节《先天易》，慈溪黄氏深疑之，且引朱子《答王子合书》云：“康节说伏羲八卦，近于附会。”福窃以为不然。盖《先天图》，法象皆自然，不假人为，且有《说卦》为据，非凿空撰出也。但黄氏所疑者，先天二字不见于经，康节已前未之闻耳。然《易》道广大，无不包括，虽四圣已自不同。故后世言《易》者，亦各有所宗也。周子云“无极而太极”，谓无形而有理。象山陆氏以为《易》有太极而无极。此无极二字出老子，不当袭用，故朱子与之力辨。然欲明理，岂可以他人尝用之言，遂避而不用
译英宗皇帝复辟后，首先根据石亨等人的建议，征召抚州隐士吴兴弼到京城，授予官职。吴兴弼多次上奏称病，请求回乡。他路过南京时，前来拜访的士大夫很多，他大多不见，偶尔见到的人问他：“先生为何不辅佐君主就回来了？”他便摇手说：“我只想保全性命，只想保全性命罢了。”随即拒绝客人起身离去。不久，石亨等人被诛杀，凡是与他们交往的人全都受到严厉的谴责。吴兴弼似乎有先见之明啊。然而他的同乡大多不满他的为人，他大概也是古代那种耿介的人吧！
成化壬辰年三月，鹰扬卫巡捕官抓获一名僧人，带着一名男子，大约十七八岁，肚子里能说话。人们问他，肚子里就应答，很奇怪。等到查看医书中治疗奇疾的方子，有人胸腹中有东西发出声音，随着人的言语而发声，称为应声虫，应当服用雷丸，自然痊愈，才知道这是疾病，不是怪异现象。
丁大用都阃从岭南征讨归来，拜访我，于是说率领军队进入贼寇境地，掠夺贼寇的稻谷来供给军粮。京城的军队用刀和头盔当作杵臼，边疆的老兵嘲笑他们笨拙，教他们在高处选择干净的地方，挖坑，像臼一样。剪下茅草在火中锻烧，使其坚硬，然后把稻谷放在里面，砍木头做杵来舂米，非常方便。外出作战不可不知道。又说，有一天进军，与贼寇相遇，估计傍晚营地太远，想要撤退，但贼寇势力强劲，撤退就会溃败。范参将于是将我军排列成两重，告诫前行部队抵抗敌人不要移动，后行部队后退半箭之地扎营。扎营既定，前行部队也退出后行部队半箭之地扎营。凡是扎营安定，必定振奋精神齐心协力抵抗敌人。像这样交替几次，就已经后退十余里了。古人所说的边战边退，就是这类情况。
成化十三年，暹罗国派遣使臣坤禄群谢提柰英必、美亚二人来进贡地方特产。其中美亚，是汀州人士谢文彬，不是本国的人。到达南京，他的侄子谢瓒认出他，为他织造异样花色的布匹，以及贸易番邦货物。事情败露，他自称早年因为贩卖私盐，被大风刮入暹罗国，于是在那国做官，官至岳坤，相当于华言学士之类。
我常说外国使臣大多不是本国的土著夷人，都是中国的士人充当。因为外国距离中国既远，无从查考，中国又害怕失去远方人的心，所以厚厚地酬报他们的贡品，而款待他们，都是厚往薄来的意思。知道那些国家派遣来的人，就是我本朝无耻的士人，让他们窥探中国四方的虚实，军马的盛衰，北方敌虏的强弱，下至经商细微事务，没有不详细知晓而回去的。所以如今外国稍有侵犯之意，都是这类人造成的。
成化年间，有一个富商寄居在京师齐化门的一座寺庙中。寺僧见他携带重金，于是请求他施舍，商人贪图施舍的名声而没有发作。僧人自度寺庙荒凉寂静，于是约集众徒弟，先杀了他的两个仆人，就用布帛勒死商人，埋在寺庙后面的坑中，用两个仆人的尸体压在上面，填上土，全部贪图他的财物。过了两天，有位高官因为游赏经过寺庙，寺犬不停地嚎叫，派人追赶它，离开后又回来。高官怀疑，命人跟随狗所到的地方。狗到坑边，趴在地上悲伤嚎叫。高官派人挖掘查看，尸体出现了，抬起尸体，下面有呻吟的声音，是商人复苏了。用热汤灌他，不久能说话。于是上报朝廷，全部逮捕那些僧人并依法处置。这一年，按规定该度僧，因此停止了。唉，僧人还不如狗啊！
近日有一个番僧从西域来，相貌像四十多岁，通晓中国语言，自称六十岁了，不吃饮食，每天只吃几枚枣果。他所坐的一个龛，仅容他的身体，想要入定，就命人锁上龛门，加上纸严密糊封。有时经过一个多月，连咳嗽的声音也断绝，人们以为他去世了，暗中听他，只听到拨动念珠的声音清晰可闻。济川杨景方，曾经在他家做馆。有人问他法术，他就劝人少思少睡少食。一切布施，都不接受，说：“我没有用。”我亲自在雨花台南回回寺中见到他。这与陈抟一睡数月有什么不同？可见异人没有哪个时代没有。
宋神宗朝，判国子监常秩等人，请求追谥孔子为帝号。判太常寺李靖臣议论说：“从前子路想让门人做臣，孔子不赞同，现在没有那个位置而称帝，不是圣人的本意。”我按：李靖臣的议论不对。如果按照他的话，那么王号也不安稳，只宜用当时的生爵罢了。又怎么表示后世帝王尊崇师道呢！孔子有帝王的功业，在千万世之下承受他无穷尽的恩德，即使追赠帝号，也过分吗！
邵雍《先天易》，慈溪黄氏深深怀疑它，并且引用朱熹《答王子合书》说：“邵雍说伏羲八卦，近于附会。”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因为《先天图》，法象都是自然的，不假借人为，而且有《说卦》作为依据，不是凭空撰写的。只是黄氏所怀疑的，先天二字不见于经书，邵雍以前没有听说过罢了。然而《易》道广大，无不包括，即使四圣自己也不同。所以后世谈论《易》的人，也各自有所宗奉。周敦颐说“无极而太极”，说无形而有理。陆九渊认为《易》有太极而无极。这无极二字出自老子，不应当袭用，所以朱熹与他极力辩驳。然而想要阐明理，难道可以因为别人曾经用过的话，就避开而不用吗
