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子卷上

译天下的事情不可能全部掌握，如果要求一个人全部掌握，那么即使贤人圣人也会感到困难。假设一个人能够掌握天下的全部事务，对于左右、前后、远近、迟速等方面，也一定有不能兼顾的；只要有不能兼顾之处，治理就会有缺失。治理全面而没有缺失，就是大小、多少各自恰当，各守自己的分工；农、商、工、仕不改变自己的职业。年老的农民、资深的商人、熟练的工匠、久任的官吏都存在，那么处在上位的人还要做什么呢？所以，有道理却对治理没有益处的，君子不说；有才能却对事情没有益处的，君子不做。君子并不是喜欢说话，而是因为对治理有益，不得不说；君子并不是喜欢有所作为#6，而是因为对事情有益，不得不做。因此所说的不超出名、法、权、术，所做的不超出农耕、军阵，只是周备地处理事务罢了。所以明主不谈治理以外的道理，小人却必定谈论事务以外的才能。小人也知道谈论这些会损害治理，却不能不谈；小人也知道施展这些才能会损害事务，却不能不做。因此他们所说的，极尽于儒墨是非的辩论；所做的，极尽于坚伪偏抗的行为，只是为了求取名声罢了，所以明主诛除他们。古语说：“不知道，不会损害君子；知道了，也不能损害小人。” 工匠有所不能，并不妨碍他的技巧；君子有所不知，并不妨碍治理，这确实如此。行善却使别人不能跟随，这是独自为善；施巧却使别人不能跟随，这是独自施巧，都还没有穷尽善与巧的道理。行善而与众人共同实行，施巧而使众人共同具备能力，这才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圣人治理天下之所以可贵，不在于他独自治理，而在于他能和众人共同治理；工匠的技巧之所以可贵#7，不在于他独自巧，而在于他能和众人共同巧。如今世上的人，做事想独自贤能，办事想独自胜任，辩论想出人头地，勇力想压倒众人。独自施行的贤能不足以成就教化；独自具备的才能不足以周备事务；出众的辩说不能逐家逐户去劝说；压倒众人的勇力不能用于共同征战。这四种情况，都是混乱产生的原因。因此圣人任用大道来平夷险阻#8，建立法令来处理差别，使贤者和愚者不相互抛弃，使能者和鄙者不相互遗弃。能者和鄙者不相遗弃，那么各自的才能都能取得同等功效；贤者和愚者不相抛弃，那么各自的思虑都能得到同等对待，这是极好的治理之道。名分确定，万物就不相争；分工明晰，私欲就不能施行。万物不相争，并不是没有心意，而是由于名分已定，便没有地方安置争竞之心；私欲不施行，并不是没有欲望，而是由于分际明白，便没有地方安置私欲。然而求财之心和欲望人人都有，却能使人人同于无心无欲者，这是因为有制约它们的办法。田骈说：“天下的士人，没有谁肯住在自己的门庭里，使自己的妻子儿女成为臣属，必定要到诸侯的朝廷中游宦，是利益引导他们。游宦于诸侯朝廷的人，都只想着做卿大夫而不敢企求诸侯之位，是名分限制了他们。”彭蒙说：“野外有雉和兔，众人都去追逐它们，是因为名分尚未确定；鸡和猪满布市场，却没有人有非分之想，是因为名分已经确定。事物过于奢侈，就会使仁者智者相互受屈；分际确定，贪婪鄙陋的人就不会争夺。圆形物体转动，并不是它自己有能力转动才转，而是不得不转；方形物体停止，并不是它自己有能力停止才停，而是不得不停止。顺着圆形物体自然转动的特点，使它不能停止；顺着方形物体自然停止的特点，使它不能转动，何必担心事物失去分际呢？所以要因循贤者有用的特点，使他不得不用；因循愚者无用的特点，使他不得任用。任用与不任用，都不是出于我的强行安排，而是顺着他们能用和不能用的情况，使他们各自得到适当的使用，哪里还用担心事物混乱呢？万物都不能自己使自己有才能，也不能自己使自己有知识。智者不是自己能够成为智者才成为智者，愚者不是自己能够成为愚者才成为愚者，美不是自己能够成为美才成为美，丑也不是自己能够成为丑才成为丑。既然不能自己使自己有才能，也不能自己使自己有知识，那么智和美有什么可贵，愚和丑又有什么可贱呢？