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同书卷上
强弱第二
夫强不自强,因弱以奉强;弱不自弱,因强以御弱。故弱为强者所伏,强为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然则所谓强者,岂壮勇之谓耶?所谓弱者,岂怯懦之谓耶?盖在乎有徳,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者,天下之至刚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虽刚矣,折之而不可以续;水虽柔矣,斩之而不可以防。则水柔能成其刚,金刚不辍其弱也。故晏婴之侏儒耳,齐国之宰臣;甘罗之童子耳,秦国之良相。侨如大人也,鲁人桩其喉矣;长万壮士也,宋华醢其肉矣。晏婴身短不过人,此非不懦矣;甘罗年未弱冠,此非不防矣;侨如大可専车,此非不壮矣;长万力能抉革,此非不勇矣。然则侨如、长万,智不足以全身;晏婴、甘罗,谋可以制一国。岂非徳力有异,强弱不同者欤?由是干以健刚,终有亢极之悔;谦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则其致也然。夫所谓徳者,何?唯慈唯仁矣。所谓力者,何?且暴且武耳。茍以仁慈,则天地所不违,鬼神将来舍,而况于迩乎?茍以暴武,则九族所离心,六亲所侧目,而况于逺乎?是故徳者,兆庶之所赖也;力者,一夫之所持也。矜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强;乗兆庶之恩,故不可得其弱。是以纣能索鐡,天下惧之如虎狼;尧不胜衣,天下亲之如父母。然虎狼虽使人惧之,岂可言虎狼强于人耶?父母能令子亲之,岂可言父母弱于子耶?则强弱之理,固亦明矣。是以古之明君,道济天下,知众心不可以力制,大名不可以暴成,故盛徳以自修,柔仁以御下,用能不言而信洽,垂拱以化行,将乃八极归成,四方重译,岂徒一邦从服,百姓与能而已哉?嗟乎!古之暴君,骄酷天下,舍徳而任力,忘己而责人,壮可行舟,不能自制其嗜欲;材堪举鼎,不足自全其性灵,至令社稷为墟,宗庙无主,永为后代所笑。岂独当时之弱乎?悲夫!老氏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其是之谓乎?
损益第三
夫万姓所赖,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资乎万姓。则万姓为天下之足,一人为天下之首也。然则万姓众矣,不能免涂炭之祸;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岂失之于足,实在于元首也?夫以水动萍移,风行草偃,处唐虞之代,则比屋可封;居桀纣之朝,则比屋可戮。夫天下者,岂贤于彼而愚于此,易于上而难于下哉?盖人君有所损益也。然则益莫大于主俭,损莫大于君奢。奢俭之间,乃损益之本也。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也,然犹有不及之处。尔其俭主之理,则天下无为;天下无为,则万姓受其赐。其于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然犹有不伤之所。尔其奢君之理,则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则万姓受其毒。其于豺狼,亦已甚矣。是故古先圣君,务修俭徳,土堦茅宇,绨衣麤裘,舍难得之货,掊无用之器,薄赋敛,省徭役,损一人之爱好,益万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欢娱,各悦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滛,瑶台象状,锦衣玉食,购难得之货,斵无用之器,厚赋敛,烦徭役,益一人之爱好,损万人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穷,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岂可畏其乱乎?生且是悦,岂不悦其安乎?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乱者,天子所以罹其乱也。人主欲其己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乱,而不思其己乱,此不可谓其智也。