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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黄石公《素书》经名：《黄石公素书》。旧题为秦代黄石公所著。北宋张商英作注。一卷。底本出处：《正统道藏》太清部。参校版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简称《四库》本）。黄石公《素书》目录 序 黄石公《素书》原始章第一 正道章第二 求人之志章第三 本德宗道章第四 遵义章第五 安礼章第六 序 黄石公《素书》共六篇，按照《前汉书》的列传记载，这是黄石公在圯桥授给子房的书。世人多认为是《三略》，大概是传述时弄错了。晋代乱世时，有盗墓者挖掘子房的坟墓，在玉枕中得到这部书，共一千三百三十六字，书上有秘密的戒条，不许传给不合道、不神明、不圣达、不贤能的人。如果传给了不该传的人，必定会遭受祸殃；得到此书却不传给合适的人，也会遭受祸殃。唉，它被如此慎重地对待。黄石公得到子房，便传给了他；子房没有找到合适的传人，便把它随葬了。五百多年以后，盗墓者才把它挖出来，从此《素书》才开始流传到人间。然而流传下来的只是黄石公的言语罢了，黄石公的本意，难道是语言能够完全表达的吗？我曾私下评论此书：天道与人道从来都是相互为用的，古代圣人无不尽心于此。尧敬慎地顺应昊天，舜使七政协调，禹陈述九畴，傅说陈说天道，文王重演八卦，周公设置掌管天地四时的官职，又设立三公来调和治理阴阳；孔子想要达到无言的境界，老聃则以恒常的无和有来建立它。《阴符经》说：宇宙掌握在手中，万物变化由自身产生。道达到这种境界，那么鬼神的变化都不能逃脱我的术数，更何况刑名、度数之类的事情呢？黄石公是秦代隐居不仕的君子。他的书文字简约，意旨深远，即使尧、舜、禹、文王、傅说、周公、孔子、老子，也没有什么能超出这部书的。然而，黄石公知道秦朝将亡、汉朝将兴，所以把这部书授给子房。可是子房难道能够完全理解这部书吗？子房之所以成为子房，只不过能够运用其中一二罢了。书中说：“阴谋泄露在外，事情就会失败。”子房运用了它，曾劝高帝封韩信为王。书中说：“小的怨恨不宽赦，大的怨恨必然产生。”子房运用了它，曾劝高帝封雍齿为侯。书中说：“把决策交给不仁的人是危险的。”子房运用了它，曾劝高帝停止分封六国后裔。书中说：“设置变通以取得权宜之策，是用来解除纠结的。”子房运用了它，曾招致四位隐士而拥立惠帝。书中说：“没有比知足更吉祥的事。”子房运用了它，曾选择留侯的封地自我封守。书中说：“断绝嗜好、禁止欲望，是用来消除牵累的。”子房运用了它，曾放弃人间事务，跟随赤松子游处。唉，即使只是抛弃其糟粕和渣滓，也还足以灭亡秦朝和项羽，使沛公成为帝王，何况纯粹地运用它、深入地达到它的境界呢？汉代以来，章句和文词的学问兴盛起来，而真正懂得道的人却极少。像诸葛亮、王猛、房乔、裴度这些人，虽然号称一时的贤相，但对于先王的大道，尚且完全没有达到能够理解的程度。这大概就是此书不传给不合道、不神明、不圣达、不贤能的人的原因了。能够超越有和无的，称为道；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称为神；有而能视同无的，称为圣；无而能运用有的，称为贤。不是这四种人，即使口头诵读此书，也不能亲身实行它。张商英天觉作序。目录原来缺失，依据正文标题补入。