这样，智者不能夸耀愚者，美者不能讥笑丑者，这才是获得正确治理之道。大道在世上施行，贫贱者不怨恨，富贵者不骄傲，愚弱者不畏惧，智勇者不欺凌他们，这是由于分际确定。法令在世上施行，贫贱者不会怨恨富贵者，富贵者不敢欺凌贫贱者，愚弱者不敢妄求胜过智勇者，智勇者不敢鄙视愚弱者；这就是法令还没有达到大道境界。世人共同尊贵、共同尊贵它的东西，叫作风俗；世人共同使用、共同使用它的东西，叫作事物。假如违背众人，风俗就不与他相容；假如嫉恨众人，风俗就共同排斥他。所以人心各不相同，行为却好像一致；爱好各不相同，所需使用的物品却必定相同，这就是风俗所整齐的、事物所装饰的。风俗所整齐的内容不能不谨慎，事物所装饰的内容不能不选择。从前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全国上下便没有人穿其他颜色；楚庄王喜爱细腰，全国人都有饥饿的面色。上位者用来率领下位者，正是治乱产生的原因。所以风俗如果过度，就一定制定法令加以矫正；事物如果过分，就一定建立制度加以检束。被风俗所牵累、被物品所装饰的人，不能和他共同治理天下。从前晋国以奢侈为苦，晋文公用俭朴来矫正，于是衣服不穿两层丝帛，饮食不同时吃两种肉；没过多久，人们都穿粗布衣服，吃脱去外壳的粗米饭。越王勾践谋划报复吴国，希望激发百姓的勇气，路上遇到一只发怒的青蛙，便俯身扶轼向它表示敬意。过了几年，百姓无论老幼，面对敌人即使是汤火也不躲避。处在上位者的艰难，正可以由此得到验证。圣王知道民情容易被触动，所以制作音乐来调和情感，制定礼制来节制行为。处在下位的人不能按自己的私意行事，所以礼乐能够独自施行；礼乐独自施行，私欲就会逐渐废止；私欲逐渐废止，遇到贤人和遇到愚人就会相同。假如必须遇到贤人才能治理、遇到愚人就混乱，那么治乱便取决于贤愚，而不取决于礼乐；这样，圣人的方法就会和圣明的君主一同消失，治理时代的法则到了改朝换代时便无人使用#11，结果混乱多而治理少。混乱多而治理少，贤人就没有可贵之处，愚人也没有可贱之处。处在名位上，即使是不肖的下愚#12，万物对他的疏远或亲近也取决于权势和利益，而不取决于他是不肖还是仁贤。我也不敢把这说成天理，只能说这是地势自然形成的情况。如今天地之间，不肖者实在多，仁贤者实在少。趋逐利益的心情，不肖者尤其深厚；廉耻之心，仁贤者偏多。现在用礼义招引仁贤，所得的仁贤万中难有一个；用名利招引不肖，所得的不肖者到处都是。所以说，礼义可以成就君子，但君子未必一定需要礼义；

译名利可以治理小人，但小人不能没有名利。庆赏、刑罚，是君主的事务；守职、效能，是臣下的事业。君主考核功劳并决定升降，所以有庆赏刑罚；臣下各自谨慎对待所任职务，所以有守职效能。君主不能代行臣下的事业，臣下不能侵犯君主的事务。上下互不侵犯，叫作名分端正；名分端正，法令就顺当。接纳万物而使其各有分际，区别海内而使其不相混杂，受到侮辱不以为耻，受到推让不自以为得意，禁止暴乱、停止战争、拯救世间的争斗，这是仁君的德行，可以成为君主。守住职分使它不混乱，谨慎对待任职而不怀私心，饥饱都保持同一心态，毁誉都作同样考虑，得到奖赏不忘本，受到惩罚也不怨恨，这是处在下位者的操守，可以成为臣下#14。世上有因名称而获得实际的，也有因名称而失去实际的#15。齐宣王喜欢射箭，喜欢听人说自己能够使用强弓，实际上他所用的不过三石弓。他把弓拿给左右近臣看，左右近臣都拉弓试验，拉到中途便停下，却都说：“不低于九石，除了大王，谁能使用这种弓呢？”宣王很高兴。然而宣王实际使用的不过三石弓，却终身自以为能用九石弓。三石是实际，九石是名称。宣王喜欢那个名称而丧失了实际。齐国有个黄公，喜欢谦卑自抑，有两个女儿，都是全国少有的美人。因为她们美丽，黄公常常谦逊地贬低她们，说她们丑陋。丑陋的名声远近传播，女儿们年纪过了婚嫁年龄，全国竟没有人来聘娶。卫国有个鳏夫偶然娶了她们，果然都是美人。后来人们说：“黄公喜欢谦逊，所以故意贬低女儿，说她们不美。”于是人们争相送礼聘娶，她们确实都是美人。