哉？又如体用二字，亦出佛典，宋儒已前未之闻也。程子作《易传序》，乃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后儒论理学，遂不能舍此二字，不闻因异端尝用而避之也。孔子曰：“不以人废言”，有以夫。温公平生不喜《孟子》，以为伪书，出于东汉，因作《疑孟论》。而其子康乃曰：“孟子为书最醇正，陈王道尤所宜观。”至疾甚革，犹为《孟子解》二卷。福按，司马氏父子同在馆阁，而其好尚之不同乃如此。虽父子之至亲，而不敢苟同，其亦异乎阿其所好者矣！
译吗？又如“体用”二字，也出自佛经，在宋代理学家之前，人们未曾听说过。程颐撰写《易传序》，于是说“体用同源，显微无隔”，后来的理学家论述理学，便不能舍弃这两个字，没听说因为异端曾经使用就回避它们。孔子说：“不因人的缘故而废弃他的言论”，是有道理的。温公一生不喜欢《孟子》，认为它是伪书，成书于东汉，因此撰写了《疑孟论》。但他的儿子康却说：“《孟子》一书最为纯正，阐述王道尤其值得观看。”等到病重垂危时，还撰写了《孟子解》两卷。福按，司马氏父子同在馆阁任职，而他们的喜好崇尚竟然如此不同。虽然是父子至亲，却不敢随意苟同，这也不同于那些迎合自己喜好的人了！
《春秋》书“赵盾弑其君”，三《传》以为赵穿，因盾不讨贼，故书质弑。欧阳公作论非三子，以为真盾杀，盖弑君之贼，岂皆手戡，必有为之党者，此则盾主谋而穿弑之也。三子之说，亦未可废，如今律家杀人则坐主谋，亦《春秋》之法耳。
俗语云：“三年两赦，善人喑哑。”言赦之不可数也，数则奸宄幸而善人病也。后汉王符著《潜夫论》，其《述赦篇》略曰：“今曰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赦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夫谨饰之人，身不蹈非。又有为吏正直，不避疆御，而奸猾之党，横加诬言者，皆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能自明者，万无一二。令恶人高会而夸咤，老盗服赃而过门，孝子见仇而不得讨，遭盗者睹物而不敢取。夫养狼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民。”福按：符之言固云善矣，然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先王之时，虽不三岁一赦，而《书》曰“眚灾肆赦，宥过无大。”在周，则三赦三宥，是赦宥所从来远矣。后世于民，富而后教，既不如先王之备，则责以迁善远罪，恐亦未可如先王之详。苟不赦焉，安知囹圄缧绁之中，果皆不善之人邪？此俗间一语，害事不浅，故特表而出之，以俟知道者共详焉。
胡深，字仲渊，缙云人，洪武初殁于王事。元末，见天下乱，尝慨然谓其友曰：“军旅钱粮，皆民出也，而今曰之民，其困已甚。诚使重徭横敛，悉不复以病民？止令民有田者，畜米十石，出一人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计之，米二十万石，当得精壮二万人，军无远戍之劳，官无养军之费，而二十万之粮固在也。行之数年，可使所在兵强而财富也。”
福按：此古者藏兵于农之意，故记之，与智者议焉。
宋太祖初受禅，欲都关中。晋王曰：“在德不在险。”太祖曰：“晋王言虽善，然吾欲都关中者，欲省冗兵耳。”其意盖曰省漕运也。及不得已还汴，叹曰：“不及百年，民力疲矣。”其后漕运不省，而反有岁币之费。我朝国初，亦欲要都关中，尝命懿文太子往相其地，不果。创业已倚建康为本根兴王之地矣，且东南，元时不甚遭兵，颇富于他方，而漕运尤便。洪武初年，元之遗孽即已远遁，又久安之势，迁之为难，故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以都之。及洪武末，如乃儿不花、本雅失里，屡为边患，故太宗荚积位后，遂以潜邸为北京，以比前代两都故事，其实惩胡虏历代之患，为子孙万世之计也。既建北京，不免屯重兵以守之，居重兵则不免漕运之费矣。建都之难，有如此夫！
北溪陈先生《性理字义》，谓人无后者，不可以异姓续，引屠儿操刀事为证。金华郑谧注郭璞《葬书》深非之，谓人取乎人以为后，犹胜无后者。其意以为，厥初生民，本同一气，此言盖有民吾同胞之意焉。
陈襄上神宗《论人君在知道得贤疏》，其中有云：汉兴，有杨雄者，可为法度之臣矣，而无可致之君。唐太宗有为之主也。而房、杜之徒，不足以言礼乐。福按：房、杜固非礼乐之臣，然相业善于他人者亦已多矣，而杨雄岂可以当法度之臣欤！襄盖徒为之所炫耳，未能稽其实也。
