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璇玑卷中

译钦定《四库全书》《易璇玑》卷下　　　　　　宋　吴沆　撰 《通卦篇》第一 一个卦不能只取一种象，也不能拘泥于必定依从某一种象；它所取的意义可以从各个方面显现出来。因此，有时取法于万物，有时取法于人体，有时联系教化，有时依据自然，有时说明阴阳的消长，有时探究形势和爻位的屈伸。比如木上有火，叫作《鼎》；木上有水，叫作《井》，这是取法于万物来命名。上面止、下面动，叫作《颐》；颐中有物，叫作《噬嗑》，这是取法于人体来命名。损上而益下，叫作《益》；损下而益上，叫作《损》，这是联系教化来命名。少男与少女相感，叫作《咸》；长男与长女相处，叫作《恒》，这是依据自然来命名。五阴盛大而成《剥》，君子五阳进而决去小人，这难道不是阴阳消长造成的吗？四阴在下，势力渐渐盛大，却仍未免于《观》，是因为阳得其位；二阳在内，党徒还未胜过阴，却突然足以形成《临》，是因为阴失去势力。这难道不是形势和爻位的屈伸造成的吗？卦象既然如此，怎么可以拘执一端而认定呢？所以柔爻得位而上下应和它，不必一定是风天才叫《小畜》；女子在内居正位，男子在外居正位，也不必一定是风火才叫《家人》。刚爻失位而不中，被小者超过，所以山上有雷，也不必疑惑；以喜悦发动，归宿在少女，所以泽上有雷，也不必拘泥。如果拘执一端而认定，那么风行天上不过是通达罢了，为什么叫《小畜》？风从火中出来不过是助长火势罢了，为什么叫《家人》？雷在山上或在泽上，不过是退处休息罢了，为什么叫《小过》？为什么叫《归妹》？至于木上有火叫《鼎》，哪里比得上金属下有火更接近？木上有水叫《井》，哪里比得上地中有水更接近？山雷的形状与颐颊相距甚远，火雷的形象与《噬嗑》也不同。况且先雷后风与先风后雷，同样只是摧动万物罢了，为什么分为《恒》和《益》？山上有泽与山下有泽，同样只是养育万物罢了，为什么分别为《咸》和《损》？泽在天上，不妨施降成为膏雨，为什么还要有《夬》？山在地上，不妨安定如磐石，为什么还要说《剥》？风行地上，姑且说可以观望，哪里比得上太阳光明昭昭？泽上有地，姑且说能够临视，哪里比得上上天高高在上？这样来求取《易》的意义，不是几乎成为弊病了吗？所以，探求《易》的意义，目的只在于通达。比如泽火《革》，固然不必真的有火在泽中；雨将要降下而晴天使它停止，这也可以叫作革。泽雷《随》，固然不必真的有雷在泽中；雷先发动，雨随后而来，这也可以叫作随。比如“履虎尾”，是行走践履之“履”；而用来辨别上下、安定民心，又是礼法之“礼”。雷从地中奋发，是《豫》的喜悦之“豫”；设置重门、敲击木梆来防备暴客，又是预备之“豫”。至于《大过》《小过》，都是过失之“过”；但《序卦》说“有过物者必济”，这里又是超过常人之“过”。超过常人之过与过失之过，相距很远。圣人尚且能把它们贯通，何况其他情况呢？《通象篇》第二 卦象有先机，有正体，有互体，也有直接指向某一爻的意义，总之都在于贯通。例如《屯》的六四“乘马班如”、 《夬》的九四“牵羊悔亡”、 《归妹》的上六“刲羊无血”，这些都是在正体、正应之中含有震与兑。又如《贲》的六四“白马翰如”、 《大畜》的九三“良马逐”、 《明夷》的六二以及《涣》的初爻“用拯马壮”。“吉”以及《大壮》的三爻“羝羊触籓”，这是在互体之中含有震与兑。比如《师》的六三“师或舆尸”、 《困》的九四“困于金车”、 《未济》的九二“曳其轮”，这些都是在正体、正应之中含有坎。又如《贲》的初九“舍车而徒”、 《睽》的上九“载鬼一车”、六三“见舆曳”，这是在互体之中含有坎。至于离为龟，而《损》《益》二卦说龟，正体、互体中却都没有离；艮为虎，而《履》《革》二卦说虎，正体、互体中却都没有艮；《姤》的初爻、《大畜》的五爻，或说“羸豕蹢躅”，或说“豮豕之牙”，正体、互体中却没有一个坎；《遯》的二爻、《无妄》的三爻、《大畜》的四爻，或说“用黄牛”，或说“系之牛”，或说“童牛之牿”，正体、互体中却完全没有坤。