美人是实际，丑陋是名称；这是违背名称而获得实际。楚国有人挑着山鸡，路人问：“这是什么鸟？”挑山鸡的人骗他说：“是凤凰。”路人说：“我听说有凤凰，如今正好看见了，你是要卖它吗？”那人说：“是。”路人不肯出十金，要求加倍，于是那人把鸟卖给了他。路人正要把它献给楚王，过了一夜鸟却死了。路人无暇惋惜金钱，只恨不能把它献给楚王。国人传说这件事，都以为那真是凤凰，想出高价买来献上。事情传到楚王那里，楚王感念他想献给自己的心意，召见他并厚加赏赐，赏金超过买鸟所花的十金十倍。魏国有个农夫在野外耕作，得到一块直径一尺的宝玉，却不知道那是玉，便把事情告诉邻人。邻人暗中想要谋取它，对他说：“这是一块怪石，收藏它对你家没有好处，不如把它丢掉。”农夫虽然怀疑，还是把它带回家，放在廊下。当天夜里，玉发出的光照亮了整间屋子，农夫全家十分恐惧。农夫又把这件事告诉邻人。邻人说：“这是怪异的征兆，应当赶快丢弃它，灾祸才可以消除。”于是农夫立即把玉丢弃到远处的野外。邻人不久便把它偷走，献给魏王。魏王召来玉工鉴定。玉工远远望见，拜了两拜站起来，恭贺魏王说：“大王得到的是天下的宝物，臣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魏王问它的价值，玉工说：“这是无法用价值相当的宝物来衡量的。即使五座城的都城，也只能换来观赏它一次。”魏王立即赏赐献玉的人千金，并让他长期享受上大夫的俸禄。天下万事万物，都有是非；我不敢欺骗别人。正确的通常就是正确的，错误的通常就是错误的，这也是我所相信的。然而正确的事虽然通常正确，有时却不能采用；错误的事虽然通常错误，有时却必定要实行。因此采用正确的做法有时会失败，实行错误的做法有时反而会成功。是非的道理各不相同，却会交替兴废；如果由我来使用它们，那么是非又在哪里呢？考察尧、舜、汤、武的成就，有时顺势而为，有时逆势而行，得到时机就昌盛；桀、纣、幽、厉的失败，有时所行似是，有时所行似非，失去时机就灭亡。五霸称主也是如此。宋襄公和楚人在泓地交战，公子目夷说：“楚军人多，我军人少，请趁他们还没有全部渡过河时攻击他们。”宋襄公说：“不可以。我听说不击打尚未列成阵势的军队；寡人虽然是亡国之余#19，也不敢这样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战败后，楚国人俘获了宋公。齐国人杀了襄公，拥立公孙无知；召忽、夷吾护送公子纠逃往鲁国，鲍叔牙护送公子小白逃往莒国。不久，无知被杀，两个公子争夺国君之位。纠本来是应当继立的人；但小白先进入齐国，所以齐人拥立了他。不久，齐国又让鲁国人杀死纠；召忽为纠而死，并征召夷吾回国任相。晋文公因遭骊姬谗毁，出亡十九年。惠公死后，他用财物贿赂秦国以求返回晋国，杀死怀公的儿子而自立为君。那一个君主行为正当，却不能免于被俘；这两个君主行为不正当，霸业反而由此成就了。既然如此，如果天下人都认为某件事不对，自己就不知道自己哪里正确；自己本来不对而天下人都认为正确，也不知道自己哪里不对。那么，是非便随着众人的评价而成为所谓正确，并不是自己独自能够明白的；违背众人的便被认为错误，顺从众人的便被认为正确。因此，君主处在掌握权力、凭借形势的位置上，只要处在众人认定为正确的地位，就没有人能够非难他。他安居时，万物尊奉他；行动时，万物跟随他；发言时，万物信实地接受；行事时，万物以他为准则。这就是处在万物之上、驾驭群臣的原因。国家发生混乱有三种情况：年成饥荒、百姓离散，却没有粮食来聚集他们，国家就会混乱；治理国家没有法度，国家就会混乱；虽有法度却不能施行，国家也会混乱。有粮食来聚集百姓，有法度而且能够施行，国家却仍不能治理好，是从来没有的事。《尹文子》卷上。注1：“罚”字，《四库》本作“法”，这是错误的。注2：《道藏》本原来脱漏“名”字，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补入。注3：《道藏》本原来在此句前有“则形也”三字，疑为衍文，现据《四库》本删去。