译黄石公《素书》宋代张商英天觉注 原始章第一 道不能没有开端。道、德、仁、义、礼这五者，本来是一体的。分开来运用，就有五种；合起来浑然为一，就是一体。一用来贯通五者，五者用来推演一体。道，是人所行走的道路，使万物都不知道自己所遵循的由来。道覆盖、养育万物，广大而宏大。每一次动静呼吸、说话沉默、出仕退处、饮食起居，大到八方之外，小到芒草种子之内，无论到哪里都不是道。仁不足以完全命名它，所以仁者见到它，就称它为仁；智不足以完全穷尽它，所以智者见到它，就称它为智。百姓不能完全看见它，所以说，虽在实际运用却不知道它。德，是人所获得的东西，使万物各自得到自己所希望的归宿。有所求叫作欲望。有欲望却不能得到，不是德的最高境界。向规矩求取，只能得到方圆；向权衡求取，只能得到轻重。向德求取，则没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君臣父子凭借它成为君臣父子，昆虫草木凭借它成为昆虫草木，大的凭借它成就大，小的凭借它成就小；近而言之，一个人的自身，远而言之，天下万物，都没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仁，是人所亲近的东西，具有慈爱、恩惠和怜悯之心，以促成万物的生成。仁的本体，像天空一样，天空没有不覆盖的；像大海一样，大海没有不容纳的；像雨露一样，雨露没有不滋润的。慈爱、恩惠和怜悯，是仁的运用。不是主动亲近天下人，而是天下人自然亲近他。没有一个人不能得到自己的归宿，没有一件物不能获得生长。《尚书》说：“鸟兽鱼鳖全都顺遂。”《诗经》说：“那茂盛的芦苇，不要让牛羊践踏。”这就是仁达到极致的表现。义，是人所应当遵循的原则，通过奖赏善行、惩罚恶行，来建立功业、成就事业。事理所在，叫作义。顺从事理而作出裁断，是实行义。奖赏善行、惩罚恶行，是义的道理；建立功业、成就事业，是义的裁断。礼，是人所履行的规范，早起晚睡，用来成就人伦秩序。礼，就是履行。早晚所履行而不失其秩序的，都属于礼。言语、行动、观看、听闻，甚至仓促之间，都依循于此，放纵、乖僻、邪曲、奢侈又从哪里产生呢？想要做人立身，五者不能缺少任何一个。《老子》说：“失去道之后才有德，失去德之后才有仁，失去仁之后才有义，失去义之后才有礼。”所谓“失”，就是散开。道散开而成为德，德散开而成为仁，仁散开而成为义，义散开而成为礼。这五者从来都是相互为用的，而要说它们不散的根本，只是道的奥妙罢了。老子谈的是本体，所以说：“礼，是忠信淡薄的表现，也是祸乱的开端。”黄石公谈的是作用，所以说：“五者不能缺少任何一个。” 贤人君子，明白盛衰的规律，通晓成败的命数，审察治乱的形势，通达进退取舍的道理，盛衰有其规律，成败有其命数，治乱有其形势，进退取舍有其道理。所以隐居潜藏，守持大道，等待时机。道就像船，时机就像水。有船桨的便利，却没有江河供它航行，也就看不到它渡水的好处。如果时机到了便有所行动，就能达到人臣的最高地位；如果得到机会便及时行动，就能成就旷绝一代的功业。如果始终没有遇到机会，也不过终身埋没罢了。平时已有充分的修养，到了时机便行动；机会转瞬即逝，哪里容得下犹豫和商议呢？因此，他的道德足以崇高，名声也足以在后世受到尊重。道德崇高，名声自然会流传后世并受到尊重。正道章第二 道不能不正。德行足以使远方的人归附，所谓怀，就是内心喜悦而真诚服从。