这是直接取某一爻的意义而采用该象。至于坤内在顺而象牛，坎中间坚实而象车，巽为风木，象征舟船运行而利于涉川，这也是通常的义理。然而《睽》《革》《旅》《既济》说牛，却都没有坤而有离；《大有》、《大壮》《大畜》《小畜》说车舆，却都没有坎而有…… 《乾》《需》《讼》《同人》《大畜》说“利涉大川”，却 都没有木而有天；这说明离的内在柔顺，也可以比拟坤而象牛；乾的中间坚实，也可以比拟坎而象车；天不会下陷，也可以比拟风木而象涉川。若是像乾那样飞动，就不是龙便不足以象征；像《履》那样危险恐惧，就不是虎便不足以象征；像《渐》那样有次序地按日月推进，就不是鸿雁便不足以象征；像《大壮》那样刚猛强硬、像《屯》那样迍邅回旋，就不是触藩的羊、乘马便不足以象征。遍观各卦取象，大多不只一种；只有这五卦各自指向一种事物，从头到尾反复说它，少则三四处，多则五六处，大概非如此便不足以说明尽。因而《大壮》说羊，不必处处都有兑；《屯》说马，也不必处处都有震。处在《履》的时候，危险恐惧到了这种程度，即使没有艮体，也不妨碍它成为虎。能够成就大体的情形如此，那么细小之处就可以略去，不必追问。《通爻篇》第三

译卦设置六个爻位，分为阴阳；爻所处的位置，祸福没有固定不变的。阴阳都得到适当的位置，叫作《既济》（▯）；刚柔都失去各自的位置，叫作《未济》（▯）。这是说形势有不可扰乱之处。纯阳处在阴位，德性反而更加光明；纯阴处在阳位，美德含藏而不露。这是说道理有不可偏执之处。处在《大壮》的时代，不能让阳居阳位；处在《履》的道理中，不能让刚处刚位。这是说时势有不能相同之处。至于一阳为主、五阴都随从，没有哪一种刚柔内外是全都合宜的：在五爻就是《比》（▯），在二爻就是《师》（▯），在三爻便获得《谦》的光明之吉（▯），在四爻便处在《豫》的顺时（▯）；下至初爻《复》（▯），也有朋友来而没有疑虑。这难道不是因为阳德有余，刚柔的位置都不足以牵累它吗？至于一阴为主，五刚难以驯服；居中而得位，上面可以成为《大有》（▯），下面可以成为《同人》（▯）；在三爻失位而成为《履》（▯），若不以《谦》（▯）自处，就会出现虎尾之咥。在四爻得位却力量不足以畜止刚爻，便成为《小畜》（▯），不下雨而只是有云。下至初爻《姤》（▯），也像羸弱的猪躁动放纵，不能免于频频蹢躅。这难道不是因为阴德不足，而刚柔的位置都足以牵累它吗？而且以初爻为主，《姤》的巽入不如《复》的震动；以二爻为主，《同人》的“同人于宗”不如《师》的承天。都说得位，《谦》因为盈满而受损，《小畜》因为不足而受困；都说失位，《豫》因为喜悦而顺利，《履》因为危险而艰难。独阴、独阳都足以成为一卦之主，而独阴之卦常常不如独阳，这说明阴的力量弱、阳的力量强，阴德衰微、阳德畅达。因此可知，君子所履行的没有不吉利，小人所履行的没有不失误；君子即使失位也足以成事，小人即使得位也足以倾覆。《通辞篇》第四 一卦的彖辞，有爻也有位；一卦的卦辞，有象也有体。它们之所以有异同，只在阴阳。一、三、二、四，是爻位的阴阳；初九、六二，是爻的阴阳。坎为男、离为女，震为长、兑为少，是卦象的阴阳。三才已经设置，内外已经分开，上卦为天，下卦为地，是卦体的阴阳。用卦的阴阳参照卦体的阴阳，用爻的阴阳参照爻位的阴阳，又用爻位的阴阳参照卦体、卦象的阴阳，这就是变化无穷而卦辞各不相同的原因吗？如《乾》的初九（▯），爻与位都是阳，却说“潜龙勿用”，是因为它的卦体属阴。《坤》的六三（▯），爻与体都是阴，却有“含章”的美，是因为它的爻位属阳。《小畜》的上九（▯），九是阳爻，却说“妇正厉，月几望”，是因为它的卦象属阴。《家人》外卦为巽（▯），巽为长女，却说“男正位乎外”，是因为它的爻属阳。