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童子问卷二

译童子问：“履险蹈难叫作《蹇》，解除困难、渡过险境叫作《解》，两卦的含义相反而卦辞相同，都说‘利西南’，是什么意思？”回答：“圣人对这两个卦，卦辞虽然相同，含义却不同，分别在各自的《彖》中说明了。《蹇》的《彖》说‘往得中也’，《解》的《彖》说‘往得众也’，就是这个意思。西南是坤，坤道以顺为主。凡处在蹇难中的人，要顺应才能免除祸患；但顺从过度而失于柔弱，就会陷入邪道。必须顺应而不失其正，所以说‘往得中也’。解除困难的人，必须顺应众人的愿望，所以说‘往得众也’。” 童子问：“‘损，损下益上’，‘益，损上益下’，是什么意思？”回答：“上指君主，下指百姓。损害百姓而使君主获益，就是损；损害君主而使百姓获益，就是益。俗语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童子又问：“《损》的《象》说‘君子以惩忿窒欲’，《益》的《象》说‘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是什么意思？”回答：“唉！君子是天下所系托的对象，他一身的损益，就是天下的利害。君子自我损减的，是忿怒和欲望；自我增益的，是向善和改过。然而放纵忿怒和欲望，难道只是自身受损吗？天下还会有人受到它的危害。向善并改正过错，难道只是自己获益吗？天下还会有人承受它的利益。”童子说：“君子也有过错吗？”回答：“商汤、孔子都是圣人，也都有过错。君子与众人相同之处，是不能免于过错；不同于众人之处，是有过错而能够改正。汤、孔子尚且不能免于过错，那么《易》所说的损益，难道只是一个人的损益吗？” 童子问：“‘夬，不利即戎’，是什么意思？”回答：“这是说事情已经过度。除去小人不能彻底斩尽，因为君子是养育小人的人。小人之道增长，就会造成祸害，不可不除；小人之道已经衰退，君子的利益已经惠及天下，就必须让小人也受到这种恩赐，知道君子值得尊重。因此不能让小人伤害君子，必须由君子来养育小人。《夬》是刚爻决断柔爻的卦，五个阳爻而一个阴爻，虽然很容易决去阴爻，但圣人不希望将其完全决尽，所以《彖》说‘所尚乃穷也’。小人强盛时就决除，衰弱时就养育，使他们知道君子能够带来利益，所以《象》说‘君子以施禄及下’。小人已经衰弱，君子已经强盛，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反转，不可不戒惧，所以《象》又说‘居德则忌’。” 童子问：“‘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彖》说‘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是什么意思？”回答：“‘困，亨’，是说困厄到了极点之后就会亨通，这是事物的常理，也就是《易》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困而不失其所，亨’，是说处在困境之中仍能亨通，只有君子能够做到。《彖》说‘险以说’，是指处在险境中却不恐惧。内心有所守持，才不会畏惧外在的险境；只有不畏惧，才不会失去自己的亨通之道，也就是说身体虽然困厄，志向却能亨通。所以说‘其惟君子乎’。《象》又说‘君子以致命遂志’，就是这个意思。”童子又问：“请问‘正大人吉，无咎’，古代什么人可以当得起这句话？”回答：“文王被拘于羑里，箕子处在《明夷》的境地。” 童子问：“《革》的《彖》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什么意思？”回答：“没有比以臣子身份讨伐君主更大的悖逆了。如果君主不能尽君主之道，就已经不是合格的君主。因此，以极大的仁德去讨伐桀、纣的罪恶，是诛除上天所要诛除、人民所要除去的对象；汤、武将其诛除并除去，所以说‘顺乎天而应乎人’。”童子又问：“那么这是正道吗？”回答：“正，是通常的正道。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禹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就是这样。权，是非常时期的权变，必须有非常的变化。汤、武就是如此。所以《彖》说‘《革》之时大矣哉’，正是说明这种事情很难。”童子又问：“汤、武的事，圣人是尊崇的吗？”回答：“孔子专心思念文王而不能停止，由此可知，他对这件事厚，对另一件事就薄。”童子又问：“顺天应人，难道不是极高的赞誉吗？为什么说是薄？”回答：“圣人在《革》中称赞它，只是因为它恰好符合当时的事情。至于《乾》《坤》，是君臣的正道；如果在《乾》《坤》中称赞汤、武，行吗？圣人解释《坤》，以‘履霜’作为警戒，以‘黄裳’作为吉祥。” 童子问：“《革》是除去旧的，《鼎》是取得新的，是什么意思？”回答：“这不是圣人的话，有什么值得问的！《革》说除去旧的，不用明说也能知道。《鼎》说取得新的，《易》中并没有这样的文辞，你是从哪里得到的？用新的替代旧的，所以称为革；比如商代取代夏代、周代取代商代。因此《象》说‘汤、武革命’，就是这个意思。既然以新革故是同一件事，为什么要分到两个卦中呢？”童子又问：“那么《鼎》的含义是什么？”回答：“圣人已经说过了：‘以木巽火，亨饪也。’” 童子问：“《震》的卦辞说‘震惊百里，不丧匕鬯’，是什么意思？”回答：“震就是雷。在百里之内都受到惊动，是震动之大。处在大震动的时期，众人都震惊，只有一个人能够不失去自己的操守、不丧失祭祀器具，这样的人就可以担当大事。所以《彖》说‘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又说‘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为祭主’，意思是说这样的人可以被委任担当大事。”童子说：“‘郭公夏五’这种文字，圣人尚且把它作为疑文流传。《彖》中缺失的文字又该怎么办？”回答：“圣人有疑问就把疑问流传下来。像《震》的《彖》，虽然文辞有所缺失，但含义仍然存在，又有什么可疑的呢？”

