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家集卷十六（1/2）

译替庞相公辞让明堂加恩的第一表。举行明堂大礼，合祭于太庙，完成盛大礼仪；推施恩典于各等官位，我首先承受了美好的褒章。内心反省自己空疏浅薄，交相袭来的只有震惊和恐惧【中谢】。伏念臣出身于单寒家族，向来缺乏非凡才能，幸逢圣明时代，继承义理教诲。与众多士人相肩随，按年龄列于众僚之中，起初经历郡县劳苦，后来竟得以玷居宫禁近侍的美职。虽然仰慕竭尽公心的操守，努力自我磨砺，终究没有超出众人的名声，哪里容许称道呢？近来由于边地进用而入枢庭任职，又参与丞弼之职，随后总领边防事务。本来已经是职责超过才干，荣宠超出所望。十七器物的珍馐美味，居此职位却惭愧承受厚赐；三百囷的丰厚俸禄，白白领取更惭愧自己尸位素餐。虽然勉强自安，内心常常惭愧自责。适逢国家讲求旷世大典，恭敬继承明洁的祭祀，幸而亲逢千载难遇之事，承受一时的荣耀。伏遇尊号皇帝陛下如苍天广泛覆盖，圣道兼容并包，不独自享有神灵降下的福泽，还使恩泽向下遍及朝廷群臣。认为臣职分应当扈从车驾，礼仪上又参与执膰，委曲地怜惜臣孱弱浅陋的踪迹，过分承受特殊恩泽。官位列在元勋之后，食邑增加了实封。事情与志愿相违，名位并非德行所能相称，忧惧如临深谷，恐惧胜过行走薄冰。岂可忽视不称职的灾祸，安然接受没有劳绩的赏赐，使众人有借用他人名位的议论，导致朝廷蒙受包容失当的羞耻。反复深自省察，实在难以承当和胜任。伏望俯念臣的危惧诚款，曲加圣上慈爱，特意停止不可估量的恩典，以保全臣这个没有才能的人。若能使臣的诚意得到允许，臣所受的赐予就更加深重。第二表。愚臣上表陈列请求，希望停止特殊恩典；圣意却不能改变，必定要申明先前的命令，臣惶惑无措，战栗失去主意【中谢】。伏以升配于总章，是古代帝王的盛大礼节；追尊严祭宗庙，是前代记载中的美谈。唐尧、虞舜留下五府的制度，商、周增加重屋的规制，这些礼制久已废绝，来不及修明。伏遇尊号皇帝陛下，恭敬顺应天常，谨慎举行祭典，认为五方精气不能长久不与神灵欢聚，三位祖先的神灵不能不亲临宗庙祭祀。考察古训，深刻发明圣明谋略：昆仑台采用佩玉带的图制，路寝采用郑康成的议论；八窗四户，图像彼此相连；万舞九成，声容文辞都完备。臣错误地居于机要近侍，惭愧地参与灌鬯助祭，整治徒众，护卫法驾的威严；背负玉玺，托身于属车末列；奉行这些事务，恭敬和乐地享受庆典，没有像周南之人那样滞留外地的叹息。以臣这样的愚蠢，当然是荣耀和幸运，却不可以再妄自承受高位，贪窃宠誉。何况七萃之士有露宿劳苦，百官有供给费用，要加以赏赐，应当优先用在他们身上。臣的俸禄品秩已经丰厚，所付出的辛劳极少，哪里还能再接受褒奖晋升，使过失更加深重？伏惟上天鉴察崇高，向下垂察，臣的诚意如果精纯至极，希望可以感通上天。替庞相公感谢明堂礼成而转官的表。承受的荣耀过于厚重，揣度自己的身份实在不相称，诏命更加严切，恳切辞谢也未获允许【中谢】。伏念臣愚钝，没有谋略，孤陋而少有同道，从衡门茅舍起家，达到机要近侍的职位；这些全都出于上天的幸运，是皇帝亲自裁定的。并不是臣的才艺远远超过众人，哪里是朋党援助暗中为臣铺路？因此每每循守界限、知止知足，把受宠当作忧患。获得一个官职如同遭受谴责，升高一个职位如同怀有疾病灾祸。臣不敢厌弃高爵，也不敢羡慕虚名，实在是因为身居三府的崇高职位，辅佐万机大政，长久留任不去，实际妨碍废弃的事情很多。何况俸禄优厚，是众人所趋附的；势位过盛，是人们所嫉恨的。不仅担心力量微薄而任重，害怕失职，也将因才智浅薄、踪迹孤单而感到处身可畏。正想谋求退让，以远离讥议嫌疑。哪里想到伏遇尊号皇帝陛下深发清明之心，修述盛大礼仪，合祭天地之神，恭敬配享祖宗之灵。大典已经完成，宏大的私恩遍及臣下。认为臣职分应当扈从车驾，参与奔走执事，谁有执事的劳苦，谁就共同承受受福之庆。升任地官之副职，增加帝王师傅的宠贵称号，这些都不是平庸虚薄之人所能承当的。因此竭力陈述危惧诚款，希望停止特殊恩典。臣如葵藿向日的心，只是自行倾向而没有隐瞒；雨露般的恩泽，已经降下，不能收回。虽然只能恭敬遵循诏书，内心实在对神明和自己都惭愧。岂敢不更加坚定苦节，更加磨砺朴实忠诚，身居官位便尽职行事，即使赴汤蹈火也不躲避。只看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以竭尽筋骨为期。替文相公感谢赐予神道碑文的表。诏命从宫廷发出，文章在禁署写成，恩泽施及生者和死者，荣耀震动近处和远方【中谢】。私下认为，金石所刻的传记，时间越久越显著；风树之感，是因为珍重而自然悲伤。我想为人子女的心情，人人都有显扬双亲的愿望。伏念先臣逢遇美好的时运，接踵立于朝廷，竭力任官，终身勤劳。臣承受先臣析薪的事业，继承建室的功业，虽然资质性情十分愚钝，曾无一点相似之处，但义方教诲没有坠失，稍稍逃脱了谴责过失。伏遇尊号皇帝陛下过分听取臣的微薄才能，突然加以重任，把臣置于百官之首，列于丞弼之职。若不是借助世代的荣耀，怎能承受国家的宠遇？近来因为选择时日得以卜定墓地，图谋重修将要撰写于丰碑之上，用来表彰于墓道之中。哪里想到圣明曲加照察，优厚恩泽接连而来？竟然把神妙的御笔写在碑额上，又命代言之臣撰写传信的辞章。把它刻在美玉上而永不忘记，与松树楸树并列。声名光彩不朽，永远庇佑子孙；先人的精神如果有知，也将在幽冥之地暗中拜谢嘉恩。承受的恩泽更加厚重，抚念自己知道无以为报。况且身体发肤，都仰赖父母顾念养育；而作为臣子的股肱心腹，怎敢吝惜自己的生命来报答生成之恩？还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只知道流泪。

译替文相公请求退职的第二表。臣省察自身非常明白，揣度自己的身份也已经熟透；不是敢于在外表上矫饰来求取皇上的知遇，只是天恩挽留不止，尚未显见皇上专一诚挚地体察臣的心意，臣期待它最终感通【中谢】。伏念臣本来只是一个儒生，亲逢盛世，品行才能没有超出同类，学术也没有达到高深境界，所期望的不过是脱去布衣，沾受斗石之禄，竭尽文书事务的效劳，免除耕种劳苦，哪里敢企望跻身帝廷，自许为辅佐君王的人？伏遇尊号皇帝陛下嘉许臣质朴木讷，明察臣孤独的忠心，考核臣在近小职位上的功劳，勉强还能符合圣意；役使臣处理繁杂事务，也没有达到败坏官事的程度，于是认为臣有栋梁椽木般的才能，可以胜任栋梁大柱的责任，认为小小的锅釜器具足以兼容鼎鼐的容量。臣从遥远的西州来，突然承受重权；升入机密之地还不到两宿，参与大政又还没有一年，便突然越过同列，直接登上辅弼之位。静心谈论自己的遭遇，仔细察考其中根由，难道是左右近臣事先替臣铺垫，岂不是朋党援引暗中为臣开路？无非是圣明的鉴察特意振拔臣这个寒微之人。即使草木也知道雨露的恩泽，何况有知觉的人，哪里敢忘恩？难道臣想违离宫阙帷幕之前，远离朝廷之外，抛弃万钟俸禄，辞去四辅的崇高职位吗？只是道义上不能留任，情势又有所逼迫。《大易》保存倾覆鼎食的戒惧，诗人着有身居高位而受讥刺的警戒。责任重大难以胜任，职位高显而多有恐惧。虽然君主宽容赦免，没有赐予谴责，主管官署因循不察，也没有加以纠治；臣岂敢不扪心自惭，回顾身影而知过，趁过失还没有显现，保全名声事迹而先行退让？若一定等到过失和罪责不断积累、诽谤流传四方，使陛下失去始终如一的仁慈，使愚臣承受远近众人的责难，那就不只是谋求自身的过错，也将是辜负国家的大罪。因此臣早晚寝食不安，时时惊悸，把金印紫绶看作芒刺，把黄阁宰相之位看作焦原火场。如果不离开此身所处的职位，哪里能够安心？伏望皇上明察臣的危惧诚款，怜悯体恤臣的苦心言辞，允许臣向上级请求避位，使臣得以在外地保全自身，广泛求取俊杰，光明地辅佐盛明政治；那么臣即使退居下位，也如同获得九迁之喜；出任外职，也不亚于三接之荣。冒犯君王视听，内心的恳切实在难以尽言。替庞相公辞让官职的表。恩典出于非常规格，职位越级迁升；内心反省自己空疏浅薄，惊惧交集【中谢】。臣见识昏昧而不通达，学问也没有穷尽广博，凭借时代和运气，冒昧借助国家的威灵，多次更任重要繁难的权职，于是升到通显之地，陪侍帷幄，参与机要衡量。虽然竭尽股肱之劳，不遗余力，终究没有丝毫成效，能够使众人满意。平日常常自我思考，哪里敢忘记内心自责？正等候清闲的机会，竭尽真诚私意，竭力辞去机密近侍的职位，退而请求冗散的俸秩，希望逃避官职责任，稍稍平息人们的议论。哪里想到志愿还未实现，宠荣反而更加隆重？突然以臣朽败疏薄的资质，冒昧承担辅弼之职。接受命令返回，竟不知如何安置自身。私下认为，光明帝王的治术，辅佐成就国家的大业，翼护主持万机，统合调和天地人三极。任得其人，众生便普受福祉；任非其人，各项政务便会失常。哪里可以妄自居处，哪里容许滥加授予？臣虽想冒昧接受荣宠，却不顾百姓责望之深，贪恋俸禄而苟且偷安，这实在是朝廷倚任辅佐的过失。因此早晚惭愧，醒睡都戒惧忧虑，不知列鼎而食的荣耀，恍惚如临深渊的恐惧。伏望尊号皇帝陛下俯从臣危惧的诚意，曲加照察臣孤单的踪迹，怜悯臣受驱策效劳已经很久，察知臣坚决退让并非欺心，使臣恭敬服从旧官，特意停止新任命，旁求俊美德行之士，以符合舆论人心。替庞相公再次辞让宰相职位的表。请求上奏，仰面陈说，希望安守自己的分限；皇上的诏言俯临臣下，却没有照察臣的诚心，臣局促于地而惊惧，行走薄冰更加恐惧【中谢】。臣听说，量才授职，是君主通行的办法；陈列才能、就任职位，是臣下美好的谋划。如果道义上有违背，政治从哪里建立？臣因此退居而深思，直到天明仍伏地思考。私下认为，辅弼职位的尊崇，实在关系到天下安宁的根本。总领众职，镇抚四夷，使万物各遂其宜，使日月星辰的秩序在上面井然。凡是将要任用这样的人，哪里能轻易说出口？至于黄霸循良，朱博锐敏，起初任郡守，都被称为能臣；等到升任宰司，便毁坏了原有的盛誉，有的因鹖雀之讥而受嘲笑，有的因鼓妖之事而招来祸患。难道是前面聪明而后来愚蠢吗？只是因为职位满溢而才量不足。何况臣空疏浅薄，哪里敢与他们相比？如果一定要任用臣而不违背量才举用的原则，不致败坏事情，那么不如把臣委任到藩镇，让臣施行宽大的政令；把臣置于边方，使臣得以奉行安抚怀柔的谋略。这样或许能够施展效劳，臣不敢害怕辛劳。如果认为臣服役多年、任官没有过错，不愿把臣弃置草野，还要把臣留在朝廷，那么希望暂且守住旧居，不再迁任其他职位，在机密之地自得安宁，也能在清明光辉下得到时望。臣承受的幸运已经很深，感慨哪里有穷尽？岂敢让朝廷高位空缺，使元鼎失去调和？臣私下贪恋一天的荣宠，却没有料想到要承受天下的责难。伏望尊号皇帝陛下曲加怜恤，凡能施予的恩典不要遗漏，察知臣内心深处没有欺罔，保全事情的始终，特意收回已经发布的诏命，俯从愚臣之心，使臣稍稍安定据于荆棘之地的忧惧，还可以免受在梁上的讥刺。内心实在恳切逼迫，期望得到允许。替庞相公感谢授官的表。承受的恩典超过本分，倾吐诚恳陈说，成命却不能改变，惭愧的面容无处安放【中谢】。伏念臣才赋非常浅薄，探究道理还不深，学习《诗》《礼》而成为儒生，依靠法令而补任小吏。适逢通达美好的时代，错误地承受深明睿哲的知遇，很快升入显要仕途，多次承当繁重使职。监察边地时竭力护卫各军，侍奉帷幄时辅佐万机。亲近清明天颜，谋划国政根本，本来已经责任超过才能，荣耀溢出所望。任职还没有满一天，就稍稍忘记了尸位素餐的责难。哪里想到天恩横加，皇帝曲意成全，竟然选拔臣樗木般的才能，专门委任栋梁隆重的责任。没有经过阶梯渐进，突然直登高位。冠居册府的荣耀资序，总领史臣的美好文辞。翻译经典，演说教法，晋升官秩，增加田租。刚听到从宫中发出的诏命，几乎不知身在何处。竭力陈述赤诚，仰面冒犯君王。虽然坚持不可改变的诚意，却难以改变已经施行的命令。君王威严近在眼前，个人愿望无法实现。俯身曲背如受惊吓，徘徊失措而茫然自失。这大概是因为伏遇尊号皇帝陛下用人之道广大，爱惜万物之义深厚，不要求人具备纯全完美的功劳，姑且委任调和政务的职务。于是从郭隗开始，使臣奉行萧何的规制。臣岂敢不洗涤修饰自己的内心，彰明自己的志向？凡识见思虑所能达到的地方，不敢顾念私利；筋力所能承担的事情，以竭尽劳瘁为期。稍稍帮助缉熙光明的教化，仰面报答覆盖养育的仁恩。

译替文相公在许州谢恩的上表。辞避公卿重位，虽然卸下了负担，却离开了天门，眷恋之情反而加倍深重【中谢】。伏念臣才干并非出类拔萃，见识也不能预先洞察，适逢美好的时代，达到通显职位，谨慎主管侦候事务，很快出守边隅，颁布教化条令，多次任职方镇，终究没有声名事迹可以高大地流传。伏遇尊号皇帝陛下明察幽微，仁恩沾被远方，突然从遥远藩服选拔臣，使臣陪任中枢副职；还不到十天，便参与大政；尚未满一年，又升任上司。想到遭遇之非同寻常，寻求可以相比的人也几乎没有；即使濒临覆败，哪里敢辞谢皇帝使臣重生的恩德？因此堵塞侥幸之门，阻绝奇邪之路，激励谦让，抑制浮华，只要对国家有利，本来不应考虑私人的计谋。然而力量确实不能胜任，智慧实在有其边界；群体心意万般不同，事理难以都使人满意，众目环视，稍有举动就形成诋毁责难，纷纷如锋利箭矢冲来，浩荡如波涛沸腾。顺从众议，就害怕损伤国体；违背众议，就立刻招致自身祸患；进退都没有空闲，起居也无处安顿。多次借清闲侍从的机会，竭力陈述退避的诚意，实在是详尽揣度自己的分限，害怕败坏官事而受辱，重视保全始终，不回避颠沛危险。陛下察知臣的愚见，必不是虚饰；怜悯臣孤单的踪迹，容易招致怨恨憎恶，于是使臣在近藩述职，得以免受尸位素餐的讥刺；仍提升天官的品秩，再升入殿阁近侍的荣耀，礼数非常优厚，恩光更加深厚。脱离吕梁的险境，很快抵达平静的水面；离开焦原的危险，重新走上平坦的道路。若不是曲蒙庇佑，哪里能自信保全？许昌是深厚优美的地区，也是昆吾的旧地，土地物产丰饶，人口众多。臣岂敢不尽心抚循，勤勉加强教导，奉行宽大的诏令，希望达到富足丰庶的风气，稍稍符合皇上的忧劳，以此作为报效。替滑州张龙图庆贺章献、章懿皇后祔入宗庙的表。圣心追念远祖，思慕慈亲，使其升配于先帝之庙，顺利完成大礼【中谢】。伏以章献明肃皇后辅佐先朝，推行彰明后妃的教化，宣扬先帝遗命，镇抚安定国家大业；章懿皇后自身淑善谨慎，承受上天的大福，养育圣明神武之君，光大开启国家大业。然而二后仍分别祭祀于幽宫，未能升入太室。尊号皇帝陛下深发孝思，充分表达情意而制定礼制，采纳开元年间的美好典制，讲求国家旧日故事，选择吉日，使她们一同升配陪祀。继述祖宗的志意，成就母后的尊位，确实可以说是道德隆盛胜过历代帝王，法度垂示后世；礼仪施行于宗庙，孝心通达于神明。凡日月所照临、霜露所降落之地，无论大小都拍手顿足，共同庆贺。何况臣身居藩镇，职掌又参与台阁，欢欣喜悦的心情更是倍于常人。只是官守所拘，不能奔赴宫阙朝廷称庆。谢赐仲冬衣袄表。恭敬承受宠荣，内心和面容都不知所措【中谢】。恭惟皇帝陛下，皇家的仁恩广泛周遍，衣被九州，怜念严冬的寒冷，宠赐美好的衣服。臣虽没有才能，恩泽仍然均等沾被，冒昧承受安暖的荣耀，徒然惭愧自己不能相称。感恩激切之情，实在无以任受。进呈交趾献奇兽赋的表【嘉祐八年九月初三日上】。臣司马光上言：本月二十五日，有诏命到崇政殿观看交州所献的异兽，名叫麒麟。臣愚昧而不学，不足以辨识奇异之物。私下认为，麟是祥瑞之兽，世间罕见而不可轻易看见。《经》中有它的名称却没有形貌，传记中虽有形貌但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久，众说纷杂纠缠，若不是圣人，没有人能够辨认它的真实情况，何况臣这样的承学之士，本来不能判定它的是非真伪。臣司马光【中谢】私下认为，君王的道德盛大而达到极点，感通神明，于是有仁兽不待召唤便自行来到，不受拘束而自然驯服，这才是它成为祥瑞的原因。如今这头兽，出生在遥远荒僻之地，被拘禁在栏槛箱笼中，装载在方舟上，车船拖曳万里，送到宫阙朝廷；形貌质地奇异，不符合经典传记，真假之间，不容易究察测度。假如它是真的，那么也不是自然而然来到；假如它是假的，就只是被远方夷人所嘲笑，恐怕不是用来发扬圣朝光辉、补益太平实际功效的方法。《旅獒》说：“不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功业才能成就。不以奇异之物为贵，而以日用之物为轻视，百姓才能富足。犬马如果不是本土所产就不蓄养，珍禽奇兽不养在国中；不以远方之物为宝，远方的人就会归服；所宝贵的只有贤才，近处的人就会安宁。”臣私下认为，应当召见使者，赏赐金帛，赐给诏书，嘉奖答复他们的心意，把麒麟归还，使它回到原来的土地；然后登用俊杰人才，修明政治实务，使家家富足、人人充足，礼仪兴盛、音乐流行，四夷宾服，天降祥瑞自然来到，以遵循《旅獒》的意思，这不也是盛美的事情吗？臣内心不胜愤懑郁结，谨慎撰述《交趾献奇兽赋》一篇，随表奉上进呈，使皇上知道。

译进呈《瞻彼南山诗》的表。臣司马光说：臣听说，天尊贵而居上，地卑下而居下，这是常道。可是乾在下、坤在上，称为“否”，难道不是因为阳气不能下行，就无法施布其作用吗？君主不与臣下交接，就无法得到臣下的心。因此《诗经》歌颂君主的德行，多称道饮食宴饮的丰盛、钟鼓管磬的欢乐、车服旌旗的盛大、币帛赏赐的丰厚。大概君臣、兄弟、朋友之间，除了这些，就没有可以彼此交往的凭借了。虽然如此，君主若不以真诚之心加以推待，那么这四类物事即使美好，也没有益处。所以《鹿鸣》说：“我有美酒，用来宴饮嘉宾，使他们心中欢乐。”《彤弓》说：“我有嘉宾，内心实在把恩惠赐给他们。”这说的是君臣之间的恩情，并不是由外物产生的。【中谢】臣近来看到，体察天道、效法大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陛下，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两次驾临天章阁，召集宰辅、侍从之臣，遍览瑞物以及先帝御书、御集。又驾临宝文阁，亲自书写飞白字，并以御墨、纸、笔赏赐群臣。又作诗，命群臣属和。又驾临群玉殿，置酒奏乐，直到天晚才结束。那里的酒醪、肴馔，陈列的花卉、金器，大多出自宫禁之中。二十七日，又当面告诉群臣说：前一天的宴饮，是仓促办理的，未能完全表达朕的心意，所以想再次与卿等共同欢乐。如今天下正太平无事，不要吝惜，尽情喝醉，以符合朕的心意。这一天宴饮所用的器物，又比前一天更加丰厚。陛下用来慰劳、招徕、存问、抚恤群臣的心意，没有一样不是出自圣意。因此群臣沐浴着恩宠的光辉，承受着德音，受到薰陶滋润，深入肌肤，浸入骨髓，本来不必等到饮食入口，便已经先醉先饱了。退朝后歌咏圣德，传播四方，听到的人无不咨嗟叹息，认为陛下对群臣可以说毫无亏负，而群臣实际上亏负陛下太多了。假如有可以死于职守、用来补益万分之一的事情，谁敢爱惜自己的性命呢？【中谢】臣私下认为，群臣前后承受陛下所赐的爵位、俸禄、宴飨、赏赐，本来已经很多了，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欢欣、感激、深厚、恳切，上下同心。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不是外在物资丰盛所能造成的，正是由于陛下施加了真诚之心罢了。陛下正要把这种心意推广开来，施及天下；至于朝廷的政事，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奖赏善人、惩罚恶人，无不竭尽诚心去求取。我看四海之内，就像殿堂之上，无不沉浸在深厚的恩惠中，饱享盛大的德泽。不胜鼓舞手舞之至，谨作《瞻彼南山》诗七章，随表进上。文辞鄙陋粗俗，不能自量，恐怕玷污这盛世。恭请陛下察知其中虽有狂妄简率之处，酌情裁定我的罪罚。进呈《古文孝经指解》表【嘉祐元年作】臣司马光说：臣听说，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重要的，就像江河都有源头、草木都有根本一样。源头深远，水流就盛大；根本坚固，枝叶就繁茂。因此从古至今，臣服四海的君主，没有不首先崇尚孝道而能够宣扬功业、教化百姓的。【中谢】恭惟尊号皇帝陛下，纯厚的孝心出于自然，举止言行必定参照训典，起居出入不忘先帝功烈。陛下认为，滁州是太祖皇帝擒获诛戮奸邪豪杰、开创王业的地方；并州是太宗皇帝削平僭乱、统一九州的地方；澶州是真宗皇帝击退贪暴残虐、使华夏亿万百姓安宁的地方。这些都是伟大的功勋、美盛的事业，也是威灵留存之处，于是命有关部门分别建立原庙，绘制圣容，亲自题写匾额，庄严奉祀的礼仪无不恭敬勤谨，羽卫和供帐大都取其丰盛。这由此足以看出，陛下尊崇显扬祖宗的心意无微不至。《孝经》说：“爱亲敬亲的心竭尽于侍奉父母，德教便施加于百姓，显现于四海。”凭借陛下上天赋予的资质和爱敬的心志，又想到百官是祖宗的百官，不可以因私情而任用非其人的；府库是祖宗的府库，不可以赏赐非其功劳的人；法令是祖宗的法令，不可以惩罚无罪的人。对这些事情要谨慎、慎重，更加自我警戒。这样一来，做什么都会成功，求取什么都能得到；荣耀的声名光明显赫，如同日月，基业根绪稳固高峻，如同防山。百姓安宁，四方夷狄归顺，草木禽鱼无不茂盛安乐。这确实是孝德的最高境界。臣愚昧，幸而得以补任文馆的空缺，以经史为职。臣私下看到秘阁所收藏的《古文孝经》，其中先秦旧书的传注多有散佚，孤独的学问几乎湮没，延续得像一根丝线一样微弱。因此不自量力，冒昧把自己所听闻的内容作成指解。虽然才识浅陋，不能有所发明，但希望借助圣人的言语，能够稍微有助于陛下阅览，那么臣这个粪土一般的臣子，荣耀和愿望也就满足了。这部《古文孝经指解》一卷，谨随表奉上，请陛下知悉。进呈《通志》表 臣司马光说：臣听说，国家治乱的根源，古今本质相同，都记载在典册中，不可以不加以思考。【中谢】臣自幼喜好史学，苦于史书繁杂冗长，常想删取其中要旨，编成一部编年史；只是力量微薄，而道路长远，所以至今没有完成。如今恭逢皇帝陛下大继基业，留心艺文，开门延请儒臣，讲求古代训典。臣先前撰成《通志》八卷，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于秦二世三年，在《史记》之外又参考其他书籍，七国兴亡的事迹，大略可以看见。文章义理粗疏，没有什么值得观览采纳的地方，但不敢自行隐藏，谨缮写后随表进上。为二股河北流已经闭塞，蒙赐褒奖谕诫敕书以及对服、金带、鞍辔、马，进表致谢。圣上的言辞优厚，恩宠赏赐接连不断；回顾自己并没有功劳，怎么承受得起这样的褒称呢？【中谢】臣私下认为，去年秋天雨水积聚，黄河在枣强决口，朝廷忧劳，怜悯百姓被水困苦。臣恭敬奉行明诏，察看所询问的情况，采集众人的意见上达天听，舍弃短处、采纳长处，一概遵循圣意，裁决利害，明察如神。如今水流转向东方，直趋渤海、碣石，恩泽惠及西北，公私都得以安居，这全是上帝储积的福佑、圣明君主独断的结果；劳心谋划筑堤防的，是任职的官员；尽力奏效的，是服役的士卒。臣进无筹划的智慧，退无背柴服劳的勤苦，曾经做了什么，竟能承受这些赏赐？推辞它就近于虚伪怠慢，接受它实际上却是尸位素餐，厚着脸皮也无地自容。臣本性虽顽愚，却也如草木般有知觉；既蒙天地覆盖承载，怎敢忘记报效？只希望竭尽忠心，或许能够补益万分之一。

译祝贺皇子降生表 臣恭敬地认为，熊罴的吉兆，记载在《诗经·雅》中；弓袋的祥瑞，著录于典章礼制。大概保育黎民，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王室的支系繁茂，基业福祚也更加安定。所以百男昌盛，周朝兴起；五宗强盛，汉朝炽盛。国家盛衰的根源，古今都是一个道理。【中谢】恭惟尊号皇帝陛下，纯厚孝顺，奉事先祖，深远谋略可以传于后世。上天赐予同类相传的福祉，长久以来寄托着群臣众人的心愿；皇天降下福佑，开创了盛大的基业。射蓬矢以遵循吉祥，牢牲修饰并备具仪式。这实在是宗庙眷顾保佑的灵应，也是众百姓无边的福分。直到黄河尽头、海边，只要声教所及的地方，假如说他们有心，无不都知道相互庆贺。何况臣忝居近侍之职，位列藩臣，私下听到这喜讯，怎能不欢欣踊跃。只是官守有职事牵系，路远而不能到达朝廷。臣无比仰望上天、恋慕圣上的至诚，惶恐踊跃，不能自安。祝贺皇子昕建立节旄、受封藩镇表 分封王室宗支，光大隆盛国家基业，使王室增添坚固的屏藩，使天下得到磐石般的安定。【中谢】恭惟皇帝陛下，仁德遍及海内，道义与天相合，承受纯厚福祉，诞生并赐予王室嫡长子。采纳古代美好的典章，考察当今盛大的事务，于是建立藩王府邸，宏大地制定规制。授予节旄并执掌兵权，使他学习军旅法令；穿赤舄、衮衣，尊崇他的仪表和声望。以苴茅分封土地，教导他治理政事，彰明尊重亲属，借此使他把忠诚推广为孝顺。一举而善，多种美德都具备了。这实在是经营宗庙社稷的深远谋略，也是黎民的重大福分。臣在外地任职，听闻这喜讯，不胜欢欣鼓舞、感激迫切。谢赐《资治通鉴》序表 臣司马光说：臣恭蒙圣恩，陛下命臣阅读所修《资治通鉴》，又当面赐给御制御书序一篇。臣天性和见识愚钝，学问空疏浅薄，偶然自幼年起粗略涉猎群史，常想删去芜杂，阐发精要，穷究治乱的迹象，以此上助圣明鉴察。只是功业宏大而力量微薄，责任重大而道路长远，徒然怀抱微小心愿，眼看将要白头。恭逢先皇帝考察古道，广泛采纳群言，使臣搜集旧闻，于是得以实现平生志向。尚方所造的纸墨，分给臣使用于奏御之余；内阁的图书，也任臣借取。还没有来得及写成简册，先帝已经含泪弃世。陛下恭敬承受天命，大力继承前代功业。臣所积稿件已有头绪，不可不完成。奉诏所作，不敢不上进。只是编排次序没有法则，抵牾之处实在很多。仰望玷污陛下的阅览，伏请等待罪责。哪里想到皇帝陛下宽恕臣狂妄简率，奖赏臣专心勤勉，想到要使它不同于其他书，在群臣百姓中光耀，特意施加特殊恩典，不依照通常的例制。恰逢劝讲经史开始之时，让臣参与经史讲读的末席。趁着清闲，命臣进读此书，又为它叙述本源，置于全书篇帙之首。发言便成为典范，挥笔便写成文章，光彩文采交相变化，如虎豹毛色般明丽；浩大深厚没有边际，超过商周盛时。何况其中褒贬是非，有些地方古人也没有达到；开创端绪、确立意旨，更不是愚臣能够自己说清的。陛下一经赐予指示说明，便像冰融化一样豁然明白。至于内容广博却能得到要旨，文字简约却周备于事，实在是典章法度的总汇、文书典籍的渊薮。臣究竟是什么人，能够承当这样的评价？至于称许这篇佳文、宣布它作为准则，授予臣以正观年间的著作作为老师，这实在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哪里只是愚臣一人的幸运呢？【中谢】臣私下认为，周代的南史、董狐，汉代的司马迁、班固，都在当时受到推重，声美流传千载；但从未有帝王亲自屈尊撰写文章，特意挥洒御笔，曲加褒奖修饰，大大增添光辉。像臣这样朴拙的小才，固然不能与先贤相比，却独自承受丰厚盛大的恩泽和后世的荣誉。退下后自我反省，几乎无地自容，于是使萤火般微末的光明，依托日月而长存；使草木般平常的名声，依附天地而不朽。臣不胜诚恳感激之至。

译任永兴军知军后谢恩表 承受的恩典极其重大，担负的责任尤其深重；我将巡视安抚官吏百姓，宣扬布告诏令。【中谢】臣见识思虑浅暗，谋划作为疏阔，只知道以愚拙之忠，屡次进献狂直之言。臣侍奉三代君主，操守始终如一；只是近来年老齿落、须发衰退，疾病交相侵袭，未曾有谋议辅政的功效，长久玷污侍从之列。既然对朝廷没有补益，只求在闲散之地自我安养。不料圣恩又把名都重任委派给臣；虽知这重要权力并非自己所能胜任，但对于事务繁剧之地，又难以坚决推辞。接受任命以来，安置自身无所适从，匆匆上路，刚刚到任。如今这里是咸秦之地，过去曾是京畿，山川秀美，土地肥沃，平常说来确实是乐土；但在今天正逢灾年，整个夏天久旱，禾苗青而不抽穗；入秋又淫雨连绵，谷穗腐黑而没有收成。官仓粮食已经空尽，百姓家中缺乏储藏的粮食；背着孩子逃难的人接连不断，道路上有流离失所的人；老弱之人担心死于沟壑，奸猾之徒蓄意作乱。正应当安静休养，不能轻易动摇。譬如煮鱼，不去烦扰它，才能避免鱼肉糜烂；又像种树，任其自然生长繁殖，就会自然繁茂。臣谨当策励衰弱无能的自己，磨砺腐朽迟钝的才力，凡智慧力量所能做到的，勤苦劳瘁而不推辞；即使因此失去职位、危及自身，也终究不以扰害百姓、辜负国家为忧，希望多少有所补益，以答报深厚的恩典。臣无比感戴上天、承受圣恩，激切惶恐，不能自安。遗表【元丰五年秋，我苦于言语艰涩，怀疑是中风的征兆，恐怕早晚疾病发作，突然不能救治，于是预先写好遗表，亲自书写，常放在卧室里，等将死时交给范尧夫、范梦得，让他们上呈。元丰八年三月五日，宫车晏驾，这篇表已经没有用处，留下来给子孙看，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侍奉君主的一片诚心罢了】臣世代承受国家恩德，常常想着补报，只是由于天性和见识愚钝刚直，不合圣心，所以近年来退居在家，闭口不言，不敢再进言。如今衰老疾病日益侵迫，将要死于沟壑，敢把平生忠诚恳切的心意，一次上达天听，希望陛下知道，臣并不是对朝廷有所求取，但从未忘记国家。【中谢】恭惟皇帝陛下天性聪睿，洞察事物，精明敏锐。即位以来锐意求治，任用奇异杰出的人才，扩张宏大功业，能够得到王安石，委以重任并信任他，不再疑虑反复，听从他的话，采用他的谋略；有人阻挠诋毁，便责罚并驱逐。即使周成王信任周公、齐桓公任用管仲、燕昭王倚重乐毅、蜀先主托付诸葛亮，恐怕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陛下实在是世间少有的英主，是千载难逢的君主。不幸所委任的人并不合适。王安石既愚昧又固执，不懂得选择祖宗的美好典章，汇合天下的良谋，以启发圣明、辅佐大业；却只知道自以为是，认为古今之人都不如自己。有人与他意见相同，他就高兴；有人与他意见不同，他就发怒。高兴时，几年之间便援引提拔，使人登上青云；发怒时，则贬黜驱逐，使人终身沉沦草野。凡人的情性，谁不喜爱富贵而畏惧刑祸呢？于是忠直之臣被远远排斥，奸邪之人争相进用；他们成为王安石的心腹羽翼，以求取俸禄、谋求利益，终于使朝廷内外掌握权要的职位，不是他的党羽就不能居处。王安石痛恨进谏的人超过仇敌，严禁诽谤甚于防范盗贼，然后放纵自己的胸臆，变乱旧有章法，兴起祸害、废除利益，舍弃正确、采取错误。其中尤其危害百姓、伤害国家的，略举四条：第一是青苗钱。他分别派遣使者，用重赏诱导，强行发放生息钱，剥削百姓谋利，以新债偿还旧债，百姓负债年年增加；官府账簿上虽然有数，实际上却没有所得，货物价格重、实物价值轻，公私双方都困窘。第二是免役钱。放纵富裕强健、应当服役的人，使他们在家安逸；征收贫弱、不服役的家庭，使他们流离转死。农家所有的不过是粮食、布帛和劳力，自古赋役没有超出这三项的；如今这些都不收，专门责令缴钱。钱不是私人家中铸造的，必须通过贸易到外面求取。丰收年粮价低，已经使农民受损；又迫于期限，不能以半价慢慢出售，只得把粮食全部贱卖。所收的钱还不能充作全家的口粮，又无暇留下粮食；若遇灾年，则又没有粮食可卖。人人卖田，却没有地方可以售出，于是只得杀牛卖肉、砍桑树卖柴，来年的生计哪里还敢谈论？用这种办法雇用浮浪之人来供应各种差役，他们闲缓时便作奸犯科，急迫时便逃窜；如此处理事务，难道不是颠倒错乱吗？第三是保甲。自唐代招募长期戍边的士兵以来，征收农民的粮食布帛来供给他们衣粮，农民本来已经困苦了；如今粮帛之税照旧，又让他们舍弃耕田养蚕去从事军事，一人承担战阵和生产两种责任，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又废除巡检兵士和尉司弓手，全部改用保甲，而且半月一轮换。那些田间百姓还没有能够操弓挟箭，就又要被替换。用这种办法擒捕盗贼，不也很难吗？夺去百姓的衣食，使他们无法谋生，这是驱使百姓成为盗贼；让家家户户练习战斗，又用官府赏赐诱导他们，这是教导百姓成为盗贼；再撤去捕盗的人，这是放纵百姓成为盗贼。这样谋划国家，果真有利吗？第四是市易。派官吏坐在市列中贩卖货物，与小民争利。下至蔬菜、水果、油、面以及牙侩所得的利益，都加以防禁并夺取，使道路上的人怨恨叹息，远近之人羞笑。商旅不再通行，酒税也减少。夺取那边的利益来给予这边，得到的少而失去的多。又向百姓借贷，放纵地取用，使无赖子弟得到醉饱的资财，却让家中的父兄承受催督责罚的痛苦，倾尽财产而破产的，十家有五六家。这四件事，全都违逆人情、违反事理，天下人都非难它，没有人愿意遵从；王安石却用严峻的法律强迫他们实行。那些犯十恶之罪的盗贼，屡次遇到赦令，尚且能够宽免除罪；唯独违犯新法的人，即使遇到赦免降罪，也不准去官、原情免罪。这就是说，他们所犯的罪比十恶盗贼还重。王安石如果只想实现自己的狠毒心愿，而不顾国家治理的体统，这便是祸患的根源至今仍然成为阻碍的原因。又有种谔、薛向、王韶、李宪、王中正一类奸诈之臣，铤而走险以求侥幸，心怀欺诈蒙蔽皇上，轻率动用干戈，妄自扰乱蛮夷。兵事是国家的大事，国家的兴废存亡都在于此。然而种谔等只图谋一己的官位赏赐，不顾百姓的死亡和国家的利弊，考虑轻率、谋略短浅，仓促间发动军事行动，深入敌境后自行溃败，简直像儿戏一样，使数十万士兵的尸骸暴露在荒野，把价值巨亿的资财器械丢弃在异域。过去王恢谋划马邑之事，匈奴单于察觉后逃走，当时汉军没有损失伤亡，只是没有成功罢了；汉武帝尚且认为如果不杀王恢，就无法向天下交代。如今溃败、损失、死亡如此狼藉，而提出出兵建议的人却安然自若，仿佛没有惭愧畏惧，有的甚至还得到更加优厚的宠任。臣私下看到，国家至仁，极其重视爱惜人命；各州审理囚犯，有依法应当流放却误判为死刑的，全州官吏都要因此获罪，停职废黜。为什么反而让数十万人无罪而死，却没有人因此获罪呢？这就是为什么狂躁贪冒的人争相提出冒险试探的主张，却没有受到惩罚警戒。

译如果办事屡屡如此，对于国家难道能不忧虑吗？臣听说，朝堂之上如果不能安定，郊野的草木就无法得到顾念和滋养。因此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必定先治理内部而后治理外部，先安定近处而使远方归服。所以《尚书》说：“帝王于是大大施行文德，七十天。”《有苗格》诗说：“王道确实充实，徐方已经来归。”下至齐桓公、晋文公，也都是先使百姓富裕并施以教化，然后才使用他们。陛下为什么不看看今天朝廷的政治怎样，群臣的才能智慧怎样，百姓的富足安乐怎样，士卒的精强锐利怎样，却突然就从事于四夷呢？臣所痛惜的，是以陛下的圣明，竟不效法虞舜、周宣王的德行，反而羡慕秦始皇、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即使能够越过葱岭、横断大漠，鏖战皋兰、焚烧龙庭，又有什么值得贵重的呢？自古君主喜好用兵，使百姓疲惫困苦，以致内部盗贼蜂起，或外部边患觊觎的事情，多得很。申屠刚说：“事情还没有发生时预先说出，常常被认为是空话；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了。”如果一定要等到四方糜烂沸腾，如秦、汉、隋、唐末年那样，然后才后悔，当然已经晚了。那些进谏争辩的臣子，是君主的耳目，怎么可以一天没有他们呢？《尚书》说：“如果赤脚走路却不看地面，脚就会因此受伤。” 假如有人闭着眼睛、堵住耳朵，赤脚快走，前面遇到险阻，哪里有不跌倒的呢？臣私下看到，十年以来，天下把直言视为禁忌，大臣在俸禄职位上苟且偷安，小臣只求免于罪责；民间百姓憔悴困穷，没有地方申诉，宗庙社稷危急得像堆叠的蛋，可以令人寒心。无论贤能愚昧、尊贵卑贱，没有人不知道这些，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敢开口说话。陛下深居九重宫阙，每天只是听到近臣的言论，便以为天下家家富足、人人丰足，太平功业已经完成十之八九。臣因此不胜愤懑，忍着将死之身为陛下说出这些话，希望陛下阅览臣临终的言辞，察知臣愿意效忠的心志，豁然发出日月般的明察，毅然施展乾刚的决断；悔改过去的过失，收取将来的福祉；提拔进用忠直之臣，贬斥疏远奸佞邪恶之人；审慎选择黄发老臣中可以任用的人，觉察谗谀之言难以相信；罢除青苗、免役之法，来宽解农民；废除保甲，取消市易，断绝借贷，来惠及工商；斥退聚敛之臣，褒奖显扬循良之吏；约束边将，不让他们贪图功劳而危害国家；控制抑制近习，不让他们掌握兵权而酿成祸乱；废除苛细察验的法律，以振兴简易的政治；改变刻薄的风俗，恢复敦厚朴实的教化；使百姓安于农桑，士卒能够保全首领，宗庙社稷永远安定，皇位传承无穷。这样，臣死了也胜过活着，死去也比活着荣耀，即使闭目于九泉，也再没有遗憾了。臣无比仰望上天、眷恋圣上的至诚。慰问太皇太后升遐表 臣于本月二十三日承蒙西京宣示二十日太皇太后遗诰。上天降下灾祸，太皇太后仙车升天而去。奉到讣告，悲哀惶恐，不知所措。臣恭敬地认为，太皇太后配享仁祖，临朝听政于英宗朝，国家宏大基业之所以稳固、天命之所以长久，是由于她的保佑。她的风教显现于海内，德泽凝结于民心。本应永远享有东朝的尊位，长久承受天下的奉养；然而中寿尚未到达，大限已经终结。悲哀缠绕两宫，痛楚浸透天下。恭惟皇帝陛下孝心无穷，号哭思慕而不能自处。望着内寝，仿佛太皇太后仍在；追念慈颜，却再也无法见到。伏望陛下上为宗庙的重大责任，下为百姓的生命安危，稍稍抑制圣情，俯就丧制。臣忝列侍从，不能奔赴朝廷，只能遥望宫阙。谢任提举崇福宫表 臣司马光说：臣恭敬奉到敕命，应当再次任提举西京崇福宫。臣先前上奏陈述，本来已经担心会被报罢；陛下开张聪听，施降恩德，使臣很快沐浴到颁赐的恩典。恭敬承受宽厚优待，更加感到惶恐。臣私下想到，臣的才器不适合任用，学问也不懂得治事的方法；承蒙三朝知遇，忝居两禁之中，曾蒙顾问，又侍奉经筵，从容参与讲论；也曾受命总领宪司，却始终没有报效称职。后来擢升陪任枢府，不敢贪居其位；出任雍都长官，没有听到治理有成的声誉；分掌洛邑御史台，幸得借此养病；又两次领祠禄之职，年岁已经更替十次。近来接受任命后，先帝命臣刊修旧闻；及至陛下继承帝位，又发出德音接续此事。然而臣携带稿本在外，奏进的篇章尚未完成，大概是简册浩繁，导致岁月拖延已久。虽然官守没有事务，仍惭愧于四肢不勤；而史学著述确实珍惜每一寸光阴。臣害怕先死于沟壑而辜负恩私，长久离开朝班，顾念其他事情也没有补益，白白消耗俸禄，曾经自我责备却没有闲暇；如今或许仍未满足，又请求自便，冒昧陈述私情，轻犯天威。哪里想到皇帝陛下大德包容荒疏，至明能够照察深远，不责备臣再三烦渎，曲意施加允许的恩典。这大概特别出于异乎寻常的恩宠，所以不拘泥于完全按法办理。天地广大，即使万物都能顺遂生长；雨露新近滋润，却有时唯独一个人蒙受它的恩泽。只有像臣这样愚昧无能的人，才会侥幸得到如此多的恩典。臣怎敢不深切戒惧安逸享乐，恭敬勤勉于早晚，竭尽精力完成撰述，以图报答养育生成之恩。

译进呈《资治通鉴》表 臣司马光说：臣先前奉敕编集历代君臣的事迹，又奉圣旨赐名为《资治通鉴》，如今已经完成。臣私下想到，臣天性和见识愚鲁，学术荒疏，凡是各种事务和作为，都不如别人；唯独对于前代史书，粗略地曾经尽心，从年轻到老年，爱好它而不厌倦。臣常常忧虑，司马迁、班固以来的文字繁多，即使平民士人也不能遍读，更何况君主每天有万机政务，哪里有空全部阅览？臣常常不自量力，想删削冗长，撮举机要，专门选取关系国家兴衰、关系百姓安危、善行可以效法、恶行可以警戒的事迹，编成一部编年史，使先后有序，精华与粗略不相混杂。私人力量微薄，无法完成。恭逢英宗皇帝凭借睿智的天性，施行文治，想遍览古代事迹，以扩张宏大谋略，于是下诏给臣，让臣编集。臣昔日的愿望，一旦得以实现，便踊跃奉行，只怕不能胜任。先帝又命臣自行选拔官员，隶属于崇文院设置编书局，准许借用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阁的书籍，赐给御书、笔墨、缯帛以及御前钱，用来供给果饵，并以内臣负责承受，所受眷遇的荣耀，近臣也不能相比。不幸书还没有进呈御览，先帝便弃世而去；陛下继承大统，敬承先帝遗志，宠赐冠首之序，又赐予美好的书名。每当开设经筵，陛下常命臣进读。臣虽然顽愚，承受两朝如此深厚的知遇，粉身碎首也不足以报答。只要智慧力量所能达到，哪里敢有所遗漏？后来臣被差遣知永兴军，因为衰老多病，不能胜任繁剧政务，便请求改任闲散官，陛下俯从所愿，曲加容养。又差遣臣判西京留司御史台、提举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仍准许把编书局的事务随身办理，给以俸禄，不责成承担其他职事。臣既无其他事务，得以专心研究、极尽思虑，穷尽所有心力，白天力量不足便接着夜里做；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堆积满室，浩瀚如烟海，抉取幽隐，校勘计算到毫厘。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以年为经、以国为纬，备供检索，编成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定异同，使之归于一途，编成考异三十卷，合计三百五十四卷。从治平年间开局，到如今才完成，岁月拖延长久，其中抵牾之处，不敢自我保证；罪责负担重大，本来无从逃避。【中谢】臣又深思，臣离开朝廷十五年，虽然身处外地，一片诚心日夜睡梦之间，何尝不在陛下左右？只是因为臣驽钝无能，无法施展，所以专心从事文字著述，用来酬答大恩，希望竭尽微薄力量，稍稍补益如海岳般宏大的事业。臣如今筋骨瘦弱，近处视物昏花，牙齿几乎没有，精神和记忆衰退耗损；眼前所做的事情，转眼便会遗忘。臣的精力，已经全部用在这部书上。伏望陛下宽免臣妄作之罪，察知臣愿意效忠的心意，在清闲燕息之时偶尔赐予阅览；以往代兴衰为鉴，考察当今的得失，褒奖善行、怜悯恶行，取正确、舍错误，足以增进考察古道的盛德，达到前所未有的至治，使四海百姓都蒙受福泽。这样，臣即使尸骨埋于九泉，志愿也永远完成了。祝贺册立皇太子表 臣司马光说：臣恭敬看到制书的条文，皇太子延安郡王允可立为皇太子，又赐名煦。主持宗庙祭器的职责，应当由长子承担；这是为国家确立根基，及时颁赐名号，是社稷的福分。【中谢】臣私下认为，上天把君位交给其子，人情爱护亲属；自三王以来，百世都没有改变。恭惟皇帝陛下光大继承前代功业，深远谋略从此发扬；仰承宗庙的尊严，俯念百姓的重大责任，尊宠册立皇太子，向各方隆重宣布。离卦之日光在重重光明中显布，震雷的声势哪里只是传到百里？封疆之内，凡声教所及、具有知觉的人，谁不鼓舞欢庆？何况臣忝居近侍之列，早年承受深厚恩典，欢喜听到美善的诏音，远远超过一般人。元丰八年三月，臣奔赴国丧。太皇太后遣内入供奉官梁惟简前来宣谕。国家不幸，大行皇帝升遐，嗣君年幼而聪慧不足，暂时共同处理国政。您历事累朝，忠诚正直显著，不要吝惜奏章，来辅助我弥补不足。谢宣谕表【元丰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上】臣司马光说：本月二十二日，内入供奉官梁惟简传达太皇太后陛下的宣谕，说臣历事累朝，命臣不要吝惜奏章。【中谢】臣在文学、政事方面全无长处，幸而仁宗皇帝提拔我置于侍臣之列，英宗皇帝又引荐我为学士。大行皇帝初登帝位，召臣入翰林，继而任职宪台，又因人手不足，使臣参与枢府。臣承受历代圣主深恩，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只能竭尽愚拙，时时进献狂直之言，只知道推诚相见，不懂得避忌。每次都承蒙宽容，从未受到谴责贬黜。近来大行皇帝疾病缠绵，臣深思万机国政的重要，请求陛下暂时共同处理。上天降祸，突然遭遇大故。陛下建立圣明的嗣君，使内外安宁，百姓万物各得其所，神灵也协同护佑，这都是陛下深远的谋略，也是众生深厚的幸运。臣因为怀念先帝的盛德，奔赴朝廷，上想一望梓宫，稍稍尽展臣子的哀诚，随即退归洛邑，再任闲散官。不料陛下过分采纳臣意，特意派遣中使，曲加褒奖装饰，把臣当作耆旧，允许臣尽情进言。臣听《尚书·商书》说：“木材顺着墨线就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圣明。”君主能够成为圣明之主，臣下不必命令他也能承担大任；陛下确实有圣德，知道什么是首先应办的事务。刚开始听政，便首先打开进言的渠道。臣本来是什么人？年老发衰，精力昏耗，有什么才识能够胜任这种责任？但只希望天下士人由此认识陛下的心意，使美善的言论应声而来，正直的议论汇集而至；民间的疾苦哪里还怕听不到，国家的纲纪哪里还怕治理不好？这正是宗庙社稷之灵和四海百姓的福分，哪里只是愚臣一人的庆幸。

译谢任门下侍郎表 臣司马光说：近来上表辞免新授门下侍郎的恩命，恭敬奉到批答，不准辞免。太皇太后慈爱临朝，嗣圣君主居丧听政，登进辅弼之臣，眷顾寻求旧臣；臣才力不能胜任，辞谢也没有获准。【中谢】臣想到自己出身于诸生，幸而承继平素学业，守持泥古的朴学，却缺乏经世致用的远大谋略。等到侍奉仁宗皇帝，充任谏官，虽有冒犯圣颜的愚直，却没有补益皇帝的良谋。及至英宗皇帝继承帝位，进呈河图，参与近密之职，最受特殊礼遇，深得皇帝体察我的孤忠。到先皇帝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时，承受任内相代拟诏令的命令，主管天宪，擢升为副枢密使，最终获准诚恳辞职，大概是皇帝曲意成全我的志向操守。可是臣碌碌无能，没有功效，精力又早早衰退；出任地方长官无能，分掌御史台得以请求，留连祠馆，岁月渐渐流逝。不料仙驾升遐，永远断绝了仰望圣颜的希望。恭逢皇帝陛下大继洪业，敬慎治理天下；谋划询访遗政，急于群臣之前；归还臣职的诏书，多次从宫中发出；把臣从山林之中起用，置于朝廷之上。何况如今正是新政开始，政事安定，国家四方都抬头向往风化，万姓倾心听命。这正是君臣警惧的时日，也是宗社安危的关头，必须得到非同寻常的人才，来成就更新政治。臣想逃避这一任命却不能获准，身居宠位反而忧惧，谨当承接君主的明察，竭尽辅弼的力量，希望谋求微薄功效，仰报宏大的恩私。臣无比感戴上天、承受圣恩，激切惶恐，不能自安。上皇帝谢赐生日礼物表 臣司马光说：臣恭蒙圣恩，因为臣生日，特意降下诏书，赐给臣米、面、羊、酒，派使车传达命令，从宫中颁下恩典，竟眷顾臣这个普通臣子，特意施加特殊礼数。【中谢】臣私下想到，臣本来是孤寒进身，历事先朝，适逢圣明君主统临，却在辅佐襄助上无能，既没有值得称道的谋略可以补益，也深受尸位素餐的讥讽。正逢出生的日子，更加感念父母养育劳苦；即使重席列鼎，也想着背米奉养父母，却已无法追及；立身扬名，能够显耀亲族，又有什么用呢？如今竟劳烦君主的赏赐下及臣的家庭，虽然这是国家常礼所规定的，凭臣的愚昧又怎能当得起呢？这都是因为皇帝陛下优厚宠待近臣，仁慈养育群生，增加俸禄供应的礼数，广施如云天般美好的恩泽。陛下先办事而后论得失，臣反而惭愧于承受赏赐的荣耀；臣当把孝心转为忠心，发誓竭尽粉身碎骨的节操。上太皇太后谢赐生日礼物表 臣司马光说：臣恭承圣慈，因为臣生日，特意降下诏书，赐给臣米、面、羊、酒；至仁之心垂顾臣，许多物品分别颁赐，臣拜受的赏赐十分优厚，惭愧得面红耳赤。【中谢】臣想到自己才器浅陋，学术疏拙，仰承隆重的简拔任用，进而担任辅弼和谐政事的职务；适逢出生的早晨，又冒昧承受厚重的恩赐。想要奉养父母却没有机会，在这一天感念养育劳苦；礼物有等级次序，又感到恩泽从天而降。这都是因为太皇太后陛下具有大地般厚重、兼容万物的德行，母亲般的慈爱广泛施及众人；重视近臣职司的责任，推行特殊礼数来劝勉官员，特意增加俸禄供给的仪礼，以显示深厚的宠光。臣既然没有辱没所生父母，怎敢忘记早晚勤勉；今后所做的事情有机会施展，更当努力以忠义报答。上皇帝辞免正议大夫表 臣司马光说：臣恭敬奉到制命，特意授臣正议大夫。皇恩如从中天降下的霖雨，近臣的劳苦也得到恩泽；臣没有功劳，怎么适宜虚受此职呢？【中谢】臣平素没有其他技能，只有一片孤忠；错误地承蒙历代圣主的知遇，逐渐位列近臣。近来因官员缺少，进而任枢密副职；先帝考察群臣，臣甚至没有参与誓言的末席。陛下继承大宝，臣从未有辅佐拥戴的勤劳，难道不害怕名分和言论的责难，哪里敢承当这样的厚重宠命？何况陛下正要任用人才、建立政事，只按任命来记载功劳，正要深切警戒百官，理应先从近臣开始。伏望皇帝陛下慎重掌管名位器物，重申劝勉臣僚，收回从中书发出的过分恩命，体谅臣如循墙而行般谨慎愚拙的恳切请求。爵位只应驾驭贵人，免得再上累于至公；赏赐必须给予有功劳的人，大概应当一概遵循旧典。上太皇太后辞免正议大夫表 任用臣下在于考虑旧日资历，赏赐贵在给予有功劳的人；按道义应当辞谢，按情势却难以冒昧接受。【中谢】臣早年凭借末学，承受历朝知遇；没有考察古道的美好谋略，也没有使君主达到盛治的远大功业。入朝陪侍经筵，长久亲近日月般的圣光；出外主管祠宫，实在承受云天般的庇佑。太皇太后临朝，嗣圣君主承继宗庙，臣只是承受了缺少使令之人的求进，预列在同僚之中。近来恰逢宠信褒奖近臣，特意把臣升入文阶。回顾自己没有拔一根草的微劳，却同样承受从中书发出的厚恩，舆论共同惊骇，内心惶恐而没有闲暇安处。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宏大的造化能够听取卑微之言，极其明察能够照见隐微；谨慎守持驾驭臣下的权柄，不要轻易颁出官爵名器，昭示大公。停止已经施行的成命，使臣愚昧的本分稍得安定，平息已经受到的深重讥议。上皇帝谢转正议大夫表 臣司马光说：臣恭敬奉到告命，授臣正议大夫；上表辞免后，奉到批答不准辞免，并截断臣后来的奏章。光明相承照耀，恩泽四处流布；恭敬接受以来，震惊惶恐，不知所措。【中谢】臣听说，根据资历授予爵位，百姓就会兴起忠义；考察功劳而给予赏赐，臣下就会断绝非分企求。所以德行盛大的人，职位就尊隆；力量勤劳的人，报偿就丰厚；劝善惩恶由此体现，授受不应虚妄。臣想到自己学问不合时宜，才力不能经世，错误地玷居近臣之列，在群臣中又最后，辱受体面与恩宠兼隆的职位，竭尽辅弼之力却没有补益。恰逢举行升授高官的典礼，人人都在筹谋保卫君上的方略；臣功绩却毫无闻名，褒奖的文书误及于臣。虽然臣把危惧诚心一一陈列，最终成命仍然无法改变。身居宠位而没有名实，面对这样的恩命也感到惭愧。这都是因为皇帝陛下驾驭臣下合乎礼法，以仁厚优待臣下，优厚赐予升等的恩典，又要求臣下竭尽自身节操。天地极其广大，平均承载而没有遗漏；日月没有私心，光照所及一概遍临。臣永远谋求报答完毕，唯愿粉身碎骨以尽忠节。上太皇太后谢转正议大夫表 明明是把本来可以推辞的恩命误作了汗出难收，不能诚恳辞谢，最终惭愧地冒昧接受了。【中谢】伏想臣自从参与机要政务以来，对圣上的谋略没有补益，虽然早晚都自我勉励，却始终没有建立什么功业，常常惋惜年华流逝。如今又被衰老和疾病缠身，怎敢因尸位误事而再次接受厚赏？因此屡次陈述旧例，详尽说明诚心，接连奉到诏令，两次劳烦使者前来。面对近在咫尺的天威，烦劳圣上反复而恳切地训诫。想要退避却无从做到，只得厚着脸皮恭敬接受。这都是因为遇到太皇太后陛下，至仁广施，大德兼容，像布谷鸟均匀哺育幼鸟一样推行均平，像行苇之诗所称道的那样彰显忠厚。承受天地覆盖养育万物的恩德，没有一样物类被遗弃；如同日月普照临下，光明遍及下土。臣发誓竭尽驽钝之力，仰报浩大的恩德。

译谢起居减拜表：感谢减免起居礼拜的奏表。臣司马光言：伏承閤门传报，本月十四日内降诏书，因为臣与吕公着近来各自受到恩典而升官，将来正式谢恩时，特命我们二人只行两拜起居礼，其余免行舞蹈礼，并且在执政官班次之后另列一班。从今以后凡遇前殿应行大起居礼时，也特命另列一班，只行两拜起居礼。这恩典出于非常之举，礼数又加以特殊规定，优待实在过分，臣的惭愧和负荷也更加深重了。【中谢】臣才疏浅薄，却冒昧参与机要政务；去年春天以后，疾病屡次发作，入冬以来饮食渐少，到今年岁首，忽然觉得筋力衰退，行拜起身极其艰难，入朝应召几乎废止。内心惟念皇恩深重，即使天地也不能超过；退而思考自己的功绩，却连丝毫都未曾建立。想要辞去职位，罪责反而更大；想要勉强入列，身体又力不能前进。早晚都被众人注视，进退起居没有安身之处。哪里料到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仁恩润泽枯朽之身，明察照临幽隐之处，特意破例减免既定礼仪，曲意满足臣身体上的便利。臣询问诸位故老，有人说这是旧有章程；但那些人都是位列宰辅之尊、德行著称而且年高明达的人，哪里是臣这样微末之人敢相比的？想辞谢，实在支撑不住；想接受，又知道不是自己分所应得。臣局促不安，心惊胆悸，战战兢兢而汗流不止，只能仰仗皇恩，希望凭借药物得到痊愈；疾病或许很快就能痊愈，礼仪也能恢复如初。臣期望竭尽忠诚，不敢吝惜性命。奏弹王安石表：弹劾王安石的奏表。熙宁三年，御史中丞司马光等多次代表全体御史台上疏，认为参知政事王安石不应妄生奸诈之心，迷惑圣上；而曾公亮等人各自只求模棱两可，从未加以辨明纠正，请求明断他的罪行，不要阻碍施行。我私下认为，《易经》用履霜的譬喻，说明君主控制臣下的办法；《尚书》以作福之事为戒，说明祸国害家的常理。《易经》《尚书》的意义，难道不是在于懂得防微杜渐吗？君子看见祸患的征兆，片刻也不等待。因此自古君主没有过失、臣下没有奸欺，是因为懂得防患并遏止其端倪。伏遇陛下即位以来，一天比一天谨慎，听到过失就高兴，接受谏言像流水一样顺畅，四方都翘首企盼太平，万民歌唱吟咏，陶然接受圣德教化。陛下任用安石为宰相，正可见陛下焦心求治、急于先务以挽救时局的心意。然而安石身居政府重任，本应以伊尹、周公之道辅佐国家，使当时的百姓成为尧舜之民，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以符合众人的愿望；他却首先倡导邪术，想要制造祸乱的阶梯，违法乱常，轻率改变朝廷典章，所学不正、所言虚伪，是王法所要诛斥的。他不是贤良之臣，而是百姓的祸害。他又牵强附会衰败时代的事，用文辞粉饰奸邪言论，徒有像啬夫那样的辩说，拒绝堵塞谏臣的正论。加上他的朋党像鱼鳞一样聚集，亲旧如群星般密布，遍布京畿附近，有的还占据重要职位，窥伺神器，专擅赏罚威福，使人心动摇、天下惊骇。如果陛下不遏止他的祸乱端倪，那么安石造成的祸患一定不小。《尚书》《易经》的警戒，正是对眼前这种情形最为急切。况且陛下因为安石有师保之尊，又有旧日的恩情，所以让他担任宰相，参与政事。从前汉代尊重桓荣，只听说为他设置几案；燕国尊贵邹衍，也只是为他修筑宫室。哪里有让人居于显要重位，却任由他妄自改变制度的道理？如果不端正他的罪恶，也很难顺应众人的意愿。臣身居御史之职，又是谏官，并不是不能迎合上意、苟且附和以求宠荣，而是因为辅立君主、维持朝廷的人，应当自我激励以去除邪恶；享受君主俸禄的人，必须轻生忘身而为国效力。臣与安石，就像冰与炭不能同置一器，寒与暑不能同时出现一样。因此屡次冒犯天颜，陈述狂妄浅陋的意见。既然内心是为了国家，哪里还会爱惜自身？如果今天蒙受斧钺诛戮，也胜过将来死在奸臣手中。伏愿陛下独自振作刚健之志，专断实行决断，完全遵循祖宗法宪，不采用邪僻谋略，诛杀驱逐乱臣，延揽接纳正直之士。上可以顺从皇太后的心意，下可以慰藉亿万人的心，那么臣等即使退下接受诛戮，也甘心情愿。谢赐银绢表：感谢赐给银两绢帛的奏表。臣司马光言：伏承圣上慈爱，因为臣编修《百官年表》完成，特地下诏书嘉奖慰问，又赐臣银一百两、绢一百匹。奏章刚刚呈上，褒奖的诏书就颁发下来，承受宠遇而惊惶，反省自身而不知所措。【中谢】伏想臣才浅学末，见识庸常，文辞卑陋，长久忝列侍从班次，曾经没有什么谋略和作为可以补益国政。近来承受圣明的指示，让臣编纂旧有典章。恭敬地想到祖宗创业垂统的艰难，以及国家建立政制、任用官员的重要，必须表列年份、记载月份，才能鉴察古代而验证今日；大略列举纲要，希望保存成法。滞留多年，终于编次成书。仰想皇帝乙夜观览，正担心自己旷废职守获罪，哪里料到温暖的诏令从深宫发出，赐给外府的兼金，又加赐足以装饰丘园的美好帛匹。反复想到自己虚受恩赏，更加羞惭。此皆由于皇帝陛下顺考百王，光大继承历代圣君，刚健而笃好学习，继续发扬光明之德。陛下顾念臣执持简册、勤勉修撰的劳苦，显著地以诏书加以厚重褒奖。恩宠超过公侯所穿的华衮，臣已经叩首拜谢；所赐丰厚如百朋之多，实在是没有功劳却冒受赏赐。《传家集》卷十七。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十八，宋司马光撰，章奏一。

译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先公任杭州知州时撰作】。臣私下认为，两浙一路与其他各路不同，谨将增添设置弓手的不便之处分条列举如下。伏望圣恩省察，稍加详慎选择。当今西戎侵犯边境，三面都令人震惊，人心容易动摇，当前最要紧的是安定人心。一旦出现异常情况，诏书大举征调，身穿铠甲、手执兵器，学习战阵，设置指挥使、节级等名目，很像军法，是想仿效河北、陕西防边乡兵。人们认为国家只是权宜防备，借用捕盗的名义，渐渐想把他们收编为士卒，担任戍守边防。吴地人轻弱怯懦而容易受惑，很难明白道听途说，众情沸腾，甚至想毁伤身体、舍弃生命，逃入山泽。臣虽然明白发布告谕，严格实行禁约，但愚民无知，不可能逐户劝说，实在恐怕防备之后反而引起动摇和忧患，这是第一点不可行。吴越一向不习武事，因此平常盗贼很少；不过是聚集朋党，私自贩卖茶盐，偶尔遇到官府，往往争斗抗拒，在两浙算是最严重的盗贼。然而他们都是权宜聚合，事情完结便离散，不能长久屯聚，也没有锋利兵器，只敢偷取商税，不敢抢掠平民。近年来虽然也颇有强盗，但比起内地总要稀少。现在逃避差役而防守的人，如果逃窜隐匿、无处归属，必定会被列为盗寇，再加上允许他们私自置备弓箭刀锯之类的兵器。从今以后，盗贼必然增多，连同私贩茶盐的人，都拥有锋利兵器来抗拒官吏士卒，更加难以擒捕讨伐。盗贼逐渐坐大，势必不能长久，这是第二点不可行。奸吏贪婪，只求利益，不畏法令，不顾公众议论，幸而得到机会，唯恐事情不多。现在计算杭州辖区应当差派若干人，其他州县也大体有防守之役，县吏、胥役、里长对此相互庆贺；百姓已经忧愁，他们又以烦琐劳苦胁迫百姓，使百姓既不安定又受到骚扰。他们谋求自身润泽，哪里顾及其他？即使朝廷严加惩禁，特意加倍通常的刑罚，长官费尽心力也不能全部察觉；在厚利诱惑之下，即使冒死也会去做。再加上户籍名册有差错，户口彼此不符，哪怕相差极微，也会互相告发争讼；追捕呼唤没有固定时间，诉讼案件不会停息，那么百姓还来不及为官府服役，就先被贪吏的追索压迫困顿了。这种极大的骚扰，势必无法避免，这是第三点不可行。百姓都生长在田野之间，天性朴拙愚直，所知道的不过播种的方法，所认识的不过耒耜一类农具。加上吴地人本来羸弱，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一旦让他们放弃所擅长的，学习所不能的，只是徒然烦劳教导训练，最终也不会有成就。即使有人训练成功，也不堪任用，那就只是白白增加烦劳和费用，与不增置弓手没有区别，这是第四点不可行。吴王寿梦以前，世代臣服于楚国。自从申公巫臣得罪楚国、逃奔晋国后，他替晋国出使吴国，教吴人乘车，教吴人作战列阵。此后楚人驾着战车，年年早出朝会、晚归休息，奔走应命不止，直到吴国灭亡。从那以后，吴地号称轻佻狡诈。远的有刘濞，近的有钱镠，其间承袭这种风气而强悍不服的，不知有多少。难道只是那些人本身跋扈，也是由于习俗喜欢动乱。幸赖祖宗逐渐教化，陛下敦厚施行教化，至高的德泽酝酿浸润到百姓骨髓之中，暴乱的风气已经无形地移易改变。这都是上天降下的福佑，是前代所不能希望达到的。如今忽然无故轻玩威势，轻率地触犯危险之事，向他们显示叛逆之德，玩弄凶险的兵器，使他们产生奸邪反抗之心，开启祸患的征兆。臣恐怕这会长久成为国家最不有利的事情，因而主张这种既周全又无害的办法，这是第五点不可行。当今两浙虽然水旱灾害略有失常，却还没有达到流民饿死的地步，民间安宁，盗贼没有增加；即使有盗贼，旧来官吏士卒随即出发擒捕，也有很充足的余力，不必另外征求弓手。臣只担心平常无事时兴起劳役，最终有害而无益罢了。臣忝居亲近之职，又任藩方官，不敢默默不言，按道理必须上奏陈列。伏望陛下特令两浙一路不再增置弓手；或者因事情需要防备而旧有人员太少，就只依照近来颁下的敕命，酌量增补，不再设置指挥使等名目，检阅训练各项事务也一如旧规，以求众情大为安定，不另生事端。为孙太尉请求免除广南转运判官职务的奏状。臣昨天从滑州签判任上改授本州通判，还不到半年，如今又承受恩命授予前面所说的差遣。对臣来说实在是冒受恩荣，远远超过本分。接受命令、贡献力量，哪里应该再推辞？从前如果只涉及臣一人，即使道路艰难、处境困苦，即便再远的差役，臣也没有不甘心的。只是冒昧陈述诚意，轻劳圣听。臣想到双亲都已年近白发，思念故乡。两次任职滑州，离家较近，早晚迎接侍奉，往来称心如意，甘美脆嫩的食物也能供给，颇为私人的便利。一旦离开父母身旁，他们倚门思念，臣又怎能安心？何况还贪图荣耀而远赴仕途，对一个做人儿子的来说，内心怎能安定？转运判官是国家近来设置的职务，推选任用，责任在于选得合适的人。以臣愚昧疏略，恐怕难以胜任。伏惟圣上慈爱，另行考察干练敏达的人授予此职，让臣暂且充任滑州通判，任满一届，希望做到官政不废、侍养双亲不缺，在君恩与亲恩之间两全恩义；即使粉身碎骨，也竭尽自身来报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论屈野河西修筑堡寨状【嘉祐二年上】。臣私下认为，做人臣的侍奉君主不能逃避艰难，有罪也不能躲避刑罚。臣先前任并州通判、主管军州事务时，常接到经略司的文书，差遣前往麟州主管公事。屈野河以西一带的田地，多年以来被西夏侵占。臣详细询问本州任职官吏，得知敌寇侵盗已经很久；用道理劝说，他们不肯退让；用武力逼迫，动辄形成战斗；召他们重新划定边界，他们到了却傲慢不来。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从未停止。究竟应当怎样处理，才能不经过战争而取得被侵占的土地？本州官吏对臣说：州城以西临近屈野河，从河流以西直到边界首部五六十里，没有堡寨和侦察哨，因此敌寇得以任意耕种这些田地，游骑往往一直来到城下，有时越过城东，州中人却不知道。去年已经在河西设置一座小堡，用来安置侦察哨人员；也曾向经略司申报，请求在它以西增置两座堡寨。近来从今年春天以来，敌骑遍布屯聚在河西，经略司下文命令等到西夏人退散后，另行申取指挥。如今敌众已经全部退去，从州城以西直到大横水、浪爽平一带数十里之间，绝无一个人、一匹马。如果趁这个时机，在州城以西约二十里处赶快增置两座堡寨，每座不过十天就可以建成。等到敌寇再次行动集结时，这两座堡寨已经都有防备，敌寇便不能造成危害。这样，麟州永远没有被侵袭的忧患，州兵出入也有地方住宿停顿，堡寨以外先前被侵占的田地，敌寇都不能再耕种。臣愚昧的心意，也是为国家坚决争取。屈野河以西的田地并不少；这片尺寸之地，实在是因为敌寇侵占耕种到河边，才使麟州处于孤危境地。如果果真能建成这两座堡寨，作为麟州的耳目和屏障，在事情上确实便利。臣回来后，把官吏所说的情况全部报告给庞籍。庞籍采纳臣的意见，便命麟州依照先前的申报修筑两座堡寨，并命令精心加强侦察，广泛设置堤防，告诫约束之事无不反复叮咛，原是想趁空隙赶快修筑，所以来不及等候回复，只等待上报时一并奏知而已。没料到文书送到以后，原来尚未动工，敌众却已在五月五日重新大举集结。当地兵官带领一千多人，夜间打开城门，径直前往屈野河西，前面没有侦察，后面没有接应，中间也没有队伍编制，只带着酒食，毫无作战准备；这样遇到敌人，怎么会不败？于是使所谋划的事情全都没有成功。这是各位将领倚仗勇力而轻视敌人、临事没有准备造成的，本来不是修筑堡寨的过错。况且自从元昊归顺以来，麟州修建堡塞以及出兵经过屈野河西，前后不止一次；即使与敌人相遇，也从未失败。由此明知今天的失败在于没有准备，不在于修堡或过河。然而臣私下听说议论此事的人竟把责任归于庞籍，说他擅自修筑堡寨，引发边境事端。臣反省自己，事情本来是臣与麟州官吏商议后，传达他们的话，报告给庞籍。庞籍从未亲自到河西，全面了解利害；全是臣愚昧鲁莽、思虑不周，轻率议论国家大事，臣应当接受重刑。如今却让议论此事的人把过错全归给庞籍，臣哪里敢安然不说，只求脱身？这样上负圣朝，死后也罪责有余。臣虽然是小人，义理上也不忍这样做。伏望陛下察知庞籍的本心，是想为国家保卫边疆，出于忠诚正直，并不顾及自身谋求；只是错误听取臣的意见才造成今天的结果。请独自治臣之罪，以正刑典；即使臣遭受鼎镬之刑，也没有遗憾。论屈野河西修筑堡寨第二状。臣先前曾上奏陈述为麟州修筑堡寨的事情，请求只治臣一人的罪，至今没有奉到朝廷答复。如今臣私下得知庞籍调任青州知州，夏倚等人各自受到降职处分。臣反复自我思量：如果朝廷不认为修筑堡寨是错误，庞籍等人必定不会受责罚；如果认为是错误，那么庞籍早已指挥麟州停止修筑这些堡寨。只是因为臣到了那里，见敌骑退散，才商议再次修筑。武戡、夏倚等人虽然提出这个建议，也是因为臣到了那里、传达他们的话，才得以报告给庞籍。由此说来，修堡之事全是臣造成的。如果治罪，臣应当居首。如今庞籍等人先受责罚，而臣还没有受到谴罚，臣实在内心惭愧，不知如何自处。况且臣在并州时，接受经略司文书，主管本司重要公事；庞籍凡是处置边事，从未不询问臣，并采用臣的意见。臣也早晚竭尽愚虑，知道的没有不说，希望同心协力，为国家补益万分之一。如今却因为臣才智浅短、思虑不精，对上成为朝廷的忧患，对下成为庞籍的牵累。如果再苟且求得脱身，不立即接受大诛，就是臣以微小身躯损害国家至公之法，罪过更加深重，死也不能容纳。伏望圣上慈爱，察看臣前后所陈述的事情本末和道理，严加赐予诛责，以正刑法。臣将不胜庆幸。

译论麦允言请求赐给卤簿的奏状【奉圣旨：麦允言有军功，特赐卤簿】从前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卫国人让他佩戴繁缨上朝。孔子说：“可惜啊！不如多赏给他一些封邑。只有礼器和名位，不能够假借给人。爵位尊卑叫作名，车服等级威仪叫作器。这两样东西，是君主用来保全、蓄养臣下并安定治理国家的，不可以忽视。”如今麦允言是近幸之臣，并没有建立超过众人的大功劳，却赠给他三公的官位，赐给他一品卤簿；这不就是把繁缨给得太过分了吗？陛下虽然想以高贵的等级宠幸他，结果恰好只会增加他的罪责。为什么呢？三公之官像鼎的三足一样承奉君主，在上对应三台；卤簿是用来褒奖元勋大功的，这些都不是近幸之臣所应当得到的。陛下想到允言侍奉左右勤劳，活着时已经使他极尽富贵，死后又用三公礼仪为他送终，鼓吹箫铙充斥道路、显赫耀目；这反而是在宣扬他的僭越奢侈之罪，使天下人侧目、扼腕而痛恨他，并不是用来作为荣耀的。只要陛下遵循仲叔于奚的旧事，留意孔子的言论，就会知道名位和礼器十分重要，不能加给不配的人。况且唐代制度规定，群臣只有对国家建立大功的人，在婚礼和葬礼时才赐给卤簿，其他人不在赐给范围内。伏望陛下收回先前的命令，不再给麦允言赐卤簿，不要让天下人私下指责，认为朝廷举措过当，臣将不胜幸甚。乞印行荀子、扬子《法言》状【皇祐二年上】。臣伏想自战国以来，诸子百家蜂拥而起，先王之道荒废阻塞而不通。只有荀卿、扬雄能够排斥诸家流派，弘扬正道，使后世学者平坦明白地知道取舍。国家广泛采集艺文，辅助圣明教化，至于《庄子》《列子》一类异端之书，以及医方等小技，也都命令摹刻来广泛流传。唯独这两部书仍有缺失，虽然民间颇有私藏版本，但文字讹误，读起来不能通晓，实在恐怕贤达的言论渐渐成为残缺废书。如今想请求下令崇文院，将《荀子》、扬子《法言》的版本精心考订校勘，完成后雕刻版木，送交国子监，依照各书的例子印行出售。臣愚昧不通达大体，只是不能抑制区区之心，冒昧陈述所见。修筑皇地祇坛状【皇祐三年五月上，奉圣旨依奏施行】。谨按《唐郊祀录》记载：方丘有八角，分三层，每层高四尺，上层宽十六步，设置八道台阶。上层台阶宽八尺，中层台阶宽一丈，下层台阶宽一丈二尺。如今皇地祇坛有四角、分两层，坛面宽四丈九尺，纵深四丈六尺；上层高四尺五寸，下层高五尺；方形边长五丈三尺，台阶宽三尺五寸，平坦漫无台阶。大体上低矮简陋，与礼典不相符合。臣以为，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天地的尊贵，礼制应当相等。如今圆丘的制度极为崇高峻伟，唯独方丘有所缺略，未能符合国家严肃恭敬、明察天地的心意。伏乞下令有关部门依照《唐郊祀录》的制度增修，希望合乎典礼。论刘平招魂假葬状【皇祐三年八月上】。奉枢密院批示，转送国子博士刘庆孙等人的奏状。六月二十三日进呈。奉圣旨送太常礼院详定，听候奏报。臣等谨按延陵季子说：“骨肉归复于土地，魂气没有不到的地方。因此圣人建造坟丘来藏纳形体，建造宗庙来祭享神魂。形体不存在了，葬又将安置什么呢？”如今刘平死于敌人朝廷，丧柩没有送回，他的儿子不忍心让封土植树之礼不能建立，又因哀悼而想要有所展视祭省却没有地方，于是虚造棺椁，招魂而行假葬。朝廷把这件事交给礼官，命令查考旧例。臣等考察晋代袁瓌、贺循等人的议论，认为没有尸身就不能有棺，没有棺就不能有椁。如果没有丧尸却举行葬礼，招来幽魂和气息，在德义上是过失，在礼制上是不合事理。当时诏书明确有禁止约束。如今刘庆孙等请求招魂假葬，不可以听从允许。至于将要追赠的官品和拟定的谥号，请依照条例施行。

译论张尧佐除宣徽使状【皇祐二年十二月上】。臣听说，明君耗费心力来求取谏言，和颜悦色地接受它，即便如此，士人尚且畏惧怯懦而不敢进言；何况再用威势震慑他们、用重压逼迫他们，却希望忠臣到来、直言进入，就困难了。臣下如果不忠，言语如果不直，而天下却能安定、万事却能治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臣私下见到谏官屡次把张尧佐的事情上奏，陛下却坚持得更加坚决，拒绝得更加牢固。前些日子台谏官们守候宫门请求召见，陛下却拒绝接纳，内外之人无不惊骇愕然，认为是异常之事。从前汉元帝想任用冯昭仪的哥哥冯野王为御史大夫，后来又疑虑说：“我恐怕后世说我偏私后宫。”于是没有任用。如今张尧佐有冯野王那样的嫌疑，却没有他的才能；陛下破格任用他，几年之间从散郎升到宣徽使，即使他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天下人又怎么能家家户户都明白详情，使他们相信陛下没有偏私后宫呢？又听说有人种瓜而非常爱护它，在盛夏太阳正中的时候给它浇水，瓜不久就枯萎腐败了。他爱护瓜并不是不勤劳，只是浇水不合时宜，恰好因此毁坏了它。如今陛下尊贵任用尧佐，远远超过他的本分，天下人已经侧目、扼腕而痛恨；又摧折忠直的谏言，使他的罪过更加深重，这正是在太阳当顶时给瓜浇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日〕 臣私下替尧佐感到寒心，难道陛下却独独不为他深思远虑吗？事情还不只是这样，前些日子台谏官不能进见的那天，阴云浓雾昏暗不明，走几步便彼此看不见；寒冰附着在树木上，整天都不融化。臣谨按《洪范五行传》说：“听闻不能聪敏明察，这是不能谋虑的表现；它的灾咎是严寒，它的惩罚总是寒冷。”又考察京房的书，称这种现象为阴气；这些都是阴气过于旺盛，阻塞遮蔽阳明之气，上下闭塞，疑惑而不能决断的征象。上天的意思昭然可见，仿佛亲自教诲，道路上的人都知道它的含义。陛下天性纯孝，恭敬严肃地承受天命，容纳直言，深明得失，这不是臣的私见，而是天下共同知道的。只是为什么因为尧佐的缘故，忽视上天的警戒而不顾，抛弃人的言论而不听，轻视祖宗所定的爵禄，违背古今明白的鉴戒，把这些写在简册史籍上，使天下人能够借此议论圣德的万分之一，或者使陛下光明广大之美受到牵累？这就是臣日夜痛心疾首、睡不能安、食不能饱，深深替陛下惋惜的原因。臣听说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哪里有父亲在外面遭受巨大诽谤，儿子却不告诉他、也不劝谏他的呢？惟愿陛下赶快召见谏臣，让他们竭尽所知，采纳他们的意见，安慰他们的心意，以满足上天的心愿，解除外廷的疑惑，开辟忠直进言的道路，堵塞宠幸用事的门路；那么天下人将欢欣歌颂盛德，哪里会有尽头呢？从前汉明帝修建德阳殿，钟离意进谏，明帝立即停止修建。后来又重新兴建，宫殿建成后，明帝对群臣说：“如果钟离尚书还在这里，这座殿就建不成了。”这样看来，明帝并不是不想修建宫殿，他之所以屈意停止，是想保全谏臣的气节，开启直言进谏的端绪。如今台谏官前后进言谈论尧佐的事已经多次，陛下却从未留心省察，稍微减轻对他的任用，以安慰谏臣之心。君主所想做的事，作为臣下哪里能够强行改变呢？只是从今以后，如果再有比尧佐更大的事情，朝中列位臣子就会闭口不言，拱手看着罢了。这不是朝廷的福分！否则，群臣如同朽木，陛下如同雷霆，怎么可以用力量相互较量呢？惟愿陛下明察而已。论夏竦谥状【皇祐四年七月上】。臣等伏见已故追赠太师、中书令夏竦，因为从前曾任东宫之臣，特赐谥号“文正”。臣听说《大戴礼》说：“谥号，是一个人行为的遗迹。行为出于自身，名声由他人给予，所以用来劝善止恶，不能徇私。”臣等忝居礼官，谥号有得失，是职分所应当陈说的，不敢隐默。谨按法令，给王公以及职事官三品以上者定谥，都要记录行状，申请考功，勘校后送到太常礼院，拟定谥号，再报尚书省议定，最后奏闻，这是为了重视名实相符，显示至公无私。陛下圣德广大包容，如天如地，怜悯旧臣，恩厚无比。知道夏竦一生不合众望，不愿把他交给有关部门、由公议裁定，于是概括遮掩他的短处，推举显扬他的长处，所以在宫中定下谥号，然后向外宣布。臣等认为仍应选择中等的谥号，取一个与他的实际行为大致相称的赐给他，这也不是群臣敢于非议的。如今却给他谥为“文正”，这是两个谥号中最美好的称号，已经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即使凭周公那样的才德，也不敢同时取得这两个美谥，何况像夏竦这样的人，哪里容易承当得起？这就是所谓名声与事实相违背、谥号与行为不相符合；流传长久以后，拿什么作为后世的法则？臣以为陛下睿智聪明，洞察幽微深远，像夏竦所作所为，难道您平素不知道吗？如今却想凭借私人的恩泽，强行加给他美好的谥号。即使朝廷士大夫畏惧夏竦的子孙正处在显贵职位，不敢公开说话，四方之人的耳目却明亮清楚，哪里能够掩盖？他们一定会说：“夏竦的作为是这样，却谥为‘文正’，可见谥号并不是公器，而只是出于天子的恩典罢了。”这对国家过失的讥评，难道能说是小事吗？臣等之所以早晚诚恳奔走，不敢躲避诛戮的罪责和怨仇的祸患，冒昧狂妄地进言，正是为了这件事。伏乞陛下留意明察，改赐一个谥号，希望符合朝廷内外的议论，作为万世的法则。臣等诚惶诚恐至极。

译论夏竦谥第一状【奉圣旨改谥为“文庄”】。臣等近来因为已故追赠太师、中书令夏竦被赐谥“文正”，冒昧上奏陈述，请求赐予改更，至今尚未奉到答复。臣等私下认为，凡是做人臣的，接受俸禄不必多，所居职位不必高，如果身居官职却不进言，就是应该受刑戮的人。因此早晚惶恐，不敢沉默。伏惟陛下不因臣等卑微而忽视我们的言论。臣等私下考察谥法的本意，所谓“道德博闻曰文”，并不是见闻杂博的意思，而是说所学所行不离道德；所谓“靖共其位曰正”，也不是柔弱怯懦、苟且偷安的意思，而是因为《诗经》说“恭敬地守住你的职位，喜好正直”。如今夏竦奢侈没有限度，聚敛财物没有满足；对内不能在家庭中制约自己的行为，对外不能在边疆建立功效；言语不能与行为相符，外貌不能与内心相应。说到他的道德，就是贪婪淫逸；说到他的正直，就是奸邪不正。这些都是天下共同听闻的事实，并不是臣等敢于诬陷他。陛下却给他谥为“文正”，臣等愚直而不通达大体，不知道将来还凭什么谥号面对天下的正人良士。况且陛下如此厚待夏竦，是因为夏竦曾经做过东宫之臣。从前东宫之臣死后得到谥号的不止一人，陛下从未亲自为他们定谥，唯独夏竦不是这样，难道不是因为知道夏竦的作为不合众人心意吗？陛下如果一定认为夏竦正直无疑，那么为什么不交给有关部门，交由公议决定？这样一来，陛下遮掩他的短处，恰恰只会使他的短处显露。陛下如果不能忘怀夏竦，那么不如优厚抚恤他的家人。至于谥号，是先王用来劝善止恶的，不是用来施恩的工具。议论的人将会认为谥号只是虚名，这有什么危害？请允许臣等试着说说它的危害。国家用来驾驭臣下的东西，不过是祸福、荣辱罢了。如果行善的人活着享受福禄，死后得到荣誉；作恶的人活着遭受祸患，死后蒙受羞辱，那么天下即使想不安定，又怎么可能呢？如果有不善的臣子，活着盗取俸禄职位，死后又盗取荣誉名声，善人不知道应当受到什么劝勉，恶人不知道应当害怕什么，是非善恶颠倒，再也无法振作，这种危害哪里说得尽呢？《虞书》说：“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一天两天也要考虑万般事务。”孔安国传说：“这是说应当戒慎恐惧，防备万事的祸患。”事情刚刚发生、祸患尚未显著时，治理它还容易；等到祸患已经显著，谁还能治理它？况且天下人都知道夏竦是大奸邪，陛下即使给他谥为“正”，也不足以掩盖夏竦的恶行，反而足以损伤国家最公正的原则。况且谥法之所以能取信于后人，正是因为它褒善贬恶而没有私心。如今却因为一个臣子的缘故而破坏谥法，使忠良俊杰之士将来获得美谥时，后世都怀疑它，那么谥法还怎么使用呢？臣等之所以冒犯天威，区区不已，甚至与他人的父子结怨，实在是痛惜国家劝善止恶的大法，不可因循而使它亏损废弃。伏惟陛下怜悯察知，稍加采纳，特依照前次奏章所陈，改赐夏竦谥号，天下将非常庆幸。臣等惶恐至极，等待命令。论周琰之事请求不要连坐冯浩状【皇祐四年十二月八日上】。臣伏奉圣旨，因为锁厅应举人周琰重复使用殊字，既然条文制度没有说清楚，试官又没有申请裁定，臣与冯浩各自特别罚铜五斤。臣蒙受宽贷，喜悦与恐惧交集，无法估量。然而臣昨天在武成王庙主持考试时，周琰所使用的殊字，冯浩本来怀疑不属于重复用韵，是由于臣愚昧，鉴别不精，阅看周琰的试卷时没有发现其中的优点。又根据条文制度，只说重复用韵，并没有说借用其他韵而使它相协就不可以；因此臣固执己见，擅自实行黜落，鲁莽的罪责全在臣。如今冯浩与臣同样受罚，臣虽没有才能，怎么能不内心惭愧？伏望圣上慈爱，特别加以怜察，免除对冯浩的责罚；对臣则更加严厉地谴责，使各自都得到相应的处置，臣实在不敢辞避。奏请迁移高禖坛状【皇祐三年十二月上】。根据敕令条文，高禖坛的地基应当依照典故增修。如今据濠寨张德等人计算填叠修筑的工程，全部事项已经列在前面。臣私下考虑，现在设置高禖坛的地方，地势极低。如果就在原地填土增高，不仅工程费用非常巨大，而且夏秋两季阴雨水潦从四面汇集，难免被水浸泡。谨考察北齐的制度，高禖坛修筑在南郊附近。景祐四年，太常礼院修订仪注，大约也是采用这一制度。如今如果在南郊坛附近一二里以内另行踏看高燥之地，修筑这座高禖坛，那么工程费用极少，又可以免除水患。参照礼典，也没有违背之处。如果准许所奏，…… 《传家集》卷十八。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十九，宋司马光撰，章奏二。请建立太子，或者起用宗室第一状【至和三年六月十九日上。这一年仁宗身体违和，数月不上朝，国嗣尚未建立，天下人寒心；朝廷内外臣子一向以忠直自负，勇敢而不屈，如唐介等人都没有进言，只有当时任谏官的范景仁首先提出这个建议，司马光听闻后接着进言。第一状留在宫中，第二状、第三状下发中书省】。臣私下认为，做人臣进言，如果舍弃紧急的事情而议论缓慢的事情，那么言语会越来越繁多，而被采用的会越来越少；君主听取采纳意见，如果忽视重大的事情而谨慎对待细小的事情，那么内心会越来越劳苦，功效却越来越浅薄。因此明君不厌恶逆耳之言，用它来察知治乱的根源；忠臣不逃避灭身之祸，用它来议论国家安危的根本。这样上下互相警戒，事业才会光大美盛。臣私下见到陛下自初春以来圣体稍有不适，天下人侧足而立、屏息而息，惊恐忧惧，仿佛处在冰炭之间。虽然如今已经痊愈平复，但民间仍有人妄自编造讹言来互相惊动。即使有关部门用严刑约束他们，使他们口中不能说话，他们内心惶惶不安，又有什么不会忧虑呢？陛下为什么不试着想一想事情所以如此的原因呢？难道不是因为储君是天下的根本吗？根本尚未确定，众人的心就不得安定。贾谊曾说：“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睡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燃烧，便因此说已经安全。”在贾谊那个时候，汉孝文帝正当盛年，有孝景帝作为太子，朝廷内外安定，公私财富充足，贾谊尚且有这样的说法。假使贾谊处在今天，他又会怎么说呢？陛下喜好学习、见闻广博，广泛阅览经史，请拿古代以前的事情来考察治乱安危的关键，什么时候不是由于继承人而造成的呢？得到合适的人就能治理好，得不到合适的人就会混乱；先把继承人确定下来就安定，不先确定就危险。这是明白无疑的道理，明亮如日月；得失的关键，间不容发。在朝廷中，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件至大至急的事更优先呢？可是陛下安然处之，并不以此为忧，群臣又爱惜自身，没有人把这件事说出来。这就是臣日夜痛心疾首，忘却自己身份疏贱而不顾鼎镬之罪的原因。伏望陛下哀怜并明察此事。如今普通百姓之家，有价值百金的宝物，尚且要选择可信任的亲戚，让他谨慎守护，何况这样广大的天下呢？三代之王直到东西二汉，之所以能够享有上天的福禄而长久如此，难道不是都亲自任用九族亲属，使他们成为屏障和辅佐吗？如果亲属尚且不可信任，那么疏远的人难道值得依靠吗？臣私下认为，陛下天性纯孝，自古以来没有人能与您相比；事情无论大小，只要关系到祖宗，您未曾不亲自辛劳，谨慎恭敬地奉行承受。何况您所承受的是祖宗光明盛大的基业，难道可以不为它深思远虑，把它置于安定坚固的地位，以保有万世无穷的福祉吗？臣听说，天子的孝，不像普通百姓只停留在奉养父母而已，而是要谨慎守护前人的基业并传给无穷后世，这样才算孝。所以《孝经》说天子的孝是：“德教施加于百姓，成为四海诸侯的表率。”诸侯的孝是：“保全他的国家，使百姓和睦。”卿大夫的孝是：“守护他的宗庙。”士的孝是：“保住自己的俸禄官位，守护自己的祭祀。”庶人的孝是：“谨慎修身，节省用度，以奉养父母。”这些都是圣人的话，并不是臣狂妄无知的说法。如今陛下奉事祖宗，已经做到极致了。如果唯独对于这件事没有留意圣心，早日确定重大议策，那么先前纯厚至孝、崇高伟大的德行也都没有意义了。这是天下人共同替陛下深深惋惜的事，并不只是愚臣一人如此。臣听说，礼制规定：大宗没有儿子，就由同宗之人作为他的后嗣；成为后嗣的人，就是他的儿子。所以作为别人后嗣的人，侍奉所继承的宗族，礼节都如同侍奉父亲一样，这是为了尊重尊长、亲爱亲属。伏望祖宗承受上天的明命，功德流传于世，本支百世绵延，子孙千亿。然而陛下尚未有皇嗣，人心忧虑危险。伏望陛下深切思念祖宗创业的艰难、基业的宏大美好、神器的重大宝贵以及百姓的殷切期望，不要听从苟且的言论，不要采取因循的计策，出自圣断，明确而无疑地作出决定。谨慎选择宗室中聪明刚正、孝顺友爱、仁慈宽厚的人，让他暂居太子之位，等待皇嗣出生后，再退居藩国。如果圣意暂时不愿这样做，也可以暂且让他辅佐政务，或掌管宫禁宿卫，或任京城长官，同样足以安定天下人的心。这样，天神地祇、宗庙社稷，实在都将依赖陛下圣明的德行。何况群臣和百姓，谁会不欢呼鼓舞呢？从前鲁国漆室的女子，忧虑鲁君年老而太子年幼；她只是一个普通妇女，尚且知道忧虑国家的祸患。大概因为鲁国有难，她自身也必将受到牵连，所以才如此。何况臣领取陛下的俸禄，站立在陛下的朝廷，又得以暂代职务掌管典册之府，比漆室女子所负的责任实在更重。臣实在不忍坐视国家至大至急的忧患，却默不作声。臣确实知道进言的责任不在臣，进言只会给自己招来祸患。然而之所以一定要说，是希望万一陛下能够采纳听取，那么臣对于国家即使如同蝼蚁，也能为陛下建立万世无穷的根基，挽救四海百姓的性命，臣所得的荣耀也就很多了。愿陛下不要因为臣身份卑贱、官位低微，就认为臣狂妄偏激而忽略此言；请把臣的话当作圣意，延请询问忠于社稷的大臣。如果认为不对，臣请求接受妄言之罪；如果认为正确，愿陛下果断作出决定并迅速施行。请焚毁臣的这份奏章，不要拿给外人看，这足以表明臣不敢希求丝毫侥幸。《虞书》说：“承受上天的命令，要把握时机，洞察事机。”陛下正处在这个时候，把危险变为安定、把混乱变为治理，易如反掌。如果错失时机而不能果断决定，使天下人有理由议论陛下的纯孝，那么臣即使想要献出生命来报答陛下，也来不及了。臣不能抑制自己微小而深切的愤懑诚意，冒犯圣听，俯伏在地等候治罪。请求建立太子或起用宗室第二状

译臣先在六月十九日冒昧以无知之言冒犯圣德，伏地倾听，等待明诏；至今已经一个多月，却一点消息也没有。陛下宽厚仁慈，没有诛罚臣这个狂妄愚昧之臣，但也没有赐予采纳。臣私下深感痛苦，是因为自己品格卑微，言语迟钝，不能阐明国家安危的大体，致使陛下轻视而抛弃臣言，这都是臣的罪过。即便如此，臣本性确实愚钝，官位确实卑微，但心意确实忠诚，言语确实恳切，愿陛下不要因为人的愚钝卑微而废弃忠诚恳切之言，稍稍把圣心留意于宗庙社稷的根本大计，那么天下就万幸了。臣私下认为，国家政事有大小，事情有缓急；懂得先后次序，就没有不能成功的功业。议论的人有人说：“当今的事务，重大而紧急的在于水灾泛滥。”这完全不对。水灾所伤害的不过是低洼地区以及河边百姓，如果连日大雨已经停止，有关官吏稍加防护、堵塞堤防，百姓就都能恢复生业，怎么能成为国家的祸患呢？又有人说：“那么就在于粮食布帛困乏。”这又不对。凭借四海的富庶和长久的太平，如果养民有道、用度有节，让贤能的官吏治理，粮食布帛就用之不尽，怎么能成为国家的祸患呢？又有人说：“那么就在于戎狄侵扰盗掠。”这又不对。戎狄的侵扰盗掠不过只能惊扰边境百姓；如果抵御有道、备战有谋，就可以使他们接连前来朝贡，怎么能成为国家的祸患呢？依臣愚见，当今最大最紧急的祸患，在于国家的根本尚未建立，众人的心中忧惧疑惑。放弃这个问题不忧虑，却只忧虑上述三件事，正是舍弃肺腑而救治四肢，岂不是本末倒置吗？即使有才华极高的大臣，能够恢复九河的水道，储备九年的粮食，开拓千里的边疆，而国家根本尚未建立，仍然没有益处，何况再有比那三件事更细小的事情，又哪里值得一提呢？如今陛下圣体虽然安康，但四方的人还不能全部知道，仍有人疑惧。陛下如果不趁此时早日选择贤能宗室，让他暂居太子之位，对内辅佐护卫圣躬，对外安定百姓，万一有狂妄之人在意外情形下出现，喧哗惊动众人，即使明知万全无忧，难道也不应该预先防备吗？臣私下料想，陛下圣智聪明，洞察安危，防备谋虑已经确定，只是还秘密保存，不想向外宣布；如果确实如此，恐怕也不可。为什么呢？如今天下人都踮脚站立，侧耳倾听，等待明诏下达，然后人人才能安心，又何必等待而秘密不宣布呢？如果认为太子之位关系重大，不是仓促之间可以决定的，也可以暂且让他辅佐政务，或掌管宿卫，或任京城长官，同样能够遏制祸患的根源，安定内外的心意。如今安危的关键间不容发，一天耽误一天，贵在及时。可是朝廷把它置于意外，不作为早晚急切讨论的事务，大多只讨论眼前的寻常事务，并不是最重大、最紧急的事情。臣恐怕高拱安坐、从容拖延，养成国家的祸患，等到再来治理，用力就困难了。这就是臣日夜恳切忧虑，睡不能安，食不能饱，不躲避死亡之罪，不停进言的原因。伏望陛下察知臣的愚诚，特别赐予详慎选择。臣前日所奏以及本状中的道理，只要有一分可以施行，便请求陛下决意而迅速施行，以安定天下百姓的心。然后治臣僭越妄言之罪，臣也不敢推辞。请求建立太子或起用宗室第三状 臣先在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两次上言，请求选择贤能宗室加以起用。因为对上可以辅佐护卫圣躬，对下可以安定百姓。直到现在，还没有听说圣朝稍稍垂听采纳。臣确实愚昧，不能通晓国家深远高明的意旨。如果臣所说不对，就应当明正治罪，以示天下；如果所说正确，也应当认为圣心不宜弃置忽略。难道可以只因为臣愚昧卑贱，就不察看臣的话吗？这就像把羽毛投入沧海之中，茫然不知它漂向何处，难道是疏远之臣所期望的吗？臣不能抑制愤懑，敢再次剖析肝胆，陈述这些意见以供听闻。即使因此获罪万死，也没有怨恨后悔。臣听《尚书》说：“远谋就是长远的谋划。”《诗经》说：“谋划还不够长远。”所以应当用来提出大的劝谏。凡是国家的弊病，在于乐于因循、多有忌讳，不在天下安治时预先作长远谋划；祸患就是由此产生的。臣私下考察汉代直到唐代的典籍记载，帝王即位就立太子，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有时帝王谦让而来不及办理，才由有关官吏请求办理；这是尊崇宗庙、重视社稷，都是国家最大的喜庆，从未听说君主把它视为忌讳厌恶之事。到了唐代中期以来，君主才开始厌恶听到立嗣之事，群臣不敢进言，一进言刑罚杀戮就随之而来，因此祸乱接连不断，国家再也不能振兴。他们却不知道，根本强盛就会枝叶茂盛，基础雄厚就会安定；这正是国家应当深切鉴戒、不能仿效的事情。如今天下人，从上至公卿、下至庶人，只要有知识并忠于国家的人，心里都知道当今的事务，没有比这更大的，也没有比这更紧急的。然而大家都害怕违逆圣意而受诛罚，没有人敢进言。只有臣不爱惜这条犬马般的性命，替陛下说出此事。陛下难道不能稍稍留意圣心，听取并察看吗？臣曾遍览自《春秋》以来直到国初，积累一千六百多年，其间天下统一、内外无患、兵器停止使用的时期，不过四百多年而已。至于圣朝铲除僭乱，统一四海，内部安定、外部顺服，上面安宁、下面和睦，使朝廷内外的人从祖父到孙辈，耳闻目睹相互传述，竟不知道战争。大概自上古以来，天下安治长久，没有像如今这样盛大的。臣私下看见，国家对于州县仓库中的一斗粮、一尺帛，从未不严密封锁，选择人来守护。何况这样光明宏大、茂盛隆盛的基业，难道可以不谨慎选择可信任的亲属，让他们帮助陛下守护吗？这正是贤者和愚者都共同替陛下深深珍惜的事情。陛下正处在这样的时代，颐指气使就能如意，不早日决定最重要的防备，以巩固万世不可动摇的根基，难道独独不思念太祖、太宗跋涉山川、经营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达到太平的艰难吗？

译这就是臣早晚惶惶不安，起身时思考，躺下时梦见，感叹流泪不能自止，不躲避烦扰冒犯之罪，再三进言的原因。有人或许说臣身份卑贱、居住在外，却议论朝廷之事，是侵犯职权。臣愚昧地认为，古代治理天下时进谏没有固定官职，从公卿大夫士直到庶人、百工、商旅、盲人和樵夫，没有谁不能进言；这是为了通达下情、考察国政。如果设置官职并各守职分，不是这个官职的人都不能进言，那么下情就会堵塞而不通。这样一来，国家即使有迫切的忧患，行路的人都知道它，而在上位的人却没有机会听到，这种危害难道不深吗？况且臣领取陛下的俸禄，至今已经三代了。先臣某因为廉洁正直、安静退让，特别受到陛下知遇，从孤寒之地被提拔，升任侍从。这恩德如此深重，子子孙孙什么时候敢忘？又因为陛下先前面对水灾亲自下明诏，广泛询问朝廷内外，勤勉寻求政事的得失。臣独独是什么人，身逢盛世，却舍弃这样的重大节义，隐瞒不说；其他琐碎事情，哪里值得一提呢？况且又听说，元后是百姓的父母，陛下是臣的父亲。哪有做儿子的，看到父亲有危险却不告诉父亲的呢？伏望陛下察知臣微小的心意，不要只顾惜自身，不惜片刻时间，取出臣前后所奏的章疏，略加省览。其中万一有可以施行的，请以陛下的意旨决定并施行，向朝廷内外宣布，使远近之人全都释然，不再忧虑疑惑，那么自然上天神灵会为之喜悦而灾异潜伏，下面百姓会为之欢喜而奸邪盗贼消除。至于草木昆虫，没有不蒙受它的福泽的；这样的功业，难道不盛大吗？时机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唯愿陛下早日留意，详加察看。乞求授任虢州第一状【嘉祐三年上呈】臣不躲避斧钺之诛，尽情倾诉危急而恳切的请求。臣原籍陕州夏县，祖坟和宗族都在那里。自先臣去世以及臣服丧期满以来，十多年中任官，从未能够接近家乡，只曾有一次请假焚烧黄纸祭告祖先，得以到坟墓前省视。臣心中想着这件事，早晚都没有忘记。近日正想上奏烦劳朝廷，请求授予一个靠近家乡的官职。又因为自从判吏部南曹以来，还不到一年，加上陕州附近的州郡都没有空缺，所以不敢陈请。如今私下得知已经下达诏命，授臣为开封府推官。对于臣的身份来说，确实是荣幸。然而臣有这个私人的恳求，必须陈述出来。加之臣禀赋愚昧，不熟悉吏事，面对繁重事务，实在不是所长，恐怕不能胜任而烦劳司寇。伏望圣慈特别怜察，授臣知虢州或庆成军一次；臣情愿守候远方的空缺，希望能够就近清扫祖坟、光洁墓茔。或者上述地方没有空缺，请暂且让臣回馆供职，等到有空缺时，再特别赐予差遣。乞求授任虢州第二状 臣先前蒙恩授任开封府推官，因为臣很久没有回到家乡，又自知才性疲弱驽钝，不能胜任繁重职务，曾经上奏请求知虢州或庆成军一次；承奉圣旨不许辞免，只能就职。就职以来已经超过半年，身体一向多病，勉强支撑也无法前进，私下得知虢州如今有空缺，臣想请求依照前次奏请，差遣臣知虢州一次；如果已经授予别人，就请求等候主判登闻鼓院、尚书省清闲司局有空缺时，差遣一处，或许可以使臣守官而不至于荒废败事。乞求授任虢州第三状 臣自从去年承受圣恩，授任开封府推官以来，因为很久没有回到陕州家乡，又因资质驽下，不能胜任繁重职务，曾两次请求差遣知虢州，或主判登闻鼓院、尚书省清闲司局，但没有蒙准许。臣认为开封府是事务繁重、疑难很多的地方，不敢再行陈请。如今私下得知已经下达诏命，授臣判三司度支勾院。臣私下因为禀赋愚钝，平素没有才能干略，省府的职任都很繁重；离开这里到那里，都不是臣所适宜的。如果贪恋荣宠而冒昧居任，必然导致荒废失败，内心反省自己受到过分任用，实在不得安宁。请求依照前次奏请，差遣臣知虢州，或主判登闻鼓院、尚书省清闲司局。如果这些地方都没有空缺，就请求知绛州、干州，或在京城接受清闲差遣。一次冒犯皇帝威严，臣实在惶恐恳切至极。辞免修撰起居注第一状 臣伏承诏令，差遣臣同修起居注。臣性情见识庸常愚昧，学问浅薄，按常规逐步升迁，尚且害怕不能称职；何况记注起居的职务，是士林中精选的人才才能担任的。如果按资历升进，前辈先达还有很多；如果按才干提升，臣最在众人之下。臣岂敢不自我衡量，贪图冒领荣宠，使自己内心惭愧，也让别人会怎样看待呢？接受命令后臣震恐万分，几乎无所措手足。伏望圣慈俯加怜察，另选当时俊彦，以满足群臣众望。所有这道诏令，臣不敢接受。辞免修撰起居注第二状 臣伏准中书札子，奉圣旨不许辞免，立即命令臣接受诏令。臣听说君主衡量才干以后才授予职任，臣下估量能力以后才就任职务，因此上面不会有旷废的官职，下面也不会有窃据职位的人。臣虽然愚昧刚直，粗略知道这个道理。如今修起居注的官职，每天侍奉在皇帝身旁，瞻仰圣明，仕进的道路中没有比它更美好的。臣并不是厌恶身居显荣、喜欢处在疏远卑贱的位置，只是顾念自己驽下的资质，与此职并不相称；如果勉强厚着脸皮担任，不但会招致四方人的讥笑、受到士友责备，也恐怕任用不合适的人，给朝廷带来羞辱。臣愚昧所忧虑的，正在这里，所以倾吐内心的诚意，冒死陈述。如今制度禁令更加严格，还没有赐予开许，臣早晚震恐，不知道该怎么办。难道是臣辞语拙劣迟钝，不能把心意说明白吗？还是臣的诚心没有显露，不能感动圣听吗？臣俯仰惶惑，仿佛怀抱冰炭。因此再次陈述，仰达天听，不敢躲避烦扰冒犯之罪，希望借此逃脱冒领荣宠的罪过。所有差遣臣同修起居注的诏令，臣不敢接受，请依照前次奏请，另行择人。臣实在激切，等待命令。辞免修撰起居注第三状

译臣伏准中书札子，承奉圣旨，命臣依照前次下达的指挥，不许辞免，立即接受诏令。臣这片区区诚意，多次烦扰圣听，所陈道理鄙陋拙劣，未能得到采纳，退下来后自己悲伤恐惧，不知把自身置于何处。臣虽然愚昧浅陋，难道不知道非同寻常的恩典不容易得到，诏命的严肃不可屡次违抗吗？臣之所以冒犯雷霆，不断祈请，实在是因为臣下的道义在于竭尽力量就任职位，不能胜任就应当停止。臣自从脱去布衣进入仕途，就佩服这句话，把它奉行周旋，不敢失坠。臣仕进的始末，都可以查考。过去承当太学空缺，充任文馆官员，补任太常属官，供职于太史局，从未敢用片言只语推辞，以免烦扰朝廷，因为解释章句、校订文字、考究仪典、编次简册，只要勉力克服疲弱驽钝，或许还可以逃脱罪责。所以接到命令之初，便立即就职。至于修撰起居注，自祖宗以来，都是慎重选择馆阁之士，必须是文采宏富、能够润色诏令的人，才让他担任。臣从幼年到成年，虽然粗略能够诵习经传、涉猎史籍，至于写文章，实在不是臣的长处。臣即使想努力磨砺自己，求得赶上同辈，然而人的资质各有定分，不是勉强可以做到的。如果臣不自我思量，贪图冒领荣宠，将来任职时有所不称，使四方之人环视讥笑，认为盛明的朝廷竟然容有窃据职位的人，那么对圣明教化的损害，难道可以说小吗？这样一来，即使臣伏尸横死，也不足以弥补自己的无能，这就是臣早晚惶恐战栗、想要停止却不能停止的原因。况且臣前后所陈，剖心析胆，没有不是恳切至极的；可是朝廷抛置臣言，竟不曾省察，这就是没有把真实情况来对待臣。假如臣的言语出于真诚，陛下怜悯而听取它，足以使下情得到尽情表达，使人心愿望得以顺遂；假如臣的话出于虚伪，陛下也因此准许它，足以遏止奸邪，警戒偷薄之风。臣私下替朝廷考虑，这两种情形都没有损失。如今臣所陈请求已经达到两三次，而陛下拒绝得更加坚决，督促得更加急迫，使臣拳拳的心意无法自我表明，这难道是上下坦然推心置腹、相互信任的道理吗？臣不能抑制愤懑，伏望圣慈依照臣前次奏请，另行择人。所有同修起居注的诏令，臣不敢接受。辞免修撰起居注第四状 臣伏承圣恩，差遣臣同修起居注，已经三次上奏陈说，不敢接受诏令，请求另行择人。如今又准中书札子，承奉圣旨，命臣依照历次下达的指挥立即接受诏令，不得再辞免。诏令反复告诫，已经达到三四次，而臣却倔强任意行事，这是不恭敬；如果按照正典治罪，罪当死且不可赦免。然而臣明知如此仍不敢躲避，是因为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臣听《虞书》说：“不要使众官旷废。”既然如此，官职无论大小，都是分掌上天赋予的职责，君王尚且不敢徇私，何况臣下怎敢贪居不合适的职位呢？这样即使没有国家的讨伐，也必有上天的刑罚。臣虽然顽钝愚昧，粗略知道爱惜自己；即使一天升任九卿，也不是臣所愿意的。臣先前辞免开封府推官和判三司度支勾院，朝廷一下达指挥，不让臣辞免，臣立即就职，难道是因为才力足以胜任吗？臣私下思量，认为朝廷命令既已下达，必定不可更改，即使章奏烦多，最终也没有益处，所以勉强从事，不敢再说。等到看见王安石，先前被差遣修起居注时，竭力陈诉，连续上了七八道章奏，朝廷才准许他辞免，臣于是追悔自责，原来以前并不是朝廷不允许，而是臣请求得不够坚决。臣如今之所以烦扰圣听，不能自止，即使加重诛罚，也不敢逃避。何况王安石文辞宏富，当世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四方士大夫一向推重佩服他，授予他这个职务，他尚且恳切坚决地推辞，最终不肯担任。像臣这样空疏浅陋的人，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和安石相比相差极远，竟敢不感到惭愧羞耻，就来承受非同寻常的任命吗？假如臣的才干能赶得上安石的一两分，那么臣接到命令之日，就会接受而不推辞。如今臣在内心反省自己，一无可取，却和他一同被选拔提升，并肩进用，难道不是玷污朝廷的选举，使士大夫感到羞惭吗？这就是臣徘徊不前、尤其不敢接受的原因。伏望圣慈察知臣的诚心，暂且让臣守任旧职，另行推选当今才俊奇异、能够与安石相比的人，与他共同修撰起居注。这样，贤能和不肖各守本分，有才能和无才能各得其所，下情能够安定，众望也会满足。所有同修起居注的诏令，臣不敢接受。辞免修撰起居注第五状 臣先前奉诏差遣同修起居注，已经四次上奏请求另行择人；如今又准中书札子，承奉圣旨，命臣依照历次指挥，不得再辞让，立即接受诏令供职。臣的性命如同草芥，不值得用来等待斧钺；身躯如同蝼蚁，不值得用来涂饰鼎镬。如今屡次违背明诏，应当承受重诛。然而臣这片区区心意，也希望朝廷稍加宽察。臣自己知道才干能力不足，陈述不能胜任职务的实情上闻，烦扰圣听，已经达到四五次，剖肝沥胆，写满卷帙、溢出纸幅。臣的情意已经到了极点，臣的辞说也已经用尽。即使想反复援引，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然而朝廷因为臣身份卑贱，始终不肯听取。臣昼夜忧惧，无以自处；俯仰再三思量，进退都陷入困境。诏命最为尊贵，臣下最为卑微；修起居注最为荣耀，罪诛最为耻辱。如今臣以卑微身份违抗尊贵诏命，舍弃荣耀而趋向耻辱。推究本来的心愿，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希望朝廷任用官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愚臣处身不失本分罢了。如果圣恩怜悯而准许臣的请求，那么岂只是愚臣的幸运，也可以对国家稍有补益。如果章奏再多而诏令仍不改变，难道不只是使臣获得顽愚不恭的罪名，不能容身于菹醢之刑吗？又恐怕四方之人会认为，朝廷对于像臣这样的人才尚且还可以强行留用。臣不胜迫切之情，伏望圣慈依照臣前次奏请，另行择人。所有同修起居注的诏令，臣不敢接受。《传家集》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二十，宋司马光撰，章奏三 日食时遇阴云不见，请求不要称贺状【嘉祐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呈；这一年果然下了大雨，看不见日食，于是不再称贺，后来便沿袭成为常例】臣准太常礼院公文，司天监上奏说，今年六月初一，太阳将发生交食。臣伏见近世以来，每逢日食这种变异，历官都预先详细列明月日时刻以及被食的分数，上奏报告。到了当天，有时被阴云遮蔽，有时日食没有达到预报的分数，公卿百官却都奉表称贺，认为这是大庆。臣愚昧地认为，太阳照耀的范围遍及华夏和夷狄；云层遮蔽的范围却极其狭小。如今如果太阳确实亏缺，而有浮云遮蔽，即使京师看不见，四方必定有看见的地方。这是上天极其深切的警戒，不可不察。臣听说汉成帝永始元年九月发生日食，四方看不见而京师看得见，谷永认为这是沉湎酒色，祸患在内部。永始二年二月发生日食，四方看得见而京师看不见，谷永认为这是百姓困竭，祸患在外部。臣愚昧地认为，谷永所说似乎还不合天意。四方看不见而京师看得见，祸患还浅；四方看得见而京师看不见，祸患就逐渐深重。太阳，是君主的象征；上天的意思仿佛是在说，君主被阴邪之物遮蔽，灾祸罪恶已经明显显现，天下都知道国家的忧危，唯独朝廷不知道。由此说来，君主尤其应当约束自身、警戒恐惧，忧念社稷，而群臣却开始相互率领称贺，难道能不说这是上下相互欺骗、诬蔑蒙蔽上天的谴责吗？再说，日食没有达到预报分数，是历官的术数不精，应当治他们的罪，也不是值得称贺的事情。伏望陛下明令有关官吏：如果六月一日果然出现日食的异象，无论是四方看见而京师看不见，还是日食没有达到预报的分数，都不许奉表称贺，以加重皇天的震怒，那么天下就万幸了。臣的职务在礼部，掌管群臣庆贺的章表，不敢不进言。陈述三德上殿札子【得到圣旨留中，三札合刻，并附最初被授任谏官时所上之文】臣伏承圣恩，不因臣没有才干，提拔臣为谏官。臣自幼学习先王之道，心意是想对当时有所帮助，所以即使身在外地担任其他官职，仍愿竭尽愚心，陈述国家最急迫的事情。何况如今站立在陛下左右，以进言论事为职责。陛下仁厚圣明，聪慧明察，求取谏言不知疲倦；群臣即使有狂妄偏激、愚昧荒诞、触犯忌讳的言论，陛下都包容宽贷，从未加罪，这实在是臣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不趁此时把胸中所有的意见尽情倾吐，以符合陛下延请接纳谏言的心意，那么臣就不能把自己和常人相比，死了也罪过有余。臣私下认为，君主的大德有三种：一是仁，二是明，三是武。仁，并不是抚慰姑息的意思，而是兴办教化、整顿政治、养育百姓、使万物获利，这才是君主的仁。明，并不是烦琐苛刻、暗中窥察的意思，而是懂得道义、认识安危、辨别贤愚、分清是非，这才是君主的明。武，并不是刚强暴戾的意思，而是只要道义所在，就果断决定而不疑惑，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改变，这才是君主的武。所以有仁而不明，就像有良田却不能耕种；有明而不武，就像看见禾苗杂乱却不能除草；有武而不仁，就像只知道收获却不知道播种。三者兼备，国家就能治理并强盛；缺少其中一项，国家就会衰弱；缺少其中两项，国家就会危险；三者一项也没有，国家就会灭亡。自从有人类以来，从未改变过这个道理。臣不能抑制自己的诚意，冒死忘生，私下看见陛下天性慈爱仁惠，谨慎地对待臣下，像养育子女一样养育百姓，广泛爱护众生，即使古代先王的仁德，大概也没有超过陛下的。然而自从陛下登基以来，将近四十年，早晚勤勉努力，追求至高的治理，而朝廷的法纪纲常仍有缺失，乡里的贫困百姓仍有怨叹。或许是群臣不肖，不能宣扬圣德教化，使陛下在这三种大德方面，即使万分之一，也还有没有完全做到的地方吧？臣听《春秋传》说：“赏庆和刑威，称为君臣之道。”幸而臣得以修撰起居注，每天侍奉在陛下身边，伏见陛下推诚用人，端坐而深沉寡言，群臣各自把意见上奏，陛下却不再询问利害、考察得失，一概都予以认可。假使陛下前后左右的股肱耳目之臣全都是忠实正直的人，这样当然最好。但如果出于意外，其中有一个奸邪之人，难道能不因此寒心吗？善恶是非彼此混杂，如果一律平等对待，不加区别；或者知道某人善良却不能奖赏，知道某人邪恶却不能惩罚，那么行善的人会一天天懈怠，作恶的人会一天天受到鼓励。善人懈怠、恶人受到鼓励，即使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那样的君主，稷、契、伊尹、吕尚、周公、召公那样的大臣来求得治理，也如同凿冰取火、前往楚国却向北行走一样不可能达到目的。伏望陛下稍稍垂下圣心，以天赋予您的极大仁德，扩展如日月般广大而融和的光明，振作刚健威严的力量，果断行善，绝不使善人没有俸禄；作恶之人无论罪恶多么细小，也不放过惩罚，那么唐尧、虞舜和三代的盛治，距离我们还有多远呢？这是臣愚昧浅陋的见解，不敢不陈述，请陛下裁决取舍。论治理臣下上殿札子【得到圣旨，送交中书省】臣听说，达到大治的方法没有别的，只在三件事而已：一是任用官员，二是赏赐必须兑现，三是惩罚必须执行。《康诰》称赞周文王的德行说：“任用应当任用的人，敬重应当敬重的人，惩罚应当惩罚的人，使百姓显明。”意思是任用可用之人，敬重可敬之人，惩罚可罚之人。臣私下看见，国家驾驭群臣的方法，是按照任职年月递进官秩，沿着资历次序授予职任。只要任职年月积累久了，就不选择那个人的贤愚而把他置于高位；资历次序相当，就不询问那个人的能力高下而让他担任重要职务。人的才性各有所宜，官职的职责各有所守。自古任用贤能最盛的时代，没有超过唐尧、虞舜之际。然而稷负责播种，益主管山林，垂任共工，龙担任纳言，契推行五教，皋陶掌管刑法，伯夷主持礼仪，后夔主持音乐，他们各自守着一个官职，终身没有改变。假使让他们轮流调换、迁居不同职位，也未必都能做到最好。如今群臣的才干本来就比不上这八个人，却让他们遍任八个人的官职，远的任职三年，近的几个月，就立即调换。这样还希望职事能够修治、功业能够成就，必定不可能。不仅如此，假如有勤勉谨慎的臣子，尽心竭力治理自己的职务，众人的情意还没有融洽，功绩成效还没有显著，上面的人便怀疑他，同列的人嫉妒他，下面的人怨恨他。

译在这种时候，朝廷如果因为众人的议论而惩罚他，那么勤勉谨慎的人没有不灰心丧气的。奸邪之臣以奇异言论哗众取宠，培植交情来买取声誉，任官不久，声名就传遍四方；他们积蓄祸患、积累弊病，留给后人。在这种时候，朝廷如果因为众人的议论而奖赏他，那么奸邪之人没有不争相进取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只采纳名声而不考察实际，只惩治表面文辞而不追究内心实情。按照名声来行赏，天下人就会修饰名声以求功劳；按照表面言辞来施罚，天下人就会巧饰文辞以逃避罪责。这样一来，行善的人未必得到奖赏，作恶的人未必受到惩罚。这就是陛下坐向南面勤勉治国，早晚寻求大治，经历多年而太平仍未实现的原因。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广泛选拔在位之士，不问他当初凭什么升进，也不拘泥于资历次序规定他应当担任什么，而让有德行的人掌管教化，有文学才学的人备顾问，有政治才干的人担任守令，有勇略的人担任将帅，明于礼的人掌管礼仪，明于法律的人主持法令；下至医者、卜者和百工，也都衡量才干后授予职任，根据能力安排职责。有功劳就增加官秩、加以奖赏，却不要调动他的官职；没有功劳就降职、罢黜、弃置，再另求有才能的人；有罪就流放、拘禁、处死，不要加以宽贷。这样做了，如果朝廷仍不能尊严，万事仍不能治理，百姓仍不能安定，四方夷狄仍不归服，臣请求接受当面欺骗陛下的罪责。臣所说的这些话，都是陛下耳中厌听、心中早已知道的；然而达到大治的关键，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这些。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只看陛下努力实行得怎样罢了。臣冒死陈述无知之言，唯愿陛下裁量取舍。论防止兵员滥充上殿札子【得到圣旨，送交枢密院，告诫选择兵员的大臣】臣私下听说，朝廷近来下达指挥，防止选取各指挥的士兵来补充近上的军队编制；负责军队的官员只追求人多，不再精心选择，其中明知羸弱的，也全都拿来充数。臣耳目疏浅，后来才听说此事，不能预先陈述利弊，导致事情已经施行。然而其中得失利害的道理，不可不全部向陛下说明。过去的事情已来不及挽回，今后的事情还可以追补。臣私下认为，当今国家的祸患在于士卒不精，所以四方夷狄兴盛；财用不足，所以公私都困窘急迫。如今即使不能淘汰衰老士卒以节省巨额费用，却又平日安然无事，在没有警急的情况下，白白增加无用之众，以助长无穷的祸患，臣不知道替国家筹划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如今天下安乐没有忧患，可府库的积蓄随有随散，竟没有剩余。如果不幸蝗虫、水灾、旱灾、饥荒接连发生，盗贼突然兴起，戎狄侵入内地，不知陛下将凭什么应付；这件事不可不预先考虑。臣私下考察，自唐朝招募士兵以来，如果果真能够得到勇猛有才力的人，尚且有益；如果不选择勇者和怯者而一概养着，臣不知道这样怎么可以。唐德宗任神策军使白琇珪为京城募兵使，应募的人全是市井中的卖酒和小商贩，有名无实。等到泾原军攻犯宫阙，德宗命白琇珪率神策军抵御，最终竟没有一个人到达。德宗狼狈失去依凭，于是前往奉天。到了五代时期，军政尤其混乱，因此叛乱接连出现，祸败相继而来。周世宗因为高平之战发现士卒不精，所以樊爱能、何徽所率部队先行逃奔回来；于是大规模检阅各军，全部选去老弱，挑选精锐作为侍卫亲军。由此军队甲兵强盛，近世无可相比，所以能够向南割取淮甸，向北攻取关南，群雄畏惧归服，所向无敌。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的明命，拥有大宝；当时战士不过数万人，却向北抵御契丹，向西捍卫河东，凭借余威，开拓荆楚，包举湖湘，卷取五岭，吞并巴蜀，扫平江南，使吴越归服。太宗皇帝继承宏大的功业，振奋神威，于是攻取晋阳，统一四海；这堂堂盛业，万世都将依赖它。如今天下的兵员数目，臣不能全部知道，私下听说比太祖皇帝时多出数倍。然而元昊只是羌戎中的小儿，智高只是蛮獠中的卑贱种类，竟敢在河西倔强，在岭表横行；国家发兵讨伐他们，士卒有的望见敌人踪影就败逃，有的迎着锋芒就溃散，毁辱天威，成为四方夷狄的笑柄。由此看来，养兵的方法，应当务求精良而不在于数量多。况且如今所选的士兵，提高了他们的军分，增加了他们的粮食，受此恩赐本应感激皇上的恩德，人人欢喜。但我私下听说，京城之内，被选中的人往往叹息悲怨，父子相对哭泣。何况外地的士兵，离开乡里，诀别亲戚，他们的愁苦，不说也可以知道。假使内外人情都惶惶不安到这种地步，岂只是长远的祸害，也不能不把眼前的忧患作为万一的考虑。军队，是国家的大事，是国家兴废的开端、安危的关键，一切都在于此。我不知道曾经是否命令两府大臣共同详细讨论长久的利害，然后才实行。如今在京的士兵，已经防送上来并分配到各军的，已经没有办法了。至于尚未防送以及外州的军士，伏望朝廷特地下达指挥，命令有关防军的臣僚，必须一个个亲自仔细防察，选取好人材，须有臂力并且达到规定标准，不得有羸弱者，才可以防送上来。如果已经防送之后，朝廷另派无牵涉的官员复核，发现确有不合标准以及羸弱患病的人，原来负责防军的臣僚，伏乞重重贬谪流放。并且从今以后，每逢大规模招募防送兵士，都必须先令两府臣僚共同商量，估量财用的丰歉以及事情的缓急。如果必须等到招募防送以后，才奏闻施行，还应告诫负责防军的臣僚，务求精良而不在数量多。一切依照如今的指挥办理，请圣上裁决。

译论赦免及疏决囚犯状【嘉祐六年八月十五日上】臣私下认为，赦免之事害处多而益处少，不是国家的善政。《虞书》说：“过失造成灾害的，可以赦免；倚仗恶行而执迷到底的，就施以刑罚。”意思是过失错误而造成危害的便赦免，倚恃恶行而至死不改的便杀掉，并不是不分罪行有无一概赦免。汉朝大司马吴汉病重，光武帝亲自前去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回答：“只希望陛下慎重，不要轻易赦免而已。”王符也说：“如今危害善良百姓最严重的，没有比屡次赦免赎罪更大的了。赦免赎罪屡次实行，恶人就会得势，而善人就会受到伤害。”蜀人称赞诸葛亮贤能，也说：“军队屡次兴起，而赦免从不妄自发布。”这样看来，古代的明君贤臣从未把屡次赦免当作美事。国家承顺天意，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发布号令，必定以仁德为先，然而屡次赦免的弊病，仍然没有能够除去。况且古代的赦免，发布没有固定时间，严谨周密，不可事先知道，即使这样，奸民还要冒险犯法以等待赦免。何况如今国家三年一次郊祀，从来没有不赦免的；每年盛夏，都有疏决。狡猾的官吏贪婪放纵，大肆从中谋利；强悍的百姓凶暴横行，侵凌侮辱善良的人。百人千人之中，败露的不过一两个，幸而事情败露，大多都逃亡藏匿；不到一年，必然遇到赦令颁下，便安然出来，重新成为平民，往往还指望着这件事，把它称为“热敕”。这使愿意谨慎守法的百姓愤懑不安、恐惧戒备，使奸猾狡诈之徒志得意满、气焰高扬，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劝善惩恶的本意吗？况且“疏决”的名义，本来是因为盛暑时节，恐怕监狱中有积压的案件和郁结的冤屈，有关官司不为申理，使人无处申诉，所以天子临朝亲自加以审察询问，辨明冤枉与正直，无罪的便赦免，有罪的便诛杀，使长期拘系的人一朝得到决断；这样才能消除灾气，招致太平，并不是不问是非，一概放纵。又在祖宗时期，每年不过疏决一次，死罪以下都减降一等。近年以来，有时达到两三次，从徒罪以下一概赦免。今年五月以前，疏决的命令已经实行两次了，这正是使百官懈怠，奸邪恣意横行的原因。如今即使不能完全革除以前的弊病，伏望陛下特地下达指挥，交给中书：今后每年疏决不得超过一次，时间或早或晚，使外人不能预先料定；徒罪仍按旧制降为杖罪。或者遇到亲祀南郊的年份，干脆不举行疏决，永远定为制度，希望作恶的人不敢把它作为自我宽纵的借口，能够有所戒惧。荐举郑扬庭札子 臣私下看到，近世以来，士大夫专门崇尚辞藻华丽，不致力于经学，先圣的微言，几乎成为废弃的东西。臣认为，如果有人尽心研修、阐明六艺，都应当加以甄别奖励，以此激励后来的人。臣伏见并州盂县主簿郑扬庭，从少年到成年，精心研究《易》道，将所得撰写成《易测》六卷，不拘泥于阴阳之说，不涉入怪诞妄说，专门运用人事来指明六爻，像这样求取同类著作，实在难以多得。臣不敢隐瞒，冒昧取来进呈。伏望圣上略加阅览，如果其中有可取之处，酌情加以表彰，使求学的人有所劝勉仰慕。请圣上裁决。荐举刘廱札子 臣伏见自从西部边境用兵以来，在民间谈论军事机要、献上边防策略的人不可胜数。其中夸张虚诞、空疏迂阔、不切合实际，以及鄙陋浅薄、没有什么可采之处的很多。这大概是因为边地的事情，如果不是当地人耳闻目睹、熟悉情况，就不能彻底明白其中的利弊；如果不是研习古今的人遍观成败，就不能坚定地辨明是非。臣私下看到并州乡贡进士刘廱撰成《边议》十卷，援引考察古今，指陈得失，用心十分勤苦，论理也颇多可取之处。臣不敢隐瞒，谨具文进呈。伏乞圣上稍加阅览，如果有可取之处，希望朝廷略加甄别奖励。

译论举选状【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上】臣私下认为，选取士人，应当把德行放在首位，其次是经学，其次是政事，其次是技艺才能。近世以来，专门崇尚文辞。文辞不过是技艺才能的一端，不能用来穷尽天下士人。国家虽然设置贤良方正等科，实际上全都是选取文辞而已。近来因祫享赦令，诏告天下士人：有一向敦厚守节、兼通学术、长期为乡里所推重的人，委托转运使和提点刑狱共同访求，每路各选三两人，并让他们同本路长吏联署，结罪保举，奏闻朝廷。被举荐的人，朝廷命本州敦促礼送，到了京城便安置在太学，待遇十分优厚。考试时，不糊名、不誊录；考试之后，评定等第、补授官职，都超过人们的期望。这确实合乎先王选取士人的原则。臣认为国家将要革除长期积累的弊病，建立太平的基础，天下士大夫都已经纷纷向往这种风气了。实行不久，忽然听说朝廷把这一切都停止了，没有不惆怅失望的。臣愚昧鲁莽，不知其中的道理；如果认为所举荐的人大多并非真正有才能德行，那么应当治举荐者的罪，另行访求，怎么可以因为一两个人的错误滥举，就废掉天下荐举贤能的制度呢？这就像因为有人溺水而废弃天下的船只，因为有人噎住而废弃天下的食物一样。况且人们的毁誉，有时出于爱憎，即使是圣贤也不能自行避免。孔子说：“众人都喜爱他，必须考察；众人都厌恶他，也必须考察。”恐怕国家也不能只凭这些传闻远远地判断好坏，立即施行升降黜陟。即使这个人平日的行为确实有亏缺，古代有人从渔盐之中被举用，有人从盗贼之中被举用，难道可以不容许他改过自新，而终身弃置不用吗？况且人的品行和才能各有长短，如果不弃其瑕疵而录用，却因为一项过失便废弃他，那么失去的人才就太多了。臣愚见，天子拥有四海，不能亲自考察天下士人，必须依靠荐举者，才能尽量得到天下人才。既然采用荐举者的话，授予他们爵禄，如果不严格制定禁约来防止他们徇私，那么请托欺骗之事就会无所不至。臣认为，孝是士人的高尚品行，廉是官吏的首要职责。所以汉代举荐士人，都采用孝廉这一名目，实行时间最久，得到人才也最多。臣想请准：天下知州、知府、军、监任内，允许各荐举孝廉一人；大藩允许荐举二人；转运使、提点刑狱任内允许荐举三人，并且都必须到任满一年以上，才可以奏举。乡里荐举、地方选拔，虽是古代制度，但如今做官的人不能长期任职，士人的平日品行有时不能完全了解。如果本部没有可以荐举的人，就允许荐举其他部的、自己一向了解的人来补足名额。在京两制以上的官员，允许每年荐举一人。荐状应当随时送到贡院，登记入册收藏。每逢科场诏令下达，就委托贡院选择截至当日荐举者最多的人，取三十人奏闻，颁下指挥，命本贯敦促礼送赴阙。如果荐举者人数相同，就以荐状送达的先后为次序【意思是如果都只有三名荐举者，就取第三份荐状日期在前的人】。仍在进士录取名额中减去三十人。等他们到京后，或者由陛下临轩亲自考试，或者委托中书门下考试经义策一道、时务策一道，只以义理优长为第一，不取文辞华美。如果所答经义违背圣意，或者对时务完全不通晓，才予以黜落。及第授官与进士第一甲相同，地位在明经之上，并且在告身前列出荐举者姓名。被荐举的人如果犯私罪，情理严重，或者确实侵吞入己的赃物而尚未及第，荐举者减三等治罪；已经及第的，荐举者减一等治罪，并且不因赦免而原宥。若是公罪以及情理较轻的私罪，荐举者不治罪。在被荐举以前，如果曾经犯罪，除非公案中现有证据且查验明确，荐举者也不治罪。如果因权势显要者请托而荐举，或者替别人接受请托，或者接受请托后荐举，都按违制罪论处；接受赃物的，一律按枉法论罪。如果敦促礼送而不肯前来，就不再授予官职。若多次敦促仍不来，请求朝廷临时酌情处理，特别加以征召，不作为固定制度。又国家设置明经一科，很少有人应试；各科所试的大义，有关官司也不按照规定判定去留，大概是因为起初所立标准太高，以致应举人符合标准的很少。臣想请准，今后明经所试墨义，只考正文，不考注疏。所试大义，不论明经还是诸科，只要能完整说明注疏的本意，讲解稍微详细的，判为通；虽未违背本意，但讲解疏略的，判为粗；其余都判为不通。如果能先完整说明注疏本意，再引用各家杂说，最后又用自己的意见裁定，援引充分，义理高远，即使文辞质朴直白，也都列为优等，折合二通。如果不能记住注疏本意，只凭自己的见解穿凿附会，不合正道，即使文辞雄辩流利，也降为不通。明经以六通、诸科以四通以上为合格。如果合格者少，就连粗等较多的人也一并录取；如果合格者多，就减去通数较少的人，由考试官临时斟酌，使录取人数符合原定名额。又旧制度中，明经以《周易》《尚书》为小经。现在想请准，将《周易》《尚书》《毛诗》列为一科，《三礼》列为一科，《春秋》三传列为一科，全部学习《孝经》《论语》作为帖经，另设说书一科。议论者多认为不应废除说书科，希望准许它与明经并置，但每次科场只取十人奏名，在诸科名额之内考试录取并授官，待遇与诸科相同。如果有人已经凭此科及第或取得出身，就不得再参加说书科考试。这样，求取贤才的途径就会扩大，请托的根源就会断绝，浮伪的风气就会停止，获得人才的赞誉也会兴起。