且夫剖腹防口,不足谓其美也;温踵动心,不足谓其劳也。夫心口所以存者,为其踵腹也。腹之且剖,岂异口之剖耶?踵之且温,岂异心之温耶?故人主所以称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共益,则君孰与其损哉?人且共损,则君孰与其益哉?是故损己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尧舜所以成其上圣,克保耆頥之夀也。益己以损物者,物既损矣,而物亦损之,癸辛所以防其下愚,自取诛逐之败也。是则彼之自损者,岂非自益之道欤?此之自益。者,岂非自损之道欤?损益之途,固亦明矣。嗟夫!性命者,至重之理也;爱好者,不急之事也。今我舍一身之不急,济万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广,遂生成,永居南岳之安,常有北辰之政,则普天率土,孰为我损乎?夫以嗜欲无厌,贪求莫止,士饥糟糗,犬马余其粟肉,人衣皮毛,土水荣其锦罽,崇虚丧寔,舍利取危,枳棘生于梗途,鲸鲵游于沸海,则九州四域,孰为益乎?故老氏曰:「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其是之谓欤?」
译强弱第二
强大并非自己变得强大,而是依靠弱小来奉承强大;弱小并非自己变得弱小,而是依靠强大来抵御弱小。因此,弱小者被强大者所压制,强大者被弱小者所尊崇,上下相互制约,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所谓的强大,难道是指强壮勇猛吗?所谓的弱小,难道是指怯懦吗?关键在于是否有德行,而不在于力量是否众多。为什么说呢?金属是天下最刚硬的;水是天下最柔软的。金属虽然刚硬,折断后却无法接续;水虽然柔软,斩断后却无法阻挡。那么,水的柔软能够成就它的刚强,金属的刚硬不能消除它的脆弱。所以,晏婴身材矮小如同侏儒,却是齐国的宰相;甘罗年纪幼小如同孩童,却是秦国的良相。侨如身材高大,却被鲁国人刺穿了喉咙;长万是壮士,却被宋国的华氏剁成了肉泥。晏婴身材矮小不超过常人,这难道不是怯懦吗?甘罗年纪未满二十,这难道不是柔弱吗?侨如高大得可以独占一辆车,这难道不是强壮吗?长万力气大得能拉开皮革,这难道不是勇猛吗?然而,侨如、长万,智慧不足以保全自身;晏婴、甘罗,谋略足以控制一个国家。这难道不是德行与力量不同,强弱也就不同的缘故吗?由此看来,刚健终究会有亢奋至极的悔恨;谦逊因为卑下,能够成就光大的尊位。其结果就是这样。所谓的德行,是什么呢?只有慈爱和仁厚。所谓的力,是什么呢?不过是残暴和武力罢了。如果凭借仁慈,那么天地都不会违背,鬼神都会来依附,何况亲近的人呢?如果凭借残暴武力,那么九族都会离心,六亲都会侧目而视,何况疏远的人呢?因此,德行是亿万百姓所依赖的;力量只是一个普通人所持有的。夸耀一个普通人的作用,所以不能得到真正的强大;凭借亿万百姓的恩惠,所以不能得到真正的弱小。因此,商纣王能索取铁器,天下人害怕他如同虎狼;尧帝连衣服都穿不稳,天下人亲近他如同父母。然而,虎狼虽然使人害怕,难道可以说虎狼比人强大吗?父母能让子女亲近,难道可以说父母比子女弱小吗?那么强弱的道理,本来就很明白了。因此,古代的明君,用道义救济天下,知道众人的心不能用强力制服,大的名声不能用残暴成就,所以用盛大的德行来修养自己,用柔和的仁德来驾驭下属,因此能够不说话而信用融洽,垂衣拱手而教化施行,于是八方归附,四方使者辗转翻译前来朝见,这难道仅仅是让一个国家顺从,百姓能够胜任而已吗?唉!古代的暴君,骄横残酷地对待天下,舍弃德行而依赖强力,忘记自己而苛责别人,强壮得可以行船,却不能控制自己的嗜欲;才能足以举起鼎,却不能保全自己的性灵,以至于让国家成为废墟,宗庙没有主人,永远被后代所嘲笑。这难道只是当时的弱小吗?可悲啊!老子说:“战胜别人的人有力气,战胜自己的人才是强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损益第三
