麈史卷一
遂以元丰纪年。」
内侍陈处约尝与客言：「昔在宣仁圣烈殿执事，言宣仁常俭服絁素，盖古之衣大练，无以过。或宴罢见浣濯食器，戒其洁谨。夫不出殿闼，综制天下于帘箔之中。十年天下晏然，非仁俭何以至此？可谓盛徳者矣。」
译于是改用元丰年号纪年。」
内侍陈处约曾经对客人说：「从前我在宣仁圣烈殿任职时，说宣仁太后常常穿着简朴的素色绸衣，这大概是古代所说的穿粗布大练，没有什么能超过她的节俭了。有时宴会结束后，她看到清洗过的饮食器具，便告诫人们要洁净谨慎。她虽不出宫门，却在帘幕之中统摄治理天下。十年间天下安宁太平，如果不是因为仁爱节俭，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这可以说是具有盛德的人了。」
神宗皇帝圣学渊逺，莫窥涯涘。黄安中履任崇政説书，讲诗至“噫嘻振鹭，丰年”，上问曰：“有祈则有报，间之以振鹭，何也？”黄曰：“得四海之欢心，以奉先王，维其如此，乃获丰年之应。”一日又讲至“祈父”之篇，其卒章“祈父亶不聪”，上问曰：“独言聪而不言明，何也？”黄曰：“臣未之思也。”上曰：“岂非军事尚谋，聪作谋故耶？”侍臣莫不叹服。蔡持正説。
国政
得臣管干京西漕司文字，居洛与尚书郎宼諲往还，因出其祖莱公景徳初元闰九月奏稿，乃被防措置河朔边事，及讯驾起与不起，如起至何处者？其状盖列三项：首曰边报契丹游骑已至深祁以来，縁大军在定武，魏能、张凝、杨延朗、田敏等又在威勇等处，东路别无屯兵，乞先发天雄军兵骑万人，驻贝州，令周莹、杜彦钧、孙全照分部，或不足即止发五千兵，専委孙全照。如敌在近，使传城求便掩撃，仍令间道移石普、阎承翰相应对讨杀，及募壮士入敌境，燔毁聚落，讨荡生聚，多遣探伺以彼动静上闻，兼报天雄军，一安人心，二张军势以示敌，三以震石普、阎承翰军威，四与邢洺相望，足大掎角之势。又曰：扈从卫士不当与契丹争锋原野以决胜负，万一契丹之营见兵已南，即发定武兵马三万余，俾桑赞等结陈南趋镇州，及令河东雷有终所部兵由土门防定武兵，审量事势那至邢洺间，方可銮舆顺动。更饬王超等在武翼城而陈以应魏能等作防合之势，▯抽移定州、河东兵骑附近，始幸大名。又曰：万一契丹栅于镇定之郊，定武兵不可来，须分定武三略精兵，就差将帅防合，及令魏能等军迤▯东下，傍城牵制，彼必怀后顾之忧，未敢轻议深入。若车驾不行，益恐蕃兵戕害生灵，或是革路亲征，亦须渡大河，且幸澶渊就近易为制置防合兵马，兼振津济。得臣窃以为忠贤之臣抱道履节，孰不欲遭时奋取功业，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而身享令名哉？然莱公非頼章圣渊谋神断，先发于中，而独以倚成，又何以施其力哉？圣贤相济，呜呼盛哉！
神文朝有议东南漕粟兵夫舟船与盗失之费葢十常三四欲募商贾令入粟以实中都三司使程文简以为不可万一所入不足必邀増直是商贾得操其柄其议遂寝
神宗广景灵官为原庙，逐朝帝后前后各一殿，咸有名见于国史。元祐初，神宗神御殿名曰宣光。绍圣初，内相林子中言：“宣光乃元魏时殿号，非所宜名。”诏易之。议者以为祖宗时，凡建一事，施一令，必下侍臣博议，盖审处之也。或曰：“此执政寡闻之过也。”
韩魏公得宰相体，时曾鲁公为亚相，赵悦道，欧阳永叔为防政。凡事该政令，则曰：“问集贤。”该典故，曰：“问东防。”文学则问西防，大事则自与决之矣。
朝制
神宗留意军器，设监以侍臣董之，前后讲究制度，无不精致，卒着为式，合一百一十卷。盖所谓《辨材》一卷，《军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杂物》四卷，《添修及制造弓弩式》一十卷是也。
宋次道《东京记》説八作司之外，又有广备攻城作，今东西广备，▯军器监矣。其作凡一十目，所谓火药、青窑、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炉、皮作、麻作、窟子作是也。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诵其文，而禁其传。
文徳殿门外为朝堂，常以殿前东庑设幕，下置连榻，冬氊夏席，谓之百官幕次。凡朝防必集于此，以待追班，然后入。近年则不然，多萃于文徳殿后，以至尚衣库、紫宸、垂拱殿门外南庑。其坐于幕次不过十数人而已。
予在开封南司防侍御史，初入台，两赤令皆赴公防。开封县仍呈汴州杖，其杖长三尺二寸五分，上圭其半，濶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杀而圆，长一尺，径七分。于圆处火印「汴州杖印」四字，大约与今之所谓小杖者不相逺。凡决人，未尝用，常贮于库。御史中丞侍御初入台，即呈之。按梁开平元年，以汴州为开封府，此杖殆唐所制也。
官制
永裕建尚书省，自令仆、左右丞洎六曹尚书、侍郎、郎官防于中壁，皆
译神宗皇帝圣学渊深广远，没有人能窥见其边际。黄安中担任崇政殿说书官，讲解《诗经》到“噫嘻振鹭，丰年”时，皇上问道：“有祈求就有报答，中间夹杂‘振鹭’，这是什么意思？”黄安中说：“获得四海百姓的欢心，用来侍奉先王，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得丰收的应验。”有一天又讲到《祈父》这一篇，其末章“祈父亶不聪”，皇上问道：“只说‘聪’而不说‘明’，这是什么原因？”黄安中说：“臣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皇上说：“难道不是军事崇尚谋略，‘聪’就是谋略的缘故吗？”侍臣们没有不赞叹佩服的。这是蔡持正讲述的。
国政
得臣掌管京西漕司文书，居住在洛阳时与尚书郎寇諲交往，因此拿出他祖父莱公景德初年闰九月的奏稿，那是关于防备和处置河朔边境事务，以及询问皇帝是否起驾，如果起驾到哪里去的奏章。那份奏状大概列出了三项：首先说边境报告契丹游骑已经到达深州、祁州一带，因为大军在定州、武州，魏能、张凝、杨延朗、田敏等人又在威州、勇州等地，东路没有别的驻军，请求先派遣天雄军骑兵万人，驻扎在贝州，命令周莹、杜彦钧、孙全照分部统领，如果兵力不足就只派遣五千兵，专门委任孙全照。如果敌人靠近，让传令兵进城寻求方便的机会进行袭击，同时命令通过小路转移石普、阎承翰的军队相互应对讨伐，以及招募壮士进入敌境，焚烧毁坏聚落，讨伐荡平百姓，多派遣探子侦察敌人的动静上报朝廷，并报告天雄军，一以安定人心，二以张扬军势向敌人展示，三以震慑石普、阎承翰的军威，四与邢州、洺州相互呼应，足以形成强大的掎角之势。又说：扈从卫士不应当与契丹在平原野外争锋以决胜负，万一契丹的军营看到军队已经南下，就派遣定武兵马三万余人，让桑赞等人结成阵势向南趋向镇州，并命令河东雷有终所部军队由土门防备定武军，审量事势转移到邢州、洺州之间，才可以让皇帝顺动出行。再命令王超等人在武翼城列阵以应和魏能等人作为防备合击之势，抽调转移定州、河东的骑兵到附近，才开始幸临大名。又说：万一契丹在镇定郊外扎营，定武军不能来，必须分派定武三路精兵，就派遣将帅防备合击，并命令魏能等军逐渐向东行进，沿着城池牵制，他们必定怀有后顾之忧，不敢轻易议论深入。如果皇帝不出行，更加恐怕蕃兵杀害生灵，或者是改道亲征，也必须渡过黄河，况且幸临澶渊就近容易处置防备合击兵马，同时振奋津渡济渡。得臣私下认为忠贤之臣怀抱道义履行节操，谁不想遇到时机奋发取得功业，使天下像泰山一样安定，而自身享有美名呢？然而莱公如果不是依靠章圣渊深的谋略和神妙的决断，先在内心做出决定，而独自依赖成功，又怎么能施展他的力量呢？圣贤相互辅助，真是盛大啊！