《井》之《九三》，《小象传》曰：“求王明。”刑公解云：“君子之于君，以不求求之；其于民，以不取取之。”
福按：“此言可以占荆公心术出处之概矣。公在翰林，每拜官，必再三辞，自入==，遂不复辞。凡谏不听，辄乞罢以要君。此用退而为进，以不求求之意也。是二者，老聃、孙武权谋取予之术，岂《易》之道哉！王伯厚以为文义精妙，诸儒所不及，不之察矣。且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明王在上，己安得而不求之哉？况经文自有求字，何必为此矫揉之说也。
李令伯《陈情表》中云：“臣少事伪朝。”此句非矣。令伯尝师谯周，而大义不明，有自来矣。福尝戏云，谯周先为齐璋奉书乞降，又为刘禅奉书乞降。五代时，李昊先为王衍草降表，又为孟昶草降表，或署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若周，亦可谓“世
译《春秋》记载“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认为这是赵穿所为，因为赵盾没有讨伐弑君贼，所以史书直书赵盾弑君。欧阳修作论辩驳这三位传注者，认为确实是赵盾杀的，大概弑君的贼人，岂能都是亲手杀人，必定有同党协助，这就是赵盾主谋而赵穿动手弑君。三位传注者的说法，也不可废弃，如今法律中杀人罪要追究主谋，这也是《春秋》的法则罢了。
俗语说：“三年两次大赦，善良的人就会沉默不语。”这是说大赦不可频繁，频繁了奸恶之人就会侥幸脱罪，而善良的人就会受害。东汉王符著《潜夫论》，其中《述赦篇》大致说：“如今损害良民最严重的，没有比频繁大赦更甚的了，大赦频繁则恶人昌盛，而善人受害。那些谨慎修身的人，自身不犯过错。又有官吏正直，不回避强权，而奸猾之党，横加诬告的，都是因为大赦不久故造成的。善良君子能自我辩白的，万中无一二。致使恶人高会夸耀，老贼带着赃物从门前经过，孝子见到仇人却不能报仇，遭盗者看见失物却不敢拿回。养育狼莠会伤害禾稼，恩惠奸宄会残害良民。”福按：王符的话固然说得好，然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先王时代，虽然不三年一次大赦，但《尚书》说“过失灾祸可赦免，宽恕过错不论大小”。在周代，有三赦三宥的规定，可见赦宥由来已久。后世对待百姓，先富后教，既然不如先王完备，那么要求百姓迁善远罪，恐怕也不能像先王那样详尽。如果不大赦，怎么知道牢狱之中，果真都是不善之人呢？这句俗语，危害事情不浅，所以特别标举出来，以等待懂道理的人共同详察。
胡深，字仲渊，缙云人，洪武初年死于王事。元末，见天下大乱，曾感慨地对朋友说：“军需钱粮，都由百姓出，而如今的百姓，困苦已极。如果能使沉重的徭役和横征暴敛，都不再祸害百姓？只让有田的百姓，每家储米十石，出一人为兵，就地取食，以一郡计算，米二十万石，应当得到精壮士兵二万人，军队没有远戍的劳苦，官府没有养军的费用，而二十万石的粮食依然在那里。实行几年，可以使各地兵强而财富。”
福按：这是古代寓兵于农的意思，所以记录下来，与智者商议。
宋太祖刚受禅即位，想定都关中。晋王说：“在于德行不在于险要。”太祖说：“晋王的话虽然好，但我想定都关中，是想裁减冗兵罢了。”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想节省漕运。等到不得已还都汴京，叹息说：“不到百年，民力就疲惫了。”后来漕运没有节省，反而有了岁币的费用。我朝建国之初，也想定都关中，曾命懿文太子去勘察地形，没有成功。创业时已倚靠建康作为根本兴王之地，而且东南地区，元朝时不太遭受兵祸，比其他地方富裕，而漕运尤其便利。洪武初年，元朝残余势力已经远遁，又是久安之势，迁都困难，所以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作为都城。等到洪武末年，如乃儿不花、本雅失里，屡次成为边患，所以太宗即位后，就把潜邸作为北京，比照前代两都的故事，其实是惩戒胡虏历代的祸患，为子孙万世做打算。既然建立了北京，不免屯驻重兵守卫，驻重兵就不免有漕运的费用。定都之难，竟然如此！
北溪陈先生《性理字义》，说没有后嗣的人，不可以用异姓来继承，引用屠儿操刀的事作为证据。金华郑谧注郭璞《葬书》深深非议他，说人取同姓的人作为后嗣，还胜过没有后嗣。他的意思是，当初生民，本同一气，这话大概有民胞物与的意思。
陈襄上神宗《论人君在知道得贤疏》，其中有说：汉朝兴起，有杨雄，可以做法度之臣，却没有能任用他的君主。唐太宗是有作为的君主，而房玄龄、杜如晦之流，不足以谈论礼乐。福按：房、杜固然不是礼乐之臣，然而相业善于他人的也已经很多了，而杨雄岂能担当法度之臣呢！陈襄大概只是被他的文采所眩惑，未能考察实情。