变化有时会穷尽，爻、位、体、象有时会相同，卦辞也就有时相通。因此，《否》（▯）和《泰》（▯）的初爻，都因乾坤相交，举出一个而二、三随之，所以都说“拔茅茹，以其汇征吉”。《益》的二爻（▯）与《损》的五爻（▯），同为接受益处的主爻，都由一个阳爻从外而来，所以都说“或益之十朋之龟”。“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既济》的三爻（▯）与《未济》的四爻（▯），都是以阳明攻伐阴险，所以都说“伐鬼方”。《泰》（▯）与《归妹》（▯），都是以六五的尊位下配九二，所以都说“帝乙归妹”。相同之中又有不同，卦辞也必定大体相同而细节有异。因此《泰》的初爻说“以其汇征吉”，主在阳而言；《否》的初爻说“以其汇贞吉”，主在阴而言，因为阳贵在行动，阴贵在安静。《损》的五爻说“弗克违，元吉”，不说“正”，是因为爻属阴而位属阳，又居上位，即使不待正也能吉。《益》的二爻说“弗克违，正吉”，不说“元”，是因为爻位都属阴，又居下位，如果不能正就不吉。《既济》的三爻，以阳居阳，又处文明之极，有尊高之象，所以说“高宗伐鬼方”；《未济》的四爻，以阳居阴，又接近五爻，有威权之象，所以说“震用伐鬼方”。事情属于君主，所以说“小人勿用”；事情属于臣下，所以说“有赏于大国”。其形势都持续很久，所以都说“三年”。如《泰》的六五，它下配的九二能够带来福，所以说“以祉元吉”。《归妹》的女子，利益在于年少者，所以说“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这就是相同之中又有不同。至于踩着乾的尾巴而说成“履虎”，所以《履》的三、四爻（▯）不得不有相同的辞意。受到一个阳爻阻碍而说成“触藩”，所以《大壮》的三、上爻（▯）不得不有相同的辞意。说“不富以其邻”的有两处，而且都在坤中【《泰》六四、《谦》六五，上卦都有坤】，难道不是因为阴性极其虚柔而容易顺从吗？说“有孚挛如”的有两处，而且都在巽中【《小畜》九五、《中孚》九五，上卦都有巽】，难道不是因为风势无常而容易牵动吗？《履》（▯）和《归妹》（▯）的下爻都说“眇”“跛”，是因为兑有毁折之象；《中孚》（▯）和《小畜》（▯）的上爻都说“月几望”，是因为巽为长女。至于“刚中而应，大亨以正”，是《临》《无妄》共同之处；但一个说“天之道”，一个说“天之命”，这就是《临》《无妄》的不同。“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睽》《鼎》共同之处；但一个说“小事吉”，一个说“是以元亨”，这就是《睽》《鼎》的不同。《临》《无妄》《睽》《鼎》有同有异，没有哪一卦不是这样。所以，从相同处看相同，可以看见《易》的宗旨；从不同处看不同，可以看见《易》的道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便穷尽了《易》的体。《通证篇》第五

译卦辞如果没有贯通的原则，就不足以包容万物变化的功效；卦象如果没有可以验证的依据，就不足以确立一物的性质。因此，不同之中的相同，正是贯通；确定不变的规则，正是验证。《乾》卦已经取象于龙，《说卦》却又以震为龙；《坤》卦已经取象于马，《说卦》却又以乾为马。猪属于坎，羸弱的猪躁动不安，见于《姤》的初六（▯），这说明巽也可以象猪。羊属于兑，羝羊触藩，见于《大壮》的上六（▯），这说明震也可以象羊。至于坎为水本来相同，到了雷天之上，水又成为云【云雷为《屯》，云上于天为《需》】，难道不是因为在天上就形成卦象吗？巽为风本来相同，到了地水之下，风又成为木【地中生木为《升》，木上有水为《井》】，难道不是因为在地上就形成形体吗？这就是以不同来求贯通。