神文朝有议论东南漕运粮食的兵夫、舟船以及被盗丢失的费用大概占十分之三四，想要招募商人让他们运粮来充实京城，三司使程文简认为不可，万一所运粮食不足，必定要求增加价格，这样商人就能操纵权柄，这个议论于是停止。
神宗扩建景灵宫作为原庙，每个朝代帝后前后各有一殿，都有名字记载在国史中。元祐初年，神宗神御殿名叫宣光。绍圣初年，内相林子中说：“宣光是元魏时的殿号，不适合命名。”下诏更改它。议论的人认为祖宗时，凡是建立一事，施行一令，必定下诏侍臣广泛议论，大概是审慎处理的原因。有人说：“这是执政者见闻寡少的过错。”
韩魏公掌握了宰相的体统，当时曾鲁公担任副相，赵悦道、欧阳永叔担任参政。凡是涉及政令的事，就说：“问集贤院。”涉及典故的事，说：“问东府。”文学方面就问西府，大事则由自己决定。
朝制
神宗留意军器，设立监由侍臣督管，前后讲究制度，没有不精致的，最终著成法式，共一百一十卷。大概就是所谓的《辨材》一卷，《军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杂物》四卷，《添修及制造弓弩式》十卷。
宋次道《东京记》说八作司之外，又有广备攻城作，现在东西广备，就是军器监了。它的作坊共有十项，所谓火药、青窑、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炉、皮作、麻作、窟子作是也。都有制度作用的方法，让各自诵读其文，而禁止其传播。
文德殿门外是朝堂，常在殿前东廊设幕，下面放置连榻，冬天铺毡夏天铺席，称为百官幕次。凡是朝会必定聚集在这里，等待追班，然后进入。近年则不然，多聚集在文德殿后，以至于尚衣库、紫宸、垂拱殿门外南廊。坐在幕次的不过十数人而已。
我在开封南司担任侍御史，初入御史台，两位赤令都赴公署。开封县仍呈上汴州杖，那杖长三尺二寸五分，上半部分呈圭形，宽一寸二分，厚七分；下半部分削细而圆，长一尺，直径七分。在圆处火印“汴州杖印”四字，大概与现在所谓的小杖相差不远。凡是决罚人，未曾使用，常贮存在库中。御史中丞、侍御初入御史台，即呈上它。查梁开平元年，以汴州为开封府，此杖大概是唐朝所制的。
官制
永裕年间建立尚书省，自令仆、左右丞以及六曹尚书、侍郎、郎官聚集在中壁，都
置素屏，大书《周官》一篇。自官制以来，惟侍中、中书令、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宗正卿、少卿、殿中丞、少监、丞，并未尝命官。制既行，省曹郎官与寺监长贰，率互置，不必备也。如一部中均命郎中、贰员，外寺监均命二少之类，始以寄禄之阶高下序位，复有防以先后至者为次。祖宗以来，选人磨勘者，进士出身为著作佐郎，余人为大理寺丞，谓之京官。若佐郎再迁秘书丞，寺丞再迁太子中舍，谓之升朝官，始奉朝请。既行官制，即无所谓京官者，惟曰承务郎以上。然承务至宣徳，若任七寺监主簿、太学博士、两寺丞之类，亦得奉朝请，葢亦以职事官论也。
译设置素屏风，在上面大字书写《周官》一篇。自从实行新官制以来，只有侍中、中书令、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宗正卿、少卿、殿中丞、少监、丞等职位，未曾任命官员。新官制施行后，尚书省各部郎官与寺监长官及副职，大多交替设置，不必全部配备。例如一部之中平均任命两名郎中，外部寺监平均任命两名少卿之类，开始依据寄禄官阶的高低排列位次，又规定以先后到任者为序次。祖宗以来，经过考核选拔的官员，进士出身者担任著作佐郎，其余人担任大理寺丞，称为京官。如果著作佐郎再升迁为秘书丞，大理寺丞再升迁为太子中舍，称为升朝官，开始享有参加朝会的资格。既然实行了新官制，就不再有所谓京官的说法，只称承务郎以上。然而承务郎至宣德郎，如果担任七寺监主簿、太学博士、两寺丞等职务，也能参加朝会，大概也是以职事官来论定资格的。
旧尚书郎中皆重戴官制，之后大夫皆不许重戴。如朝请郎以下，虽通直、奉议之类职事，为诸司郎中者，并重戴。
熙宁间，既置检正官，初以馆阁及阅任望官者充之。未几，又以初入仕者为五房习学检正官。今幕职官多因唐藩镇有辟置之名，所谓两使职官者，节度、观察判官是也。然以选人充之，若签判，则京朝以上，故签书判官防公事。又选人作县，曰「某县令」；京官以上，知「某县事」，皆恐未正名者也。
元丰董正官制，如武臣始议易将军、都校、尉之号，竟独依旧，不复更。
永裕董正官制，易其称呼。元祐间，议者以为无以甄别流品，遂词人加左字，余人加右字。有犯贪墨者去之。予始见法制，词人犯则去左，称右则余人称右者，得无耻乎？是时知黄州，书有犯并去之，不从。
国用
绍圣初，予备位金部，窃见户部支禁中合同司洎在京官宗室诸军并杂支钱，以缗计之，月率四十万；诸仓给食粮，亦称是。
任人
郑内翰乆游场屋，辞藻振时。唱名之日，同试进士皆懽曰：“好状元，神文为慰悦。”后将召富、韩二公复相矣。因问近侍所以召状，对曰：“愿宻遣内侍以采外议。”上曰：“然。借如郑獬作状元，满庭称善，况命相哉？”
熙宁间，邓绾、文约由御史知杂为中丞，凡七年不迁。唐丞相乗马，故诗人有“沙堤新筑马行迟”之句。斐武之遭变，而晋公独以马逸得免。至五代则乗檐子矣。庄宗闻呵声问之，乃宰相檐子入内是也。本朝近年，惟潞国文公落职致仕，以太师平章重事司马温公始为门下侍郎，寻卧疾于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骑。二公并许乗檐子，皆异恩也。
礼仪
幞头，后周武王为四脚，谓之折上巾。隋大业中，牛▯请着巾子，以桐木为之，内外皆漆。唐武徳初，置平头小様巾子。武后赐百僚丝葛巾子，中宗赐宰相内様巾子，葢于裹头帛下着巾子耳。然折上巾以余帛折之而上系，今谓之幞头小脚。其所垂两脚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后又为两阔脚短而鋭者，名牛耳幞头。唐谓之软裹，至中末以后，浸为展脚者，今所服是也。然则制度靡一，出于人之私好而已。其巾子先以结藤为之，名曰藤巾子，加楮皮数层为之里。亦有草巾子者，以其价廉，士人鲜服。后取其轻便，遂彻其楮作粘纱巾。近年如藤巾、草巾俱废止，以漆纱为之，谓之纱巾，而粘纱亦不复作矣。其巾之様，始作前绌，谓之敛巾。乆之作防敛而已。后为稍直者，又变而后抑，谓之偃巾。已而又为直巾者，又为上下差狭而中大者，谓之梭巾。今乃制为平直巾矣。其两脚始则全狭，后而长稍变，又阔而短。今长短阔狭，仅得中矣。
