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直经集注杂说卷上
东皋子王绩，字无功，兄通，隋末大儒也，有田在河渚间，仲长子光结庐北渚，绩爱其真，徙与相近，常以《周易》、《老子》、《庄子》置床头，他书罕读也。见《新唐书.隐逸传》。卢鸿一，字颢然，隐於嵩山，开元六年征至东都，谒见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问其故，奏曰：臣闻老君言，礼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鸿一，敢以忠信奉见。见《旧唐书·隐逸传》。贞一先生司马承祯，宇子微，庐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袆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问其术，对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於无为。夫心目所知见，每损之尚不能已，况攻异端而增智虑哉。帝曰：治身则尔，治国若何。对曰：国犹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气於漠，与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叹曰：广成之言也。开元中再召至都，玄宗诏於王屋山置坛室以居。善篆隶，帝命以三体写老子，刊正文句。见《新唐书．隐逸传》，旧书本传云：玄宗令以三体写老子经，因刊正文句，定着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本，以奏上之。宗元先生吴筠，鲁中之儒士也，入嵩山为道士，久之游天台，玄宗遣使征之，既至，问以道法。对曰：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诸枝词蔓说，徒费纸札耳。见《旧唐书．隐逸传》新书本传云：帝尝问道对曰：深於道者，无如老子五千文，其余徒丧纸札耳。复问神仙治炼法，对曰：此野人事，积岁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与旧书少异，故并录之。班固载老子邻氏有传，傅氏、徐氏、刘向皆有说，傅氏三十七篇，邻氏四篇，徐氏六篇，刘向四篇，惜乎其书之亡久矣。今世所传老子《道德经》或总为上下二篇，或分八十一章，或七十二章。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上经法天，天数奇，故有三十七章，下经法地，地数偶，故有四十四章。严遵乃以阴道八，阳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全与河上公不合。本既各异，说亦不同，盖莫得而考也。汉桓谭曰：昔老聃着虚无之言两篇，后世好之者以为过於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见《杨雄传》阮藉着《通老论》曰：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见《太平御览》王弼注《道德经》，以夫佳兵、民之饥二章，疑非老子所作。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一说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文章叙录》曰：自儒者论以老子非圣人，绝礼弃学，平叔说与圣人同，着论行於世。见《世说》并注。阮瞻，咸之子也，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谓之三语缘。见《晋书》本传，《世说》作阮修。陆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补太学博士，高祖释奠，已召博士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般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指，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帝大喜曰：三人者诚辩，然德明一举辄蔽，可谓贤矣。见《新旧唐书·儒学传》。开元初，诏中书令张说举能治《易》《老》《庄》者，集贤直学士侯行果荐会稽康子元及平阳敬会真於说，说籍以闻，并得侍读，俄并兼集贤侍讲学士。始行果、会真及长乐冯朝隐同进讲，朝隐能推索老庄秘义，会真亦善《老子》，每启篇先熏盥乃读。见《新唐书．儒学传》。张荐明少以儒学游河朔，后去为道士，通老子庄周之说，晋高祖召见，问道家可以治国乎，对曰：道也者妙万物而为言，得其极者，尸居衽席之间，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内殿，讲《道德经》，拜以为师，赐号通玄先生，后不知所终。见《五代史·一行传》。太宗闻汴水辈运卒有私质市者，谓侍臣曰：幸门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师苟有贩鬻，但无妨公，不必究问。冀官物之入，无至损折可矣。吕蒙正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人情伪，在君子岂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则万事兼济。曹参不扰狱市者，以其兼受善恶。穷之则奸慝无所容，谨勿扰也。圣言所发，正合黄老之道。见《国朝事实》。了斋陈忠肃公瓘尝着书二十余篇，曰《昭语》，其序略云：玉清昭应宫使王曾请校三馆道经，上因言其书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静而简约，张知白曰：陛下留意于此，乃治国无为之术，臣伏读神考圣训曰：汉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然者。臣因考三君之行事，知汉文之术，得於老子，而仁祖之政多似汉文，今摭其说十数篇录于后。
译东皋子王绩，字无功，是王通的弟弟；王通是隋末的大儒。王绩在河中洲渚之间有田地，仲长子光在北边的水洲结庐居住。王绩喜爱他的真淳，便迁居到相近的地方。他常把《周易》《老子》《庄子》放在床头，其他书很少阅读。见《新唐书·隐逸传》。卢鸿一，字颢然，隐居在嵩山。开元六年，朝廷征召他到东都，他拜见皇帝时不行跪拜礼。宰相派通事舍人询问原因，他上奏说：“臣听老君说，礼是忠信衰薄后的产物，不值得依凭。臣这个山野之人卢鸿一，敢以忠信来拜见。”见《旧唐书·隐逸传》。贞一先生司马承祯，字子微，住在天台山而不出山。睿宗命他的哥哥司马承袆前去请他出山。他到达后，皇帝把他引入中掖殿，在朝廷上询问道术。司马承祯回答说：“修道要每日减损，减损再减损，直到无为。人的心和眼所知道、所看见的东西，每减损一些尚且不能停止，何况还要攻治异端而增加智虑呢？”皇帝说：“修养自身是这样，治理国家又怎样？”他回答说：“国家就像身体。因此应当使心神游于淡泊，使气合于寂漠，与万物自然相处而没有私心，这样天下就能治理好。”皇帝感叹说：“这是广成子的言论啊。”开元年间，司马承祯再次被召到京城，玄宗下诏在王屋山设置坛室供他居住。他擅长篆书、隶书，皇帝命他用三种字体书写《老子》，并刊正经文句子。见《新唐书·隐逸传》。旧书本传说：玄宗命他用三种字体书写《老子经》，于是刊正经文句子，确定著录为五千三百八十言，作为真本，奏报给皇帝。宗元先生吴筠，是鲁地的儒士，后来进入嵩山做道士，过了很久又游历天台山。