译论调任张叔詹知蔡州不当状【上奏请求改任知卫州，张叔詹于是请求致仕，朝廷准许】臣私下看到，前任寿州知州张叔詹，因为本路监司奏报本州发生水灾、张叔詹没有才能，请求另派官员，不久便调任蔡州知州。寿州、蔡州的百姓，都是陛下的赤子；如果张叔詹治理无方，对百姓有害，把他从那里调到这里，有什么不同呢？况且蔡州辖境广远，户口繁多，土地肥沃、山林丰富，向来盗贼很多，地位的重要性超过寿州，治理守护的职任尤其必须慎重选人。哪有因为没有才能而被斥退，反而得到更好的地方任职的道理？如果张叔詹确实有才能，能够给百姓带来恩惠，那么就应当治本路监司欺骗皇上、诬陷贤能之罪，使张叔詹仍任旧职，不再调动。如今好坏不分，进退没有根据，众人议论纷纷，都说这不合适。臣以前上奏说，治理的关键在于选人；现在这件事也是选人不精、赏罚不当的一种表现。况且张叔詹天资庸下，年老以后更加昏聩，本来没有丝毫长处，授予他的职任超过了应有程度，他冒居其位，人人都知道；让他从政，到了哪里都会造成祸害。伏乞朝廷直接命令他致仕，或者授予闲散冗余的职务，不要让他任职于直接管理百姓的地方，这样或许可以使黜陟分明，不损害政体。《传家集》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二十一，宋司马光撰，章奏四 进呈《五规》状【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止】臣有幸充任谏官，私下认为，谈国家大事和长远之事，就会空泛疏阔，对眼前日常没有益处，容易流于迂阔；谈小事和眼前之事，又会琐碎烦杂，只能徒然烦扰圣上的听闻，失之于苛细。臣早晚惶惑不安，同自己的内心反复谋划，历经数十天，才敢自行决断：与其承受苛细的责备，不如接受迂阔的讥讽。臣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国家达到太平的光辉成就，难以取得而容易失去，不能不谨慎。因此作《保业》，说根据已经安定的形势来巩固太平基础还容易，顺着功业衰败的趋势去挽救它却困难而费力。因此作《惜时》，说明道路预先确定就不会困穷，事情预先安排就不会困顿；人没有长远的忧虑，必定会有眼前的忧患。因此作《远谋》。燎原大火，起于微小的火星；淹没山岭的洪水，漏水于细小的缝隙。因此作《重防》。画出的龙不能招来雨水，画出的饼不能解除饥饿；华丽却没有实效，对治理没有益处。因此作《务实》。合起来称为《五规》。这些都是守护国家的关键原则，是当世急切的事务。臣愚昧浅陋，狂妄无知，冒犯禁忌，只知道献纳忠言，不敢顾惜死亡。伏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政务闲暇之间，集中精神，留意思考，特赐阅览。万一其中有可以采纳并施行的，那么臣生在天地之间，就不会同草木一起腐朽了。五规 保业 天下是极其重大的器物，取得它极其艰难，守住它也极其艰难。君王最初接受天命时，天下人都同自己地位相当，彼此较量智力、争夺天下；等到智慧竭尽而不能抗拒，力量屈服而不能支撑，然后才肯叩头称臣。在那个时候，有两个智者相当，天下就分成两家；有三个人力量相当，天下就分成三家；分立的越多，越难统一；如果不是智力超出世人的人，天下就没有人能够统一，这不就是取得天下极其艰难吗？到了继承帝位的君主，群雄已经服从，众人的心志已经安定，上下名分分明，强弱形势悬殊，中等资质的人都以为子孙万世会像泰山一样不可动摇，于是骄傲懈怠的心便产生了。骄傲的人玩弄兵力、穷兵黩武，极尽奢侈，神明发怒也不顾惜，百姓怨恨也不知道；一旦局势崩溃，四方离散，秦、隋末年就是这样。懈怠的人沉溺于宴饮安逸，考虑不到长远，善恶混杂，是非颠倒，日复一日，终于衰败不能振作；汉、唐末年就

译是这样。这两种情况，或者因强暴而失去天下，或者因衰弱而失去天下，导致失败是一样的；这不也是守住天下极其艰难吗？臣私下观察，自从周王室东迁以来，王政不能实行，诸侯纷纷僭越，分崩离析的情况不可胜数，总共经过五百五十年，才由秦统一。秦朝残酷役使百姓，十一年后天下大乱，又过了八年才由汉统一。汉朝做天子二百零六年后失去权柄，王莽窃取了它，十七年后又恢复为汉；更始帝不能自保，光武帝诛除僭越伪妄之人，总共十四年后才再次统一天下。又过了一百五十三年，董卓专擅朝政，州郡如瓦片般离散，彼此吞并，到了魏氏时，天下分为三国；总共九十一年后才由晋统一。晋得到天下才二十年，惠帝昏庸愚昧，宗室都制造祸乱，群胡乘机而起，使中原混乱，天下分散为六七个政权，聚合为二三个政权，总共二百八十八年后才由隋统一。隋得到天下才二十八年，炀帝无道，九州分裂，八年后天下归于唐。唐得到天下一百三十年，明皇倚仗太平局面，沉溺酒色，养成祸根，把它当作子孙无法医治的疾病；于是渔阳兵变突然发生，四海横遭战乱。肃宗、代宗以后，藩镇跋扈，朝廷号令不能贯彻，贡赋不来，名义上是君臣，实际上如同仇敌。国势逐渐衰败，到了五代，三纲完全颓绝，五常彻底灭亡；皇帝手中的玉玺还没有捂热，宫殿还没有安定，早晨建立的政权晚上就覆亡，好像旅舍一样无常，祸乱接连而来，战争没有止息，流血汇成河川湖泽，尸骸堆成丘陵，百姓没有死尽的已经没有多少了。于是太祖皇帝受上帝之命起兵拯救天下，亲自披着铠甲头盔，栉风沐雨，东征西伐，扫清海内。当时吃饭还来不及吃饱，睡觉也不得安宁，为子孙建立太平的基础。大功还没有完成，太宗皇帝继承事业而完成了它。总共二百二十五年以后，大禹时代的疆域重新混合统一，百姓遗留下来的后代才开始能够休养生息。由此看来，上下共一千七百多年，天下真正统一的时间不过五百多年而已。其间不时有小的祸乱，不能一一列举。国家自从平定河东以来，八十多年内外无事。这样看来，三代以来，治理太平的时代没有像如今这样兴盛的。如今百姓有十金的财产，还认为是先人经营留下的，劳身费心，谨慎守护，不敢失掉。何况承继祖宗光辉美好的事业，拥有四海，传国万世，难道可以不重视吗？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夏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驾驭六匹马而手中的缰绳已经朽坏。”《周书》说：“内心忧虑危险，就像踩着虎尾、涉过春天的薄冰。”臣希望陛下早起晚睡，兢兢业业，思念祖宗的辛劳，明白王业得来不易。援引古事来鉴戒今天，知道太平时代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那么天下百姓，乃至鸟兽草木，就没有不感到非常幸运的了。惜时 夏至，是阳气达到极点的时候，但阴气开始产生；冬至，是阴气达到极点的时候，但阳气开始产生。所以盛衰相继、治乱相生，是天地不变的常理，是自然运行的极数。在《周易》中，泰卦发展到极点就转为否卦，否卦发展到极点就转为泰卦；丰盛亨通，也应当像太阳到正午那样适可而止。孔子传述说：“太阳到了正中就会西斜，月亮圆满就会亏蚀，天地有盈有虚，随着时令而消长，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因此圣人在国家隆盛的时候，戒惧之心反而更加深重，所以能够保全美好的声誉，长久无穷。大凡守护太平事业的方法，没有别的，就像守护大房屋一样。现在有人有一座大房子，要把它传给子孙，作为无穷的规矩，必定使堂基坚实，使柱石壮固，使栋梁强健，使茅草屋盖厚实，使墙垣高大，使门户关锁严密。房子建成后，又选择品行良好的子孙，让他

译们谨慎守护，每日察看、每月巡视；歪斜的扶正，破损的修补。这样，即使延续千万年，也不会坍塌毁坏。百姓，是国家的堂基；礼法，是柱石；公卿，是栋梁；百官，是屋盖；将帅，是墙垣；铠甲兵器，是关锁。这六项，不可以早晚不放在心上。

译继承帝位的君主谨慎守护祖宗的成法，如果不因安逸欲望而毁坏它，不因谗言阿谀而败坏它，那么世世代代相承，永远没有尽头。等到因安逸欲望而毁坏它、因谗言阿谀而败坏它，上天在上面发怒，百姓在下面怨恨，一旦天下涣散而离弃它，那么即使有仁慈、明智、恭敬、节俭的君主，焦虑用心、劳苦竭力，也仍然不能挽救逐渐衰败的命运，终于颠沛而不能振兴。唉，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如今国家正处于这样的太平时期，建立纲常、铺设法纪，确定万世的基础，使它像南山一样不朽，像江河一样不竭，举手顾盼之间就可以完成。现在不做，日后即使跺脚扼腕悔恨，又有什么用呢？《诗》说：“我天天前进，月月前行，早起晚睡，不要辱没你的先人。”时机啊，时机啊，确实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远谋 《易》说：“君子因为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书》说：“谋划要长远。”《诗》说：“谋划得不长远，所以我要大力进谏。”从前圣人教导百姓，使他们在将要炎热时准备寒冷之物，在将要寒冷时准备炎热之物。《七月》诗说的就是这件事。如今市井中的小商贩，尚且知道旱灾时准备车辆，水灾时准备车辙，夏天储藏皮衣，冬天储藏细葛布。那些只图眼前安逸、苟且求生的人，早晨吃饱喝醉，晚上却忍饥受寒，即使同样编入户籍，贫富也必定不同。如今治理天下国家，难道可以不在天下未乱之前制定治策、不在国家未危之前保卫国家吗？《诗》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剥取桑树根皮，把门户缠结牢固。”这样以后，下面的百姓谁还敢欺侮我呢？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治国之道吧！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欺侮他？”“趁天还没有阴雨”，是说国家闲暇、没有灾害的时候；“剥取桑树根皮”，是说从隐蔽之处访求贤才；“把门户缠结牢固”，是说整顿自己的政事。桑树根皮，是鸱鸮用来加固巢室的东西；贤能俊杰，是明主用来巩固国家的人才。国家已经巩固，即使有想欺侮它的人，又有什么伤害呢？臣私下看到，国家每逢边境有紧急情况，羽书接连传来，或者某一地区发生饥荒，饿死的人遍野，那么朝廷之上便焦心劳思，忘记睡眠，废止饮食，为此忧虑。在这种时候，未尝不是因为将帅没有选好、士卒没有训练、州郡长官不贤、仓库粮食不充实，便追究前人的责任，认为他们平时没有做好防备。幸而烽火停止、五谷丰收，明主就在上面举起祝寿的酒杯，群公百官在下面歌唱太平，放纵享乐，安然自以为从此长久没有值得忧虑的事情了。唉！假使从今天以后，四方夷狄不再侵犯边境，水旱灾害也不再发生，那当然好。如果还不是这样，天赐的安定怎么能屡屡依靠呢？陛下为什么不趁闲暇时试着思考：不幸边境有警、饥荒接连而来时，可以任用的将帅是谁？可以倚靠的州郡长官是谁？即使他们在千里之外，也要把他们常常当作就在眼前一样考察。至于兵甲的精良或钝劣、钱粮的充足或亏缺，也都不能不预先知道、提前谋划。如果等到事情发生以后才去寻找办法，就已经晚了。四方夷狄和水旱灾害，还是事情中较小的。或许还有比这更大的事，陛下也曾停下来稍作思虑吗？《诗》说：“只有这样的圣人，能看见百里之外；只有那样的愚人，反而因狂妄而欢喜。”这是说，长远的谋划难以被人察知，眼前的话却容易实行。谋划长远就好像迂阔，好像迂阔，人们就都忽视它；它造成的祸害极其惨重，却没有迫切临身的危险；它带来的利益极其重大，却没有早晚之间就能看见的验证，所以愚人拍手称它迂阔，也就不奇怪了。国家的制度是，各级官员不得长期任职，要求他们很快做出功绩，对他们的过失却要全面追究；因此有的人培养交情、装饰声誉，等待升迁；有的人只求保全自身、避免过错，等待离任。上至公卿，下至斗食小吏，若不是忧虑国家、忘却私利的人，大多怀有苟且的打算，没人肯为十年制定计划，更何况为万世考虑呢？若不是陛下警觉地作长远观察，勤勉思考，日复一日，长期坚持下去，难道对国家有利吗？这就是臣日夜痛心流血、忧虑不已的原因。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认为天下的形势正患有严重的肿胀，又苦于筋脉拘挛，又像偏枯，还患有痱病。陛下看如今国家安定牢固，公私富足，百姓安居乐业，与汉文帝时相比怎么样？这样看来，天下的病情难道不是更加严重吗？现在不治理，必定成为痼疾；陛下即使想治理，也将来不及了。治理它的方法没有什么奇特巧妙之处，只在于察明病情的缓急，选择良好的药物，随着病情加以攻治，不要只求眼前短期的功效，而要期望万世的太平安宁罢了。重防 《虞书》说：“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一天之中有万件事情需要处理。”什么叫“万几”？“几”的意思是事物的征兆。是说应当对万事的征兆戒惧防备。水在刚开始形成灾患时，一捧土就可以堵住；等到水势盛大，就会冲走木石，淹没丘陵。火在刚开始形成灾患时，一勺水就可以扑灭；等到火势盛大，就会烧焦城邑，焚毁山林。所以在祸患初起时治理，用力少而功效多；等祸患盛大时治理，用力多而功效少。因此圣明的帝王，都在恶事尚未萌发时消除它，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平息它。天下在暗中受到他们的恩泽，却没有人知道原因。《周易·坤卦》初六爻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霜，是寒冷的开始；冰，是寒冷的极点。《坤》卦初六，按律吕属于林钟，按历法是建未之月。阳气正盛，而阴气已经萌发，万物还没有察觉。因此圣人谨慎地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意思是做君主的，应当在恶事尚未显形时断绝它，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堵塞它。《系辞》说：“懂得事物的征兆，大概就是神明了！君子懂得隐微的征兆，也懂得明显的征兆；懂得柔弱，也懂得刚强，是众人的希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孔子对鲁哀公说：“天还未明就早早起身，端正衣冠；天刚亮就视朝，思虑危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译一件事失去常理，就是动乱灭亡的开端。君主用这个道理思考忧患，那么忧患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太宗皇帝命诏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讨伐蜀地，平定了蜀地。宰相请求授王继恩宣徽使，太宗不答应，说：“宣徽使的地位仅次于两府，如果让王继恩担任，这是宦官执掌政权的开端。”宰相坚持请求，认为王继恩功劳很大，其他官职不足以奖赏他。太宗发怒，严厉责备宰相，特意设置宣政使一职授给王继恩。真宗皇帝想同章穆皇后及后宫嫔妃游览内库，章穆皇后推辞说：“妇人的本性是见到珍宝财货，不能不有所求。府库是国家用来供养六军、准备非常之事的地方。如今把它耗散在妇人身上，不是尊重社稷的做法。”真宗深以为然，于是停止了此事。由此看来，先帝凭借睿智明察和卓越才能，对防微杜渐考虑得如此深远，难道不值得思念吗？从前扁鹊见齐桓侯，说：“君王的病在皮肤纹理之间，不治疗就会深入。”桓侯不高兴，说：“医生喜欢牟利，想把没有病说成有功。”后来病在血脉、在肠胃时，桓侯都不相信。等到病到了骨髓，扁鹊看见后就逃走了。徐福说：“霍氏势力太盛，应当及时加以抑制。” 汉宣帝没有听从，等到霍氏被诛灭，人们反而为徐福争辩功劳，认为预先劝说烧掉烟囱、搬走柴薪的人没有受到恩泽，直到房屋烧毁、头脸烧焦的人却成了上等宾客。所以事情尚未发生时的劝告常常被抛弃忽视，等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了。安逸怠惰，开创荒淫的根基；奇巧珍玩，开启奢侈的端绪；甜言蜜语和悲哀柔顺的话，打开侥幸求进的道路。贴近耳朵、屏退他人私下说话，打开谗言贼害的门户；不珍惜名器，开启僭越逼迫的根源；假借威势和恩宠，授予侵凌夺取的权柄。这六件事，起初都非常微小，早晚亲近玩弄时看不见危害，日积月累，终于发展到深重牢固。等到知道后再革除它们，就要花费百倍的力量。伏望陛下思考万机的极端重要，阅览《大易》明白的警戒，诵读孔子的格言，继承先帝的圣明志意，使扁鹊能够及早着手治疗，不要让徐福留下预先防备却无人采纳的叹息；这样就可以在朝廷上修治它而德泽覆盖四海，在今日治理它而福泽流传万世，从容安闲而光辉功业显赫盛大，难道不是美事吗？难道不是美事吗？务实 《周书》说：“如果制作梓木器物，既已辛勤削凿成形，就只应给它涂上红色颜料。”这句话是说，治理国家，必须先讲实际而后讲文饰。安定国家、使百姓得利，是仁爱的实际；保守基业、传给子孙，是孝的实际；辨明贵贱、建立纲纪，是礼的实际；使上下和睦、亲近远近，是乐的实际；裁决是非、明辨好恶，是政的实际；查究奸邪、禁止暴乱，是刑的实际；考察言行、试验政事，是求贤的实际；衡量才能、考核功绩，是审官的实际；询问安危、访察治乱，是纳谏的实际；选拔勇敢果断的人、训练战斗，是治兵的实际。实际不存在，即使文饰盛美，也没有益处。臣私下看到，如今远方的贫苦百姓接连死于沟壑，而国家却屡次赦免有罪之人、巡行街门散发钱财；这同仁爱不是相距很远吗？根本不牢固，有见识的人寒心，而修建扩大道观佛寺、塑饰皇帝形象；这同孝道不是相距很远吗？统纪不明，名器紊乱，却雕饰文物、修整容貌；这同礼不是相距很远吗？众心乖戾，百姓愁苦，却截竹奏数、敲击古乐器；这同乐不是相距很远吗？是非错乱，贤能与不肖混杂，却只钩稽核对簿书、访求寻找成例；这同政不是相距很远吗？奸邪暴徒不诛，冤屈积结不理，却拘泥于法律条文、纠察细小过失；这同刑罚不是相距很远吗？有品行有才能的人沉沦在民间，却考校文辞、评判声韵毛病；这同求贤不是相距很远吗？才干与任职不相称，职事废弛，却只检查出身、比较资历次序；这同审官不是相距很远吗？长久重大的谋划被抛弃而不加省察，浅近的话却随时实行；这同纳谏不是相距很远吗？将帅不贤，士卒不精，却大量聚集虚假的人数，只求表面好看；这同治兵不是相距很远吗？以上十件事，都是只有文饰而没有实际，根本丧失而末节尚存，好比用胶粘的木板造船，用泥土捏成船桨，用破布做缆绳，用朽烂的绳索做系缆，把它涂上丹青，披上文绣，让偶人驾着它在上面行走；用它处在平地上，确实光彩可观；如果用它渡江河、冒风涛，难道不危险吗？伏望陛下除去浮华文饰，一概推崇诚信实际，选拔任用贤能官吏，像慈父一样惠爱百姓；深谋远虑，保全安定宗庙；张设布置纲纪，使下民没有觊觎之心；使风俗和顺敦厚，使人没有离散怨恨；分别明辨是非，使万事归于正道；诛除奸恶，使威令一定能够施行；任用有益的人，罢黜无用的人，使民间不遗漏贤才；提拔有功的人，退黜不称职的人，使朝廷没有尸位的官员；察看正直的言论，考核得失，使谋略没有不能竭尽的；选择智慧的将领，训练勇敢的士卒，使出征没有不能降服的敌人。这样，国家就会安稳得像泰山一样，而且四方都会拥护它，又何必用文采的装饰、歌颂的声音，去炫耀愚昧世俗的耳目呢？乞请分为十二等以升降群臣上殿札子【嘉祐六年闰八月八日上】臣私下认为，国家设置官职、任用官吏，任职时间长了，才能和无能就会显现；才能和无能显现了，升降黜陟就会分明；升降黜陟分明了，职事就会修治；职事修治了，万事就会治理好。这是古今治理国家的关键方法。如今朝廷明明知道任官时间不长的弊病，却不能改变，原因有两个：一是仕进的资历途径和等级太繁多，如果不逐级经历，就没有办法提拔任用；二是按年资升迁有增无减，职位少而人数多，没有空缺可以安置。这就是眼看日久却无可奈何的原因。臣曾不自量愚昧卑贱，私下为陛下考虑，认为如今所谓的“官”，就是古代的“爵”；所谓“差遣”，就是古代的“官”。官职是用来任用有才能的人，爵位是用来酬劳功劳的；如今官爵混杂，品秩紊乱，名实不相副，官员数目泛滥，所以官吏越多而万事越发废弛。要治理并澄清这种情况，不如在旧有九品官之外，另把职任差遣分为十二等，用来升降群臣。谨慎地把条目列在下面。十二等制度：宰相为第一等，两府为第二等，两制以上为第三等，三司副使、知杂御史为第四等，三司判官、转运使为第五等，提点刑狱为第六等，知州为第七等，通判为第八等，知县为第九等，幕职为第十等，令、录为第十一等，判、司、簿、尉为第十二等。其余文武职任差遣，也都依照这些职务类比划分为十二等。如果上等有空缺，就从次等之中选择有才能的人补任。十二等之中，原来没有规定员额的，都请以现今人数作为定额。从今以后有空缺才补充，不可以再增加。

译十二等中的人员，根据德行、学术、政事、勇略、钱粮、刑狱、文辞等不同才能分别授予职任。其中提点刑狱以上的官员，都不规定任满罢免的期限。知州、知县、县令，任职超过四年，均以三年为任满期限。在任期未满之前，如果称职有功，就改授官阶、增加俸禄，给予赏赐和奖谕，仍旧留任。必须等上等有空缺，然后选择迁补。不能称职的，就调动、贬黜或废弃；有罪的，贬谪、流放或处刑。同一等中的人员，虽然名义上有尊卑，事务有闲忙，地域有远近，治理范围有大小，遇到迁补时，不再以资历和职任相互压制，一律合为同一等级，择优升用。提点刑狱以上的官员，伏乞陛下同执政大臣亲自详细选择。知州以下，委托审官院；幕职以下，委托流内铨。遇到上等有空缺，就从次等中选取职事修治、功绩有利于百姓、屡次受到褒奖，或者荐举者人数较多的人；其次选取平常调任、过失较少的人，依次迁补。凡经磨勘应当改授京官的人，暂且仍按常规调任差遣；必须等上等有空缺，才取有功劳或荐举者最多的人，依次迁补。其中由幕职进入知县任的，都改授京官。一、因资序而授任京官者，分为监当三等。初任者都列入下等，监当依次为中等、上等。有空缺时，也依照簿尉、令、录的制度，选取有功劳或举主较多的人，按次序迁补。若知县有空缺，则与幕职混同迁补，但不改换官阶而已。今后凡因资序授官者，必须历任簿尉，不得直接授任京官。凡因贪虐不公，或昏昧懦弱、废弃职守而被判处除名、免职、停职或替换的人，永远不得恢复原来的等第和差遣。其中没有侵吞入己赃物，曾经叙理后获得差遣，或降任监当的人，五年以后，如果有五名以上举主，可以听许恢复原来的等第和差遣。以上十二等的制度，谨请陛下裁夺选择。其中如果有可以采纳的，希望下令公卿大臣详细议论，然后施行，请陛下决定。请求施行制防的札子。臣私下认为，国家原本设置六科，是想使上面能够观察朝政的得失，下面能够了解百姓的疾苦，并不是为士人设置这个职位，作为求取进身的阶梯。臣日前奉命复核应制举人，所试策论中，臣看见上等三人所陈述的国家大体、社稷最重要的谋划，其中很有可以采择的内容。希望陛下取其正本留在禁中，常置于身边，多加省览，作为警戒。其副本下交中书，命令选择其中合于当前事务的言论，奏报后施行，使四方之人都知道朝廷求取敢于直言的人，并不是为了装饰虚名，而是取其实际功用。至于臣先前所进的五条规章，虽然臣的智识昏浅，辞语鄙陋，但都是臣日夜尽忠竭诚思考治理天下的要道，并不是只指出一件事情的得失。有关部门没有加以施行，也希望陛下利用视朝的间隙，时常取来阅览，或许对圣政能有万分之一的益处。请陛下决定。《传家集》卷二十一。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二十二，宋司马光撰，章奏五。请求建立储君上殿札子【嘉祐八年闰八月二十六日上呈】。臣先在至和三年任并州通判时，曾三次上言，请陛下早日确定继承人，以遏止祸乱的根源。当时臣身处远方任所，尚且不敢隐藏忠心和爱国之情，冒死多次陈述社稷最重要的谋划。何况如今侍奉在陛下左右，官职又以谏诤为名。臣私下认为，国家最重大、最紧急的事务，没有比这件事更优先的了。如果舍弃这件事不说，专门拿琐碎小事烦扰圣听，敷衍塞责，辜负职责，就是臣怀藏奸心来侍奉陛下，罪行即使受醢刑也不能容赦。希望陛下取出臣从前进上的三份奏状，稍加省察，其中或许有可以采纳的，请断自圣意，早日赐予施行。这样，天地神祇、宗庙社稷以及群臣百姓，都将共同受到福佑。这件事只在陛下一句话而已。请陛下决定。请求建立储君上殿第二札子【不久有诏令让濮王之子宗实掌知宗正寺】。臣近来于前月二十六日上殿奏陈，请求查阅臣在并州所奏的三份奏状，早日确定继承人。陛下圣意明白，当即听取采纳，所下的谕旨，都不是愚臣所能想到的。这实在是天神地祇保佑皇家，是万世无疆的吉祥。臣以为陛下早晚都应发布恩德之诏，宣告大臣，施行此事。如今将近一个月，却还没有听到消息，难道是陛下认为此事体大，慎重选择宗室，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吗？还是左右之人从中阻挠，迷惑圣听，这些臣都不得而知。臣听说，为人后嗣的人就是作为他的儿子，这一点在礼法中都有明文。汉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四十五岁时，因为没有继承人，立弟弟定陶王欣为太子。如今陛下即位年数和年龄，都已经超过了这个时候，难道可以不为宗庙社稷深思远虑吗？况且现在也不是要立即让他取得东宫的正式名分，只希望陛下亲自选择宗室中仁厚孝顺、聪明的人，收养他作为儿子，所居官爵和居处稍微不同于众人，使天下人都知道陛下心中已有所属，以此维系远近人心。等将来皇子出生，再让他退归藩邸，又有什么损害呢？这实在关系天下安危，希望陛下决意迅速施行。请陛下决定。论述救荒政务上殿札子。臣私下听说，淮南、两浙今年遭受水灾，百姓多半缺粮，常常成群结伙，手持兵器，贩卖私盐，以救济朝夕生活，甚至有的同官军拒斗，彼此杀伤。如果灾情继续蔓延不止，将成为大盗，朝廷不可不深以为忧。这大概是由于主管部门防禁得过于急迫，所以百姓冒犯禁令而作奸。臣听说《周礼》所说的救荒政令有十二项，朝廷大致已经施行，唯独舍禁和除盗贼两项，似乎还没有留意。如今百姓如同赤子，受冻挨饿，濒临沟壑，为什么还要同他们争夺微小的利益，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的用意吗？臣认为陛下应当告诫主管官员，使他们明白朝廷的意旨，稍微放宽盐禁，却严格督察盗贼；放宽对赋税和利息不能充足缴纳者的处罚，严惩成群抢劫者；废除告发、捕获私盐的奖赏，表彰讨伐擒获强暴者的功劳；舍弃聚敛的小利，保全百姓安全的大福；在祸恶刚刚萌芽时便除掉，在祸乱尚未形成时便平息，这才是防患最有效的办法。请陛下决定。

译论述劝农上殿札子【嘉祐六年上呈，得到批答依奏施行】。臣听说，粮食是百姓生存的根本，是治理政务的首要事务。在饥荒的年代，珠玉金银等同粪土，只有粮食才是珍宝，一天也不能没有。如今国家每次颁下诏书，必定把劝农放在首位，然而农夫日渐减少，游手之人日渐增多，难道不是被利害所驱使吗？如今农夫辛苦劳作，穿破衣，吃粗粮，来繁殖各种谷物；赋税都从他们那里征收，徭役也由他们承担。年成丰收时，他们低价卖粮来满足官府的供应和债主的索取；年成歉收时，便流离异乡，辗转死于沟壑。像这样，却想使那些从事商业和末业、坐享厚利、穿华美衣服、吃精美食物的人，转而走向田野耕作，这也太难了。这样看来，劝农只是言语，损害农业的却是政令。天下生产粮食的人越来越少，食用粮食的人越来越多，想使粮食不枯竭，能够做到吗？如今的办法，劝农没有比提高粮价更好的，提高粮价没有比平价收购更好的。应当让各路转运使以及州、军长官，遇到丰年能够广泛筹划收购粮食入官；到仓库充满时，库存实数比刚接任时增加得多的，给予奖赏；没有水旱灾害、没有增加军费却使积蓄减少的，予以罢黜。又命令百姓中能够努力耕田、积蓄粮食的人，不把这些粮食计入家产数额。这样，粮食价格提高，农民受到鼓励，即使发生饥荒，也常常不会有流亡和盗贼的忧患。今年河北、河东一带边防粮食收购价格降到极低，这也是国家应当留意的事情。请陛下决定。论述臣僚上殿时令旁人退避的札子【嘉祐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奉圣旨依奏施行】。臣等私下听说，自先帝以来，凡两府、台谏官等上殿奏事，左右侍臣全都退避，这是因为君主不保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保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事务极其重要，不得不这样。臣等看见，近日臣僚上殿奏事时，左右侍臣不遵守旧制，有的走到殿角板障门以内，距离御座不过几步，陛下的谕言以及群臣奏陈的话，都能听见。其中若有机密大事，一旦泄露，就非常不便。希望一概依照旧制，今后凡遇两府、台谏官等上殿奏事，左右侍臣都在殿角板障门外、踏道下面恭候。仍希望委任都知、押班在两边板障门外检查督察，如敢私自窥听，便将姓名全部具报，审问治罪施行。请陛下决定。论述制科等第状【奏上以后，执政大臣因为苏轼所试策论已经进呈，想要把他黜落。皇上说：“他的言论恳切正直，不可弃置。”于是降一等收取。此人就是苏辙】。臣近来奉命到崇政殿后复核应制举人的试卷，其中有两份策论，文辞和义理都高妙绝伦，远远超过同辈；但其中所论官秩差等、虚实相养等一两件事，与命题所出有差错。臣于是与范镇共同商议，将其中一份列为第三等，另一份列为第四等。详定官已经决定依照复核结果办理，臣私下得知初考官认为这样不妥，朝廷又另行差官重新评定，结果仍依初考，把其中一份定为不入等。臣私下认为，国家设置这六科，本来是想选取才识高远的人，固然不以文辞华美、博闻强记和杂传知识为贤。对其中所试文辞，臣不敢再说什么，只是看见他指陈朝廷得失，毫无顾虑，在四人之中最为恳切正直。如今如果因为这一点便不予甄别收取，臣恐怕天下人都会认为朝廷虚设直言极谏之科，而此人又因为直言被黜落；从此四方以言语为忌讳，这对于圣王宽明的德行，损害实在不小。臣区区所忧虑的正在这里，并不是因为臣已经把他考为高等，只想坚持错误、争取胜利而已。希望陛下察知臣的愚诚，特别收取此人入等，使天下人都说：他所回答的事目虽然有所遗漏，陛下却特意因为他的言论恳切正直而收取他，这难道不是美事吗？请求免任北朝国信使状【嘉祐六年闰八月六日上呈】。臣私下得知，朝廷已经下达敕命，差遣臣充任北朝国信使。臣的姓名触犯北朝的避讳，所要行用的文书虽然可以更改，但臣私下担心临时应答时不能记忆，或许会有所触犯。加上臣身体瘦弱多病，性情又不能耐寒，如果跋涉穷荒之地，必定会生病。臣并不敢爱惜自身，只是恐怕在王事上有所废缺。希望圣上慈悲怜悯，另行赐予差遣官员；对愚臣来说，实在是最大的幸运。第二状【不久便改派他人】。臣先前曾奏请免任北朝国信使，至今还没有奉到朝廷批示。臣私下认为，承担专对使命，也必须选择有才干的人。臣不仅姓名触犯北朝避讳，而且性情不能耐寒，又没有经历过接伴，不能熟悉南北事务；资性笨拙迟钝，恐怕辱没王命。希望圣上慈悲体察，早日选派曾经接伴的人充任国信使，这样才可贵在临事时不至于缺误。论述宴饮状【嘉祐六年与王乐道共同上呈】。臣等私下看见，今年以来灾异屡次发生，有日食、地震，江淮水势上涨泛滥，风雨损害庄稼，百姓多面带菜色。这正是陛下应当戒慎自持、克制自己，减少礼仪、削减音乐的时候，可是道路上的传言都说，陛下近日在宫中宴饮，或许有所过度，赏赐的费用动辄以万计，耗散府库，征敛百姓。何况酒这种东西伤害性情、败坏德行，是禹、汤所禁止、周公所告诫的，大概不是用来承受上天忧虑、体恤百姓、调养圣体的办法。陛下恭谨节俭的德行，明显地取信于天下百姓，议论的人都认为是后宫奢侈放纵，竞相夸耀崇尚，左右近臣贪图赏赐，陛下不愿重重违逆他们的请求，委屈心意而顺从。天以刚健为德，君主以端正坚定为职责，为什么要顺从后宫和左右的欲望，对上忽视上天的警戒，对下忘记百姓的困苦，对中又不为宗庙社稷深自珍重爱惜呢？臣等愚昧迷惑，私下认为陛下这样做不可取。希望陛下在这个时候完全停止宴饮，安定精神、调养元气；后宫妃嫔进见要有节度，左右小臣接受赏赐要有限度；至于肥美厚味、腊毒之物等无益于奉养身体的食物，也都不宜屡屡进用，以免伤害天地和气。这样才可以消解皇天谴告的威严，慰藉百姓困穷的愿望，保全长久无疆的寿命，这对天下众生来说真是极大的幸运。臣等微薄地献纳忠言，忘却死亡，只希望陛下裁夺察看。

译论述两府迁官状。臣恭敬地看见，朝廷因为进用宰臣韩琦等人，凡两府的臣僚全都升迁一官。臣愚昧，不能明白大体，不知道这样做的用意；私下恐怕从此相沿成习，最终成为惯例。公卿是百官的表率，如今国家正因为百官冗滥而想革除弊病，可是公卿无缘无故一律升官，那么将凭什么使那些三百赤芾、受爵而不肯谦让的人感到惭愧呢？何况庆历年间，陛下因为数月不下雨，执政大臣都降一官，以回应上天的警戒。今年发生日食、地震，河流以及江淮泛滥横流，狂风暴雨损伤五谷，四方百姓被水淹没、流离饥饿，数不胜数，比庆历年间的灾害更加严重，而两府大臣无论新旧，全都受到褒奖升迁，这大概不是上承天意、下慰众民的做法。臣私下估计，大臣们在这种时候也一定不敢接受没有名义的赏赐。希望陛下趁他们辞让之际，除枢密使、副使中由给谏及某官担任者依旧制办理外，其余人都不要升官，以培养大臣廉洁谦让的节操，不要让他们在天下人面前背负讥谤；这样所施的恩德就更加深厚了。论述夜间开启宫门状【有诏令札子送交皇城司】。臣私下听说，本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去世。当天宫中送葬出城，宫门和城门一直留到深夜才关闭，舆情感到惊骇异常，认为很不合宜。即使陛下慈爱深厚，宫门的禁令也不可不严。若按照法令制度来说，夜间开启宫殿门和城门，都必须有墨敕、鱼符。接受敕命的人要详细记录所开启的门以及出入人员的名册，送交中书门下。自监门卫大将军以下都要到阁门复奏，得到御批允许后，才请取合符和门钥。监门官司先严整门卫仪仗，所开的门内外都列队，点燃火炬核验符契相合，然后才开启。符契虽然相合而不核验便开启，或者符契不合而开启，以及不承受敕命而擅自开关宫门；如果因此有人出入，便依律论处。刑名较轻的处徒刑、流刑，较重的处绞刑。如今因为乳儿公主出殡，从宫禁内部直到郊野之外，各道门都洞然大开，如同白天，车马往来络绎不绝，出入的人也不再受到盘问。如果万一有一个奸险不法的人混杂在其中，难道能不令人寒心吗？希望陛下深切鉴察安危，防微杜渐；从今以后，宫殿门、城门都必须依时开闭，没有紧急重大事务，不要再在夜间开启。如果确实不得已必须到夜间开门，希望陛下亲自下发手敕，加盖御宝。接受敕命的人仍要抄录出入人员名册，委托当值的宿卫官员共同验看敕文是否真实，然后复奏；等再次见到御批，才请取门钥，由监门官亲自监督开启，依照名册核阅人数，放行出入，随即下锁并收回门钥。宿卫、监门官司如果没有见到手敕和御批就敢擅自开启，依照不承敕命而擅自开关的律文施行。即使有手敕、御批而不交相验看，或者不亲自监督开门、核阅人数，依照符契虽相合而不核验便开启的律文施行。这样或许可以维护万乘之尊的威严，在奸邪尚未萌发时消除祸患。请求怜恤陈洙遗孤状【嘉祐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呈】。臣私下看见，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资性忠诚果断，忧虑公事而忘却私利，却禀受的寿命不长，突然辞别圣明时代。临死之际，还在上奏章，士大夫同列没有不叹惜的。应当给予表彰嘉奖，区别于一般臣僚。他家一向贫困，遗留下的孤儿很多，归葬闽越，道路险远。希望朝廷特别赐予怜悯，依照监察御史里行张宗谊的先例，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还希望下达朝廷命令给衢州、信州、建州，等陈洙的灵柩到达那里，派人护送，经过津渡时予以护送前行；这也足以显示朝廷褒奖正直、劝勉忠诚、始终不变的恩德。论述环州事务应当处理的状子【嘉祐六年十月初一日上呈】。臣私下得知，环州熟户蕃部聚集起来，攻打劫掠，杀伤士兵和百姓。虽然他们是如犬羊一般的部众，长着人的面孔却有野兽的心性，宽缓对待他们就会骄纵，逼迫急切就会叛乱，本来就是他们的常性；同时也是由于将领和官吏恩惠不能使他们归附，威势不能使他们服从，诚信不能同他们结交，勇决不能制断，平时无事时反而扰乱他们使其生乱，等到他们横行又不能控制。因此使戎狄顺服王化时受到侵扰而不得安宁，桀骜张狂时却越来越富强兴盛。边境之所以多事，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一个属国的小丑背逆放诞、不恭敬，而国家不能将其擒获讨伐，使西北两个敌国听闻此事，难道不会更加产生轻视汉人的心吗？希望陛下特别下诏，让陕西不相干碍的监司查察估量蕃部叛乱的原因；如果果真是将领官吏抚慰防御失当所造成的，就请明正其罪，加以诛责，以向边民谢罪；再选派有良好将领、能干官吏和谋略的人镇守遏制。分别蕃部中善恶两类，对归附顺从者加以安抚，使其党羽瓦解离散；对悖逆者讨伐诛杀，使他们长久畏惧服从。否则臣恐怕日月渐久，他们的罪恶越来越重，自知朝廷不会容纳自己，就会对外联结西夏，对内结交各部，党羽越来越多，气焰越来越大，最终成为朝廷废寝忘食的忧患，不只是偷偷摸摸的盗贼而已。论述苏安静状【嘉祐六年十月初二日上呈】。臣恭敬地看见，朝廷近日任命带御器械苏安静充任内侍省押班。臣私下听说，国家旧制规定，两省押班必须年满五十岁以上才可以担任。苏安静还未满五十岁，却特别破格提拔任用。臣恐怕从今以后，内臣中求取进用的人会援引此事作为先例，甚至年纪极轻的人也会居于众人之首，国家旧有的章法因此败坏，臣私下对此替朝廷深为忧虑。希望陛下追回并停止苏安静的敕命，以保存典章法度。论述张方平状【嘉祐六年十月十四日上呈】。臣私下听说，近来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知秦州张方平，听信边人虚报西夏军队侵犯边境，惊慌失措，关闭城门登城防守，又移文给邻近各路请求发兵自救。永兴以西的军马全都被抽调，因而使邻近边境的百姓相互惊扰，关陇一带骚动不安。他还把这件事飞速奏报朝廷，导致朝廷忧虑疑惑。不久接到省中公文，才知道根本没有事实。张方平身为元帅，关系一方安危，举动措施是众人所瞻仰依赖的，如今却怯懦轻率地发兵，以至于此。万一边境确有紧急警报，让张方平承担此事，难道不会败坏大事吗？臣私下恐怕敌国听到后，便可窥见将帅才能的深浅，更加产生轻视中原的心，这不是壮大皇威、镇服异族的办法。希望朝廷治张方平的罪，严加谴责贬谪，另选明智沉勇的人代替他的职任；如此或许国家的藩篱屏障能够得到善于抵御外侮的臣子，便可以高枕无忧了。

译论述张方平第二状。臣先于本月十四日上言，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张方平怯懦轻率，请求另选良将代替他的职任，尚未蒙朝廷采纳。臣听说，将领是成败的关键、安危的根本，本来就不能任用不合适的人。如今张方平举止轻率，震惊一方，传为天下笑柄，不才的迹象如此明显，而朝廷仍然替他掩饰包容，一概不予追问。臣恐怕敌国听闻此事，都产生窥伺的意图；官吏士卒看见此事，都产生轻侮之心。这是国家看重爱惜张方平，却轻易抛弃秦陇地区。凡将帅能否胜任，忧患在于不能及时知道；既然知道他不能胜任，却仍旧任用他，臣实在愚直，深深不能理解。议论者有的认为，张方平虽然失误在于仓促，但只是过分采取防御措施；如果因此治罪，恐怕从今以后边疆守臣听到敌寇到来，都不敢采取防备。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所谓防备，应当在平时无事时，简选将佐，训练士卒，严整壁垒，磨利器械，审察间谍，远派斥候，使每时每刻都像敌寇将至一样。这样，即使有凶猛的敌人，也不能侵犯；万一侵犯，也可以安坐而制伏它，何至于像这样狼狈呢？臣听说张方平在秦凤时，专门以尊贵傲慢自处，下面的情况被堵塞而不能上达；从他的门墙之外尚且都可以欺骗他，何况军民的忧乐、戎狄的真情假意，张方平又怎么能够知道呢？所以一旦听信虚假的声势，便惊慌失措、失去防备，内惊动各郡，对上震动朝廷。像这样却不依典法责罚，还要使用什么刑法呢？臣之所以区区不停止进言，正是责备张方平没有预先防备，而不是责备他采取了防备。希望朝廷察看臣前后所说的话，明正治张方平的罪，将他贬谪到远方，以警戒守卫疆土的臣子，使他们都预先做好防御，不敢像张方平那样骄傲懈怠。论述张方平第三状。臣先前曾上言，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张方平怯懦轻率，请求另行选择人选，至今还没有看到朝廷施行。臣私下听说，拓跋寬祚年龄渐长，猖狂而喜好用兵，除惯常的要求之外，索取无厌；董氊凶悍狡猾，超过他的父兄，朝廷所授官爵不能满足他的心意，很有怨恨，又与契丹结为婚姻，暗中相互呼应。这是朝廷应当废寝忘食忧虑的事情。秦州处在两个边境的交会处，是陕西四路的首要之地，军队、马匹、百姓和夷人都最为繁杂富庶，却让一个怯懦轻率的人守卫，这就是把羔羊小猪放在虎狼出没的道路上。臣私下替国家感到危险。何况张方平在其他方面的才识向来没有长处，只凭文辞取得如今的地位；他的奸险贪鄙，士大夫的议论都知道。如今不能让他守卫边疆，事情的情状已经很明显，而朝廷却掩盖他的过错，曲意加以保全，为爱惜一个人而丧失一方，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边境事务细小而忽略它，迅速治张方平的罪，严加谴责贬谪，另选沉着勇敢、通晓军事的人代替他的职任；否则一定要等到烽火警报出现之后才更换他，那时敌寇已经深入了。《传家集》卷二十二。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二十三，宋司马光撰，章奏六。论述公主宅内臣状。臣近来听说有圣旨，命令召回原先管勾兖国公主宅的两个内臣，使他们重新回到公主宅。臣与杨畋、龚鼎臣一同上奏论列，认为这样不合适，却没有得到采纳。臣听说，父亲爱护儿女，就应当用合乎义理的方式教导他们，不让他们陷入邪道。公主生长在深宫，年纪还小，没有经历过傅姆的严格教导，不懂得得失的道理。臣认为陛下应当用德行引导她，用礼法约束她，选择品德淑慎、年长有经验的人，让他们侍奉在左右，早晚教诲，使公主归于善道。她如果倚仗恩宠任性妄为，提出不合法的要求，就应当稍加抑制，不能全部顺从；这样，慈爱之道才算尽善尽美。这两个人过去在公主府中，罪恶累积如山，本应受到重诛。陛下宽赦他们，只把他们斥逐出去，内外之人的议论才刚刚平息。如今才过几个月，又命令召回他们，道路上的议论纷纷，流言十分可怕，这大概不是成就公主庄重和谐的美德、彰显陛下义方教训的办法。臣实在愤懑忧闷，替陛下感到惋惜。希望圣上慈悲察知臣的愚忠，追回并停止先前的命令，不要让四方指指点点，认为这是错误的举措，损害盛大德行；这并不是小事。请求惩罚和奖励均税官吏状【嘉祐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呈】。臣先前奉敕与三司共同详细议定均税事务，已经制定条约，下发各路监司施行完毕。臣私下认为，国家凡是要建立一项事业，应当先使赏罚明确，这样以后没有事情不能成功。臣恭敬地看见，职方员外郎秦植从前任德州通判时，均平五县税额，都做到公平合理，没有人户申诉。如果他和庸碌愚昧的人一样受到烦扰，坏了事情，最后一同归入普通调动，一点也没有功过考核，那么能干的官吏就会灰心，必定不会有成功。希望朝廷察知他的勤劳困苦，优厚地加以酬谢奖赏；对于其余均税官吏，也根据他们的功过酌量施行惩罚和奖励。这样后来的人看见之后，就没有不尽力的了。

译论述以公使酒食赠送他人的刑名状【嘉祐七年正月十九日上呈】。臣听说，圣明君主的教化崇尚忠厚，重视和乐亲善，所以《诗经》中有《鹿鸣》《伐木》《既醉》《行苇》，赞美宴饮欢乐相处，也讥刺只给干粮而失去德礼。《礼》中有以币帛、熟食馈赠，施行于诸侯国；以贽礼献物、饮酒，施行于卿大夫同党。因此风俗淳厚和谐，和气流通。汉景帝下诏说：“官吏接受所监临之人的饮食，免职；情节严重的，加以更重处罚，议定后著为法令。”丞相、廷尉议论说：“官吏以及凡有秩禄的人，接受自己所监督、所治理、所经行、所统领的下属所送饮食，计算偿还费用，不予论罪。”卓茂任密县县令时，百姓有人告发乡亭长接受别人送来的米肉，卓茂说：“凡人之所以比禽兽尊贵，是因为具有仁爱之心。邻里之间互相馈赠，这是人道用来相互亲近的方式，唯独你不愿修行它，难道还能高飞远走，不在人世间生活吗？”百姓说：“既然如此，法律为什么又禁止它呢？”卓茂说：“法律设置的是大纲性的法则，礼顺应的是人情。如今我用礼来教导你，你一定不会怨恨；如果用法律来治你，你一家之中，轻的可以判刑，重的可以处死。”近年以来，中外各部门喜欢用细微苛刻的条文刺举罪过，至于相从宴饮、互相馈送酒食，也都汇集起来成为过失，用严峻的法律加以责罚。先前听说，知镇戎军曹脩接受邻州送来的公用酒，后来自首，法官却按赃罪处理。陕西都转运使彭思永上奏说：“根据枢密院札子，贾渐起请：除旧例所送酒食之外，不得购买金帛作为地方风俗性的赠物；并经省司参详，今后凡用公使钱购买珍异物品以及现钱送给他人的，都依违反制度定罪判处；接受的人按受赃论罪；如果公使钱的持有者接受别人送还、答谢的物品并据为己有，依盗窃论罪。”如今曹脩因为陈述自首，虽然免除了书面处分，仍然背负受赃的名声，使人疑惑不解，希望明确制定条约。朝廷命令有关部门共同议论，至今还没有决定。臣私下详细考察旧条的本意，是明白允许以酒食互相馈赠；其中所说使用公使钱的人接受还答之物，正是指珍异物品和现钱。如今曹脩所接受的只是一樽酒，随后便自首，已经是刻薄了；法官又加以赃罪，剖析同一条文而当作两件事，既不察人情，也不顾大体。如果朝廷因此制定为法令，臣恐怕忠厚的风俗会更加衰败，偷薄的风气必将增长，各部门官员将无所措手足，损害圣朝堂堂正正的教化，这不是小事。臣今天所说，并不是要为曹脩洗清受赃的名声，而是希望朝廷申明旧条：凡以公使钱及财物赠送他人，以及接受者，都各自依受赃论罪。监临之官接受自己所监临之人的财物，或者因出使而在使所及经过的地方接受、取用财物的，都依照律文处分，即使是赠送者赠送而接受的也一样。接受后将还答之物据为己有的，依盗窃论罪；并且必须赃物满五匹以上，才可以定罪。不到五匹以及以饮食之物相互馈赠的，都不予论罪。这样，人情有可以相互交接的余地，贪官不能作奸，百司也有可以遵循的准则了。论述各科考试官状。臣恭敬地看见，朝廷正在追究各地发解考试诸科的官员，因为发解的考生到省试时十人中有九人不能中选。臣私下认为，国家原本设置诸科，是为了求取通晓经学的人；主管部门却专门拿经文上句和下句作问题，已经成为有弊病的制度。臣听说，去年贡院出义题官，又在这种弊法之中故意设置奇巧，有的拆分、合并句读，故意造成迷误；有的取卷末经注中的字数作为题目。即使有善于记诵的人，也不能回答。这与设置诸科的本意，岂不是相距很远吗？这样看来，罪过在贡院出义题的官员，而不在各地发解官。如今举人被黜落已经不合道理，又把发解的官员一并定罪停职、替换，臣恐怕从此做官的人更加致力于设置奇巧，求学的人更加抛弃根本，这大概不是减少刑罚、尊崇经术的办法。希望朝廷重新取来各地发解上报的上述诸科试卷，委派官员复核；其中大体通晓经义、基本合格的，特别给予免罪，不合格的才依法治罪。仍请敕令贡院今后的科场，选择通晓经术、明白大体的人充任诸科出义官，依照条文出题，不得再像今年这样诡异偏僻、琐碎苛细。到时候如果仍有十人中九人不中，再追究各地发解考试官，依照前后条文办理。这样，他们对于处罚便都无话可说，议论此事的人也不会认为冤枉了。

译论述上元节命妇人相扑状【嘉祐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上呈】。臣私下听说，本月十八日圣驾临幸宣德门，召集各种技艺人各自进献技艺，赐给银绢。其中有妇人相扑的人也得到赏赐。臣愚昧地认为，宣德门是国家的象魏，是用来显示法度、颁布号令的地方。如今上有天子的尊严，下有万民聚集，后妃侍立在旁，命妇纵观，却让妇人在面前赤身嬉戏，这大概不是用来尊崇礼法、向四方示范的做法。陛下圣德温和恭谨，举动一向遵守礼仪典章，然而主管部门巧佞之人妄自进献奇技，以污辱亵渎圣明，臣私下恐怕会受到四方讥笑，愚臣区区实在深为爱惜。如果这是旧有惯例，希望陛下借此斥除，并下诏有关部门严加禁止约束，今后妇女不得在街市以此聚众嬉戏。如果这次上元节才开始列入百戏之中，希望追究主管的臣僚为何把她们列入名册；如果有臣僚援引请求上奏、因此召她们入宫，也一并从重谴责。这样或许能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惧，不敢引导皇上做非礼之事。论述张田状【嘉祐七年二月初八日上呈】。臣私下听说，朝廷差遣屯田员外郎张田充任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张田为人倾邪险薄，先前知谏院唐介已经说得很详细，臣料想朝廷对此已经很清楚。提点刑狱，专掌按察之权，关系一方百姓的安危。如今却让倾邪险薄的人担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何况张田以前只是从通判的资序，权摄发遣三司判官，因获罪降为知蕲州，议论者已经认为对他的处置过于优厚。如今到任还不到三年，便成为监司。臣私下恐怕士大夫争相想仿效张田的所作所为，把它当作求取进身的捷径。不仅任用错了人，也会败坏风俗。希望朝廷停止张田的新任命，另选端正之士代替他，实在是远方官吏百姓的幸运。论述张田第二状【嘉祐七年二月二十日上呈，不久改派为知湖州】。臣近来曾上言，张田不可充任荆湖南路提点刑狱，没有得到朝廷施行。臣私下认为，官吏是百姓的纲纪，提点刑狱又是官吏的师帅；如果不能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一方百姓都会受其弊害。况且如今朝廷士人由常调升进任用的，都是从这个官职开始，国家尤其应当慎重选择人选。张田资性险薄，外表严厉而内里怯弱，毁誉都出于个人爱憎，威福都取决于自己的喜怒；可欺凌的人便欺凌，可以谄媚的人便谄媚，实在是小人的杰出人物，却被当时的风俗视为贤才。不善的人，天下都知道他不善，这还不足以忧虑；唯独众人都认为贤能、实际上却不肖的人，君子最为痛恨。从前汉文帝想让啬夫担任上林令，张释之认为啬夫能说会道、善于逢迎，恐怕天下人会随风而倒；唐太宗看到进士的等第，奇怪其中没有张昌龄、王公谨的名字，王师旦说：“这两人有文才而没有品行，恐怕会改变陛下崇尚雅正的风气。”如今提点刑狱关系轻重生死，岂只是上林令和进士入等可以相比的？臣希望陛下一定选择忠厚方正、实际有治理政绩的人担任；像张田这样虚饰作伪、行险求进、急于求取进身的人，都不可任用。臣今天所说，并不只是为了湖南的官吏百姓，也是为了国家深切珍惜风俗。恭敬地希望陛下察知臣的愚忠，对于荆湖南路提点刑狱，请另行选择人选。论述李玮知卫州状【嘉祐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呈，公主降封沂国】。臣私下听说，驸马都尉李玮出任卫州知州，兖国公主入居禁中。李玮的生母杨氏回到李玮兄长李璋的住宅，公主宅中的供役人员等也全都被遣散，外面的议论纷纷，无不感到惊怪震愕。臣想到，陛下当初追念章懿太后，选取李玮让他娶公主，是想借此加强姻亲关系，使其富贵。如今他的家族却因为公主的缘故，使李氏母子离散，家事流落，大小都忧惧不安，几乎无法生活，这难道是当初结亲的本意吗？近来章懿太后的忌日，陛下看到奁中的旧物，想到她平生居住的地方，难道能没有感受到雨露恩情和凄怆之心吗？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当暂且让李玮留在京师；公主宅中的供役人员等，除去有罪者远远贬逐出外，其余都命令照旧，储备物品和器用都按原状不动，以等待数年之间，慢慢用义理晓谕公主；或许可以使她回转心意、改变想法，遵循德行、遵守礼法，重新回到李家本宅，那么内外之情没有不释然的。否则，如果公主一定不再有回到李家的意愿，那么今天造成众议纷纭、烦扰圣听的局面，都是由于公主放纵胸中意气，无所畏惧，多次违背君父的命令，凌辱蔑视夫家；难道可以只让李玮独自遭到斥逐出外，而公主的爵位、封邑和俸禄却全无贬损吗？这不是向天下显示最公正的道理。论述皇城司巡察亲事官札子【有诏令将亲事官决杖后发配下军】。臣等恭敬地听说，皇城司亲事官奏报有百姓杀人、私下使用钱物调解案件，于是把案件交给开封府推问审讯，结果都没有事实，便想拘捕原先巡察的人加以查问。皇城司却加以庇护，不肯交付。臣等私下认为，祖宗开创基业之初，人心尚未安定，恐怕有大奸之人暗中谋划、制造无端事变，所以亲自选择身边亲信的人，使他们在民间往来，秘密进行侦察。当时如果有挟私诬陷冤枉人的，斧钺刑罚就会随之而来，因此这类人都知道畏惧，没有谁敢作非为。如今海内太平已经超过一百年，上下安定，人人没有异心，世事变化、风气转移，本应有所改革，却因循旧有制度，反而形成更大的弊病。甚至帝室姻亲、各司仓库，全都交给这类人，让他们搜察过失，广泛作威作福，公然接受货赂。所爱的人即使有大恶，也替他掩盖而不追问；所憎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被挑剔搜求。臣等常常忧虑，国家选取天下贤才作为公卿百官，却还认为他们不可信，反而任用这些厮役小人作为耳目，难道值得依赖吗？如今竟然妄自拘捕平民，加以死罪，使人被幽禁在牢狱中，横遭酷刑毒害；幸而没有自行诬服，才仅仅得以辨明。如果再不听从有关官员的诘问，对元初派出的巡察人员稍加惩戒，臣恐怕这些人便再也没有畏惧顾忌，反而更加肆意横行，使京城的官吏百姓无所措手足。这难道符合祖宗的心意吗？伏望朝廷指示皇城司，将元初派出的巡察人员送到开封府，审问事情的真实情况：或者另有仇怨嫌隙，或者察访时鲁莽草率，应当根据各自的情状，依法处置。从今以后仍永远定为制度，这样或许可以堵塞欺骗蒙蔽的源头，断绝侵害冤枉的门路，以成全国家至公的原则。请圣上裁决。

译论请求恢复设置丰州的札子【嘉祐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上】臣等恭敬地看到，国家恢复设置丰州旧城，又派人担任知州，这确实是河西的险要之地，修复它很是便利。然而那里地势孤立险绝，外面逼近边防地区。过去王氏担任知州时，所管辖的蕃族很多，有永安、来远、保宁三座寨堡，都是由蕃族守卫的。庆历初年，拓跋元昊进攻丰州城，州民和三寨的蕃族全都被俘虏，土地上被扫荡得一无所有。如今州城之中只有丘墟瓦砾，环城数十里，全是草莽林麓罢了。如果把这里建立为州，就必须重新设置外寨，配备官吏，广泛屯驻兵马，大量积储草料粮食，这些都应当征调内地的百姓来供给，劳费非常巨大；这就是所谓追求虚名而承受实际弊害。前些年朝廷想修筑丰州城，河东经略司嫌它孤单地处边外，于是在它南面数十里处筑建永宁堡。那个地方低洼，处在两山之间，防守困难，难以守固。如今既然修复丰州，永宁堡就处在腹地，已经没有再使用的地方。臣等认为，不如把永宁堡迁到丰州旧城，兵马和草料粮食不必再增加，只选择有才能谋略的使臣让他守卫，不必给他知州的名号；同时招募蕃、汉百姓，使他们开垦城近的田地。等到人口和物产繁盛，都恢复旧日规模以后，再升格设置为州，也还不晚。请圣上裁决。论上元节出游的札子【嘉祐七年正月十二日上】臣等恭敬地看到，今年因为祈求五谷丰登而改动日期的缘故，车驾一并在十三、十四日到各寺观游幸。臣等私下认为，上元节观灯本来并不是典章规定的礼仪，正是因为时令调和、年岁丰收，想同百姓一起欢乐，把它作为太平盛世的壮观罢了。去年四方各州多遭水旱灾害，鳏寡孤独之人流离在道路上。臣料想陛下从未把这些事从心中忘却，只是恐怕有关官员不明白大体，一味沿袭旧例，毫不减省，不能符合陛下像父母爱护百姓的心意。况且连续多日出游，对圣体也会造成烦劳。伏望陛下比照每年旧例，特意减少游观的地方，以怜恤下民，安养圣体圣神，天下幸甚。请圣上裁决。论端正家政上殿的札子【嘉祐七年二月初四日上】臣先前曾经上奏说，前任管勾兖国公主宅的内臣等人，罪过极大，请求不要召回。近来听说传宣召入内廷，内侍省命令押送上述内臣梁怀吉到公主宅，仍旧负责管理事务。外面的议论喧哗，没有不惊骇诧异的。臣听说太宗皇帝时，姚坦任兖王宫翊善，兖王有过失，姚坦总是把一切都直言规谏，使其改正。兖王和左右侍从都以此为患，左右侍从教兖王假装生病，一个多月不上朝。太宗非常忧虑，召兖王的乳母入宫，询问兖王的起居情形。乳母说：‘兖王本来没有病，只是因为翊善姚坦管束得太严，兖王的一举一动都不能自由，郁郁不乐而成病罢了。’太宗怒道：‘朕选取正直之士作为王的僚属，本来就是想引导王向善。如今既不能接受规谏，又假装有病，想让朕赶走正直之人来求得自己的方便，难道可以吗？况且王年少无知，不会自己想出这种事，都是你们这些人教他的！’于是命人把乳母揪到后园，杖打几十下，又召姚坦来安慰勉励他。太宗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实在是因为爱他，便没有比让他接受善道更好的办法。如果放纵他的欲望，不忍心责备呵斥，恰恰是害了他。齐国献穆大长公主，是太宗皇帝的女儿、真宗皇帝的妹妹、陛下的姑母，在天下人中可以说是极为尊贵了。然而献穆公主仁慈孝顺、谦逊恭敬，就像寒微人家的女子一样；侍奉李氏宗亲，完全尽到了妇人的道义；敬爱看重自己的丈夫，没有嫉妒猜忌的行为。直到今天，天下人称说妇德，都是把献穆公主列为第一。献穆公主难道不知道自己身份尊贵吗？实在是因为身居尊贵而不骄傲，然后才能保全自己的福禄，成就自己的美好名声。所以臣认为，陛下教育儿子应当以义为准则，应该以太宗皇帝为榜样；公主侍奉丈夫应当合乎礼，应当以献穆公主为榜样。这样教化流传四方，声誉施及后世。如今陛下委曲地顺从公主的心意，不再用礼法裁制她，使她无所畏惧顾忌，逐渐陷入邪恶，任性违背情理，以此要挟君父，憎恨轻视丈夫，不遵守妇道，将凭什么向四方树立风教，给后世留下准则呢？《易经》说：‘一家人严厉整肃，虽有悔恨和危险却终归吉祥；妇女孩子嬉笑玩闹，最终必然有遗憾。’这说的是治家崇尚严正，不可以只用恩惠来治理。伏望陛下斥逐梁怀吉等人，让他们回到先前被贬逐的地方。公主身边那些想让陛下召回梁怀吉等人的人，都是教导公主做坏事的人，也应当全部治罪并驱逐。另行选择柔和谨慎、忠厚老实的人补充他们的空缺，同时仍应告诫公主：礼法是天下共同的器具。如果屡次违背诏命，不遵守规矩，即使是天子的儿子，也不能因私情而宽纵；这样或许可以使他有所戒惧，遵循善道，能够永远保有福禄，不失去美名。不然，众人的议论十分可怕。请圣上裁决。请求优待年老大臣上殿的札子 臣听说古代的圣王尊重礼遇头发斑白的老人，委任政事给他们，大概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天下的各种事情，熟悉治理国家的原则。过去鬻熊九十岁时拜见文王，文王说：‘您已经老了。’鬻熊说：‘如果君王让臣捕虎追逐麋鹿，臣确实老了；如果让臣坐下来谋划国事，臣的年纪还算年轻。’近年以来，年高的大臣都不敢安心居于自己的职位，进言论事的人又想以攻击大臣为名，趁机攻讦他们，这难道是臣子竭尽忠诚、秉持公心的道理吗？凡是进言论事的人，应当为国家举荐贤能、罢退不才；如果这个人没有可取之处，即使年轻力壮又有什么用？如果确实有益于时政，即使年老又有什么妨碍？臣私下看到枢密副使张昪多次以年老有病请求退职。臣平生与张昪交往不相接，没有丝毫恩情，但私下听说他的为人忠诚谨慎、清正耿直，不可以私情干求。臣不敢上怕圣主怀疑，下怕世俗诽谤，隐瞒忠心而不说，以便使自己获利。伏望陛下深思，枢密院这样的要职不可任用不合适的人。请先根据圣意推量，如果还不能找到比张昪更贤能的人，就让张昪暂且留任，这样政事也不会荒废。如果张昪确实不能留任，那么希望陛下慎重选择德行声望、才干器识为众人所信服，懂得政事体制、通晓军事谋略的人来代替他，不可以不选择合适与否，只按照资历逐级升迁来任用。请圣上裁决。《传家集》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二十四，宋司马光撰，章奏七 辞免知制诰的奏状【嘉祐七年三月十四日上】右臣近日在中书省接受召试制诰，私下听说圣恩已经授予臣本官知制诰，随后又命臣兼任侍讲。几天之内，恩宠任命接连而来，在别人看来是荣耀，对臣却非常令人恐惧。臣私下认为，这两个职位，是文士中最优的选择，是儒林中的最高境界。古代的英俊之才，尚且有时难以兼任，何况臣这样愚陋无比的微臣？一身担任两职，是能力所不能承受的，岂敢冒昧占据职位而招致倾覆？臣听到此事震惊恐惧，昏乱愤懑，手足无措。臣从年轻到长大，关于章句的学问，只是粗略地跟从老师学习；至于文章辞采，实在鄙陋粗野。从前臣辞免修起居注，并不是说不能记录皇帝的言行，正是恐怕按资历逐步升迁，掌管诰命，招来四方的讥笑，成为国家的奇耻大辱，因此披露心迹自行陈述，达到四五次，诚意恳切而不显著，仍未蒙允许。虽然勉强就职，但早晚惶恐，从未稍得安宁。近来被召的那天，臣再次想写这道奏章陈说，又因为近来朝廷提拔任用几个人，他们虽然辞避得十分恳切，却从来没有得到允许，有人不体谅他们的心意，认为是在博取名声；臣恐怕又像先前那样白费辞说，所以犹豫彷徨，不免前去应试。任命既然下达，臣厚着脸皮忍受羞耻，也想先就职，等待自己的过错暴露彰显，自然会被罢黜。如今臣私下听说，天章阁侍讲吕公著与臣同时被召，吕公著辞让而没有赴召，朝廷已经授予吕公著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臣这才开始悔恨，竟凭愚蠢的心思妄自猜测，认为朝廷应当对臣加以重罚。臣虽然无知，但如果让清廉谦让、知耻的人被弃置不用，而贪图冒进、苟且求取的人反而进用并接受显赫荣宠，不仅有损圣朝的风化，也会使微臣承受天下人的责备，以至死也不能瞑目。关于授予臣知制诰的敕告，臣不敢接受，请另行选择文学才华兼优而与此职相称的人来代替臣，或许可以符合远近众人的期望，也宽宥愚臣的罪过。至于侍讲的恩命，臣不敢再辞。辞免知制诰第二状 右臣本月十四日曾上奏陈说，知制诰的职位不是臣所能胜任的，请求另行选择人才。没有得到允许，臣早晚惶恐，不知如何是好。臣与吕公著同时被召试，吕公著坚决辞让而得到允许，唯独臣赴任。这样看来，是吕公著清廉谦让，而臣没有羞耻之心。臣虽然非常愚钝，实在不忍让自己居于下流，恐怕遭受众人的憎恶，成为世间的污点。即使得到美官，又有什么荣耀可言？况且吕公著深沉厚重、渊博美善，为士林所推重信服，他的文学、德行和才能都不是臣所能相比的。名位、宠禄，臣怎么敢在他之前？从前施氏占卜任命宰官，皇句须的卜兆吉利；施氏把有百室之邑的宰职和皇句须的采邑都给他，让他担任宰官，并把采邑让给鲍国。施孝叔说：‘您实在吉祥。’皇句须回答说：‘能够同忠良之人共享吉祥，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少室周做赵简子的车右，听说牛谈力气大，请求同他比试，却没有胜过，于是把车右的位置让给了他。赵简子答应了。臣如今自知没有才能，请辞去美官，把它授给有才能的人。臣虽不足以和大贤相比，但如果能够跟随皇句须、少室周的后面，也就十分荣耀了。伏望朝廷体察臣这点微小的诚意，特赐怜悯允许。关于授予知制诰的敕告，臣不敢接受，请授给吕公著或另行选择人才，臣将万分幸运。辞免知制诰第三状 右臣本月十四日、十七日两次上奏辞免知制诰，请求另行选择人才，没有得到允许。臣听说贤明的君主考察德行而安排职位，忠臣衡量能力而接受职务，因此上位者的职分不会混乱，下位者的才能不会被困滞，治理有条理的关键，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臣自知文章粗劣，又不敏捷，如果任命稍多，诏令堆积而来，必然停笔拱手，不能应付；即使勉强拼凑鄙陋拙劣的文字，也只会更加暴露于四方，引人指点讥笑，又给圣朝增添羞耻，使人说朝廷缺乏贤能。所以为国家谋划，莫如使用人的长处；为自身谋求私利，莫如避开自己的短处。臣夜晚睡下、清晨起身，反复考虑已经成熟，这才敢披露陈述，冒犯天听，剖肝沥胆，无不恳切至极。自从任修起居注以来，前后辞免不止一次，而明白昭著的诚心没有办法上达，屡次触犯皇上的批复，却没有得到省察。有人也许说，臣任修起居注，自然应当任知制诰，与吕公著不同；吕公著应当辞让，臣则应当接受。凡是由修起居注升任知制诰的，并没有祖宗法令明文载在典册上，只是近年以来相沿成例罢了。祖宗时期，只要在一般官员中有文辞才华的人就可以任知制诰，并不一定都由修起居注的人担任；那些修起居注的人，有的改任其他官职，也不一定都任知制诰。按照资历途径用人，不问能力如何，只按先例办理而不顾是非，这是国家最有弊病的法则，正应当革除纠正。又有人说臣已经应试完毕，不应当再辞免。臣应试那天，是认为吕公著辞让未必能够获准，而臣自己未必能够考中，所以没有辞让。如今吕公著获准免试，而臣蒙受恩命，那么今天再辞也还不算晚。况且有过错而能够改正，仍胜过迷误而不回头；见到贤者便想向他看齐，仍胜过接受爵位而不谦让。何况臣当初任修起居注时，已经曾经辞免四五次，而朝廷不予允许。伏望圣慈特别怜悯察看，使臣担任其他职务，只按照自己的力量来办事。关于知制诰的敕告，臣不敢接受，请另行选择人才。辞免知制诰第四状 右臣昨天三次上奏辞免知制诰，请求另行选择人才，奉圣旨命令臣依照屡次下达的指挥，不许辞让，立即接受告敕。臣从前任谏官时，最初曾上奏说，达到太平的办法，任用官员最为紧要；人的才性各有所适合，即使是稷、契、皋陶、伯夷这样的贤人，也都是一生守任一个官职而不改变，何况如今群臣本来远不如他们，更应当根据才能授予职务，衡量能力来试用。奏章还在，事情可以查验。如今臣自知文辞鄙陋，不足以充任知制诰，如果只因修起居注的资历与此职位相当，便按旧例逐级升迁，安然接受而不感惭愧畏惧，那就是臣只会讥评别人旷废官职、窃居职位而接受爵位却不谦让，至于自己却这样做了；这就是欺骗蒙蔽天听，嘴上说得好听而实际违背，应当承受共工、兜等人的惩罚，以清明唐虞的治理。臣虽然非常愚钝，决不敢这样做。伏望圣慈察看臣前后所奏，特赐允许；知制诰一职请另行选择人才，所下敕告臣不敢接受。辞免知制诰第五状

译右臣先前曾四次上奏请求免除知制诰、另行选择人才，奉圣旨依照屡次下达的指挥，不许辞让，命臣立即接受告敕。臣虽然曾经学习，粗略知道什么是善恶是非，哪里敢怀着欺诈之心向上欺骗君父？只是人的才分各有所适合；如果贪图荣耀而冒昧居任，使职事废弛，那么打开袋子、撬箱子的盗窃行为，不过是小盗，又有什么值得诛罚的呢？臣虽是小人，实在不敢这样做。所以先前在召试开始时没有辞让，而在吕公著免试之后才辞让，确实是想求得批准，不愿意徒然发出辞说。如今如果因循苟且，再去赴任，那么臣进退的行迹自然会令人猜疑，况且世人谁不会讥笑？这样一来，臣出入宫禁，凭什么心安；陪同接见士大夫，又有什么脸面；面对僮仆，又凭什么自处？所以臣违犯天威，不敢避死，决心请求自我免职，但诏命更加坚决，始终不肯舍弃臣。臣实在愚昧，不明白其中缘故，难道朝廷认为臣所说的都是矫饰虚伪，不值得听察吗？如果臣的话出于虚伪，应当依法正刑，以警戒奸邪；如果出于至诚，就应当依从臣的请求，使上面不旷废官职，下面不窃居职位。为什么前后奏章一呈上去，就径直加以搁置，不再省察，使臣微小的志向凭什么得到表明？如果认为按照近来的惯例，修起居注的人必定要任知制诰，不能改变，那么臣私下考察先朝以来，修起居注的人并非都因获罪受贬或亲属嫌疑相避而离职改任其他官职：刘骘任知卫州【一本作‘衡州’】；潘慎修迁任考功郎中；许衮判吏部南曹；刘炳改任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丘雍充任淮南都大制置发运使；徐奭充任两浙转运使；蔡齐改任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郑向充任两浙转运【一本有‘副’字】使；高餗罢任而守本官；陈诂充任三司户部副使；叶清臣充任两浙转运【一本有‘副’字】使；赵概充任天章阁待制；杨察充任江南转运使；蔡襄任知福州。由此看来，即使是近来的惯例，也不都是任知制诰。臣如今的诚心迫切，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伏望圣慈特别怜悯察看。如果让臣实现自己的愿望，就是离开罪辱而获得显荣，即使一天升迁十个官职，也不足以和这份幸运相比。关于知制诰的敕告，臣一定不敢接受，请另行选择人才。辞免知制诰第六状 右臣先前曾五次上奏请求免除知制诰、另行选择人才，奉圣旨命令臣依照屡次下达的指挥，不许辞让，立即接受告敕。臣听说晋代王述每次接受职务都不是虚假谦让；他有所辞让，必定是不接受。后来升任尚书令，他的儿子坦之劝他说，按旧例应当辞让。王述说：‘你认为我不能胜任吗？’坦之说：‘不是，只是能够谦让本来就是美德。’王述说：‘既然说我能够胜任，为什么还要再辞让？’臣私下很敬重王述懂得作为臣子竭尽力量、任职办事的道理，心中常常仰慕他。臣自从成年以来，投递文书参加科举，入朝求取仕进，难道是隐居山林、不求闻达的人吗？只是考虑到能力有所不能胜任，便不敢窃取国家的俸禄职位，恐怕职事废缺，触犯刑法罢了。因此，臣估量自己的才分可以胜任，虽是高位也不敢推辞；不能勉强胜任，即使是小官也不敢接受。从前蒙受圣恩授予馆职、谏官、侍讲，臣都不敢用一句话矫饰辞让，因为馆职掌管校勘文字，谏官掌管规正得失，侍讲掌管讲解经术，都不专门以文辞为职责。如今臣自任修起居注以来，前后辞免的奏章已经十多次，只是因为文辞鄙陋丑劣，不能胜任掌管诰命的职务罢了，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察看允许，所以奏章很多，喋喋不休，烦扰得被当时的人所怪罪。那些爱护臣的人认为臣是在辞让荣华利益，厌恶臣的人认为臣是在粉饰虚伪欺诈。总之，这两种看法都没有真正理解臣的心意。内心确实拥有而在外表上辞让，然后才叫作谦让。像臣这样，内心根本没有想要得到，却不敢接受的人，怎么能说是谦让呢？譬如让一个瘦弱的人背负百钧的重物，却给他千金，瘦弱的人一定会推辞；这不是不想要金钱，而是力量不能胜任的缘故。所谓粉饰，是内心想要而外表不接受，打算借此有所求取。如今臣不就任美官，多次违抗诏命，上面皇帝发怒，下面众人惊怪，将要获罪被诛，还有什么可求取的呢？况且如果确实能够胜任那个职位，却执意谦让不止，那就是朝廷百官都没有人能够担任，并不是天下通行的法则。所以臣说，像王述那样，能够胜任就做，不能胜任就停止，才是得当。臣虽然才干比不上古人，愿意追随王述的志向。假如一开始可以接受，倒不如不要辞让；既然已经辞让，就不能再接受。伏望圣慈特别怜悯察看。关于知制诰的敕告，臣一定不敢接受，请依照前次奏章另行选择人才。辞免知制诰第七状 右臣先前曾六次上奏辞免知制诰，请求另行选择人才，奉圣旨命令臣依照屡次下达的指挥，不许辞让，立即接受敕告。臣天性朴拙愚钝，没有别的技能，只把守信诚实作为自己的操守。平日同同辈说话，尚且不敢欺骗蒙蔽，何况通过奏章让朝廷听闻？如果有一丝一毫不实，不仅陛下圣明，法令严正，天地鬼神也不能容忍。臣的愚见，只是认为知制诰这个职位，应当选取天下文章高妙、超过众人而无可比拟的人来充任。像臣这样鄙陋粗俗，实在不能相称；臣竭尽诚恳自行陈说，前后不止一次，而圣恩坚定，始终没有开恩察纳。臣私下自我悲伤，幸而生在圣明盛世，却没有办法把明白显著的心意陈列出来。如果勉强忍受羞耻，奉行诏旨，那么天下人都会说臣已经应试后又辞让，已经辞让后又赴任，是因为深知朝廷命令重而难以更改，于是想用辞让来粉饰自己，窃取虚名。这样一来，臣活着背负大罪，死后还留下惭愧；即使升到最显赫的地位，也不如吃豆羹喝清水，长久做一个平民。臣如今如果能够获准，自己的不肖行迹或许还可以有所说明；如果不能，那么虚伪的名声将一直伴随到身死骨朽，也无法洗清。臣早晚想到这些，睡觉便不得安宁，吃饭便失去滋味，进退惶惶，身体无所安置。因此臣怎敢顾虑烦扰亵渎，冒犯天威，伏望圣慈怜悯臣的困迫，特意收回恩命，使臣得以担任其他官职来报答万一之恩，即使死也不敢推辞。如果朝廷认为臣顽固蒙昧而不恭敬，请治臣的罪，削职贬黜流放，臣没有不甘心接受的。关于知制诰的敕告，臣一定不敢接受，请依照前次奏章另行选择人才。辞免知制诰第八状

译右臣先前曾七次上奏请求免除知制诰，奉圣旨命令臣依照屡次下达的指挥，不许辞让，立即接受告敕。臣私下听说，去年权御史中丞王畴上言：‘近年以来，朝廷内外的臣僚，有的因为比较衡量差遣，有的因为争论个人打算，有的因为进身而求取声誉，有的因为获罪而企求免除，于是肆意妄谈，随意写入奏章，都是心里所想与嘴上所说相违背，真实情形和表面言辞相互乖戾。外表显示出轻视官爵的意思来欺骗众人，内心实际上计算锱铢之利，向上争夺；遗弃道义，忘掉羞耻，甚至要挟君主、使用欺诈，安心做小人的行径。陛下圣明宽仁，包容荒疏，掩盖罪恶，全部置之不问。那些小人难道也懂得恩德的深厚吗？’王畴希望朝廷规定，今后臣下凡有要挟君主、作伪欺诈如前面所说的，都由皇帝亲自裁断，立即准许其请求。这样，欺骗君上、谋求私利的人就知道畏惧，士人的操行便有羞耻，诚心事奉君主的人也会受到些许劝勉。奉圣旨说，今后臣僚所陈之事，如果有类似这种情形、涉及欺诈傲慢的，命令中书、枢密院取旨施行。王畴所说的，确实是近年以来的大弊病，臣也痛恨这种现象。按照王畴的意愿，臣自从被任命为修起居注以来，前后辞免已经十三次。如果朝廷认为臣是真诚的，为什么吝惜曲折地回护这份大恩，顺从臣的愿望，使臣不肖的行迹稍微能够自我说明？如果认为臣是欺诈的，那么欺骗君上、谋求私利，奏章烦多，没有比臣更严重的了。臣愿意以自身接受谴责贬谪，来彰明前面诏令必定施行，或许可以替陛下清除这种颓败的风俗，这也是臣报效国家的一点功劳。关于知制诰的敕告，臣一定不敢接受，请另行选择人才。辞免知制诰第九状【不久奉恩改任天章阁待制】右臣先前曾八次上奏陈说请求免除知制诰，奉圣旨命令臣依照屡次下达的指挥，不再许臣辞让，立即接受告敕。臣以愚拙的诚恳反复烦扰天听，前后不止一次；圣朝却坚定不变，始终不肯听许。臣实在愚直昏昧，不明白其中缘故：难道这个职位非臣不可担任吗？还是依从臣的请求，就会破坏纲纪、败坏风俗吗？为什么臣请求得如此勤恳，而朝廷拒绝得如此坚决？如果认为非臣不可任，那么如今满朝辞臣，英俊之士比肩而立，举荐他们任用，没有不称职的。如果认为会破坏纲纪、败坏风俗，那么臣微小的志向，正是希望朝廷不旷废官职，群臣不窃居职位罢了，对于纲纪风俗也没有什么损害。否则，臣所做的事如果果真违背道理、伤害正道，朝廷命令他不服从，晓谕他也不听，达到四五次、八九次，蔑视威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那么就应当把他投到四方荒远之地去抵御魑魅，哪里会只是这样放过呢？臣无法抑制迫切的诚意，伏望圣慈察看臣前后的奏章，或者恩准，或者加以谴责。关于知制诰的敕告，臣一定不敢接受。授任待制举荐官员代替自己的奏状 臣恭敬地看到，三司度支判官、尚书刑部郎中、充任集贤校理的冯浩，修养自己谨慎严整，待人真诚；端正善良，没有邪曲；恬静淡泊，不与人争竞。平日处在众人之中，敦厚宽大而有包容；面对义理，坚持正道，坚强不屈，不能被夺其志。长期任职文馆，多次经历任用。比较才能和德行，臣实在不如他，愿意举荐他代替自己。上殿谢官的札子【嘉祐七年五月十一日上】臣光恭敬地承受圣恩，授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然主管谏院。臣私下认为，如今国家的得失、百姓的利弊，大体不过是选择人才、赏罚分明、充实财用、训练军队这几件事罢了。奉行正道的人和稍有智慧见识的人，都知道这些。所忧虑的是朝廷不能全部听闻，即使听闻了也不能大力施行。朝廷不能全部听闻，这是谏官的罪过；听闻而不能大力施行，则不是臣等所能及的。所有这些事情，臣从前忝任谏官时，已经曾经略为陛下说过。如今陛下把臣置于侍从的行列，留臣担任谏诤的职务，恩典更加隆厚，责任期望也更加重大。臣只要还活着，怎敢吝惜自身？有话可说，怎敢隐瞒不言？希望陛下选择其中重要紧要的事情，特别留在圣心之中，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否则，臣即使早晚侍奉在陛下面前，也只是白白玷污名位，耗费国家的俸禄，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请圣上裁决。上谨习的奏疏【嘉祐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上】某月某日，具备官位的臣光冒死谨慎地上疏尊号皇帝陛下。臣凭着驽钝困顿的资质，再次担任谏官，承受陛下优厚的宠禄和重大的责任，早晚震惧，不得安处。臣想着竭尽愚忠，以报答万分之一。只是琐碎细务，都不足以烦扰圣听。臣私下认为，国家的治乱根本在于礼，而风俗的善恶取决于习惯。婴儿啼哭，没有东西南北之分，声音都是一样的。等到长大，语言便不能互通，饮食也各不相同，有的直到死也不能互相做什么，这没有别的缘故，只是所习不同罢了。古今也是如此：在今天的世代穿古代的衣冠，乡里人就会惊骇；在古代的世代穿今天的衣冠，主管官吏就会把他当作可耻之人。衣冠本身哪里有是非呢？只是习惯与不习惯罢了。百姓早晚都看见它，心里便安定下来，认为天下的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一旦驱使他们舍弃这个而趋向那个，就没有不忧虑疑惑、没有人肯服从的。过去秦朝废除井田制，百姓便愁苦怨恨；王莽恢复井田制，百姓也愁苦怨恨。赵武灵王改变华夏的风俗，仿效胡人服饰，群臣不高兴；后来北魏孝文帝改变胡人服饰，仿效华夏风俗，群臣也不高兴。由此看来，世俗人情安于所习惯的事物，对未曾见过的事物感到惊骇，本来就是常情。所以，上面的人实行，下面的人仿效，叫作风；长期熏陶、逐渐浸染，叫作化；相互沦陷、委靡不振，叫作流；众人的心意安定，叫作俗。等到风化已经丧失，流俗已经形成，即使有善于辩说和智慧的人，也不能使人明白；强硬刚毅的人不能制服它；重赏不能鼓励它；严刑不能制止它。如果不是圣人取得君位来治理，积累百年的功效，就没有办法改变它。《周易》履卦的象辞说：‘君子因此辨明上下的等级，安定百姓的心志。’所以天子的命令，一定要在诸侯那里实行；诸侯的命令，一定要在卿大夫、士那里实行；卿大夫、士的命令，一定要在庶民那里实行。使天下的形势如同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没有不依从的。《诗经》说：‘勤勉不懈的君王，整顿四方的纲纪。’这就是礼体的根本。过去三代的君王都用礼来教习百姓，所以子孙数百年享受上天的福禄。等到他们衰败时，即使晋、楚、齐、秦强大，也不敢暴虐轻蔑王室，难道是力量不足吗？是知道天下不肯承认他们罢了。于是他们仍然拥护王命，以此威服安抚诸侯，而诸侯没有敢不服从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先王遗留下的风气习俗还存在于百姓之中，没有断绝。后来它一天天衰微淡薄，下面欺凌上面，上面失去权威。

译晋平公时期，鲁国的子服回到晋国，回来后对季孙意如说：‘晋国的公室将要更加卑弱了，六卿强大而奢侈傲慢，将会因此逐渐形成习惯，最终成为常态。’后来果然日益卑弱，赵、魏、韩三家终于瓜分了晋国，这是因为习惯于君臣名分不明确的缘故。到了汉代，虽然不能像三代盛王那样，但仍然尊重君主、贬抑臣下，重视名节，以行义来选取士人，用儒术教化百姓，因此王莽作乱时，百姓思念刘氏，最终又使刘氏复兴。赤眉军虽然是一群盗贼，仍然拥立刘氏宗室来顺应民望。王郎假托刘氏名号，燕、赵地区便响应。董卓作乱时，袁绍以诛杀董卓为名，州郡之众如云汇集。曹操挟持献帝来号令诸侯，天下却没有人能与他抗衡。曹操内心难道不想废掉汉朝而自立吗？然而直到终身也不敢这样做，是害怕天下人憎恨他。自魏、晋以来，君主开始看重通达多才而轻视守节，臣子开始崇尚浮华而鄙薄儒术，把先王的礼看作糟粕而不实行，把纯正坚定的人看作鄙陋朴拙而不任用，于是风俗一天天败坏，陷入苟且浅薄，背叛君主不以为耻，冒犯上位不认为错误，只追随利益，不顾名节。到了唐朝衰败时，将帅部下竟有杀死驱逐元帅的人，朝廷不能讨伐，反而安抚他们，使他们留在军队中，授予旌旗和斧钺。开始时，只是为了暂时偷取安宁；时间久了，众人便习惯于耳闻目见，认为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理所当然，不认为违背礼法，也不认为没有道义。因此在上位的人战战兢兢地害怕下面的人，在下面的人彼此窥伺着上面的人。平时便用酒肉金帛、甜言软语、卑躬屈体来互相讨好；一有机会，便用锋利的刀刃、狠毒的心肠和诡诈的计谋互相残杀。成功的人被认为贤能，失败的人被认为愚蠢，不再谈论尊卑的次序和是非的道理。逐渐衰败到了五代，天下一片混乱，没人知道礼义是什么了。因此国运不能长久，长的十多年，短的四五年，败亡接连不断，百姓遭受涂炭。到了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道天下的祸乱产生于没有礼法，于是凭借神武聪明，亲自勤劳于万机，征伐、刑罚、赏赐都由圣意决定，然后君主的权势变得尊重，群臣畏惧服从。于是削弱藩镇，使其权力统一于法度；选择文官作为辅佐，夺去藩镇生杀予夺的权柄，收取其金帛粮食的财富；选取其部下精锐士卒，集中到京师作为宿卫；控制其心腹，拔掉其爪牙，使其不能横行，于是天子与诸侯的名分明确，悖乱的根源被堵塞。于是节度使的权力归于州镇，州镇官员的权力归于县，又把天下分为十多路，各设置转运使来考察州县百官的善恶，恢复汉代部刺史的职能，使朝廷的命令一定在转运使那里实行，转运使的命令一定在州里实行，州的命令一定在县里实行；县的命令一定在官吏百姓中实行。然后上下的秩序端正，纲纪建立起来。于是申明军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等级，彼此统辖。稍有违犯犯罪，便处以死刑。然后军队中的政令严肃，士卒便听命效力。这些都是礼的大节。所以能够四处征讨不服从者，没有谁不率众服从；扫荡九州，达到大禹治理天下的足迹。到了真宗，又以光明显著的德行加以巩固，继承太祖、太宗二圣的志业，早晚勤勉不懈，宣扬善政，消除坏的风俗，以至于如今治平年间百年治理，顽劣的百姓完全消失，众人的心都安定。这是旷世难成的功业，陛下应当战战兢兢地守护，不能使它失掉。臣私下看到陛下有中宗的严肃恭敬、文王的小心谨慎，但大小政事多谦让而不能决断，把它们委托给臣下。如果所委托的人始终都是忠臣贤者，那还可以；万一其中有奸邪之人，岂不是非常危险吗？古人所说的委任官员而责成他取得成功，就是选择合适的人授予他职务。至于琐碎丛杂的事务，不亲自去处理。可是像爵禄的废置、杀生予夺这样的权力，如果不是由自己发出，就不可以。《洪范》说：‘只有君主可以施加威权，只有君主可以施予福泽。’臣下如果擅自施加威权、施予福泽，就会危害您的家，陷害您的国。威权福泽的柄一旦落在别人手中，并且形成习惯，就再也无法收回。这是明主所应谨慎的。又因为近来西部边境用兵，暂时设置经略安抚使，总领一路军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方便行事。等到西部战事已经平定，却因而没有废除河东一路的经略安抚使，使他总管二十二州军。这已经超过过去节度使的权力了。唐朝开始设置防边八节度使，也不过如此。由于这种权力和任用太重，所以后世出现了跋扈的臣子。《洛诰》说：‘不要像火刚刚开始焰焰燃烧，它所烧着的东西就会接连不断。’说的是要谨慎对待细微的开端。又有将相大臣掌管各州的，多凭借身份尊贵而自恃，转运使想要振作并举行政务，他们往往故意违抗，不肯听从。将相大臣在朝廷时，转运使的名位本来相差很远；等到他们在外地担任知州，转运使却是统辖各州事务的官员。怎么能凭个人的尊贵来包庇一州的事务，使转运使不能过问呢？汉代刺史以六百石的官秩督察二千石的官员，难道是看官职名位的贵贱吗？又自景祐以来，国家因长期安逸享乐而怠惰，因循守旧，专门求取省事。执掌政事的大臣多实行姑息政策，于是胥吏喧哗，斥逐御史中丞；内侍官员悖逆傲慢，使宰相被罢免退职；卫士凶恶叛逆，案件审理不能穷究奸恶；恩泽加于旧军，军人辱骂三司使，法官却认为他们没有触犯等级；朝廷虽然特意诛杀了其中的人，也只是暂时停止，最终又收养任用他们。除此之外，有一个人在道路上散布流言，朝廷就为此改变政令、推施恩典的事情也多了。所有这些事情，大概都不是用来教习百姓懂得上下名分的办法。朝廷是四方的表率仪范。朝廷的政事如果这样，四方一定会有更严重的情形。于是元帅害怕偏裨，偏裨害怕将校，将校害怕士卒。有奸险怯懦的大臣，甚至删减训练阅兵，使士卒骄傲懒惰；保护包庇衰弱年老的士卒，使军队人员冗杂；屈曲迁就，破坏正法，使士卒放纵恣肆；诋毁粮帛供给，使士卒愤怒不满。甜言谄媚、强作笑容，没有不做到的。因此士卒全都称赞他们，把怨恨归到上面。某件事既然有人这样做，下面的人就会仿效；既然有人这样说，上面就会听从；前面既然实行过，后面就会沿袭。

译假如那边这样做而这边不效法，下级进言而上级不听从，前面行动而后面不继承，那么怨恨愤怒就会聚集到自身，祸乱也会发生。这样长久下去，日积月累，百姓的耳目习惯了这种情形并安于其中，这与唐朝末世有什么不同呢？后魏孝明帝时，征西将军张彛的儿子张仲瑀上密封奏章，想要压制武人，使他们不得列入清贵品秩。羽林、虎贲一千多人焚烧张彛的宅第，杀死张彛父子。官府捕捉强悍凶暴者八人，将他们斩首，其余人则大赦以安抚他们。怀朔镇人高欢当时奉使命到洛阳，见到这件事，回去后便散尽家财来结交宾客，说：‘朝政到了这种地步，事情的结局就可知道了。’于是开始产生飞扬跋扈的志向。由此看来，纲纪不能确立，奸雄就会萌生野心。祖宗劳苦自身、焦心思虑，想要改变衰败的唐朝旧俗，而陛下却高坐拱手，熟视无睹，以致形成后魏的风气，这正是臣为陛下深感痛惜的地方。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当振奋刚健的志向，宣扬神明的德行。凡群臣奏事，都要察看其中的邪正，辨明其中的是非好坏，详细询问，深入思考，求其符合正道，然后决定赏罚、升降，果断施行。这样天下谁不会豁然开朗、欣喜悦服呢？《诗经》说：‘君子若发怒，祸乱或许很快就会止息；’ ‘君子若施加福泽，祸乱或许很快就会平息。’这大概是说，君主对是非善恶毫无褒贬，是祸患很大的原因。经略安抚使有征讨之事时，就设置这一职位；没有战事时，就应当废除它。假如暂时不能废除，若军事紧急，来不及奏报朝廷，可以让经略安抚使专断处理。其余民政事务，都交给州县办理，一律依法律裁决。有时法律规定过重而情理较轻，或情理较重而法律较轻，涉及应当杀戮、徒刑、宽宥或赦免的，都听任本州申奏后裁决。朝廷何必还要通过经略安抚使呢？转运使规划政务、发布命令，下达各州；各州违背命令、不肯听从的，朝廷应当辨明其中的是非曲直。若事情确实合理可行，而州将倚仗权贵势力故意违抗，就应当治州将之罪，不应治转运使之罪。转运使统辖州县及所属官员的将校士卒，或者公卿大臣，有悖慢无礼行为的，应明确制定等级和处理法规，使裁决者没有疑虑。将帅之官如果废弃法令、违背正道，以讨好下属，最后把怨恨归于上级，应当根据情节轻重诛杀、流放、贬谪或罢免；如果公正无私、统御众人严整，就应当衡量其才能，加以擢升和褒奖。这样，上级就难以被撼动，下属也会听命行事。上级难以被撼动，下属听命行事，这就是尊重朝廷的办法。上下关系明确，纲纪已经确定，然后再修明儒术，隆盛教化，进用敦厚笃实之人，斥退浮华之士，使礼义兴盛流行，风俗纯美，那么国家就能保有万世无穷的福祉，如同倚着南山而坐在平原上一样安稳。臣司马光冒死拜上这篇奏疏。《传家集》卷二十四。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二十五，宋司马光撰，章奏八。《论因差遣例除监司札子》【嘉祐七年七月九日上】。臣司马光私下认为，转运使、提点刑狱、转运判官等官职，都是宣布国家诏令、督察官吏善恶的职位，一方百姓的祸福都系于他们，职责极其重大，不可轻易授予他人。臣见近年以来，许多人只因历任过某些差遣，便按惯例获得这些职位，根本不问其人是否贤能，是否有政绩。至于真州、楚州、泗州一类地方，虽说事务繁重，但民政事务其实很少，接待宾客却很多，大体上只要能把供应使者车马饮食的驿传安排得体，就算称职。任期届满时，往往就被擢升为监司。若这个人确有才能和政绩，即使任职于其他州，也应当擢用；若与庸常之人没有差别，就不应只把这几个州当作侥幸求取监司职位的途径。臣想请陛下下令：各地知州、知军中，凡政绩特别优异、功效显著者，特赐敕书加以奖谕，并令中书登记姓名。将来转运使、提点刑狱、转运判官等职位有空缺时，就从中选用。其余按旧例由各地差遣升任监司的人，今后也一律停止这种做法，任满替代时仍按旧制列入通常差遣。这样，官吏就有所劝勉，监司也都能任用得人。请陛下裁决。

译《论财利疏》【嘉祐七年七月上】。某月某日，具位臣司马光谨冒死上奏尊号皇帝陛下。臣听说从前楚庄王把没有灾害当作忧惧，说：‘上天难道抛弃了不善之人吗？’范文子说：‘只有圣人才能使内外都没有忧患。’既然如此，年成稍有歉收、边境有警报，未必就不是国家的福分。臣看到今年春天长久不下雨，陛下在宫中忧劳，公卿在外惶恐，难道不是因为公私储积一向不充实吗？如果遇到饥荒，将拿什么来相互救济呢？一旦京师下了雨，远方却还没有普遍降雨，君臣便释然相庆，不再把百姓的粮食放在心上。陛下怎能知道明年的旱灾不会比今年更加严重呢？上天降下灾异，蛮夷扰乱华夏，防备盗贼奸宄，这些都是尧舜也不能完全避免的。假如不幸发生大水大旱，灾及方圆二三千里，戎狄乘机窥伺边境，贫民困苦而成为盗贼，军队多次出动却长久没有战功，府库储积已经耗尽，百姓的生计也已经断绝，陛下面对这种情形，将用什么办法来救济呢？臣不知道陛下和公卿大臣，是认为这种事必定不会发生、没有必要忧虑，还是认为它可能发生却不作准备，等事情发生后才忧虑呢？如果等事情发生后才忧虑，即使凭陛下的圣明，再得到益、稷、太公那样的人辅佐，臣认为也来不及了。为什么呢？圣贤治理国家，都要经过岁月积累然后才见成效。想要天下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本来不可能一天就办到。《周易》《既济卦》的象辞说：‘君子因此思考忧患，预先加以防备。’现在正是思考忧患、预先防备的时候。耽误得越久，救治就越困难，为什么却日复一日，只求满足眼前而已呢？晋武帝时，何曾对他的子孙说：‘我每次听见君主所说的话，都是平生惯常的言语，从来没有谈到经久远大的计划。我担心我的子孙会赶上乱世吧？’后来五胡争乱，中原覆没，百姓遭受涂炭，几乎延续了三百年。由此看来，上下苟且偷安，不为长远谋划，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诗经》说：‘可悲啊那种谋划，不以先民为法，不以远大的谋略为常法，只听近前的话，只争眼前的事，就像在道路旁请人谋划筑屋，因此始终不能成就。’如今的政事，和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呢？这正是臣日夜痛心疾首的地方。古代君王把财物储藏在百姓那里，后来如果做不到，才把它储藏在仓廪府库之中。所以，上面不足时就从下面取用，下面不足时就由上面资助；这就是上下能够相互保全的原因。如今百姓已经困苦，仓廪府库又空虚。陛下如果不把这件事深深视为忧患，及早谋划，臣恐怕国家将来的祸患不在别处，只在财力耗尽罢了。如今朝廷不寻求根本而只救治末端，特意设置宽恤民力的官员，分别派遣使者纷纷出行，争相提出所谓便利的办法，以改变旧制度。米盐等细密琐碎的事务，本来都不是朝廷应当干预的，却张罗设置了数不尽的条文。有的还不如旧制，反而增加了百姓的祸患；有的朝令夕改，把左边的负担移到右边。其中真正能使百姓获利的，不过是发放县官的物资来给予百姓罢了。这确实是损上益下，是君王的仁政。然而臣听说古代圣王养护财源有道，使用财物有节制，上面有了余财，然后才推而施予百姓，因此上下都富足，颂声也随之兴起。如今收入日益减少，支出日益增加，这正是所谓堵塞源头、开通沟渠，财物很快就会枯竭。公家财物既然耗尽，不从百姓那里取，还能从哪里取得？这样只是有利民的名声，却没有利民的实际，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宽恤民力，关键在于选择得人，而不在于制定法令。假如守令任用得当，即使想不宽减民力，难道做得到吗？守令不得其人，却只是制定苛细的法令，恰恰只能扰害百姓。自从设置这些官员以来，到现在已经多年，臣在民间访察，没有听说百姓的困弊比从前稍有减轻。那么如今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答案是：根据才干任用人，并让他们长期任职；养护财物的根本来源，慢慢地取用；减少浮滥冗余，节省用度。什么叫根据才干任用人并让他们长期任职？人的才能和禀性各有所宜，即使是周公、孔子那样的才能，也不能包办所有人的职务，何况才力在他们之下的人呢？所以本来应当就着他们的长处任用。如今朝廷用人却不是这样，只看他们的出身和资历次序如何，不再询问他们的才能能够胜任什么。因此，任职两禁时就希望他能成为严助、司马相如那样的人；任用为将帅时就希望他能成为卫青、霍去病那样的人；主持州郡时就希望他能成为龚遂、黄霸那样的人；治理京城时就希望他能成为张敞、赵广汉那样的人；主管财利时就希望他能成为孔仅、桑弘羊那样的人。天下哪里会有这样样样都能的人呢？所以财用之所以匮乏，是因为朝廷没有选择专门通晓钱粮的人来主管。宋朝开国初年，三司使有时由诸卫将军、诸司使担任，判官则凡是朝廷官员中通晓钱粮的人都可以担任，并不一定要用擅长文辞的人。先朝把几路中擅长文辞的人任用于馆阁，把通晓钱粮的人任为三司判官；把通晓刑狱的人任为开封府推官、判官。三者的职责不同，取舍方向各异，彼此互不干涉。然后君主按时召见他们，询问考察他们；交给他们事务来试验，长期观察他们，核验真伪，辨别好坏，考察功效，然后决定升用或退黜；并不是凡经任过某一职位的人都必须继续升用、不能再退回。因此，群臣各自发挥所长，万事就都能相继办成。官员长期从事本职，才能通晓其业务；功业长期经营，才能取得成就。所以古代世代承袭官职，并以此作为氏姓。先朝陈恕主管三司十多年，直到现在人们谈到善于治理财赋的人，仍以陈恕为首。难道陈恕的才智特别异于常人吗？只是因为他长期从事本职罢了。至于副使、判官中能够胜任其事的人，也没有频繁更换。因此先帝多次举行大礼，东封西祀，大规模修建宫观，而财用仍有余裕，正是因为用人专一并且任用长久。近年以来，三司使、副使、判官大多任用擅长文辞的人，把这种职位作为升迁的资历途径，因而不再询问他们是否熟悉钱粮。有些擅长文辞的人固然也有熟悉钱粮的，但不能专心从事此业。于是便有人把簿书视为烦琐而不去省察，把钱粮视为卑贱而不去过问。

译而且任官者进退迁徙，像住在驿站一样，有的人还没有完全认清属吏的面貌、了解各项职务所掌管的事情，就已经离任了。臣近来任度支勾院判官，才两年罢了，从三司使到检法官，人员更换已经遍及各职，严重的甚至更换了好几个人。即使有谨慎勤勉的人，早晚尽心治理职务，刚刚熟悉人情、粗略建立纲纪，就又被舍弃而离去。后来的人意见各不相同，先前所做的一切就全被废弃破坏。何况那些懒惰的人，因循苟且，只想着使自己方便，不顾公家利益呢？这样却希望太仓里有红腐的粮食、水衡署有穿钱绳索腐朽的钱币，臣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凡是百官没有不希望长期任职的，而主管钱粮的官员尤其如此。为什么呢？耕种二十七年之后，才能有九年的储粮。如今任官者任职不满三年，怎么能取得二十七年的成效呢？臣愚昧地认为，朝廷应精选朝廷官员中通晓熟练钱粮事务的人，不问他们最初凭什么途径进用，或是进士，或是诸科，或是门荫出身，先让他们治理钱粮中的小事；有功效，就让他们权摄发遣三司判官事务。到三年后考察，如果实际成效显著，才可以权摄三司判官事务；再过三年又有实际成效，才可以正式担任三司判官。没有实际成效的，就退回通常调任，不再任用。各路转运使也不要再因为路分而相互压制，要让他们长期任职。有实际成效的，可以由权摄转为正式任职，或由转运副使升为转运使；没有实际成效的，也退回通常调任，不再任用。每当三司副使有空缺，就从三司判官和各路转运使中选取功效特别显著的人补任；三司使有空缺，也从副使中选取补任。三司使长期任职，能够使用度充裕、公私富足的，就增加他的秩禄，使其地位与两府相同，但不要改换他的职务。这样，将来财用丰足还是耗竭，都取决于他自己，不能推诿给别人，他一定会努力制定长久的规划。擅长文辞的人自有升迁途径，不必让他们担任钱粮官职，使他们受到轻视。什么叫养护财源而慢慢取用？善于治理财物的人，养护财物的来源，收取其中的剩余，因此取用不竭，上下都富足；不善于治理财物的人则相反。农民、工匠、商人，是财物的来源。农民竭尽力量，田地就能有好收成，粮食便有余；工匠竭尽技巧，器物就坚固耐用，器物便有余；商人流通货物，有无相通，货物便有余。他们有余，国家从中取用，即使取取得多也不会伤害他们。如今主管财物的官员自称善于理财，臣见过这样的人：使百姓受冻挨饿，却让积聚丰厚；扫取尘土般的微利来换取俸禄官位，却不顾后人；搜刮麻麦小利，却丧失像山丘那样巨大的根本；爱惜一文钱，却耗费万金；自己不拿刀刃，却造成防备和劫掠；在簿书上弄虚作巧，欺骗君主。若一定说要养护财源、收取剩余，听见的人反而会认为可笑。假如使耕种的人富足快乐，使懒惰闲散的人困苦，那么农民就会尽力。坚固精良、便于使用的器物能够获利，浮华虚伪、奢侈靡费的器物卖不出去，那么工匠就会尽心尽巧。公家的利益，应舍弃细小的而取得大的，分散近处的货物而取得远处的货物，这样商人就会流通。农、工、商人都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安享自己的财富，那么公家想取得什么会得不到呢？农业，是天下第一要务，是古人所重视而今人所轻视的；不仅轻视，而且没有什么比农民更困苦的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农民劳苦自身、耗尽力气，穿粗布衣，吃粗劣食物，官府的各种赋税都从他们那里出，各种徭役都归他们承担。年成丰收时，他们低价卖出粮食，以供应官府和私人需要；年成歉收时，他们流离失所、受冻挨饿，最先填入沟壑。这样却希望浮食之民转而耕种南亩，就困难了。他们只是生来就不知道市井生活的快乐罢了，假如有一天知道了，就会离开农田而不再回来。因此按照今天天下百姓来估量，农民不过十分之二三，而靠游惰或非生产生活的人常有十分之七八。想要仓廪充实，怎么可能呢？臣愚昧地认为，除了农民的租税之外，其他事情不应再让他们承担。衙前一职应当招募人来担任，并用优厚待遇相互补充；仍有不足，就让城郭中的上等户承担。城郭之民押送纲运、主管仓库，耗费不过十分之二三，而农民承担这些事务，常常耗费十分之八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机敏、利落、鲁钝、愚笨的性情各不相同。其余较轻的徭役，才按年让农民承担。年成丰收时，官府应实行平价收购，使粮食有所归宿；年成歉收时，应先按户籍救济农民，然后再顾及浮食之民。百姓中有能够自行耕种、积粮很多的，不要把这些粮食计入其家产数目；这样粮食价格就会提高，农民也会受到鼓励。那些百工，是以当时风俗为取向的。社会风气重视实用器物、轻视浮华虚伪，百工就会改变而顺从它；社会风气又以居上位者为取向，居上位者喜好朴素、厌恶淫侈，社会风气就会改变而顺从它。在官府任职的百工，也应当选择得人来监督，以工艺精致为上，以华丽奢靡为下。器物上刻明工匠姓名，谨慎考察其优劣而分别惩罚、奖赏；取其有用，不取其数量，这样器物用品就没有不精良的了。商人只是把利益作为志向罢了。如今县官屡屡用权宜的办法改变法令，抛弃信用而夺取商人的利益。商人没有利益，就会放弃本业而转向别处，县官怎么能阻止他们呢？所以茶盐事业被抛弃，税收遭到损耗，都是这个原因。然而县官究竟能得到什么利益呢？善于治理财物的人不是这样：将要取用，就先给予；将要收敛，就先分散。因此按日计算似乎不足，按年计算却有余。这是白圭、猗顿所懂得的道理，难道国家选贤任能来治理财物，运用智谋反而不如白圭、猗顿吗？问题在于国家任用他们不能长久，只责求眼前成效而丢弃长远谋划，所以才会如此。砍柴的人，只砍伐枝条，同时养护根本，柴薪就不会断绝；如果连根一起砍掉，得到的柴薪难道不多吗？只是以后再无接续。这并不是难以明白的道理。然而主管官员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心里想：我任官不久就会升迁，如果不在眼前建立功效来显露自己，却养护财源留给后任，让后任获得功劳，我又凭什么得到好处呢？这不只是主管官员的罪过，也确实是朝廷用人制度驱使他们这样做的。什么叫减少浮滥冗余、节省用度？宋太祖刚刚取得天下时，只有一百一十一州。江南、两浙、西川的富饶土地都还属于异域，又承接五代荒乱之后，府库空竭，豪杰遍布海内，戎狄窥伺边境，战车每年出动，四方多有忧患。

译在那时，内要供给百官，外要供养军队，诛除僭伪势力，赏赐动辄数万，却从未听说财用像今天这样急迫不足。陛下继承祖宗的基业，完全拥有四百余州，天下统一，戎狄归附边塞，富饶地区的贡赋接连不断，太平日久，百姓富足安定，按理说财用应当比从前多出百倍。为什么却耗尽府库储藏，竭尽天下所有，在天下无事时还慌慌张张地专门救济经费不足；万一有不可预料的灾患，又拿什么来应付呢？当初国家疆域狭小、处境艰难，财用本应不足却反而有余；如今疆域广大、天下安宁，财用本应有余却反而不足。陛下也曾认真思考过其中的原因吗？莫非太祖所供养的都是有功有用之人，而陛下所供养的人未必全都有功有用吗？臣私下看到陛下天性恭敬节俭，不喜奢侈靡费，宫室苑囿都沿用祖宗旧制，没有重新营造，有的毁坏荒芜，也不加以修治。饮食、衣服、器皿、帷帐，只求足以供用，不追求极其精美，有的粗劣破旧，也不更换。即使是唐尧、虞舜那样的土阶三尺、茅屋不修剪，大概也没有超过陛下的地方。然而左右侍奉之人、宗亲外戚和贵臣之家，住宅园圃、衣服饮食、器物用品，往往穷尽天下珍奇，达到一时鲜明华美的极致，只要是自己想要的，便不再有任何限度，以豪华互相夸尚，以俭陋互相讥笑。他们厌弃寻常而喜爱新奇，月月不同、年年变化，所以费用不足，就无休止地索取，借贷也不以为耻；严重的甚至依凭诏令发取府库财物，假托供奉之名耗费县官物资，真假无法辨别，数目也无法核对。陛下圣明宽仁，不愿拒绝阻塞，又厌恶听说别人的过错，不加以查问追究。至于颁赐给外廷臣子的东西，也都超过通常数额，不遵循旧规。例如从前皇女刚出生时所散发的包子之类，费用多得无法计算。臣曾听年长的旧臣说，先朝公主在宫中的俸钱不过每月五千，其余后宫每月供给大体也如此，非特殊时节从不轻易赏赐；即使有赏赐，也并不丰厚。臣私下听说近来的俸给赏赐，比起先朝，何止多出几十倍？汉明帝说：‘我的儿子难道应当和先帝的儿子相等吗？’相等尚且不可以，更何况超过他们呢？因此祖宗积蓄耗尽于赏赐，困乏于浮费。臣不能知道其中详情，只按外廷情形推测，十成中大概耗损了七八成。内藏已经空虚，财物又逐渐耗费到左藏。府库，是聚集天下财物来供给百姓的，不是用来满足一个人的私欲的。祖宗设置内藏，是为了准备饥荒、战争及非常时期的费用，不是为了供给陛下个人奉养和赏赐的用具。如今内藏库专由内臣掌管，不隶属于三司，其出纳多少、积蓄虚实、簿书是非，有关部门都无法知道。如果全都用来奉养和赏赐而耗尽，一旦发生饥荒或战争，三司的经费本来就不能周济，内藏又无法指望从百姓那里征取，而百姓已经困竭，难道不会狼狈不支吗？这是臣日夜恐惧忧虑的事情。如今陛下有唐尧、虞舜的德行，却没有唐尧、虞舜的治理，过失在于不忍心惩罚而喜好施予。不忍心惩罚，就不诛杀有罪之人；喜好施予，就不等有功而赏赐。不诛有罪，奸邪之人就会欺骗蒙蔽而无所忌惮；不待有功，贪婪谄媚、侥幸求进的人就会没有满足。治国之道不能上下贯通，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从前韩昭侯有一条破旧的裤子，命人把它收藏起来。侍者说：‘君主也太不仁慈了，不赏给身边的人，却把它收藏起来。’昭侯说：‘我听说英明的君主珍惜一颦一笑，皱眉是有原因的皱眉，微笑是有原因的微笑。这条裤子难道只是皱眉微笑那样的小事吗？我一定要等有功的人来赏赐它。’一个小国的诸侯尚且能够如此谨慎赏赐，因此国家富强，何况作为拥有四海的君主，不施行无功而求侥幸的赏赐，杜绝花言巧语、悲情诉求的请托，那么实现唐尧、虞舜的治理还会有多远呢？府库中的金帛，都是百姓的膏血。州县官吏鞭打壮丁，使老弱受冻挨饿，一铢一寸地向他们搜刮。如今一个富裕大州全年积聚的财物，运到京师，恰好只够供陛下一次恩泽赏赐、贵臣一天饮宴的费用。陛下为什么唯独不忍心拒绝眼前的群臣，却忍心对天下百姓如此呢？以陛下恭敬节俭的德行，近似唐尧、虞舜；而百姓困穷的弊病，却和秦汉相同。秦汉竭尽天下的力量来供奉一个人，陛下竭尽天下的力量来供养众人，虽然用心不同，但伤害百姓是一样的。这正是臣尤其忧惧不安的原因。宫禁，是风俗的源头；贵近之臣，是众人的榜样。因此宫禁所崇尚的，外廷一定会照做；贵近之臣所喜好的，下层一定会仿效，这是自然的趋势。于是从京师士大夫到远方之人，从军中士卒到田野农民，他们的衣食器用与几十年前相比，都变得华丽奢靡而不实用了。从前人们拥有的物品，如今的人一见到，都认为鄙陋而加以嘲笑。天地所产的财物有定数，而人口日益繁多，耕种的人逐渐减少，闲散之徒却日益增多，欲望没有穷尽，风俗日益奢侈，想要财力不竭，做得到吗？此外，府史、胥徒之类的人，没有固定廪禄，仕进又没有荣耀前途，都把侵害百姓作为谋生手段。上至公府、省、寺，各路监司，下至州县乡村，以及仓场库务的吏员，凡是词讼追捕、租税徭役、出纳会计等一切经手的细事，没有贿赂馈赠就不能办理。因此百姓破家败产，并不只是县官的赋税徭役造成的，大半都耗尽在吏员之家了。这就是百姓更加困苦的原因。此外，国家近来政令宽弛，各种职务废坏，上位者简慢傲倨而不加省察；下位者侵吞盗窃，肆意谋取奸利。因此每逢营造、买卖，所耗费的财物是从前的十倍，而所取得的功效利益却连一二成也没有。这就是国用尤其不足的原因。又自古百官都有固定员额，而国家采用磨勘制度，任满一年就升迁，人数日增月益，再没有限度。因此一个官职竟有数百人，俸禄只增加而不会减少。近年养兵只求数量多，不求精良。军队多而不精，实际战力少，衣粮费用却大；衣粮费用大，府库就耗损；府库耗损，赏赐就减少。因此不足的难道只有百姓吗？军队也贫困了。军队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译以上这些事情，都是耗尽百姓财力的原因。陛下怎能熟视无睹而不作任何改变呢？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察看今日的弊病，思考将来的忧患，深自克制削减，先从身边近处做起。凡宗室、外戚、后宫、内臣以及外廷臣子的俸给赏赐，都遵循祖宗旧规，不要再援用近年侥幸的先例。凡是超过常规、妄自请求的人，一律堵塞断绝，一分一毫也不准许；若请求不止，应当严加惩罚，以警戒其他人。凡文思院、后苑作所制造奇巧珍玩的东西，凡是不急需而无用的，一律停止减省。宫内从妃嫔，宫外到宗亲外戚，下至臣民之家，若敢以奢丽之物相互夸耀、争相炫示，或者进献、馈赠以求讨好，也应当明正其罪，并把这些物品在四通八达的街道上焚毁；专用朴素来率先天下，矫正风俗。然后擢用廉洁贤良之人，诛退贪婪残暴之徒，保护公正正直之士，消除奸邪蛀虫，澄清百官，选练战士。不因无功而受禄，不因无用而享食。这样长期实行而不懈怠，臣将看见御府的财物腐朽到无处容纳，太仓的粮食充满到无法覆盖收藏，农夫把粮食遗弃在田野，商人把财货让给道路上的人了。这与如今急急忙忙地应付眼前的需求、战战兢兢地忧虑将来的困乏相比，哪一种更好呢？粮食财货，是天下最急迫的事务。如今穷困到这种地步，宰相却不以为忧，或许是认为这不属于自己的职责吧。臣希望陛下重新设置总计使这一官职，让宰相兼领。天下所有金帛钱粮，属于三司的，以及不属于三司的，如内藏库、奉宸库之类，都由总计使统领。小事由主管官员专门上达，大事则先与总计使谋议后再实行。年终把收支数目上报总计使，总计使根据收入决定支出。如果收入少而支出多，总计使就查究其中的原因，寻找可以节省的费用，奏报后予以削减。一定要使每年有三分之一的余财作为储蓄，以备不测。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转运使，以及掌管内藏库、奉宸库、内藏库的官员，都交给总计使考察其能否，核定其功绩，上奏后施行诛罚和奖赏。如果总计使长期任职仍无成效，就请陛下罢免退斥此人，另行设置人选。议论的人一定会认为，宰相是论道经邦、调和阴阳的，不应当兼领钱粮职务；这都是愚昧之人不懂治国体制的说法。从前舜任用八恺，让他们主管后土，进言解决百姓粮食困难，调剂有无，使土地平整、上天成就，九种功业都得到治理。《周礼》规定，冢宰用九职、九赋、九式、九贡的法则治理财用。唐代制度让宰相兼领盐铁、度支、户部。宋朝开国初年也让宰相总提举三司、水陆发运等使。因此，钱粮事务从古至今都是宰相的职责。如今翻译经书、润饰文章，尚且由宰相兼领，难道食货这一国家大政反而能说不是宰相的事务吗？如果等到府库空竭、里巷百姓忧愁困苦、四方百姓流转死亡，却还说自己能够论道经邦、调和阴阳，那就不是臣这样的愚昧之人所能理解的了。臣不胜狂妄愚昧，冒犯忌讳，只希望陛下裁察。臣司马光冒死再拜上奏。《传家集》卷二十五。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二十六，宋司马光撰，章奏九。《乞施行制国用疏上殿札子》。臣近来曾上奏说，如今公私财用大都穷困，即使专门供给眼前经费，仍急迫不足。万一发生大水大旱，饥荒接连而来，戎狄侵犯边境，盗贼成群兴起，发兵诛讨却不能及时平定，仓库已经空虚，百姓又已耗尽，那么忧患就不小了，必须及早谋划，来救治这种弊病。臣请求根据才能任用人，使他们长期任职；从事农耕、疏通商业，使财物繁殖；节省赏赐，裁减浮费。又让宰相兼领总计使之职，天下金帛钱粮属于三司的、不属于三司的，都由总计使统领。年终核对收支数目，若收入少而支出多，就思考救济补救的办法，奏报后实行，常使每年余下三分之一，以备饥荒、军旅及非常时期的费用。内外主管钱粮官员的长官，都交给总计使考察其才能，核定其功绩，上奏后施行诛罚和奖赏。这确实是当今的急务，恭请陛下与公卿大臣商定，早日赐令施行，请陛下裁决。《乞召皇侄就职上殿札子》【嘉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臣看到陛下任命皇侄宗实主管宗正寺，宗实推辞多日，不肯就职。陛下两次派使者召他接受诏命，中外之人无不欣喜，认为如果不是陛下睿智聪明、深谋远虑，出自圣明意志而坚定不惑，怎么能达到这一步呢？君王以大力庇护百姓为仁，以安定巩固基业为孝，仁孝之道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今陛下一举而兼有仁孝两德，天下听闻后怎么能不欢喜呢？爵禄是人们所贪求的，往往为丝毫得失而计较，奔走请求、争执诉讼，不顾廉耻。如今宗实特别受到陛下不同寻常的简拔恩宠，却把荣誉视为畏惧，推辞恳切，前后十个月还没有接受诏命，他的见识操守必定胜过常人，也更加彰显陛下知人之明，这就是天下尤其欢喜的原因。然而陛下对于宗实，亲属关系上是父亲，尊贵地位上是君主。按照礼制，父亲召唤，不能答应一声就算了，应当唯唯应命而起；君主下令召见，不等车驾备好就应当出发。如今陛下两次派使者召他，宗实即使不接受恩命，也应当入宫见驾，亲自陈述自己的想法，怎么可以在家中坚持躺卧不起呢？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再次派亲近的内臣前往传达圣意，以礼法责备他，他应当不敢不来。来了以后，陛下亲自加以敦促晓谕，使他知道圣心恳切悲悯，出于至诚，他应当不敢不接受。这样，陛下仁孝的德行就会纯粹光大，始终如一，再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了。这些都是陛下如今已经施行的事情，而臣还要反复进言，实在是希望陛下更加坚定地守持它，永不疲倦地实行它。请陛下裁决。

译《论覃恩札子》【嘉祐七年七月五日上】。臣司马光等恭敬地看到本月三日的御批：选定今年季秋的吉日，在明堂举行祭祀，所有应当施行的各项恩赏，一律依照南郊礼例施行。臣等私下看到，皇祐二年亲自祭祀明堂时，因为这是初次举行、十分罕见的礼仪，文武臣僚都升转一官。如今国家恢复举行旧礼，这是常规典礼，虽然已经颁布诏令，恩赏一律依照南郊礼例施行，但臣等担心贪婪无知的人仍有所希求，散布种种流言，动摇朝廷内外。何况如今百官过多，经费困窘，怎么可以再重蹈往年过失，增加今日的弊病呢？恭请朝廷预先明确下达指示，说明今年举行的明堂礼不再施行普遍恩赏、转官，使内外都知道，以断绝侥幸之人的希望。请陛下裁决。《请早令皇子入内札子》【嘉祐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上】。臣等听说已经选定本月二十五日，派内臣宣召皇子曙入宫，但曙仍称有病而不入。臣等认为，臣子有君主召见，不等车驾备好便应前往，这是礼制；使者接受使命后不能接受推辞，这是职责。如今曙只以恐惧为由，不敢立即接受陛下非常的恩宠，而所派内臣也应当按照臣子侍奉君父的礼法，向他晓谕并严加责备，使他立即奉命，怎么能只备好礼物传达使命，默然往返，完全不符合陛下的圣意呢？本月二十五日宣召曙的内臣，恭请特加责降，以惩罚失职之罪。况且皇子的名号本来不是官职，没有理由推辞。如今诏命已经下达二十多天，曙既然是陛下的儿子，按礼每天早晚都应入宫问安，尽到人子的职责，不应长久住在宫外住宅。恭请陛下慈恩，迅速选派都知、御药前去晓谕他：君父的命令不可违抗，臣子的职责不可缺失；敦促逼迫，严厉责备，使他立即入宫。同时下令太宗正司和皇子本宫，也应当依据礼法敦促遣送，不得再容许拖延。请陛下裁决。《乞直讲不限年及出身札子》【嘉祐七年九月一日上】。臣看到国子监直讲空缺数人，已经很久没有补任。这是因为近来的制度规定，必须年满四十岁以上，并且具有进士或九经出身，才可以担任。臣愚昧地认为，学官本来就应当选取德行、经术足以为人师表的人，不应当用苛细的法令加以限制。如果不考察此人的贤能或愚劣，只问年龄和出身，那么即使有颜回那样的德行、王弼那样的经术，也终身不能担任学官了。又按旧制，学官都要先试讲经说义，然后才能就职。近年以来，这一制度也因循废弛而不实行。臣请求今后国子监直讲有空缺时，允许本监或两制以上的官员推举京朝官、选人中有德行经术的人，开列姓名上奏，不再询问年龄和出身。国子监所推举的人，交给学士院或舍人院考试；两制以上官员所推举的人，交给国子监考试。考试必须由众官聚集，互相提出疑义，当面试讲，选择义理精通的人具保说明后上奏，才下敕任命。如果被推举、具保的人德行邪僻、经术荒谬，而推举者竟敢举荐并具保，恭请一并严格依朝廷法典处理。请陛下裁决。《乞复夏倚差遣札子》【嘉祐七年九月十七日上】。臣从前任并州通判时，奉经略司文书前往麟州办理公事。臣看到本州通判夏倚，通达敏捷、谨慎勤勉，勇于守持忠义，只要有利于公家，就不为自身谋划。他起初与臣共同商议在屈野河西修筑堡垒，以阻止西夏侵占耕地。后来见主管军马司事务的郭恩倚仗勇力、轻视敌人，夏倚写信给臣说：‘郭恩每次出兵都失败。’经略司正要下令制止，约定时郭恩已经覆没。夏倚收拢安抚散兵，使孤城得以安定。后来夏倚与众人一同获罪，降职充任监当。到现在已经五年，经过两次大赦，当时在河西因牵连获罪的人，罪情稍轻的都已经恢复原来的差遣，只有夏倚还应当按资历升任知县，与众人相比唯独困顿失意，实在令人哀怜。臣私下认为，夏倚当日知道郭恩必败，却力量不足以制止，郭恩战败的过错实在不是夏倚的罪过。况且这个人公正忠诚、富有才智，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不可只因一次过失就掩盖他众多的善行。恭请圣上慈恩，特许恢复夏倚通判的差遣，使任职的臣子知道，即使因遵循公义获罪，最终也不会长久成为自身的负累，从而有所劝勉仰慕。请陛下裁决。《乞推恩老臣札子》【嘉祐七年九月十九日上】臣下伏见，皇祐二年陛下亲自祭祀明堂，曾召前两府杜衍、任布二人陪位。礼毕后，陛下推施恩惠，特赐杜衍、任布各一名儿子进士出身。如今陛下再次举行这种少有的大典，也曾召前宰相庞籍陪位。臣私下认为，庞籍过去镇守西部边疆，出力实在很多，安抚怀柔凶恶的首领，使他们重新归顺皇化；他任宰相时，适逢蛮夷防御边境，侵凌逼迫，震动惊扰两广，他辅佐圣谋，廓清了丑类。到了告老的年纪，他精力仍然强健，却坚决辞去荣禄，离开职位居家，实在是朝廷的老臣、当今的耆俊。遇到这次盛大典礼，伏望陛下采用杜衍、任布的先例，特意向庞籍的一名儿子推施恩惠，以慰藉他的心意，也足以显示尊养老臣、优待贤能，增益圣政的美德。

译论董淑妃谥议及防礼札子【元祐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臣伏见充媛董氏去世，追赠婉仪，又追赠淑妃。陛下亲自为她停止朝会、挂服，群臣进名奉慰，又命有关部门为她议定谥号，并举行防礼。到下葬之日仍给予卤簿。外廷的议论都认为，董氏原本的名位品秩很低，病危之日才拜为充媛，如今送终的礼仪却过于崇重。臣考察古制，妇人没有谥号；近世只有皇后有谥号，以及有追加诏命的情形，妃嫔以下从未有过。卤簿本来是用来赏赐军功的，从未施用于妇人；只有唐代平阳公主有起兵辅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给予鼓吹。后来到中宗时，韦后建议，才开始命令妃嫔、公主下葬时都给鼓吹；这不是明主的良好典制，不值得效法。臣愚昧地想到，陛下恭敬节俭、少有欲望，近年以来后宫的宠幸绝无过分盛大、过分显露于外的情况，这正是四方之人赞叹歌颂、归向仰慕圣德的原因。没想到如今因为已经去世的董氏，有关部门谄媚曲从，妄自崇饰虚荣，破坏扰乱制度，亵渎轻慢名器，使天下人怀疑陛下过分宠爱女色，实在不是用来光大增益圣德的做法。况且礼数既然崇重，丧事所需的各项用度必然增多。如今明堂大礼刚刚完成，府库空虚，赋税征敛日益增加，百姓困苦，实在不宜再崇重后宫丧事，横向增加烦琐费用。死者即使给她增加虚假的名号和盛大的装饰，哪里还能知道？这样做只会徒然仰累圣德，臣私下对此深感惋惜。伏望陛下特地下诏给有关部门，全部停止议谥及防礼之事；下葬之日也不要再给卤簿，丧事所需一切务必从简减省，不必完全采用一品官的礼仪，以表明陛下对女宠淡薄、对百姓厚爱。请陛下裁决。论寺额札子【嘉祐七年十月四日上】臣伏见近日颁下的赦书条文规定：天下登记在册而保留的寺观院舍，过去没有名额的，特意赐给名额；四京管辖范围内，虽未登记在册，但在今日以前已经盖成、房屋达到一百间以上的，也赐给名额。臣私下认为，佛、道二教对治理天下没有益处，却聚集隐藏懒惰之人，损耗侵蚀良民，这一点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不必等臣一一说明。因此国家明文制定法令，凡是新建一间以上寺观的，允许别人告发，按违制之罪科罚，并且立即拆毁。只是由于世俗之人愚昧固执，崇尚佛道，积弊已经很深，不可能突然革除，所以才加以禁限，不过是不让它繁衍滋长罢了。如今如果有人公然违法，擅自建造寺观，房屋达到一百间以上，那么他的罪已经很大，幸而遇到赦恩，免除罪罚也就可以了；但那些栋宇、瓦木仍应拆毁，没收入县官。现在既不拆毁，反而明白施行恩命，赐给它们受宠的名额，这就是在鼓励它们。臣听说，做君主的应洗涤自己的内心，一心一意对待百姓，因此命令下达、禁令施行，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如今先立法禁止，后来又发布赦令加以鼓励，那么国家的号令将使百姓凭什么相信并服从呢？臣恐怕从今以后，奸猾之人将不顾法令，凭借佛道之教欺骗诱导愚民，聚敛他们的钱财，扩大营建寺观，务必使房屋达到一百间以上，以等待日后的赦令，希望侥幸得到今天这样的恩典，那就无法再禁止了。如今百姓贫困，衣食都不能充足，仁慈的君主在上，怎么可以再倡导佛道之教，损害他们的财用呢？事情有局部看似无妨而后患深重的，命令有眼前便利却贻害长远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伏望陛下追改先前的命令：天下寺观院舍中未登记在册的，不论房屋多少，一律依照前后敕条处分。至于先前赦文中所说四京寺观院舍虽未登记在册也赐给名额这一条，乞请不再施行，以使号令为百姓所信，懒惰之徒不能借机作奸。请陛下裁决。论贾黯札子【嘉祐七年十月十二日上】臣伏见权知开封府贾黯，本来凭借文艺进身，不熟悉吏事。他先前在流内铨、三班审官院任职时，已经没有什么声名事迹可记。等到治理京城，担任这种繁重事务，更不是他的长处，区断处置违背常理，怨声遍布道路。伏乞朝廷衡量他的才干，授予他其他职务，另行选派人员任开封府知府，以便符合众人的心愿。请陛下裁决。论王逵札子【嘉祐七年十月十九日上】臣私下听说，监兖州景灵宫王逵近日奉降敕命，调任莱州知州。王逵暴戾凶狠狡诈，欺凌上级、虐待下属，所到之处都造成祸害，朝野上下全都知道。今年他的年齿已经衰老，却仍玷污仕籍。如果再授予他一州，让他担任长吏，他必然肆意施行不法，残害百姓财物。监司害怕他，没有人敢诘问，使一州之人到哪里去申诉？伏望朝廷查核王逵的年纪，再考察他平生的事迹，勒令退休，或者只给他监当差遣，永远不得让他直接治理百姓。请陛下裁决。论王逵第二札子【不久改授王逵西京留台】臣先前曾上奏说，新任莱州知州王逵暴戾凶狠狡诈，残害百姓财物，乞请查核王逵的年纪和一生事迹，勒令退休，或者只给他监当差遣，至今没有听说朝廷追改原先的任命。臣私下认为，善于治理政事的人，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见到不仁的人就诛除他，正如鹰鹯追逐鸟雀。因此，祸害百姓的官吏，最可怕的是不知道；知道了却不除掉，使他残害善良，不爱护一州百姓而偏爱一个酷吏，难道是做百姓父母官的心意吗？伏望朝廷查核臣先前的奏章，早日予以施行。请陛下裁决。论陈烈札子【嘉祐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臣等伏见，朝廷过去认为福州处士陈烈好学笃行，行动遵循礼法，乐于道义、修养志节，名声传到京师，所以从民间荐举他，任命为学官。陈烈辞让而没有赴任。如今听说福建路提刑王陶奏报，根据福州审问所得，陈烈因妻子林氏患病、瘦弱丑陋，便把她遣回娘家，十年不去看望。王陶于是说陈烈贪污、险诈，行为没有一点完美之处，请求全部追夺他前后所受的恩命。臣等一向不认识陈烈，不知道他本人究竟如何；只是看到国家常常忧虑士人不修养名节，所以荐举陈烈等人来勉励风俗。如果陈烈平生的操守出于真诚，虽然有迂滞拘泥、不合中道的行为，仍然是守节之士，也应当保全他，怎么可以毁坏、挫辱他，像仇敌一样憎恨呢？《尚书》说：‘不能合于中正之道，也不至于获罪，君王就应当接受他。’古人所以礼敬九方皋、悬赏市骏骨，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如果他内心怀有奸恶，败坏名教，对外却装饰虚伪，沽名钓誉、追逐利禄，那么朝廷过去把他当作有道之士，不次擢用他，如今他的丑行却传布四方，所造成的羞耻也非同小可。那些当初荐举他的人，怎么可以置身事外而不追究罪责？臣等希望陛下委托邻路监司，再次全面查验本人一生的事迹，考察善恶虚实；或者选派公正的官吏、通晓儒术而识大体的人，复查上述案件。如果事情情理并不严重，只是夫妻不能和谐相处，那么只让他们离异即可，洗清他的过错，使他或许日后还能重新抬头；也使四方有节操的士人不担心横遭羞辱，能够安然居于乡里。如果确实有丑恶行迹、败坏名教，就应当严加刑诛，并一并治荐举者的罪，以彰明至公。

译论赦札子【嘉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上】臣伏见国家每次下达赦书，总说‘敢于把赦免以前的事情拿来陈说的，按该罪治罪’，确实是希望恩泽下达到底，同时使号令一定取信于人。近来看到许多臣僚凭借私意、偏见，奏报赦免以前的事情，请求不按赦令宽免，或者另行特意发配，处罚反而重于未经历赦令的人，朝廷都听从他们的请求。如果那些人的情理罪恶极大，确实不能赦免，国家就应当在约束敕令和赦文中明白说明；如果所犯之罪并不十分严重，却特意不予赦免，那么恩泽就有所不均，同样罪行的人有的幸运、有的不幸。况且如今劫盗杀人尚且可以不死，杂犯死罪也还可以赦免，而轻罪却不赦免，这样一来，罪行轻重就不取决于君主不可更改的法令，而决定于一个臣子的私意了。更何况让经历赦令的人仍然被发配，处罚重于未经历赦令的人，更是毫无道理。赦免确实不是达到大治的办法，然而朝廷如果能够永远不发布赦令，使有罪的人必受刑罚，那么人们知道畏惧，就不敢犯罪。如今既然屡次下达赦令，却使大罪得以免除、小罪反而受刑，经历赦令的人处罚重，未经历赦令的人处罚轻，是非混乱，百姓凭什么取得信任呢？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对于犯罪的人，若情理罪恶极大、确实不能赦免，请在预先颁下的约束敕令中明白说明，其余一律依照赦文处理。其中有些人针对赦令而故意犯罪，情状明显，不是因为臣僚奏请，而是陛下圣意特意不予赦免的，也只应依法施行，不可使处罚重于赦令以前所犯的罪。凡赦令以前犯罪而罪不至于发配、赦令以后却特意发配的，都乞请放令他们各自归便，使恩泽均一，号令明确而可信。言寿星观御容札子【嘉祐七年十二月三月上】臣等先前伏见陛下临幸寿星观，奉安真宗御容。当时臣等不知道事情的始末，不敢进言。后来才知道，本观过去只有先帝时期所画的寿星像，近来因为本观管干内臣吴知章妄自奏报，说那是先帝御容，意在夸大事情，广泛兴修，把它作为自己的劳绩，另图恩赏。陛下天性仁孝，认为这是崇奉祖宗，不忍重重违背他的请求，于是重新绘制先帝御容来替换寿星像，改名为崇先观。吴知章得到御容后，倚仗它作为名目，奸诈的心思不知止境，又请求扩展观地，另建更衣殿和各类屋宇，将近一百间，制度宏大奢侈，估计所费超过数千万，今后还要不断增益，没有穷尽。臣私下认为，祖宗神灵所凭依的地方，只在太庙木主罢了。自古帝王有孝行的，没有比虞舜、商高宗、周文王、周武王更好的，没听说他们在宗庙之外还广泛设置形象，这样才算尽到至诚。只有商高宗祭祀亲庙时稍微增加礼数，所以傅说说：‘在祭祀上过于烦黩，当时就称为不敬；礼仪繁琐就会混乱，侍奉神灵就会困难。’祖己说：‘祭祀不应厚于近亲。’正是用来规劝他的。后来到了汉代，才开始设置原庙，当时醇厚的儒者和通达礼制的人没有不讥刺它的。何况把御容画在道观、佛寺中，又给它穿寿星的服饰，这种亵渎就更加严重了。况且太祖、太宗的御容在京师，只有兴国寺、启圣院有；真宗御容已经有好几处，如今又增加崇先观，这也是对近亲过分丰厚，难道不是失去了尊敬尊长的道理吗？追究事情的源头，不过是吴知章妄图邀取恩泽，才敢任意欺罔，制造事端，使朝廷陷入违背礼制的境地。如今既然已经奉安御容，难以改变；如果只就本观原来已经修成的屋宇供奉，当然已经足够尊崇，所有新建增添的屋宇，伏乞一概停止，只命有关部门按时侍奉。至于吴知章欺罔圣听，借托御容，妄自请求，广泛兴用劳役，乞请交付有关部门审查，追究其奸状，明确治罪。论仪鸾失火札子【嘉祐七年八月十一日上】臣私下听说，本月九日夜间，大庆殿前仪鸾司房内失火，烟火已经升起，烧到了屋宇。附近值宿的人发现得较早，才勉强救灭。有人听说圣恩想宽免失火之人。臣私下认为，宫省之内，火禁不可不严；假使救火稍微迟缓，造成的灾祸就不小了。伏望选派一名与此事无牵连的官员，仔细查定起火的缘由，交给开封府按照公事彻底审讯，从最初失火的原因起，凡有关系的人等，一并严加处置。这样才可用来警戒勉励后来的人，不敢懈怠轻慢。传家集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传家集》卷二十七，宋司马光撰，章奏十