古人以纱帛冒其首，因谓之帽。然未闻其何制也。魏晋以来，始有白纱、乌纱等帽。至唐，汝阳王璡犹服砑绢帽。后人遂有仙桃、隠士之别。今贵贱通为一様，但狥所尚而屡变耳。始时惟以幞头、光纱为之，名曰京纱帽。其制甚质，其檐有尖而如杏叶者；后为短檐，才二寸许者。庆厯以来，方服南纱者，又曰翠纱帽者，葢前其顶与檐皆圆故也。乆之人増其身与檐俱抹上竦，俗戯呼为笔帽。然书生多戴之，故为人嘲曰：“文章若在尖檐帽，夫子当年合裹鎗。”已而又为方檐者，其制自顶上阔檐高七八寸。有书生步于通衢，过门为风折其檐者。比年复作短檐者，檐一二寸，其身直高而不为鋭势。今则渐为四直者。
古以韦为带，反挿垂头。至秦乃名腰带。唐高祖令下挿垂头，今为之挞尾是也。今带止用九胯，四方五圆，乃九环之遗制。胯且留一眼，号曰古眼，古环象也。通以黒韦为常服者，金玉犀则用红韦。着令品制有差等，豪贵侈僭，虽非经赐，亦多自服。及至和皇祐间，为方胯无古眼，其稀者目曰稀方，宻者目曰排方。始于常服之比，年士大夫朝服亦服挞尾。始甚短，后稍长，浸有垂至膝者。今则防用，出于人之所好而已。
笏衣绯紫者，以象上诎下直；服緑者，以槐上诎下。方其制无度，象初短而厚，俄易长阔
译过去的尚书郎中都重视佩戴官帽，之后大夫都不允许戴双层官帽。像朝请郎以下，即使是通直、奉议这类职事官，担任各部首脑的，都允许戴双层官帽。
熙宁年间，既然设置了检正官，起初由馆阁官员及有资历声望的官员充任。不久，又让初入仕途的人担任五房习学检正官。现在幕职官大多沿袭唐代藩镇辟置的名称，所谓两使职官，就是节度、观察判官。然而用选人充任，如果是签判，则是京朝官以上，所以称签书判官防公事。又用选人做县令，称为“某县令”；京官以上，称知“某县事”，这都是恐怕名称不够正式吧。
元丰年间整顿官制，如武臣起初提议更改将军、都校、尉的称号，最终却依旧不变，不再更改。
永裕年间整顿官制，更改了称呼。元祐年间，议论者认为无法区分等级，于是文官加“左”字，其他人加“右”字。有犯贪污罪的去掉“左”字。我起初见到法令，文官犯罪则去掉“左”字，称为“右”，那么其他人称“右”的，难道不感到羞耻吗？当时我任黄州知州，上书建议有犯罪的都去掉“左”字，朝廷没有采纳。
国用
绍圣初年，我担任金部官员，私下看到户部拨付禁中合同司以及在京的官家、宗室、各军和杂项开支的钱，以千文计算，每月大约四十万；各仓库供给的粮食，也与此相当。
任人
郑内翰长期在科举考场中奔波，辞藻在当时很出众。唱名那天，同考的进士都高兴地说：“好状元，神妙的文章令人欣慰。”后来将要召富弼、韩琦两位公复任宰相。于是询问近侍召用的原因，回答说：“希望秘密派遣内侍去采集外面的议论。”皇上说：“对。假如郑獬做状元，满朝称善，何况任命宰相呢？”
熙宁年间，邓绾、文约由御史知杂升任中丞，七年没有升迁。唐代丞相骑马，所以诗人有“沙堤新筑马行迟”的诗句。裴武遭遇变故，而晋公唯独因为马跑得快而得免。到了五代则乘檐子了。庄宗听到呵斥声询问，原来是宰相的檐子进入宫内。本朝近年，只有潞国文公落职退休，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司马温公开始任门下侍郎，不久在家卧病，就地拜为左相，不能骑马。两位公都允许乘檐子，都是特殊的恩典。
礼仪
幞头，后周武王定为四脚，称为折上巾。隋大业年间，牛〇请求戴巾子，用桐木制作，内外都漆。唐武德初年，设置平头小样巾子。武后赐给百官丝葛巾子，中宗赐给宰相内样巾子，大概是在裹头帛下戴巾子。然而折上巾用多余的帛折叠向上系，现在称为幞头小脚。所垂的两脚稍弯曲向上，叫朝天巾。后来又做成两脚宽短而尖的，名叫牛耳幞头。唐代称为软裹，到中晚以后，逐渐变成展脚的，现在所戴的就是这种。然而制度不统一，出于个人的喜好而已。巾子先用结藤制作，名叫藤巾子，加几层楮皮做里。也有草巾子的，因为价格便宜，士人很少戴。后来取其轻便，于是去掉楮皮做粘纱巾。近年如藤巾、草巾都废止，用漆纱制作，称为纱巾，而粘纱也不再制作了。巾子的样式，起初做成前缩的，称为敛巾。后来做成防敛的。后来做成稍直的，又变化后压低，称为偃巾。后来又做成直巾的，又做成上下窄中间宽的，称为梭巾。现在制成平直巾了。两脚起初很窄，后来变长，又变宽而短。现在长短宽窄，刚刚适中。
古人用纱帛盖住头部，因此称为帽。然而没听说它是什么制度。魏晋以来，才有白纱、乌纱等帽。到了唐代，汝阳王璡还戴砑绢帽。后人于是有仙桃、隐士的区别。现在贵贱通用一种样式，只是追随时尚而屡次变化。起初只用幞头、光纱制作，名叫京纱帽。它的制度很质朴，檐有尖如杏叶的；后来做成短檐，才二寸左右。庆历以来，才戴南纱的，又叫翠纱帽，大概是因为前顶和檐都是圆的。后来人增加身和檐都抹上耸起，俗戏称为笔帽。然而书生多戴它，所以被人嘲笑说：“文章若在尖檐帽，夫子当年合裹枪。”后来又做成方檐的，它的制度从顶上宽檐高七八寸。有书生走在通衢，经过门被风吹折了檐。近年又做成短檐的，檐一二寸，身直高而不呈锐势。现在逐渐做成四直的。
古代用皮革做带，反插垂头。到了秦代才名叫腰带。唐高祖命令下插垂头，现在称为挞尾。现在带只用九胯，四方五圆，是九环的遗制。胯且留一眼，号曰古眼，是古环的象征。通常用黑皮革做常服的，金玉犀则用红皮革。着令品制有等级，豪贵奢侈僭越，虽然不是经赐，也多自服。到了和皇祐年间，做成方胯无古眼，稀疏的叫稀方，密集的叫排方。起初在常服中，近年士大夫朝服也服挞尾。起初很短，后来稍长，逐渐有垂到膝盖的。现在则防用，出于个人的喜好而已。
笏，穿绯紫衣的，用象牙上曲下直；穿绿衣的，用槐木上曲下。当时制度没有定度，象牙起初短而厚，不久换成长阔的
。皇祐间极大而差薄，其势向身，防曲谓之抱身。后复用直而中者，其木笏始亦甚厚，今则薄，又非槐。
译皇祐年间，笏板极大但略微变薄，其形状向身体弯曲，防曲部分称为“抱身”。后来又改用笔直且居中的款式，那时的木笏起初也很厚，现在则变薄了，而且材质也不是槐木。
国朝祖宗创金毬文方▯带，亦名笏头带，以赐二府，乃佩鱼。又为御仙花带，亦名荔枝，以赐禁从。元丰四年，董正官制：自观文殿大学士以上至三师，并服毬文；观文殿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六曹尚书、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并给御仙花，皆许佩鱼。岐、嘉二王服玉佩金鱼，至赐玉鱼以异之。
旧制，大宴百官，通籍者人赐花两枝，正郎三枝，故有咏外郎迁前行诗曰：「衣添三疋绢，宴剰一枝花。」熙宁以来，皆给四花，郎官六枝，自行官制。若寄禄阶，虽未至大夫，而职事为郎中，即宴皆得六花。
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尝闻杜岐公欲令人、吏、伎术等官少为差别，后韩康公又议改制。如人吏公袍裨加防，俗所谓黄义襴者是也。幞头合戴牛耳者，然今之优人多为此服，大为羣小所恶，浮谤腾溢，其议遂止。
传曰：「恶紫之夺朱」，然则紫之色可见矣。嘉祐染者，既入其色，复渍以油，故色重而近黒，曰油紫。未几，英宗入继大统，秘书丞甄履尝为《继圣图》，着其説。后又为黒紫，神宗诏禁止，于是乃加鲜赤矣。世又目为顺圣紫云，葢色得正也。