玄宗派使者征召他，他到达后，皇帝问他道法。他回答说：“道法的精要，没有比得上五千言的；其余那些枝蔓的言辞和铺陈的说法，只是白白耗费纸张罢了。”见《旧唐书·隐逸传》。新书本传说：皇帝曾问道，吴筠回答：“对于深通道的人来说，没有比老子五千文更高明的，其余的只是白白耗费纸张罢了。”皇帝又问神仙修炼的方法，他回答：“这是山野之人的事情，要积累多年去求取，不是君主应当留意的。”这与旧书稍有不同，所以一并记载。班固记载，邻氏为《老子》作过传；傅氏、徐氏、刘向也都有解说。傅氏三十七篇，邻氏四篇，徐氏六篇，刘向四篇，可惜这些书亡佚已经很久了。如今世上流传的《老子道德经》，有的总分为上下两篇，有的分为八十一章，有的分为七十二章。河上公分为八十一章，认为上经取法于天，天数为奇，所以有三十七章；下经取法于地，地数为偶，所以有四十四章。严遵则以阴道为八、阳道为九，以八乘行九，所以分为七十二章：上经四十章，下经三十二章，完全不同于河上公。本子既各不相同，解说也随之不同，大概已经没有办法考察清楚了。汉桓谭说：“从前老聃写下两篇讲虚无的言论，后世喜爱它的人认为它超过五经。从汉文帝、汉景帝直到司马迁，都有这种说法。”见《杨雄传》。阮籍撰写《通老论》说：“道，就是以自然为法则而使万物化育。诸侯、君王如果能够守持它，万物将会自行化育。《易》称它为太极，《春秋》称它为元，老子称它为道。”见《太平御览》。王弼注释《道德经》时，认为“夫佳兵”“民之饥”两章可能不是老子所作。何晏注《老子》尚未完成，见到王弼亲自说明注释《老子》的旨趣，认为王弼的意见大多浅短，便不再发言，只是答应而已。于是他不再注释《老子》，改而撰写《道德论》。另一种说法是，何平叔注《老子》刚刚完成，去拜访王辅嗣，见到王弼的注解精妙奇特，于是心悦诚服地说：“像这样的人，才可以和他讨论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于是把自己的注解编为《道德》二论。《文章叙录》说：“自从儒者议论老子不是圣人、断绝礼制、抛弃学问以来，何平叔却说老子与圣人相同，并撰写论著流行于世。”见《世说》及其注。阮瞻是阮咸的儿子，拜见司徒王戎。王戎问：“圣人以名教为贵，老庄阐明自然，他们的宗旨相同还是不同？”阮瞻说：“恐怕是相同的吧。”王戎赞叹了很久，立即命人征召他，当时人称这件事为“三语缘”。见《晋书》本传；《世说》作阮修。陆元朗，字德明，以字行世，补任太学博士。高祖举行释奠礼时，已经召博士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般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陆德明向这三个人提出诘难，各自根据其宗旨，随着问题申述义理，众人都被他说服。皇帝非常高兴，说：“这三个人确实善于辩论，但德明每提出一个问题就能使他们理屈，真可以说是贤能了。”见《新旧唐书·儒学传》。开元初年，皇帝下诏命中书令张说荐举能够研究《易》《老》《庄》的人。集贤直学士侯行果向张说推荐会稽的康子元和平阳的敬会真。张说把他们登记上报，他们一同获得侍读之职，不久又都兼任集贤侍讲学士。起初，侯行果、敬会真和长乐人冯朝隐一同进讲。冯朝隐能够推求探究老庄的秘义，敬会真也擅长《老子》，每次打开篇章前都要熏香、盥洗，然后才诵读。见《新唐书·儒学传》。张荐明年轻时凭儒学游历河朔，后来离去做了道士，通晓老子、庄周的学说。晋高祖召见他，问道家能不能用来治理国家。他回答说：“道，是用来说明万物奥妙的；得到道的极致，即使像尸体一样安居在席榻之间，也可以治理天下。”高祖认为他的话很宏大，便请他进入内殿讲解《道德经》，拜他为师，赐号通玄先生，后来不知他的结局。见《五代史·一行传》。太宗听说汴水一带的运粮士卒有人私自抵押、买卖货物，便对侍臣说：“谋求私利的门路就像老鼠洞，怎么可能完全堵住呢？只除掉其中特别严重的就可以了。篙工、船夫如果只是做些贩卖，只要不妨害公事，就不必追究盘问。只希望官物能够运到，不至于损失折耗就可以了。”吕蒙正说：“水太清就没有鱼，人太苛察就没有同伴。小人的情状和欺诈，君子难道不知道吗？如果用宽大的气度兼容他们，就能同时成就各种事情。曹参不扰乱狱讼和市场，是因为他兼容善恶。若追究得太深，奸邪就无处容身，因此谨慎不要扰乱他们。”圣人的话，正合于黄老之道。见《国朝事实》。了斋陈忠肃公陈瓘曾撰写二十多篇文章，名为《昭语》。他的序文大意说：玉清昭应宫使王曾请求校订三馆的道经，皇帝因而说，那些书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静而简约。张知白说：“陛下留意于此，正是治理国家的无为之术。臣恭敬地读到神考的圣训说：汉代的文帝、景帝，唐代的太宗，就是孔子所说的‘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的人。臣于是考察这三位君主的行事，知道汉文帝的治国方法得自老子，而仁祖的政事多像汉文帝。如今摘取十多篇，把它们记录在后面。”
汉文即位之始，先报平勃，后封宋昌，以有功於社稷为先，以有德於我身为后，此所谓后其身也，故天下莫得先焉。老子曰：后其身而身先汉文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言之可用者称善，不可用者亦称善，此所谓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故德善也。汉文初登虎圈，啬夫口对无穷，拜为上林令。释之曰：周勃、张相如，陛下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而无实，不闻其过，陵迟至於败乱，今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夫下之化上，疾於影响，举错不可不审也。帝曰：善，乃不拜啬夫。盖知辩者不善而多言之数穷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又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汉文诏曰：朝有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也，其除之。故贾谊上书至於引庙谥为言，而文帝嘉纳，可谓无忌讳矣。民之所以富庶而不贫，其以此乎。老子曰：天下多忌讳而弥贫。孝文为尉它亲冢在真定者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赐以宠之，尉它於是下令国中，奉诏改号，不敢为帝，此即强之弱之，与之夺之，在我而已矣。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张武等受赂，更加赏赐，以愧其心，盖亦取诸此也。老子曰：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袁盎却慎夫人坐，文帝改怒为喜，厚赏袁盎，可谓自胜而不自是矣。德之所以彰而国之所以强也。老子曰：不自是故彰。又曰：自胜者张。文帝纳贾谊讥切之言，养臣下以节，不辱大臣，於是堂陛愈高而基本愈固，《易》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何以异乎此哉。老子曰：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臣尝谓自三代以降，善治天下者无如孝文，然其术出於老子，故仁祖於老氏也取其简约而神，考之於汉文也，谓无间然。盖老异於孔而其本则同，汉劣於周而善亦可取，此二圣之所以垂训也。仁祖皇佑四年谓辅臣曰：朕临御以来，命参知政事多矣，其间忠纯可纪者，蔡齐、鲁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张知白皆履行忠谨，虽时有小失，而终无大过。