注4：“别”字，《道藏》本原作“何”，这是错误的；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改正。注5：《道藏》本原来脱漏“分”字，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补入。注6：《道藏》本原来脱漏一字，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补入。注7：《道藏》本原来脱漏“责”字，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补入。注8：《道藏》本原来脱漏“夷”字，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补入。注9：《道藏》本“心”字前原来脱漏“无”字，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补入。注10：“未”字，《道藏》本原作“求”，这是错误的；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改正。注11：“治世”二字，《道藏》本原作“治也”，这是错误的；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改正。注12：“下愚”二字，《道藏》本原作“不愚”，这是错误的；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改正。注13：“科”字，《道藏》本原作“料”，这是错误的；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改正。注14：《道藏》本原来脱漏“臣”字，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补入。注15：“亦有”二字，《道藏》本原作“亦以”，这是错误的；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改正。注16：“阙”字，《四库》本作“闻”。注17：“王”字，《四库》本作“曰”。

译注18：“与”字，《道藏》本原作“以”，这是错误的；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改正。注19：《道藏》本原来脱漏“国”字，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补入。注20：此句《道藏》本原作“有法食以聚民”，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删去衍文“法”。《大道》下篇。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项都是五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方法。因此，用仁来引导百姓；用义使事情合宜，用礼来施行，用乐来调和，用名来端正名分，用法来使众人齐整，用刑来威慑，用赏来劝勉。所以，仁可以广泛施惠于万物，也会产生偏私；义可以树立节操、推行正道，也会造成浮华虚伪；礼可以推行恭敬谨慎，也会产生怠惰傲慢；乐可以调和情感志意，也会产生淫逸放纵；名可以端正尊卑，也会产生自矜和篡夺；法可以使不同的人和事整齐一致，也会使名分发生乖离；刑可以威慑不服从者，也会产生凌辱暴虐；赏可以劝勉忠诚有才能的人，也会产生鄙俗的争夺。这八种方法，人人都能看到，并且始终存在于世间；它们并不是只在尧、汤之时才显现，也不是只在桀、纣之朝才消失。运用得当，天下就能治理；运用失当，天下就会混乱。