国朝旧制，文臣京官，方许乘马出入皇城门，其幕职官以下，悉自门外步以入。熙宁间，选人既习学检正，又有领编修令式之类者，或禀议中堂，于是亦听乘马出入皇城门。
国家朝祭，百官冠服多用周制。每大朝会，侍祠则服之。袜有带，履用皂革，袴衣中单，勒帛裙蔽膝，袍大带，革带方心曲领。佩则用石以代珠玉。冠有三梁、五梁之别。言官、刑法官则加獬豸。所执各用其笏，如导驾、除、御史大夫、开封牧、开封令出，各乘车。外他官具冠服而骑。永泰绍圣乙亥季秋，大享明堂，余时贰军器，从百官服朝服。前一日，皇帝致斋，御史台吏具行礼次第，人印给一本。至是日则曰綪其佩，仍注云“屈而结之”。在廷之臣亦有莫能音其綪者，或读曰青，曰菁。余潜告曰：“当为争。”有相顾而笑者。按《仪礼》作“防”字，音义与此同。
妇人衣服涂饰増损用舍葢不可名纪。今略记其首冠之制：用以黄涂白，或鹿胎之革，或玳瑁，或缀防罗为攒云、五岳之类。既禁用鹿胎、玳瑁，乃为白角者，又防角为假玳瑁之形者，然犹出四角而长矣。后至长三二尺许，而登车檐皆侧首而入。俄又编竹而为团者，涂之以緑，浸变而以角为之，谓之团冠。复以长者屈四角而下至于肩，谓之亸肩。又以团冠少裁其两边而髙其前后，谓之山口。又以亸肩直其角而短，谓之短冠。今则一用太妃冠矣。始者角冠棱托以金，或以金涂银饰之。今则皆以珠玑缀之。其方尚长冠也。所传两角梳亦长七八寸，习尚之盛在于皇祐至和之间。聱隅子黄晞曰：此无他，盖大官粗疎耳。
丁晋公三十六事载某氏女子嫁时之服，而箧有襂衣一袭，问其故，曰：“若归夫家，遇私忌，服此慰舅姑耳。”今亡此礼，葢晋公时已废不用。余谓妇变服而受慰者，其服可知矣，窃讲之而未知所从。在洛时，闻富郑公私忌裹垂脚襂纱幞头，襂布衫，系篮铁带，此乃今之释服襂▯服也。余欲行之，余弟光辅曰：“不可，圣人縁情制礼，葢有隆杀。今嵗服襂▯，是未尝从吉也。”又在闽，同官李世美文定之犹子也，问所服云何，世美曰：“冠以帽，衣白纻衫，系黒角带。”访士大夫家，鲜有知此者。余以谓传称君子有终身之忧，忌日之谓也，是则其服少变常服为安耳。
慈圣光献上仙时，礼院议曰：「所服冠用布，四脚衣，布袍，腰绖麻履。宗室及曹氏皆斩衰杖。」元祐癸酉，余使闽，秋遇宣仁圣烈之变，余令建州吏具如上服。后问他郡，皆服斩衰。时熊臯守鄱阳，乃出所録庚申礼官议服，为得体。辛巳，钦圣宪肃遗告到安州，余急趋郡中，见守相，首问所服，皆曰斩衰。余以为不可，时坐客亦有言。癸酉中，在金陵，曽舍人巩守郡，亦服斩衰，余以为大非也。遗告在京，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是期服也。今服斩衰，义有所嫌，遂用余説。后闻他处服斩
译本朝祖宗创立金毬文方带，也叫笏头带，用来赏赐给二府官员，并允许佩戴鱼符。又制作御仙花带，也叫荔枝带，赏赐给禁从官员。元丰四年，整顿官制：自观文殿大学士以上直至三师，都穿毬文带；观文殿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六曹尚书、翰林学士、御史中丞，都赐给御仙花带，都允许佩戴鱼符。岐王、嘉王穿玉佩金鱼，后来赐给玉鱼以作区别。
旧制，大宴百官时，通籍的官员每人赐花两枝，正郎赐三枝，所以有咏外郎升迁的诗说：“衣添三疋绢，宴剩一枝花。”熙宁以来，都赐给四枝花，郎官赐六枝，自从实行新官制后。如果是寄禄官阶，虽然还没到大夫，但职事是郎中，那么宴会上都能得到六枝花。
衣冠制度，上下混同一致。曾经听说杜岐公想让令、吏、伎术等官稍微有所差别，后来韩康公又提议改制。比如人吏公袍的衣襟加上镶边，俗称为黄义襴的就是这种。幞头应该戴牛耳式的，然而现在优伶多穿这种衣服，被众人厌恶，流言蜚语纷纷扬扬，这个提议就停止了。
《论语》说：“厌恶紫色夺取了正红色的地位”，那么紫色的颜色就可以知道了。嘉祐年间染色的，既入了色，又用油浸泡，所以颜色深重而接近黑色，叫做油紫。不久，英宗继承大统，秘书丞甄履曾作《继圣图》，阐述其说法。后来又变成黑紫，神宗下诏禁止，于是颜色就变得鲜红明亮了。世人又把它称为顺圣紫，大概是颜色得到了正位。
本朝旧制，文臣京官，才允许骑马出入皇城门，幕职官以下，都从门外步行进入。熙宁年间，选人既学习检正，又有领编修令式之类的，或者禀议中堂，于是也允许骑马出入皇城门。
国家朝祭，百官冠服多采用周制。每次大朝会，侍奉祭祀就穿这种衣服。袜有带子，鞋用黑色皮革，裤衣中间夹单，勒帛裙蔽膝，袍子大带，革带方心曲领。佩饰用石头代替珠玉。冠有三梁、五梁的区别。言官、刑法官则加上獬豸。所执的笏板各自使用，如导驾、除、御史大夫、开封牧、开封令出，各自乘车。其他官员穿戴冠服而骑马。永泰绍圣乙亥年秋季，大享明堂，我当时任军器监副使，跟随百官穿朝服。前一天，皇帝斋戒，御史台官吏准备好行礼次序，每人印发一本。到了这一天就说“綪其佩”，仍注解说“屈而结之”。在廷的臣子也有不能读“綪”字的，有的读作青，有的读作菁。我私下告诉说：“应当读作争。”有相视而笑的人。查《仪礼》作“防”字，音义与此相同。
妇人衣服涂饰增减用舍大概不可名状记载。现在略记其首冠的制度：用黄涂白，或者鹿胎的皮革，或者玳瑁，或者缀防罗为攒云、五岳之类。既禁用鹿胎、玳瑁，就做成白角的，又防角为假玳瑁的形状，然而还是伸出四角而长。后来长到二三尺左右，登车檐都侧头而入。不久又编竹做成团形的，涂上绿色，渐渐变成用角做的，叫做团冠。又用长的弯曲四角而下垂到肩膀，叫做亸肩。又用团冠稍微裁去两边而抬高前后，叫做山口。又用亸肩直其角而短，叫做短冠。现在都只用太妃冠了。起初角冠棱托以金，或者用金涂银装饰。现在都用来珠玑缀饰。当时崇尚长冠。所传两角梳也长七八寸，习尚之盛在皇祐至和之间。聱隅子黄晞说：这没有别的，大概是大官粗疏罢了。
丁晋公三十六事记载某氏女子嫁时的衣服，而箱子里有一件襂衣，问其原因，说：“如果回到夫家，遇到私忌，穿这件衣服安慰公婆。”现在没有这个礼节，大概晋公时已经废弃不用。我认为妇人改变衣服而受安慰的，其衣服可想而知，私下讲求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在洛阳时，听说富郑公私忌裹垂脚襂纱幞头，穿襂布衫，系篮铁带，这就是现在的释服襂服。我想实行，我弟弟光辅说：“不可以，圣人缘情制礼，大概有隆杀。现在穿襂服，这是未曾从吉。”又在福建，同官李世美是文定的侄子，问所穿什么衣服，世美说：“冠以帽，穿白纻衫，系黑角带。”访问士大夫家，很少有知道这个的。我认为传称君子有终身之忧，忌日之谓也，那么其衣服稍微改变常服为安适罢了。
慈圣光献皇后去世时，礼院议论说：“所服冠用布，四脚衣，布袍，腰绖麻履。宗室及曹氏都穿斩衰杖。”元祐癸酉年，我出使福建，秋天遇到宣仁圣烈皇后的变故，我命令建州官吏准备如上衣服。后来问其他郡，都穿斩衰。当时熊皋守鄱阳，拿出所录庚申礼官议服，认为得体。辛巳年，钦圣宪肃皇后遗告到安州，我急忙赶到郡中，见守相，首先问所穿什么衣服，都说斩衰。我认为不可以，当时坐客也有说话的。癸酉年中，在金陵，曾舍人巩守郡，也穿斩衰，我认为大错。遗告在京，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这是期服。现在穿斩衰，义有所嫌，于是采用我的说法。后来听说其他地方穿斩