《井》卦的九三，《小象传》说：“求王明。”刑公解释说：“君子对于君主，以不求求之；对于百姓，以不取取之。”
福按：这话可以推测荆公心术处世的概貌了。公在翰林院，每次拜官，必定再三辞让，自从入相，就不再辞让。凡是谏言不听，就请求罢官以要挟君主。这是用退为进，以不求求的意思。这两者，是老聃、孙权重谋取予的术数，难道是《易》的道吗？王伯厚认为文义精妙，诸儒所不及，没有仔细考察。况且邦国有道，自己贫贱，是耻辱。明王在上，自己怎么能不求之呢？何况经文自有求字，何必做这种矫揉造作的解说。
李令伯《陈情表》中说：“臣少事伪朝。”这句不对。令伯曾师从谯周，而大义不明，有由来矣。福曾戏言，谯周先为齐璋奉书乞降，又为刘禅奉书乞降。五代时，李昊先为王衍草降表，又为孟昶草降表，有人在他门上题写“世修降表李家”。如果谯周，也可以说是“世
奉降书谯家”也。
王安石上神宗书有曰：“本朝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此其所以获天助也。”其言可谓善矣，而其后乃有“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惜”之说，以一人之言，而始终相渝如此，可怪哉！
译（这是）奉送投降书信给谯家啊。
王安石给神宗皇帝的奏疏中有这样的话：“本朝历代圣君相继，上敬畏天命，下敬畏百姓，这就是能够获得上天帮助的原因。”他的话可以说很好了，但后来却出现了“天命不值得敬畏，舆论不值得爱惜”的说法，凭借一个人的言论，前后改变竟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奇怪啊！
邓禹初谒光武，曰：“为今之计，莫若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福按：此二句文义，自黄石公《三略》中来。光武取天下以柔道，皆本于是书，故史臣赞之，以审黄石存苞桑。《易》曰：“纳约自牖。”盖禹当时已见光武之存心矣。东汉之兴，不亦宜乎！
《禹贡》：“雍田上上，扬田下下。”秦少游曰：“今之沃壤，莫若吴、越、闽、蜀，古扬，梁州也，皆在下等之中。”福按：《禹贡》以土地厚薄言。若之关陕内外，山之东西，春种秋获，民高臣以待其成。吴、越则男女少长，无曰不在田间，况搬运粪壤，有如资财，是以人力胜地力耳。使天下之人皆然，夫何不可？是在劝农者振之。
张子房始终为韩报仇，千古无人识得，惟程子始云：“既藉楚以来秦，复用汉以灭楚。”其出处诡谲，亦无人识得，惟邵子始云：“始知今曰赤松子，便是当年黄石公。”福按：此等事如曹操分香卖履，皆是英雄用心欲欺千古，而不知千古之下，乃有豪杰又洞瞩其心也。
庞蕴夫妇破家从禅，至卖漉葛以自给，男女不婚姻，争相为死。黄东发讥之曰：“此皆全家病风耳。”福谓今之病风，若蕴者多矣。安得神医者一起之，故特表东发之言，以省夫世之愚者。
《左传》隐公十年，郑庄公以王命讨宋，得郜、防，而以归于鲁。左氏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福谓未足为正，以王命讨不庭，所得人民土地，王当悉以赏有功可也，鲁虽与有力焉，奈何擅与之乎！无王结党，而谓之正，不知其为何说也。
黄山谷云：“男女婚嫁，渠侬堕地，自有衣食分剂，所谓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应冻饥丘壑者，天不能杀也。今戚眉张曰者，正为百草忧春雨耳。”读公此言。使人胸次如操冰雪，当书之座右，与同志者共之。天道鬼神，皆恶盈满，佛书云“此世界是名阙欠世界”，亦是言天地间万事万物，自然不能周备。自古圣人，如尧、舜极矣，而子又不肖。至于舜，起侧微，遭父母顽嚣，则已不及尧远，大凡亨盛成之君，必不能寿考，稍长年者，必创业之君，五福全者，几何人哉！所以君子履盛满而思戒，常加贬损，则受益多矣。
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将荐芰，其子建命去芰。柳子厚曰：“屈子以礼之未忍，绝其父将死之言，安得为道。”东坡则曰：“屈建，楚卿之贤者，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夺其情也，盖恐国人议其将死之言，不在于民，而口腹是忧，其为陋甚矣。”福则曰：“言已出诸口，闻诸人，播于诸侯，传于后世，荐不荐，何损益于是哉！殆恐事因屈建去芰，而后世乃始陋其父耳。”学者多言太史公先黄、老而后《六经》，言虽有所自，盖亦不究其实，而轻和之者也。且太史公之书，今之《史记》是也，既先黄、老，何为列老子与申、韩同传？既后《六经》，何为进孔子而列诸侯世家？盖太史公为学，博而不精则有，以为信道不笃可也，以为后《六经》则非矣。孙叔通曰“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福读此言，然后知通为俗儒。夫进取之与守成，焉有二道哉！缟素发丧，此礼之大者，汉得天下由此道也，非儒生之论而何。通反笑鲁两生为鄙。呜呼，亦不自知其鄙矣。史称晋釐侯俭而不中礼，由是唐之变风始作。福谓古今丧乱，未有不由奢以致之者。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又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釐侯虽过于俭，非所当讥也。