除此以外，即使能够包罗天地、笼罩万物，也已经超出治理之道，不是众生所能取用的；圣人舍弃这些而不谈。大凡国家的存亡有六种征象：有衰弱的国家，有灭亡的国家，有昌盛的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有治理得好的国家，有混乱的国家。所谓混乱、灭亡的国家，并不是说凶恶残暴的情形；所谓强盛、治理得好的国家，并不是说依靠威力、仁义的情形。君主年老，宠幸的姬妾很多，作为凭证；子孙很少，宗族疏远，这是衰弱的国家；君主宠信臣下，臣下也爱戴君主，公法废弛，私欲盛行，这是混乱的国家；国土贫瘠狭小，而卿大夫之家富裕庞大，君主权力轻，臣下势力重，这是灭亡的国家。这三种征象，不必等到凶恶残暴出现以后才会衰弱；即使表面上还存在，我也一定说它已经灭亡了。国内没有独受宠幸的人，国外没有君主亲近的嬖臣，旁支庶子繁多，长幼秩序不乱，这是昌盛的国家；农耕蚕桑依时进行，粮仓充实，兵器铠甲坚利，疆界修整，这是强大的国家；在上者不能压倒在下者，在下者不能侵犯在上者，上下之间互不压制、互不侵犯，因此禁令能够施行，人人没有私心；即使经历险阻和变故，国家也不可被侵犯，这是治理得好的国家。这三种征象，不必等到威力、仁义显现以后才算强大；即使表面上看似衰弱，我也一定说它仍然存在。治理国家的君主兴起时，一定有所先诛。所谓先诛，并不是指盗贼，也不是指奸人；这两种恶人只是当时的重大祸害，并不是政治混乱的根本。政治混乱的根本，是臣下侵犯君上的权力，臣下运用控制君主的手段，内心不畏惧当时的禁令，行为不遵守当时的法度；这才是造成大乱的道路。孔丘代理鲁国宰相七天，就诛杀了少正卯。孔子端正名分、诛杀少正卯时，门人进来询问说：“少正卯是鲁国著名的人，先生执政却把他放在最先诛杀的位置，恐怕有所失误吧？”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其中的缘故。人有五种恶行，盗窃、奸邪和私行还不包括在内。第一，心思通达却阴险；第二，行为邪僻却固执；第三，言语虚伪却善于辩说；第四，记忆力强而知识广博；第五，顺从错误而文饰润色。这五种恶行，人在其中有一种，就不能免于君子的诛罚。少正卯五种全有，所以他居处时足以聚集门徒、结成群体，谈论时足以掩饰邪说、迷惑众人，凭借强记博闻足以颠倒是非、独自树立一套说法；这是小人的雄杰，不可不诛。因此，汤诛杀尹谐，文王诛杀潘正，太公诛杀华士，管仲诛杀付里乙，子产诛杀邓析、史付。这六个人身处不同时代，心术却相同，不可不诛。《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这才值得畏惧。俗语说：‘奸佞的辩说足以迷惑鬼神。’有人说：‘鬼神聪明正直，谁说能够迷惑他们？’回答说：‘鬼神确实不会受迷惑，这反而更能显示奸佞辩说的巧妙，没有什么人不会被它迷惑。’奸佞善辩的人即使不能迷惑鬼神，显然能够迷惑人。他窥探人的内心，揣度人的欲望，顺着人的嗜好而不敢违逆，把人引入邪恶而求取自己的利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人喜欢听到别人称赞自己的美德，善于辩说的人就能迎合这种心理来宣扬它；人厌恶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善于辩说的人就能迎合这种心理来替它掩饰。他们从人的眉目神情之间察觉这些心理，在人的言语行动之前就加以迎合。俗语说：‘厌恶紫色夺取朱色的位置，也厌恶花言巧语颠覆国家。’这句话足以使人畏惧，但人终身都不能醒悟，于是危险和灭亡接踵而来。《老子》说：‘用政治理国家，用奇术用兵，用无事来取得天下。’所谓政，就是名和法。用名法治理国家，万物都不能使它混乱。所谓奇，就是权术。用权术用兵，万物都不能与之抗敌。凡是能够运用名法、权术，矫正并抑制残暴的情欲，就能使自己处于无事的状态；自己无事，就能取得天下。因此，治理之道失效，就任用法令；法令失效，就任用兵力。