至于高处叫首【《离》有“嘉折首”，《既济》有“濡其首”，都在上位；《明夷》九三“得其大首”，也指上位】，低处叫趾【《贲》“贲其趾”、 《大壮》“壮于趾”、 《鼎》“顚趾”、 《艮》“艮其趾”、 《大壮》“壮于前趾”、 《噬嗑》“屦校灭趾”，都在初爻】，而《晋》《姤》的上爻都叫角，《遯》《既济》《未济》的初爻都叫尾。说辅、说耳，都在上爻【“艮其辅”“鼎黄耳”都在五爻；“噬嗑何校灭耳”“咸其辅”都在上爻；“鼎耳革”也指上爻】；说腓、说随，都居于下体【“咸其腓”“执其随”在二、三爻；“艮其腓不拯其随”在二爻】。说雉必定有离【《旅》六五“射雉，一矢亡”，正卦有离；《鼎》九三“雉膏不食”，应卦中有离，指上位而言】；说狐必定有坎【《解》九二“田获三狐”、《未济》“小狐汔济”，下卦都有坎】；说金必定属刚【《噬嗑》九四“得金矢”、《蒙》六三“见金夫”，指上九而言；《姤》初六“系于金柅”，指九四而言；只有《鼎》《噬嗑》六五说“金铉”“黄金”，即使不是阳爻，也可以得到阳位】；说血必定属阴【《坤》“其血玄黄”、《屯》“泣血涟如”，都在上六；《需》“需于血”、《小畜》“有孚血去”，都在六四；《归妹》上六“刲羊无血”、《涣》上九“涣其血”，都指六三而言】；说冥必定在上【《豫》的“冥豫”、《升》的“冥升”，都在上爻】；说黄必定在中【《坤》“黄裳元吉”、《噬嗑》“得黄金”、《鼎》“黄耳”，都在五爻；《离》“黄离元吉”、《解》“得黄矢”、《遯》“执之用黄牛之革”，都在二爻；“革巩用黄牛之革”，这是指二爻而言；凡说“利涉大川”，必定具有乾、巽的德性。【需、同人、大畜说“利涉大川”，都具有乾；蛊、益、涣、中孚说“利涉大川”，都具有巽；只有颐上九说“利涉大川”不是这种情况。】凡说“利见大人”，必定有九五这样的君位。【乾、讼、蹇、萃、巽说“利见大人”，都有九五；蹇上六说“利见大人”，也是指九五而言；只有升卦说“用见大人”不是这种情况。】少的有三四处，多的有八九处，就像合上符契一样，因此可以确定为证据。然而，观察《易》的方法，既要通达，又要确定；通达是为了穷尽变化，确定是为了建立常道。变化而没有穷尽，是天的道；常道而不紊乱，是地的德。懂得常道，懂得变化，然后才可以看出卦象和卦辞的法则。释卦篇第六 关于重卦的说法，自古以来就存在疑问。人们争相求取一个恰当的解释，彼此接连提出反驳；圣人的言论明明存在，却仍反复思考。考察《系辞》说：“包羲氏统治天下时，开始画八卦，用来从事畋猎和捕鱼，大概取法于离卦。”到了神农时期，才有益卦和噬嗑卦。这样看来，卦到神农时才完备，所以先儒认为是神农重卦，也就很合理了。《系辞》又说：“《易》的兴起，大概在中古时期吧？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吧？”因此说履是德行的根基，谦是德行的把柄。像这样连续列举九卦，极力说明它们的德性，以表明产生这些卦辞的忧患缘故。由此可见，这九卦都是文王时才有的，所以先儒认为是文王重卦，也很合理。如果说伏羲时代已经有了变卦，那么上面所说的九卦当时也都应当已经存在。既然这九卦都是伏羲时代就有的，那就是上古作《易》者的忧患，又与中古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文王才开始重卦，那么神农时代就已经有噬嗑、益卦，便无法解释。只因为噬嗑、益卦见于神农时代，就说是神农重卦，这是见识浅陋的人的看法。先儒说：“从前圣人作《易》，幽暗地赞助神明而产生蓍草。”这里的“作”，是创造的意思。神农以后便只是继承修订，不能称为‘作’。这大概是想借此证明伏羲重卦。考察孔子说：“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吧？”这句话明明是指中古而言的。