李迪亦朴忠自守，第言多轻发耳。庞籍对曰：才难自古然也。上复曰：朕记其大，不记其小。臣三复圣训，因考王曾、知白之所以见重於仁祖者，盖能以清静之术助无为之化，所谓大而可纪者，其在兹乎。审刑院断绝公案，仁宗喜曰：天下至广而断刑若此，有以知刑讼之简，有司无稽迟也。乃下诏奖法官，而付其事于史官。臣窃见元丰中开封府狱空，神考大喜，擢知府王安礼为右丞，下至胥吏，悉获赉赏，自是内外有司皆以狱空为悦。盖仁祖以讼简赏法官而神考以狱空擢府尹，所以示仁民之意一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祖宗不以刑威惧民，盖有得於老氏。讲《诗》，至《匪风》曰：谁能烹鱼，溉之釜甑。上曰：老子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其义类此。侍读丁度对曰：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非圣学之深，何以见古人求治之意。臣曰：古之圣君当大有为之时，或创业或革弊，不免有所烦也。仁祖以清静无为之道持盈守成，四十二年终始如一，盖得烹鲜之说而躬行之耳。臣故曰汉文之术出於老子，而仁祖之治多似汉文，神考谓汉文吾无间然，则绍述之意可知也。韩绛言：林献可遣其子以书抵臣，多斥中外大臣过失，臣不敢不以闻。上曰：朕不欲留中，恐闻阴讦之路，可持归焚之。臣曰：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又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韩绛以献可之言闻于上，一白一黑，何其昭昭也。仁祖恐开阴讦之路，拒而不受，圣人之虑深矣远矣。昏昏然不可见，闷闷然不可识，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而其民之所以淳淳也。通判并州司马光上疏，请於宗室中择人摄居储贰。臣曰：唐中叶以来，人主恶闻立嗣，以为不祥之语，故天下之士於国家安危之本不敢正言，司马光以疏远之臣，言此而不隐，仁祖春秋高矣，受此言而不讳，老子曰：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仁祖有之。又曰：信言不美，司马光有之。
译汉文帝即位之初，先赏报平勃，后来封赏宋昌，把对国家有功放在前面，把对自身有恩放在后面；这就是所说的“把自身放在后面”，所以天下反而没有谁能排在他前面。老子说：“把自身放在后面，反而能使自身居先。” 汉文帝每次上朝，郎官和侍从上书陈述意见，他没有一次不是停下车驾接受他们的意见。意见不能采用的，就搁置不管；能够采用的，就采纳，从来没有不称赞的。可采用的意见，他称赞；不可采用的意见，他也称赞。这就是所说的“善良的人，我以善意对待；不善良的人，我也以善意对待”，所以能够成就善德。汉文帝初次登临虎圈时，啬夫口头应答无穷，皇帝便任命他为上林令。张释之说：“周勃、张相如，陛下称他们为长者；这两个人谈论政事时，尚且不轻易开口，难道要效法这个啬夫喋喋不休、能说会道吗？况且秦朝任用刀笔吏，竞相以办事急迫、苛刻明察互相标榜，结果弊端只是徒有文书形式而没有实际内容，听不到自己的过失，逐渐发展到败乱。如今因为啬夫能言善辩就越级提升他，臣担心天下会随风而动，争着练习口才却没有实际。下位者受到上位者影响，比影子和回声还快，举措不可不慎重。”皇帝说：“好。”于是没有任命啬夫。大概是知道善于辩说未必善良，而多言的人终会困窘。老子说：“知道的人不多言，多言的人不知道。”又说：“善良的人不争辩，争辩的人不善良。”又说：“多言会屡屡陷入困窘，不如守持中道。” 汉文帝下诏说：“朝廷设置诽谤木，是为了沟通治国之道、招来进谏。如今法律却有诽谤和妖言之罪，这会使群臣不敢尽情直言，而皇帝也没有途径听到自己的过失，应当废除这些罪名。”所以贾谊上书时甚至引用宗庙谥号来进言，文帝也赞许并采纳，真可以说没有禁忌。百姓之所以富足而不贫困，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老子说：“天下禁忌越多，百姓就越贫困。” 孝文帝为尉他在真定的父母坟墓设置守墓邑，按时祭祀；又召见他的兄弟，授予尊贵官职并厚加赏赐，以此宠信他们。尉他于是向国内下令，奉行诏令改换称号，不敢再自称皇帝。这就是所谓想使对方强大，先使他强大；想使对方削弱，先使他强大；想废除他，先使他兴盛；想夺取他，先给予他，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吴王假称有病不上朝，文帝赐给他几案和手杖；张武等人接受他的贿赂，文帝反而增加赏赐，使他内心惭愧，大概也是取法于此。老子说：“想要收敛它，必先让它扩张；想要削弱它，必先让它强大；想要废弃它，必先让它兴盛；想要夺取它，必先给予它。” 袁盎让慎夫人离开座位，文帝把愤怒转为喜悦，厚赏袁盎，这可以说是能够战胜自己而不自以为是。德行因此彰显，国家也因此强盛。老子说：“不自以为是，所以能够彰显。”又说：“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强盛。” 文帝采纳贾谊尖锐切直的意见，对臣下以节制来培养，不使大臣受辱，于是朝廷的尊严更加崇高，国家的根基更加稳固。《易》说：“以尊贵的身份礼待卑贱者，大能得到民众。”这和文帝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呢？老子说：“尊贵以卑贱为根本，高位以下位为基础。”我曾说，自三代以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没有比孝文帝更好的；然而他的治国方法出自老子。因此仁祖从老氏那里取用其简约而神妙之处，考察汉文帝的政绩后说，对他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老子的学说虽然不同于孔子，但根本相同；汉代虽然不如周代，但其中的善政也值得取法。这正是两位圣人垂示后世训诫的原因。仁祖皇祐四年对辅臣说：“自我即位以来，任命参知政事很多，其中忠诚纯正、值得记载的，只有蔡齐、鲁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张知白都履行职责，忠诚谨慎，虽有时有小的过失，但始终没有大的过错。李迪也朴实忠诚，能够自守，只是说话多有轻率发出罢了。”庞籍回答说：“人才难得，自古如此。”皇帝又说：“我记住他们的大处，不记他们的小处。”臣反复体会圣训，于是考察王曾、张知白之所以受到仁祖重视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们能用清静之术辅助无为的教化。所谓大处而值得记载的，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审刑院审结了全部公案，仁宗高兴地说：“天下如此广大，断狱却能做到这样，由此可知刑狱诉讼简少，有关官署没有拖延。”于是下诏奖赏执法官，并把这件事交给史官记载。臣私下见到，元丰年间开封府的监狱空了，神考非常高兴，提升知府王安礼为右丞，下至胥吏也都获得赏赐。从此以后，内外各官署都以监狱空虚为喜。仁祖因为诉讼简少而赏赐执法官，神考因为监狱空虚而提升府尹，都是用来显示仁爱百姓的意思。老子说：“百姓通常不怕死，为什么还要用死来威吓他们？如果使百姓常常害怕死亡，而有人仍做奇异违法的事，我把他抓来杀掉，谁还敢这样做？”祖宗不以刑罚威势恐吓百姓，大概是从老氏那里有所领会。讲《诗经》讲到《匪风》篇“谁能烹鱼，溉之釜甑”时，皇帝说：“老子说治理大国如同烹煮小鱼，意思与此相近。”侍读丁度回答：“烹鱼反复搅动就会碎，治理百姓烦扰不休就会离散。若不是圣学深厚，怎么能看见古人求得治国之道的用心呢？”