译论后妃封赠札子【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臣伏听说，学士院新近制定后宫封赠父祖的制度，皇后和妃都追赠三代。臣私下认为不可。礼制所谨慎的，在于分辨尊卑，避免嫌疑，明定防范。国君以粱米沐浴，大夫以稷米沐浴，士也以粱米沐浴，这是因为大夫尊贵而接近君主，所以把他推远一些，以防僭越逼近的苗头；士人卑贱而远离君主，即使和君主使用同样的物品，也没有什么可疑。何况后妃之际，实在是国家治乱的根本，圣人对此尤其戒慎。皇后与至尊地位相当，是天下的母仪，在后宫之内没有可以和她相等的。妃的品秩虽然尊贵，但皇后仍是女君。如今封赠的典制混同为一，臣实在担忧。即使陛下圣明，后宫政事尊卑有序，必然没有僭越逼迫的忧虑，但这仍不是用来辨别嫌疑、防范萌芽、垂示法度、告诫子孙的办法。过去汉文帝到郎署，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而坐，中郎将袁盎把慎夫人的席位引退，说：‘陛下既然已经册立皇后，慎夫人就是妾，妾与主怎么可以同席而坐呢？’汉文帝认为他说得对。那只是片刻同席，袁盎尚且认为不可，冒犯皇帝的脸色竭力争辩，何况把它写入典制，作为百世遵行的法则呢？臣谨按天圣年间，遇到南郊大礼，皇太后追赠三代，太妃只追赠二代。这样看来，妃追赠三代，是近年以来的错误，不能不纠正。议论者有的说，外廷臣僚凡进入两府的都追赠三代，妃位列正一品，礼制不能反而低于外廷臣僚；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圣王制定礼制，内外有不同的规矩，不能一概而论。宰相、枢密副使虽然名位品秩不同，但都是并肩为臣，共同担任职务，都追赠三代，并没有什么嫌疑。皇后与妃的位次相近，却有主与妾的区别，因此更应分别名器，使之明确，以防后世有僭越差错，不可草率混乱，苟且了事。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降圣旨，改定新制：从今以后，只有皇后可以追赠三代，妃以下都不得超过二代。如果认为外廷臣僚的封赠过于优厚，那么乞请从今以后只有宰相、枢密使可以追赠三代，参知政事以下止于二代，这或许才合乎礼制。请陛下裁决。乞请在休假日入宫问候圣体札子【嘉祐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臣等私下认为，休假的命令，是因为体恤群臣职事劳苦，所以借着节令让他们回家，享用祭祀、宴饮、娱乐，尽自己的私情。如今陛下圣体虽然安然，饮食起居还没有恢复正常。将来的寒食节假期一共七日，群臣不能面见天颜，早晚牵挂的心情，怎么能安定？想乞请自进入假期以后，每隔一天允许两府及知杂御史以上官员来一次问候圣体；仍乞请召两府入便殿应对，以便使中外之人都知道陛下圣体康宁，各自安心。请陛下裁决。乞请派遣告哀使札子【嘉祐八年四月九日上】臣等私下看到，大行皇帝驾崩已经将近十天，向契丹告哀的使者却还没有出发，而且听说事先没有告诫他们。使者如果被问到继嗣之事，所作的回答，臣等私下议论，深恐不妥。为什么呢？国家既然已经同契丹约定为兄弟之国，遇到这样的大丧，立即就应当报讣。契丹境内到处都有刺探消息的人。如今天下都已穿着丧服，契丹难道会不知道吗？而报讣的人还没有到达那里，契丹会认为中国发生了什么事？能不猜疑吗？自古以来，大宗无子，就从小宗中选择后嗣，这已经写在礼典之中，哪里是国家的丑事？如果敌人询问，就把实情全部告诉他们，有什么损害呢？如今他们询问继嗣，使者却回答不知道，事情的体统怎么能安稳？况且陛下当初被立为皇子时，诏书已经布告天下，契丹岂会不知道？现在如果回答虚假之辞，不足以欺骗他们，反而正好招来他们的嘲笑侮辱罢了。国家自从与契丹和亲以来，已经五十六年，百姓安居乐业；如今国家遭逢大变，正是邻敌窥伺的时候，怎么可以再在接待上失于道理，自行制造间隙？臣等希望朝廷尽早决定此事，命令使者日夜兼程出发。如果契丹询问继嗣，就全部据实相告。孔子说：‘言语忠诚信实，即使在蛮貊之国，也行得通。’ 臣等愚昧地认为，这样做比较妥当，请陛下裁决。上给皇太后札【嘉祐八年四月十三日上】某月某日，具位臣司马光冒死再拜上书皇太后殿下：群生没有福分，大行皇帝突然抛弃天下，皇帝继承帝位，因悲哀毁伤而成病，不能亲自处理政务，恭请殿下共同决断各项政务。臣愚昧地料想，殿下顾念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为四海百姓着想，是不得已而临朝，并非内心所愿。如果皇帝圣体不久便康宁，殿下一定会把政权推还给他而不肯居有；如果药物治疗尚未见效，那么殿下还要总理万机，没有空闲自求安逸。因此一切举措、行动，都不可不戒慎留心。如今国家的形势，比累卵还危险，小事大事都战战兢兢，忧虑有很多。如果不是君臣同心，内外协力，早晚勤劳，以应对国家的急难，那么祸患发生，哪里是可以尽数说尽、避讳得了的呢？国家安危的根本在于任用人才，治乱的关键在于赏罚，这两件事不可不仔细考察。如果中外百官都各得其人，贤能者进用，不肖者退黜，忠直者亲近，奸佞者疏远，那么天下怎么会不安定？如果任职的臣子大多不是适当的人，贤能者退下，不肖者上升，忠直者疏远，奸佞者亲近，那么天下怎么会不危险？赏赐不因喜爱，刑罚不因愤怒，赏赐一定有所劝勉，刑罚一定有所惩戒，那么天下怎么会不太平？

译如果因喜爱而滥加赏赐，因愤怒而妄加刑罚，赏赐加在没有功劳的人身上，刑罚加在没有罪过的人身上，那么天下怎么会不混乱？这样看来，天下的安危、治乱，不在别处，只在君主方寸之间罢了。凡是驾驭臣下的方法，恩惠过多就会使人骄纵，骄纵了就不能不以威严加以收束；威严过重就会使人怨恨，怨恨了就不能不施以恩惠。恩威的道理，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驾驭风俗的，正如天地有阴阳，时而减损、时而增益而不失中和，用来生成万物一样。恩惠，是希望万物亲近自己，但有时会产生怨恨；威严，是希望万物畏惧自己，但有时会产生轻慢。小人的性情，恩惠过多就会骄纵，骄纵后加以裁制，他们就会怨恨。爵禄赏赐，任意加给某个人，那么同类的人都会说：‘我的才能与他相当，功劳也和他相等，他得到这些，而我独独得不到，为什么呢？’这就是施出一项恩惠，却招来众人的怨恨。所以说，恩惠有时会产生怨恨。威严太盛，人就无处容身；刑罚烦琐苛刻，就会滥及无辜。同类的人都会说：‘这是过错，谁能没有呢？他既然不能免除，接下来将会轮到我。’于是困窘压迫而产生作乱的念头，处在上位的人反而更加畏惧，只求姑息宽容，这就从严厉开始，最后变成轻慢了。所以说，威严有时会产生轻慢。这样一来，做君主难道不是极其困难吗？善于处在上位的人却不是这样：恩惠一定施给有功者，刑罚一定加给有罪者。恩惠即使极其厚重，人们却不敢嫉妒，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众人所赞同的。刑罚即使极其严厉，人们却没有什么怨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众人所厌恶的。大行皇帝天性最为仁慈，群臣的功劳有的还不足称道，却给予厚赏；罪行有的已经不可容忍，刑罚却施行得很轻。这样固然很好，但小人不懂得大恩，有的几乎已经骄纵轻慢了。臣私下认为，殿下如今接续而主持政务，一定将用严厉来纠正他们；用严厉纠正，确实是对的。然而天下人长期受到大行皇帝圣恩的浸润，一旦突然施加约束，恐怕会惊骇而离心。伏愿殿下慢慢以义理教导他们、告诫他们，等到有不听从而且尤其没有善行的人，然后加以刑罚，这样谁敢不肃敬？这是最好的做法。过去大行皇帝继位之初，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躬，整饬四方纲纪，进用贤能，斥退奸邪，镇抚中外，对于赵氏确实有大功。但她供奉自身的礼仪有时过于崇重，外戚中鄙陋卑劣的人有时玷污官职，左右近侍中谄媚的人有时窃取玩弄权柄，这就是她受到天下毁谤的原因。如今殿下刚开始摄理大政，四方之人没有不观察、听闻，以此判断盛德的。臣认为，凡是名分、体制、礼数中用于奉养自身的事项，都应当深自抑制、减损，不可完全依照章献明肃皇太后的旧例，以成就谦逊顺从的美德，符合四海的期望。像王曾那样忠厚、张知白那样清纯、鲁宗道那样刚正、薛奎那样质朴正直的大臣，殿下应当信任并任用，与他们共同谋划天下的事情。像马季良那样鄙陋卑劣、罗崇勋那样谄媚的人，殿下应当疏远他们，不可用禄位宠幸他们，也不可听取采纳他们的话。臣听说，妇人以夫家为内、以父母家为外，何况后妃与国家同为一体，休戚完全相同。如果赵氏安定，百姓都安定，何况曹氏，必定世世长久享有富贵，这是明白的；赵氏不安定，百姓就会涂地，曹氏即使想独自安定，能够做到吗？因此政就是正，治理政事的道理没有比至公更好的。臣希望殿下仔细察看群臣，其中有贤才就举荐，有功劳就赏赐；即使地位卑贱如厮役、憎恶如仇敌、远在千里之外，也都不可抛弃遗漏。这样谁不会受到勉励呢？群臣之中，职事不能修治就罢免，有罪就处刑；即使贵为公卿、亲如兄弟、近在耳目之前，也都不可宽容姑息。这样谁不会畏惧呢？行善的人受到勉励，作恶的人感到畏惧，百官各称职，万民都乐于从事生产，天下的安定，就像倚靠着防山坐在平原上一样，还忧虑什么呢？然后等皇帝圣体平安，把治理安定天下的事业交还给他，自己居住在长乐宫，安享天下的奉养。这样，殿下圣明美善的德行，将超过前古，光照后世。即使周文王的母亲太姒、汉代的明德皇后，也不能与您相比。臣身为国家侍从之臣，以进谏规诤为职责，怀着无比恳切的诚意，冒昧把这些话上奏。伏望殿下置于几案之上，稍加听察。臣司马光冒死再拜上书。论遗赐札子【嘉祐八年四月十五日上】臣伏见圣恩把大行皇帝遗留的物品颁赐给群臣，像臣所得的已经接近千缗，何况名位逐渐升高，必然所得赏赐更加丰厚，整个朝廷之内，所费哪里只是数万？臣私下认为国家用度一向困窘，又遭逢大丧，历代积藏几乎一扫而空。听说外州军官库中没有钱的地方，有的借贷百姓的钱来供应赏赐，一时筹办，又用鞭打逼迫。正当这个时候，群臣有什么心情来接受厚赐？况且将来修建山陵所需的一切，完全没有准备；国信往来，又要供应钱物；万一再有水旱灾害、军旅之患，不知道朝廷将如何处置？如果国用不足，必然要向百姓加重征敛；百姓已经困穷，拿什么来供给命令？饥寒所驱迫，必然成为盗贼，这正是国家安危的根本。愿陛下深思熟虑，不要把它看作小事而忽略。臣确实知道干兴年间曾有这样的先例，但也恐怕当时所赐没有这样多，况且当时府库最为富实，如今财力耗尽，不及当时十分之一二，怎么可以只说是旧例，而不考虑增减损益？况且群臣委身为臣，共同谋划国事，是君主的股肱耳目，譬如同一身体，安定就一同安定，危险就一同危险，难道要等多得到金珠，然后才会竭尽忠诚、努力办事吗？这恐怕不是对待士大夫的道理。如今天崩地裂，天下都在哀痛摧伤之中，群臣各升一级官职，不必经过磨勘，恩泽已经很厚，实在不忍心再接受赏赐之物，因国家的灾祸谋求私家的利益。伏望圣慈，允许侍从之臣各自按照意愿进献金帛钱物，以帮助供应山陵的费用。这样君主的恩惠下达，臣子的诚心上达，上下彼此相爱，和谐达到至善；既可以稍稍舒缓百姓的负担，又不至于损伤国家体统。请陛下裁决。论遗赐第二札子【嘉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译臣在本月十五日曾写札子上奏，请求允许侍从之臣进献金银钱帛，以帮助山陵费用，至今没有听说诏令下发。臣曾经和同僚一起具状到客省进献财物，却得到批示，下达指挥说干兴年间没有这个先例，不让收取。事情的道理和始末，臣已经在先前的札子中一一奏陈，如今不敢再重复说明。臣私下认为，如今国家多灾多难，人心危险恐惧，正是朝廷斟酌时宜、增损变通的时候，怎么可以不究察利害，只询问旧例罢了？况且赐给群臣的物品，比旧例多了几倍，而群臣有所进献，却说旧例没有。圣恩虽然务求优厚隆重，但有廉耻之心的群臣，还有什么脸面能够安然自处？州县鞭打平民，逼取钱物来救济一时的急需，却不知道干兴年间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先例。由此可见，国家的虚实、缓急随时不同，怎么可以专门拘守旧文，不加裁减？如今大丧以后，内外困穷，凡是在位的臣子都应当焦心劳神、严格要求自己，以挽救国家的祸患。如果接受这非同寻常的赏赐，安然占有它而一点也不感到惭愧，那么士众一定会说：‘我们这些人辛劳所得微薄，群臣安坐而专享厚利，他们心里怎么能不怨恨？’ 百姓也会说：‘我们这些人被剥皮吸髓一般地承受负担，以供给赋税，而大量财物流入群臣之家，像泥沙一样毫不吝惜，他们心里怎么能不愤怒？’近处的人怨恨，远处的人愤怒，为国家谋划的人难道可以不深思远虑吗？因此臣等这些微薄的举动，想要进献这些财物，并不是认为能够增加府库的富足、救济用度的紧急，而是想借此沟通上下的情感，安慰远近的人心，堵塞没有止境的怨恨，消解重重征敛所引起的愤怒。伏望朝廷留心省察，知道这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根本，并不是臣炫耀小廉、争取小忠。臣如今连同先前所奏的札子共两道，一并乞请早日下付中书、枢密院，共同商议施行。请陛下裁决。上给皇帝札【嘉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某月某日，具位臣司马光冒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愚昧地想，大行皇帝年纪并不很高，却因为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明白而长远地谋划，坚定地独自决断，知道陛下仁慈孝顺、聪明明达，可以守成大业，便从宗族之中选拔您，立为嗣子，把天下授给您。这恩德高厚，超过天地，本来就不是臣这种下臣所能称述的。如今不幸突然弃世，陛下悲哀思慕，泣血不止，昼夜相继，超过礼制，以至于成病；中外听说此事，没有不感动流泪的，都知道大行皇帝能够为天下得到贤人，太平之期指日可待，群臣百姓实在极为幸运。如今圣体痊愈平安，开始亲临大政，四海之人都擦亮眼睛观看，倾起耳朵聆听，一举一动都不可不慎重。《易》说：‘君子因此在做事时谋划开始。’《召诰》说：‘王于是开始执政。’啊！如果生下孩子，没有不在他刚出生时就为他谋划，使他自己获得明智的命运。治理政事的关键，在于任用人才、赏善罚恶罢了。这三件事做得正确，远近之人就会一致向往、顺从教化，可以不劳而成，无为而治；这三件事做错，流传到四方，没有不离心的，纲纪不能建立，万事毁坏衰颓，治乱的根源、安危的关键，全在这里。臣希望陛下把这些事看得困难而慎重，精心审察思虑，如同射箭必须有靶子，一定要万无一失地命中，然后才能发箭。陛下思念先朝，想要报答先帝的恩德，奉事皇太后孝顺谨慎，慈爱地抚养各位公主，这确实是极其仁厚，远远超过常人。臣希望陛下即使天性如此，也再加以圣心自我砥砺，早晚不懈，慎终如始，以凝结亿兆人的心，形成四方的教化，那么福禄就会流传给子孙，美好的声名也会流传无穷。古代君主继承帝位，一定过了一年以后才改元。臣希望陛下一依典礼，不要在年中改变年号。三年之丧，从天子到庶人都是一样的。自汉代以来，才开始采用权宜制度，以日代月计算丧期。臣希望陛下虽然向上遵守遗诏，向下顺从群情，在二十七日后除去丧服，但至于宫禁之内的音乐、游宴、吉庆等事，都等到三年以后再恢复正常，以尽慎终追远的道义。礼制规定，为人后嗣的人要把所继承的人当作父亲，所以为所后者服斩衰三年；而为自己的父母服齐衰不杖期，为所后者的亲属都像子女一样服丧，对自己的亲属则降一等。这是因为特别重视大宗，就应当降低对小宗的礼数，以便专心侍奉所继承的宗统，不敢顾念私亲。汉宣帝自认为是昭帝的后嗣，始终不敢给卫太子、史皇孙加尊号；光武帝出身平民，亲自冒着箭矢石块取得天下，自认为是元帝的后嗣，也不敢给钜鹿都尉南顿君加尊号。这些都是顺从大义、彰明至公，当时受到赞美，后世歌颂圣德。至于哀帝、安帝、桓帝、灵帝，有的从旁支亲属入继大统，都追尊自己的祖父；这不但不足以称为孝，反而足以违犯大义、侵越礼制，受到当时人的讥刺，被后世认为不对。臣希望陛下深以为鉴，杜绝这种议论，不要再听从。以上几件事，臣料想凭陛下的聪明，平素都知道。然而臣又诚恳地进言，是因为担心不幸有谄媚之臣不识大体，妄自进说，寻求容纳宠幸。陛下一旦错误地听从，圣意一经发布、传布于外，就足以损伤陛下的大义，辜负海内的期望。臣即使想要舍弃性命争辩，也来不及了。因此不敢不在事情发生之前先行进言，希望圣德纯粹完美，不出现丝毫缺失，使哪怕有一个人在民间暗自议论，也成为臣的遗憾。臣轻率冒犯天威，内心至为诚恳惶恐。伏望留意裁察。臣光冒死再拜上书。论山陵择地札子

译臣私下听说，大行皇帝想在十二月【一本作十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派遣使者巡察山陵，到现在还没有确定地点。有人说想在永安县境外广泛寻找吉地。臣愚昧地认为，这过分了。阴阳家的书，使人受到拘束而多所畏惧；至于葬书造成的祸害尤其严重，因此士人百姓之家有的寻找葬地、选择年月，以至于几代人都不能下葬。臣一向深深痛恨这种风气，想请求国家禁绝这些书，只是还没有空暇。如今山陵是国家大事，应当遵守先王的典礼。至于葬书，不过出自世俗巷里的说法，掌管天文阴阳的官员也都是市井愚夫，有什么值得询问的？古代天子七个月下葬，诸侯五个月，大夫三个月，士过一个月；葬在北方，头朝北，从来没有询问年月、察看山冈。然而考察他们子孙的吉凶，难道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吗？《春秋》记载：‘己丑日下葬恭嬴，因为下雨不能下葬；庚寅日正午才得以下葬；丁巳日下葬定公，因为下雨不能下葬；戊午日过了日中才得以下葬。’既然如此，即使说要卜选日期，也应当临事根据情况制定适宜办法。《周礼》说冢人掌管公墓的土地，先王的墓葬居中，按照昭穆分列左右，明白说明并不选择地形。然而周朝拥有天下，历经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大概是王者承受天命，期限和运数有常，国家的兴衰在于德行的美恶，本来就不取决于葬地、时日的吉凶。况且下葬就是收藏，本来是为了安置祖先的形体，得到土厚水深、高敞坚实的地方就可以了，子孙难道可以借此求取福气吗？又何况先前国家因为谨慎选择时日的缘故，坚持在第八日举行大敛；从那以后圣躬患病，至今还没有完全康复，阴阳之说没有应验，这也已经很明显了。况且国家自宣祖以来都葬在永安，已经一百多年，官府储备一向都有准备；如今改在别处择地，不仅县邑官司还要重新设置，也恐怕大行皇帝的神灵眷恋祖宗，不肯立即安处于新的陵墓。凡是征发供应的物资，期限遥远，民力宽裕，事情容易办成；期限迫近，费用就越多，事情也不能办成。砖石之类，体重而难以搬运，如果不预先知道山陵所在，主管部门凭什么供应办理，百姓凭什么输纳？到时候突然加以催迫，一钱的物品必定要值十钱，疲弱困苦的百姓将无法承受其弊害。伏望朝廷特地下达指挥，命巡察山陵的使者等只在永安县境内旧陵附近选择善地，十日之内早日确定并上奏；仍命有关部门预先计算山陵实际合用的物品，下令当地放宽期限，使其准备办理，不得大致虚报数目，也不得妄自规定过近的期限；一定要使号令明确可信，这样事情没有办不成的，民力也不会困乏。请陛下裁决。传家集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传家集》卷二十八，宋司马光撰，章奏十一

译论御药寄资札子【嘉祐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上】臣下恭敬地看到，自祖宗以来，选择谨慎忠信的内臣主管御药院，因为这个职务最为亲近，担心名位渐渐尊崇，岁月稍久，权势就会过重而无法控制，所以常常任用供奉官以下的官员担任；升到内殿崇班，就调出任外官。这是祖宗深思远虑、防微杜渐、远远超过前代、为万世子孙留下谋划的做法。近年以来，旧法颇被毁弃，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往往暗中办理官资，请领俸给，长久不肯离任，实在违背祖宗的本意，十分不便。如今正是新君即位之初，应该革除积弊，一概遵循旧章。臣私下看到主管御药院的刘保信等四人，也曾自行陈述请求，因蒙恩典而改任外官。伏望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各依照他们的请求，把向来暗中办理官资的内臣一并授予正式官职，任用为外官；另行选择供奉官以下、素来知其心腹忠信谨慎诚实的人，主管御药院。并且从今以后，凡升官至内殿崇班以上的人，都必须调出任外官，以遵守祖宗的制度，不得暗中办理官资，仍旧留在内廷任职。请陛下裁决。请求命令皇子伴读官提举皇子左右侍从人员的札子。臣下恭敬地看到，陛下任命直史馆王陶担任皇子伴读，任命秘阁校理孙思恭担任本位说书，这确实是国家的首要事务，是圣明之主的长远谋划。然而臣听说，三代的贤明君王设置师傅、保氏来教育自己的儿子，又设置三少同他们闲居相处；至于左右前后侍奉、驾御、仆从之人，也都选择孝敬兄长、端正善良的人，逐去邪恶之人，不让他们在身边，使皇子每天看到正当的事情，听到正当的言论，然后道理明白而德行盛大，内心愉悦而身体安康，福泽施及亿万百姓，功业流传万世，这就是教育的益处。如今王陶等虽是皇子的属官，如果不能天天见到皇子，或者见面后很快退下，彼此语言不相契合、志意不相通，从未同皇子讨论经术的精微，辨析人情的邪正，推究义理的是非，考察自身行为的得失，那么教育者只停留在供职，受教育者只停留在备礼；而左右前后侍奉、驾御、仆从之人中，或许有奸佞邪恶、谗毁巧诈的人混杂其中，出入起居，朝夕亲近，以非礼诱导皇子，以不义引导皇子，以谄媚取悦皇子，以欺诈虚伪助成其事。即使皇子天资聪明、端正诚实而难以改变，亲近的人也容易使其习染，积久之后容易迁变，谄媚容易被接受，欺诈虚伪容易使人受到感染。这样一来，即使有博学的儒者、端正的士人为师傅，最终也没有益处。臣听孟子说：“即使有天下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冻它十天，也没有能够生长的。”我见它的时间也太少了，而我退下后使它受寒的时间却太多了。孟子又说：“一个齐国人教导它，许多楚国人却在旁边喧扰，即使每天鞭打它，要求它学会齐国的语言，也不可能做到。”臣下愚昧，恭敬地希望陛下多设置皇子属官，从天下广泛选拔有学问、有德行的人来充任，使他们每天在皇子身边，同皇子居处闲游，讲论道义，鼓励善行，抑制恶行，辅佐皇子成就美德。皇子的左右前后侍奉、驾御、仆从人员，都一律选择谨慎、端正、诚实的人，使所属官司结罪保明之后，才准许进入；仍专门委托伴读官提举、察觉。若有奸佞邪恶、谗毁巧诈的人诱导皇子做非礼之事，就委托伴读官纠举施行，立即斥退驱逐，不让他留在身边。若皇子自身有过失，规劝教诲再三而不听从的，也听凭伴读官上报。这样皇子一定会增进德行、修习学业，日有所进、月有所成，善人更加亲近，邪人更加疏远，实在是天下的幸运。大理评事赵彦若，孝顺友爱、温和善良，谨慎清正、坚贞守正，博闻强记，难以进取而容易退让；国子监直讲李实，喜好学习而有文才，修养自身、谨慎行事；秘阁校理孟恂，清正纯厚、和乐友爱，自始至终如一。这些是臣所了解的人。伏望陛下选用这三人，并广泛寻求同类贤能，以充任皇子的属官。臣作为属官，推诚尽忠，不敢顾虑个人形迹而逾越妄言，恭候谴责贬斥，请陛下裁决。呈给两宫的奏疏【嘉祐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上】某月某日，具备官位的臣司马光冒死拜了两拜，上疏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臣听说天地交合，叫作“防”；天地不交合，叫作“否”。天地，是上下的象征。把这个道理推用于人事，君主仁爱而臣下忠诚，父亲慈爱而儿子孝顺，兄长友爱而弟弟恭敬，都是“防”。君主不仁，臣下不忠，父亲不慈，儿子不孝，兄长不爱，弟弟不恭，都是“否”。“防”则上下的情意相通，内外的志向和谐，国家因此得到治理，家庭因此得到安定；否则上下的情意阻塞，内外的志向乖离，国家因此混乱，家庭因此危险。治乱安危的分界，不在别处，只在于审察“否”“防”的端倪罢了。《尚书》说：“树立爱心要从亲人开始，树立敬意要从长辈开始；由一家一国开始，最后推及四海。”自古圣王治理天下的方法，没有不是从孝顺慈爱开始的。恭敬地想，先帝宗属中的亲人共有数百人，却独独把天下的基业传给圣明的皇太后。接受遗命之时，镇抚内外，决定国家大政，您的恩德深厚隆盛，超过天地，哪里说得尽呢！皇帝天性极其孝顺，悲哀地守丧，恭敬地奉养皇太后，早晚忧劳，以至于患病；在慈爱孝顺的美德方面，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臣仍私下有所忧惧，不能不为万一的情况预先考虑，事先进言：臣听说，千里长堤会因蚂蚁洞穴而溃决；白璧上的瑕疵，容易分离而难以复合。何况社稷的重大关系，不只是千里长堤；骨肉的亲情，也不只是白璧。在于守护必须极其谨慎，持守必须极其牢固，完美无间，然后福禄才能无穷无尽。那些奸邪之人，专门窥探君主的意旨，只要有一点缝隙，就趁机利用，于是离间君臣，挑拨父子，使上下互相怨恨，内外彼此猜疑，随后便得以施展欺诈阴谋，窃取大权，独占厚利。自古以来，丧失国家、败坏家族，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如今虽然圣明睿智之主在上，朝廷清明，内外臣子都怀有忠诚善良之心，然而祸福的根源，来得非常细微，举措、听取和采纳意见，都不能不谨慎。臣愚昧地考虑今日之事：皇帝没有皇太后就无法君临天下，皇太后没有皇帝就无法安定天下。两宫相互依靠，就像头目同心腹一样。皇帝圣体平安时，奉侍皇太后，顺承她的容色意旨，应当没有不合礼的地方。若药物尚未见效，而晨昏定省、温清奉养有不能周全的地方，也应当是皇太后所应该宽容的。

译孔子说：“孝顺啊，闵子骞！人们不能在他父母兄弟之间挑拨离间。”这是说他诚信纯厚到了极点，表里显明，所以别人不能从中挑拨。孟子说：“父子之间互相责求善行，是伤害恩情的最大事情。”这是说骨肉至亲，只应当用恩爱情意彼此体谅，不应计较细微的是非。臣下愚昧，伏望皇帝常常思考孔子的话，皇太后不要忘记孟子的劝戒。万一奸人想要进言，言语涉及离间，应当立即诛杀，以此明白昭示天下，使人人都知道谗佞之徒不能欺骗迷惑圣明之人。现在天地鬼神、群臣百姓、鸟兽草木，都依靠两宫而获得安宁。如果两宫在上面欢悦和睦，那么天地鬼神就能享用其禋祀，鸟兽草木就能顺遂地生长繁息。何况群臣百姓，谁不希望保全性命，享受太平教化呢？臣狂妄鄙陋而妄自进言，不懂避忌，只知道奉行国事，不替自身谋划。臣下不胜区区而急切的诚意，臣司马光冒死拜了两拜上疏。论夏国入朝吊唁的札子【嘉祐八年七月十四日上】臣下恭敬地听说，夏国派来的使者，前几天不肯在宫门外拜见，坚决请求入内朝见，朝廷没有答应，命令他们回到馆舍。臣下愚昧地认为，陛下刚继承大统，四夷之人都想仰望天子的仪表，窥察圣明的德行，又听说先前曾经身体不安，便以为陛下不能临朝，所以这些如犬羊般的人胆敢如此桀骜狡黠。如今如果严密闭门、坚决拒绝，不让他们入见，他们一定会怀疑朝廷有所隐瞒，更足以使他们骄傲轻慢。何况如今陛下已经登临正殿，臣认为何必吝惜紫庭几步之地，使他们叩首拜伏，瞻仰圣颜，或许可以让他们认识陛下神武的姿态，知道陛下一定能够镇服四海。他们回到本国后，彼此转相告知，使他们蜂蚁般的众人心服气馁，不敢窥伺边境。这就是所谓上等的用兵在于攻伐谋略，不必交战便使敌人屈服。请陛下裁决。论进贺表恩泽的札子【嘉祐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上】臣私下看到，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知军等，分别派遣亲属进献庆贺登基的表章，送到京师。朝廷不问官职高低、亲属远近，一概推施恩典。甚至班行、幕职、权知州军，所派的人有的并非亲属，也授予斋郎及差使殿侍。这大概是因为国初承受五代姑息藩镇的弊病，所以有这样的惯例。后来君主即位之初，大臣因循旧例，不能革除纠正。但按道理推究，国家的爵禄本来是用来对待贤才和有功效之人的，如今让这些人无缘无故得到官职，实在是过度滥授。何况近来官吏繁多冗滥，是国初时的十倍，朝廷深知其弊病，所以几年前另定条制，削减各种奏补的人数。如果进表的人都能得到一个官职，就又增加数百名入仕之人；从前削减奏补的措施，全都成了空设。如今即使不能完全停止这类恩泽，也请对进表之人，如果属于五服以内的亲属，分等授予一个官职；五服以外的亲属以及并非亲属的人，一概酌量赏赐金帛，停止授官，这样或许可以稍稍挽救滥授官职的过失。请陛下裁决。请求裁减细小事务，不必全部呈请圣上阅览。上殿札子。臣听说皋陶赞美舜说：“君主明察啊，股肱贤良，众多事务就安定了。”这是说君主明察，百官便能得到合适的人；百官得到合适的人，众多事情就没有不办好的。又说：“君主琐碎而没有大略啊，股肱懈怠啊，万事就毁坏了。”这是说君主沉溺于细枝末节而没有大略，群臣就不能尽力；群臣不能尽力，万事就都会废坏。这两点，是治理和动乱的最重要关键。荀子说：“明主喜好掌握纲要，昏暗的君主喜好详察细节。君主喜好纲要，百事就能详备；君主喜好详察细节，百事就会荒废。”所以作为君主，自有应当办理的职务，本来不应当详细察看琐碎事务。那么君主的职务是什么

译呢？臣下愚昧地认为：衡量才能而授予官职，这是第一件；考察功劳而加以赏赐，这是第二件；审察罪过而施行惩罚，这是第三件。才能有长短，所以官职有能否相称；功劳有高下，所以赏赐有厚薄；罪过有大小，所以刑罚有轻重。这三件事，是君主应当用心处理的，其余都不值得说了。臣恭敬地看到，国家旧制中，各部门的琐碎事务，如三司鞭打一名胥吏、开封府补授一名厢镇官员之类，往往都必须上奏请示。崇政殿召见并引入的事务，如军人的武艺、国家马匹的草料等，也都一一亲自阅视。这大概是国初艰难时期因时制宜的制度，施行到今天，颇显得烦琐细碎。陛下登基承受国运，圣明的政事焕然一新。臣下愚昧地认为，应该命令中书、枢密院检阅详核内外各部门一向办理的、必须上奏请示的事务，以及后殿召见的事务，其中不涉及大体、不是君主所应亲自办理的，全部从简，交给有关官司办理。陛下保养性情、安养身体，专心处理君主的三项职务，就足以效法天地的简易，达到虞舜无为而治的境界，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请陛下裁决。请求裁决机要政务的上殿札子【嘉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上】臣听说，君王的话是用来发布命令的；如果不说，臣下就没有可以接受奉行的命令。陛下凭借光明的德行和崇高的声望登基受命，四海之内都伸长脖子、侧耳倾听，渴望听到圣明的政令。自从陛下登基以来，到现在已经五个月了，而陛下深深保持谦逊，端坐而沉默不言，群臣奏报事务，陛下一概不作可否，中外人心深感郁结。先前还可以说是圣体没有康复，如今陛下已经登殿听政，出入起居都恢复常态，唯独对于万机政务还没有加以裁决，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诗经》说：“不亲自办理，不亲自过问，百姓就不会信任；不询问，不任用，不要欺骗君子。”臣下愚昧，伏望陛下对两府和群臣所奏之事，稍微留心省察，询问利害，讨论是非；可以实行的就实行，不可以的就驳回，使四方一致仰望圣德，亿万百姓无不感到幸运。请陛下裁决。请求体察京西、陕西灾伤的札子【嘉祐八年九月十二日上】臣私下听说，京西、陕西两路自夏末以来雨水很少，秋田丰收的地方，收成不过五成；干旱严重的地方，所得尤其微薄，而官府有的只顾聚敛，百姓申诉旱情也不肯受理，道路上哀号不止，怨恨责骂很多，已经有人流离迁徙到别处求食。何况这两路前些时候供应山陵所需，百姓最为劳苦，朝廷尤其应该优厚抚恤。伏望特地下诏，命令两路体察所有遭受灾伤的地方，加倍存问安抚，宽免租税；如果有人压制堵塞旱情文状、不肯收受，严加谴责，使困穷的百姓有地方申诉。请陛下裁决。论赵滋的札子【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臣曾多次上言，赵滋刚愎狂妄，不可以统领军队，也不可以镇守边境，一定会败坏事情。近来听说朝廷更加宠信任用他，命令他再次知雄州。臣下愚昧鄙陋的话，确实不值得采纳。然而私下听说，从前本路都转运使唐介、安抚使彭思永都曾经说过赵滋的罪状，如今朝廷让他再次任职，这两人一定不肯同心协力以有利于国家，反而会彼此违逆，窥伺对方的得失。即使表面上容貌语言彼此包容，他们内心难道能坦然全无猜忌吗？这是朝廷在激使他们互相争斗。若监司和将帅彼此猜疑厌恶，却想让他们安抚百姓、抵御外敌，臣私下认为很难做到。伏望朝廷想到河北一路关系国家安危，察知赵滋所作所为都是夸张虚妄、不切实际，授予赵滋别路一个清闲的差遣，使上下之间各自能够安定。不仅边境可以保证没有其他忧患，也是赵滋自身的福分。请陛下裁决。论赵滋的第二札子

译臣先前曾上言，赵滋为人刚愎，不可以统领军队；朝廷不认为这话可信，臣也自恐听闻和了解得不够审慎，不敢再有所陈述。后来又听说，赵滋面对契丹使者时礼貌骄傲倨慢，不遵守旧有礼式。近来又听说本路帅臣上奏赵滋任意行事，恐怕会招致事端。臣私下认为，在防德以前、契丹尚未和亲的时候，战车年年出动，边境每天都令人惊惧，天子的车驾曾在澶渊暴露，敌军骑兵曾在齐、郓逞威，两河之间尸骨多得像草莽。先帝深深考虑安危的大体、得失的根本计策，亲自屈尊以帝王之尊，同契丹约定结为兄弟，每年捐出金帛来诱导安抚他们，彼此聘问往来，按照敌国之礼相待。陛下承继大统，一概遵守旧约，难道是因为这样做感到受辱吗？是因为心中存有使百姓生存的愿望。因此兵革不用，百姓富足安宁，延续将近六十年。如今契丹事奉中国的礼数并没有缺失，作为边境臣将，应当训练士卒、修缮器械以防备意外，厚待使者的饮食供给，谨慎威仪来接待使者，内不失防备，外不失和好，以符合朝廷的意旨罢了。如今赵滋屡次凭借一时意气向使者傲慢，争夺小小的胜负来挑衅强大的胡人，只求在眼前夸张扬名，以求一时声誉，却不顾国家长久的忧患。臣担心一旦裂隙打开，朝廷就不能高枕无忧了。从前孙蒯毁坏酒器而使曹、卫结成祸难，鄫人将菅草浸泡而使鲁国丧失城邑，涉佗扭捏手势而使晋国失去诸侯，女子争夺桑叶而使吴军攻入郢都。所以祸患常常起于细微之处，事情有时产生于被忽略的地方。凡是两国相交的道理，都不能不谨慎。雄州正当敌人冲要之地，平时是使者往来的通道，有事时是兵马出入的地方，主持一州的将领不能不精心选择。赵滋禀性狂暴狠戾，恐怕不能长久安置在那里，请求削去他的军职，把他调到内地，不要使边将互相效仿，为国家制造事端，天下幸甚。请陛下裁决。请求撤去福宁殿前尼姑和女道士的札子【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上，不久得到诏旨依奏】臣私下看到，大行皇帝的梓宫停在福宁殿，自从启殡以来，每天都把尼姑和女道士装扮起来，放置在殿前，给她们敷上粉黛，穿上绮绣衣服，样子像俳优，又像演戏。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群臣看见的，没有不惊骇诧异的，有的感叹它失礼，有的默默加以讥讽嘲笑。亵渎轻慢神灵威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大概不是用来帮助丧礼仪容、向天下各方展示的做法。伏望圣慈，立即命令撤去。孔子说：“按照礼来安葬，这是孝道的大事。”臣希望陛下因此特地下诏，命令有关部门今后在灵驾启程直到举行丧事时，凡是仪仗和送终之物中有这样鄙俗无据、不合礼典的，都应全部撤去，不要让四方之人有所观笑。请陛下裁决。论遣奠的札子 臣听说，按照礼制，给人家做后嗣的就是做他的儿子。孔子说：“人没有不是自己尽力表达哀痛的，一定是在亲人去世的时候吧？”又说：“丧事不敢不尽力。”所以天子即位之初，天下之所以仰望并归心于他，只在于守丧能够完全合乎礼制罢了。恭敬地想，仁宗皇帝把天下交给陛下，这是明睿独断的决定，没有人能够从中离间。父母虽然能生下陛下，却不能使陛下尊贵成为天子、富有四海，乃至使万世子孙永远享有天禄；这些都是仁宗皇帝深厚的恩德，不可忘记。如今灵驾启程，远行前往山陵，天地长久，永远没有再回来的日期，痛苦悲恻没有比这更深的了。伏望陛下在那一天如果圣体稍微安适，举行礼仪时，威仪容止每一举动都更加谨慎，捶胸顿足、哭泣悲号，超过一般的哀毁，以竭尽至极的孝思，报答无穷尽的恩德，凝聚四海人心，振起万民的希望。盛大德业的根基，全在于此，不可不严肃敬畏。这些虽然是圣明之主自己所知道的，然而臣仍想用微小如尘露的力量，帮助山海般的大事，希望万一能够有所补益。请陛下裁决。论后殿起居的札子 臣私下看到，国家一向以在垂拱殿、崇政殿听政为便利，皇帝的车驾每天早晨先到垂拱殿，退朝后再到崇政殿；因此，侍从近臣已经在垂拱殿行过起居礼的，除非有职务需要奏对，不再到崇政殿。近年以来，皇帝的车驾隔日才到一次垂拱殿，有关部门没有详察事情的始末，便让学士、待制以及两省官员只到垂拱殿，不到崇政殿行起居礼。近来因为山陵之事尚未完成，皇帝车驾不临垂拱殿，将近一个月，学士以下于是废止了起居之礼。哪里有名义上是侍从近臣，却动辄超过十天不能瞻望皇帝的黼扆呢？臣担心朝廷的礼仪会由此相承，逐渐更加错误混乱。请允许今后凡皇帝车驾不临前殿，都命令学士、待制以及两省官员到后殿行起居礼；如果认为太烦琐，就命令每两天行礼一次。请陛下裁决。论皇地祇的札子【嘉祐八年九月十九日上】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十九日，因大行皇帝的谥号向天地、宗庙、社稷、皇地祇奏告，只在圆丘遥望祭告。臣听说，君王把天当作父亲、把地当作母亲，对二者的尊崇是相同的。所以《孝经》说：“侍奉父亲能够孝顺，侍奉上天就能明察；侍奉母亲能够孝顺，侍奉大地就能明察。”如今社稷的祭祀，位置相当于上公，尚且特地派遣官员奏告，而皇地祇寄居于南郊，地位同于配享，失去了尊卑的次序，违背了轻重的道理。考察名分和体制，臣私下认为不安。请求今后凡祭告皇地祇，都派两府官员一人到北郊主持祭祀，希望合乎礼意。请陛下裁决。论虞祭的札子【嘉祐八年十一月三日上】臣听说，按照礼制，安葬以后举行虞祭；“虞”就是使神灵安定。棺柩既已埋藏，孝子不忍心一天离开自己的亲人，担心死者的精神彷徨而无所依归，所以举行祭祀来使它安定。既然如此，虞祭是孝子的事情，君主应当亲自举行这项礼仪，不是臣下可以代行的。臣私下看到，本月三日举行虞祭，百官都入内就位哭泣，而陛下没有亲自举行礼仪，却让宗正卿代行，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考虑到永昭陵距离京师还有五顿路程，在木主尚未到达的时候，不能一天不举行虞祭，所以让群臣代行。如今木主已经到达京师，近在内殿，而有关部门没有依据礼意，仍像在途中一样办理，使群臣行礼在亲疏次序上有所不相称，在哀痛恭敬的情感上有所未尽。臣担心听见看见这件事的人不知道是有关部门的过失，反而归罪于陛下。如今尚未到卒哭，仍有三次虞祭，希望从明日以后，陛下亲自举行这些礼仪。请陛下裁决。

译论虞祭的第二札子 臣昨天上言：“虞祭是孝子的事情，不是臣下能够代行的，请陛下亲自举行礼仪。”陛下不认为臣的话轻率，认为合乎礼制，已经下达诏旨，依照臣所奏。今天礼仪已经备办，百官在庭中等候，而陛下没有出来，又让宗正卿代行，在列的臣子无不惊愕失措。况且昨天有关部门没有为陛下设置亲自祭祀的礼仪，还可以说是有关部门的过失；如果今天的事情如此，那么罪责将归于谁呢？这都是由于臣愚蠢，反而显明了陛下的过失，臣的罪过很重，只请陛下裁决。臣听《易经》说：“回返得不远，不会受到悔恨，大为吉祥。”孔子说：“有了过错却不改正，这就叫作过错。”伏望陛下，明日即使圣体稍有不适，也应当勉强亲自举行礼仪，以解除中外的疑惑。请陛下裁决。《传家集》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二十九，宋司马光撰，章奏十二 论医官的札子【嘉祐八年九月一日上】臣恭敬地看到，旧医官宋安道等四人，先前因为侍奉先帝用药医治没有成效，被降职授予诸州散官。不久因为陛下圣体不安，大臣忧虑恐惧，暂且留下宋安道等诊察御脉。如今已经一百多天，陛下圣体始终没有恢复，宋安道等人的医术毫无效验，这一点显然可知。而且这些人都因先帝之事获罪，臣认为陛下不应赦免他们的罪过而将他们留在京师，应当请求发遣，让他们前往贬所。僧人志缘本来不懂医术，只是用妖妄之说迷惑人，在江浙【别本作“淮”】之间自称能够诊察人的六脉、知道灾祸福气。如今他也出入禁庭，徒然享有章服。考察他治疗疾病，实际没有任何益处。伏请夺去他的紫衣，放他回本州。凡是任用医生的方法，在于谨慎选择人选并专门任用他，然后良医才能尽展医术，功效才能显现。如今听说诊察御脉的人常有十多人，医术高低混杂，是非混淆，开口进药，彼此依赖，前后牵制，左顾右盼；即使有俞跗、扁鹊的医术，又将施展到哪里呢？于是强势的人自作主张，软弱的人依附迎合，像雷声一样彼此应和、结党营私，共同制造欺骗，不顾圣体，只替自身谋划，都说脉气平和、脏腑没有疾病。然而旁边的众人暗中观察形状和症状，哪里能认为安宁如常、恢复旧状，像医官所说的那样呢？日子越久，病根越深，四海之内忧虑恐惧，焦心裂胆。臣下愚昧，伏望陛下想到一身的安危关系着群生的祸福，深深自加珍重爱惜，不可因循拖延。广泛访求京城和四方通晓医术的人，精心选择一人，让他专门诊察御脉，听取并采用他的意见，服用他的药物。如果一两个月之间完全没有效果，就斥退不用，另行选择医生。这样一定能够遇到良医，痊愈恢复也就有日可待。臣不胜区区之诚，伏望圣慈稍加采纳察考，天下幸甚。请陛下裁决。论医官的第二札子 臣先前曾上言，医官宋安道等诊察御脉，日子已久而医术没有效验，请求将他们降职斥退，另行选择良医，使其专门负责此事，考察其功效，以此施行赏罚。此后朝廷悄无声息，听不到施行的消息，臣以为圣体已经安康，不敢再说。如今看到陛下没有亲自举行虞祭，才知道疾病还远未痊愈，作为臣下的心，怎么能安定呢？臣私下听说，宋安道等每次向皇太后和大臣进言，都说陛下六脉平和、身体没有疾病；如今病情竟然这样，宋安道等不只是医术无效，论他们欺瞒蒙骗的罪过，也应当诛杀了。况且宋安道等侍奉先帝的疾病直到今天，仍然免于贬逐，难怪他们没有受到惩戒，不肯尽心尽力。臣不知道朝廷究竟是什么心意，为什么再三爱惜这几个人，不替国家端正赏罚的法则，以快天下人的心愿呢？四海如此广大，除了这几个人之外，难道没有良医吗？问题在于上面的人不去求访，求访了却找不到，找到了却不任用，任用了却不让他专门负责，所以才会如此。臣听说，从前朝廷选拔了几名医官，都交给近臣用《难经》《素问》中的难题考问，考察他们所通晓的深浅，选取合格的人作为侍医；也有未经考试便让他们同宋安道等混杂共事的。良医由于天性和见识敏锐通达，以一生所治疗的病人来考察自己的得失，探求医术的精粹，领会于心中，未必都读过古书。这就像诵读《诗经》《尚书》的人，难道都能治理百姓吗？读孙武、吴起兵书的人，难道都能用兵吗？如今用《难经》《素问》来考试，这只会得到善于记诵的人，未必能得到真正治病的医生。宋安道等长期待在医局，专门嫉妒和排斥后来者，交结权贵近臣，彼此结党庇护，使外地新进的医生同他们共处，哪里敢敞开心怀、施展医术呢？所以一概混同，长久看不到功效。如今如果精心选择一人，让他专门诊察御脉，在一两个月之间考察其效验；有功就给予重赏，无功就等候严刑惩处，那么医术精湛的人就能尽力施展，医术疏浅的人也不敢滥竽充数。臣又听说，病人如果能自己知道自己的病，说明病还不重；厌恶良药而不肯接受，说明病在内里拒绝治疗。如今臣私下听说陛下不安到了这种程度，却常常自称没有疾病，那么病已经很深了。医生有良药而陛下不服，便是已经被疾病拒绝了。如果陛下不及早觉悟，反而继续寻求名医，强行进服良药，即使陛下不爱惜自己，又把宗庙社稷怎么办呢？这就是臣痛心疾首、即使面前有鼎镬也不敢躲避的原因。伏望陛下察看臣前后两次的奏疏，罢黜有罪无功的医人，召募四方名医，委托大臣精心选择一人，让他专门诊察御脉，听取并采用他的意见，服用他的药物，以一两个月为期限考察他的能力。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以保养圣体精神，为天下百姓谋福。请陛下裁决。论张茂则的札子【嘉祐八年十一月七日上】臣等私下听说，祖宗旧制规定，内臣年未满五十岁，不得充任内侍省押班。近来任命张茂则时，他年方四十八岁。如今正是陛下刚刚登基之初，更应该谨慎遵守祖宗法度，以此约束左右近臣，向天下显示极其公正。如果张茂则果真有才干可用，即使再留这个职位两年，等到他年满五十岁后再授予他，又有什么晚的呢？臣担心张茂则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内臣攀附求进的人就会增多，统一的法令从此毁坏，人人互相效仿，无法禁止。不如在事情刚开始时就把它纠正。臣等微薄的用心，只是重视珍惜国家法度罢了。请陛下裁决。请求释放宫人的札子【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臣恭敬地看到，前代帝王去世以后，后宫中地位低下的宫人，都被放出宫，还给她们亲戚抚养，这样做是为了顺遂人情，重视人世，节省浮费，远离嫌疑。臣私下考虑，先帝恭敬节俭、欲望少，清正简约而遵守礼制，后宫中侍奉左右、承受宠爱恩渥的人很少，但先帝享有国祚日久，年年增加、月月积累，掖庭之中冗余供养的人颇多。陛下在哀痛抚恤之初，尚不忍心遣散她们；如今山陵、祔庙的大礼都已经完成，臣下愚昧地认为，应当依照前代旧例，凡先帝后宫中没有被临幸、没有子女以及地位名号稍微尊贵的人，也不包括掌管文书的人员，其余宫人都应给她们妆奁，放出宫外，各自让她们回归亲戚，或者任凭她们选择嫁人，把这件事记载在史册上，也算是圣朝的一件美事。请陛下裁决。呈给皇太后的奏疏【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译某月某日，具备官位的臣司马光谨慎地拜了两拜，上疏皇太后殿下：臣听说，圣人的德行能使四海之外、编户齐民，都像孝子侍奉父母一样聚集归附。为什么呢？因为把仁爱恻隐的诚意推展开来施加于他们。所以《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四海是极其遥远的地方，编户百姓是极其卑微的人，诚意达到极点，尚且可以把他们当作父母，何况闺门之内的血亲呢？从前汉明德马皇后没有儿子，汉明帝让她抚养贾贵人的儿子炟，立为太子，并且对她说：“人不一定非要自己生儿子，只怕抚爱养育不能做到极致罢了。”马皇后于是尽心抚育，劳苦憔悴超过对待亲生儿子。等到汉明帝去世，太子即位，这就是章帝。章帝也天性孝顺淳厚，恩爱情意发自天性，母子之间始终慈爱，没有丝毫隔阂，前代史书记载此事，把它作为美谈。恭敬地想，仁宗皇帝担忧继承人不能确立，念及宗庙的重大关系，因皇帝仁慈孝顺、聪明明达，便从宗室中选拔出来，使其承继大统。不幸的是，皇帝登基几天就突然患病。虽然殿下慈爱地抚养照看，无微不至，然而医工不精，药物治疗没有效果。臣私下听说，前些日子病势稍有加重，举止言语不能自主选择，身边的人一一上报，使殿下因此不能忍受，两宫之间稍稍有了责备和怨望，群臣之心忧虑惊骇，不寒而栗。如今仁宗皇帝刚刚弃世，皇帝久病未愈，天下的形势比累卵还危险，只能依靠两宫和睦来获得安定，就像天覆盖大地承载万物一样。怎么可以仿效普通人家，为语言上的小事争执，使两宫之间产生丝毫裂隙，成为宗庙社稷的忧患、天下百姓的灾祸呢？臣因此日夜焦心，流泪而行，屏息不安，宁可提前死去而把话说尽，也不敢贪图活着而闭口不言。臣考虑到，皇帝在内是仁宗同堂兄的儿子，在外是殿下的外甥女婿；从童年起，殿下就在宫中抚养他，天下至亲，还有什么能超过此呢？而且仁宗立他为皇子，殿下难道不能因为仁宗的缘故，特别加以爱护体念，包容他的过失吗？何况皇帝在藩邸之时直到登基之初，孝顺谨慎、温和仁厚，一举一动都依据礼法，这是殿下亲眼所见、明确知道的。如果不是疾病扰乱了他的本性，怎么会有这些过失呢？心，是精神的主宰。如果心有疾病，精神就会迷乱，茫然无知，言语动作不能自我省察记忆，不辨亲疏，不分贵贱，这正是有病之人的常态，不值得奇怪。殿下聪明睿智，天下的道理没有不通晓的，怎么可以用没有疾病之人的礼法，去责备一个有疾病的人呢？唉！如今殿下虽然日夜忧劳，只是徒然使自己困苦，最终又有什么益处呢？依臣下愚见，不如精心选择一两名医工来治疗皇帝的疾病。在一两个月之间考察他们的进退，有效就给以重赏，无效就用严刑威慑。在疾病尚未痊愈以前，只应当严密告诫左右近臣，谨慎做好侍卫。他的举止言语有不合常态的，都不得上报。这样或许可以不增加殿下的忧愤。殿下只管宽解圣明的心思，调和精神、保养元气，以安定国家纲纪，等待天下蒙受天地的保佑，圣体痊愈，然后把治理太平的事业交给皇帝去完成，不也是美事吗？古代慈爱的母亲，即使有不孝顺的儿子，尚且能够用至诚恻隐的心抚慰保存、爱护养育，使儿子内心惭愧、知道错误，改变心志而行善。何况皇帝至孝的天性禀受于上天，一旦疾病痊愈，清明恢复如初，他用来报答盛大德恩的行为，哪里能说是微小呢？臣下愚昧的忧虑和苦心的进言，全部在这里了。请殿下再次裁择。臣司马光冒死拜了两拜上疏。呈给皇帝的奏疏【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某月某日，具备官位的臣司马光冒死拜了两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先在四月二十七日和六月二十二日，都曾上疏说，陛下承受仁宗皇帝的天下，想要报答他的恩德，就应当孝顺谨慎地奉侍皇太后，慈爱地抚养各位公主，不要让奸邪之人有机会进行离间，以致两宫产生裂隙，向上给宗庙留下忧患，向下成为群生的祸害；臣因此叩心沥胆，把话说得极其恳切悲痛。不知臣的话是否传达到圣听，还是因为万机事务繁多而没有呈给陛下阅览呢？这是成败的端绪、安危的根本，不可不察。臣听说，汉章帝是贾贵人的儿子，汉明帝让明德马皇后抚养他，马皇后尽心抚育，劳苦憔悴超过抚养亲生儿子。章帝也天性孝顺淳厚，恩爱情意发自天性，母子慈爱，始终没有丝毫隔阂。马氏的三个舅舅都做了卿、校、列侯，贾贵人始终没有获得尊贵的封号，贾氏的亲族也没有人受到宠爱荣华，这是前代的美事，也是今天应当效法的。《诗经》说：“父亲啊生育我，母亲啊养育我，抚摸我、畜养我，使我成长、养育我，顾念我、反复照料我，出入都怀抱着我。想要报答父母的恩德，恩德却如昊天广大而无穷。”既然如此，父母的恩德不只是因为生下自己，抚养、畜养、使其成长、教育成人，占了其中的大半。陛下从幼年起便由皇太后抚养，所受恩德已经极其深厚。何况如今又是仁宗皇帝的嗣子，承继四海的大业呢？臣认为陛下应当早起晚睡，晚上问安、早晨省视，亲自奉上甘旨，顺承皇太后的脸色和心意，不能有异于从前侍奉濮王和夫人之时。近来道路上的传言却颇为不同，纷纷杂杂，实在令人惊骇。臣私下想到，陛下孝顺恭敬的性情，平日早已显著，怎会一旦突然改变呢？大概从前圣体不安时，举止言语偶有失当，自己不能察觉，而外人又以讹传讹，妄加增饰，必定没有事实根据。即便如此，这些议论难道能让天下人听到吗？《周书》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你就应当更加敬慎修德。’古人又说：‘御寒没有比穿厚皮裘更好的，止息毁谤没有比自我修养更好的。’陛下疾病尚未痊愈，固然没有办法。等病愈之后，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亲自到皇太后宫中，克制自己并自责，以谢此前的过失；早晚温和恭敬地侍奉左右，预先体察她的心意而顺承志向，一举一动都不违背礼法，使大孝的美德纯粹而光明，比未登大位时更加显著。这样，上下都会喜悦，宗庙社稷也会永远安定。如今道路上妄传的话，怎么能造成损害呢？古代最孝顺的人，即使有不慈爱的母亲，仍能使她受到感化而感悟欢悦，改变心意和想法。何况皇太后圣明仁善的德行，四方闻名；自从陛下患病以来，她日夜哭泣流泪，向神明祈祷，忧劳憔悴，只希望陛下平安，就像耕种的人盼望收获、渡河的人求得船只救济一样。陛下难道不想办法使她得到安慰吗？臣怀着微薄而诚恳的心情，不胜冒昧地把这些话奏闻，请陛下留意斟酌。臣司马光冒死拜上此疏。请求开设讲筵札子【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有诏命开设讲筵】

译臣恭敬地看到讲筵所发布的告示，依照干兴年间的旧例，讲读《论语》，阅读《史记》，后来又奉行圣旨，只等到来年春天。臣听说傅说说过：‘君王之人应当广求见闻，时时建立功业；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又说：‘始终念念不忘以学习为常道，他的德行就会不知不觉地修养起来。’既然如此，学习就是帝王最重要的事务，不可忽视。何况如今陛下刚刚登上大位，更应当早晚召见询问群臣，讲求先王的至道，考察前代的成败，以辅益圣德，光明盛大地推行教化，不能只遵循近来的惯例，以寒暑为借口。这样一来，下面的实情凭什么能够上达，四方又凭什么观察观望呢？恐怕并不是广博聪明、宣扬美好声名的办法。恭请依照前次颁下的圣旨，择日开设讲筵，请陛下裁决。论程戡札子【嘉祐八年十月三十日上】臣恭敬地看到制书，任命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程戡加授安武军节度使，并令他继续任职。臣听说官职是用来任用贤才的，赏赐是用来劝勉有功之人的。官职授予不合适的人，职事就会荒废；赏赐与功劳不相称，群臣就会离心。程戡一向没有才干谋略，年轻力壮时历任内外职务，尚且没有声名事迹为人称道，何况如今老病昏庸懦弱，在鄜延时尤其如此，只求苟且偷安，混日子，受到吏卒轻慢，也被戎狄看不起。臣认为朝廷应当趁他任期届满，授给他闲散的官职，另选能臣接替他的职务。如今却加恩授予节度使，让他仍任原职，外廷听说此事的人无不惊骇。臣私下认为，两府以外，官位尊贵、俸禄优厚的，没有比节度使更高的。群臣若没有大功，怎能轻易授予？臣不知道程戡在鄜延曾立下什么功劳，竟突然授给他这样的官职？万一边臣有人能够建立大功，朝廷以后还拿什么官职来安置他呢？况且陛下刚登基，四方之人都擦亮眼睛、侧耳倾听，观察朝廷的赏罚，以此判断圣政，而程戡首先得到滥赏，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恭请陛下收回先前的命令，另选贤才镇守鄜延，希望这样能够符合内外的愿望，请陛下裁决。论程戡第二札子 臣近来曾上言，鄜延路经略使程戡建立节度使名号并继续任职，不合众望，请求收回先前的命令。事情直到如今还没有听说施行。臣私下认为，当今国家的外患，只有西北的两个敌国；防御这两个敌国，全靠各路经略安抚使。担任这种职务的人，怎么能不精心选择呢？程戡在鄜延，自以为年老，害怕受到别人指责，只是一味姑息迁就，讨好群小，同僚和军队尚且不尊敬畏服他，何况外族，当然会轻视侮辱他。近年来，赵谅祚屡次违背旧制，改换国姓、设置官职，妄自提出要求，不遵从朝廷命令。程戡不能遏制他，反而容纳他的使者；事情应不应该办理，全都推给朝廷，那么抵御外侮的大臣将有什么用呢？侍奉君主而不忠，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臣愚昧地认为，驾驭群臣的原则是：如果一个人任官称职，成绩超过众人，就应当让他继续任职；如果建立功劳、办成事业，为人所知，就应当给他提升品秩。如今若说程戡称职，那么军政并没有修治；若说他立了功，那么戎狄反而更加骄横轻慢，而朝廷对他的宠命越来越优厚，委任越来越重大。臣恐怕那些尽力效命的将帅得不到劝勉，而怀有奸心的人反而实现了愿望。这样还希望边境安宁、四方夷狄宾服，臣私下认为很难做到。程戡新近接受的恩命，恭请陛下早日收回，请陛下裁决。论后宫等级札子【嘉祐八年十二月二日上】臣听说王道教化的兴盛，起始于宫闱，所以《易经》以乾坤为根本，《诗经》以《关雎》开篇。前代都选择良家女子充入后宫，名位等级各有定额。祖宗时期，仍有公卿大夫的女儿在宫中；她们刚入宫时，都必须是十二三岁以下的幼女，由医官诊视，防范禁制十分严格。近年以来，颇为毁坏旧制，宫中地位低下的人争相置买私人女子，等级逐渐增多，再没有限度。监勒牙人让他们雇买女子，前后相继，从未暂时断绝，以致军营、井市中的下层妇女混杂在其中，无法辨认。把这种人置于宫中，怎么会合适呢？臣想到这些，实在不胜愤懑。如今陛下刚刚即位，百事都要更新，嫔妃宫人的职位都空缺而未完备。臣认为应当趁此时制定制度，依照古礼，规定后宫之人共分几等、每等有几人；人数不足时，暂且空缺名额，人数足够以后，不得再增加。凡是初次入宫的女子，都必须年幼且尚未嫁人；如果要选乳母，也必须选择良家出身、性情品行和顺谨慎的人，才可以入宫，并把这套制度传给子孙，作为万世的法则。这实在是国家治乱的根本、祸福的源头，不可以认为是小事而忽视，请陛下裁决。《传家集》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三十，宋司马光撰，章奏十三 请求延长召见群臣上殿札子【嘉祐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上】臣听说，天尊贵、地卑下，是常道。然而《周易》中乾在下、坤在上，称为否卦，大概是说君主放下身段来接见臣下，臣子竭尽忠诚来侍奉君主，这样上下才能交往，志向才能相同。如果君主骄傲自高、独断专行，臣子怠慢疏远，那么上下的情意不能沟通，否塞之道就形成了。因此孔子谈到舜的德行时说：‘舜喜欢询问，也喜欢考察近处的言语，他大概正因为这样才成为舜吧？’臣私下看到，祖宗时期在闲居无事之时，常常召见侍从近臣，与他们从容讲论各种事务。至于文武朝士、使臣、选人，凡是能够进见的，往往也召到面前，亲自加以询问，曲折详细，无所不至。这样做，一是想使下面的实情能够上达，不受壅塞蒙蔽；二是想了解一个人的能与不能、才干器量可以任用到什么程度。因此官员的升降、取舍，全都适宜，太平大业也由此成就。恭敬地想，陛下在藩邸潜藏德行，已经三十多年，一旦飞龙在天，便拥有四海。虽然圣明的资质英俊睿智，是上天自然赋予的，但与当代士大夫还没有充分接触，民间的实情和虚伪也还没有完全了解。臣认为应当下诏，让侍从近臣每天轮流一人值守资善堂，夜间则住宿于崇文院，以备不时宣召。如果有事情请假，就与次一等的官员互换值宿。其余进见和奏事的群臣，也希望陛下稍稍解除威严，详细加以询问，以扩大聪明、裨益大政，请陛下裁决。请求延长召见群臣第二札子 臣先前曾上言，请求下诏让侍从近臣每天轮流一人值守资善堂，夜间住宿于崇文院，以备不时宣召；若有事情请假，就与次一等官员互换值宿，以扩大聪明、裨益大政。直到如今还没有听说施行。大概陛下谦虚谨慎，因为皇太后共同听取庶政，没有得到皇太后的旨意，便不敢擅自召集群臣与之议论。如今皇太后已经把四海之事全都交给陛下，陛下出入起居都能随心处置，臣才敢重申前面的意见，请陛下稍加采纳。凡是人在墙外，眼睛就看不见；在门里，耳朵就听不到。而天子拥有整个四海，一天有万般事务，百姓的忧乐、事情的始末，即使有聪明睿智的天性，如果不向人询问，又从哪里知道呢？因此太祖、太宗虽然出身微贱，仍然每天勤勉地询问群臣，下至小臣和士卒，也没有隔绝，所以能够纲纪四方，开创基业、传下统绪。陛下生来就是帝王子孙，从未在外面历经试验，天下的事务怎能完全了解？何况先朝设置直学士、待制等职，作为侍从之臣，如果不能让他们早晚在左右、备任顾问，还要这些职位做什么？每夜在崇文院轮流住宿，本来就是旧制，近年以来因循而废弃，恢复实行，有什么困难呢？恭请陛下查考臣前次所奏札子中的事项，特别赐予施行，请陛下裁决。请求延长召见群臣第三札子 臣前两次上言，请求下诏让侍从近臣每天轮流一人值守资善堂，夜间住宿于崇文院，以备不时宣召；若有事情请假，就与次一等官员互换值宿。臣也曾当面听到陛下的旨意，说想亲自以圣意告知政府施行。这件事从那以后直到如今，还没有听说施行。臣不顾烦扰天听，三番五次进言，是因为认为治国的关键，只在于审察人才、全面了解下情而已。审察人才叫作明，全面了解下情叫作聪。明，则百官都能称职；聪，则万般政务都能合乎事理。百官称职、万事合理，是治理的最高境界。贤能与不肖混杂，叫作昏；下情不能上达，叫作蔽。昏，则百官废弛；蔽，则万事乖乱。百官废弛、万事乖乱，是混乱到了极点。治理达到极点就安定，混乱达到极点就危险。因此聪明或昏蔽，是治乱的根本。如今陛下刚开始亲理政务，正振作精神求治，却不把这件事放在首位，还想兴隆祖业、为后代留下福泽，这就如同倒着走却想追上前人。所以臣不得不勤恳不懈，再三向陛下说明。书中称颂尧的德行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别人。’ 称颂舜的德行说：‘宾礼四方贤人，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所以能够使各项事业都兴盛，上下都达到和谐。直到今天谈到圣人，没有不把二帝列为首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聪明。秦二世采纳赵高的谋划，害怕因举荐任用不当而获罪，被大臣看不起，于是深居宫禁，拱手不理政事。汉灵帝受赵忠言语的迷惑，认为君主登高台就会使百姓离散，因此不敢登临台榭。北齐后主志量狭小而怯懦，不喜欢见朝士，除了亲近的人，从不与人交谈。隋炀帝沉溺于荒淫放纵，常在后宫；盗贼遍布天下，他又害怕别人把这些告诉自己，于是上下怨恨反叛，直到自身被杀、国家灭亡，始终不知道真实情况。后世谈到无道之君，没有不把这四人列在首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昏昧闭塞。太祖、太宗起于微贱之地，经历天下艰难，民间的实情和虚伪没有不详细知道的。然而登上帝位以后，召见询问群臣，唯恐来不及，白天时间不够，就接着询问到夜晚。下至服役的工人和耕田的妇女，也没有不询问考察的，以便彻底了解实情，因此能够开创基业、传下统绪，竭力实现太平。陛下身为帝王子孙，生长在富贵之中，朝士大夫一向没有接触，耕作纺织的劳苦也未曾亲耳听闻、亲眼见过。在开始亲自执政之时，即使勤勤恳恳地向下询问，早晚不知疲倦，以考察人情，仍然恐怕不能完全了解。何况陛下深居九重，除了临朝听政的时候，平时见不到群臣。群臣若不是依照官位职事的惯例有资格上殿，就没有途径进见。陛下高高在上、深沉静默，以威严自居，这将使偏远地方蒙受冤屈、失去职分的百姓，凭什么让他们的情况上达？地位卑微而怀有才华德行的臣子，又凭什么自我显达呢？国家安危的分界，恐怕就在这里！臣因此不胜愤懑，怀着微薄的忠心，再次为陛下陈说。恭请陛下察看治国的关键，观察唐尧虞舜兴盛的原因，以及秦、汉、齐、隋灭亡的原因，继承祖宗的志向，守住太平大业，查考臣前次所奏两札子中的事项，早日赐予施行，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请陛下裁决。请求延长召见群臣第四札子【治平元年八月七日上】

译臣屡次上言，请求下诏让侍从之臣每天轮流一人值守资善堂，夜间住宿于崇文院，以备不时宣召。臣也曾当面听到陛下的旨意，说等到秋凉之后，应当经常召见。如今已经秋凉，却还没有听说有谁曾被召见。臣起初进言时，私下看到陛下欣然采纳，以为立即就会施行。后来拖延日久，圣意渐渐认为此事困难。臣私下猜想，内外臣僚中一定有人欺骗蒙蔽天听，阻挠这件事，想让陛下常居禁中，不与群臣接触，以壅塞聪明、专擅固守权宠，这难道是忠臣所应做的，也是陛下的福吗？臣希望陛下深察这种情形，自己果断作出决定，让他们重新轮值。陛下每天听政余暇、宫中无事的时候，特别赐予召见，与他们从容讲论古今治国之道和民间实情，使他们各自倾吐胸中的一切，然后陛下再加以采择，是的就采用，非的就舍弃，忠的就进用，邪的就黜退。这样，下情就能全部上达，圣德也会日益更新。如果认为在资善堂召见不合体例，那么学士、待制在崇文院轮流住宿，自有旧条。只请求陛下传宣崇文院，今后值宿的人都必须从早晨起在那里恭候宣召。其中有事情请假的，必须与次一等官员互换值宿。这件事极不难实行，而所带来的益处很大，只希望陛下留意，请陛下裁决。论奉养皇太后上殿札子【嘉祐八年十二月上】臣私下听说近来陛下圣体非常安康，侍奉皇太后，做到晚间问安、早晨省视，从未废止，这不只是群臣百姓的福，也是宗庙社稷的福。陛下既然是仁宗皇帝的后嗣，皇太后就是陛下的母亲。如今濮王已经去世，陛下一生想要孝顺奉养却未能尽到的心意，如果不施用于皇太后，还能用在什么地方呢？臣听说君子受到别人一饭之恩，尚且不忍辜负，一定想着报答。何况皇太后有三项极大的恩德，陛下怎么可以片刻忘记呢？先帝立陛下为嗣，皇太后在宫中给予帮助，这是第一；先帝驾崩的那一夜，皇太后决定大事，迎立圣明的陛下，这是第二；陛下登基几天便患病，不省人事，中外人心惶惑失措，皇太后替陛下处理万机，镇定安抚内外，等待陛下痊愈，这是第三。有这样一项恩德，陛下子子孙孙都报答不尽，何况三项恩德兼而有之呢？陛下奉养皇太后的礼数如果有一丝一毫不完备，四海之人会怎样看待陛下？天地鬼神又会怎样看待陛下？这不能不请陛下留心。如今陛下已经能够依礼奉养，而臣还要冒昧进言，实在是希望陛下警戒谨慎，始终不知疲倦，对外尽到恭敬，对内尽到爱敬，使孝德日益更新，美好的声誉传遍四方，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保有万世的福禄而已。如果万一有无知的小人，以细枝末节的事情离间陛下与母亲，不顾国家倾覆的忧患，只想谋求自身利益，希望陛下把他交给有关部门，公开严正地治罪，使天下人明白知道陛下圣明仁孝、不辜负大恩，也使谗佞之人不能从中离间。请陛下裁决。论奉养皇太后上殿第二札子 臣多次上言，请求陛下用心奉养皇太后，亲自处理万机；只是言辞笨拙，未能得到采纳。臣私下认为，当今最紧要的事务，没有比这更大的，所以不顾斧钺之诛，再次详细陈述。至于奉养父母的礼节、报答恩德的道义、作为君主的职责、访求善言的方法，臣过去的奏疏已经叙述得很详细，不敢再烦扰圣听。现在只谈眼前的利害，请陛下仔细选择。臣私下认为，皇太后是母亲，陛下是儿子。皇太后作为天下母仪已经三十年，陛下刚从藩邸入承大统。万一两宫之间有了嫌隙，陛下认为谁是逆、谁是顺，谁得、谁失呢？而且仁宗皇帝的恩德深入民心、铭刻骨髓，陛下承受了他留下的大业，却没有办法报答，又怎样安慰天下人的期望呢？如果陛下上面失去皇太后的慈爱，下面失去百姓的希望，那么即使拥有大宝之位，又凭什么能够安处呢？凡是君主能够保全国家，是因为掌握着威权和福赏的柄，所以百姓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他，像爱父母一样爱他。如今陛下即位将近一年，而朝廷政事、官员任免、赏罚，一概交给大臣办理，从未询问事情的始末、察看其中的是非而有所取舍。臣恐怕上下之人习以为常，威权和福赏的柄逐渐有所转移，那么即使拥有四海的大业，又凭什么巩固自己呢？地位就会不安，大业就不能巩固，这对陛下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陛下一定认为，侍奉皇太后的礼节做到这样也就没有过失了，亲自处理万机的事务做到这样也就没有缺漏了。臣私下认为不可以。臣听说陛下从前在藩邸时，侍奉濮王，顺承他的脸色和心意，把孝道完全做到；宫中的事务，濮王都交给陛下办理，没有不公平妥当的。陛下侍奉皇太后，也应当完全像侍奉濮王那样，然后才可以处理天下政务；处理天下政务，也应当完全像处理宫中事务那样，然后才可以。何况濮王与陛下是恩亲，皇太后与陛下是义亲，如果奉养的谨慎不特别增加，就无法取得信任。宫中事务小，天下事务大；处理政务的勤勉如果不特别增加，就无法达到治理。倘若奉养极其谨慎，听政决断极其勤勉，那么陛下仁孝的名声流传万世，英明睿智的德行传达四方，宗庙永远安定，子孙也从陛下那里承受福泽，这有什么妨害，却为什么长久不肯去做呢？这些利害的明显，就像黑白一样；取舍的容易，就像翻手掌一样。陛下今天改变心意、改变想法，还不算晚。如果固守原来的见解，始终不作改变，臣恐怕日子越久，嫌隙越深，就无法再和合；威权已经失去，也无法再收回，日后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臣受到国家历代累积的深厚恩德，不敢吝惜一死。为了陛下竭尽陈说社稷的大计，把肝胆中所藏的心意全部说到这里而已。恭请陛下稍加留意察看，请陛下裁决。论奉养皇太后上殿第三札子

译臣近来以私人的诚恳请求到乡里附近任职，蒙受圣恩，陛下命宰臣传谕，说臣先前所言的事情大略都已施行，命臣暂且在谏院供职，因此没有准许臣外任。臣以低劣的资质，生在圣明盛世，能够充任谏官，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何况陛下谦恭接纳臣下，容受直言，这正是愚臣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尽命报国的时候，哪里愿意离开陛下左右，自我抛弃到疏远的地方呢？只是因为父母的坟墓已经很久没有前去祭扫省视，作为子女内心惶惶不安，所以才有这次请求。如今忽然奉到圣旨，传谕如此，臣惶恐惭愧，无地自容，早晚反省自己，进退都陷入困境。臣私下想，过去所说的，是希望陛下以侍奉濮王的礼节侍奉皇太后，又希望陛下延长召见群臣，亲自处理政务。如今陛下虽然侍奉皇太后比往日增加，仍没有达到侍奉濮王时那样顺承容色、曲尽心意、使他完全欢悦的程度；虽然省览各项政务，却还没有询问群臣、讲论治理和动乱的紧要事务。陛下如果认为做到这两点就够了，那么两宫之间的心意便无法和洽，万般政务也无法治理，祸乱的根源仍然存在，太平的日期还很遥远。臣即使每天侍奉在丹陛之前，又有什么益处呢？陛下如果使奉养的礼节一天天、一月月增加，访求治国之道，勤劳不倦，使慈母在上面欢欣，百姓在下面安乐，那么臣即使身在远方，也仍如同在陛下身边。臣听说，做人儿子的，侍奉父母而父母不高兴，不敢怨恨，退下来责备自己说：‘是我的爱还不够吗？’爱已经够了而父母仍不高兴，就说：‘是我的礼节还不恭敬吗？’礼节已经恭敬而父母仍不高兴，就说：‘是我的诚意还没有尽到吗？’诚意已经完全尽到，那么大孝的名声就会传遍四海、通达神明；神明尚且会帮助他，何况人呢？臣又听说，做人君的，看见天下有一件事没有治理好，就认为是自己的过错；有一个百姓失去安所，就认为是自己的忧患。天下已经安定太平了，还要思考将来的祸患并预先防备。天下从来没有完全无事，只在人君思考还是不思考罢了。思考就能治理安定，不思考就会混乱危险。陛下如果能用这两件事自我勉励，臣怎么敢废弃国家的急务，而去顺从私家的事务呢？请陛下裁决。论奉养皇太后上殿第四札子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从前刚即位时，侍奉皇太后，恭敬周到。皇太后抚爱陛下，恩德深厚而周备，短短几天之内，慈爱与孝顺的声誉便传遍内外、远近，听到的人无不互相庆贺。自从圣体不安，十天一月之间，道路上的人渐渐有了不同的议论，都说任守忠等人本来就不愿陛下成为嗣子，所以在皇太后那里说陛下和中宫的短处，在陛下和中宫那里又说皇太后的过失，于是使两宫心中互相猜疑，嫌隙一旦产生，仓促之间很难再和合。如今陛下振奋精神、英明决断，屏退贬黜谗邪，任守忠等人都被降职逐出外地，内外之人无不欣喜。可是臣愚昧地私下担心，皇太后还未必完全了解奸人的用心以及陛下斥逐他们的原因。恭请陛下与中宫亲自到皇太后宫中，叩头陈谢，详细说明从前被任守忠等人误导，以致屡次违逆皇太后的心意。如今任守忠等人既已离去，希望与皇太后恢复母子恩情，一如往日；此后早晚与中宫侍奉在左右，饮食、药物都亲自进献，顺承脸色和心意，一切都像臣民之家母亲、儿子、媳妇和婆母之间的礼节。如果身边的人还有敢于相互离间的，希望陛下立即诛杀放逐，不要再有疑虑。这样一来，谗邪之人被斥退远逐，内外和睦，祥和之气兴盛流行，灾异消除，宗庙永远安定，美好的声誉流传后世。如果错过这个时机，两宫的欢悦不能恢复如旧，恐怕将永远没有可以复合的日期；岂只是当今天下的人认为陛下不对，还会被记载在史册中，成为万世的讥笑。这些都是圣明的陛下自己知道的，但臣还要冒昧进言，是希望陛下更加留意，请陛下裁决。论在永昭陵修建寺院札子【治平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上】臣私下听说，近来有圣旨要在永昭陵旁另建一座寺院，不知是否属实？如果确实如此，臣私下恐怕不可。为什么呢？宣祖、太祖、太宗三陵共用一座寺院，如果唯独在真宗、仁宗陵墓各自设置一座寺院，那么就是奉祀礼数超过祖宗，岂只是与体制道理不合？对于朝廷来说也是缺失，同样违背先帝的孝心。有人说，三陵共在一处，永定陵、永昭陵相距稍远，因此必须另建一座寺院。凡是臣僚之家没有人守护坟墓的，才在坟墓旁设置寺院，给僧人微薄利益，让他们守护、种植罢了。至于国家守卫山陵，自有有关部门完备安排，寺院设置的地方又何必计较远近？如果说是为了资助荐福，那么生死之间的事情，人无法知道，佛教所说的真假也难以验证。假使死者确实没有知觉，那么资荐之事有什么益处？如果果真有知觉，如佛教所说，那么仁宗皇帝宽厚慈爱、恭敬节俭、爱惜生命而厌恶杀戮，恩泽遍及四海、惠及万物，难道还要另建一座寺院，再度几名僧人，才能使他往生天堂乐处吗？况且仁宗皇帝晚年下诏天下，没有名额、屋舍不到百间的寺院，都特别赐给名额，计算起来新建和增添的寺院名额有一千多处。根据这样的功德，他本应享有长久无疆的寿福，可是几个月之内便驾崩了；由此验证，佛不能替人带来福报，难道还不明显吗？这些事情都是皇太后和陛下亲眼所见的。如今自国丧以后，支给赏赐、供奉山陵，使府库空虚，赋役繁多，百姓疲惫困乏；京西去年秋天收成不好，今春又少雨，正是朝廷应当夙夜忧劳、抚恤百姓的时候，却又兴起这种没有名目的劳役和不急需的费用，实在不是内外所期望的。假如此事万一对先帝和群臣确有益处，臣哪里敢吝惜费用？如今却违背礼制、损伤孝道，耗费财物、劳苦百姓，只让僧人和负责修建的人借此取得名义，妄求恩泽，扩大侥幸求取的途径，臣私下认为朝廷不应这样做。恭请陛下与皇太后深思当今最紧要的事务，急切致力于使国家富足、百姓安定，停止这件无益之事，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至于永昭陵寺，只请求依照以前的指挥，不再另行设置，请陛下裁决。请求车驾早日出行祈雨札子【治平元年四月十七日上】

译臣恭敬地看到，权御史中丞王畴等人建议，请求陛下遵循真宗旧例，驾临各寺观祈雨。朝廷虽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讨论选择日期已经超过十天，直到如今车驾还没有出行。众人议论狐疑，都说此事恐怕会中途停止。臣愚昧地认为，陛下登基已经超过一年，京城百姓还没有听到车驾出行的声音。加上先前圣体不安，远方之人妄造事端，讹言还没有平息。如果听到车驾出行，远近之人就会释然，无不喜悦。何况如今春天少雨，麦田干枯，禾种还没有播下，仓廪空虚，乡里百姓饥饿忧愁。陛下是百姓的父母，应当与他们共同承担忧劳，向众神祈祷，怎么能安然旁观，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呢？况且诏命已经下达，四方都已经听闻；如果又长久拖延不出，路上的人就会更加猜疑，还不如当初根本没有提出这个建议。况且君王以四海为家，所以称作乘舆，有时又称作行在。如今车驾暂时出行，近在京城之内，又何必拘泥于太史、卜官所说，挑选时日，而忘记万民朝夕之间的急迫呢？这恐怕不是成汤在桑林祈雨、周宣王作《云汉》的用意。臣愚昧地希望陛下自己作出圣断，在一两天之内早日出行，为百姓祈雨，以符合内外众人的殷切期望。请陛下裁决；请求今后有人犯恶逆之罪时，不要让长官自行弹劾的札子【治平元年四月二十四日上】臣私下认为，国家承受历代流传下来的弊俗，教化逐渐衰败，不肖愚民违犯义理、侵犯礼法，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这正是朝廷应当留意的事情，不可忽视。从前贾谊感叹秦朝风俗浅薄恶劣，认为借父亲的耰和锄头，父亲就担心孩子面露得色；母亲拿取簸箕扫帚，孩子却站着斥骂；抱着孩子喂食，还与公公并坐而傲慢无礼；婆媳不和，就反唇相讥、互相责难。按照如今里巷百姓早晚所做的事情，像这几类事情都还不值得说了。近来听说开封府屡次发生儿子杀害父母的事，接连被发现；京城之中尚且有这样的悖逆之民，何况远方教化不能到达的地方呢？臣私下看到刑部的格敕规定，百姓中有犯恶逆以上罪行的，州县长官要根据事情轻重被贬降；如果隐瞒不报，就交由录事参军纠察上奏。《刑统》参详条文规定，辖区内有人犯恶逆以上罪行的，今后刺史以上官员应附表自劾，以敦厚风教；是否责罚，都听凭诏敕裁决。朝廷近年致力于实行宽政，官吏故意轻判罪人，往往都不追究；有时稍微发生误判使无罪者入罪，就终身废弃。由于这样，百姓中有谋杀以及殴打、辱骂尊长的人，州县官吏专门致力于掩盖隐蔽，放纵释放还唯恐上面知道，往往只按杖刑判遣，很少肯依法处死；大概是为了躲避自行弹劾的耻辱，只顾替自身谋划，终于使顽劣百姓更加无所顾忌，名义上说是敦厚风教，实际上却破坏了风教。君王的政治，应当褒善惩恶；如果宽纵这些悖逆之民而把它称为仁政，臣实在孤陋浅薄，从未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况且教化的过失、风俗的弊病，承担责任的难道只是州县长官吗？如果长官隐瞒不报，却让录事参军纠察上奏，这件事也很难办。臣愚昧地希望朝廷今后废除上述贬降长官和附表自劾两条，不再施行。在京城，交给纠察刑狱的官员；京畿之内，交给府界提点；在外地，交给转运使提点刑狱，平常切实加以察访。州县官吏如果敢对恶逆、不孝、不睦等罪加以宽纵隐瞒，不依法审讯判遣，都应立即纠举上奏，按照轻重，一律以故意出脱罪人的罪名论处。如果上述各司不予纠举，就交给台谏官察访上奏，请陛下裁决。贡院决定科场考试，不用诗赋状【治平元年四月十四日上】奉中书省送下的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吕公著的札子。臣听说，仅凭言辞取用人才，本来就不足以完全考察人的才干；如今的科场考试，用辞赋加以限制，又不足以观察人的言论。国家太平已久，文物制度极为兴盛，学者无不想尊崇经书、趋向正道。至于浮华博习，是不得已才去做的。先帝察觉选取士人的弊病，曾召集近臣讨论，并写入诏文，说：‘应当以学校为根本来教育他们，然后才可以考察他们的品行。’先前诏令论述说，能够辨析义理的人可以尽情发挥见解；简化考试程式，则宏博之人也能显露才干。虽然反复郑重地告诫，有关部门却不能奉行。臣听说前些日子南省考试，开始专门采用论和策，升降取舍，议论的人颇认为适当。臣仍恐怕四方偏远之地不知道所崇尚的方向，有关部门各持己见，使人无所适从。希望请求今后的科场不再使用诗赋；如果不想立即废除，就请下令第一场考论，第二场考策，第三场考诗赋。每逢廷试，也以论先于诗赋，作为先后升降的办法，希望这样能够完成先帝的志愿，永远达到人文兴盛。臣不才而主管学校政务，怎能不进献自己的意见？如果准许所奏，就请预先发布告示，命本院决定施行。上奏此事的人，本院看详如下：近世取士专门使用诗赋，这是有弊病的制度，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如今吕公著请求科场不用诗赋，确实合理。进士只考试论、策，又似乎过于简单。希望今后省试除了论、策之外，再考试《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论语》的大义，共十道作为一场；策只询问时务。进士帖经、墨义一场，向来从未真正考校，显然是徒设，请求今后不再考试。御前考试除考论之外，再考一道时务策。这样，举人都会学习经术，不崇尚浮华。如果仍旧不废除诗赋，那么无论先考还是后考，事情归于一体，并没有损益。如今如果废除诗赋，仍请依照吕公著的请求，预先发布告示，使天下学者早日知道。《传家集》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三十一，宋司马光撰，章奏十四 论治理国家应先做的事，上殿札子【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上】臣恭敬地看到皇太后的手书，已经停止听政。陛下恭敬承受皇太后的旨意，独自裁决万般政务。臣听说《易经》说：‘君子做事要谋划开始。’又说：‘端正开始，万事就能治理。’相差虽只有毫厘，错误却会达到千里。陛下虽然即位已满一年，对于国家的大政，仍然多有谦让抑制；即使偶尔有所处分，也都是常规的小事，并不是天下人所期望于陛下的。先前外间议论的人都说，陛下圣体尚未安康，厌倦听取政事；后来知道圣体已经安康，又说陛下上面畏惧皇太后的威严，想要尽到人子的礼节，避开专擅发号施令的嫌疑，因此隐藏蕴蓄自己的聪明，不敢施展。如今皇太后把国家的大权全都交给陛下，议论的人便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能擦亮眼睛、侧耳倾听，来仰望圣政罢了。陛下处在这个时候，修身治国，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能不谨慎。从前杨朱看到道路分岔便哭泣，说道路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差别极其微小，失误却极其重大。君主开始执政之初，也是荣辱安危的岔路口。因此臣希望陛下留心。臣听说修身没有比孝更重要的，治国没有比公正更重要。孔子说：‘孝，是德行的根本。’又说：‘不爱自己的亲人却爱别人，叫作违背德行；不尊敬自己的亲人，却尊敬别人，这叫作违背礼法。没有根断了而枝叶还能茂盛的，也没有源头枯竭了而水流还能长久的。仁宗皇帝把治理四海的大业交给陛下，他的恩德之大，即使天地也不足以相比。如今仁宗皇帝驾崩以后，陛下的骨肉至亲，只有皇太后和几位公主。陛下应当日夜尽心竭力，供奉、侍奉并抚养她们，以符合仁宗皇帝的心意。皇太后听政时，左右侍卫之人不敢不恭敬谨慎，所需物品不敢不备办。如今皇太后已经交还政权，臣私下担心会有无知的小人随势变节，侍奉懈怠，供给有所缺失；那样，天下的责备都会归于陛下，这是不能不时时留心察看的。又如果有不得志的人，在两宫之间刺探动静，搜集言语，表面上像是在效忠，内心其实是求取宠媚，彼此勾连离间，臣希望陛下预先拒绝他们的言辞，交付有关官署，处以公开的死刑。诛杀一个这样的人，群邪自然退却；采纳一句这样的话，百般谗言都会一齐进来。这正是祸乱发生的契机，不能不深加察看。臣听说，国事听命于君，家事听命于亲。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在外朝时，刑罚、赏赐、升降官职等政务，应当由圣心亲自裁决；至于禁宫之内，取用、舍弃、赏赐等事，无论大小，都不如先向皇太后禀告后再执行。陛下和中宫不要有所专擅。这样，内外的体制就端正了，尊卑的秩序就明白了，上面的慈母欢喜，下面的臣民歌颂。否则，皇太后交还政权以后，如果侍卫之人稍有懈怠，所需物品稍有供应不周，再加上奸邪之人妄自兴起离间之言，万一有丝毫缺失传到外面，或者皇太后忧思不乐，内心生病，那么陛下凭什么在天下承受这样的名声呢？即使有百般善行，也不能遮掩了。因此臣说：修治自身没有比孝更重要的。《洪范》在讲好恶偏私党同之际反复申说六次，言辞极其郑重。周任说：执政的人，不因私人的功劳而赏赐，不因私人的怨恨而惩罚。《大学》说：想要使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心。心中有所愤怒，就不能端正；心中有所喜好，也不能端正。陛下从宫邸奋发而出，进入继承皇位的正统，从潜居到飞腾登极，过去的恩情和旧日的怨恨，难道能完全没有吗？然而在今日即位执政之初，都不可放在圣心之中，以致损害至公至正。凡是君主的要道，不过在于进用贤能、罢退不肖，赏赐善人、惩罚恶人罢了。爵位俸禄，是天下的爵位俸禄，不是用来厚待君主所喜爱之人的。刑罚，是天下的刑罚，不是用来满足君主愤怒的。所以古代在朝廷授予爵位，与士大夫共同决定；在市场上处刑，与众人共同弃绝。这样表明不敢凭自己的私心，而是依据天下的公议。如今四海广大，百官众多，有贤能的，有愚昧的，有善良的，有邪恶的，彼此接踵，杂乱并进。臣希望陛下稍稍留意圣明，详细选择其中的人：如果有才德高尚、符合众望的，就进用他，即使是过去的怨家仇敌也不要弃置；如果才器见识低下、对时局没有补益的，就罢退他，即使是亲近的姻亲也不要任用；如果操守坚定、建立功劳、为世人所推重的，就赏赐他，即使是陛下心中憎恶的人也不要废弃；如果怀藏奸心、触犯禁令、为众人所痛恨的，就惩罚他，即使是陛下心中喜爱的人也不要赦免。这样，民间就没有被遗漏的贤才，朝廷就没有空缺而不任职的官位，行善的人受到鼓励，作恶的人感到畏惧，上下都喜悦服从，朝廷大治，百姓获得福祉，社稷长久安宁。否则，陛下如果专居深宫，自求闲暇安逸，把施加威严和赐予恩福的权柄全都交给大臣，只图眼前适意，不作长远打算，就会贤愚不分、善恶混杂；或者，所进用的全是平生亲爱之人，所罢退的全是平生不合意之人，所赏的全是谄媚而无功之人，所罚的全是忠诚正直而无罪之人。这样一来，朝廷内外就会离心离德，纲纪毁坏紊乱，众生失去安身之所，天下就值得忧虑了。因此臣说：治理国家没有比公正更重要的。这两个最重要的原则，是荣辱的根本、安危的关键。臣希望陛下审慎思考后实行。《诗经》说：文王勤勉不息，美好的声誉永不停止。陛下如果确实能实行这两点，那么盛大的德行和美好的声誉就会充沛洋溢，近处的人传诵，远处的人赞叹。不到一月之间，就能遍及天下，传达到四方夷狄。日后的政务就像顺风吹动毛发、乘高处放水一样，可以不劳而成就功业。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

译论皇太后取索物品札子【治平元年五月十九日上】臣私下听说，两府已经商议决定，皇太后在各处取索物品时，命本阁使臣凭皇太后的批示向各处主管官署发出牒文，再由各处另具札子奏报，等候御宝盖下以后才供应。臣反复思考这件事，恐怕还不够稳妥方便。臣听说，过去宫中凡有所需，只用盖有御宝的合同文书向各司库务取索，各司库务立即供应，事后再申报三司复奏并办理核查。如今皇太后有所取索，如果一件件都要等本阁使臣向各处发牒后再行复奏，等取得御宝才敢供应，臣愚昧地担心文书往返办理过于迂回。万一使者懈怠，主管官署拘泥文书，皇太后在紧急时想要药饵、器具一类的小物品，不能及时送到，拖延数日，伤了慈母的心，那就不是陛下奉养四海、供养皇太后的本意了。事情虽然极小，在这个时候稍有不足，所牵涉的关系却很重大。礼王以及后世子的膳食不应加以限制，大概是因为尊贵者不能用多少之数来限制。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再次命两府大臣商议此事：凡皇太后所取的物品，都命本阁使臣发文给合同司，如同陛下圣旨所取之物一样，出具御宝合同文书下达各司库务，立即供应；仍命合同司每天把本阁使臣的文书连同实封，一并另派使臣进呈皇太后，以防止伪造。这样，尊卑的体制就端正了，孝养的礼节也尽到了。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请求不要给后族推恩札子【治平元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臣私下听说，陛下想加授曹佾为使相，皇太后再三不答应。又听说有圣旨，命皇后本家分析亲近的骨肉亲属，听取奏报后也给予推恩。臣愚昧地认为，皇太后既然极力坚持谦逊，抑制、减损外戚，那么后族恐怕也不宜褒奖进用。希望陛下宣谕两府，后族的恩泽暂且都不要施行，等到以后再慢慢议论这件事。一方面可以向世人表示人子恭敬孝顺的心意，不敢让后族先于母族；另一方面可以向世人表示，人君即位执政之初，不能把爵禄这一任用贤能的工具，单独用来偏爱椒房亲族。这对于圣德更加增添光彩。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上给皇太后的疏【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某月某日，具位臣司马光冒死拜上疏给皇太后殿下：去年仁宗皇帝抛弃天下驾崩，皇帝继承帝位之初，忧伤成疾。殿下想到社稷的重大，同皇帝一起听理政务，以安定众人的情绪。如今圣体恢复如初，四方没有事变，殿下推让政权而不居有，自求安逸，举止动静无不合宜。普天之下的臣民，谁不称颂？臣不自量力，想成就殿下的完全美德，就像借萤火和烛光的微明，仰助日月的盛光。希望殿下稍稍宽恕臣的罪过，最终听取臣的话。臣私下认为，治家的道理，虽然贵贱不同，人情却是一样的。我曾观察天下士大夫和百姓之家，长辈与晚辈共同居住，长辈有时恩意不周，衣食不丰；晚辈有时容貌不恭，言语不逊。如果晚辈孝顺恭敬而不怨恨，长辈慈爱宽惠而不责怪，那么上下和睦，家道因此兴盛。如果晚辈把长辈的行为当作怨恨，长辈把晚辈的行为当作责备，那么上下乖离，家道因此衰败。他们起初相互失和时极其细微，最终造成的祸患却极其重大。再加上谗人从中离间，于是父子相互猜疑，兄弟彼此憎恨，混乱和暴虐一同兴起，没有什么会不发生。凡是闺门之内，子妇中有以孝顺恭敬之心来亲近的，尊长就应当欣然以慈爱之心来接待她。如果她有过错，就应当以忠厚之心教导她。教导已经周全而她仍不听从，那么责备她可以，治她的罪也可以。等到她已经改正，又应当重新以欢悦之心接待她，不能因为一次触犯脸色，便终身厌恶她，使她最终无法解释谢罪。所以骨肉之间可以有威严和愤怒，却不能有憎恨和疾恶；可以有诘问和责备，却不能有猜疑和忌惮。这就是自古圣人用来对待亲人的道理。臣私下想到，皇帝和皇后对于殿下来说，兼有内外亲属的关系，经过抚养保育，如今成为万民的父母，享有天下的富贵，谁能说这不是殿下的功劳？臣认为殿下本来应当抚慰、存恤、爱护、挂念他们，感情如同亲生子女一样，周全地保护扶助他们，以完成深厚的恩德；不可偶然因为一点细小的过失，便积蓄长久的怒气，抛弃养育生成的厚恩，招来疏远断绝的深仇。这是愚人和智者都明白的道理。皇帝去年患病时，礼貌和言辞确实有可疑之处，得罪了殿下；臣已经曾对殿下说过：不能用对待无病之人的礼法去责备有病的人。一个人醉酒后犯了过错，酒醒后尚且可以赦免，何况有病的人不能自我省察，不是出于本意想要这样做，怎么可以追究计较，把它当作罪过呢？皇后从童年幼小的时候起，早晚在殿下怀中嬉戏，分食甘美食物和乳果，得到抚摸安慰与温暖爱护，只有恩爱而没有威严。如今既然已经正式居于中宫，又得以重新侍奉膳食。她洗手整衣来侍奉殿下，心中依仗过去的爱护，不把自己当作外人，仍然以童年幼小的心情期待殿下；所以有时有所请求，不能马上如愿，就会怨怒不平，不能完全做到家人婆媳之间的礼节。殿下即使因此生气责备她，本来也是应该的，谁能说不可以呢？只是事情过去以后，殿下如果就此抛弃她，不再收恤，像对仇敌一样憎恨她，那么臣认为就错了。臣在宫门外，没有办法知道禁宫中的事情，只是私下听到道路上的传言，不知真假；人们都说，近来皇帝和皇后侍奉殿下，恭敬勤谨的礼节远胜往日，而殿下对待他们过于严厉，接见他们过于简略。有时他们进来拜见，殿下虽然赐他们坐下，却像接待疏远的客人一样，彼此说不上几句话，片刻之间就又遣他们离开。这样，母子之间的恩情怎样能够通达？婆媳之间的礼节怎样能够施行？使他们疑惑恐惧、不敢主动亲近殿下的，大概就是这个缘故。臣私下想到，殿下以母仪临天下，已经超过三十年，柔和明达的声誉遍及内外。皇帝潜居藩邸时，增进德行、修习事业，仁厚圣明的声望光照远近。先帝以至公大义选择贤者建立继承人，海内之人都说，皇帝继承大统以后，慈爱孝顺的风气一定会从家庭推及国家，实在没有想到里巷百姓忽然会有如今这样的异议。

译推究事情的根源，大概是皇帝患病之时，宫省之中必定有谗邪之人，编造修饰言语，彼此离间构陷。一是想假装建立一点小小的忠心，以取得殿下的知遇，侥幸求取俸禄利益；二是自知平素过失很多，害怕嗣君严明，不能容忍自己；三是想暗中玩弄权柄，厌恶长君聪明，使自己不能任意妄为。因此他们日夜窥伺，搜集哪怕丝毫的过失，没有不送到殿下耳中的。殿下虽然极其聪明，也不可能没有疑心；虽然极其仁慈，也不可能没有愤怒。皇帝刚强健壮的性情屈服于众人的言论，无法为自己申辩，怎么能不愤懑郁结？于是使两宫之间彼此耿耿相失，长久不能解除，传到外界，导致朝野之士竟敢私下议论是非，实在令人惋惜。如今上天诱导殿下的内心，殿下深深发出慈爱之旨，卓然作长远考虑，把天下的政务全部归还皇帝。这是宗庙神灵的庇佑，是百姓的福分。然而臣私下料想，那些谗邪之人心中如沸汤一般，更加不能自安，必定竭力谋求离间。他们都是为自己一身的私利打算，并不是为国家和殿下谋划。臣希望殿下深深察知他们的用心，不要再听信接纳，斥退疏远这些人，不要把他们放在左右；召来皇帝，告诉他过去纷纷扰扰的事情都是这类人所为，从今以后母子之间应当坦然相处，彼此不再疑虑。皇帝一定会流泪叩拜，感动激奋，悲痛谢罪。这样以后，两宫之间的欢悦就全都恢复如初。凡是皇帝、皇后进见时，殿下应当赐给他们温和的脸色，留他们从容相处，不要时时加以限制隔绝；有时置办酒席，同他们谈笑，欣然相待，完全按照家人的礼节。这样，殿下安坐着享受孝养，还有什么快乐能比得上呢？心情平和，气息舒畅，眉寿无疆，国家安定，内外没有忧患，名声美誉光耀，将流传无穷。与其信任谗邪之人，处处猜疑防备，整日忧戚，以忧愤生病，使国家不得安宁、祸乱横生、讥讽诽谤流传后世，这两者的得失相差太远了。况且殿下既然能把祖宗的基业交给皇帝，又能把大政授予他，唯独在恩情礼遇之际，始终不能豁然回心、平息怒气，这是什么缘故呢？如今宫闱之中，殿下的骨肉至亲只有皇帝、皇后、长公主以及皇子、公主几个人罢了，其余的人都像过路人一样，对殿下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至亲尚且不能用恩信来结交，反而猜疑并疏远他们，那么疏远的人难道会独肯接受殿下的顾念礼遇，竭尽死力，始终不变吗？尊贵没有比做天子的母亲更尊贵的，富有没有比接受四海供养更富有。如今殿下拥有这样的富贵，却不能使自己快乐；该亲近的反而疏远，该疏远的反而亲近，使受恩的子妇彷徨而不能自安，恭敬局促而不敢进见，虽然内心怀有反哺之心，却没有办法施展，臣私下为殿下感到惋惜。臣和父亲都蒙受先帝深厚的恩德，从常调官员中被擢升，置于侍从之列。人不是木石，怎么能片刻忘记？如今先帝驾崩以后，臣只是顾不得死亡，进献忠诚正直的话，希望殿下母子和悦、国家安宁；这就是臣报答效力的方式。臣不胜区区激切恳诚，陈述这些意见让您知道，希望您留心察看。臣司马光冒死拜上疏。论两府迁官札子【治平元年闰五月四日上】臣恭敬地看到，去年陛下即位之初，两府臣僚已经各自升官；如今刚刚到满一年，又一律加以恩命。虽然陛下褒奖优待大臣，务求丰厚，但朝野私下议论，认为近来国家的官爵容易取得，恩赏过于频繁。作为国家柱石的大臣，应当齐心协力，共同挽救这种弊病。如今如果在连续几年之内，恩宠和赏赐接连增多，安然接受并认为理所当然，那么将凭什么率领、端正其他人，抑制堵塞侥幸求进的途径呢？因此恐怕会大大失去天下的期望。这样说来，陛下爱护他们，恰恰是在伤害他们。臣私下料想，大臣们也不敢安心接受，必定会辞让回避；希望陛下因而听从他们，成全他们的美名。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论两府迁官第二札子 臣近来曾上疏说，两府臣僚升官过于频繁，恐怕会失去天下的期望，请求陛下听从他们辞让回避，以成全他们的美名。臣并不是憎恨这几个人、嫉妒他们升官，而是想保全他们的美好名声，使他们辅佐陛下，慎重珍惜国家的大权。先帝亲自选择圣明之主，把天下传给陛下；如今陛下却想把功劳归给大臣，臣本来就知道这些人一定不敢承受。即使他们当日确曾帮助成就先帝的圣意，那也是为了安定宗庙社稷；如果今天接受赏赐，就是预先邀取非同寻常的福分，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呢？这样说来，陛下赏赐他们，是掩盖他们竭尽忠诚的本心，使他们成为追逐利益的人，这有什么荣耀呢？臣所谓想保全他们的美名，就是这个意思。爵位官职，是君主驾驭群臣的大权。然而品级高低本来都是虚名，只因难以取得，所以被人看重；如果容易取得，就会被人轻视。譬如金玉珠玑，如果道路、台阶、庭院到处都有，就和瓦砾没有区别了。近年以来，官员冗滥、赏赐泛滥，两府大臣难道不知道吗？如今正值陛下即位执政之初，正应当开导圣明，惩治革除这种弊病。现在陛下在继承大统之际以及圣体尚未安宁之时，因中外平安而认为这是两府的功劳，给予厚赏，那么宿卫将帅、宗室外戚、四方藩镇、内侍近臣都会有所企望。如果一一满足他们的愿望，国家的官爵就会贱如泥土，将再也无法用来役使群臣。如果压制而不给，他们又不会自我反省，反而产生失意怨望；这就会从推恩开始，最后聚集怨恨。况且辅佐之臣在一年之内接连升官，却想禁止其他人侥幸求进，实在也很困难。臣所谓想使他们辅佐陛下、慎重珍惜大权，就是这个意思。或许陛下认为，曹佾没有功劳，尚且加授使相，何况辅弼大臣在国家艰难之际竭尽力量、劳瘁效命，不可不赏。臣愚昧地认为不是这样。陛下赏赐曹佾，不是因为他有功，而是因为皇太后的恩德深厚，无以报答，所以褒奖尊崇元舅，以慰藉母亲的心。如今如果因此推恩，先及后族，再及两府，继而及于其他人，那么曹佾就会随着众人一同升官，并不能显得比众人优异，这对于皇太后的心意还有什么安慰呢？这样一来，陛下白白耗费了盛大的恩典，而众人都按照通常的规格升官，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臣难道不知道陛下想褒奖大臣吗？只是臣区区之身，不自量力，横加议论，既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了朝廷忠诚谋划，其他事情都不顾惜，只希望陛下察知。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请求停止修建感慈塔札子【治平元年闰五月十五日上】

译臣恭敬地听说，感慈塔已经有圣旨，拆毁重修五层。臣私下认为，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陜西、西川等路，从去年冬天以来少雪，今年春天又少雨，麦田已经没有收成。前些日子五月十三日下了雨，才开始播种秋田；此后又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刚刚萌发的禾苗随即又焦枯。农民嗷嗷待哺，大多没有食物，只好抛弃乡里，流离道路，顾不得妻子，卖掉儿女来接续粮食。县官的仓廪一向没有积蓄，供给军队尚且恐怕不足，本来就没有多余财物可以赈济借贷。陛下在这个时候，所应当做的是侧身忧虑，专心应对，减损服饰、节省膳食，以救济百姓的灾患；却反而修建这座佛塔，耗费国家财物。臣私下认为，这是颠倒了缓急先后的事务。况且这座塔倾斜已经很久，即使再过几年不修，对僧徒有什么大的危害？如果百姓饥饿困穷，早晨还顾不上晚上，而国家又不能收恤，那么老弱之人就会辗转死于沟壑，壮年人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到了那时，即使有一千座塔，又有什么用呢？府库中的财物，全都是百姓的膏血；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怎么可以轻易耗费？如今主管官署既然谄媚苟且，竟不替陛下爱惜财物，陛下又不加以介意，一概听从他们，那么四海百姓将要依靠和仰望什么呢？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亲自发布有德的诏令，宣谕主管官署，因今年旱灾，暂且停止修建这座塔以及其他不急迫的费用。凡有类似这样的事情，都应由主管官署逐项奏报，全部停止办理，等到别的年头丰收、府库有余以后，再慢慢商议这些事情。在圣政开始之初，这也足以彰显爱护百姓的心意，成为一件盛美之事。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请求停止给近臣恩命上殿札子 臣前些日子上言，近年以来官员冗滥、赏赐泛滥，两府大臣正值陛下即位执政之初，应当开导圣明，惩治革除这种弊病。如今陛下在继承大统之际以及圣体尚未安宁之时，因中外平安而认为这是两府的功劳，给予厚赏，那么宿卫将帅、宗室外戚、四方藩镇、内侍近臣都会有所企望。如果一一满足他们的愿望，国家的官爵就会贱如泥土，将再也无法用来役使群臣。况且辅佐之臣在一年之内接连升官，就难以禁止其他人侥幸求进。臣恭敬地听说，陛下面谕臣说，两府大臣都有大功，所以升官；其他人没有功劳，怎么敢随便有所企望。臣再三陈述，认为如果陛下停止给两府的恩命，其他人自然不会侥幸求取；如果看见两府升官，谁肯自称没有功劳而不求荣进？恐怕到那时陛下也不能裁抑，两府也不敢坚持上奏。当时陛下的圣意坚定，始终不肯采纳。如今两府刚刚接受恩命，臣私下听说，入内内侍省都都知任守忠等人也已经一律升官。臣私下料想，今后其余臣僚彼此比较，接连升官，就会突然没有穷尽。官爵，是君主用来驱策群臣、控制四海的利器。如今陛下竟不加珍惜，轻易地把它给予别人，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臣私下对此深感惋惜。凡政令的施行，一定要从尊贵和亲近的人开始；先前泛滥的恩赏已经施加给了贵臣，不能再收回。如果只在近臣这里停止，尚且还可以挽救大半。关于任守忠等人的恩命，希望圣慈特别准许追回，以堵塞今后侥幸求取的道路。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传家集》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三十二，宋司马光撰，章奏十五 陈述治国要道上殿札子【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臣听说，舜和皋陶以相互唱和的诗歌彼此告诫，把君明臣良看作美德，把琐碎纷杂看作过失。这是因为君王拥有整个四海，统治亿万百姓；如果事情无论大小都亲自处理，那么得到的极少，失去的却很多。古语说：能够察看眼睫的人就不能看见百步之外，能够看见百步之外的人也不能察看眼睫。这不是不想两者兼顾，而是形势不允许。因此，明智的君王总揽大体，掌握枢要，精选贤能之人，任命他们承担各种职务；有功的赏赐，有罪的诛罚。所以自身不劳累而收到的功效很大，正是采用了这个道理。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亲自执政以来，振奋精神寻求治理，勤勉不倦，天还未亮就起床穿衣，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即使大禹的勤劳、文王的美德恭敬，也不能超过陛下。然而政务有根本和末节，事务有重大和细小；举起纲绳，所有网眼就会张开；提起衣领，众多毛发就会理顺。臣希望陛下先处理根本，后处理末节；先处理重大的，缓处理细小的；选择合适的人加以任用，这是治理的根本。赏善罚恶，这是事务的重点。陛下应当先考察群臣的邪正以及他们所能胜任的才干，然后思考天下有什么事情尚未治理，应当让什么人去治理。对于公正忠诚、勤勉谨慎、功效显著的人，用厚赏来鼓励他们；对于奸邪回曲、懒惰怠慢、没有功劳反而败坏事情的人，用严刑来威慑他们。这样，天下万事没有不能办成的，亿万百姓没有不得安宁的。陛下可以高拱在上，无为而治，名声与尧舜相配。至于文书簿册的烦琐、文法的严密、钱粮的收支、制度格式的有无，这些是群臣百官所掌管的，不是陛下应当留意的。陛下如果舍弃那些根本事务而取办这些细节，臣恐怕只能有大禹那样的勤劳，却得不到大禹的功绩；有文王那样的美德恭敬，却看不到文王那样的治理。臣以进谏和纠正过失为职责，正逢陛下勤于政务之初，又虚心寻求劝谏，这正是千年难逢的时机，实在不敢拿琐细末节来烦扰、玷污圣明。希望陛下深思这个道理，这是自古至今实现大治的根本，不要认为这是迂腐空泛、陈旧熟套的话而忽略它，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论程戡、施昌言札子【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上】臣私下听说，近来夏国屡次制造事端，边境的变故不能不预先防备。防备的关键在于选择将帅。臣恭敬地看到，鄜延路经略使程戡，天性奸邪回曲；泾原路经略使施昌言，年老多病，昏昧不明。他们都凭着像斗筲一样狭小、软弱无能的才干，承担抵御敌人、保卫边境的职任。平常没有事时，看不出有什么缺失；一旦警报紧急，必定败坏大事。这就譬如开门请盗贼进来，以肉喂老虎。臣私下为国家感到危险。希望朝廷及早选择智勇兼备的将领来代替他们的职任。两人一并除授致仕，以安定边境百姓，也警戒那些尸位素餐、窃取俸禄的臣子。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论任守忠札子【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臣私下听说，入内内侍省都都知任守忠擅自取用奉宸库的金珠数万两，进献给中宫，自以为有功，又接受中宫的赏赐。外面的议论纷纷，无不惊骇。臣恭敬地认为，任守忠一向罪恶极多，难以立即逐一列举。陛下承受天命、继承大统，圣政刚刚开始，任守忠竟毫无畏惧，更加肆意巧言谄媚，公开取用官物，借私人的恩宠赞助椒房，首先倡导奢侈靡费。既想求取权势宠幸，又分得丰厚利益，奸邪的臣子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希望陛下特别作出英明决断，把任守忠交给主管官署，彻底查究他所犯的罪行，按照法典公开正法，以示天下。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论任守忠第二札子 臣近来曾上疏说任守忠奸邪的事迹，请求依法处刑，却没有听说施行。臣因为忠诚恳切，不能自已。臣考察任守忠，怀藏奸心欺罔皇上，谄媚奸佞而贪婪，暗中玩弄权柄，本来不是一天了；专门制造谗邪，交相离间两宫，狡猾反复，陛下都是知道的。如果不是先帝圣明、皇太后仁慈，社稷就值得忧虑，皇位也难以安定。如今他又盗取府库财物，曲意求取容纳宠媚，教导中宫做不合礼法的事，使陛下陷于不义。这样的罪行如果还不诛杀，法典刑罚还有什么用？根据任守忠的罪恶，臣早就应当上奏陈述，只因陛下登基之初，天威尚未振作，希望陛下亲自作出英断，诛杀这个大奸，使内外臣子无不震惊肃敬。如今圣恩宽贷他，已经超过一年，外间议论都说任守忠因为谄媚奸佞，受到陛下的宠遇，超过先帝在世之时。臣身为谏官，不敢闭口沉默。任守忠职掌宫禁，长久专擅威福，如果不早点除掉，恐怕会另外产生事变。希望陛下像臣前次奏疏所说，立即把任守忠交给主管官署，彻底查究他的罪行，在市朝公开处死，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论任守忠第三札子【次日任守忠降为保信军节度副使，蕲州安置】臣近来两次上疏说任守忠奸邪的事迹，请求依法处刑，至今没有听说施行。臣迫于忠诚恳切，不能自已。臣看到任守忠早年凭借小臣身份侍奉先帝，幸蒙奖拔，荣禄都达到极高；每日侍奉左右，却不能以忠言正道对先帝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只是用诙谐谄媚苟求欢悦，这是他的第一项罪行。总领近侍，受委任处理差遣，却轻慢忽视同列，任意决定他们的进退；依附自己的就爱护喜欢，违逆心意的就憎恨厌恶；援引亲党，排挤压抑孤立寒微之人，任性徇私，毫无顾忌，这是他的第二项罪行。他一向所受的俸禄赏赐也已经不少，但天性贪婪，年老以后更加严重；盗窃官物，收受财货贿赂，金帛珍玩充满私宅，宅第产业在京师首屈一指，聚敛之心从未有止境，这是他的第三项罪行。结交朋党援助，专擅权力凭恃势力，放纵逞强，任意施行威福；所喜爱的人即使犯有大罪，也替他掩盖不说；所厌恶的人即使只有小小瑕疵，也纠举摘发，罗织成罪，使宫禁之中人人举步谨慎、屏息畏惧，害怕任守忠没有可以相比的程度，这是他的第四项罪行。濮王去世时，任守忠监督丧葬之事，卖弄国恩，轻蔑皇族，趁人家有丧，索取夺取财物，所得已经很多，最终仍不满足；于是诬陷长子宗懿不孝，使他被贬谪，感愤成病，直到死亡也不能自行洗清冤屈，这是他的第五项罪行。

译先帝年纪渐高，尚未有继承人，深深思考宗庙和百姓的重大责任，属意于圣明之人，本来不是一天了；而任守忠暗中蓄积奸心，破坏国家的大防，极其忌恨国家立长子或立贤者为继承人，想在仓促之际居中提出建议，选择软弱昏庸的君主，以求取巨大利益，就像有唐末年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情形一样。幸赖先帝聪明，见识卓越而长远，果断确定意志而不疑惑；否则太平的基业几乎要坠落在地上，这是他的第六项罪行。等到陛下成为皇子以后，任守忠内心怀有忧惧，天天在先帝面前制造各种离间，使内外隔绝，陛下入宫应对极少；使先帝作为陛下的父亲，不能施行父亲的恩爱；使陛下作为先帝的儿子，不能施展为人子女的亲情，这是他的第七项罪行。等到先帝驾崩，陛下继承帝位，不幸患病，皇太后暂时共同听政，任守忠乘此机会大肆施展奸谋，窥伺言语，编造事迹，来往之间变换面目，进退之际说法不同，使皇太后即使有文母那样的慈爱，也不能免于投杼的疑心；使陛下虽有曾参、闵子骞那样的孝行，却立刻蒙受辜负恩德的诽谤。他交结离间两宫，最终造成深深的嫌隙；推究他的阴谋，几乎无所不至。幸亏皇太后聪明明断，坚持义理不可动摇；否则祸乱的兴起，哪里说得尽呢？这是他的第八项罪行。等到圣体安康，皇太后恭敬地归还大政，任守忠不加以劝导，不引导陛下勤修子女之道、承顺慈颜、顺从心意、报答深厚恩德、扩大美好声誉，反而观察时机、顺应势力，翻脸无常，想假装贡献新的忠诚来巧妙遮掩旧日的罪恶，用过去谗害陛下的计策，作为今日谗害皇太后的言辞。即使陛下未必听信他的话，但让皇太后听到以后，也不能不介意，终日流泪忧闷而成病。任守忠只想在左右反复变化，为自己谋求利益，完全不顾天下人议论陛下的善恶，这是他的第九项罪行。皇后正式居于中宫的时间还不长，天下都仰望她的美德；任守忠竟然替皇后谋划，完全不向皇太后禀问，假传教旨，打开祖宗的宝藏，擅自取出金珠数万两献给皇后。既取得一时的欢心，又坐享丰厚赏赐，违背婆媳之间的礼法，开启骄奢的根源，使皇后只承受恶名，而自己收取重大利益；做臣子的奸邪，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这是他的第十项罪行。任守忠有这十大罪，都是陛下亲眼见到、众人共同知道的；其余欺骗蒙蔽、作奸犯科、恣意横行不守法的事情种类繁多，无法全部说尽，实在是国家的大贼、人民的巨蠹。希望陛下把任守忠的罪行全部揭露出来，明白地昭示四方，在都市斩首，以惩治奸邪。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论内侍差遣上殿札子【治平元年上】臣从前上殿时，恭敬地看到陛下宣谕，把内臣的差遣一概交给都知司办理。臣当时已经上奏陈述，认为这样不妥。如今入内内侍省都都知任守忠，倚仗这种权势，背弃公道树立私党；奉承他的人就坐等升迁，违逆他的人立刻遭到排斥，威福的权柄全掌握在他手中，于是使宫禁之中畏惧他超过畏惧君主。他罪恶积累，幸亏陛下英明决断，已经斥退他。可是如果不收回施行威福的权柄，那么这就是除掉一个任守忠，又产生一个任守忠，最终没有益处。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从今天以后，除了内臣按常规办理的差遣仍旧命都知司定夺外，凡勾当御药院、内东门、龙图阁、天章阁、后苑、化成殿、延福宫等处，以及临时差遣去管理内外重要事务的人，都请陛下亲自选拔任用，以具体事务考验他们，观察他们的为人；忠诚谨慎而有功的，就加以赏赐提拔；奸邪无能、不称职的，就加以贬退，不必一一查考资历次序、检索旧有制度。这样，谁不会感念恩德、畏惧威严，竭尽忠诚和力量呢？哪里只是内臣能够这样治理？即使外朝臣子，也可以用这个办法来治理。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贡院请求按各路分别取士状【治平元年上】据中书批示下达的文件，知封州柳材上奏，希望今后南省考试进士时，将拆封的国学锁厅举人试卷与其他试卷一同糊名。各道州府举人的试卷，则分别按各路糊名，委托封弥官在试卷上题写“在京”或各路的字样，盖印后送交考试官。南省放榜的合格进士，希望按照在京和各路分别以分数裁定取士，这样可使国家的科举名额在内外之间均衡。如果准许所请，伏望下达两制详加审定。右件谨依前具报。本院如今查勘簿籍，近年三次科场中：嘉祐三年，国子监取得解试资格和免解的进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二十二人，大约五人中取一人；开封府取得解试资格和免解的进士共二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四十四人，大约六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取得解试资格和免解的进士共一百五十二人，及第者五人，大约三十人中取一人；京东路取得解试资格和免解的进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第者五人；梓州路取得解试资格和免解的进士共六十三人，及第者二人，大约三十一人中取一人；广南东路取得解试资格和免解的进士共九十七人，及第者三人，大约三十二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六十九人，其中及第二人，约三十四人取一人；广南西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三十八人；利州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三十六人；防州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二十八人，及第者各只有一人；河东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四十四人，完全没有人及第。嘉祐五年，国子监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一百零八人，及第者二十八人；开封府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二百六十六人，及第者六十九人，大约四人取一人；京东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五十人，及第者五人，约三十人取一人；荆湖南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约三十四人取一人；广南东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八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约四十二人取一人；河东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四十一人；陕西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二十三人，及第者各只有一人。荆湖北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二十四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人〕

译广南西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六十三人，防州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三十二人，均完全没有人及第。嘉祐七年，国子监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一十一人，及第者三十人，约四人取一人；开封府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三百零七人，及第者六十六人，约五人取一人；荆湖南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六十八人，及第者二人，约三十四人取一人；陕西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约六十二人取一人；河北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东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四十五人；荆湖北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二十三人，及第者各一人；广南东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七十七人；广南西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获得解额及免解进士共二十八人，均完全没有人及第。由此比较京城及各路举人的得失、多少之数，显然很不均衡。这大概是因为朝廷每次科场所派的试官，大多是两制、三馆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七人〕 他们所崇尚的东西随即形成风俗。京城举人追逐当时的风尚，容易懂得应试的体面和学术渊源，文采自然精工，使偏僻遥远、孤陋寡闻的人同他们竞争，在混同封弥、考校长短的情况下，双方势力本来就不相等。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中，也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这就是说，即使是微小鄙陋的地方，也一定有贤才，不能妄加抹杀。因此古代选取士人，以各郡国户口多少作为标准；有时取其德行，有时取其才能，按照各自所长分别选取。从近处的宗族姻亲到远处的夷狄，无论小才大才，都不能遗漏。如今有时数路之中竟没有一人及第，那么遗漏的人就太多了。国家任用人的法则是：不是进士及第，便不能得到优良官职；不善于作赋、诗、论、策，便不能及第；不曾游学京师，便不善于作赋、诗、论、策。由于这个缘故，使四方学士全都抛弃乡里，离开双亲，老死在京师而不再回去。其中也有自身背负过恶，或隐有忧患、服丧，不敢在乡里取得解额的人，往往私下购买国子监文牒，冒充、伪造户籍贯属，在京师取得解额。自从间年开设科场以来，远方举人害怕往返奔波，只在京师寄名应试的，比过去更多。国家虽然重重设置科举禁令，至于不采用防禁、赎免之类的办法，然而冒犯禁令的人却年年增多。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每次科场及第的进士，大多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的人。那么按照人的常情，谁肯离开这里而到那里去呢？设置优良官职、丰厚俸禄这样的进取之路，在前面诱导人；又在后面用苛刻的法律和空文加以禁止，这就好比决开洪水河流的尾部，却捧一把土去堵塞它，势必行不通。《尚书》说：“不偏袒，不结党，王道宽广平坦。” 国家设置贤能科来等待四方士人，怎么可以让京师中欺诈妄为的人独自取得名额呢？如今柳材所提出请求的科场事项，如果依照实行，确实可以使京内外均平，事情和道理都恰当，可以使偏远孤独之人有希望进身通达，使寄居异乡的人各自想着回归本土。反对者一定会说：国家近来设置封弥、誊录制度，以求完全公正；各路举人之所以比京城举人及第少，是因为他们自己文艺疏拙，长短相较，理应黜退。如今如果在封弥后的试卷上标明京城及各路字号，只怕试官徇私的人会因此得以动用私情，这是大错特错的。国家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是为了任用贤能：大的方面是道德、器识，用以辅佐教化；其次是明察、惠和，用以安抚州县；其次是方略、勇果，用以抵御外侮；小的方面是刑狱、钱谷，用以供给差役。难道可以只选取文艺之人，想用他们来充任百官、办理万事吗？既然如此，四方之人即使在文艺方面有所短处，但在其他方面有所长、对公家任用有益的，也实在很多。怎么能一概弃斥，使他们终身不能做官呢？凡是试官挟带私心，不过是徇护自己的亲友、亲族和同乡。现在即使标明各路字号，如果试官想徇护亲友，同一路的人聚在一处，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他的亲友；如果想徇护同乡，那么一路之中所取人数本来有规定，难道敢偏向本路而多取一人吗？这样说来，即使标明各路字号，试官也没有容纳私心的余地了。如今想请求依照柳材所提出的办法，今后南省考试按此裁定取人。如果朝廷仍认为有嫌疑，就请求命封弥官将国子监、开封府及十八路临时各取一个字作为偏旁立号。假如国子监全用“干”字，开封府全用“坤”字，京东路全用“离”字，京西路全用“坎”字作为偏旁，其余各路也依此办理。委托知贡举官在各号之中考校文章义理的好坏，各随其短长，每十人取一人。奏名人数不满十人的，六人以上也取一人；五人以下则不再取人。亲戚举人参加别试的，因为人数很少，不再分别立号，只依照旧条例，混同封弥，按分数取人。凡应当奏名的人，不再计入南省奏名人数之内。如果允许所奏，请下达指挥给贡院遵守实行。《传家集》卷三十二。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三十三，宋司马光撰。章奏十六。论讲筵札子【治平元年九月三日上呈】。臣恭敬地看到讲筵所发的告报，奉圣旨说，从九月初五日以后，每日开讲，讲到重阳节停止，等到来年开春另选日期再开讲。臣私下认为，国家本来设置经筵，是想阐明道义，补益圣德。先帝在位时没有事情，常常开设讲筵；近年以来因为圣体不安，于是端午及冬至以后，在酷暑严寒之时，暂时停讲数月。如今陛下刚刚即位，政治清明，正应当专心精力学习的时候，却在初五开讲，初八就已经停止。臣担心议论者会认为陛下并非真心求道，只是想沿袭旧例，准备一个对外的形式罢了；群臣也并非真心明白道理，只是想敷衍职事、求取赏赐罢了。如果果真如此，臣私下认为这是朝廷的羞耻。况且陛下近来增设各宫教授，又下诏告诫勉励宗室，使他们向学。如果陛下不能以身作则，宗室怎么肯奉行诏令呢？臣愚见认为，陛下如果另有事情要办，暂时无暇开讲，那么姑且等待其他时候，也还不算晚；如果已经开设讲筵，就恐怕不宜在几天之间仓促停止。请陛下裁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日〕 请求讲授《尚书》的札子【治平元年上呈】。臣恭敬地看到经筵所讲的《论语》将要结束，私下认为《尚书》中尽载二帝三王的嘉言要道，是施政的成规，也是考察古代、取法先王的首要事务。陛下刚刚继承大统，留心万机，想寻求可以取法的规范，没有比这部书更好的了。臣怀着诚恳的心愿，请陛下再以圣意裁量，将来《论语》讲完后，命令讲授《尚书》。请陛下裁决。论除盗札子【治平元年十月十日上呈】。臣私下听说，朝廷下诏给京东、京西遭受灾害的州军，说如果百姓确实因为家贫而偷盗斛斗粮食，因而盗取财物，可以减等判决并释放，不知是否属实。如果果真如此，实在很不妥当。臣听说《周礼》所讲的荒政有十二项，其中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率等，都是推行宽大的恩惠以利于百姓；唯独对于盗贼，反而更加严厉急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饥荒之年盗贼必然增多，残害良民，不能不加以除掉。近年曾见州县官吏有不懂治政体要、专门施行小仁的人；有时遇到荒年，盗贼劫夺粮食，稍稍宽纵，盗贼便公开横行，彼此劫夺，乡村大乱，不得不广泛搜捕，重施刑罚，有的处死，有的流放，然后才稍稍安定。如今如果朝廷明白下诏，预先说明偷盗斛斗并因而盗取财物者可以减等判决释放，这就是鼓励百姓做盗贼。百姓缺少粮食，官府应当减轻徭役、赋税，开仓赈济借贷，救他们免于死亡，不应当让他们彼此劫夺。今岁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即使施用严刑峻法来除盗，仍恐怕在春冬交替之际，饥民聚众呼啸，无法禁制，更何况下诏去鼓励他们呢？臣恐怕国家开始时出于宽仁，最后却会变成残酷暴虐；本意在于救活百姓，结果反而杀人更多。凡是发布号令，都不能不慎重；即使有毫厘之差，造成的祸害也很多。如果刚刚知道它有错误，立即改正，尚且胜过明知会危害百姓，却执迷不改。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立即命令收回这道诏令，严厉责问京东、京西转运司以及各灾伤州县，多方筹划粮食，救济饥民。如果有一人敢劫夺别人的粮食，立即加以擒捕，依法处置。这样百姓知道畏惧，不敢轻易犯法，这就是保全愚民、减少刑狱的办法。请陛下裁决。论备边札子。臣听说《周书》称颂文王的德行说：“大国畏惧他的力量，小国感怀他的恩德。”这是说诸侯倨傲凶狠、不肯归顺，就讨伐诛灭他们；顺从柔服，就保全他们。不回避强者，也不欺凌弱者，这就是王者治理天下的方式。臣恭敬地看到，去年先帝去世，赵谅祚派使者来致祭，延州派指使高宜押伴入京。高宜言语轻浮放肆，傲慢对待他的使者，侮辱他的国主。使者临行辞别时，亲自向朝廷申诉。臣当时和吕诲上奏，请求加罪高宜。朝廷忽视了这件事，不放在心上，使他怀着怨恨回国，一国之人都认为这是耻辱。今年以来，谅祚招诱逃亡者，集结兵马，窥伺边境，攻打围困堡寨，驱赶胁迫熟户八十余族，杀掠弓箭手约数千人。如此悖逆，而朝廷却反而派遣使臣携带诏书前去抚谕他：他顺从时就侮辱他，他倨傲凶狠时反而畏惧他，岂不是违背了文王号令诸侯的原则吗？如果使臣到达那里，谅祚叩头伏罪，禁止侵掠，还或许可以赦免；如果他再次拒绝违抗王命，言辞礼节骄慢，继续侵掠，不知道朝廷将怎样对待他？损伤威严、毁坏国体，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如今公私财力困竭，士卒骄纵懒惰，将帅缺乏人才，而戎狄侵犯边境，值得忧虑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可是朝廷上下安然无事，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朝廷自有防备，而我们这些疏远在外的臣子不能知道吗？臣私下对此很疑惑。所谓防备，不只是增加驻屯军马、积储粮草罢了，关键在于选择将帅、整顿军政。这两件事都缺少，怎能说有防备呢？臣不胜愤懑，恭敬地希望陛下广泛召集群臣，询问他们抵御边患的策略，选择其中好的竭力实行。如今救援边境的紧急程度，应该像捧着漏水的瓮去浇灭焦锅，还恐怕来不及，怎么可以在外表上显示闲暇，养成大患呢？请陛下裁决。论储蓄札子。

译臣听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国家近年以来，官府和民间都不致力于积储，官府仓廪大多没有三年的储粮，乡村农民很少有半年的粮食。因此稍有水旱灾害，公私便都困乏，无法相互救济，百姓流离迁徙，盗贼也一同兴起。在这种时候，朝廷并不是不以此为忧；等到年成稍微丰收，上下之人便都忘记了。这是当今最深重的弊病。先帝在位时，臣曾上奏，请将各路转运使及各州军长吏任满之日，比较仓库实际储量与初到任时增加、减少多少，作为黜陟的依据；又命令百姓中能够努力耕田、积存粮食的人，均不把这些粮食计入家产之数，想为国家竭力救治这一弊病。此后没有听说朝廷实行。今岁开封府界以及南京、宿、亳、陈、蔡、曹、濮、济、郓等州连绵阴雨成灾，庄稼田地全被洪水冲没。百姓中瘦弱的流转到其他地方，饿死在沟壑；强壮的起来做盗贼，官吏不能禁止。朝廷想开仓赈济借贷，可是军粮储备尚且不足，拿什么赈养百姓？想向有积蓄的人家征取，可是穷人还没有得到救济，富人也将缺粮；又会使今后民间不敢积储，倘若不幸再次发生荒年，国家又到哪里去取得粮食呢？这就是朝廷虽寒心丧气，也只能坐视不管、无可奈何的原因。臣私下思考，这并不是今天主管官员的罪过，而是过去主管官员的罪过。过去的事情已经来不及挽回，今后的事情还可以追补。陛下如果不在今天特别留心，迅速救治这个弊病，丰年、荒年的期限就无法预先保证。如果将来再有水旱、螟蝗等灾害，饥荒接连不断，比今年更严重，那么国家的忧患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臣又听说，平籴之法必须谨慎观察年成的高下。因此大丰收时收购三成、留下一成；中等丰收时收购二成；收成较差时收购一成，使百姓粮食适足；价格平稳便停止收购。小饥荒时，发放小丰收之年所收的粮食；中等饥荒时，发放中等丰收之年所收的粮食；大饥荒时，发放大丰收之年所收的粮食并出售，以此取有余来补不足。如今开封府及京东、京西遭受水灾的地方，免税多达十分之几，这是大饥荒之年。官吏却往往反而进行收购，所支付的官钱既少，百姓不肯自行来卖粮；于是便派人编排拦截、搜刮粮食，与盗贼抢劫没有区别。这使有粮食的人家更加闭藏，不敢拿到市场，粮价更加昂贵，人民无法生活。这样一来，不只是天灾，也是官吏治理颠倒错误造成的。臣愚昧地希望朝廷检视臣前次及这次所奏的事情，更加详细斟酌，选择可行的，稍稍赐予施行。请下令开封府界以及京东、京西遭灾的州军，现今官府正在收购的粮食一律停止收购。凡有常平仓、广惠仓储存粮食的地方，按照簿籍设置历簿，出粮出售并赈济借贷，先救助农民；告谕有积蓄的人家，允许他们出粮，收取利息借贷给别人，等到丰收之日，由官府特别为之追索，不使其拖欠。河北、陕西、河东及各路凡是丰收的地方，委托转运司斟酌，粮价低的地方广泛谋划收购，价格平稳便停止。如果本路缺少钱物，就委托三司从其他地方筹划调拨供应。并且从今以后，请朝廷每年谨慎察看各路丰收、荒歉的地方，依此施行。臣私下料想，有关官员一定会说，官府没有闲钱可以趁粮价低时收购。臣恭敬地看到，国家每逢荒年，沿边驻军多的地方，常常用数百钱买一斗米；如果把这些钱用在丰收之年，可以买一硕。不知有关官员为什么荒年便有钱供应，丰收之年反而没有钱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弊病在于有关官员只图眼前偷安，等待调任升用罢了，不替国家考虑长远的计策。所以臣只希望陛下深切留意。请陛下裁决。论官阶等级札子【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呈】。臣听说，治理军队如果没有礼制，威严就不能施行；所谓礼，就是确定上下之间的等级。唐朝自肃宗、代宗以来，致力于实行姑息政策，因此藩镇跋扈，威胁侮慢朝廷；士卒骄横，侵凌逼迫主帅；下级凌驾上级，上级衰替，完全没有纲纪。以至于五代时天下大乱，国运短促，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太祖、太宗诸祖宗承受上天的盛大使命，圣德聪明，知道天下的乱象产生于没有礼制，于是制定军中的制度说：“一级一阶，完全归于服从侍奉的礼仪。敢有违犯，罪至死刑。”于是上至都指挥使，下至押官、长行等，层层相承，秩序分明。就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没有谁敢不服从。因此能够东征西伐，平定天下，为子孙建立长久宏大的基业。至今一百多年，天下太平，都是由于这条道路。近年以来，中外掌兵的臣僚往往不懂大体，喜欢施行大恩惠来盗取虚名。军中有人违反等级制度，他们总是宽贷，导致军校大多不敢约束长行，只说温和讨好的话，和颜悦色地曲意抚慰，以至于懦弱怯惰的军官也形成这种作风，于是使军队中骄纵放肆、悖逆傲慢，逐渐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上级畏惧下级，尊卑制度被卑下者所制。所谓下级凌驾上级、上级衰替，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听说，圣王施行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不需要刑罚；如今宽贷违反等级制度的人，虽然救活了一个人的性命，却不知道军法不能确立，逐渐形成上下颠倒的风气，那么所关系到的就是亿万人的性命。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别下诏告诫，申明官阶等级之法，告诫中外掌兵的臣僚，让他们一律遵守祖宗的制度。如果有人敢擅自宽贷、曲意收买众人之心，就严加罪罚，以警戒其他人；这样或许纲纪可以重新振作，基业长久安定。请陛下裁决。论举荐官员上殿札子【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呈】。