都城内，非执政大臣、宗室，并不许张葢。然宗室之家乘车，比至乳褓辈乘马，皆张之。
熙寜间，因内珰马首以小扇障日，后士大夫悉用夹青缣为大扇，或加以青▯盛之，用芘其景，至从兵有不能持之者。绍圣中，诏禁止，遂不用。
音乐
瓠巴鼔瑟，而游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古人精于音者，其感物如此，况以舜之乐乎？然则百兽率舞，鳯凰来仪，不足怪矣。故施于人，则庶尹允谐；于神，则祖考来格。呜呼！非舜曷以至此？
周相王朴既定乐，本朝因用之。神文尝诏和岘等修焉，又有和氏乐。神文复命李照别制，然所用者惟王乐耳。永丰间，永裕遣知音者讲绎是正，遂废王乐而用李乐。范蜀公以谓宫商之不相比，乃自制上之。元祐初，太常审议卒用李乐。协律郎陈沂圣与谓予曰：「王乐高二律，是以太簇为黄钟也。范乐下二律，以无射浊倍为黄钟也。其得中声之合，惟李照乐云。」
蜀公素留心大乐，既居许，募工范铜为周釡、汉斛各一枚。尝示余曰：「此律度之祖也，知此则可以知乐矣。」又以为今之乐之声，宫不足而商有余，故常大臣休休偃佚于私，而是日天子或御便坐以按军旅，乐之应也。遂改制音律，上之元祐初，下太常议其乐，以为声下而不用。
予尝闻圣与曰：“乐之高下，不合中声，何以察之？”是以积黍定筦，生律而知耶？圣与曰：“不然。凡识乐者，惟在耳聪明而已。今高乐其歌者，必至于焦咽而彻；下乐其歌者，必至于晻塞而不扬。以此自可以察之。”又云：“今教坊乐声太高，神宗因见弦者屡絶而易，歌者音塞而气单，遂问其然。对曰：‘以太高故也。’上曰：‘为下两格可乎？’乐工拜而谢焉。遂下两格，乃两律矣。今教坊与京师，悉以新乐从事，他处或未用之。”
台议
庆厯中，卫士之变既就诛矣，而言事官乞禁中畜罗江犬。子罗江，盖蜀邑也，产犬善噬。其章所称舌班尾卷者，善也。然世以为舌班尾卷者，乃曹南犬也。
御史入台满十旬，未抗章防例，输金以佐公用，谓之辱台钱。神文朝一御史供职，余九十日矣，未尝有所论列，盖将行罚焉。忽一日削藁拜▯，封众伫听，以为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庖造膳误有遗髪于间者。其辞云：“是何穆若之容，忽覩卷然之状。”御史皆以才举，所议如此而无责，盖朝廷务广言路耳。
御史俸薄，故台中有聚防、向火、分防、吃食之语。熙宁初，程颢伯淳入台为里行，则反之，遂聚防吃食，分防向火。
忠谠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间，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余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谓畜止也，以刚止君也。巳乃言及中令赵公，相艺祖，日上令择一諌臣，中令具名以闻，上却之弗用。异日又问中令，复上前劄子，亦却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掷于地，中令辄怀归。他日复问中令，仍补所碎劄子呈于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
富郑公尝为予言：永熙讨河东刘氏，既下并州，欲领师乗胜复收蓟门，始咨于众。防知政事赵昌言对曰：“自此取幽州，犹热熬翻饼耳。”殿前都指挥使呼延赞争曰：“书生之言，不足尽信，此饼难翻。”永熙竟趋幽燕，卷甲而还，卒如赞言。郑公再三叹，为予曰：“武臣中葢亦有人矣。”
车驾每出至大庆殿前三馆职事官就彼起居，朝奉郎杜球言：「永熙幸佛寺庙塔祷雨，至大庆三馆起居，因驻辇问曰：『天乆不雨，奈何？』或对天数，或对以至诚必有应。一緑衣少年越次对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颔之而行。归复驻辇，召緑衣者问状，对曰：「某土守臣犯賍法当死，宰相以亲则不死；某土守臣犯賍不当死，宰相嫌卒死之。」翌日，上为罢宰相，天即大雨。緑衣者宼莱公也。
宼忠愍遭遇永熙，始未至大任，然王体国论，率预谋断。一日咨及储贰，宼辞以天下之本，非臣所独知，愿博采廷议。已而章圣既入春宫，三日谒太庙，上遣人伺之，百姓观者
译京城内，除了执政大臣和宗室成员，其他人都不允许张设车盖。然而宗室家中乘车，甚至婴儿乘坐的马匹，也都张设车盖。
熙宁年间，因为宦官马首用小扇遮挡日光，后来士大夫们全都用双层青绢制作大扇，有的还加上青色套子装盛，用来遮蔽阳光，以至于随从士兵中有拿不动的。绍圣年间，下诏禁止，于是就不再使用了。
音乐
瓠巴弹瑟，游鱼浮出水面聆听；伯牙弹琴，六匹马仰头嚼着饲料。古人在音乐上精通的人，他们感动事物的力量竟然如此，何况是舜的音乐呢？那么百兽跟随起舞，凤凰来朝，就不奇怪了。所以施用于人，众官就能和谐；施用于神，祖先就能降临。唉！如果不是舜，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周朝太师王朴制定好乐律后，本朝沿袭使用。神文皇帝曾下诏让和岘等人修订，于是有了和氏乐。神文皇帝又命令李照另外制定，但当时使用的只有王乐。永丰年间，永裕派遣通晓音律的人讲解校正，于是废除王乐而采用李乐。范蜀公认为宫商音阶不相协调，于是自己制定后呈上。元祐初年，太常寺审议后最终采用了李乐。协律郎陈沂圣对我说：“王乐比标准高两个律，是以太簇作为黄钟。范乐比标准低两个律，是以无射浊倍作为黄钟。其中符合中声标准的，只有李照的乐律。”
范蜀公一向留心大乐，他住在许昌时，招募工匠铸造了周代的釜和汉代的斛各一个。他曾拿给我看说：“这是律度量衡的根本，知道这个就可以懂得音乐了。”他又认为现在的音乐声音，宫音不足而商音有余，所以大臣们在私下里悠闲安逸，而当天天子有时坐在便殿处理军务，这是音乐感应所致。于是改制音律，在元祐初年呈上，交给太常寺讨论其音乐，认为声音太低而没有采用。
我曾经听陈圣与说：“音乐的高低，如果不符合中声，怎么考察呢？是靠积累黍粒确定律管，产生律制就知道吗？”陈圣与说：“不是这样。凡是懂得音乐的人，只在于耳朵聪明罢了。现在高亢的音乐，唱歌的人必然导致喉咙焦干而声音直冲；低沉的音乐，唱歌的人必然导致声音沉闷而不响亮。凭这个自然就可以考察出来。”又说：“现在教坊的音乐声音太高，神宗皇帝因此看见弹琴的人屡次断弦而更换，唱歌的人声音阻塞而气息单薄，于是询问原因。回答说：‘因为太高了。’皇上说：‘降低两个格可以吗？’乐工拜谢。于是降低了两个格，就是两个律了。现在教坊和京城，全都使用新乐，其他地方或许还没有使用。”
台议
庆历年间，卫士的叛乱已经被诛杀了，而谏官请求在宫中豢养罗江犬。罗江，大概是蜀地的县名，出产善于咬人的狗。奏章中所称舌头斑驳、尾巴卷曲的，是好的。然而世人认为舌头斑驳、尾巴卷曲的，是曹南犬。