臣说：“古代圣君在大有作为的时候，有的开创基业，有的革除弊政，不免有所烦劳。仁祖却以清静无为之道守成持盈，四十二年始终如一，大概是领会了烹煮小鱼的道理并亲身实行罢了。” 所以臣说，汉文帝的治国方法出自老子，而仁祖的治理多像汉文帝；神考说汉文帝“我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由此便可知道他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的用意了。韩绛说：“林献可派他的儿子拿书信交给臣，书中多次斥责朝廷内外大臣的过失，臣不敢不把它报告给皇上。”皇帝说：“我不想把它留在宫中，恐怕由此开启暗中攻击他人的途径。你可以拿回去烧掉。”臣说：“老子说：‘世俗之人都显得明白，唯独我好像昏昧；世俗之人都精明苛察，唯独我好像昏闷。’又说：‘他的政治昏昏闷闷，百姓就淳朴；他的政治精明苛察，百姓就缺失不足。’韩绛把林献可的话报告给皇上，分明黑白、显耀清楚，这是多么昭然啊！仁祖担心开启暗中攻击他人的途径，拒绝接受，这正是圣人的考虑深远。昏昏然使人看不清，闷闷然使人辨识不了，这正是圣人成为圣人的原因，也正是百姓能够淳朴的原因。” 并州通判司马光上疏，请求从宗室中选择一人代理居于太子之位。臣说：“唐代中叶以来，君主厌恶听到册立继承人的话，认为这是不祥之语，所以天下士人对于国家安危的根本问题不敢直言。司马光以一个疏远的臣子身份，谈到这件事而不隐讳；仁祖年事已高，仍接受这种意见而不避讳。老子说：‘承受国家的不祥，才是天下的君王。’仁祖做到了这一点。又说：‘真实的话不美好。’司马光做到了这一点。”
陈忠肃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又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夫烹鱼者无所事於烦之也，制水火之齐以熟之而已，舜无为而治，其不以此欤。又曰：武帝黜黄老而用儒术，未尝不本於仁义，而观其实效，则不异於始皇者几希，当此之时，天下不一日而无事，思慕文景不得复得，然则黄老亦何负於天下哉。又曰：疏广谓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而不去，惧有后悔，於是父子相随移病而归，当时贤之，后世追诵，然其知止之意，发於老氏。并见《了斋集》。欧阳文忠公修曰：前后之相随，长短之相形，推而广之，万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为书，其言虽若虚无，而於治人之桁至矣。又曰：道家者流，本清虚，去健羡，泊然自守，故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虽圣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并见本集。颖滨苏文定公曰：得侄迈等所编先公手泽，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老年见此奇特，然后知此书当子瞻意。见《道德经解》后序。又曰：孔子以仁义礼乐治天下，老子绝而弃之，或者以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虑后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而不为道之所眩，以不失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而上达也。老子则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开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为学者惟器之知，则道隐矣。故绝仁义弃礼乐以明道。二圣人者，皆不得已也，合於此必略於彼矣。见经注。又曰：韩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说诸侯，李斯师孙卿而以诈力事秦，至於焚诗书，杀儒士，其终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学，皆本於圣人，而其所施设则乡党之士所不忍为，夫岂其所学有以致之欤。盖老子、孙卿其教之善，虽弊不至於败乱天下，然则二子之学，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学之不详，毫压之差，或致千里。见《乐城集》。陆陶山农师曰：自秦以来，性命之学不讲於世，而道德之裂久矣。世之学者不幸蔽於不该不偏一曲之书，而日汨於传注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复知天地之大醇，古人之大体也。予深悲之，以为道德者关尹之所以诚心而问，老子之所以诚意而言，精微之义，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启学之蔽，使之复性命之情。不幸乱於传注之卑，千有余年尚昧，故为作传以发其既昧之意。虽然，圣人之在下多矣，其着书以道德之意非独老子也，盖约而为老子，详而为列子，又其详为庄子，故予之解述列庄之详，合而论之，庶几不失道德之意。见经注。延平先生罗从彦仲素曰：老子之书，孔子未尝誉，亦未尝毁，盖以谓誉之则后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尘之说，而流入於不羁，毁之则清静为天下正之论其可毁乎，既不誉又不毁，其可不略言，故止谓窃比於我老彭。见罗先生《语录》。或问龟山杨文靖公时曰：说者谓老彭乃老氏与彭籛，非谓彭之寿，而谓之老彭也，然老氏之书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自然为宗，谓之不作可也。见《龟山集》。龟山曰：私意去尽然后可以应世，老子曰：公乃王。见《语录》。荣阳吕公希哲尝大书治人事天莫若啬於前坐壁上，云：修养家以此为养生要术，然事事保谨，常令有余，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养生也。见《口国氏杂录》。王子韶圣美言：庄子不能窥测列子，列子不能窥测老子。荣阳公答云：庄子而不能窥测列子，则孰能窥测列子。列子而不能窥测老子，则孰能窥测老子。故善窥测列子者莫如庄子，善窥测老子者，莫如列子。见吕氏《师友杂志》。司马温公与王介甫书云：光昔者从介甫游，介甫於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眄眄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於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左者右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