译臣听说，达到太平的根本在于得到贤才。天下极其广大，群臣极其众多，人主不能遍知，必定要依靠荐举。如果荐举不能得到真实的人才，奸邪巧诈之人就会一同进用，官职也会因此荒废。所以设置连坐之法来惩罚荐举失当者，这是历代帝王都不改变的办法。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诏，命令中外臣僚在文资官中，不论职位高低，荐举实际品行著名、政绩特别优异、可以准备升擢任用的人；又在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中，荐举可以充任将领及领兵作战职务的人。这是前代的良法，也是当前的急务。臣开始听说时，不胜庆幸高兴。后来议论者都说，数年以前也曾有过这样的诏书，所荐举的人很多，却没有听说朝廷曾有所升擢。如今这大概也只是修饰旧故事、装点虚名罢了，并非真有求贤之实。如果果真如此，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把这次臣僚所荐举的人，按照每个人的资历次序分别编列，登记姓名，各置一簿，留在宫禁之中；把副本下发给中书、枢密院。以后遇到文臣转运副使、提点刑狱、转运判官、知大藩府，以及武臣总管、钤辖、路分都监、知州军等职位有空缺时，除去任用原有资历次序的人外，凡属升迁可以进入上述差遣的人，都请从这次举官簿中资历次等的人里，由陛下亲自选择、确定一人。不属于这次荐举的人，不得差遣充任上述职务。如果升迁以后，将来任职失败、缺失，不如被荐举时所说的情况，或犯有贪赃及私罪，荐举他的主官都应依法处置；即使现任两府，也请不要依据恩例特意赦免。凡因荐举官员不当而应当降官、降差遣的人，不满三年，即使遇到恩赦，也不得牵连恢复原职。这样一来，群臣没有谁敢不出于公心选择人才，天下贤才都可以得到任官使用。请陛下裁决。论陈述古札子【治平二年正月十日上呈】。臣私下听说，陕西都转运使陈述古昨天因巡察边境而欺罔上奏朝廷，说边境安宁平静，不值得忧虑。后来代理泾原路经略司事务的副总管刘几报告说，西人正在集结，将要入侵，请求出兵防御。陈述古害怕这与自己先前的奏报相违，因此恼怒刘几，上奏说刘几不合军情，夸大其事、无端生事，擅自调任刘几为知凤翔府。几天之内，西人果然大举侵犯边境，杀掠弓箭手及熟户蕃部。陈述古也没有立即发兵救援，导致数千户陷没。近来虽然知道朝廷已经派台官勘察陈述古的罪状，但私下听说他所获罪名只是擅自调任刘几以及奏状中有不实之处。如果从文吏的角度议论，罪行不算重；如果从国家大计来说，危害实在深重。为什么呢？国家承平日久，人们不熟悉战争，即使驻屯的士兵，临敌时也难以使用。只有弓箭手及熟户蕃部，都生长在边疆，熟悉山川道路，知道西人的真实情况和虚诈，才能气勇悍，不害怕战斗，向来国家依靠他们作为藩篱屏障。如今陈述古明知西人想来侵扰，却为自己逃避反复失信的罪责，顺势造成欺罔的阴谋，压制将官，不许他们救援防御，于是把数千户百姓送入虎口，使父子流离，骨肉遭受涂炭。难道只有已经陷没的人值得深切哀痛吗？臣恐怕从今以后，各路弓箭手都不敢居住在极远边境，熟户蕃部都产生背叛国家、跟随贼人的心思。这样看来，它的危害难道还小吗？况且陈述古出身于门荫，才气庸陋鄙俗；自从历任官职以来，所到之处任性妄为，残虐官吏百姓，不顾宪法典章，轻慢侮辱王命，骄横暴虐、凶狠狡诈，天下人都知道。他曾多次因事获罪被贬降，不久又被收用，贪窃名位，一旦达到今天的位置，实在超过了他的才德分量。所以天夺其神，举措乖谬，惊骇人们的视听，陷害败坏百姓性命，挫伤侮辱国家威严，内外之人没有不愤恨厌恶的。臣听说舜诛杀四凶而天下归服，像陈述古平生所作所为，也可以说是凶恶之人了。陛下即使不愿明正典刑来向边民谢罪，也应当把他流放到荒远之地去抵御魑魅，这样或许可以使守卫封疆的臣子稍稍增加警惧。请陛下裁决。论皮公弼札子【治平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呈】。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诏，在初任、第二任通判中，选人权代理发遣三司判官的事务，九年以后提升为职司。既让他们长期熟悉这项事务，又给予他们越次升任的职位，这确实是任用人才的重要方法，是施政的首要事务。然而在这次选拔提升之初，天下士大夫无不伸长脖子等待，擦亮眼睛观看。如果得到的是清廉修洁、孤高正直的人，大家就都会受到鼓励，向往为善，磨炼节操、砥砺品行；不肖之人也会转化为贤者。如果得到的是贪污谄媚虚伪的人，大家就都会倾向于机巧钻营、谋求进身，修饰外表以窃取名声；安静守分的人也会变得浮躁。这是风俗的根源、政治的枢纽，不能不慎重。如果不是有奇异的才干和特殊的功绩、为天下人所知，就不可以轻易担当这项选拔。臣私下看到尚书都官员外郎皮公弼，做官时凭借贪婪聚敛致富，天性狡猾，善于谋求进取。在京师就不停地登门拜访，在外地则书信不断，专门使用这种方法，因而使荐举他的主官有三十多人。一旦首先接受这项选拔，天下人如果知道皮公弼的所作所为，只能私下议论、暗自叹息，愤懑郁结而不敢发言。这难道可以称得上符合陛下求贤的意旨、满足四方士人翘首企望的愿望吗？如果所选的人都像皮公弼这一类，就是打开侥幸求进的门户，成为奸佞邪恶、浮躁求进的道路，恐怕不是朝廷的福分。对于皮公弼，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收回先前的任命，勒令他回到本任。何况如今内外官员中，本来资历次序应当进入三司判官的人，还不止几十个，难道其中竟没有可供选择的吗？希望暂且从中选择人员补充当前三司判官的空缺，等到确实有奇异才干、特殊功绩并为众人所知的人，然后再依照近来下达的诏书荐举任用，这将是天下的大幸。请陛下裁决。论皮公弼第二札子。

译臣近来曾上奏，请求罢免皮公弼三司判官的事务，没有听说朝廷施行。臣听说《周礼》载小宰以六计考察群吏的治理，叫作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这就是说，做官的人即使有六项才能，也都以廉洁为根本。翼奉说：“人如果诚心向往正道，即使愚笨也可以任用；如果心怀邪念，即使有才智，也会成为祸害。”这是说人的操守和用心不正，即使有才能，也没有用处。如今论皮公弼的才干，在朝士之间并不难得到；至于他的贪污、谄媚、虚伪，却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陛下正想选拔英贤，越次任用，以此砥砺群臣，更新美化大政；却得到皮公弼这类人，臣恐怕四方听说后，无不解体，使廉正之士沉抑而不能显达，使贪邪之人聚集而争相进用。这对于损害圣政、败坏风俗，绝不是小事。恭敬地希望陛下早日收回授予皮公弼的恩命，勒令他回到东明本任。请陛下裁决。论王广渊札子【治平二年正月十三日上呈】。臣恭敬地看到，新任命王广渊为直集贤院，外廷之人没有不惊怪疑惑的，私下交谈、相互议论，都不知道其中原因。有人说，王广渊凭借口舌便利、谄媚善辩，在公卿门下奔走，大概是执政者推荐的。有人说，陛下尚未即位、居藩邸时，王广渊凭文章通过陛下的故旧自我推荐而得以通达，平素得到陛下的知遇和赏识，所以特别加以提拔。这两种说法，臣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其中有一种是真的，都不是朝廷的美事。端正之士被进用，是国家治理的表征；奸邪之人被进用，是祸乱的阶梯。臣私下听说，王广渊虽然略有文艺，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长处；在士大夫之间，喜好奔走竞争，善于谋求进身，被称为第一。如果凭这个得到公卿的知遇，那么这个人本来就不是端正之士。此前他以初任通判编排中书文字，短短两年间，便由朝廷堂除为知舒州，士大夫已经共同指责他是侥幸。如今又突然加授优美官职，怎么能不引起外廷的惊怪疑惑呢？陛下刚开始亲理政务，正想选拔天下贤能之材，把他们置于越次的职位来率领激励群臣；而执事之臣不能符合陛下的心意，先前任用皮公弼权发遣三司判官，如今又任用王广渊为直集贤院，将凭什么使天下人崇尚廉耻的节操、推重敦厚的风气呢？如果陛下尚未即位、居藩邸时，王广渊果真曾经凭文章向陛下身边的人自我通达，这尤其不可。过去汉文帝时，景帝还是太子，曾召集皇帝身边的人饮宴，中郎将卫绾唯独称病不去。等到景帝即位，对卫绾的宠待超过其他人。臣在周太祖时，世宗镇守澶州，张美任三司吏，掌管州中钱谷，世宗私下有所求借，张美都竭力供奉。等到世宗即位，众人都称赞张美才干敏捷，但世宗始终看轻他的为人。王广渊如果在仁宗朝，私下把文章献给陛下，作为臣子忠诚谨慎的人，难道会这样做吗？陛下今天应当治他的罪，却反而赏赐他，将凭什么砥砺人臣的节操呢？关于授予王广渊新职直集贤院的诏令，恭敬地请求收回。论王广渊第二札子。臣近来曾上奏，请求罢免王广渊直集贤院的职务，没有听说朝廷施行。外间议论纷纷，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臣身任谏职，不敢闭口沉默。臣私下看到，王广渊奸邪巧佞，勤于登门请见，因此从幕职进入京师，几年之间便得到朝廷堂除为知州。如今又因特别的恩典任直集贤院。臣不知道王广渊有什么才德远远超过别人，竟这样迅速地受到国家宠荣。议论者都说，陛下在藩邸时，王广渊通过时君卿，私下把文章书札献给陛下，极力结交，因此有今天的任命。如果果真如此，大为不合适。臣听说，做人君的，应洗涤自己的心意，做到最公、最正，明察善恶，辨明是非；忠信的人即使与自己有怨仇也一定任用，奸邪反复的人即使有私恩也一定诛罚，因此群臣都明白地知道自己应当守持什么，同心同德来侍奉君上。如今王广渊如果在仁宗朝私下结交陛下而获得知遇，那么陛下应当察看他的为人，究竟是忠信，还是奸邪反复。如果他凭此得到美官，那么奸邪反复的臣子想求得进身，将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恐怕这不是对陛下有利的事。自古以来，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明白这个道理。恭敬地希望陛下收回王广渊的恩命，并且严加贬谪，以惩戒用心不专一的奸邪巧佞之臣。请陛下裁决。《传家集》卷三十三。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三十四，宋司马光撰，章奏十七。请求罢免陕西义勇札子【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呈】。臣听闻朝廷派陕西提点刑狱陈安石，在本路百姓每三丁中抽取一丁刺字，充任义勇，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果真如此，极为不便。臣私下猜想，议论者一定认为河北、河东都有义勇，唯独陕西没有；近来因为赵谅祚侵犯边境，所以想广泛登记民兵以备缓急，让他们抵御敌人。臣恭敬地看到，康定、庆历年间，赵元昊叛乱，王师屡次失败，死者动辄数以万计，国家缺少正规军，于是登记陕西百姓，每三丁中选一丁作为乡弓手，不久又刺字充任保捷指挥，派去边境防守。当时乡里之间惊惶忧愁、怨恨不安，无法尽述；耕田养蚕的百姓不习惯战斗，官府既要耗费衣粮，私人家庭又必须供应输送，骨肉流离，田园荡尽。陕西百姓家家凋残，直到现在二十多年仍未恢复原状，都是因为这件事。这个谋划策略的错误，也足以作为警戒。当时河北、河东的边境事务稍微缓和，所以朝廷只是登记那里百姓充任义勇，不再刺字编入军队；虽然与陕西保捷相比，危害稍小，但国家何曾让他们抵御戎狄，得到哪怕丝毫的益处呢？如今议论者只奇怪陕西唯独没有义勇，却不知道陕西百姓每三丁中已经有一丁充任保捷了。自从西部战事以来，陕西困于科调，与景祐以前相比，民力损耗了三分之二；加上近年屡遭灾荒，今年秋天才获得小丰收，正希望休养生息，又遇到边境有警，众人的心已经动摇。如果再听到这道诏令下达，必然会大为惊扰，人人忧愁困苦，像康定、庆历年间一样；这是贼寇尚未来到，百姓却先自行困弊。何况如今陕西正规军很多，并不至于缺乏，为什么急忙做这种有害而无益的事，重蹈覆辙呢？恭敬地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别停止这件事，实在是一方的大幸。请陛下裁决。请求罢免陕西义勇第二次上殿札子。臣近来曾上奏请求停止在陕西刺字编置义勇，不知道朝廷是否已经另行商议。臣前次上殿时，请求陛下留意边防。所谓防备，不只是增加驻屯军马、积储粮草罢了，关键在于选择将帅、整顿军政。如今将帅中没有才能的人，没有听说有所更换；军政衰败的地方，也没有听说有所振兴。可是忽然把腹地州军的百姓全部刺字作为士兵，外人听到后没有不惊骇的。如今陕西沿边的正规军，动辄以万计。朝廷如果能选择有谋略、有胆识勇力的人担任将帅，让他们裁汰疲弱，选取精锐，勤加训练，明确实行赏罚，那么即使想取得银夏、征收那里的赋税，擒获赵谅祚、控制他的命运，又有什么困难？何况只需制止他们抢掠盗窃呢？如今朝廷不把将帅、军政作为急务孜孜办理，却无缘无故登记耕田养蚕的百姓，让他们拿起武器，徒然造成惊扰，实际上又没有用处。臣不知道是谁替陛下谋划了这个策略。过去康定、庆历年间，朝廷因为元昊侵犯边境、官军作战不利，曾经登记陕西百姓作为乡弓手。起初明确发布诏令和榜文，说只是想让他们守卫乡里，绝不刺字充任正规军、驻守边境。榜文还没有收回，朝廷却把他们全部刺字充任保捷指挥，命令他们到边州驻防。在那个时候，我因丁忧居住在陕地，亲眼看到了这些事情。百姓都生长在太平时代，不懂得战争，一旦被征调发遣充兵，陕地以西，民间就像家家办丧事、户户遭劫掠一样，号哭声漫天遍野，天地也为之惨淡凄凉，日月仿佛都失去了光彩。人们往往逃到外地，官府便把他们的父母妻子拘押起来，急切地追捕逃亡者，甚至卖掉田园来充作悬赏的费用。等到脸上刺字以后，人员、教头便贪图其家中富有，想方设法地盘剥，所发的衣服和粮食不足以养活自己，只得再向私人家中索取。有的人驻守边境，还要从千里之外运送供给，祖父留下的财产日渐消耗，终于全部耗尽。何况他们平生所熟悉的只是种桑种麻、使用农具，对于铠甲、弩、长矛，虽然每天加以训练，也免不了生疏；再加上天性愚直怯懦，面对敌人时，只要有机会便想着退逃，不仅会丧失自己的性命，还会牵动整个大阵。后来官府知道他们没有用处，便大肆淘汰，发给公凭，允许他们各自谋生。然而他们懒散游荡已久，不肯再从事耕作的劳苦，加上田产已经空了，也无处可归，于是都流离失所，受冻挨饿，不知下落。老人们至今谈起这件事，仍然长叹流泪。这种做法的失策，显然可见，足以作为后人的警戒，却不能作为效法的制度。如今朝廷虽然说是登记民户，但百姓只在手背上刺字；农闲时，交给州县召集训练，只在本乡本里进行，不让他们到边境戍守。然而民间因惧怕往年的事情，必然大肆制造谣言，彼此惊扰，使朝廷的号令失去信用，这种情况前后已经很多次了。即使州县官吏走遍百姓家中，当面加以晓谕，百姓最终也不肯相信，逃亡躲藏，刑狱必然增多，怨恨叹息的声音遍及一方，足以动摇众心，损伤和气。假使这件事对国家哪怕有一点好处，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但它有害无益，明白得就在眼前。假使训练能够完成，一旦谅祚大举入侵，边臣不能抵御，使敌人深入三辅，向东越过潼关，到那时却想驱使这些乌合的乡民去抵抗敌人，岂不是很困难吗？这只不过足以招来戎狄的讥笑罢了。伏望陛下怜念百姓，深察其中的得失，关于刺字编为义勇的事情，早日下令停止，听候圣裁。请求停止在陕地刺字编制义勇的第三道奏札。

译我前些日子才听说朝廷有指挥，命令陕西路挑选乡村百姓充任义勇。我当即写了奏札，说明这样做不便。昨天又登殿，详细呈上奏札，当面陈述。奉到圣旨，命令送交中书、枢密院商议。我到了中书、枢密院，才知道这件事已经议论很久，诏令下达到本路也将近十天了。我见闻浅陋，事后才听说，不能在事情发生前进言，这是我的罪过。然而我听说，《易经》说：“回头不远，不至于造成大的悔恨。”《尚书·说命》说：“不要以犯过为可耻而继续作非为。”如今虽然诏令已经下达，但如果追回来加以停止，仍然胜过任其施行而不顾，不能因为害怕被讥为反复收回成命，便走上迷失后仍不知返回的凶途。百姓一旦在手上刺字，终身便受拘束，不能自由行动；人情畏惧忌惮，不必说也可知道。康定年间，防备征调乡弓手时，原本并不刺手。后来到庆历年间，刺字编充保捷军时，富有之家还可以多出钱财，雇用强健的人代替。如今一概刺手，这就是使十多万无罪的人永远列入军籍，不能再做平民，其危害百姓尤其超过康定年间。我私下料想，如今陕地百姓已经狼狈惊扰，无法安生了。如果朝廷安然坐视，竟一点也不怜悯救助，使百姓像幼儿一样哀号，他们还能向谁申诉呢？做百姓父母的，难道本来就应当这样吗？古代国家有大事，要同卿士商议，同庶人商议，还要通过卜筮来商议。如今把一路百姓登记起来作为士兵，可以说是大事了；可是除了两府以外，朝廷士大夫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一旦诏书下达，急如星火，严如雷霆，谁还有时间询问事情的原委，何况敢于说它不对呢？我身为谏官，既然听到了这件事，就不能畏惧死亡而不为陛下竭力进言。如果又弃置忽略我的话而不加改正，那么今后朝廷的号令有了错误，终究都无法挽救了。这样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我愚昧地伏望圣上慈悲，赶快下达指挥给陕西路，义勇暂且不准刺字，另候朝廷指挥，然后召集卿士大夫更加周密地议论可行与否。果真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无害，再慢慢施行，又何必担心晚呢？听候圣裁。请求停止在陕地刺字编制义勇的第四道奏札。我近日已经三次上书，请求停止刺陕西义勇的事情，却未能得到朝廷采纳。我想停止进言而不再说话，又不忍坐视一路百姓横遭困苦；想为自身谋求安稳，又担心拖延日久便来不及挽救事情，所以不敢躲避斧钺之诛，继续上封奏，替陛下极力陈述它的危害。我近来反复熟思此事，确实是对百姓有世世代代的危害，对国家却没有丝毫好处。什么叫对百姓有世世代代的危害？我私下看到，河北、陕西、河东在景祐以前本来没有义勇，州县各种差役，都是由上等有财力的户人承担；乡村下等户人除了二税以外，再没有大的差役。除非遇到大饥荒的年份，否则都能穿暖吃饱，父子兄弟和乐相处。自宝元、庆历年间，朝廷因为赵元昊叛乱、契丹逼近边境，于是从三路乡村户人中，不论贫富等级，只要家中有三丁，就挑选一丁充任乡弓手和强壮。当时西边战事尤其紧急，不久便把陕西一路的乡弓手全部刺面，充作保捷指挥的正军。河北、河东的战事稍缓，于是只把乡弓手和强壮刺手背，充任义勇。从此三路百姓开始骚动忧愁、陷入困苦。河北、河东的百姓与陕西相比，虽然免除了离家背井、到边境戍守并战死敌前的灾患，但手背一经刺字，便终身受到拘束。有人想远行办事，买低价的粮食再到高价处贩卖；有人遇到水旱灾荒，想迁居到丰收的地方；有人想典卖田产，出外游走做客，都担心官府不定期召集，不敢向东向西行动。又每到差役召集之际，州县的吏员难道没有索取财物吗？训练之时，人员、教头难道没有搜刮掠取吗？这就是在平常各种差役之外，又增加了一种徭役。如果果真像主张此事的人所说，对百姓没有危害，那么百姓都会乐意服从官府，何必还要刺他们的手背来防止逃跑呢？由此看来，义勇给两路百姓造成的危害，已经可以知道了。何况陕西在庆历年间，各家已经丧失一个男丁，被刺字编为保捷军，流落在外不能回来；如今又抽取他们的次丁刺字充任义勇，难道还不算太过分吗？朝廷近年分别命令朝臣遍往各路，减省各种差役；至于弓手、壮丁、解子、驿子一类州县不能缺少的人员，也都减免放宽，说是要宽恤民力。如今却无缘无故地在一天之内给一路十多万百姓刺字，编为义勇，朝廷为什么先前爱护他们，后来却忍心加害；在小事上怜悯他们，却在大事上忘掉他们呢？况且今天登记编制以后，州县义勇都有固定的数额，每有逃亡或病死，州县必定随即补充。这样，义勇本人既受到拘束，直到老死；子孙如果有新成丁的人，又免不了被刺字编为义勇。这就使陕西百姓世世代代总有三分之一的人充当士兵。所以我说，这是对百姓世世代代的危害。什么叫对国家没有丝毫好处？太祖、太宗时还没有义勇，即使正军，也不到如今的十分之一。然而太祖攻取荆湖，平定西川，攻下广南，克服江南；太宗取得两浙，攻克河东，统一天下，轻易得如振落枯槁、拾取遗物，这难道是义勇的力量吗？是因为民政修治，军令严肃，将帅任用得人，士卒训练精良，所以能够如此。康定、庆历年间，赵元昊背弃历朝厚恩，无故违抗命令，侮慢不恭，侵犯边境。朝廷竭尽天下力量供应边疆，刘平、任福、葛怀敏的军队相继覆没，士卒死亡动辄以万计。正军不足，就增加乡兵；外府供应不足，就接着动用内库。民力困苦到了极点，财物耗尽，最终却不能出动一旅之众，渡过区脱之地去讨伐他的罪行，只得含垢忍辱，借给他宠幸的名号，用重金厚赂诱导他，仅仅换得暂时无事。

译在那个时候，三路新设置的乡兵总共有几十万人，什么时候真正得到过其中一人的力量呢？由此看来，义勇没有用处，也可以知道了。贾谊说过：“前面的车翻倒了，后面的车就应当引以为戒。”康定、庆历年间抵御戎敌的教训，国家应当永远引以为戒。如今却把当时的规制一条条检取出来实行，这样后面的车又将翻倒了。责难我的人一定会说：“古代的士兵都出自民间，难道民兵古代可以使用，今天就不可以使用吗？”我回答说：“三代时，采用井田制度来产生士卒；车马在平时就是比、闾、族、党、州、乡的组织，出行作战时就是伍、两、卒、旅、师、军；担任各级首领的都是卿大夫。唐初的府兵各有营府，不隶属于州县，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相互统辖，因此命令一下达，几万人的队伍就可以立即集合，没有人敢逃亡躲藏，这是因为纲纪平素完备的缘故。”如今的乡兵却不是这样，虽然有军员、节级的名号，但他们都是乡党亲族，平时彼此拍肩挽袖、饮酒赌博、斗殴争闹的人，并不像正军那样有严格的等级上下之分。在安宁无事的时候，州县聚集他们训练，也有行阵、旗鼓、开弓张弩、坐作、呼喊，看起来确实像可以与敌人作战。他们如果听说敌人大举入侵，边军已经败退，边城不能守，敌骑到处杀掠、践踏席卷而来，便无不望风奔逃，四散逃开；他们的军员、节级、将领也像鸟兽一样躲藏逃窜，连自救都来不及，哪里还会有一个人能替县官率领士卒等待敌寇呢？依我看来，这正如小孩子的游戏罢了。怎么能为了国家而惊扰一路百姓，使他们破家失业，去做这种儿戏般的事情呢？所以我说，这对国家没有丝毫好处。所有这些利害关系，明白得如同黑白一样，伏望陛下不要因为我愚昧卑贱而忽视我的话，稍稍留意听察。关于刺陕西义勇的事情，早日赐令停止，那将是一方百姓的大幸。听候圣裁。请求停止刺陕西义勇的第五次登殿奏札。我近来已经四次上书，请求停止刺陕西义勇，分别说明利害，言辞极其恳切悲痛，却始终没有得到省察。如今陕西一路的百姓，无论老少大小，都像处在汤火之中，而朝廷安然自处，丝毫没有救助的意思。我职责在于规谏，怎么可以闭口不言？我不敢广泛援引事例，以烦扰圣上的听闻，只请根据眼前明显的事实来说明：如今主张设置义勇有利的人，一定会说，现在河东、河北不用发给衣粮，就能得到几十万胜兵，而且都训练纯熟，可以与敌作战；又说士兵出自民间，符合古制。我请说明事实并非如此：那几十万人只是虚数；训练纯熟只是外表；士兵出自民间，名义上与古代相同，实际上却不同。为什么这样说呢？河北、河东的州县既然承受朝廷的意旨，各自负责刺字编制义勇，只求数量多。按账籍来说，确实有几十万人；但万一敌寇逼近，官府急着召集时，却一个人也看不见，难道不是虚数吗？平常无事、州县训练的时候，旁观者只看见旗号鲜明、钲鼓齐备、行列整齐、进退合乎节拍，就赞叹称美，以为真的可以作战。却不知道他们全都是像队舞聚戏一类的表演；如果听说胡寇到来，就会瓦解四散，不知逃往何处，难道不是只有外表吗？古代士兵出自民间，百姓耕田种桑所得的收入，都用来供养自己的家人，所以平居时富足，出战时精锐。如今既向农民征收粮食、布帛来供养正军，又登记农民本人作为士兵，这是让一家独自承担两家的事情。这样一来，百姓的财力怎么能不耗尽？难道不是名义上与古代相同，实际上却不同吗？依我的愚见，河北、河东已经刺字的百姓尚且应当遣散放还，何况陕西尚未刺字的百姓呢？陛下想知道实际利害，为什么不召来主张设置义勇的人，问他们说：“河北、河东自从设置义勇以来，敌寇有几次深入到腹地州军？又有哪一次是使用义勇抵抗而使敌寇败退的？如今既然有了义勇，三路正军是否都可以废弃不用？”如果敌寇果真曾经深入，又确实因为义勇的力量而败退，那么如今刺字设置义勇以后，正军都可以废除，这就是万世长久的策略，愿陛下实行而不要疑虑。如果自从设置义勇以来，从未经过战阵、用来抵敌，如今即使有了义勇，正军也仍然不能废除，那么怎么忍心把十多万无罪的百姓全部刺字，编成无用的士兵呢？上天降生圣明的君主，就是为了百姓；百姓如今到了这种地步，陛下难道完全不为之动心吗？我所要说的，全在这里了。陛下如果认为其中稍有可取之处，就请早日下达指挥给陕西，命令停止刺义勇，以救一方百姓。如果认为诏令已经施行，不肯立即改变，那么也请暂且免去刺手背，等边境战事平息后，仍旧遣散放还；这样百姓虽然只承受一时骚扰的劳苦，还可以免除终身受拘束的痛苦。如果认为我所说的全都轻率迂阔，不能施行，那么就是我的见识愚昧，无法勉强改变局面，也不应长久玷污谏诤官员的行列。伏望圣上慈悲，特别赐我降职罢黜，另选贤能来代替我。听候圣裁。请求停止在陕地刺字编制义勇的第六道奏札。我昨天登殿进言，请求停止刺陕西义勇的事情。陛下宣谕说，我以为命令已经施行。我退朝后想到这件事，忧郁不胜，整夜不能入睡，深深痛惜陛下这句话的错误。我查考《周易·复卦》初九说：“回头不远，不至于有大的悔恨，大吉。‘祗’就是大的意思。”这是说人谁能没有过错，即使圣贤也不能避免；但圣贤都能在迷失不远时回头，所以即使有小的悔恨，也不会造成大的后果，最终仍能保全大吉。上六说：“迷失后仍要返回，必然有灾祸；用来出兵作战，最终必有大败，使国君遭凶，甚至十年不能出征。”这是说过失已经离正道很远，迷失而不知返回，做什么都凶险，对人君尤其如此。所以孔子赞叹说：“迷失后仍不知返回，是反背君主之道。”自古以来，明圣的君主听到一条善言，立即照着去做、改变号令的，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只有近年，大臣自己知道思虑不成熟、号令已经失误，却没有办法压制台谏官的言论，便说“命令已经施行，难以更改”，这其实是坚持错误、拒绝劝谏的话。陛下刚刚亲临大政，正是应当求善不厌、从谏如流的时候，却也说出这样的话，天下将对您有什么希望呢？况且唐朝以前，谏议大夫、拾遗、补阙都是中书、门下省的属官，每天与中书令、侍中一起侍奉在天子身边，议论国家大政；如果事情有缺失，都可以随时规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日〕

译如今国家凡有大政，只由两府的几位大臣彼此议论，深藏严密，外廷臣僚没有一个人知道。等到诏敕已经下达，台谏官才得以知晓；有时事情不妥，便不得不列举罪状加以论奏。接着又说“命令已经施行，难以更改”，这样一来，国家凡有政治上的过失，就都不能再挽救了。这样难道只是我这个愚臣一人不能适应时务，连谏诤官也都可以废除吗？依我所见，只应当议论事情的得失、说明言论的是非，不应说“命令已经施行，不能改变”。如今陕西一路的百姓，老少都惶惶不安，正像处在汤火之中；如果忽然得到朝廷指挥，说“所有义勇暂且停止，已经刺过手背的也一并发给公凭，放令各自谋生”，这就像从汤火中逃出、死而复生一样。谁会不欢呼鼓舞、感戴圣恩呢？难道会有一个人说“命令已经施行，不应再改”吗？陛下是万民的父母，万民是陛下的赤子，哪里有父母失手把孩子掉进井里，却说“我已经错了，于是就忍心不救”的吗？从前舜称赞尧的德行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仲虺称赞汤的德行说：“任用别人只求适当，改正过错毫不吝惜。” 我希望陛下不要把先听到的话当作定论，应当虚心平静地考察：我浅薄的见识前后五次所说的，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如果是对的，就请公正地下达指挥，停止刺陕西义勇；如果是不对的，就请按照我先前的奏章，特别赐我降职罢黜，另选贤能来代替我。关于“命令已经施行”这句话，伏望陛下从今以后永远引以为戒，不要让天下听到它，以免堵塞善言的道路。听候圣裁。请求降职罢黜的第一道奏状【治平元年十二月五日上呈】我近来多次上书，请求停止刺陕西义勇的事情。朝廷认为我的意见没有可采纳之处，便搁置不行。我性情和见识平庸昏昧，不识大体，妄自以狂妄鄙陋的意见烦扰、冒犯圣明。奏章相继上了五六道，最终也不能以微薄的愚诚稍稍感动天听。尸位素餐、荒废职守，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我实在没有脸面继续居于谏官之列，伏望圣上慈悲，察知我不能胜任，早日赐我降职罢黜。请求降职罢黜的第二、第三、第四道奏状【缺】请求降职罢黜的第五道奏状 我近来已经四次递上奏状，因为进言不当，请求赐我降职罢黜，却没有得到朝廷施行。如今我私下看到，知制诰钱公辅因为缴还王畴授任枢密副使的词头，被责授为滁州团练副使。我私下认为，公辅所获罪责，只在于阻止授予枢密副使的恩命；我从前所说的，却是阻挠宰相所议的大事。公辅是在诏令发布以前秘密上启，我是在诏令施行以后公开上章争辩。公辅只上了一道奏章，我总共进了六次奏札、五次奏状。这样比较起来，公辅的罪轻，我的罪重。轻罪尚且蒙受严厉谴责，重罪怎么可以不施行惩处呢？伏望圣上慈悲，详细考察我前后的奏章，比照钱公辅，进一步在更远、更小的地方责罚降职，这样才可贵在圣朝刑典施行公平统一。请求降职罢黜的登殿奏札【治平二年正月九日上呈】我近来已经五次递上奏状，因为进言不当，请求赐我降职罢黜，却没有得到朝廷施行。陛下的意思，大概是认为我只因一条意见没有被采纳，就仓促请求离职，实在太容易了。我的愚心，并不是只为过去那一件事情而已。我听说，作为士人，如果有幸在朝廷任职，就一定要献上正确的意见、废弃错误的意见，使君主达到尧舜之治，使百姓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地。如今我充任谏官已经三年半，却不能尽心竭忠，补益圣明的君主，以致国家纲纪渐渐毁坏紊乱，百姓困苦贫穷，衣食日益窘迫，戎狄悖逆傲慢，军队骄纵懈怠。与我尚未担任谏官时相比，并没有看见有丝毫好转。这样看来，我没有才能，已经明显可见，怎么敢不感到惭愧羞耻，却还要苟且窃取宠荣呢？伏望圣上慈悲，依照我前面的奏章，早日赐我责罚降职。听候圣裁。《传家集》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三十五，宋司马光撰，章奏十八 论招募军队的奏札【治平二年二月五日上呈】我近来听说朝廷在京城和各路广泛招募禁军，遭受灾害的地方又招募饥民充任厢军。我愚昧地认为，国家一向的忧患在于士兵不精良，而不在于数量不多。士兵少而精良，衣粮容易供应，公私都能充足，一人可以抵十人，遇到敌人一定能够取胜。士兵多而不精良，衣粮难以供给，公私都困乏，十个人还抵不上一个人，遇敌必然败退。这种利害关系明白如黑白，并不难知。因此太祖皇帝时，天下军队的数量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却仍然每天加强选练，淘汰衰弱年老者，专门选取精锐，所以能够征伐四方，克敌制胜，统一华夏。自景德以来，中国既用金帛安抚怀柔戎狄，不再进行征讨，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本应官府有多余积蓄，百姓有多余财产；可是府库耗尽，仓廪空虚，稍有水旱灾害，遍野便满是流离饿死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边境虽然安定，而冗兵越来越多造成的吗？这乃是天下共同知道的事实，并非我一人的私下之言。庆历年间，赵元昊在西边叛乱，朝廷用兵，广泛增加招募；各州都监、监押凡招募达到一千人的，都特意升官一级。因此天下冗兵更加众多，国家力量更加贫弱。近年又多次大规模挑选厢军来补充禁军的数额，如今登记在册的士兵已经不少了，为什么还要再直接招募禁军，又招募饥民充任厢军呢？我不知道提出这个建议的大臣是否曾经计算过，如今府库的积蓄用来供养现有的军队，究竟是有余还是不足。大概边境大臣庸碌愚昧、怯懦无能，没有别的才略，只求增加军队；朝廷大臣又担心所供给的士兵不符合边臣的要求，将来边事有了失败和过失，便把罪责归到自己身上，所以不顾国家的贫乏，只知道招募，取得虚假的数量，不管士兵疲弱无用，也不考虑其他后果。这是群臣为保全自身、保住职位、苟且应付眼前的办法，不是替朝廷深谋远虑、筹划长久的方案。谚语说：“多求不如节省费用。”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事。如今十口之家，衣食仅仅够用，一旦突然增加五口，必然无法供养。如果不顾仓中有多少粮食、箱中有多少布帛、剩余究竟还有多少，只贪图增加多余的人口，难道能不穷困吗？国家的形势与此有什么不同呢？群臣既不能替陛下忠心谋划，陛下又不把它当作忧患，那么谁来忧虑呢？我担心边臣请求军队没有尽头，朝廷招募士兵没有止境，而仓库的粮帛有限，百姓的血汗有尽，不知道国家这样长期沉疴下去，什么时候才能痊愈呢？我又听说，如今遭受灾害的地方，军队没有现成的粮食，只能煮稀粥供给饥民，尚且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何况把饥民刺字编成士兵，将来要用什么来终身养活他们呢？况且田间的农民，只是因为一时饥荒，才流转迁徙去求食；将来丰收了，各人都会想回去恢复旧业。如今既然刺字编成士兵，就是使他们终身失去职业；对官府和百姓来说，都不便利。谋划的失误，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我希望陛下从圣意决断，赶快下达指挥，命令在京城及各路都暂且停止招募禁军，只选择将帅，让他们训练现有的士兵，用来防备四方夷狄，不必担心兵力不足。遭受灾害的地方，州县不得擅自招募饥民充任厢军，只根据现有的斛斗赈济接济农民，等将来稍稍丰收，让他们各自恢复旧业，那么天下就是大幸。我自从陛下登基以来，不自知狂妄愚昧，看到朝廷政令有不便之处、任命有不恰当之处，屡次献上盲昧的意见，冒犯圣听。陛下从来没有因此改变一项政令、改动一项任命，像我这样的人也完全可以不再进言了。然而我仍然微薄地进言不止，实在是以身居职位却不说话为耻，而不以多言被厌恶为耻。听候圣裁。论钱粮的登殿奏札【治平二年四月十九日上呈】我近来蒙受恩典获准请假，到陕州焚烧黄纸祭告先人，私下看见沿途各州的仓库，钱粮按惯例都缺乏断绝，官吏、军人的料钱、月粮都必须临时收集，才能支给。我私下料想，其余我没有到过的州也多半如此。我听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蓄，就叫作国家不像国家；如今困窘耗竭到了这种地步，朝廷却竟然不以为忧。如果不幸遇到水灾、旱灾、蝗灾，方圆数千里像明道、康定年间那样，再加上边境有紧急情况，兴兵动众，不知道朝廷拿什么来应付。我看到陈州、许州、颍州、亳州等地，只因为去年秋天一次水灾，便造成亲人相食，尸体堆满田野。这不是今天官吏的罪过，而是从前官吏的罪过。为什么呢？过去丰收的年份，那些人只图苟且偷安，不作长远考虑，粮食小麦价格极低，却不能储存积蓄；等到荒年，官私双方都耗尽，上下狼狈不堪，凭什么互相救助？即使桑弘羊、刘晏重新活过来，也没有办法。今春幸而得到雨水，麦田有了收成的希望，朝廷已经把饥荒的事情置于考虑之外，不再把储蓄当作要务。万一天下州县再次遭受灾害，那同陈州、许州、颍州、亳州的百姓有什么不同呢？如果饥荒接连发生，盗贼必然兴起，这难道可以不早作深远的考虑吗？我愚昧地伏望陛下经常把天下钱谷之事放在圣心，特别下诏书明白晓谕朝廷内外：凡文武臣僚中熟悉天下钱谷利害、能够使仓库充实而又不残害百姓万物的人，都允许上书自陈。陛下不要因为他们官职疏远卑微、文辞鄙陋不工，便一概略加阅览后置之不理；应当选择其中道理稍长的人，都赐予召见对答，从容询问如今食货都缺乏、公私都困窘的原因，以及怎样筹划才能使上下丰足。如果他们的意见没有可取之处，就罢免遣送；有可取之处，就立即施行，并记录姓名置于左右，然后选拔其中才干出众的人，任为转运使、副使、判官，以及三司使、副使、判官。还应每到年终，命令三司总计在京府界及十八路的钱帛粮草现有总数，上奏朝廷，并用它同去年年终的现有总数比较。如果增加盈余较多，就命令勘验核实；如果确实没有奸巧欺骗、非法征敛等原因而导致增加盈余，就应当酌量褒奖主管人员；屡次得到褒奖的，就另行加以进用。如果减少损耗较多，就命令诘问；如果确实没有重大事故、灾害或增加屯驻军马等原因而导致损耗，就应当酌量责罚主管人员；屡次受责罚的，最终应当黜退废弃。如果确实能够这样做，实行而不懈怠，几年以后，就可以使天下各仓都有余粮，各库都有余财。即使有水旱蝗灾，以及边境有紧急情况，也都不值得忧虑了。论西边的登殿奏札【治平二年上呈】

译我私下看到，近年以来，赵谅祚虽然在表面上派遣使者称臣进贡，实际上却暗中蓄谋，窥伺边境，秘密用官爵金帛招诱中国不得志的人以及熟户蕃部。听说逃亡叛去、暗中与他交通的人，已经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知道。熟户蕃部中有违抗拒绝、不肯服从的，谅祚就立即发兵公开杀掠；住在沿边地区的弓箭手，谅祚都逼迫驱逐，使他们进入内地。将帅大臣只坐视不救，不能援助，于是使其余熟户都畏惧他的凶威，怨恨中国，人人都有离叛的心思。等朝廷派使者带着诏书责问，谅祚便拒绝接受；即使有所答复，也都是侮慢欺骗的话，朝廷却隐忍容纳，不再追问。谅祚又多次散布虚假的声势来惊动边境，而将帅大臣大多怯懦，没有别的才谋可以制胜敌人、抵御侮辱，只知道大量聚集军马来保卫自身。一处有警，三路都惊慌，把腹地州军的下番兵士全部抽调到自己麾下，使他们白白消耗粮草；数月之后毫无动静，才遣送回去，还没来得及休息，忽然又听到有警，再次抽调。这样来回奔波，疲于道路，始终没有一件事情真正有所作为。我虽然愚钝，不熟悉边境事务，但私下按自己的想法推测，谅祚之所以依旧派使者称臣进贡，一是贪图每年所赐的金帛二十多万，二是贪图入京进行贩卖贸易，三是想使朝廷不加防备。他之所以招诱不得志的人，是想用来探听中国的虚实，平时让他们充当谋士，入侵时让他们充当向导。他之所以诱骗胁迫熟户、驱逐弓箭手，是因为认为东方来的客军都不足以畏惧，只有熟户弓箭手生长在边境，勇猛强悍、善于战斗；如果事先把他们剪除，边地百姓就失去依靠，入侵时便可以畅通无阻。他之所以屡次散布虚假声势，惊动边境，是想使中国军队疲于奔命，耗散储蓄，使公私都贫困，随后让边境官吏习以为常，不再设置防备，然后乘虚入侵。这些事情如果不早作考虑，使他的奸谋得以成功，我私下恐怕他给国家造成的祸患将不可估量。我认为朝廷应当早晚勤勉、日夜忧虑，把这当作深重的忧患；可是只看见他派使者进贡，就认为他的臣节没有亏损；听到他侮辱玩弄的话，反而认为是恭顺；听到他欺骗的话，反而认为是真诚。这是因为朝廷并非不知道他的本心，只想侥幸他还没有发动，只求眼前暂时安定。不顾将来深重的祸患。我日夜思考这件事，忧愤不胜。为什么戎狄谋划得如此深，中国考虑事情却如此浅呢？我愚昧地伏望陛下对边境事务常存圣心，特别下诏书，明白晓谕朝廷内外：凡文武臣僚中有长期担任边任的，或者曾经经历战阵、知道军中利害和戎狄真伪的人，都允许上书自陈。陛下不要因为他们官职疏远卑微、文辞鄙陋不工，便一概略加阅览；应当选择其中道理稍长的人，都赐予召见对答，从容询问如今治兵御敌的谋划有什么得失，应当怎样处置，便能得到适宜的办法。如果他们的意见没有可取之处，就罢免遣送；有可取之处，就立即施行，并记录姓名置于左右。然后从其中选拔勇略特别出众的人，提升为将帅。如果能够称职立功，就用爵位赏赐来勉励；昏庸怯懦而败坏事情，就用刑罚诛杀来威慑。再加以选练士卒，留下精锐、淘汰冗员，申明等级制度，压制骄纵懈怠的风气。果真能够这样实行而不懈怠，几年以后，等到将帅任用得人、士卒听从命令，那么陛下想做什么都可以。即使向北夺取幽蓟，向西收复银夏，恢复汉唐的疆土，也不足以认为困难。何况只是守住今天的疆界，制服戎狄的侵扰侮辱，难道不是绰绰有余吗？听候圣裁。

译论修造的奏札【治平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呈】我伏见近来修造工程渐渐增多，仅大内中就达到九百多间，以至皇城各门、四边行廊以及南薰门之类，都不是早晚急需的地方，却没有不重修的。役使的人极多，耗费的钱财也不少。这大概是因为陛下刚刚继承帝位，宫禁之中确实有破漏不能居住的地方，陛下略命修整，按理说也是应该的；但身边的臣僚便说陛下喜欢兴建土木工程，于是广泛规划，虽然没有损坏的地方，也拆毁重修，务求壮丽，彼此夸耀胜过对方；对外借此希求宠幸、求得知遇，对内借此营求私利。万一陛下又因此赏赐他们，那么营造的开端就会突然无穷无尽，国家财力必然耗竭，百姓力量必然枯竭。我私下想到，陛下刚刚君临天下，恩惠还没有在百姓中取得信任，却因为喜欢修治宫室而传闻四方，这不是用来光大增益圣德的办法。修造的劳费数也数不清，我姑且只说各州购买木材一事：扰害百姓很多，衙前都是拥有厚实产业的人，每次押送竹木纲运时发生散失，都要赔偿填补，没有不因此破家的。先帝亲自实行节俭，宫室苑囿没有增加修饰，所以各处场务的材木都有剩余，多次借赦恩免除购买木材的任务，以宽减民力。近来修造工程加倍增多，各处场务的材木渐渐减少，有司便向外州用各种办法征买、经营取得，还担心不足；可是工匠使用这些木材时，却把它们看得像粪土一样低贱。汉文帝爱惜十户人家的财产，停止修建露台而不建造；如今各处场务前后积存的竹木，哪里只是十户人家的财产，陛下至仁至慈，如果察看这些财物的来历，难道能不加以爱惜吗？何况如今京城仓库有很多地方疏漏破坏，都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几处工程兴工，占用了工匠和材料，使仓库还来不及修葺，导致粮食、布帛之类大量损坏。古代将要营建宫室时，以宗庙为先，仓库为次，居室为后；如今修建工程的缓急先后，恐怕没有安排得适宜吧？皇子一出生便处在富贵之中，年纪还未到冠礼，正应当让他以朴素为榜样，谨慎培养他的习惯；如今听说所修三位皇子的居处规模奢侈宏大，又超过了祖宗时期。皇子居住的地方，汉明帝说过：“我的儿子怎么能同先帝的儿子相比？”这恐怕不是把他们引导到合宜道义上的办法。我愚昧地伏望陛下特别下达圣旨：凡大内内外的房舍，目前尚未严重损坏、也不是紧要之处的，如南薰门之类，一律停止兴修；皇子居处只依照旧屋加以隔截修整，早日完工，不得过分修建得宏大壮丽；并且把工匠和材料调减下来，用来修补仓库的损坏。各处负责监修的官员，既然这是本职工作，就不再因此减免磨勘年限、转官和酬赏，以堵塞奢侈的源头，使天下都知道陛下去除奢侈、遵从节俭，仁爱百姓、珍惜万物，难道不是美事吗？听候圣裁。替宰相韩琦等人议论濮安懿王应当举行的典礼的奏状。伏以出于天性的叫作亲情，因循人情而制定的叫作礼。虽然要依据义理处理事情，随时势而采取适宜的办法，但亲情必以恩爱为主，礼仪不能忘记根本；这是古今不变的常道。伏惟皇帝陛下具有乾卦般刚健的德性，拥有离卦般明察的光辉，承受天地神灵的福佑，肩负宗庙社稷的重任。即位以来，仁德施行、恩泽普及，九族已经和睦，万国交相欢悦。濮安懿王德行盛大、地位尊隆，应当有尊崇的礼仪。陛下承受先帝的命令，亲自继承圣明的统绪，只是顾念大义，把个人的恩情放在后面，对这件谨慎而重大的事情，不轻易发言决定。臣等忝居宰辅，实际参与国政议论，认为应当考察古制、约束礼法，因时制宜、合乎人情，使它能够尊隆恩义并广泛推及亲爱，希望上可以彰明以孝治国的道理，下可以敦厚百姓的风俗。臣等伏请下令有关官司议定濮安懿王以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所应举行的礼仪，详细处置得当，按时施行。与翰林学士王珪等人议论濮安懿王典礼的奏状。臣等谨按《仪礼·丧服》“为人后者”篇的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三年呢？接受了重任的人，必须用尊贵的丧服为他服丧。为所继承者的祖父母、妻、妻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服丧，所谓‘若子’，是说都要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篇的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因为不能同时服两种斩衰之服；只是对大宗特别看重，所以降低了对小宗的服制。”又“为人后者为其昆弟”篇的传文说：“为什么服大功呢？因为为人后者要降低对自己兄弟的服制。”由此看来，为人后者既然成为继承者之子，就不敢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圣人制定礼制，是因为尊者不能有两个；如果恭敬爱护之心分施于两方，就不能专一地用于这一方。因此秦汉以来，帝王中有从旁支入继而承受大统的，有的推尊生父母为帝、后，都被当时人认为不当，并遭后世讥议。臣等不敢拿这些事作为本朝的法则。何况前代入继，多是在皇帝驾崩之后，由母后或臣下援立，并不像仁宗皇帝年纪尚未衰老时，深思宗庙的重大责任，敬承天地的意旨，在众多宗室成员中选定陛下这位圣明之人，把大业授给您。陛下亲自作为先帝的儿子，随后继承帝位、承奉宗庙，光明正大地拥有天下。濮安懿王虽然与陛下有天然的亲情和养育之恩，但陛下之所以能够背靠屏风、端正戴冠，富有四海，并使子子孙孙万世相继承袭，都是先帝的德泽。臣等愚昧浅陋，不能通晓古今，私下认为今天尊奉濮安懿王的典礼，应当完全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和大国，使其尊荣达到极点。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也应改封为太国太夫人。考察古今，这确实是适宜而相称的。论孙长卿札子【治平二年五月十二日上】臣听说前任环庆路经略使孙长卿加任集贤院学士，充任河东路都转运使。孙长卿以前在环庆时，不懂边疆事务，处置繁琐苛细，导致熟户蕃部几乎全部叛离逃亡，路上行人没有不知道的。臣认为朝廷应当严加谴责贬斥，以警戒各路统帅，没想到今天反而用宠誉之名加以褒奖，授予他重要职务。外廷听闻此事，没有不惊骇发笑的。这样怎么能使群臣尽职，使边疆获得安宁？伏望圣上慈悲，赶快改变先前的任命，数说他的罪状，在偏远小州降职责罚，使今后镇守边疆的臣子稍有畏惧。请陛下裁决。论孙长卿第二札子

译臣近来曾说，前任环庆路经略使孙长卿守边无能，应当加以谴责贬斥，不应反而加任集贤院学士，充任河东路都转运使。幸而朝廷能够省察，臣私下见陛下近来当面告谕执政，说中外臣僚大多不能修明职事，命令下诏严加戒谕，这确实是实现治理的根本。然而臣愚昧地认为，说出来不如实行。如果只说而不实行，徒然使号令被轻慢亵渎，损伤威严、毁坏信用，还不如不说。孙长卿本来只是一个处理钱谷的普通才干，骤然受到朝廷的破格提拔，几年之中官至丞郎，位居元帅。他才智浅薄，所任职位超过了他的能力；不懂军政，不了解蕃部情形，处理事务琐碎，不能使众人归附，因此熟户蕃部各自都想离叛，被赵谅祚诱骗胁迫而离去的很多，而孙长卿却掩盖事实、欺骗蒙蔽，一件件都不上奏。庆历年间，元昊背叛凶悖，环庆之所以独独没有遭受兵祸，是因为熟户强盛，替它构成藩蔽。如今因孙长卿失于安抚统御，熟户几乎全部散亡。他任官如此，可以说是失职；而朝廷反而增加他的恩宠俸秩，把重任交给他。赏罚像这样，即使每天发布诏书，又有什么益处？臣愚昧地伏望陛下贬退不称职的人，应当以孙长卿为开始，那么群臣没有不惊惧战栗的，不用命令也会自行奉行了。请陛下裁决。论北边上殿札子【冶平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上】臣听说，明主在事情开始时谋划，在祸患尚未形成时考虑，所以用力不劳而收获功效很大。臣私下见国家防御北边的方法，似乎还没有完全合宜。当北边安定归附顺从时，朝廷反而喜欢同他们计较末节，争论细小的事情；等到他们桀骜暴横以后，又随之姑息，不能讨伐，这就使敌人更加产生轻视我国的心思，都厌恶柔顺服从而乐于背叛。近来西戎的祸患，起因在高宜；北边的争端，起因在赵滋。而朝廷直到现在仍未醒悟，仍把二人的所作所为看作正确，把遵循事理、守本分的人看作错误。因此边疆武臣都锐意制造事端，有的把开拓荒废之地十几里作为功劳，有的把杀掠敌方老弱三五人作为勇敢。朝廷称赞他们有才能，突然提拔任用。随后敌人心中愤恨，便来报复，杀戮熟户，抢掠边民，损失的财物人口动辄以千计。而朝廷只知道惊骇，增加兵力、聚集粮食；对于招致敌寇的人既不追究，对于守边的臣子也不谴责。这样却希望戎狄宾服、边境没有忧患，就像添柴煽火，却希望汤水不沸腾一样。臣愚昧地想，真宗皇帝亲自同契丹约为兄弟，仁宗皇帝赦免赵元昊背叛之罪，册封他为国主，每年捐出百万财物，分别送给两个敌国，难道是喜欢这样做才这样做的吗？实在是因为使自己受屈的羞愧很小，而爱护百姓的仁德很大，所以才这样做。如今陛下继承已经成就的事业，守护已经安定的根基，而执政大臣多次因为争夺桑树这样的小忿恨，不思考灌溉瓜田这样的长远大计，使边疆的祸患纷纷不断。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近来听说契丹百姓有人在界河捕鱼，又有人在白沟以南砍伐柳树，这不过是边疆的小事，有什么值得介意的？可是朝廷认为原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止防御，是没有才能，另选州将来代替他。臣担心新将到任后，必定会以李中祐为戒，却把赵滋当作榜样，胡乱杀害敌方百姓，那么战争的开端就会往来不断了。何况如今民力凋敝，仓库空虚，将帅缺乏人才，士卒没有训练；夏国已经怀有怨恨，多次请求进犯，祸患的根苗已经形成。如果再加上与契丹失去和好，臣恐怕国力不容易支撑。伏望陛下严厉告诫北边将吏：如果契丹不遵守通常规例，发生像渔船、柳树之类的小规模相侵，只可以用公文整饬防范，晓谕道理，使他们的官府自行禁止约束，不可轻易用箭和刀兵相加。如果再三晓谕仍不听从，就报告朝廷，即使专门派使臣到他们的王庭，与他们辩论是非曲直，也没有什么妨碍。如果仍然不听，那么不如广泛寻求贤能人才，进一步修明德政，等到公私都富足、士马都精强以后，再奉行讨伐的命令，就可以把穹庐驱逐到大漠以北，恢复汉唐的疆土。与其争论捕鱼、砍柳谁胜谁负，岂不是相差太远了吗！请陛下裁决。《传家集》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三十六，宋司马光撰，章奏十九 上皇帝疏【治平二年八月十一日上】某月某日，具位臣司马光冒死拜了两拜，向皇帝陛下进呈奏疏。臣听《书》说：“当面考察天意。”《诗》说：“文王升降往来，都在上帝左右。”这是说君王是上天的儿子，不敢不早晚小心敬畏上天的命令，就如同上天在自己头上、在自己身边。因此《洪范》的九类大法以五行为根本，说君王应当敬慎地顺应五行的性质，内在谨慎修治五事来修身，外在推行八项政事来治国，端正五种纪历来承受上天的秩序，以皇极之道折中裁断，任用具备三种德行的人，又参考龟卜筮占的谋议，观察风雨寒暖的变化，从而反省得失，知道吉凶，招致迎来五种福祥，避开六种极端祸患。这是万世不变的道理。臣不胜狂妄愚昧，忘却生死而冒犯圣上，伏见陛下即位以来，灾异非常多：太阳上出现黑斑，江淮的水有时泛滥、有时干涸；去年夏天的连绵大雨一直延续到秋天，京畿东南十多个州，房屋沉没在深水中，漂浮的草木停留在树梢，老弱流离失所，瘦弱病死者弃尸道路，妻子儿女的身价低贱得还不如犬豕；许州、颍州之间，亲戚相互吞食，堆积的尸体成了丘陵。后来整个冬天没有下雪，暖气如同春天，草木提早开花，接着又有黑风；今年夏天瘟疫大作，蔓延数千里，家家都有病人，丧车交错于道路。到了秋天，幸而庄稼丰收，百姓高兴，似乎可以得到喘息；还没有来得及收割，暴雨却突然到来，一昼之间，河川湖泽全都泛滥，沟渠逆流，原野、低湿地和丘陵全都成了洪水，一株禾苗、一穗谷子也没有留下。都城之内，道路上只能乘木筏，城墙宫阙崩塌，官府仓廪、军营和民居几乎全都被淹没，死于房屋压倒和溺水的人数不清。老人们都说，凭自己的耳闻目睹，从未见过听过这样的灾害。这是自古以来极大的异常，是非同寻常的大灾，陛下怎么能不侧身恐惧，思考造成这种灾祸的原因呢？臣性情愚昧、学识浅薄，不足以窥测天意，私下只以《书》所说为依据：“上天的聪明，来自我们百姓的聪明；上天的明察威严，来自我们百姓所显示的威严。”又说：“上天所看到的，来自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百姓所听到的。”那么，灾异的到来，不在别处；如果民心和悦，天道就没有不顺的。《诗》说：“勤勉不息的文王，美好的声誉永不止息。”又说：“像圭一样端正，像璋一样明洁，美好的声誉和声望都很显著。”古代圣王没有不先有美名，然后才能把政令施行于天下的。臣伏见陛下登基之初，上至宰辅，次及朝臣，下至闾巷百姓，以及士卒、仆役，没有不异口同声地称颂圣德，仿佛出自一张嘴。他们都说如今皇族中奉诏入朝谒见的有八百多人，陛下的仁慈孝顺和聪明才智冠绝其中，了解百姓的疾苦，辨识事情的真伪，节俭爱惜万物，刚毅果断；既赞美先帝识人的明察，又庆幸自己有幸逢此时运，大家流着泪共同谈论，悲喜参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臣愚昧地认为，从前汉惠帝没有儿子而得到文帝继位，文帝仁慈节俭、谦逊恭敬，百姓富足，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昭帝没有儿子而得到宣帝继位，宣帝勤勉仁惠、明察决断，官吏贤良、百姓安乐，被称为中兴。这样看来，国家没有嫡嗣而由旁亲入继，未必不是上天降福保佑社稷、启迪圣贤。臣私心中的庆幸，又超过一般人。不久圣体有病，上下之人都想着牺牲自己、粉碎骨头制药，只希望陛下早日痊愈，以便看到圣政。不料几个月后，道路上的议论渐渐不同于从前，颇有诽谤之言，不再专门称美。到超过一年时，歌颂的人更加少，诽谤的人更加多。臣私下伏在宫门之外，每天听到众人的议论，不胜惆怅痛恨，痛心疾首，白天忘记吃饭，晚上忘记睡觉。替陛下深思其中原因，始终不能明白。或许陛下在举止和遵循旧规之间，万一有某些地方没有思考周全吧？臣冒昧把愚见说出来，大概有三件事。只希望陛下宽恕臣的罪过，使臣能够把话说完。臣私下认为，皇太后的仁慈明察之德，从先朝以来就传布四方；加上她在陛下还在襁褓之中时抚育保护圣体，陛下入继大统，不能说完全没有皇太后的力量。当陛下最初得病时，外间传言皇太后在先帝灵柩前为陛下叩头祈祷，额头都因此受伤。这样难道能说她对陛下没有慈爱之心吗？不幸被进谗离间的人相互挑拨，终于使两宫的感情产生了隔阂。即使皇太后对陛下确实不慈，陛下作为人子，怎么可以计较谁是谁非，因而生出忿恨，使爱敬之心有所不足呢？传文说：大德可以消除小怨。先帝从众人中选拔陛下，由防御使升为天子，只把一位皇后、几位公主托付给陛下，而先帝灵柩停殡在宫中，陛下已经失去了皇太后的欢心。几位长公主都被摒居在闲宫，很少得到省视。我请用小事来比喻大事：假设乡里有一个百姓，家中有一妻、几个女儿，又有几亩田产和一笔金钱，年老而没有儿子，便收养同宗的儿子作为继承人。这个人死后，继子得到田产并占有它们，于是疏远母亲、抛弃妹妹，使她们忧愁愤恨、怨叹不已。那么邻里乡党的人会说这个儿子是怎样的人呢？一个普通人这样做，尚且会被乡里贬斥，何况以天子的尊贵，受到四海仰望呢？这就是陛下失去人心的开端。先帝天性宽厚仁慈，不愿重重违背众人的意愿，晚年又患病，厌倦万机政务，于是把天下事务全都交给两府。

译两府有时显得有所偏私，有时心中有所偏爱，取舍、贬黜、升迁未必都恰当；又巧妙设置侥幸进用的门路，提拔宠爱的人，越级超资，欺骗蒙蔽众人，压抑孤苦寒微之士，使他们没有申诉的地方。等到陛下即位，人人都认为陛下一定能够振作刚强，彰明君德，收回威权和恩宠，把它们归还王室；进用贤能、斥退愚劣，奖赏善人、惩罚恶人，使海内豁然开朗，很快看到太平。可是陛下反而更加谦逊退让，深深隐藏自己的意旨，凡是百官奏请都不肯明确裁决，动辄沿袭旧例，不顾实际情况；对细小事务谨慎，却忽略国家大体。知道某人贤能却不能举用，知道某人不肖却不能罢免，知道某事错误却不能改正，知道某事正确却不能听从。大臣专权，比先朝更加严重，任意安排官职，毫无顾忌；有的不是人才却骤然升迁，有的有罪却受到宽免。这就是天下人更加失望的原因。臣听《书》说：“木材依绳墨就能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能圣明。”所以尧向众人考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舜喜欢询问，也善于考察浅近的话；禹听到善言就行拜礼；汤任用人才，改正过错从不吝惜。这四位圣人，难道是才智不足吗？然而仍然勤勉急切地向卑微愚昧的人询问，是因为天下广大、政务繁多，不是一人所能独自全部知晓，必须借助天下人的耳目和思虑，然后才能完全弄清各种事理。陛下天资圣明，虽然美好，也应当取法尧、舜、禹、汤。可是自从亲自处理政务以来，有时一旦心中形成了某种看法，便固执不移，如同坚守严城、抵御外敌，使群臣的意见全都无从进入，这恐怕不是接纳百川而汇成大海的方法。孔子说：“人们常说：‘我没有什么乐趣做君主，只是我的话没有人违背。’如果他的话正确而没有人违背，不也很好吗？如果他的话不正确而没有人违背，岂不是几乎一句话就会丧失国家吗？”所以明君对于听取采纳意见，不分彼此，不分我他，不分亲疏，不分先后，只看是否正确而已。如果看重自己的意见而轻视别人陈述的意见，信任亲近的人而怀疑地位卑贱的人，以先听到的话为主而拒绝后来人的议论，那么即使有正确的意见，也无法被看见。人的内心所喜欢的，看丑陋的也会当作美好；所厌恶的，看美好的也会当作丑恶。如果能以平静公正的心去考察，是非就容易看清。《书》说：“有话违逆你的心意，必须到正道中去寻求它；有话顺合你的心意，也必须到不合正道之处去考察它。”如果一定要等意见合于圣意才高兴并听从，不合意就发怒抛弃，臣恐怕谄媚之人会日益进用，方正之士会日益疏远，这恐怕不是增加社稷福祉的方法。国家又设置台谏官，作为天子的耳目，防止大臣蒙蔽壅塞。朝廷政事都由大臣共同裁定，然后施行，而台谏有时用不同意见来干预。陛下应当亲自凭圣意考察其中的是非，可以施行的就施行，可以停止的就停止。如今却又把这件事交给大臣，他们怎么肯承认自己所做的是错误的，而认为别人所说的是正确的呢？这正是陛下独自得到拒绝劝谏的名声，而大臣却坐享专权利益的原因。君主和宰相的分量，何止像泰山；卑贱臣子的分量，何止像鸡蛋。却想同他们较量胜负，臣本来就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因此四方怀有忠心、愿意献出微薄力量的人，都望风不前，闭口不言、灰心丧气。这就是天下人再次失望的原因。以上三件事，在朝列中的臣子都知道不对，但上面害怕严厉诛罚，下面躲避怨恨和愤怒，没有人敢把这些话直截了当地告诉陛下，使海内郁愤的气息积聚而不得发泄，天地和气受到感动，也就不奇怪了。臣听说上天有意保佑君王，所以降下灾异来谴责告诫他。如果君王因此恐惧而修身反省，不仅可以免除一时的祸害，还会有福禄随之而来。商代的太戊、武丁，周代的成王、宣王，就是这样。如果傲慢疏忽、不予理会，不仅会在一时造成祸害，还将招来危亡之祸。汉代的成帝、哀帝、桓帝、灵帝就是这样。如今灾异到来，想来皇天也将保佑陛下，使您成就商、周那样的美政吗？臣希望陛下上考察天意，下顺应人心，对这三件事都留意圣心。侍奉皇太后，要更加孝顺谨慎，务必使她心中欢悦；对各位长公主时时加以存问抚恤，不要使她们无所安身。总揽国家大权，不要把它假手于人；选用英俊人才，按照名分考核实际，奖赏功劳、惩罚罪过，舍弃小事而抓住大事，铲除堵塞弊端和侥幸进用的门路，全面革新大政；延请接纳正直的言论，虚心听从善言。这些都要以至诚实行，不能只是空话。至诚可以感动金石，何况是人呢？没有诚意，连普通人也无法感动，何况上天呢？《诗》说：“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它升降察看臣民，每天都在这里监视。”上天虽然极其高远，视听却非常接近。人的所作所为发自内心，上天就已经知道，根本不必等看到他的容貌、听到他的声音。陛下如果确实能在这些事情上竭尽诚意，那么圣德会日益更新，美好的声名传遍四方；人心既然喜悦，天道自然和顺，百谷繁茂，祥瑞一齐到来，蛮夷全都归服，福泽流传到子孙后代。臣自己知道没有才能，不能补益朝廷，然而不敢就此闭塞沉默，又有所陈述。只希望陛下裁察。臣司马光冒死拜了两拜，进呈奏疏。请求节省用度上殿札子【治平二年八月十四日上】臣私下见国家公私两方面都困窘，实在不是一天造成的。如今又遇到大灾，京畿以内的秋田荡然无存，仓廪储蓄大多损坏，府库中的钱帛也因分散使用将要耗尽；必定担心今年冬天的饥荒比去年更严重，军民嗷嗷待哺而没有办法赈济救助。经费不足，又加上郊礼，这是国用危急的时候，不能不早作忧虑。现在从内库取用，内库已经空虚；从外地征收，外地已经耗尽；向下层百姓征敛，百姓已经竭尽。不知道朝廷将拿什么来作打算？臣愚昧地认为，如果不是陛下侧身自责、严格克制自己、痛下决心节省用度，就无法回应天意、感慰民心，也无法使受水灾困顿的人忘却悲愁，使饥饿而死的人没有怨恨叹息。臣听说节省用度的办法，一定要从身边开始。伏望上自皇帝乘舆和服御用品，下至颍王、各位公主婚嫁所用的器物，全部加以裁减损省，务求俭朴，不要听信主管人员拿旧例来作辩解。让六宫中多余领取俸禄的人出宫，使他们各自从便安置；后苑文思院制造的过分精巧的服饰玩物，以及各处不急迫的劳役，也都停止。然后命令有关部门考察在外各类浮费之事，全部一概革除。群臣如果没有明显有益于国家、利于百姓的功效，不要再滥加赏赐。

译将来举行南郊大礼时，除了祭祀神明所用的牺牲玉帛之外，其余如青城、仪仗之类，只要是用来侍奉车驾、装饰外表的，也应命令有关部门同礼官共同详细参议减省。臣听说国家遭遇灾荒，就应当减杀礼仪来事奉上天，重在内心的诚敬而轻视外在的物品。因此器物用陶器瓦器，坐席用草垫，何况青城、仪仗之类，为什么不能减省呢？以上这些事情，只在于圣意决定并实行，实在不能同那些庸俗而拘泥文字、拘守旧例的人商量。请陛下裁决。请求命令朝臣轮流应对札子 臣私下见祖宗时期，曾多次命令朝臣轮流应对；有时遇到灾异，更广泛征求直言。真宗咸平、景德年间，询问访察尤其恳切，诏书说：“即使言辞涉及诋毁攻击，也可以宽容；缺乏文采的，允许直接陈述。”当时群臣上书谈论政事的，每天不少于一百多封，朝廷常常告诫閤门赶快送入。又诏令枢密直学士冯拯、陈尧叟详细审定后上报。这样做的原因，不只是考察时政的得失，也是为了观察群臣的才干高下。因此太宗时得到寇准，真宗时得到张知白，都是因为上书论事而突然得到提拔，后来成为宰相，都留下了著名的事迹。景德元年六月，宫中拿出朝士边肃等二十四人的姓名，命令在崇政殿引见应对；在外地的，驿站传召到宫阙。此后逐渐得到进用，多成为名臣，这些都是近来的事例。陛下即位不久，群臣才干高下恐怕还没有全部了解，臣想请求依照祖宗旧制，每逢内殿起居的日子，常命朝臣二人轮流应对。其余在京以及外地的臣僚，有想上书谈论政事的，所在官府都不得阻塞拖延。他们一定会欣然奉命，各自竭尽胸中所怀，然后陛下亲自加以省览，必定会有所收获。如果上书的人稍多，陛下不能一一全部阅览，就请求选择近臣中见识思虑明达、用心公正的二人，先行详细审看，只求道理切实恰当，不取文章辞藻华美；把它们分成若干等级，分别用贴黄摘录事情要点，放在面前，然后奏报御览。陛下再凭圣意选择其中好的，特意命令引见，当面加以询问访察。如果其中确有可以采纳的言论和事情，就立即施行，并且在禁中登记记载姓名。每逢有重大疑难的公事，就试着委托他们办理；后来果然有功效，才加以进用。这样天下的人才都会在眼前，可以任用驱使；即使是尧舜的时代，嘉言没有隐藏之处，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也不过如此。否则，如果只是一味沿袭旧例，徒然造成虚名，上奏的书未必阅览，即使阅览了也不施行，那么对事情没有益处，还不如不做。请陛下裁决。请求不接受尊号札子【治平二年九月五日上，由此群臣五次上表，最终没有获准】臣听说谦逊的德行很美好，地位越尊贵就越显光辉，施用于神明和人，没有不喜悦顺从的。臣私下见陛下将要举行南郊大礼，群臣沿袭旧例，请求为陛下加上尊号。凭陛下睿智聪明、仁慈柔和、美善恭敬的德行，享有这样美好的尊号，有什么不可以？只是近来暴雨造成灾害，五谷漂没，编户百姓失去生业，哀叹的声音充满道路，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陛下在这个时候，正应当深深自我抑制减损，以承受并回应上天的谴责，安慰消解众人的心情。况且尊号不是古制，近代才从有唐开始；陛下接受并占有它，不足以褒扬伟大的圣功；推辞而不居有它，反而足以彰显盛德。所有群臣进上的尊号表，伏乞陛下拒绝接受，并且命令以后不许再上表。这也是臣微小而真诚的愿望，希望能对陛下有所补益。请陛下裁决。论濮王典礼札子【治平二年八月十七日上】臣听说圣人举事，与众人的愿望相同，所以能够向下符合人心，向上顺应天意。《洪范》说：“三个人占卜，就听从其中两个人的意见。”大概国家有重大疑难，就应当由众人共同决定，从上古以来就是这样。臣伏见先前诏令群臣讨论濮安懿王应当举行的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二十多人，都认为应当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前后两次集体议论，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这样做，是想以礼奉事濮王，以义辅佐陛下。然而政府的意见，却独自想尊濮王为皇考，巧妙修饰言辞，误导迷惑圣听，不顾先王的大典，蔑视抛弃天下共同的议论，使宗室中的疏远亲属都已经得到封赠，而尊奉濮王的礼仪至今还没有施行。这正是众人愤懑郁结、不能称心满意的原因。有人恐怕陛下还不能明确判断两种议论的是非，臣请再替陛下分辨说明。政府说《仪礼》、令文、五服年月令敕都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就是说，出继的儿子对于所继承的父母和亲生父母，都称作父母。臣考察礼法，必须指明事物而立下文字，使人能够明白。如果法令想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的服制，而不称他们为父母，就不知道该如何措辞。这就是政府欺骗蒙蔽天下人，认为天下人都不懂文理。政府又说汉宣帝、光武帝都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臣考察，宣帝是在昭帝之后继位，以孙辈继承祖父，所以尊他的父亲为皇考，却不敢尊他的祖父为皇祖考，因为他的祖父与昭帝在昭穆次序上相同。光武帝出身平民，诛灭王莽，亲自冒着箭石取得天下，名义上是中兴，实际上是开创基业；即使自立七庙，也还不算过分，何况只是称父亲为皇考，他的谦逊减损已经很深了。如今陛下亲自作为仁宗的儿子，来承继大业。《传》说：“国家不能有两个君主，家中不能有两个尊长。”如果又尊濮王为皇考，那么把仁宗置于什么位置呢？政府如果因为两位皇帝没有给他们的父祖增加尊号，便拿这作为法则，那还可以；如果说皇考这个称号也可以施用于今天，事情和道理就不相同了。假设仁宗还在统治天下，濮王也平安无恙，在这种时候，命令陛下作为皇子，那么不知道应当称濮王为父亲还是伯父？如果先帝在世，就称伯父；先帝去世，就称父亲。臣料想陛下必定不会这样做。由此说来，濮王应当称为皇伯，还有什么疑问呢？如今满朝臣子，除非是心地狭隘奸邪谄媚、想要附和政府来误导陛下的人，都知道称濮王为皇考是不可行的，那么众人的意愿是什么，也可以知道了。陛下为什么不试着察看群臣的真实心情呢？群臣谁不知道濮王对于陛下是天然至亲？如果希望迎合取宠，不顾礼义而过分尊崇濮王，难道不是对自己有利而没有祸患吗？他们之所以苦心坚持这个议论，只是不愿陛下失去四海人心，受到万世讥讽罢了。由此看来，群臣是忠是奸、是邪是正，非常容易看清。臣希望陛下上考察古代典章，下顺应众人的意愿，按照礼制尊奉濮安懿王，如王珪等人所议；这也是调和天地人心的一件事。请陛下裁决。

译请求改变郊礼札子【治平二年八月上】臣听说古代天子亲自祭祀上帝，一年有九次。本朝制度是天子三年举行一次郊礼，并且在这期间改用其他礼仪的情况很多。难道这是奉事上天的心意有所懈怠简略吗？只是因为事情有不得已的地方。臣私下见国家府库一向空虚，又遭遇暴雨灾害，圆丘旁边积水仍然很深，修建青城的材料散失很多，仪仗法物损坏的也不止一处。如今如果全部加以修缮，恐怕难以仓促准备。加上冬寒将近，各处营舍被水冲没，百姓失去生业，房屋破败，衣服和粗布都已耗尽。陛下如果想另外加以赈济，也恐怕力量无法支撑。从前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下诏东封，不久因火灾而停止，改用郊礼；又在淳化三年下诏祭祀圆丘，也因事故改用第二年的祈谷礼。如今灾变发生，国家财用不足，臣认为不能不稍作变更。如果因这次灾祸而回应上天谴责，随时增损礼仪，在九月、十月之间于大庆殿恭敬谢告天地，也足以表达纯洁的诚意，彰明敬畏的心志，同时减省巨额费用，安慰众人的心情。事情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陛下如果认为可以，希望果断决定，早日实行。辞龙图阁直学士状【治平二年十月六日上】臣接到阁门告报，已经降下敕命，授臣仍任尚书吏部郎中，充任龙图阁直学士，散官、差遣也都依旧。臣蒙受谏职的非分之荣，至今已经多年，却没有丝毫补益。如果不是圣上宽宏包容，哪里能免于诛责？臣每每自我反省，心中不得安宁。此前也曾多次上奏陈说，请求补任外职，但圣听没有准许，臣勉强坚持到今天；不敢频繁祈请，以免获犯烦扰亵渎之罪。哪里想到又蒙大恩，反而加以褒奖升进，臣惭愧恐惧，手足失措，如同坠入冰火之中。臣虽然庸碌愚昧，哪里敢接受呢？伏望圣上慈悲怜悯，委曲俯从臣的愿望，允许臣只以旧职出知河中府，或者襄、虢、晋、绛其中一州，使臣尽自己的驽钝之力，以报答天地生成养育的恩德。臣将感到无比幸运。所颁龙图阁直学士的敕告，臣不敢接受。辞龙图阁直学士第二状 臣近来曾进呈奏状，请求以旧职出知河中府，或者襄、虢、晋、绛其中一州。对于龙图阁直学士的敕告，臣不敢敬受。此后还没有奉到指挥。臣伏见真宗皇帝天禧元年初次设置谏官时，诏书节文说：“等到任职满三年，或者在职务上没有声誉、看不到公正的言论，就调任散秩，并派去监临。”臣从嘉祐六年七月初进入谏院供职，到现在已经超过五年。臣才智浅薄，志气庸懦，不能阐明大政方略、补助圣政；却白白领取俸禄、偷求安逸，徒然耗损岁月。谴责罢黜的制度，对臣来说已经错过时机。如今却让臣冒领宠贵的名位，仍然留在旧任上，臣自己尚且惭愧，何况别人呢？因此臣竭尽诚意自行陈述，希望得到明察。如果朝廷怜悯臣的愚昧，不采用天禧年间的诏书，也请特别施行责降。伏乞依照臣先前的奏请，允许臣以旧职出知河中府，或者襄、虢、晋、绛其中一州。对于授予龙图阁直学士的敕告，臣不敢接受。辞龙图阁直学士第三状【不久获准免除谏职，其余仍依照先前下达的指挥】臣近来两次进呈奏状，请求以旧职出知河中府，或者襄、虢、晋、绛其中一州。根据中书札子，奉圣旨不许辞免，立即命令臣接受告敕。臣承乏担任谏职，前后已有五年。自本朝以来，任此官职的人还没有像臣这样长久的。臣资质性情愚昧刚直，只知道报效国家，竭尽朴实忠诚，因此同人结成对立，前后有很多；四海之内，到处都会碰见他们。臣常常担心将来自己以及子孙没有容身之地。因此早晚都希望能够解除此职，如同处在沸腾的鼎中，盼望寒泉来救。但因为职分正当言路，不敢无缘无故请求离任。就这样逗留勉强留任，直到今天。没想到朝廷反而加以奖拔，授予美好的职务，仍然让臣担任旧职。既然承受了宠荣俸禄，便突然没有可以离去的期限，祸败、罪责和诛罚必定无法避免。因此别人把这当作喜事，臣独自把它当作忧患；别人把它当作荣耀，臣独自感到恐惧。臣四处张望徘徊，没有可以藏身逃避的地方，进退都失去了办法，实在值得怜悯哀痛。倘若不向君父申诉，还能向哪里依靠投奔呢？伏望圣上慈悲，怜悯臣久任谏职，使臣能够到外地卸下肩上的负担。依照臣先前的奏请，就以旧职出知河中府，或者襄、虢、晋、绛其中一州。对于新授龙图阁直学士的敕告，臣更加不敢接受。《传家集》卷三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三十七，宋司马光撰，章奏二十 请求经筵访问上殿札子【治平二年十月上】臣凭借驽钝衰朽的资质得以侍奉劝讲，私下见陛下天性好学，勤勉不倦。然而在经筵席间，陛下从未发言询问什么。臣愚昧地想，陛下是想替群臣遮掩短处，担心在应答之间仓促失措，不能在众人中开诚陈述，反而使他们感到惭愧。这实在是圣心仁慈宽恕到了极点，群臣即使捐出生命也无法报答。但臣听《易》说：“君子通过学习积聚知识，通过询问来辨别事理。”《论语》说：“有疑惑就想办法询问。”《中庸》说：“有不明白的事，不去询问，问了还不知道，就不停止；有不能辨别的事，不去辨别，辨别了还不明白，也不停止。”由此说来，学习如果没有询问和辨析，就没有办法发明通晓。如今陛下如果全都默默记住而不加询问，虽然是臣等疏浅之人的幸运，臣私下恐怕却无法阐明经义、帮助圣性。伏望陛下从今以后在讲筵中，如果有臣等讲解不尽之处，请赐予诘问；或者担心一时记忆不能详备，允许臣等退下后回去讨论，第二天另写札子详细奏报。这样或许可以辅助陛下考察古道的志向，成就每日更新的益处。请陛下裁决。请求命令选人考试经义后上殿札子【治平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上】臣私下见国家旧制，资荫出身的人第一次接受差遣时，都命审官院、流内铨考试省格；诗、赋、论任选一首，或者考五经墨义十道，也各随本人方便。赋、论、墨义徒有名目，没有人愿意应试，大多都请求试诗。其中甚至有请别人代写的，真伪难以辨别。即使自己能够作诗，辞采高妙，用来治理百姓也没有什么用处，不能因此就判定官员优劣。臣想请求今后凡资荫出身的人第一次接受差遣，都委托审官院、流内铨考试《孝经》《论语》大义共三道，并命主判官员再把他们所答的大义当面询问，使他们口头解说。对于义理精通的人，特别列为一等，并把所试大义的卷子连同保明一并上奏。京官减免一任，监当选人都给予家便差遣，应该入家便者优先安排。义理稍微通晓的，依照通常调配；不通晓的，暂且命令修习学业，等一年以后再考。必须考试合格，才可以出任官职。年满四十岁以上的人，则听任依照旧制，只写家状、阅读律令。这样公卿大夫的子弟都会向学求道，也接近先王教育贵族子弟的方法。请陛下裁决。

译论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札子【治平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上】我听说各处道路上都在传闻此事，不知是真是假？有人说朝廷想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如果确实如此，我私下恐怕认为不可。陛下既然是仁宗的后嗣，按礼制就不应再顾念自己的生身亲属。我先前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很详细了，不敢再烦扰圣听。如今我不知道陛下的心意：执意追尊濮王，究竟是想给他增添荣耀吗？是想给自己带来利益吗？还是认为这样对濮王有益吗？前代帝王由旁支入继而追尊其父为皇帝的，始于汉哀帝，此后安帝、桓帝、灵帝也都这样做过。哀帝追尊他的父亲定陶恭王为恭皇。如今如果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正是采用汉哀帝的办法。陛下有尧、舜、禹、汤那样的圣贤可以效法，却不效法他们，反而效法汉朝的昏君，这难道足以成为荣耀吗？仁宗的恩德深入人心，浸润到骨髓，天下人之所以归附陛下，是因为他们亲自接受仁宗的诏命，知道陛下是仁宗的儿子。如今陛下已经取得天下，却给濮王增加尊号，天下人听说后，谁不会因此离心失望？这又哪里足以成为利益呢？父母生养之恩，如同昊天一样无穷无尽，谁能够忘记？陛下不忘濮王的恩德，应当存于内心，而不在于对外加饰一个虚名。孝子爱敬父母，就应当按照礼制祭祀他们。如今把不合礼制的虚名加给濮王并祭祀他，这对濮王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这三方面没有一方面说得通，而陛下却要这样做，我私下对此感到困惑。这大概是政府中一两个大臣自知先前建议失误，已经承受天下重责，却还想掩饰过错、坚持错误，不顾因此损害陛下的德行；陛下又听从他们，我私下认为这是过失。我还听说政府谋划要托称皇太后的手书，并且不称濮王为‘考’而称为‘亲’；即使百般巧加修饰，归根到底仍是辜负先帝的恩德，损害陛下的义理，违背圣人的礼制，失去天下人的人心。政府中的大臣只能自己欺骗自己，怎么能欺骗皇天上帝和天下人呢？我希望陛下赶快停止这个议论，不要让消息流传到四方，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我现在虽然不再是谏官，但从前已经上奏说明过此事，身为近臣，遇到国家有重大的得失，不敢不说，请陛下裁决。挽留吕诲等人的札子【治平三年三月八日上】我听说君主的祸患在于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臣子的祸患在于不能竭尽忠诚。因此，忠诚正直、敢于进言的臣子，是国家最宝贵的人才。君主地位尊贵，面对群臣，即使和颜悦色地求取谏言，用厚重的爵位赏赐来鼓励他们，群臣尚且还会畏缩而不敢进言，更何况再用威势使他们害怕、用刑罚惩罚他们，那么好的意见又从哪里能够到来呢？我私下听说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因为议论濮王典礼之事，全都受到责罚降职。朝廷内外听说后，没有不惊骇诧异的。我看这三个人，忠诚明亮、刚正不阿，忧虑国事而忘掉自身，遍求群臣，很少有人能与他们相比。如今一旦因为议论政事过于急切，便全都被放逐，我私下替朝廷感到惋惜。我听说君主所以能够安稳尊荣，没有什么比得到人心更重要。如今陛下顺从政府一两个人的私情，违背满朝的公议，使濮王受到超过礼制的尊崇，天下人已经知道陛下作为仁宗的后嗣，心志不专一，因而怅然失望。现在又把这些议论政事的臣子成批赶走，我恐怕会连累圣德，所受损害不小。民间已经有许多人暗中非议、私下叹息了。何况范纯仁、吕大防都是陛下从众人中选拔出来，任命为耳目之臣的，取用的正是他们的忠直，而不是他们的阿谀奉承。范纯仁、吕大防也想竭尽诚心、尽忠守节，以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所以才敢不依附政府，正直地发表议论。如今反而因为这样获罪，那么陛下在群臣之中还亲近谁呢？如果忠直之臣日益退却，阿谀之臣日益进用，那么陛下凭什么再了解臣下的善恶和政事的得失呢？这样做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分。伏望圣慈赶快下令让吕诲等人回到御史台任职，那么天下人都会一致歌颂陛下的圣明，即使像禹那样乐于听取善言、像汤那样改过不吝，也不会超过陛下了。如果不能这样，暂且为他们另行改任一个靠近京城的官职，也可以稍稍安慰外界人心。请陛下裁决。挽留傅尧俞等人的札子【治平三年三月八日上】我近来曾上殿，蒙受圣恩，听到陛下宣谕濮王称‘亲’的事情。陛下说：这个‘亲’字，官家本来就不想这样称呼。假使只称濮王和仙游县君，有什么不可以呢？我这才知道陛下极其公正，本来没有过分厚待私亲的意思，只是被政府误导，以致外界议论纷纷，必定认为陛下很快就会下诏废除‘亲’这一称号。已经离开御史台的官员应当另行任用，现任台官也应优厚地加以抚慰劝谕，使他们就职。昨天忽然听说侍御史知杂事傅尧俞知和州，侍御史赵鼎通判淄州，赵瞻通判汾州。朝廷内外的人没有不惊愕的。这大概是政府想堵塞后来者进言的道路，使所有人都不敢说话，然后得以专擅大权，任意施展胸中所想。我私下想到，陛下年纪正盛，圣德聪明，而如今却偏偏取得拒绝谏言的名声，承受孤负恩德的诽谤，违背天下人的希望，丧失君主的权柄，只是为了满足政府几个人的狠心罢了。不知这样做对陛下有什么利益，却为何要这样做？我内心实在不能自已，深深替陛下痛惜。伏望陛下不要再向政府询问，特地下定决断，召回傅尧俞等人，下诏以后不再称‘亲’。这样就可以立即使天下愤懑的怒气化为欢乐，使诽谤之语转变为歌颂。请求与傅尧俞等人一同受责罚降职的上殿札子【治平三年三月十一日上】我从前任谏官时，曾与其他台官共同议论濮王典礼，不应当称尊号及皇考，前后不止一次。后来蒙受恩典，改任龙图阁直学士；我多次辞免，请求仍以旧职出知河中府等一处，朝廷不允许，只免去了我的谏官职务。如今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赵鼎、赵瞻、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都已经受到责罚降职。如果所议濮王之事合于典礼，傅尧俞等就不应被放逐；如果所议不合典礼，那么我也不应独自免罪。何况同时任职的台谏官已经全部被放逐，我实在没有脸面仍居原职。同样获罪却处罚不同，会有损于朝廷的公正。伏乞将我与傅尧俞等一例责罚降职，请陛下裁决。请求责罚降职的第二札子【治平三年三月十四日上】

译我在本月十一日上殿，以先任谏官时议论濮王之事不当为由，请求赐予责罚降职。陛下命令把札子收下，不送交中书。我因为身负罪责，不可以苟且求免。如果没有我的札子，中书就无法进呈并办理。于是我在第二天抄录札子副本，缴送中书申报。我又有违背圣意防禁的罪过，请求交付外廷施行，早日赐我责罚降职，请陛下裁决。请求责罚降职的第三札子 我在本月十一日上殿，请求与傅尧俞等人一例责罚降职。十三日又曾自陈，说明自己违背圣意防禁的罪过，至今还没有奉到处分的指示。我在陛下即位那年四月二十七日，已经上奏预先告诫追尊祖父之事。后来政府请求议定濮王典礼，陛下命令等过了仁宗大祥，再另行上奏。我与傅尧俞刚过大祥，就到政府说明作为人后嗣的人不得顾念私亲的意见。等到诏令两制和礼官共同详细议定的那天，我又独自替众人撰写奏章。如果要治罪，我应当作为首犯。吕诲等人都是后来才议论此事的，已经受到责罚放逐。何况像我这样的人，难道应当宽容吗？即使陛下极为仁慈，特别加以保庇，我内心难道能不惭愧吗？伏望圣慈依照我前次奏章，早日赐我责罚降职。我先前所上的奏章，私下担心年月稍久，宫中遗失，如今另行抄录进呈，请陛下裁决。请求责罚降职的第四札子【次日，中使刘温直宣召我赴迩英阁，陛下面谕命我供职】我自本月十一日以来，已经三次奏请与傅尧俞等人一例责罚降职，却没有得到开许。如今又接到中书札子，说侍讲钱象先奏请催促我依旧赴经筵供职，奉圣旨命令我迅速入朝参见并供职。我仰承如此大恩，本应奔走奉行诏令。然而我退下来反复思考义理，心中有不安之处，所以不敢苟且贪恋荣禄，必须再次详细陈述。我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任台谏官，共同议论濮王典礼，凡是傅尧俞等人所获罪的事情，我大致都曾犯过。如今傅尧俞等六人已经蒙受圣恩，全都得到外任，唯独我一人还留在京城，使天下人都说我开始时率领众人共同发表正当议论，最后却顾惜俸禄官位，苟且逃免刑罚。我虽然极其愚笨，也还略微珍惜名节，受到这样的指责，还怎么做人？不仅如此，还会使讥讽诽谤流传上去，说国家施行刑法有偏有颇。我因此白天忘记吃饭，晚上忘记睡觉，入朝则对朝廷士大夫感到惭愧，出外则对道路上的人感到羞惭，孤单一身，几乎无处安置。虽然知道这样会违犯天威，使自己的罪责更加深重，又哪里敢再入朝参见、供职呢？伏望圣慈曲加怜察，依照我前次奏章，早日赐我责罚降职，请陛下裁决。请求不接受尊号的札子【治平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上】我听说君王以上天为父、以大地为母，像养育子女一样养育百姓，恭敬鬼神，畏惧灾异，所以才能使国家安定，享有众多福泽。这是自有人类以来不变的道理。上天虽然极其高远，但它的察视和听闻非常近，早晚不离君王左右；顺应天意就吉祥，违背天意就凶险，感应如同影子和回声。这正是《诗经》《尚书》所记载、圣人所说的道理，怎么可以说上天漠然无知而轻慢忽视、不加顾念呢？我恭敬地看到，陛下登基以来，太阳受到侵蚀，日中出现黑子；大风使白昼昏暗；冬天温暖而无冰；连年发生大水，冲毁淹没房屋和田地；直到今年，灾异尤其严重，彗星明显出现，光焰高盛，早晨在东方、晚上在西方，过了几个月才消失；飞蝗危害庄稼，太阳又发生日食。加上陕西、河东夏秋缺雨，禾苗既没有收成，麦子又没有播种，妇女儿童忧愁惶恐，流离的人充满道路。西方戎人侵扰，边境尚未安定。在这种时候，群臣应当劝导陛下敬畏天命，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克制自己而谦逊节俭，广泛求取至理之言，以消除灾变、恢复祥瑞；可是朝廷安然无事，竟然不把它放在心上，有的人认为这是自然常数，与人事无关，有的人认为景星、嘉瑞出现，反而应当有福。现在又有奸佞之臣建议进上尊号，要说欺骗蒙蔽上天、欺罔诬骗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这会使上帝鬼神愤懑不悦。自从群臣上表请求尊号以来，陛下就患上这种疾病，久久不能痊愈，这都是群臣谄媚奉承的罪过。陛下难道不能醒悟并深思吗？我内心不能自已，忘掉生死而冒犯死罪，伏望陛下自行出于圣意，停止群臣所上的表章，拒绝尊号而不接受；再下诏书，深刻自责，向四方咨询，广泛开通进言之路，寻求事奉上天、养育百姓、把灾祸转为福祉的方法。等到圣体康复，政治教化流通，天时丰收，人心喜悦，然后再推崇美好的称号，又何必担心太晚呢？这样或许上帝会收回威怒，福禄大大降临，圣体安和，不用服药也能康复，天下百姓没有不感到万幸的。何况陛下从前在郊祀礼仪之前，辞去尊号而不接受，天下人称颂您的盛德，至今还没有停止；这就是舍弃虚名而得到实在的名声，舍弃虚浮的美誉而取得真实的美誉，对陛下又有什么损害呢？我承受国家大恩，充任侍从，实在看到近来群臣都把进言视为忌讳，入朝便叩拜请求加上宏大的尊号，出朝却交错站立、聚众议论，内心非难、暗自讥笑，始终没有一个人替陛下直说不可，我私下对此深感痛惜，所以冒昧进献狂直浅陋之言，惟愿圣明采纳察看，请陛下裁决。议论祧迁的状文【治平四年闰三月上】臣司接到学士院的告报：大行皇帝的神主将要祔入太庙，僖祖的神主应当迁入夹室；按照朝廷诏令，待制以上官员共同议论此事。我在嘉祐八年仁宗祔庙时，已经曾与龙图阁直学士卢士宗上奏说，僖祖应当迁入夹室。当时参与议论的大臣都不以为然，朝廷于是听从多数人的意见。我谨按《王制》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为七庙。’除太祖之外，只有三昭三穆。因此前代帝王在太祖还没有确定面向东方的主位时，大抵所祭祀的不过是六世。如果僖祖到今天才议论祧迁，那么就是在太祖之外又有四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为八庙，不符合先王的典礼，也难以施行于后世。我愚昧地认为，仁宗祔庙时，僖祖就已经应当迁入夹室；如今大行皇帝祔庙，顺宗也应当迁入夹室。我既然承受诏旨，得到参与议论的机会，就不敢不把自己的见解全部说出来。伏乞朝廷再次详细选择。我现在抄录嘉祐八年的奏议一份，谨具状连同奏上。辞免翰林学士第一状【治平四年闰三月二十九日上】

译臣私下听说，已经下达敕告，存放在閤门，任命臣为翰林学士。臣听说做臣子的道义，是竭尽自己的才能去任职，不能胜任就辞去。我从出仕以来，一直牢记这句话，不敢失坠。从前侍奉仁宗皇帝时，蒙受恩典被任命为知制诰，我因为一生不擅长文章，不敢滥居这个职位，诚恳而坚决地辞谢。仁宗皇帝察知我的至诚，于是准许了我。如今翰林学士与知制诰相比，职任更加重要，本来不是愚臣所能胜任的。听到命令后震惊惶恐，无处自处。况且我在先皇帝时，因为长期在京城任职，家中有许多事情，多次上状请求出知河中府或襄、虢、晋、绛中的一州。后来遇到国家的大变故，加上所修撰的君臣事迹尚未奏进御览，因此不敢再上文字。近来正想再次陈请，没想到忽然承受这样的恩命。我虽然顽钝鄙陋，略能自知，非分的荣宠，必定不敢接受。伏望圣慈察知臣没有才能，不能胜任此职，特加怜悯，成全臣的夙愿，允许臣以旧职出知河中府或襄、虢、晋、绛中的一州。如果这几个地方没有空缺，就请求在京西、陕西路授予一项知州差遣。这样对上不致损害朝廷的英明，对下也不失于私家的便利，实在是大幸。冒犯天子的威严，臣惶恐恳切至极，无法胜任。辞免翰林学士第二状 臣近于闰三月二十九日曾上状辞免新任翰林学士的恩命，请求给一项知州差遣，至今还没有奉到朝廷诏令。我私下认为，自唐朝以来，士人所重视的清贵要职，没有比翰林学士更重要的。若不是天下英才、声望第一、熟悉典故、文章富赡的人，即使想冒居此职，难道能不违背众意吗？我天资顽钝，没有一样能够胜任，至于组织文辞尤其鄙陋拙劣，怎么敢厚着脸皮担任这个职务？别人虽不说，我内心难道能不惭愧吗？因此我披肝沥胆，陈述实际情况并自请退处。惟愿仁圣明察我的内心，使我稍稍承受得住重重惭愧和恐惧的交相侵逼；即使坐在炭火上、踩在冰上，也不足以说明这种处境。特意成全我的志愿，使我能够安心，这是天地最大的恩惠，没有什么能超过它。所颁翰林学士的敕告，臣不敢恭敬接受。伏乞依照我前次奏章，只以旧职在晋、绛，或京西、陕西路授予一项知州差遣。冒犯天子的威严，臣惶恐恳切至极，无法胜任。辞免翰林学士上殿札子【治平四年四月十三日上】臣近来蒙受圣恩，任命为翰林学士，已经两次上状辞免，请求给一项知州差遣；奉圣旨不准，命令我立即接受敕告。臣并非不知道美好的官职难得、诏旨难以违抗，但之所以不得不再三烦扰天听，实在是因为人的才性各有长短，君主应当量才授官，臣子应当竭力任职；这样才能使事情不致荒废，上下各得其宜。我从年少时起，虽然略曾读书，但天性愚钝，不擅长文辞；如果让我解释经书、叙述史事，或许略有所长，至于代替君主起草诏令，最是我的短处。如今如果苟且贪恋荣宠，冒然担任此职，一旦朝廷有重大号令，或者任命授官稍多，我的才思必然枯竭，以至于搁笔；即使勉强写成，文章也一定非常鄙陋，拿去向四方宣布，让众人共同传笑，岂只是彰显臣的丑陋，也恐怕会成为朝廷的羞耻。这就是臣宁愿触犯谴责之怒，也不敢接受清贵华要之选的原因。陛下如果察知臣的至诚，知道我并非矫饰，特加怜悯，停止这项新任命，那就是掩护臣的短处、保全臣的长处，生养成全之恩，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况且臣自从通判并州罢任留居京城，已经十多年；去年兄长去世，留下的孤儿无人照管，臣曾多次奏告先帝，请求给我一项便于照料家属的官职，也蒙受圣恩，允许等修书略具规模后，就授予外任。没过多久，先帝突然离世，臣悲痛荒乱，来不及陈述此事，近来才想把所修《前汉纪》三十卷先行进呈，然后再以私人的请求冒昧上达陛下圣听，没想到忽然得到如今这项恩命，实在不是愚臣本心所愿，忧虑惶恐、局促不安，无处容身。伏望圣慈依照臣前次奏章，只以旧职在晋州、绛州或京西、陕西路授予一项知州差遣；所颁翰林学士敕告，臣不敢恭敬接受，请陛下裁决。请求王陶只授旧职的札子【治平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上】臣昨天奉召应对，蒙受恩典，陛下拿吴奎所上的札子给我看，内容是请求直接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让他居家待罪。我随即已经根据所见详细奏陈。陛下起初只想让王陶恢复旧职，后来又想授予他侍读学士。臣当时仓促之间没有来得及回答，退下后替陛下整夜思考此事。侍读学士与翰林学士的资级大致相同，如果授王陶这个职务，我恐怕吴奎仍然不肯起任。陛下刚刚即位，大臣中屡次有人不安于职守；吴奎素有质朴正直的名声，万一因此受到激发而采取行动，可能会有过分之处。如果立即罢免吴奎，就会严重失去士大夫的期望；如果屡次下诏而他仍不起任，就会更加损害陛下的威严。况且王陶本来因为议论政事不被采纳，正处在辞免台职、居家待罪之时，如果又给他增加美好的官职，我私下料想王陶也不敢接受。希望圣慈只让王陶恢复他担任御史中丞以前的旧职，那么吴奎先前已经商议过此事，也不敢不起任。王陶恢复旧职，接受它也心安，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再起纷争，严重损伤朝廷的大体。臣蒙受陛下虚心下问，愚见私下认为这样处理较为妥当，不敢不奏，乞请详细斟酌，请陛下裁决。《传家集》第三十七卷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第三十八卷，宋司马光撰，章奏第二十一 挽留吴奎的札子【治平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上】臣私下听说，王陶被任命为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吴奎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知青州。外界议论纷纷，都认为吴奎不应离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吴奎的声望一向比王陶高。虽然这次吴奎封还诏书，直接回到自己的住宅，举止言语颇有过失，但外廷之人不知道事情的始末，只看到陛下因为王陶的缘故罢免吴奎的政事职务，这样的处罚太重，怎么能不惊怪呢？臣恐怕其他大臣也都不能自安，各自请求离去。陛下刚刚登上大位，先帝的梓宫还停放在殡宫，如果满朝大臣纷纷离去，那么在四方人的观察听闻中，实在很不合适。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收回任命吴奎知青州的敕告，暂且把吴奎留在政府，以安慰士大夫的希望，安定大臣的心意。陛下因为吴奎违抗诏令而贬黜他，威令已经施行；又嘉许吴奎质朴正直而将他留下，用意尤其美善。吴奎起初承受重大谴责，因陛下英明果断而震服，最终又蒙受宽释，感戴陛下深厚的恩德，上下都欢喜，实在没有什么损害。从前汉高帝怀疑萧何接受商人的金钱，把他械系入狱；后来因王卫尉一句话而下令赦免，使他恢复职位，君臣之间的恩礼仍像起初一样，何况只是出任和留任之间的变动，又有什么不可以重新留下的呢？陛下一向知道臣不是结党依附大臣的人，所以我才敢不避嫌疑，尽情把话说完，只是替朝廷爱惜大体罢了。乞请陛下裁察，请陛下裁决。初次任命御史中丞上殿札子 我听说，澄清根源，水流才会清澈；巩固根本，枝叶才会茂盛。臣蒙受陛下圣恩，从众臣中得到选拔，委任掌管风宪。天下细小的事情都还不值得先向陛下陈说，我敢先谈君主修养心性、治理国家的要旨。这实在是太平的根本。我听说修养心性的要旨有三项：一是仁，二是明，三是武。所谓仁，不是温柔姑息的意思；修整政治，兴盛教化，养育万物，抚养百姓，这就是君主的仁。所谓明，不是烦琐苛细、处处窥察的意思；懂得道义，辨识安危，分别贤愚，辨明是非，这就是君主的明。所谓武，不是刚强暴戾的意思；只要合乎道义所在，就果断决定而不迟疑，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动摇，这就是君主的武。所以有仁而没有明，就像有良田却不能耕种；有明而没有武，就像看见禾苗中有杂草却不能除草；有武而没有仁，就像只知道收获而不知道播种。三者兼备，国家就能治理而且强盛；缺少其中一项，国家就会衰弱；缺少其中两项，国家就会危险；三者一项也没有，国家就会灭亡。自有人类以来，从未改变过。治理国家的要旨也有三项：一是任用官员，二是赏赐一定兑现，三是惩罚一定施行。人的才性各有长处，官职的职责各有分守。自古以来，人才最为盛备的时代，没有超过唐尧、虞舜之时；然而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各自守任一项官职，终身不更换。如果让他们轮番调动、互换职位，未必能够把事情都做得完善。所以君主如果确实能够收罗天下英俊之才，按照各人的长处任用他们，有功劳的用重赏来鼓励，有罪过的用严刑来威慑，就好像乘坐轻车、驾驭骏马，掌握六根缰绳，奋力挥动马鞭，哪里不能到达呢？从前仁宗皇帝时，臣刚做谏官，得以上殿，首先曾进奏这番话。先皇帝时，臣曾进呈《历年图》，又把这番话写在后序中。如今有幸遇到陛下初始清明的政治，又正值陛下虚心下问之时，臣再次把这番话放在最前面，实在是因为臣一生努力学习所得的最精要、最重要的道理，全都在这里。愿陛下不要认为它迂腐空泛，试加审察；如果果真没有可取之处，那么臣在圣明时代就没有什么可以任用了。请陛下裁决。请求停止详定宰臣押班事的札子【治平四年上】臣私下听说，宰臣又上文字，请求下达礼官，详细议定宰相应当还是不应当押班。我听说君王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好比人的身体，以宰相为股肱，以台谏为耳目，本来应当同心协力辅佐君主。如果各自区分彼此，互相争强斗胜，只想求得自身安稳，又怎么能够做到呢？近来御史中丞王陶请求宰相依照旧制到文德殿押班；宰相如果听从他的请求，哪里会有后来纷争？可是宰相坚决坚持不执行，彼此反复激发，终于导致王陶言语有过失。如今王陶已经补任外官，宰相也已经赴文德殿押班，臣认为朝廷可以平安无事了。然而宰臣又有这项奏议，万一礼官中有人迎合希求，根据自己的意愿认为宰相不应押班，台司想要沉默不说，那么朝廷的礼仪就会毁坏废弃；如果想要辨论是非，又与前日的事情有什么不同？如此一来，争斗诉讼的端绪将永远不能停止。陛下刚登天位，四方之人都抬头侧耳观察政治教化，而朝廷听不到肃穆和谐、人才济济的风气，反而多次出现变色争执的丑态，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何况现在灾异屡屡降临，饥荒接连发生，官员过多而财用不足，士兵众多而不精练，冗费日益增加，公私都困乏枯竭，戎狄骄横无礼，边境没有防备，百姓流亡，盗贼即将兴起；朝廷早晚所忧虑的事情，应当把这些放在首要位置，把其他事情放在后面。伏望陛下特地下达圣旨，命令宰臣依照本朝旧制押班；已经下达礼院的文字，请求不再命令礼院详细议定。挽留韩维、吕景的札子【治平四年五月十二日上】臣私下听说已经有指挥：龙图阁直学士韩维出知颍州，侍御史吕景与堂除通判，不知是真是假？臣愚昧地看到，韩维沉静端方，在陛下从前的宫僚中，最有美好的声誉。如今无缘无故称病请求外任，外面的人都不知道其中原因。吕景敦厚刚直，在今天议论政事的臣子中也很难得。他身为台官，因为议论政事获罚铜，如果实在感到羞辱，难以立于朝廷，还不如得到贬谪放逐来得痛快。然而这两个人都是陛下心腹耳目的良臣，一旦都外补，对他们二人来说虽然很方便，臣却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伏望圣慈再加详细考虑，或者暂且把他们留在左右，使他们拾遗补阙，实在会有所帮助。如果确实不能留下他们，关于台官一职，请不要再另行举荐人选，只在旧台官吕大防、郭源明、马默等人之中，完全由圣意选择一人补缺，这样贵在能够得到质朴正直的人，充分满足众人的心意。请陛下裁决。请求御殿的札子【治平四年五月十五日上】

译臣私下看到，本月十五日陛下因为服药而不接受群臣慰问，群臣无不忧虑疑惧。我私下想到，万乘之主的起居动静，关系天下安危，何况如今正是国家多事之时，更应当深思远虑。如果明日圣体完全没有安定，臣不敢说什么；如果稍微痊愈，伏望陛下勉强到前殿或后殿，暂时接见群臣。如果有奏事的人停留很久不退，即使以刚服药不宜久坐相告，让他暂且退下，也没有什么妨害。只要使群臣大略能够瞻仰圣颜，那么朝廷内外的人心自然就会安定。请陛下裁决。论宰臣押班的札子 臣恭敬地看到本月七日的敕文，依照本月四日的手诏规定：今后宰臣到文德殿押班，春分以后遇辰牌上，秋分以后遇辰正牌上；垂拱殿处理政事尚未退朝时，只令传报宰臣，不再让御史台另行放班；其余日期一概依照祥符年间敕命的指挥，永远作为定制。先前下达太常礼院的详细议定文字，今后一概不再施行。臣私下看到，从来垂拱殿处理政事，等到中书、枢密院及其他臣僚奏事完毕，春分以后很少有不过辰初的，秋分以后很少有不过辰正的。自陛下临朝以来，只有近来因服药曾在辰牌以前起驾入内，其余时间都在辰牌以后。这样一来，从今以后在无事的日子里，宰臣就永远不能到文德殿押班了。臣私下认为，文德殿是天子的正衙，宰臣是百官的表率，百官既然在那里举行常朝，宰臣按理就应当押班；这本是前代的旧规，自祖宗以来从未改变。如今陛下即位之初，事情如果不是有很大利害，恐怕不必更改旧制。伏望陛下特地下达圣旨，命令宰臣完全依照本朝旧制押班。如果陛下因为此前已经下达手诏，一定要限制时刻，那么请求春分以后遇辰正牌上、秋分以后遇巳牌上，都依照本月四日的指挥施行，这样或许还能使这一礼制不至于完全废弃。请陛下裁决。请求访察四方雨水的札子【治平四年五月十九日上】臣私下看到，陛下近来因为长期干旱形成灾害，分别命令使者遍祈五岳四渎，没有一处神祇不祭祀；由于精诚感通，甘雨降临，实在是朝廷内外的大庆。但暑月暴雨大多不能广泛而长久地降落，臣私下担心四方州县仍有未能得到充足雨水的地方。君王以天下为家，无论远近，都应当一视同仁，不可使恻隐之心只停留在眼前。如今京城虽然已经得到雨水，伏望陛下不可马上认为秋收有望，因而懈怠于忧虑百姓。凡内外臣僚中有新近从四方来的人，在进见应对时，都请询问他们当地雨水多少、禾苗庄稼怎样、谷价贵贱、乡里百姓忧愁还是欢乐，互相参考来验证实际情况。这样既可以开拓增益陛下的聪明，使盛德日日更新，又能使远方百姓都知道陛下洞察幽深遥远之处，没有遗漏忽略，感戴皇恩，倾心归附；还可以使州县官吏都知道陛下怜悯抚恤百姓，关心农业，不敢自恃地处偏远而残害百姓、损伤万物。陛下一发出德音，就能收获这三种善果，不仅可以在今天实行，也希望陛下长久实行，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请陛下裁决。请求简省举荐御史条约的上殿札子【治平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上】我听说设置法制贵在简明扼要，弊病在于烦琐苛刻；任用官员的原则，以得到贤能为根本，以资历次序为末节。从前东汉衰落时，制定三互法，婚姻关系之家以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担任监临之官，因此幽州、冀州长期缺员而不能补任。蔡邕曾上疏，极力陈述其中的弊病。既然如此，只详察末节而遗弃根本，就不是治理时代的政道。我看到国家每次选任御史，官阶必须在中行员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差遣又必须达到通判的资序，其他条约还很多，因此百官之中可以被举荐的人极少，举荐后合适的人尤其稀少。近年以来，弊病更加严重，大概因为屡次广施恩典，官品大多已经很高而差遣资历尚未达到；幸而有资序相符合的人，又未必贤能。御史的职务，只应当寻求忠诚明亮、端方正直的人，区区资序哪里值得拿来比较？臣愚昧地希望朝廷从今以后每次举荐御史，凡资历在前行员外郎以上的，就以本官兼任侍御史；三丞以下以及具有知县资序的，就暂且充任监察御史里行，不再需要逐次陈请。这样或许可以使选取人才的道路更宽，有人可以选择。请陛下裁决。上奏请求听取并裁断政事的书【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上】某年某月某日，具位臣司马光冒死拜两拜上书皇帝陛下：臣才识驽钝，陛下却过分听信，提拔臣充任宪司。臣早晚尽心思考自己的职务，即使掉头颅、献生命，也不足以报答。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政府与言职官员相互攻击诋毁，分成两党，好像仇敌一样。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臣下各自只顾实现自己的私意，互相争强斗胜，不顾自己的是非。君主不忍违逆人情，对双方都加以保全，不肯判定谁是谁非，因此群臣纷纷，每天在君主面前争斗，朝廷也因此多事。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天性聪明，仁慈孝顺，恭敬节俭，登基之初勤勉求治，这实在是尧舜般的资质，也是众生的福分。群臣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不致力于顺承圣德，整顿纲纪和治国体制，革除政事长期的弊病，救助百姓的疾苦，反而各自进行私斗，不知何时穷尽，实在应当获罪。我听说君主的尊严与天地同体，以刚健作为德性，以厚重作为威严；观察照察应当像日月一样明白，发言应当像雷霆一样有威力。从前汉武帝对田蚡说：‘你任用的官吏还没有全部安排完吗？我也想任用官吏。’又对卫青说：‘郭解只是平民，权势却达到让将军亲自为他说情的地步，这说明他家并不贫穷。’ 君主的话如果都像这样切实恰当，群臣怎么会不畏惧服从呢？内心明知不对，表面却顺从对方的情意，口头附和对方的说法，模棱两可、两面讨好，这是君主最大的祸患。如今国家的政事，没有不先经过两府相互商议，然后才施行的；其中关防严密，外人无法知道。等到诏令已经下达，台谏官才得以听闻。如果事情有不妥，台谏便加以议论，陛下又把事情交回两府。按人的常情，若不是大贤之人，谁肯认为自己的谋划错误，而认为别人的话正确呢？他们必然排斥、压制进言者，使事情难以推行。这就是君主独自得到拒绝谏言的名声，而大臣暗中获得专擅权力便利的原因。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凡有臣僚上言朝廷缺失，陛下都应当清心审慎思考，亲自用大公至正的原则裁决。如果大臣的谋划果真正确，不必顾惜进言者；进言者所陈述的果真恰当，也不必委曲顺从大臣的意思。不论职位高低，不论进言先后，只听从正确的意见，又有什么纷争值得忧虑呢？如果双方确实固执争执，陛下也应当再次详细审察，用义理与他们反复辩论、诘问，以穷尽事情的真相。如果确有可取之处，不要害怕改正，就像汉宣帝对待赵充国那样，那么万事就没有不恰当的了。

译如果义理上的是非已经清楚地摆在眼前，而当事人仍执迷不悟、文饰过错、强横不止，即使加以治罪罢黜，天下人难道会认为不可以吗？这样做，不仅事情能够得到公正处理，也能使赏罚威福的权柄全部归于帝室。天下所有事情，是非没有明白时，不可不谨慎；是非既然明白，就在于陛下果断裁决并实行。臣前些日子所说‘只要合乎道义所在，就果断决定而不迟疑，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动摇’，正是指这个。伏惟圣明俯察裁决。臣司马光冒死拜两拜。请求不再责罚降职王陶的札子【治平四年上】臣私下听说，政府认为王陶在谢恩表中的言辞狂妄轻率，肆意诋毁，很多地方超过了事实，想要上奏，请求再加重责降；如果确实如此，恐怕不应准许。为什么呢？自仁宗皇帝以来，政事委托给宰辅，宰辅的权力实在太重。加上台谏官被贬逐的，多是因为指斥大臣的过失，很少是因为触犯君主的威严，这样一来，威福的权柄就暗中转移到了臣下。陛下正要振奋刚健之德，伸张先帝的威断，收回权柄来挽救这种弊病。如今王陶任意放纵自己的愤懑，失于审慎，言语不严密，流传四方。即使确实有罪，但王陶先前出任陈州知州，陛下大概是因为先帝灵柩尚在停殡，特意为大臣屈意而这样安排。如今若又因为表文诋毁大臣而再加责降，臣恐怕君主的权力将进一步丧失，大臣的势力便会成为决定人事兴衰的关键，这一点不可不察。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在执政大臣进呈王陶谢恩表时，只须告诉他们：急躁之人的言辞，不值得深罪；他先前已经被贬在外，怎么可以再加贬责？如果他再三坚持上奏，陛下应当严肃地说：王陶以前任御史中丞时，曾尖锐地讥刺朕躬，并非没有说过分的话，朕也未曾因此发怒，是想要使言路更加畅通，难道反而可以触犯你们吗？那么一定要再三责降才觉得痛快吗？如果仍然坚持上奏不止，陛下只是不再答复他，他自然会退下。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保全王陶，而是要让其他臣僚知道陛下英明威武、足以倚仗；万一将来大臣有欺骗蒙蔽圣听、犯下大罪的，群臣才敢于进言。这些事情都是陛下凭圣明智慧所能自行明白的，臣还这样琐屑尽言，实在是因为承受陛下非同寻常的恩德，急于报效，不再顾虑避嫌的缘故。谨候圣裁。论王广渊的札子【治平四年六月三日上奏】臣听说，明君施政，没有比除去奸邪更大的事情；忠臣的志向，没有比痛恨邪恶更优先的事情。陛下不嫌臣无能，让臣任职御史台。任职以来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却寂然没有纠举一事，实在辜负了大恩。臣恭敬地看到，直龙图阁兼侍读王广渊，具有小人的资质和倾险机巧的才能，为求进身，无所不用其极。他对外依附政府大臣，对内结交近幸之臣，几年之间便获得了清要显贵的地位。国家原本用龙图阁来尊宠贤才，用迩英殿来接待儒雅之士，这些都不是王广渊所应该滥居的职位。陛下即位以来，还没有听说贬逐奸邪以警戒群臣。王广渊在朝臣中，是奸邪最突出的人。希望陛下振奋刚健之德，首先将他斥逐，剥夺他的职名，授予一个偏远地方的监当差遣，这也足以使天下人耳目一新。谨候圣裁。论王广渊第二札子 臣近来曾上奏说，直龙图阁兼侍读王广渊倾险机巧、奸邪，请求全部剥夺他的职名，授予一个偏远地方的监当差遣，至今还没有听到诏令。臣私下认为，王广渊所做的事已经传遍天下；陛下过去还在宫邸时，难道不知道吗？哪里还需要臣再详细说明。

译《尚书》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除去邪人不要犹疑。” 这就是大舜能够成就上天功业的原因。陛下如果还不知道王广渊究竟是贤还是不肖，尚且可以说有所疑虑；如果确实知道王广渊奸邪的情状，那么怎么还可以把他放在身边而不赶快除去呢？佞人善于投合，变化多端，即使圣贤也不能完全察知，所以帝尧畏惧花言巧语、装出好脸色而又极其奸邪的人，孔子也教颜渊远离佞人。尧和颜渊并不是不明智，如果不畏惧并远离这种人，也会有被他们迷惑的时候。希望陛下依照臣前次的奏议，早日把王广渊贬逐。谨候圣裁。论王广渊第三札子 臣前后两次上奏，说王广渊倾险机巧、奸邪，请求全部剥夺他的职名，授予偏远地方的监当差遣。近来听说本人带着原有职名出任齐州知州，仍然赐给章服。这样做实际上是赏赐他，而不是贬逐他。假使王广渊自从改任京官以来，能够谨慎修身、安守本分，不做奸邪谄媚之事，到今天不过是做第二任通判罢了。如今他得到的竟是这样，难道还能说做奸谄之事没有好处吗？孔子说：“礼器和名位，不可以随便授给别人。”如今的章服，就是所谓的器；职名，就是所谓的名。这两样都是没有实用的东西，然而天下人珍视它们，是因为若不是贤能之才就不能得到。唐宣宗十分珍惜章服，不轻易赏赐给人，有司制作绯紫衣以备赏赐，经过多年都没有使用，只有两三领。所以当时穿绯紫服的人，世人都认为尊贵。名位和器物就像珠玉；如果使它们容易得到，如同瓦砾一样，还怎么值得珍贵呢？近年两次覃恩之后，穿绯紫服的人已经泛滥。如今又像陈铸、王广渊这些人，都赐给章服，这就是使今后得到章服的人都以此为耻，而不以为荣。况且陛下让王广渊出任外官，必定已经知道他的奸邪行迹；现在又用职名和章服来宠幸他，这是在劝人仿效王广渊的行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臣私下恐怕这不是国家的福分。希望陛下圣明裁断，依照臣前次的奏议，全部剥夺王广渊的职名以及近来所得的章服，授予偏远地方的监当差遣，使赏善罚恶清楚明白。谨候圣裁。论郭昭选的札子【治平四年上奏】臣私下听说，陛下先前任用直省官郭昭选等四人，近来又特别下诏，一并授予阁门祗候，众人议论纷纷，很认为这是侥幸冒受恩宠。国初草创，国势和处境还很艰难，所以祖宗即位之初，必定破格提拔身边的人，使他们成为心腹羽翼，难道这是可以作为万世法则的吗？那只是遭逢时势、不得已而如此罢了。后来继承帝位的君主守成太平基业，继承圣考的帝位，在服丧期间还没有发言时，有司因循旧例，把东宫属官一概超升，称为“随龙”，因此郭昭选这类人能够从厮役直接升入班行，所受的幸运已经很多了。竟然还敢妄自攀附，求取无休止，完全不自我反省：究竟有什么功勋？小人的贪心终究没有止境，不可以放纵。况且阁门祗候是祖宗用来蓄养贤才、等待任用的职位，它的班序和差遣处处不同；譬如文臣，便相当于馆阁之流，怎么可以让厮役之人担任呢？何况东宫其余的吏卒很多，如果一个人得到这个职位，众人都会产生希望之心，这正是《尚书》所说的“开启宠幸而招来侮慢”。陛下既然承继大统，那么四海之内谁不是臣民？却唯独偏爱东宫旧人，那么亲近的人就太狭窄了。臣昨日授任御史中丞，第一次上殿时，首先谈到任用官员和赏罚，实在是因为这三件事是实现治理的根本，自上古以来都是不变的道理。如今郭昭选等以低贱的仆役身份而冒受美职，这是任官不选择人才；没有出过微小的劳力，却在几个月之间接连得到恩命，这是无功受赏；奸邪罪行明显，如高居简等人，尚且保全庇护，这是有罪不罚。陛下即位之初，政治清明，正励精图治，却如此轻率地对待官爵和赏罚，想凭此成就太平功业，就像要往楚国去却把车辕朝向北方。如今臣之所以区区进言，只是替陛下痛惜这一点罢了。郭昭选等新授阁门祗候，乞请下令追回并停止施行。谨候圣裁。贴黄 又听说郭昭选等是因为昌王入宫进言，才得到这项特别任命，不知道虚实是否确切；如果真是这样，就尤其不可。陛下对于昌王，只应极尽友爱；至于官爵、刑罚和赏赐，乃是陛下施政的权柄，必须由圣心决定。昌王也不应参与，陛下也不应听从。这样，兄弟之恩可以保全，君臣之分也能端正。汉代馆陶公主替儿子求郎官，明帝不答应，赐钱十万，说：“郎官在上对应列宿，出任县令治理百里之地，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适人选，百姓就要受其祸害，所以难以轻易授予。”替自己的儿子尚且不可以，何况替别人呢？《传家集》卷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三十九，宋司马光撰，章奏二十二 论赈济流民的札子【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奏】臣私下看到，朝廷派官员在永泰等门发放粳米，遇到河北路流民经过前往就食时，成年男子每人发米一斗，未成年者每人发米五升，并详细告谕他们：京城难以停留，应赶快前往附近方便而丰收的州军求生。臣私下思量，这样处置，如果只是想以体恤百姓的名义掩人耳目，也就罢了；实际上恐怕有害而无益。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听说河北有人讹传京师正在散米，百姓便背着孩子南下；如今如果真的派官员散米，恐怕河北饥民听说以后，那些还没有流徙的人也会因此受到诱引，全都来到京城。京师的米有限，而河北流民无穷；到后来没有米可以发放，就免不了聚集在一起饿死，这正如前几年许州、颍州的情形。如今禾苗已经受到旱灾损伤，蝗虫和蝗蝻日益滋生，秋季庄稼丰歉还完全不可知；一斗、五升米，只能延续几天性命，哪里能够救济他们饥荒的困苦呢？凡是百姓的心情，看到利益就趋向，看到祸害就躲避。如果京师可以停留，即使驱赶他们也不肯离开；如果外州可以存活，即使挽留他们也不会停下，本来不是几句口舌就能告谕的。因此臣认为这样做有害无益。臣听说，百姓的本性是留恋故土、看重迁徙，难道他们乐意离开乡里、舍弃亲戚、抛下祖坟，在道路上流离、向别人乞讨吗？只是因为丰收之年，粮食多得散落遍地，公家既不肯收购，私人又不敢积蓄，收获的谷物随手耗散；春天指望夏收，夏天盼望秋成，上下都苟且偷安，没有人为长远打算。所以稍遇水旱和蝗虫灾害，粮食就已经断绝，公私都空虚，无法相互救助；仰赖官府供给，又不能周济，向富户借贷，又没有所得。这些祸患是在平安无事时造成的，不是在灾荒之年才产生的。再加上监司、郡守、县令多不是合适的人，看到百姓困穷，竟没有一点怜悯，增加无名之赋税，兴办不急需的劳役；官吏借机作奸，弊端层出不穷。百姓束手无策，生计断绝，便不得不产生四处迁徙的打算。他们以为别处一定有富足安乐的地方，有仁慈惠民的政治，可以在那里安居，于是砍掉桑树枣树，拆毁房屋，杀掉耕牛，丢弃良田，几代经营的产业，一朝之间毁掉，携老扶幼踏上道路。如果到达的地方又无所依靠，使他们进退失望，那么老弱之人不转死沟壑，壮年人不起来做盗贼，又将归向哪里呢？所以圣王施政，使百姓安居于故土，乐于自己的产业，从出生到死亡都没有离散的念头。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依臣愚见，不如谨慎选择公正的人担任河北监司，让他们考察遭受灾害的州县；对于不能胜任的守宰，就予以更换。然后从各处调剂斛斗粮食，分别赈济本州县的百姓。如果斛斗粮食太少，不能周遍，就应先救济土著农民，按照户籍先从下等人开始，依次赈济；这样，发放的数量有限，也可以预先计划。若富户有积蓄，官府就发给印历，听任他们放贷，酌量收取利息；等到丰收之日，官府替他们收回本息，以实际行动表示一定守信，不可欺骗诱导。这样，将来百姓自然争相致力于积蓄。如此一来，饥民知道有可以生存的道路，自然不会抛弃旧业而流荡外乡；居住的人安定了，出行的人也会想要返回。如果各县都这样做，怎么还会再有流民呢？臣以前曾上奏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不能让恻隐之心只停留在眼前。这些还只是河北流民路过京师的情况，臣私下听说其他遭灾的地方，流民也不少。如果臣的意见可以采纳，希望圣上慈悲，依此施行。谨候圣裁。论施行封事的札子【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奏】臣恭敬地认为，大舜选拔贤人，广泛采纳言论，以功绩明确考核；汉武帝详细延揽特别崭露头角的人才，授予他们不按常格的职位，最终使他们得到任用，威势加于胡越。真宗皇帝总览群臣的章奏，采用他们的意见并使他们显达，从而成就咸平、景德之治。考察言论是为了了解人才，了解人才是为了建立政治，自古至今，道理都是一样的。如今陛下刚刚开始亲政，首先开放言路，命令朝廷内外的臣民都可以上封事，天下欣喜，都竭尽精力思考，以承受陛下美好的德政。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采纳他们的良谋，举用他们中的贤能之才，那么太平的基础便指日可待。如果只是徒然作为表面装饰，废弃他们的言论而不采用，舍弃他们本人而不取用，那么天下衰败的事情，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振兴呢？臣与张方平先受诏详细评定朝廷内外所上的封事，虽然已经尽心甄别，其中合乎义理、可以施行的，都一一上奏。还希望陛下选取其中精要的意见，亲自圣断，务必使它们施行。其中有见识思虑稍稍超出众人的，希望陛下特别召见答对，亲自加以询问考察，验证其虚实；确实有可取之处的，就秘密记下姓名，遇到差遣时，按其才能授予职任，等到确实显出成效，然后可以破格提拔。这样，嘉美的言论就不会被埋没，民间也不会遗漏贤才。谨候圣裁。论高居简的札子【治平四年六月十一日上奏】臣听说古人说过：“朝堂上不清除污秽，郊野的杂草就不能茂盛；不能治理眼前的事情，就无暇顾及远方。”臣私下看到，勾当御药院高居简，资性奸邪反复，善于进谗、长于谄媚，长期任职近侍，罪恶很多。臣谨按祖宗旧制，勾当御药院的官员升至内殿崇班以上，就必须出任外职。这是因为任职日久、官资渐高，便要防止他们凭借皇帝的威势，暗中玩弄权柄。远鉴汉唐的祸患，深深替子孙考虑，所以制定了这一制度。陛下即位之初，内臣因覃恩升官的，都补任外职，唯独留下御药院四人，天下人首先就以这件事讥刺陛下的过失。何况高居简在众人之中最为狡猾，而陛下又特别宠信他，把他当作心腹，朝廷内外都指指点点，严重玷污圣德。臣职责在于纠察，不敢不说。希望圣上慈悲，遵循祖宗法令，凡勾当御药院官员达到崇班以上的，都授予外任差遣。其中高居简，请求远远贬逐，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谨候圣裁。论高居简第二札子

译臣近来曾上奏说，勾当御药院高居简善于进谗、长于谄媚，请求远远贬逐，却还没有得到施行。从前周公以《立政》告诫成王，直到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以及百司庶府，也都一一选择合适的人。穆王命伯冏担任太仆，伯冏在诰辞中说：“从前文王、武王时，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直之人。”又说：“谨慎选择你的僚属，不要任用花言巧语、装出好脸色、善于逢迎偏爱的奸佞之人，务必要选择吉士。”仆臣正直，他的君主就能正直；仆臣谄媚，他的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自古圣帝明王，即使是身边的小臣，也从未不谨慎选择端正善良的人，以防止自己产生放纵安逸的念头。何况陛下承继宝命，圣德焕然一新，善恶兴衰正由此分判。如今却让高居简这样的谗佞之人早晚常在身边，还宠信他，这正是将来祸乱的根源，是心腹的大患。臣职责在于除去邪恶，不敢不再三上奏。希望圣明的陛下依照祖宗旧制，凡勾当御药院官员达到崇班以上的，都命令出任外职；高居简仍请远远贬逐。谨候圣裁。论高居简第三次上殿的札子 臣近来两次上奏，说勾当御药院高居简善于进谗、长于谄媚，请求远远贬逐，至今还没有降诏施行。高居简从前在先朝时，已经暗中玩弄权柄，依仗宫禁势力，玷辱圣明，舆论汹汹，人人咬牙侧目。等到陛下继承大统，大家本以为会首先将他诛罚贬逐，以警戒邪臣，没想到高居简狡猾多端，先行结交陛下，使陛下对他的宠爱和信任超过先帝之时，朝廷中公正忠诚之士无不愤懑，深深替陛下惋惜。如今内侍之臣中，稍微谨慎而可以供陛下左右使令的，不可胜数，陛下完全可以选择任用，何必违背祖宗旧典，招来天下讥谤，唯独像金石一样坚决保全高居简呢？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希望圣上慈悲，把谏官前后所说高居简的文字全部取出，交给有关官司，明正治罪，以彰显至公之义，顺应众心。其余勾当御药院的官员，也请求遵循旧制，官至内殿崇班以上的，一律授予外任差遣。谨候圣裁。论高居简第四札子 臣前些日子多次上殿进言，说勾当御药院高居简自先帝时便暗中玩弄权柄，陛下又宠信他，实在大大损害圣德，请求治他的罪。陛下答应让臣送交枢密院施行，至今却没有听到诏令。不知高居简用什么办法结交陛下，竟能深到这种地步？高居简所能做的，不过是进谗和谄媚。佞人无非用巧言令色，窥测君主心意、迎合君主，满足君主的欲望，以此求得权力，使君主沉溺于荒淫宴乐而自己还不知道；谗人无非离间君臣、君主骨肉，迷惑君主的心，以此巩固自己的恩宠，使君主陷入倾覆危亡而自己还不醒悟。有这两种行为的人，难道还可以接近吗？假如陛下即位多年，功业已经成就，才有谗佞之臣开始得到宠幸，天下有见识的人尚且应当寒心。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这一定是祸乱的阶梯。何况如今陛下刚刚承继大统，正是锐意求治的时候，却突然把高居简留在左右，仍然加以宠信，使他的根基已经牢固，那么将来的忧患还说得尽吗？这就是臣不避死亡、一定竭力争辩的原因。有人听说陛下想等高居简自己请求退职以后再遣去，臣实在愚直，不能明白其中道理。如果是国家的大臣，年高有德，声望一向很高，偶然有一点小过失，又没有被外人知道，陛下务求保全始终，让他自行请求退职以保全名声，那还可以。至于那些怀挟奸心、作恶行奸的人，尚且应该明正其刑法。何况高居简只是内宫小臣，罪恶积累已多，正应当把他置于市朝公开示众，宣告四方，用来警戒奸邪之人，难道还值得替他隐瞒吗？况且高居简的奸邪已经传遍远近，陛下今天即使替他隐瞒，天下人的耳目难道能够遮蔽吗？高居简之所以能够作恶，是因为他把自己寄托在宫禁之中，正如狐狸老鼠依凭城墙和社坛；他只怕离开陛下左右，哪里肯自己陈说请求退职呢？希望陛下把群臣前后所说高居简罪状的文字全部发出，交给有关官司，明正治他的罪，以彰显至公之道。谨候圣裁。论高居简第五次上殿的札子【当天罢免高居简御药院职务，授供备库使】臣听说邪正不能同朝，就像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器物中一样。陛下不嫌臣无能，让臣任御史中丞。臣四次上奏，说勾当御药院高居简善于进谗、长于谄媚，不应当宠信并安置在左右；臣所说的话没有被采纳，也没有得到审查记录。臣实在没有脸面继续居于执掌风宪的职位。陛下如果认为臣只是拙直之人，那么高居简就是奸邪之人；如果认为高居简是忠良，那么臣就是谗邪之人。我与高居简势必不能同时留任。况且臣在京师任职已经十一年，自先帝时就多次请求出任外职。希望圣上慈悲，罢免臣的御史中丞职务，授予一个外任差遣。谨候圣裁。论王中正的札子【治平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奏】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先前全部罢免寄资的内臣高居简等人，命令他们补任外官，朝廷内外欣然，没有不称颂圣德的。不久听说又留下陈承礼、刘有方二人，并让王中正勾当御药院，众人颇感失望。臣私下认为，祖宗的本意是：御药院一职最为亲近机密，内侍一旦超过供奉官以上，便立即命令罢去，正是为了防微杜渐，为万世子孙留下谋划。这种忧虑深远的考虑，确实是自古帝王都比不上的，子孙应该谨慎遵守，不能使它失坠。近年以来，左右近臣既留恋权势，又贪求禄位，于是请求暗中办理资序，预先支取俸禄，名叫寄资，用来欺骗外人。这难道是祖宗的本意吗？如今陛下想振举纲纪、更新治道，就应当革除长期弊病，一律遵循正法。法律如同堤防，常常保持完整坚固，才能没有忧患；一旦有蚁穴泥土使它泄漏，就会逐渐溃败，无法再救。近习之臣早晚在身边，借机请求恩宠，没有穷尽；如果不以祖宗旧法加以约束，恐怕陛下将来也会厌恶他们。何况王中正素来听说奸猾，很喜欢招揽权力，如今把他安置在要职上，这就是除去一个高居简，又得到一个高居简。希望陛下完全依照先前降下的指挥，全部罢除寄资者，命令他们补任外官，以成就圣德的美名；另行选择内供奉以下朴实正直、廉洁谨慎的人，来勾当御药院，以保存祖宗的制度。谨候圣裁。论王中正第二札子

译臣私下听说，陛下喜欢让内臣访察外面的事情，还向他们询问群臣的能干与否。臣愚昧地认为这样不合适。陛下在内有两府、两制、台谏，在外有提转、牧守，都是陛下的心腹、耳目和股肱之臣。陛下如果确实精心选择官员，使他们各自履行职责：荐举贤能，纠察奸邪，评论政事得失，陈述民间利弊，都让他们写在奏牍中，明白启奏。有尸禄偷安、挟私欺骗蒙蔽的人，小则治罪贬黜，大则诛杀贬逐，谁敢不秉公竭诚来承受圣上的美德？这样一来，天下的事情就像都在一堂之上，陛下还忧虑什么不能知道呢？如今如果深居九重之内，向近习之臣询问，采纳道听途说的话，接受曲意躬身、贴耳密奏的言语，不核验虚实便施行赏罚，臣恐怕谗邪之人得以任意施展爱憎，而陛下反而替他们承受天下的讥谤。近来听说王中正被派往陕西勾当公事，知泾州刘涣等人曲意谄媚奉承他，鄜延路钤辖吴舜臣违背了他的意旨。不久刘涣等人升迁，吴舜臣被贬黜，众人都说是王中正所为。如果确实如此，就是王中正玩弄权柄已经有明显证据。如今陛下又把他安置在肘腋之侧，委以心腹重任，臣恐怕天下人将会叠足而行、畏惧他，抬着金子玉璧来奉承他。外间又议论说，山陵礼仪完毕后，韩琦一定会请求退职，两府应当有人迁补。臣私下担心，两制以上的官员中，万一有不知廉耻的人，暗中结交这些近习之臣，以求进用呢？凭尧的聪明，还要向四岳咨询，等众人的意见一致以后才任用人才，尚且错用了鲧，何况可以只凭近习之臣的一句话决定吗？凡是公正忠诚、正直的人，一定不肯借助左右近臣的声誉来推销自己。齐威王之所以奖赏即墨大夫、烹杀阿大夫，正是这个道理。从前汉、唐衰败时，宦官之所以能够破坏纲纪、倾覆国家，都是因为君主与他们在帷幄中谋议，决定群臣的升降。这正是国家治乱安危的根本，不可不察。希望圣上慈悲，详细思考臣的话；凡是想知道天下的事情，应当询问外朝的臣子。王中正不可让他勾当御药院；如果有奸佞之臣预先设下机谋，经营求取两府职位，也一定不可任用。这样天下就幸运了。谨候圣裁。论王中正第三札子 臣恭敬地奉到手诏中的节略，陛下询问关于王中正等人的事情是从什么人那里听来的，叫臣秘密奏报。臣因为没有才能，错误地受到陛下圣明的知遇，被提拔为御史中丞，只怕荒废职守，辜负厚重的恩德。每次与宾客交谈，没有不询问时事的；只要有丝毫有益于圣德的内容，大都上奏陈报。这件事臣是从宾客那里听来的，前后不止一个人，实在恐怕玷污连累朝廷，所以才有这番论述。王中正有没有这件事，只有陛下能够知道。臣在宫阙门外，怎么能够知道它的虚实？如果确有此事，陛下可以引以为戒；如果没有，臣甘愿承担妄言之罪。但外间已有这样的议论，臣不敢不让陛下知道。万一对圣明有所帮助，也都是微臣的幸运。谨候圣裁。论石椁的札子【治平四年九月八日上奏】臣恭敬地看到，永厚陵皇堂的卷軬石共有四重，其中两重架在枋木之上。陛下孝心深远，认为将来枋木终究会腐朽，石头如果坠落到梓宫上，很不妥当。于是出于圣明谋划，想要制作石椁。修奉山陵都护宋守约、钤辖张若水，却为防止承担责任，找出各种理由阻挠困难，只想粉饰眼前、自营私计，不替梓宫万世长久考虑，作为人臣如此实在不忠。他们竟敢让石匠作头写供状，说八月二十七日进入梓宫后，连夜制作，计算二十四时辰便可完工；如果另派人来裁定，却不依照如今所定的时辰，先行办妥，甘愿受军令处分而不推辞。他们公然列入奏牍，欺骗迷惑朝廷，以致封闭皇堂以及虞祭、木主到京的日期，都曾被改动。臣昨日充任山陵仪仗使，亲眼看见内臣黄怀信使用夷床、涩床等器具将梓宫下葬，片刻之间便已安置完毕，这才知道宋守约、张若水等欺骗蒙蔽圣听，轻慢侮辱国家法纪。如果不惩戒，那么不公正而又挟诈的人将有什么忌惮呢？希望陛下治宋守约、张若水等人的罪，严加责罚贬降。如果升祔礼完成后遇到赦免，宋守约、张若水等人因修奉山陵获罪，特请不要赦免。黄怀信等人应当优厚地给予酬劳和奖赏，这样才可使赏罚明确，使人知道敬畏。谨候圣裁。辞谢赐金的札子【治平四年七月二十日上奏】臣先前奉诏充任山陵仪仗使，已经蒙受圣恩，赐绢一百匹、钱二百贯文作为盘缠。本月二十九日，又降下诏令，派中使赐臣箔金五十两以及银盒一只，重量三十两。臣不敢仰面违抗诏令，虽然已经上奏致谢，但私下听说嘉祐八年永昭陵时，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内心惶恐，实在不安。臣听说，君主不施行无功之赏，臣下就会受到劝勉；臣子不接受非分之赐，廉耻之心就能树立。如今臣等虽然充任五使，仍然在京城，连一步的劳苦也没有经历，凭什么功劳和成效，又接受厚重的赏赐？况且臣的职责在于执掌法纪，应当抑制杜绝侥幸之事，自己却亲自这样做，将凭什么纠察其他人？这些箔金和银盒，希望圣上慈悲，允许臣退还入库，也好让臣下有办法自处。谨候圣裁。辞谢赐金第二札子【治平四年八月二日上奏】臣前些日子蒙恩赐金五十两和银盒一只，臣认为赏赐过于丰厚，随即询问永昭陵礼仪使范镇，得知旧例中没有这样的赏赐，不敢接受，于是具奏陈说，请求允许退还。承蒙圣上慈悲，特意派中使传谕，命令臣接受。臣上承恩遇，实在深厚重大，即使蝼蚁般微小的生命也不足以报答，惭愧恐惧得汗流不止，不知如何自处。然而臣私下听说，从前韩昭侯有一条破旧的裤子，命令侍者收藏起来，说：“君主是仁德的君主，不把它赏给左右之人，而是收藏起来。”昭侯说：“我听说，明主珍惜一个皱眉和一个微笑，皱眉有皱眉的原因，微笑有微笑的原因。如今这条裤子难道只是皱眉微笑那么简单吗？我一定要等有功的人才赏赐它。那一条破裤子尚且不能给无功之人，何况几十两黄金呢？”魏太祖施政，有功就应当赏赐，即使千金也不吝惜；无功而妄加赏赐，分毫也不给。我国太祖、太宗驾驭臣下也是如此，所以能够驱使豪杰，光大开启伟业。明君不随便赏赐，并不是吝啬，而实在是因为赏赐一个无功之人，天下无功之人都会产生侥幸觊觎之心，有功之人都会心怀怨望。假使一个人有功，君主赏他一金而无功者不得赏，有功者一定喜悦。为什么呢？