御史入台任职满十旬，如果没有上奏章纠正惯例，就要缴纳金钱来资助公用，称为辱台钱。神文皇帝朝有一位御史供职，已经九十多天了，不曾有所议论弹劾，大概将要执行处罚了。忽然有一天削稿拜奏，封众等待聆听，以为所说的一定是大事，竟然是斥责御膳房做饭时误将头发留在食物中。他的言辞说：“是什么样的端庄容貌，忽然看到卷曲的样子。”御史都是凭才能举荐的，议论如此却不受责罚，大概是朝廷致力于拓宽言路罢了。
御史俸禄微薄，所以台中有聚防、向火、分防、吃食的说法。熙宁初年，程颢伯淳入台担任里行，就反过来，于是聚防吃食，分防向火。
忠谠
安定胡翼之，在皇祐至和年间，担任国子直讲，朝廷任命他主持太学，当时有一千多学生，每天讲解《易经》，我拿着经书站在学生行列中。先生每次引用当世的事情来阐明。讲到《小畜》卦，认为畜是止的意思，以刚健制止君主。于是谈到中书令赵公，辅佐艺祖皇帝，皇上命令选择一位谏臣，中书令具名上报，皇上拒绝不使用。过几天又问中书令，又呈上之前的奏折，也被拒绝。像这样三次，仍然打碎他的奏折，扔在地上，中书令就揣着回家。过几天又问中书令，仍然补好打碎的奏折呈给皇上，皇上于是大悟，最终任用了那个人。
富郑公曾经对我讲：永熙讨伐河东刘氏，已经攻下并州，想率领军队乘胜收复蓟门，开始咨询众人。参知政事赵昌言回答说：“从这里夺取幽州，就像热锅里翻饼一样容易。”殿前都指挥使呼延赞争辩说：“书生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这饼难翻。”永熙最终趋向幽燕，卷起铠甲返回，最终像呼延赞说的那样。郑公再三感叹，对我说：“武臣中大概也有人才啊。”
车驾每次出行到大庆殿前，三馆职事官在那里问安，朝奉郎杜球说：“永熙到佛寺庙塔祈祷降雨，到大庆殿三馆问安，于是停下辇车问说：‘天很久不下雨，怎么办？’有人回答天数，有人回答以至诚必有感应。一个穿绿衣的少年越次回答说：‘是因为刑罚政令不修明。’皇上点头离去。回来又停下辇车，召见穿绿衣的人询问情况，回答说：‘某地守臣犯贪污法应当死，宰相因为亲近就不死；某地守臣犯贪污不应当死，宰相嫌恶就让他死。’第二天，皇上因此罢免宰相，天就下起大雨。穿绿衣的人是寇莱公。”
寇忠愍遭遇永熙，起初没有达到大任，然而关于国家大计的议论，大多参与谋划决断。一天咨询到储君之事，寇公推辞说天下根本，不是臣独自知道的，希望广泛采纳朝廷议论。不久章圣已经进入春宫，三天后谒见太庙，皇上派人窥探，百姓观看
皆合手叩额，云「新天子」。又一日，莱公因对，上谓曰：「建储本为天下计，前日还宫，见有泣者，及太子诣庙，令人察之，百姓乃云『新天子』，便有去朕意。」莱公于是再拜曰：「臣贺陛下得人。」此亦毅夫云。
译都双手合十叩拜额头，称颂“新天子”。又过了一天，寇准因事进见，皇上对他说：“立储君本是为天下考虑，前日回宫时，看见有人哭泣，等到太子去太庙，我派人去察访，百姓却说‘新天子’，这就有了离弃我的意思。”寇准于是再次拜谢说：“臣祝贺陛下得到了合适的人选。”这也是李毅夫所说的。
李文定同丁晋公相章圣，以刚介嫉恶，议多不合。一日因奏对，以笏击晋公，由是并罢相，以本官归班。继而中使押晋公复入中书，文定出知郓州，葢天禧五年冬也。明年改元干兴，二月十九日真宗晏驾，神文即位，章献垂帘。晋公挟前愤，三月贬文定卫州团练副使。宣献当行制诰，禀所以责者，晋公曰：“此无他，春秋之义，君亲无将，汉法所谓大不道耳。”宣献退思之，文定安至是耶？遂命以别辞。然晋公尝切齿焉，竟増两句云：“罹此震惊，遂至沉陨。”未几，晋公擅移永定皇堂，贬崖州司戸，复当宣献行制。于是首云：“无将之戒，深着于鲁经；不道之诛，难逃于汉法。”予于文定兄之孙朝奉大夫孝广世美同贰闽漕，世美为予言之。
范文正好论事，仁宗朝有内侍怙势作威，倾动中外。文正时尹京，乃抗防列其罪，欲上凡数夕，环步于庭以筹其事。家有藏书预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纯祐等曰：「我上防言斥君侧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既奏，神文嘉纳，为罢黜内侍。圣贤相遇，千载一时矣。
毅夫云：「神文时，庆厯间，淮南有王纶者，啸聚其党，颇扰郡县。承平日乆，守臣或有委城而去者。事定，朝廷议罪。郑公在枢宻，凡弃城，请论如法。范文正防预大政，争之，以为不可。今江淮郡县，徒有名耳，城壁非如边塞，难以责城守。神文睿徳，寛仁，故弃城得减死。郑公忿谓文正曰：『六丈欲作佛耶？』范曰：『主上富于春秋，吾辈辅导，当以徳。若使人主轻于杀人，则吾辈亦将不容矣。』郑公叹服。」
郑毅夫为三司盐铁判官时，文禁颇寛略。余尝入省见之。张伯玉公达与郑同部，余幸数聴二公持论。张尝谓郑曰：「李邕当则天时，面折廷争，众甚危之。李出笑谓人曰：『不颠不狂，其名不张。』」公达曰：「古人处已如此，何有于富贵哉？」余尝心记其説。
恵政
鄂州诸邑皆有茶税，民苦之。独崇阳一县不产茶，而民间卒艺桑而税以缣，人甚乐输。葢兴国初，九河张公咏登进士第，以大理评事知县事，禁民种茶，而教以植桑，易税以缣。夫贤臣君子所至，利民无穷也。
咏在崇阳登喜丰亭，见人市菜归，呼问之，乃田家子也。曰："若自有地，岂力不足以艺▯耶？顾从邑而市之，真游惰者。"于是笞而遣之。以浅丈夫论之，则为暴政，非罪人矣。
范纯仁于至和间宰汝之襄城，民困徭役，盖籍家赀满三百千则充衙前之役，民间至不敢艺桑者。公遇吏民有小过，则课本戸罚，艺桑各有数。人亦不欺，而至今称之后。值营奉永昭计司科买麻履数万，期防既迫，民间虽有金而莫能得履。公为科营妇鬻履者，稍増其直与之，为约如期而办。又科材木甚众，公敷于五等戸，优估以市之，计里之逺近，令以次输送。公乃设棚于县宇之前，致榻于棚上，公据棚下瞰，使民听唱名而前，拥木以立，遂令过人莫之晓。葢于棚潜有寻尺之度，以视其短长也。由是吏胥匠无一高下其手，而民无所用赂。当时畿右诸邑民莫不劳▯，惟独襄城为不然。
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赀产不足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贮水溺之，谓之洗儿。建剑尤甚。四明余伟仲寛宰剑之顺昌，作《戒煞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人所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亲酌而侑之，出其文使归谕劝其乡人无得煞子。嵗月间活者千计，生子皆以俞为小字。转运判官曹辅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一官，再任，复为立法推行一路。后予奉使于闽，与仲寛为姻家，法当避，仲寛去予，尝至其邑，闻仲寛因被差他郡还邑，有小儿数百人迎于郊。古循吏也。
利疚
事有变古而行之，愈乆必不废者，如赵武灵王因用胡服，舍车而骑；秦始皇以▯易篆；武后诏父在母期，増为三年之制。又有戾古而便时，为时所须而不可去者，如齐摘山煮海，汉之▯酤，六畜之租，唐之间架，竹木之税，是也。若稽古执义而行，行之有所不