译陈忠肃公说：“老子说，天下是神圣的器物，不可以任意作为；任意作为就会失败。又说，治理大国如同烹煮小鱼。烹鱼的人不需要频繁翻动它，只要调节水火，使它煮熟而已。舜无为而天下得到治理，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又说，武帝贬斥黄老而采用儒术，未尝不以仁义为根本；但考察实际效果，几乎与秦始皇没有不同。在这个时候，天下没有一天安宁，想念文帝、景帝也无法再得到他们那样的治理。那么黄老之学对天下究竟有什么亏负呢？又说，疏广对疏受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停止就不会危险。官职成就、声名确立后还不离去，恐怕会留下后悔。’于是父子二人相继称病，迁居归乡。当时人称贤，后世也不断诵说；然而他们知止的意思，源自老氏。”都见《了斋集》。欧阳文忠公欧阳修说：“前后的事物相互承接，长短相互映照，推而广之，万物的道理都是这样。然而老子的著作，言语虽然好像空虚无为，但对于治理人的道理却达到极致。”又说：“道家这一流派，以清静虚无为根本，去除刚强自矜，淡泊自守，所以说‘我无为而百姓自行化育，我喜好清静而百姓自行端正’。即使是圣人面南而治，也不能改变这个道理。”都见其文集。颖滨苏文定公说：“我得到侄子苏迈等编录的先父手迹，其中一条说：‘昨天子由寄来《老子新解》，我还没有读完一卷，就放下书卷叹息：假如战国时有这部书，那么孔子和老子就是一家；假如晋宋之间有这部书，那么佛教和老子就不会被看作两家。没想到年老时还能见到这样奇特的著作，这才知道这部书正合子瞻的心意。’”见《道德经解后序》。又说：“孔子用仁义礼乐治理天下，老子却断绝、抛弃这些，有人因此认为二者不同。《易》说：‘形而上的叫作道，形而下的叫作器。’孔子为后世考虑得深远，所以把器展示给人而把道隐藏起来，使中等以下的人守持器而不被道所迷惑，能够不失为君子；中等以上的人则由此自行上达于道。老子却不是这样，他志在阐明道而急于开启人的心智，所以把道展示给人而轻视器，认为学习的人如果只知道器，道就会隐藏。因此他断绝仁义、抛弃礼乐以彰明大道。这两位圣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这里合于一处，那里就必然有所省略。”见经注。又说：“韩非阐明老子，却用刑名之术游说诸侯；李斯师从荀卿，却凭欺诈和武力侍奉秦国，后来焚烧诗书、杀害儒士，最终都陷入大戮。推究他们所学习的内容，本来都以圣人为根本；但他们施行的做法，却是乡里士人都不忍心做的，难道是他们所学的东西导致了这种结果吗？” 老子、荀卿的教导本来是好的，即使有所弊端，也不至于败坏、扰乱天下。那么这两个人的学说为什么会失误到这种地步呢？是因为学习得不详尽，差之毫厘，就可能差之千里。见《乐城集》。陆陶山农师说：自秦代以来，关于性命的学问不再在世间讲论，道德之道的分裂已经很久了。世上的学者不幸被那些不完备、不周全、只执一端的书籍蒙蔽，又日日沉溺于低下的传注之中，因而自己丧失了性命的真实情状，不再知道天地的大醇厚和古人的大体。对此我深感悲痛，认为道德之道，是关尹诚心请问、老子诚意回答的内容，其中有许多精微的意义和奥妙的道理，可以启发被学说遮蔽的人，使他们恢复性命的真实情状。不幸的是，后来又被低下的传注扰乱，千余年来仍然昏昧不明，所以我撰写这部传，以阐发那已经昏昧的意义。虽然如此，圣人处于下位的很多，他们撰写著作以阐明道德，并不只有老子一人。大略而言，简约的成为《老子》，详细的成为《列子》，更加详细的成为《庄子》。所以我的解释，叙述《列子》《庄子》的详细内容，把它们合起来讨论，希望不至于失去道德的本意。”见经注。延平先生罗从彦，字仲素，说：老子的书，孔子从未称赞，也从未诋毁。大概是因为，称赞它，后世士人就会沉溺于“和光同尘”的说法，流入不受约束；诋毁它，那么清静可以成为天下正道的论说，难道可以诋毁吗？既不称赞又不诋毁，也不能完全不略加说明，所以只说“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见罗先生《语录》。有人问龟山杨文靖公杨时：“有人说，老彭就是老氏和彭籛，并不是说彭籛长寿，而是称老氏为老彭。然而老氏的书果真是只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古代而喜好古道吗？”杨时回答：“老氏以自然为宗旨，说他不创作也是可以的。”见《龟山集》。龟山说：“私意完全除去以后，才可以应对世事。老子说：‘公正就能成为王。’”见《语录》。荣阳吕公吕希哲曾经把“治人事天莫若啬”大字写在前座的墙上，说：“修养家把这句话作为养生的重要方法。然而凡事都要保守谨慎，常常使自己留有余地；修身、保家、安定国家的道理，也没有超出这一点，并不只是养生而已。”见《口国氏杂录》。王子韶、圣美说：“庄子不能窥测列子，列子不能窥测老子。”荣阳公回答说：“如果庄子不能窥测列子，那么还有谁能窥测列子？如果列子不能窥测老子，那么还有谁能窥测老子？所以善于窥测列子的，没有超过庄子；善于窥测老子的，没有超过列子。”见吕氏《师友杂志》。司马温公给王介甫的信说：“我从前曾跟随介甫交游，介甫对于各种书没有不读的，尤其喜爱孟子和老子的言论。如今你得到君主信任、取得职位而推行自己的道术，理应先实行你所赞美的，不应先实行你所不赞美的。孟子说：‘只是仁义罢了，何必说利？’又说：‘做百姓的父母，使百姓终年辛勤劳作，却不能用所得来奉养父母，还要借贷来增加债务，这哪里像百姓的父母呢？’如今介甫执政，首先设立制置条例司，大力讲求财利，又命薛向在江淮实行均输法，想要尽量夺取商人的利益；又分派使者把青苗钱散发到天下，再收取利息，使人忧愁痛苦，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这难道是孟子的志向吗？老子说：‘天下是神圣的器物，不可以任意作为；任意作为就会失败，执持它就会失去它。’又说：‘我无为，百姓自行化育；我喜静，百姓自行端正；我无事，百姓自行富足；我无欲，百姓自行淳朴。’又说：‘治理大国如同烹煮小鱼。’如今介甫执政，把祖宗的旧法全部变更，先前的置于后来，居上的降为居下，右的改为左，左的改为右，已经成功的加以毁坏；他终日勤苦，夜以继日不得休息，使上至朝廷、下到田野，没有一个人能够沿袭旧制、安守常规，天下纷纷扰扰，没有人能够安居。这难道是老氏的志向吗？”
温公自号迂叟，尝着书曰《迂书》，内老释一章云：或问老释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释取其空，老取其无为自然。又云：学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为无为，迂叟以为不然，作《无为赞》，治心以正，保躬以静，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天，夫复何为，莫非自然。并见温公《传家集》。李卫公德裕谏敬宗搜访道士疏曰：臣闻道之高者，莫若广成、玄元，人之圣者，莫若轩皇、孔子。昔轩皇问广成子理身之要，广成子云：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神将自清，无劳子形，无播子精，乃可长生。又云：得吾道者上为皇，下为王。玄元语孔子云：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於子之身，五口所告子者是已，故轩皇发谓天之叹，孔子兴犹龙之感，前圣於道不其至乎。若使广成、玄元混迹而至，语陛下之道，以臣度思，无出於此。见《李文饶集》。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俭朴，时俗清和，莫先於体黄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宽简，务俭素，不眩聪察，不役智能而已。盖善用之者，虽一邑一郡一国，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静之理焉。昔宓贱得之，故不下堂而单父之仁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阁而东海之政成，曹参得之，故狱市勿扰，齐国大和，汉文得之，故刑罚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无他，清静之所致耳。见白氏《长庆集》。