亿万百姓所依赖的,在于一人;一人所安定的,依靠亿万百姓。那么,亿万百姓是天下的脚,一人是天下的头。然而,亿万百姓众多,不能免除涂炭的祸患;一人尊贵,不能逃避放逐杀戮的耻辱。难道是因为脚出了问题,实际上在于元首吗?就像水动萍草移动,风吹草倒,处在唐尧虞舜的时代,家家户户都可以受封;处在夏桀商纣的朝廷,家家户户都可以被杀戮。天下的人,难道是那时贤明而这时愚蠢,上面容易而下面困难吗?大概是因为君主有所损益。那么,增益没有比君主节俭更大的,减损没有比君主奢侈更大的。奢侈与节俭之间,就是损益的根本。况且,日月是天下最光明的,然而还有照不到的地方。至于节俭君主的治理,那么天下无为而治;天下无为而治,那么亿万百姓就受到恩赐。这与日月相比,也已经很伟大了。豺狼是天下最有害的,然而还有不伤害的地方。至于奢侈君主的治理,那么天下多事;天下多事,那么亿万百姓就受到毒害。这与豺狼相比,也已经很严重了。因此,古代的圣明君主,致力于修养节俭的德行,土制的台阶茅草的屋宇,粗布的衣服粗皮的大衣,舍弃难得的货物,毁坏无用的器具,减轻赋税,减少徭役,减损一人的爱好,增益万人的性命,所以得到天下的欢欣,各自喜悦他们的生活。古代的暴君,志向在于奢侈淫逸,玉砌的楼台象牙的装饰,锦绣的衣服玉器的饮食,搜购难得的货物,砍削无用的器具,加重赋税,烦扰徭役,增益一人的爱好,减损万人的性命,所以使天下困顿贫穷,不害怕死亡。既然连死都不害怕,难道还会害怕作乱吗?既然连活着都喜悦,难道不会喜悦安定吗?所以,百姓安定,是天子得以安定的原因;百姓作乱,是天子遭受祸乱的原因。君主想要自己安定,却不考虑百姓的安定;害怕百姓作乱,却不思考自己的祸乱,这不能说是明智的。况且,剖开肚子堵住嘴巴,不足以称为美好;温暖脚跟触动内心,不足以称为辛劳。心口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脚跟和腹部的。腹部既然被剖开,难道不同于嘴巴被剖开吗?脚跟既然温暖,难道不同于内心温暖吗?所以君主之所以称为至尊,只是因为他拥有百姓。百姓共同受益,那么君主谁与他受损呢?百姓共同受损,那么君主谁与他受益呢?因此,减损自己来增益万物的人,万物既然受益了,万物也会增益他,尧舜之所以成为上圣,能够保持长寿,就是这个原因。增益自己来减损万物的人,万物既然受损了,万物也会减损他,夏桀商纣之所以成为下愚,自取诛杀放逐的败亡,就是这个原因。那么,那些自我减损的人,难道不是自我增益的方法吗?这些自我增益的人,难道不是自我减损的方法吗?损益的途径,本来就很明白了。唉!性命是最重大的道理;爱好是不紧急的事情。现在我舍弃一身的不紧急之事,救济亿万百姓的最重大之事,不说利益广大,于是成就生成,永远居于南岳的安定,常有北辰的政令,那么普天之下,谁对我减损呢?如果因为嗜欲没有满足,贪求没有停止,士人饥饿吃着糟糠,犬马剩余着粮食肉类,人穿着皮毛,土地水泽繁荣着锦绣毡毯,崇尚虚妄丧失真实,舍弃利益追求危险,荆棘生长在大道上,鲸鲵游荡在沸腾的海中,那么九州四方,谁对我增益呢?所以老子说:“天的道,减损有余来补不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敬慢第四
逺古之代,人心混沌,不殊于草木,取类于羽毛。后代圣人乃道之以礼乐,教之以仁义,然后君臣贵贱之制,坦然有章矣。然则礼之所先,莫大乎敬;礼之所弊,莫甚于慢。故以敬事天,则神降;以敬理国,则人和;以慢事天,则神欺;以慢理国,则人殆。下之不敬,则不足以奉君;上之不敬,则不足以御臣。是以地中有山,大易发谦尊之防;海下于水,老氏着谷王之喻。相防有体,风诗刺其失仪;飞鸟能言,古人记其无礼。则敬慢之间,美恶殊致。是故明主之于天下也,设坛授将,侧席求贤,贲束帛于丘园,降安车于途巷,故得真龙就位,振鹭来庭,天下荣之,愿从其化也。昧主之于天下也,披裳接士,露髪朝人,视贤良若草芥,比黎庶为豕畜,是以白驹投谷,飞鸿逝云,天下恶之,愿逃其耻也。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贱,盖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増贵,适足怨其人也。何以言之?昔文侯式干木之闾,昭王筑郭隗之馆,故得羣才必至,骏足攸归,何则以敬之所致也。齐桓有葵丘之骄,汉祖轻过赵之骂,故有诸侯不附,大臣构迍,何则以慢之所致也。然夫向之所敬者,岂徒敬人而已哉?盖以自敬也;向之所慢者,岂徒慢人而已哉?盖以自慢也。故敬一人,则千万人悦;慢一人,则千万人怨。皆欲知好人之敬,而不知行其所以敬;皆欲知恶人之慢,而不知去其所以慢。此犹南望以求燕,北行以适越,诚有不可得也。且夫人主者,天下之表也。行书国防,言记史官,有一善若庆云之浮辉,天下之所欣贺;有一恶若朝日之带蚀,天下之所伤嗟,不可类于匹夫,不慎其敬慢也。故人问田子方曰:“富贵者骄人,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道,言不合同,则去之楚越,若脱敝屣,奈何同之?”是以虎豹坠谷,顿为韲粉;蝼蚁随风,无伤丝。髪轻重之理,不同年而语也。故周公,文王之子,握吐为劳;驭者晏婴之仆,骄矜自若。岂非君子小人之道,敬慢殊途者乎?夫尺蠖求伸,亦因其屈;鸷鸟将击,必先以卑。以贵下贱,大得人也。故老氏曰:“后其身而身先,其是之谓欤?”