诚信足以使不同的人团结一致，义行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护，有所行、有所作为而众人都认为适宜，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才智足以鉴察古事，明察足以照察下情，这是人的俊秀之处。品行足以作为表率，智慧足以裁断疑难，处在疑难之际，如果没有智慧，就不能作出裁断。诚信可以使人守约，廉正可以使人分配财物，这是人的豪杰之处。恪守职守而不废弃，孔子担任委吏、乘田等职务，就是这种情况。处在合乎义的立场上而不改变，在利害逼迫之际仍坚定地守住义，这就是不改变。受到嫌疑却不苟且求免，周公不避讳摄政之嫌，召公却有所顾虑；孔子不避讳会见南子，子路却有所顾虑。处在嫌疑之中而不苟且求免，大概只有极其明察的人才能做到。见到利益却不苟且取得，这是人的杰出之处。俊，是高出常人；豪，是超过常人；杰，是杰出于常人。有德、有信、有义、有才、有明察，是俊秀之人的作为；有品行、有智慧、有诚信、有廉正，是豪杰之人的作为。至于杰出之人，则才智和品行都足以使其获得杰出的名声。然而杰胜过豪，豪又高于俊。求人之志章第三 志向不能妄自追求。断绝嗜好、禁止欲望，是用来消除牵累的。人的本性清静，本来没有牵累；只是被嗜好和欲望牵引，舍弃自身而追逐外物。抑制欲望、减少恶行，是用来消除过错的。“禳”，就像析解禳除，把它消除。欲望如果不是达到无所抑制，恶行如果不是达到无所损减，过错就无法消除。减少饮酒、节制女色，是用来避免污损的。女色损伤精，精耗损就会伤害神；酒损伤神，神受伤就会损害精。避开嫌疑、远离疑虑，是用来避免错误的。对事情没有嫌疑，对内心没有疑虑，事情就不会出错。广泛学习、切实求问，是用来扩大知识的。具有圣贤的资质，却不以学问来扩充，是因为不肯努力的缘故。品行高尚而言语含蓄，是用来修养自身的。行为要高尚而不屈曲，言语要含蓄而不显露。恭敬、节俭、谦逊、简约，是用来守持自身的；深谋远虑，是用来避免困穷的。管仲的谋略，可以说足以使诸侯九次会盟，却困于王道；商鞅的谋略，可以说足以使国家强盛，却困于仁义；弘羊的谋略，可以说足以聚敛财物，却困于养育百姓。凡是有所困穷的，都不能算是真正的谋略。亲近仁者、结交正直的人，是用来扶助倾覆的。听到赞誉就高兴的人，不可以成为朋友。接近宽恕、笃实行持，是用来与人相处的。达到极高明的境界，却遵循中庸之道，这是圣人称许的与人相处之道。高明，是圣贤独有的；中庸，是众 人共同具有的。任用有才之人、使用有能之人，是用来成就事务的。能够应对变化叫作才，能够被实际使用叫作能。有才的人，可以任用他，却不能让他只做具体事务；有能的人，可以使用他，却不能把重大任务完全交给他。这是用人的方法。抨击恶行、斥责谗言，是用来制止祸乱的。谗言和恶行，是祸乱的根源。推考古代、验证当今，是用来避免迷惑的。根据古人的行迹，推求古人的心意，用来验证今天的事情，怎么会迷惑呢？先作衡量，后作度量，是用来应对仓猝变故的。掌握一尺的尺度，天下长短就都可以据此衡量。仓猝之间事物到来而能无穷尽地应对，是因为衡量和度量都有一定的准则。设置变通、取得权宜，是用来解除纠结的。有正有变，有权有经。当正道有时不能推行，就通过变通使它归于正道；当常经有时不能采用，就通过权宜使它归于常经。收束口袋、顺应时机，是用来避免过失的。君子说话或沉默都看时机，出仕或退处都遵循道义；像扎紧口袋一样不显露自己的长处，顺应时机会合而不轻易发动自己的机谋，因此能够免除过失。