《易》到了文王时尚且可以说是重新创作，何况神农以后呢？再考察神农时代已经有益卦和噬嗑卦，那么说夏禹、文王重卦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不过，这还不能算是通达全面的论断。为什么呢？《易》并不是难以见到的书，司马迁也不是学识浅薄的人；秦火以后，文字已经毁灭的书，他尚且能够寻求，何况从未被焚毁的卜筮之书呢？姑且说司马迁对《易》了解不详，像扬雄那样，对《易》总可以说了解得很详尽了。然而扬雄说：“《易》开始于八卦，而文王有六十四卦。”扬雄难道会毫无根据地这样说吗？这可以作为疑问，却还不能据此辨明。如今说文王重卦，是依据孔子的话；说神农重卦，也依据孔子的话；说伏羲重卦，则又依据孔子后面的说法，于是便把前面的说法指为伪说；按照前面的说法，又把后面的说法判为错误。反复寻求，仍得不到恰当结论，于是连《系辞》也一并怀疑。有人说诸儒的说法不能确定，所以要向孔子求取裁决；疑心更加严重时，又说：“这不是孔子的话。”这样一来，又将依据什么呢？这就是关于重卦的说法始终不能免除疑问的原因。

译然而从道理推求，六十四种变化也许自古就有，而六十四卦的名称则从文王才开始。卜筮之书随着时代和变化而不同，起卦的方法、占断的辞句，历代各有差异；唯一不能改变的，是以六十四种变化组成《易》。这也像三代所采用的建正之法，子、丑、寅各不相同；唯一不能改变的，是以十二个月组成一年。因此《周礼》说，大卜掌管三种《易》：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它们的经卦都是八个，分别重成的卦都是六十四个。考察这一点，连山、归藏的卦，是在三皇时期重成的；而《周易》的卦，则是在文王时代重成的。所以这部书称为《周易》，道理也就清楚了。文王以前，《易》的道理只用于卜筮；文王以后，才开始用它来修身、治人、治理国家，《易》的道理也从此兴盛起来。这样，说《易》兴起于中古时代是可以的；说履、谦以下的九卦是在忧患中创作的，也是可以的；说《易》开始于八卦，而文王有六十四卦，也可以；说伏羲、神农时已经有变卦，也可以。至于六十四卦的名称，是由文王确定的；而神农时代已经有益、噬嗑等卦，这只是孔子借用后世的名称来称说前世的实际情况罢了。如果不是这样，也不足以使人明白。至于十三卦取象的说法，也是孔子根据自己的意思推求古人旨意的话；不过是说《易》中本来就有这些象，而上古圣人制作器物时，大概取法于这些象。并不是说伏羲一定先按照离卦才制作网罟，神农一定先按照益卦才制作耒耜。所以孔子每每说“盖取诸”，其中“盖”字也保留了未完全确定的语气。这样，也许就可以对孔子的话不再疑惑，使诸儒的论说能够彼此贯通，并使重卦的说法大致得到确定。释系篇第七 爻辞是圣人所系，不是圣人便不能理解其深意。孔子赞美文王的德行，对有关言语反复体会；只要认真寻求，就可以得到答案，但即使只有一点疑问，又有谁能不感到迷惑呢？如今考察《大系》的话说：“《易》的兴起，大概正当商朝末世、周朝德业兴盛的时候吧？大概正当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发生之时吧？”因此其中的辞语带有危惧之意。这样看来，这些辞语显然是文王所系的。至于明夷六五说：“箕子的明夷，利于守正。”那么箕子的守正，是在商朝灭亡以后才显现出来的，应当不是文王能够说到的事情。这样又不能说是文王所作。上面不是文王，下面不是孔子，处于二者之间而称为圣人的，才足以当此说。除了周公，还能是谁呢？所以先儒认为是周公系爻辞，也就很合理了。然而，如果说周公是在文王死后才系辞，那么商朝已经灭亡，周朝已经兴起，辞意应当安定，不能说是危惧。