译众人都没有得到，唯独我得到，这是君主知道我的功劳，所获得的荣誉太多了。这样一来，有智慧的人会献出谋略，勇敢的人会竭尽力量；即使让他们赴汤蹈火，也仍然会甘心乐意。如果有功的人赏千金，无功的人也赏千金，有功者一定不高兴。为什么呢？他没有功劳，君主却也赏给他，而我与他所得相同，这说明君主对待我和对待他没有区别，这是对我的最大羞辱。这样一来，有功的人无不离心，谁还肯竭尽智力，冒着死亡来应对国家的急难呢？所以官爵、金帛，是君主用来鼓舞众情，使臣下奔走效力而不自知的东西。既然如此，明主珍惜一个皱眉和一个微笑，难道是过分的说法吗？仁宗皇帝天性宽厚仁慈，承受历代积累的功业，府库充实；本人虽然节俭，却喜欢施予别人，群臣和左右近侍贪求无厌，赏赐的惯例因此逐渐扩大，府库的积蓄日益减少。不幸又在五年之内两次遭遇大丧，左藏、内藏、奉宸等库几乎都空竭了。在这种时候，原有旧例尚且应当削减来挽救弊病，何况可以破例横加赏赐给无功之人吗？况且陛下因为国用不足，永厚陵还遵循遗制，比永昭陵各项都加以裁减；可是赏赐群臣的物品反而比永昭陵时更多，臣虽然是小人，贪图财物而昧于道理，反复思量这个道理，能够安心吗？这就是臣日夜忧惧、不知如何自处的原因。况且府库中的财物，是天下百姓的财物；如果不是对百姓有功的人，都不应该得到它们。臣之所以仰面违抗诏命，坚决推辞赏赐之物，达到再三的地步，并不是想借此装饰自己的小廉小节，而是想帮助陛下成就治国之道。希望圣上慈悲，察知臣的诚恳，依照臣前次的奏议，允许臣把所赐黄金和银盒退还入库。谨候圣裁。《传家集》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四十，宋司马光撰，章奏二十三 议论谋杀已经造成伤害的案件、询问想要告发而自首的情状【知登州许遵上奏：妇人阿云在服母丧期间与韦阿大订婚，成亲后因嫌韦阿大夜间到田里，用刀将他砍伤。县尉命弓手将阿云拘来，审问：“是你砍伤了自己的丈夫吗？如实说来，不打你。”阿云于是如实招认。合并案件审理时，按“想要告发”减二等。大理寺不按“谋杀已经造成伤害”处绞刑，拟发遣下刑部定夺。大理寺认为这样处理恰当，许遵不服。诏令下达后，司马光与王安石共同裁定。王安石认为许遵的议论正确，后来朝廷终于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臣认为，凡是议论法律的人，应当先推究立法的本意，然后才能审理案件。臣详细考察律文，其中关于使人受伤的情形，不属于自首的范围。律注说：“因犯杀伤之罪而自首的，可以免除因其他犯罪所应得的罪，但仍按故意杀伤人的法律论处。”所谓“因犯杀伤”，是说因为犯了其他罪，本来没有杀伤人的意图，由于事情不得已而导致杀伤；除了盗罪之外，如劫囚、略卖人口之类都属于这种情况。律法的本意大概是：杀伤他人既然不能自首，恐怕有人因为其他罪行而杀伤他人，有司拘执律文，连同其他罪也不许自首，所以特别申明说：“因犯杀伤而自首的，可以免除因其他犯罪所应得的罪。”然而杀伤之中又有两种，轻重不同：处心积虑、用尽各种巧诈、乘人不备而杀伤的，称为“谋”；任性径直行事，毫无顾虑，公然杀害的，称为“故”。谋杀尤其重，故杀稍轻。如今这个人因犯其他罪而导致杀伤他人，其他罪虽可自首，原有的杀伤却不在自首范围；如果按谋杀处理就太重，按斗杀处理又太轻，所以酌情取其中，按故意杀伤的法律处理。直接犯杀伤罪而没有其他罪的，只有尚未造成伤害时才可以自首；凡已经造成伤害的，都不可以自首。如今许遵想把“谋”和“杀”分成两件事。案件中的谋杀、故杀都是杀人；如果把“谋”和“杀”分成两件事，那么“故”和“杀”也同样是两件事。况且律文所说“可以免除因其所犯的罪”，那些劫囚

译、略卖人口的人都是已经犯了某种罪，因而又杀伤他人，所以劫囚、略卖人口的罪可以自首，而杀伤之罪不能宽免。如果平常只是谋虑而没有实施杀人，应当有什么罪可以自首免除呢？由此可知，“谋”字只是因“杀”字而在文理上产生，不能另行看作所谓因由之罪。如果把劫、斗和谋都当作所谓因由之罪，按故意杀伤的法律处理，那么斗杀造成伤害的人自首，反而会加重一等罪刑。许遵所引用的苏州洪祚旧例案件，律疏说：“假如有人因为盗窃而故意杀伤人，并因此自首，盗窃罪可以免除，故意杀伤罪仍须论处。”律疏既然明确说是“故意杀伤人”，那么因盗窃而谋杀、伤人的，就应当按照谋杀之法处理；当时的法官错误断案，不能用一个案例来破坏律条。许遵又引用编敕：“谋杀人，无论伤与不伤，罪不至死的，都奏请皇帝裁决。”他认为，谋杀已经造成伤害而罪不至死的，就是自首之人；但按尊长谋杀卑幼之类的案件，都是已经造成伤害而罪不至死，并不需要因为自首才这样处理。许遵又引用律疏中的问答条文说：“谋杀普通人，却说是舅舅；又说谋杀罪的首犯已经全部显露，这是说谋杀可以准许自首。”考察其中的规定，都说的是谋划杀人；没有伤人，才可以因自首免罪。若已经伤人，又凭什么可以自首免罪呢？凡是议定罪名、制定刑罚，都应当使轻重有一定次序。现在如果让谋杀并已伤人的人也能自首，就要按照故意杀伤人的法律处理。假设甲、乙二人，甲因斗殴使人鼻中流血，随后自首，仍只判杖六十；乙因有仇，想置那人于死地，夜间伺机把他推入河中，恰好没有淹死，也没有见血，若他来投案自首，却只判杖七十。二人的罪行相差悬殊，所受罪罚却相当，果真如此，岂不是会助长奸恶？何况阿云嫌丈夫相貌丑陋，亲自拿着腰刀到田野中，趁他睡着，砍了将近十刀，砍断他一根手指，起初并不自首，直到官府将她捕获登记，准备施行拷打，迫不得已才肯招供。事情和情理就是这样，有什么值得怜悯的？朝廷宽免她的死罪，编管已经是宽大的恩典，而许遵还拖延不决，替她申理，想让天下今后凡有类似情形的，都减二等发遣；我私下恐怕这不足以劝善，反而无法惩恶，开辟奸巧伪诈的道路，助长盗贼杀人的根源，使奸邪得志、良民受害，这并不是合法而恰当的善政。” 臣下愚见，大理寺和刑部所作的判定已经妥当，难以听从许遵的奏请，另作案问，想按减等定罪。如今我与王安石各有见解，难以共同裁决。伏请朝廷特赐裁夺施行。《议贡举状》【熙宁二年五月上奏】臣接到御史台的牒文，奉诏令条文规定，天下学校和贡举的制度，应令两府、两省待制以上官员、御史台、三司、三馆的臣僚，各限一个月，详细议论并上奏。臣听说《诗经》说：“没有比得人才更强的了，四方都会因此受到教化。”意思是说，想在天下建立强盛的事业，没有比得到人才更重要的；得到人才而任用他们办事，四方就会顺从。臣私下认为，取士的弊端，自古以来没有像近世这样严重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三代以前取士，无不以德行为根本，从来不专门看重文辞。汉代开始设置茂才、孝廉等科目，都命公卿大夫、州郡举荐通晓经术、有德行的人，考察他们治理天下的道理，然后授予官职，所以当时的风俗崇尚敦厚和名节。到了后世，虽然上面的政治衰败了，下面的风俗还算清正，也是因为取士的方法一向加以奖赏和激励。魏、晋以后，重视通才而轻视守节，风气崇尚浮华，旧有的风俗更加败坏；然而所举荐的秀才、孝廉仍以经术取士，各州郡都设置中正官，品评士人的才干和品行，一句话、一个举动的过失，有时终身都受牵累，士人仍然战战兢兢，不敢放纵自己。隋

译代开始设置进士科，唐代又增加明经等科，于是秀才、孝廉便断绝了，只剩进士、明经两科，而且都由本人投递文书求试，不再让他人考察举荐。

译进士科起初只考试策问，到了长安年间、神龙时期，又增加诗赋考试，于是进士专门崇尚写文章，不以经术为根本；明经科则只限于背诵经书，不懂其中义理，至于德行，更没有人过问。从此以后，儒雅的风气日益衰败，做士人的人狂躁、险恶、浅薄，什么坏事都做。弊病日积月累，已经不堪其害，于是又设置誊录、封弥的制度，大概是朝廷苦于难以控制，而主管官员又急于保全自己。想要搜罗天下贤能俊杰，却把姓名遮掩起来考察他们，即使有颜回、闵子骞那样的德行，只要不会作赋、诗、论、策，也免不了被摈弃而成为困穷之人；即使有盗跖、庄蹻那样的品行，只要善于作赋、诗、论、策，也不妨取得高第而做显贵官员。所以臣说：“取士的弊端，自古以来没有像近世这样严重的”，这并不是虚言。如今幸逢陛下圣明，深知贡举制度的极大弊端，慨然发愤，郑重诏告群臣，使大家广泛议论利弊，重新制定制度，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议论的人有的说：“古人实行乡举里选，如今想了解士人的德行，应当委托知州、知县考察事实，为他们作保并举荐。”唯独臣认为不对。古代划分土地、建立诸侯国，从卿大夫到士，都是用本国人为官，尚且担心处士的德行不能详细了解。所以又选择乡里的贤者，让他们担任闾胥、比长，从幼年到成年，早晚观察他们的行为，这样士人的德行好坏就没有谁能隐藏。如今知州、知县，所管辖的是来自四海九州的各种人，任期长的三年更替，任期短的几个月便更替，有的人刚到任就遇上科场，却突然要求他了解辖区士人的德行，实在很困难。况且应试而由开封府举荐的人，通常不少于数千人；而开封府诉讼繁多，知府从早到晚耳朵来不及听、眼睛来不及看，又哪里有余力让他考察数千人的德行呢？议论的人又说：应当取消封弥、誊录，交给主管官员考察文章，参照实际品行来取士。唯独臣认为不对。士人的德行，知州、知县尚且不能了解，而主管官员住在京城，一旦聚集天下士人，究竟凭什么了解他们呢？他们所凭借的不过是众人的毁誉来作判断。孔子说：“众人都喜欢他，一定还要考察；众人都厌恶他，也一定还要考察。”众人的毁誉，哪里足以完全反映实际情况呢？如果这样实行，臣将看见彼此的爱憎交相发生，毁谤和称誉相互而起，请托公开进行，贿赂泛滥，诽谤纷纷兴起，诉讼不止，必将使朝廷混乱不堪；朝廷一定会厌恶这种弊病，重新采用封弥、誊录制度。封弥、誊录本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设置的。譬如筑堤来阻挡洪水。现在不截断水源，只是拆除堤防，那么洪水横流的祸患就更加无法挽救了。臣虽然极其愚昧，平生也曾竭尽思虑，想稍微挽救这些弊病；现在冒昧陈述两项办法，乞请陛下俯察裁择。臣听说，上面所做的事情，下面就会归向它。国家一向用赋、诗、论、策取士，不问德行，所以士人求取仕进，日夜勤勉，只专心学习赋、诗、论、策，唯恐不能胜过别人；父亲教儿子，兄长勉励弟弟，也不过如此。如今如果改为凭德行取士，那么士人努力修养德行，也会像现在努力学习文章一样。这确实是风俗清浊的根源，是历代因袭错误而没有醒悟，必须等到圣朝才能纠正的事情。德行修养在内心，蕴藏在自身，即使家人也未必知道，何况乡党、州县和朝廷，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呢？所以必须等到明智公正的臣子了解并举荐他们，然后天下士人才都可以得到任用。然而举荐制度一旦实行，请托求荐，确实不可能完全没有。关键在于，如果举荐的人不是合适人选，国家就用严厉的法律惩罚举荐者，不加宽免，那么苟且徇私的人都会知道畏惧。况且国家既然凭德行取士，那么那些贪婪狡猾、轻浮急躁，依附权贵、违背正道求取进身的人，都会被清议贬斥，被当时社会抛弃；即使有人举荐，也一定不会多。臣愚见，想请今后凡属应当举荐的人，令升朝官以上的官员每年举荐一人；提点刑狱以上的差遣官每年举荐二人；谏议大夫或待制以上的官员每年举荐三人。不论是不是自己所管辖的地方，也不论是不是自己的乡里，除本人亲戚，以及曾犯真正刑罪或私罪情节严重、曾因罪受罚赎，以及不孝、不友、盗窃、淫乱、明明有罪迹的人不得举荐外，其余都可以举荐。还要在举荐状中明确写明：臣如今保举某州某科某人，此人有学术和节操，乞请赐令召来考试。若举荐状上报以后，后来发现有前后各种违碍之事，举荐者都依律文处理；贡举举荐非其人的，分别按照故意或过失，以公罪、私罪定断；接受赃物而举荐的，按枉法论罪。举荐状应随时送到礼部贡院，设簿登记。如果应当举荐而没有举荐的人，年终由贡院核查姓名，列奏请朝廷严格按朝典处理。每逢三年一次开贡举，交给贡院从诏令下达之日起核查，选择举荐者最多的人，按照名次取用【举荐者人数相同，就以举荐状到达尚书省的年月日先后为次序；举荐者曾犯赃罪，或者正在停职闲居、已经身亡，或超过规定举荐人数的，都不予采用】人数加倍于每次科场南省奏名人数，列具姓名上奏，乞请下令本贯发遣赴阙。本贯不再考试，只须具申状解送贡院，同时发给每人公凭，让他们凭此到贡院应试，限于十一月内取齐，十二月内引见，正月内由贡院考试【试官或由朝廷临时增补】。进士考试经义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时务策三道，不再考试赋、诗和论。明经及九经等各科，考试本经以及《论语》《孝经》大义，共四十道；明经加试时务策三道，帖经、墨义一律不考。策问和大义，只取义理优长，不取文辞华巧；如果所对经史义理乖僻、时务见识疏浅，就立即黜落。奏名人数都依照科场旧制【如果合格人数少，不满旧定人数，也听其自然】。到御试时，进士、明经各试时务策一道，九经等诸科试本经大义十道。所有名次高下，只以举荐者多的为优先；举荐者人数相同，就以举荐状到达尚书省的年月日先后为次序。

译举人的家状，以及授官以后吏部发给的告身，都必须开列说明最初的情况。举荐者的人数和姓名，如果举人及第后犯私罪，情节严重，或者犯赃罪，举荐者都减一等定罪；尚未及第的，举荐者减三等定罪；都不因去官或遇赦而免除。这样，群臣就不敢挟带私情妄加举荐，士人也都会崇尚经术、重视并珍惜操守，风俗就会大为改变。朝廷如果不能实行这种保举制度，那么其次不如修整学校制度来取士。臣看到，自庆历以来，天下各州虽然设立学校，大多选用丁忧或停职闲居的官员做师长，借着学校的供给来扩大私人的恩惠；聚集十几个现任官员和市井豪民的子弟，让他们在学校中游玩，白白消耗粮食，从未讲习。谨慎自守的士人多以此为耻而不肯入学，偶尔有二千石官员自认为能够兴办学校，不过是大修房屋、增加庄田、广积粮食、多招学生，用来博取虚名；那些自认为能够建立教育的人，不过是谋划学生的出入，限制他们游玩，教他们摘抄经史、剽窃时文，夜以继日地学习赋、诗、论、策，以求取得科举名次罢了。这难道是先王建立学校的本意吗？至于用它来阐明圣人之道、培养人才、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当然已经相差很远了。臣想请从今以后，天下州学只许设置教授一人，由本州长吏在本地现任官员中选择没有过犯、有节操品行、能讲说经书并为众人所敬服的人，举荐上奏，补任教授。如果本州没有合适人选，就上奏请求交给铨司选派。令铨司在现有待选官员中挑选进士、明经及诸科出身的人，历任没有赃罪、私罪，能够讲说经书者，上奏补任各州教授【仍令国子监考试其讲说经书的能力】。应举人初入学校的，都作为外舍生；除赴学听讲和参加公试外，不得住在学校、吃学校的饭。教授每天讲书完毕，把在学诸生的姓名写在签上，混放在筒中，抽取三人，询问他们所听经书中的疑义三条，让他们当众解说；能够通晓的登记入簿，粗略懂得的暂不追问，不懂的要受处罚。每月举行两次公试，各自考试所学的应举学业，由教授考核评定优劣等第，列出姓名张榜公布后，也登记入簿。有过犯的，小过罚钱，中等过失降等【即由内舍高等降为中等，中等降为初等，初等降为外舍生；外舍生没有更低等级可降的，就勒令出学】，大过则斥退出学，也登记入簿。每逢春秋释奠礼完毕，令教授选择外舍生中入学已满半年以上、从上次释奠以来讲书多能通晓、公试多在优等【姓名列在前面的就是优等】且过犯情节轻微而又少的人，升入内舍作为初等生，开始允许在学校住宿和吃饭。又选择初等生升为中等生，中等生升为高等生，都依照外舍生升等的办法。若有两人以上难以比较决定，就特意让他们讲书、考试所学，以此决定；都必须具状申报本州，由知州、通判进一步审查复核，确认确实公正妥当后，才发给文书补入。以后如果有人因过犯降等，就立即抽回并销毁他的文书。教授选择、纠察、举荐、升降等第，如果有不公，交由知州、通判察觉并审问，奏请将其冲替。开封府的举人过去没有府学，也令他们在国子监寄学。国子监的举人必须确实是品官子弟，才可依条入学。国子监的教育、考试、选拔、升等办法，都与外州相同；以直讲比照教授，以判监、同判监比照知州、通判。国子监、开封府以及各州军内舍高等生的名额，都用本地解额的一半【解额有奇数的，就把多出的一名列入高等生名额；假如解额三人，就以二人为高等生名额】；中等名额是高等的两倍，初等名额是中等的两倍；如果人数不足就空缺，不得超过名额补人。如果遇到诏令下达、开办贡举，令本地判监、同判监以及知州、通判从诏令下达之日起核查，高等生中补入已满半年以上的，列具姓名，结罪保明上奏【开封府举人只由判监、同判监保明】；同时发给公凭，准许他们免去发解考试，直接参加省试。高等生占不满解额后，才准许本地其余举人取解。中等生、初等生在取解时，另立名号，通常比其他举人多取若干分。所有高等生参加省试，也另立名号，每七人取一人奏名。这样，举人也会逐渐趋向经术、敦厚行义。经术的深浅，不是一次程试能够了解的；品行和义理的好坏，也不是朝夕之间能够考察的。如今让他们处在学校中，经过二三年，屡次接受选拔，升到高等，又占据解额，妨碍众人进取的道路；如果他们的品行稍有过失，必定不能被众人容忍。由此看来，这些高等生在经术方面讲说经书常能通晓，在文艺方面屡次列入优等，在过犯方面完全轻微而少，在品行义理方面又为众人所敬服。他们与仅仅靠糊名、誊录，凭一天所考的赋、诗、论、策，偶然有某项长处而被录取的人相比，差别太远了。何况近年举人中有的毫无品行才能，却偶然遇到恩泽，侥幸获得免解。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如今高等生的品行才能如此出众，只不过裁减一个解额，难道值得吝惜吗？这就是学校取士的办法。如果朝廷又不能这样做，只在旧有条文中零碎地举出几件事情，稍微加以变更，那么对于取士之道并没有什么益处，只会徒然增加烦琐苛细，不如完全遵循旧有制度更好。《议系宫亲人锁应状》【治平元年上奏】先前奉嘉祐三年八月二日中书札子，关于供给系属宫亲而授予班行的人等事。右件经过查阅详议，系属宫亲的人都是三代享受俸禄的家族，必须有人保任才能充任避亲之职；与工商杂类中纳钱授官的人相比，他们的流品高贵得多。其中本来就有奇才异行、可以进用的人，难道可以只因为与帝王宗族联姻，就和犯有赃罪、私罪的人一样，不得锁应参加科举吗？从义理上寻求，完全没有道理。乞请今后凡是因与宗室女子结亲而补授、升转班行的人，只要没有其他违碍科场条贯的事情，都准许依照其他武臣的例子锁应参加科举，以扩大求取贤才的道路。《传家集》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四十一，宋司马光撰，章奏二十四

译《论衙前札子》【治平四年九月上奏】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陛下特地下诏书，认为州郡差役烦琐，使百姓不敢努力耕田、积蓄粮食、谋求置办丰厚产业，甚至有人遗弃父母、背弃义理，只求保全自己。于是命令朝廷内外的臣民分条陈述利弊，交给官员详细审定上报，这实在是尧舜般的用心，是百姓的大福。臣私下看到，前些年国家因为百姓苦于里正的差役，废除里正，设置乡户衙前。又因为各乡贫富不同，东乡上户家业值千贯，也只担任里正；西乡上户家业值百贯，也同样担任里正，承担繁重困难的事务，劳逸不均。于是制定衙前人数，每逢有缺额，就在一县各乡中选择物力最高的一户补充担任；实行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民间贫困反而比过去更加严重。议论的人认为一州一县的利害各不相同，如今一概立法，不能完全妥善。况且里正只是负责催收赋税，这是人们愿意做的；衙前所管的是官物，却有使人家产破败的情形。这样看来，百姓所苦在衙前而不在里正。如今废除里正而保留衙前，就是废掉百姓所乐意的，保留百姓所痛苦的。又从前每乡只有一名里正，即使有十户上等人家，一户服役，九户也可以休息，安然无事，专心经营生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人〕 之所以劳逸不均，大概是因为衙前一律差遣，不按照家业价值作为标准。如果让家业值千贯的人承担十分重的差役，家业值百贯的人承担一分重的差役，自然就会均平。如今却把一县各乡混在一起，挑选物力最高的人家差充衙前；这样一来，有物力的人家就会经常承担重役，除非家计败落，否则永远没有休息的日子。主管官员只知道挑选富户，以为这是抑制强者、扶助弱者、宽免贫民，却不知道富户耗尽以后，赋役不落到贫民身上又能落到哪里呢？假使今天家产值十万的人充当衙前，几年以后十万家产的人耗尽了，就该轮到九万家产的人；九万家产的人耗尽，又该轮到八万家产的人。若不是家产逐渐磨损消耗，直到困穷而沦为盗贼，这种趋势不会停止。所以自从设置乡户衙前以来，百姓更加困乏，不敢经营生计，富人反而不如穷人，穷人也不敢求富，日渐削减，只有减少没有增加。把这当作使百姓富裕的办法，不是太疏略了吗？臣曾经走过村落，看见农民的生活用具极其简陋，询问原因，他们都说是不敢置办。如今想多种一株桑树，多置一头牛，积蓄两年的粮食，收藏十匹丝帛，邻里已经把他看作富户，指认他充任衙前了，何况还敢增加田地、修缮房屋吗？臣听到他们这些话，忧愁而伤心。哪里有圣明的帝王在上、四方没有战事，却制定法令使百姓不敢为长久生活作打算呢？凡是治理国家的人，弊病在于只看眼前的利益，不考虑长久的祸害。所以刚开始设置乡户衙前时，人们还没有看见它的祸患；直到现在才知道。若因循不改，时间越久，祸患就越深。臣愚昧，希望圣明慈悲，特地下达指挥，命各路州县考察上述里正衙前、乡户衙前的利害，分别详细奏报。按照各地便利之处，另行制定条法，务必使百姓敢于经营生计；这样家家富足、人人充裕的局面，或许可以期待。请陛下裁决。《言横山札子》【治平四年九月十七日上奏】臣私下听说，陕西边臣有人上言，想招纳赵谅祚国内那些逐渐图谋进取的人。臣认为，赵谅祚骄横僭越的罪行，应当受到上天诛罚，已经很久了。如今国家遭逢大忧，陛下刚刚承受帝位，公私都很困乏，军政尚未整治，恐怕征伐四夷的事情不容易轻率议论。何况赵谅祚虽然内心怀有桀骜之气，表面上还保留臣子的礼节，刚刚派使者奉表前来吊祭，尚未返回本国，边臣却突然诱纳他的逃亡叛乱之民，臣恐怕这还不足以损伤赵谅祚，却大大失去王者的体统。伏望陛下把安抚百姓放在首位，把征伐四夷放在后面，赶快诏令边臣务必敦厚守信，不要接纳逃亡叛乱之人，只谨慎侦察，防备他们侵扰越境罢了。等赵谅祚的罪恶已经充分暴露，中国的兵力和粮食有余之后，再奉天命出师讨伐他的罪行，也不算晚。请陛下裁决。

译《论横山疏》【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奏】某月某日，具官臣司马光冒死拜了两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听说，王者对待戎狄，有时用德行怀柔他们，有时用威势震慑他们，关键在于使他们不侵犯边境、使中国获得安宁，这样就好了，不必一定要越过葱岭、诛灭大宛、横断沙漠、擒获颉利才觉得痛快。臣私下听说，有边臣说赵谅祚的部将轻泥噮侧想凭横山的部众攻打赵谅祚，归顺圣德；朝廷已经下令，允许招纳他们。臣近来虽曾上疏论说此事不妥，仍担心言语简略，未能说明始末，所以不敢不再次为陛下陈述。如今提出这个计谋的人只说它的好处，不说它的祸害，臣请尝试说明它的祸害；虽然违逆陛下的旨意，仍愿陛下不要立即弃置，稍加周详阅览，和提出计谋的人相互参照，考察谁是谁非。臣听说，戎狄的习俗是从儿童时就学习骑马射箭，父子兄弟共同群居，从来不讲仁义礼乐，只崇尚用诈谋攻战。因此他们的百姓习惯用兵，善于忍受饥渴，能够承受辛苦，以战斗至死为乐，以病死为耻；这些都是中国百姓所不能做到的。所以圣王若同他们比较德行，就有天地般的差别；若同他们较量力量，却不能保证一定取胜。凭舜、禹的明智，征讨三苗，三旬之久三苗仍违抗命令；凭商高宗的贤明，讨伐鬼方，三年才取胜；汉高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也曾被冒顿围困，七天没有火食。国朝凭太宗的英武，北取河东，南取闽浙，仿佛拾取草芥；加上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天下刚刚平定，百姓还没有忘记战争。就在这时，李继迁背叛，太宗任命郑文宝为陕西转运使，采用他的计策，借助威势讨伐李继迁，十多年最终也不能取胜。征发关中百姓，运输粮草，供应灵州和清远军；途中被敌人抢掠，经过沙漠时，因饥渴而死的十有七八，白骨遍野，哭号充满道路，老人至今说起这件事还抽泣悲伤。到真宗即位，李继迁被罗潘友杀死，真宗于是洗雪他的罪过，吊慰抚恤他的遗孤，赐给他节钺，使他统治不毛之地；直到天圣、明道四十多年间，他一直做不侵犯、不叛乱的臣属。关中人口逐渐繁息，农桑丰富。由此看来，征伐和怀柔的利害是很明显的。等到元昊背弃恩德，国家发兵征调赋税，供应边疆战事，关中财力耗尽，祸患延及四方；东起海岱，南越江淮，登记在册的百姓无不萧条困苦，深受征敛之苦。从他最初叛乱到接受款降，才五年而已，天下的困弊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仁宗委屈自己，赐给他誓诰册书，封他为国主，每年给他的物品总计二十五万，难道是因为他的罪不值得诛杀、功劳却值得赏赐吗？实在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此前赵谅祚虽然有时傲慢无礼、礼节不完备，或者诱骗掠夺熟户、惊扰边民，但还自称臣子、奉献贡物，不敢公然断绝关系。如今却诱骗他的叛臣来图谋他，即使果真能够砍下赵谅祚的头、收复灵州和夏州的土地，若以王者之兵的道理说，仍然是可耻的，何况成败还不可知呢？臣恐怕边事的兴起、百姓的苦难，就从这里开始。王者对待诸侯，叛乱就讨伐，服从就安抚，所以诸侯感怀恩德、畏惧讨伐，没有不顺从的。去年赵谅祚攻打大顺城，杀掠官吏百姓；今年春天朝贡的使者没有按时到达，当时却不能讨伐他。如今朝廷既赦免他的罪过，给他物品，接受他的使者，收纳他的贡物，却又诱骗他的叛臣，激起他的愤怒之心，这是总想让他叛乱而不希望他服从，信义、赏罚究竟在哪里呢？议论的人有的认为，他诱骗我们的百姓，我们诱骗他的臣子，有什么不可以？这只是民间小人的说法，不是懂得国家大体的人。他不过是偏僻鄙陋的小羌人，偷偷诱骗我们的百姓来增加自己的部众，难道我们却要凭天子亿万百姓和富足天下的力量，仿效他的行为吗？譬如邻人偷了自己的财物，自己可以依据正理责备他，难道还要再偷他的财物来报复吗？臣听说，赵谅祚暗中蓄谋作奸，已经很久了，招纳不得志的人作为谋主，诱骗胁迫熟户来撤去中国的藩篱，常有占据关中、窥伺河东的心思；虽然未必能够做到，但若放纵他的毒害，也足以成为边疆的祸患，不能把他当作弱小羌族、孱弱之人来对待。国家不幸，接连遭逢大忧，府库空竭；关中百姓自从西部战事以来，又苦于铁钱，财力凋敝；熟户屡遭杀掠，大半逃亡死亡，即使留下的人也怀有二心，不再像景祐、宝元年间那样。正在这个时候，陛下深切诏告边吏，敦守信誓，保全边界，严格守备，明察斥候，以此等待赵谅祚，尚且担心他像狼崽一样心怀野心、不知恩义，乘我方有隙而侵吞疆土，何况我们还要在他不动时去扰乱他，在他不来时去招引他呢？臣又听说，敌国境内的间谍很多，中国的一举一动即使极细微也都知道。轻泥噮侧从程戡任鄜延时起，就已经声名传闻，说想归降；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数年，朝廷屡次召集边臣与他谋议，外人往往都知道，也有邸吏传报四方，哪里会有敌国唯独不知道，静默无事，竟然一点诛讨的意图都没有呢？臣私下怀疑其中暗藏诈谋，这个计策未必可信。或者赵谅祚长期怀有叛逆计谋，因朝廷待他的恩礼优厚而没有借口发动，所以派部将诈降来试探；如果朝廷接受他，就将把过错归给我们而责备正直的一方，从而得到背叛的名义。或者让部将假称势单力薄，不能独自制服赵谅祚，请朝廷派将出兵援助，暗中却设置伏兵，以求获得大利。这两种情况都无法预知。万一有其中一种，今天接受他，正好落入他的计谋。即使噮侧确实有归降之心，大概也有私人的愤恨，或者另有罪恶，内心反复不安，想依靠大国的威势逼迫他的君主；他部下的百姓未必肯全部跟从。他自称权势强大、甲兵众多、有谋略而善战、为百姓拥护，也可能只是极力自夸以求被接纳，未必真是这样。即使假定他确实能发兵与赵谅祚为敌，作战而取胜，那也只是消灭一个赵谅祚，又产生一个赵谅祚；如果不能取胜，他必定带领余众向南逃入中国，赵谅祚调集境内全部兵力追击，带着怒气和充分的理由长驱进入边塞。到那时，就不是靠言辞和文书所能解开的了。臣恐怕朝廷不仅会失信于赵谅祚，又将失信于噮侧。

译如果噮侧的余众很少，还可以防备并护送他们，以此缓和赵谅祚的兵势；但事情的形迹已经暴露，赵谅祚必定叛乱无疑。如果噮侧的余众还很多，向北回去不能进入，向南来又不被接纳，陷入困境而无处可归，他一定不肯像山遇那样束手等死，而会突然占据边城来保全性命，给中国造成无尽的祸患。陛下难道没有看见侯景的事情吗？臣听说，羽翼尚未长成，不能高飞；近处的人尚未悦服，不能招来远方的人。从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帝王，到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没有不先治理内部而能够在外部建立功业的。所以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就可以让他们上战场了。”又说：“用没有受过教导的百姓去作战，这叫抛弃他们。”如今陛下刚刚登上大位，还不到一年，朝廷的政务尚未完全修治，疆域之内也未完全安定。内地郡县没有一年的积蓄，左藏没有几个月的财物，民间贫困，十室九空，稍有水旱灾害就会变成流亡饿死的人。太平日子久了，军务没有讲习，将帅缺乏，士卒骄惰，上下苟且姑息；像儿戏一样，教阅稍微频繁就怨怒不满，供给赏赐稍有拖延就口出不逊，披甲行军几十里就喘息流汗、不能前进，遇到乡邑小盗便望着尘土向北逃跑。这些都是众人共同知道的事实，并不是臣敢于欺骗陛下。兵法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不会有危险；不了解敌人而了解自己，胜负各半；既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每战必然危险。”陛下看今天天下已经如此，却想谋划境外之事，开启战祸的端绪，挑衅强悍的敌人，企望建立难以成功的功业，这正是臣寒心的地方。如今的计策，不如选拔贤能俊杰，按照才干授予职任，以举起百官的职事；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修治各种政务；慎重选择监司，澄清守令，以安定百姓；杜绝浮费，裁汰冗员和冗食，以充实仓库；询问访求智谋才略，考察验证武勇，以选择将帅；申明军队等级，剪除诛戮桀骜奸黠之徒，以确立军法；挑选精锐勇悍者，罢去羸弱衰老者，以训练士卒；整治精良兵器，改换粗劣器械，以使军械精良。等到百官职事都已举起，各项政务都已修治，百姓已经安定，仓库已经充实，将帅已经选定，军法已经确立，士卒已经训练，器械已经精良，然后才任凭陛下想做什么。恢复灵、夏，夺取瓜、沙，平定幽、蓟，收复蔚、朔，没有什么做不到。如今这八项一项也没有具备，却想采纳边吏的狂妄计谋，相信狡猾敌人的诡诈言辞，臣恐怕不能得到数百名投降者，敌骑却大举而来，覆灭军队、杀死将领，边城白天关闭；朝廷于是为此早起晚睡、焦心劳思，发兵运财救急，使天下像康定、庆历年间那样忧愁困苦，最后却毫无办法，只好忍受耻辱招抚他，用卑下言辞晓谕他，尊崇他的名号取悦他，增加给他的财物来求他；这样造成的损失，难道还不多吗？这关系到国家的大事，是安危所系，并不只是边境的忧患而已。愿陛下深思熟虑，不要使后世后悔，这就是天下的福分。那些提出这个计谋的人，都不是能够真正替国家斩将夺旗、开拓疆土、建立卫青、霍去病、甘延寿、陈汤那样功业的人，只凭能说会道、虚浮言辞、大话空话，一时欺骗迷惑圣明的听闻，想窃取陛下给予的官职罢了。将来国家有了祸患，他们不会参与忧患，这怎么可以呢？凡是边境发生事情，将帅就升官，士卒就受赏；没有事情时，上下都寂然无事，不能凭空求取侥幸，这只是人臣的利益，不是国家的利益，陛下不可不明察。臣司马光冒死拜了两拜上疏。《言横山上殿札子》【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上奏】臣近来曾上言，赵谅祚如今称臣奉贡，朝廷不应接纳他的叛臣来兴起边境战事，不知圣意认为如何？臣所说的，不是说赵谅祚没有罪、不可讨伐，也不是说能够保证他不叛乱，只是因为国家今天内部政务尚未修治，不可以仓促谋划外部之事。伏望陛下察看臣所说的八件事：举起百官职事，修治各项政务，安定百姓，充实仓库，选择将帅，确立军法，训练士卒，精良器械；然后观察四夷的间隙，叛乱的就取灭它，衰亡的就轻视它，哪里还担心不能恢复大禹的旧日疆域、洗雪祖宗长期的愤恨呢？请陛下裁决。

译《论不得言赦前事上殿札子》【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上奏】臣恭敬地看到本月二十二日的手诏，规定官吏和百姓犯罪在赦令以前的，一律依照前后诏敕条文施行；内外言事官和按察官司不得再像以前那样举发弹劾、根据案情取证，违者一并按违制罪论处。臣私下认为，按察官以赦前之事兴起诉讼，使平民无辜被拘系，或者因轻微浅薄的罪过上奏请求不予赦免，圣恩加以禁止，确实是非常好的事。至于言事官，情况稍有不同，恐怕不能一概而论。为什么呢？御史的职责，本来就是纠察百官、检举奸邪。奸邪的情状，本来不是一天形成的；国家一向崇尚宽仁，屡次颁下赦令，有时一年之内达到两三次。如果赦令以前的事情都不得言说，那么能够言说的事情就没有多少了。万一有奸邪之臣，朝廷不知道，错误地加以提拔任用，御史想要上言就会违背今天的诏令；如果不说，陛下又从哪里知道呢？臣恐怕因此使进言的人得以闭口偷安，使奸邪之人可以放心而不害怕。这只是人臣最大的幸运，却不是国家长久的利益。伏望圣慈追改原来的诏令，删去“言事”二字，不要使群臣得以堵塞陛下的聪明。请陛下裁决。《言张方平札子》【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上奏】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任用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参知政事。张方平除文章之外，再没有别的长处；他的奸邪贪鄙，是众人都知道的。两府大臣关系国家安危，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危害不小。臣的职分在于纠察，不敢闭口沉默。伏望圣明慈悲，追回并撤销给张方平的新任命，以符合舆论。请陛下裁决。《言张方平第二札子》【治平四年十月一日上奏】臣近来曾上奏说，张方平任参知政事，不能符合众望。臣见识浅薄、才能低下，我的话本来就不值得采纳。从前仁宗时，包拯最为有名的公正刚直之臣，曾与台谏官共同揭发张方平奸邪贪鄙的事迹，很多很多。陛下如果想知道张方平究竟是贤能还是不肖，请将包拯等人论说张方平的章奏，以及开封府陈升之两处推勘刘保衡公案的材料，还有张方平在秦州所奏边防事务的奏状，全部调取查阅，这样就知道臣所说的并非一人私下的议论。如今臣所说的事尚未得到施行，不久却听说任命臣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如果臣所说果然正确，张方平就应当罢免政事；如果臣所说不对，那么臣就是诬陷毁谤忠贤，也应当被远远贬谪。如今两方面都不追问，却又升任臣为翰林学士，并且增加优厚的职名。臣实在愚昧，不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伏望圣上慈悲，察看臣先前所说张方平之事究竟是对是错，早日赐予施行。所有这项新任命，臣不敢接受，谨候圣旨裁决。请求兼任侍读学士后先行入殿上奏的札子【治平四年十月二日上】臣前些日子曾入殿论列张方平之事，后来又听说任命臣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臣才智见识愚钝昏暗，不能通晓圣意，却认为朝廷的大政，必定应当辨明是非；臣子侍奉君主，不能逃避困难而选择容易的事。因此不胜狂直，又上奏陈述。伏蒙圣恩，曲赐亲笔诏书，过分地加以奖赏慰劳，并把深意告谕臣下，情意温厚周密，细致详尽，反复谆谆告诫。臣即使是木石，也将因此醒悟，何况是有血气、得以为人的人呢？臣自责愚昧迷惑，即使死上九次也难以赎罪，伏地流汗，无地自容，惭愧感激到了极点，眼泪鼻涕滂沱而下。实在应当立即奔赴宫阙，恭敬接受诏命。然而臣还有私下的请求，必须当面陈奏，希望圣恩先准许臣入殿陈述，听取圣上裁决，然后退下接受敕告，这将是臣不胜感激、虽死犹生的至幸，谨候圣旨裁决。请求免任翰林学士的札子【治平四年十月二日上】臣今天入殿曾有陈奏，圣上命臣阅读《资治通鉴》。这部书的篇帙还少，必须每天不断接续编修。史籍繁多，恐怕难以同时应付翰林院的文字事务，因此请求免去翰林学士一职。伏蒙圣恩宣谕，只准许臣暂时免除学士院的文字事务。臣退下后自己思量：如果取得学士的名位来荣耀自己，却不履行学士的职务，窃居职位、白吃俸禄，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以臣愚昧的身份，实在深感不安。况且侍读学士与翰林学士的资序相同，俸禄待遇也很优厚。伏望圣上慈悲体察，准许臣只以侍读学士的身份专心修撰《资治通鉴》，这样则才能和器度稍微相称，职务也不至荒废，可以实现臣的私愿，略微免除内心的惭愧，臣将不胜荣幸，谨候圣旨裁决。《传家集》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四十二，宋司马光撰，章奏二十五 请求辞免馆伴的札子【熙宁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上】臣近来因为被差遣担任馆伴北朝使者，曾上状辞免。今天又蒙圣恩，派中使传谕说，北朝使者将要到来，有些事务需要商量，命臣不得辞免，早些到中书、枢密院查阅详看文书。臣私下认为，馆伴北使，是两制官员通常的差遣。臣之所以冒昧违背诏令，三番五次坚决辞免，并不是不敢任事、贪图安逸，实在是人的才性各有长短，不能勉强。陛下认为臣讲读经史，略有可取之处，却让臣应对宾客，这实在不是臣的长处。郑国这样小的国家将要办理诸侯之事，尚且让裨谌起草，世叔讨论，子羽修饰，子产润色，然后接待四方宾客，所以很少有败事。何况圣朝收起兵戈、停止战事，专门用文德来怀柔安抚北朝，信使往来，商议国事，抵御外侮，局势顷刻就可能变化，一句话说错，实在关系安危。臣岂敢不自我衡量，妄自担任这一职务？臣过去因为名字触犯北朝的避讳，从未接伴，也从未奉使两朝，对那里的情况完全像面对墙壁一样，一点内情真假也不知道。加之臣禀性昏昧刚愎，遇事偏狭直率，今天如果让臣担任馆伴，恐怕在言语之间一定会有遗忘差错，或者泄露机密，或者触犯使者。万一如此，给朝廷留下忧患，即使对臣加以重罚，最终也没有任何益处。伏望圣上慈悲体察，在两制官员中另选才智敏捷的人担任馆伴北使，以求不出缺失错误，谨候圣旨裁决。请求辞免裁减国用的札子【熙宁元年四月三日上；上有诏令，只委派三司差官办理】臣近来曾请求另选差官裁减国家费用，奉圣旨不许辞免。臣以没有才能而忝居优职，每月领取丰厚俸禄，常常自己惭愧，恐怕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国家。如果果真能对国家有益，臣怎么敢辞免？臣私下认为，如今国家费用不足的原因，在于用度过于奢侈，赏赐没有节制，宗室人数太多，官职冗滥，军队训练不精。这五件事，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以及三司官吏深思其祸患，努力挽救弊病，经过积年累月，或许才能见效，实在不是臣这样愚昧的人一朝一夕所能裁减的。如果只是想知道庆历二年裁减国用的制度，与现在支出的数目有何不同，只要下令三司提供材料奏报，立即就能全部看见。臣愚昧地认为，没有必要再差官设局专门主持此事。况且臣所修撰的《资治通鉴》，确实文字浩大，早晚都少有空闲，难以再兼任钱谷方面的差遣，谨候圣旨裁决。请求不要接受尊号的札子【熙宁元年七月十七日上】臣本月十七日接到内降文书，得知曾公亮等上尊号的第三次表章，查考旧例，应当下达“不允”的批答，已经写好牓子，恭候圣旨裁决。臣私下认为，上尊号的礼制并不是先王的法典，而是起于唐武后、唐中宗时期，后来成为旧例，沿袭到今天。我看到太祖开宝元年，群臣上尊号中有“一统太平”四字，太祖因为燕、晋尚未平定，推辞而不接受；由此可见圣人的志向，如果没有实际功业，终究不肯拥有相应的名号。太宗端拱二年，下诏把以前所加的尊号全部删去，并且说：“按道理说，‘皇帝’二字也未必可以同时称有，我想称王，只是不能与诸子相同罢了。”群臣恳切请求，太宗才接受了“法天崇道”四字，此后终身不再增加。先帝治平二年，辞去尊号而不接受，天下没有不称颂圣德的。不幸第二年，有谄媚之臣建议说，国家与契丹常有往来，契丹文书中有尊号，唯独中国没有，臣下深以为耻。于是群臣又在不合时宜的时候上尊号，议论此事的人很替朝廷惋惜。从前汉文帝给单于写信，用的是一尺一寸的木简，单于答信用一尺二寸的木简，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却没有听说汉文帝又加上更胜更大的名号来超过他。学者直到今天还称颂汉文帝谦逊的美德，从来没有认为这是可耻的。这只是不了解大体的言论，实在不足以相信。如今群臣依据旧例上尊号，臣愚昧地认为，陛下聪明睿智，虽然应当享有盛大的名号，但登基时间还不久，又正处在服丧期间，考察事情的情理，似乎不适宜接受。陛下如果果断依照圣意，推辞而不居有，既不答应他们的请求，又下令以后不得再上表，那么赞叹之声将洋溢四海。这就是所谓“一谦而四益”，以及“把自身放在众人之后反而使自身居先”，可以舍弃虚名而得到实际声誉。伏望陛下更加详慎选择，谨候圣旨裁决。手诏 读到卿所上的奏章，深深体谅你的忠诚。朕正因为接连多日淫雨，甲申日发生地震，天威明显显现，天天担忧灾祸倾覆，实在为接受这个盛大尊号而感到惭愧，没脸面对人。何况正处于服丧期间，也难以承当这样的盛典。确实如卿所说，如今已经批下指挥，你可以妥善答复，使朝廷内外知道朕是真诚地感到惭愧恐惧，并不是欺骗众人来求取虚名。批答 朕已阅知表章所陈之事。朕承受祖宗的福泽，统治四海。长久想到自己明察事理不够，举措不合适，百姓困苦贫穷，还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安乐，早晚悲痛恐惧，如同行走在春天的薄冰上。正逢举行报答上天美意的礼仪，不敢废弃荒疏，所以想亲自执持祭牲，恭敬拜见上帝，绝不是为了昭告成功、自求福禄。公卿士大夫却屡屡加以赞誉，想把过分的美名归于朕身，增加朕的徽号，多次上章恳切请求。朕缺少馨香的德行，不能以德行取悦神明。如今甲申日发生地震，淫雨造成灾害，天威明显显现，朕天天担心罪过悔恨，还有什么盛烈功业可以称述，敢当什么盛大尊号？内心惭愧警惕，汗流至脚。何况还处在服丧期间，哀痛和素服尚未忘却，哪里适合在此时急忙举行盛典？像这样的议论，朕不敢听闻。你们应当体察朕的至诚，不要再上奏。所请尊号不予批准，并且断绝以后再来请求。请求准许宰臣等辞免郊赐的札子【熙宁元年八月九日上】

译臣恭敬看到宰臣曾公亮等上奏说，因为河朔发生灾害，财物调度繁多，希望将来大礼结束后，两府臣僚不再接受银绢赏赐。奉圣旨，送学士院取旨。议论此事的人有的认为，两府所受赏赐并不多，收回它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却使待遇大臣的礼数过于菲薄，很伤体统。臣愚昧地认为不是这样。古代冢宰掌管国家费用，要根据年成的丰歉，量入为出，当然不能在饥荒之时仍遵守丰收年的办法。因此年成不好、粮食歉收时，君主的膳食不吃肺祭之牲，大夫不吃精米，士饮酒也不以为乐。明智的君主和臣下上下都应当深自贬损，以救济百姓的急难。臣私下想到，国家府库本来已经空虚，又加上今年河北一带灾害特别严重。从前庆历末年，黄河在商胡决口，百姓田地虽然受损，官仓却没有损失，但河北父子相食，饿死的人遍野。如今除黄河决口之外，又有地震，官府民居都荡然成为泥土，接着又连日下雨，仓中粮食腐烂，军粮也将缺乏，哪里还顾得上百姓？冬春交替时，百姓一定极其困苦，比庆历年间更严重。国家难道能坐视不管，不加以赈济救援吗？何况城墙、楼橹需要修缮，河防应当堵塞，百般劳役同时兴起，所需费用不可估量。在这种时候，朝廷上下怎么能不同心协力，痛下决心裁减费用，以救济一方的急难？凡是施行恩惠，都应当先从下层开始；节省用度，则应当先从上层开始。如今想裁减各种费用，如果不先从尊贵、亲近的人开始，那么疏远的人怎么肯心甘情愿而不怨恨呢？如果臣子对天下有大的功勋，即使赏赐给他山川、土地和附庸，为什么不可以？但如果只是因为在郊礼中陪位，便接受数百万的赏赐，臣私下很不安。臣以前所说赏赐没有节制，这也是其中一件。即使臣下不辞免，也应当裁减，何况他们自己辞免，裁减又有什么损失呢？如果只是一味因循姑息、得过且过，想裁减皇帝车驾供奉的物品，就说低于制度是大大削弱，不足以美饰国家；想裁减没有功劳的大臣所受赏赐，就说所减不多，损伤体统，不足以养贤；想裁减群臣浮滥冗余的费用，就说人情不悦，恐怕引发事变，不足以安定众人。这样一来，国家费用将永远没有可以节省的日子，百姓也永远没有苏息的期限，必定要到了枯竭穷尽之后才会停止。而且君子所崇尚的是义，小人所追逐的是利。治理国家的人应当用义来褒奖君子，用利来使小人高兴。如今大臣因为灾害而辞去赏赐，以帮助百姓解除急难，这是值得褒奖的义行。陛下顺从而听取他们的请求，正是厚待他们，而不是薄待他们。虽然如此，两府的银绢总共不过二万匹两，还不足以救济今天的灾害。而且国家旧制，每逢郊禋大赉，从四海之内直到士卒，没有不受到恩惠的，不能让公卿大夫完全没有赏赐。臣愚昧地认为，文臣自两省长官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将来大礼结束后的赏赐，都应减半，等到来年丰收，再依照旧制办理。文武朝臣以下，一概不再减，似乎较为适中。臣也知道这些物品不能使国家富裕，只是真希望国家由此逐渐想到裁减其他浮费，从今天开始罢了。臣一向愚昧刚直，见识思虑浅薄，所说的都是眼前的实际情况，并非奇伟高明的议论。伏望陛下再加裁察，如果确有可取之处，请出自圣意，不要被众人的言论所改变，则天下幸甚。谨候圣旨裁决。举荐谏官的札子【熙宁元年八月十一日上】臣今天当面接受圣旨，命臣访察可以担任谏官的人，秘密写具姓名上奏。臣推辞而没有获准，退下后惶恐不安，默默思量：凡是选择言事官，应当把三件事放在首位。第一，不贪爱富贵；其次，重视珍惜名节；再次，通晓治国的根本道理。具备这三点，确实也是难得的人才。臣愚昧，哪里足以识别贤能？臣私下认为，经过实际考验的人，比较可信。我看到三司盐铁副使吕诲，多次任言官，不畏惧强权，曾两次遭贬而仍坚守节操不回头；侍御史吕景，外表温和厚重，内心操守坚强正直，见到有所得便知道羞耻，面对正义毫不迟疑。在臣所知道的人中，这两人似乎可以入选。还请求陛下广泛询问众臣，按照圣意裁定，谨候圣旨裁决。论召回陕西边臣的札子【熙宁二年六月】臣过去任御史中丞时，听说国家招纳夏国投降的百姓，曾上奏说：如今百官职务还没有全部办好，各项政务还没有修治，百姓还没有安定，仓库还没有充实，将帅还没有选定，军法还没有建立，士卒还没有训练，器械还不精良，这八件事没有完备，不可以兴兵。臣的智虑迂腐疏浅，不合圣心。不久种谔等发动绥州战役，杨定被夏国俘虏杀害，陕西骚动不安，困于运输军粮、供给戍守。朝廷悔恨先前的错误，所以贬降种谔等来谢罪。夏国再三招抚，才使其称臣，奉表恢复遵守旧约。朝廷特意派遣使者，把誓诏、册命以及金帛杂物赐给他们，至今尚未返回复命。如今臣私下听说陛下又召种谔等到朝廷引见，不知陛下想要兴办什么？朝廷内外听到此事的，无不寒心。平民尚且不守信义就会被乡党轻视，何况君王统治四方，应当在对方反叛时以威势制服他，在对方服从时加以怀柔，使信义的光明显耀如日月。如果外域幸而臣服，却无故去扰乱它；等到它背叛欺诈，又反过来抚慰它；得到它臣服之后，又反过来扰乱它，这对于信义、威势和怀柔将会怎样呢？国家凭借信义、威势和怀柔，安定边境已经一百多年。前些日子种谔等举兵破坏了这一原则，出兵乘其不备，以求一时之功，只不过得到一百多里不产粮食的土地和一万多饥饿的俘虏罢了。如今土地归还了夏国，百姓几乎逃散殆尽，朝廷得到了什么，却还要出兵守卫、转运粮饷，公私费用以数万万计，这种失策难道还不明显吗？如今创伤尚未恢复，忧患尚未消除，臣先前所说的八件事，一件也没有修治。夏国猜疑中国，戒备已经严密，怨恨毒害之心积蓄着尚未发作。种谔等却想再次做从前做过的事，臣看他们不但不可能再有绥州的功劳，必定还会有大败覆没之事，战争接连、祸患纠结，无法救解，公私都将困竭，盗贼也将因此产生。这是社稷的忧患，不只是边境的祸患。孔子说：“有过错却不改正，这就叫作过错。”伏望陛下留心深思，再三斟酌，应当先修治内政，不可轻率议论用兵，实在是天下的幸事。谨候圣旨裁决。

译论风俗的札子【熙宁二年六月上】臣听说，国家达到大治，在于慎重任用官员；官员能够得到人才，在于选拔士人；士人能够归向正道，在于建立教育；教育能够归于正途，在于选择正确的学术。因此可知，选拔士人是治乱的关键，也是风俗的根源。我私下看到，近年以来公卿大夫喜欢发表高奇的议论，喜爱诵读老庄的言论，这种风气流传到科场，也彼此沿袭推崇。新进的后生，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只是口头传说、耳朵听来的片断，众人一起形成风气。甚至有人读《易》还不认识卦爻，就已经说《十翼》不是孔子所作；读《礼》还不知道篇数，就已经说《周官》是战国时代的书；读《诗》还没有读完《周南》《召南》，就已经说毛亨、郑玄只是章句之学；读《春秋》还不知道十二公，就已经说《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可以束之高阁。遵循注疏的人，被称为腐儒；穿凿附会、凭空臆说的人，却被称为精深的义理。况且“性”是子贡所不能完全达到的，“命”是孔子很少谈到的。如今参加科举的人，一开口、一下笔，先谈性命，甚至放任流荡而忘记回头，终于进入老庄之学，放纵谈论虚无，任意铺陈荒唐之辞，以此欺骗迷惑考官，猎取科第。俸禄利益所在，就是众人心之所趋，如同水流奔向沟壑，不可禁止遏制。老庄之学抛弃仁义、断绝礼学，否定尧舜、轻视周公孔子，把死生不当作忧虑，把存亡不当作祸患，这只是匹夫独行的私下言论，不是国家教导人民的正当学术。魏国的何晏、晋国的王衍，互相承袭发挥这种学说，存心置身于世事之外。选拔官员的人把这样的人当作贤者，做官的人把这当作事业，终于使纲纪大为毁坏，胡人夷族一同兴起，百姓遭受涂炭，中原沉沦。如今如果在选拔士人时把这种学说作为方法，臣担心以后担任官职的士人都会成为何晏、王衍一类，那么政事怎么能不毁坏，风俗怎么能不败坏？正始、永嘉年间的弊病，将要再次出现在今天了。伏望朝廷特地下诏书，用这些事情告诫激励内外公卿大夫，同时指示礼部贡院，预先向进士说明，将来的考试中，如果有偏僻的经说和荒谬的学说，言论涉及老庄之学的，即使文辞高妙，也应当黜退落第，希望不至于疑惑误导后来的学者，败坏混乱风俗，谨候圣旨裁决。

译论责罚贬降刘述等人的札子【熙宁二年九月十一日上】臣私下听说，知杂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审刑详议官王师元，都因为坚持谋杀案的刑名问题而被差官取勘；侍御史刘琦、钱顗，都因为论列政府的事务，被授为员外郎，降职监管酒税。朝廷内外听到此事，无不惊愕。臣听孔子说：“守道不如守官。”孟子说：“担任进言责任的人，如果不能进言，就应当离去。”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也是臣下的大节操。谋杀之人已经伤人，自己投案，天下都知道他的罪行。如今朝廷既然违背众议而施行，又治罪于恪守职守的官员，臣恐怕会重重失去天下人的人心。用绳子拴住鹰和鹞，是为了求取它们的凶猛；如果它们凶猛之后却把它们烹杀，那还用它们做什么呢？陛下即位以来，以宽厚仁慈对待臣下。至于皮公弼，陛下明知他贪婪；阎充国，陛下明知他猥鄙。两人都曾以知县身份权发遣三司判官公事，后来获罪离职，却都做了知州。如今钱顗所获罪不过是狂直，只因触犯大臣，便降为监税官。这样说来，狂直的罪过重于贪婪猥鄙，得罪大臣竟比得罪陛下更严重了。臣内心十分恳切，私下恐怕后来的人会侧目而视、闭口不言，把进言视为禁忌，威权和福祸转移到臣下手中，圣上的耳目有所蒙蔽，这不是国家的福气。臣身居近臣之列，亲自承受明诏，看到朝廷政事的缺失，不敢不说。伏望圣上慈悲，深切察看臣的愚诚，早日赐下指示，赦免刘述等，不再取勘；至于刘琦等，另授同等资序的差遣，希望可以稍稍平息群议，谨候圣旨裁决。再次举荐谏官的札子【熙宁二年十月七日上】臣昨天当面接受圣旨，命臣访察可以担任谏官的人，秘密写具姓名上奏。臣私下看到，龙图阁直学士陈荐，过去在陛下居藩邸时侍奉过陛下，他忠厚质朴正直，陛下必定一向知道。直史馆苏轼，制科考试列入优等，文学丰富，通晓时务，刚劲正直而敢于进言。职方员外郎王元规，从少年到成年，志向操守坚定正直，所任官职都留下了良好的声誉。集贤校理赵彦若，是师民的儿子，勤学而有美德，不比他的父亲差；平日恭谨谦逊，仿佛衣服也承受不起，遇到事情却刚强有力，没有人能改变他的意志。这四个人，都是臣一向了解的，私下认为可以充任谏职。伏乞圣明再加裁择，谨候圣旨裁决。请求优厚赏赐宋昌言的札子【熙宁二年十月七日上】臣听说，国家的大政在于赏罚。如果赏罚明确适当，没有功业不能成就。臣去年冬天奉敕，与张茂则考察二股河以及修筑生堤的利弊。当时都水监丞宋昌言建议，想在二股河口西岸的新滩上设置土约，拦挡水势，使水流进入东流。等到以后东流逐渐变深、北流逐渐淤浅，就堵塞北流，放出御河、胡芦河的下游，以消除恩、冀、深、瀛以西各州军的水患。臣等因而采纳他的意见，不久就将这些利害上奏。朝廷听从并批准，命令修筑土约。此后宋昌言的同僚一同主持修筑生堤，因为防御方案不是自己提出的，便百般阻挠破坏，认为二股河一定不能成功，不如合力修筑生堤。后来李立之到朝廷入殿所说的话，陛下亲耳听到了。幸赖陛下圣明，果断而不疑，终于让他们修筑土约。今年秋天土约拦挡住水势，水流全都进入东流。北流不久便已经截断，虽然使近东、沧、德等州的民田房舍颇多漂没损坏，然而恩、冀、深、瀛以西的州军也得到不少好处。宋昌言不能说没有功劳。如今如果把他同那些认为二股河不能成功的同僚一样接受赏赐，臣私下恐怕任职办事的人看到这种情形，就没有什么可以受到阻止或得到鼓励了。何况宋昌言因为去年职任本应在外，黄河在枣强决口，唯独被夺去一官。如今如果只是恢复原来的官职，那就是众人都得到赏赐，唯独宋昌言得不到赏赐。假如当初修筑土约没有成功，或者背离二股河而一同流入北流，他的同僚难道肯分担宋昌言的罪责吗？伏望圣上慈悲，察看宋昌言建议的功劳，特意在恢复原官之外，再按照等级给与主持工程的人分别增加酬劳奖赏，希望使以后用心为公的人知道，朝廷一定不会辜负他们。谨候圣旨裁决。再次请求资荫人员考试经义的札子【熙宁三年二月六日上】臣以前曾请求：凡资荫出身、初次接受差遣的人，不再考试诗，只委托审官院、流内铨考试《孝经》《论语》大义，共三道题，并且命主判官员再根据他们所答的义理当面加以询问。义理精通的，特别保明上奏，优先给予差遣；略通的，依照通常调授；不通的，暂且令其修学，等满一年以后再考。一定要考试合格，才能出任地方官。如果年满四十岁以上，允许依照旧制，只写家状、读律。此后没有得到朝廷施行。臣如今又任知审官院，私下看到资荫人员初次接受差遣时，命令考一首诗，实在没有益处。不只是其中有人一窍不通、请别人代笔，徒然助长奸伪；即使自己作诗能达到曹植、刘桢、沈约、宋之问的水平，对于修养自身、治理百姓又有什么用呢？古代二帝三王都设立太学的官员，来教育公卿大夫的子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将来要继承父兄的官职，如果没有德行和学艺，就一定会祸害百姓。如今如果想让公卿大夫的子弟都在太学学习，而他们的父兄又不常在京师，确实难以统一办理。如果只是让他们在家学习，而在初次接受差遣时考察，学业没有学习的人不得出任官职，那么不用烦劳督促，人人自然会勉励自己学习。这是一件容易施行的事。从前如果让他们全部通晓《诗》《书》《礼》《乐》，中等资质以下的人或许有所不能。如今如果让他们学习《孝经》《论语》，假如能够用满一年的功夫，便没有不能精熟的。这是容易学习的学业。然而《孝经》《论语》虽然文字不多，修身立身、治理国家的道理全都在其中。即使学习的人不能亲自践行，也会知道天下有周公、孔子所讲的仁义礼乐，这种益处哪里可以同一首律诗相比？臣私下认为，这件事用力不多，改变制度也很容易，而益处却比较大，没有别的损害。伏望圣上慈悲详察，如果有可取之处，请查考臣以前的奏章，特赐施行，谨候圣旨裁决。请求不要拣退军士迁置淮南的札子【熙宁三年二月十一日上】

译臣私下听到道路上的传言，不知是真是假。有人说朝廷想把在京禁军中年满四十五岁、稍微有些病弱的人全部裁减俸给，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迁置到淮南，以便就近取得粮食。如果确有此议，臣私下认为不妥。为什么呢？在京禁军及其家属，大多在京师出生长大，亲戚姻亲遍布，安居乐业，衣食依靠官府，已经很久了；四十五岁还不算衰老，稍有病弱，仍能承担征役。一旦没有别的罪过，便削减他们的俸给，迁徙到淮南，这是横遭降配。各军之中裁汰已经很多，恐怕一定会使人心惶惑，大为愁怨。即使国家太平无事，纲纪完备，这些人惶惶不安，也未必能造成祸患。然而诏书一下，万一道路上的流言惊动百姓，朝廷想姑且以省事为务，又把他们收还回来，就会损失威严，以后无法再号令骄兵；如果坚持推行，则众怒难犯，专断的意图难以成功，意外的变故不可不防。梁室分散魏博的军队，导致张彦之乱，这是近来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因此臣希望朝廷更加深思熟议，不应急忙下达这样的诏令。水还没有到而预先修筑堤防，水即使不来，也没有什么损害。如果认为水不足以忧虑而不修堤防，一旦水来了，堤防就来不及修了。所以君子看重的是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况且国家耗尽天下的财力，供养长期服役的士兵，本来是想用来防备边疆。如今淮南不是用兵之地，却聚集许多禁兵，白白耗费衣粮，这是供养无用的军队，把他们放在无用的地方。又假使边疆一直无事便罢了，将来一旦稍有警急，掌兵的大臣必定争相请求增加军队。京师的军队既然减少，就必须派使者四处出动，大量招募，广泛挑选，人数将比今天裁退的士兵多出几倍。旧兵尚未停止领取衣粮，新兵又增加衣粮，这是抛弃已经训练、经历战事的士兵，却招收市井田野之人。本来想减少冗兵，冗兵反而更多；本来想节省大费，大费反而更加扩大，臣私下恐怕这不是得到良策。臣愚昧地希望朝廷暂且依照旧法，每年裁减禁军中不能任战的人，减为小分；小分军又不能任执役的人，放归作为百姓，听任他们自便。他们可以居住在京师，只是不要让年老有病的人还占着名籍，白白耗费衣粮。人情既然安于所习，大家就没有怨言。国家又能得到他们的劳力，不至于虚设。冗兵既然除去，大费自然节省，道理很明白，事情也便利。臣身居近臣之列，这件事关系国家安危，不敢不说。谨候圣旨裁决。迩英殿奏对【熙宁元年八月十一日上】熙宁元年八月十一日，迩英殿进读完毕，皇上问：“河北发生灾变，应当怎样救济？”司马光回答说：“河北发大水，仓廪都被冲毁，最难得到的，没有什么比粮食更重要。朝廷如果下发金帛，命令按价卖给百姓来购买粮食，就会增加烦扰，而且庄稼全被冲毁，即使想买也没有粮食可买。所以饥荒年间，金帛没有用处，只有粮食一天也不能缺少。”皇上说：“已经命令漕运五十万石粮食去赈济，够吗？”回答说：“臣听说瀛州损失粮食一百五十万石，漕运去的粮食只能补足瀛州的三分之一。”皇上说：“那么怎么办？”回答说：“臣听说河北东西两路没有被水淹到的地方，州县大多有丰收，可以在那里买粮；又因汴河水流没有断绝，应当多漕运江淮的粮食来救济河北。”皇上又问：“谏官难得人才，谁可以担任？”回答说：“臣官位卑下，哪里敢举荐人？”皇上坚持询问，回答说：“臣仓促之间记不起来，请允许臣退下后秘密上奏。”皇上于是谈论治国之道，说州县长官大多没有得到合适的人选，政府不能精心选择。回答说：“人的才德不容易了解，天下有三百多个州，要求政府精心选择确实困难。但只要能够选择十八路的监司，让他们选择所属地区的知州并决定其升降；知州再选择所属地区的知县并决定其升降，这样就能得到很多人才。” 如今的提点刑狱、转运使，承担的是古代方伯、州牧的职责，关系一整路的休戚，应当慎重选择天下贤才，不能只取资序和酬奖来任用。”皇上又问：“两府辞免郊赐的札子为什么没有呈上来？”回答说：“因为同僚有请假等缘故。”皇上问：“这件事怎么样？”回答说：“臣已经有奏状，臣的看法只是这样，还请广泛询问近臣，按照圣意裁决。”皇上说：“谁不同意？”回答说：“只有臣有这个愚见，其他人都不这样认为。”皇上说：“朕的意思也和卿相同，听从他们辞去赏赐，正是成全他们的美德，并不是薄待他们。但只减一半没有益处，大臣既然诚恳辞免，不如全部听从。”回答说：“如今郊赐下至士卒都有，公卿却完全没有，恐怕在体制上不顺。”皇上说：“已经有带马了。”回答说：“臣下请求全部收纳，是臣子的心意；赐给一半，是君主的恩典。”几天后，司马光与王珪、禹玉、王安石、介甫一同在延和殿进呈郊赐札子。司马光说：“如今国家费用不足，灾害接连发生，节省冗费应当从尊贵亲近者开始，准许两府辞去赏赐是合宜的。”介甫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赐所花费用很少，却吝惜不给，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只是徒然伤害体统。” 司马光说：“从前常衮辞去赐食，当时的议论认为，常衮自知不能担当而辞禄；如今两府辞郊赐正与此相同。而且国家费用不足，并不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司马光说：“常衮辞去俸禄官位，还知道廉耻，和那些贪恋职位又贪图俸禄的人相比，不是仍然胜过他们吗？国家从真宗末年起费用就不足，近几年尤其严重，怎么能说不是急务呢？”介甫说：“国家费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聚敛搜刮，把百姓的财产全部拿尽。这样百姓困苦贫穷，流离失所而成为盗贼，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介甫说：“这不是善于理财的人。善于理财的人，能够不增加百姓赋税而使国用充足。”司马光说：“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把它写下来，是讥刺汉武帝不明白罢了。天地所生的货财万物，只有这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桑弘羊如果能够不取自百姓而使国用充足，那么将从哪里取得？如果果真如他所说，汉武帝末年怎么会有群盗蜂起，还派绣衣使者追捕他们呢？难道不是百姓疲惫困极才成为盗贼吗？这种话怎么能据此当作事实？”介甫说：“太祖时赵普等任宰相，赏赐有时以万计；如今郊赐银绢不过三千匹两，难道算多吗？”

译司马光说：“赵普等人在帷幄中筹划，平定各国，赏赐以万计，不也是应该的吗？如今两府大臣协助祭祀，不过是奏报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有什么功劳辛勤，竟能与赵普等人相比？”他与介甫争论了很久。禹玉说：“司马光说节省费用应从尊贵亲近的人开始，司马光说得对；王安石说所花不多，恐怕伤害国家体统，王安石说得也对。只请陛下裁决。”皇上说：“朕也和司马光意见相同，如今姑且用不批准来答复他们就可以了。”这一天恰好轮到介甫起草诏令，于是按照皇上先前所说的意思起草批答，并引用常衮的事情来责备两府，两府也不再辞免。第二天，迩英殿讲读结束后，皇上独自留下介甫交谈，两府不敢先出去，等待皇上。直到申时以后才出去。没过几天，介甫便任参知政事。《传家集》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四十三，宋司马光撰，章奏二十六 上体要疏【熙宁二年八月五日上】某月某日，具位臣司马光冒死拜了两拜上疏，呈给皇帝陛下：臣接到御史台的文书，恭敬地奉行四月二十日的诏敕，其中传令说：“近臣应当竭尽规谏，因为要把自己的荣辱祸福同君上看作一体。”如今居于这一职位的人，看见陛下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却默不作声，甚至私下议论叹息。若认为这些责任不在自己，难道都是习惯于见惯成俗，把这种情形当作理所当然吗？其中也有胸怀才德、等待召唤才施展的人。如今百事废弛，风俗苟且懒惰，轻薄邪恶以及灾异谴告接连不断，这实在是忠臣贤士帮助陛下忧虑警惕、创制改革法令、挽救弊病消除祸患的时候。应当命侍从官从今以后看到陛下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无论大小，都各自具疏奏报，尽情直言，不得隐瞒。唉，善言说出来却不采用，是陛下的过错；引导他们进言而他们不说，是你们的不恭敬。朕将以此考察在位者侍奉君主的实际情况，明确地予以黜退或升迁。臣凭着驽钝低下的才能，从仁宗皇帝时被破格擢升为侍从，服侍三朝，恩德深厚，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即使有些情况不是陛下询问所能涉及的，臣仍将披肝沥胆，以表达自己微薄的忠心。何况圣意如此勤于采纳意见，督促责问又如此严切、谆谆不已，臣难道敢营求私利、逃避怨恨、隐瞒实情来爱护自己，而不替陛下分辨当今最急迫的事务，以求稍微补报万分之一吗？臣听说，处理政务有其体制，治理事务有其要领。自古圣帝明王垂衣拱手、无为而天下大治的，都是采用了这个道理。什么叫作处理政务有体制？君主是头，臣下是四肢，上下相互维系，内外相互制约，就像网有纲、丝有纪。所以《诗经》说：“勤勉不懈的我王，是四方的纲纪。”又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四方的纲纪。”古代的君王设置三公、九卿、二十七位大夫、八十一位元士，用来纲纪朝廷内部；设置方伯、州牧、卒正、连帅、属长，用来纲纪朝廷外部。尊卑有次序，如同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没有不服从的，这就是处理政务的体制。什么叫作治理事务有要领？人的智慧各有分限，力量也有尽头，凭一个人的智力和精力，同时处理天下所有事务，想要件件都知道，连每天的时间也不够用。因此，尊贵者治理众多事务，卑下者治理少数事务；治理众多事务的，事情不能不简约，治理少数事务的，事情不能不详尽。简约就举出大纲，详尽就穷尽细节，这是自然的情势。《益稷》说：“君主明智啊，股肱贤良啊，各种事务就安宁啊。”这是说君主明智就能选择臣下，臣下贤良就能治理事务。又说：“君主琐碎烦杂啊，股肱懈怠啊，万事就败坏啊。” 这是说君主亲自过问细小事务，臣下就不会尽力，事情也会败坏。《立政》说：文王不要兼管众多政令、众多刑狱和众多慎重事务，只训导主管这些事务的官长，至于众多刑狱和慎重事务则听从有司办理。这是说文王选择有司而任用他们，其他事情都不必亲自知道。《康诰》说：“任用应当任用的人，敬重应当敬重的人，惩罚应当惩罚的人，昭示给民众。”这是说文王任用可用的人，敬重可敬重的人，惩罚可惩罚的人，专门彰明这条道理来给民众看。因此，君王的职责，只在于衡量才能任用人才，奖赏功劳、惩罚罪过罢了。如果能够谨慎选择公卿、牧伯并把事务交付给他们，那么其余官员不必逐一选择也会精干；谨慎考察公卿、牧伯的贤愚善恶，分别予以进退诛赏，那么其余事务不必逐一进退诛赏也会得到治理。这样看来，君王所选择的人不必很多，所考察的事情也不必烦琐，这就是治理事务的要领。臣私下看见陛下每天出来视朝，接着又参加经筵，直到将近中午才回到宫禁。进入宫中以后，听说也不能自得清闲，审阅天下的奏事和群臣的章疏，直到黄昏深夜，又在灯火下研读经史，广泛阅览群书。即使是中宗、高宗不敢荒废安逸的勤勉，以及文王每天“昊不食”的操劳，臣认为也比不上陛下。然而陛下自即位以来，孜孜不倦地求得治理，到如今已经三年，功业却还没有显著，大概是因为还没有掌握治理的体制和要领。祖宗开创基业、垂统后世，作为后代的法则。朝廷内部设置中书、枢密院、御史台、三司、审官院、审刑院等在京诸司；朝廷外部设置转运使、知州、知县等众多官职，使它们相互统属，上下有序，这就是所谓纲纪。如今陛下喜欢让大臣夺取小臣的事务，让小臣侵夺大臣的职权，因此大臣离心离德，不肯竭尽忠诚；小臣把责任推给上级，也不肯尽力。这就是百官松弛废弛、万事毁坏衰颓的原因。可是陛下正把这种做法当作达到大治的根本，这是臣最为疑惑的地方。臣地位微贱，不能完全知道朝廷的事情，姑且把耳目所接触到的近来几件事情、臣所知道的说出来，其余的陛下可以类推。过去汉文帝问陈平：“天下一年审决的案件以及钱粮的出入有多少？”陈平说：“陛下如果问审决案件，就责问廷尉；问钱粮，就责问治粟内史。一定要使卿大夫各自能够胜任自己的职务，这才是宰相的事情。”像陈平这样，可以说是懂得治理的体制了。如今的两府，都承担古代宰相的职任。中书掌管文事，枢密院掌管武事。至于百官之长，如果任非其人，刑罚、赏赐等重大政务失当，这就是两府的责任。至于钱粮不充足、条例不恰当，这是三司的事务。陛下如果能够精选熟悉钱粮、忧公忘私的人，任命为三司使、副使、判官以及各路转运使，并让他们长久任职以尽其才能，有功就升迁，无功就退黜，名声不能混淆，虚伪不能掩盖，真正安抚百姓而不扰民，使百姓自行富足，处置有方法，使用有节制，还担心财利不能丰足吗？如今却让两府大臣全部取用三司的条例，另设一个机构，召集几个文士同他们谋议，改更制度，三司却都不得参与。臣恐怕所改的未必胜过旧制，却徒然扰乱祖宗既定的法令；考察古制则不合适用于今日，施行于今日又不合时宜，吏员借机作奸，农民和商人失去生计，几年以后，上面府库耗竭，下面百姓忧愁困苦，众心离散惊恐，将再也振作不起来。况且两府对于天下事务没有不总管的，如果百官的职务都让两府办理，那么上面的两府承受不了劳苦，下面的百官就无事可做了。又如监牧使主管养马，四园苑主管征收收益，如今却使监牧使不隶属于群牧司，四园苑不隶属于三司提举司，那么下面的人就各自可以专权放纵，上面的人反而无事可做了。

译陛下正想把天下纳入大治，却使在上的百官不把事务交付给下属，在下的百官又不听从上级，这样能够治理好吗？像这类做法，臣私下恐怕似乎还没有掌握治理的体制。天下的事务，凡是在一县之内的，应当交给知县；在一州之内的，应当交给知州；在一路之内的，应当交给转运使；在边远地区的，应当交给将帅，然后事情才可以办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长久任职，了解当地人情，知道事物的适宜与否，赏罚的权力足以使所属百姓得到祸福，所以百姓信任服从他们。如今朝廷每有一件事情，不交给将帅、监司、守宰，让他们自己制定方略、以成效接受考核并施行刑赏，却常常喜欢另外派遣使者带着诏命奔走，往来交错于道路上，所到之处徒然有烦扰的弊病，对于事情未必有益，还不如不派为好。事务的利害、官吏的能否胜任，都不是使者平时能够知道的，不免临时向别人询问采纳意见；所询问的人如果碰上公正明白、忠诚诚信的人，尚且只能得到一二分实情；如果碰上自私昏暗、奸险的人，就会因此颠倒是非。这两种情形交错出现于眼前，使者不能仓促辨别，所以往往妨害事务而很少能够有益，并不是将帅、监司、守宰都贤能而使者都愚蠢。多年考察研究和一朝的议论，长期积累的采察和眼前的毁誉，在精粗详略方面，情势本来不同。有的人任官多年却不知道事务的利害，临民很久却不知道官吏的能否；或者虽然知道利害却不能改变，虽然知道能否却不能黜陟，这就是愚昧偏私的人，朝廷应当察觉并罢黜他们，另选贤能者代替其职位，不应屡屡派遣使者从中扰乱，使他们不能履行职务。又，庸人的性情是，只要功劳不是自己所创，就嫉妒阻挠，唯恐事情成功。官吏中这样的人，十个常有五六个。即使使者所规划的事情完全合宜，在使者任职期间，原来负责的官员已经怏怏不乐，不肯同心协助其谋划，合力成就其事务。他们会说：“朝廷自己派了专使来办理，我怎么敢参与？”等使者回来复命以后，他们一定会在后面破坏，说：“使者已经谋划好了交给我，如今我竭力完成，功劳全归于最初谋划的人，我得到什么呢？”这就是所谓不如不派使者，而把事务交给当职官员任用的原因。使者的作用是沟通远近的情况，本来不可没有。然而如今的转运使，就是古代使者的职任，如果能够得到合适的人而委任给他，远远胜过临时派遣使者。如果监司自己作奸为恶、贪婪放纵，或者有所隐瞒欺骗，或者被辖区内的人告发，或者所谋划的事情不合适，朝廷想要察究他的罪恶、审明虚实、判定曲直、裁决是非，然后再另派使者去查办。如果查得确实，监司有罪就应当加刑，没有才能就应当废黜，难道还能只让事情到此为止吗？如今每有一件事情，朝廷总是从京师派使者前去办理，这样一来，外地官员全都没有用处了。使者既然代替他们办理事务，而原来当职的人既没有利益，也不会被罢免，只能拱手旁观，苟且偷安、窃取俸禄。像这类做法，臣私下恐怕似乎还没有掌握治理的体制。如今朝廷的士大夫、陛下左右的臣子，都说：“陛下聪明刚断，威权福泽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太平的功业可以指日而待。”臣愚昧地私下独自认为还不是这样。臣听说古代圣帝明王听到人的言论，能够辨识其中的是非，所以称为聪；观察人的行为，能够察知其中的邪正，所以称为明；既辨明是非、分清邪正，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动摇，所以称为刚；采取正确、舍弃错误，诛除邪恶、任用正直，确然无所疑惑，所以称为断；诛罚一个不善之人，而天下所有不善之人都感到恐惧，所以称为威；奖赏一个有功之人，而天下所有有功之人都感到欢喜，所以称为福。如今陛下的聪明刚断确实已经具备了；想要收掌威权和福泽的权柄，也确实有这样的志向；然而对于实现这些的办法，或许还没有完全做到，所以臣认为太平的功业还不能指望。帝王之道，应当致力于长远而重大的事情，而略过眼前细小的事情。国家的大事，应当同公卿商议，不应让小臣参与；四方的事务，应当委托牧伯察办，不应让身边的近臣窥伺。倘若公卿牧伯尚且不能选择贤者任用，小臣和左右近臣难道独能得到贤者来使用吗？如果任用的果真不是贤者，那么险诈偏邪、私下请托之事，没有不做的。如今陛下喜欢在禁中发出手诏指挥外面的事务，不经过公卿推荐、牧伯纠劾，或者越级升官，或者无故罢免，使外面的人疑惑惊骇，不知道该听从谁。这难道不是朝廷士大夫和左右近臣所谓的“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吗？陛下听信他们的话，臣私下认为是错误的。公卿所推荐的人、牧伯所纠劾的人，即使有人被说成贤能而实际不贤，或被说成有罪而实际无罪，也都有迹象可见，责任有所归属，所以不敢大肆欺骗。如果奸臣秘密禀告，陛下便命令以自己的圣意实行，那么威福就集中到私门，怨恨诽谤却归到陛下身上了。怎么能说威福掌握在陛下手中呢？况且陛下从前在宫中发出的诏令，往往不是大事。至于两禁的优美官职、边藩将帅、省府职任、各路监司，这些都是众人所希求、国家治乱所系的职位。在授予任命之时，臣私下恐怕未必一一出自圣意。至于奸邪贪鄙之人，陛下明知而黜退的，有的又改授官职而升等，有的没过多久又重新进用。这样看来，威福的权柄果然不在陛下，只是陛下偶然没有想到罢了。由此看来，那些当面称誉陛下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太平可以立即实现的人，不是愚蠢，就是谄谀，不能不加以察辨。陛下如果一定要使威福掌握在自己手中，何不谨慎选择公卿大臣，把明正忠信的人留下，把愚昧阿私的人罢去？在位者都已经得到合适的人选之后，每当要举措一事，就同他们在朝廷公开商议，让各人陈说自己的意见；陛下清心平虑，选择正确的实行，错误的便不再擅自改变。每当要授予一个官职，也同他们在朝廷公开商议，让各人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陛下清心平虑，选择贤能者任用，不肖者就不能再争夺。

译这样，谋划的人、举荐的人虽然是公卿大臣，但实行和任用都决定于陛下，怎么能说威福不在自己手中呢？陛下不这样做，却反而让那种做法长久实行，臣私下恐怕似乎还没有掌握其中的要领。三个人聚居在一起，如果没有统一的领导，不是分散就是混乱。因此设立君主来统辖他们。群臣和百姓力量相当、彼此抗衡，不能互相治理，所以听从君主来裁决。君主本来就是用来裁决是非、施行刑赏的；如果君主又不肯裁决，那应当让他们听从谁来裁决呢？人的心意各不相同，就像面貌各不相同一样。国家凡是举措一件事情，朝廷内外的人一定有人认为对，也一定有人认为错；凡是任用一个人，也一定有人认为贤能，有人认为不肖。这本来是人情的常态，自古以来如此，不足为怪。关键在于君主审察是非，决定取舍。取正确而舍错误，就会安全荣耀；取错误而舍正确，就会危险耻辱。这就是安危荣辱区别所在。因此圣王重视它，所以广泛谋议群臣，下至普通百姓。然而最终作出决断的人，关键在于君主。古人有话说：“谋划要广泛，决断要独自作出。谋划广泛，所以可以观察利害的极致；决断独自作出，所以可以确定天下的是非。” 如果只知道谋划而不知道决断，那么下属人人都想逞遂自己的私意，这就是衰败混乱的政治。《诗经》说：“谋划的人太多，因此事情不能成功。发言充满朝廷，谁敢承担这个过错？如同不实际行走而只谋划，因此不能走上正道。可悲啊这样的谋划！不以先民为法，不以大道为常法，只听近处浅近的话，只争近处浅近的事。就像在道路旁征求意见来筑房屋，因此始终不能建成。”这是说周王室衰微时，臣下不知道先王的大道，只忙于争论眼前细小的事情；君主又不能决定可不可行，所以事情最终没有成功。汉代国家有大典礼、大政令、大刑狱、大征伐，必定下交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商议。参加议论的人本来不可能意见一致，必定会有参差不齐的意见。于是天子以皇帝的名义裁决，说“丞相的议论是对的”，或者说“廷尉的意见应当采用”，群臣便安然服从，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如今陛下听取群臣，让他们各自充分表达意见来议论政事，这确实很好。然而最终却不肯以圣意裁决，竟使群臣争强好胜，用巧言文辞相互攻击，以能言善辩相互排挤，甚至一再争论，彼此反复，没有限度。臣愚昧，深深担心这会损害朝廷的政体，损伤陛下的明德，流传到四方，使夷狄轻视朝廷，这不是美好的事情。天下的事情有难以裁决的，应当用先王之道来衡量它，就像用秤权衡轻重、用规矩测量方圆一样，哪怕一铢一厘一毫一忽也不能欺骗。因此君主应致力于明白先王之道，而不应拘泥于熟习律令。这是因为知道根本已经生长，枝叶必然茂盛。近来登州妇人阿云谋杀丈夫，使丈夫重伤濒死，情理上没有什么可怜悯的地方，按照法理也十分明白。既然已经伤人，又没有自首，依法判处死刑是没有疑问的。中等才能的官吏都能立即作出判断。事情已经由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判定为死罪，但前任知登州许遵却文饰过错、掩盖错误，妄自提出巧辩，朝廷命两府制定夺议。后来又命两府定夺，再次下诏后却又收回，收回后又重新发出，争论纵横交错，到现在还没有决定。一个乡野妇人的案件，罪责放在广大四海、众多万民之中，与天下大事相比，它的细小何止如秋毫之末？朝廷想要判决这个案件，交给一名司法官就足够了，如今却纷乱到这种地步。假如再有比这更大的可疑案件，将凭什么裁决？执守条文、援引旧例，是有司的职责；推究实情、依据义理制定裁断，是君主和宰相的事情。争执辨讼，如果不依据礼就不能裁决；礼所排除的，才是刑法所取用的。阿云的事情，陛下试着从礼来观察，难道是难以裁决的案件吗？他们究竟是把谋杀看作一件事，还是两件事？谋划行为是不是构成犯罪的原因？这不过是苛细考察、纠缠不清的争论，是拘泥文字的庸吏所争执的，难道是明君贤相应当留意的吗？如今议论了一年多，后来形成法令，最终抛弃百代以来的常法，违背三纲的大义，使善良的人无处申诉，奸凶之人得以遂志，难道不是追逐枝叶而忘记根本造成的吗？像这类做法，臣私下恐怕似乎还没有掌握治理的要领。这些都是众人私下议论、暗自叹息却不敢公开说出的事情，臣独自因为蒙受恩德深重，不顾斧钺之诛，替陛下说出来。希望圣明裁察。臣司马光冒死拜了两拜上疏。辞免枢密副使札子【熙宁三年二月十二日上】臣接到閤门的告报，已经任命臣为枢密副使。随后又接到勾当御药院陈承礼传达的宣命，命臣立即接受诏告。臣禀性朴拙愚钝，不通晓时务。近来又加上衰老多病，谨慎守在原职上，尚且担心败坏职事。何况如今破格擢升、以非次第的待遇任用臣；枢密院是每日侍奉皇帝谋议、内以训练六军、外以抚绥四海的地方。用人是否得当，关系国家安危，岂是臣这样无能的人所能胜任的？恭请圣慈另选贤能，使他担任此职，允许臣暂且守着旧职，请陛下裁决。辞免枢密副使第二札子【熙宁三年二月十二日上】臣接到勾当御药院黎永德奉传的圣旨，命臣立即入宫见驾。臣屡次违背严厉诏令，本应伏受重诛。但自从听到命令以来，臣反复思量自己的才分，已经很清楚了。臣从幼年到长大，颇读经史，除此之外一无所长。对于当今事务，懵然不通；平日把臣放在闲散官职上，才勉强没有旷废败坏职事，而且臣还以为自己文章写得不好、处理繁剧事务不是长处。翰林院审官时，臣常想辞免，何况枢密府是要害之地，责任重大，一日失职，便会招致死罪。臣虽极为愚钝，却粗知爱惜自己，量力任职，这是古人所赞许的。因此宁可冒犯违诏的罪过，也不敢承受尸位素餐的讥讽。恭请圣慈察知臣的诚意，确实不是虚饰，特赐停止这项新任命，只让臣守原职，这是天地重新给臣生命的恩惠，也是下臣最大的幸运。请陛下裁决。辞免枢密副使第三札子【熙宁三年二月十九日上】

译臣先前两次辞免枢密副使，尚未得到允许，私下担心微薄的诚意未能上达，所以必须详细地再次陈奏。臣听说人的才能禀性各有能为和不能为之处，君主衡量才能以后授予官职，臣下审察能力以后接受事务，因此官职不会空废，事情也不会败坏。臣有幸生在太平时代，家世以儒业为本；臣从幼年到二十岁，闭门读书，不同外界交往。做官以来，大多在京师，较少经历外任，所以对于钱粮、刑狱等繁重急迫的事务都不能胜任，何况军旅之事，本来就是臣不熟悉的。臣只有解释经义、撰述史书，以及凭愚直弥补过失、拾取遗漏而不避怨怒，或许万分之一还有可取之处。因此每到授官之时，辞谢自己不能做的，不辞谢自己能够做的。先前授任开封府推官，因为事务繁剧曾经辞免；后来授任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因为文采不工曾经辞免；授任龙图阁直学士，因为久居谏职而没有成效曾经辞免；再次授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因为论事尚未完成曾经辞免；授任史馆修撰，因为正在编修《资治通鉴》，恐怕朝廷修国史时难以同时在两处供职，曾经辞免；除此之外，授任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史馆检讨、集贤校理、直秘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权御史中丞，这些都是朝廷清要的职务，任命书刚下，臣便立即接受命令，从未随意辞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臣自己估量才力驽钝，只要加以勉励，还不至于旷废败坏职事。天下人看见臣屡次辞谢恩命，有的认为臣不羡慕荣华富贵，有的认为臣是在装假欺骗以求取名声，这些都不了解臣。臣从幼年学习作赋、诗、论、策，参加科举应试，每三年一次投状请求磨勘，难道是不羡慕荣华富贵吗？臣如果暗中营求职位，表面上却推辞躲避，才可以说是在装假欺骗、求取名声；陛下观察臣，臣何曾如此？难道这是装假欺骗、求取名声吗？臣愚昧的心意，不过是想辞掉自己不能胜任的职务罢了。如今二府的职任，若不是天下英杰之士，不可轻易处置，岂是臣这样愚昧浅陋、才力低下的人所能胜任的？如果遇到国家大事，臣参与陪列在最后讨论的人之中，哪怕有毫厘的差错，使陛下忧虑到晚餐不能按时进食，因而连累陛下知人善任的明哲，那么臣即使被处死，也不足以抵偿罪责。何况臣一向有眼疾，不能远视，近来又很健忘，平常供职尚且害怕有废缺，何况以衰老多病之身承担这样的重任。因此臣披肝沥胆，冒昧上陈，连续再三违犯诏旨，触犯法令抵当罪责，自己也不知不觉。恭请圣慈特别怜察，依照臣先前的奏疏收回新的恩命，让臣守原职。臣忧惭不胜，诚惶诚恐，临纸叩头，俯伏等待命令。请陛下裁决。辞免枢密副使第四札子【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上】臣接到勾当御药院陈承礼传达的宣命，命臣立即入宫见驾。臣仰承圣恩，反复深厚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顽如木石，也应当有所感动改变。然而臣坚持愚昧的志向而不改变，实在是因为承受盛德的人必须有所酬报，居于重要职位的人不能毫无功劳。臣自己考虑立于朝廷，才器短浅，一无所用，只有弥补过失、拾取遗漏，或许可以略有补益。如今天下的祸患，只有制置三司条例司和各路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使者。陛下如果早晨发下一道诏令将它们罢除，那么晚上便没有事情了。因此臣不顾量力与形势，轻率地上奏陈说。倘若陛下认为臣说得对，请早日赐予施行；如果认为不对，那么臣就是狂妄愚蠢的人。如今朝廷英俊满朝，却擢用狂妄愚蠢的人，使他玷污枢密院的职位，难道不是圣政的拖累吗？恭请圣慈收回任命臣为枢密副使的恩命，命臣暂且供职旧任。请陛下裁决。辞免枢密副使第五札子【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上】臣接到勾当御药院李舜举传达的宣命，命臣立即赴閤门接受诏告。陛下的圣恩无穷，愚臣却不断推辞躲避，臣越是承受深厚的恩德，怠慢君上的罪过就越深，忧惧惶恐而失去办法，无地自容。臣私下想到，陛下这次破格任用臣，一定是认为臣的见识思虑略有可取；臣也因为受到陛下非同寻常的知遇，不能完全没有报效，所以请求罢除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及各路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使者。如果陛下果真能够实行这件事，胜过任用臣为两府大臣；臣如果能使这番话果真实行，也胜过居于两府职位。倘若臣所说的全都没有可取之处，臣还有什么脸面敢承担重任？恭请圣慈怜察，请不要再派使者召臣，收回任命枢密副使的恩命，使卑贱的臣下稍能获得自安。请陛下裁决。贴黄 李舜举传达圣旨，告诉臣说：枢密院是掌管军队的地方，各有职分，不应再拿其他事情作为辞免的理由。臣如今如果已经接受枢密副使的诏告，确实如圣旨所说，不敢再谈职分之外的事情。如今尚未接受恩命，仍是侍从之臣，对于朝廷的缺失没有不可说的。所以臣区区地贪求进献一点忠心，希望稍微补益圣政的万分之一。况且臣所说的两件事，都是去年已经上奏过的，因为没有效果，所以不敢接受今日的新恩命，并不是为了侵犯他人的职权，请圣明裁察。又臣右膝下现在长了一处疮，妨碍跪拜起身和入宫见驾，未能入见。恭请圣慈不要再派使者传召，臣只等膝疮稍愈，自己请求入宫当面陈奏诚意。辞免枢密副使第六札子【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上，不久得到诏旨，允许所请】

译臣恭敬地接到勾当御药院刘有方传达的宣命，问候慰问臣，并问臣过几日入宫见驾，命臣早日入见。圣恩深厚，不忘记微贱之臣，存问体恤十分周到。臣如蝼蚁般的生命，无足以报答，惶恐得不知所措。臣考虑到如今膝疮虽稍有减轻，尚未完全痊愈，妨碍跪拜起身，还不知道哪一天可以入见。不仅如此，臣近来曾上疏请求罢除制置三司条例司并收回各路常平广惠仓使者的任命，却没有听到朝廷稍加采纳，只听说条例司更加掌权，催促发放青苗钱更加急迫，朝廷内外的人心更加惶恐不安。在这个时候，臣还以什么心情敢于接受高位呢？所以宁可遭受严厉责罚，也不敢贸然出面。臣听说古代国家有大事，先谋议于卿士，又谋议于庶民，参酌下面的实情，同众人的愿望一致，因此事情没有不恰当的，命令没有不能施行的。从来没有四海之内的卿士大夫、农民商人和工匠商贾众口一词，都认为不对，而只相信两三个人的偏见，就能成功致治的。恭请陛下取出臣近来上奏的疏文，向朝廷内外公布，使臣下和众人共同决定是非。如果臣的话果然正确，请早日赐予施行；如果臣的话果然错误，请不要再派使者召臣，早日收回枢密副使的诏告，治臣妄言和违慢的罪，明正刑法。这样或许可以使是非不至于混淆，使臣的进退有凭，不成为天下人疑惑惊怪的对象。请陛下裁决。《传家集》第四十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第四十四卷，宋司马光撰，章奏二十七 请求罢除条例司和常平使札【熙宁三年二月二十日上】某月某日，具位臣司马光冒死拜了两拜上札，呈给皇帝陛下：臣承蒙圣旨，任命为枢密副使，仍屡次派遣陈承礼等催促臣赴任。恩德浩荡，天高地厚，并非臣粉身碎骨所能报答。然而臣私下思考，陛下任用臣的意思，大概是看中了臣狂直的性格，希望臣对国家有所补益；臣侍奉陛下的心，也不过是竭尽愚诚，以对圣德略有补助。如果陛下只是用俸禄官位来荣耀臣，却不采纳臣的意见，这就是拿天官私授给不合适的人；臣只是凭俸禄官位自我荣耀，却不能救济百姓的祸患，这就是窃取朝廷的名器来满足自己。臣实在担心上面连累陛下的大公，下方又败坏臣平素的操守。这就是臣屡次违背诏命、不敢恭敬接受任命的原因。臣看见陛下天性英明，振作精神求治，想得到好的谋略来使天下更新美好。然而谋划策划的大臣不能仰承圣意，思虑不成熟，议论不精详，只看见眼前的小利，不顾长久的大害。他们忧虑政事不能治理，却不能辅佐陛下修明祖宗的法典，反而改变扰乱先王的正刑；忧虑财利不足，却不能劝陛下恭俭节用，反而又派遣聚敛之臣，搜刮剥削平民。设置官职，就用冗官增加冗官；制定法令，就用苛细增加苛细，使四海惊恐，百姓骚动不安，却仍然固执地推行，不肯承认自己错误。臣先前曾上札说，不应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又说天下的事情应当交给转运使、知州、知县，不应另外派遣使者在其中扰乱。臣又曾因参加经筵侍坐，说过发放青苗钱不便。此后朝廷又派遣四十多名使者分赴天下，以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相度差役、农田水利为名，实际上专门负责发放青苗钱。臣私下怀疑，是自己的见识浅短，不足以知道天下变通事务；又怀疑因为臣的话激怒了谋划此事的大臣，所以他们反而更加用力推行。因此闭口不敢再说。如今推行才几个月，朝廷内外沸腾，都认为发放青苗钱不便。这样以后臣才敢再次开口说话。那些说青苗钱不便的人，大多只知道所派使者有

译的年轻位卑，凭借权势作威作福，欺凌州县，骚扰百姓，只谈论今日的危害。臣所忧虑的，却是在十年以后，而不是今日。百姓之所以有贫富，是因为他们的才性有愚有智，不相同。富人的智识稍长远，忧虑深、考虑远，宁可劳筋苦骨，穿坏衣、吃粗食，最终也不肯向别人借债，所以家中常有余财，不至于狼狈。贫穷的人懒惰苟生，不作长远考虑，今日一醉、今日富足，便再没有余剩；急迫时向别人借债，积累到不能偿还，以至于卖妻卖子，冻饿而死、尸体填满沟壑，却不知道悔改。因此富人常常借贷给贫民以使自己富足，贫民常常借贷给富民以维持生存。虽然苦乐不均，但还能够彼此资助来保全生命。如今县官却自己发放带息的钱，在春秋两季借给百姓；富民都不愿借，贫民却想得到。提举官想以发放得多作为功劳，所以不问百姓贫富，按照户等强行摊派给他们。富民所得的债仍然很多，贫民所得的债稍少；多的达到十五缗，少的也不少于一千钱。州县官吏担心因拖欠而获罪，必定让贫富相互配合，共同编成保甲，并让富人担任首领。贫民得到钱，随手就花光；将来粮食稍有歉收，连两税都不能缴纳，更何况利息钱，当然无法偿还。官吏催逼得急，他们就四散逃亡。富人不逃走，就独自偿还几家所欠的钱；力量耗尽、不能继续偿还，官府必定为他们暂缓搁置。春季的债还没有还清，秋季的债又来了，年年拖延，债务负担越来越重。遇到灾年，就流转逃亡、死亡；幸而遇到丰年，州县官吏又一并催收多年积欠的债务，这是使百姓无论丰年还是灾年，都长期没有恢复生息的时日。贫民已经耗尽，富民也会变贫。臣恐怕十年以后，富民所剩无几了。富民耗尽以后，假如不幸国家边境有警，兴师动众，所有粮食、布帛和军需费用，将从谁那里取得？臣不知道如今天下发放的青苗钱总共有几千万缗。如果民力已经耗尽，又加上水旱灾害，州县官吏果真有仁爱百姓之心，怎么能不替百姓向朝廷请求，乞求趁郊赦免除这些债务？朝廷自祖宗以来，以仁政养育百姓，难道能眼看他们流亡死亡，却还一定要追究他们所欠的钱吗？势必不能不听从请求者的意见。这样一来，几千万缗的官钱已经发放出去而不能收回。官钱既已发放，百姓又困苦耗竭，只让闾胥里长在催收时得到索取财物的机会，这可以说是好计策吗？况且常平仓，是三代圣王遗留下来的法制，并不是只有李悝、耿寿昌才会实行。粮价低时不伤害农民，粮价高时不伤害百姓，百姓依靠它获得粮食，官府又能收取其中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好的法令了。近来常平法之所以毁坏废弃，是因为官吏没有选对人，并不是法令本身有过失。如今听说条例司把常平仓的钱全部当作青苗钱，又把常平仓的粮食换成转运司的钱，这是想彻底毁坏常平制度，专门推行青苗法。国家每逢灾年，供军仓自身尚且不够使用，本来没有多余的粮食来救济饥民，所依靠的只有常平仓的钱粮。如今一旦全部变成青苗钱发放出去，将来如果有丰年，拿什么钱来平价收购粮食？如果有灾年，拿什么粮食来救济供养百姓？臣私下听说，先帝曾从内藏库拿出一百万缗钱，帮助天下常平仓作为收购粮食的本钱。前些日子天下常平仓的钱粮合计约有一千余万贯、石，如今无缘无故全部发放出去。将来如果想再实行常平法，重新收集起来，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数目呢？臣认为，发放青苗钱的危害还小，毁坏常平仓的危害尤其大。如今国家每有大笔费用，三司不能供给，陛下就拿内藏库的财物来供给

译。那内藏库，是祖宗历代积聚起来，准备军旅和非常之用的。假使它的财物常常像泉源一样从库中流出，没有穷尽的时候，那还可以；如果本来都是从百姓那里征敛来充实它的，那么也会有用空的时候。

译过去汉文帝想修筑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费用，估计要值百金。汉文帝说：“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我为什么要修露台呢？”太宗时，兖王曾修筑假山，召集属官置酒观赏，翊善姚坦却独自低着头不看。兖王强迫他观看，姚坦说：“我只看见一座血山，没有看见假山。”兖王惊讶地问原因，姚坦说：“我在乡村时，看见州县催收赋税，里胥来到家门抓人，父子兄弟被送到县里鞭打，鲜血流满全身，忧愁痛苦的声音让人不忍听闻。这座假山都是百姓租税所造，不是血山又是什么呢？”当时皇上也正自己修筑假山，听到这件事后立即命令毁掉。如今陛下命薛向在江淮推行贸易，给他三百万缗钱，又发放青苗钱数千万缗，其余五十万、三十万缗的钱，本来就不值得计算了。这样的费用，比修露台、假山不是多得多吗？陛下聪明仁厚节俭，本来不比汉文帝和太宗差，然而把耗弃财物看得如同粪土，大概是不知道这些财物从哪里来，原来都出自百姓的膏血。陛下如果最终相信条例司的话，推行下去而不肯改变，继续沿袭旧制，那么十年以后，富裕之家已经耗尽，常平仓已经毁坏，国库也又空虚了。不幸若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水旱灾害，饿死的人遍布原野，又加上四夷侵犯，边境告急的羽书突然传来，战车堵塞道路，攻战不止，转运粮饷也不得休息。在这种时候，百姓中瘦弱的不会辗转死于沟壑，强壮的不会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吗？秦朝的陈胜、吴广，汉朝的赤眉、黄巾，唐朝的黄巢，都是穷苦百姓所造成的。大势一旦败坏，即使有智者，也无法妥善收拾后果。臣私下想到，太祖、太宗亲自披甲戴胄，餐风露宿，跋涉山川，冒犯箭石，为子孙成就光明盛大的基业，是多么美善啊！陛下试取臣进献的历年地图来观看，从周朝末年直到本朝初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天下乱离动荡，原本就很多。至于内外无事、不见兵革，达一百多年而像本朝这样盛大的，难道容易得到吗？这正是臣特别替陛下痛惜的地方。《尚书》说：“百姓不得安宁，也正是由于王宫和诸侯的居室。” 臣私下观察如今，四夷亲近归附，边境没有惊扰，五谷调和成熟，盗贼稀少，这本应是天下和乐安宁的时候；可是内外人心惶惶，百姓不能自安，并没有别的缘故，正是因为朝廷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各路设置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使者，争相进献谋略，各自夸耀才智技巧，变更祖宗法度，侵夺小民的正常产业，搜刮财利，以求获得恩宠，并不只是青苗这一件事。至于想按亩征钱、雇人充役，决开汴水来种稻并灌溉民田，以及想放泄三十六陂的水，招募人耕种，诸如此类，数不胜数。道路上的人都共同认为不对，而条例司却自以为是高明奇特的策略，把它们写成条文交给常平使者，必定要推行到天下，恐怕它们无休止地兴办，都会像青苗法一样给百姓造成祸害。所以无论大小，人心都惶惶不安，不敢自处。如果不罢废这个机构，百姓必定永远没有休息的时候。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明白觉悟，采纳臣的意见，罢除制置三司条例司，并追回各路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使者，将他们的官员一并送交审官院，按照应当进入的职任另行差遣。已经发放的青苗钱，命州县等到丰收之日催收本金，不再收取利息；尚未发放的，不得再发放。常平仓的钱粮仍旧封存入库，命提防刑狱司负责管理，那么太平的基业就可以依然恢复原状了。这件事明白得像黑白分明，容易得如同翻掌，陛下为什么顾虑而不去做呢？如果这样做，臣即使把官爵全部辞掉，只要能够做一个太平时代的百姓，安度余年，就已经非常幸运了。假如臣的意见不值得采纳，陛下即使提拔臣而把我安置在二府，也只会使天下指责臣为贪图荣华、冒领恩宠的人，臣不知道陛下将把我用来做什么。臣不胜恳切而狂愚的诚意，惟愿圣明裁决。臣司马光冒死再拜上奏章。请陛下亲自选择台谏官的奏札【熙宁三年四月十六日上】臣私下看到，近来台谏官上书说制置三司条例司危害百姓以及吕惠卿奸邪的人，大多受到责罚贬降，有的还被加上恶名。例如吕公著辞职时的诏辞说，他竟诬称方镇有除恶的谋划，内外听到的人无不惊骇。臣私下认为朝廷的用意没有别的，只是想惩罚警戒后来的人，使他们不敢再进言罢了。国家设置台谏官，是把他们作为天子的耳目，只因担心政事有过失、百姓有疾苦、大臣专横、左右近臣奸邪，而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听闻这些事情。如今台谏官稍有怀抱刚直的志向，畏惧天下公议，忧念朝廷，怜悯百姓，触犯大臣，讥刺左右，陛下就立即治罪驱逐他们，还让大臣自己选择亲信来代替他们的职任。万一后来又成为公论所不容，便再驱逐他们，这样一定要等到得到那些庸懦阿谀、不知廉耻、依附下属而欺瞒君上、背弃公义而死守党羽的人才肯罢休。假如言路全是这类人，那么宫门以内之外、陛下耳目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即使有极大的事情、迫在眉睫的祸患，陛下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呢？这样难道是宗庙社稷的福分吗？晏子说：“君主认为可以，臣下也说可以；君主认为不可以，臣下也说不可以。” 这就像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得下呢？如今陛下让大臣自己选择台谏官，大臣又只留下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罢黜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那么陛下只和大臣两个人就足以治理天下了，何必还要设置台谏官呢？况且条例司危害百姓、吕惠卿奸邪，天下人谁不知道，只有陛下和王安石还没有觉察罢了。怎么可以反而驱逐台谏官，来增长他们施加威福的力量，助成他们的声势呢？臣私下替陛下寒心。如今已经被驱逐的台谏官，臣不敢请求挽留；只愿陛下亲自选择公正刚直的人，布置在言路上，以使四方的眼睛更加明亮、四方的耳朵更加通达，不让群臣欺骗蒙蔽陛下，那就是天下的大幸。臣受到陛下过分的恩惠，不敢闭口不言，即使死在仇敌手中，也胜过窃取俸禄、苟且偷生的人。请陛下裁决。

译论李定奏札【熙宁三年五月二日上】臣私下看到，近来朝廷任命秀州推官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李大临、苏颂等人多次封还诏令词头。这几天外间都说朝廷已经因此停止任命，今天又听说奏札下达到了舍人院，必须命令他们起草诏词。臣私下猜想，朝廷知道李大临等人已经多次封还词头，如今又让他们起草，他们就会陷于前后反复，必然难以奉诏，于是想以违抗诏命的罪名治罪，使今后凡是朝廷施行的政令，群臣都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百官之中，除非是苟且附和、容身求安的人，否则都不能立于朝廷；政令有所得失，陛下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呢？晏婴所说的“以水济水”，贾山引用秦朝末世来告诫汉文帝，正是忧虑会这样。臣先前论说驱逐台谏官，如今又论说李大临等人，并不是偏爱这几个人，正是替国家忧惜言路断绝。伏望陛下审慎思考并谨慎施行，不要使聪明终于受到壅蔽，那就是天下的大幸。请陛下裁决。贴黄 国家破格任用人才，固然没有固定不变的法则；然而一定要使众人的心都心悦诚服，然后才算美善。因此尧、舜并不是不聪明，他们任命官员时，都先同四方诸侯和州牧谋议，既然众人的意见一致，又明白地考察其功绩，然后才任用，所以举用人才不会错失有能力的人，上下都和谐兴盛。臣一向不认识李定，实在不知道他的品行和才能究竟如何。陛下如果确实知道他贤能，为什么不暂且逐步试用他，等到功效显著、众人都知道以后，再破格提拔任用，那谁会说不可以呢？何必今天一定要同臣下争较胜负，这大概不是人君宽广的气度。请求免除永兴军路苗役钱奏札【熙宁三年十一月二日上】臣奉诏担任永兴军一路安抚使，臣私下看到，陕西百姓自城、绥州以来，供应各种摊派以及转移税赋，送往近边州军；近日又有环庆的军事事务，加上今年大旱，五谷不熟，已经有不少人家流离迁徙。国家本应急切地保存抚恤他们，使百姓安定聚居。臣又看到先前发放的青苗钱给贫困破产的百姓造成了不小的祸害，臣已经多次上书陈说，不敢再烦扰圣听。如今又听说议论者想让州县把各种服役人员一时全部罢免，由官府雇人供职，却让百姓平均缴纳免役钱，随同两税送纳，甚至单丁、女户、客户、寺观等，也都命令平均出钱。如果果真实行这种办法，它造成的祸害必定又超过青苗钱。为什么呢？上等人户向来轮流充役，有时还可以休息；如今每年都出钱，便是永远没有休息的时期。下等人户以及单丁、女户等，向来不服役，如今全都让他们出钱，就是使孤贫鳏寡之人也不能免除劳役。钱少，就不足以雇人；钱多，就必须加重向百姓征敛。雇人不足，公家的事务就会缺失；加重征敛，众人的心就会忧愁怨恨。自古以来，徭役都从百姓身上出，今后一旦改变这种办法，还没有看见它有什么好处。况且受雇的人都是游荡之徒，让他们看守官府财物，必定会侵吞盗窃；让他们办理公事，必定会做奸邪之事，一旦事情败露，便挺身逃亡，没有田宅宗族的牵累。提出建议的人也知道这种办法不可行，于是说：如果雇召的人不足，就依照旧例轮流差役，并支给各防所规定的雇钱，足以完成役事，那么自然会有人应募。如今既然没有人应募，必定是因为钱少，不足以充役。这只是徒有免役的名义，实际上劳役仍未免除，不过无缘无故把税额普遍增加了数倍而已。青苗钱以债务形式贷给百姓，还要收取利息，已经是困扰百姓的办法；如今又让百姓平白承担数倍的税，百姓怎么会不困苦窘迫呢？富裕繁盛的地区尚且不能承受，何况陕西多年供应边防，民力已经凋敝，怎么可以再做无益的事情来扰害他们呢？伏望圣慈特意免除永兴军一路的青苗钱、免役钱，以爱惜民力，专门供给边防费用；其余路分，则由朝廷裁量决定。请陛下裁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十一月〕 臣先任谏官时，看到国家抽调、刺配陕西义勇，臣曾多次上书论列，认为这只会使百姓忧愁痛苦，对军事使用没有益处。近来听说环庆路使用义勇同西方贼军作战，他们望风溃败，死伤很多，以致主将陷没，这是义勇不可使用的明显验证。臣私下听说议论者还想训练义勇来抵抗西方贼军；如果只是命州县训练他们守卫防御乡土，还不至于在人情上造成大扰乱。如果要派他们戍守边境，或者像庆历年间那样刺配为正式士兵，那么众人看见环庆两次失败，就好像无罪而被送往死地，恐怕在人情上极不安宁。国家既然重重征税来耗尽他们的财产，又逼迫他们作战来断送性命，这是驱赶良民使他们成为盗贼。作为官军，他们爱惜生命，所以望风退走；作为盗贼，他们反而会拼死作战，自然可以一人抵挡百人。臣恐怕今天教他们挽弓、射箭、击刺，反而成为日后做盗贼的资本。朝廷的议论，臣不能知道；万一确有此事，诏令下达时臣就来不及论说，何况臣将远离朝廷，所以不得不事先进言。请陛下裁决。请求留驻各州屯兵奏札【熙宁三年十一月上】臣奉诏担任永兴军一路兵马都总管、安抚使，臣私下听说，本路所管十州屯驻的禁军非常少，大多是边缘地区就粮的兵士，平时分成上下两番，有一半驻在各州；一旦边境稍有紧急情况，便全部抽调离去，各州就完全没有守卫的兵士。臣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不能忽视，必须想到祸患并预先防备。戎狄侵犯边境，固然应当竭力抵御；然而腹地州军怎么可以完全没有武备？何况各州都有军资、甲仗，城镇和百姓居所，万一敌骑突然奔突，间谍在内部响应，或者盗贼乘虚而入、奸人突然发动，本州官吏手下没有兵，即使有智谋勇力，又将施展在哪里呢？臣愚见，各州应各自增添一指挥禁军屯驻；其中永兴军是关中的根本，应增添两指挥。如果朝廷没有别的兵士可以拨调，只请求从边缘地区就粮的兵士中，依照这个数目都留在各州屯驻边境，不得再行勾抽，这样贵在遇到缓急时不至于失去防备。请陛下裁决。《传家集》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四十五，宋司马光撰，章奏二十八 谏西征奏章【熙宁四年正月一日上】某月某日，具位臣司马光冒死再拜上奏皇帝陛下。臣因才干不足，错误地承受朝廷任用，待罪于长安，同时兼领一路十州兵民的重要权柄。臣临行辞朝那天，承蒙陛下面谕：凡是边防事务以及朝廷政事的得失，有所听闻和见到，都要一一上奏。臣接受命令以来，既惭愧又恐惧。惭愧的是，圣上的知遇深厚，责任极其重大；恐惧的是，自己的才智见识浅薄，无法胜任。早晚忧愧于心，不敢安居。臣自进入本路以来，看到流离迁徙的百姓，在道路上接连不断。询问乡里人家，他们都说今年夏天大旱，禾苗枯萎，黄河、渭水以北完全没有收成，只有南山下面稍有收获。到了秋天又连下淫雨，一个月不放晴；禾苗虽然有穗，往往没有果实；即使有果实，往往没有米；即使有米，大多又细又黑，一斗粟舂捣簸扬以后，不过只能得到三四升米。谷价接连上涨，民间多年困于各种科派调发，向来没有积蓄，不能彼此赈济，因此不得不分开家庭、减少人口，分别到西京、襄、邓、商、虢等州就食；有的受雇做客工，有的烧炭拾柴，有的乞讨盗窃，以度过早晚。在这种时候，国家只应当用安静来镇定百姓，减少停止各种事务，节省用度；这样租税自然减轻，徭役自然减少，拖欠自然可以宽免，科派征敛自然会停止。四种祸患一旦除去，民力自然充足，民间财物自然丰饶，乡里自然安定，流亡的人自然回来，原本不必等到陛下在内忧劳、宰相在外辛苦，然后人人才能得到安置。假如不是这样，国家即使想减轻租税、宽免拖欠，所需花费的钱财又从哪里得到？即使想减少徭役、停止科派，所要办理的事情又从哪里完成？四种祸患不除，即使每天颁下恩泽的诏书，百姓仍免不了流离转死。大概想要停止沸水，不如先断绝柴薪；想要安定百姓，不如先减少事务。这是眼前的验证，并不难知道。臣到任以来，看到朝廷以及宣抚等司的指挥，把义勇分成四番，想让他们据此到边境戍守；选取各军骁勇精锐以及招募乡里的恶少作为奇兵；制造干粮、皱饭、布囊、力车，以备运输粮饷；把每年赏赐、秉常的物资全部取出，分发给边境各路；又竭尽内地府库的甲兵财物来资助。只以永兴一军【一作“路”】来说，就发出人马甲八千副、钱九万贯、银二万三千两、银碗六千枚，其余细碎物品更是数不胜数。动不动都以军期逼迫，上下相互催逼，急迫得像星火。官吏狼狈不堪，下层百姓惊疑不安，都说国家将要在今年春天大规模出动六军，长驱深入，前去讨伐秉常。我地位疏远卑微，不能预先听闻朝廷的议论，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虚是实。昨天亲自承受圣上的训谕，认为当前的边防计策只应谨慎严密地守备，等到敌人入侵，就坚固营垒、清空原野，使他们来后没有所得，军队疲惫、粮食用尽，便可以坐等收取他们的弊病。臣退下后思考，圣上的谋略高远，深得王者驾驭戎狄的道理，实在是天下的福分。等到了关中，却看见所有的防备设置，全都是为出征调度准备的。臣不知道是有关部门在外面没有领会圣意，因而造成这样的张皇失措，还是陛下默默运筹神妙的计划，不让臣这样愚昧卑微的人知道其中实情。臣不胜惶恐，白天忘了吃饭，夜里废寝不眠，心中寒冷、双腿发抖，私下替陛下感到危险。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自古以来，国家富强、将领良善、士卒精锐，却因为君主喜好战争而不停息，终于导致危乱的，很多很多。何况如今公私财力都已困竭，将领愚昧、士卒怯弱，却想驱赶他们到塞外去捕捉凶悍的敌人，必然不会成功。不只是没有功劳，今后的祸患也很多，无法一一说尽。如果朝廷本来没有出征的意图，那么为什么白白散尽府库财物，疲敝百姓的力量，最终却没有丝毫成效？万一将来敌骑入侵，府库已经耗尽，民力已经困乏，又将凭什么抵御呢？臣先任御史中丞时，朝廷将要发动绥州战役，臣曾上书说，国家首先应当整顿百官、修治各项政务、安定百姓、充实仓库、选拔将帅、确立军法、训练士卒、精良器械这八件事，全部具备以后才可以征伐四夷。如今这八件事没有一件胜过从前，何况关中又遭饥荒，十室九空，做盗贼的人已经纷纷出现，县官仓库的积蓄所剩无几，却想轻率调动大军，横去挑衅强悍的敌人，这是臣最为恐惧的事。有人又说，国家还没有讨伐秉常，想先试一试兵力，诛灭一个小部族。如果果真如此，更加不可。为什么呢？如今竭尽关中的财力，大规模兴师动众，却舍弃有罪的强大敌寇，去诛杀无辜的小部族，胜了也不光彩，败了更会成为笑柄，将来便无法再向戎狄发号施令。这两种打算都不可行。伏望陛下深刻鉴察安危的关键，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在形势尚未形成时挽救它，赶快下达明确诏书，抚慰晓谕关中百姓，说明朝廷不作出征的打算；义勇不再分番到边境戍守，也不再选募奇兵；凡是为运输粮饷而调发人员、制造器具的事情，全部命令停止，以爱惜内地仓库的储备，准备春深时赈济救助饥饿贫困的人。这样做，难道只是百姓的幸运，也同样是社稷的福分。臣忧虑迫切，不能胜任，直抒赤诚。惟愿陛下裁察。臣司马光冒死再拜上奏章。奉诏陈说朝政过失状【熙宁七年四月十八日上】

译右臣接到西京公文，奉三月三十日诏敕：“朕涉世日浅，对于治理国家昏暗无知，政事失去中正，因而触犯阴阳和气。于是从冬天直到春天，旱灾肆虐，天下四海受灾的地方很广。近来下诏命有关部门减少日常膳食，避开正殿，希望以此弥补过失、消除灾变。日子一天天过去，仍未看见停止和应验。下民嗷嗷待哺，生命将近危亡；朕半夜起身，震惊恐惧，不能安宁。长久追想自己的过错，却不知道祸患究竟从哪里产生。或许是朕听取采纳意见不合乎道理吗？审理诉讼没有符合实情吗？赋税征敛失去了节度吗？忠诚的谋略、正直的言论郁积在上面，阿谀奉承的人却加以壅蔽，以成就自己的私利吗？为什么祥和之气长久不能奏效呢？”应当让内外文武臣僚都可以用实封上书，直言朝政的过失，朕将亲自阅览，考察寻求其中恰当的意见，以辅助政事治理。三公大夫务必尽心相互警戒，以成就朕的志向。臣伏读诏书，高兴得流下眼泪。从前成汤以六件事自责，如今陛下以四件事求取谏言，圣人的作为，虽处不同时代却相互符合。诏书所说的，都是当今的深重祸患。陛下既然已经知道了，群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到的，便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便会光大。”陛下如果确实知道事情是这样，又能果断坚定、毫不疑惑，不被左右近臣所改变，那么怎么知道今天的灾异不会像太戊时的桑树谷树、髙宗时的野鸡鸣叫、成王时的雷风、宣王时的旱魃一样，反而成为宗庙和百姓的福分呢？然而自从诏书下达以来，臣不知道内外群臣中是否也有人把当前的急务、百姓的疾苦，竭力替陛下分别明白地陈说了呢？一定有这样的人，只是臣还没有听到。臣私下不自量力，想到我们父子承受国家深厚的恩惠，充任侍从之职；过去在朝廷时，多次以狂妄浅陋的意见冒犯圣听，后来又以衰病请求闲散官职，四年以来不敢再参与国家的议论。幸而遇到陛下发布罕见的诏书，询问朝政的过失，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古人即使身处田野，还不忘记君主，何况身居官位、享受俸禄的人呢？所以臣不敢畏惧当权者、躲避众人的愤怒、爱惜自身、保全妻子儿女。臣心里知道时事值得忧虑，却闭口不言。臣私下观察陛下英明睿智的天性，世间少有、无人可比；即位以来，专心致力于求得治理，以继承先帝、守成循文为可耻，向上仰慕尧、舜的盛德，向下也不失汉、唐的盛况。提拔俊杰人才，使他们执掌政事，所说的话没有不听从的，所出的计策没有不采用的。所称誉的人便破格升迁，所诋毁的人便斥退。陛下垂衣拱手，听任他们施展；推心置腹，没有人能够离间。即使齐桓公任用管仲、蜀先主任用诸葛亮，大概也比不上。执政者也都尽心竭力，以满足陛下的愿望，以身为周公自任为荣耻，不愿做庸碌守法、因循旧例的臣子。这样本应各种政务相继端正，士农工商都丰足安乐，颂扬之声遍布四方，祥瑞接连到来，这才是应有的效果。然而六年之间，各项政务纷乱，四民失去生业，怨愤的声音令人不忍听闻，灾异之大，古今少有相比，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是执政大臣辅佐陛下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吗？所谓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就是喜欢与自己相同的人，厌恶与自己不同的人。陛下既然把威福的权柄全部交给他们，让他们制定新法来使天下获利，本应同众人共同商议，舍弃短处、选取长处，以求尽善尽美；可是他们却只任自己的意志，厌恶别人攻讦诘难。群臣中同意他们的，便破格提拔；不同意的，祸辱便随之而来。人的常情，谁肯抛弃福分而选择祸患，离开荣华而趋向耻辱呢？于是天下士人中热衷富贵的，纷纷附和他们，争相劝陛下更加信任委托他们，顺从他们的言论，以严厉刑罚断绝异议；这样做的人往往很快就得到美官。近年以来，内外掌握政权的人都是这类人；怀抱忠直、坚守廉耻的人都被排斥废弃，有的还遭受罪谴，无法容身立足。至于台谏官，是天子的耳目，用来规正朝政的过失、纠察大臣的专横，这本应由陛下亲自选择，却也让执政者选择；他们专门任用自己亲近喜爱的人，这些人稍有违逆，便加以贬逐，以警戒后来者，一定要得到最为谄媚的人才让他担任台谏。这样一来，政事的错误、群臣的奸诈、下民的疾苦、远方的冤屈，陛下又从哪里能够听到、看到呢？又有奉命出使、到四方询问利弊的人，也都是他们亲近喜爱的人；这些使者事先都接受他们的意旨，凭借他们的声势来逼迫州县官吏。善恶都取决于他们笔下的记载，升降都由他们口中的言辞决定，州县官吏光是承迎奉顺尚且来不及，哪里有空同他们讨论利害、建立不同意见呢？他们入朝奏报时便说，州县守宰都认为这样便利，长久可以施行。陛下只看见他们的文书灿烂可观，便以为法令最为完善、众人谋议都已一致，哪里知道他们在外面是怎样做的呢？有的人还增加条目，务求新奇巧妙，互相陈说利弊，各自改动制度，使统一的法令日异月更，长久不能确定，官吏百姓都不知道该听从什么。这是因为沿袭旧法便没有功劳，出奇制胜便有奖赏；他们所做的都是谋求自身进身的私计，并没有有益于国家、便利百姓的心意。又命使者督责各地监司，监司督责州县，上下相互催逼，争相做得苛刻；奉行新法稍不尽力，就说是不称职，立即停职替换；或者还不熟悉新法，偶然有所违犯，也都不予宽赦，降职罢官，所受罪罚与犯贪污罪相同，甚至重于犯一般私罪。州县官吏只顾奉行文书、设法免除罪责，已经没有余力顾及百姓的事情了。又暗中派遣巡逻士卒，监听市井道路上议论诽谤的人，抓住他们加以刑罚；又张榜设立奖赏，招募人告发、捕捉诽谤朝政的人。臣不知道，自古圣帝明王的政治，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从前尧向众人考察意见，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舜告诫群臣说：“我有错误，你们要辅弼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我，退下以后却在背后议论。”这正是他们被称为帝王中最杰出者的原因。秦朝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杀害直谏之士，禁止人们私下谈论；到了它祸败之时，行路的人都知道其中的缘故，只有秦朝自己不知道这正是留给万世的鉴戒。子产辅佐郑国，郑国人到乡校游息，议论执政的是非；有人请明白地拆毁乡校，子产说：“为什么要这样？人们早晚从官府退下来，到那里议论执政做得好不好；他们认为好的，我就实行，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这就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我只听说用忠善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用威势来防止怨恨。难道不能立即制止吗？但那就像堵塞河流，大水决口时，伤害的人一定很多，我也不能救。不如开一个小口使水有出路，不如我听到这些意见并把它当作治病的药。”如今的执政者为什么不同于古代的执政者呢？齐景公对梁丘据说：“只有梁丘据和我相和啊。”晏子回答说：“梁丘据只是同你一样，怎么能叫作和呢？”

译所谓和，就像调羹一样，用水、火、醋、肉酱、盐、梅来烹煮鱼肉，厨师调和它们，使味道协调，补足不足，减少过头；君子吃了它，心情便得到平和。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君主认为可以，其中却有不可以的地方，臣下便献出不可以的意见来成就其中可以的地方；君主认为不可以，其中却有可以的地方，臣下便献出可以的意见来去除其中不可以的地方。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违背原则，百姓没有争斗之心。”如今的梁丘据却不是这样：君主认为可以，他也说可以；君主认为不可以，他也说不可以。这就像用水调和水，谁能吃得下呢？如今朝廷的臣下，在回答诏问、进献治道时，难道也有不同于梁丘据的吗？卫君所说的计策不正确，群臣附和的声音却像出自同一张口。子思说：“以我看来，卫国所说的正是君主不像君主、臣下不像臣下。”人主自己以为正确，众人的谋议就不能进献；事情本来正确而只是赞美它，尚且会拒绝众人的谋议，何况一味附和并不能增长恶行呢？不察看事情的是非，只喜欢别人赞美自己，这是昏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不衡量道理所在，只用阿谀奉承来求得容身，这是谄媚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君主昏暗、臣下谄媚，却处在百姓之上，百姓不会与他们相亲。这样下去，国家就不像国家了。子思对卫侯说：“您的国家政事将会一天比一天坏。您说话自以为正确，卿大夫没有人敢纠正您的错误；卿大夫说话自以为正确，士人和百姓没有人敢纠正他们的错误。” 君臣已经自以为贤能了，下面的群臣又异口同声地称他们贤能。称赞他们就能顺从而获得福分，纠正他们就会违逆而遭受祸患。这样一来，善从哪里产生呢？如今执政者主持新法，下面的群臣异口同声地称赞它贤善，难道同卫国的政治有什么不同吗？所以士大夫愤懑郁结，只能面对屋壁暗自叹息而不敢开口；百姓饥寒憔悴，怨恨叹息、号哭，却没有地方申诉。这就是陛下所说的忠诚正直的谋略郁积在上面、阿谀奉承的人加以壅蔽来成就私利。假如忠直之士退避隐伏，阿谀之徒充满身边，却希望各种政务端正、四民安乐、颂声遍布、祥瑞降临，当然很难做到。如今朝廷政务的缺失，大的不过有六项：第一，广泛发放青苗钱，使百姓的债务日益加重，而县官实际上没有所得；第二，免除上等人户的劳役，却征收下等人户的钱，来养活游荡之人；第三，设置市易务，同小民争利，却实际耗散官府财物；第四，中原尚未治理好，却侵扰四夷，得到的少而失去的多；第五，编结保甲，教习凶器，使农民疲惫受扰；第六，信任狂妄狡诈的人，妄自兴办水利，劳民伤财。至于其他琐碎的柴米盐酱之事，都不值得向陛下陈说。舍弃大的而谈小的，舍弃急迫的而谈缓慢的，表面上做出进谏或推荐的姿态，内心却怀有依附求容的打算，这是最奸邪的人所做的事，臣不敢这样做。这六件事所造成的祸害，无论身份贵贱、才智愚明，没有人不知道。甚至陛下身边前后的臣子，每天称赞新法美善的人，他们心里也知道新法不可行，只是想迎合圣意、依附执政，窃取富贵罢了。一旦陛下的意向改变，他们所说的话也会随之改变。臣如今不敢再浪费简札，叙说利害来烦扰圣听，只愿陛下不要询问阿谀之党，不要顺从权臣的意旨，果断地决定罢除新法，一定会有人能够替陛下详细陈说这些事情。这六件事中，青苗钱、免役钱造成的祸害尤其大。米和布帛，是民力所生产、拥有的；谷物和布帛，是百姓可以耕田养蚕而得到的；至于钱，是县官铸造的，百姓不能私自铸造。新法实行以前，民间的钱本来就已经很少了。富商大贾藏有钱财的或许有一些；农民中富裕的，也不过是占有的田地稍广，积存的粮食稍多，房屋修整完好，耕牛不必向别人借用罢了，从来没有在家中积存数以万计钱财的。贫困的农民衣衫褴褛，不能遮蔽身体，糟糠也不能填饱肚子，秋天盼望夏粮成熟，夏天盼望秋收，有的替人耕种，有的靠采集拾取来维持生活，也有从未见过钱的。因此古代役使百姓，总是根据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来征取。农民服役，不过是出力；缴税不过是出谷物和布帛。到了唐朝末年战乱兴起，才开始有缴纳钱税的，于是白居易讥讽说：“私人家里没有钱炉，平地上也没有铜山。”意思是责令百姓拿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如今有关部门制定的法令却不是这样，无论市井还是田野的百姓，从内地到边远地区，从早到晚，只向他们索求钱财。农民遇到丰年，低价卖掉所收获的粮食来缴纳官税；同平常年份的价格相比，有时斗斛中的数量要减少三分之二，有时要加价十分之二才能卖给别人。若遇到灾年，没有粮食可以卖，官吏不停地逼索钱财；想卖田，家家都卖田；想卖房，家家都卖房；想卖牛，家家都卖牛。没有田可以卖，便只好砍伐桑树、枣树，拆下房屋木料，卖掉柴薪；或者杀牛卖肉，得到钱来缴纳官税。一年这样，第二年将靠什么生活呢？所以自从实行新法以来，农民尤其受到它的祸害。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农民既然失去生业，其他百姓又到哪里取得食物呢？如今货币越来越贵重，物价越来越低，即使年成饥荒，谷物也不十分昂贵，但百姓却更加困苦。替国家筹划的人，难道不能稍微思考一下其中的缘故吗？这都是搜刮钱财造成的祸害。北边直到塞外，东边覆盖海滨，南边越过江淮，西边达到邛蜀。自去年秋冬以来，雨雪极少，井泉溪涧往往干涸，冬小麦、春小麦都没有收成，百姓已经绝望。初夏已经过了一半，秋季播种还没有进行，中等人户以下大多缺粮，只能采摘树木果实、挖取草根来勉强度过早晚。假如再这样持续几个月，将会怎样呢？在这种时候，州县官吏却催逼青苗钱、助役钱，不敢稍有迟缓，鞭打、枷锁、拘禁，只怕不能按期完成；妇女儿童惶惶不安，如同处在沸水烈火之中，号哭呼天，再也看不到活下去的希望。臣恐怕鸟到了穷困时就会啄人，兽到了穷困时就会抓取；百姓困苦到了极点却没有人救济，瘦弱的难道不会辗转死于沟壑，强壮的难道不会聚集成为盗贼吗？如果东西南北各地到处聚众起事，成群结党，日益滋长蔓延，遍布山林沼泽，践踏攻取城邑，州县不能禁止，官军不能讨伐，到了那时才商议除掉新法，又有什么益处呢？绿林、赤眉、黄巾、黑山这类人，是从哪里产生的？都是因赋税征敛疲惫不堪，又遇上饥荒，穷困无聊的百姓罢了。这是宗庙社稷的忧患，而朝廷之上却正安然自得，以为太平的基业已经成就了八九分。这正是臣痛心疾首、白天忘记吃饭、夜里忘记睡觉，不顾死亡而想要保持沉默却不能的原因。