译坚定不移、刚直坚强，是用来建立功业的；勤勉不懈、不断趋善，是用来保全始终的。“橛橛”，是有所坚持而不可动摇；“梗梗”，是有所树立而不可屈挠；“孜孜”，是勤勉不止；“淑淑”，是善上加善。建立功业没有比有所操守更好的，保全始终没有比不犯过错更好的。本德宗道章第四 立身处世的根本，不可以背离道德。坚定心志、笃实行持的方法，没有比广泛谋划更能使根基长久的，谋划应当广泛。没有比忍受耻辱更能使人安定的，最高的道广大平坦，哪里会有耻辱呢？没有比修养德行更优先的，对外成就万物，对内成就自己，就是修养德行。没有比喜好善行更快乐的，没有比达到至诚更神妙的，无所不通叫作神。人的神性可以与天地并列，但不能像天地一样神妙，是因为没有达到至诚。没有比体察万物更明察的，《礼记》说：“清明之德存于自身，志意和气质如同神明。”这样一来，万物来到面前，难道能逃脱我的照察吗？没有比知足更吉祥的，知足的吉祥，是吉祥中的吉祥。没有比欲望太多更痛苦的，圣人的道，淡泊而没有欲望；对于外物，来了就应对，离去了就不牵系，从来不曾有所祈求。古代欲望很多的人，没有谁超过秦始皇、汉武帝：国家希望富强，军队希望强盛，功业希望崇高，名声希望显贵，宫室希望华丽，姬妾希望美艳，四夷希望臣服，神仙希望得到。然而国家越来越贫困，军队越来越衰弱，功业越来越卑下，名声越来越暗淡，最终到了所求不得、留下遗恨而狼狈不堪的地步，这就是欲望太多所带来的痛苦。治理国家的人固然不可有太多欲望，至于贤人养护自身的方法，所守持的原则难道可以不简约吗？没有比精气离散更悲哀的，道所生的叫作一，纯一叫作精，精所发出的叫作神。它潜藏于无之中时，没有生、没有死，没有先、没有后，没有阴、没有阳，没有动、没有静；它寄托在形体之中时，就成为明、哲、智、识。凡有血气之类，没有不承受它的。正确地运用它，就会聚集而不散；邪妄地运用它，就会离散而不能聚集。眼睛沉溺于色，精就散在色上；耳朵沉溺于声，精就散在声上；口沉溺于味，精就散在味上；鼻沉溺于气味，精就散在气味上。这样不断散失，怎么能够长久呢？没有比反复无常更有害的，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是因为有常道。人如果没有常道，难道不是一种病害吗？没有比苟且取得更短促的，用不义取得的东西，必定也会用不义失去。没有苟且取得而能够长久的。没有比贪婪鄙陋更幽暗的，为了外物而牺牲自身，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没有比自恃更孤立的，桀、纣自恃才智，智伯自恃强大，项羽自恃勇武，王莽自恃智慧，元载、卢杞自恃奸狡。自恃的人就会在外表上气焰骄横，善言也听不进去；听不进善言，就会孤立无援；等到失败时，天下人便争相跟随而使他灭亡。危险没有比任用自己怀疑的人更大的了。汉高祖怀疑韩信却仍任用他，韩信几乎反叛；唐朝怀疑李怀光却仍任用他，李怀光终于叛逆。失败没有比私心过多更严重的了。奖赏不按功劳，惩罚不按罪行，喜欢谄媚的人而厌恶正直的人，结党亲近亲信而疏远关系疏远的人；小则结下平民的怨恨，大则激起天下人的愤怒。这就是被私心败坏的情形。遵义章第五 遵循这些道理并实行它，就是义。把自己的明察显露给下属，反而会显得昏暗。圣贤之道，是内心明察而外表含晦。只有本身不够明察的人，才把明察显露给下属；这正是他昏暗的原因。有了过错却不知道，是受蒙蔽。圣人没有可知的过错，贤人的过错一显现出来就能醒悟。犯了过错却不知道，他的愚昧蒙蔽就太严重了。迷失了却不回头，是受迷惑。沉迷于酒的人不知道酒在损伤自己的本性，沉迷于色的人不知道色在损伤自己的性命，沉迷于色的人不知道色在损伤自己的志向。