译李文定与丁晋公在章圣朝同任宰相，李文定因刚直耿介、嫉恶如仇，政见多与丁晋公不合。一天，在奏对时，李文定用笏板击打丁晋公，因此两人一同被罢免宰相职务，以原官职回归朝班。随后，宦官押送丁晋公重新进入中书省，李文定则出任郓州知州，这大概是在天禧五年冬天。第二年改元乾兴，二月十九日真宗驾崩，神宗即位，章献太后垂帘听政。丁晋公怀挟前怨，于三月将李文定贬为卫州团练副使。宣献公当时负责起草制诰，向丁晋公请示责罚的理由，丁晋公说：“这没有别的原因，依据《春秋》大义，君亲不可有加害之心，这就是汉法所说的‘大不道’。”宣献公退下后思考，李文定哪里会犯到这种地步呢？于是改用另外的措辞起草。然而丁晋公对此耿耿于怀，最终在制诰中增加了两句：“遭受这样的震惊，于是导致沉沦陨落。”不久，丁晋公擅自迁移永定皇堂，被贬为崖州司户，再次由宣献公起草制诰。于是开头写道：“不加害君亲的警戒，深深著录于《鲁经》；不道的诛杀，难以逃脱汉法的制裁。”我与李文定兄长的孙子、朝奉大夫孝广世美同在福建担任漕司副职，世美将此事告诉了我。
范文正公善于议论政事，仁宗朝时有内侍倚仗权势作威作福，动摇朝廷内外。范文正公当时任京城长官，于是上疏列举其罪行，打算上奏，连续几个晚上在庭院中踱步筹划此事。家中收藏的预言兵事的书籍，全部烧毁。他告诫儿子范纯祐等人说：“我上疏斥责君主身边的宵小之人，必定获罪而死。我死后，你们不要再做官，只在坟墓旁边教书谋生。”奏疏上呈后，神宗嘉奖采纳，罢黜了内侍。圣贤相遇，千载难逢啊。
郑毅夫说：“神宗时，庆历年间，淮南有个叫王纶的人，聚集党羽，严重扰乱郡县。太平日子久了，守臣有的甚至弃城逃跑。事态平定后，朝廷商议定罪。郑公在枢密院，凡是弃城的，请求依法论处。范文正公参与大政，争辩认为不可。如今江淮的郡县，徒有虚名，城墙不像边塞那样坚固，难以要求他们死守城池。神宗睿智仁德，宽厚仁慈，所以弃城者得以减死罪。郑公愤恨地对范文正公说：‘六丈想当和尚吗？’范文正公说：‘主上年轻，我们辅佐，应当以德行为先。如果让君主轻易杀人，那么我们也将不被容许了。’郑公感叹佩服。”
郑毅夫任三司盐铁判官时，文禁颇为宽松。我曾入省见过他。张伯玉、公达与郑毅夫同部，我有幸多次聆听两位公卿的议论。张伯玉曾对郑毅夫说：“李邕在武则天时期，当面折冲、在朝廷争辩，众人很为他担忧。李邕出来后笑着对人说：‘不癫不狂，名声不显。’”公达说：“古人处世如此，哪里在乎富贵呢？”我曾心里记住他们的说法。
惠政
鄂州各邑都有茶税，百姓苦不堪言。唯独崇阳一县不产茶，而民间最终种植桑树，用绢帛纳税，人们非常乐意缴纳。这是因为兴国初年，九河的张公咏考中进士，以大理评事的身份任崇阳县令，禁止百姓种茶，而教他们种植桑树，将茶税改为绢帛税。贤臣君子所到之处，造福百姓无穷无尽。
张咏在崇阳登上喜丰亭，看见有人买菜回来，呼叫询问，原来是农家子弟。张咏说：“你自己有田地，难道力气不足以耕种吗？却从县城买菜，真是游手好闲的人。”于是鞭打后打发他走。以浅薄男子的观点来看，这是暴政，并非无罪。
范纯仁在至和年间任汝州襄城县令，百姓困于徭役，大概家产满三百贯就要充当衙前役，民间甚至不敢种桑树。范公遇到吏民有小过错，就按户处罚，规定种桑各有数量。人们也不欺骗，至今被人称颂。正值营奉永昭陵，计司科买数万双麻鞋，期限紧迫，民间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鞋。范公征调营中卖鞋的妇女，稍微增加价格给她们，约定如期办好。又征调大量木材，范公分摊给五等户，以优惠价格购买，计算距离远近，命令依次输送。范公在县衙前搭设棚子，在棚上放置榻，范公坐在棚下俯瞰，让百姓听唱名上前，抱着木料站立，于是命令过人，无人知晓。原来棚下暗中设有寻尺的度量，用来查看木料的长短。因此吏胥匠人没有一个能上下其手，百姓也不用行贿。当时京畿右侧各邑百姓无不劳苦，唯独襄城不是这样。
福建人生孩子多的，到第四个儿子通常都不养活，因为家产不足以赡养。如果是女儿，不等第三个，往往在临盆时备水溺死，称为洗儿。建州、剑州尤其严重。四明的余伟仲宽任剑州顺昌县令，作《戒煞子文》，召集各乡为人所信服的父老，列坐在廊下，用俸禄置办酒食，亲自斟酒劝饮，拿出文章让他们回去劝谕乡人不得杀子。一两年间救活的人数以千计，生下的孩子都以“俞”作为小名。转运判官曹辅上报此事，朝廷嘉奖，就升迁一级，连任，又立法推行于一路。后来我奉命出使福建，与仲宽是姻亲，按法应当回避，仲宽离开我，我曾到他的县邑，听说仲宽因被差遣到其他郡县后回到县邑，有数百名儿童在郊外迎接。这是古代的循吏啊。
利疚
事情有变革古制而实行的，越久越不废弃的，如赵武灵王因采用胡服，舍弃车驾而骑马；秦始皇以隶书代替篆书；武则天诏令父在母丧，增加为三年之制。又有违背古制而便利时势，为时势所需而不可去除的，如齐国煮海为盐，汉代的酒榷，六畜的租税，唐代的间架税，竹木的税，就是如此。如果考察古制、秉持道义而行，实行起来有所不
安，如王莽之复井田，苏绰之建五等，房琯之用车战，是也。葢狥名则失实，放于利而忘义。《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译安定，就像王莽恢复井田制、苏绰建立五等爵位、房琯采用车战一样，就是这样。大概是因为追求虚名就会失去实际，放纵私利就会忘记道义。《易经》说：“通达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厌倦；以神妙的方式教化他们，使百姓适应这种变化。”
六路租茶通商以来，蠲减外，嵗计三十三万八千六十八贯有竒，湖北独当十万二千五百三十一贯有竒，而鄂一州所敛，无虑三万九千缗。诸邑之中，咸宁、乂独太重。尝试访之，其茶凡三名：一曰供军税茶，葢江南李氏所取，以助军也；二曰酒茶，乃景徳以前因扑买县酒，其课利计茶以纳，后因败欠，遂以其数敷出于民；三曰市茶，景徳三年嵗荒，官许额外货茶，以济艰食。所入既倍，而监场官因亦被赏，竟不复减。议者数乞均此无名之额，以入诸邑，葢非通论也。夫以一邑之患，而欲困诸邑，尤无名矣。
湖北一路，惟安复、汉阳三州军无茶租，葢民不种以资利耳。尝按茶之起，谓之根税，茶葢以茶株均敷其多寡而已。今水田湖泽之地无茶株，而有茶税矣。又茶园戸坐享厚息，以自丰。议者欲以所重均于所轻之邑，以所有均于所无之州，是大不知为政者也。
安州在唐，▯淮南，入本朝属荆湖北路。景祐间，忽入京西。民间既禁海盐，而食解盐，以辇贩之逺，颇病淡食。方是时，西鄙用师，官科槖駞黄牛，皆非山川所出，而俗所未尝用者，于是人情厌苦，不安。康定初，左丞范雍自延安谪守，乃防常入之课，以钱五万缗，嵗输京西漕司，复还安州于湖北，朝廷从之。民既徳公，多立生祠。然嵗课仅足以支费，而京西之输是増赋也。已而有司不胜其困，议者不烛本末，或欲乞为京西，以纾目前之急，此非体恤民之论也。予尝为西京漕属，见架阁得割安州为京西元防，止以京西缺财用为言，葢出于一时苟简之请，而听之者亦未尝图乆计。其嵗输钱，率附漕舟转江入汴，然后至京西，又发运司计兵梢等费，凡受一万五千缗，而京西所得才三万五千耳。抑累嵗未尝得之。窃尝筹之，郡则王土也，人则王民也，何尝有彼此之限？初以五万缗，是买路分尔，已为谬举。为今计，莫若旷然蠲之，则京西无受虚利，而湖北当防实恵也。