译童子问：“《艮》的《象》说‘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是什么意思？”回答：“《艮》是君子应当停止而不行动的时期。时势已经不允许有所作为，就应当停止，等待可以作为的时候再行动，所以《彖》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在这种时候，处在相应职位上的人应当怎样做？只是思考不超出自己的职位罢了。不过，职位所应承担的职责也不敢废弃。《诗》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童子问：“‘归妹，征凶’，《彖》说‘归妹，天地之大义，人之终始也’，为什么卦辞说凶而《彖》辞说吉？”回答：“两姓结为婚姻，具备六礼，女子出嫁又合乎正道，这就是《彖》所说的归妹。若婚姻不依礼而跟随他人私奔，就是卦辞所说的出行则凶。”童子说：“请问根据什么知道这一点？”回答：“《咸》的卦辞说‘取女吉’。它的卦象是艮在下、兑在上，所以《彖》说‘上柔而下刚’，又说‘男下女’，因此吉。《渐》的卦辞说‘女归吉’。它的卦象是艮在下、巽在上，上柔下刚，以男下女，都与《咸》相同，所以又说‘女归吉’。《归妹》的卦象却不是这样，兑在下、震在上，上刚下柔，是女子处于男子之下，正好与《咸》《渐》相反，所以那里吉，这里就凶。因此《彖》说‘征凶，位不当也’，指的就是兑在下、震在上。”童子说：“娶妻一定要由男子处于女子之下吗？”回答：“夫妇关系是用来端正人伦的，礼义是用来培养廉耻的。因此娶妻的礼仪，从纳采直到亲迎，无不体现男子对女子的谦下，而且还要有渐进的过程。所以《渐》的《彖》说‘渐之进也，女归吉’，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归妹》却是女子处于男子之下而前往，难道会有不凶的吗？童子问：“《兑》的《彖》说‘顺乎天而应乎人’，是什么意思？”回答：“‘兑，说也’，就是喜悦。‘以喜悦来先导百姓，百姓会忘记劳苦；以喜悦来使百姓面对危难，百姓会忘记死亡。’喜悦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要使百姓忘记劳苦和死亡，不顺应天意、响应民心就做不到。由此可见，小恩小惠不足以使人喜悦，私人偏爱也不能用来求取人心的喜悦。” 童子问：“‘萃，聚也’，它的卦辞说‘王假有庙’；‘涣，散也’，它的卦辞也说‘王假有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涣》是散的，是谁说的？《易》中没有这样的文辞。”童子说：“那么请问《涣》的含义是什么？”回答：“我哪里敢凭空臆测呢！《涣》的卦辞说‘利涉大川’，其《彖》说‘乘木有功也’，其《象》也说‘风行水上，涣’。但世俗的说法中，冰融化、汗流遍体，都叫作涣。这样说来，涣是流行通达的意思，与乖离分散的含义不同。唉！君王富有九州岛四海，万物聚集的景象没有比《萃》更大的，所以可以建庙；功德流行而通达天下，没有比《涣》更大的，所以也可以建庙。” 童子问：“《节》的卦辞说‘苦节，不可贞’，是说自我节制过度而苦不堪言，因而不能守正吗？还是说事物受到节制，无法承受这种苦楚？”回答：“君子之所以约束自己，是因为爱护万物，所以《彖》说‘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节制是有利于事物的，怎么会不能承受呢？所谓苦节，是节制过度；施加在自己身上不能长久，即使能够长久，也不能施行于别人，所以说‘不可正’。”童子说：“请问这样的人是谁？”回答：“与众不同以求取名声，把艰难看得高贵而自我刻苦的人，都是苦节。像鲍焦、于陵仲子之类，就是这样的人；这两个人都属于苦节。” 童子问：“《小过》的《象》说‘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是什么意思？”回答：“这三件事施用于自身的行为，即使有所过度，也没有害处。若施用于治理别人，就必须合乎大中之道，不可以只是小过。仁爱超过限度，就会产生祸患；刑罚超过限度，就会引起混乱。由此推演，就可以知道其中的道理。” 童子问：“《既济》的《象》说‘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是什么意思？”回答：“人处在危险中就会深思，处于安稳中就会意志懈怠，而祸患常常产生于懈怠疏忽。因此君子已经渡过难关之后，反而要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 童子问：“‘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是什么意思？”回答：“《未济》的《象》中，火本应处在下方却反而处在上方，水本应处在上方却反而处在下方，两个事物都失去了各自应处的位置，因而不能相互济助。所以君子谨慎辨别事物各自适宜的性质，把每种事物分别安置在适宜的位置，使它们相互发挥作用，用来完成尚未完成的事情。” 《易童子问》卷三。童子问：“《繋辞》不是圣人所作的吗？”回答：“何止《繋辞》呢？《文言》《说卦》以下的篇章，都不是圣人所作；而且其中各种说法纷乱不一，也不是一个人的言论。从前学习《易》的人，杂取这些材料来帮助讲说，学说并非出自一家，所以有相同、有不同，有正确、有错误；由于选择不精，终于使经义受到损害、使世人受到迷惑。然而，其中有些内容假托圣经，流传已经很久，无法追究其来源并核验真伪。因此即使有明智之士，有的贪恋它杂博的辩说，沉溺于它富丽的文辞；有的又认为辨析疑义、订正是非，是君子所应慎重的事情，所以从未用心处理这些问题。像我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自量力了。我遥遥地远在诸儒之后，又没有师承传授，却敢于这样做而毫不迟疑，是因为圣人的经书还在，可以拿来作为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