人本来并没有迷惑，迷惑是自己造成的。因为言语而招来怨恨，就会遭祸。先实行而后说明，主动权就在我方，祸患在别人；只说而不实行，主动权就在别人，祸患就在自己。命令同内心意图相违背，就会废弛。内心产生命令，命令用来贯彻内心。后来的命令同先前的相矛盾，就会毁败。号令不统一，人心就没有信用，事情也就毁弃了。发怒却没有威严，就会被冒犯。周文王不厉声厉色，四方诸侯却都畏惧他。所以孔子说：不用发怒，百姓也会畏惧他，胜过畏惧斧钺。喜欢当众侮辱别人，就会招来灾祸。自己想博取正直的名声，却把别人置于有过错的境地，这是自取灾祸的做法。杀戮、侮辱自己所任用的人，就会陷入危险。所任用的人一旦离去，危险也会随之而来。怠慢自己所尊敬的人，就会遭凶。按长幼来说，要尊重年龄；按朝廷来说，要尊重爵位；按贤愚来说，要尊重德行。这三者都应当尊敬。外在的尊敬，是尊重年龄和爵位；内在的尊敬，是尊重德行。表面相合而内心背离，就会孤立；亲近谗佞而疏远忠臣，就会灭亡。谗佞之人善于揣摩君主的心意并迎合它；忠臣则推究君主的过失并加以劝谏。迎合心意的言论多使人喜悦，违逆心意的劝谏多使人发怒；伍子胥被杀而吴国灭亡、屈原被放逐而楚国灭亡，就是这种情况。亲近美色而疏远贤人，就会昏昧；妇女干预政事而公开通行，就会造成混乱。太平公主、韦庶人造成的祸乱，就是这种情况。凭私人关系授予官职，就会浮薄。浅薄浮躁的人不能胜任名位和器重，牛仙客做宰相之类，就是这种情况。欺凌下属来取得胜势，就会遭到侵害；名声超过实际，就会逐渐耗损。陆赞说：名声接近虚名，对于教化来说却很重要；利益接近实际，对于义来说却较轻。然而，实际是用来取得名声的，名声又是用来权衡实际的；名与实相互资助，就不会耗损匮乏。忽略自己的过错却责备别人，就不能治理好事情；自以为厚重而轻视别人，就会被抛弃。圣人总是善于挽救人，因此没有被抛弃的人；总是善于利用物，因此没有被抛弃的物。这里说的自以为厚重，是自满，不是仲尼所说的严格要求自己。自满而轻视别人，人才就会被弃置废弃。因为过错而抛弃功劳，就会受损；群臣都在外表上附和而内心不同，就会沉沦。安排处置失当，众人的情意就会隔绝阻塞，阿谀奉承和徇私行为一同盛行，人人各怀异心；想不至于沉沦灭亡，是不可能的。既然任用了却不信任，就会疏远。任用贤人却不信任他，就会失去士人的人心。这就是管仲所说的妨害霸业。施行奖赏时面有吝色，就会使人沮丧。脸上显出吝惜的神色，有功的人就会沮丧。项羽削刻印玺而迟迟不授，就是这种情况。许诺很多而给予很少，就会招来怨恨。这是因为失去了原先的期望。既然迎接了对方却又拒绝他，就会失和。刘漳迎接刘备，后来又回头拒绝他，就是这种情况。施予微薄却期望厚重回报，就不会得到报答。天地没有偏爱，把万物看作刍狗；圣人没有偏爱，把百姓看作刍狗。天地覆盖、承载万物，含育、养育万物，难道还责求它们报答吗？显贵以后忘记卑贱时，就不会长久。道德修养充足于自身的人，不会把贵贱看作荣耀或耻辱。显贵本来就有，卑贱也本来就有。只有小人骤然处于显贵地位，便忘记自己的卑贱，这就是他不能长久的原因。记着过去的恶行而抛弃新近的功劳，就会遭凶。对睚眦之怨恨得咬牙切齿，对一饭之恩念念不忘，这是平庸之人的器量。有志于天下的人，即使是仇人，也会因其才能而任用；即使有怨恨，也会因其功劳而记录。汉高祖封雍齿为侯，是记录他的功劳；唐太宗任用魏郑公为宰相，是因为看重他的才能。任用人却不能使其各得其正，就会危险；强行任用别人，就不能使他归附。