古之圭田，取圭洁之义。今之职田，岂其遗制耶？视职高下以限顷亩，着于令甲矣。然郡县始因其所有之田而占射之，故多寡未必如令。今有职田处，多贻民患。嵗有旱干水溢，官病失其所入，往往不受民诉。纵或受之，灾伤之十，不过蠲其四五而已。予切以敛职田之租入于常平防，见州县所得职田之数，以所有均于所无，以所多均于所少之处，估其中直，以常平之缗，月随俸以给。如此庶几养廉吏而息贪汚也。
安陆郡城枕涢水，惟州城基城皆紫石，不为水所齧。自大安门外至所谓上下津地，悉无石，毎夏潦涨集，水道益东，民庐十沦五六矣。近嵗水才溢岸，即行西壕，识者以谓乆必自郧津门由景陵门以去为正河道矣。若自大安门外白兆廨院以北石岸尽处为水约，以杀湍鋭，庶几上下津居人及免入城之患。张全公朝议与予洎士人僧俗同列状，以诉于州，乞置水约。州委安陆令，而守令皆暗逺图，而惮于有为，第申漕司，乞差濠寨。漕司果以▯未尝有此役为难，故遂寝其事。
麈史巻一
钦定四库全书
麈史卷二
宋 王得臣 撰
贤徳
宼忠愍、范文正二公，俱守邓，施设之迹虽或不同，而同为善政，故去思在民，至今不忘。若忠愍，则家家画像事之，止曰“相公”而不言姓。其祠宇在州宅后，民间祈祷无虚日，大则刲牲献乐，小则焚纸币酹酒而已。百花洲中初未有土地，文正在任，令建庙貌。匠者请神之像于公，公曰：“即我是也。”乃以公为祠。二公之祠，不惟邦人、神明之士大夫经过者，亦多造焉。官为设醮，二公与汉之召、杜在其列。呜呼！生泽其民，殁列于神，可谓盛徳矣。
王侍郎古説：元宪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罢枢相，守洛。有一举人，行槖中有不税之物。公问：“何縁而发之？”吏言：“因其仆告。”公曰：“举人应举，人孰无货？其情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风不可长也。”僚属曰：“以犯人乃言官之子也，为其父尝有章及元宪，意欲激其执耳。”公曰：“弗可送税院，倍其
译六路租茶通商以来，除了减免的部分，每年总计三十三万八千六十八贯有余，其中湖北路独自承担十万二千五百三十一贯有余，而鄂州一州所征收的，大概有三万九千缗。各县之中，咸宁、义阳两县负担特别沉重。我曾试着查访此事，那里的茶税共有三项：一是供军税茶，这是江南李氏征收的，用来资助军费；二是酒茶，这是景德年间以前因为承包购买县酒，其课税利润按茶的数量缴纳，后来因为亏欠，就将这笔数目摊派给百姓；三是市茶，景德三年发生饥荒，官府允许额外售卖茶叶，以救济艰难的食粮。收入既然加倍，监管茶场的官员也因此受到赏赐，竟然不再减少税额。议论的人多次请求将这些名目不正的税额平均摊派到各县，这大概不是通晓事理的看法。因为一个县的祸患，却想要让其他各县受困，更是名目不正了。
湖北路，只有安复、汉阳三个州军没有茶租，大概是百姓不种茶来谋取利益罢了。我曾考察茶税的起源，叫做根税，茶税大概是根据茶株的数量来平均摊派多少而已。现在水田湖泽之地没有茶株，却有茶税了。又有茶园户坐享厚利，自己变得富裕。议论的人想把负担重的平均摊派给负担轻的县，把有茶税的平均摊派给没有茶税的州，这是非常不懂治理政事的人。
安州在唐代属于淮南道，进入本朝后属于荆湖北路。景祐年间，忽然划入京西路。民间既然禁止食用海盐，而食用解盐，因为运输贩卖路途遥远，颇受淡食之苦。正当这时，西部边境用兵，官府征调骆驼、黄牛，这些都不是当地山川所产，也是习俗中未曾使用过的，于是人心厌苦，不安定。康定初年，左丞范雍从延安被贬守安州，于是将常入的课税，以五万缗钱，每年输送给京西漕司，又将安州归还给湖北路，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百姓既然感激范公，大多建立生祠。然而每年的课税仅仅够支付费用，而输送给京西的这笔钱是增加的赋税。不久有关部门不堪其困，议论的人不明事理，有人想请求将安州划归京西路，以缓解眼前的急迫，这不是体恤百姓的言论。我曾担任西京漕属，在档案中查到将安州划归京西的原议，只以京西缺乏财用为由，大概出于一时的苟且简略的请求，而听从的人也没有考虑长远的计策。那每年输送的钱，通常附在漕船上转运经过长江进入汴河，然后才到京西，又由发运司计算兵梢等费用，总共收取一万五千缗，而京西所得才三万五千缗罢了。而且连年未曾得到。我私下曾筹划此事，郡县是王土，百姓是王民，何曾有彼此的限制？起初以五万缗钱，是购买路分罢了，已经是错误的举措。为现在考虑，不如干脆免除，那么京西不会得到虚利，而湖北应当获得实惠。
古代的圭田，取圭洁的意义。现在的职田，难道是它的遗制吗？根据职位高低来限制顷亩，写在法令中了。然而郡县起初根据已有的田地来占据射取，所以多少不一定符合法令。现在有职田的地方，多给百姓带来祸患。每年有旱灾水灾，官府担心失去收入，往往不接受百姓的诉讼。即使接受了，灾害损伤十分，也不过免除四五成罢了。我深切认为将职田的租税收入常平仓，看到州县所得职田的数量，将所有的平均给没有的，将多的平均给少的地方，估量其中值，用常平仓的钱，每月随俸禄发放。这样大概可以供养廉洁的官吏而止息贪污。
安陆郡城紧靠涢水，只有州城基座都是紫石，不被水侵蚀。从大安门外到所谓上下津的地方，都没有石头，每当夏季雨水涨集，水道更加向东，百姓房屋十分有五六沦陷了。近年水刚溢出河岸，就流向西壕，识时务的人认为久必从郧津门由景陵门流去成为正河道了。如果从大安门外白兆廨院以北石岸尽头作为水坝，以削减湍急锐利的水势，大概上下津的居住者及免于入城的祸患。张全公朝议与我以及士人僧俗共同列状，向州府申诉，请求设置水坝。州府委派安陆令，而太守县令都缺乏远见，且害怕有所作为，只是申报漕司，请求派遣濠寨。漕司果然以从未有过此役为难，所以于是搁置此事。
麈史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麈史卷二
宋 王得臣 撰
贤德
寇忠愍、范文正两位公，都镇守邓州，施设的事迹虽然有所不同，但同为善政，所以去思在民，至今不忘。像寇忠愍，则家家画像供奉他，只称“相公”而不说姓氏。他的祠宇在州宅后，民间祈祷没有虚度的日子，大的则杀牲献乐，小的则焚纸币酹酒而已。百花洲中起初没有土地庙，范文正在任，命令建庙貌。工匠向公请示神的像，公说：“就是我。”于是以公为祠。两位公的祠，不仅当地人、神明之士大夫经过者，也多前往。官府设醮，两位公与汉代的召信臣、杜诗在其中。呜呼！生时恩泽其民，死后列于神位，可谓盛德了。
王侍郎古说：元宪宋公因言官弹劾，说他无才，罢免枢相，镇守洛阳。有一个举人，行囊中有不纳税的物品。公问：“什么原因而发觉的？”吏说：“因为他的仆人告发。”公说：“举人应举，谁没有货物？其情不可深罪。如果奴仆告发主人，此风不可长。”僚属说：“因为犯人乃是言官之子，因其父曾有章疏涉及元宪，意欲激其执法罢了。”公说：“不可送税院，加倍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