东莱云：“田子方、子击二人，骄则一般。”福谓子击终能逊谢，过子方远矣。
《汉书》太尉周勃入北军下令一事，先儒议论各不同。程伊川、胡致堂、吴养心作一项说，刘屏山、王伯厚作一项说。今备录以俟君子而请质焉。伊川曰：“周勃入北军，问曰为刘氏左袒，为吕氏右袒。既知为刘氏，又何必问？若不知而问，设或右袒，当如之何？己为将乃问士卒，岂不谬哉
译邓禹初次拜见光武帝时，说：“如今的计策，不如延揽英雄，务必取悦民心。”吕祖谦按：这两句话的文义，源自黄石公的《三略》。光武帝以柔道夺取天下，都根源于这本书，所以史官称赞他，认为他审慎地保存了如黄石公《三略》那样的根本。《易经》说：“从窗户接纳简约的约定。”大概邓禹当时已经看出光武帝的用心了。东汉的兴起，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禹贡》记载：“雍州的田地是上等中的上等，扬州的田地是下等中的下等。”秦少游说：“如今肥沃的土地，没有比得上吴、越、闽、蜀的，这些地方在古代属于扬州和梁州，却都在下等之中。”吕祖谦按：《禹贡》是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来划分的。至于关中、陕地内外，华山的东西两侧，春天播种秋天收获，百姓只需等待庄稼成熟。而吴、越地区，无论男女老少，没有一天不在田间劳作，况且搬运粪土肥料，就像对待钱财一样重视，因此是人力胜过地利罢了。如果天下人都这样，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关键在于劝课农桑的人要振作起来。
张良始终为韩国报仇，千年来没有人能识破，只有程颐才说：“既然借助楚国来攻打秦国，又利用汉朝来消灭楚国。”他出仕隐退的诡谲之处，也没有人能识破，只有邵雍才说：“这才知道如今的赤松子，就是当年的黄石公。”吕祖谦按：这类事情就像曹操分香卖履一样，都是英雄用心想要欺骗千古，却不知千古之下，还有豪杰能洞察他们的心迹。
庞蕴夫妇破家参禅，甚至卖漉水袋来维持生计，儿女不结婚，争相为父母而死。黄东发讥讽说：“这都是全家疯了。”吕祖谦认为：如今像庞蕴那样“疯”的人多了。哪里能得到神医来救治他们呢？所以特意表彰黄东发的话，以警醒世间的愚者。
《左传》隐公十年，郑庄公奉周天子的命令讨伐宋国，夺取了郜、防两地，却把它们送给了鲁国。左氏评论说：“郑庄公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是正当了。”奉天子之命讨伐不臣服的国家，不贪图其土地，以此酬谢天子的爵位，这是正当的体统。吕祖谦认为：这不足以称为正当。奉天子之命讨伐不臣服的国家，所得的人民和土地，天子应当全部用来赏赐有功之人。鲁国虽然也有功劳，怎么能擅自把土地给它呢！无视天子的权威而结党营私，却称之为正当，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
黄山谷说：“男女婚嫁，他们出生后，自然有衣食的分配，所谓‘把他们放在狭窄的小巷里，牛羊庇护他们’，那些不该冻饿死在山沟里的，上天也不能杀死他们。如今那些愁眉苦脸的人，正是为百草担忧春雨罢了。”读先生的这些话，让人心胸像握着冰雪一样清凉，应当把它写在座右，与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分享。天道鬼神，都厌恶盈满，佛经说“这个世界名叫欠缺的世界”，也是说天地间万事万物，自然不能周全完备。自古以来的圣人，像尧、舜已经是极致了，但他们的儿子却不肖。至于舜，出身卑微，遭遇父母顽固凶恶，就已经远远不及尧了。大凡兴盛成就的君主，必定不能长寿；稍微长寿的，必定是创业的君主。五福俱全的人，又有几个呢！所以君子在处于盛满之时要想到警戒，常常加以贬损，那么受益就多了。
屈到喜欢吃菱角，生病时，召见宗族长老说：“祭祀我时一定要用菱角。”等到除丧祭时，将要进献菱角，他的儿子屈建命令撤去菱角。柳子厚说：“屈建因为不忍心违背礼制，断绝了他父亲临死前的话，怎么能算是合乎道义。”苏东坡则说：“屈建是楚国贤能的卿大夫，这一定是因为有大不忍心之处而夺去了他的情感，大概是担心国人议论他父亲临死前的话，不关心百姓，只担忧口腹之欲，这太浅陋了。”吕祖谦则说：“话已经出口，被人听到，在诸侯间传播，流传到后世，进献不进献菱角，对这件事有什么损益呢！恐怕是因为屈建撤去菱角这件事，后世才开始认为他父亲浅陋罢了。”