译曹操强行任用关羽，关羽最终还是归于刘备，这就是不能使人归附。按照职位来选择人，就会造成混乱；失去使自己强盛的条件，就会变弱。有的凭德行强盛，有的凭人才强盛，有的凭形势强盛，有的凭军队强盛。尧、舜有德而强，桀、纣无德而弱；商汤、周武王得到人才而强，周幽王、周厉王失去人才而弱；周朝得到诸侯的势力而强，失去诸侯的势力而弱；唐朝得到府兵而强，失去府兵而弱。对于人来说，善使人强，恶使人弱；对于自身来说，本性使人强，情欲使人弱。把决策交给不仁的人，就会处于险境。不仁的人幸灾乐祸。秘密计谋泄露到外部，就会失败；横征重敛而施予微薄，就会凋敝。凋，就是削减。文中子说：赋税征收过多的国家，它的财力也会削减。战士贫困、游说之士富裕，国家就会衰败。游说之士鼓动唇舌，只希望在战乱之际谋利；战士则奋力拼死，专门守卫疆场的忧患。让游说之士富裕而使战士贫困，军势就会衰弱。货物贿赂公开流行，政治就会昏暗。这是以私害公、以曲害直。听到善行却轻忽，记住过错却不忘，就会暴虐。暴虐就会产生怨恨。所任用的人不值得信任，所信任的人又不能任用，就会混浊。浊，就是枯竭。以德行治理百姓，百姓就会聚集；用刑法约束人，百姓就会离散。刑法应当源于道德的本意，其中包含宽恕。因此先王用刑法辅助德治，而不是专门依靠刑法。所以说：用德行治理百姓，百姓就会聚集；用刑法约束百姓，百姓就会离散。小功劳不奖赏，大功劳就无法建立；小怨恨不宽赦，大怨恨必然产生。奖赏不能使人心服，惩罚不能使人心甘情愿，就会发生叛乱。人心不服，就会叛乱。奖赏施及无功之人，惩罚施及无罪之人，就会残酷。把不应加给人的奖赏或惩罚强加于人，就是残酷。听信谗言而认为它美好，听到劝谏却把劝谏者视为仇敌，就会灭亡；能够守住自己所有的，就能安定；贪图别人所有的，就会残害他人。拥有我本来所有的，内心就安逸，身体也安稳。安礼章第六 安然地遵行这些道理，就叫作礼。怨恨产生于不肯放过小过错，祸患产生于不预先谋划。福气在于积累善行，灾祸在于积累恶行。善行积累，就会招来福气；恶行积累，就会招来灾祸。没有善也没有恶，也就没有灾祸和福气。饥荒在于轻视农业，寒冷在于懒于纺织。安定在于得到人才，危险在于失去士人。富裕在于招徕来者。唐尧的节俭，李悝竭尽地力，越王勾践十年生聚，汉代实行平准，都是用来招徕来者、扩大财利的办法。贫困在于抛弃时机。上位者没有恒常的操守，下属就会有许多疑心。上位者时而躁动、时而安静，没有常态；喜怒没有节制，众人就互相猜疑，没有人能够安心。轻视上位者会产生罪过，侮慢下属就没有亲近关系。轻视上位者就是没有礼，侮慢下属就是没有恩。近臣得不到重视，远臣就会轻视他。淮南王说：除掉平津侯，就像揭去蒙在眼上的东西一样容易。自己疑惑，就不相信别人，这是昏暗。自己有信心，就不怀疑别人。这是明察。邪曲之士没有正直的朋友。李逢吉的朋友，就是八关、十六子一类的人。上位者邪曲，下面就没有正直之人。汉元帝的臣子中，弘恭、石显就是这种人。国家危亡时没有贤人，政治混乱时没有善人。并不是没有贤人、善人，而是因为不能任用他们。深爱百姓的人，急于寻求贤才；乐于得到贤才的人，养育人民就会厚重。人不能自行爱护自己，要依靠贤人来爱护；人不能自行养育自己，要依靠贤人来养育。国家将要成就霸业时，士人都会归附。赵国杀了鸣犊，所以孔夫子来到黄河边又返回去了。国家将要灭亡时，贤人会先行避开。微子离开商朝、仲尼离开鲁国，就是这种情况。土地贫瘠，大型生物就不能生长；水浅，大鱼就不会游来；树木光秃，大鸟就没有柄；树林稀疏，大兽就不会居住。这四句话，是用来说明：人的资质浅薄，就没有道德；国家根基浅薄，就没有忠臣贤人。