东坡苏文忠公轼奉诏撰上清储祥宫碑云：臣谨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於《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自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琥，天皇太乙紫微北极之祀，下至於丹药奇技符箓小数，皆归於道家。尝窃论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又《盖公堂记》云：曹参为齐相，闻胶西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请之，用其言而齐大治，其后以其所以治齐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称贤焉。吾为胶西守，知公之为邦人也，求其坟墓子孙而不可得，慨然怀之，师其言，想见其为人。夫曹参为汉宗臣，而盖公为之师，可谓盛矣。而史不记其所终，岂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欤。并见本集。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游，以谓有慈有俭有不为夭下先，持是道以游於世，何所不容，而犹有所去就邪，是大不然。惟其无往而不容，则虽蛮貊之邦行矣，此所以为老氏。见《眉山集》。张右史末《老子义》曰：夫人之生，不杀之於衽席饮食之疾病，则杀之盗贼刑戮者过半矣，则人之於死，实未尝知畏也。而世之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过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苟畏死邪，则吾取为奇者而杀之，宜民之不复为奇也。天下未尝无刑，而为奇者不止，则死之不足以惧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也。夫物不患无杀之者也，万物泯泯必归於灭尽而后止，则常有司杀者杀矣。窃司杀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惧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杀者杀，夫代有司杀，是代大匠断，希有不伤其手矣。然则操政刑死生之柄，驱一世之民使从之，殆非也。又曰：惟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则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归也。天下之所归，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又送固始山人张坚序曰：至柔教余以养性之妙，其言曰：大道甚简，守心而已。守心无他，守一而已。静一之极，则玄通四达，真气应之，兹非意之所能测，言之所能尽，惟得者知之。真气来降，则百疾除而永年矣。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心虚志弱而腹自实，骨自强矣。是道也，智者得之而为止观，司马子微得之而为坐忘，皆一道也。此皆真人修身之要，而今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变怪，吞饵金石，去道远矣。见本集。王无咎补之尝解老子道经四章，今取其二篇，其一云：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彼无心於为与言者，顺万物性命之理而已，则万物之作也，吾亦与之作而不辞，万物之生也，吾亦与之生而不有，万物之为也，吾亦与之为而不侍，万物之成也，吾亦与之成而不居，盖其作也生也为也成也，皆顺性命自然之理，因物与时，而非我也，则吾亦何必辞，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故曰万物并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后生，生然后为，为然后成，此其序也。又云：老子专恶夫多言何也。老氏之所明者，道也，道常无言，然而常有言者，迫不得已也。以其迫不得已也，故可以言，以其常无言也，故言之少者去道为尤近，而言之多者去道为尤远，故专恶夫多言也。见本集。
译温公自号迂叟，曾撰写《迂书》，其中《老释》一章说：“有人问：老子、佛教有什么可取之处吗？迂叟说：有。有人问：取什么？回答说：佛教可取其空，老子可取其无为自然。”又说：“学习黄老的人把心如死灰、形如枯木当作无为，迂叟认为不是这样，于是作《无为赞》：用正道治理内心，用清静保全自身；进退都有义理，得失都有命数；守持道在于自己，功成则归于天。如此还有什么人为呢？无不都是自然。”都见温公《传家集》。李卫公李德裕劝谏敬宗搜访道士的奏疏说：臣听说，道中最崇高的，没有超过广成子、玄元；人中最圣明的，没有超过轩辕黄帝、孔子。从前轩辕黄帝向广成子询问修养身体的要诀，广成子说：“不要看，不要听，抱守精神而清静，形体将自然端正，精神将自然清明；不要劳累你的形体，不要耗散你的精气，这样才可以长生。”又说：“得到我的道的人，上可以成为皇，下可以成为王。”玄元曾对孔子说：“除去你的骄气和多欲、矫态和淫志，这些对你的自身都没有益处。我告诉你的五句话，就是这些。”所以轩辕黄帝发出感叹上天的赞叹，孔子产生了“犹如龙”的感慨。前代圣人对于道，难道不是达到极致了吗？假使广成子、玄元混迹于世而来到这里，向陛下说明治国之道，据臣推想，也不会超出这些内容。见《李文饶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口〕 香山白文公白居易说：要想使人情节俭质朴、时俗清明和谐，没有比实行黄老之道更优先的了。它的道理在于崇尚宽厚简约，致力于节俭朴素，不炫耀耳聪目明，不役使智巧才干罢了。善于运用它的人，即使治理一个县、一个郡、一个国家，直到治理天下，都可以达到清静的道理。从前宓贱得到了它，所以不下堂而单父受到仁德教化；汲黯得到了它，所以不出阁而东海的政事就治理成功；曹参得到了它，所以不扰乱狱讼和市场，齐国大为和谐；汉文帝得到了它，所以刑罚不用，而天下大治。原因没有别的，只是清静所造成的。见白氏《长庆集》。眉山唐庚，字子西，说：世人怀疑老子向西而行，认为他既有慈爱、节俭、不争先的品德，凭借这些道理行于世间，哪里不能容身，却为什么还要有所离去和取舍呢？这是大错特错。正因为他无论到哪里都能被容纳，所以即使到了蛮夷之国也能实行其道；这正是他成为老氏的原因。见《眉山集》。张右史的《老子义》说：人的一生，如果不是在寝席、饮食、疾病中被夺去生命，那么死于盗贼、刑罚、杀戮的人就超过一半。因此，人对于死亡，实际上未必真的知道害怕。可是世上驾驭万物的人，却想让万物害怕，不过是向它们显示死亡，这也是迷惑。因此说：“百姓不怕死，为什么还要用死来威吓他们？”假如百姓真的怕死，那么我把做奇异违法之事的人抓来杀掉，百姓就应当不再做奇异违法之事。天下从来不是没有刑罚，但做奇异违法之事的人并未停止，这显然说明死亡不足以恐吓万物。因此说：“如果使百姓害怕死亡而仍做奇异违法之事，我把他抓来杀掉，谁还敢这样做？”万物并不担心没有杀死它们的人；万物昏昧流转，必定归于灭尽才会停止，所以常有掌管杀戮者来杀戮。若窃取掌管杀戮者的常理，转而用它来实行恐吓，不但不足以使万物畏惧，也会有所做不到。因此说：“常有掌管杀戮者来杀戮。”代替掌管杀戮者去杀戮，就如同代替高明的木匠砍削，很少有不伤到自己手的。那么，掌握政治、刑罚、生杀的大权，驱使一世百姓服从自己，恐怕是不对的。又说：正因为无私，所以能够成就自身；如果一味追求私利，天下就会离弃他。只有以公正来获得天下人之心的人，才是天下归附的对象。