厚薄第五
夫大徳曰生,至贵唯命。故两臂重于四海,万物少于一身。虽禀精神于天地,托质气于父母,然亦因于所飬,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栢者,有凌云之操也。若壅之以粪壤,沃之以咸流,则不及崇朝,已见其憔悴矣。氷雪者,无逾时之坚也。若藏之于隂井,庇之于幽峰,则茍渉盛夏,未闻其消解也。夫松栢之性,非不贞矣,终以速朽;氷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遐延。此二者,岂天使之然哉?果以飬之所致也。况夫人者,异乎松栢之永矣。飬之失其所,则安可以不朽乎?岂徒氷雪之倐忽也?飬之得其道,则安可以不延乎?故夀之有长短,由飬之有厚薄也。悲夫,饮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恶其为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信陵孝惠为纵长夜之娱,滛酒色之乐,极情肆志,此非不自厚也。然卒逢大折之痛,自殒于泉垅之下,是则为薄亦已甚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长久之夀,自致于云霄之上,是则为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飬生之具也。茍以飬过其度,则亦为丧生之源也。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木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清其尺蘖;斛庾之膏,沃其星烛,则必见壊灭也。故性命之分,诚有限也;嗜欲之心,固无穷也。以有限之性命,逐无穷之嗜欲,亦安可不困苦哉?是以易存饮食之节,礼诫男女之际,盖有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贵也;有亿兆之众,此天下之至富也。茍以飬生之不存,则五脏四支犹非我有,而况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弹雀,舍所贵而求所贱,人即以为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轻于嗜欲之下,岂得为不惑乎?是故土能浊河,而不能浊海;风能抜木,而不能拔山;嗜欲者,适足以乱小人,不足以动君子,故鲁仲尼渴而遇盗泉之水,义而不饮;郑子公则染指以求羮。栁下惠与女子同寝,终不为乱;宋华父则危身以窃色。周公遗酒诰之防,殷纣沈湎而致亡。媫妤辞同辇之嫌,姜氏逊▯而无耻。岂非贞滥有异,厚薄不同者与?夫神大用则竭,形大用则劳,神形俱困而求长生者,未之闻也。为人主者,诚能内寳神气,外损嗜欲,念驰骋之诫,宗頥飬之言,永保神仙之夀,常为圣明之主,岂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谓乎。」
译敬慢第四
远古时代,人心混沌,与草木没有区别,与禽兽羽毛同类。后代的圣人于是用礼乐来引导他们,用仁义来教化他们,然后君臣贵贱的制度,才清晰地有了章法。然而礼所推崇的,没有比恭敬更大的;礼所导致的弊端,没有比轻慢更严重的。所以用恭敬来侍奉上天,神明就会降临;用恭敬来治理国家,人心就会和谐;用轻慢来侍奉上天,神明就会欺骗;用轻慢来治理国家,人心就会危殆。下属不恭敬,就不足以侍奉君主;上级不恭敬,就不足以驾驭臣下。因此《易经》中地中有山的卦象,阐发了谦卑尊重的道理;大海处在百川之下,老子举出谷王的比喻。互相防范有法度,《诗经》讽刺那些失礼的行为;飞鸟能够说话,古人记载它是因为没有礼貌。那么恭敬与轻慢之间,美与恶的结果截然不同。所以英明的君主对待天下,设立祭坛授予将帅,空出座位寻求贤才,带着束帛到山野园林去拜访,坐着安车到街巷中去迎接,因此得到了真正的龙才就位,洁白的鹭鸟来到庭院,天下人荣耀他,愿意顺从他的教化。