学者多言司马迁先推崇黄老之学而后推崇《六经》，这话虽然有所本，大概也是没有探究其实情，就轻易附和的人。况且司马迁的书，就是现在的《史记》，既然先推崇黄老，为什么把老子和申不害、韩非同列一传？既然后推崇《六经》，为什么把孔子列入诸侯世家？大概司马迁做学问，广博而不精深是有，认为他信道不坚定也可以，但认为他后推崇《六经》则不对了。孙叔通说：“儒者难以进取，可以与守成。”吕祖谦读了这话，才知道孙叔通是俗儒。进取和守成，怎么会有两种不同的道理呢！穿白色丧服发丧，这是礼制中最大的，汉朝得天下就是靠这个道理，这不是儒生的议论又是什么。孙叔通反而嘲笑鲁国的两位儒生鄙陋。唉，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鄙陋了。史书称晋釐侯节俭但不合礼，从此唐风的变风开始兴起。吕祖谦认为：古今丧乱，没有不是由奢侈导致的。孔子说：“礼制，与其奢侈，宁可节俭。”又说：“奢侈就会不谦逊，节俭就会固陋。与其不谦逊，宁可固陋。”釐侯虽然过于节俭，也不是应当讥讽的。
东莱先生吕本中说：“田子方、子击两个人，骄傲则是一样的。”吕祖谦认为：子击最终能够谦逊谢罪，比田子方强远了。
《汉书》记载太尉周勃进入北军下令一事，先儒们的议论各不相同。程伊川、胡致堂、吴养心作一种说法，刘屏山、王伯厚作一种说法。现在全部录下来，等待君子来请教质疑。程伊川说：“周勃进入北军，问士兵：‘为刘氏的袒露左臂，为吕氏的袒露右臂。’既然知道是为刘氏，又何必问？如果不知道而问，假使有人袒露右臂，该怎么办？自己身为将领却问士兵，难道不荒谬吗？”
！”致堂曰：“太尉此问，非也。有如军中皆右袒，或参半焉，则如之何？故先贤谓是时直当慰以大义，率而用之耳。太尉已得北军，士卒固惟旧将之听，非惟不当问，且不必问也。”养心曰：“勃令军中左右袒，设使右袒，其可已乎？伊川以为此属尽为身谋，非真为国家也。”屏山曰：“周勃入北军，今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或曰使众皆右袒，勃当如何哉？是未察其情也。方汉氏谋诛吕氏，禄主北军，勃欲入北军不得，乃令纪通持节，矫纳勃北军，复令说禄曰：‘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禄遂印解，以兵授勃。当是时，军众岂不知勃为刘氏而来哉！勃已执兵柄，下令以激怒众心，故云尔，岂有夺吕禄之兵，而复为吕氏哉！高祖曰：‘安刘氏者必勃也。’其有以知之矣。”伯厚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按《仪礼乡社疏》云：凡事，无问吉凶，皆袒左。是以士丧礼及大射礼，皆袒左，惟有受刑袒右。故《观礼》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于右也。以此考之，周勃诛吕氏之计已定，为吕氏者有刑，故以右袒全之，非以觇人心之从违也。”福谓周勃之问，与王孙贾诛淖齿令市人袒右之令略同，无他义也。独伯厚之言，实为死中求活。按《公羊传》，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左执芽旌，右执鸾刀，以逆庄王，庄王退舍七里。何休注云：“芽旌、鸾刀，祭祀宗庙所用也。执宗庙器者，示以宗庙血食自归也。”以是观之，肉袒示受刑，自是战国、先秦之常法。汉去古未远，法令固在，伯厚之言，其有所本欤。《礼记》所谓献民俘者，操右袂，亦此意也。
译致堂说：“太尉这个问题，问得不对。假如军中的人都袒露右臂，或者各占一半，那该怎么办？所以先贤认为，当时应当直接用大义来安抚他们，率领并任用他们罢了。太尉已经掌控了北军，士兵本来只听从旧将的命令，不仅不应当问，而且也不必问。”养心说：“周勃命令军中左右袒露，假使大家都袒露右臂，难道能停止吗？伊川认为这些人都是为自己谋划，并非真正为国家着想。”屏山说：“周勃进入北军，当时说为吕氏袒右，为刘氏袒左。有人说，假如众人全都袒右，周勃该怎么办呢？这是没有看清实际情况。当汉室谋划诛杀吕氏时，吕禄统领北军，周勃想进入北军却进不去，于是让纪通拿着符节，假传命令接纳周勃进入北军，又让纪通劝说吕禄说：‘赶快交还将军印信辞职离去，否则祸患就要兴起。’吕禄于是解下印信，把军队交给周勃。在这个时候，军队众人难道不知道周勃是为刘氏而来吗！周勃已经掌握兵权，下令是为了激发众人的心志，所以这样说，哪有夺取吕禄的军队，却又为吕氏效力的道理！高祖说：‘安定刘氏的一定是周勃。’他是有根据知道这一点的。”伯厚说：“为吕氏袒右，为刘氏袒左，根据《仪礼乡社疏》说：凡是事情，不问吉凶，都袒露左臂。因此士丧礼和大射礼，都袒露左臂，只有受刑时才袒露右臂。所以《观礼》才说袒露右臂，注解说刑罚适宜施加在右边。由此考察，周勃诛杀吕氏的计策已经确定，为吕氏的人将受刑，所以用袒右来保全他们，并不是用来窥探人心顺从还是违抗。”福认为周勃的问话，与王孙贾诛杀淖齿时命令市人袒右的命令大致相同，没有其他含义。只有伯厚的话，实在是死中求活。根据《公羊传》，楚庄王攻打郑国，郑伯袒露身体，左手拿着芽旌，右手拿着鸾刀，来迎接楚庄王，楚庄王退兵七里。何休注说：“芽旌、鸾刀，是祭祀宗庙所用的。拿着宗庙器物，是表示以宗庙的血食归顺。”由此看来，袒露身体表示接受刑罚，本来就是战国、先秦的常法。汉代距离古代不远，法令依然存在，伯厚的话，大概是有根据的吧。《礼记》所说的献俘者，握着右袖，也是这个意思。