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虽然足以构成忧患，但那也是周公时代的事情，又怎么能说是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呢？如果说“危”是指彖辞，那么孔子谈的是爻辞，并没有涉及彖辞。所以他说：“系上爻辞来说明吉凶，因此称为爻。”凡是引用的“白茅不出户庭”等语句，全都是爻辞。因此又说：“说话的人所重视的是爻辞。” 《系辞》又说：“系上辞，就能穷尽它所要表达的话。”如果只是指彖辞，那么多的不过几句，少的只有三四个字。六十四卦的彖辞合计不过六百四十字，大体每卦只有十几个字；这样简略，怎么足以穷尽它所要表达的话呢？因此说它指的是彖辞，也不能成立。所以，说是文王系辞，便会对爻辞产生疑问；说是周公系辞，便会对《系辞》本身产生疑问。这就是所谓系爻辞不能免除疑问。然而，说明夷的箕子不是文王所说，是可以的；若因为一句话有疑问，就转而说是周公所作，却不可以。古书流传久远，本来就没有完全没有疑问的。遍察《诗》《书》《礼》《乐》《春秋》，都有可以怀疑之处，为什么偏偏只怀疑《易》呢？《易》可疑的地方还不止这些。例如无妄九二说：“不耕种却想收获，不开垦熟地，却利于有所前往。”而《礼记·坊记》所称却说：“不耕种却想收获，不开垦熟地，是凶。”这两句话的道理相差很远。如果保存《礼记》的说法，就要废弃《易》的说法；保存《易》的说法，就要废弃《礼记》的说法。先儒对此略而不谈，只是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罢了。所以孔子说：“我还赶得上史官对有疑问的文字存而不记。”如果因为文王的一件事不妥，就转而归给周公；又使周公的一件事不妥，那又将怎么办呢？况且孔子本来明确说是文王与纣王的事情，而我们却把它改成周公、管叔和蔡叔的事情，也许在道理上并不妥当。何况明夷的箕子，刘向也解释为“荄滋”的明夷；这就与“苋陆夬夬”“困于葛藟”意义相同，怎么知道先儒不是因为彖辞中有“箕子以之”的话，便顺势牵就而附会到箕子身上呢？至于“王用亨于岐山”“王用亨于西山”，与“王用三驱”“王用亨于帝”相同；“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与“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坤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相同，都是泛泛而言、假设取象，哪里可以拘执为真实事件呢？如果说岐山、西山指的是文王，那么“三驱亨帝”的事情又是哪一位王呢？如果说“东邻杀牛”指的是纣王，那么“不利东北”“东北丧朋”又指的是谁呢？大概卦中有坤，就取象为南；有兑，就取象为西。随卦的兑出现在正卦▯中，所以上六说“西山”；升卦的兑出现在互体▯中，所以六四说“岐山”。岐山是西方的一座山，只是比称作“西山”的山小罢了。事情小就称公，事情大就称王。凡称为王的，都是在这里举行亨祭，何必一定指文王呢？所谓邻，是指不同类别之间彼此亲近。既济▯的上卦有坎，坎位于正北而与西相邻，所以称为西邻；下卦有离，离位于正南而与东相邻，所以称为东邻。离代表牛，坎主管酒食。离得到二爻，不如坎得到五爻，所以才这样说。难道是说纣王居东、文王居西吗？这类说法，都是诸儒牵强附会的论断，不足以据此产生疑问。存互体篇第八