昏昧的君主对待天下,披着衣裳接见士人,露着头发朝见众人,看待贤良如同草芥,把百姓比作猪狗,因此白驹投奔幽谷,飞鸿消逝于云端,天下人厌恶他,愿意逃避他的耻辱。然而恭敬别人的人,不一定自轻自贱,大概是想任用那个人;轻慢别人的人,不一定增加尊贵,恰恰足以招致那个人的怨恨。为什么说呢?从前魏文侯在干木居住的里巷中扶着车轼致敬,燕昭王为郭隗修建馆舍,因此得到群才必定到来,骏马有所归附,这是因为恭敬所导致的。齐桓公有葵丘之会的骄横,汉高祖轻视赵王的辱骂,因此诸侯不依附,大臣构陷困境,这是因为轻慢所导致的。然而刚才所恭敬的,难道仅仅是恭敬别人吗?大概也是自我恭敬;刚才所轻慢的,难道仅仅是轻慢别人吗?大概也是自我轻慢。所以恭敬一个人,千万人就会喜悦;轻慢一个人,千万人就会怨恨。都想知道喜欢别人的恭敬,却不知道实行恭敬的原因;都想知道厌恶别人的轻慢,却不知道去除轻慢的原因。这就像向南望去寻找燕国,向北走却想去越国,确实是不可能得到的。况且君主,是天下的表率。行为被记录在国史中,言语被记载在史官那里,有一点善行就像庆云浮起的光辉,是天下人欣喜祝贺的;有一点恶行就像早晨太阳带有日食,是天下人悲伤叹息的,不能与普通人相比,所以要谨慎对待恭敬与轻慢。所以有人问田子方说:“富贵的人傲慢待人,贫贱的人傲慢待人吗?”田子方说:“诸侯如果傲慢待人,就会失去他的国家;大夫如果傲慢待人,就会失去他的家族;贫贱的人行为不合道义,言语不合时宜,就离开去楚国越国,就像脱掉破鞋一样,怎么能和他们一样呢?”因此虎豹掉进山谷,顿时变成粉末;蝼蚁随风飘动,不会损伤丝毫。轻重之理,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周公是文王的儿子,握着唾沫表示辛劳;驾车的人是晏婴的仆从,却骄傲自满。难道不是君子与小人的道理,恭敬与轻慢途径不同的缘故吗?尺蠖想要伸展,也要依靠它的弯曲;猛禽将要搏击,必定先降低姿态。以高贵的身分屈居卑贱之下,最能得到人心。所以老子说:“把自己放在后面,反而能领先,说的就是这个吧?”
厚薄第五
最大的德行叫做生,最珍贵的只有生命。所以两条手臂比四海还重,万物不如一个身体重要。虽然精神禀受于天地,形体依托于父母,但也因为养育的方式,来顺应自然的天理。况且松柏,有凌云的节操。如果用粪土堵塞它,用咸水浇灌它,那么不到一个早晨,就已经看到它憔悴了。冰雪,没有超过一时的坚固。如果把它藏在阴冷的井里,庇护在幽深的山峰下,那么即使到了盛夏,也没听说它融化了。松柏的本性,不是不坚贞,最终却迅速腐朽;冰雪的本性,不是不液态,竟然得以长久保存。这两者,难道是上天让它们这样的吗?果然是因为养育方式所导致的。况且人,与松柏的长久不同。养育失去了适当的方法,怎么能不朽呢?难道仅仅是冰雪那样短暂吗?养育得到了正确的方法,怎么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寿命有长短,是因为养育有厚薄。可悲啊,饮食男女,是人的最大欲望。人们没有不想让自己丰厚的,却不知道丰厚反而导致薄弱;人们没有不厌恶薄弱的,却不知道薄弱反而导致丰厚。为什么说呢?从前信陵君和汉惠帝纵情于长夜的娱乐,沉溺于酒色的快乐,尽情放纵意志,这不是不让自己丰厚。然而最终遭遇大挫折的痛苦,自毁于坟墓之下,这就是薄弱也太严重了。老子彭祖修习延年的方法,遵守火食的禁忌,约束魂魄,这不是不让自己薄弱。然而能够保持长久的寿命,自己达到云霄之上,这就是丰厚也太大了。外物,是养育生命的工具。如果养育超过了限度,也就成为丧失生命的根源了。所以火所适宜的是油脂,木所适宜的是水。现在用江湖的水,去清洗尺长的嫩枝;用一斛一庾的油脂,去浇灌星星般的蜡烛,那么必定会看到毁坏熄灭。所以性命的份额,确实有限;嗜欲的心,本来无穷。用有限的性命,去追逐无穷的嗜欲,怎么能不困苦呢?所以《易经》存有饮食的节制,《礼记》告诫男女的界限,是有原因的。况且居于九五的尊贵,这是天下最尊贵的;拥有亿兆的民众,这是天下最富有的。如果养育生命不存在,那么五脏四肢尚且不属于我,何况身形之外的事物,怎么可能有呢?