这样做是为了求得无事，并不是为了取得强势；一味求强，反而会使柔弱者能够制服它。《老子》说：‘百姓不怕死，怎么能用死来使他们恐惧？’百姓不怕死，是因为刑罚超过了限度。刑罚过重，百姓就不再依赖生存；既然没有什么值得依赖的生路，看待君主的威势就会像看待无物一样。刑罚适中，百姓就会畏惧死亡。畏惧死亡，是因为活着有值得快乐之处；知道活着值得快乐，所以才可以用死亡使他们恐惧。这是君主应当掌握的原则，也是臣下应当谨慎对待的事情。田子读书说：‘尧的时代天下太平。’宋子说：‘圣人的治理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吗？’ 彭蒙在旁边，越过次序回答说：“这是圣法治理达到的结果，不是圣人治理的结果。”宋子说：“圣人与圣法有什么不同？”彭蒙说：“你的说法把名分弄乱得太厉害了。所谓圣人，是从自身产生的；所谓圣法，是从事理产生的。事理从自身产生时，自身并不等同于事理；自身能够产生事理时，事理也不等同于自身。因此，圣人的治理，是只有圣人才能治理；圣法的治理，则没有什么不能治理的。这是万世的利益，只有圣人能够包容并实现它。”宋子仍然疑惑，便向田子询问。田子说：“彭蒙说得对。庄里有位老人，给大儿子取名叫‘盗’，给小儿子取名叫‘殴’。大儿子盗出门时，他父亲在后面追着呼喊说：‘盗，盗。’官吏听见后，就把他捆绑起来。他父亲呼喊‘殴’来告诉官吏，因慌忙而声音没有转过来，只说：‘殴，殴。’官吏于是把他打了一顿，几乎把他打死。康衢有位长者，给童仆取名叫‘善搏’，音读为‘博’；给狗取名叫‘善噬’。三年来，宾客没有经过他的门。长者感到奇怪，询问原因，宾客才如实回答；于是他改了这些名字，宾客才往来如常。郑国人把未经加工的玉叫作‘璞’，周国人把未经腊制的老鼠叫作‘璞’。周国人怀抱着‘璞’，对郑国商人说：‘你想买璞吗？’郑国商人说：‘想买。’周人拿出璞给他看，原来是一只老鼠，于是郑国商人道歉而没有买下。”

译父亲对于儿子，有些命令是一定要执行的，有些命令是一定不能执行的。休掉尊贵的妻子、卖掉宠爱的妾，这是一定要执行的命令；接着又说“你不许怨恨，你不许思念”，这就是一定不能执行的命令。因此，处在人上位的人，必须慎重考虑自己所下的命令。凡是人，富裕时就不羡慕爵位俸禄，贫穷时就不畏惧刑罚。不羡慕爵位俸禄，是因为自己已经感到满足；不畏惧刑罚，是因为不依赖保全自身。国家最忌讳这两种情况，却不知道防止它们的方法，于是命令不能实行，禁令不能停止；如果命令不能实行、禁令不能停止，就没有办法治理国家；没有办法治理国家，就是君主空自临莅其国，只是徒然做百姓的君主，危险和混乱很快就会到来。如今如果让人必须依靠爵位俸禄才能富裕，那么人们就一定会争相竭尽力量为君主效命；如果让人必须依靠刑罚才会贫穷，那么人人都会害怕犯罪而趋向善行。因此，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不让百姓自行决定贫富。贫富都由君主造成，君主就能专门加以控制，百姓也知道自己应当归附谁。贫穷便怨恨他人，卑贱便怨恨时运，却没有人怨恨自己，这是人情中最普遍的倾向。然而，不能因为这是人情中最普遍的倾向，就一概认为它错误，也有值得怜悯的地方，不可不加以考察。如今如果才能相当、智力相同，而他富裕我贫穷，能够不怨恨就很好；即使怨恨，也没有什么可非难的。才能相当、智慧相同，而他尊贵我卑贱，能够不怨恨就很好；即使怨恨，也没有什么可非难的。其弊病在于不知道凭借权力、依靠势力所造成的差异；即使说两人的才智相同，这也是不通达事理的过错，虽然是君子也会因此责怪，甚至会使君子发怒。人贫穷时就怨恨别人，富裕时就傲视别人。怨恨别人，是因为苦于别人没有把俸禄施给自己；这种情绪起于内心难以安定而又不能安定，还可以宽恕。傲视别人，自己并没有受苦，也没有缘故，却偏要傲视别人；这种情绪本来容易控制却不能控制，就不可宽恕了。众人看见贫贱的人就轻慢并疏远他们，看见富贵的人就敬重并亲近他们。