山势过于陡峭就会崩塌，沼泽水满就会溢出。这两句话，是用来说明过高、过满的警戒。丢弃美玉而取用石头，就是盲目。有眼睛和没有眼睛没有区别。羊的本质披着虎皮，就是耻辱。只有外表而没有内里，和没有外表没有区别。穿衣服不提衣领，就会颠倒。本应在上面的反而放到了下面。行走时不看地面，就会跌倒。本应在下面的反而看向了上面。柱子软弱，房屋就会毁坏；辅佐者软弱，国家就会倾覆。材料不能胜任职责，就叫作软弱。脚受寒会损伤心脏，百姓怨恨会损伤国家。冲和之气从脚下产生，流布到四肢，而心是它的君主。气息调和，心君就喜悦；气息乖戾，心君就会受伤。山将要崩塌时，山脚先毁坏；国家将要衰败时，百姓先困弊。从古至今，人口繁盛、百姓安康快乐而国家衰败的，从来没有过。树根枯了，枝条就会腐朽；百姓困顿了，国家就会残破。长城的劳役一兴起，秦国就残破了；汴渠的劳役一兴起，隋国就残破了。跟翻车走在同一条轨道上的，必然倾覆；跟亡国做同样事情的，必然灭亡。汉武帝想做秦始皇所做的事，几乎导致国家倾覆；后来能够善终，是因为晚年下诏哀痛，自我悔过。桀、纣因女色而亡，周幽王的褒姒也与他们相同。汉朝因宦官而亡，唐朝的中尉也与之相同。已经出现的事，要看清它；将要出现的事，要谨慎防范；厌恶这些迹象的人，应当预先避开它们。已经出现的事，看见后就除去它；将要出现的事，谨慎防范并消除它。厌恶这种迹象的人，急忙践踏而厌恶□，还不如废弃鞋履而不行走；轻率行动而厌恶知道，还不如 收敛内心而不妄动。畏惧危险的人能够平安，畏惧灭亡的人能够存续。人的行为，有道就吉祥，无道就凶险；吉祥，是百般福气汇聚的结果；凶险，是百般灾祸共同侵袭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神圣力量，而是自然规律所造成的。有道的人并不是自己去求福，而是福气自然归附于他；无道的人越害怕灾祸，灾祸反而越加侵袭他。难道是有神圣之物在替他们主宰吗？这只是自然的道理罢了。专心谋求良策的人不会遭遇坏事，没有长远忧虑的人必有眼前忧患。志趣相同的人彼此投合。舜有八元、八凯，商汤有伊尹，孔子有颜回。仁德相同的人彼此忧虑。周文王有闳夭、散宜生，微子有父师、少师，周公旦有召公，管仲有鲍叔。同样作恶的人彼此结党。纣王的臣子有亿万之多，盗跖的徒众有九千人，都是如此。有同样爱好的人彼此招引。喜爱财利，就会有聚敛之臣来投求；喜爱武力，就会有谈论兵事的人来投求；喜爱勇猛，就会有以伤害人为乐的人来投求；喜爱成仙，就会有方术之士来投求；喜爱符瑞，就会有虚构欺诈之士来投求。凡有所偏爱，都是情感偏颇、性情蒙蔽的表现。同样美貌的人彼此嫉妒。女子如武后、韦庶人、萧良娣就是这样；男子如赵高、李斯就是这样。才智相同的人彼此谋算。刘备、曹操、翟让、李密就是这样。地位相同贵重的人彼此伤害。这是因为势力彼此倾轧。利害关系相同的人彼此猜忌。这是因为彼此伤害、互相惩罚。同样的声调彼此应和，同样的气息彼此感应。五行、五气、五声散布于万物之中，自然会彼此感应。同类彼此依靠，同义彼此亲近；遭遇同样困难的人彼此救济。六国合纵以抵抗秦国，诸葛亮联合吴国来抵御魏国，并不是因为其中存有仁义，只是因为遭遇了同样的困难罢了。志同道合的人彼此成就。汉朝承接秦朝之后，天下凋敝，萧何用清静之道来涵养恢复。萧何将要去世时，想到众将都喜欢争功、喜好妄动，不足以懂得治国之道，只有曹参在齐国时曾接受盖公黄老之术的治理，不热衷于滋生事端，所以推荐曹参来接替自己做丞相。技艺相同的人彼此规劝。李醯嫉恨扁鹊，逄蒙憎恶后羿，就是这样。“规”就是非难、指责。技巧相同的人彼此争胜。公输子九次进攻，墨子九次抵御，就是这样。