用美玉投掷青蛙,用明珠弹射麻雀,舍弃珍贵的而追求低贱的,人们就认为这是迷惑了。现在用至尊性命的沉重,却在嗜欲之下自我轻视,怎么能说不迷惑呢?所以土能浑浊黄河,但不能浑浊大海;风能拔起树木,但不能拔起山岳;嗜欲,只足以扰乱小人,不足以动摇君子,所以鲁仲尼口渴遇到盗泉的水,因为道义而不喝;郑子公却伸手指去蘸肉汤。柳下惠与女子同寝,始终不乱;宋华父却危及自身去偷色。周公留下《酒诰》的警戒,殷纣沉湎于酒而致灭亡。婕妤推辞同辇的嫌疑,姜氏退让却无耻。难道不是贞洁与淫滥不同,厚薄不同的缘故吗?精神过度使用就会枯竭,形体过度使用就会劳累,精神形体都困倦却追求长生的人,没听说过。作为君主,如果真的能内在珍视神气,外在减少嗜欲,念及驰骋的告诫,尊崇颐养的话,永远保持神仙的寿命,常做圣明的君主,难道不美好吗?所以老子说:“把自己置之度外,身体反而能保存,说的就是这个吧。”
两同书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两同书卷下
唐 罗隠 撰
理乱第六
夫家国之理乱,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圣人之造书契,以通隠情;剡弓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然则文以致理,武以定乱。文虽致理,不必止其乱;武虽定乱,不必适其理。故防乱在乎用武,劝理在乎用文。若手足之递使,舟车之更载也。是以汉祖矜功,陆贾谕以为学;鲁公赴防,仲尼请其设备。盖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徳,徳在乎内,诚不在乎夸饰者也。武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强名也。茍以强名,则吴虽多利兵,适足彰其败也。茍以夸饰,则鲁虽尽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筑长城,修战伐,劳役不休,人不堪命,遂使陈渉之流坐乘其▯,祸起于强名也。王莽构灵台,兴礼乐,赋敛无度,人不聊生,遂使圣公之徒行收其利,败始于虚饰也。故始皇用武于天下也,若陶者之埏器,虽务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王莽用文于天下也,若匠者之斵材,虽志在矜其妙,而不知细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理之终以为乱也,此未得其大体也。且夫文者,示人有章,必存乎简易。简易则易从,将有耻且格。武者,示人有备,必在乎恬淡。恬淡则自守,恒以逸而待劳。恒以逸而待劳,则攻战无不利。有耻且格,则教化无不行。化行而众和,战利而宼息。然后澄之以无事,濡之以至仁。此圣主所以得其理也。然二子不求之于内,而索之于外;不抚之以性,而纵之以情。烦文以黩下,暴武以困众,此不可得意于天下也。虽然,犹有其▯,何者?昔伯益凿井,燧人鑚木,水火之利于今頼之。然智伯因之以灌赵城,董卓因之以焚汉室,是乃为害,亦以甚矣。然则文武者,理国之利器也。而盗窃者,亦何尝不以文武之道乱天下乎?故章邯以军旅而分秦地,田常以仁义而簒齐国,则有理不能无其乱,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马者,先去其害,驱羊。者亟鞭其后,后之不鞭,羊之所失也;害之不去,马之所亡也。鲁不能去三家之害,国之所叛也;晋不能鞭六卿之后,地之所分也。茍亦不能,则虽有简易之文、恬淡之武,适足助其乱也,安可得其理乎?故圣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贼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乱。非文武有去就之私,盖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谓乎?