译《易经》复卦初六说：“不远复，无祗悔，元吉。”意思是有过错而能够改正，即使有悔恨，过失也不大。《易经》复卦上九说：“迷复，凶，有灾眚，用。”意思是用兵最终必有大败，使国君遭凶，甚至十年不能出征；这是说迷失而不能返回正道，既凶险，又会给君主之道带来灾祸，尤其不利。从前秦穆公在崤山战败，作《秦誓》说：“只有古代谋臣，常说事情尚未完成而我却忌恨他们；只有今天的谋臣，我姑且把他们当作亲信。虽然如此，还应当询问这些白发老人，便不会有过失。”这大概是悔恨抛弃老成深远的谋虑、采用巧言者浅薄的计谋，以致遭到覆败，因此想要弥补过错。后来他终于洗雪前耻，强盛而称霸西戎。汉武帝征伐四夷，使中原空虚耗损，盗贼成群而起，又丧失贰师将军的军队，于是下哀痛的诏书说：“此前把绑缚马匹的书信遍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以及充任文学的郎官，他们都说敌人自己绑缚马匹，是极其不祥的。”公车方士、太史、太卜都认为这是吉兆；如今看来，计谋和卦兆全都相反错误，大概是开始觉察公卿方士的谄媚，他们回答问题不诚实，以致误了国事，心中有所悔恨。因此他禁止苛刻暴虐，停止擅自征赋，尽力以农业为根本，天下又恢复安定。自从国家实行新法以来，天下人都祈求祷告，只希望陛下能够觉悟，挽救它造成的过失，使疲惫的百姓得到苏息，就像盼望上天降下甘霖一样，日复一日直到今天。现在改变新法，还来得及挽救；再过此时，民力就会耗尽，一旦百姓涣散离心，到了那时才劳心安置聚集，难道不是很困难吗？臣私下看陛下的诏书，敬畏天灾，深深自责，言辞恳切反复，来求取至诚的言论，这说明陛下已经知道前日的过失，想要有所改变。如果只是把这些写在空文上，对新法却毫无变更，那就像面对鼎中鱼肉已经腐烂而仍不断添柴，究竟能补救什么呢？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垂下日月般的明察，振奋乾刚果断的决心，放逐疏远阿谀之人，不让他们造成壅蔽，亲自选择忠诚正直的人担任台谏官，收回施加威福的权柄，全部由自己掌握；下诏天下青苗钱不再发放，民间现有的拖欠款，按最初官府发放的本金分作数年催收，不再收取利息；免役钱全部废除，差役一律依照旧法；罢除市易务，已经积存的货物按原来买入的价格卖出，所欠官钱也只催收本金而免除利息；停止拓展土地、开辟疆界的战争，先使中原富足安定，然后再征伐四夷；停止保甲训练，让百姓从事农田、努力耕作。凡是兴修水利的事务，都交给州县官员共同审度；凡是利少害多的，一律停止。这样一来，朝廷内外都会欢呼，上下都会感到喜悦，和顺之气蒸腾而起，雨水必然普遍沾润。那些阿谀奉承、依附执政大臣的人，都是凭借新法而得到富贵的。假如陛下认为新法不对而将它舍弃，他们就像鱼儿失去了水，必定竭力争辩、固执不移。希望陛下不要听信他们。臣私下听说，陛下因为旱灾而避居便殿、撤减膳食，忧劳焦虑已经到了极点，可百姓始终没有得到这种恩泽；还不如废除这六项弊政，立即建立广博的德政，使恩泽遍及四海。又听说京师附近近来虽然下了雨，但京畿以外旱情依旧。王者以四海为家，不分远近，都是陛下的赤子。希望陛下即使顺从群臣的请求，回到正殿、恢复平常膳食，也仍应兢兢业业，忧劳四方，不要很快就自以为灾害已经消失。又有各州县奏报下雨，往往只是想解除陛下的焦虑；下了一寸便说三寸，下了三寸便说一尺，多半不符合实情，不可不加以察核。又听说青苗法规定，灾伤达到五分，就将其中应征之数暂缓征收；不仁的官吏甚至压制阻止百姓，只发放四分以下的税粮，这尤其是应当治罪的。臣身处闲散冗余之地，朝政中即使有些小小的得失，臣本来也不敢参与过问；如今眼看百姓这样困苦于新法之下，必将成为朝廷的深忧，而陛下却一点也不知道。又从今年以来，臣的衰老疾病日益加重，恐怕万一像草木遇霜露那样突然死去，怀抱着忠而未尽的情意，长久在黄泉之下抱恨，因此冒死再为陛下说明这些事。倘若陛下仍然弃置轻忽，不肯相信这些话，那就是天意，臣也不敢再说了。冒犯天子威严，臣惶恐恳切至极，实在无以胜任惶惧之情。荐举范祖禹状【元丰七年十二月上】臣以为，报效国家的忠心，没有比荐举贤士更重要的；辜负国家的罪过，也没有比埋没贤才更严重的。臣恭敬地看到，奉议郎、同编修《资治通鉴》范祖禹，见识明敏而性情温良；好像不善言谈，却好学能文，而且谦逊含晦、不自夸耀；好像一无所有，却操守坚定正直，不显露锋芒；身体柔弱得好像衣服也承受不住。祖禹是如今正议大夫、致仕范镇的兄孙。祖禹还不到二十岁、作为举人时，臣已经认识他了。如今他四十多岁，品行义理完美坚定，始终如一。祖禹所作所为的始末，没有人比臣更熟悉。熈寜三年，臣上奏荐举祖禹，使他由此前任资州龙水县事改为同修《资治通鉴》，到现在首尾已有一十五年。由于臣固执地编纂此书，久而不能完成，以致祖禹长期被耽搁、沉沦下位，不能早日被朝廷知晓任用。而祖禹安然恬静、沉默自守，即使一生处在低位，也好像完全可以接受，从来没有仕途滞留的怨念。臣实在孤陋寡闻，所认识的人极少，在士大夫中很少遇到能与他相比的人，更何况像臣这样的人，远远比不上他。臣所说的这些，全都依据事实，不敢过分赞美。如今所修的书已经完成，祖禹应当归入吏部，另行授予差遣。臣私下替朝廷惋惜这样一件良才美质被抛弃在荆棘荒草之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恭请皇帝陛下特别予以采纳，可以让他到秘书省供职，观察他的著述；或者让他入侍经筵，考察他的学问和品行。至于其余的任用进升，都由圣意决定。倘若朝廷采纳并擢用他，日后他的表现不如臣所荐，臣甘愿与他一同承担罪责。再乞西京留台状【元丰八年二月上】臣先于元丰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接受诏命，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等任期满三十个月，等候替代人员到来后再赴朝廷；到本月此任就要期满了。臣想到自己天性虽然极其愚钝，但粗略地曾经从师学习，平生所守的原则是不敢忘记诚信，即使遇到平民也从未胡乱说话，何况对朝廷，岂敢欺骗蒙蔽？臣今年六十有七，耳目手足虽然还没有完全衰退，但数年以来昏聩健忘尤其严重，举止行动、言语作为常常差错失误，让臣处理繁杂艰难的事务，实在不能胜任。这并不是臣贪生惜身，而是一定担心坏了事情。但臣前后提举崇福宫已经四任，坐享俸禄供给，完全没有掌管事务，如今又来有所请求，实在内心惭愧。臣私下见到，西京留司御史台和国子监，比起宫观来说略有一些职事。恭望圣慈俯加怜察，特在上述两处差遣中授予臣一任，使臣能够领取俸禄、借以庇身，奉养残年；这样就是陛下爱惜臣民、始终周全的恩赐，也可使臣尽力办事，同时满足公私两方面的便利。

译乞奔神宗皇帝丧状【元丰八年三月十七日上】臣先前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到今年二月任期届满。臣因为数年以来昏聩健忘特别严重，处理繁杂艰难的事务实在不能胜任，不久前已写状奏陈，请求在西京留司御史台和国子监中授臣一任，尚未奉到朝廷的批示。本月七日，忽然奉到遗制，大行皇帝突然抛弃天下。臣悲哀失措，摧折绝望，无处自容。臣想到自先帝登基以来，先帝过分地知遇臣，特意把臣提拔出同辈之中，首先置于翰苑，继而任职宪台，也曾一度充任，令臣辅佐枢府。臣自知没有才能，不敢冒居其位，极力辞去职任，愿意退居冗散之地；先帝也承蒙慈悲宽容，曲从臣的愿望，用俸禄养着臣，不责求臣承担职事，使臣优游自便，已有一十五年。近来书成之后，臣又蒙恩升职，褒奖嘉许、赏赐财物，都超过同等人员。圣恩浩荡，像天高地厚，实在无法用言语形容。刚听到讣告时，臣就想号哭奔走，直接前往京师，瞻望梓宫，表达臣子的一点诚心。又想到本朝旧例，如昭陵、定陵二陵，从来没有近臣奔丧的先例。加上臣先前已经请求任西京留台、国子监，尚未奉到进止，徘徊疑虑，不敢擅自行事。如今臣私下听说观文殿学士孙固、资政殿学士韩维已经到达阙下，臣正自责备，不敢安居，已经在本月十七日离开西京，想请求也赶赴朝廷，随百官的班次入临哭吊。将在前方道路上等候，听候指挥。申报宣抚司暂缓制造干粮皱饭状【熈寜三年十二月一日上】据都转运司公文，依宣抚使衙门札子节略，制造干粮时，每州军将粟一斗改制成干粮五斤，仍酌量拨给柴薪钱。查核得知，近来接到宣抚使衙门札子节略的指挥，沿边四路十四州军以及近里的永兴军、河中府、同州、耀州、干州、凤翔府等州军，要把粟饼、皱饭改制为干粮。本司已经两次发文催促各州军，赶快改制施行完毕。如今又接到上述宣抚使衙门札子，已发文给各州，将粟一斗改制成干粮五斤，仍酌量拨给柴薪钱。如果缺少粟，就赶快筹措、收购，以便改制干粮；所需柴薪钱，也酌量拨给施行完毕。请依照札子施行。以上所述如前。查考得知，先前接到中书札子节略，奉圣旨：今后征发义勇赴沿边作战守备，命令他们自行携带一个月的口粮，并用折合的本户税物充当。若不能自行准备，只请求在征发的州军预先领取一个月口粮携带前往，也听从。又查得永兴军近来接到都转运使司公文，依宣抚使衙门札子，近来奉朝廷指挥，义勇轮番上戍，命令随带一秤干粮到驻防州军，必须预先改制干粮，准备发给并随带前去。现将札子送交陕西转运司查核：近来下达的义勇分番条贯指挥规定，沿边四路十四州军以及近里的永兴、河中、同、耀、干、凤翔六州府，应迅速查明义勇所居的县份；就近在省仓斗斛中，如有粟或白米，便按照义勇应随带的干粮秤数，抽出一部分改制成粟饼、皱饭。如现有粟数不多，就全部改制成皱饭；并趁此时制造两番义勇应随带的数量，免得不合时令，蒸煮后容易损坏变质。每一秤干粮都要用官布缝制袋子，依法封印后收存。义勇轮番上戍之日，按数随带。臣私下详细考虑，义勇戍守时，每人每天发米二升半，一个月的口粮就是七斗五升。如果再加上干粮一秤，以及器械、衣装、盘缠等物，只怕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承受。况且如今改制干粮、皱饭，必须摊派给百姓；正值饥荒、民间困窘之际，虽然说酌量拨给柴薪，也不可能完全没有骚扰。何况现在各县官仓中的粟米极少，昨天奉朝廷指挥，给第四等、第五等缺粮人户各散发二石，尚且没有准备；如果再制造干粮、皱饭，那么将来二三月正是缺粮的时候，还拿什么东西来救济，必然会造成大批百姓无所依归。臣私下看到，庆历年间议论要出兵讨伐元昊，也曾命令陕西各州制造数量不少的干粮、皱饭，后来既没有出兵，那些干粮、皱饭在各地堆积多年，腐朽得不能再吃，全都成了废物。如今官府的钱粮比庆历年间更加难以取得，如果再制造这些东西，只会使公私徒然劳费，最终没有用途，实在可惜。又国家如果只是准备边防戍守，边境本来就有仓廪，不需要干粮、皱饭。如今接到指挥制造上述干粮、皱饭，还命令每十天申报一次，以便仓促办理，臣私下担心百姓猜疑，以为国家又要出兵，必然使远近惊慌忧惧，无法消解。指挥下达到这里时，臣认为此事不够稳妥，已经指挥本路前述五州军暂且不要制造干粮、皱饭，另行听候宣抚衙门的指挥。谨具状申报宣抚使衙门，恭望裁度斟酌，早日赐下指挥。乞罢修腹内城壁楼橹及器械状【熈寜四年正月三日上，不久得到诏旨，依奏准行】据熈寜三年十一月初七日枢密院札子节略：查核得知，近来因为麟府路丰州及外堡寨的官吏懈怠失职，不修缮完备城池、楼橹、器甲等，已经奉圣旨分别降官、断遣，并札告三路转运司，遍行发文给所辖沿边州军，使其知道。近来又据陕西路提刑宣抚司奏报，华州甲仗库中的弓弩不堪使用，原来是监官和本州官员全都不用心检查防护，致使有误于紧急使用；其钤辖卢戭坐享优厚俸禄，空占当值兵士，完全不办理职务，朝廷已经命令鄜延路经略司举荐官员，差替卢戭。华州甲库弓弩不堪使用，本州当职官员全不用心检查防护，也令宣抚司派官员查勘上奏。臣私下担心各路也有不修完城壁、器甲等处，奉圣旨命令河东、河北、陕西经略安抚司，指挥所辖州军，委派官吏仔细检查，务必在近日修完城壁、楼橹，使其坚固，器甲精良锋利。如果将来朝廷专门派官检查，发现仍有未修完的城壁、楼橹、器甲等，有关官吏一定要依此重行断遣。札付本司。不久便依照朝廷指挥下达到本路各州军施行。

译近来据虢州申报，州司查核得知，本州虽然属于陕西路，却不属于近边州军；州城历来从未设置敌楼、战棚，又因常年霖雨损坏坍塌，加上没有兵功，多年未曾修筑。如今也不敢擅自征发役夫修筑，已经发文给在城兵马都监吕士宣，重新检查计算城邑损坏的地方，等检查计算出所需人工、物料后，再另行具状申报，请求派遣兵夫。又据解州申报，依兵马监押状申报，依州牒抄录安抚使司公文中载明的圣旨，要求修完城壁、楼橹等。不久便带领壕寨、木匠、作头等人检查计算，外罗城城面上只有更屋二十三座，而且都因年代久远而倒塌；城壁坠倒后很久也未曾用泥修补完好。恳请据此上报衙门，请求派官计算修城所需人工，并创建增添楼橹，以免将来朝廷派官检查时发现城壁没有修完、楼橹没有创建，徒然受到责罚、降官、停职或替换。州司查核得知，旧日城上本来没有楼橹，目前城面宽处只有四五尺左右；如今若奉指挥创建，又因所需人工、材料数量不少，所以现在不敢擅自创建修缮，伏候指挥。以上谨将所查情况列述如前。查核管辖下永兴等一十州军的城壁，有的地方很久以前已经安置楼橹并修缮完备，有的地方城壁低矮、薄弱，完全没有楼橹。各州官吏既已奉上述朝廷指挥，又看到麟府路丰州官吏因没有修完城壁、楼橹、器甲而被分别降官、断遣，以及华州官吏被差替、查勘；又担心朝廷随时派官检查，所以都畏惧谴责，争相想在近期兴工修缮，以躲避责罚。只是修建楼橹必须借助厚而宽的城基，才可以安置；如今解州、虢州两州的城壁都说宽处只有四五尺，像这一类地方，必须先加筑城基，才可以创建修缮楼橹；如果不是大规模兴工，就无法完成。何况如今本路州军完全缺少厢军，不能应急差遣，官库中也缺少现钱购买材料；如果差役民夫、摊派材料，又因为陕西州军去年夏麦收成很薄，秋苗遭旱灾损害，正值饥荒、百姓流离之际，再这样差扰百姓，必定更加难以维持生计。并且永兴军一路的州军全在内地，离沿边十分遥远，即使蕃贼入侵，也未必能立即到达各州军城下；楼橹修好后数年用不上，免不了损坏。如今如果让它们都和沿边州军一样，务必近期修完坚固的城壁、楼橹和精良锋利的器甲，显然会造成官私双方徒然劳费。因此请求朝廷特别下达指挥：边防州军和次边州军，便完全依照最近下达的朝廷指挥修完；所有腹内州军的城壁、楼橹，等将来年成丰熟后再逐渐修缮；至于器甲，凡检查出不堪使用的数量，就逐批责令作院工匠依照期限修整，务必使其精良锋利。这样才可使公私双方都能办成。乞不添屯军马【熈寜四年正月八日上】本月七日，接到熈寜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司札子：本司近来已经具奏，请求在永兴军、邠州、河中府这三个容易取得粮草的州军，另外增添屯驻军马，选派将官专门训练；各路不得擅自抽调，只听宣抚司节制。其中一项，请求在永兴军驻扎的兵马中，差遣本司准备差使、庄宅使赵瑜充任永兴军路都钤辖，与知府专门共同管理训练。以上所述如前。臣查核，永兴军所管辖今年正月一日现有军粮，粗粮细粮合计三十六万九千七百石二斗四升。按照目前本府驻泊、就粮以及本城兵员的粮食和官僚领取的俸禄等计算，大约可以支用以后十七个月半。马料三万七千六百五十二石四斗二升，大约可以支用以后一十五个月有余。秆草四十万六千二百二十二束，大约可以支用一十三个月半有余。这只是按照现有军马估算的，不知道如今要增添的屯驻军马总数是多少。如果只增加一倍，士兵粮食大约只能支用八个月有余，马料只能支用七个月有余，秆草只能支用六个月有余；增加得越多，耗费就越大。又先前接到中书札子，奉圣旨，命令核实各灾伤人户，对于确实饥饿贫困、不能自行生活的，发给省仓斗斛；据说第四等、第五等以下人户各借二石。如今查核永兴军各县第四等以下缺粮人户，大约达到十余万户；如果每户发给二石，共计应发二十余万石。此外各县即使有粮草，数量也不多，更难以支给借贷的粮食。如果又命令百姓到府中省仓领取，就会再减少这些粮食，军粮所能支用的时间便更加达不到上述月数。何况去年陕西整个夏季大旱，入秋又连降霖雨，五谷一概没有成熟。永兴军减免税额多的达到七八分。如今每斗白米价格足足一百文，每束秆草价格足足二十七文。虽然派官员开场收购，也只买到白米九百余石，秆草完全没有买到。又查核军资库，近来杂支钱已经全部用尽。依转运司公文，将三司、提刑司、盐马司封存的钱全部拿来充作杂支钱，也只有四万余贯；除去每月料钱、军府各种开支，以及不断依转运司公文拨给沿边州军和供应收买军用物资的钱，现今已经没有钱拨给和籴场购买粮草了，哪里能说这里是容易取得粮草的地方？臣私下认为，凡是增添屯驻军马，首先必须估算本地粮草是否能够供养。如今关中遭受饥荒，仓库空虚，供养旧兵还恐怕不足，再增添新兵，凭什么支撑？即使朝廷再从左藏库、内藏库拨出银、绢等物，发给本路以补助费用，也免不了命令州县摊派转卖给百姓，使百姓更加贫困。况且粮草是笨重难运的物资，不能从远处贩运而来，必须依靠本地土地生产，才可以筹措。

译如今饥荒到了这种地步，即使积聚许多金银，抬高物价，命令转运司和州县想尽办法筹划，眼下所需的粮草又从哪里能够得到？何况如今民间缺粮，流离迁徙和死亡的人已经不少，各县到处申报发生惊扰劫掠。如果到了往后二三个月，旧粮已经吃完，新麦还没有成熟，民间必定更加饥困。假如官府爱惜仓库，坐视而不救，臣私下恐怕流离的人会越来越多，死亡的人会越来越多，盗贼会越来越猖獗，实在非常不利。臣认为，戎狄扰乱边境，只是手足之疾；百姓离散，才是腹心之忧。怎么可以看重外患而轻视内患，追逐枝末而忘记根本？这件事的得失关系重大。恭望朝廷先把陕西各州军的粮草估算一下，确定能够供养多少军马一年的支费，并且必须从十成中酌量留下二三成，用来救济眼下的饥民。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剩余，再根据剩余数量增添屯驻军马。如果实在没有剩余，恳请朝廷不要再增添屯驻军马。倘若因为边境尚未安宁，必须酌量增添军马，就请把军马分散到各州军就地取粮，分别委托各处兵官精心加以训练，不必聚集在永兴军、邠州、河中府三处。再特别设置都钤辖三员，等边事稍稍平定后，便请求迅速遣返回原来驻营之处，这样才可使公私双方稍能办济。如果不这样做，先不估算粮草，只一味增添屯驻军马，臣私下恐怕一旦仓库全部耗尽，再发生意外，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臣的职分在于守护藩镇，不敢不说。至于先前奉朝廷指挥，命令第四等以下人户借支斗斛粮食二石，不知如今究竟发给还是不发给？如果发给，军粮就更加不足；如果不发给，百姓正处于饥困之中。愿圣慈早日下达指挥，臣实在怀着迫切诚恳的心情。奏请兵官与赵瑜共同训练驻泊兵士状【熈寜四年正月十九日上】臣接到本月三日的宣命，调派在京及外地的拱圣等十四指挥，共五千余人，前往永兴军暂时驻泊，准备接受宣抚司的抽调；又差遣庄宅使赵瑜充任本路都钤辖，与臣专门共同管理训练。臣本是书生，忝居两制，对于军旅事务一向不了解。加上近来接到宣抚司札子，载明教阅新法，要求按日分别练习各种技艺。臣所管永兴军一十三县，民政事务极多，还要供应防边军队所需物资、处理文书，事务堆积，每天从早到晚从未片刻空闲，实在没有余力与赵瑜一同监督教阅。可是又不能只委托赵瑜一人独自训练。永兴军原来所管屯驻、驻泊、就粮的兵士，一向都是钤辖刘斌、路分都监李应之共同管理。如今增添的兵士，依照宣命指挥，只命令赵瑜与臣专门共同管理训练。至于原有的兵士，不知道赵瑜是否也管辖。如果命令他一并管理，那么新来的兵士既然驻泊在永兴军，刘斌、李应之又都是本路钤辖、都监，怎么可以反而不让他们管辖？臣私下担心以后新兵不服从旧兵官，旧兵官也不配合新兵，各自分成彼此，便会导致生事，实在非常不利。对于上述新近调来永兴军暂时驻扎的兵士，臣请求命令本路兵官与赵瑜共同训练，这样才便于公心协力，把管理训练的事情办好。谨具状奏闻，恭候诏旨，并申报宣抚相公，请您再行奏请，早日下达指挥。《传家集》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四十六，宋司马光撰，章奏二十九 乞开言路札子【元丰八年三月三十日上】臣听说，《周易》说天地交合就成为泰卦，不交合就成为否卦。君主和父亲如同天，臣民如同地。因此，君主降下自己的心意来询问政事，臣下竭尽诚意提出可行或应废止的意见，那么政事就会修明，国家就会安定。君主厌恶逆耳之言，臣下只经营对自身有利的打算，那么下情就会被堵塞隐蔽，众人的心就会离散叛离。自从有人民以来，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的。道路就像岔路，近处差错半步，远处就会错失千里。如今皇帝陛下刚刚登临大宝，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共同裁决万机，圣明谋略光大。刚开始发布号令，不可不慎重，这正是治乱的岔路、安危的分界。应当把紧要急切的事放在前面，把琐碎细小的事放在后面。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风俗衰败，士大夫把苟且迎合、勉强容身当作聪明，把危言正论当作狂妄，因而下情被遮蔽而不能上达，上面的恩泽被堵塞而不能下达。民间百姓愁苦，痛心疾首，却不能让上面知道；明主忧劳勤政，早起晚睡、废寝忘食，下面却没有地方申诉。公私双方都困窘，盗贼已经很多，尚且依赖上天降下福佑，年成没有遭遇大饥荒；又因祖宗留下的谋略，使人们没有异心。不然的话，天下的形势难道不值得因此寒心吗？这些全都是群臣的罪过，而愚昧的百姓不了解情况，往往把怨恨归咎于先帝。这就是臣日夜愤懑悲痛、焦虑得心如泣血，不顾生死，想要对朝廷有所启发的原因。臣愚昧地认为，今天最应该先做的事，没有比明白下诏、广开言路更重要的了。不论有官职还是没有官职，只要知道朝政的缺失和民间疾苦，都允许递进实封状，尽情极力地直言。仍应把诏令颁行到各路州军，在当地重要繁华的地方张榜晓谕。在京城则投递到鼓院、检院，委托主判官立即呈进；在外地则投递到州军，委托长吏当即附随驿递奏报，均不得要求索取副本，也不得强行压制退回。对于没有产业的百姓，担心其中有奸诈之人，就责令他们找人作保、证明身份，奏请取得指挥后，允许他们各自谋生。然后陛下在听政空闲时，略加审阅；其中义理精当的，就施行他的意见，并显著擢用其人；其次则取用其中的长处，舍弃其中的短处；至于狂妄愚昧、鄙陋而没有可取之处的，报知已阅后遣去，也不加罪。这样，嘉言就会日益进呈，各种情实便没有隐瞒。陛下即使深居九重，对四海之事也会如同指在掌上一样清楚，一举一动都能按照陛下的心意施行。这就是国家治安的源头、太平的基础。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值得采纳，恳请断自圣意，下令学士院起草诏书施行。群臣中如果有人阻挠刁难，这个人必定有奸恶之处，害怕别人指责揭发，只想堵塞圣明的耳目；对此不可不察，请陛下裁决。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元丰八年四月十九日上】臣恭敬地听说，根本牢固，枝梢才会茂盛；源头污浊，水流才会混浊。从前仁宗皇帝擢拔臣为知谏院，臣第一次上殿便说，人君的德性有三项：一是仁，二是明，三是武；治理国家的道理有三项：一是任用官员，二是有功必赏，三是有罪必罚。英宗皇帝时，臣曾进呈《历年图》，后来在序文中说人君之道只有一个，人君的德性有三项；我的志向，也仍然是用来侍奉仁宗皇帝的志向。大行皇帝刚即位时，擢拔臣为御史中丞，臣第一次上殿便说人君修心治国的要领，我的志向也仍然是用来侍奉英宗皇帝的志向。如今上天降下灾祸，大行皇帝突然抛弃天下，皇帝陛下新承大统，太皇太后共同听理万机；不知道臣这愚昧卑微的人是否受到过问和采纳，臣又惭愧又恐惧，无法尽到职责，谨再次把人君修心治国的要领献上，我的志向也仍然是用来侍奉大行皇帝的志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臣遍观古今的事迹，竭尽平生的思考，用圣贤的格言来验证，国家治乱、安危、存亡的道理，全都在这里，不能改变或移易；所以臣区区之心，首先把它向历代朝廷进言。不知道臣的人，会认为臣是在进献迂阔陈旧、反复说过的话；了解臣的人，会认为臣认识天下的根本源头。治乱安危存亡的根源，都在人君的内心；仁、明、武，都是从内心产生的。任用人才、奖赏功劳、惩罚罪过，是施行于外的事务。内在的德性虽然有厚薄、多寡之分，却禀受于天然本性；好学，就知道应该遵循什么；努力实行，光明美善就会日益更新。施行于外的政事，如果施行得当，就能保有治、保有安、保有存；施行不当，就会导致乱、危、亡。这些行动都由自己作出。之所以能够恰当，在于极其明察；之所以能够明察，在于极其公正。因此，明君善于用人，就广泛访求、从远处荐举，选拔特别优秀的人；德行高于众人的称为贤，才智勇力超出众人的称为能。贤者不一定有能，能者不一定贤，应当各随其长处，授予相应职位和任务。有功就赏，有罪就罚。那个人如果确实贤能，即使是仇敌也要任用；那个人如果确实庸愚，即使是亲属也要弃置。赏赐必定有所劝勉，惩罚必定有所警戒。赏赐不因喜爱，惩罚不因愤怒；不因所爱而加重赏赐，不因所憎而加重惩罚。一定要和全国的人共同爱憎，所以古代在朝廷上授予爵位，和士大夫共同决定；在市场上处决罪人，和众人共同弃绝他。这样怎么会有不恰当的呢？所以臣说：之所以能够恰当，在于极其明察；之所以能够明察，在于极其公正。从前齐桓公放下射钩之仇，让管仲担任相；汉高祖知人善任，假如一个人没有才能，即使曾经受到他的喜爱也会弃置；如果确实有才能，即使是贩夫酒徒、逃亡的将领和戍卒，也会任用他们；这就是他能够从平民奋起而取得天下的原因。馆陶公主替儿子请求郎官，明帝不答应，却赏赐钱一千万。郎官是卑贱的官职，尚且舍不得轻易授予，何况高贵的官职呢？所以永平年间的太平之治，至今仍为人称道。宋高祖侍奉萧太后非常孝顺，太后想让自己的儿子道怜担任扬州刺史，高祖认为他贪婪愚昧，不肯答应。所以他的功业之高，在南朝诸帝中居于首位。唐太宗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却任用他们的属官；魏郑公、王珪等人与房玄龄、杜如晦没有不同，最终取得了任用他们的功效。宣宗侍奉郑太后非常谨慎，向舅父郑光询问政事，郑光不能回答，宣宗便罢免了他的方镇职务。所以当时人称赞这件事，说他像个小太宗。这些是用人的公正明察。韩昭侯珍惜破旧的裤子，不把它赏给没有功劳的左右近臣。汉高祖深深怨恨雍齿，却不忘记他的功劳。魏太祖对有功劳的人应当赏赐时，不吝惜千金；没有功劳却妄求施舍的，分毫不给。唐宣宗格外珍惜服饰章绶，所以当时得到绯衣、紫衣的人都以此为荣。这些是赏功的公正明察。僮牛杀死孟丙，仲任拥立叔孙昭子；昭子列举僮牛的罪过而杀了他，孔子称赞他没有徇私怀恩。丁公曾在汉高祖困厄时放过他，高祖却认为丁公不忠，将他斩杀。

译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将死时，托付自己的儿子昭平君；昭平君杀了人，汉武帝流着泪将他处死。唐明皇的弄臣黄幡绰，捕盗官坠马，明皇便用杖将他打死。宣宗对乐工说：“你爱惜罗程的技艺，我爱惜高祖、太宗的法度。”这些是惩罚罪过的公正明察。臣略举这几件事，作为明显的证明；其余事例，留待陛下广泛阅读典籍加以考察，就会知道臣所说的并非荒谬妄言。臣以一个人的愚见，不能周遍了解天下事务，近来曾上奏，请求下诏广开言路，恭望圣慈早日施行。现在又把治平四年五月三日上殿札子一并抄录进呈，请陛下留心审察。乞请罢除新法中损害百姓、伤害国家的部分札【元丰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某月某日，具官臣司马光冒死拜上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私下看到，先帝聪明睿智，励精图治，想要任用贤能的辅臣来实现太平，把政事委托给他并信任任用，凡是他的言语、行动和谋划都听从，没有人能够离间。即使周成王任用周公、齐桓公任用管仲、燕昭王任用乐毅、蜀先主任用诸葛亮，也几乎不能与之相比。这是百世难出的英主，千年也难以遇到。不幸的是，先帝所委任的人，对人情物理多不通晓，不足以仰承圣意；又自以为是，认为古今之人都不如自己，不知道选择祖宗的良法，汇合天下的好谋略，以启发引导圣明的心意，辅佐大业，反而多凭自己的意志轻率改动旧章，把它称为新法。凡是他心中想做的事，人主不能改变，天下也不能动摇。与他意见相同的人就被援引提拔而登上青云，与他意见不同的人就被排斥而沉入沟壑。他只想实现自己的狠心，不顾国家的大体。人的常情，谁不爱富贵而害怕刑罚灾祸？于是士大夫们望风承流，争相进献谋划，专门追求奇巧，舍弃正确而采取错误，兴起祸害、除掉利益，名义上说是忧虑百姓，实际上却使百姓受害；名义上说是有益国家，实际上却伤害国家。于是制定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以聚敛财物相互夸尚，以苛刻严酷相互驱迫，造成了这种祸害的根源，直到如今仍成为阻碍。又有边境的臣僚，冒险侥幸求进，用夸大的言辞当面欺骗，轻率发动战争，妄自扰乱蛮夷。兵事是国家的大事，国家的废兴存亡都取决于此。然而这些人如果只是贪图一身的官位赏赐，就不顾百姓的死亡和国家的利弊，考虑轻率、谋略浅薄，仓促之间便发动战争；统领军队没有法度，简直像小孩子做游戏；深入敌境，困守孤城，粮运已经断绝，狼狈奔溃；在最边远处修筑堡寨，工程尚未完成，便轻敌而没有防备，致使全城覆灭，使数十万士兵暴尸荒野，使无数军用物资丢弃在异域。又有一些喜欢制造事端的臣僚，想乘机求取进用，建议设置保甲、户马、保马来资助武备，改变茶、盐、铁冶等法，增加家业钱、侵街商税等钱来供应军需，终于使九州百姓失去产业、陷入穷困，如同处在汤火之中。这些全都是群臣急于求成、进取邀功，误导迷惑先帝，使利益归于自身、怨恨归于皇上，并不是先帝的本意。臣承受先帝的大恩，常常想着报效；先前在朝廷时，多次说新法不便，触犯权贵、冒犯众怒，争辩不止一次。先帝怜悯臣孤独而忠诚，不把臣定罪，仍然承蒙宠爱擢拔，将臣置于枢密院。臣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实行，竭力辞谢而不接受。臣并不是厌恶富贵而喜好贫贱，只是正想使先帝觉悟，知道臣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自身，希望能够采纳臣狂妄浅陋的意见，使百姓获得安宁、国家的根基和大局永久稳固罢了。后来臣又自行请求担任冗散官职，退居乡里；虽然身体处在朝廷之外，但区区之心，无论早晚醒睡，什么时候不在先帝身边呢？臣之所以这样长久不敢自行赴阙，也仍然是当初辞去枢密院职务的志向。熈寜七年，长时间不下雨，先帝遇到灾害而恐惧，深深自我责备，广泛颁布诏书，开通言路。臣当时不胜喜跃，极力陈述意见；而那些提出建议的臣僚知道所制定的法令不合众心，天下人一定会全都指责它的错误，担心先帝觉悟后，他们将承担误国的罪责、受到欺骗蒙蔽的刑罚，于是劝先帝接着下诏，说新法已经施行，绝不可动摇。臣所说的正是新法；如果新法不动，臣还有什么可说的？从此臣闭口不敢再参与朝廷的议论，已经一十一年了。然而每当看到百姓的愁苦怨恨，忧虑国家濒临危亡，在半夜之间一想到这些，没有一次不失声拍打胸口。臣像葵藿一样向日的心志，仍希望先帝有一天召见臣，询问外间事务，使臣能够吐露内心，尽情直言，然后退下来接受斧钺，即使死也没有遗憾。没想到上天降下灾祸，先帝升遐，臣一点微薄的诚心再也没有机会陈露，郁结愤懑，自以为将终身如此。等到臣奔丧抵达京城，才遇到太皇太后陛下特意派遣中使，询问政治得失；这使臣多年的心愿在一朝得以伸展，臣感激悲泣，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天下事务极多，臣的思虑还不成熟，不敢轻率地逐条回答，只请求下诏，使官吏和百姓都能够用实封状上言，希望民间疾苦没有不能传达上来的。不久听说已经下诏停止修城役夫，撤去侦察巡逻的士卒，停止御前营造，京城的人已经自行欢欣跳跃。等臣回到西京以后，接着听说斥退了近习中无才无状的人，告诫有关部门中奉行法令失当、过分扰民的人，停止物货专场，以及百姓所养的户马，又放宽保马年限；四方的人无不受到鼓舞，圣德传播，一天超过一天，赞颂感叹之声仿佛出自同一张口，传遍四方。由此才知道，太皇太后陛下深居宫禁之中，皇帝陛下虽然年富力强，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民间众人的情意长久存在于圣明的思虑之中，四海众生可以说是幸运至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译凡是臣想要说的，陛下大体上已经实行了，臣拖延怠慢的罪过，实在应当万死。治理政事在于顺应民心，假如百姓想要的就给他们，厌恶的就革除它，就像在高原上决开水流，使它注入川谷，没有什么不能推行的。假如不是这样，就像逆着斜坡滚动弹丸，即使竭力把它向上推，它必然还会滚下来。如今新法的弊病，天下人无论贵贱、愚智，都知道了。因此陛下稍有改动，远近之人便都互相庆贺。然而其中还有损害百姓、伤害国家、有害无益的事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这三件事，都是当前的急务，是改革最应先着手的事项。臣现在另具奏状上奏，恭请陛下决断于圣意，早日赐予施行。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孔子称道：‘孟庄子的孝，其他方面也许能够做到，唯独不改换父亲的臣属和父亲的政令，这是难以做到的。’又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可以说是孝了。’这只是说，对于不危害百姓、不损害国家的事情，不必按照自己的意思仓促改动罢了。倘若确实损害百姓、伤害国家，难道可以坐视不改吗？”《易经》说：“整治父亲留下的弊病，有儿子承继父业，父亲没有过错。”《象传》说：“整治父亲留下的弊病，心意在于承继父亲的事业。“蛊”，就是事情产生弊病而加以治理。“整治父亲留下的弊病”，表面上似乎与父亲相违背，实际心意却在于承继他的事业，成就父亲的美名。又说：“宽纵父亲留下的弊病，继续下去会见到遗憾。”《象传》说：“宽纵父亲留下的弊病，继续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所谓“裕”，就是宽纵、增益的意思。如果因为不忍心违背父亲，反而助长父亲的过错，一直继续下去而不回头，就不能算是做得对。从前汉文帝废除肉刑，被斩去右脚的人改为弃市，受笞五百的人大多死亡。景帝元年改革刑制，受笞刑的人才得以保全性命。汉武帝制定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苦凋敝，盗贼成群兴起。汉昭帝采纳贤良文学的议论而废除这些法令，后世称赞他英明。唐代宗放纵宦官公开索取贿赂，设置客省拘留滞留各地的人。德宗即位不到三个月，就全部禁止并遣散了这些做法，当时人都盼望因此实现太平。德宗晚年又有宫市，五坊小儿横行霸道，成为百姓的祸患。盐铁使每月进献羡余，顺宗即位后全部罢除，朝廷内外都十分喜悦。这些都是改变父亲政令而且做得正确的事情，谁会非难他们呢？何况先帝的本意，本来是想求得治理，却有群臣谋求进身，竞相凭私意纷纷更改祖宗旧法，以致天下像这样纷乱，这都是群臣的罪过，不是先帝的过错。现在的办法，不如选择新法中便利百姓、有益国家的保留下来，把损害百姓、伤害国家的全部废除，使天下明白知道朝廷爱护百姓的心意。官吏中苛刻的人必定会改变为忠厚，百姓中离心怨恨的人必定会转变为亲近称誉。德业光大，声名荣耀，福禄无穷，难道不是盛大的功业吗？天子的孝，在于取得万国的欢心来奉事自己的父母。假如这样安排，取得的欢心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奉事父母还有什么比这更周全？如今天下之内，到处都有哀号之声，百姓正有倒悬般的急难，伸长脖子、侧耳等待改革，希望能够得到休养生息。如果朝廷不把这当回事，日复一日，万一数千里之内遭遇蝗灾旱灾，公私财力枯竭，无法互相救助，失去生计的百姓蜂拥起来做盗贼，怎么知道不会有奸雄趁机发动事变，那国家就有累卵般的危险了？申屠刚说：“事情尚未发生时预先进言，固然常常被视为空话；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了。朝廷处在这种时候，解除百姓倒悬般的急难，挽救国家累卵般的危险，难道还要一定等满三年以后才改革吗？何况如今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陛下暂时与皇帝共同处理，这正是母亲改变儿子的政令，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道统，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去做的呢？”恭请圣明裁察，臣司马光冒死拜上此奏。请求废除保甲的奏状【元丰八年四月上奏】臣私下认为，从民间征兵，虽然说是古法，但古代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闲民很多，三时从事农业，一时讲习武事，并不妨碍耕种，自上古以来相承实行，百姓习惯而不受惊扰。从两司马以上的官职，都是选拔贤能的士大夫担任，没有侵夺百姓财物的祸患，所以士卒与战车和谐亲睦，一行动就能建立功劳。如今登记乡村百姓，两个丁男抽取一个编为保甲，全部发给弓弩，教他们战阵，这样农民有一半成了士兵。三四年来，又命令河北、河东、陕西设置都教场，不论四时，每五天训练一次，特意设置使者，地位相当于监司，专门负责提举，州县不得干预。每训练一名丁男，另一名丁男负责供应运送，虽然说是每五天一次，但保正、保长以泥堋除草为名，每天把人聚集到教场；得到贿赂就放纵他们，不得到就阻拦他们，这样三路耕耘、收获等农业生产，几乎全都荒废了。自唐代开元以来，民兵制度败坏，戍守、作战都完全招募长期服役的士兵，兵士来自民间，什么时候真正习练过军事呢？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国家承平一百多年，四方夷族归顺，头发斑白的老人都不认识兵器战事，突然间田野中的人全都穿上军服、拿起兵器，奔走遍野，见到的人谁不惊骇，老人们都叹息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事情刚开始创建，调发没有章法，挨家挨户受到骚扰，没有一家能够幸免。巡检、指使又巡行乡村，来往如织；保正、保长倚仗权势玩弄权术，坐在那里索取供给，多次索要贿赂，稍不合意，就任意鞭打。军队的饮食供应没有限度，中下等百姓耗尽全家所有，侵削肌骨，也无法供应，愁苦困顿，没有地方申诉，只得流徙四方，扶老携幼的队伍挤满道路。朝廷又不时派使者到各地巡行按阅，所到之处都要犒劳、赏赐，耗费金帛以数万计；这些财物都是鞭打平民，一铢一两、一丈一尺地搜刮来的，一旦使用起来却如同粪土，而乡村百姓只感到劳役的痛苦，感受不到恩泽。臣不知道，设置保甲使农民劳苦已经如此，而国家费用又如此巨大，最终究竟有什么用呢？如果是要让他们捕捉盗贼、保卫乡里，何必设置这么多人？如果是要让他们戍守边境、征讨戎狄，那么戎狄之民以骑射为职业，以攻战为习俗，从幼年到成年完全没有其他事务；中国百姓生长在太平时代，服田力穑，即使再给他们兵器、教他们击刺，在教场中坐作进退，似乎严整有序，但若真让他们同戎狄相遇，战鼓一响，鸣镝交锋，他们奔逃溃败，完全可以预料，决无疑问。

译这就如同赶着一群羊去同豺狼作战。在这种时候，难道不会误害国事吗？又把三路巡检所属的士兵和各县弓手全部撤除，都改用保甲。命令主簿兼任县尉，只负责管理草市以内的事务，乡村盗贼全都交给巡检。但巡检还兼管巡察保甲、主持训练，早晚奔走，尚且担心做不完，哪里有空追捕盗贼呢？而且保甲中往往有人自己就成为盗贼，也有人骑着保马去抢劫。这样看来，设置保甲、保马本来是想除盗，反而给盗贼提供了便利。《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 《尚书》又说：“真正值得畏惧的不是天命，而是百姓。”河水干涸，鱼儿就会逃走；树林被烧毁，鸟儿就会飞走。百姓丧失生计，无法养活自己，前往申诉又不被受理，失去了依靠，怎么能不离去而成为盗贼呢？自从训练保甲以来，河东、陕西、京西的盗贼已经很多，甚至敢在白天公然进入县镇，杀害官吏和官军，追捕讨伐经历多年，最终仍不能制止。何况三路还没有遭遇大饥荒，盗贼已经如此猖獗。万一遇到数千里范围的蝗灾旱灾，百姓失业、饥寒交迫，而习成武艺的人又到处蜂拥而起响应他们，那将成为国家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这不是小事，不可以忽视。夺去百姓的衣食，使他们无法生活，这是驱使百姓成为盗贼；让家家户户练习战斗，用官府赏赐来诱导他们，这是教导百姓成为盗贼；又撤去捕盗的人，这是放纵百姓成为盗贼。这样谋划国家大事，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况且先前那些谋求进身的人，向先帝游说征伐四夷、开边拓土的策略，所以制定了保甲、户马、保马等法。近来即位赦书中的条文说：“所有沿边州军，都应命令各处长吏以及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和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务必安静守卫边疆，不要使其受到骚扰。” 这大概是圣上的意思，想要惠爱安抚不同的风俗，使中原休养生息，华夷之人谁会不归附拥戴呢？既然如此，保甲、户马、保马又有什么用呢？如今虽然废除了户马、放宽了保马，但保甲仍然存在，大概是因为还没有人把它的利害详细奏报朝廷。臣愚以为应当全部废除保甲，让他们回去务农；召回提举官入朝；按照各县户口，每五十户设置一名弓手，大体依照沿边弓箭手的办法，允许他防护本户二顷田地，全部免除他的税役。除对盗贼出现的地区严加科罚，并令其缴纳赏钱外，盗贼出现的地区不再设置三限考核，只命令捕捉盗贼并发给赏钱。如果捕获盗贼很多，或能捕获强横凶恶的盗贼，就各按功劳大小升迁、补授职级，或者补入班行，务必优待弓手，使人们羡慕而愿意参加。然后招募本县乡村人户中有勇力、懂武艺的人来充任；估计如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艺的人，一定有很多愿意应募。如果一人缺额而有两人以上争着投身，就由本县令、尉选取武艺高强者充任。若有人武艺衰退，允许其他人指名同他比试；若武艺胜过原任，就命令替代他，原被替代的人也不再享有防护田地的资格。这样就不必集中训练，武艺自然会精熟。一县之中，强壮勇敢的人既然已经担任弓手，羸弱的人即使成为盗贼，也不能造成祸患。仍然委托本州和提点刑狱司经常严格按察；令、佐官如果取舍不公平，就严按照法典惩处。如果招募不足，暂且依照旧条从乡村户中临时差选，等有报名投身的人就让其替代。其余巡检兵士、县尉弓手、耆长和壮丁追捕盗贼，都请依照祖宗旧法。请求开放进言渠道的奏状【元丰八年四月上奏】臣前些日子在京师，恭敬地承蒙太皇太后不因臣愚昧疏陋、没有才干，派使者来询问政事得失。这岂只是臣千载难逢的幸运，朝廷内外听说后都踊跃庆贺，认为进言的渠道将要开放，下情能够向上通达，太平的日子指日可待。当时臣还没有时间详尽讨论天下之事，先陈述最急迫的事情，于三月三十日上言：近年风俗衰败，士大夫把苟且迎合、偷安取容当作聪明，把危言正论当作狂妄，导致民间百姓愁苦而上面不能知道，明主忧劳勤政而下面却无处申诉，公私都陷入困顿，盗贼已经繁多。应当下诏书，不论有官还是无官，只要知道朝政的缺失和民间的疾苦，都允许进呈实封奏状。鼓院、检院以及州军长吏，不得压制、退回其中义理精当的奏状，应当实行其建议并显扬进言者；狂妄愚昧、鄙陋浅薄的，报告朝廷知道后退回，也不加罪。又于四月二十一日再次上言：皇帝陛下刚刚亲政，在用人和赏罚方面尤其不能不恰当。进谏诤言的臣子，是君主的耳目，不可以一天没有他们。《说命》说：‘如果赤脚走路却不看地面，脚就会受伤。’假如有人闭着眼、堵着耳朵，赤脚快速奔走，前面遇到险阻，能够不受伤吗？贾山曾说：“君主的威势，不只是雷霆；权势的沉重，也不只是万钧。”君主开辟道路寻求进谏，和颜悦色地接受，用进言者的建议并显扬他的身份，士人还担心害怕而不敢尽情进言，何况再用威势震慑他们、用权势压制他们呢？近来王安石执政，想要遮蔽先帝的聪明，独掌赏罚大权，推行自己的意旨；因此极端憎恨进谏的人，超过憎恨仇敌，严厉禁止诽谤，超过防禁盗贼。于是天下人把进言视为忌讳，百姓愁苦无聊，没有地方申诉，以致怨恨诽谤的话语上达先帝。臣曾痛心泣血，思考挽救这些过失，所以首先请求下诏开放进言渠道，以使下情上达。臣认为群臣如果有肯进言的人，陛下必定加以褒奖擢升，以此勉励后来者，这就是古人买千里马骨、向怒蛙行礼的意思。《召诰》说：“君王才刚开始施政。”唉！“譬如生养孩子，没有谁不重视他刚出生的时候，自己为自己招来明智的命运。”如今皇帝陛下新即位，太皇太后刚开始垂帘听政，天下人无不注目倾耳。臣自从到西京以来，早晚恭敬地听闻朝廷革新的政令，认为一定会努力使四方都能看见、四方都能听到，以发泄天下多年积累的愤懑。如今开放进言渠道的诏书，既没有听说颁布到四方，太府少卿宋彭年却说：“在京城不可不同时设置三衙管军。”

译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请求命令依照保马原来制定的条令，统一规定期限，逐年确定购买的数额；又请求命令太学增设《春秋》博士，使诸生学习这门学业。朝廷认为他们谈论的不是本职事务，各罚铜三十斤。臣忽然听到此事，惆怅失意，愤懑不已。臣并不是偏袒这两个人，只是直接替朝廷珍惜治理国家的体制罢了。迎合旨意、闭口不言，保全自身、偷取俸禄，这是小臣的利益；威权和福祸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使人不敢进言，这是大臣的利益。然而百姓在下面怨恨而上面听不到，国家处于危急而不知道，这对陛下有什么利益呢？宋彭年、王谔二人，臣一向不认识，不知道他们是贤能还是不肖，只是痛惜陛下亲政之初，两位臣子便首先因为进言而获罪。臣担心朝廷内外听说这件事，忠臣会灰心，正直之士会丧气，想做官的人收起帽子把它藏起来，想进谏的人咬住舌头互相告诫，那么上面的聪明仍有照不到的地方，下面的真实情况仍有不能通达的地方，太平的功业还不可期待。宋彭年所说的虽然不了解政事体要，但即使应当废弃而不实行，也不应加罪。至于孔子作《春秋》，作为万世的法则，王安石执政后却擅自贬黜它，使它不能同诸经并列于学官，禁止学者学习它作为功课。王谔所说并非不恰当，却以越出职权为罪。古代设置谏鼓、诽谤木，向砍柴打草的人询问政事，从未听说在朝廷任职的人因为进言而被说成越职。如果当职的人不肯进言，不当职的人又不得进言，那么天下四海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他们政治上的利弊，天子深居九重之中，凭什么能够听到呢？昨天进奏院传递到告身，派臣出任知陈州。这样臣今后除了一个州的事务以外，只要谈及其他事情，也会被说成越职，哪里还敢进言呢？如今对这两位臣子的处罚已经无法追回，恭请陛下如同臣前次奏章所请，下诏规定不论有官无官、当职不当职的人，都可以进言；选择其中可取的，加以表彰赏赐，使天下人知道朝廷乐意听取善言，不厌恶议论政事；没有可取之处的，就搁置不问。这样或许愿意献纳忠言的人还会不断前来。臣禀性愚钝刚直，文学和政事都在别人之下，只是不懂得避忌，不阿附权贵，遇到事情便妄自进言，没有顾虑和回避，凭此得到历朝知遇，为众人所称道。如果连这样也不能进言，那么在圣明时代就再没有什么用处了。上对不起太皇太后陛下询问下情的心意，下辜负臣平生愿意效忠的心，内心痛惜悲伤，死也不能瞑目。臣长久以来承受着闲适安稳的待遇，如今朝廷授予臣名藩重任，按道义不敢推辞。现已见牒本州，要求派远接公人起程赴任。等到到任之日，只能勉力竭尽疲弱驽钝之能，谨慎勤勉地履行本职；如果力量不能胜任，就恭敬接受罪责罢了。谢御前札子催促赴阙的奏状【元丰八年五月十五日上奏】臣于本月十五日天刚亮时，接到入内内侍省递送来的太皇太后御前札子一道，命臣早日到阙廷。臣狂妄昏昧地胡乱进言，本应受到诛罚，却曲承太皇太后开怀接纳，又蒙加以褒奖，并且因为臣年老体弱、身有疾病，过分地对臣这如蝼蚁般的性命表示怜恤，这有什么阶梯可以报答呢？臣专门等候陈州远接兵士到来，立即起程赴阙。臣无比仰望天颜圣德，内心激切惶恐至极。奏请允许所欠青苗钱重复展期暂缓征收的奏状【熙宁四年正月上奏】查得永兴军接到陕西路常平广惠仓司的牒文，又接到司农寺的牒文，查考近来奉准的熙宁二年九月四日敕书条文：所借过的青苗钱斛，命令按照省税的日期限期送纳；如果遇到本户灾伤达到五分以上，原应随夏税缴纳的展期到秋税，原应随秋税缴纳的展期到次年夏税。司农寺详细审议认为，上述敕书的意思是：人户原应随夏税缴纳的，如果本户灾伤达到五分以上，就展期到当年秋税；如果秋季征收期间又遇到灾伤，本来应当缴纳的夏季钱斛已经足额送纳，就不许再次展期。如果本户还曾借过秋季的钱斛，就命令把秋季的数额展期到次年夏季送纳。切实担心其中有些州县不能详细辨认上述敕条，一概重复展期。因此牒告本司，请详细核察此事，并抄录上述敕条，遍行下达各州军：如果是夏季应纳的青苗钱斛，本户灾伤超过五分，就展期到秋季送纳；如果秋季期间又遇灾伤，就应当催促缴清夏季的数额，同时把本路借过的秋季钱斛展期到次年夏季送纳完毕，不得把两次灾伤重复展期，以免人户积欠过多，难以缴纳，另致违误。如果有此前夏季的钱斛因灾伤展期到今年秋季送纳的，如今秋季本户又遇到灾伤，请立即催促其缴清，具列数目申报司农寺，并关报提刑司、转运司，依此施行。以上谨慎具陈如前。臣私下详察，朝廷散发青苗钱斛，本来是为了救济接济那些穷困缺乏用度的百姓，使他们能够等到夏秋收成成熟，所以春季发放、夏季收回，夏季发放、秋季收回。若遇到本户灾伤超过五分，就展期到下一季送纳，这是为了宽缓饥民，使他们有办法自存，并不是要趁着粮食艰难来谋取利息。如今司农寺却命令不得把两次灾伤重复展期；如果此前夏季因灾伤展期到今年秋季送纳的人户，今年秋季本户又遇到灾伤，便命令立即催促缴清。臣私下担心，这件事不合敕书本意。一次灾伤时，民间尚有往年积蓄，还没有陷入穷困，青苗钱尚且允许展期；哪里有接连两次灾伤、百姓更加困难的时候，反而命令必须缴纳的道理？旧有积蓄已经用尽，新谷又没有收成，还拿什么来供输呢？各州县如果因为看到司农寺有这样的指挥，不知道是否会务必督促、严加科罚，那贫苦百姓凭什么生活？臣私下认为，朝廷是百姓的父母，必定不肯这样做。何况灾伤展期的税赋以及借贷过的粮斛，按条令都等候丰收之日，再分作各季送纳；如果再次遇到灾伤，也暂时停止催收。为什么青苗钱斛最为紧迫，偏偏不许重复展期呢？

译臣已经指示本路遭受灾伤的地区：永兴军、河中、陕府、同州、华州、耀州、乾州、解州八州军，请查核去年夏季，如果属于因灾伤而将青苗钱斛展期到秋季送纳的地方，而去年秋季本户又遇到灾伤，那么夏季钱斛不得依照司农寺的指挥催收，仍听候朝廷裁决。恭望圣慈特别加以察看，早日下达指挥。谨具奏状上奏，恭候敕命。奏报完毕，并牒告提举陕西路常平广惠仓司。奉圣旨：应命提举陕西路常平广惠仓司迅速关牒永兴军及本路各州军，详细说明司农寺的牒文，一律依照修改后的指挥，不得施行原有错误规定。司马光牒告司农寺，指出该规定会耽误百姓及时缴纳，并札付司农寺，仍命其关牒所属各处，依此办理【次日请求留下此奏】奏为请求不要把米折算作青苗钱的奏状【熙宁四年正月上奏】接到提举陕西常平广惠仓司的牒文。以上谨慎具陈如前。本司查考朝廷原来发放青苗钱的指挥，规定取利不得超过二分。如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竟然趁现在饥荒之年，按照市场上的高价，把本仓陈旧、次等的粮斛折算成现钱发给百姓；又预先规定将来粟麦的价格：粟每斗二十五文足，小麦每斗四十文足。本司详细审议认为，今后夏秋两季五谷有丰有歉，粮麦价格本来就难以预先确定。如今把陈旧的白米每斗折算为现钱七十五文；如果按小麦价格折算发放，每斗四十文，共折合小麦一斗八升七合半。这样，贫民在正月、二月间领得陈旧白米一石，将来却要缴纳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如果按粟的价格折算发放，每斗二十五文足，计算发放时一斗白米折价七十五文足，共折合粟三斗。这样，贫民在缺乏困顿的时候只领得陈旧白米一石，将来却要总共缴纳新粟三石。如果只缴纳现钱，又必须低价卖掉粮斛来偿还官府的本钱和利息，使贫苦百姓寒天耕种、热天除草，竭尽心力，所收粮斛除了正常赋税之外，还要用巧法搜刮殆尽，不论年成丰歉，常常陷于饥寒，显然可见所发青苗钱大大成为百姓的祸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月〕 臣私下认为，朝廷最初发放青苗钱的本意，是因为兼并之家放债取利、侵夺小民，所以设置这个法令，抑制豪强掠夺，由官府自行借贷，只薄薄收取利息。如今把一斗陈米发给饥民，却命令他们缴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者缴纳粟三斗，所取利息大约接近一倍。将来物价越贵，所取利息就越多，即使兼并之家趁饥荒向百姓收取利息，也不会重到这种程度。国家是百姓的父母，设置常平、广惠二仓，难道应当这样做吗？如今边境用兵，军粮缺乏，已经没有余粮可以赈济借贷。恭望朝廷怜悯这些农民遭逢凶年饥荒，困苦憔悴，已经接近死亡，直接把上述常平广惠仓的粮斛依照先前下达的朝旨借给第四等以下的人户，不再收取利息。如果不能这样做，而一定要按青苗钱发放，那么请不要按照原来粮食卖价的贵贱折算成现钱，只根据发给人户的石斗数，等到将来成熟时，命令他们交纳二分利息：每发一斗米，缴纳一斗二升上等粮，或者依仓法折成粗色粮。这样贫苦百姓还不至于陷入穷困，官府取得的利息虽然少，也不低于原来规定的二分数额。如果允许臣的请求，恭请早日下达指挥。谨具奏状上奏，恭候敕命。请求按照授官先后确定班次的札子【元丰八年六月四日上奏】臣于上月二十七日夜间接到阁门告报，已经下达告身，授臣为守门下侍郎。二十八日，三省、枢密院共同奉圣旨：除知枢密院外，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左丞、右丞同知枢密院事，其班次等一概以授官先后为次序。今月四日，在延和殿进呈此事。臣私下见张璪等上奏请求把臣排在他们之前，今后依照新下达的指挥办理。只是臣由于没有才能，错误地承受朝廷拔擢，被置于执政官的末位，已经是过分窃居，何况超越同辈，特意排在他们前面，按臣的愚昧资质，哪里能够胜任？况且臣在二十八日以前，恭请依照新得的圣旨，以授官先后为次序，排在安焘之下，请陛下裁决。请求按照授官先后确定班次。第二札子【元丰八年六月五日上奏】臣于本月四日曾上奏请求依照新得的圣旨，以授官先后为次序，直到现在还没有奉到指挥。臣的器能和学术一向都在别人之下，在执政官中又是最后任用的，一旦超居众人之上，实在心中不安。恭望圣慈依照臣前次奏请，把班次排在安焘之下，请陛下裁决。《传家集》卷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四十七，宋司马光撰，章奏三十篇。请求改革新法的札子【元丰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奏】臣听说《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继续修明他们的德行。”所以夏朝遵循禹的训诫，商朝奉行汤的典章，周朝守持文王、武王的法度，汉朝沿用高祖的法令，唐朝实行太宗的制度。子孙享有上天赐予的禄位，都延续数百年。国家承受上天的明命，太祖、太宗平定乱局、恢复正道，统一整个华夏，规模宏远。子孙承继下来，已经一百多年，四海安定，边境没有警报。自有人类以来，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祖宗的法度可以说是完善了。先帝凭借睿智的天性，急切地寻求治理，而王安石不通晓政体，只专用个人见解，变乱旧有章法，误导先帝任用他，终于导致百姓大多失去职业，乡里怨声载道。陛下深知其中弊病，即位执政之初稍稍改动一二项，欢呼之声已经传遍四方，那么百姓所苦、百姓所愿，显然可以知道。陛下为什么还畏惧而不把其余的全部改革呢？譬如有人误饮毒药，以致形成重病，既然知道那是毒药，就只是不再饮用罢了。难道可以说姑且少少减少一些，等到年年积累，然后再全部舍弃吗？臣从前曾上言，训练保甲使公私劳费却没有用处，征收免役钱使富人宽裕而使穷人困苦，用来养活浮浪之人，使农民失业，穷困忧愁而无处申诉。将官专擅军政，州县没有权力，无法应付仓猝发生的事情。万一饥荒和盗贼群起，国家就可忧虑了。这些事情都是危害很大、波及很广的，应当首先更改。即使皇帝陛下独自总揽权纲，也应当早日发布号令，解除百姓的急难，挽救国家的危机，收取万国的欢心，恢复祖宗的美好典章。何况太皇太后陛下共同裁断国事，舍弃错误而采取正确，除去祸害而趋向利益，在体制上非常顺当，有什么不能做的呢？请陛下裁决。请求修改求谏诏书的札子【元丰八年上奏】臣先于三月三十日上言，请求下诏书广泛开放进言渠道，不论有官无官的人，都允许进呈实封奏状，并且颁布到各路州军，在重要热闹处张榜晓示。鼓院、检院以及州军长吏不得压制退回。臣前些日子奉圣旨，命令入宫觐见，于本月二十三日到京。恭敬地承蒙中使在五月五日把诏书赐给臣阅看。臣狂妄昏昧地胡乱进言，却蒙曲意采纳，这岂只是微臣的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这是圣明君主最先要做的事情，是太平的根本。可是臣恭敬地读诏书，其中有些地方内心不安，不敢不冒万死，竭尽所能上奏。臣私下看诏书始末的言辞，本来已经非常完善。中间有一段说：“至于暗中有所怀藏，超越本分，或者煽动摇撼机密政事的重要内容，或者迎合已经实行的法令；向上便窥伺朝廷意旨，以求侥幸、希图进用；向下便惑乱流俗人情，以求取得虚名。若确实出于这些情况，假如不惩戒，必然会扰乱风俗、危害治理。既然如此，实行贬黜处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臣听说，明主推诚心对待臣下，不存疑忌；忠臣竭尽诚意侍奉君上，不存畏惧和回避。所以上下情意没有不能沟通的，言语没有不能说尽的。如今诏书一面求取进谏，一面又预先用六项罪名加以防范。臣认为，臣下只要不进言便罢，一旦进言，就都可以用这六项罪名来治罪。他所说的话如果涉及褒贬群臣，就可以说是“暗中有所怀藏”；涉及本职以外的事情，就可以说是“超越本分”；陈述国家安危的大计，就可以说是“煽动摇撼机密政事的重要内容”；有时言论暗合朝廷诏令，就可以说是“迎合已经实行的法令”；说新法不便、应当改革，就可以说是“窥伺朝廷意旨”；说民间愁苦值得怜悯，就可以说是“惑乱流俗人情”。这样一来，天下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可以说的了。这道诏书起初是求谏，最后却变成拒谏。臣恐怕天下士人更加闭口结舌，这不是国家的福分。又只命令御史台在朝堂张榜，除了上朝的人，其他人都无法看见；所询问的范围太狭窄。恭望圣明在诏书中删去中间这一段，像臣三月三十日所奏的那样，颁布天下，使天下人明白知道陛下务求进谏而没有拒谏之心，各自尽情陈述心中所怀，不担忧遭到贬黜处罚。这样，朝廷内外的事情、远近百姓的情状，就会像指掌上的纹理一样清楚。请陛下裁决。辞免门下侍郎的札子【元丰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奏】臣接到阁门告报，已经下达告命，授臣为守门下侍郎。臣先在熙宁三年，承蒙先帝任命为枢密副使，臣以才力短浅笨拙，坚决推辞而得以免除。此后直到现在，已经十六年，臣的年齿和头发更加衰老，精神气力更加耗损。忽然蒙受恩诏，职位低微而责任重大，不是臣所能胜任的。臣哪里敢爱惜自身，实在是担心连累国家。恭望圣慈，特意收回新的任命，听任臣赴陈州任本职。所有告身，臣不敢接受，请陛下裁决。辞免门下侍郎第二札子【当天中使梁惟简赐手诏说：“赐给卿手诏，是深切体察我的心意，不再多作解释。嗣君年纪和德望尚不高，我将与他共同处理万般事务，所依赖的是方正之士辅佐国家，想来卿应当知道。”又传达前日所奏请召臣入殿引见，随后赴任的旨意。当天已经下达指挥，任命卿为门下侍郎。务必同卿商量军国政事。早先所奏的事情都已知道，卿的意见是再次下诏开放进言渠道，等卿到任后再施行，于是暂且不再上奏。】臣恭敬地承受圣恩，承蒙派御药吴靖方传宣诏令，命臣接受新任门下侍郎的告身；圣恩一再加厚，臣的惶恐惭愧更加深重。臣本性愚昧鲁钝，学术浅薄短陋，只是平素凭借忠信自持，私下仰慕公正刚直，偶然被当时风俗加上虚名，错误地承受历朝鉴察和奖拔，充任侍从之臣。熙宁初年，王安石劝说引导先帝，设置三司条例司，开始议定新法。臣认为财货聚集则百姓离散，下面怨恨则上面危险，曾竭力陈述不可实行，但言语笨拙迟钝，不能使先帝醒悟。后来承蒙圣恩任命为枢密副使，臣贪爱富贵并不比别人少，只是想到君主不会无故授官，臣下也不应无故受官；先帝任用臣，一定认为臣对国家有益。假如臣所说没有值得采纳的地方，臣怎么敢贪居这个职位？因此多次上章奏请，最终辞谢而没有受拜。随后请求补任外郡，又请求改任散官两任，留台四任崇福。臣区区的心愿，只希望先帝察知臣为什么辞去显贵而接受卑贱，赐臣一次召对，向臣询问新法在民间究竟是利是害，使臣得以披肝沥胆、竭尽所知上奏；即使退下来受鼎镬之刑，死后也不会朽灭。臣饮食起居、睡梦之间都没有忘记这个志愿，幽明都无法欺骗，实在只有上天知道。没想到先帝突然抛弃天下，臣痛心流泪，认为多年心中所怀抱的愿望，生死之间都无法伸张。

译等到臣前来奔赴国丧，恭敬地承蒙太皇太后特意派中使传达旨意，命臣不要吝惜奏章，臣没有想到愚拙的忠诚又能有所抒发，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臣不胜踊跃，于是首先请求开放进言渠道，以及其他不便实行的新法，略举数条。如今又蒙恩任命知陈州，并诏令经过京城入朝觐见；到城那天，又蒙中使赐示开放进言渠道的诏书。臣草野小民般的言论，突然蒙受采纳，既欢喜又恐惧，羞惭得无地自容。然而详细阅读诏书，其中六项规定有些地方令人不安，表面上似乎是在求谏，实际上却是在拒谏，恐怕士人和百姓看到后不能明白圣意，因而不敢进言。臣正想入殿逐条论列，没想到忽然奉到恩命，命臣辅佐门下省，臣因为没有才能，不敢接受。由于进言渠道不通、新法成为祸患，都是当前的急务，所以今天早晨上了一道札子辞免恩命，连同此前准备上殿奏陈的两道札子，一并在通进司投下。还不知道圣意认为臣前后所说究竟如何；如果稍有可以采纳之处，请陛下特作英断，努力赐予施行，那么臣还可以振作疲弱驽钝之力，稍稍相助于万一；如果全都没有可采纳之处，那就是臣狂妄愚昧、没有见识，不懂得治理政事，怎么可以玷污高位、尸居重任，使朝廷受到旷官的讥讽，使微臣承担窃居官位的罪责？将来如果误害国事，罪过就不是诛杀所能容纳的了。恭望圣慈特意收回新的任命，使臣得以安守自己的本分，请陛下裁决。请求重申求谏诏书的札子【元丰八年六月十四日上奏】臣下恭敬地看到，皇帝陛下刚刚登临大宝，太皇太后陛下共同裁决万机，恭谨自持，虚心求教，渴望听取谏言，特地下诏书，大开进言之路。这确实是明主首先要做的事，也是天下太平的根本。臣私下看到，诏书中间有一节似乎另有所怀，到这时也不得已而如此。天下人看到这一节而不能了解圣上的心意，都以为朝廷虽然名义上求取谏言，实际上却厌恶别人议论政事，预先设置条科禁令，凡有上书言事的人都可以用这六件事加以治罪。因此他们迟疑徘徊，不敢把话全部说出来。这样一来，上面的恩意不能传达到下面，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朝廷，上下闭塞，万事失误。况且此前的诏书只张贴在朝堂，所询问的范围不广，看到的人很少。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命学士院另行起草诏书，删去中间那一节，务必勤于求取正直的言论，使进言者尽忠竭诚，没有任何忌讳。还乞求将诏书遍发天下：在京城于尚书省前和马行街张榜；在外地，各州、府、军、监都在重要热闹处张示晓谕。不论有官还是无官，只要知道朝政的缺失以及民间疾苦，都允许递进实封奏状言事。在京城就投到登闻鼓院、检院，交给主判官立即送入；在外地就投到州、府、军、监，交给长官当天附驿传递上奏，不得索取副本而强行压下或退回。对于没有家业的百姓，担心其中有奸诈之人，可以命本州责令他找人作保，申奏请示后，放任他各自谋生。等到上述实封奏状送入宫中，臣希望陛下在处理万机的空暇略加阅览：其中论说极为恰当的，应当采纳他的意见，以显扬其本人；是非各半的，应舍弃其短处而取其长处；言论没有可采之处、事情也不可实行的，也应当加以宽容，不可因此治罪。这样，下面的实情就没有不能上达的，嘉言善策也会汇集，圣明的听闻就能周遍四方，天下情形便如同在掌握之中。如果担心奏状太多，难以亲自阅览，就请下交三省，委托三省官员详细审阅，选取可取的，用黄纸签出后再次送入；或者请留在身边，以备日后规劝警戒；或者请下交有关部门施行，请求圣上裁决。阅看吕公著所陈述利害的札子 臣于本月一日夜间，奉到吕公著的一道札子，奉命交给臣阅看。他陈述改革政事的利弊，并询问是否有兼济天下之才，要求臣直书应当与不应当，详细奏报。自从吕公著到京城，臣只在都堂众人之中见过他一次，后来从未私下相见，也没有书信往来。如今公著所陈述的，正与臣想要说的完全相合。这大概是因为天下人的愿望都如此，臣与公著不过是把众人的心意一同奏报罢了。臣听《尚书》说：『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意思是，国家政事如果要有所变更，必须先向众人谋议；大家所说的意见相同，然后实行，这样就不会有失误。

译《传》说：『上酌民言，则下天。』 意思是，居于上位、治理百姓的人，应当采纳斟酌民众的意见，顺从他们的愿望；这样，处在下面的人就会把君上视同上天，接受他的恩惠。臣希望陛下察看公著所陈述的意见，再参照臣民所上的实封奏状，如果与公著的意见相同，就果断地决定实行，不要再有疑虑。臣看太平盛世的功业，不久就可以成就了。公著一句话，就能使天下人得到利益，真可以说是有兼济天下的才干，他所说的没有不恰当的。只是保甲一事，公著想等农闲时进行教习，臣愚昧地认为，朝廷既然已经知道保甲有害于百姓、对国家没有益处，就应当全部废除，又何必教习？容臣随后另写札子奏报。现将公著的札子一并封上，谨请圣上裁决。请求废除保甲的札子【元丰八年七月三日上】臣私下看到，先帝因为戎狄骄横，侵占汉、唐旧有的土地，有征伐四夷、开拓疆土的志向，所以设置了保甲法令。开封府界以及河北、陕西、河东三路，都是每五日教阅一次；京东、京西两路的保甲还要养马，并且各自设置提举官，权力地位与监司相当。后来有关部门各自务求夸大声势，以求获得功劳和赏赐。提举官专门防守本局，不顾其他部门的事务，凡是涉及保甲的州县都不得干预，管辖之内的百姓也不得处治。巡检、指使、保正、保长争相侵扰百姓，像蚕食一样贪得无厌，稍不如意，就擅自施加捶打。保丁习惯了游荡懒惰，不再从事农业，有的自己进行抢劫，有的侵凌乡里。他们本家的耕种、除草、收获，大都因此荒废；供应输送办不成，摊派却无穷无尽，家产耗尽，无以为生，弱小的流徙四方，强壮的逃亡成为盗贼。实行几年后，先帝逐渐知道了其中的弊端，于是重申敕令给州县，规定保甲中凡有违法犯事，以及巡教官、指使违法的事件，都允许州县察觉后处置。等到陛下登基听政，首先下令京东、京西两路保甲养马，并依照元先前颁降的年限收买；超过应买数目的，全部计入下一年的数额。又下令，开封府界三路的团教已经满半年、经朝廷考察阅视的，每月都教两日；未经考察阅视的，每月都教三日。陕西团教未满半年的，每月两次，每次教三日。又下令，现正接受教习的人中，身材弱小的，或者长久患病的，以及本家只有一名男丁而又患病、不能服役的，还有家中土地属于第五等以下、不到二十亩的，都允许州县出具保明，由提举司审验后免除。又规定一县不得免除超过二成。这些都是圣上的恩泽和宽容；百姓在保甲上的劳费虽然减少了十分之五六，但是保甲、保马今后还要防备挑选、购买、饲养和补充，仍然和过去一样。巡教、指使、保正、保长等名目还存在于所管辖的保甲之中，恐怕不能免除欺凌逼迫、侵夺搜刮。四时教阅虽然减少了日数，却仍免不了妨碍农事。臣愚昧地认为，假如设置保甲是为了追捕盗贼，那么近来已经有了指挥，巡检、县尉以及弓手、兵级的人数，都命令依照保甲未上番以前的数目重新设置，保甲不再负责捕盗。假如是为了攻打四夷，那么这些人不过是田间的普通百姓，虽然教阅熟练，却从未见过敌人、同戎狄交战，必然会望风溃逃。登极诏书已经告诫边境官吏，不得侵扰外界，务必安静地守卫疆场。既然如此，保甲、保马实际上究竟有什么用处？只不过使开封府界以及五路的农民不堪忧愁困苦罢了【原文“幸”疑为衍文或缺文】。幸亏有社稷神灵的庇佑，恰逢连续多年丰收，仍然有很多流民，盗贼遍地。如果遇到像明道年间的蝗灾、康定年间的旱灾、至和年间的水灾，那么它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祸患，哪里说得尽呢？近来群盗王冲乘着保马制度，在各处行劫；设置保马本来是为了追捕盗贼，如今反而成为盗贼的资助。又有获鹿县的保甲砍射、殴伤提勾孙文，巡检张宗师以下官员以下犯上，这正是大乱的根源，渐渐发展下去不可收拾。保甲、保马有害无利，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臣不知道朝廷究竟顾忌什么，为什么长久不肯废除？伏乞陛下出自圣断，全部罢除各处保甲、保正、保长，使他们归农；仍按旧制设置耆长、壮丁巡捕盗贼，由户长催督赋税。所养的保马挑选后交太仆寺收管，酌量给付价钱，分配给两骐骥院、坊、监以及各军。召回提举官入朝；其所经办的公事，巡检、指使等，送交吏部，另行安排相应差遣。这样，开封府界及五路的百姓，谁不欢呼雀跃，感戴圣上的恩德？如果认为保甲中那些武艺已经练成的人让他们归农可惜，就请按各县户数，每五十户设置一名弓手，大略依照沿边弓箭手的办法，允许其守护本户二顷田地，免除两种赋税；如果当地税额较轻，就免除若干石斗的税以及户下各种科役。如果本户田地不足，允许守护亲戚的田地，务必给予优厚宽免，使人们受到鼓励而仰慕，然后招募本县乡村中有勇力、通武艺的民户来充任弓手。估计现在保甲中有勇力、通武艺的人一定很多，愿意应募。如果一名弓手的缺额有两人以上争相投充，就委托本县令、佐考选，选武艺高强者充任。如果现任弓手的勇力、武艺衰退，允许别人指名来比较；如果胜过原来的人，就命令接替。这样就不需要专门教阅武艺，自然能够常常保持精熟。一县之中，勇壮的人既然充任弓手，羸弱的人即使让他们做盗贼，也没有能力造成祸患。仍委托本州及提点刑狱官经常严格按察；令、佐如果取舍不公，就从重加以刑罚。如果没有人投名，就请另外议定优厚办法；如果仍然招募不足，就暂且照旧在乡村民户中雇人，等有人投名，就命令接替。如果弓手人数太多，就命令分番轮换，在县中供役，一年更换一次；其余各自划定地界，巡捕盗贼。每逮获一名盗贼，审问出他在赦免之后居住的地方以及窝藏他的地方，就严厉惩罚当地的地分，并且命令拿出赏钱给捕获盗贼的人。对于盗贼出发的地分，不再按三限科罚。校正后只命令捕获盗贼的人领取赏钱。这样，盗贼出现的地方，捕盗之人便不再掩盖其住处；窝藏盗贼的地方，捕盗之人也不肯包庇隐匿，盗贼无处容身，自然会减少。谨请圣上裁决。请求废除免役钱的奏状【元丰八年上】

译臣私下认为，百姓出力来供给在上者的役使，大概从古至今，从未有过改变。熙宁年间，执政者认为百姓只是苦于差役，即使破产也不怕增加赋税，于是请求按照家产的高低，各自出钱雇人充役。考察因差役而破产的，只有乡户衙前中有这种情况；其余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从未听说有破产的。乡户衙前之所以破产，是因为山野愚昧鲁莽的人不能办事，让他们主管官物，有时因水灾、火灾损坏，有时被上下侵吞欺骗，导致亏欠，赔偿又不足，于是有人破产。至于长名衙前，长期在官府任事，办事熟练，每次经历繁重艰难的差遣，积累功劳等第，另外得到优厚轻松的场务作为酬劳奖赏，往往因此致富，哪里会破产呢？差役从百姓中征出，钱也从百姓中出；如今让百姓出钱雇役，这和割下鼻子来供养嘴巴有什么不同，岂不是朝三暮四吗？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又从前承担役事的都是上等户，下等的单丁户、女户以及品官、僧道，本来没有差役；如今却让他们一概输钱，这就是赋税征敛更加沉重，并不是用来宽减百姓的办法。因此，自从实行免役法以来，富裕人家才稍稍得到宽松，而贫困者却日益穷困，恐怕这并不是抑制兼并、怜悯孤独、使赋役均平的办法。此外，监司、守令中不仁慈的人，在雇役钱之外又多取羡余，有的一县竟达到数万贯，希望借此求得恩赏、谋求升进，完全不顾百姓，这是世世代代的祸患。国家旧制之所以一定要差遣青苗户充任役人，是因为他们有田庄和家属，犯罪后难以逃亡，所以很能自我约束珍惜名节。如今雇用流浪浮荡的人充役，他们平日肆意违法，一旦事情败露，单身逃窜，哪一个州县不能投名充役呢？农家所有的不过是谷物、布帛和劳力，自古赋税差役从未超出这三种东西。自从实行新法以来，青苗、免役以及各种赋敛大多要求缴纳现钱；钱不是私家铸造的，必须靠贸易向外求取。丰收年谷价低，已经自然伤害农民，何况又迫于期限，不能等到合适价格，只得按不到一半的价格全部卖掉，所得还不能满足一家人的干粮，哪里有空再留下来？如果遇到灾荒年，就又没有谷物可卖；人人卖田却没有人购买，最后只好杀牛卖肉、砍桑树卖柴，来年的生计也不敢再想。这就是农民因此更加困苦的原因。钱是流通的东西，所以称为“泉布”。近年以来，物价越来越低，而民间却更加困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钱都聚集到了官府，民间缺少钱，货物贵而钱物轻。即使有人卖柴买米，米价虽然低，柴价也低，原因就在这里。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全部废除免役钱；州县各种役人，都依照旧制，委托本县令、佐登记簿册，确定差役轮替，取代现在雇用的役人。衙前先招募人投充长名，招募不足，然后再差遣乡村民户。每次经历繁重艰难的差遣，仍依照旧制以优厚轻松的场务作为酬劳奖赏。现有的免役钱，全部拨作州县常平仓本钱，按照户口比例分配，始终保存三年储蓄；有余的就归还转运司。免役法虽然表面上让富强而应役的人免役，却征取贫弱而不应役的户，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趁现在耳目相接、旧制尚可记忆，仍然可以恢复旧制；如果再过多年，富人安于现状，百姓就再也不能恢复差役了。《传家集》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四十八，宋司马光撰，章奏第三十一 请求废除将官的奏状【元丰八年上】臣恭敬地认为，州县是百姓的根本，长吏是州县的根本。根本危急，枝叶怎么能够安宁？所以自古以来，凡是设置州郡，必定严密整备武装；设置长吏，必定使其侍卫充盛。这不是为了加重他们的权力、使他们骄纵，而是为了安定百姓、保卫朝廷。秦朝鉴戒周王室枝强干弱的弊端，灭掉六国之后，认为天下不再需要用兵；虽然分置三十六郡、设置郡守，又派御史监领，却毁坏著名城池，销毁兵器，用苛刻的法律加以束缚，所有举动施为都不得自行专断。因此陈胜、吴广以平民身份奋臂高呼，郡县没有谁能制止他们，许多长吏被杀，纷纷响应。虽然这也由于秦朝残暴而自取灭亡，但同样是郡守县令没有权力、没有军队造成的。晋武帝平定吴国后，也认为天下已经统一，军队没有用处，于是全部撤去州郡的军队。陶璜、山涛都说州郡的武备不可废除，晋武帝没有听从。到了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没有防备，不能擒获制伏，天下于是大乱。军队是用来威慑不守法者、彰显文治德政的，哪里能够废弃军队？州县没有忧患，国家就安定；州县不能守卫，国家就危险。臣特别看到，本朝以来设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作为将帅之官，凡是州县有兵马的，长吏从来没有不兼任统辖的。这是因为知州就是一州的将领，知县就是一县的将领。先帝想要征伐四夷，担心各州的兵官不能精心勤勉地训练，士卒松懈，于是有人建议，将河北、陕西、河东、京东、京西等路的军队分开，每一千人设置一名将官，另行设置将官，让他们专门负责训练。各州的总管以下官员以及知州、知县都不得干预。遇到差遣时，只留下羸弱的下等军卒以及剥员，充作本州的官府白直和各种差役，其余禁军都由将官控制，专门从事教阅。臣愚昧地认为，职事能否办好，在于选择适当的人，而不在于设置官职。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即使总管等官也能训练士卒；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即使设置将官又能做什么？况且现在的将官，就是从前担任总管等职的人，难道担任总管等职就不能尽职，担任将官才可以尽职吗？这只是改变名称，对实际没有益处；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凡是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应当使上下相互维系，如同身体支使手臂、手臂支使手指，这样纲纪才能建立。如今州县长吏及总管等官，对于所属士卒却不能统摄，也不能差遣，几乎如同路人；至于仓库守夜、街市巡逻，也都缺少人手，虽然条令允许差遣将官属下的军队，但州县不能直接差遣，必须发牒给将官；将官往往占留军队，不肯差拨。万一发生非常变故，州县长吏凭什么号令众人、制伏奸邪呢？又近年以来，从转运使、知州以下，白直和迎送人员每天减少、每月削减，官员出入时的导从过于萧条，供应承办、负担搬运也有所不足，旁观者都看出其势力削弱，因而无法威服吏民。臣姑且举目所见的一件事来证明其他情况：西京城郭周长数千里，低矮单薄，颓坏残缺，连狗和猪都能越过；而且【原文“▯洛”疑为“伊洛”】两条水流交错贯穿其中。每晚各城门虽然关闭严密，但在滩流之间，人们都可以平地行走来往。其属水南北巡检所管的兵士，除去出军的以外，剩下的并不多；通判以下各官的白直往来防送、仓库守夜、街市巡逻，全都由这些人承担。从前先帝建豫时下敕，西京留守亲自前往嵩山修建道场；其将官属下充作白直的禁军，按条例都不得出城，能够留宿的多余人员只有七八人而已。西京是天子的别都，守卫防御尚且如此不牢固；留守是前宰相担任的重官，侍卫尚且如此单薄。何况偏僻的小州县，其守御的装备、侍卫的人数，也就可以想见了。万一有凶狡的盗贼，驱使乌合之众，突然闯入城邑，或者劫持人质、杀人害命，威逼官吏，焚烧房屋，杀掠官民，那将用什么来制伏他们呢？这只是因为天下太平已久，习俗淳厚，众人的心安定牢固，盗贼无法测知虚实，胆量和智谋又怯弱，所以还不敢这样做罢了；怎么可以忽略它，认为一定不会发生，因而不作防备呢？如今只有沿边的州军，城池坚固，士卒众多，可以守御；其余腹地州县，既没有深沟高城，又缺少士卒，群盗突然到来，凭什么责令他们竭尽气节、坚守义节，不弃城逃窜，不用酒食迎接盗贼，不把铠甲兵器献给盗贼，不搜括百姓财物来贿赂盗贼呢？群盗尚且如此，何况敌人倾尽全国大举进攻，长驱直入而来呢？《易》说：“君子在安定时不忘危险，存在时不忘灭亡，治理时不忘动乱。”兵法说：“不依仗敌人不来侵犯我们，而要依仗自身使敌人无法侵犯。”国家难道可以依仗眼下的太平安宁，安然高枕，不加忧虑，认为敌人一定不敢来吗？臣愚昧地认为，河北、陕西、河东、京东、京西等路腹地的州县，应当逐渐等待丰年农闲时，委托提点刑狱官与当地长吏共同筹划，各自修筑所治理的城池；州城稍微筑高一些，县城次之，不必修得广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城墙高就难以越过，规模小就容易守卫。沿边驻扎的士兵，遇到春夏无事之时，委托经略安抚使与转运使共同商议，裁减放回他们，让他们回到驻营的州军；或者让他们到内地就粮，不要听任怯懦的将帅虚占大量兵员来保护自己。腹地的州军，要根据州军大小、紧要程度，重要大藩通常留下一千多人，小州也留下数百人，不得差发到别的州军。现有兵力不足，就立即招募增补，全部废除将官。各州县的禁军，都委托长吏与总管等官共同提举教阅以及办理各种差役。有人不能精勤办事而导致士卒松弛，就委托提点刑狱官经常严格按察，查明后奏报，严加责罚降职。仍命令各县选取有勇力、通武艺的人充作弓手，以守卫城邑、讨捕盗贼。州县官吏所供给的白直、迎送人员，都恢复到嘉祐编敕以前的数目。这样，既有力量可以守卫；以后遇到盗贼来犯，就可以责罚那些弃城等罪并将其处死，他们也会心甘情愿了。请求下发臣民奏状的札子【元丰八年七月十四日上】

译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诏令大开进言之路，至今已经过了十多天，必定有臣僚、百姓上言朝廷的缺失和民间的疾苦，奏状已经很多了，却没有看到有下交外廷、命三省或枢密院商议施行的。这样一来，白白烦劳圣上阅览，有什么益处呢？从前汉昭帝时，官吏和百姓上书陈述有利于国事的意见，有不同意见的，就下交杜延年审理平定后再奏报。先帝刚即位时，也诏令内外臣民上言政事得失，并命臣与张方平共同详审确定，选择可取的，和原奏状一起送入宫中；或者下交三省、枢密院施行。臣私下估计，这次臣民所上的文字，其中是非好坏虽相互混杂，但好的谋略和长远的计策不能说没有。凭陛下睿智明察的光照，相信不会遗漏丝毫，怎么可以一概弃置，完全不予采用？想请陛下选取可以听从的，下发施行；或者因为万机繁忙，来不及全部阅览，就请依照臣前次奏议下交三省，委托执政官分别取出详细审阅，选择可取的，用黄纸签出，再次送入宫中，或者留在身边，或者下交有关部门施行，请圣上裁决。请求下发封事签帖的札子【元丰八年八月八日上】臣听说，舜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王者把四海之内都看得如同门庭，把民间里巷的事情都看得如同掌中指纹，然后才能治理天下。恭敬地想，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年纪尚轻，四海如此广大，民间如此隐微，未曾亲身经历、亲眼看见。如果不采纳、听取臣民的言论，即使天生具有睿智的性情，又从哪里了解这些呢？陛下近来诏令天下臣民都可以上封事，陈述朝政的缺失、民间的疾苦，又下令让我与各位执政官审阅此次发下来的第一批奏状，共三十三卷。臣谨慎地与诸位执政选择其中内容，除去没有价值的以及冗长的言辞外，其中可取的已经用黄纸签出送入宫中。伏乞陛下把签出的奏状再加以详细阅览，或者留在身边以备规劝警戒，或者下交有关部门商议施行。这样，忠言就会日益进来，圣明的见闻就会日益扩大，实在是百姓的大幸、社稷的盛福。先前执政官请求允许臣僚上殿进言，陛下谦让退避，认为国家政事有许多尚未熟悉，想言事的臣僚自然有章奏，何必上殿？如今臣民的章奏全都汇集在面前，如果陛下不勤加阅览，那么朝政缺失、民间疾苦又凭什么上达天听呢？国家的政事就永远没有机会熟悉了解了。其中也有同一件事而众人共同陈说的，臣也重复签出，大概是想让陛下知道天下共同忧虑的事情以及众人共同的愿望。治理政事在于顺应民心，百姓想要的就施行，厌恶的就革除，那么还忧虑什么号令不能施行、民心不来归附、国家不得安宁、声誉不能显扬呢？只在于陛下下定决心并努力实行罢了。谨请圣上裁决。请求阅览农民封事的札子【元丰八年九月三日上】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发的农民诉说疾苦的实封奏状，王啬等一百五十道，除去所诉说的重大案件外，都已经签帖送入宫中。臣私下认为，四民之中，只有农民最为困苦。农夫冒着严寒耕作、顶着酷暑锄草，沾湿身体，泥涂双脚，披星戴月地劳作休息。蚕妇养蚕，治茧续麻，一缕一缕地纺织积累，一寸一寸地织成，勤劳到了极点。可是水灾、旱灾、霜灾、雹灾、蝗灾又不时成为祸害；幸而有了收成，公家的债和私人的债又交相争夺，谷物还没有离开场地，丝帛还没有下织机，就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农夫蚕妇吃的是糠籺还常常不够，穿的是粗绨粗褐还不完整，只因为世代从事田地，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谋生道路，所以他们的子弟在市井游荡，吃到甘美食物、穿上华美衣服，眼见繁盛华丽的景象，便再也不肯回到田间了。甚至世俗中的滑稽之人，也一同把农民视为鄙陋粗俗，实在可悲。何况聚敛之臣，在租税之外，又巧立名目百般搜取，以求邀功受赏。青苗法则强行散发钱粮，又加重征收，发放陈粮而征纳新粮；免役法则刻剥穷民，收取钱财供养游手好闲者；保甲法则使百姓劳苦于本业之外的事务，保马法则使百姓困于没有益处的费用，难道可以不加以考虑吗？农业和养蚕，是天下衣食的源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事业。所以圣王重视农民。臣不敢远引上古之事，只私下听说太宗皇帝曾经游幸金明池，把几十名田妇召到殿上，赐给席位让她们坐下，询问民间的疾苦。田妇愚直鲁钝，没有什么隐瞒回避，太宗便赐给她们布帛，遣送她们回去。太宗从身边的人那里就能听到民间之事，民间的事情本来没有不知道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担心身居富贵之后忘记百姓。所以他每次临朝，没有一天不谈到农事。真宗皇帝的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是农家人，喜欢谈论农家的事情。真宗皇帝从身边听到了这些，所以任她为开封尹，并以善政著称。等到登上帝位，咸平、景德年间的治理成为有宋以来太平盛世的极致。景德年间的农田敕令，直到今天仍被称为精确恰当。从前周公辅佐成王，作《无逸》说：『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这是说，一盂饭、一尺布帛，没有一样不是由艰难劳作得来的。君主既然知道这一点，就不会把它用在无益的事情上，也不会把它散给无功之人，骄奢侈靡的心思也就无从产生了。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年纪尚轻，如果不是这次发布有德的诏令，大开进言之路，使田野中的百姓都能上封事，那么这些人的疾苦，又怎么可能有万分之一传达到天听呢？他们的文辞粗俗，语言杂乱，都是亲身遭受实际祸患后，直接呈献自己的诚实之言，不能忽视。伏望太皇太后陛下与皇帝陛下一同赐予阅览，希望借此开阔圣明的见闻，辅助增益圣上的德性，使民间的真情和虚伪没有不能周知的。将来太平的事业，就从这里开始了。谨请圣上裁决。与吕公著一同举荐程颐的札子【元丰八年九月十五日上】臣等私下看到，河南处士程颐，努力学习，爱好古道，安于贫困，坚守节操，说话必定忠诚守信，举动总是遵循礼义，年过五十，仍不求做官进身，真是儒者中高尚脱俗的人，圣明时代的隐逸之民。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召命，破格提拔他，足以成为士人阶层的表率，有益于教化。谨请圣上裁决。请求裁断政事的札子【元丰八年十月十七日上】

译臣听说，两个尊贵的人不能互相役使，两个卑贱的人也不能互相役使，这是事物自然的道理、人情通常的情形。因此圣人建立君臣制度，使臣下各自献出谋略，君主裁决其中的是非，如同网系在纲上，条理分明而不紊乱，这就是国家能够得到治理的原因。如果君主不加裁决，任由臣下各自实行自己的意图，那么早晚争斗诉讼，弱者不能胜强者，少数不能胜多数；否则就会附和随从，尸位素餐，苟且偷安以度过眼前日子，这就是国家衰败的原因。然而君主在判断是非时，也应当反复思考、精细考察，做到明白无疑，然后作出决断。自古以来国家的兴衰，没有不是由这条道路造成的。人的心志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面貌各不相同；即使圣明如周公、贤能如召公，共同辅佐成王，仍然会有不相悦之处，何况邪正、忠佞各自有所存心的人呢？臣私下考虑，皇帝陛下年纪尚轻，太皇太后亲自临朝处理万机，事情无论大小全都交给执政官，垂衣拱手等待他们办成。万一群臣意见不同，势均力敌，不能统一，伏望陛下特别留意圣心，审察其中的是非：如果甲对而乙错，就舍弃乙而听从甲；如果乙对而甲错，就舍弃甲而听从乙。这样群臣没有谁敢不服从，善政就会日益更新。否则，陛下虽然有求得治理的心愿，政绩功业也永远无法成就。况且《尚书》说：『惟辟作福作威。』不可以让任用、赏赐、刑罚的权柄全部归于执政官，使君主反而不能独自掌握。谨请圣上裁决。议论事情应当裁决的札子【元丰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上】臣听说古人有句话：『谋之在多，断之在独。』陛下宽厚仁慈，把政事委托给群臣，有时政事遇到重大疑难，众人的议论难以统一。假如陛下不裁决其中的是非，那么争辩纷纷，永远不会停止，政绩功业又凭什么能够成就？臣谨按蔡邕《独断》所说：叙述汉代制度，有疑难之事，公卿百官共同议论。如果台阁已有正确处理，而有人独自坚持不同意见，就称为“驳议”；其中符合皇上心意的，公文便回复说“某官某甲议可”。这就是既能让群臣各尽所见，又不使君主失去掌握权柄的方法。如今执政之臣虽然相互协力，敬事和睦，共同恭敬办事；但万一有议论确实不能相合，希望允许他们各自具写札子奏报。请陛下精心审察其是非可否，用圣意作出决断。或者在帘前宣示，或者在宫中批示发出，命令依照某人的奏议办理。如果群臣仍有固执争辩的，就希望陛下更加审察；如果先前的处分果然不对，就不要顾忌改正；如果明白无疑，就果断实行而不再改变。这样反复思考后再施行，大概可以尽量满足众人的心意，事情也少有失误。谨请圣上裁决。请求对强盗不得宽贷的札子【元丰八年八月上】刑部奏报，抄录曹州审问所得的案情：百姓赵倩、吕德、吕文，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一同抢劫南华县界内顿荣家的财物，用枪刺了顿荣一枪，使他腮上出血；抢得财物后，被弓手捕获。医官检验后认定，顿荣原来被吕文刺伤的地方有血，这就是失物伤。抢得的赃物估价共值六贯九十九文。曹州只是因为顿荣被抢、被刺伤时没有向官府申报检验伤痕，于是整理案卷上报大理寺。案卷送到进奏院时，今年三月六日的赦书在七日传到州里。依照法律和敕令，本应判处重杖一顿，处以死刑。刑部检查看过有关条例，拟定特别宽免死罪，判脊杖二十，各自刺面，发配广南远恶州军牢城服役。臣考察近年以来各州审问所得的劫贼，只要没有杀人放火的，都说情理可怜，或者说刑名有疑，奏请朝廷，通常得到宽贷。臣详细考察这些人既然已经做了强盗，情理有什么值得怜悯的？赦书之后赃物数额已足，又伤害了人，罪名和刑罚有什么可疑的？这都是各州官吏为了避免被追究误判入罪，专门图方便、写有利于自己的文书，却没有除害疾恶之心。何况曹州向来盗贼很多，是适用重法的地区。像赵倩等人所犯的罪行这样严重，却都能免死，那就等于强盗只要没有放火杀人，便全都能够免死。臣私下担心盗贼会更加肆意横行，善良百姓将无法自存，这恐怕不是惩恶劝善的道理。对于赵倩等人，希望一并命令本州依法处死。还请立法规定：今后天下州军审问强盗，若情理没有可怜悯之处、刑名没有疑虑，却胆敢上奏请裁，一律由刑部举发驳斥，从重依法惩处，不得再像日前那样援用成例而破坏法条。请求对故意斗殴杀人不得宽贷的札子【元丰八年八月十四日上】臣私下认为，君王用来治理天下的，关键只在法令。凡是杀人的都处死，自从有刑法以来，历经百代也没有改变。假如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受刑，即使尧、舜也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近来看到刑部抄录的奏案：泰宁军审问到保正家的家人姜齐，他看见本都代名大保长张存揪住百姓孙遇；孙遇又揪住袁贵的发髻。张存自称是东岳急脚子，胡乱打人而不肯接受收领。姜齐揪住孙遇，互相打了二三十拳，解开并放走袁贵。姜齐和张存把孙遇揪倒，姜齐又挥拳踢打，孙遇因此死亡。姜齐便与张存商量抓住袁贵，捏造说是把原先争斗的人打死，申报解送到县里，想让袁贵替自己偿命。袁贵到了县里不肯作假口供，姜齐被枷锁拘禁、隔离审问，才招认了实情。又有怀州审问百姓魏简与郭兴争赌钱，把郭兴家的棚子拉倒。郭兴的父亲郭升揪住魏简，使他的头撞击自己；魏简因为自己年老，便说：“你和我不是对手，别拉扯我，等我推搡。”郭升想放开魏简，用力在郭升的喉咙上掐了一下，郭升当即倒地死亡。又有耀州审问百姓张志松，他的再从弟张小六被冤枉拘执，声称有人咒骂堂兄弟男女；张志松乘酒意，对张小六怀恨，因此挥拳殴打张小六，张小六当时死亡。

译上述三人依照法条都应处死，本州却都作为情理可怜悯的案件奏请裁决。耀州还说张志松本来没有杀人意图，刑部一概检视成例，拟定特别宽免死罪，判脊杖二十，刺配到断所牢城。臣详细考察，孙遇不该诈称东岳急脚子、胡乱打人，虽然是有罪之人，但罪不至死。姜齐等既然已经解开手臂、放走袁贵，就应当申报送交官府，依法施行。孙遇又没有拒捕、抵抗或逃走，并且已经被拘执，怎么还可以把他揪倒殴打，直到打死？他们还诬陷被害的袁贵是杀人贼，想让他替自己偿命，这样的情理有什么值得怜悯的？魏简因为郭升年老，不愿意与他相打，却用力在郭升喉咙上掐了一下直到他死亡，难道不是比殴打更加严重吗？张志松只是因为张小六蒙受冤屈、被拘执并咒骂，事情和情理都极其轻微，却于是殴打本人，导致他死亡，同样属于斗殴杀人，在情理上都没有可怜悯之处。凡人因愤怒而争斗，彼此交相殴打，他们的意图难道全都在于杀人吗？但只要一人在斗殴的期限内死亡，另一人就必须偿命。何况这三个人都是当场殴打致死，判处死刑毫无疑问，只是各州为了逃避误判入罪的罪名，妄称情理可怜悯，或者说刑名有疑，奏请朝廷裁决。刑部于是援引旧例，把一切死罪都宽免了。如果因循不改，危害将非常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历来的律令、敕式，总有条例不能完全涵盖的事情，有司无法裁决，便援引成例办理。如今斗杀依法应当处死，自有明确条文，刑部却不问是否可以宽贷，承袭旧例，一概免死，发配外地，并起草奏钞施行。这样一来，杀人者不死，关于斗杀的律条便完全无从使用了。对于杀人者来说，虽承受了宽大的恩典，那么被杀的人又到哪里申诉？这不是用来禁止凶暴、保护安善之人的办法。希望今后凡各州奏报的死刑犯，都交给大理寺依法审定裁断。如果案情和情理都没有值得怜悯之处，罪名刑罚也没有疑问，就应由刑部退回本州，令其依法施行。如果确实有值得怜悯之处或有疑问，就应由刑部在奏钞之后另用贴黄，说明情理为何值得怜悯、罪名刑罚有何疑问、现在拟如何施行，交门下省审查。如果拟定的办法确实妥当，就用缴状呈入施行；如果有不妥，或援引成例破坏法条，就应由门下省驳回奏议，请求下令审查办理。这样或可使统一的法律不至于毁坏，使凶暴之人有所畏惧。姜齐等人的案件发生在立法以前，如今想先行呈入。《大辟贷配法草》【元丰八年十月二十日授予刑部】凡开封府和各路州军奏报的死刑犯，声称罪名刑罚有疑问或情理值得怜悯的，应交大理寺依法审定裁断，并依据疑虑、可悯的条款，送刑部审看详议。如果罪名刑罚确有疑问、情理确有可悯之处，就据实申奏，请求裁决；如果审看详议后认为并无疑问和可悯之处，就具备奏钞下发原处，依法施行，不得一概援用旧例宽贷发配，破坏律令的正式条文。仍委托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加以防检；如有不妥，或援用成例破坏法条，就奏请下令审查办理。《传家集》卷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四十九，宋司马光撰，章奏三十二 进呈《孝经指解》札子【元丰八年十二月二日上呈】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的五帝、三王，没有不通过学习而成就圣德的。所谓学习，不是诵读章句、学习书写、撰作文辞，而在于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整治家庭、治理国家，把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刚刚继承基业，虽然年纪还在幼冲之时，却主持丧礼、临朝听政，处处遵循礼制而不逾越；仪容尊严，举止安详庄重，敬畏肃穆，具有老成的德行，华夏和夷狄都仰望您，没有不爱戴您的。这是圣明的天性，自然而然，不待学习便能合乎法式，实在是上天保佑皇家、宗庙、社稷和百姓的盛大福分。然而玉石不经雕琢，不能成为器物；人不学习，不能明白道理。倘若再凭借学问加以成就，那么距离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又有什么遥远呢？臣近来看到，近来已经下达圣旨，过了冬至便开设讲筵。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高的；从天子到庶民，无不以侍奉父母为起点，最终立身扬名于后世，这确实是学习应当首先讲求的。臣过去不自量力，曾撰写《古文孝经指解》，在皇祐年间进献给仁宗皇帝。私下担心年代久远，已经遗失不存，如今抄写成一册进呈。恭请圣明稍加阅览，决定取舍。辞谢转官札子【元丰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呈】臣恭敬地看到中书省录黄奉行圣旨：神宗皇帝祔庙礼毕，执政官依照旧例迁转官职，任命臣为正议大夫。臣私下认为，英宗皇帝亲政之初，宰臣韩琦等人在嘉祐末年有谋定国策的大功，保佑圣躬，使国家渡过艰难，所以各自特升一官。如今陛下在神宗皇帝病危之际，宰臣蔡确等启发引导圣心，建立储君，传授大宝，各自特升一官，固然也是适宜的。臣当时正闲居西京，凭几接受遗命之时，臣并未参与，也没有听闻，怎能和蔡确等人一同接受褒赏？况且国家的名位，本来是用来酬报功劳、回报德行的，不可以只因祔庙礼毕，检举旧例，徒然授受。何况臣在陛下登极之初，已经因普遍施恩而改官，如今还未满一年，怎敢再次承受特殊厚恩？即使臣贪图冒领、不知惭愧，天下人又会怎样看待臣？所授正议大夫的告身，臣不敢接受。恭望圣慈，特赐停止此事，谨候圣旨裁夺。辞谢转官第二札子【元丰八年十二月上呈】臣于本月十一日恭敬看到中书省录黄，奉恩命授臣正议大夫；臣于十二日具札子奏明，认为蔡确等人在神宗皇帝病危时启发引导圣心，建立储君，传授大宝，应当升一官。臣闲居西京，并未参与此事，所以所授正议大夫告身，臣不敢接受。此后没有听说诏令下发，直到十四日才收到閤门的告报，命臣接受上述告身。臣私下认为，富弼辅佐三朝，名望德行老成，在嘉祐初年也是谋定国策的大臣，只因没有参与顾命，便恳切推辞，态度十分坚决。臣的才能德行与富弼相比，根本不能望其项背；在建立储君、接受遗命之时，臣作为普通官员在外地，完全没有参与，怎敢只因祔庙而按例升官？凡是治理政事的要领，关键只在赏有功、罚有罪。臣忝居执政，无功而受赏，将凭什么裁抑其他人？所颁新命，恭望圣慈特赐停止，谨候圣旨裁夺。辞谢转官第三札子【元丰八年十二月上呈】臣恭敬地接到诏书，说臣辞免恩命，所请不应准许。过去英宗皇帝承继大统时，宰臣韩琦等确有谋定国策的功劳；又在即位之初，圣躬违和，慈圣光献皇太后暂时与英宗共同听政，韩琦等竭尽忠力，也没有什么做得不到位的。等到英宗皇帝亲自处理全部政务，褒奖韩琦等人，各自升一官。臣当时任谏官，还曾上言认为，近年官员冗滥、赏赐泛滥，两府大臣在陛下亲政之初，应当革除这种弊端。如今在一年之内接连升官，就难以禁止其他侥幸求进的人，恐怕宿卫将军、宗室外戚、四方藩镇、内侍近臣都会有所企望。到那时陛下也不能裁抑，两府也不敢执奏。当时英宗皇帝虽然没有收回恩命，但富弼也有谋定国策的功劳，只因没有参与顾命，仍然极力苦苦辞谢。何况臣既没有参与谋定国策，也没有参与顾命，怎么可以从闲散之地回来，突然和辅臣一同受赏？况且臣过去处在旁观位置时，曾说这种事不可接受；如今身处其中，却接受而不推辞，回头再谈过去的话，能不自惭吗？所有告身，臣不敢接受。恭望圣慈体察，特赐停止，谨候圣旨裁夺。辞谢转官第四札子【元丰八年十二月上呈】臣前日蒙恩授予正议大夫，臣三次上札子并在帘前当面陈述，恳切至极，最终仍未获准许。臣日夜惭愧恐惧，不能自已。臣私下认为，治理政事的关键，只在赏有功、罚有罪。赏赐不符合功劳，就会导致侥幸求进；惩罚不符合罪行，就会使善良之人忧惧。这是祸乱的根基。前些日子神宗皇帝病危时，臣退居民间，如今却和建立储君、接受遗命的大臣一例升官。赏赐不符合功劳，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陛下不知道臣不肖，却让臣忝居执政。执政本应替陛下抑制侥幸、爱惜官职，自己却冒领赏赐，凭什么给别人作表率？臣不是为了装饰个人的小廉洁，而是想替国家慎重对待名位和器用。恭望圣慈体察，特赐停止新命。所有告身，臣不敢接受，谨候圣旨裁夺。辞谢转官第五札子【元丰八年十二月上呈】臣收到閤门告示，说臣屡次上章辞免新命，已经下达批答，不许辞免；所有告身，可以告示臣早日接受。臣私下认为，无功受赏，是士人最难以承受的事。臣考察英宗皇帝、神宗皇帝亲政之初褒奖大臣的事例，都是因为谋定国策、接受遗命的功劳，并不是因为祔庙礼毕。臣既没有参与谋定国策，也没有接受遗命，实在难以无功受之。至于政事日新月异，都是陛下圣明、众贤协力的结果，凭臣一人又能有什么补益？而无名无实地冒领赏赐，只怕有损清明的朝廷。所有告身，臣不敢接受。恭请早日赐予停止，谨候圣旨裁夺。请革除弊端札子【元丰八年十二月四日上呈】

译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早晚勤勉不懈，把爱护百姓、安定国家作为职责。善于治病的人，一定会预防病因，先攻治最急迫的病处；救治希望迅速见效，祛除希望彻底。臣看今天公私财力都已耗竭，远近百姓都很疲惫，大致说来，根源在于用兵。兵器是凶器，是天下的毒害，是耗损财用的蛀虫。圣人除暴定乱，只有不得已才使用它。自唐朝中叶以来，藩镇骄横跋扈；到了五代，群雄相互争逐，四海九州分裂溃乱，军队相互吞噬，百姓陷于涂炭，持续了二百多年。太祖承受上天的明命，四方征讨不服之地，光大开创了景祚。太宗继承其业，终于完成功勋，于是大禹的遗迹全部归宋所有。此后收起干戈，让百姓休养生息，有的人从出生到死亡、年过期颐，都没有见过战争；官吏遵守法度，百姓安于生业，鸡鸣狗吠相闻，炊烟彼此可望，可以说达到了太平的极致，是自古罕见的盛况。等到神宗继承帝位，才智雄伟、气概英明，认为幽蓟、云朔沦陷于契丹，灵夏、河西被拓跋氏专有，交趾、日南受李氏控制，不能全部设置官吏、收取户籍赋税，与汉唐疆域相比，仍有未完成之处，深以为耻。于是慨然产生征伐开拓的志向。这样一来，边地武夫窥伺小利，竟敢放肆发表大言，只知道邀功，不顾国家祸患，争相夸耀自己剩余的勇气，自称如果卫青、霍去病还活着也不过如此；那些白面书生披阅文书、按图索骥，玩弄熟悉的旧事，不知道随机应变，争相献上奇策，自称张良、陈平再生；聚敛之臣搜罗财利，分析计算细微之处，以供军费，专门务求收买恩宠，不顾残害百姓，各自陈说所谓遗利，自称桑弘羊、刘晏复出。他们相互蒙蔽迷惑先帝，只求为自己取得荣位。于是设置提举官，强行摊派青苗钱，大量征收免役钱，以聚集货币；又驱使田间百姓组成保甲，使他们放下农具，练习弓箭；又设置都作院，征调筋、皮、角、木材，大量制造器械铠甲；又饲养保马，使农民卖掉耕牛，购买良马，于是农民开始愁苦。把各军分割开来，不论边州还是内地，都设置将官统领；知州、军总管、钤辖、都监、监押全都不得参与，舍弃祖宗教阅的旧制度，诵习射法，仿效北方服饰、器械和陈旧图样，争相制造新奇之物，早晚登场操练，很少得到休息，于是士卒开始怨叹。设置市易司，强行收购、夺取货物，坐在市中列摊贩卖，增加商税项目以及蔬菜水果的税额，于是商贾开始贫困。又制定赊贷的办法，诱使不肖子弟借贷，败坏他们的家业；又令百姓封存文状、加价购买坊场，以致他们的子孙、邻保都被籍没财产，仍不能偿还；又增加茶盐定额，低价收购、高价卖出，强行配给百姓，使其食用不尽，又以威刑逼迫，导致百姓破产缴钱。又设置措置河北籴便司，在临近水流的州县广泛积储粮谷，以备运输供给。训练军队既久，积聚财物既多，然后才使用它们。然而太平日久，人们已经忘记战争，将帅愚昧懦弱，军队骄横懒惰。加上筹划军事、决定胜负的竟是浮躁巧伪之士，不了解敌我情况，妄动轻举，因此军队困顿于灵武，力量疲竭、粮食耗尽，溃败而归。执掌兵器的士兵、运输粮食的民夫，尸骨暴露在塞外，将近几十万人。修筑永乐城时懈怠疏忽、毫无防备，放纵敌寇，招致敌人，满城的人都被杀戮，像鱼肉一样任人宰割。还没有足以威服戎狄，中原自己却先陷入困境。先帝深深悔恨此事，厌恶喋喋不休的谄佞之言，思念反复进言的贤良之士。等到下达哀痛诏书，停止战争、使百姓富足时，却突然弃世而去。这是臣痛心疾首、泣血追悼而深为悲伤的事情。恭惟皇帝陛下刚刚继承基业，太皇太后共同听理政务，首先告诫边地官吏不得妄自出兵侵掠，使华夏和夷狄两相安宁。如今契丹继续保持友好，秉常前来纳贡，干德奉表进章，关于征伐开拓的议论都已经停止了。那么设置提举官、发放青苗钱、征收免役钱、督促训练保甲、设置都作院、饲养保马、设置将官、市易司、封存文状购买坊场、增加茶盐定额、设置措置河北籴便司，全都成了虚设。陛下幸而下诏令臣民各自陈说疾苦，已经送到的有一千多章，没有一篇不说到这些事情的危害，足以知道这确实是天下共同的祸患，是众人都知道的事实，并非臣一人的私见。利弊显明，像日月一样清楚，还有什么可疑的？然而群臣仍然习惯于苟且安逸，所以害怕改变制度；虽然已经稍加裁减抑制，监司仍然照旧安置，将官仍然保留，保甲仍然训练，保马仍然饲养，边州屯戍没有减少，军器制造没有停止，茶盐新定额仍然存在，差役旧法也没有恢复。因此，用兵虽已停止，公私的劳费却仍未停止。这样因循下去而不知道改弦更张，几年以后，万一遇到水旱灾害和大饥荒，盗贼群起，对国家造成的忧患，哪里敢全部说尽？恭请陛下出于圣明的决断，凡王安石等所制定的新法，确实优于旧法的就保留；其余臣民认为不如旧法便利的，就彻底加以革除。这虽然不是一天之内能够办成的事，但希望陛下宣谕执政大臣，令他们因臣民所上的封事，详细议论利害，进呈给陛下裁决施行。从前夏遵循禹的训典，商采用汤的法度，周遵循文王、武王的典章；开创基业、垂示传统的君王，把谋略留给子孙，后世本应谨慎守持，不可丢失。如果一切措施都大体遵循旧章，只要使政事完全恢复到熙宁初年那样，那么百姓万物和乐，天下太平，再没有别的事情了。议论的人一定会说：“革除弊端不可仓促，应当慢慢地、有步骤地进行。”这和让医生治疗疾病，却说“不要使它很快痊愈，也不要把病根彻底清除”有什么不同？这样替医生谋划，当然很好；替病人谋划，有什么好处呢？谨候圣旨裁夺。请求停止免役钱、恢复旧日差役札子【元祐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上呈，随后得到批准依奏施行】

译臣私下看到，免役法有五种危害：过去实行差役时，上等户虽然被差充役，也还要另行备办一些费用；但役期满后，可以休息几年，经营治理家产，为下一次服役作准备。如今却年年出钱，没有休息，有的人所出的钱还多于过去服役时陪备的钱，这是第一种危害。过去实行差役时，下等户尚且不充役；如今一律出钱免役，驱迫贫民，剥皮吸髓，家产耗尽，流离迁徙而无处归宿，弱者辗转死于沟壑，强者聚集成为盗贼，这是第二种危害。过去实行差役时，所差的都是本地土著良民，各有宗族和田产，让他们充任公人、管理各种事务，他们各自爱惜自身，少有人敢大肆作恶；让他们看守官物，也少有人敢侵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事情败露、逃亡之后，还有宗族和田产牵累其心。如今却招募四方漂泊浪荡之人充役，他们没有宗族、田产的牵累，充任公人便任意作奸作伪、曲法受贿；看守官物便侵吞欺骗、盗窃挪用。一旦事情败露，就携家逃走，改换姓名，到别的州县投名，官府无法追捕，官物也无从追索，这是第三种危害。自古以来，农民所有的不过是粮食、布帛和劳力；凡是用来供应官府赋税差役的，不超出这三者，都是从他们自身取得，而且取之不尽。如今朝廷立法说：“我不用你的劳力，你把钱交给我，我自己雇人。”却不知道农民出钱比出力困难吗？为什么呢？钱不是民间铸造的，都是从官府流出；上等农户家中较多的，不过是田地、粮食、布帛、牛具、桑树而已，没有积存几百贯钱的。自古丰年粮价低，已经使农民受损；官府再以免役钱和各种名目的钱催逼，粮价就更加低了。平时一斗粮值百钱的，不过值四五十文；催逼得更急，便只值二三十文。丰年还可以卖粮换钱缴纳官府；如果遇到灾年，那么粮食、布帛也只能卖掉田庄、耕牛、牛具和桑树来求钱纳官。既然家家都在卖，哪里能够卖得出去？最后只有拆屋、砍桑树当柴卖，杀牛卖肉；今年这样，明年靠什么生活？这就是官府立法来耗尽百姓生计，这是第四种危害。提举常平仓司只一味务求多收役钱，广泛积聚宽剩钱作为功绩，以求升迁任用；如今朝廷虽然有指挥，命令役钱宽剩不得超过二分，臣私下担心聚敛之臣仍会依托役钱另立名目，隐藏宽剩，使偏远地方的人不能蒙受圣恩，这是第五种危害。陛下近来下诏令臣民各自上封事，陈说民间疾苦；下发的奏章大约有几千篇，没有一篇不说免役钱的危害，足以知道这确实是天下共同的祸患，毫无疑问。依臣愚见，如今的办法不如直接下达敕命，天下免役钱一概停止。各种役人的人数，都依照熙宁元年以前的旧法，由本县令、佐官亲自查核五等户的丁口、财产簿，定出差役；仍命刑部检查熙宁元年正在施行的差役条贯，雕印颁发。各州所差的人，如果本人愿意服役，就令其充役；不愿充役的，任其选择雇人，由有身份、有固定去处的人替代。雇钱多少，由双方私下商议。如果所雇的人逃亡，就责令原来应役的人另行雇人；如果把官物带走，就责令原应役者赔偿填补。这样，各种公人都能有根基，有固定去处的人少敢作恶，官府各项事务无不得到整治。现今已经雇用的役人，等到另行差役的人分别放归时，再按人数遣散。只有衙前一役最为繁重困难。过去差役时，曾有人因衙前役太重而破产，朝廷因此开始议定助役法。然而后来条贯不断优待宽免，衙前所属各公库所设的厨酒库、茶酒司，以及负责押送各项上京纲运的将校，已经能够召募替代官员，或差派使臣、殿侍、军大将来管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章〕 其中粗重物品和零星物品，派将校或节级押运。衙前苦于没有差遣，听说后来再没有破产的人。如果今天差人充任衙前，民间的陪备也比过去少，不至于有人破产。如果仍认为衙前户的力量难以独自承担，就请仍旧在官户、僧寺、道观、单丁、女户中，凡有房屋产业、每月收入钱达到十五贯，以及庄田每年收获达到一百石以上的，都令其按照贫富分等出助役钱；不到这个数的予以免除。其余产业也以此为准。所有助役钱，令各州分别桩管，根据收存数额，估算本州衙前重难役的分数，每一分应给多少钱，遇到衙前应当承担重难差遣时便支给。然而还担心天下役人的利害关系，各地各有不同，希望在今后敕令中进一步下达指挥：由开封府界和各路转运司抄发到各州县，委托各县官审看详议。如果依照今次指挥没有别的妨碍、可以施行，就立即依此施行；如果有妨碍而无法施行，就令其在敕令到达五日内，详细说明利害和筹划，申报本州。本州汇集各县所申报的意见，选取可取者，限敕书到达一月内，详细说明利害和筹划，申报转运司。转运司汇集各州所申报的意见，选取可取者，限敕书到达一季之内，详细说明利害和筹划，奏闻朝廷。等奏章送到后，委托执政官再次审看详议，根据各地情况分别修改，另行制定适用于一路、一州、一县的敕令施行，务必使各地的差役法完全合乎实际需要。谨候圣旨裁夺。辞谢免除医官札子【元祐元年正月二十三日上呈】臣因患病，告假在家，恭敬地蒙受圣慈，连续多日派中使押送医官沈士安、朱有章、杨文蔚、陈易简等到臣家，为臣诊脉问候并留下药物。臣承受了上天般深厚的恩典，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然而臣私下听说，陈易简现在也在病假中，近来连皇太后服药一事都无法侍奉应对，如今因为臣的缘故，特意烦劳圣上派人督促，令他每天到臣家诊看治疗。臣作为人臣，实在心中不安。况且臣的私家也必须另请一名医生，每日诊脉调理。陈易简已经知道臣的脉气和病状，希望特降圣旨，只令臣每天把病情增减写明，到陈易简处取药，不再令陈易简每天到臣家诊候，这样或许在体制名分上稍微能够心安。谨候圣旨裁夺。辞谢免除正式谢恩札子【元祐元年上呈】

译臣恭敬地听说，圣旨下在閤门，宰臣、执政官近来升迁转官，已经举行正式谢恩礼，其中有司马光因患病在假，特许免除谢恩，并免赴景灵宫、福宁殿恭谢。臣听到诏命，震惊得无地自容。哪里有朝廷特意升一官，臣却卧在家中接受，连入朝谢恩都不参加的道理？君主降下异常的恩泽，臣却连一拜之劳都没有，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臣虽然愚顽昏暗，也绝不敢承当。恭望圣慈早日收回这次指挥，等臣疾病稍微痊愈后，只依照先前指挥减少拜礼入朝谢恩，并前往景灵宫、福宁殿恭谢，这样也使臣这个微贱之人略能心安。谨候圣旨裁夺。审察内批指挥札子【元祐元年正月上呈，内批依二十八日指挥】臣昨天具札子奏请，因圣旨特许免除正式谢恩，并免赴景灵宫、福宁殿恭谢。臣认为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礼制，绝不敢承当。当夜收到御批，命依照近来下达的指挥。臣查考本月十四日内降的指挥：因臣转官，今后正式谢恩时，特令行两拜、起居礼，免除舞蹈。十七日又收到内降指挥：臣今后应赴景灵宫逐殿恭谢，只令行两拜。二十八日又收到入内供奉官刘永年传达的宣命，免除臣正式谢恩以及到景灵宫、福宁殿、神御前恭谢。臣不明白御批所说“依近降指挥”，究竟是依十四日的指挥、十七日的指挥，还是依二十八日的指挥？因此必须再次奏禀，请求圣旨裁夺。辞谢免除正式谢恩第二札子 臣昨夜收到御批指挥，今天早晨再次奏禀。随后又收到御批，命依照二十八日的指挥。臣承受诏命，惊惶失措，无地安置自身。臣想到，自己忝为人臣，陛下即使赐予一次召见、赐一杯酒、赐瓜果，臣也应当叩头拜谢。何况进用臣于高位，给臣以尊宠的名位，使荣誉震动士大夫，使恩泽流传子孙，怎么可以立即安居私宅，只顾养病，不到王庭，坐受官印？这不只是会受到海内众人的共同责备，也会受到有司的直接纠察。天威距离臣不过咫尺，臣若违背圣意而获罪，死于颠仆之中，将成为圣朝的羞耻。臣虽然极其愚昧，还略知自爱，怎敢接受这种安排，使自己陷入不可预料的诛罚？恭望圣慈怜悯，等臣的疾病稍微痊愈安稳之日，只依照十四日、十七日所下的指挥，减少拜礼入朝谢恩，并到景灵宫、福宁殿、神御前恭谢，这样或许稍能心安。至于二十八日的指挥，臣即使以死自守，也一定不敢奉诏。谨候圣旨裁夺。辞谢免除正式谢恩第三札子【元祐元年二月上呈】本月五日，臣收到尚书省札子，说臣前次奏请等疾病稍微痊愈安稳后，依照正月十四日、十七日所下指挥，减少拜礼入朝谢恩，并到景灵宫、福宁殿、神御前恭谢。本月二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依照正月二十八日的指挥。臣听说，君主以恩惠待臣，臣以恭敬奉事君主，所以君臣上下能够亲近，道义和政务能够交相亨通。陛下念臣年老患病、筋力羸弱，特意减损朝廷礼仪以顺从臣的私便，这是陛下的大恩。臣如果不懂礼义，厚着脸皮接受优厚恩典，却一点也不推辞，就是君主施恩而臣下不恭敬，上面施予而下面没有报答。臣虽然顽愚昏昧，内心怎敢安宁？恭望圣慈，依照臣前次奏请，实行正月十四日、十七日的指挥，这样或许使臣这个衰弱之躯有地自处。谨候圣旨裁夺。《传家集》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五十，宋司马光撰，章奏三十三

译论西夏札子【元祐元年正月上呈】臣恭敬地看到，神宗皇帝因为夏国王赵秉常被臣下囚禁，兴兵讨伐，奋扬天威，震动沙漠。敌人携带其部落逃窜潜伏到黄河以外。各位将领收取其边地，修建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这只是借口而已，用来当作自己的功劳，都是为自身打算，不是为国家谋划。臣私下听说，这几个寨子都孤僻偏远、单独处于外地，难以救援；田地并不肥沃，不能耕种开垦；地势也不险要，不足以防守。中原得到它们，只能分派兵马驻守，白白耗费粮草，有长期戍守、远途运输的负担，却没有开拓疆土、扩张边境的实际收益。这是众人都知道的。王师收取灵州后，不能取胜，狼狈而归，士卒疲惫、粮食耗尽，损失逃亡很多。西夏人知道中国军队所到之处的实力，从此开始产生轻视之心。因此第二年边臣修筑永乐城，敌人暗中派兵袭击，覆灭军队、杀死将领，使一城百姓陷于涂炭。过了很久，敌人又举全国之众攻围兰州，决心一定攻取；将士坚守，才勉强得以保全。敌人从此锐气稍受挫折，不敢轻易侵犯边境。臣听说，这几个寨子的土地，中国得到它们虽无利益，敌人失去它们却有很大危害。为什么呢？这些寨子深入敌境，靠近其腹心，敌人常常担心中国有朝一日出兵袭击，自己无法抵挡，不能安居，所以一定想得到它们，不肯放弃。一年前，敌人曾专门派使者到朝廷，极力为自己辩解申诉，请求像过去一样臣服；其心意没有别的，只是想求回原来的土地而已。朝廷既已允许其臣服，敌人来请求旧境，朝廷于是下达指挥。此前朝廷说：“所以兴兵，本来是想捉拿罪人、救护幽禁受辱之人，并不是有意侵犯夺取疆场土地。”后来却说：“只是把已经得到的少量边地留下，姑且表示削罚，怎么还可以再提出请求归还的道理？”这样朝廷诏令的前后已经自行矛盾了。再说，兴兵本来是为了振奋国威，赵秉常违抗命令是西夏国人的罪过，怎么反而削减赵秉常的土地？从道理上说似乎不妥。君王以大信治理四海，羌戎虽然粗鄙，恐怕也不容易用文辞欺骗。于是敌人既然失望，便愤怒怨恨，移文保安军，言辞不恭，说：“如今来祝贺正旦的使者，难以遣发。从今以后，正旦、生辰，乃至陛下继承大统，都不派使者入朝祝贺，这就太不臣服了。”然而去年曾四次派使者到朝廷，吊慰祭奠，告知其母亲去世，并进献遗物，礼数虽然不完备，也略微表示了屈服。臣私下推测敌人的意图不外三种：一是仍然希望朝廷万一赦免他们的罪过，归还他们侵占的疆土；二是假装恭顺，使中国放松懈怠，便于暗中窥伺间隙入侵；三是为边境制造祸患；四是长久以来与上国断绝往来，其国内贫乏，使者往来时可以得到赏赐之物，并且借此充当商人。过去卫国对晋国怀有二心，晋国便夺取戚田。等到卫人已经服从，郤缺说：“从前卫国与晋不和，所以夺取它的土地。如今已经和睦了，可以归还给它。叛逆而不讨伐，凭什么显示威严？服从而不安抚，凭什么表示恩怀？既不显示威严，又不表示恩怀，凭什么彰明德行？”于是把戚田归还给卫国。如今西夏人的情形正是这样，朝廷既不能拒绝、不接受他们的使者，又不能招纳他们、同他们重新开始。对方来，就迎送、供给馆舍粮食，以宾客相待；不来，就完全不闻不问。日复一日，将要超过两年。臣私下猜想，朝廷认为西夏势力已经衰弱，内心确实归附，所以来时不拒绝，离去也不追究，把他们置于考虑之外，不认为是忧患。却没有想到几年前，王师大举深入，所到之处如烈火一般，割取他们的疆土，他们多次请求却不归还。对方怨毒、想要报仇的心情，窥伺、想乘隙而入的意图，日夜都没有忘记，就像口渴的人不会忘记饮水、失明的人不会忘记视觉一样。譬如有虎狼在房屋旁边，低着头熟睡，人难道可以因为看见它暂时不动，便亲近戏弄它，抚摸它的头，踩踏它的尾巴吗？臣每想到这里，整夜都心惊胆寒。依臣愚见，如今处理此事只有两策：一是归还他们侵占的疆土，二是禁止他们私下贸易。什么叫归还他们侵占的疆土？凡是天子即位，天地都焕然一新，洗涤瑕秽，大事小事无不宽宥。从前赵佗自称南越王，汉武帝在岭南强硬对待他；汉文帝即位后，赦免他的重大罪过，派一名使者去晓谕他，赵佗叩头请求服从，世世代代成为汉朝臣属。李继迁扰乱西部边境十多年，关中困顿疲敝；真宗皇帝即位后，赦免他的重大罪过，割让灵、夏等数州，任命他的儿子赵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因此边境安宁了四十年。这是前代以及祖宗形成的成法，并非没有依据。如今赵秉常的罪过不比李继迁大，米脂等寨也没有灵州、夏州多。陛下如果能在此时改元一年多之际，特地下诏，列举他们多年不来祝贺正旦、生辰和登宝位等礼数不完备之处，同时嘉奖他们吊慰祭奠、告知国母丧事、进献遗物的勤谨，豁然推施恩惠，完全赦免以前的罪过。从今以后，贡物和赏赐全部依照旧规。废除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命延庆二州全部加以毁坏撤除；除去省地以外，原本属于夏国旧日的境土，一并归还给他们。至于定西城、兰州，议论的人有的说，那里原是花麻居住的地方，赵元昊把女儿嫁给他，以羁縻方式使其服属，并非夏国本土；想暂且保留下来作为日后的谋划，仍然算是有名义上抵御夷狄的作用，不止一种理由。等他们再次请求时，或保留，或归还，慢慢商议其合宜之处，也没有什么妨碍。至于防州，还在化外之地，而经略司却匆忙称为熙河兰防，敌人常常怀疑中国还有开拓疆境的意图，不如改称熙河岷兰经略司。这样西夏人突然受到恩德，完全出乎意料，即使禽兽木石也会感动，何况他们是人，哪里能不鼓舞欢欣、手舞足蹈，世世代代臣服呢？议论的人或许说：先帝兴师动众，耗费亿万，只得到几个寨子，如今又无缘无故抛弃它们，这是中国的耻辱。过去汉元帝放弃珠崖，诏书说：“我日夜思考议论者的话，若认为威势不能施行，就想诛杀他们；若通晓时势变化，就忧虑天下百姓。”那么，天下百姓饥饿和远方蛮夷没有被讨伐，哪一种危险更大呢？

译于是抛弃它们，这是帝王的宽宏气度，是仁人的用心，如同天地覆盖养育万物、父母慈爱子女一样，是盛德之举，有什么可耻的？国家正统辖万里疆域，如今这几丈几尺的土地，若吝惜而不归还，万一西夏人积聚怨恨之气，发泄凶悖之心，倾举所有军队，寻找机会、窥伺空隙，长驱深入，覆灭军队、杀死将领，使战争接连、灾祸相续，就像从前李继迁、元昊叛逆那样，天下骚动。到那时，即使有米脂等一千个寨子，能有什么帮助？不只是等到他们攻围后被其夺取，本来就很可耻；即使敌人只说一句不恭敬的话就把土地归还给他们，损伤威势、毁坏国家体面，也已经很多了。所以不如今天就把它们给还给他们，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是国家大事，恭望陛下留心熟虑，再同执政大臣详细商议，由圣意决断施行，不可错过时机，失去这个机会和防备，后悔将来不及。什么叫禁止私下贸易？西夏所居之地，是氐、羌旧有的土地，所产不过羊、马、毡、毯；他们国内自己用不完，势必把余下的拿去同别国贸易。其三面都是戎狄，货物卖不出去，只有中国是羊、马、毡、毯输往之处，也是茶叶和各种百货来源之地。因此西夏百姓就像婴儿，而中国在哺乳他们。宝元、庆历年间，元昊辜负恩德、僭越作乱，多次侵犯边境，大规模入侵就获大利，小规模入侵就获小利；中国却从未踏入他的境内、击破他的军队、擒获他的将领、屠灭他的城池，因此并没有对社稷造成实际打击。然而前后六年，元昊派使者借边地官吏的关系，使用卑下言辞归顺纳款，叩头称臣；虽然他的罪恶已经积累、罪行已经满盈，想要改过归顺，推究他的私心，未必不是贪图中国的财物、想要私下贸易的利益。旧制规定，官府给客商发公据，才允许同西夏人交易。听说近年法禁疏弛，官吏懈怠，边民同西夏人私下交易，早晚都公开进行。西夏人公开则频繁派使者来中国经商，私下则同边地小民暗中交易。虽然没有获得岁赐之物，公私方面也不缺乏，所以能够傲慢放纵。几年之间，似乎恭敬又似乎轻慢，表示并不急切地侍奉中国；这是因为物资财用充足，同侍奉中国时没有什么不同。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拒绝他们的使者，责问他们多年不来祝贺正旦、生辰和登宝位，为什么偏偏派这个使者来？拒绝而不让他入境。明确命令边地官吏，严格禁止私下贸易。等过了一两年，公私都陷于困乏，使他们自己谋求来朝，他们的礼节一定更加恭敬，言辞一定更加谦逊。这样以后，朝廷责备他而又赦免了他，允许恢复私人贸易，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们。但是，边民同西人交易，日子已经很久，习以为常；一旦禁止，事情就非常困难。为什么呢？如果按照通常的法律办理，主管官吏就会拘泥于文书，动辄依循防禁条文，追究证据，逮捕、押送交易的人以及窝藏他们的人，奏请裁决后等待批复，动不动就要牵连半年。这样只会使边民触犯法刑的越来越多，监狱充满，而私人贸易最终还是无法禁止。所谓三尺高的限制，是因为空车不能登上陡峭的山路；百仞高的山，重载能够登上去，是因为道路平坦。如今如果一定要严禁边民同西人私人贸易，就必须根据时势另立重法，犯者一律处死，不予赦免。本地负责巡逻的吏卒如果没有察觉而使贸易漏过，官员革职替换，士兵降职发配；仍允许百姓告发，捕获者赏钱若干，当天以内用官钱支付，不得再用犯事人家的财产充数。这样，沿边六路各自处死一两个人，或许就可以震动人心，使法令得到执行、禁令得到遵守，人们不敢再犯了。不过，有人才能有政绩，这件事完全取决于边帅是否任用得人。从前庞籍任河东经略使，下令禁止边民同西人私下贸易，有熟户触犯禁令，庞籍就在犯罪地点将其斩首，妻子儿女全部送往淮南编管，全境戒惧，再没有敢犯法的人。后来施昌言任环庆路经略使，也禁止私人贸易。西人发兵逼近边境，施昌言派使者询问他们来此的原因。西人说没有别的事情，只是因为贸易不通。使者害怕他们的兵威，便擅自答应了他们，法令于是又被破坏了。如果边帅不能完全任用得人，那么这项法律恐怕不容易实行；不如采用前一条策略，那样道理宏大、原则正确，万无一失。请陛下裁决。请在禁止私人贸易以前先赦免西人的札子【元祐元年二月上】臣在本月三日上奏说，西人还没有服从中国，不能不有所忧虑，边防也不敢稍有松弛。臣不自量力，冒昧提出两条策略：上策是趁天子继承统绪之时，广泛赦免他们，归还他们侵占的土地，同他们重新开始；下策是严禁私人贸易，等他们屈服之后再赦免他们。然而，禁止私人贸易非常困难，所立法令又极严苛，而且还要边帅任用得人，才能实行，不如前一条策略道理宏大、原则正确，万无一失。如今臣私下听说，执政大臣采用了臣的下策，只下令禁止私人贸易，所立法律又不严密，边军将帅也没有全部任用得人。如果边吏拘泥文书，捕获一个而漏掉一百个，私人贸易仍然像水势滔滔一样照旧，或者这一路禁止而另一路放行，就像堤防有的地方存在、有的地方毁坏，这样又有什么益处？如此反而足以激怒西人，使他们更加产生悖逆之心，哪里肯屈服？万一他们侵犯边境，或者在表章文书中出现不恭敬的话，到那时朝廷反而难以处置，后悔也来不及了。不如采用臣的上策，及早调和弥补；即使还不想归还他们侵占的土地，也暂且下诏责备而赦免他们，使双方安心。时机难得而容易丧失，不能忽视。何况本来想趁天子继承统绪来洗涤他们的罪过，如今实行已经太晚；如果再拖延下去，赦免他们就没有名义了。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如果等执政大臣讨论后意见完全一致，恐怕会失去时机和防备，误了国家大事。伏望陛下独自裁断实行，不要再有疑虑，天下幸甚。如果有执政大臣提出不同意见，请命令那个人亲自另写文字说明；如果依从他的意见，日后因此招致边境事变，就应当专门追究他的罪责。请陛下裁决。请先赦免西人的第二札子【元祐元年二月上】

译臣在本月十二日上奏，请趁天子继承统绪，广泛重新开始，应当下诏列举西人的罪过而赦免他们；即使暂不归还他们侵占的土地，也暂且实行这一策略来安定边境。直到现在臣听说，执政大臣的议论还没有决定。臣的愚见认为，境内尚未安定，不可以谋求境外之事，所以希望赶快实行臣前面的策略来羁縻西人，这样还可以使边境数年没有事端，朝廷得以让戍守的士兵休息，使百姓安定休养；等国家力量恢复、家家富足、人人饱暖之后，再振扬天威，讨伐叛逆、使其柔顺服从，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如果实行臣前面的策略，可以万全；实行后面的策略，则有得有失。难道可以放弃上策而采用下策，舍弃万全而走向有失吗？宋太平兴国年间，李继迁反叛西部边疆，军队十多年没有解甲，关中困乏枯竭。宝元、庆历年间，赵元昊叛乱，多次入境作寇，覆灭军队、杀死将领，从此中国虚弱耗损，不再富足充实。如今国家理财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下面民力困穷，上面府库窘乏，又刚刚遭逢大丧，山陵才修毕。自去年十月初以来，没有降雨雪，旱势十分严重。万一激怒西人，使他们发出一句不恭敬的话，那么连臣前面的策略也不能实行了！如今趁天子即位不久，西人在外表上还没有不顺从的表现，所以臣希望朝廷从早到晚急切地实行此策。这样的时机和防备很难得到，时机不可错过。这就是臣之所以恳切进言而不停止的原因。万一激怒西人，导致边境祸患发生，战争连绵、灾祸相接，士卒死尽于刀兵，百姓困乏于运输粮饷，饿死者遍地，盗贼纷纷兴起，替国家考虑，难道不是很危险吗？可是执政大臣正认为西人防备薄弱，不敢再行动，多次派使者前来，诚心归附中原，便把这件事置之度外，不以为忧虑。如今又固执地坚持先禁止私人贸易的意见，所立法律又不严，边帅中没有才能的人也不先行更换，实行得太早，不能合乎时宜；一旦被忽视的祸患发生，边境震动惊乱，才开始把罪责归给戎狄，难道不是损害国家大事吗？臣在本月三日所上关于处置西部边境事务的奏章，虽然提出两条策略，但本来就是把归还他们侵占的土地、责备而赦免他们作为上策，把严禁私人贸易、等他们贫困数年后前来归服再赦免作为下策。所谓断绝私人贸易，如果不是立法极严、将帅有智有勇，这项法律恐怕不容易实行；不如前一条策略道理宏大、原则正确，万无一失。这并不是臣前后反复、言论相违。朝廷近来把臣从闲散人员中提拔出来，使臣得以参与听闻国家政事，大概也是误以为臣的防御谋划对国家有益，并不只是采纳臣的虚名。臣之所以不敢始终推辞，也想竭尽疲弱驽钝之力，稍稍报答大恩，并不是苟且贪恋俸禄。如今臣尽心谋划国家大事，却被众人挫败；臣还留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处？这是国家大事，伏望陛下早日审察这两条意见，采用其中较好的一条。如果圣意认为臣的话正确，请下御批依从臣的前一条策略。如果下交三省、枢密院和执政大臣，他们仍然固守自己的意见，其中争辩最力的人，请依照臣前一篇奏章，命令他亲自写文字，说明先行禁止私人贸易，保证日后一定不会招致边境事变。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亲自承担罪责。请陛下裁决。请不要改更、废止役钱的敕札【元祐元年上】臣近来因抱病居家，恐怕突然死去而来不及稍稍报答盛大的恩德，所以勉强支撑病体陈述自己的见解。臣私下认为，如今使小民困苦的事情，没有比免役钱更严重的了，因此希望全部废止，恢复祖宗时代差役的旧法。臣见识和思虑愚陋短浅，实在没有想到朝廷竟完全采纳了臣的意见；若不是陛下英明决断，不能做到这样。这是天下的幸运，不只是微臣的幸运。然而臣听说，法令一经颁出就只应实行，不应反复改变。免役钱虽然使下户困苦，却使上户便利，实行已经将近二十年，人们已经习惯；一旦改变，不能不产生疑惑和异议。又，刚开始恢复差役，州县不能不有一些烦扰。提举官又专门把多收役钱作为功劳，唯恐役钱被废；如果他们看到朝廷今天所下的敕令稍有改变，必定互相告知说：‘朝廷的敕令果然还没有确定，暂且观望吧。’他们一定会争相说役钱不能废止，朝廷万一听从他们，良法就又被破坏了。伏望朝廷坚持此事如金石一般，即使有些小的利害关系还没有完全安排好，等各路转运司奏报送到后，再慢慢加以改更，也还不晚。在这个时候，只希望朝廷不要因为人的言论而轻易破坏有利于百姓的良法。请陛下裁决。请废止提举官的札子【元祐元年上】臣听说，书中称明王建立政事，不在于官职本身，而在于任用什么人。臣年轻时看到，天圣年间各路只各有一名转运使，也没有提点刑狱使；只有河北、陕西因为地域重要、事务繁多，设置两名转运使。然而朝廷一定选择在朝廷任职、历任知州有声誉、懂得钱谷事务的人，才授予此职，从未轻易授予他人。一道之内的事务，没有不总管的；他们考察官吏、荐举贤能、揭发奸邪、爱护养育百姓、兴利除害。如果朝廷有本路事务不能详细了解利害，也委托他们审度处理。当时官员少而百姓安宁，事情无不办成，公私富足安乐，天下太平清明。景祐初年才重新设置提点刑狱使，后来有时设置转运判官；因为人员冗余、妨害政事，不久又废止了。自从王安石执政以来，为了竭力推行新法，各路开始设置提举常平、广惠、农田水利官。后来每件事务都分别设置提举官，都能够考察官吏，事权与监司相同。又增加转运副使、判官等官员的人数，全部选用年轻、资历浅薄而轻浮机敏的人担任；有的还把通判、知县、监当等按资历应选的人以及选人，以权宜方式派任。有些人从未任过亲民官，就担任监司；能够顺从王安石意旨的，就破格升迁；稍有违背，就送到审官院，改授合适的差遣，并且加以责罚降职。