译这就是事物规律所得出的结果，不可以违背道理。从“志趣相同的人彼此投合”以下，都是可以预先知道的行为和结果。聪明的人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合乎道理的就去做，违背道理的就避开。放弃修正自己却去教导别人，是违背道理的；先端正自己再感化别人，是顺应道理的。教导依靠言语，感化依靠道。 《老子》说：“法令越是繁多严明，盗贼就越多。”这是用教导而违背道理。又说：“我无为，百姓就自然受到感化；我无欲，百姓就自然保持淳朴。”这是用感化而顺应道理。违背道理的事情难以推行，顺应道理的事情容易实行；难以推行就会造成混乱，容易实行就能使事情得到治理。天地的道理，不过是简约平易罢了；圣人的道理，也不过是简约平易罢了。顺应日月而安排昼夜，顺应阴阳而施行生杀，顺应山川而确定高下，这是天地的简易。顺应夷狄而把他们置于外部，顺应中国而把它置于内部，顺应君子而授予爵位，顺应小人而役使他们，顺应善恶而施行赏罚，顺应九土的适宜情况而征收赋税，顺应人伦而安排次序，这是圣人的简易。乌获并不是没有力气，但如果抓住牛尾使它“部行”，那么一整天也不能走出寻丈；等到用桑树枝制成的环穿过牛鼻，再用三尺长的绳子系住它的脖子，即使儿童也能驾驭它。风在大泽中无处不到，大概也是因为它顺应形势。这样用来修治自身、治理家庭、治理国家，都是可以的。事情有大小不同，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黄石公素书》完。《四库》本没有“求於权衡者”这一句。“随”字，《四库》本作“垂”。《道藏》本原来脱漏“杰”字，现依据文义及《四库》本补入。“彰”字，《四库》本作“张”，是错误的；百子本也作“彰”。“友直”二字，《四库》本作“友也”。“者”字，《四库》本作“也”。“不已”二字，《四库》本作“於已”。“失”字，《四库》本作“失之”。“王莽”二字，《道藏》本原作“高莽”，是错误的；现依据《四库》本改正。“远疏”二字，《四库》本作“远正”。《道藏》本原来脱漏“民”字，现依据《四库》本补入。“敬”字，《道藏》本原作“能”，是错误的；现依据文义及《四库》本改正。《四库》本没有“中之”两个字。“推”字，《四库》本作“惟”；另外，《四库》本没有“谏之”两个字。这一句《四库》本作“谗者合意多悦”。《四库》本没有“才”字。《四库》本没有“私徇并行”四个字。“失士心”三字，《道藏》本原作“失天心”，是错误的；现依据文义及《四库》本改正。“岂”字，《四库》本作“非”。《四库》本没有“恶”字。“之”字，《四库》本作“其”。“捍”字，《四库》本作“弭”。“操”字，《四库》本作“躁”。“生”字，《四库》本作“无”。这一句《四库》本作“君不能用故也”。《四库》本在“同志相得”一句之前有：“重用来守卫则坚固，不可用来临阵；贪用来攻取，不可用来临阵；廉用来守护君主，不可用来应对突发情况。这五类人，应当根据各自的才能来任用。” “萧良娣”三字，《四库》本作“张良娣”。《四库》本没有“五声”两个字。“夷狄”二字，《四库》本作“边陲”。《道藏》本原来脱漏“行”字，现依据文义及《四库》本补入。“如此”二字，《四库》本作“详体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