温公《迂书士则篇》有云：“天使汝愚，而汝强知之。若是者必得天刑。”福谓此言可疑。苟如是，则气质之愚者，不可求变化矣。
●卷下
苏老泉有知人之鉴，作《辨奸》于王安石未用之前。先儒以其说为幸中，殆不然哉。观其《名二子说》，不二百言，断尽二子一生出处，非知人之甚明，能若是乎？
张魏公浚，南轩先生父也。其故人苏云卿称其长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后儒以为确论。福窃以为不然。盖张公忠亮是其所长，知人是其所短也，其在当时，尝劾奏李纲，又与赵■〈折上吕下〉不合，而岳飞亦在其所不平，至以谮者之言而杀曲端，谓之长于知君子，可乎？与黄、汪同朝而不察其奸，力引秦桧而不觉其诈，是昧于知人之鉴矣。虽然，此福之所见也，尚有俟夫君子而详焉。
张九龄识禄山有反相，其知人乃可谓明矣。而其《千秋金鉴录》末章，载韶州有侬智高、狄青事，下至三百余年，悉如目睹，是九龄亦通术数也。然载之私书固无妨，而以献君，则未免启人主好图谶之端。然或今之所谓《金鉴录》者，恐是伪作。因张公有知人之明，故附会其说欤。
郑昭公恶高渠弥，而为渠弥所杀，左氏谓昭公知所恶。福按：犹郭公之恶，恶而不能远者也，是以见弑。儿子侗读《郭太传》，问太之为人，老夫曰：“太在汉末，有类康节之在宋。”侗曰：“康节经世之学何可当，恐非太之所能及也。”予曰：“读史之法，若远代史可作一项看，近代史又作一项看。盖近者详，而远者略也。林宗在汉，不遭党祸，此一节极为康节之所取。然汲引后进，似非康节的能。今人谓康节为自了汉，亦不为无谓。至于太之言曰：‘我仰观天象，中察人事，觉事不可为’，此岂非康节之前知乎？惜其年四十二而死，使其得年，其不著书传世？然康节虽著《皇极经世书》，岂能望后世必传哉！且太在汉末，已为同时所服，固蔡伯喈曰：‘予为文多矣，惟《郭有道碑》无愧色。’此言可见矣。”
世传雹者蜥蜴所吐，而不知虹霓亦有吐之者。伍均泽为予言，一曰与其婿刘弘济行陇间，闻麟甲珊珊声，有双虫出自树下，首尾皆蛇，而腹如鳖，四足如虬。并行至树颠，昂首张口，气出吻间，一红一绿，成虹亘天，乃复循树下，入土而去。有顷，虹始渐散。盖虹霓螮蝀，字皆从虫，而虹又复冬蛰，有吐之者，似乎无疑。霹雳之中，亦有物者焉，其形如猴而小，尖嘴肉翅。雷收声后，亦入蛰，山行之人，往往多于土穴中得之，谓之雷公，不畏者恒啖之，《本草》则谓之震肉，且曰：“无毒，主小儿夜惊。大人因惊失心，亦可作脯与食之。”此畜为天雷所霹雳者是也。
蛇化鳖，蔚千户尝亲见之沙上。初，蛇盘为一束，反覆自掷者数十次，若一面饼。少焉，手足出矣。久之，蹒跚入沙而。故鳖未入水，腹下尚有蛇纹者，食之杀人。矾石，蚕食之则肥，鼠食之则死。巴豆，人食之则死，鼠食之则肥。《周礼》：蝈氏掌去黾，焚牡鞠，以灰洒之则死，以其烟被之，则凡水虫无声。注：蝈，蝼蝈、虾蟆之类，黾，耿黾也，尤怒鸣牡鞠，鞠不华者，以其烟被之者，假令风从东方来，则于水东面为烟，令烟西行，被之水上，则凡水虫无声。福谓人家近水者，此声烦聒最为可恼，此法未之试也。然物类相制，有自然之理。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针，戎盐累卵，獭胆分杯，坏漆以蟹，浣锦以鱼，散血以藕皮，毁金以羊角，至于蟹烟集鼠，人肌粉犀，诸如此类，不可殚纪。
东坡言：“《太平广记》云：以虎头缒之有龙之湫潭中，能致雨。须以长绠系之，雨足乃取出，不尔雨不止。试之有验。”福谓东坡非欺人者。今年江南旱甚，惜未有以此术告于有司者，故表著之。气类相感，理或然也。
生大造之中，而其力亦有能胜天者。万物虽不如人，其灵亦有人所不能者。近闻人谈一事，云盗能开锁，取法于涿木。盖啄木作巢，必穴于空树间，穴口小而
译司马光《迂书·士则篇》中说：“上天让你愚钝，而你却强行要知晓。像这样的人必定会遭受上天的惩罚。”我认为这话值得怀疑。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些天性愚钝的人，就不可能通过努力来改变自身了。