得失第七
夫騊駼骋逺,必以四足之力;鸑鷟翔遐,莫非六翮之用。也是以圣人抚运,明主乘时,亦以杞梓之材,而为股肱之任。然则地有山川,其险可见;天有冬夏,其时可知。至于凡人之心,杳然无所素王,以之不测。帝尧犹以为难,将欲用之,不无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辅君,亦能危君。是以三杰用而汉兴,六卿强而晋灭;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齐亡。虽任是同,而成败尤异也。夫人者,奸宄无端,真伪匪一。或貌防而心慢,或言亲而行违;或贱防而贵贪,或贫贞而富黩;或愆大以求变,或位髙而自疑;或见利而忘恩,或逃刑而搆隙。此则蓍筮不足决,鬼神不能定。且利器者,至重也;人心者,难知也。以至重之利器,假难知之人心,未明真伪之情,徒信毁誉之口。有霍光之才者,亦以得矣;有王莽之行者,亦以失矣。是故考之于宗亲,则管叔周公不无忠僻;验之于戚属,则窦婴吕禄不无正邪;推之于功臣,则王陵黥布不无逆顺;论之于故友,则樊哙卢绾不无去留。取以刀笔之能,则若张汤之欺诳;赏以颊舌之用,则厌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余,则陈平不可独任;若英谋出众,则韩信虑其难制。夫天下之至大也,无其人则不可独守,有其人则又恐为乱。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乱也?且夫毛髪植于头也,日以栉之;▯甲冠于指也,月以鑢之。▯之不鑢长,则不便于使也;髪之不栉久,则弥成于乱也。夫▯甲毛髪者,近在已躬,本无情识,茍不以理,犹为之难,况于臣下,非同体之物,人心有易迁之虑。委之以臧否,随之以是非,盖不可以容易也。是故逐长路者,必在于骏马之力;理天下者,必求于贤臣之用。然骏马茍驯,由不可以无辔也;贤臣虽任,终不可以失权也。故夫御马者,其辔烦则其马蹀而不进;其辔纵则其马骄。而好逸,使夫纵不至逸,烦而每进者,唯造父之所能也。夫御臣者,其权峻,则其臣惧而不安;其权寛,则其臣慢而好乱。使夫寛而不至乱,峻而能安者,唯圣人之所明也。恐马之多逸,舍马而徒行,则长路不可济也。惧臣之为乱,舍臣而独任,则天下莫能理也。知马之可乘,而不执其辔,则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亲其权,则不能止其乱也。是故项羽不用范増,是舍马而徒行;汉帝虽有曹操,是乘马而无辔。茍欲不败,其可得乎?故孔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于人。”其是之谓欤?
译两同书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两同书卷下
唐 罗隐 撰
理乱第六
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在于文武之道的运用。从前圣人创制文字契约,用来沟通隐秘的情感;削制弓箭,用来威慑不服从的人。这两者,是古今都存在的。然而,文治用来达成安定,武功用来平定动乱。文治虽然能达成安定,但不一定能制止动乱;武功虽然能平定动乱,但不一定能达成安定。所以,预防动乱在于运用武功,劝勉安定在于运用文治。这就像手脚交替使用,舟车更替承载一样。因此,汉高祖炫耀武功,陆贾劝谏他应当学习文治;鲁公前往边境防备,孔子请求他做好军事部署。这都是有原因的。然而,文治,是用道德来引导,道德在于内心,真诚不在于夸饰。武功,是用威严来展示,威严在于自我保全,不在于强行树立名声。如果强行树立名声,那么吴国虽然有很多精良的兵器,恰好足以彰显它的败亡。如果夸饰文治,那么鲁国虽然都穿着儒生的服饰,不足以挽救它的衰弱。所以,秦始皇修筑长城,从事战争征伐,劳役不停,百姓无法忍受,于是让陈涉之类的人坐享其弊,祸乱起源于强行树立名声。王莽建造灵台,兴办礼乐,赋税没有节制,百姓无法生活,于是让刘玄之类的人趁机获取利益,败亡始于虚伪装饰。所以,秦始皇在天下运用武功,就像陶工揉泥制器,虽然极力想要做得大,却不知道薄的反而容易脆裂。王莽在天下运用文治,就像工匠砍削木材,虽然志在炫耀其精妙,却不知道细的反而容易折断。这两者都是以安定的终结导致了动乱,这是因为没有掌握大的原则。况且,文治,是向人展示法度,必须存在于简易。简易就容易遵从,人们将因为有羞耻心而归于正道。武功,是向人展示防备,必须存在于恬淡。恬淡就能自我坚守,常常以逸待劳。常常以逸待劳,那么进攻作战就没有不利的。