贫贱者向自己请求财物，疏远他们是可以的；但未必会损害自己却一定疏远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能使事物获益的条件。富贵者对自己有所施与，亲近他们是可以的；但未必会使自己受益却一定亲近他们，这样一来，富贵者反而不敢亲近自己了。贫贱、富贵这三方面各自独立，没有必然导致亲近或疏远的固定条件。人情终究不能不因贫贱、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判断，所以说这是最大的迷惑。穷困、孤独、贫贱，是太平之世共同怜悯的对象，是乱世共同侮辱的对象。太平之世并不是因为怜悯穷困、孤独、贫贱才得到治理，这也只是治理中的一件事；乱世也不是因为侮辱穷困、孤独、贫贱才混乱，这也只是混乱中的一件事。每一件事都治理得好，就不会混乱；混乱了，就没有治理。考察夏、商兴盛时和衰败时的情形，就能看出这种验证。贫贱者对富贵者的期望很微薄，而富贵者却不能满足他们这点微薄的期望。富贵者所厌恶的，正是贫穷者所喜爱的；尊贵者所轻视的，正是卑贱者所感到荣耀的。然而富贵者不能满足他们，是因为没有和他们共同承担苦乐。即使不满足他们，对我自身也没有损害。如今万民对于君主的期望，也像贫贱者对于富贵者的期望一样。他们所期望的，不过是辨别长幼、平均赋税，按时救济饥寒，减轻疾病痛苦，赏罚不滥用，使役按时进行；如此而已，这些对君主自身并没有损害。然而君主不能满足他们，是因为没有和他们共同承担劳逸。因此，做君主的，不能不和百姓共同承担劳逸。所以，富贵者可以不满足贫贱者，君主却不能不满足万民。不满足万民，万民就不愿意拥戴他；万民不愿意拥戴他，君位就会被替代。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也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尹文子》卷下完。注1：“导”字，《四库》本作“道”。注2：《道藏》本原来脱漏“名”字，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补入。注3：“族”字，《道藏》本原作“强”，这是错误的；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改正。注4：《道藏》本原来脱漏“之”字，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补入。注5：“侧”字，《道藏》本原作“则”，这是错误的；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改正。注6：“理”字，《道藏》本原作“礼”，这是错误的；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改正。注7：“犬”字，《道藏》本原作“大”，这是错误的；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改正。注8：“必”字，《道藏》本原作“力”，这是错误的；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改正。注9：“怨”字，《道藏》本原作“然”，这是错误的；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改正。注10：“制”字，《道藏》本原作“贵”，这是错误的；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改正。注11：“之”字，《道藏》本原作“也”，这是错误的；现根据文义和《四库》本改正。注12：“逸”字，《四库》本作“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