苏洵有识别人才的洞察力，在王安石未被起用之前，就写了《辨奸论》。以前的儒者认为他的说法是侥幸猜中了，恐怕并非如此。看看他写的《名二子说》，不到两百字，就断定了两个儿子一生的出处行止，如果不是对人有极深的了解，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张浚（魏公），是南轩先生的父亲。他的老朋友苏云卿称赞他擅长识别君子，不擅长识别小人，后来的儒者认为这是确切的评论。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大概张公忠诚刚直是他的长处，识别人才是他的短处。在当时，他曾弹劾李纲，又与赵鼎不合，而岳飞也在他所不满的人之中，甚至因为谗言而杀害曲端，这能说他是擅长识别君子吗？与黄潜善、汪伯彦同朝为官而不能察觉他们的奸诈，极力引荐秦桧而不能觉察他的欺诈，这是对识人之道昏昧不明啊。虽然如此，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还有待君子详细考证。
张九龄看出安禄山有反相，他识人的能力可以说是明察了。而他的《千秋金鉴录》最后一章，记载了韶州侬智高、狄青的事情，直到三百多年后的事情，都如同亲眼所见一样，这说明张九龄也通晓术数。然而，记载在私人著作中固然无妨，但如果献给君主，就未免会开启君主喜好图谶的端绪。不过，现在所谓的《金鉴录》，恐怕是伪作。因为张公有识人之明，所以有人附会这种说法吧。
郑昭公厌恶高渠弥，却被高渠弥所杀，《左传》说郑昭公知道该厌恶谁。我认为：这就像郭公的厌恶一样，厌恶却不能远离，因此被弑杀。儿子郑侗读《郭太传》，问郭太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说：“郭太在汉末，有点像宋代的邵雍。”郑侗说：“邵雍经世济民的学问哪里是郭太能相比的，恐怕郭太不及邵雍。”我说：“读史的方法，如果是远代的史书可以当作一类来看，近代的史书又当作一类来看。因为近代的记载详细，而远代的记载简略。郭太在汉代，没有遭遇党锢之祸，这一节极为邵雍所推崇。然而汲引后辈，似乎不是邵雍所能做到的。现在的人说邵雍是只顾自己解脱的人，也不是没有道理。至于郭太的话说：‘我仰观天象，中察人事，觉得世事不可为’，这难道不是邵雍的前知吗？可惜他四十二岁就死了，如果他长寿，难道不会著书传世吗？然而邵雍虽然著有《皇极经世书》，难道能保证后世一定流传吗？况且郭太在汉末，已经被同时代的人信服，所以蔡邕说：‘我写的文章很多，只有《郭有道碑》让我无愧色。’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来了。”
世人传说冰雹是蜥蜴吐出来的，却不知道虹霓也有吐出来的。伍均泽对我说，有一天他和女婿刘弘济走在田间，听到麟甲珊珊的声音，有两条虫子从树下出来，首尾都像蛇，而腹部像鳖，四肢像虬龙。它们并行爬到树顶，昂首张口，气息从吻间喷出，一红一绿，形成彩虹横贯天空，然后又顺着树下来，进入土中离去。过了一会儿，彩虹才渐渐消散。大概虹霓螮蝀，字都从虫，而且虹又冬天蛰伏，有吐出来的，似乎没有疑问。霹雳之中，也有生物，形状像猴子但较小，尖嘴肉翅。雷声停止后，也进入蛰伏，在山中行走的人，往往在土穴中得到它，称之为雷公，不怕的人常常吃它，《本草》称之为震肉，并且说：“无毒，主治小儿夜惊。大人因惊吓失心，也可以做成肉脯食用。”这种动物是被天雷霹雳击中的。
蛇变成鳖，蔚千户曾经在沙地上亲眼见过。起初，蛇盘成一束，反复抛掷几十次，像一面饼。不久，手脚长出来了。过了很久，蹒跚着进入沙中。所以鳖没有入水之前，腹部下面还有蛇纹，吃了会杀人。明矾，蚕吃了就肥，老鼠吃了就死。巴豆，人吃了就死，老鼠吃了就肥。《周礼》记载：蝈氏掌管去除黾虫，焚烧牡鞠，用灰洒在上面就死了，用它的烟覆盖在上面，那么所有水虫就无声了。注释说：蝈，是蝼蝈、虾蟆之类；黾，是耿黾，尤其愤怒鸣叫；牡鞠，是不开花的鞠；用它的烟覆盖在上面，假设风从东方来，就在水的东面制造烟，让烟向西吹，覆盖在水面上，那么所有水虫就无声了。我认为人家靠近水边的，这种声音烦扰最为恼人，这个方法我没有试过。然而物类相互制约，有自然的道理。比如琥珀吸引芥子，磁石吸引针，戎盐堆叠鸡蛋，獭胆分开酒杯，用蟹漆坏漆，用鱼洗锦，用藕皮散血，用羊角毁金，至于蟹烟聚集老鼠，人肌粉犀，诸如此类，不可尽数记载。
苏东坡说：“《太平广记》记载：把虎头吊入有龙的深潭中，能招致降雨。必须用长绳系住，雨够了才取出来，不然雨不停止。试过有效。”我认为苏东坡不是欺骗人的人。今年江南大旱，可惜没有人用这种方法告诉官府，所以表记出来。气类相互感应，道理或许如此。
生活在天地之间，而人的力量也有能胜过天的。万物虽然不如人，但它们的灵性也有人所不能的。最近听说有人谈论一件事，说盗贼能开锁，取法于啄木鸟。大概啄木鸟做巢，一定在空树间打洞，洞口小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