译五卦之中都有互体，这是圣人取象时所拟定的，远远超出通常的说法，显得奇异、诡怪而险峻。舍弃互体，事事都违背情理；寻求互体，则万物都能解释得通。因此互体可以与其他说法一并保存，却不能单独废弃。比如贲卦▯，六爻中有五爻取互体之象。所以去掉贲卦的初爻后便有坎体；坎为车，而初爻在下，够不着乘车，便有徒步的象，因此说“舍车而徒”。从三爻到上爻有颐体，二爻承接在它下面，有须的象，所以说“贲其须”。三爻以一个阳爻夹在两个阴爻之间，正处于坎体，有水湿的象，所以说“贲如濡如”。从三爻到五爻有震体，四爻处在其中，有乘马的象，所以说“白马翰如”。从四爻到上爻有艮体，艮为山，五爻处在其中，有丘园的象，所以说“贲于丘园”。这就是一卦之中有五爻取其互体之象。又如困卦九二▯说“朱绂方来”，九五说“困于赤绂”；有时说朱，有时说赤，是因为二爻与五爻之间同有离体。睽卦六三▯说“见舆曳”，上九说“载鬼一车”；有时说舆，有时说车，是因为三爻与上爻之间同有坎体。既济卦的坎▯出现在二爻、四爻，而初爻拖在它后面，所以初爻的辞说“曳其轮”。未济卦的坎▯出现在三爻、五爻，而二爻拖在它后面，所以二爻的辞说“曳其轮”。涣卦初六▯说“用拯马壮吉”，是因为从初爻向上有震体。明夷六二▯说“用拯马壮吉”，是因为从二爻向上有震体。说“困于赤绂”，又说“劓刖”，是因为离为赤色，而且具有象形意义。说“载鬼一车”，又说“见豕负涂”，是因为坎为车，而且取象为猪。比如艮卦三爻▯、明夷四爻▯说“厉薰心”“获明夷之心”，难道不都是因为有坎体吗？又如震卦初爻▯、艮卦五爻▯说“笑言哑哑”“言有序”，难道不都是因为有离体吗？至于“水在火上”称为既济▯，不只是因为一个坎在上面，而是所有互体中的坎都处在离之上；“火在水上”称为未济▯，也不只是因为一个离在上面，而是所有互体中的离都处在坎之上。每一卦大多如此。这样看来，互体的说法虽然不可拘泥，却也不能废弃。广演篇第九 天高而清，地厚而安宁；没有什么大物不被覆盖，也没有什么小物不被成就。天地的德性，不是语言能够完全描摹的。地取其形势，天取其运行，分别称为顺和健。由此确定名称：健是形成乾的原因，顺是承受上天的方式。君臣之道，大略可以由此阐明。一个阳爻返回时，只怕它来得迟；一个阴爻刚刚遇到时，却深深厌恶卑下退处而安，履卦则因冒进而危险。大畜是用阳来止住阳，小畜是用柔来制约刚。损益的道理随着时势一同运行，因此不能固定不变。知临是大君所宜有的态度，包承是小人所得的吉祥；常守这种德性，是妇人的正道。治理母亲的蛊，比治理父亲的蛊更难。同人于宗，不如同于门。观卦取象于颐，所以说凶；豫卦发声，所以导致穷困。黄离得到刚柔的中正，白贲推崇俭朴的风气。屯其膏，是因为有所系累；震遂泥，是因为不知道停止。苦节不可守正，肥遯则无所不利。中孚之道在于与刚相应，大壮之道在于厌恶阳盛。闲有家而有悔，是因为因此得以消除悔恨。蹇是困难却寻求容易，解是舒缓却希望迅速。井卦喜爱修治，鼎卦害怕倾覆。明夷于飞，之后才可以避开灾难。晋其角，不如艮其趾。无妄以刚为主，小过则是阴爻越过了它的限度。萃卦虽有尊位，却失去了所凭据的地方。升入虚邑，是进行那些本来无需特别作为的事情。需于血，是阴受到阳的伤害。噬腊肉，是柔被刚所困。丰其屋、蔀其家，只足以把自己隐藏起来。作事先谋划开端，就可以不发生争讼。以虚心接受别人，便能使咸卦有所余裕。童防之所以吉，是因为以愚拙来守持它。比卦只有一个阳爻在上面作为主爻。师卦有一个刚爻在下而得到同类相助。“三锡三驱”，是把二爻和五爻限定为这样的数目。拔茅而出行吉，是因为志向在外。大有初九没有交往的祸害。大过有应，便会有吝。困卦虽有言语，却不被相信。巽卦说利于武人，是勉励他前进。鸿渐于干，是说福德有根基。剥床以足，是说祸患已经孕育。涣能涣散则吉，旅处羁旅则有吝。观国之光，是说二位君子足以称美。扬于王庭，是说一个小人足以令人畏惧。随是长男所喜。归妹是少女不得已而归嫁。革与既济相类似，却并不相同。睽与未济相似，却令人疑惑。兑所代表的泽有确定的归处，而坎所代表的水则没有不到的地方。《易璇玑》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