天下归附于他，难道还会有不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吗？又有《送固始山人张坚序》说：至柔把养性的奥妙教给我，说：“大道非常简易，只是守住心罢了。守心没有别的，只是守一罢了。清静守一达到极致，就能玄妙通达、四方贯通；真气会与之相应。这不是心意所能测度、语言所能穷尽的，只有得到它的人才知道。真气降临以后，各种疾病都会消除，寿命也会长久。”老子说：“使心虚静，使腹充实；使志意柔弱，使筋骨强健。”心虚、志弱，腹部自然充实，筋骨自然强健。这一套道理，智慧的人得到它而成为止观，司马子微得到它而成为坐忘，都是同一个道理。这些都是真人修身的要诀，如今的人却忽视它，反而苦苦折磨形体，妄想追求变怪，吞服金石之物，离道就越来越远了。见本集。天下人所归附之处，难道还会有不能得到自己所想要的吗？又有《送固始山人张坚序》说：至柔把养性的奥妙教给我，他说：“大道非常简易，只在守心而已。守心没有别的，就是守一而已。静守于一达到极点，就能玄妙通达四方，真气也会与之相应；这不是意念所能测度、言语所能说尽的，只有真正得到它的人才知道。真气降临，百病就会消除，寿命也会长久。”老子说：“使心虚静，使腹充实；使意志柔弱，使筋骨强健。”心虚静、意志柔弱，腹部自然充实，筋骨自然强健。这种道，智者得到它，便成为止观；司马子微得到它，便成为坐忘；其实都是同一道理。这些都是真人修身的要旨，可如今的人却忽视它，反而苦苦劳损自己的形骸，妄想追求变幻怪异之术，吞服金石炼成的丹药，离道已经很远了。见本集。王无咎（字补之）曾经解释《老子·道经》的四章，现今选录其中两篇。他说：圣人以无为的态度处理事情，以不言的方式施行教化。所谓无心于有所作为和有所言说，只是顺应万物性命的规律罢了。因此，万物兴作时，我也随之兴作而不推辞；万物生长时，我也随之生长而不据为己有；万物有所作为时，我也随之作为而不自恃；万物成就时，我也随之成就而不居功。因为它们的兴作、生长、作为、成就，都是顺应性命自然的规律，因物而动、随时而行，并不是出于我自己，那么我又何必推辞、何必据有、何必自恃、何必居功呢？所以说：万物并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兴作之后才有生长，生长之后才有作为，作为之后才有成就，这就是它们的次序。他又说：老子为什么特别厌恶多言呢？老氏所阐明的是道，而道常常无言；之所以有时不得不说，是因为迫于不得已。既然是迫不得已，所以可以说；正因为道常常无言，所以说得少的，离道尤其近，说得多的，离道尤其远，因此特别厌恶多言。见《本集》。
淮海秦观曰：班固赞司马迁以为是非颇谬於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孰谓迁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观之不然，彼实有见而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杨子亦曰：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盖道德者仁义礼之大全，而仁义礼者道德之一偏，黄老之学贵合而贱离，故以道为本，六经之教，於浑者略，於散者详，故以仁义礼为用。迁之论大道也，先黄老而后六经，岂非有见於此而发哉。又曰：史称崔浩自比张良，谓稽古过之，以臣观之，浩曾不及荀、贾，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绪余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观天文，察时变，以辅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阴阳家之流也。子房始游下那，受书於圯上老人，终日愿弃人间事，从赤松游，则其术盖出於道家也。浩精於术数之学，其言荧惑之入秦，彗星之灭晋，与夫兔出后宫，姚兴献女之事，尤异，及黜庄老乃以为矫诬之言，则其术盖出於阴阳而己，此其所以不同也。并见《淮海集》。田谏议锡尺木赞序曰：龙之兴也，阶於木也，君之起也，人为阶也。抑有无位之圣，韬光之贤，以名迹相参，以材能相济，如立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发挥春秋以垂声教也，尹喜之贤，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询谋道德以贻后世也。见《咸平集》。范忠文公镇曰：老子着书二篇，言先天至阴阳相与之际，文简而理备。见《蜀公集》。晁文元公迥曰：古今名贤多好读老庄之书，以其无为无事之中，有至美至乐之理也。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虽圣人矫激太过，而善利之心极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娱，不纵口腹之美，勿问有得，决定无失。并见《昭德新编》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处世之人，止知昼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为昼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视生死而无肺。见《耄智余书》。盱江李泰伯曰：韩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云尔。佛之说吾不能详，《曾子问》、《老子列传》则有问礼之事，史未足尽信，《礼记》经之属也，亦有妄乎。见《退居类稿》。嵩山景迂生晁说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赞易之后，惟老氏得易之变通屈伸，知柔而贵虚，务应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书之存也。又曰：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二篇，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其言仁义与礼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万物各得其一，岂特有功於老子哉。九百学者，盖不可不知乎此也。又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战胜以丧礼处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独得诸河上公而古本无有也，赖傅奕能辨之尔。见本集。李昭玘曰：鬼谷韩非之书，推本道德，时近玄旨，二子安足知老子哉，其言适中尔。见《栾静先生集》。西台毕仲办曰：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夫谓礼为道之华而乱之首，则某所未学。然礼者固仁义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后人不能以礼治天下，一寓之於法，则法者又礼之次，而仁义之下也。见本集。眉山苏籀，颖滨文定公之孙也，记其遗言曰：公为籀讲老子数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无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诗云：近存八十一章注，从道老聃门下人，盖老而所造益妙，录录者莫测矣。并见遗言。