译这些人年轻，所以经历的事务不多；资历浅，所以众人不服；轻浮机敏，所以举措往往草率。经历事务不多，因此处理各种事情常常违背常理；众人不服，因此依仗权势树立威严来推行政令；举措草率，因此考虑事情不成熟，破坏法令、损害百姓。况且前面有利禄诱惑，后面又有罪责等待。于是他们往往上面不顾国家大体，下面不体恤百姓的怨恨，只求迎合上意以图升进，导致今天天下议论纷纷，都是由此造成的。陛下幸而念及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安宁，知道百姓困穷对国家没有好处，想要救济并安定他们，于是下诏规定青苗钱不得强行摊派，免役钱中的宽剩钱不得超过二分。臣私下听说，各路提举官和州县官员仍有在春季开始时强行摊派青苗钱，强迫百姓填写自愿供纳的文状，另立名目占用免役宽剩钱，只是取得文书形式而已。这样，朝廷的号令在臣下那里被废置不行，恩泽被阻塞而不能施及百姓，只留下空文，凭什么治理政事？臣听说，除草要断其根，治水要回溯其源；提举官正是危害百姓的根源。陛下如果一定想使疲敝困苦的百姓得到休养，希望全部废止各路提举官；转运使除河北、陕西、河东外，其余各路只设置一名转运使、一名判官和一名提点刑狱使；分为两路的，合并为一路，共派两名文臣。本路一切钱谷财用事务，都交给转运司；刑狱、常平、兵甲、盗贼事务，都交给提点刑狱使掌管。仍应选用资历在知州以上、历任亲民差遣、所到之处有政绩而聪明公正的人，才可以担任监司。聪明，就能知道官吏的贤能与不肖；公正，就能无私地决定黜免升降。属下的官吏既然都任用得人，事务哪有不能办成的？百姓哪有不能富足的？这就是国家镇抚四方的根本。如果因为提举官多年积蓄的钱谷财物不少，担心转运司一旦得到后妄加耗散，希望全部储存为常平仓的钱物，交由提点刑狱使一面交割、一面主管，依照常平仓法谨慎观察粮价，粮价低时买进、价格高时卖出，并准备灾荒时赈济借贷；其余不得支用。如果转运司确实困乏，必须调拨常平钱物，必须列明数目先奏报朝廷得到批准，才可以移文拨付。如果因为监司人数少，路途宽远，巡历和管勾不能兼顾，希望只依照旧法，每年遍历各州，不再遍历各县。除非是重要紧急的大事，朝廷不令监司亲自前往办理，只令选派本部门官员；除司理、司法、县尉等单员职务和监当之类依旧例不许派出外，旧例中不得隔州差遣选人办理事务，差遣者和被差遣者都治罪。新条规定各州管勾官和主簿应当分发月俸、不得派出等事项的指挥，请求不再施行，这样可以使监司有官员可供差遣，能够办成事务。遇到盗贼，希望朝廷只委托提点刑狱使派官，或者下发文书，监督捕盗官捕捉剿杀，并考察他们是否称职；若有不称职者或有人可以替代，就先令其代理，再奏请更换，同时允许根据盗贼势力强弱酌定赏钱数目。捕盗官如果立功，允许按照功劳大小保荐，请求升官、提升差遣，或者减少磨勘年限；朝廷不再交刑部磨勘、盘问，使其停滞，临时详细斟酌后直接颁给恩赏指挥。这样盗贼自然没有不能捕获的，不必让监司亲自出入监视追捕剿杀，因为这对事情没有益处。如此，监司巡历、管勾的职事简明扼要，容易办成。请陛下裁决。《传家集》卷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 《传家集》卷五十一，宋司马光撰，章奏第三十四

译论钱谷应当归于一处管理的札子【元祐元年上】臣私下认为，《洪范》所说的八种政务，以粮食和财货为先。因此古代国家的费用，必定让冢宰统筹管理。祖宗的制度是，天下钱谷，除常平仓隶属于司农寺外，其余都由三司总管。一文一字以上的收支，全部上报登记入账；不是条例规定的定额，不敢擅自支取。因此能够知道总数，量入为出，详细权衡利害，变通法令，分配调拨使用，把有余的地方拿来补足不足的地方。指挥百司和转运使、各州，就像手臂听从手指一样。朝廷常常谨慎选拔精干官吏，任用精通理财的人担任三司官，如陈恕、林特、李参之类，都是称职而有名望的人。其余不通晓钱谷的人，也很少能冒居这个职位。所以仓库能够充盈，费用有余，百姓不疲困，国家安定。从改行官制以来，完备设置尚书省六曹、二十四司以及九寺、三监，各自都有职掌。将过去三司掌管的事务，分散在六曹以及各寺、监中。凡是支用钱物，五曹都可以自行专断，有关部门发下凭符就立即供应。而户部不能控制上报、发放的账籍，钱谷也没有全部归户部管理。户部既然不能总管天下财赋，就无法完全知道钱谷收入、支出和现存的数目。既然不能全部知道，又怎么能够量入为出？而且五曹以及内外百官各自制定理财办法，奏报施行，户部不能一一参与，也无法全面了解公共利害。如今的户部尚书，原本就是三司使的职责；可是左曹隶属于尚书，右曹却不隶属于尚书。天下的财赋分成两部分，看到一边有余，另一边不足，却不能调拨使用。天下都是国家的财产，却分散成这样，没有专门主管的人，谁来替国家共同爱惜财物、通盘融通安排呢？譬如一家有财产，必定让一个人专门主管支用；如果让几个人分别主管，他们各自只顾自己的部分，所有的人又互相侵夺，人人都可以取用，财产能有增加吗？所以财权不统一，即使天下财富像江海一样多，也恐怕有时会枯竭，何况民力以及山泽所出产的财物都有一定限度呢？这就是臣日夜替国家深深忧虑的原因。如今即使不能大规模改制，也希望暂且命令尚书兼领左右曹侍郎，使各部门分职治理。右曹所掌管的钱物，尚书若未奏请并得到批准，不得擅自支用。各州属于提举常平仓司的钱谷金帛，每月也必须编造账目上报户部。六曹和寺、监想要支用钱物，都必须先经过户部发符批准后拨付，不得一面奏请、一面直接支用。凡是掌管钱物的各部门，没有看到户部的凭符，不得供应。过去三司所管的钱谷财用中，凡是有事项分在五曹及各寺、监的，都请求收归户部。如果说户部事务太多、官员太少，难以办理，就希望减少户部琐碎末节的事务，交给闲散部门或相近部门兼管，但仍统属于户部。这样财权就能统一；如果再选用称职的人，天下的财赋或许就可以得到治理。请陛下裁决。请申明敕令，州县依照前一敕令实行差役的札子【元祐元年上】臣恭敬地看到御批指挥，因为臣近来提出差役法的建议，担心其中还没有完全完备，便派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专门详细审定，奏报朝廷。臣私下认为，免役钱危害百姓的情形，过去臣僚和百姓上封事时，以及近来刘挚等人奏陈时，都说得十分详细，并不只是臣一个人的私见。陛下幸而采纳臣的意见，全部废止免役钱，依旧实行差役。诏令下达的那天，朝廷内外欢呼；来往的人在道路上听到消息，农民接连相互庆贺，说：‘今后这一回可快活了。’可见这个命令一下，深合人心，明白显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其中条目还不完备，不能曲尽完善之处，当然会有。臣之所以请求下令各路州县官吏详细防察，如果有妨碍实行而尚未解决的，就分别说明利害、筹划办法，依次上报朝廷，实在是因为田野乡间的隐情幽微，各地情况又不相同；如果不是那里直接治理百姓的小官，就无法知道得详细，所以命令各自陈述见解、指明利害，是为了充分听取下情、寻求百姓疾苦，并不是说敕书一下，就禁止人们再行议论。等奏报送到后，再慢慢商议增补修改，又有什么晚呢？关键只在及早废止役钱、恢复差役，这才是最大的利益。这就像建造高大的房屋，栋梁屋架已经竖立，即使门窗还没有完备，也可以慢慢筹办。如今陛下命令韩维等再次详细审定，考察利害，补正遗漏，完成良法，本来没有什么妨碍。但是，敕令下达已经超过半个月，州县实行差役大约已经进行了一半，这时又发布纷纷的指挥。臣愚昧地担心，官吏听到这个指挥，会认为朝廷前一天的敕令又要改变、尚未确定，究竟是收钱还是差役还不知道；于是官吏惶惑，不知遵从什么，百姓失望怨叹更加严重。一定会有原来因新法而得到进用的臣子乘此机会争辩说免役钱不能废止，也会有因聚敛而获得功劳的官吏声称旧条尚未改变，更加急迫地催收免役钱；这就像百姓刚从汤火中出来，洗入清凉泉水，又重新掉进汤火之中。伏望朝廷特意向州县重申敕令，说明如今这样做只是因为其中条目尚未完备，命令韩维等详细审定；所有差役事务，都仰请州县依照前一敕令同时施行，等详细审定后，再陆续下达新的事项。这样可免得正当差役实行到一半、纷乱之时，法令又出尔反尔，使人心大为动摇，实在是天下的幸事。请陛下裁决。随即请求辞去职位、任宫观差遣的表札【元祐元年上】臣因疾病虚弱，不能拜跪起身，也不能上下马，请求休假在家调治，已经一个多月了。十天以来，病势虽然大为减退，饮食也稍稍增加，但身体疲乏，脚肿生疮，行走十分困难，只能拄杖而行，不能走出堂屋，何况拜跪起身，本来就很难做到。臣自己估计，筋力完全恢复，能够到朝廷近处朝见，也要几个月；远则半年甚至超过这个期限，实在不能预先确定。哪里有身居高位、执掌政事的大臣，坐受优厚俸禄，既不上朝，又不供职，安逸地仰卧在家养病，难道还要等别人说了才知道惭愧，自己却不内心惭愧吗？臣因此早晚惶恐惭愧，无处自处。如今不得已上表冒昧惊扰圣听，请求授予宫观差遣，任凭臣在那里养护衰病残躯。臣私下担心陛下责怪臣忽然提出这样的奏章，所以另外写这份札子，把内心全部陈述出来。伏望圣慈早日开恩允准。请陛下裁决。辞去职位的第二札子【元祐元年上】

译臣恭敬地承蒙圣慈，因为臣请求宫观差遣，特命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陈衍赐给臣批答，不准许，并且截断臣后来的章奏。臣想到自己从束发求学以来，讲习先王之道，听闻君子的风范，私下不自量力，常常妄自怀有尊崇君主、庇护百姓的志向。没有想到蒙受上天的幸运，陛下误以为臣有虚名，从民间提拔出来，置于朝廷之上，礼遇过于优厚，委任极其重大。臣不是木石，怎么会不知道承受天恩，铭刻在心、刻骨不忘，愿意竭尽驽钝之力，稍稍报答万分之一；臣眷恋朝廷，哪里肯轻易离去？没有想到一旦染上这种沉重的疾病，数月不能痊愈，饮食受到影响，不能上朝。如今虽然病势渐渐平稳，饮食也有所增加，但肌骨瘦弱，气力疲乏，脚肿、小腿生疮，残余的毒气正盛，十天半月之内必定还不能趋步伏拜于宫阙，瞻望天颜。安坐在私人家中，尸位素餐、窃取俸禄，即使陛下宽仁，微臣自己不知廉耻，朝廷内外有识之士以及天下百姓，又会怎样评价臣呢？伏望圣慈怜悯察看，依照臣前一奏章，授予宫观差遣一任，使臣能够安守自己的本分。请陛下裁决。因病不能任职、请求入朝谢恩的札子【元祐元年闰二月二日上】臣本月二日接到閤门承受范禹臣的告报，说已经下发白麻，授臣为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命臣当天入朝谢恩。臣先前因为久病休假，不能上朝，曾请求任宫观差遣，还没有得到批准。如今忽然听到这个制命，越级升任左辅，使臣统领百官，哪里是臣空疏浅陋的才能所能承受的？臣正另具诚恳的辞免奏章，不敢接受。况且臣如今因久病而力气不足，脚疮还没有痊愈，行走十分艰难，不能拜起，不能上朝觐见，希望等臣筋力稍稍恢复后，再入宫觐见，在御前当面陈述至诚。请陛下裁决。辞左仆射第一札子【元祐元年闰二月上】臣本月二日恭敬地听说已经下发白麻，授臣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臣资质愚钝，学术浅薄，错误地承蒙选拔，参与听闻政事，常常害怕不能称职，陷于罪责。加上近来染病，长久不能上朝，正请求宫观差遣，以便休养。哪里想到天恩出乎意料，立即使臣位居中书，直接升为宰辅，超越等级、超过本分，这是近世少有的事情，使臣惭愧惊惧，汗流至脚跟。何况如今朝廷内外的旧臣，有的辅佐过多朝，有的在两府任职多年，才华高、德行厚、声名显著的人很多。如果用他们代替臣，都在臣之上。即使按照如今执政大臣的次序推举，臣的职位也还排不到我。伏望圣明遍加选择，令贤能之人担任此职。像臣这样没有功状，哪里敢胜任？这项新任命，臣不敢接受。请陛下裁决。辞左仆射第二札子【元祐元年闰二月上】臣本月六日恭敬地承蒙圣慈，派东上閤门副使王舜封赐给臣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告身。臣近来听到这一恩命，自己知道不合本分，不敢承受；此前已经多次上文字辞免，恭敬地等待批准。如今收到下发的告身，臣还不敢接受，希望暂且留在閤门。请陛下裁决。辞左仆射第三札子【元祐元年闰二月上】臣在本月二十三日接连上札子辞免新授尚书左仆射的恩命，还没有得到批准。六日又承蒙圣恩，派东上閤门副使王舜封到臣家中赐给臣告身，臣也不敢接受，请求暂且留在閤门。今天早晨，勾当御药院冯宗道传达宣命，并下发御批，命令臣早日接受。臣上承天恩，下顾自身无状，进退两难，无处自容。臣听说，周高宗命傅说为相，告诫他说：‘如果酿造酒醴，你就是曲和糵；如果调制羹汤，你就是盐和梅。’酿酒的人，曲多了就太苦，糵多了就太甜；调羹的人，盐多了就太咸，梅多了就太酸。调和适宜，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用这番话来告诫贤良的宰相。斟酌宽严不同的政令，处理大小不同的事务，必须平和恰当、完全合宜，然后才算做得好。臣的才能和性情有什么长处、什么短处，难道敢不自知吗？天赋给臣的资质，是朴拙迟钝、刚直而不圆滑；至于守事奉君主的忠诚、怀有爱护百姓的志向、不欺骗蒙蔽、不涉及谄媚邪曲，这几方面臣敢于自我保证。然而洞察事理不够明白，见识事务不够敏锐，气量狭窄，防范浅露。如果以元宰之位授予臣，把机要政务交给臣，来分配谋划、安排处置，必定会有差错。到那时即使臣自己接受刑罚，也没有什么益处。臣不是不爱惜自身，实在是担心误了国家。何况臣年轻壮盛时尚且不如别人，如今已经年老，眼睛近来昏花，事情大多健忘，眼前做的事，转过头就记不得；举止言语，动不动就有差错。自从近来生病，耳朵也很重听。这些都是事实，众人共同看见的，并不是臣用虚假言辞文饰。像这样，怎么可以居于宰相之首，辅佐赞助万机呢？如今老成而德行厚重、已经任用并证明有效的人，以及怀抱道术、蕴藏才能而尚未施展的人，朝廷内外并不是没有。伏望圣慈广泛访求，选人来代替臣，必定能够称职。所赐告身，臣还不敢接受。由于臣目前连行走趋步、拜跪起身都做不到，朝觐日期也无法预定，告身留在臣家中，按理是不合适的。伏乞依照臣前面的奏章，早日下令取回，暂且留在閤门，等臣的疾病痊愈，能够行走拜跪起身，再入朝觐见天颜，当面陈述至诚。到那时如果仍不允许臣接受，也还不晚。请陛下裁决。请令黄庭坚共同校订《资治通鉴》的札子【元祐元年上】臣先前奉敕编修《资治通鉴》，共完成二百多卷。去年九月内奉圣旨，命秘书省正字范祖禹和臣的儿子康使用副本重新校定，奏报朝廷。近来又奉圣旨，命令根据已经校定的定本，逐步送到国子监刻板。只是这部书卷帙稍多，而范祖禹近来又被调任修撰《神宗皇帝实录》的检讨官，在那里自有职务，臣担心近期不能完成校定，会妨碍刻板。臣私下见秘书省校书郎黄庭坚好学而有文才，如今在本省没有别的职务，希望圣慈特意派他同范祖禹及臣的儿子康一起校定上述《资治通鉴》，以便早日完成。请陛下裁决。《传家集》卷五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五十二，宋司马光撰，章奏第三十五 请命令校订《资治通鉴》时一并抄写《稽古录》的札子【元祐元年上】臣听说，史书使当今的人能够知道古代，使后世的人能够知道前代，所以人主不可以不看史书。善行可以作为效法，不善可以作为戒鉴。自从人民产生以来，帝王中德业最盛的没有超过尧、舜的。《尚书》称述他们的德行，都说是考察古道。那么治理天下的人，怎么可以不以古人为师呢？臣看到皇帝陛下刚开始设经筵，先讲《论语》，阅读祖宗《宝训》。《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论和行为，《宝训》叙述祖宗的圣明谋略，确实是从师学习的重要内容。然而，国家拥有天下以前历代帝王的事情，臣愚昧地认为也不可以不知道。只是年代久远，史籍浩繁，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全部阅读并周遍了解的。应当提纲挈领、撮取精华，然后才可以看见治乱兴亡的大概。臣先在英宗皇帝时，曾经搜集经书史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周世宗显德六年，概略列举每年大事，编排成图，每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完成五卷，名为《历年图》，进呈朝廷，是为了省去繁复文字，便于阅读。臣又在神宗皇帝时，奉诏修撰本朝百官公卿表，臣依照司马迁的体例，从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自在上方记载大事，书成后进呈，皇帝下诏将它附入国史。臣如今又考论经书史书，上起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概略叙述大要，以补足两部书的缺漏，合成二十卷，名为《稽古录》。臣想抄写后奏进御览，但私人家中缺少抄书的人员，恐怕近期不能完成。臣私下看到，先前已有圣旨，命秘书省正字范祖禹等在本省校定臣所编修的《资治通鉴》，现有抄书人员、纸张等物资。伏望圣慈特地下令，允许臣把上述《稽古录》一并送给范祖禹等人，令他们在本局抄写校对完毕后，先行进呈。等将来读完祖宗《宝训》之日，如果另外没有书可读，希望暂且取臣这部书进读，并命侍读官依照文字解释；这样，前代帝王的轨迹都可以大略看见，或许足以对考察古道略有帮助，辅助圣上的聪明。请陛下裁决。

译论赈济的札子【元祐元年上】臣私下认为，乡村人家播种各种粮食、种植桑麻，是天下衣食的根源；同其他百姓相比，更应当加以保存救济。人的常情是眷恋故土，都愿意安居；如果不是没有办法维持生活，哪里愿意流移到别的地方？国家如果在百姓尚未流移以前，及早实行赈济，使粮食能够接济，不至于失去生业，那么家家都能安居，官府花费少，而百姓实际受到恩惠。如果等到已经流移以后，才分发米粮、煮粥救济，用有限的储蓄来供养无穷的流民，只是让他们聚集在一起饿死，官府花费多，而百姓实际没有得到救助。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朝廷旨意，命户部指挥府界各路提点刑狱司调查州县百姓，如果确实缺粮，就根据现有义仓、常平仓的米谷，迅速实行赈济；还郑重命令州县多方存恤，不要使百姓流移失所。这确实是安定百姓的要道。然而，要使百姓不流移，完全在于本县令、佐是否任用得人。希望再命令提点刑狱司指挥各县令、佐，专门调查乡村百姓中缺粮的人；一面上报上司和本州，一面不必等待回复，就将本县义仓、常平仓的米谷直接赈济借贷；仍然根据乡村五等户籍，逐户按人口发给历头：成年人每天发二升，小孩每天发一升；让各家依照方便，或五天、或十天、或半月一次，携带历头到县里领取，县衙也设置簿册核对。如果本县米谷数量少，就先给下户发放历头；有余粮，再连上户也一并救济。不愿领取的人，也听任他们等到将来夏秋粮食成熟、能够接济的那天，再根据簿册和历头上记载的借粮数目，随同赋税送还；借一斗只归还一斗，不再收取利息。令、佐如果另有简便易行、便利百姓而胜过此法的好办法，也听任他们酌情采用；关键只在百姓不缺粮，不至于流移而已。仍命提点刑狱司经常考察各县令、佐，凡有能够用心救济缺粮百姓，即使属于灾伤之年，也使百姓不流移的，保明奏报，优加酬奖。对于完全不用心赈济借贷，导致户口大量流移的，审问查究后奏报，请求停职替换。这样或许能使官吏有所劝勉和惩戒，百姓实际沾受圣上的恩泽。请陛下裁决。请抚慰招纳西人的札子【元祐元年三月上】臣在二月中曾经上奏，请趁新天子继承统绪，下诏把西人的罪过全部赦免，同他们重新开始。即使不归还他们侵占的边疆土地，也暂且每年给予赏赐，像过去一样对待他们。这个办法道理宏大、原则正确，万无一失。后来执政大臣的意见各不相同，阻挠为难、拖延不决，于是把它搁置不行。臣私下听说，如今西人已经有文书通报，确定派遣使者和副使到朝廷祝贺登上宝位。国家如果在此时仍然不下诏开恩接纳他们，万一西人积累怨恨，放纵悖逆之心，或者有一名骑兵侵犯边境，或者在表章文书中有一句不恭敬的话，到那时即使想招纳他们，也会变成畏惧他们横行，损伤威严、毁坏国体，还有什么羞耻比这更大呢？臣前面的策略也不能实行了。伏望陛下命三省、枢密院把臣三月三日、十二日、十六日以及这次所上的文字，一并进呈。臣愚昧地想替国家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消除它，实在爱惜这个时机，早晚惶惶不安，废寝忘食。陛下如果等到询问谋议、意见完全一致后才实行，那么执政大臣人人都有自己的意见，臣的建议必定又会被搁置。凡边境安定，中原才安定；这正是国家安危的关键。伏望陛下察看臣所说的办法很容易实行而没有后患，可以使华夷双方都安宁，利益非常大。请陛下亲自依据圣旨决断，不要再有疑虑。请陛下裁决。抚慰招纳西人的诏书原意【元祐元年三月上】朕听说，王者拥有四方极远之地，至高的仁德没有偏私，不区别华夏与夷狄，把他们看作一体。夏国主秉常世代守护西土，作为藩屏保卫中原。自从他的祖先彝兴以来，沐浴皇帝教化，按时进贡，大多忠诚勤勉。仁宗皇帝加给他尊宠的名号，封给他大国，赏赐每年都有定数。先前因为边臣上奏，说他们君臣失职；朝廷移文诘问，他们却始终没有答复。神宗皇帝于是出兵命将，拯救他们于危急之中；对于夏国主秉常来说，实在有很大的恩惠。然而他统领的部众竟敢自行断绝关系，侵犯我边境，杀害我官吏百姓。元旦与中原同日，他们都不入朝祝贺。国家以宽大的气度包容他们，置之不问，只断绝每年的赏赐，等待他们悔改。可惜先帝离弃万国，朕继承守护先帝的事业，敬慎地承受先帝的遗志，早晚都恭敬畏惧。到如今满一年，广泛施行恩泽，没有幽隐之处不受到振恤。然而夏国主秉常多次派使者到朝廷，吊祭并报丧，渐渐恢复通常的职贡。朕想，江海广大，水来了就容纳它，哪里还要追念过去、计较细小的旧事？应当舍弃他过去的不恭，取用他如今顺从的表现，彻底洗涤前愆，同他重新开始。从今以后，重申敕令给将领和官吏，严格约束军队和百姓，不得擅自图谋小利，扰乱他的疆场。凡是每年按时颁赐，都命有关部门一律遵循旧有章程，务必使战鼓不响、烽燧没有警报，使双方百姓早睡晚起，共同达到太平安宁的境地，岂不是美事吗？可以布告中外，使所有人都知道。辞免接续支给俸禄的札子【元祐元年三月上】臣因病假期满一百日，从四月以后，便不敢再请求核发俸禄。听说近来有圣旨，特意再次给臣宽免假期，将要把臣的俸禄等接续发给。臣自正月二十一日起因病请朝假，久而不愈，也曾请求任宫观之职来调养衰病，圣恩没有允许，反而任命臣为左仆射。臣惶恐失措，不敢再说什么。从那以后，臣日日盼望病愈入朝觐见，在皇帝面前亲自陈述至诚之心，希望能够竭尽疲弱驽钝的力量，暂且供职旧任，以报答圣恩于万一。然而脏腑虽然安定，疮疡还没有痊愈，肌体瘦弱，双脚全无力气，行走十分困难，不能拜伏起立，因此没有办法入朝参拜。计算起来，臣请假不管本职公务，已经一百一十多天，入朝觐见的日期也无法自行确定。臣私下以为，停发俸禄一百日，旧有章程中已有明文，何况臣应当作为百官表率，岂敢废弃规定而不实行？臣听孔子说：“先做事，后得禄。”《诗经》说：“不要白白享用俸禄。”如今虽然圣恩优厚，曲加怜恤，却使臣违背先做事后取禄的义理，增加白吃俸禄的罪名，天下人都指责我，我凭什么安心？伏望圣慈，允许臣依照条例，在一百日以后停止支取俸禄；等到臣请假入朝参见的日期确定后，再照旧领取。这样或许能使臣安心养病，保全残躯，听候圣旨裁决。请求罢除将官的札子【元祐元年三月上】

译臣在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奏说：州县是百姓的根本，长吏是州县的根本。根本危急，枝叶凭什么能够安定？所以自古以来，设置州郡，必定严密准备武备；设置长吏，必定使侍卫充盛，这都是为了安定百姓、保卫朝廷。秦国防备六国，认为兵器不再使用，虽然设置郡守，却又派御史监督；毁坏著名城池，销毁兵器，所以陈胜、吴广起兵时，郡县不能制服他们，国家也随之灭亡。晋武帝平定吴国后，全部罢除州郡的军队，陶璜、山涛都说州郡武备不可废弃。到了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没有防备，天下于是大乱。本朝设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作为将帅之官；凡州县的兵马，长吏从来没有不与他们共同管辖的，因为知州就是一州的将领，知县就是一县的将领。熙宁年间，谋臣建议把天下禁军分开，每几千人设为一将，另外设置将官统领；训练、差遣、抽调等事，都由将官掌管，各州总管以下以及知州、知县都不得干预，只酌情留下弱兵和剩余人员，充当本州的白直以及各种差役而已。凡是设置官职、分配职掌，应当使上下互相维系，如同身体役使手臂、手臂役使手指，法纪纲常才能建立。如今州县长吏和总管等官，对于所属士卒竟然不能互相统摄，几乎像路人一样；至于仓库守卫值宿、街市巡逻，也都缺少人手。虽然条例允许差遣将官属下的士兵，但州县不能直接差遣，必须发文书给将官；将官往往借口占用防守，不肯调拨。万一发生非常变故，州县长吏凭什么号令部众、制服奸邪呢？臣亲眼见到前宰相、西京留守韩绛拜谒嵩山，兴建道场；他手下充任白直的禁军，按条例不得出城，能够留宿的也只有七八名剩余人员而已，何况偏僻的小州小县，其防守装备和侍卫人数，更可想而知。臣当时请求全部罢除将官，各州县的禁军一并交给长吏与总管等官共同统领训练，并办理各种差役；州县长吏所供给的白直，都恢复到嘉祐编敕以前的数目。臣上奏这篇文字以来，后来没有听说朝廷有所施行。臣私下看到近年各地多次缺少雨水，盗贼很多，而州县完全没有武备，长吏的侍卫单薄，禁军全都隶属于将官；将官又多与长吏争权，长吏的势力远在他们之下。万一有像李顺、王伦攻城夺邑那样的盗寇，或有像王均、王则从身边突然发动的变乱，岂不是朝廷日夜忧虑、不能安食的大患吗？君王应当在尚未发生混乱时制定治理之策，在国家尚未危急时保全邦国，难道可以自恃太平已久，就认为必定不会发生这类事情吗？又自祖宗以来，各军很少曾长期驻在营中，常常轮番前往边境和各路驻屯停泊，是想使他们劳逸均等，知道艰难，熟悉战斗，习知山川。自从设置将官以来，如果不是有征讨之事，全部军队都由将官带领出发同行；其余时间常在本营，不再轮番驻屯停泊，饱食安坐，养成骄横懒惰的习性。年月一久，恐怕就再也不能使用了。又每个将官属下各有部队将、准备、差遣、指使之类一二十人，而各州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的员额也照旧，设置的官职重叠，白白耗费俸禄。凡是设置将官，有害而无利，天下懂得军政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臣愚昧地伏望朝廷依照臣以前的奏议，全部罢除各路将官；各地禁军都交给本州县长吏与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官管辖，一如未设置将官以前的办法。各州军兵马太少、不足以守御的地方，酌量规定额数招募增补。对于已经有防守准备、但盗贼发生后仍不能制止，或者弃城逃避，或者率领吏民迎接盗贼，或者搜刮百姓财物送给盗贼的人，即使按死罪责罚他们，他们也会甘心受死。如今平常连随从和车马都不能配备，一旦盗贼到来，却要责令他们以死守节，岂不是很难吗？听候圣旨裁决。《传家集》卷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五十三，宋司马光撰，章奏第三十六 举荐张舜民等人充任馆阁官的札子【元祐元年上】臣本月二十四日接到尚书省札子，奉二十二日诏书节文：执政大臣应当各自举荐三名有文学、政事、品行，能够充任馆阁人选的臣子。臣私下见到，奉议郎张舜民，才气秀异，读书能文，刚正直率，敢于进言，竭尽忠诚、忧虑国事；通直郎孙准，学问广博，文辞宏富，品行道义没有缺失，长期淹滞于低级官僚之中；河南府左军巡判官刘安世，有才却能自我掩藏，谨慎而有操守，努力学习、修养自身，淡泊于仕进。他们都可以充任馆阁人选。如果以后他们不如臣所举荐，臣甘愿承担同样的罪责，听候圣旨裁决。五月三日，尚书省札子说：司马光所患已经安定，只有脚上的疮妨碍跪拜，因此不必等候参假，临时免除谢恩礼；仍暂时免除前后殿起居礼，允许乘轿子。每隔三日到都堂参加议事，或者在门下省处理事务。辞免每隔三日到都堂的札子【元祐元年上】臣恭敬地看到中书省录黄，本月二日奉圣旨说，臣所患已经安定，只有脚疮妨碍跪拜，不必等候参假，特意免除正谢礼，仍暂时免除到前后殿行起居礼，允许乘轿子，每隔三日到都堂聚集议事，或者到门下省、尚书省处理事务。臣听到诏命后震恐得无地自容。臣私下想，臣的脏腑虽然安定，饮食也和从前一样，但双脚没有力气，疮口还没有愈合，行走艰难，不能拜下起身，因此还没有能够入朝参拜。至于隔几日到一次政事堂，这是唐代以来朝廷尊礼德高望重的元老、高年患病者，特意给予的恩命，哪里是臣这样微末之臣敢相比的？何况臣自正月二十一日请朝假至今，已经一百三十多天，哪有还没有面见君父，就贸然到尚书省供职的道理？况且臣在病中被任命为左仆射，虽然多次写札子请求辞免，尚未蒙【疑】允准，仍然蒙【疑】在家中赐给告身，臣也不敢接受，正等待入朝觐见天颜，亲自陈述最诚恳的请求，怎么可以仓促处理尚书省事务？伏望圣慈，等臣脚步有力、能够完成拜起礼、参假完毕以后，再与诸位执政一同供职，这样才使臣这副微躯稍微能够安心。所有本月二日的指挥，乞请赐予停止执行，听候圣旨裁决。宫中直接降旨交付中书省，允许乘肩舆到内东门，再由人搀扶进入小殿应对。辞免进入小殿应对的札子【元祐元年上】臣本月二日听说有圣旨，命臣不必等候参假，特意免除正谢礼，仍暂时免除到前后殿行起居礼，允许乘轿子，每隔三日到都堂聚议，或者到门下省、尚书省处理事务。臣认为恩礼太过优厚，不敢贸然承受，随即写札子辞免。本月四日又看到中书省录黄，奉圣旨依照先前的指挥，不许辞免，并命阁门告知，允许臣乘肩舆到内东门外，再命臣的儿子扶持臣到小殿引见，特意免除起居礼。命令在引见前一天奏闻，礼数更加隆重，更是臣不敢承当。臣私下想，富弼三代担任辅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见其人，所以特意制定这种礼仪，这是自古没有过的。回头看臣是什么人，敢和他相比？何况亲自屈尊乘御舆，特意驾临小殿，以臣劳烦君上，这罪过太大；即使陛下宽容优待，天威近在咫尺，恐怕也会随之获罪失仪。像这样的特殊待遇，臣决不敢接受，只等待在延和殿垂帘听政之日引见，并请求登殿。然而事情有不得已之处，虽然知道这是僭越，也不得不承顺圣恩。臣如今上下马都还不能够，因为脚上有深疮，厌恶马汗，想请求依照如今的圣旨，暂时允许臣出入时乘轿，到宫内以后在平时下马的地方下轿。又臣的双脚没有力气，如果没有人搀扶，实在完全不能拜下起身，想请求这次入见以及将来每次入对，都暂时允许臣的儿子康进入殿中，在行拜礼时扶持臣，等病愈后再恢复旧有规制。这样一来，圣上曲加成全的仁恩，已经超过天地，臣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完毕。其余所有恩礼，都乞请停止施行，听候圣旨裁决。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命臣乘轿到崇政殿门外，在延和殿垂帘听政之日引见，其余都依照先前降下的指挥。辞免赐予儿子康章服的札子【元祐元年上】臣长期处于病假，本月十二日在延和殿入见，并辞免新的任命。因为双脚无力，不能拜下起身，圣恩特许，命臣的儿子康入殿扶持。臣既然未能辞免，臣的儿子又蒙赐章服，父子二人都承受非分恩宠，实在不能安心。所有赐给臣儿子的恩命，乞请赐予停止执行，听候圣旨裁决。请求与各位执政往来商议公务的札子【元祐元年上】臣近来奉到圣旨，允许臣乘轿子每隔三日到一次都堂聚议。只是三省、枢密院各有职事，难道会因为臣一人，必定每隔三日聚议一次吗？查考去年曾有指挥，遇到休假日有公务，允许在东西府聚议。东西府靠北面旧有便门，臣想请求在靠南处再开一座便门。臣如今因脚疾未愈，想请求遇到休假日或天色已晚、执政离开官署以后，有司需要商议公务时，允许臣乘小竹轿到各位执政处商议。执政中有想商议公务的人，也允许到臣的本位来，不必一一奏闻；这样贵在使议论详尽，事务不致滞留，听候圣旨裁决。请求进呈文字的札子【元祐元年上】臣先前奉到圣旨，暂时免除到前后殿行起居礼，允许乘轿子，每隔三日到都堂聚议；又允许乘肩舆到内东门外，命臣的儿子康扶持臣到小殿引见。臣认为恩礼太重，不敢贸然承当，只请求在延和殿引见。由于双脚无力，如果没有人扶持，实在完全不能拜下起身。臣请求这次入见以及将来每次入对，都允许臣的儿子康进入殿中，在行拜礼时扶持。奉到圣旨，命臣乘轿到崇政殿门外，在延和殿垂帘听政之日引见，其余都依照先前降下的指挥。臣本月十八日应当到都堂，恰逢这一天垂帘听政，臣想随执政到延和殿行平常起居礼，并登殿进呈文字。只是担心阁门因为以前的圣旨有“免赴起居”这几个字，以及只说“每隔三日到都堂”，后来圣旨又没有“将来每次入对，都允许臣的儿子康进入殿中，在行拜礼时扶持”这些话，因而不听许臣和康进入殿中。伏望圣慈传令阁门，十八日允许臣随执政到延和殿行平常起居礼，并登殿进呈文字，命臣的儿子康进入殿中，在行拜礼时扶持。今后每次入对，也乞请依此办理，听候圣旨裁决。中使徐湜封还传宣

译圣旨暂且命臣进入都堂，在尚书省、门下省处理事务。至于入殿行起居礼，暂且调养筋力，直到秋凉时再行引见。此前上交的札子，现在命令封还，并赐给食物二合。请求进呈文字第二札子【元祐元年上】臣本月十六日曾写札子奏请，十八日随执政到延和殿行平常起居礼，并登殿进呈文字。不久蒙圣恩派入内东头供奉官徐湜封还札子，并传旨暂且命臣到门下省、尚书省处理事务；至于入殿行起居礼，暂且调养筋力，直到秋凉时再行引见。这是圣恩怜悯臣疲弱羸瘦，恐怕不能承受劳苦，想让臣暂且得到安逸。即使父母爱护子女，恐怕也不能像这样周全。臣即使粉身碎骨，也没有办法报答。然而臣既然已经参假处理政务，如果不按时入对，亲自尽陈愚忠，稍稍对国家有所补益，那么就和尚未参假时没有区别。所以臣区区请求，不能自行停止。臣现在想再次请求二十六日随执政到延和殿行平常起居礼，并登殿进呈文字。臣到那时自当估量，如果筋力实在不能支持，就请求依照这次的圣旨，暂且只到门下省、尚书省处理事务，等筋力稍稍恢复后再行陈请；如果还可以支撑，就请求每逢垂帘听政之日，允许臣随执政到延和殿行平常起居礼并进呈文字。仍请求传令阁门，今后每逢臣入对，允许臣的儿子康进入殿中，在行拜礼时扶持，听候圣旨裁决。请求进呈文字第三札子 臣自前月十二日参假以来，两次写札子奏请随执政官到延和殿进呈文字，都蒙圣恩派中使封还，命令等候秋凉。陛下怜悯爱护微臣，实在深厚至极。然而陛下不知道臣不肖，却让臣以宰相身份待罪。宰相的职责在于辅佐天子，谋划明察万机，早晚侍立在君主面前，启发君主、进言劝善、提出纠正。臣自闰二月二日降麻任命为左仆射，恰逢处于病假，直到现在没有一天能够和诸位执政到帘前参与国政议论。虽然允许臣投进文字，但内心细微的想法没有机会逐一当面陈述。陛下只是怜悯臣衰老多病，想让臣一身得到便利安逸，却不如让臣竭尽愚忠，或许能对天下有所补益。臣若只为个人打算，难道不愿意在家安逸吗？但如果顾念公义，怎么能内心没有惭愧和恐惧？臣私下恐怕，上面会辜负陛下提拔任用臣的本意，下面会辜负臣忘却自身、献身报国的初心。况且先前已经奉到圣旨，暂时免除到前后殿行起居礼以及朝会的劳苦，已经减少十分之七八。臣自己察觉近来病势似乎也有所减轻，行走比从前稍微轻便，只是双脚力气不足，如果没有人扶持，就完全不能拜下。如今不得不冒犯贪得无厌之罪，伏望圣慈特意降下指挥，命臣每逢殿上问候圣体以及谢恩等应当行拜礼时，特许免拜。如果是在殿下行平常起居礼，允许臣的儿子康扶持臣。仍请求传令阁门，每逢臣入朝，允许臣的儿子康随同进入殿门。这样，对于臣羸弱患病的身体，优厚宽免已经达到极点；对于国家公务，也没有什么废弃。臣现在请求依照臣前面的奏议，本月八日随执政到延和殿行平常起居礼，并登殿进呈文字，听候圣旨裁决。【这份札子如果下交三省，再等候进呈，那么八日以前都逢休假日，所以没有入座。八日入朝来不及；如果准许臣的奏请，请直接批示降下指挥，依奏办理。】请求进呈文字第四札子 臣近来曾三次写札子奏请与诸位执政到延和殿进呈文字，都蒙圣慈派中使封还，只说等到秋凉。虽然天恩怜悯深厚、无穷无尽，但臣既然以宰相身份待罪，怎么可以不在帘前参与国政议论？况且现在已经立秋，加上臣自己察觉筋力比以前稍好，可以支撑，只是没有人扶持，就完全不能拜下起身。臣想请求依照前面的奏议，等到垂帘听政之日，允许臣与诸位执政到延和殿行平常起居礼并进呈文字；又请求特意降下指挥。今后每逢臣入对，允许臣的儿子康随同进入殿门，听候圣旨裁决。【圣意如果不想批下指挥，就请求下交三省。】请求到延和殿行起居礼的札子【不久封还】臣昨天请求今后遇到延和殿垂帘听政之日到殿行起居礼、奏报事务，蒙圣恩准许。至于疮疡妨碍行起居礼等事，应当特意暂时免除拜礼，并命臣的儿子康扶持臣入殿。臣如果得到康扶持，实际上可以拜下起身。臣已经很久没有面见天颜，哪有完全不行拜礼的道理？想请求每逢延和殿垂帘听政之日，与吕公著同班行平常起居礼，听候圣旨裁决。请求授予刘恕一子官职的札子【元祐元年上】臣恭敬地看到秘书少监刘攽等人奏报，已故秘书丞刘恕与臣共同编修《资治通鉴》，所付出的功力最多。等到此书完成，编修属官都蒙甄别记录，唯独刘恕已经去世，其家属没有得到恩赏，门户孤单贫寒，子孙也没有一人享受俸禄。请求依照黄鉴、梅尧臣的先例，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臣往年刚开始奉诏编修《资治通鉴》时，首先奏请举荐刘恕共同修撰。刘恕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尤其精通史学，世上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臣修撰这部书，讨论和编次的工作，多出自刘恕。至于十国、五代时期，群雄争逐，九州分裂，传记有讹误，简册有缺漏，年代相互错杂，事迹多有差错，如果不是刘恕精通博学，其他人没有办法整理治定。因此刘攽等人共同推举他为首，认为他的功力最多。不幸早早去世，没能看到此书完成。在去世以前，没有一天放下书本而不修撰。如今此书完成并奏进御前，臣等都蒙天恩，得到很厚的褒奖，唯独刘恕一人不能参与受恩，降为平民，实在值得怜悯。想请求依照刘攽等人的奏请，援用黄鉴、梅尧臣的先例，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使他一生苦心竭力不至于白费，听候圣旨裁决。请求不要拒绝西人请求土地的札子【元祐元年上】

译臣近来写札子奏请本月八日随执政到延和殿进呈文字，又蒙圣慈派中使封还，命臣依照先前降下的指挥。臣不敢再三坚决违背圣旨。然而臣之所以想在八日入对，是因为私下看到夏国宥州有牒文说，已经派人到朝廷来，计议被侵占的疆土城寨。臣私下担心，那天进呈上述文字，关系到边疆安危的关键和百姓安乐忧苦的根本，不可不察。臣从今年二月初以来，多次上言请求，趁新天子即位、西人恭顺的时候，早日下诏赦免他们的罪过，待遇照旧。这样，进退取舍都掌握在我方，既合天子的体统，又能休兵息民，使夷夏之心安定。不幸敌人只要有一句话不恭敬，有一名骑兵侵犯边境，这道诏书就再也不能下了。无奈臣当时在病假中，不能当面议论；众人意见不同，又被多数意见压制，日复一日拖延到现在。敌人先派使者来，直接要求归还侵占的土地，指明这是引发战争的端由，言辞态度渐渐傲慢。先前所议的诏书已经不能下达了。既然错过这个机会，如今使者到了，答复也很困难。如果完全答应他们的请求，他们会更加骄横而不知满足；如果全部拒绝不答应，边患就会由此发生。如今在这两者之间，宁可为百姓屈己求全，稍微答应他们的请求，以缓解边患，也不能激怒他们，使他们发兵侵犯边塞而使百姓困苦。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灵、夏之战本来就是由我方挑起，新近开设的几个寨堡全都在他们的土地上。如今既然允许他们归附，怎么还可以吝惜被侵占的土地而不归还？他们一定会说：“我自从天子新即位以来，以卑下的言辞、丰厚的礼物侍奉中原，希望或许能够归还我被侵占的疆土。现在仍然不答应，那么恭顺就是没有益处，不如用武力夺取。”他们小则上书言辞悖慢，大则攻打防守新城。到了那时，不得已而把土地给他们，这对国家造成的耻辱，岂不是比今天更严重吗？由小事推大事，就像甲夺了乙的田地，乙不曾请求便把田地给他，胜过乙请求以后才给；如果乙再请求而甲不给，他一定会兴起争斗诉讼。这其中的是非利害，明白得如同黑白。臣私下担心进呈时，群臣仍会因顾小失大、拘守眼前而遗忘长远，吝惜这块贫瘠无用的土地，最终酿成覆军杀将的灾祸，战争连绵不解，成为国家的忧患。伏望陛下决断于圣心，不要听信浮泛的言论，为亿万百姓打算。文彦博辅佐四朝，熟悉敌人的情况，这可以说是军国大事。愿陛下询问文彦博来作出决断，听候圣旨裁决。《传家集》卷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五十四，宋司马光撰，章奏第三十七 请求以十科举荐士人的札子【元祐元年上，不久依此施行】臣私下认为，治理政务的关键，没有比得到人才更重要的。百官各自称职，所有事务就都能得到治理。然而人的才性各有所长，有的品德优良而才干不足，有的长于此事而短于彼事。即使皋陶、后稷、契，也只能各自守任一项官职，何况中等才质的人，怎么能要求样样完备？所以孔门以四科评论士人，汉室以几种途径选取人才。如果专门指摘缺点而掩盖优点，那么朝廷就没有可以任用的人；如果只依照器量授予职任，那么世上就没有可以抛弃的士人。臣错误地承蒙甄别提拔，充任宰相，慎重选任百官，本是臣的职责。然而臣的智慧见识浅陋短少，见闻狭窄，知人之难，正是圣贤所重视的。天下广大，俊秀人才如同树林一样多，有的因恬淡退让而长期沉滞，有的因孤寒贫困而被遗弃，身穿粗布而怀藏美玉，哪里能够全部知道？如果专门依靠亲自认识的人来荐举，便有偏狭徇私之嫌，很难使众人心服；如果只按照资历次序，那么官职任非其人，凭什么能够达到治理？不如让在位的达官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这样才能符合最大的公正，使民间不再遗漏贤才。臣不胜狂妄愚昧，想请求朝廷设置十科举荐士人：第一，品行道义纯正坚定，可以作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之人都可以举荐】；第二，节操端正正直，可以充任献纳科【举荐有官职的人】；第三，智谋勇敢超过常人，可以充任将帅科【举荐有官职的文武官员，此科也允许钤辖以上的武臣举荐】；第四，公正聪明，可以充任监司科【举荐知州以上资序的人】；第五，经学精通，可以充任讲读科【有官无官之人都可以举荐】；第六，学问广博，可以充任顾问科【有官无官之人都可以举荐】；第七，文章典雅华美，可以充任著述科【有官无官之人都可以举荐】；第八，善于听理狱讼，完全公正、能够查得实情科【举荐有官职的人】；第九，善于治理财赋，使公私双方都便利科【举荐有官职的人】；第十，熟悉法令，能够审断疑狱科【举荐有官职的人】。各类职事官，从尚书到给事中、舍人、谏议；寄禄官，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太中大夫；职名，从观文殿大学士到待制，每年必须从十科中举荐三人【不是每科各举荐三人，而是各自根据所知，认为某人可以充任某科，合计三人】。举荐状应写道：“臣私下见到某人，有什么品行才能【都必须指陈事实，不得徒然粉饰空泛言辞；地位在上的人可以举荐地位在下的人，地位在下的人不得举荐地位在上的人】。臣现在保举他可以充任某科。” 如果蒙朝廷提拔任用后，发现他不如举荐者所说【意思是：如果举荐品行道义纯正坚定的人却发现他违犯名教；举荐节操端正正直的人却发现他奸佞邪曲、险恶浮躁；举荐智勇超过常人的人却发现他愚昧懦弱、导致失败；举荐公正聪明的人却发现他偏私昏暗；举荐经术精通的人却发现他不能讲读；举荐学问广博的人却发现他空疏浅薄、如面墙而立；举荐文章典雅的人却发现他鄙陋笨拙、错误百出；举荐善于听讼的人却发现他使冤案滞案不能解决、事实失真；举荐善于治理财赋的人却发现他困害百姓、耗损国家；举荐熟悉法令的人却发现他屡屡造成出入罪责】以及犯有正入己的赃罪，臣甘愿接受朝廷法令处分，不推辞。等到奏状送达，就交给中书省，选择勤谨的吏人二人专门收掌；十科各设置簿册，随时抄录年月日、某官姓名举荐某官姓名；另设合资格举荐官员的臣僚簿册。年终没有举荐或举荐人数不足的，依法弹劾施行。或者遇到京城及外地有事情，需要差派官员考察、斟酌、核查、磨勘、清理、催促、审讯、裁定时，就委托执政亲自检查各本簿册，按照所举荐的科目选派官员，试行主管上述事务；如果能够办成，就另设簿册记载其功劳。遇到本类科目的职任有空缺【意思是：如果经筵或学官有空缺，就任用品行道义纯正坚定、经术精通、学问广博等科的人；台谏有空缺，就任用节操端正科的人之类】就委托执政亲自检查各簿册，选择名实相称或者举荐者功劳很多的人补充任职；并且在此人除官的敕告之前，先把举荐者的姓名全部列在后面。如果不如举荐者所说，举荐者依照贡举非其人的法律科罪；如果犯有正入己的赃罪，举荐者减三等科罪；如果因为受贿徇私而举荐，罪名较重的就依较重的法律办理。务必实行，不可宽赦。即使举荐者现任执政官、朝廷不可轻易罢免，也必须降官表示惩罚。至于朝廷临时因事特诏举荐官员【意思是：如举荐治理河渠、马牧等处的人之类】，不属于十科，若所举荐者不如所说，也同样依此法办理。这样贵在使人人慎重，所举荐的官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听候圣旨裁决。请求起草科场制度的札子【元祐元年上】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改革科场制度，第一场考试本经义，第二场考试诗赋，第三场考试论，第四场考试策。考试新科明法，除了断案外，考试《论语》《孝经》义。奉圣旨命礼部会同两省学士、待制、御史台、国子监官员按案集体议论，奏报朝廷。臣私下有所见解，不敢不奏闻。凡是选取士人的方法，应当把德行放在前面，把文学放在后面；在文学之中，又应当把经术放在前面，把辞采放在后面。所以《周礼》说大司徒以六德、六行招致天下百姓，汉代以贤良方正、孝廉、质朴敦厚选取士人。中兴以后，选取士人尤其精审谨慎。至于公府属官、州从事、郡国计吏、丞史、县功曹、乡啬夫，都选择贤能者担任。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会被世人讥刺贬斥，因此人人都想磨炼自己，教化兴盛，风俗纯厚。直到后世逐渐衰败，虽然上面的政令刑法混乱，下面仍然有人树立节义。有的人凭借奸邪、曲意和巧伪取得富贵，也不为清正舆论所容。这是德化的根本，君王最先要办的事务，不可忽视。熹平年间，诏令召集能够写文章作辞赋的儒生，在鸿都门下待诏；蔡邕极力争辩，认为辞赋只是小才，对治理没有益处，不如经术。

译自魏晋以来，才开始尊崇文章而轻视经术，把辞人看作英俊之才，把儒生看作鄙陋质朴之人。下至隋唐，虽然设置明经、进士两科，但进士日益兴盛，明经日益衰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关部门用帖经、墨义考试明经，专门选取记诵能力，不询问义理；其弊病发展到割裂经文、分析注解，专门隐藏争难之处，用各种方法使人答错。于是举人从年轻直到老年，夜以继日，嘴唇腐烂、舌头磨破，白白耗费辛劳，只求合乎考试格式。用圣人之道诘问他们，他们却茫然如同面对墙壁；有的不知道句读，有的读音和文字都错误。这是主管考试者的过失，不是举人的罪过。至于以赋、诗、论、策考试进士，到了后期流弊尤其严重，专门使用律赋、格诗，评定取舍时，专门挑剔落韵、失去平仄、偏枯不对、蜂腰鹤膝等毛病，用这些来决定天下士人的升降，根本不问他们贤能还是不贤。即使像盗跖、庄蹻那样顽劣的人，只要程试合格，就不妨列入高第；即使品行像颜渊、闵子骞那样的人，程试不合格，也不能免于黜落，老死在破屋之中。于是举人专门崇尚辞藻华美，不以道德为根本，涉猎抄节，怀藏剽窃的文章，以求取得科举功名。用圣人之道考问他们，未必都知道其中的意义；有的人游荡放纵，容貌举止轻佻，言语行为丑恶，什么都做得出来，这种人不能说没有。这种弊病也已经达到极点。神宗皇帝深刻看到了其中的过失，于是全部罢除赋、诗以及经学诸科，只用经义、论、策考试进士。这是革除历代积累的弊病，恢复先王的美好典章，是百世不变的法则。但是王安石不应当把一家私学当作标准，想要掩盖先儒的学说，命令天下学官讲解以及科场程试都必须与自己相同，和自己相同的就取用，不同的就黜退，使圣人坦明的言论转而流于奇僻，先王中正的道路流转而进入异端。如果自己的论说果然正确、先儒果然错误，又何必担心学者不抛弃先儒而跟从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用利害来诱导胁迫，急切到这种地步呢？又罢黜《春秋》而提升《孟子》，废弃六艺而尊崇百家，再加上只考校文学，不勉励德行，这就是他的过失。凡是谋划国家大事，应当遵守公论，不可迎合时势，也不可顺从习俗；应当考察是非的大小、利害的多少，使之质问于圣人而不错误，斟酌人情而都能通行，考察上古而能相合，施行于当代而可以实行，然后才算正确。如今国家议论科场法，想要做到尽善尽美，依臣所见，不如遵循先朝已经形成的法制，把明经、进士合为一科，立《周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命天下学官依照注疏讲说；学士广泛参考各家学说，自行选择长短，各依自己的爱好。《春秋》只用《左氏传》，《公羊》《谷梁》以及陆淳等人的说法都作为诸家之说；《孟子》只列为诸子，不再考试大义。应试者听任自己选学三经以上，多少随意，但都必须学习《孝经》《论语》，并在家状前列明学习某经某经。又每年委托升朝文官保举一人，不论现在任职或不在任职，也不论是否本部门，都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如果是亲戚，也要在举荐状中说明。举荐状应写道：“臣私下见到某州某县人某甲，有什么品行才能；臣现在保举他可以应经明行修科。如果以后不如所举，臣甘愿承担连坐罪责，绝不推辞。”等到奏状送达，朝廷就命礼部贡院设置簿册，分别按各路抄录本人姓名，在下面注明举主的官位和姓名；又下令本州出具公据，交给本人收执，并命本州也像贡院一样设置簿册抄录，准备在开科场之日考验公据。举荐状上报以后，如果被举荐的人犯了赃罪私罪达到徒刑以上，情节严重，或者违犯名教，等到判决完毕，也要追究举主，奏请朝廷审查办理。被举荐者尚未及第的，举主减五等治罪；已经及第的，举主减三等治罪，依照举选人充任京官的法律办理。臣私下估计，这项制度刚开始实行时，奔走求托固然不能避免；但如果朝廷一定追究举主而不赦免，实行三五人以后，大家自然都会慎重选择，不敢胡乱举荐。这样一来，士人居住在乡里、家中，独自处在昏暗的屋子里，立身处世、修养自身时，就不敢不谨慎，只怕自己的污点和缺失被外界听闻。这就是所谓不用言语的教化，不必严厉督促就能成功；不必等到每日学习、每月训诫、设置奖赏、鼓励告发，士人的品行自然会变得美好。每逢开科场，有举主的人，自称应经明行修举，并在所投的家状前列明举主的官位姓名；主管部门检查簿册相合后，才允许收受。没有举主的人，只称应乡贡进士，依照通常法令举送。每三名以上的举人，自行结成一保，只保明确实是本人、确实是本贯，并且从未犯过正式刑罪，没有隐瞒忧服、匿丧服等情形，此外一概不保。其本州及贡院考试，都依照旧法差派封弥、誊录、监门、巡铺官。考试日期，严格加以检查，像旧日考试经学诸科的办法一样，各自寻求本人，不得移动座位彼此依从、托人商量，聚集传递义理、传递底本，夹带文字、代人作文；违犯者驱逐出去。第一场先考试《孝经》《论语》大义五道，其中《孝经》一道，《论语》四道。答题时必须先完整载录正文，再叙述注疏的大意，然后引用各家的不同解释，最后用自己的见解评判是非；援引证据精详、义理高明、文章优秀的为通，次一等为粗援，证据疏略、义理浅短、文章拙劣的为否。三道以上达到通，才算合格；不合格的先行驳放，合格的列榜引见，进入下一场考试，依照旧日考试经学诸科的办法。若合格人数太少，就委托考试官临时在中等成绩中择取较好的，详细斟酌后放过。随后各场分别考试《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周易》大义各五道，命举人各自按照所学习的经书应试，评定合格与否依照《孝经》《论语》的办法。再考试论两道：一道从儒家诸子书中出题，一道从历代正史中出题。又考试策三道，全部询问当时政务。考策之日，才依照解额和奏名人数决定取舍，并编排高下；学习经书数量多的排在前面，经书数量相同的，以策、论义理高明、文章优秀的排在前面。经明行修举人，另在进士之前单列一项发榜解送，并在奏名到御前考试时事策一道，要求一千字以上；封弥官在试卷字号上题写“明经”以及举主人数。等到考校详细确定完毕，编排时也以学习经书数量多的排在前面；经书数量相同的，以策文义理高明、文章优秀的排在前面；文理相同的，以举主多的排在前面。经明行修举人也在进士之前另行编排，先行放榜及第；他们所受的推恩、注官待遇，比进士特别优厚。

译今后选用清要官、馆阁官、台谏官等，都必须先选取经术明达、品行修洁的人，并且常常在发布任官告身以前宣布荐举人的姓名。这样，参加荐举的人都会致力于尊崇经术，穷究圣人的旨趣，不敢不精通；广泛阅览诸子百家和史书，也不敢不博览而又不流入异端小说；讲求当时的政务，也不敢不知晓。所得到的人才既有品行义节，又能明白道理，又能博学，又懂得从政，这样的人为国家所用，难道不比今天所取用的人贤能吗？如今所有请求恢复诗赋考试的人，都是从前年老的举人，只学习诗赋，不学习经义，参加考试不能中选，所以提出这种说法，想要动摇科场制度，以便于自己。朝廷如果不愿舍弃旧日举人，等将来科场进士中有特奏名的人，可以命令他们考试诗赋，再按成绩优劣分别推恩，也没有妨碍。不可以因此轻易改变成法，又顺从弊俗，误导后生。如果认为文章之士是国家不可缺少的，那么请允许举人在本经考试合格之日投状，请求考试杂文；在考试论策的次场引试，可以考古诗、律诗、歌行、古赋、颂、铭、赞、四六表启中的一种，临时由试官出题，试作某种文章，规定篇数和字数，总须达到五百字以上，以辞采高雅者为合格。等到取得解额、奏名以及及第之日，编排姓名高下时，都排在经术考试成绩相同者之上。这样，文章之士也不会缺少了。至于律令、敕式，都是做官的人所必须掌握的，何必设置明法一科，使读书人预先学习它呢？礼所禁止的，正是刑所惩治的；读书人如果果真懂得道义，自然会与法律相合。如果不懂道义，只是每天诵读徒、流、绞、斩等刑法条文，学习罗织罪名、锻炼成狱的事情，读书人已经养成刻薄习气，从政后哪里会成为循良之吏？这并不是培养人才、敦厚风俗的办法。朝廷如果不愿废弃已经学习明法的人，那么曾经取得明法解额的仍照旧应试；未曾取得解额的，不得再应试，这样就可以一个不遗漏地收取人才了。臣愚昧所见就是这样，恭请把臣的奏议以及礼部等官的意见张贴在国子监门上，并编发到各州有州学的地方，张贴在州学门上，命举人在一个月内投状，明确说明哪一种办法最好，由本州附驿传送上报。等到各地意见一齐到达京城，再另外委托其他执政官详细考察、斟酌，从长远考虑施行，听候裁决。谢恩免除随北使朝见及起居礼状【元祐元年上】臣恭敬地看到中书省的录黄，得知北使将于本月十一日朝见，奉圣旨允许臣与文彦博免赴起居礼，仍须等到北使登殿、下殿完毕，暂时回到幕次；将要赐茶时，再登殿。臣因为长期患有脚膝疾病，远行并长时间站立，实在不能承受，正想上奏陈述。恭承圣恩，派勾当御药院梁某来宣谕，命臣在北使见辞之日也不必前往。臣感戴皇恩，激动惶恐至极，谨录此奏章谢恩上报。谨奏。《传家集》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五十五，宋司马光撰，章奏三十八 申明役法札子【元祐元年上】臣先前曾上奏，请求直接下达敕命，把天下的免役钱一概废罢；各种役人都依照熙宁元年以前旧法规定的数额，交给县令、县尉编造簿籍，确定差役。臣担心朝廷完全照臣所请办理。臣私下听说，敕命刚下达时，百姓无不欢喜；一两个月之间，州县确定差役已经完毕，此外没有诉讼，人心安定。没过多久，又有雇募不足的情况，于是改行确定差役的指挥，人们开始疑惑。后来又屡次更改，号令不一。转运使又各以自己的意见，想让本路共同实行一种办法，不许州县各自按实际情况办理，因而州县惊惶疑惑，不知听从什么。有的已经差役的人反而被放免，有的已经雇募的人却又收回；有的仍旧使用役钱雇人，有的不用钱而招人充役，早晚不定，上下纷乱，往往与二月六日敕令的本意相违背。臣私下考虑，臣最初请求以及朝廷所下敕令的条文都明白说，委托州县官详细考察，依照目前的指挥办理；如果有妨碍而不能施行，应把利害和办法详细说明，申报州，州申报转运司，转运司奏闻，再委托执政官重新详细考察，随宜修改，另行制定一路、一州、一县的敕令施行，务必完全合乎实际，难道是当日所说的一个字也不能改动吗？只是担心转运司和州县不肯奏报陈述。臣现在想把最初请求中说得不明、不尽的事项申明如下。一、臣所请求的办法，虽说依照熙宁元年旧法的人数确定差役，但如果旧法规定的人数有在今天不能施行的，就是妨碍，应该申报请求改更。人数或许太多，或许太少，只有本州本县知道得确切；应当削减多少，应当斟酌折中确定名额，都应申报请求按这个数目定差，朝廷难以从远处估计。一、臣所请求的办法，虽说如果被差的人不愿充役，可以任意选择有身分、有操守的人雇来代替，雇钱多少由双方私下商量；但如果受雇的人要挟被差的人，广泛索取雇价，官府也应裁定，不得超过过去官府所付雇钱的数额。州县官员不得指名占用被雇的人，再命令被差的人另行雇觅。一、臣所请求的办法，虽说现有的雇役人等到被差的役人到任后都放还，让他们各自谋生；但如果受雇的人自己有田产，愿意充役，也可以照旧留用。又如曹司中的一种差役，新差来的人大多不熟悉书写、计算、办理事务以及案牍文字，尚未交割完毕，就应留用原来的受雇者，给他雇钱，让他与新差来的人共同办理事务，限定半年内交割完毕，然后才放还让其自便。一、臣所请求的办法说：‘如今衙前陪备比从前少，不至于破家。如果仍认为民户财力难以承受，那么请把官户、僧道、单丁、女户中有房屋产业、每月收取房钱达到十五贯，以及庄田中一年所收粮食达到一百石以上的人，都按等级出助役钱；不够这个数目的，予以免除。’臣的意思是：‘十口之家一年收粮一百石，足以供给口食；每月收取房钱十五贯，足以供给日用。两项都具备而又有余的人，才命令出助役钱，并不是只收粮一百石就命令出助役钱。若仍嫌太少，或者所收租税、利息等的实际数目难以查知，那么请凡属第三等以上的户都出助役钱，第四等以上免除。若本州坊场、河渡等钱，足以按数额补偿衙前重难役，那么官户等就更不必出助役钱。’一、向来各州招募人投充长名衙前；招募不足时，才开始把乡户差来充任衙前。这本来就是旧法，如今并没有另外改动。只是过去把坊场、河渡折价补偿长名衙前的重难役，命令他们自己出卖；如今由官府出卖坊场、河渡收钱，再按数额折价补偿长名衙前的重难役，这一点与旧法不同。如果乡户差役已经足额，后来又有人投名充役，就先把贫困下等的乡户放还归农；乡户愿意投充长名衙前的，也听凭其自愿。一、臣请求委托各县详细考察，具体说明利害并拟定办法申报州；本州汇集各县意见，选择可取的拟定办法申报转运司；转运司汇集各州所申报的意见，选择可取的拟定办法奏报朝廷。因为各地民间的利害，知悉详细程度是转运司不如州，州不如县。臣私下担心，各县、各州有拟定得切实妥当的办法，却被本州和转运司压制删去，不向上奏报，以致敕令下达之日仍旧妨碍施行。因此请再下指挥：各县、各州如果有这样切实妥当的办法被上级删去，允许县直接申报转运司，州直接申报尚书省，使下情不被阻塞，完全合乎实际。还请下指挥给详定役法所，只能根据各路、州、县申报上来的利害，详细判断可行与否，制定为确定的法令。那些不称职的人为求高奇而提出的议论，以及不切合实际的，不得施行；也不可把一路、一州、一县的利害制定成通行天下的条款。一、详定役法所奏请下达指挥：如果有妨碍、难以施行的事情，也请按照臣的请求，委托各路、州、县考察，详细说明利害并拟定办法上报，随宜修改。以上臣所说，如果有可取之处，请遍行下达各州县。除此之外，都依照二月六日所下敕命施行，听候裁决。乞请废罢保甲招置长名弓手札子【元祐元年上】

译臣私下看到，府界以及三路的保甲虽然已经停止团教，仍然每年冬季训练一个月，这对百姓有损，对官府无益，不如全部废罢。为什么呢？与团教时期相比，民间的劳费虽然减少了十分之六七，但仍有十分之三四，这就是所谓对百姓有损。朝廷每年派使者按阅，所费金帛以百万计，最终却没有用途，这就是所谓对官府无益。臣认为不如全部废罢。自从设置保甲以来，盗贼反而增加了一倍，原因是乡村无赖子弟突然进入城市，见到繁华景象，自以为身为保丁，便坐索本家供给，饮酒赌博、游荡度日，习惯成性。如今即使停止团教，他们也不肯重新回到田地上从事农作；逸乐欲望已经很深，资用又不足，既有家中藏着的利兵，又身怀武艺，于是招集党羽，成群结伙地攻劫，父兄不能禁止，州县不能制服，这是自然形成的势态。所以数年以来，年成并不十分饥荒，而府界三路盗贼却横行，甚至进入县镇杀害官吏。如果遇到虫灾、蝗灾、水灾、旱灾和大饥荒的年份，又将怎么办？这是不能不预先考虑的。依臣愚见，不如把府界及各路的保甲全部废罢，根据各县主户的数目和盗贼多少，委托提点刑狱估量办理，每若干户设置一名长名弓手，免除其户下租税、支移、折变以及夫役等各种差徭科配，一概不参与，务必给予优厚宽免。使人羡慕向往。每十人设置一名节级，五十人设置一名十将，一百人设置一名员寮，二百人以上设置指挥使、副指挥使各一名；即使不足二百人，也完整设置指挥使、副指挥使的名目。全县弓手把这些作为论功赏赐和资序升迁的等级。节级起初，暂且命本县令、县尉按照上下名次，或选择有统辖能力的人暂代管理。等到有人亲自捉拿、杀死一名强盗，就补充为正式节级，替换下暂代管理的人。以后每捉拿、杀死一名强盗，依此升一级。如果暂时没有空缺，就暂作守阙，不得管理他人；等有空缺时补为正式职务。等到因累积功劳升到正式指挥使，任满三年以上，又曾捉拿、杀死强盗三人，从来没有犯过赃罪的，命本县官吏出具连带责任的保状，申报州；本州官吏再出具连带责任的保状，申报朝廷，请求朝廷在三班借差中安排职位。如果遇到特别强悍凶恶的贼人，朝廷临时另立赏格的，不在此限。这样，保甲中勇健的人看到前面有出仕的希望，前来应募的人一定很多。第一、第二等户财力高、必须充当重役的，不得应募。除此之外，其余凡在本县有户籍、有田产的人，不论等级高低，都允许投充长名弓手，永远没有解除役籍的期限【如果第一、第二等户愿意以一名丁男充任弓手，其他丁男充当重役，也听凭其自愿】。如果缺少一名名额，有两人以上争着投充，就委托令、县尉考选，选择武艺高强者充任。这样，本县勇健的人都会充作弓手，其余懦弱的人即使让他们做盗贼，也没有能力造成祸患。若现任长名弓手中有人勇力、武艺衰退，允许外人指名与其比较；如果外人胜过原任者，就命其替代。这样就不需要教阅武艺，也会自然长久保持精熟。仍委托本州及提点刑狱经常严格察看；令、县尉若有取舍不公，便拘捕审问，依法施行。如果应募人数未满现今乡差弓手的数目，就暂且命乡差弓手兼任；等招募到一名长名弓手，就替换一名乡差弓手，使其归农。乡差弓手愿意投充长名弓手的，也听凭自愿。如果长名弓手达到一百人以上，就分一半编为两番；二百人以上，每增加一百人就分为一番，并在年终轮换。轮到上番的人随县尉追捕盗贼；从节级以上，各自命令管理自己所辖的人。如果所辖之人有轻微过犯，允许当面区分处理，但不得超过杖十下。如果所辖之人敢于侵犯本辖人员，杖一百；殴打者徒刑一年；即使是暂代管理者，也与本辖人员同样处理。如果在所辖之人那里收受财物，依法律定罪；犯赃罪应受杖刑的，如果是管辖中的暂代人员，就降为长行下名；如果是正式人员，就降一级。以后每捉拿、杀死两名强盗，才抵一人的罪；判处徒刑的，不论暂代还是正式人员，都降为长行下名。以后每捉拿、杀死三名强盗，才抵一人罪；即使准许升资，也属于额外名额，不得管理他人，不得出任官职。遇到下番时，彼此不相统辖，也没有等级。下番人员从十将以下，各自在居住之处与耆长一同察看本辖地区内曾经做过强盗的人以及窝藏盗贼的人家。凡是做强盗的，不肯在自己本辖地区内作案，必须到别处去，因为害怕连累本地，捕盗人因此无处藏身。当地的捕盗人往往知道这件事，却没有人肯揭发。盗贼得到财物、分赃后，就远走隐匿。盗贼作案地区的捕盗人即使想擒捕，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官府虽然设立三限考核处罚，最终仍没有任何益处。因此，盗贼作案地区的捕盗人每逢发生盗案，都不肯申报。有的保正怯弱，就多方压制隐瞒，不让盗案声张；有的保正强横，就共同赔偿所损失的财物，劝说和解，使事情停止。这就导致群盗无所顾忌，日益猖獗。又因为告发、捕获盗贼的人常遭盗贼报仇，盗贼焚烧庄舍，杀害老少。赏钱本来不应该拖延，却往往被州县阻挠刁难，有司吝惜不发，动辄经过一年，仍不能请领，使捕盗人灰心丧气。请从今以后，凡发生盗案的地区，捕盗人不再设置三限考核，捕盗官也不再批评处罚，只按照擒获盗贼的多少论功行赏。如果有人敢于压制、隐瞒，就从严依法施行。每州仍按照大小盗案的多少，拨借官钱数千贯，专门作为告发、捕盗的赏钱。每捕获一名强盗，查明他从前居住、窝藏的地方，等判决发遣完毕，委托本州长官当天先用官钱支付给告捕之人；同时移文盗贼所在州县，拘追其居住、窝藏地区的捕盗人，按没有察觉的罪名处罚：弓手杖一百，耆长杖八十，壮丁笞四十。先籍没盗贼及窝藏人家的财产，偿还已经支出的赏钱；仍不足的数额，命捕盗人等平均分摊，限一个月催足，转运送到发放赏钱的州军，补足官钱。

译如果路途遥远，难以转运，就在各本州官钱中关文拨付，折抵兑换。对于强悍凶恶的盗贼，朝廷在通常法律之外另行增加赏钱的，就从省钱中支出，不在捕盗人均摊的范围内。这样，盗贼就无处容身，一定会考虑改过自新。如果果真施行这一办法，府界三路既免除教阅劳费的弊害，无赖子弟又有了投身之处，可以加以约束收容；各路恢复正乡村的名称，恢复国家旧制，勇健之士前面有仕进的希望，争相讨贼立功；不待教阅，弓手武艺自然不敢衰退；不必临时差发，乡兵自然充足。兼且所用人员虽多，上下有纲纪，不敢互相侵凌残暴。盗案发生地区的捕盗人不知道盗贼所在，可以免受无辜刑责；离开盗案地区去作案而连累自身的人，也不敢隐瞒盗贼踪迹。被盗之家无人压制，可以申诉伸冤。盗贼困窘而无处容身，或许会逐渐减少。听候裁决。乞请命六曹删减条款的白札子 臣考察近年的法令尤其繁多。大凡法律贵在简明扼要，命令贵在一定能够施行，这样官吏容易查考，也都知道畏惧避忌。近来中书门下后省编修成尚书六曹条款，共计三千六百九十四册。寺、监在外，又有编修诸司敕式所申报修成的敕令格式一千余卷册。即使有官吏强干勤敏，恐怕也不能全部阅览、详细研究，更何况要全部记住并切实执行。其中条目苛细严密、相互抵牾而难以施行的，数不胜数。前些日子条款刚下达，吏部侍郎左选的差注就有几天不能施行，不得不再次奏报陈述，重新依照旧法办理。必定可以料想，各曹条款都有类似这样拘束而难以施行的地方。如今想特地下达指挥给尚书六曹，委托长官、次官和郎官共同详细考察本曹新旧条款，其中有通行各处的条款已经存在，或全无道理、对事务无益，或禁防过于繁琐而难以遵守的，都命令删去。只保留纲纪大体、切近实际、早晚不可缺少的，才保存下来作为本司条款，限两个月申报奏闻施行。《传家集》卷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五十六，宋司马光撰，章奏三十九 乞请先行经明行修科札子【元祐元年上】臣先前上奏，请每年委托升朝文官荐举一人参加经明行修科，与进士一同设置考试，完全按照进士考试办理；只是及第以后给予特别优厚的推恩，以此劝勉天下举人，使他们敦厚修养士人的品行。此前已经有朝廷旨意，说明明年科场暂且依旧法施行。臣私下听说，近来又有圣旨，规定进士考试的经义兼用注疏和各家学说，或已经见于法令的内容也采用，并先行罢去律义。臣私下详细推究朝廷的用意，大概是因为举人专门学习王氏新学的经义文体，已经很久；明年科场想兼取旧学，所以有这项指挥，让举人预先知道并学习。臣请求设置经明行修科，是想使举人知道今后的科场中，朝廷重视品行义节，不专门取用文学，这对于美化教化、敦厚风俗，比经义文体更为重要，应该让举人预先知道。因此请也下达朝旨，先行施行。何况这与进士旧法并不相妨，听候裁决。所荐举的孙准获罪，自劾札子【元祐元年上】臣先前奉诏荐举三名通晓文学、政事、品行义节，可以充任馆阁之选的人，臣荐举了通直郎孙准。近来听说孙准与妻子赵氏因为争夺女使，和妻兄赵元裕互相诉讼，诉状中有虚妄内容，被罚铜六斤。臣不明于识人，所荐的人获罪，按道理应当连坐，请求赐臣责罚降职，听候裁决。所荐举的孙准获罪自劾第二札子 臣先前荐举孙准，说他品行义节没有缺失，足以充任馆阁之选，并说如果后来不如所荐，甘愿与他同罪。近来听说孙准与妻家争讼，被罚铜六斤，臣上奏请求连坐降职。恭承圣慈批示退还奏章说：‘孙准只是因为家中私事被罚铜，怎么会有连坐之罪？’臣因为荐状中称孙准品行义节没有缺失，如今孙准闺门不和，妻妾相争，这是品行义节对臣所荐之说有所缺失；臣荐举了不合适的人，不敢逃避刑罚。况且臣近来奏设十科，倘有被荐者不如所荐，荐举人应依‘贡举非其人’的法律定罪；即使荐举人现为执政，是朝廷不可轻易罢免的人，也必须降官示罚。臣身居宰相，亲自制定法律，却首先触犯它；如果这件事不执行，拿什么来整齐约束众人？请按照臣所奏，依‘贡举非其人’律施行，以此率先激励群臣，使他们审慎荐举，听候裁决。请求在后殿常起居时行拜礼札子【元祐元年上】臣私下认为，臣下拜见君主，礼仪没有不拜的。文彦博的年龄和地位声望都远远超过臣，每次后殿起居仍然必须拜伏；唯独臣一人蒙恩不拜，身为臣子，实在心中不安。请今后遇到文彦博入朝时，臣与他同班；他不入朝时，臣另列一班，按照群臣的惯例参加常起居礼。何况臣自己估量近日筋力已经略有增加，如果得到臣儿搀扶，常起居四拜，实在并不困难。恭望圣慈听许，以保存朝廷礼制，听候裁决。辞免明堂大礼使札子【不久改派他人】臣先前奉敕命任明堂大礼使。只是臣自去年冬天以来，脚膝无力，起拜困难；到今年正月下旬，完全不能拜起，于是请求朝假，至今前后已经八个月。如果没有人搀扶，实在无法独自拜起；每次朝见，幸蒙圣恩，允许臣的儿子搀扶。将来在明堂祭祀上帝，不能让人在旁搀扶，又要随皇帝登降行拜伏礼，恐怕不能一一合乎礼仪。希望圣慈怜悯，另行任命官员充任大礼使，听候裁决。

译论监司守资格任举主札子【元祐元年上】臣私下看到御史韩川上奏说：各路监司不应拘限资格，应专任荐举人，并应令宰相亲自加以选择。臣私下考虑，常调之人不能不为他们设立资格限制，以抑制急于求进的人，堵塞侥幸求仕的门路。如果果真有贤才，朝廷自然应当破格选拔，哪里会拘泥于这种制度？凡是年长资历深的人，虽然未必全都贤能，但多次任职于亲民官，经历的事情很多，知道下层百姓的艰难，比起从未任亲民官便担任监司的人，一定略胜一筹。朝廷执政不过八九人，如果不是旧交，就无法了解一个人的品行才能；这不仅有徇私的嫌疑，而且所能取用的人极其狭少，哪里足以尽收天下贤才？如果依靠访察毁誉，那么爱憎和毁誉的情况千差万别、真假难辨；与其听信游谈之言，哪里如同让荐举人出具连带责任的保举？所以臣奏请设置十科来荐举士人，其中有一科是公正聪明、可以充任监司的人。臣确实知道请托荐举、挟带私意的情况不能完全没有，但只要有不如所荐的人，就严加谴责，不予宽宥，那么今后自然会谨慎选择，不敢胡乱荐举。至于楚潜等人，虽然没有声名，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实际才能？等他们到官任职后，如果没有政绩、废弛职务，再追究荐举人的责任，也不算晚。听候裁决。荐举王大临札子【元祐元年八月八日上；王大临被授太学录时已经去世】臣私下看到郓州处士王大临，通晓经术，善于讲说，安于仁德、乐于行义，在乡里声誉很高；虽贫穷也不改变志向，年老也不改变节操。从前曾有诏令敦促征召他，他坚决推辞，不肯出仕。恭望圣慈召他到京师，置于学官之中，作为士人群体的表率，听候裁决。乞请授予陈洙一子官职札子【元祐元年上】臣私下认为，嘉祐年间，仁宗皇帝没有继承人，所以殿中侍御史陈洙上奏，请求选择贤能的宗室立为皇嗣。奏状已经发出后，他对家人说：‘我今天上了一道奏章，说的是社稷大计；如果获罪，大则死亡，小则贬谪流放，你们应当为此作好准备。’负责递送奏状的人还没有回来，陈洙便得病去世了。臣当时任谏官，亲自听到并见到这件事，私下怜惜他舍弃自身、以死报国，而天下人却没有知道。近来看到已故职方员外郎张术，也因为当时请求确立储君，他的儿子申伯特意补授太庙斋郎。恭望圣慈依照张术的先例，授陈洙一子官职，以表彰忠义，听候裁决。辞免明堂宿卫札子【元祐元年上】臣先前奉圣旨，今后明堂礼特意免除臣侍祠、摄事、导驾、称贺陪位以及肆赦立班，只命臣宿卫。对于臣下来说，这份恩礼优厚到了极点，即使舍生丧命也不足以报答。然而臣近来患左脚掌底肿痛，完全不能着地，连半步也走不了，不知何时才能痊愈。今后明堂宿卫一事，恐怕也不能前往恭职。恭望圣慈特赐免除，臣不断请求恩典，惭愧恐惧，无地自容，听候裁决。辞免提举修撰《神宗皇帝实录》札子【元祐元年上】臣先前奉敕命任提举修撰《神宗皇帝实录》。臣自接受任命以来，因为衰弱多病，很少能够到修史局供职。近来又患左脚肿痛，不能着地，一天比一天严重，没有痊愈的期限。关于修撰《神宗皇帝实录》一事，恳请另行任命官员提举，听候裁决。进呈上官均奏，请将尚书省事务分类分定轻重，某事归尚书，某事归左右丞，某事归仆射的白札子【不久获准依奏办理】如今想规定：凡尚书省事务，旧有条例中不至于重大的，都委托六曹长官直接专决；应当奏报的就奏报，应当下达施行的就下达施行。若有冲改条款，或应当临时特别请取圣旨，以及事情重大、不是六曹能够专决的，就申报都省，由仆射、左丞、右丞共同商量；或者送中书省取旨，或者直接批判指挥。都省日常程序性的文书，只委托右丞一人直接批判指挥施行；事情稍大或有所疑问的，才与仆射商量，共同批判。各类人的辞状，只委托左右丞一面收受办理，可以留下的就留下，可以退回的就退回。若六曹判决不当，或停滞不决，就另外委托不相牵制的官员裁定是非，并追究停滞的原因。若明显不当或无故停滞，就立即弹劾该曹官吏。这样贵在上下相承，各有职分，办理简便，事务能够完成。乞请及时收购常平粮札子【元祐元年上；不久获旨依奏办理】臣考察旧日常平仓法：丰收年谷价低而损害农民，所以官府比市场价增加价钱收购，使囤积粮食的人无法压价，农夫必须低价出售的情形得到改变；灾荒年谷价高而损害百姓，所以官府比市场价降低价钱出售，使囤积粮食的人无法强行抬价，贫民必须高价买粮的情形得到改变。使物价保持平准，公私双方都有好处，这是三代的良法。从前有因为州县缺少常平收购本钱，即使遇到丰收年也没有钱收购的；又有官吏懒惰，厌烦收购、出粜的事务，即使遇到丰收年也不肯收购的；又有官吏不能查知市场上粮食的实际价格，只相信牙行和囤粮之家串通作弊。到了收成初熟、农夫急需用钱而低价出售的时候，故意压低估价，使官府不能把粮食全部收进，而一直等到时机过去、囤粮之家仓廪充满，才突然提高价格，把粮食卖入官府。因此农夫卖粮只得到低价，官府收粮却常用高价，厚利全都归于囤粮之家。又有官吏虽然想及时收购，却要县申报州，州申报提点刑狱，提点刑狱申报司农寺，等候指挥；等到回复，往往已经过了几个月，早已错过时机，谷价加倍上涨。这就造成州县常平仓的粮食有的隔了多年，市场价格始终达不到原来收购时的价格，无法出粜，堆积腐烂。这是法律因人而败坏，并不是法律本身不好。

译熙宁初年，执政认为旧常平法不好，便把收购本钱改作青苗钱，散给各户，命令收取二分利息，并设置提举官督促办理。丰收年农夫卖粮，十成中只能得到四五成的价钱；灾荒年则宰牛卖肉、砍桑卖柴，把钱交给官府，钱货越来越贵，粮价越来越低。朝廷深知其中弊端，所以废罢提举官，命令把多年积存的钱、粮、财物全部登记作为常平仓的钱物，委托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照旧常平仓法施行。今年各路除遭水灾的州军外，其余丰收的地方大概很多。现在想特地下达指挥给各路提点刑狱司，趁有这些收购本钱的时候，委托丰收州县的官员各自考察市场粮食的实际价格，多加钱广泛收购；仓廪不足的地方，用常平仓钱增盖仓廪；仍命令少收购麦、豆，多收购谷米。南方以及川界低湿之地，有些粮食难以久贮，就委托提点刑狱估量各州县应当销售的数目，下令收购；等到将来市场货物价格比原收购价稍有增加，就立即出粜，不得使粮食积压损坏。仍命州县各自责令牙行把十年以来市场上的粮价相互比较，确定贵贱的折中价格，然后把各类粮食价格分为三等：从若干钱到若干钱为中等价，若干钱以上为上等价，若干钱以下为下等价，命各地临时斟酌增减，务必合宜。既然约定了三等价格，就命令今后州县每逢丰收年，粮价低到下等价时，便参照市场价斟酌增加钱数，开场收购；灾荒年粮价高到上等价时，便参照市场价斟酌减价，开场出粜。如果市场现价只在中等价范围内，就不收购、不出粜，也不再申报本州及上级请求指挥，以免延误而错过时机。仍委托提点刑狱经常提举、察看；若州县粮价已经达到下等价却不收购，达到上等价却不出粜，或者收贮不合方法、转运不及时而造成损坏，以及监官不每日进入粮场，导致买卖粮食的民户受阻，都要拘捕审问，依法施行。若州县长官及监官能够用心及时收购、出粜，到任期届满时，斟酌平均价钱，将粮食折算通行比较；如果比刚到任时增加的盈余达到十分之一以上，准许把功绩写入履历，等到吏部时给予定次提前半年；达到十分之二以上，准许指定一次合意的差遣。这样贵在官吏各自用心，州县都有储蓄；即使遇到连年饥荒，百姓也不会面有菜色，又可以把官府积存的钱逐渐散到民间，使货物流通。河北州县如果籴便司粮食已经很多，沿边州县转运司正在收购军粮的地方，就不再收购常平仓粮食。如果这次指挥中还有未尽、未便之处，命提点刑狱司逐项拟定办法，申报奏请施行。乞请约束州县不得强行摊派青苗钱白札子【元祐元年上】臣查考先朝最初散发青苗钱，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所以当时指挥都要求依照民户自愿，不得强行摊派。后来因为提举官急于求成，务求多散，便诱导、胁迫州县废弃诏书规定，名义上说是自愿，实际上是强行摊派。有的把全县民户召集起来办理，有的挨家挨户抄录登记；也有无赖子弟欺骗蒙蔽尊长，钱并没有进入家中；还有别人冒名伪造文书领取，根本不知道是谁。到了追催还钱，都归到本户。朝廷深知其中弊端，所以全部废罢提举官，不再设立定额考核，天下没有不欣喜拥戴的。前些日子四月二十六日下敕命，规定发放常平钱粮，限在二月或正月内办理，只是为了使有意借取的民户及时得到使用；又命令一半留在仓库，一半发放，只是为了规定发放数额不得超过这个比例。至于必须取得民户自愿、不得强行摊派，完全遵循先朝本意。臣担心州县不明白敕令的用意，以为朝廷又要多散青苗钱、广收利息、召集摊派、严急督责，完全像从前设置提举官时一样。因此想再下达指挥给各路提点刑狱司，告示州县：必须等到民户亲自持状、结保到县请求借取常平钱时，才可以查验，依条支给；不得像以前那样召集民户、抄录登记，强行摊派。仍命提点刑狱经常严格察看；如果有官吏这样违法扰民，就立即拘捕审问，依法施行。如果提点刑狱不能认真察看，就委托转运司、安抚司察看并奏报。乞请废罢发放青苗钱白札子【元祐元年上；获旨依奏办理】前些日子四月二十六日下达指挥，命令在正月、二月发放常平仓钱。臣私下担心州县多半不明白朝廷的用意，以为朝廷又想广泛发放青苗钱、多收利息、严格督促责罚，完全像没有废罢提举官时一样。臣考察青苗钱对百姓益处很少、害处极多，臣民前后上奏陈述的并不止一次。现在想遍行下达指挥给各路提点刑狱司：从今以后，常平仓钱粮只命州县依照旧法及时收购、出粜；青苗钱不再发放。旧欠的二分利息全部免除，只命提点刑狱查核各州县原来发放的本金，按照目前所欠多少分作若干期次，令其随税一并缴纳。《传家集》卷五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五十七，宋司马光撰，章奏四十 乞请合并两省为一札子【元祐元年与三省同上】臣等听说，三王不相互沿袭礼制，五帝不相互因袭乐制。何况国家设置官职、划分职掌，张设建立治理的器具，使上下相互维系，修治整饬而明备，哪里有什么地方愧对汉、唐？又何必事事遵循它们的旧迹，反而失去适合当今的做法呢？谨按西汉以丞相总领百官，而由九卿分别治理天下事务。光武中兴以后，亲自处理各项政务，事务归于尚书台，于是尚书开始受到重视，而西汉的公卿逐渐失去了职权。到了魏武帝辅佐汉室、最初建立魏国时，设置秘书令，主管尚书的奏事。文帝接受禅让后，把秘书改为中书，设置中书令和中书监，但也没有废除尚书。可是中书亲近皇帝，而尚书却逐渐疏远、处于外朝了。东晋以后，天子让侍中经常在身边，多和他们商议政事；由于不能任用中书，于是又设置门下省，中书的权力才开始分开。到了南北朝，大体都沿用这一制度。唐朝初年才合并中书、门下的职权，所以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官名。后来又设置政事堂，大概是因为中书发布诏令，门下掌管封驳，每天都有争论，纷纷扰扰不能决断，所以让两省先在政事堂议定，再奏报皇帝。开元年间，张说奏请把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从此相承直到本朝，没有人能够改变。并不是不想分开，而是按道理和形势已经不能再分开了。从前所说的中书，其实就是中书门下政事堂。唐朝末年，各司使都由宦官担任，枢密使开始参与朝政，才同宰相分掌权力。到了五代，改用士人担任枢密使，他们都是天子的心腹之臣，每天参与商议军国大事，权力比宰相还重。太祖接受天命后，由宰相专门主管文事，参知政事辅佐他；枢密使专门掌管武事，枢密副使辅佐他。从那以来一百多年，官制和官员相承不变，朝廷内外安定。各部门长官以及各路监司、各州长官，都可以直接上达，有的申奏朝廷，有的只申报中书、枢密院。事情重大，就由中书、枢密院进呈，请旨后下达敕札、宣命、指挥；事情较小，就把批状直接下达到本司、本路、本州和本人。因此文书简洁直接，事情没有滞留。神宗皇帝认为唐朝中叶以后官职繁多冗杂，名器混乱，想加以改革整顿，这确实是最正确的做法。但应当根据今天的实际，考察前代的错误，删去重复，去掉冗长，确实有这样的事务才设置这样的官职，不必完全依照唐代《六典》，把中书分为三省，规定中书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执行。凡是内降的文书以及各处上报的奏状、申状送到门下、中书两省后，大多都送往尚书省。尚书省下达给六曹，六曹交给各案去审核查办，检索文书，会同询问事情的具体情况；近的询问寺监，远的询问州县，一切材料齐备后，再斟酌事理，作出决定并归档，申报尚书省。尚书省送交中书省请旨，中书取得旨意后，送门下省复奏，获得批准，才抄录下达尚书省。尚书省又下达六曹，最后才发文书给各处。这样文字繁多，办理迂回，近的要几个月，远的超过一年，还常常不能办结。有时四方紧急奏报等待答复，有时官吏百姓提出诉讼请求裁决，全都因文书滞留而困顿。再说，原本设置门下省，是想让它封驳中书省的录黄、枢密院的录白，恐怕其中有不恰当的地方。如果要求门下省履行这一职能，就必须每天进行驳正，争论纷纭，执政大臣于是彼此不和。所以自从设置门下省以来，驳议很少。并且门下省不能直接取旨下达，即使有驳议，也必须退送中书省取旨。中书省有时不放弃原来的意见，又重新改动。再加上内批文字和各处奏请，多数下交三省共同进呈，门下官员已经商议并奏请裁决，如果再加以驳正，就会形成反复。近来中书省的文书中有紧急的，往往不再送门下省。这样看来，门下这一官署几乎成了虚设，只使吏员增加一倍，文书更加繁多，对事情没有益处。臣等如今共同商议，想请仍旧令中书、门下共同处理职务，以都堂作为政事堂。凡遇政事上的差除以及台谏官的章奏，已有圣旨规定由三省共同进呈的，除此以外，都令中书、门下官员共同商议，签署后执行。事情重大，就进呈请旨，下达敕札；事情较小，就直接批状发出指挥，完全如同过去中书门下的旧例。并把两省十二房的吏员合并为六房，共同审核、检验和办理文书。文书如果有多余吏员，除选留者外，一律特别减去三年的出职年限；不满三年本应出职的，减去磨勘年限。如果政事有差错，交给给事中封驳；差除有不恰当，交给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两省谏官又都可以论列，那么号令发出，也不能说不够审慎了。这样，政事就能归于统一，吏员不再冗杂，文书不再繁多，办理也直接。对于先帝所建立的官制，并没有什么变更，只是对职掌和请旨手续有所修改，想使处理事务时更加简便合宜。其中具体的条目，等取得圣旨批准后，再继续商议制定，听候裁决。请令六曹长官可以直接上达札子【元祐元年上奏】臣等听说，君王设置官职、划分职掌，处在上位的人所总领的事务多，所以只治理大要；处在下位的人所分掌的事务少，所以治理具体细节。这是道理和形势的自然规律，也是纲纪赖以建立的原因。因此《周官》中的小宰，遇到以官府六属治理国家的大事，就听从长官；小事则可以直接上达。宰相上对君主，要启发辅导君主，讨论治国之道；中间要选用百官，赏赐功劳，惩罚罪过；下对百姓，要使他们富足安定，兴办有利之事，革除有害之事，这才是宰相的职分。至于文簿案牍的差错，期限会期的耽误，诉讼的是非曲直，胥吏的选补，都属于郎官和属吏的职责，不是宰相应该亲自处理的。所以有人说：观察眼前睫毛的人，就不能看见百步以外；观察百步以外的人，也看不见眼前的睫毛。意思是，过于详察近处的，必然会忽略远处；过于谨慎细节的，必然会遗漏大事。如今尚书省的事情，无论大小，都由仆射裁决。仆射从早到晚阅览文书，接待辞状，没有片刻休息，精力都疲惫在柴米油盐般的琐事上。对于治理国家的大体、安定百姓的长远谋略，便没有时间再精心思考、熟虑周详，恐怕这不是朝廷用来要求宰相承担的事业。臣等私下认为，六曹长官就是古代的六卿，小事难道可以不让他们直接上达吗？臣等商议，想请今后凡是诏令下达尚书省的，仆射、左丞、右丞签署完毕后【官告、黄牒之类已经签署完毕的，不再重复签署】，交给六曹誊写盖印，发下符牒给各司以及各路、各州执行。

译臣民上呈的文书下达尚书省后，仆射、左丞、右丞签署完毕，也交给六曹；由本曹尚书、侍郎以及本房郎官依次签署，然后交本房郎官查找公案，会同询问事情的具体情况，斟酌事理，检核条文，写下判语：“现在应当怎样施行？”再依次通呈侍郎、尚书。如果郎官所作判决已经妥当，侍郎签过，尚书判准；应当上奏的直接上奏，应当下达执行的直接下达。若尚未妥当，就交侍郎、尚书改判，事情可不可行都由本曹长官决定。文书交给本房郎官时，由本曹长官按照事情大小规定期限；如果拖延，就立即纠劾。如果确实因为有事而未能办结，就向长官申报延长期限【吏部尚书如同过去判东西审官院，左选侍郎如同过去判流内铨，右选侍郎如同过去判三班院，户部长官如同过去的三司使，刑部长官如同过去判审刑院。过去本司文书都直接奏报、直接下达，今后想令六曹长官照此办理】，不再经过仆射、左丞、右丞。若要修改法律条文，或奏请特别取旨【比如刑部遇到刑名疑难，或者情理值得怜悯，或者情节重而法律规定轻，请求特别停止替换、编管、配役之类】，或事情较大，或道理有疑问，不是六曹所能专断的，可以到仆射、左丞、右丞处咨询说明，或者具状申报都省，由仆射、左丞、右丞商议；或者上殿取旨，或者以头签札子奏闻，或者呈入熟状，或者直接批判发出指挥。各类人的辞状，也只令他们经过本曹长官，向尚书、侍郎、本房郎官依次签押判决，像朝廷下达臣民所上文书那样依次办理。如果六曹不予收受，或者长久不能办结，或者判断不当，就令他们经登闻鼓院进状，交下尚书省，由仆射、左丞、右丞判付本省没有利害关系的官员阅看详审、作出决定。如果本曹明显有不当之处，就立即纠劾。这样做的好处是上下相承，各有职分，办理简便直接，事务容易集中，听候裁决。请令三省各司没有条文规定时才可以采用成例札子【元祐元年上奏】考察旧例，不过是前任官员实行过的做法，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哪里足以永远作为后世的法则？近年以来，三省和各部门常常用成例破坏条文，各类人也多在条文之外攀附成例，希望求得恩泽。想请今后凡有正式条文的，都必须依照条文；没有条文，才允许采用成例。以前的成例如果确实应当遵行，就遵行；如果不对，就应当厘清改革。只交给本省六曹和本司长官斟酌道理，作出取舍批判。这样希望今后逐渐废除弊害的成例。请令监司、州县分别举荐和按察所属官吏札子【元祐元年上奏】查考旧有规定，监司、知州、通判对于本部官吏中罪恶显著而没有察觉的人，都要连带受到责降。虽然有旧条文，但从未逐一实行。又担心一路一州官吏太多，上级无法全部察觉，也没有规定必须察觉哪些事情，因而宽松的就一概不过问，严格的又滥及无辜。再说，担任监司、州县长官，应当进用贤能、黜退不肖，不能只令他们察觉有罪之人，却不令他们举荐贤才。现在想制定举荐的四条：一是仁惠【指安抚百姓、使万物受益，众人都敬畏爱戴他，不是疲弱无能、曲意迎合人情的人】；二是公直【指内心没有偏私，处理事情不吞吐回避，不是内里徇私、表面公正，实际上奸佞诈伪却装作正直的人】；三是明敏【指深刻察知实情和道理，能够随机处理事务，不是掩饰欺诈、掠取他人功劳，凭口才自夸功劳的人】；四是廉谨【指安于贫困、守住本分，举动都遵守法度，不是诈称清廉以沽名钓誉、偷安避事的人】。按察的四条：一是苛酷【指用刑繁琐苛刻，残暴虐待超过法度的人】；二是狡佞【指阴险巧诈，危害别人以求自己安稳的人】；三是昏懦【指不明白事理人情，依附迎合而没有操守的人】；四是贪纵【指贪得无厌，任性妄为而不守法的人】。凡监司、州县对于所属范围内的官吏，都可以依据这八条进行举荐和按察。举荐方面，在本部官吏中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谨品德的，可以举荐就举荐，不规定人数。县向州举荐，州设置簿册记录姓名；州向监司举荐，监司设置簿册记录姓名；监司向朝廷举荐，中书设置簿册记录姓名。各自按照所举荐的人的才能任用，让他们接受考察；果真有实际成效，就逐渐增加表彰和特殊待遇。按察方面，监司专门按察知州、知军、通判、路分都监以上的官员；知州、知军、通判专门按察本州官吏以及各知县；知县专门按察主簿、县尉以及县界以内的官吏。如果有苛酷、狡佞、昏懦、贪纵的人，县里核实情况后申报州，州核实情况后申报监司，监司核实情况后申奏朝廷。之后再核实确切事迹，纠举揭发并施行处理。如果有失于察觉辨别，导致后来因事情败露，监司降为知州、知军，知州降为通判，通判各降一资，知县降为监当。其余所属官吏，监司、知州、知军、通判都可以按察，但不因失察而获罪。如果挟带私情、不能公正地进行按察，等到审讯查实后，自然依照通常法律处理。知县只可以具列事迹申报州，不得擅自审问有官品的命官。请不要拘泥成例而宽贷、配役札子【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上奏】审查并守住法律，是有司的职责；衡量道理并作出裁决，是君主和宰相的权力。臣近来看到，历来命官犯罪，大理寺已经依法定罪判决，仍令刑部检核成例，或追夺官职，或勒令停职，或冲替，或差替之类，朝廷依照办理，称为“特旨”。人的罪行有千种，事情的情况有万种，哪里能够找到完全相同的例子来类比？既然称为“特旨”，就应当由朝廷临时决定。如果先令刑部拘泥成例，朝廷也依此施行，那就是把轻重缓急的权力反而交给了有司。今后命官犯罪，大理寺定罪后交刑部审看，若其中有法定刑重而情节较轻，或者法定刑轻而情节较重的，都具状申报中书省，不再拘泥成例；交中书省官员斟酌情理轻重，共同商议，除依法处理之外，从宽处理、命令编管、配役直到特别释放，临时拟定后进呈请旨施行。百姓犯死刑，各州奏称刑名有疑、情理可怜的，大理寺依法定罪，交刑部审看；确实有疑虑或可怜情状的，就具状申报门下省，不再拘泥成例；交门下省官员斟酌事情和道理，共同商议，临时拟定，或依法处理，或从宽处理、命令编管、配役，进呈请旨施行。再次申明役法札子【元祐元年上奏】

译查考二月六日的敕文，只是废除免役钱，其他各类役人都依照熙宁元年以前的旧法，交给县令、县丞登记簿册、确定差役。只是还担心各路州县的利害各不相同，所以敕文又说：“交给各县详细审察，如果有妨碍施行的事情，不得立即具列利害、筹划办法申报州。责令州汇总各县所申报的内容，选择可取的，具列利害、筹划办法申报转运司。转运司汇总各州所申报的内容，选择可取的，具列利害、筹划办法奏报朝廷。”它的意思，是要州核实各县所申报的利害是否真实、筹划是否正确，选择真实而正确的，编成条目申报转运司，说明某县应当怎样办理、某县应当怎样办理，其余仍依旧法确定差役施行。转运司得到各州的申报，也这样核实并编成条目奏报，原本是想使各处的差役都完全适合当地情况，并不是要让各路共同制定一套法律。如今听说各路转运司不遵用熙宁元年以前的旧法，也不采纳各州县所筹划的办法，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编成一路的役法，派官员分别到各州县，名义上说是商量，实际上却是在暗示命令，要求州县按照自己的意思重新筹划立法、申奏朝廷。州县稍有不同意见，就动辄加以责怒，因此大多不能依照各地本应得到的便利办理，也不符合民心。另外，各路州县看到朝廷设置详定役法机构，认为应当另行制定役法并颁下，往往等候役法下达就立即确定差役，却不知道详定役法机构正专门等待各路州县具报利害和筹划办法，准备据此颁行一路一州的敕令。这样相互观望、拖延，长久不能办结。现在想特别下达指挥给各州县：除有旧法造成妨碍、难以施行的事情，应当迅速具状申报外，其余都依照旧法一面确定差役。详定役法机构审查各处先行申报的利害和筹划事项，如果认为妥当，就陆续奏请，令本地依此施行。这样希望差役之法能够尽快结办。《传家集》卷五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五十八，宋司马光撰，书启一 答谢检讨的启 承蒙您仰承恩宠，俯察我的身份和才分，却让我担任并不适合才能的职务，使忧虑和惭愧一同加在身上。我私下认为，帝王把法度垂示在典籍中，文臣武将把政令施行于四方；参照天球、赤刀这样的宝物，珍藏石室、金匮那样严密的典藏，难道只是因为记述者贤能，还是也因为讨论研究者精美？如果能够防止、贯通前代记载，融会旧日见闻，考察古事而具有倚相的才华，叙述事情而懂得司马迁的体例，那么凭什么才能勉励人们明辨得失，考核异同，在名山中访求逸闻，在故老那里寻取遗言，使圣哲的伟大功业覆盖天地而无穷，使俊杰的盛名光耀史册而不朽？推究设置这个官职的重要性，理应选择士人谨慎任职，哪里容许我冒昧玷污这个职位，导致事务荒废呢？像我这样，品行才能狭隘浅薄，器度资质迂拙疏陋，只因以儒学承继家业，早年凭借门第资历被署为小吏，刚担任典谒，便已经辱没了读诗之名。愚钝的人往往专心一事，虽然仰慕攻坚治学的事业，勤奋却没有收获，正如毁坏瓦片一样，徒劳无功；我冒昧玷污士人之列，起初陪侍宾客幕府，漆雕开那样的学问之道还未得到信任，尹何那样的自伤也实在太多。不久又遭逢家中丧事，孤苦伶仃地守着丧服；等到回到官署，奔波沉沦于道路，辞锋顿挫而不再精修，学业积累衰落得所剩无几。摆脱尘俗劳役后，希望能够登上荣耀的仕途，不久承乏于秘宗寺，终于得以参与天禄阁的清华之职。庆霄清静安宁，蓬渚深邃严肃，缣帛文书充盈，其中大多是从未见过的材料；英豪纷纷聚集，我得以忝列其中并同游，却回头看自己浅陋无用，每每惊惶失措、感到自惭。我本来担心会被扬弃淘汰，哪里敢希望得到甄别收录？哪里料到您主管辅弼之事，却误使我受到褒奖称誉的奏荐，让我登上史馆，参与修治实录，编纂记言、记动的特殊记载，辨析所见所闻的事实，详细说明其中的缘故。我反复诵读那些文章，私下想到，在众贤充盛、正当歌咏的时候，竟没有料到美好的任命会降临到我这样低劣的才人身上。仔细追究它的由来，谁能说没有原因呢？这大概都是因为您奖掖后进，提拔下属，采纳他们一点一滴的长处，用您的言论为他们振作声势，使不得志的马立刻享有千金的报酬，使无用的材料也有时能够充当万辆车的器材。我怎敢不勤劳从事，谨慎修身，希望稍稍报答您的生成之恩，也希望不愧对您的知遇之情。答谢校勘的启 我听说，圣贤的道理全都载在书中；书籍散失、讹误，道理也就受到阻塞。因此国家开设收藏图书典籍的府库，设置校勘书籍的官职，必定要寻求才华出众、特别卓异的人来任事，实在是因为把道看得最为重要。我天分很低，资质尤其狭窄浅薄，只因出身世家、家世相承，习惯崇尚儒学，所以自从脱离襁褓、刚刚懂得说话时，父兄就提携我，把经籍传授给我。因此我没有掌握其他技艺，便以穿着儒服自命。还没有能够进入圣人的门墙，尝到六艺的糟粕，就仓促凭借门第资历列入王朝官员；刚参加乡试，便径直忝列高等。我常常暗自悔恨，道术尚未达到就接受俸禄，学问尚未优长就治理百姓，即使一时侥幸得到，也终究不足以成为真正的成人。后来上天降下灾祸，我服丧五年，屈指计算日影和时刻，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希望。等到服丧期满做了官吏，任职于藩方，公文诉状塞满了任所，因此旧日学业更加荒废，几乎变成荆棘丛生的荒地，内心惆怅，每每因此叹息忧伤。没有料到我竟有机会承乏东序，暂时从簿书案牍中抽身，这才开始修治磨砺自己的学业，铲除荒芜污秽，希望勉力追寻从前的志向；即使错过春天的耕耘，还能得到秋天的收获，也足以稍稍弥补。哪里敢想朝廷的辅臣竟不察看我这匹劣马朽木，突然列出我的姓名，把我推荐到御前。皇上正倚重信任大臣，大臣的建议没有不采用的，于是下发中诏，把我引入书府，使我得以进入朱门宫阙、踏上紫台，很快离开蓬蒿草野，和群贤在云霄间并驾齐驱；荣耀超过本分，使我不寒而栗。我早晚反复思量，完全不知道这一切从何而来。这大概都是因为您内竭忠诚之力以勤劳王室，对外弘扬宽厚之德以延揽士人，使各种人才都能各适其用，不遗漏众多人才；您的顾盼所及，使人增加了如大吕般的分量，您所赞许的议论，使世间更加看重如衮服章纹般的荣誉。您使我这样妄庸之人也滥蒙甄选，我怎敢不更加勤勉自励，谨慎行事，努力从事旧日学业，希望有所成就，或许可以不辱没恩宠，不辜负您的知人鉴识。又答谢庞参政的启 我认为，朋友之道缺失已经很久了，到了近世更日渐衰薄；严重的甚至早晨还说友好的话，晚上就反悔，何况还有生死不同、贵贱悬殊的区别。如果还能说出对方的姓名，认得他的交游之处，就已经值得称颂了，何况还收养抚育他的孤儿，诱导扶助使其成材，使他从低微处起飞，从幽暗处发光，这样的人天下能有几个呢？我的资质性情愚陋，举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学习古人、著述文章，也都赶不上众人，只是因为先父过去曾经托付于您的僚属之中，得以结交高明、道义相同、志趣相合的人，出处始终如一，这种情分的美好，近古以来很少有。小时候我就能执持几杖，在您面前侍见，您抚摸我的头发，教诲引导我，使我去学习，直到我侥幸取得科举名次、忝列俸禄官位，始终都承蒙您的恩赐。后来上天降下灾祸惩罚，先父蒙受大祸，我屏居乡里，田间哭号等待死亡，您赐来书信慰问抚恤，使我得以自存；又撰写先父的遗烈，刻表在楸树柏树之间，使他后世的祭祀永远光耀。所有这些大恩，本来已经无可估量了。可是您又因为我质朴怯弱、谨守本分，认为我少有过失，每每赐予褒饰，往往超过实际。我偶然听到这些话，汗流满面，常常害怕自己不能承受、不能相称，从而连累您的知人之言。等到服丧期满，又重新从事吏役，您以文武才干和实绩参与辅佐枢密重任，在推荐士人的奏章中，把我的名字列在首位；事情虽然已经奏报皇帝，您的勤恳悲悯之情却更加深厚。过了两年，您升任参知政事，又把先前的奏章拿到皇帝面前。皇上正推重信任大臣，大臣的建议无不采用，立即命我到近侍官署考验才能。我的技艺一向疏浅，果然暴露出鄙陋不堪，正惶恐不安地等待责罚和罢黜，没想到天恩曲意成全我，把我引入内廷秘府，突然使我得以在禁宫之间与人并列，依靠皇帝的光明，在紫霄宫校勘群书，参与侍奉游豫之事，这哪里是我空疏浅薄的才能所能承当和称职的？接受诏命时震惊害怕，心神慌乱而失去依据，静下来反复思量，完全不知道事情从何而来。这如果不是先人的余荫施及后代，如果不是您厚重笃实、不遗弃旧交，我这样的糠粃小生，凭什么能够达到这里？想到蒙受恩德而又思念双亲，眼泪鼻涕一齐流下。凭您的忠诚明亮、纯正聪慧，难道只是为了偏爱一个不肖之人，使他玷污文馆、令士大夫蒙羞吗？您大概是要推动世上的人，使懈怠者一天比一天淳厚，使刻薄者一天比一天敦厚，确实是要辅助天子实行伟大的教化，并不只是随意行事而已。由此才知道，大君子做事，志向和考虑是长远的。我怎敢不早晚刻苦自励，醒着睡着都牢记您的教诲，增进自己的长处，改去自己的短处，希望不辱没先人的教诲，不使知己对我的称许议论感到羞惭，不辜负明诏的收录擢拔罢了。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译上书宋侍读 从前燕王有一匹日行千里的马，天下却没有人敢把马献给燕王，因为他们的马都比不上马厩中的良马。赵王有一块直径一尺的璧玉，天下却没有人敢把玉卖给赵王，因为他们的玉都比不上匣中的美玉。那些凭借物品求售的人确实如此，但凭借道术求进用的人却不同。请拿周公来说：周公的德行美好、才智卓越，天下本来没有谁敢希望能够达到他的门墙。然而周公洗头时要多次握住头发，吃饭时要多次吐出饭食，急切地奔走迎接天下士人，唯恐有一个人埋伏在蓬草茅屋之下而不能被发现。因此钟磬、箫管、琴弦的音乐，歌咏他的德行，直到今天还没有衰减。假使当初他以自己的才德去要求别人，那么即使走遍四海、船车能够到达的地方，最终也不会有一个人可以收取任用，又怎么会有光彩盛美流传千年的声誉呢？到了后世，贤能的公卿大夫没有不继承遵循这种道理而成就美名的。伏想您秉持纯正明达来立身，以积累的学问来扩充德行，自从得到圣主亲近，优游出入禁闼以来，四方仰慕您的声名而像回声一样聚集，群士仰慕您的光辉而趋附；您的目光所照，比春日阳光还温暖；您言语的沾润，比珪璧还贵重，实在是士大夫的表率，后进的衡量鉴别者。我才力朽败，品行乖僻，学问疏浅，文章鄙陋，在士林中同处的人没有谁能与我相提并论，却不自行退避，妄想凭借一点技艺进到您的左右，这就像把马献给燕王、把玉卖给赵王一样。如果您按照燕王、赵王的意思来对待我，那么我本应被驱逐呵斥，不得在门下稍作停留；如果按照周公的道理来衡量，我就一定能够跟随七十弟子之后，等待求见。我私下认为，古人拜见公卿大夫，必定要带着贽礼；如今这种礼仪已经废弃很久了。士人若没有文章，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贽礼，因此我怎敢不把自己的可笑鄙陋隐藏起来，杂录过去所作的文章共五卷，拿着它站在屏风之外，等待您决定让我进退。给薛子立秀才的信 司马光叩首。前些日子承蒙您不弃，屈尊把您所作的文章给我看，使我得以私下阅读；刚读完几篇，不觉长叹一声，放下文章感慨。唉！士人读书，难道只是为了俸禄利益吗？是求得职位来施行自己的道术，以使百姓获利。国家之所以求取士人，难道只是要用印绶、粮帛使那个人富贵受宠吗？也是想得到他的道术来使百姓获利。因此上位者求取下位者、下位者求取上位者，都不是只顾自己的私利，所专注的只是百姓罢了。近世做士人的人，大多背离古道，往往把读书仅仅当作谋求自身生活的货物。他们哪里又知道所谓使百姓获利呢？看您的文章，上可以把它推荐给宰辅，下可以把它交给县令、州长；讨论搜捕盗贼的官吏，没有不把百姓放在首位的，都是乡里一向深受其苦、而上级却未能知道的事情，写得深切明白。假使相关官员果真举用并施行您的主张，那么您虽然还没有取得职位，恩泽本来已经施加到百姓身上了。况且身为平民，已经能够这样孜孜不倦地挂念百姓，何况将来取得职位呢？我私下因此知道，您日后必将卓然成为名臣，使您所到的地方都蒙受福泽的人，不是您又是谁呢？这才是真正古人的志向。朝廷得到这样的人，也不同于那些只会雕琢经史、润饰文采来推销自己，一旦施用于政事却不能通达的人。我因此为当今时代感到惊喜，又重新看见古代那样的士人，并且抬头侧耳，等待朝廷得到人才，向朝廷道贺。您的文章编卷不敢久留，谨慎地捧着归还给您。上书庞枢密论贝州事宜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谋划那个职位的政事。国家有重大事情，朝廷之上谋议一向已经成熟，方略也已经确定，却又让疏远卑贱的人以狂妄愚昧的意见参与其中，这是最大的罪过。”然而我听说：“接受恩惠却不知道报答，是猪狗。”我虽然没有才能，难道偏偏忍心做猪狗一样的行为，忘记盛大恩德而不能有所补益吗？因此我早晚思考这件事，只要有办法报答万分之一，即使因此陷入大罪，也不敢吝惜。我私下听说贝州军士所受恩惠超过常情，因而骄纵，厌恶长久活着，自己求取速死；他们虽然狂妄愚顽、胡作非为，势力却达不到更远的地方，早晚终究会被屠灭。如果兵事久久不能决断，叛乱长久不能解除，万一城中的叛贼没有立即伏诛，其他变故从旁发生，不逞之徒同心作恶、相互帮助，乘着机会发动，那么这才是朝廷忧患的开始。对此不能不深思多虑。虽然国家的恩德深入民心，渗入骨髓，根基深固，万无可忧；然而王者举事，本来就应当计算万全的形势，然后才采取行动。否则狂贼自知罪恶深重、没有出路，投降也无由，只能困守穷城，势力不能长久支撑，便会聚集党徒，盗取仓库兵器，收取并装载珍宝财物，像野猪一样冲出，竖起旗帜，敲响战鼓，攻打劫掠城邑，使数千盗贼散布到赵、魏郊外，向东连接青州、徐州，也足以成为齐地百姓的祸患，不是几个月内就能擒获的。以我的愚见私下认为，城中的人未必都有怨恨反叛的意图，策划并带头作恶的不过几个人，其余人都是迫于凶威，不得已跟从他们。那些人盼望大军到来、赦令下达，就像掉进水火中的人等待救援，像被缠在树上的人求解脱一样。朝廷如果确实在这个时候调发近郡军队，挖壕沟环绕城郭，不进攻、不交战，使他们不能出城；又暗中以重赏招募人进入城中，焚烧他们的积聚，毁坏他们所依恃的东西，使他们逃无可逃、守无所资；然后命令一位一向仁厚、为士卒所信爱的大臣奉明诏到城下，对他们晓谕胁从者：有能捕杀首恶，或者首先出城投降的，给予破格的赏赐；起初虽曾参与谋划而能翻然悔过、归向善道的，也赦免他的罪，使他免于死亡；如果作恶不改，胆敢抵抗官军，就连同妻子儿女一并杀戮，绝不赦免。这样不过十天一个月，叛军首领必定会被装在木匣中送到宫阙之下。这就是坐等着瓦解狂贼的办法。往年保州之战，威刑和赏罚都实际施行；如今作恶的人一定会欺骗诱导同党说：‘你们的罪已经很大，出城必定被杀。’保州的近事足以作为警戒。若不是赏赐极厚、信约极明，就不足以破坏他们的谋划、使其离散，因此应当厚赏最先投降的人。对这些人破格越级授予官爵，赐给锦衣骏马，让他们在城下巡示，使其足以羡慕，并用来光耀其他人。他们即使十分愚蠢，国家已经明明白白地把尊贵的爵位和厚重的赏赐摆在前面，把严峻的刑罚和重诛放在后面，向他们显示最大的信用，明亮得如同日月，哪里会有不动心的人呢？

译《尚书》说：“铲除恶人务必从根本做起。”《周颂》说：“铺陈这些事情，反复思量；我前往只是为了求得安定。” 这说明圣明的君王诛讨叛乱，并不在于满足意气、杀人越多越好，主要是要陈列布置条理，期望达到安定罢了。如今如果确实宽免那些被胁从者的罪过，为他们开辟自新的道路，即使不能当天消灭叛贼，只要使他们内部互相猜疑，肘腋之间的变乱屡次发生，枝节逐渐离散，腹心逐渐溃败，那么首领的头颅就可以指日煮来。然后分别黑白，表彰善恶；对于带头作乱的人，除诛灭其族之外，其余人都不再追问，也足以树立威势、显示宽怀。讨伐不使有罪者漏网，赏赐不使有功者遗漏，士卒没有伤亡，兵器没有损耗，财粮没有耗费，盗贼没有滋长，我私下认为，这是最好的策略。有人或许一定想用武力夺取城池；叛贼凭借坚城，拿着利兵，占据仓库，等到他们交出首领时，河朔的力量本来已经困乏了，何况再加上意料不到的变故呢？火势熊熊而不能断绝，火焰蔓延又能怎么办？事情刚出现征兆时容易治理，时机到了却不行动，祸患就会像扣动机括一样突然发生。如今狂贼日夜抚育安抚党徒，拿出仓库中的财物，夺取百姓的财产来安抚他们，又恐吓他们，说国家将施加威刑，以压抑他们向善的意愿。如果不乘他们众心危疑、尚未安定的时机，立即破坏他们的谋划，等日子渐久、罪过渐深，朝廷没有宽贷的命令，凶党有残酷狠毒的威势，早晚熏染之下，众人的意志已经坚固，再去谋划对付他们，就会招抚而不来，进攻而不能取胜，用力增加百倍，也未必能成功。所以现在正是不要吝惜官爵金帛的厚重赏赐、用来瓦解他们党羽的时候，错过此时就没有益处了。朝廷的议论高深幽密，今天究竟决定采取进攻、交战、赦免还是诛杀，不是草野之人所能知道的。万一议论者想用兵强行破城，却不愿用谋略来瓦解叛贼，这就是我这个愚昧之人出于微薄诚意想陈述的意见。《诗经》说：“古人有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以周公的才华来说，天下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不知道的，可他每天仍孜孜不倦地礼待贫寒人家的士人，寻求好的言语，询问政治，是确实想穷尽众人的思虑。您是天子的心腹之臣，担任掌管枢机的职务，各种筹划以及利弊得失的计数，必定已经在胸中决定了。可是我不知分寸，又妄自发言，实在是贪图报恩而忘记了自己愚昧僭越的罪过。伏想您会遵循周公的道理，也不会厌弃割草打柴者的言论，借此广泛观察情况。回覆状元第二、第三先辈的信 承蒙某官不因我的愚钝平庸、疏散卑贱，亲自屈尊驾车骑来到我的门前。此前我已经写启表达您的盛意，直到现在仍然为惶恐惭愧而不能自安。我私下认为，取用士人的周详程度、进用贤能的迅速程度，纵观古今，应该没有比今天更好的了。天下的士人，先在本州被举荐，因才能不能胜任而退下的，十人中常有七八人，然后才升到礼部。礼部又如此考察，然后才升到天子的朝廷。天子亲临殿前亲自复试，又有人被淘汰，然后才解除他们的布衣身份，授予俸禄。这样难道不能说取士很周详吗？然而其中才华杰出、秀异超群而处在特殊等级的人，把朝廷的美好官职看得就像储藏物中的一件物品，不到十年必定会被选取。大体上都能做到公卿，这样难道不能说进贤很迅速吗？取士如此周详而能独自处在群士之前，那么他的才华就可想而知了；进用如此迅速而能不因此自尊自贵，仍依礼对待我这样愚庸疏贱的人，那么他的德行也可想而知了。才和德这两方面，是品评士人的首要标准，而您在这两方面都远远超过常人。因此我不敢只私下向您道贺，而要向朝廷道贺，向众百姓道贺，因为我知道朝廷将得到贤能的公卿，百姓也将有所仰赖。答薛虢州谢赠石月屏的信 前些日子，您的令嗣先辈来访，拿出您的手书和石月屏作为赠礼，我捧着赏玩，既惭愧又欣喜。近来我多次在京城朋友那里见到这种屏风，看它天然的质地圆润晶莹，不像雕刻，也不像绘画，仿佛秋日天空高远、空气清澄，远远地就在眼前，确实是天地间的奇异精气、山泽中的特殊珍宝。我本来就喜爱它，却没有办法得到，哪里料到一天之内不劳我恳求，竟然坐着就到了手中？我的性情本来疏放野逸，这东西正合我的心意；即使接受十匹文锦、一百双白璧，对于我这个愚人来说也未必算重赐，我谨当把它收藏在箱笈中，永远不忘您的惠爱。时令正值炎暑，收到信后，想来您在休息方面胜过世俗常态；匆匆之间很久没有来得及写信致谢，更增加了我的惶恐。听说先辈调任的官职十分便利，想来更添慰藉欢喜；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见面侍奉，只能更加珍重地盼望您厚待。答谢公仪的信 我在书府任职的时间很短。我曾私下听先达长者说过：“从前最初在这里任职的人，不论职位高低、名声显赫还是晦暗，都带着贽礼和书启来到同僚友人的门下，和乐而有礼；这种礼仪同拜见公卿贵人的礼仪相同。这样做并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凡是在这个官职上任职的人，本来就是以礼义相互尊重，而不是以名位相互夸耀。”这种风气衰落已经很久了，我没有机会见到它，常常拍着大腿私下叹息，遗憾自己出生得太晚、入仕得太迟，不能亲眼看到前人的盛事；又伤感自己身份卑贱、名声不显，不能率先带动士大夫来振兴这种风气。没想到如今某官凭借英伟的才华，负有天下人灼灼的期望，开始像鸿雁渐进一样展翅飞集到这个地方，独自能够深入探究旧日成规，勤勉地实行它。即使像我这样愚陋轻薄、不值得列入同僚行列的人，您也亲自屈尊驾车骑，怀着书启来访，来到我的蓬门陋室，一点也没有遗漏。我起初惭愧而心中疑惑，最后却释然了，知道这种礼意的到来，不是因为我本人，而是为了台阁的美好，不可让它终于被弃置在草野而沉没断绝、无人继承。伏想某官起初游学太学时，便在诸生中居首；登上王庭，又在俊秀的选士中居先。显赫的名声洁白明亮，如同列宿罗布；清旻疾风在四海间奔驰。凡是一件事、一个举动，都是天下人所仰望、趋慕并归附的。假如出于偷薄，那么后来的人便无从走向敦厚；假如出于敦厚，那么后来的人便无从走向偷薄。何况您刚开始在朝廷任职，天下人正擦亮眼睛观察您、洗净耳朵听取您的言论，您却偏偏不出于偷薄而出于敦厚。这样一来，有益于万物之事，就将从这里开始了。因此司马光替天下士大夫向您庆贺，却不敢因受到您的礼遇而私自荣耀自己。

译给范景仁的信 《诗经》说：“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是说君主不因对方卑贱而废弃有益的言论；又说：“心乎爱矣，遐不谓矣”，是说臣下不因关系疏远而忘记忠诚和爱护；又说：“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是说贤者居于下位而乐于把善道告诉别人；又说：“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是说贤者得到忠信之言，没有不接受的。司马光究竟是什么人？明主把我当作臣子，景仁把我当作朋友。明主正侧身求取谏言，而景仁又以进言论事为职，我难道可以默默不言吗？我听说古代士人传达进谏之言，大概是因为士人地位卑贱，不能自行通达君主，所以借助贤卿士大夫来传达。我过去不知道自己既卑贱又愚昧，竟贸然把关系宗庙社稷的深远计策冒昧进呈朝廷。实在知道自己地位低微而言论过高，才智短浅而谋划宏大，触犯禁忌必死无疑；死，是人人最终不能避免的事。如果因忠于国家而死，死也很光荣。因此我剖肝沥胆，亲手写成奏章，密封后进呈，希望能够送到御座之前，明主或许会全部听取采纳，按照圣意建立万世不可动摇的根基；那么我退下来接受鼎镬之刑，也会如同接受绣有黼黻的礼服一样安然，这是我的本心。不料从夏天到秋天，我把奏书上呈了三次，都杳无音信，仿佛把沙砾投入大海之中，没有人知道它们究竟到了哪里。现在明主求取谏言如此迫切，诏书明白地颁布天下，而我所说的又不是琐碎而不急迫的事务。假如有幸得到圣上听闻，那么我的话如果正确，就应当采纳施行；如果不正确，就应当明白地治我的罪。哪里有直接弃置不理，竟连是谁所言都不问的道理？这一定是因为我的话跋涉千里、经过九重宫门，途中或被弃置、或被遗漏，未能上达圣听。古人有上奏而焚毁稿本的，大概是因为奏言已经施行，不愿夺取君主的美名来作为自己的功劳。如果上奏却没有通达，又自行焚毁稿本，那与不进言有什么不同呢？因此我半夜起身而坐，泪水沾湿衣襟，暗自想到当今朝廷中敢于谏诤、忠于国家、敢说大事的臣子，而且长期在朝中周旋、知道我平日心志的，只有景仁而已。我的话不借景仁而自行通达，还能指望谁呢？况且景仁是天子的耳目之臣，得到我的话并传给明主，天下本来就没有人能窥知其中内容。我因此冒昧把所上奏章的稿本取来献给您，恭敬地希望景仁察看其中所陈之事。如果果真合乎义理，符合当今事务，那么希望您在进见之时替明主详细陈说此事的重要性，以及应当急切留意之处，不应因循怠慢而忘记祖宗光明美好的事业。还希望您取出我所上的三道奏章，稍加审阅，知道其中有可取之处后，是可以舍弃、可以怜悯，还是可以治罪，请裁定其中一种，明白地赐予答复，不要使孤独远方的臣子徒然怀着愤懑而无处申诉。过去樊哙劝谏汉高祖停止留居秦宫，奉春君请求迁都长安，起初都没有被听从，得到留侯进言后，汉高祖当天便依从了，大概是因为君主平素信任看重他们，所以他们的言论容易被采纳。如今我在千里之外任官，是边州的下级官吏；景仁早晚出入紫闼，登上丹陛，天子所要责成其处理的治乱安危之事，不在我而全在景仁。即使我进言，最终也不能对国家有所帮助，仅此而已。至于反复恳切陈说，使明主受到感动而醒悟，成就圣明时代无穷的美善，那就在于景仁留心了。这样做实在是天下的幸运，不只是我的幸运。给李子仪的信【嘉祐元年】昨天正好有客人来，不能把话谈尽。昨夜想了想，终究没有能够把子仪高远的谋虑表达清楚，所以又冒昧把我的愚诚陈述给您。不知您果真肯屈尊阅看吗？凡是您如今想做的事，是合乎义，还是有利，还是不能抑制愤怒，姑且诋毁攻击别人以快自己的心意？这三种情形都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您虽然自信内心不会被利益动摇，但天下人哪里能够家家户户都明白您的内心？万一受到这种毁谤，拿什么来洗清呢？这就像丢弃价值千金的璧玉，却得到腐烂的瓜果。即使一天授予十个官职，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我有幸与您交游已经很久，私下观察士大夫之间才华品行都像您这样完美的人，能有几个？所以我勤恳地深深重视并爱惜您，不愿让丝毫议论加在您的完美品德之上。事情一旦被上面听到，就再也无法遮掩。朋友即使想替您辩解，也来不及了。您为什么不试着体察我的心意？我之所以区区不避触犯谴怒，竭尽忠诚来劝告您，又是为了什么利益呢？正是替贤者爱惜其举措罢了。答闻喜马寺丞中庸的信 某月某日，司马光顿首再拜，明府寺丞阁下：近日虽然有幸偶然见到您，拜望您的容颜，却实在没有空闲陪您从容倾诉心曲。如今又承蒙您记挂我，远远赐下书信，并且因为新近和县中的贤士大夫治理孔子祠堂，命我为它作记。您对我的采纳和信任未免太过，要求和期待也太重了，使我既惭愧又恐惧，几乎无地自容。我的资质性情顽钝闭塞，文辞才艺鄙陋浅薄，平时写供朝夕近用的文章，还常常乖僻失当，受到别人的讥笑轻慢，何况要谈论先圣之道，记载贤令的功德，刻在金石上，流传后世呢？这就像让一个瘦弱残废的人背负千钧重物；即使想借此寄托于显赫长久的事业，贪图不朽的荣耀，难道不会轻慢先圣、连累明府、使县中贤士大夫感到羞惭吗？这实在不是我所敢承担的。恭敬地希望您宽厚明察，赐予体谅，另请一位在圣道上浸润深厚、在文章上富有才华的人来作，那么应当能够和昭著的大名一起流传千古而不衰。像我这样的人，正只可以彼此吟诵赞叹罢了。《传家集》卷五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五十九，宋司马光撰，书启二 给东阿张主簿的信【嘉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正月二十四日，司马光顿首。主簿足下：我没有什么才德，有幸受到丞相征召任用，来到这里任官。官职虽然卑微，朝廷还把察访境内贤士大夫的职责委托给我。假如舍弃贤者，而只给那些经营眼前私利的人加以罪责，哪一种罪过更大呢？因此到任以来，我私下观察各县的贤士大夫，没有像您这样奉公爱民的。至于我想向上推荐您，本来就不需要等您来请求。如今您却写信自谦，发出随风雨而老去的叹息，实在不是我所期望的。君子只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您姑且努力修养和发挥自己的才能，何必担心没有人知道呢？不再多说。

译给范景仁的信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马光再拜。景仁学士足下：从前景仁刚担任谏官时，四方的士人，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听到的人都说：“谏官得到景仁，天下大概有希望了。”何况像我这样的人，我的喜悦当然不在众人之后。然而我又有所畏惧，这是什么缘故呢？请让我试着为景仁说明。美玉容易有瑕疵，清水容易被污染。凡是承受天下期望的人，必定承担天下的责任，这是本来如此的道理。假使景仁的才干、技艺和操行没有什么不同于众人之处，那么他来时，人们不会为他高兴；他离去时，人们不会为他忧伤；他默默不说话，人们也不会责怪他。如今景仁的名声已经显著地传遍天下，就像清澈夜空中列星的光彩，即使想过分谦让，把自己隐藏在众人之中，又怎么能够做到呢？这就是我替景仁担忧的原因。景仁的官职虽然还没有十分显达，但作为天子的耳目之臣，早晚在天子身边，万民的利弊已经可以替他们进言，朝廷的得失也已经可以替它进言，也不能说是不被任用。士人的学问品行已经美好而名声没有彰显，是朋友的过错；名声已经彰显而当时不能任用，是当权者的过错；已经被任用而功业不能昭示于天下，敢问这是谁的过错呢？去吧，景仁，努力啊！从今天以后，天下百姓万一有失去职业、发出哀叹的，便是景仁的责任；朝廷的政令万一有违背义理、损伤正道的，便是景仁的责任。不只是我睁大眼睛看、侧耳倾听，天下人没有不这样做的。举措稍有差错，天下的责难就会从四面八方而来。唉，能不害怕吗？若不是彼此相爱相重到了深厚至极的程度，哪里肯说到这些呢？不再多说。答范景仁的信 某月某日，司马光再拜景仁足下：前些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不肖而且卑贱，竟敢冒昧写信来干扰您。回来后又悔恨又恐惧，认为一定会因此获罪而被您弃绝。北都驿站的递送中，忽然承蒙您赐信询问，这才知道大君子接纳善言没有满足，借此蓄养自己的德行，胸怀广大如江海；天下士人谁不愿带着自己的忠信奔向您的门下呢？真是幸运！景仁信中说：“有朝廷的是非，有天下的是非，有后世的是非。”还忧虑什么、害怕什么呢？景仁能够充实这句话，实在是天下苍生的福气。我也只希望景仁这样罢了。您又说：“如果说议论天下的是非，像讥刺音乐的是非那样，那么这不是我所敢知道的。”又说：“如果一定要窥伺大臣的细小过失，揭发他们隐藏的罪过，来换取自己的正直声名，我实在做不到。”这不只是景仁以此为耻，我也以此为耻，不愿景仁这样做。我所说“美玉容易有瑕疵，清水容易被污染”，是说保全它的完整很难，而有瑕疵污点却容易被人看见，并不是说它容易受到磷缁那样的污染。《春秋》责备贤者要求完备，孔子的意思难道不是这样吗？只是景仁或许还没有想到这一层。凡是议论事情的人，先要审慎知道它是否正确，守持自己的判断而不改变，然后才能阐明自己的道理，哪里需要勉强争辩呢？一定要诡诈附和、随声雷同，景仁才会高兴吗？我正赶上属部催办差役的事情，金堤之行就在早晚之间，匆忙之中不能把心里话全部说尽。答明太祝【端】的信【嘉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六月二十四日，司马光顿首。太祝足下：士人穿着儒者的衣冠，没有不指向圣贤之道作为归宿的，然而能够真正达到的，少得很。并不是他们的才智力量不足以做到，而是被名利诱惑，便转而追逐别的东西，自己却不知道。自古以来士人求道而不能达到的，大多都犯了这个毛病。如今足下年纪很轻，才华很美，不嫌弃我的不肖，反而辱赐书信，竟说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只是想以道德为师罢了。唉，足下的话，正是古代大君子的话。果真能够充实这番志向，圣

译贤之道就在眼前了。像我这样的人，将仰望赞叹还来不及，又哪里有空闲懂得道德，更何况自称可以作为道德之师呢？足下的志向确实美好，只是您寻求老师的对象不对。孟子对曹交说：“道就像大路一样，难道很难知道吗？人只是担心自己不去求它罢了。你回去求道，就有足够的老师。”荀子说：“求学的人，要通过反复诵习来贯通它，通过思考探索来通晓它，亲近有道之人来辅助自己，除去妨害来培养自己。”足下如果能体察这两位的话，那么即使闭门求道，哪里会有达不到的呢？我是什么人？足下过分推崇我，要求又这样重，这就好比指着江河让小孩子去渡，他一定不敢听从。答陈秘校【充】的信【嘉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九月二十四日，司马光再拜复信给秘校足下：前些日子承蒙您赐信，对我推奖称誉并加以期望，这些都不是我所敢当的，使我惶恐了好几天，不知如何自处。岂不是足下爱护我太深厚，不觉言语超过了分寸吗？然而我还不知道足下的志向，您想学习的是古代的文章，还是古代的道呢？如果是古代的文章，那么我平生不能写文章，不敢勉强自己去做，以此欺骗足下。如果是古代的道，那么我和足下一同学习圣人，而我又是才智短浅、力量低弱、疲倦停滞而不能前进的人，哪里值得您来询问呢？即便如此，足下的心意殷勤而不肯停止，我若不把所听闻的私下推荐给您，您必定不会罢休；姑且说出来，请足下选择。足下信中所称引的古今传道之人，从孔子以及孟、荀、扬、王、韩、孙、柳、张、贾，只有十人。如果说到文章，那么荀子、扬雄以上的人并不是专门写文章的；如果说到道，那么恐怕韩愈、王安石以下的人还不能和孔子并称。若要评论古代求学之人，又不止这十个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那么孔子的道并不是取自自己，大概是传述三皇、五帝、三王的道。三皇、五帝、三王也不是取自自己，而是探索天地之道来教导人。所以求学者如果立志于道，就不如以天地为根本，以先王为考察对象，以孔子为验证标准，以当今现实加以检验；这四者都冥然吻合、没有间隙，然后勉力前进，那么他的智慧所能达到的、力量所能胜任的，虽然有远近大小之不同，总归不会失去正道。舍弃这些而去求道，有害而无益。那几位君子确实都是大贤人，然而对于道，恐怕不能没有驳杂而不纯粹之处。足下如果一定要寻求道的真实，不如只以孔子为靶心。射箭的人一定要把靶心作为目标，把靶心当目标却没有射中的人有的是；从未把靶心作为目标却射中的人，却从来没有。那几位君子和我都是射箭的人，他们虽然可能离靶心较近，我虽然离得较远，但我不以靶心为目标，只跟随他们所射的方向，那么就会离靶心越来越远。这是我所听闻的道理，至于是非还不能自行断定。请足下再三审察，慎重处理。给夏秘丞【倚】的信【字中立】司马光再拜。光刚离开并州一个驿站时，曾在驿站传递的文书中收到您赐来的信。因为旅途上没有方便的机会，未能回信致谢。到了都城以后，朝廷议论纷纷，都说忽里之败是由于筑堡引起事端。光每次见到公卿大夫，直到同列之人，总要替他们说明戎虏侵入汉地的事情始末以及两个堡寨不可不筑的情形。前些日子的失败，大概是边将轻敌而没有防备，钻进敌人的网中，本来不是筑堡的过错。我说得恳切，嘴几乎要说出血来；但世俗常情总是成功了便说对，失败了便说错，如今气焰正盛，不能接近。以我微薄的力量来说，就好比鹪鹩羽毛渐丰，却想用水去扑灭邓林的大火，本来没有用处。听到我说话的人，有的反过来加以排斥折辱，不让我把话说完；有的默默地表面应承，心里非难，背后讥笑。总之我对几十上百人说过，始终没