有羞耻心而归于正道,那么教化就没有不推行的。教化推行而众人和谐,作战胜利而寇贼平息。然后用无事来澄清,用至仁来浸润。这就是圣明君主所以能达成安定的原因。然而,这两个人不从内部寻求,而从外部索求;不用本性来安抚,而用情欲来放纵。用繁琐的文治来亵渎下属,用暴烈的武功来困顿民众,这样就不能在天下得逞。虽然如此,还是有其弊端,为什么呢?从前伯益凿井,燧人钻木取火,水火的好处至今依赖它们。然而智伯凭借水来淹没赵城,董卓凭借火来焚烧汉室,这造成的危害,也非常严重了。那么,文武之道,是治理国家的利器。而盗窃权位的人,又何尝不是用文武之道来扰乱天下呢?所以,章邯凭借军队而分割秦国土地,田常凭借仁义而篡夺齐国,那么有安定就不能没有动乱,这在于君主如何控制。所以,牧马的人,先去掉危害马匹的东西,驱赶羊的人频繁鞭打落后的羊,不鞭打落后的羊,是羊丢失的原因;不除去危害马匹的东西,是马亡失的原因。鲁国不能除去三家的危害,是国家叛乱的原因;晋国不能鞭打六卿的落后,是土地分裂的原因。如果也不能做到这些,那么即使有简易的文治、恬淡的武功,恰好足以助长动乱,怎么能得到安定呢?所以,圣人得不到文武之道,不能治理;贼臣得不到文武之道,不能作乱。并不是文武之道有取舍的私心,大概是君主失去了权柄。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得失第七
騊駼奔跑远方,必定依靠四只脚的力量;鸑鷟飞翔遥远,没有不是依靠六根翅膀的作用。所以圣人顺应时运,明主乘势而上,也是依靠杞梓这样的良材,来担任股肱的重任。那么,大地有山川,其险阻可见;天空有冬夏,其时节可知。至于凡人的心思,深远而没有固定的标准,因此难以预测。帝尧还认为很难,想要任用他们,难道没有得失吗?为什么说呢?君主,是船;臣子,是水。水能浮起船,也能颠覆船;臣子能辅佐君主,也能危害君主。所以,三杰被任用而汉朝兴起,六卿强大而晋国灭亡;陶朱公在而越国称霸,田氏兴盛而齐国灭亡。虽然任用的情况相同,但成败却截然不同。人,奸邪没有端绪,真伪不一。有的外表恭敬而内心傲慢,有的言语亲近而行为违背;有的地位低贱时恭敬而地位尊贵时贪婪,有的贫穷时贞洁而富贵时淫乱;有的过错大以求变化,有的地位高而自我怀疑;有的见到利益而忘记恩义,有的逃避刑罚而制造嫌隙。这些情况,蓍草龟甲不足以决断,鬼神不能确定。况且,利器是最重的;人心是最难知的。用至重的利器,寄托于难知的人心,没有辨明真伪的情况,只相信诋毁赞誉的言论。有霍光才能的人,也因此成功了;有王莽行为的人,也因此失败了。所以,考察宗亲,那么管叔和周公不无忠诚与偏邪;验证亲戚,那么窦婴和吕禄不无正直与邪恶;推举功臣,那么王陵和黥布不无叛逆与顺从;议论故友,那么樊哙和卢绾不无离去与留下。选取刀笔之才,那么像张汤那样欺诳;奖赏颊舌之用,那么厌恶主父偃的倒行逆施。如果智谋有余,那么陈平不可单独任用;如果英谋出众,那么韩信担心难以控制。天下是最大的,没有那个人就不能独自守住,有那个人又恐怕作乱。为什么不取用他的才能而不控制他的动乱呢?况且,毛发长在头上,每天用梳子梳理;指甲长在手指上,每月用锉刀修整。指甲不修整长,就不便于使用;毛发不梳理久,就更加混乱。指甲毛发,近在自身,本来没有情识,如果不加治理,尚且为之困难,何况臣下,不是同体的东西,人心有容易变化的顾虑。委托他们评判善恶,跟随他们判断是非,大概不可以轻易对待。所以,走长路的人,必定依靠骏马的力量;治理天下的人,必定寻求贤臣的作用。然而骏马如果驯服,也不能没有缰绳;贤臣虽然任用,最终也不能失去权柄。所以,驾驭马的人,缰绳繁琐那么马就踏步不前;缰绳宽松那么马就骄傲而好逸。让马既不至于逸散,又繁琐而每次前进的,只有造父能做到。驾驭臣子的人,权柄严峻,那么臣子恐惧而不安;权柄宽松,那么臣子傲慢而好乱。让权柄宽松而不至于乱,严峻而能安的,只有圣人能明白。担心马太多逸散,舍弃马而徒步行走,那么长路无法渡过。害怕臣子作乱,舍弃臣子而独自任用,那么天下没有人能治理。知道马可以乘坐,而不执持缰绳,那么不能禁止它逸散。知道臣子可以使用,而不亲近权柄,那么不能制止他作乱。所以,项羽不用范增,是舍弃马而徒步行走;汉帝虽然有曹操,是乘坐马而没有缰绳。如果不想失败,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孔子说:“只有名位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别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