道德真经集注杂说卷上竟道德真经集注杂说卷下宋鹤林彭耜纂集唐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玄宗天宝二年正月景辰，追号玄元皇帝为大圣祖，圣祖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寿氏，号先天太后。又天宝十四载十月甲午，颁御注《老子》并《义疏》於天下。又天宝中加号老子《玄通道德经》，世不称之。见《新唐书·艺文志》。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庚午，诏加老君号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次年春正月壬寅，上发东京，丙午，至真源县，戊申，命宰臣王旦奉上册宝，己酉，朝谒太清宫，见《九庙通略》。景德二年二月，国子监直讲孙奭言，诸子之书，老庄称首，其道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逍逼无为，养生济物，皆圣人南面之术也。故先儒论撰以次诸经，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三十卷，内《老子释文》三卷，今诸经及《老子释文》共二十七卷，并已雕印颁行，惟阙《庄子释文》三卷，欲请依《道德经》例，差官校定雕印，诏可。
译淮海秦观说：班固称赞司马迁，认为他对于圣人的是非判断颇有错误；谈论大道，却先推崇黄老而后推崇六经。谁能料到司马迁才高博洽，竟会达到这种程度呢？依臣看来并不是这样，他确实有所见解才这样发论。孟子说：“仁，就是人；把仁与人合起来说，就是道。”杨子也说：“道用来引导人，德用来使人有所得，仁用来使人成为人，义用来使事合宜，礼用来使人有规范，这些都是天道。”合起来就是浑然一体，分开便成为各个方面。道德是仁义礼的总体，仁义礼是道德的一个方面。黄老之学重视合而轻视分，所以以道为根本；六经的教化，对于浑然一体之处说得简略，对于分散的各个方面说得详细，所以以仁义礼为作用。司马迁论大道时先黄老而后六经，难道不是有所见解才这样发论吗？他又说：史书称崔浩自比张良，说自己考察古事的能力超过张良。依臣看来，崔浩尚且比不上荀况、贾谊，哪里敢指望赶上子房呢？把精力用来修治自身，再以余力治理天下；功成事遂，便奉身退隐，这是道家一流人物的做法。观察天文、考察时势变化，用来辅助人事，只明白末节而不知道根本，这是阴阳家一流人物的做法。子房起初游历下邳，在圯上老人那里接受了书，后来始终希望抛弃人间事务，跟随赤松子游历，那么他的学术大概是出于道家。崔浩精通术数之学，他所说荧惑星进入秦地、彗星使晋灭亡，以及兔子从后宫出现、姚兴献女等事，尤其奇异。等到他贬斥庄子、老子的学说，便把这些说成是虚妄欺骗之言，那么他的术数大概只是出于阴阳家而已；这就是他与子房不同的地方。以上并见《淮海集》。田谏议锡《尺木赞序》说：龙的兴起，是凭借木阶而上；君主的兴起，是凭借人才为阶梯。又有一些没有官位的圣人、韬光养晦的贤者，他们以名望和事迹相互配合，以才干和能力相互补助。像立明这样的才士，就是仲尼的尺木吧，所以能够阐发《春秋》，把声名和教化流传后世；尹喜这样的贤者，就是老聃的尺木吧，所以能够询问、谋议道德之理，把它留给后世。见《咸平集》。范忠文公镇说：老子著书两篇，谈到先天以及阴阳相互作用的关键，文字简约而道理完备。见《蜀公集》。晁文元公迥说：古今许多著名贤者喜欢读《老子》《庄子》的书，是因为其中在无为无事之中包含着最美、最乐的道理。他又说：老子说“五色使人眼睛昏盲，五音使人耳朵失聪，五味使人口味败坏”。这话虽然是圣人矫正激发得太过分了，但劝人克制贪利之心，确实极其深切。人如果不沉溺于耳目之娱，不放纵口腹之美，不必问自己是否有所获得，必定不会有所失去。以上并见《昭德新编》。他又说：老子说“认识常道叫作明”。处在世间的人，只知道昼夜是常态，而人的本性依旧如此；出世的人把生死看作昼夜，又知道生死是常态而本性依旧如此。因此心中明白而坦然，把生死看在眼里却毫不忧惧。见《耄智余书》。盱江李泰伯说：韩退之曾说：老者说孔子是我的老师的弟子，佛者也说孔子是我的老师的弟子；信奉孔子的人听惯了这种说法，喜欢它的荒诞，反而自我轻视，也说“我的老师也曾这样说过”。佛教的说法我不能详细考察，但《曾子问》《老子列传》中确实有孔子向老子问礼的事情。史书不一定完全可信，《礼记》属于经书一类，难道其中也会有虚妄吗？见《退居类稿》。嵩山景迂生晁说之说：伏羲、文王、周公赞述《易》之后，只有老氏真正掌握了《易》的变通屈伸，知道柔顺而以虚为贵，致力于应物却不强求所得。他殷切地著书立言，幸而这部书得以保存。他又说：王弼注解老子《道德经》二篇，真的是得到了老子的学说吗？大概只是严君平《指归》一类的学说罢了。他说仁义和礼不能自行发挥作用，必须依靠道才能发挥作用；天地万物各自得到道的一部分，这难道只是对老子有所功劳吗？九百年后的学者，大概不能不知道这一点。他又说：王弼知道“佳兵是不祥之器”，却把战胜之后用丧礼对待战死者说成老子的话；其实这并不是老子之言，而是他不知道“常常善于救人的人，所以不遗弃人；常常善于救物的人，所以不遗弃物”这两句只见于河上公本，古本中并没有，幸亏傅奕能够辨明此事。见《本集》。李昭玘说：鬼谷子、韩非子的书，推究根本道德，有时接近玄妙的旨趣；但这两个人哪里足以了解老子呢？他们所说的只是偶然与老子相合罢了。见《栾静先生集》。西台毕仲办说：老子说：“失去道之后才有德，失去德之后才有仁，失去仁之后才有礼；礼是道的外在文饰，也是祸乱的开端。”说礼是道的外在文饰、祸乱的开端，这一点是我没有学到的。然而礼固然处于仁义之后、道德之下；后人不能用礼治理天下，便把一切寄托于法，那么法又处在礼之后、仁义之下了。见《本集》。眉山苏籀是颖滨文定公的孙子，他记录了祖父的遗言：文定公曾为苏籀讲解《老子》数篇，说：“它比孟子高出两三个层次。”又说：“谈论最高的道，没有比五千言更好的。”又说：文定公晚年作诗说：“近来保存着八十一章注，我是从道家老聃门下来的。”大概是年老之后造诣更加精妙，平庸之人无法测度了。以上并见《遗言》。《道德真经集注杂说》卷上完。《道德真经集注杂说》卷下。宋代鹤林彭耜编纂辑录。唐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日，皇帝驻驾亳州，临幸老君庙，追尊老君号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天宝二年正月景辰日，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尊圣祖的父亲周代上御史大夫敬为先天太上皇，母亲益寿氏为先天太后。天宝十四载十月甲午日，又把御注《老子》及《义疏》颁行天下。天宝年间又给老子加号《玄通道德经》，世人并不称用这个名称。见《新唐书·艺文志》。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庚午日，下诏加老君尊号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次年春正月壬寅日，皇帝从东京出发；丙午日到达真源县；戊申日，命宰臣王旦奉上册宝；己酉日，朝拜谒见太清宫。见《九庙通略》。景德二年二月，国子监直讲孙奭上言：诸子百家的书中，以《老子》《庄子》为首，它们的道理清静虚无，以守持自身为卑弱，以自我持守为逍逼无为，以养生济物为内容，都是圣人南面而治的方术。因此，前代儒者论述编撰时，把它们依次列在诸经之后。唐代陆德明编撰《经典释文》三十卷，其中《老子释文》三卷。现在诸经以及《老子释文》共二十七卷，都已经雕版印刷并颁行，唯独缺少《庄子释文》三卷，希望依照《道德经》的先例，派官员校定后雕版印刷。诏令批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