译有一个人相信。于是我闭口不敢再说，只引咎责备自己，请求分担诸位的罪责。而和诸位一同署名上呈的奏章，不只是为了庞公，也详细叙述了当日与诸位谋议的始末。所说的话都可以由天地监察，不敢有丝毫欺骗隐瞒。又说，朝廷如果不把修筑堡寨视为错误，那么庞某、夏某等人就不应受到责罚；如果认为修筑堡寨是错误，那么庞某等人已经先行停止修筑此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因为臣到了那里，见到敌骑退散，才商议重新修筑。武某、夏某等人借臣传达他们的话，才得以把修堡之事通报给庞某，这些都是臣造成的。如果要治罪，臣应当居首，请求伏受重诛，以端正国家的典章。再次上奏，没有得到答复。我又分别到二府陈述此事，竭力说明实情，请求朝廷重则施以斧钺之刑，中则流放到岭海一带。即使圣朝仁慈，减轻罪罚到极轻的程度，也希望以中立为例，授予一个远郡的监当之职。这样做的原因是：对上可以不损害国家至公至平的法令，对中可以稍稍报答辜负知己的牵连，对下则使日后再见到武侯、中立以及邢、贾诸人时，还能有脸面相见。我把肝胆全部倾诉，恳切到了极点。然而二府诸公坚决认为台狱中根本没有收受此案的官员，这使朝廷无法施行。光退下来后又详细拟写奏章草稿，更想以死请求。亲友都说，既然这样，就明知朝廷不会施行，却还装作进言来博取名声。光听了这些话，实在无法为自己辩明，于是自行闭口沉默，不敢再上奏。再三回想当日与中立在东齐谋议时，本来已经把成败置之度外。等到忽里失败以后，光又写信对中立说：朝廷如果知道这次失败不是由于修筑堡寨，那么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罪呢？如果是由于修筑堡寨造成的，那么朝廷一定不会把事情全部推给诸位。如今诸位都受到谴责，唯独我没有罪责，这难道不是出卖诸位来使自己脱身吗？这样做就不配列为人类了。那种羞愧，哪里说得尽呢！每当想到这里，白天便扔下筷子停止进餐，夜里便拍击坐席叹息。终身都感到不安和遗憾，再也无法洗刷。如果胸中贮存着瓦石，没有任何时候可以吐出。因此多年没有写一个字来问候您的起居，并不是懒惰懈怠，实在是内心感到惭愧羞惭。又不知道中立是否体察这些，使我拿起笔来竟无话可说。前些日子郎吏才把亲笔信给我看，说是从西边来的军士那里得到的。我这才知道中立明察我，知道我不是出卖朋友的人，没有加以治罪和绝交，仍然赐信问候。我这才敢把心中的话陈述出来，希望中立参照自己所听闻的情况，知道我所说不是虚妄。虽然如此，这里只是略说事情的大概，其中不能用书信传达的细节，还要等日后当面交谈，才能全部说清。给夏秘丞【倚】的别纸 关于诏狱中处理中立一事，我也曾略有听闻。说立寨砍伐树木，确有此事；至于辰时、巳时的差误，是报告者说错了。不过，只说所申报的郭武出巡是虚构的，以及案情中没有武侯入城这一节罢了。在我看来，这些事情都说明中立忠于朝廷、取信于上司、厚待同僚。可是审理案件的人把这些汇集起来，认为罪过超过了实际，怎么办呢？这大概是他们的用意本来就不在中立身上。书中说：“又有余忧”，这就是忧虑过度了。光去年夏天从麟州回来，把听到的众人议论全都写出，不到五幅纸，交给庞公。最下策是听任敌人侵占耕地，置之不问【凡是见识浅薄、苟且偷安的人，所说都这样】；其次是全力作战，以决胜负【勇悍而不思考的人，所说是这样】；其次是诱使敌方耕种田地，把他们迁到内地，使他们自己害怕失去田地而离去【这是陈怀顺的谋略】；其次是断绝与敌人的私下贸易，使他们估计侵耕所得抵不过所付代价，必然前来分割土地【这是光与邢舍人所议】；其次是乘隙筑堡来抵御他们，即使不能完全收回那些田地，也足以成为麟州的耳目和屏障【这是光与武侯、中立所议】。庞公有幸采用了其中两策而舍弃了其他三策【诱民、决战、不问】。如今想来，才知道当日所提出的计策其实是上策。唉，事情很难预先知道，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所可惜的是，国家边臣姑息的弊病已经存在很久了。如今只想在汉地以内修筑一座小堡，已经被说成是引发事端，罪责还牵连到元帅，那么后来的人会怎么做就可想而知了，这只会更加使戎狄轻视汉人。其次，庞公年近老年，勤勉不懈地为国效力，却反而得到欺骗隐瞒的名声。再次，中立才华出众、操守坚定，却横遭此祸，虽然不足以成为日后的拖累，也暂时使他受到淹滞退屈。又次，我的罪责本应居首，却没有受到诛杀或贬逐，使国家受到同罪异罚的讥议。这些都是我心中不能释然的地方。因此我如今虽然强作笑容出入朝省，只要有人正眼看我的脸，我便惭愧得不敢抬头。凡此都是因为上面对不起知己，旁边又辜负了朋友。其他事情一一说来，不是书信所能尽述的。在盛暑之中，请格外保重自己。给魏处士【闲】的信 十二月十一日，司马光再拜。云夫处士老兄：近来承蒙您赐下亲笔信，说听家兄讲，光很喜欢养生。生命比万物宝贵得多。人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对其他事情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我心里虽喜欢养生，却不能找到它的门径，连篱墙都还望不见。如今老兄年过八十了，自皇祐初年分别以来，又过了十多年。每次听家兄说，老兄的精神更加清明，体力更加壮健，视力、听力和饮食，胜过年轻人。不知您用什么方法修养培育，竟能达到这种程度？我实在不能不深深叹服仰慕。只是被世俗的罗网束缚，不能亲自拿着几杖，在您的座下接受教诲。倘若养生之道中有些像稊稗土苴一样浅近的东西，可以让我这个愚陋而受世俗牵累的人也能知晓并努力实行，希望您时时赐教。等日后能够侍奉左右，再完成学业，那就十分幸运了。

译答刘太博忱的信 司马光顿首再拜。赵令来时承蒙带来您赐给我的信，教导我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我起初是欢喜而惭愧，最后则感动而恐惧。我常常痛惜世人所谓交朋友的情形：相遇时便夸夸其谈、嬉笑说话，用酒食互相取悦；分别时便寄来长信短札，还附上礼物，言语全是谄媚，又仿佛在欺侮对方。习俗已经形成，没有人知道这是错误。向古人寻求这种真诚切磋、相互规劝、直言相告的益处，万中难得一二。我常常害怕终身不能见到这样的人，如今却在足下这里得到了，这就是我为之喜悦的原因。足下所指示的，全都是国家安危的根本、治乱的源头，是当今应当急切办理的事情。足下身在远方任官，没有进言的职责，却仍然这样勤勉不忘忠诚。我在朝廷做官，官名虽以谏为名，政事有缺失，有时不能知道；知道了，有时不能说；说了，有时不能被采纳；不能被采纳，又不能离职。这就是我惭愧的原因。从前先人得到先龙图的知遇，受到推举援引，以至于通达显用。如今光又得到足下的知遇，受到教诲匡正，使我能够逃脱罪过，世世代代都承受您门下的恩惠。这就是我感动的原因。看足下的言论，不仅足以成为交友的典范，实在是国家的忠臣。我明知这一点却不能推荐您，反而偷安窃取俸禄，妨碍贤者进用。大则将受到朝廷诛罚，小则将受到天下士大夫的讥议。这就是我恐惧的原因。凡是足下所告诫我的，敢不反复思考并谨慎记住吗？如果是我的智慧和力量所能达到的，不敢不努力去做。上呈起初平庞相公陈述不接受知制诰任命的信。光惶恐上启：雨后微寒，近日天晴，稍稍又暖和起来。恭敬地想来台候万福。刚才承蒙您赐下亲笔信，询问我长久不接受恩命的缘故。这不仅是您爱护挂念深厚，更是知道我坚守愚拙的志向，必定有所作为，并非无缘无故如此。古人所谓知己，正应当如此。我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感动到了极点，只能流泪，无法用言语表达。光从幼年起，就拜伏在您面前趋走侍奉，如今又承蒙您这样深厚的知遇爱护，哪里敢用半句话欺骗明察？即使有这种想法，也不能欺骗您。光自从读经书以来，虽然不能钩探其中深奥精微的内容，但与别人相比，只是略微算得上勤苦尽心罢了。又喜爱史学，多方编纂辑录旧事，这是我的长处。至于写文章，我的天性本来就薄弱，尤其懒于从事。当年应试时，勉强写科场文章，虽仅能勉强连缀成篇，终究不很工整。我颇为仰慕写作古文，却又不能刻意用力，窥见前贤的门径，反而只使自己的言辞迂曲鄙俗，对世用没有助益。这正是所谓学邯郸人走路，最后只能爬着回来的情形。从前我三十多岁时，相公在枢府任职，才开始命我学习写四六文，供给笺奏。虽然承受命令，不敢不努力，但终究由于愚陋而不能有所进益。自从相公出镇以来，我也就搁置了这件事，再没有写过。偶尔答复亲友的书信启事，也不得不请别人代笔。如今知制诰的职务，掌管替天子撰写诏文、向华夏和夷狄宣布诏令，怎么可以让一个连书信启事都要请人代写的人来担任呢？光和石舍人同年登第，年轻时就相互亲近熟悉，深知他的为人：志趣气度清正平和，操守品行纯一。当他在馆阁任职时，声望很美，文采也不完全在众人之下。一旦被擢升进入西掖，所作诰命稍有瑕疵，轻薄之人便彼此传说取笑。直到今天他去世了，这种笑谈还没有停止。光私下为此感伤。假使石舍人没有进入西掖，哪里会有这种羞辱呢？光平生所写的文章，与石舍人相比，自认为还比不上他。看着这前车之鉴，却要让我遵循它、重蹈它，怎么能不又害怕又惭愧呢？假如贪图荣华利益，强作笑脸去担任，不仅会取得终身的羞辱，也不是用来增添朝廷光彩的办法。由此看来，光不接受知制诰，是出于赤诚，并非装模作样地推辞，只是没有得到朝廷和世人的谅解罢了。馆职只是校正文字，所以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担任。至于知制诰，天下只有四名，不是文辞高妙、远远超出众人、卓绝无比的人，本来就不能担任。不只是这些，还有情势上不能接受的原因。光从前被授予开封府推官、判三司度支勾院、又修起居注，都曾经辞免，前后达到四五次却不能获准，最终还是接受了职务。这次召试知制诰，我私下想，如果又辞谢而不能获准，那么举止就很可惭愧，不如不辞，于是勉强参加考试。当时我认为吕侍讲即使辞谢也必定不能免职。没想到第二天早晨我正要到閤门接受诏命，今晚却听说吕侍讲另有任命，这才知道是光自己没有辞谢，而不是朝廷不准辞谢。因此才又提出这次请求，奏章已经上了四次。如果又因循前往就职，那么前后辞让禄位都成了诡诈装饰名声、巧妙邀取朝廷信任的行为，全都不可信了。即使家人仆役也会怀疑，何况天下人呢？这样一来，光就再也没有脸面立在士大夫之间了，所以竭力陈辞，不再计较奏章上了多少次。如果朝廷最终仍不听从，就治我顽固昏蔽、不恭敬的罪，施行处罚罢了；知制诰一职一定可以免除。前些日子我在堂中见到执政，也把实情全部说明了，不知他们是否相信。如今一并把四次奏章的草稿封上送去，希望您知道事情始末的详细情况。自从免去谏职以来，我很高兴有机会参与侍从之列，却因为辞官的缘故，未能奉召入朝、拜谒门下，遥遥无期。早晚惶惶不安，心如游云，常常在您的左右，只是形体留在远处没有前往罢了。既然不能当面陈说，便借辞谢之际抒发心情，不知不觉说得烦琐太多。

译答刘贤良【防】的信 五月十六日，陕郡司马光再拜复信，贤良刘君足下：从前张伯松对陈孟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情，长处短处各自裁定。你想成为我，也做不到；如果我仿效你，也会失败。”马文渊告诫兄长的儿子，希望他效法龙伯高的周密谨慎、谦逊节俭，不希望他效法杜季良替别人的忧患忧虑、因别人的快乐而快乐。光愚昧无能，哪里值得希望自己能有古人的万分之一？但我私下所仰慕的是伯松、伯高，不敢做孟公、季良那样的人。何况我小时候刚会说话，就诵读儒家书籍，学习谨慎自守；长大做了官吏，就读律令，守规矩，拘谨地做一个鄙陋琐细的人，小心置身于庸俗之中，不被雄俊奇伟之士放在眼里。这样已经很久了，没想到去年足下从大河以北，声势盛大地来到京师，带着价值千镒的珍宝，想寻找良工大贾来出售它。幸而您屈尊来到我的陋巷，使我得以私下阅读您的文章，窥见您的志向。文章非常高妙，志向非常宏大；谈古代则浩博而深厚，论当今则明白切实而精深周到，实在不能不口头赞叹、内心折服。好比贫穷人家的孩子，整天围绕着珍宝，爱玩叹赏，传来传去却始终没有一文钱，敢问它价值高低，最终也只是毫无用处罢了。如今足下忽然因为亲人没有钱供养，兄长没有钱安葬，弟妹、嫂子、侄子没有钱救济，派人骑马写信，跋涉千里渡过黄河，把光当作归宿，还说：“把卖一个婢女的五十万钱拿出来给他们，足以办成这些事。”足下对我的期待多么深厚，对我的了解又多么浅啊！我能不惊骇而且怀疑吗？如今豪杰之士，在内则充满朝廷，在外则遍布郡县，力量有余而仁德值得仰望的人并不少。足下不选择他们，却偏偏回头把事情托付给不肖的我，岂不是对我的期待太深厚了吗？光虽然勉强跻身侍从之臣，每月俸禄不过几万钱，烧桂木煮玉石般艰难，月初月末都难以接续。居住京师已经十年，囊中积蓄和旧物全都耗尽，哪里拿得出五十万钱来帮助随从者办理粗食呢？君子虽然乐于施舍，也一定要自己先有余力，然后才能帮助别人；即使有余力，也应当先亲后疏，先旧后新。光侍奉足下才满一年，见面不过四五次，却要拿五十万钱奉给您；其余亲戚故旧数不胜数，将来要用什么来对待他们呢？光在家居住，平常不敢总有肉吃，衣服不敢全穿丝帛，哪里敢花五十万钱买一个婢女呢？而足下忽然拿这件事责备我，岂不是彼此了解得太浅了吗？光看清地面以后才敢迈步，先跺脚试探以后才敢站立。足下一旦把我当作陈孟公、杜季良一类的人，我能不惊骇吗？足下穿着儒者衣冠，谈论孔子、颜回的道理，吃豆喝水，也足以使父母尽情欢乐；吃一筐饭、饮一瓢水，也足以使自身得到快乐。如今却惶惶不安地因为贫乏而向别人有所求，光能不怀疑吗？足下又拿韩退之所做的事来责备我，像我这样的人，哪里敢希望自己能比得上韩退之呢？退之能够写文章，他的文章为天下所珍重，当时王公大人所作的庙碑墓碣，没有不请他撰写的，所以得到丰厚的酬谢，随即又把它们分给亲友旧交，这正是他能够施行义举的原因。像光是什么人，哪里敢希望比得上韩退之呢？光自从束发以来，虽然行为才能没有长处，但实在不敢从别人那里妄取一丝一毫，这是众人都知道的。取财廉洁，那么施舍给别人也吝惜，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如果既要求我取财廉洁，又责备我施舍丰厚，那么这两种行为实在很难兼备。足下又想让我从别人那里取来财物，更是最大的不可以。高柴向邻人乞求醋来满足别人的请求，孔子都认为不正直，何况自己不能施舍，却向别人征敛来作为自己的恩惠，难道不是损害恕道吗？足下的要求既然不能接受，我又费尽言辞来辩解，这样我的罪过就更加深重了。足下所称道的韩退之也说过：“文章不足以发挥足下的事业，钱财不足以周济身边的困急；满载而去，空着袋子回来。”请足下体谅我罢。不再多说。《传家集》卷五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六十，宋司马光撰，书启三 答胡寺丞【宗愈】的信【当时宗愈任楚州粮料，推荐歙州蕲门令丁隲】司马光顿首再拜。前年承蒙您亲自来访，因为我在谏局任职，未能前往致谢。近来又承蒙您赐信，并把所作文章稿本给我看。我在京师每天困于俗务，因循拖延超过一年，至今还没有回信致谢。虽然感激、敬仰和勤勉仰慕之心从未稍忘，但懒惰怠慢的罪过，实在无法向您辩解。按理本应被您弃绝而不再录用。如今您又重新赐信给我，并且告诉我贤者的姓名，这不是拘泥小节而防范疏密，而是直接按照古人的交往方式来责备我。光究竟是什么人，竟承受您如此深厚的期待？又惭愧又恐惧，几乎无地安置自己。丁君我还没有见过，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不能亲自前往接受教诲。只应当谨慎记住您郑重的话，没有一天敢忘。京师是名利场，士大夫不知道光不肖，每天屈尊乘车骑马到我的破屋来的，不止十几人；然而为了道义而来的，却很难得。丁君不嫌屈尊亲临，更使我知道足下不是随便称誉别人的人。天气寒冷，千万加意保重。

译答同年周源的信 十二月某日，具列官衔的司马光谨再拜复信：都官同年，先前承蒙您赐信，并把古律诗三卷给我看。诗中的义理精深奥妙，辞气清峻雄壮，实在是我浅陋的眼睛从未见过的。好像登上昆丘，浏览各种珍宝，左顾右盼而惊骇眩目，心里知道它们可贵，嘴上却不能全部说出名称。真是幸运，真是幸运！受到的赐予如此重大，本应立即写信答谢，但空缺十多天才回信，还是有原因的。光生来朴拙愚钝，行为才能没有长处，自量在如今士大夫中间，大概处在最末。不料朝廷过分采纳，置身侍从之列，平常总感到惭愧。如今同年赐信，竟想把我比作汲黯。汲黯哪里是我所能承当的呢？汉武帝猜忌残忍、暴躁苛刻，他的近臣如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一类的人，虽然平生受到信任宠爱，稍有过错便动辄判处死罪。九卿颜异在宾客面前稍微反唇相讥，就被说成腹诽而诛杀；他把杀人灭族看得如同锄除草茅一样。汲黯处在这样的时代，能够触犯忌讳、触怒皇帝，直斥其错误，以安定国家、使百姓获利，不是天下贤杰，谁能这样做呢？如今陛下慈爱宽仁，和群臣说话时和颜悦色，如同接待宾友，唯恐伤害他们的心意；求取规谏之言，勤勉得仿佛还来不及，即使有狂放耿直、揭人短处的人，也能够容纳。光在群臣之中，官职并不十分卑微，却不能援引古代圣贤之道，稍稍帮助陛下盛大的德业，哪怕万分之一；只是碌碌随众，容身并庇护妻子儿女罢了，哪里能算是汲黯一类的人呢？让一个羸弱的人承担万钧重物，不仅不能背负，而且还有跌倒粉碎的危险。光虽然极其愚钝，还知道躲避跌倒粉碎的危险，所以战栗流汗，久久不敢回信。只希望同年稍加体谅，宽容我。不再多说。光惶恐再拜。答孔司户文仲的信 三月二十日，司马光叩首复信：司户秘校孔君足下，承蒙来信教诲，说孔子门下弟子以文学列在四科的末位，其所以如此的道理，实在使我庆幸，庆幸。光愚昧浅陋，没有什么才能，平日常常不被士大夫看重，足下只因出生早、出仕久，便也来访求于我，过分地称赞褒扬我，期望又如此深重，使我又惶恐又惭愧，不知如何自处。光从前听老师朋友说：“求学的人，贵在实行，不贵在知晓；贵在有用，不贵在无用。”所以孔子说：“弟子在家要孝顺父母，出门要敬爱兄长，谨慎而守信，广泛地爱众人而亲近仁德之人；实行这些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子夏说：“侍奉父母能够竭尽自己的力量，侍奉君主能够献出自身，同朋友交往说话守信，即使他说自己还没有学习过，我也一定说他已经学习了。”这就是德行列为四科之首的原因。孔子又说：“熟读《诗》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办理，却不能通达；派他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答；即使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国家有诸侯之间的事务，有人能够端正衣冠、束好衣带同宾客交谈，排解困难、解决纠纷，顺应国家的急务；或者致力于农业、训练军队来保卫城池和百姓，这也都是学习对当时有益的方面，所以言语、政事列在其次。至于只学习仪容而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意义，只背诵名数而不能实行其中的道理，即使聪敏博学，也是君子所不看重的；这就是文学列在末位的原因。然而，古人所谓的“文”，是《诗》《书》《礼》《乐》的文辞，是升降进退的仪容，是弦歌雅颂的声调，并不是今天所谓的文章。今天所谓的文章，是古人的辞章。孔子说：“辞只要能够通达意思就够了。”意思是，只要足以表达思想，就可以停止，不必追求华美辞藻和宏辩。如果一定认为华美辞藻、宏辩雄谈才算贤能，那么屈原、宋玉、唐勒、景差、庄周、列御寇、杨朱、墨子、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人，就都不在孔子七十弟子之后了。颜回对孔子的话从不违背，像愚笨一样；仲弓有仁德却不善辞令，难道他们崇尚辞章吗？足下所说的，学习积累在内，文章才从外部表现出来；内在积累

译深厚博大，外在表现就淳厚深奥。那么文章这种东西，即使不专门学习，也可以兼而得到。学习没有充实内心，却只在外表上经营文章，那么文章虽盛于外表，实质却困乏于内在，也将连自己所学的一并丢弃。这话说得很对。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德性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德业就会光大。”足下确实履行这句话，做起来毫不倦怠，将同颜渊、闵子骞并驾争先，更何况子游、子夏，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光正在赞叹佩服，仰望尚且来不及，看看自己一无所有，又凭什么来献给您呢？不再详述。光叩首。《与王介甫书》【熙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光平日居处无事，不敢经过两府的门，所以很久不能向掌管传达的人通报姓名。春日转暖，伏望您政务之余有暇，台候万福。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光没有才能，不足以辱没介甫而同您交友。然而自从接受您的接待以来，已有十多年，曾多次同朝为官，也不能说没有一天的交谊。虽然惭愧自己见闻不多，但对于正直、诚信二者，不敢不努力。至于逢迎谄媚、柔顺取容、巧言善辩，当然不敢去做。孔子说：“君子和谐相处而不盲目相同，小人表面相同却不能和谐。”君子的道路表现在言语、沉默等方面，怎么能够完全相同呢？但他们的志向都是想立身行道，辅助社会、养育百姓，这就是他们能够和谐的原因。从前同介甫议论朝廷事务，多次互相违逆抵触，不知道介甫是否察觉；但光对您的向往之心，从未改变。私下看到介甫独自负有天下盛名三十多年，才高学富，难以进取却容易退让，远近人士，无论相识与否，都说介甫不出仕时已经名望极高，一旦出仕，太平就可以很快实现，百姓都将蒙受他的恩泽。天子因此把介甫从原本不可能出仕的处境中起用，召入参与大政，难道不也是想实现众人对介甫的期望吗？如今介甫从政才满一年，士大夫在朝廷中的以及从四方来的人，没有不非议介甫的，仿佛出自同一张口；下至里巷百姓、小吏和差役，也都私下怨恨叹息，人人把责任归咎于介甫。不知道介甫也曾听到这些话，知道其中的原因吗？光私下料想，门下之士正在称誉您的盛德、赞美您的功业，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敢把这些议论告诉您。不是门下之士的人，就都说：“他正得到君主信任而专掌政权，不要触犯他以招来祸患；不如坐着等待，不过二三年，他自然会失败。”这样做的人，不仅不忠于介甫，也不忠于朝廷。假如介甫果真相信这种心意并推行下去，到了二三年后，朝廷的祸患已经深重，怎么还救得了呢？像光就不是这样。我忝列交游之末，不敢苟且躲避谴责和愤怒，所以不能不替介甫一一陈说。如今天下人痛恨介甫最厉害的，诋毁无所不用其极，只有光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介甫本来是大贤，只是过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深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自古圣贤治理国家，不过是使百官各自称职，委任他们并责成他们办成事情；养育百姓，不过是减轻租税、减少赋敛、免除拖欠的债务。介甫认为这些都是腐儒的老生常谈，不值得思考，于是想做古人从未做过的事：财利不交给三司管理，而由自己管理；又另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召集善于文章的人和通晓财利的人，让他们研究谋求财利。孔子说：“君子通晓的是义，小人通晓的是利。”樊须请求学习种田，孔子尚且鄙视他，认为这不如学习礼义诚信，何况去研究商贾谋利之事呢？假使那些人真是君子，本来就不应谈论财利；假使他们真是小人，就只会残害百姓，以满足君上的欲望，这又怎么可以听从呢？由此可知，条例司这个机构本来就不应设置；既然设置了，又在其中破格任用人员，往往使他们突然得到显贵官职。于是谈论财利的人都挽袖瞪眼，炫耀推销自己，争相进取，各自斗弄智巧，以变

译更祖宗成法。总的说来，所得利益不能弥补所受损害，得到的东西不能抵偿失去的东西，只是想另出新意，把功名归于自己罢了。这造成的祸害已经很严重了。又设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多人，让他们在四方推行新法：先发放青苗钱，接着想让各户按比例交出助役钱，又想进一步搜求农田水利方面的事务。被派去推行新法的人，虽然都是选拔出的才俊，其中也有轻浮急躁的人，凌辱州县，骚扰百姓。于是士大夫不服，农民和商人失去生计，毁谤议论沸腾，道路上充满怨声叹息。追究事情的根源，全都是这些措施造成的。

译《尚书》说：“百姓不得安宁，也只在于王宫和诸侯的宫室。” 伊尹担任阿衡时，只要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安置，就好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孔子说：“君子要求自己。”介甫也应当自己思考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不可以只责怪天下人。侵夺官职权限，是扰乱政事；介甫却把它当作治国之术而首先施行。放贷收息，是卑鄙的事务；介甫却把它当作王政而竭力推行。徭役自古都由百姓出力，介甫却想收取百姓的钱，转而雇佣市场上的人来服役。这三件事，普通人都知道不可行，介甫却独自认为可行，并不是介甫的智慧比不上普通人，只是想求得非同寻常的功绩，而忽略了普通人所知道的常理。皇极之道施用于天地人三者，都不能片刻偏离。所以孔子说：“道不能彰明，我知道原因了：聪明的人超过它，愚笨的人达不到它。道不能实行，我知道原因了：贤能的人超过它，不肖的人达不到它。”介甫的智慧和贤能都超过常人，但等到发生过失时，却同样陷入“不及”的祸患。这就是光所说的用心太过。自古人臣中最圣贤的，没有超过周公和孔子的；周公、孔子也未曾没有过失，也未曾没有老师。介甫即使比周公、孔子贤能，也还相差很远。如今却自以为自己的见解天下无人能及，议论同自己相合就高兴，同自己不合就厌恶。这样一来，方正之士凭什么能够进用，谄谀之士凭什么能够远离？方正之士日益疏远，谄谀之士日益亲近，却希望万事都处理得当、好名声传遍四方，就困难了。听取劝谏、采纳善言，不只是君主的美德，对人臣来说也是如此。从前郑国人到乡校游观，议论执政的好坏。有人劝子产毁掉乡校，子产说：“他们认为好的，我就实行；他们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这正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它呢？”囊子冯担任楚国令尹时，囊子冯的宠臣有八人，都没有俸禄却拥有许多马。申叔豫以子南观的事情来警告他，囊子冯害怕了，辞退了那八个人，后来楚王才安心。赵简子有个臣子叫周舍，喜欢直言劝谏，每天都有记录，每月都有成效，每年都有成绩。周舍死后，赵简子临朝叹息说：“一千只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腋下的皮。各位大夫上朝，我只能听到唯唯诺诺，听不到周舍那样直言不讳的声音，我因此忧虑。”子路听人告诉他有过错，就感到高兴。鄼文终侯辅佐汉朝，史官记载着他的过错。诸葛孔明辅佐蜀国，发布教令给属下说：“反复审察而得到正确意见，就像丢掉破鞋而获得珠玉。” 然而人心很难完全显露，只有董防担任宰相参军七年，遇到事情没有办到十次才停止。孔明曾亲自校核簿书，主簿杨颙劝谏说：‘治理国家有一定的体制，上下不能互相侵夺职权。请允许我替您说明，用治家来作比喻。现在有一个人，让奴仆掌管耕种，让婢女掌管炊事，让鸡负责报晓，让狗负责守门防盗，各项私事都没有荒废，所求都能满足。忽然有一天，他什么劳役都想亲自承担，不再交给别人，身体疲惫，精神困顿，最终一件事也做不成。难道他的智慧不如奴仆、婢女、鸡、狗吗？是因为失去了做家主的方法。’孔明向他道歉。杨颙去世后，孔明流泪三日。吕定公有一位亲近的属下叫徐原，才华志向都很出众。定公推荐他做到侍御史。徐原性情忠诚刚壮，喜欢直言。定公有时做得不对，徐原总是劝谏争辩。又有人把公众对定公的议论告诉定公，定公叹息说：‘这正是我看重徐德渊的原因。’徐原去世时，定公悲痛哭泣，说：‘德渊是吕岱的益友，如今不幸去世，我又到哪里去听取自己的过错呢？’这几位君子之所以能够建立功名，都是因为乐于听取直言劝谏，不忌讳自己的过失。至于其他那些骄傲自用、不接受忠言劝谏而灭亡的人，多得数不清。介甫熟悉前代的事迹，本来不必等光来告诉您，您自己就知道。孔子称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大概就是“恕”吧？《诗经》说：“拿着斧柄砍伐斧柄，斧柄的样式就在眼前。”意思是，拿自己希望上级怎样对待自己的心意，去对待下属；拿自己希望下属怎样对待自己的心意，去侍奉上级。这并不需要到远处去寻求。介甫一向刚直，每次在君主面前议论事情，就像同朋友在私室争辩一样，一点也不降低自己的语气，面对斧钺鼎镬也毫不在意。可是等到宾客、僚属来拜见议事时，只要迎合自己的心意，顺从得像水流一样，便亲近礼遇他们。有的人见解稍有不同，或者直说新法不便，介甫就常常勃然大怒；有时辱骂他们，有时向上告发而驱逐他们，甚至不等他们说完。英明的君主尚且能够如此宽容，而介甫拒绝劝谏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缺少“恕”吗？从前王子雍对上级办事方正，却喜欢对下属接受谄媚，介甫不幸也接近这种情况吗？这就是光所说的自信太深。光从前同介甫交游，介甫对各种书没有不读的，但尤其喜爱孟子和老子的言论。如今得到君主信任、获得职位而推行自己的道理，本应先实行自己所赞美的学说，不应先实行自己所不赞美的学说。孟子说：“讲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说利呢？”又说：“做百姓的父母，使百姓忧愁不安，将终年辛劳，却不能用来奉养父母，还要借贷来增加负担，这哪里像百姓的父母呢？” 如今介甫执政，首先设立制置条例司，大力讲求财利，又命薛向在江淮推行均输法，想把商贾的利润全部夺取；又分派使者把青苗钱发放到天下各地并收取利息，使百姓愁苦悲痛，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这难道是孟子的志意吗？老子说：“天下是神圣的器物，不可任意作为。任意作为就会败坏它，强行把持就会失去它。”又说：“我不妄为，百姓自然化育；我喜好清静，百姓自然端正；我不扰事，百姓自然富足；我没有贪欲，百姓自然淳朴。”又说：“治理大国就像烹调小鱼。”如今介甫执政，把祖宗成法全都改动：原先在前的改到后面，原先在上的改到下面，原先在右的改到左边，已经成就的毁掉；日日勤苦，白天接着黑夜也不能休息，使上至朝廷、下至田野，内自京师、外及四海，士人、官吏、士兵、农民、工商、僧侣、道士，没有一个人能够沿袭旧制、安守常规，纷纷扰扰，没有人能够安居，这难道是老子的志意吗？介甫从童年读书到白头执政，怎么竟把自己所学的全部抛弃，而听从今世浅薄之人的谋划呢？古代国家有大事，要同卿士商议，也要同庶人商议。成王告诫君陈说：“有废止，有兴起，都要出自你们众人的谋议；考察众人的意见，若意见相同，就继续推求。”

译《诗经》说：“先民有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孔子说：“上面能够采纳民众的言论，下面就会把上天的施予视为天经地义；上面不采纳民众的言论，下面就不会把上天的施予视为天经地义。”自古以来建立功业、办理大事，从来没有一味想违背众人而能够成功的。假使《诗经》《尚书》和孔子的言论都不可信，那也就罢了；如果还可以相信，难道能全部抛弃而不顾吗？如今介甫只相信几个人的话，却抛弃先圣的道理，违背天下人的心意，想以此实现天下大治，不也很困难吗？近来藩镇大臣有人说发放青苗钱不便，天子把他的议论拿给执政大臣看，介甫立即愤懑不快，以生病为由回家卧床。光奉命替他起草批答，看见士民正这样不安，而介甫却想辞去职位离开，这大概不是明主提拔任用他的本意，所以直截叙述这件事，用道义责备介甫，意在希望介甫早日出来处理政事，革除新法中不便于百姓的部分，以造福天下。批答的文字虽然质朴拙劣，但没有一个字不是符合事实的。私下听说介甫没有体察光的用心，反而很生气，责怪光上书为自己辩解，以至于天子亲自写手诏向他道歉，又让吕学士再三说明意旨，然后介甫才出来处理政事。出来处理政事固然是对的，但还应当迅速改正先前法令中的错误，以安慰士民，报答天子的盛德。如今却不是这样，反而更加愤怒，推行得更加急迫。李正言说青苗钱不便，介甫诘问责备他，让他详细说明。吕司封传话给祥符知县，说他没有发放青苗钱，便弹劾上奏，请求将他拘捕审问。从介甫的心意来看，他一定想同天下人竭力争斗，决一胜负，再也不顾义理的是非、百姓的忧乐和国家的安危。光私下认为介甫这样做不可取。光近来承蒙圣恩，过分地受到信任，想让介甫兼任枢府副职。光私下想到，身居高位的人不可以没有功劳，接受厚恩的人不可以不报答，所以冒昧重申去年的意见，进献当前的急务，请求罢去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召回各路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皇上把介甫视为心腹，不肯俯从此请。光私下想到，皇上亲近重视介甫，朝廷内外群臣没有能比得上的；一举一动、一取一舍，都只相信介甫。介甫说可以罢除，天下人就都蒙受他的恩泽；说不可以罢除，天下人就都受到他的祸害。现在百姓的忧乐、国家的安危，全系于介甫的一句话。介甫怎么忍心一定要实现自己的意愿而不加怜恤呢？人谁能没有过错呢？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过错发生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这对光明有什么损害呢？介甫如果真能向皇上进一言，请求罢除条例司，召回常平使者，那么国家太平的事业就都恢复原状，而介甫改过从善的美德，也会比从前更加光大。这对介甫有什么损失，为什么偏偏不肯改变呢？光如今所说的话，正好违背介甫的心意，明知不会合您的意，但光同介甫的志趣相同。过去虽然取向不同，但根本目标却相同。介甫正想取得职位来推行自己的道理，使天下百姓受惠；光正想辞去职位来实行自己的志向，救助天下百姓。这就是所说的“和而不同”。所以才敢把自己的志向陈述一番，让介甫知道，以尽益友的道义。舍弃它还是采用它，就在介甫自己。《诗经》说：“周遍地咨询谋议。”介甫得到光的信，倘若没有把它丢弃，希望同忠信之士商议它可行与否，不要把它拿给谄谀之人看。介甫一定不肯认为光的话正确。那些谄谀之人想依附介甫，借着改法令把它作为自己进身的资本。条例司一旦罢除，就好像鱼失去了水。这些人正是要牵制引导介甫，使他不能走正直的道路。介甫为什么要顺从这类人的欲望，而不思考国家的大计呢？孔子说：“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色，这种人很少有仁德。” 那些忠信之士，在介甫掌权时，或许彼此龃龉、令人厌恶；等介甫失势之后，他们必定会慢慢发挥作用。谄谀之士，在介甫掌权时确实能给他顺心的快意；一旦失势，必定有人出卖介甫来抬高自己。介甫将选择哪一种人呢？国武子喜欢把一切话都说尽，以招致别人指出他的过失，最终不得善终。光常常以自己像他为忧，却不能改正。即使如此，把这种做法施于善人，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所以才敢冒昧直言而不疑虑。近来正因推辞恩命尚未获准，又患膝疮不能出门，不能亲自到您面前陈说，只能写信陈述，因而更加惶恐。介甫接受它并听取，治我的罪而绝交，或辱骂我使我受辱，或向上告发而驱逐我，都无不可。光只等待您的处置罢了。《与王介甫第二书》【熙宁三年三月三日作】光因为长久承蒙您的眷顾，实在不忍看天下的议论喧嚣，所以才敢把一切话献给您。本来料想即使您没有弃绝我，也一定会取笑辱骂我；没想到介甫竟赐给我教诲，笔意中还保留着慰问的温厚。虽然您不肯采用我的意见，却也没有辱骂我、同我绝交，足见君子宽厚博大的德性远远超过常人。光虽然没有完全通晓孟子，但对于义利的说法却十分明白。介甫或许另有解释，只怕也是用心太过。古书说：“按宽缓的标准制定法令，其弊病尚且会变成贪婪；按贪婪的标准制定法令，弊病将会怎样呢？”如今四方丰收，县官又向百姓放贷钱财，怎么会立刻发生父子不能相见、兄弟离散的事情呢？光所说的，是在几年之后。常平法一旦败坏，内藏库又空虚，百姓家家在正常赋税之外，还要增加息钱、役钱。再加上那些谈论财利的人，看见前人凭借聚敛得到好官，后来的人一定竞相产生新花样，来削取百姓的膏脂，日甚一日。百姓的财产一旦耗尽，稍有水旱灾害，光所说的情形，介甫将亲眼看见，也会知道那并非过分的议论。到了那个时候，只希望不要归罪于年成不好罢了。光感慨激动而发言，又反复唠叨，所负的罪责更加深重。

译《与王介甫第三书》光惶恐叩拜。又承蒙赐示教诲，更加知道您并没有把我弃置在外，而是收纳我的意见并加以教导，感激惶恐，感激惶恐。议论法度并交给有关部门办理，这确实是执政者的事情。但应当举其大纲而略去细节，保存其善处而革除其弊端，不应无论大小全都改变旧法，制造新奇。况且有人才，政事才能兴举；介甫如果真能选择良好的官吏来任用，弊法自然会被去除。假如主管官吏不是合适的人，即使每天把良法交给他，最终也没有益处。介甫所说的先王之政，难道不是泉府赊贷之事吗？私下看它的意旨，似乎同今天发放青苗钱的用意不同。况且先王的善政很多，为什么偏偏把这一项作为首先要办的事情呢？如今发放青苗钱，不问百姓贫富，也不问愿意不愿意，强行压制着贷给他们，每年收取十分之四的利息，却说这不是征取利息，光不相信。至于排斥邪说、拒绝奸佞，如果真能做到这样，那就是国家和百姓的福分。但只怕介甫座下那些同您一起变法、讲求财利的人，其中邪说和奸佞并不少。他们称颂您的德行、赞美您的功业、迎合您的心意，都是这样的人，只是介甫偶然没有察觉罢了。盘庚说：“如今我的百姓因此流离析散，不能安居。”又说：“我难道是要用威势压迫你们吗？我是要奉养、畜养你们众人。” 盘庚又说：“不许有人敢隐瞒小人的劝谏。”又说：“并不是废弃他们的谋议，灾祸是由于神灵。”大概盘庚遇到水灾而迁都，臣民中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盘庚不忍心用威刑逼迫他们，所以耐心劳苦地向他们说明，最后大家都改变心意而跟从他。这并不是说要废弃天下人的言论，只独行自己的志意。光难道是劝介甫不要忧虑国事，迎合世俗来讨好吗？只是认为天下各种不同的议论，也应当稍微留心采纳察看罢了。希望您宽恕我的狂妄愚昧。不再详述。光惶恐叩拜。《上许州吴给事书》某月某日，具官光谨叩拜献书给某官执事。光从前尚未成年时做书生，在老师朋友之间得到执事所作的直言、防及后来防的文章，读后感慨叹息说：“道理不能彰明，已经很久了：拘泥于古代的人迂阔广大而不可遵从，沉溺于当今的人浅薄而没有用处。如今执事的议论高明，却不违背当今的义理；切实而不违背古代；所讥刺的都是当世的弊病，所筹划的都是应对事务的合宜办法，灿然如虞、夏、商、周的治道，仿佛翻手便可取得，抬脚便可登上。若不是深刻明白道的根本，谁能做到这样呢？”因此私下希望说：“以后倘若能出入您的门下，在承事之间接受您一句话的教益，使我明白地看见正确的道，豁然认识道的归宿，侍奉君主、立身行事时知道应当取舍而不再疑惑，那么我的私愿就满足了。”等到考中进士，幸而没有被黜退，这才敢进见朝廷的公卿大夫。当时，才华德行积蓄深厚、负有声名、出入帝廷、荣耀显赫、光彩照人的人很多，光都没有先去拜访，却首先求见执事的门庭来叩拜，实在是急于弄明学术，以完成往日的愿望。又搜集自己所作的文章，作为初次见面的礼物。执事没有责怪我的僭越，反而辱赐诗篇来鼓励修饰我，并且说：“道是根基，言语是花朵；自古以来内外相互经纬。”光因此更加知道君子致力于认识重大而长远的道理，于是愿意接受教诲的志向更加坚定专一。不幸的是，光献文的第二天，就向西出任官职；从那以后，不是在官场奔走，就是处在服丧期间。东西南北，崎岖险阻，经过宫阙门前，住进旅舍，炉灶还没来得及点燃，就又出门到外地去了。因此劳碌了十年，始终不能完成学业。去年从滑台罢职，来到京师时，执事已经成为天子的辅弼大臣。光是卑贱之士，怎么敢不知分寸，屡屡拿自己不成材的行迹玷污门下，称说旧日恩德，求得瞻望您的几杖呢？如果一定这样做，天下人就会说我不经营禄位而只求道，那就困难了。因此光退身屏居，不敢屡屡进见以烦劳传达者，并不是自甘疏远，实在是怕不知情的人不能察知我的诚意，反而给最公正的您增添尘累。如今圣主把许田这个股肱大郡交给您，屈尊劳驾您暂时镇守治理，光这才敢重新叙述往日的交情，求您完成我直率愚拙的志愿。内心积聚的想法想向您陈述，本来不是当面短谈就能说尽的，所以又整理最近所作的文章，共五卷，献给您；并不敢把它们当作文辞，只是重在显露内心罢了。伏望您体察我的狂妄简率，不责罚我，并怜悯我的自守。等到您长大成人，光仰望您的心意如果能够得到回应，满足我此次来访、求您考察并匡正我道义的诚意，那么我至死都会铭记您的盛德，永远做您门下执鞭掌辔的弟子。不再详述。光惶恐叩拜。《答胙城郭大丞书》光叩首再拜。私下认为，自前代设置郡县以来，朝廷只设置太守、都尉、令、长，其他属官都由长官自行征辟任用，只供奔走听差、办理文书而已。如今幕府的属吏仍是古代的掾属，职权极轻，地位极低，只是由朝廷任命，这一点有所不同罢了。执事凭老成的德望，担任治理百里的重职，任为三丞，在朝廷名册上有籍；虽然大君子谦逊，不以此自重，但考察古代、对照今日，您的职任和地位并不轻微显赫。可是每逢年节、月初，您一定要赐给我贺信，辞意恭敬，礼数完备，仿佛小县令侍奉州牧一样，这哪里是光所能承受的呢？因此光日夜弯腰，恭敬再三，接连写信，把自己的意思陈述给您，请求停止这种做法，以使我心安。可是执事喜爱谦让的志意坚定不移，虽然使您的盛德更加光美，却使我这无能之躯将如何自处？这恐怕不是彼此保全爱护的办法。从前韦城的张秘丞也是这样，光把这个意思详细说明，借信请求他；韦城领悟到其中不可行之处，幸而惠然答应了，唯独执事还没有明白我的愚诚，我再三祈请，您仍不肯答应。每次收到一封信，我都汗流浃背；我听说君子待人恭敬而有礼，本来不应当这样。如今不敢再避讳烦扰，又来陈说，希望高明的您稍加留意，察看古今的体制，斟酌事情轻重是否适宜。像这样超过礼数的做法，都请一概删减；有时赐下亲笔教诲来往，使我能够安然自处，不再惶恐局促，那就是最大的幸运。不再详述。光叩首再拜。《别刘孝叔杂端手启》光再拜。前日暂得前往拜别，惆怅眷恋之情哪里说得尽？近来起居如何？船只备好了吗？什么时候解缆出发？恭祝您道业胜于常人、声名确立，其他事情没有什么值得看重；外在事物如同土石草芥，本来不足以扰乱心境。只希望您亲近药物调养，更加爱惜自己。区区祈愿如此。不再详述。光再拜。

译《与范尧夫经略龙图书》光启：昨日在洛中，后来到了京师，在两次经过河中的驿站时收到您赐下的书信。正值光准备行装前往陈州，又得到您前来朝见的消息，不久又蒙受任命进入左省，匆忙之中事务繁多，很久没有写信答复。希望明达仁恕的您一定能察知，这并不是我疏远懈怠。先前承蒙您调任庆帅，既然承继世代官职，又重新治理旧地，料想尧夫一定高兴赴任。然而士大夫的议论中仍有很多忧郁不平之处。光今天能够有此际遇，都是由于尧夫平日加以教诲诱导，又再三推举援引，光的感激铭记实在不是语言所能表达。今年暑热异常，边地想来会稍微好些；在酷热中饮冷饮，还请多加节制保重。不再详述。光再拜。《与范尧夫经略龙图第二书》光一向愚笨拙劣，遇到事情常常显得不敏捷，不论对方是谁都把话说尽，这是我的才性缺陷，光自己知道。加上闲居十五年，本来只想再求得一次任职，等到七十岁依礼辞官，早已断绝追求荣进的念头，按理应当顺从命运，归居田里；对于朝廷的事情，从来没有挂怀，何况近年来昏乱健忘尤其严重。实在没有想到一旦冒昧处在这个职位上，蒙皇上知道并厚待，格外不同于常人，按义理难以竭力推辞，只好勉强就职。过去的事情已多有遗忘，新法本来又都像面对墙壁一样一无所知；朝中的士大夫，一百人中我认识的不过三四个，自己就像烈风中的一片黄叶，怎么会不危险、不坠落呢？又被世俗妄加虚名，不知道我的内里其实一无所有，上下对我的责望都不轻，怎么能够应付得来呢？承蒙尧夫了解并厚待我，本来不是一天了，希望您多多教导督促我所不及之处，听到我的短处和拙劣之处，随时指示告知，不必再顾虑情面。这一点我只敢向尧夫希望，不敢向其他人希望。光再拜。《答河阳李夷白秘校书》五月三十日，光再拜司理秘校李君足下。此前国家网罗天下豪俊，光因为没有才能，忝居有司之列，因此得以瞻见您的风采，承接您的余论，这是已经很大的幸运。分别以来，被俗务淹没，没有时间修书问候。来信送到，两次承蒙您惠赐言辞，并且说您反省内心，达到无愧便安心去做；又说光所做的事如果不合礼法，您一定不接受；所喜欢的事如果不合道，您一定不喜欢。足下为什么这样厚待自己、对我的期望又这样深呢？除惭愧感激之外，怎敢不赞叹并铭记您的美好志向和高雅言论，希望勉力而行，不辜负您的教诲。至于做老师的法则，实在不敢当。又承蒙您说公务繁忙，以不能讲习学问为深深忧虑。光曾听宓子贱说：“起初只是诵读它，如今能够得到并实行它，这正是学问更加明白了，哪里会浪费时间呢？”盛暑之中未能相见，只祈望您更加爱护自己。不再详述。光再拜。《答齐州司法张秘校正彦书》十一月七日，光告白司法秘校张君足下：前日承蒙来信，开头教我说古代做士人容易，今天做士人困难；结尾又索取我的劣诗，想拿去给郡中的贤守、倅看。光究竟是什么人，竟承受您如此高雅而深厚的情意？本来不应推辞；然而光一向没有文才，尤其不擅长诗歌，不足以彰扬您的盛美，也不足以取信于人。何况近世的诗，大多华美而不实，即使像曹、刘、鲍、谢那样壮丽，也对实际用途没有益处。光忝同足下因经术相知，实在不敢以这种东西献给您。所能献上的，只是同您共同讲明道义罢了。足下所说的古代士人，就是君子的道路；所说的今天士人，就是小人的道路。自有天地以来，君子、小人一直同时生存于世，各占一半，一消一长，一衰一盛，纷乱交杂，本来不是一天形成的。并不是君子之道在古代多、在今天少，古代可以实行而今天不可以实行；也不是小人之道古代少、今天多，古代不可实行而今天可以实行。只是看人的取舍如何罢了。古今有什么不同，竟会有容易和困难呢？足下学习《春秋》，并不只是诵读文字、通晓义理而已；还能够在传注之外，把古今所有治理、研究《春秋》的著作，只要有流传可见的，全都遍读并略加记录，评定它们的长短，没有不精确恰当的。即使有人把各种问题杂乱地提出，突然来询问您，您的应答也毫不迟滞，滔滔不绝，像泉源永不枯竭。您还未满二十岁时，就以明经科考取天下第一；如今虽然职位低、年纪轻，却好比隋珠和璧，被丢弃在道路上，愚人尚且知道拾取并珍藏，何况贤明的守、倅呢？《诗经》说：“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天上；鱼在水洲，有时潜藏深渊。”孔子说：“不要担心别人不知道自己，只求自己成为值得别人知道的人。”足下应当坚定地守持古道，不要随波流放于今世；急切地修养自己，而对于别人是否做到则徐徐等待，却不要停止努力。光预见您将来会成为贤能的公卿，功业在当时显赫，声名在后世彰明，竹帛也不能完全记载，金石也不能完全称颂。《诗经》还用来做什么呢？《诗经》还用来做什么呢？不再详述。光告白。《传家集》卷六十 钦定《四库全书》《传家集》卷六十一，宋司马光撰，书启四 《答张先生【砥】书》八月二日，涑水司马光告白：张君先生承蒙来信，把您所著的《春秋传》给我看。士大夫不把经术当作事业，已经很久了；唯独足下能够研究《春秋》三十年，写成三十万字的书，这是古代儒者又出现在今天了。钦敬仰慕、咨嗟赞叹，实在没有尽头。足下说，或许上天使圣师的道受到困厄，日子久了而暗中有所帮助；难道这不是出自自己的意愿吗？光的经术一向浅薄，对于《春秋》尤其不通。足下的厚赐使我徒然惭愧，我读了好几天，尚且不能看出它的边际，又哪里有空闲知道它的得失？敢在其中妄加评论吗？至于向皇上陈述，请求废除三传之学而施行足下的著作，以伸张千百年来圣人没有阐明的意旨，这尤其不是光所敢承担的。惶恐惊悸，无以自安；这部书谨此拜谢并封还，请另行选择通晓《春秋》之学、负有盛名、身居高位而能够满足足下要求的人来办理，幸甚，幸甚！不再详述。光告白。

译《答陈监簿【师仲】书》九月十八日，涑水司马光再拜，陈君监簿足下：金州来人送来您的两封信，说您能够出仕，却遗憾还未相识。光究竟是什么人，敢接受您这样的厚赐？惶恐惭愧，汗流无地自容。光性情愚昧浅陋，比较喜欢读古人的书，听闻君子的风范，也知道仰慕却还不能达到；看见小人的所作所为，颇知羞耻，只怕自己也未必能免除。此前朝廷过分地加以收用，使我蒙尘于侍从之列，参与国家议论，最终没有丝毫补益。不久又提拔置于枢庭，好比有人把万金的重量放在幼儿背上，他一定会奔跑躲避。万金并不是不珍贵，但幼儿奔跑躲避，是知道自己不能承担，这是事物的常理，哪里足以称为贤能呢？如今我以衰老多病为由请求安闲，朝廷没有把我抛回乡里，仍让一官系留着我，赐给俸禄，使我吃饱饭安坐，自由放任在丰草长林之间，这是圣主最大的仁慈，也是鄙夫最大的幸运，怎么敢仿效古人，以为道不能实行便隐藏起来呢？恐怕足下听闻有误，又过分褒奖借重我；我实在不敢自我担保，怕万一将来使足下陷入“不知人而称许”的责备，从而加重老朽的罪过，所以冒昧自我陈述，烦扰您的聪明，只希望您能够察识罢了。光虽然还没有机会在您面前侍奉，但把足下的信和所示文集反复读了三遍；文辞高雅而气势刚直，才华优美而志向宏大，我由此产生的敬仰佩服之心，本来不是书信所能表达尽的。《答李大卿【孝基】书》【熙宁五年正月十三日作】司马光拜了两拜：昨晚暂得蒙您接见，经过一夜，起居可好？刚才承蒙您赐下书信，得知您早晚都要前往河清，不能再来拜访，只能千言万语地祝您保重调养。大卿一生把保养身体作为要务，计算您专心勤勉的程度，举世没有谁能相比。然而我还是有一点想要献给您，譬如拿一粒轻尘去补益泰山，虽不知分量，心意只在忠诚有益而已。我听说一阴一阳叫作道，但阴阳变化而通达事理，未尝不是由中和而来。阴阳之道，在天表现为寒暖、雨和日照；在国家表现为礼、乐、赏、刑；在心中表现为刚柔、缓急；在身体表现为饥饱、寒热。这些都是天地与人之所以存在、日常使用而不可避免的事。然而稍稍超过它应有的限度，就未尝不成为灾害。因此，过于寒冷就会出现春霜、夏雹，过于温暖就会出现秋天开花、冬天打雷，雨水过多就成为连绵水涝，日照过强就成为旱灾。礼制过盛就会使人离散，音乐过盛就会使人放纵；赏赐失当就会使人骄纵满溢，刑罚滥用就会使人乖违叛乱。过于刚强就暴虐，过于柔弱就懦怯，过于迟缓就拘泥，过于急切就轻率。饥饿太甚，气就虚弱枯竭；饱食太甚，气就停滞不畅；寒冷太甚，气就沉滞濡弱；暑热太甚，气就浮动躁急。这些都是执着于一端而不知变化。善于调治的人，就减损有余，补益不足，抑制过度，扶助不及，大体都归于中和罢了。所以，阴阳就像弓和箭，中和就像箭靶。弓箭不可偏废，箭靶也不可远离。《中庸》说：“中是天下的大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正道。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由此说来，中和怎么可以片刻离开呢？昨天听大卿说，脏腑素来有寒疾，必须服用热药；如今却全身生出疮疥，手脚时常抽搐，我怀疑是有风邪侵入，您还想用乌头来治疗。我虽然略曾把自己的见解进言，又恐怕陪坐太久使您的身体疲倦，不敢把话说完便退下了。我私下认为，大卿勤于养生之术，数十年仍有寒疾，大概是吃素食太多的缘故。竹笋、簟笋、乳腐、面滓、豆炙之类，性质大寒而且使气滞。我见过许多人多吃这些东西，导致脾胃虚弱、胀满滑泄、面目浮肿、腰脚沉重，这种情况前后不止一例。上天生育万物，各自都有适宜的食物；如果不能得到适宜的食物，就不能保全生命。人是万物之灵，兼食五谷、酒和肉，这是人的正常天性。酒肉正是用来扶助衰弱、调养疾病的，不可废弃。大卿戒绝酒肉而专吃素食，已经很久了，这就是患寒疾的原因。既然已经患了寒疾，又用热药来攻治；听说大卿所服的药，都躁烈猛烈，别人甚至无法入口，这就是失去中和的原因。寒邪停在内里，就会使人羸弱消瘦、面部浮肿；外来的热邪停留在肌肤，就会成为疮疥；流入筋脉，就会成为抽搐。我虽然不懂医术，但依照阴阳的道理推求，大概相差不远。我不胜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愚见，希望大卿从今以后停止素食，屏弃热药，静心思虑以调适精神，专心使下焦充实。起居饮食，即使在仓促之际也必须谨慎，一刻也不要离开中和。试行十天一个月，我私下认为您所患的病不必攻治，一定会自行消退。如果十天一个月仍无效，抛弃、斥退我的话也可以。我因为同您结交已久，仰慕您的德行声名已久，虽然得到您的接见还不久，住处相连而往来并不频繁，但敬爱看重您的心情，却超过那些朝夕握手、促膝相谈的人。因此才敢贸然把话全部献上，希望您裁量察看。不再多说。司马光拜了两拜。《与吴丞相充书》【熙宁十年四月作】司马光启：我愚昧固执、迂曲偏僻，自知在世上没有什么才能可以胜任，因此可以退居闲散之地，苟且领取俸禄来庇护自身、保全家人罢了。近来听道路上的人说，从京师来的人大多说，您有时谈到我的姓名，有人还说您曾经推荐引进过我，不知是真是假。我自从居住洛阳以来，做官的念头早已断绝；在少壮时尚且比不上别人，何况如今将近六十岁，须发全白，眼昏耳聋，牙齿掉了七八颗，精神衰退耗损，哪里还容得下求取进用的心思？只是因为同您交往已久，今天特意蒙您记挂，感念承受知己的恩德，终身岂敢忘记？只是想到您富贵显荣，丰厚完备已经到了极点，而我这种疏懒无用的人，没有一件东西可以用来报答您，只有忠诚诚信的话，或许可以仰报您盛德的万分之一。我恭敬地认为，圣明的君主历来选择朝廷中的贤能，任用杰出人才，以辅助国家根本，以光大事业；我不敢忘记您知遇之恩的心意，也知道您一定不会轻易辜负圣明君主。私下见到国家自从实行新法以来，朝廷内外人心惶惶，无论愚人还是智者，都知道它的弊病。州县官吏被繁琐苛刻的政令困住，夜以继日，抛弃实际事务，崇尚修饰空文，以刻薄急迫为能事，以欺骗诬罔为才干。民间百姓被诛求聚敛逼迫，无论贫富，都失去了谋生的产业，愁苦怨恨，流离转徙，接连死于沟壑，聚集起来成为盗贼，日夜伸长脖子盼望朝廷醒悟、改变弊法，到现在已经几年了。

译相公聪明，难道会听不到这些情况吗？如今府库的财物消耗得几乎竭尽，仓廪的储粮仅够支撑几个月；民间的财产早上还不知道晚上如何度日，而国家的用度却一天比一天扩大，搜刮聚敛一天比一天紧迫。河北、京东、淮南一带盗贼蜂起，攻打劫掠城邑，杀害掳掠官吏，官军已经不能制服他们了。如果不幸又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水灾、旱灾、霜灾、蝗灾，到处都如此，那么造成的忧患，哪里还说得尽、哪里还隐讳得了？这怎么能说是小事，怎么能保证它一定不会发生而安然不放在心上呢？贾谊处在汉文帝时代，认为这就像抱着火种放在积薪下面，却睡在积薪上面；火还没有烧起来，便以为安全。若在今天，他一定会说这是火已经烧起来了，却仍安然自若地睡着。过去周公勤劳于王室，坐着等待天明，跋涉劳苦，羽毛破敝，口舌疲惫，最终能够为周家成就太平大业，建立八百年的国祚；自身官居太师，声名流传无穷，子孙长久占有龟山、岐山一带，和周朝同盛衰。王夷甫身居宰辅，却不考虑治理国家，只想保全自身，把两个弟弟安置在方镇，作为自己的三处退路；等到晋室危急，他自身也没有免祸。那么，圣贤的心难道都是忘掉自身、牺牲自己去成全外物，而不替自己谋划吗？只是因为国家兴隆，个人没有不分享它的福泽。只是普通人的见识短浅，而圣贤的谋虑深远罢了。像相公这样的用心，本来就是周公的用心。如今如果弊法不改，百姓困苦而不加体恤，万一盗贼越来越多，蜂虿般的势力含有毒害，那么我恐怕庙堂的职位也未必容易安坐。即使交出远大的权柄，平等享受外藩的安逸，也固然不是歇肩安身的地方；即使到了投下簪子、解去官带，在东山长啸傲游，也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处所。既然如此，相公今日拯救天下的急难、保全国家的安定，便再没有什么可以推让的了。拯救急难、保全安定的办法，如果不废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等法，不停止征伐的谋划，却想求得成效，就好比厌恶汤水沸腾，却反而增加柴薪、鼓动风箱；又好比想到鄢郢，却驾车向北疾驰，所求一定不能实现。想要去掉这五件事，却不先辨明利害来使人主醒悟，那么这五件事就无法去掉；想要使人主醒悟，却不先开通言路，那么人主的心也无法醒悟。所谓开通言路，不是像从前那样只下诏书，让臣民谈论政事得失，后来所说正确的一个也不施行，反而把稍微直率揭露问题的人随后治罪；这叫堵塞言路，不叫开通言路。如今最要紧的，是辅佐大臣早晚进言规劝，把亲近忠直之士、采纳谏诤、扩大聪明、去除蒙蔽作为首要事务。这样一来，政令的得失、下层百姓的疾苦，就会清楚地显现出来而没有什么可以隐藏。凭圣明君主睿智明察的资质，加上贤能相公忠诚的辅助，使正直的言论每天进来，下情能够上达，最高的治理便可以指日实现，何况弊法有什么难以去除的呢？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的，是时机。如今病势虽然已经很深，却还没有到达膏肓；如果在未乱之前加以治理，在未危之前保全国家，仍然容易得如同翻掌。错过今天不治理，终于成为痼疾，即使有邴吉、魏相、姚崇、宋璟这样的辅佐，也将无可奈何，到那时何必不后悔得捶胸顿足呢？相公读书入仕，官位做到首相，施展志向、推行道术，正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志向没有屈服，道术没有丧失，那么与君主意合，恩泽就施及四海；即使不合，令名也会高过千古。大丈夫立身事君，始终能够如此，也可以说没有辜负自己了。我急于报答您的恩德，贪图把这点心意全部说尽，不知不觉话说多了。司马光惶恐拜了两拜。《答蒋中舍【深之】书》【深之的祖父沦陷于淳化年间，任永康军判官，死于蜀地】司马光启：承蒙您把先都官的画像记示给我，沈公论述得已经很详尽，大概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古人谁能不死？只是要死得合宜很难。所以国君为国家社稷而死，大夫为众人而死，士人为法制而死，各自死在自己所受的礼义职责上。做臣子侍奉君主，不计较职位的高低、恩遇的厚薄、知遇的深浅，只要处在自己的职分上，死就是臣子的义务。当蜀地盗乱炽盛时，守臣和军帅丢弃土地、抛下军民逃走的很多；先都官独以文职官员身处下位，却奋力作战而死。他对于礼义，如果不是认识得明白、守持得坚定，能够这样吗？可以说是死得其所了。沈公已经叙述了他的忠孝，我又述说他的礼义。然而忠、孝、礼、义，也是彼此互为表里、相互关联的。司马光拜了两拜。

译《答郭长官【纯】书》司马光启：去年十月蒙您赐信，您所治理的地方道路偏僻，我闲居在家，难以遇到顺便传信的人，因此一年之久没有能够写信答复。然而内心一直耿耿于怀，未曾片刻忘记。潘司录来，又承蒙您赐信，既感激又惭愧。秋日霜降，公务之余，欣喜听闻您平安康健。您所给我看的《统稽元图》，贯穿一千多年，前代贤人搜罗不到之处，也都纤细详尽地具备，没有一点缺漏。若不是好学勤勉、用心精密，谁能达到这个程度？实在钦佩。我学识疏浅，尤其不通晓正统与闰统的问题，所以编修《资治通鉴》时，叙述前代帝王，只按照帝位传承相接，借用他们的年号来记事罢了，并不是有所取舍抑扬。对于汉昭烈帝即位一事，我曾写论来叙述其事，现在一并抄录呈上，可以看出我不敢专断。正统、闰统的论说，确实很难明白。近世欧阳公作《正统论》七篇来继承前人的讨论，自称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了。有位章表民作《明统论》三篇来诘难他，那么欧阳公的论说似乎还有没有穷尽之处。欧阳公说正统不必总是连续，有时也会中断，这一点说得很好。然而他又说秦朝取得天下与禹、汤没有不同，又说秦始皇即使像桀、纣，也不能废去夏、商的正统；又把魏置于汉、晋之间，推考其本末而使它进入正统，这就引起了章先生的疑问。章先生补充了欧阳公思虑未及之处，认为秦、晋、隋不能和二帝三王并列为正统，魏不能兼并天下，应当算作无统，这些说得很好。然而五代也不能兼并天下，与魏相同，却唯独不使它中断而把它提升进去，使它和秦、晋、隋都成为霸统，这也错了。您把这些区别开来，另列为不同等级，这又很好。如此看来，正统、闰统的论述虽然是很难的经义，三位君子都尽心求索，越讲辨就越精密，或许可以达到它的极致吧？由此可知，古人重视诚恳互相劝勉，确实是有道理的。像我这样愚蠢顽钝，哪里足以窥见三位君子的门径，竟敢在正统闰统之间置一词呢？我私下想，您把这部书抄录出来给我看，大概也是有诚恳切磋的志向，并不是想让我做一个唯唯诺诺的人。樵夫的浅陋意见，明智的人自会择取。承蒙您厚意，我哪里能反而自我鄙薄，不把胸中所有意见倾吐出来，交给您采择呢？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当。”先儒把秦朝称为闰统，是因为它处在二代之间而不是正统，正如闰月处在两个月之间而不是正月。所谓“霸”，就是“伯”的意思。古代天子设置二伯，分治天下；诸侯在周朝衰微后，方伯的职务废弛，齐桓公、晋文公能够率领诸侯来尊崇周王室，所以天子册命他们，使他们继续担任方伯的职务，称为霸主。可是后世学者竟又把皇、帝、王、霸作为德业高下的等级，认为他们所行的是各不相同的道路，这就是儒家末流的错误。如今章先生用“霸”来替换“闰”，似乎还不恰当，恐怕不足以遵从。所谓“统”，就是合而归于一的意思。如今把曹魏以下都称为“统”，恐怕名称也还没有正。蜀先主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却不能举出自己的世系。后唐出自沙陀，原姓朱邪，唐朝赐给它姓李；明宗又不是庄宗的族人，清泰又不是明宗的儿子。李昪起于奴仆，没人知道他的本姓，有人说他是湖州潘氏的儿子，李神福俘获他后把他当作童仆，徐温又把他要来当作儿子。等到称帝后，他仰慕唐朝的盛大，才开始自称姓李。起初想奉吴王李恪为祖先，嫌他被诛杀；又想奉郑王李元懿为祖先，便命有关官员考查二王的后裔，有关官员请定为李恪的第十世孙。李昪说：“经历十九位皇帝，十世怎么能包括完呢？”有关官员请求以三十年为一世，议论之后才定下来。您说保存先世功烈的叫作“余”，如今三家都称为“余”，可以吗？况且“余”难道不是指承接王统的余绪吗？如今刘知远称为“闰”，而刘崇称为“余”，可以吗？又凡是不能统一天下的，有的在中原，有的在一隅，所处虽不同，总之都不能算真正的天子。如今把曹魏、刘石、二赵、符姚、两秦、元魏、高齐、宇文周、朱梁、石晋、刘汉、郭周称为闰统；把孙吴、刘宋、二萧、齐梁、陈、慕容燕、赫连夏称为偏统；把李蜀、吕李、秃发沮渠、西凉、乞伏、秦、冯燕、杨吴、王孟两蜀、广南汉、王闽称为僭统。这三类如果差别不大，希望您再详细考察。符氏、姚氏与慕容氏、赫连氏、拓跋氏，有的据有关西，有的据山东，与高齐、宇文周有什么不同？又凡是天命不能终始承续的，只是传世与不传世的区别罢了。王莽虽然篡夺天下，却曾经使天下人都做了他十八年的臣子，这与秦朝颇为相似，不是四夷群盗可以相比的。武则天是唐朝的皇后，临朝称制，与吕后没有不同，只是不应当改朝换代而称周罢了。此后她的子孙相继拥有天下，不能说她没有使天命终其一身。如今把她和王莽同样称为伪朝，似乎也不妥。这些都是我愚陋的见解，未必合乎道理，希望您采纳我这点心意而不把它当作罪过，幸甚幸甚。司马光拜了两拜。《答陈司法【师仲】书》八月三十日，涑水司马光谨复书。司法陈君足下：承蒙您赐信，又给我看先国博的家传，认为何蕃、董邵南的节操品行没有见于其他书，只因韩文公为他们作传并作诗，他们的名声才显赫流传至今；您说我何不也为他们作传、作诗，使先君的名声流布于世。承接您的命令，我又惊又惧，汗流到脚。您把我比作韩文公，实在不相称，对我的期望也太过分了。文章自魏晋衰落以后，流传到齐、梁、陈、隋，已经疲弱纤细，穷困得无路可走。韩文公卓然振兴文章，使它重新站立起来，像雷霆列星，震惊照耀古今。即使班固、张衡、崔瑗、蔡邕也不敢企望仰及，何况潘岳、陆机以下，本来更不值得说了。因此何蕃、董邵南的名声附着于他的文章而流传。假如当初是一个荒谬平庸的人为他们作传作诗，这两人到今天还会有名声吗？我性情愚钝、学问疏浅，对于文章尤其不是所长。如今还常被执笔作文的人讥笑，哪里敢希望流传后世？您却让我做韩文公所做的事，这就像赶着劣马说：“一定替我追上日行千里的马。”它果真能做到吗？假使我不自知分量，贸然引用韩文公来比拟自己，为当代贤者作诗作传，叙述他们的事业，一定会招来天下人的唾骂，而且没有容身之处。我实在不敢只是爱惜自己，最怕的是反而埋没先君子的名声，使自己的罪过更加深重。何况先君子的名声，是潜藏的德行和遗留下来的美德；二位颜公已经为他作传，评论又精确详尽，肯定会流传无疑。像我这样有什么东西可以增加它哪怕一铢一两的分量呢？只希望您怜悯并察知我的心情。

译《与范景仁问正书所疑书》司马光启：近来承蒙您赐下亲笔信以及扇子的价钱，恰逢接连有客人，不能立即写信致谢。此前承蒙您把所著《正书》给我看，又下谕说：“其中有不安妥之处，正想一并删改。”凭景仁您的明达高寿，加上平生深思所得，竟然还向我这样顽钝鄙陋的末学请教；即使古人向樵夫询问，以有能请教无能，大概也没有超过这件事的。我怎能不惶恐惭愧。伏案读了多日，书中说《风》《雅》都是周道衰落以后，诗人追思周道盛时而歌咏；《关雎》是借以兴起对淑女的赞美，并不是兴起于后妃；成王、康王、平王、齐侯都指他们的爵位和谥号；文王配享上帝，终周一代始终如此。八蜡祭不计算昆虫，三年丧不应当是二十七个月，庶子在嫡孙也应当承继丧祭重任，舜没有修筑粮仓、淘井的事情，韩愈为嫂子服一年丧也不对。凡是这一类问题，都是我平素推究思考过，认为理当如此却不敢自信的；如今有幸与景仁的见解如同符契相合，顿时豁然明白、完全确定了。至于解释“利贞”，说到人的性情，以及“四海困穷”“柔远能迩”等，都是先儒研究思考所没有达到的，我不胜感叹佩服。其中还有十多条是我愚昧未能明白的，或者有一字笔误，我都一一标出，等稍有空闲能够到您座前请教，以完成学业。前些日子留下的《易说》《系辞注》《续诗话》，都是狂妄粗疏而不自量的文字，本来应该被君子严厉斥弃；但也希望景仁您怜惜它们有志于学习，替我痛加删治其中的芜杂，明确指示一条平坦道路，使我知道应当走向哪里，那就太幸运了。孔子说：“朋友之间诚恳互相劝勉，这种正道已经废弃很久了。”当面互相奉承、背后互相诋毁的人，出门到处都是；若不是我们这样的人，谁应当珍惜这种道义？希望您留意。《答孙长官【察】书》十一月二十七日，涑水司马光拜了两拜复信给崇信贤令孙君：承蒙您赐信，又给我看令伯父的行状、墓志以及所著《唐史记》，命我为他作碑文，用来记述遗留下来的功烈，尊崇令伯父清正的节操和美好的声望；况且我从幼年直到成年，曾得以接近侍奉、交往周旋，如今又能把自己的名字列在丰碑末尾，借此附着而不朽，还有什么荣幸能超过这件事呢？虽然我的文字鄙陋拙劣，也不敢推辞。只是有一件事确实不能接受您的命令，希望您察知。过去我也不自量力，随意替人作碑铭，后来责备自己说：“凡是刻在金石上的文字，若不是声名足以使天下人信服，文章足以传于后世，即使勉强厚着脸皮替他作了，后人也一定会随即抛弃，哪里能够长久流传呢？”那些孝子孝孙想要称述祖先的美德，流传无穷，而像我这样愚陋的人，竟敢接受下来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吗？这就是羞辱、污损别人的祖先，埋没其德行善举和功业功烈，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于是停止不再作碑。从此直到今天六七年间，我所推辞拒绝的将近几十家，如张龙图文裕、张侍郎子思、钱舍人君倚、乐卿损之、宋监子才，有的曾是老师，有的曾是朋友，有的是同僚，有的是旧交，不能一一列举，京城和洛阳之间全都知道这件事。如果唯独替令伯父作碑文，那几十家人一定会说：“这个人，大概是选择贤能与不肖来决定是否替人作碑文的。”做子孙的，如果有人轻视自己的祖先，应当怎样痛恨仇视他呢？凭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若要承受这几十家的仇视痛恨，怎么能够忍受？这就是我一定不能接受命令的原因。虽然如此，我私下还有一个愚见，冒昧试着陈述出来，希望您采择。如今世上的人，既让一个人为祖先作铭文埋入墓穴，又让另一个人为祖先作铭文立在墓道外。墓穴中的叫“志”，墓道外的叫“碑”。作墓志，大概是认为山陵谷地会有变化，而祖先的姓名还希望不至于泯灭。然而那毕竟只是同一个人的一生，虽然文辞不同，他的爵位、乡里、功勋、德行并没有两样，却一定要让两个人来写，这是为什么呢？我私下实在对此感到困惑。如今令伯父已经有欧阳公为他作墓志，像欧阳公这样，可以说声名足以使天下人信服，文章足以传于后世了。还有谁能超过他呢？我的一点愚见，是希望您停止另作碑文，只把欧阳公的铭刻下来，立在墓道外作为碑；这样令伯父的名声自然可以光辉无穷，又足以纠正世俗的疑惑，成为后人的法式，不也是一件美事吗？不知您认为如何。《答张尉来书》五月五日，陕人司马光谨复书。福昌少府秘校足下：我的品行才能本来就不足以高出普通人，又退居在闲散之地。前些时您的车骑经过洛阳，竟蒙您不以我为辱而前来拜访，这已经是很大的荣耀。如今又承蒙您赐信，并给我看新作七篇，难道有人曾拿不肖之人的名声欺骗您的见闻吗？您对我的称许实在太过了。起初我惭愧得心中不安，最后却因感激珍藏而自我安慰，实在荣幸。我的一生在世，百事之中没有一件比文章擅长，尤其不熟悉文章。然而我私下见到，屈原开始创作《离骚》一类的文体，自贾谊以来，东方朔、严忌、王子渊、刘子政这些人接连仿作，都沿袭模仿，像重叠的影子、重复的回声，始终没有一个能挺然独立于其外。只有柳子厚以这样做为可耻，于是改变古体，创制新意，依照事物来叙述胸怀，借助外物寄托兴致，高飞横驰，不可拘束；如同《咸》《韶》与《濩》《武》音调各不相同，却同样闲雅优美、条理畅达，实质是一致的。从此以后这种文章寂寥无闻，如今又在您这里见到，若不是杰出人才偶然出现，怎么能够这样呢？我钦佩、仰慕、看重您，非语言所能表达。然而那类文章都是失意不得志的人所作；如今圣明君主在上，求贤唯恐来不及，您的年龄和须发正当壮盛，才气丰美，官位虽未显达，前途高远正逐渐展开。过些日子，您将戴上进贤冠，佩水苍玉，出入紫禁宫门，在黄阁中谋划大政，使君主达到唐尧虞舜那样的隆盛，把百姓带入三代那样的淳厚境界。像这样的文章，以我愚陋的看法，私下认为不可以急于创作。司马光叩首。

译《与景仁论乐书》九月二十一日，某拜了两拜致意景仁足下：承蒙您给我看房生的尺法，说房生曾得到古本《汉书》，书中说度量起源于黄钟的长度：取中等的秬黍，把一粒黍的起点作为基准，积累一千二百粒黍的宽度，按黄钟长度的九十分来计，一份就是一分。如今通行文本误脱了“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所以从前以来都用累积黍粒的方法来制作尺度。竖着放就太长，横着放就太短。如今把新尺横放，容不下一千二百粒黍，于是使空径增大四厘六毫，因此乐声太高。房生又曾得到开元年间的笛和方响，拿它们校验太常乐，低五律；校验教坊乐，低三律，都是儒者误把一粒黍当作一分所造成的，那个方法是不对的。不如把一千二百粒黍填实在管中，随着管的长短截取，把它作为九寸长的黄钟管；将其长度分为九十分，一份作为一分，再取三分来测定管的空径数值，这样律就正确了。景仁这次来，大力称赞这个说法，认为先儒用心都没有达到这一层，可以纠正积累已久的错误，消除一世人的疑惑。我私下思考，其中有几条还没有明白，冒昧写信陈述，请景仁指教。景仁说：“房生家有一本《汉书》，与今本不同。司马光按：用累积黍粒的方法求取尺度，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房生得到的书，不知道流传于哪一代，而这种相承的错误从古至今，经过的大儒已经很多，竟没有人觉察。况且这部书既然说积累一千二百粒黍的宽度，为什么还要说“一粒黍的起点”？这四个字将怎样安置呢？刘子骏、班孟坚的著作，不应当这样冗长。并且房生想把黍填实在管中，才求取它的长度，怎么能说成“积一千二百黍的宽度”呢？孔子说“必要时就要端正名分”，如果照您所说，那么新尺就是一丈二尺，难道不是为了迎合他的学说而反倒违背了吗？”景仁说：“度、量、权、衡都产生于律。如今先累积黍粒制成尺，之后再制定律，反过来就是度产生律，与黍岂不是违背古人的本意吗？”司马光说：我认为不是这样。所谓律，究竟是什么呢？假使古代的律还存在，吹奏它的声音就能知道音高，测量它的长度就能知道尺度，考察它的容量就能知道量制，校验它的轻重就能知道权衡。如今古律已经亡失，若不凭黍粒便无法显现尺度，不凭尺度便无法考见古律；律不由尺度和黍粒产生，还能从哪里产生呢？度量权衡是用来辅助律、保存法度的。古人之所以制造这四种器物，就是为了互相参照校验；认为即使三种亡失，只要其中一种保存下来，其余三种也都可以由此推求。又有人说，后世器物可能毁坏消亡，所以把法度记载在书中，使它形制于器物。黍是自然生成的东西，有恒常性而不会改变，所以古人在这里寄寓法度。如今四种器物都亡失了，不取法于黍，还能取法于什么呢？凡是事物的尺寸，长短叫作度，容纳多少叫作量，轻重叫作权衡。然而量有虚实，衡有高低，都容易产生误差而难以精确。把它们相比较，不如依据尺度求律来得审慎。房生如今想先取能够容纳一龠的容量作为黄钟之律，这就是律产生于量。量和度都不是律，舍弃前者而采用后者，究竟应该选择哪一个呢？景仁说：“古代律管的空径是三分，周长是九分。如今新律管的空径是三分四厘六毫，这四厘六毫是从哪里来的？”司马光说：我认为不是这样。所谓直径三分、周长九分，只是数术家所说的大概数目。若按精密的比例计算，直径七分，周长应是二十二分。古代计算的人担心把极小的空积细细计算会非常烦琐，所以通常所说的三分，只是举整数概数而言。四厘六毫不到半分，所以把它舍去了。况且律管极小，黍粒的形体又是圆的，其中难道没有背负、倾斜而形成的空隙，却一定要要求丝毫都不差吗？景仁说：“房生把一千二百粒黍填实在管中，以此定为九寸，再取其中三分作为空径，这是自然形成的符合。”司马光按：量法中，方尺所能容纳的容量是一斛；用累积黍粒的方法来校验，正好相合。如果依照房生的说法，尺度法改变了，而量法仍旧，那么一斛的东西怎么能装满方尺的容量呢？”景仁说：“量和权衡都以一千二百粒黍为标准，怎么唯独尺度只用一粒黍？”司马光按：黄钟所产生的制度共有五种：第一是完备数目，第二是调和声音，第三是审定容量，第四是嘉定量器，第五是权衡轻重。量和衡依据的是容量与重量，不能没有一千二百粒黍。至于尺度法，只需一粒黍作为一分，不必使用其余黍粒。至于数目和音声，则用不上黍粒，怎么能说必定以一千二百作为固定标准呢？”景仁说：“房生说如今的乐声太高，太常乐的黄钟正好相当于古代的仲吕。不知道房生所说的仲吕，究竟是后世的仲吕，还是开元年间的仲吕？如果是开元年间的仲吕，那么怎么知道今天的太高不是过去的太低呢？笛和方响是里巷的音乐，庸俗工匠制造的，哪里能完全得到律吕的正确音调？却想拿它们作为标准，考定雅乐，不也很困难吗？”这些都是我极大的疑惑。君子的议论，不固执己见，也不以自我为中心，只遵从正确的道理。景仁如果能够对此加以解释，使它明白清楚，我难道不当整肃衣襟、服从道义吗？哪里是想徒然作这些琐碎的争辩呢？

译《景仁复书》九月二十二日，镇拜了两拜复信。君实足下：昨天承蒙来信，认为我不应当写议状；这是房庶的尺律法刚刚得到的书面依据。我猛然感到恐惧地说：我违背众位公卿的意见，却在下面同一个普通士人相合，若有不合适的地方，应该会得罪朋友。读完您的信后，我才释然高兴地说：得到君实的信，才确知房庶的方法是正确的，而我的议论并没有错。房庶的方法和我的议论，在当今世上是否采用，尚且不能知道；但能够附着在君实的书信之后流传后世，使后世之人来评判它，所以最终因此而高兴。君实提出的疑问共有五项，分条又有十多项，我哪里敢不把话全部说出来加以解释呢？君实说：《汉书》流传世间已经很久，经过的大儒又很多，房庶家怎么会得到善本并拥有它？这一定是妄自改动、脱漏文字来欺骗我。这完全不是这样，难道我房镇可以被欺骗吗？我也是依据义理来推求它。《春秋》中“夏五”的脱文、《礼记·玉藻》的脱简，后人哪里能知道那是缺文和脱简呢？也是依据义理才知道的。正如我能够了解房庶，怎么可以预先说他是在欺骗我，而置义理于不顾呢？您又说“一黍之起”在刘子骏、班孟坚的书中显得冗长。古代本来有律，但不知道它的长度是多少，不知道它的空径是多少，也不知道它能容纳多少，难道可以直接把一千二百粒黍放进其中吗？应当从一粒黍开始积累，直到一千二百粒才装满，所以说“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它的方法和文句气势都是理所当然的，怎么能说冗长呢？如果像君实所说，以尺产生律，《汉书》就不应当先说律本来起于黄钟的长度，然后再讨论使用黍粒的方法。若是这样，子骏、孟坚的书不是冗长，反而是次序颠倒了。您又说“积一千二百黍之广”会成为一丈二尺的新尺，君实的意思，是把“积”理解为排列累积之积，把“广”理解为一粒黍的宽度吗？所谓“积”，是说积累在管中；所谓“广”，是说所容纳的宽度。《诗经》说：“于是积聚，于是入仓。”孟康说：“空径的宽度。”也是这个意思。您又说孔子讲“必要时就要端正名分”，孔子是在教子路端正卫国父子、君臣的名分，难道是在说“积”和“广”吗？您又说古人制造律、尺、量、权、衡四种器物，是为了互相参照校验，即使三种亡失，只要保存一种，就可以由此推知其余三种。这是正确的。您又说黍是自然生成、有恒常性而不会改变的东西，这也正确。古人为后世考虑，他们的用意或许确实如此。然而古代以律产生其他制度；既然古人已经知道黍对于后世可以用来制尺，难道不知道黍对于后世也可以用来定律吗？为什么反而在法度上使两者互相违背呢？如果照君实的说法，那就是古人只知道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另一个方面，只知道彼而不知道此。您又说“直径三分、周长九分”只是数术家的大概数，不到半分就舍弃；如今直径三分四厘六毫，周长是十分三厘八毫，怎么能说不到半分而舍弃呢？《汉书》说：“律管容纳一龠，得到八十一寸。”这是说以九分的周长乘九寸的长度，九九就是八十一。如今周长的计算方法既然有差别，那么新尺和量法未必正确。如果想知道房庶的量法是否与尺度相合，姑且试验验证一下才行。您又说权衡和量依据的是容量与重量，必须用一千二百粒黍才可以；至于尺度法，只到一粒黍为一分，不使用其余黍粒。如果说它产生于一千二百粒黍，那就是产生于量。况且黍粒用于权衡，是依据黄钟的重量；用于量，是依据黄钟的一龠；用于尺度，是依据黄钟的长度。其实都用一千二百粒黍。这些都是《汉书》的正文，怎么能说尺度只用一粒黍呢？怎么能说尺度产生于量呢？您又说房庶认为太常乐的乐声太高，黄钟正好相当于古代的仲吕。不知道这个仲吕究竟是后世的仲吕，还是开元年间的仲吕？如果是开元年间的仲吕，又怎么知道今天的太高不是过去的太低呢？这正是不懂音律之人的议论，没有什么可再讨论的。您又说方响和笛是里巷之乐，由平庸工匠制作，不能完全得到律吕的正确音调。这只是知道古今乐器名称不同，却不知道它们的律和声可以相同，也没有什么可再讨论的。即使得到真正的黍粒，依照房庶的方法制定律吕，没有丝毫微小的误差，也就是黄帝时代的仲吕，难道只是后世或开元年间所说的仲吕吗？《尚书》说：“律来调和声音。”正当舜帝时代，命夔掌管音乐，仍然要先使用律才能调和声音。如今律有四厘六毫的差异，却想凭它求得乐声的和谐，以符合朝廷制作雅乐的意旨，能够做到吗？能够做到吗？太史公说：“不依附青云之士，就不能成名。” 君实想要成就自己的名声，也知道应该依附谁了。只有对方正确而依附他才可以；对方不正确却去依附他，怎么可以呢？谚语说：“抱着桥柱洗澡的人，一定不会被水淹。”君实的议论，莫不是属于这种洗澡人的一类吗？君实您见教于我，我不敢不作这番琐碎的辩说。

译《再与景仁书》九月二十三日，司马光再拜致书景仁足下。前些日子冒昧写信来求教，是想请大君子为我决断疑惑。退下来又害怕地想：“房生这个老儒者远道而来，景仁正想成就他的名声，而我却纠缠不休地提出难题，莫非要获罪于景仁吗？”不久又自我解嘲说：“景仁只遵从义理，并不是徇私人情面，我又怕什么呢？”昨天收到您示下的书信，这才释然，知道您没有怪罪我，反而教诲我，真是幸运，真是幸运。然而信中仍有未能察知我的本意之处，只是径直用强硬的言辞来抵拒我；这就是我愤懑得不能饮酒默然，必定要自行申辩的原因。景仁说：“我违背众位公卿的意见，却在下与一个普通士人相合，理应获罪于朋友，这是什么话呢？”我司马光虽然不才，难道肯教景仁违背正道，迎合上意，以求取容吗？只不过要看所议论的是否正确罢了。议论如果正确，即使对方只是穿粗布衣的宽博之士，也应当跟从他、向他学习；议论如果错误，即使对方是拥有万乘之国的君主，也更加不能接受。若因为那个人是贵人，议论即使正确也要说它错误；因为这个人是寒士，议论即使错误也要说它正确，这同样不是中正之道，也是我所不做的。景仁说：“照光的说法，用尺来生律，那么《汉书》就不应先说律的根本起于黄钟的长度，随后再讨论用黍粒制定律的方法；这是大错特错的。” 我并不是说太古以来律一定产生于度，只是因为近世古律已经不存在，所以才反过来从度法和度数中求取它，怎么能不说是‘度产生于黄钟的长度’呢？景仁说：“怎么知道今天的太高不是古代的太低？这是不懂声音的人所说的话。”这话是对的。然而真正能够知道声音正律的究竟是谁呢？又说：“只知道今古乐器的名称不同，却不知道它们的律和声音相同。至于今古乐器和声音相同这一点，我也知道；我所不知道的是：今天乐律中的太蔟，或许相当于古乐律中的大吕；今天的太蔟？原文作‘今乐之大吕’，疑为相关术语或文字问题。今乐之大吕，或许相当于古乐律中的黄钟，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难道只是我不知道吗？若不是古代的神瞽，谁能恰好知道呢？”景仁说：“即使得到真正的黍米，按照庶的办法制成律吕，没有一忽一防的误差，那也只是黄帝的仲吕。真正的黍米或许可以得到，而律吕并不难制；若想求得没有一忽一防的误差，那就难了。竟把房生的才智说成和黄帝相同，也算是过分褒奖了。”景仁认为我想成就房生的名声，知道应当依附谁，就像抱着桥去洗澡的人一样。我起初听到景仁评论房生的尺，还不敢说他是对的。那时我哪里预先知道诸公会驳斥房生的主张呢？大概景仁想用这件事压制我，使我不敢再说罢了。如果确实想树立一种主张、寻求正确，又怎么能躲避这种讥讽呢？因为躲避讥讽而不去做，并不是正直。至于尺法可疑之处，我在前一封信中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只是景仁没有赐暇仔细察看罢了。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最终仍然如此而不能改变，那么我愿意附和景仁的话，把这件事留给后世君子来辨明是非。古代的朋友，没有不互相切磋琢磨，以阐明道理的。景仁一定不会因为我不停止争辩而怪罪我，愿意同我来回讨论，不要停止。景仁第二次答复的书信 九月二十四日，镇复信：君实足下，难道我还不了解君实吗？君实为人，性情耿介，言辞善辩。性情耿介，所以厌恶别人说自己不耿介；言辞善辩，所以能够穷究事物的义理。因此我故意把不耿介的事情加在君实身上，以引起君实的辩论，穷究尺律的义理，借此开个玩笑。孔子说：“前面的话只是开玩笑罢了。”《诗经》说：“善于嬉笑戏谑，却不至于成为暴虐。”君实为什么忧虑，以至于愤懑得不能饮酒、默然处之呢？来信共有六百七十八字，其中二百五十字谈到尺律。就这二百五十字而言，删去前一封信中重复的部分，其言论已经没有什么欠缺了。君实辨析义理的本领，难道到此为止了吗？还是还有隐藏而没有发表的意见？为什么解释不耿介这件事的文字很多，而讨论尺律的文字很少呢？君实认为古代是以律制定尺，后世是以尺制定律；我认为古代也是以律制定尺，后世同样是以律制定尺。前一封信已经说尽了，不再重复。君实说：“今天乐律中的太蔟，或许相当于古乐律中的大吕；今天乐律中的大吕，或许相当于古乐律中的黄钟。”这是认为只有君实不能知道吗？难道古代的神瞽就能知道吗？他们也不能知道。难道只是古代的神瞽不能知道吗？古代后世的乐官也不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没有律了。古人是依据律来考察声音的。《尚书》说：“律使声音和谐。” 《周礼》说：“拿着相同的律来听察军中的声音。”就是这个意思。前一封信已经说尽了，不再重复。君实说：“镇说按照庶的法则，就能得到黄帝的仲吕；认为庶的才智可以和黄帝相等，这是不对的。”现在农夫治理田地，种禾、麻、菽、粟、黍、稷、梁、稻，按时播种，有的耕地，有的除草，有的先种后收，有的后种先收。有人经过那里说：“这是后稷的方法。”农夫的才智果真就是后稷的才智吗？老婢女钻木取火，用一束乱麻承接火种，再用柴薪传火，处理鸟兽的肉，或炮、或燔，或烹、或煮。有人经过那里说：“这是炎帝的方法。”老婢女的才智果真就是炎帝的才智吗？医生能够知道药物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之别，有根茎花叶、金石骨肉之类；有的药可以单独使用，有的需要相互配合，有的彼此辅助，有的相互畏避，有的相互忌讳，有的相互抵触，有的相互制约；又能够知道人的手足、口耳、眼鼻、皮肤、毛发、心腹、肾肠承受气的部位，并据此治疗。有人经过那里说：“这是神农的方法。”医生果真具有神农的才智吗？这样看来，君实对我的肯定，也还没有说中。君实认为我没有仔细察看你的书，难道还有什么条目吗？希望你逐条指正示教。不再多说。镇再拜。《传家集》卷六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译《传家集》卷六十二，宋司马光撰，书启五 《与王乐道书》【元丰三年八月作】昨天我退下来后，同郭秀才反复评议，乐道所患的病大概本来并不重，只是药物用量过度，衣食又不合宜，所以导致疲困憔悴到这个地步。我虽然不懂医术，但看乐道虽然瘦弱得很厉害，然而精神、声音和气息却还没有明显衰弱，希望乐道姑且自行保养，不要过分忧虑。凡人赖以生存的，是天地间中和之气。如果不节制饮食和衣服，只是用极热、极寒以及疏通峻利的药物反复攻伐它，那么中和之气凭什么保存呢？何况如今乐道的病是上热下寒，服凉药则上热尚未除而下寒更加严重，服温药则下寒尚未减而上热更加厉害。这样看来，所服的药都是有损害而没有益处。我愚昧地希望乐道把各种药都暂且停掉【实在不得已，只服人参、茯苓之类以扶助胃气也可以】，只调理饮食，等待病气自行退去。饮食不只是要禁止生冷，也不可吃得过饱，不可饿得过甚。粟米性温，煮成稀薄的粥，像服药一样勉强服下，也可以得到谷气来帮助滋养脏腑。衣服不可过薄，也不可过厚。再把万事都放下，不要挂怀；沉静地听察、内视，把心藏在深渊般的宁静中，淡泊逍遥，回归自然，使精神安定、心志舒适，骨肉完全融和，那么中和之气就会油然而生。这样调养十天到一个月，什么病不能痊愈呢？想求速成反而不能达到目的，患了半年的病，难道一早晨就能痊愈吗？只应当除去那些损害身体的因素，不要使它过度或不足，等待气血慢慢自行恢复，就好了。我早晚都在替乐道思量，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便冒昧献上这点浅见。虽然这些话似乎迂拙，但见效会很久远，请明察而慎重选择。《答新知磁州陈大夫【游古】书》。正月二十二日，涑水司马光再拜复信，知府大夫足下：我虽然未能有机会当面拜见您，但与令侄公廙相知已经很久了。近来承蒙您赐信，又蒙您宠示先相国的文集一部。我把信文反复读了三遍，惭愧得满脸汗流。恭敬地想，先相国才华宏大、功勋丰茂，已经载于典籍，又以余力发扬于文章之中。我从孩童尚未换牙时，就已经诵读相国的诗，何况如今瞻仰他的遗文，就像蓬蒿生长在泰山脚下，依附着泰山却不知道它有多高；鯈鱼和鲋鱼游过渤澥的边缘，游泳其中却无法测知它有多广。您竟把我比作扬雄，面对明哲君子来说，实在过分了。这哪里是后进小生所应当承受的呢？前些年公廙校正先集，想刻板摹印，广泛流传于世。我有幸与他为邻居，公廙每有一件事不明白、一个字不准确，一定屈尊来询问。我若凭浅薄的学问能够达到，未曾敢有所隐瞒；所不能达到的，也不敢贸然判断而妄改。请公廙再向有能力的人请教。这不过是磨校编削之类的小事，哪里足以说对先集有功呢？如今反而蒙您殷切地向我道谢，又过分褒扬借重。虽然这增添了君子谦谦的美德，但我这个小人不敢接受并据为己有，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自我辩解。所幸的是，能够把先集秘密收藏起来留给子孙，使他们辗转相传、相互授受，让它永远流传下去，这才是他的志愿。

译《答范景仁书》近来寄给梦得的信，接连收到您所赐的两封信，听说您泛舟西湖，漂游潩水，登上香菜楼，远望陉山，日常起居十分舒适，稍稍感到安慰。又蒙您来信教导我应当读《素问》中的病原，并有治疗疾病的导引方法，还说铸造的周鬴、汉斛已经完成，想让我到颍昌去观看。即使古代的儒者听到善道就相互告知，见到善事就相互指示，殷勤恳切也不过如此了。我的幸运和感激，哪里说得尽呢？只是因为家兄约定不久就要进入洛阳，我必须留在这里等他，不能舍弃而去，所以不敢轻易答应，只能徒然增添心中的牵挂。景仁的教导确实很好。孔子说：“何不各自说说你的志向？”我私下不自量力，冒昧把所听闻的养生和治乐之道献给您。譬如良种谷物已经种下，必定还要让佣工随即去锄草培土；大厦已经建成，也必定还要让卑贱的工匠随即去磨砺雕琢；这样以后才能成就它的精粹美好。景仁能不以为鄙陋而听取吗？我常记得从前与景仁一同在贡院充任防检官，主考“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这一论题。当时，考场中执笔作答的将近千人，都认为人民开始出生时，无不承受天地中和之气。文章辞采优美的，本来就很多。以我的愚见看，他们似乎都没有领会刘康公的旨意。我常想私下提出浅陋的意见来评论这件事，却因因循拖延而湮没，最终没能完成。到今天已经三十五年了。借景仁教导我养生之道的机会，冒昧试着说一说。刘康公说：“人民承受天地之中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命。因此要有关于行动、礼义、威仪的准则来安定命。能够做到的，就用这些来保养它以获得福；不能做到的，就损败它以招来祸。”如今成子已经懒惰而抛弃他的命了。这里所说的‘生’，是生存的生，不是开始出生的生。所谓‘中’，是天地赖以建立的根本。在《易》中叫太极，在《尚书》中叫皇极，在《礼》中叫中庸，它的德大而且至极，没有什么能超过它。向上用它治理天下，向下用它修养自身，舍弃它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就它较小的方面说，养生也是其中之一。怎么知道呢？人的疾病，一定是由于过度或不足而产生的。阴阳、风雨、晦明，必定有过度的情况；饥饱、寒暖、劳逸、喜怒，必定有偏失的情况。假使这两方面都各自得到中和，就不会有疾病。阴阳、风雨、晦明，是上天施加的；饥饱、寒暑、劳逸、喜怒，是人自身所造成的。人的作为如果不失其中，那么即使上天所施加的有所过度，也不能伤害他。树木腐朽，蝎子就会附着；肉腐烂，虫子就会聚集。人的作为失去中和，疾病才会侵袭。因此说：“保养得完备而行动合乎时宜，那么上天也不能使他生病。”所以圣人制定行动、礼义、威仪的准则，是为了教导人民不偏离中道。不偏离中道，就是安定命。能做到的人保养其中而享福，不能做到的人损败其中而取祸。这些全在自己，不在别人。《诗经》说：“人如果没有礼，为什么不赶快去死？”《礼记》说：“人有礼就能生存，没有礼就会死亡。人没有礼就会失去中道，失去中道就抛弃了命。”刘康公所以能够知道成肃公将要死，大概就是运用了这个道理。那部《素问》病原的学说虽然很好，只是恐怕繁杂散漫、支离破碎，不如这条道理明白而简约。从前圣人仓促间有所行动，也不违背和谐；放纵心意去做所想做的事，也不失中道。把这些施用于自身，已经绰绰有余；若要用来教化天下、流传后世，却还不能做到。因此调和六律、五声、八音、七始，来表现他的心意；制定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来规范万物，使他的德行有所准则。使当时以及后世的人，即使相隔四海之远、经历千载之久，听到他的音乐就洋溢和乐，他们的心常常仿佛有圣人在上面；遵循他的礼制就肃穆恭敬，身体举止端正，仿佛圣人就在身旁。因此大夫无故不能撤去簨簴，士无故不能撤去琴瑟，早晚出入、起居行动无不处在礼乐之中，用来收敛放纵的心，约束怠慢的意志。这就是礼乐的作用。周室衰落以后，礼制残缺，音乐废弛，典章散失，世代掌乐之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再存于世，咸池、英、韶、頀也不再流传于人间。又加上暴秦焚毁六经，音乐的精微处存在于声音之中，失去它极其容易，寻求它却极其困难。自汉代以来，诸儒凭自己的胸臆，臆测古代制度，拘泥于文字意义，局限于名称和数字，比较竹管的长短，计算黍粒的多少，在无形的领域里争竞，在没有证据的法庭上争讼，互相判定是非，纷乱不止。即使后世的乐官再生，也不能裁决。那周鬴出自《考工记》，事情并非经书所明载，是非本来就不能确定。至于汉斛，是刘歆为王莽所制造的；即使真器还存在，也不足以作为准则，何况景仁又改动了它的制度，恐怕只是白白劳心费力、耗费铜和炭罢了。孔子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 音乐啊，音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如今先王的音乐，余音和遗文既然已经无法再看见、听到了，为什么不也返回它的根本呢？《乐记》说：“不能片刻离开礼乐。使音乐达到极致来治理内心，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就会油然而生。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生起，就会快乐；快乐就会安定；安定就能长久；长久就能合于天；合于天就神妙。合于天就不说话也能使人信服，神妙就不发怒也有威严。使音乐达到极致，是用来治理内心的。使礼达到极致，是用来修治自身的，就会庄重谨慎。”谨慎就会严肃，威严发自内心；片刻不和谐、不快乐，鄙陋欺诈的心就会乘隙而入。外表片刻不庄重、不谨慎，轻易怠慢的心就会乘隙而入。音乐，是从内心发动的；礼，是从外在表现发动的。音乐的极致是和，礼的极致是顺。内心和谐、外表顺从，人民看见他的脸色就不与他争执，望见他的容貌就不会生出轻慢之心。这是音乐的根本、礼的本源。音乐的作用，不过在于和；礼的作用，不过在于顺。二者不只是适合用来治理人民，也同时可以用来养生。像我这样的人，虽然知道这个道理，却常常苦于不能实行。如今老了，还希望勉强努力学习它，以保养余生；也希望景仁共同勤勉于此道，舍弃末节而寻求根本，舍弃支流而取得源头。

译使音乐达到极致来调和内心，使礼达到极致来顺应外在。内心和谐，疾病就不会发生；外在顺遂，灾祸忧患就不会到来。疾病不发生就快乐，灾祸忧患不来就安宁。既快乐又安宁，志气平和舒泰，精神清明，通畅于四肢，遍及全身。这样一来，功绩为什么不能赶上伶伦、师旷？寿命为什么不能赶上召康公、卫武公？医经中的病原说全都可以焚烧，周鬴、汉斛也都可以销毁了。景仁认为怎么样？或者礼乐本是天地与人之间的大伦，自古以来的大贤君子尚且不敢轻易议论，而我这个狂妄浅陋的小子竟然随意谈及，确实应该获诛绝之罪。幸而在圣人那里，仰赖景仁像鲍叔牙了解管仲那样了解我，不把这看作僭越，不把这看作狂妄，或许其中还可以有所采择。景仁又一次答复书信 某启：承蒙来信谈及《考工记》、刘歆所铸的斛以及《素问》病原，不得不答复。我私下认为，舜巡行四岳时，就统一了律、度、量、衡。孔子说：“谨慎地审定度量，四方的政令就能施行。”由此可知，圣人治理天下，所凭借的就是尺、量、权、衡，而尺、量、权、衡一定以律为根本。律一定有声音，用来考察其和谐，这就是音乐产生的原因。周代的鬴、汉代的斛，它们的制度都还存在。魏晋以来，尺甚至有十五种，大概是由横黍、纵黍制成，而不是依据律。可是最终仍不能用来制作音乐，只是使用错乱的声音，直到唐代也没有改变。到了周王朴，才开始采用魏晋所废弃的方法，于是把仲吕当作黄钟。太祖皇帝对此忧虑，特意另定一律。仁宗皇帝留意此事几十年，最终也没有得到结果。及至升天，太皇太后还把李照、胡瑗所铸的铜律放在神御前。然而李照用纵黍累积成尺，他的律与今天太府的尺相应，又与古乐相应，而钟磬却只合于太蔟，这就是音乐与律彼此矛盾。胡瑗的音乐，君实很详细地知道，这里不再说。前些年议论音乐，考察太常的鎛钟，大小轻重都各不相同，不是三代时的制度不能做到这样。然而最大的钟如今被定为林钟，而仲吕却处在黄钟的子位，考察起来恰好相差五律，与前后各人的说法相符合。虽然经过凿刻，仍然可以补修治理；如果按大小重新排列，一定能够得到正确的次序。近来又采用李照的音乐，那就不如仲吕的方案好。为什么呢？太蔟是商声，正如宋子京所说的“君实寄于臣管”，这是非常不可以的。又何况十二律都有清声，花日新编撰的曲谱与郑、卫之音没有差别，怎么可以用来荐享郊庙呢？《考工记》世人认为是汉代儒者所作，《汉书·艺文志》记载刘歆的说法，其中有许多牵强附会之处。我对这两部书也深感怀疑。近来因考察鬴、斛的制作，才不再怀疑。又知道太府的尺以及权、衡，都是古代依据律制定的；只有量出自晋魏以来贪婪的政令，与律不合。必须等君实当面来说，才能全部弄清。我私下认为，议论这件事的人，当今世上没有像我们两人这样讨论、求证、相互问难得多而且久的。若能得到君实前来共同完成这番论说，打破一千多年的疑惑，传给后世，那么我们这些人的事业也确实不小。令兄如果早晚来，我不敢正式邀请；等他回陕后，盼望你在年初来访，春天中旬再一同进入洛阳，那就幸运了。刘康公的论说极其精当，这确实不是一般举人所能达到的。然而《素问》专门讲医术，除了黄帝，没有人能够作成。某到了颍昌已经读过两遍了，只恨自己读得太晚。病原一篇是申说《素问》的道理，容易阅读。君实如果不厌倦，也不可忽视自身的修养，这会大有益处。圣人对于后世就是这样，只是恐怕还不能把鬴、斛烧掉；耗费铜和炭倒是可以，然而也不能错误地抛弃它们。想到这些，不再多说。某再拜。《与范景仁第四书》某启：近来收到正月十二日的来信，随后又收到您所赐谈论医术和音乐的书信。您的教诲殷勤恳切，我感激并铭记不已。医书本来就难以测度，《素问》《巢源》是其中最为精深奥妙的，确实如您所说。我前一封信所说的话，并不是要废弃它们。我私下认为，医书是用来治疗已经发生的疾病的，应当平心和气；用来治疗尚未发生的疾病，则希望景仁既然已经得到根本，那么枝末便可以焚弃。然而说《素问》是真正的黄帝之书，恐怕未必如此。黄帝也治理天下，难道能够整天坐在明堂，只同岐伯讨论医药、针灸吗？这不过是周汉之间的医者借黄帝之名以取得尊重罢了。古律已经亡失，胡瑗、李照的律产生于尺，房生、庶的律产生于量，都难以据此判定是非。光已经对景仁反复说得很熟了，如今不再说。权、量虽是圣人所重视的，也还必须进一步审定法制、修复废弃的官职，然后政令才能通行四方，恐怕不能专门依靠它们来治理天下。而且今天的权、量，也未必合于圣人的权、量。中和是音乐的根本，钟律是音乐的末节。根本如同巧思，末节如同规矩；即使不能尽善尽美，仍然可以制成器物。若规矩本身不合规矩，即使让良工拿着它，也还是会感到迷惑。因此我希望景仁销毁新铸的鬴、斛，不要让它们流传给后世。万一后世有懂得音乐的人，音律已经与古代相合，却不幸得到景仁的器物，考察后发现不合，反而会怀疑自己说：“景仁是贤者，怎么肯制造器物来误导我呢？”这样就会更加迷惑于自己所学。这正是我最害怕的。希望景仁察知这一点。近几天突然转暖，洛城的花草如同锦绣，家兄已经到了，我还不能离开这里。景仁既然答应要来，千万不要失信。

译景仁答复第四封信 来人送来二月十六日的亲笔信，得知您的身体已经恢复，实在非常欣喜宽慰。又听说您所说的“平心和气来治疗未病”，君实的心未尝不平，气未尝不和，却不能治疗未病。我私下恐怕您所有的音乐也像您所议论的音乐一样。您的医术和音乐都出自黄帝、岐伯，他们是当时的专门之才。圣人制定法则时，不能不如此周详。它的书不像《虞书》那样可靠，周汉之间有些人依托古书来取得尊重，也是如此。尺、量、权、衡也起源于那个时代。为什么呢？既然已经有律，到了《虞书》就统一了律、度、量、衡。舜考虑四方，如果这三种器物不依据律，风俗就无法统一，所以每年巡行四方的山岳，考察并使它们齐一。怎么能说不凭借这些来治理天下呢？今天的尺就是古代的尺，今天的权衡就是古代的权衡。前年以古乐的声音作为黄钟长九寸，三分损一，林钟长六寸，律管周围都为九分。黄钟的积实是八百一千分，三分损一，林钟就是五百四十分。十二律都依照这个比例，声音便相合。这就是增加律的一寸作为尺，难道是产生于量的吗？今天的太府尺正是如此。又以黄金方一寸重一斤，由此知道太古的权衡都是古法。只有量比律大了十三分之二，这大概是魏晋以来贪婪的政令造成的。立即用所制定的律来考察太常的鎛钟，未位最大的那口，正应黄钟子位；中等的那口，正应仲吕。前后说高五律的人并没有错。古代十二口钟都有大小，就像十二律有长短，也像鬴、斛有轻重一样。按照律的直径三分，推到鬴的方尺并在外面加圆，其数为一百三万六千八百分；斛的方尺并在外面加圆，旁边突出九厘五毫，其数为一百六十二万分，都没有差别。律是音乐的根本，难道音乐只是钟鼓吗？大概是后世只专门从事钟鼓，却不知道根本。刑名之书称为“律”，也是取这个意思。五刑所属共有三千条，罪行有大小、情节有轻重，如果不依据律，就不能判得恰当，这就像没有律却制定音乐一样。胡先生的律，有八管周围十三分三厘八毫，一管周围九分，一管周围八分四厘，一管周围七分九厘五毫。外部有增减，内部却没有增减，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声音不能相合。黄钟的律太短。黄钟之律短，是因为由尺产生律。君实如果不责怪我，来看一看鬴、斛，我恐怕后世会把君实看作固执一端而不知变通的人，那就不是我所听闻的君实了。《与景仁第五书》光启请范朝散来取二月二十三日和月末两封信，您所说的“没有收到中书”，二十三日的信就是那一封。用中和来治理内心，是舜、禹相互告诫的话；用和来治理气，是孟子用来培养浩然之气的方法。孔子说：“爵禄可以辞掉，白刃可以踩踏，中庸却不容易做到。”既然如此，中和是圣贤都难以做到的，而来信却说我的心未尝不平，气未尝不和，却仍然免不了生病，这话说得过分了。拿我和古人相比，我是最下等的；对于圣贤之道，我连门墙都望不见，然而也知道中和的美好，可以作为养生和制作音乐的根本。譬如万物都知道天高、太阳明，无不仰望归向它们，谁又能踮起脚来达到它们呢？先前所以把这些道理献给您，是想同景仁共同勉励学习罢了，哪里能进入它的境界呢？至于景仁去年冬天被酒所困，病发于耳，病发于牙，这也是过度而失去中和所造成的。您又说：“今天的尺就是古代的尺，今天的权衡就是古代的权衡，只有量比所制之律大了十三分之二。”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出自魏晋以来贪婪的政令。我看尺、量、权、衡，自秦汉以来已经改变很多了，今天的尺和权衡，怎么可能仍然是先王所使用的呢？那些贪婪的人知道把量做大来多收取百姓的粮食，难道不知道把尺做大来多取百姓的布帛，把权衡做大来多取百姓的金子吗？况且尺、量、权、衡，公私都要使用。用大容量来征收，也用大容量来发放，贪婪的人又能得到什么呢？由此可见，众人都知道这种说法不对，这是很明显的。黄金方一寸重一斤，恐怕也是依据今天的尺和权衡来说的。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雅乐的乐工和器物十不存一；等到黄巢动乱，更是一个也没有留下。有个叫殷盈孙的人，重新考订《考工记》，才铸造鎛钟十二口，五代时沿用它们。周世宗又命王朴考订校正它们的音调。后来用景仁的律来验证，未位的那口已经合于黄钟，也就是太常鎛钟向下七律。不知为什么，反而认为它是相合的？又景仁所谓律与鬴、斛的分数，我还没有完全理解，难道说的是它们的容积吗？景仁又认为一千二百粒黍为一龠，那么二百四十万粒黍为一斛；拿今天的斛来衡量，岂止大十三分之二呢？这些都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不当面讨论就无法全部说清。先前说景仁一定会进入洛阳，希望能够共同深入讨论养生和制作音乐的根本。如今景仁既然不来，我又不能前往，郁结的心情实在没有得到排解。

译景仁答复第五封信 某复信，君实足下：承蒙您来信谈论中和之难，确实如此。《礼记》说：“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繁育。”说的是帝王中和的教化施行，阴阳就和谐，动植物之类就繁盛，并不是为了给一个人治病而禁止医书。孟子培养浩然之气，是使荣辱祸福不能动摇他的内心，并不是说要除病。我先前的病，确实是由于饮食过度；饮食过度，并不是中和。尺与权衡合于律，只有量大了三分之一；自魏晋以来，自秦汉以来，书中都没有记载，无法知道。征收得多，发放多少也无法知道。古代有什一之税，而鲁国征收什二，汉代征收什五，秦代征收大半，都是重税，不必一定是把量做大；也可能只是为了使用方便而这样做。如今的尺合于律，权衡合于律，鬴、斛的轻重合于权衡，尺的方深合于量，又与古代音乐的声音完全相同。所谓量，就是一个律管的容积为一龠，一千六百四十龠为一鬴，实数为一百三万六千八百分；二千龠为一斛，实数为一百六十二万分。从古至今，黄金的重量没有改变；尺的制度、权衡的制度也不能改变，也正是如此。它的数目、声音、尺和权衡都依据律，唯独量不依据律，一定有它的来由。书中没有见到记载，所以怀疑它起于魏晋。根据胡先生的《乐书》考察，才知道它是律管短而声音高。君实不探求这一点，却沿袭先儒的错误，于是说没有完全理解鬴、斛的分数，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君实精通计算，请从律的分数推算到权衡、尺、量，就会完全明白而没有疑惑。求其位置最正的，是林钟；从六月到十一月，就是黄钟的位置。不是有七律处于子位中央的，就是仲吕；从十一月到四月，就是仲吕的位置。前面所说各自高五律，并没有错误。太常鎛钟恐怕不是殷盈孙所铸造的；那个时候尺法已经亡失很久了，怎么能像《考工记》那样有大小轻重的制度呢？所以说：“不是周代以前的人就不能制造。”多次来信讨论仍未决，是因为《汉书》有脱文以及《隋书》记载了先儒的错误，并不是君实的错误。请再详细思考。《与范景仁论中和书》光再拜：自四月以来，接连在梦得那里收到您的三封信，因为没有合适的机会，久未答复。希望景仁一定能够察知，这不是我懒惰怠慢。来信以鬴、斛的议论为主，十分准确；我对于钟律学问浅薄，实在不足以辨别是非。从前彼此互相辩驳诘难，不过是姑且用来资助谈笑罢了。如今若喋喋不休地答复，便成了求胜而强行施加于人，争着说话而竞相不肯停息，不是我一向的志愿。暂且放下这场议论。至于中和是养生、制作音乐的根本，这些都见于经传，不是我凭胸中臆测得出的，不可忽视。《诗经》说：“呦呦鸣叫的鹿，吃着野地的苹草。”鹿得到美草，尚且呼唤同类共同享用，何况君子得到美好的道理，难道可以不告诉自己的朋友而共同学习吗？我这样诚恳地仰告景仁，为什么景仁却坚决拒绝，竟不肯仔细察看呢？来信说：“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繁育。”说的是帝王中和的教化施行，阴阳和谐，动植物繁盛，并不是给一身治病。所谓和，大则是天地，中则是帝王，下则是普通人，小则是昆虫草木，都不可片刻离开。难道帝王能够实行，而一个人的自身却不能实行吗？人如果能够不失中和，就不会生病，难道要等到已经生病以后才去除病吗？养生运用中和，就像杀鸡却用宰牛的大刀，所得的益处确实很小。然而生命如果没有中和，也不能得到保养。譬如用一勺水洗涤一件器皿，景仁见了责备说：“水是用来浮托苍天、承载大地、生养万物的，你怎么能用它来这样洗器皿呢？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吗？”您又说：“孟轲培养浩然之气，说的是荣辱祸福不能动摇其心，并不是说要除病。”志气是气的统帅，如果不以中和来保养志气，能够达到浩然吗？如果气不能浩然，荣辱祸福交相侵扰，整天忧愁，患得患失、困顿屈抑，能不生病吗？孔子说：“仁者长寿。”又说：“大德之人一定能够得到长寿。”那仁与德，舍弃中和能够做到吗？您又说：“我先前的病确实是由于饮食超过中和；饮食超过中和，并不是中和。”光确实愚昧，不知道饮食之中如果不是中和，还能是什么呢？我之所以希望这样，是想让景仁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仓促困顿之际，也始终存有中和，难道唯独在饮食上可以舍弃它吗？这一点尤其让我不能理解。中和之道，崇高深厚、宏大久远，没有什么不周遍，没有什么不包容。人顺从它，就像鸟兽依靠山林；背离它，就像鱼虾离开水。得失在于自身，和外物又有什么损益呢？而我反复来回地说这些，犹如向温暖的气息助长春天，向寒冷的气息帮助冬天，只是徒然使自己困苦。这又是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亲身遇到所忠诚、所爱护的人，不能自己默默不言罢了。既然自己还没有做到，就勉强拿来要求别人，这正是孔子所说的“道听而途说”，难怪别人不相信我。然而景仁明察如离朱，中和的益处显明得像南山，难道景仁竟看不见吗？或者只是偶然还没有想到罢了。从前您所赐的教诲，我哪里敢忘？只是接受您的用意，而不接受您的方法；我谨当熟读《中庸》来代替《素问》《巢源》，熟读《乐记》来代替《考工记》《律历志》，或许能在晚年有所收获，开启一点头绪，这全都是益友的赐予。至幸！至幸！至感！至感！不再多说。光再拜。景仁答复论中和的书信 君实来信说：“在《尚书》中叫皇极，在《礼》中叫中庸，在天叫中和，在人也叫中和。天如果不中不和，就会使人生病；人如果不中不和，就会使天生病。这就是所谓天人相互作用的道理。”孔子是大圣人，却不能挽救周室的衰败；孟子培养浩然之气，极其广大而且刚健，却不能挽救战国诸侯的混乱。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地位。至于里巷之间，几十、上百家在同一天同一时刻，无论贫富贵贱、贤能不肖，有的生病，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天使人生病；天使人生病，也就是人使天生病，难道是一人自身造成的吗？这是有地位者的职责。君实，您体会孔孟之道，却想让自己居家而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生长繁育，这太难了啊！古语说：“孔子病得很重。”孟子说：“昨天还病，今天就痊愈了，这种病也不能算除掉。”关于音乐的议论最终还没有看到明确结论，现附上三篇，都是前面议论中缺少的部分，希望详细阅读。

译《与景仁再论中和书》光启禀：许人到来，收到您五日前赐下的书信，得知您身体安康，十分欣慰喜悦。您信中说，孔子、孟轲也有过失；凡是发表议论的人，应当以自己所有的来辅助对方，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来改变对方认为错误的，告诫他要忠诚，劝导他要正直；对方应当以公正来考察，以虚心来接受。正如彼此馈赠、互相贸易，各自得到所求，所以才可贵。光先前进献《乐议》，景仁已经拒绝了；如今进献中和之论，又不被采用。假如墨翟守卫千仞高的城墙，等待强敌，光又从哪里能够进去呢？聚敛财物与用兵不同：用兵贵在必胜，聚敛财物贵在多有所得。如今光屡次有所进献，却都不能被采纳。即使光承认自己不能取胜，对景仁又有什么好处呢？难道可以徒然争论无穷无尽的言辞吗？请也把这个议论放下吧。入暑以来，天气忽然转凉，希望您谨慎防护，保重自己罢了。景仁再次答复中和书 按律管制定尺，是黄帝的法则；按尺制定律管，则是蔡邕以及魏以来各位儒者的错误。蔡邕又说铜律就是铜龠，君实把蔡邕及魏晋以来各位儒者的错误拿来赐教我，而我用黄帝的法则答复您，难道不是诚实正直而又忠诚的劝告吗？至于人，有生来就中和的，也有生来就暴戾的。生来中和的人，如果得到礼乐来辅助教导，就会成为贤人、圣人，甚至达到神妙而不可测知的境界；生来暴戾的人，如果得到礼乐来教训，也可以成为善良的人、贤才。若得不到礼乐，就会终于成为恶人，不能改过革新。至于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关键还要看在位者如何施政。我的全部意见和认为正确的道理都奉献给您，您却一点也没有虚心接受。▯想把这两种说法放下，但两种说法都还不能放下，必须等是非确定以后才停止；这样才是公正，而不是争着说强词。给范景仁的第八封信 来信说：“把中和用于作乐，以及养生的议论，不能放下；必须等是非有了定论才停止。”这一议论，上有先圣，下有后世贤哲，是非一定会有所定论。如果只是用笔舌互相攻击，那么即使光和景仁都像老彭那样长寿，是非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确定呢？因此我把它放下了。昨天在乡里，写了《绝四》和《致知在格物》两篇议论，冒昧抄录呈上。若有不合道理的地方，再请景仁加以驳难，使我能够寻求正确的说法并加以遵从，不要因为我以前没有接受您的教诲，便把它丢弃了。景仁答复第八封信 皇祐年间，我和君实都任职太常，一同讨论大乐。阮逸、胡先生极力指责李照的乐制不正确。最后房庶来了，又说这两个人也不正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按照尺来制定律的。房庶又说王朴的乐制比五律高，后来依照房庶的说法，命令制作尺、律、龠三种器具，而律只低了三格，便与李照相同。当时朝廷特意授予房庶一个官职，随后让他罢官归去。房庶自己也贬斥了自己那些不合适的说法。然而君实起初和胡、阮一起反对李照，近来又根据前史说不可刊改。现在我考察前史，发现其中确有错误，提出十条，只记录了七条，呈给您，请详细看一看：哪些义理可以刊改，哪些不可刊改。大体说来，我们读经史，经典中有注释不妥当的地方，史书中有记载损害义理的地方，便有时作论，有时作辨加以纠正，这是为了表现求学的志向，也为了示给世人。作注的人，正是这样。如今乐制自太祖以来就使人忧虑，太宗、真宗、仁宗都曾讲求，到了后来一定要加以匡正。历代圣主念念不忘的，正是因为礼乐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不可一日怠慢。何况乐制把太簇当作黄钟，使宫、商错位呢？君实如今所主张的正是这一点，而以前又和胡、阮一起反对它；君实以前反对李照，如今又转而主张李照，难道没有思考过吗？王朴的乐制，我也和房庶一样认为不对；它虽然高出五律，但君、臣、民、事、物彼此不相应。如今又想采用它，李照的乐制反而是对的。胡瑗所作的乐制，比王朴低半律，仲更曾经说过这件事，君实已经知道了。李照的乐制虽然声音高扬，又低了三律，但君、臣、民、事、物全都失去了各自的位置，不能不深加思考。给范景仁的第九封信 听说景仁想上奏自己所作的乐制，这实在大为不妥，恐怕造成的牵累不小。先不论是非，或许会招来悔恨和忧患；即使如此，凡是可以采取的行动，也应当谨慎珍惜。我的一片恳切之意，都托寻叟转达给您，希望您垂意察看。难道光愿意向景仁屈服吗？如果景仁的议论正确、光的议论错误，我也不希望景仁上这道奏章。况且即使景仁的议论果真正确，只要把文字保存下来传给后世，必然会有施行的时候，何必急急忙忙在今天自我推荐呢？切切相告，切切相告：不可，不可。景仁答复第九封信 义理有轻重，事情有取舍；悔恨忧患以及行动的得失，属于轻的，可以舍弃；乐制关系重大，不能不上奏。前年制定乐制时，乐工中有说它不对的，朝廷便鞭打并发配了他们。乐制的错误，比不上匿名之事；又要挽救一件事。明白其中的义理以及悔恨、取舍，哪一个更重要呢？景仁再次复信 郊坛设置黄道午陛，让执政大臣及随从官员赞导初献，却让别人引导亚献、终献，这可以吗？如果有错误，百官仰望着看，会认为天地神祇、宗庙社稷之灵如何看待此事？这项礼仪的失误，是容易看出的。何况乐制幽深隐微，而律吕中君、臣本来就有上下次序；一旦错失，便更无法察知，天地神祇、宗庙社稷也都看得见。这样想来，不能不把它当作重大事情来讨论。

译与景仁讨论积黍的信 六月中，我在梦得那里接连收到您的两封信。此后因为准备把《通鉴》进呈皇帝，整理、缮写文字，每天都没有空闲，因此▯然很久没有回信。我想景仁虽然会责怪我，必定知道这不是疏忽怠慢。光和景仁自皇祐年间讨论乐制，直到如今已经三十年，笔舌往返，前后不止一次；现在再想竭尽肺腑来告诉您，也不过是陈旧的说法反复重述，只会增加烦扰，对分析义理没有益处。不过，景仁这次信中责问的事情，也不能不略加自我辩解。来信说：“光以前和胡、阮一起反对李照，如今又反过来主张李照。光从前上奏所说的，只是因为房庶妄自改动《汉书》来迁就自己的意见，认为景仁不应相信并采纳他的说法。近来上奏所说的，只是因为景仁把如今的太府尺当作黄帝时代的尺，我恐怕未必如此。至于音律的高低，本来不是光所学习的，实在不懂其中的是非，也不知道王、李、胡、阮彼此相差几律，哪里敢说自己有所主张而去非难别人呢？这正是我不敢承当的地方。”来信又说：“经典中有注释不妥当的地方，史书中有记载损害义理的地方，不能不加以纠正。这话确实如此，但必须是新义胜过旧义、新理胜过旧理，才可以推翻旧说。” 例如“在沂水洗浴”、十月五日、星宿聚集在东井等事就是这样。至于房庶所改的《汉书》，说“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完全不成文理，怎么可以▯改动旧书呢？其余方面，我和景仁虽然道路不同，归宿却相同。景仁认为礼乐是治国的大事，不可轻慢，光难道认为它是小事而可以轻慢吗？景仁吹奏律吕、考察钟磬、校验尺量、铸造鬴斛，是为了求得先王的乐制；光说先王的乐制，大要只在于中和而已，也就像景仁说衣服有青、赤、黄、白、黑的不同，而光说衣服的要领只在于保暖罢了。景仁说食物有酸、苦、甘、辛、咸的不同，而光说食物的要领只在于吃饱罢了。这样说来，景仁难道能完全废弃光的说法吗？光又哪里敢完全不用景仁的议论呢？各家谈论乐制，都有十二律、五音，彼此互相争论是非，如同五方之人语言不通、饮食不同，各自说自己对而别人错，谁能裁定呢？从景仁的乐制来看，王朴的乐制使君、臣、民、事、物完全不相干，李照的乐制则全都失去位置。假如这两个人今天复生，看到景仁的乐制，不知道会说什么。若要知道真正的是非，必定要有像伶伦、后防、师旷这样的人，才能辨明。如今既然没有这样的人，希望景仁暂且把自己所写的乐论和这封信一起收藏起来，等待后世，必定会有懂得乐制的人来辨明。光的话就说到这里。从今以后，景仁再拿乐论来给我看，我也不敢答复了。

译景仁答复讨论积黍的信 我和君实讨论乐制，前后几万字，无非是在“以尺制定律”和“以律制定尺”两件事上有异同罢了，其余不过是广泛援引传记来作证据。最开始，君实认为房庶改动《汉书》中“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八个字；我认为《汉书》前面说分、寸、尺、丈，引用黄钟长度作为起点，后面又说九十分等于黄钟的长度，那么这八个字不能说是房庶自己造出来的，而且房庶也不能这样造。尺量、权衡都以一千二百黍为一尺；用于度量时称为黄钟之长，用于量器时称为黄钟之龠，用于权衡时称为黄钟之重，都是一千二百黍，难道偏偏到了尺这里就说不成文理吗？《隋书》中各位儒者的说法，开始把一黍当作一分；如果这样，那么黄钟的积实应是一千二百分，而八百一十分便不对了。自蔡邕不能明白这一点，误说铜律尺就是铜龠尺。黄钟是万事的根本，是尺、量、权、衡所依据的标准，而各位儒者所用的尺竟有十五种；到如今已经一千多年，没有人加以纠正。我们既然已经留心此事，难道可以不把它完成吗？君实把青、赤、黄、白、黑说成衣服以保暖为主，把酸、苦、甘、辛、咸说成饮食以吃饱为主，说这是我的说法不对；五色对于衣服，只是使身体华美罢了，五味对于饮食，只是使口舌适意罢了，哪里只是取其温暖和饱腹呢？看君实讨论乐制，正是这样。王朴的乐制使君、臣、民、事、物完全不相干，以仲吕作为黄钟，依次类推，便可知道这一点。李照的乐制使各者都失去位置，以太簇作为黄钟，依次类推，也可知道这一点。这些话非当面陈说不可；持国约我在石淙相见，到时候我也应当去一趟，以求彻底弄清其中的道理。君实说：“必定要有伶伦、后防、师旷，才开始能够知道。”我认为这三个人也不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律。《尚书》说：“律是用来调和声音的。”《礼记》说：“吹奏律管来听察军声。”《左传》说：“即使有师旷那样的聪明，如果不依据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所以知道，即使有这三个人也不能知道，因为没有律的缘故。君实说：“您所说明的七条，有的对，有的不对；不知道哪一条对、哪一条不对，请逐条说明，我将为您修改。”我认为太府尺就是黄帝时代的尺，考察李照的律与尺便可知道这一点。李照用太府尺纵向排列黍粒来累积，也是受《隋书》说法的牵引。然而他的乐制比他的律高三律，律是对的而乐制是错的。怎么知道如今的尺就是黄帝时代的尺？因为按照黄帝的法则制定律，以律作为制定尺的起点；十二律之中内外都有损益，声音和谐而与古乐相合；用它制定鬴斛，分数与轻重也相合。其重量又与《周官》、汉斛铭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差别；由此知道太府尺、太府权衡都是黄帝时代的器物。它们的法则与黄帝的法则相同，都是从律开始制定的。隋代称它为开皇官尺，历经唐代直到今天，人们称它为隋唐尺，大家都相信；若说它是黄帝时代的尺，大家就都惊讶了。自隋以来直到唐代以及五代，世道最为混乱，而这些器物却没有改变；那么从秦到三代、再到五帝以上，黄帝时代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千年之后的日子，正是今天。谨此答复。又一封短简 乐制看似小事，实际上是大事。王朴、李照、胡瑗三家的乐制，君实不能决定是非，这是把乐制轻视为小事了。只要看看当今君、臣、民、事、物的情形，就可以知道。往年孙宣公、冯章、靖宋到京城时，都认为李照的乐制不对，于是召来阮逸、胡瑗、房庶，让他们修订。君实当时和胡、阮一同反对李照，如今采用的却是李照的乐制。君实为什么说不必改呢？持国说“大地失去立足之处”，正可以称君实的乐制为中和之乐。五方之人语言不通，确实如此；至于歌乐却相同，难道能说我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吗？难道君实的说法可以全部废弃，而我的说法却不可不全部采用吗？为什么呢？大概没有一个说法不是对的，古人也没有一个能完全达到。十二律都有损益而能调和，难道不是新义胜过旧义、新理胜过旧理吗？遗憾的是到了现在，还没有人认定这一点。

译景仁答复《中和论》《中庸》说：“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它的传文说：把中作为大根本，是因为它包含喜怒哀乐，礼由此产生，政教也由此发端。我认为，中是相对于外来说的。君实说：中，是不靠近四方边缘的名称。若指形体而言，才有中和外；这部书以《中庸》为名，所指的大概是德，而不是形体。我认为，心处在身体的中央，是有知觉却没有形体的东西。请以厅堂为例来说明：身体有形，就像厅堂一样。相对于外部来说，厅堂以内都可以称为中。如果把不靠近四方边缘叫作中，那么厅堂之中又有一个中；这不是所谓收藏居处之中的中，而是得到中道的中。君实又说：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既然称为中，那么等到发出以后，就应当称为外。我又认为，所谓发，是从中发出的；发出而合乎节度，这不是外又是什么？又何必一定称为外呢？再按君实的说法，这部书以《中庸》为名，指的是德，那么就有中与和。如果这样，经文应当说：“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叫作中，发出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庸。”这部书虽然以《中庸》为名，但至于从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始终，义理并不相害，旁边还有证据可以援引。君实不喜欢老庄以及王弼的说法，我不敢再引用他们；现在只直接依据本篇的义理来说明。经文说：“诚，是天的法则；努力做到诚，是人的法则。诚的人，不用勉强便合乎中道，不用思考便能得到，从容自然而合乎中道，这是圣人。努力做到诚，就是选择善并坚定地坚持它。”所以才有广泛学习、详细询问、慎重思考、明辨是非的说法。君实又说：“为什么不治理心性、涵养气质，专门把合乎中道作为事情，无论行动或静止、沉默或说话，都没有不处于中道的呢？”这正是所谓选择善而坚定坚持、努力做到诚的人。至于不用勉强便合乎中道、不用思考便能得到、从容合乎中道，难道是治理心性、涵养气质的人所能做到的吗？所谓诚，并不是另有一种东西，只是使自己的心诚实罢了。心达到不用勉强、不用思考而合乎中道，就达到极点了。譬如钟，大力敲它就大声响，小力敲它就小声响，因为钟的内部是空的。大小是从外面到来的，钟难道预先在内部设定大小来响应吗？所谓过与不及，也只是随着时势、按照事情而达到中道。时势有不同的变化，事情有不同的适宜，难道也能预先在心中设定一个中道等待它们吗？荀卿和《大学》是君实所信的。他们论心，不过说虚、静、定。虚、静、定虽然不是像木石那样僵然不动，难道能够用形状来描绘吗？孟子说：“操持它便存在，舍弃它便消亡，出入没有定时，没有人知道它的去向。”说的不就是心吗？这也是说心没有固定所在。《尚书》说：“精心专一，确实把握其中。”大概是说，心能够精纯专一，就能确实把握中道。君实既然把大根本的中直接当作没有过与不及，那么下面难道还应当说发出以后都合乎节度吗？经文说：“只有极其诚实的人才能尽其本性；尽其本性，就能尽人的本性；尽人的本性，就能尽万物的本性；尽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这样说来，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大概是圣人中有地位者所能做到的。孔子说：“我想不说话，天又说了什么呢？四时照常运行，百物照常生长。”这是说圣人有其道而没有其地位。经文末尾又引用孔子的话：“声色对于教化人民，是末节。”《诗经》说：“德行轻如毛，毛尚且有伦次。”既然说毛尚且有伦次，就更说明上天的事业无声无臭；圣人的心和德与天地相参，也只能用意会通，而不能用形体求得。如今高高穹隆、形体崇高而颜色青苍端正的，是天的形体；雷、风、日、月、山、泽，是天的作用。圣人深居宫中拱手而治，他的行迹便是百官遵守次序、万物乐于生长。推究他的作用，大概有不可见的地方。《易经》说：“形体之上的叫作道，形体之下的叫作器。” 谈到器，从天以下的一切都是器；谈到道，凡不可见的都是道。孟子说：“扩大并使之变化叫作圣，圣而达到不可测知叫作神。”不是确立天下大根本的人，谁能达到这个境界呢？所以我说：“明白这一点，大概就能看见天地和圣人的心了吧？” 韩秉国书 维启：春天气候很温暖。敬想您的起居安适平和。相见的日期始终没有确定，尤其使我牵挂。看到您给景仁的信，似乎责怪我给公所作的议论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以前读《中和论》，怀疑“中”字的解释不够明白，但还不敢断然认为是错误。现在姑且冒昧发表一些意见，烦请您看一看，是非还希望您再赐教，以解除我的愚昧闭塞。心中想说的话，不是靠一封信能够说尽的，只希望您自己珍重罢了。谨以手书奉上，不再多说。秉国论中和书 关于“中”的说法有两种：一是相对于外来说，二是没有过与不及。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时，寂然无形；等到发出以后，才看得出合乎节度还是不合乎节度。所以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叫作中；发出而合乎节度，叫作和。人的心虚则明，闭塞则暗；心虚而明，就能洞察事理而没有滞碍，应对万物而没有穷尽。喜怒哀乐发出时，难道会有不合节度的吗？合乎节度，就没有过与不及。难道会有不和吗？《易经》的卦中，内里空虚的叫离，代表太阳、南方、火。王弼解释“复卦显现天地之心”说：“天地把根本作为心。”雷发动、风运行，运转变化万物，寂静达到极点而归于无，这就是它的根本。春天萌发、夏天生长、秋天凋落、冬天闭藏，日月运行、星斗运转，是天地的行迹，是可以在外部看见的。设置官职、任用官吏、发布政令、办成事业、使民物茂盛发展，是圣人治理天下的行迹，也是可以在外部看见的。至于产生这些行迹的根由，大概没有办法用言语推测议论。凡物无不有这个根本，而众多根本又都从它产生，所以称为“大本”。万物如果不能得到适宜的节度，就会有过与不及；施用于作用上，就会成为闭塞、乖离、不能运行的祸患，没有这四种情形才叫作和。所以称为“达道”。明白这一点，大概就能看见天地和圣人的心了吧？《传家集》卷六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